缓解气候变化的措施范文

缓解气候变化的措施篇1

在气候变化的议题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条约及WTO规则是否能够互相兼容这个问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比如排放权交易体制与WTO规则是否兼容，排放权交易单位是否覆盖服务贸易协议，清洁发展机制与TRIMS之间的关系。在贸易国际化发展的今天，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实施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由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与WTO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本文就研究两者有所交际的部分，提出了两者在贸易环境纠纷处理中的有效应用。 

一、气候变化国际法与WTO规则的冲突 

WTO是从1995年1月1日开始运行的，在成立WTO规则的时候就提出了保护环境及可持续发展，保障开放国际市场不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WTO对贸易及环境做出了一系列的关系概括，参加国家为了能够满足保护环境的需求，应该提高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状况水平的国家地位和其他相关措施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这个条约的主要目的就是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在WTO规则中，有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条约，受到其影响，就具备了环境保护因素。WTO规则中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文件就有许多与气候问题有关的条约，比如相同的产品由于制造工艺不同，在生产的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的量就会不同。如果某一个国家要求高温室气体排放征收关税，这就违背了国民待遇原则。WTO规则中并没有将贸易及环境单独立法，但是实际生活中保护环境的措施在本质上就存在限制贸易的因素，对于其他会员的权利造成一定的影响，也违背了WTO的反歧视原则及禁止数量原则。 

二、气候变化国际法与WTO规则在贸易及环境纠纷处理中的协调 

与气候问题相关的国际贸易讨论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主要是由于没有与之相对解决讨论的机构，在此背景下的气候问题争论就不得不由WTO规则进行解决。由于WTO是国际贸易方面的组织，关于气候问题在WTO中很难进行判断，所以就要在京都议定书中创建一个气候变化国际协调机构。各国应该注重贸易及环境的关系，为了人类经济可持续发展，就要做到具有法律性的减排目标，这样才能为解决贸易及环境纠纷提供解决途径。各国也应该了解到单单凭借WTO是很难快速、有效的解决与气候相关联的国际贸易问题的，尤其是在碳排放、交易及关税方面的问题。那么就可以以WTO规则为基础，针对气候变化的国际问题提出相应的国际协调措施。以此就可以对一些由于气候变化受害的国家通过执行京都议定书解决和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对于一些不履行义务的国家可以给予相应的制裁。这样不仅保持京都议定书的权威性，还可以避免贸易及气候环境之间发生问题，缓解了气候变化和WTO贸易之间的冲突。 

在这几年的国际贸易争论中，越来越多的贸易问题中牵连环境因素，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温室效应越来越严重的今天，保护环境与贸易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冲突。所以就要使气候变化措施预WTO规则缓解大气环境与追求贸易间的冲突。 

三、结语 

虽然WTO规则中有了协调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但是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却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就要中和气候变化与WTO规则间的矛盾，基于气候变化与京都协议订书之间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各国应该了解到不管是贸易问题还是气候问题，都已经跨国界成为了国际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各国之间共同面对，以大局为重，在今后的人类发展中，讨论并制定全新的制度，以来缓解气候变化与WTO间的冲突，使两者可以协调贸易及环境间的纠纷关系。 

[参考文献] 

[1]杨雯.试论WTO规则在我国的适用问题[J].法制与社会，2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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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许耀明.气候变化国际法与WTO规则在解决贸易与环境纠纷中的矛盾与协调[J].政治与法律，2010（03）. 

缓解气候变化的措施篇2

一、对林业碳汇相关概念的解读

林业碳汇的产生和发展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进程密切相关，政策性很强。各级林业部门应注意加强对气候变化国际动态和林业碳汇知识的了解和宣传，充分认识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独特作用。同时，要结合当地实际，加强对林业应对气候变化和林业碳汇相关工作的管理，注意防范夸大碳汇项目收益的不实宣传，谨防利用林业碳汇概念炒作以非法谋利，切实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失。

规范与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概念既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也是现实工作的要求。有人将森林吸收、固定和贮存二氧化碳的碳汇功本文由收集整理能说成是碳封存或生物碳封存，这是不正确的。碳封存的全称是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确切的说应该是碳捕存。其英文表达是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简称ccs，具体指将二氧化碳从工业或相关能源的排放源中分离出来，输送到一个封存地点，并且长期与大气隔绝的过程。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其特别报告中指出，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是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缓解气候变化行动的一种选择方案。二氧化碳捕获与封存的重点是工业项目，尤其是以煤为主要燃料的发电工业，而不是林业。

关于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所涉及的碳概念，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涉及林业的相关条款中，强调的是森林吸收、固定和贮存二氧化碳的碳汇功能，以及毁林和森林退化导致贮存在森林中的二氧化碳被重新释放到大气中的问题。

发挥林业在减缓气候变化中的特殊作用，重要的任务是：进一步推进植树造林和森林的可持续管理，保持或增加林地层面的碳密度，保持或增加景观层面的碳密度，提高林产品的异地碳贮量（如木制家具中所含的碳在家具腐烂之前会一直贮藏在家具中）以及以林产品替代工业产品和燃料等，从而保持并增加森林对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吸收、固定与贮存，缓解气候变化；通过防止森林退化、毁林或森林火灾等，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缓解温室效益。这是林业所特有而工业和环保部门都不具备的独特功能，应该大力宣传，而碳封存等工业技术是能源和环保部门的内容，并非林业的特长，不易相提并论。

森林碳汇：森林生态系统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过程、活动或机制，属自然科学范畴。

林业碳汇：通过实施造林、再造林和森林管理，减少毁林等活动，吸收（或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与碳贸易相结合的过程、活动和机制。属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范畴。

碳保护：通过保护森林、减少毁林等措施，将森林生态系统中贮存的碳保护下来，避免森林破坏导致贮存在森林中的碳被重新释放出来。

碳替代：主要指利用林产品替代化石能源或化石能源生产的产品，如利用木材替代钢材、铝材等能源密集型原材料，利用树木果实榨油转化成的生物柴油替代石油生产的柴油等，可以减少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

碳减缓：一般是指通过人为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源或增加温室气体吸收汇，以减缓气候变暖的活动。

二、当前中国林业碳汇工作的发展

2007年2月2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了《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报告综合了数千份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变暖问题最权威的科学报告。报告称人类活动是过去五十年来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其中人类燃烧矿物燃料危害最大。报告指出，2005年的大气温室气体浓度为379ppm，远远超过工业革命之前的280ppm。报告预计未来二十年每十年全球平均增温0.2摄氏度，如温室气体排放稳定在2000年水平，每十年仍会继续增温0.1摄氏度；如以等于或高于当前速率继续排放，本世纪将增温1.1～6.4摄氏度，海平面将上升0.18米～0.59米。这种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对全球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深刻影响。气候变暖导致了水资源短缺，加剧了土壤侵蚀，恶化了地区干旱，扰动了种植周期，破坏了生态平衡，传播了新型疾病，危害了人类健康，不仅影响全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直接影响到人类的生存，成为当前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

中国气候变化观测数据表明，近百年来年平均气温升高了0.5～0.8摄氏度，略高于同期全球增温平均值。气候变暖对中国农业、森林及其他生态系统、海岸带等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气候变暖伴随的极端气候事件及其引发的气象灾害增多，增加了心血管病、疟疾、登革热等疾病的发生和传播机会。由于中国气候条件相对较差、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气候变暖对中国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和森林资源保护及发展等都提出了许多挑战，迫切需要提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综合能力。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社会积极行动，先后签订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鉴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已排放大量温室气体的历史事实，《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的第一个承诺期内，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2%。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

中国已于2002年8月正式核准了《京都议定书》。作为发展中国家，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中国目前不承担减排义务。但是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面临减排的国际压力正越来越大。中国正在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缓解全球气候变暖进行不懈努力。通过大力推进植树造林、保护森林和改善生态环境，增加碳汇能力，是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森林是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中的树木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以生物量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个过程称为“汇”。因此，森林具有碳汇功能。森林的这种碳汇功能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对稳定以至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发挥重要作用，并且以其巨大的生物量成为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因此，在适应与减缓全球气候变化中，森林具有十分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森林管理，提高现有林分质量；加大湿地和林地土壤保护力度；大力开发与森林有关的生物质能；加强对森林火灾、病虫害和非法征占林地行为的防控措施；适当增加木材使用，延长木材使用寿命等都将会进一步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固碳能力。而且，通过植树造林方式吸收固定二氧化碳，其成本要远低于工业活动减排的成本。

据2007年国家发改委公布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1980—2005年，中国通过持续不断地开展造林和森林管理等活动，净吸收二氧化碳46.8亿吨，通过控制毁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达4.3亿吨，两项合计为51.1亿吨。随着中国森林资源的增长，年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将逐年增加。

中国现有5　700万公顷无林地和大量的“边际性”土地（如沙地、盐碱地和矿山复垦地等），增加森林面积和碳汇能力具有很大潜力。按照《中国林业发展战略研究》，到2050年中国森林覆盖率将达到26%以上，届时全国森林年净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预计将在1990年的基础上增加90.4%。

人类正面临全球气候变暖的重大挑战。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着力提高植树造林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通过加强林业建设，不断增强森林间接减排的功能。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最有效的途径有两条，工业直接减排，通过森林碳汇间接减排。而与工业减排相比，森林固碳具有投资少、代价低、综合效益大等优点。

据了解，森林是陆地上最大的储碳库和最经济的吸碳器，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约储存了2．48万亿吨碳，其中1．15万亿吨碳储存在森林生态系统中，5　000亿吨储存在湿地生态系统中。森林每生长1立方米蓄积，约吸收1．83吨二氧化碳，释放1．62吨氧气。

中国长期以来投入巨资实施林业重点工程，共义务植树538．5亿株，森林资源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2004年，中国森林净吸收了约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中国还将积极扩大森林面积，确保2010年中国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18．21％提高到20％，同时大力提高森林质量，增强单位面积森林的固碳总量，并适当增加木材使用，增强林产品贮碳功能。

为了积极推进实施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下的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国家林业局组织专家完成了对全国适宜开展此类项目的区域进行了选择和综合评估；积极推进在广西等地实施清洁发展机制下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其中“中国广西珠江流域再造林项目”于2006年11月获得了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的批准，成为全球第一个获得注册的清洁发展机制再造林碳汇项目。这个项目通过以混交方式栽植马尾松、枫香、大叶栎、木荷、桉树等树种，预计在未来的十五年间，由世界银行生物碳基金按一定的价格，购买项目所产生的60万吨二氧化碳。该项目的实施还有助于促进周边自然保护区野生动植物的保护，进一步控制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并将陆续为当地农民提供数万个临时就业机会，有5　000个农户将从出售碳汇以及木质和非木质林产品中获得收益。

但是，植树造林，发展现代林业，提高森林质量，加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力量。随着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认识的不断加深，一些企业、团体和个人自愿通过捐资造林方式，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因此，需要搭建一个平台，既能以较低的成本帮助企业自愿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又能增加森林植被，促进生态建设，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这个平台就是中国绿色碳基金。2007年7月，国家林业局、中国绿化基金会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等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绿色碳基金，以支持林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推进林业碳汇事业的发展。该基金目前设在中国绿化基金会下。进入中国绿色碳基金的资金，主要用于开展以增加碳汇为目的的植树造林和森林管理等相关活动。

随着气候变化日愈加剧，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重要作用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并固定二氧化碳，具有独特的碳汇功能，对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增加和保护森林植被已成为国际公认的减缓气候变暖的有效措施。在2007年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把森林资源的保护和发展作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之一，列入了下一步行动计划。胡锦涛总书记于2007年9月在悉尼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亚太森林恢复和可持续管理网络”的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高度赞誉，表明了中国林业将在未来应对气候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2009年11月6日，国家林业局召开例行新闻会，邀请国家林业局植树造林司司长王祝雄《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的有关情况。

《林业行动计划》确定了五项基本原则、三个阶段性目标，实施22项主要行动。

五项基本原则是：坚持林业发展目标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相结合，坚持扩大森林面积和提高森林质量相结合，坚持增加碳汇和控制排放相结合，坚持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相结合，坚持减缓与适应相结合。

三个阶段性目标：一是到2010年，年均造林育林面积400万公顷以上，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20%，森林蓄积量达到132亿立方米，全国森林碳汇能力得到较大增长。二是到2020年，年均造林育林面积500万公顷以上，全国森林覆盖率增加到23%，森林蓄积量达到140亿立方米，森林碳汇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三是到2050年，比2020年净增森林面积4　7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森林碳汇能力保持相对稳定。                           

实施22项主要行动：其中有林业减缓气候变化的15项行动，还有林业适应气候变化的7项行动。林业减缓气候变化的15项行动包括：包括大力推进全民义务植树，实施重点工程造林，加快珍贵树种用材林培育，实施能源林培育和加工利用一体化项目，实施全国森林可持续经营，扩大封山育林面积，加强森林资源采伐管理，加强林地征占用管理，提高林业执法能力，提高森林火灾防控能力，提高森林病虫鼠兔危害的防控能力，合理开发和利用生物质材料，加强木材高效循环利用，开展重要湿地的抢救性保护与恢复，开展农牧渔业可持续利用示范。林业适应气候变化的7项行动，包括提高人工林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建立典型森林物种自然保护区，加大重点物种保护力度，提高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预警能力，加强荒漠化地区的植被保护，加强湿地保护的基础工作，建立和完善湿地自然保护区网络。

三、加强林业碳汇管理工作的措施

1.发挥行业优势，努力增加碳汇。各级林业部门应进一步开展植树造林，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提高森林质量等增加碳汇；严格控制乱砍滥伐、非法征占用林地，防控森林火灾和病虫害减少碳排放，并作为推进现代林业建设的重要内容，落实到各项工作部署中，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

2.准确把握形势，加强项目管理。许多地方正在通过不同渠道积极开展林业碳汇项目。目前实施的林业碳汇项目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发达国家为履行其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减排任务而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开展的清洁发展机制（简称cdm）下的造林再造林碳汇项目。这类项目对造林地有特定要求，即在2008—2012年期间，这样的项目只能是在过去五十年以上的无林地或1989年12月31日以后的无林地上开展的造林活动。发达国家通常是购买在这样的土地上造林产生的碳汇以履行《京都议定书》，一般不提供造林费用，且项目须履行较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审批程序。因此，各地在和外方商讨开展此类项目活动时，应及时与国家林业局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国家林业局气候办）（挂靠国家林业局植树造林司）沟通和联系，以便帮助和指导开展项目。二是一些企业、组织、团体为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展示绿色形象，体现社会责任，自愿购买森林碳汇。据了解，国内也有企业和组织宣称向海外出售林业碳汇指标。由于碳汇指标本质上涉及国家碳排放空间，林业碳汇活动关系到当地林地、林木权和生态保护、农村发展以及农民利益等。因此，对这类活动须妥善管理。如有此类项目意向，在进行项目设计前，须将项目详细情况，包括投资方、项目区基本情况、受益群体、碳汇计量和核证单位等及时报国家林业局气候办批准后方可实施。

缓解气候变化的措施篇3

如今，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棘手的环境问题之一。这不仅在于气候变化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巨大的变化，还在于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在客观上有着巨大的困难。这种困难一方面源于气候变化不单单是某个国家和地区的事情。气候变化没有国界，由上述气候变化问题的特点可知，地球大气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气候变化产生的变化是全球性的，任何国家或者地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而它的解决也不是某个人、某个团体或者某个国家地区所能单独完成的，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合作;另一方面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困难还源于对它任何程度的解决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为要应对气候变化就必须对碳排放进行限制，但是从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看，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要消耗一定的化石能源，而化石能源的消耗又必然要进行碳排放，这是不可逾越的规律。因此，要限制碳排放就必须改变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生产消费模式，关闭或者削减排放温室气体的产业，这不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实施上都有非常的难度。自从人类意识到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人们就开始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减缓气候变化进行积极的尝试。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国际间的合作更加频繁和规模巨大。国际社会为了应对气候变化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合作，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气候公约》)，《气候公约》于1994年3月31日生效，目前共有191个缔约方。《气候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自公约生效以来，缔约方每年举行一次大会。第三次缔约方大会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会议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对减排的温室气体种类、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减排时间表和幅度等进行了具体规定。之后又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协议》等等，这些条约的签署就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以及各国应当承担的责任义务达成了初步共识。

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应承担的国际义务

在应对全球变暖的行动中，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谈判和条约签订。1992年6月11日我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于1993年1月5日批准实施，1998年5月29日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并于2002年8月批准实施，2010年3月9日批准实施《哥本哈根协议》。另外，我国还和其他国家签订了相关的双边或多边协定、宣言，如《中国欧盟气候变化联合宣言》、《中国政府与法国政府关于清洁发展机制合作的联合声明》、《中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声明》、《中国政府与奥地利政府关于清洁发展机制合作的备忘录》、《中国政府与澳大利亚政府关于气候变化合作的备忘录》等。下面对我国签订的国际条约中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做一下梳理。

1.《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我国承担的义务《气候公约》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了不同的义务。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承担《气候公约》第4条第1款中所有缔约方共同的承诺，该承诺包括:第一，编制温室气体国家清单。第二，制定温室气体减排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或者区域计划。第三，促进控制温室气体技术的发展、应用和传播(包括转让)。第四，促进可持续地管理所有温室气体的汇和库，包括生物质、森林和海洋以及其他陆地、沿海和海洋生态。第五，拟订和详细制定关于沿海地区的管理、水资源和农业以及关于受到旱灾和沙漠化及洪水影响的地区，特别是非洲的这种地区的保护和恢复等适应气候变化的综合性计划。第六，在有关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及行动中，在可行的范围内将气候变化考虑进去，以期尽量减少它们为了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而进行的项目或采取的措施对经济、公共健康和环境质量产生的不利影响。第七，研究、观测和数据。促进和合作进行关于气候系统的科学、技术、工艺、社会经济和其他研究、系统观测及开发数据档案，目的是增进对气候变化的起因、影响、规模和发生时间以及各种应对战略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后果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在这些方面尚存的不确定性。第八，提供有关履行公约的信息。

2.《京都议定书》中我国承担的义务《京都议定书》的主要目标是促使附件一系列缔约方采取政策和措施并规定这些缔约方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量的限度和排放削减时间限制，同时还重申除确认《气候公约》第4条第1款外，不要求非附件一缔约方做出新的承诺。不过，《京都议定书》还规定，考虑到发达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援助和技术转让等，同时要求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所有缔约方应当编制符合成本效益的国家方案，国家方案中应当载有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京都议定书》中，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需要编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3.《哥本哈根协议》中我国承担的义务2012年底《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到期，2012年至2020年第二承诺期如何进一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了后京都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气候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哥本哈根会议的目的旨在为各国确立2012年至2020年温室气体中期减排目标和2020年至2050年长期减排目标。《哥本哈根协议》未能对发达国家设定明确的减排目标，却为发展中国家规定了新的义务，明确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减排行动。《哥本哈根协议》根据公约“第4条第1款和第4条第7款、在可持续发展的情况下实行减缓气候变化措施，包括在2010年1月31日之前按照附录Ⅱ所列格式向秘书处递交的措施”②并且向全球公开其减排进展情况，要求发展中国家对其所采取的减排措施“每两年将通过国家通讯方式进行报告，而且所报告的结论在报告国所在国应当是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的”。综上所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下承担的义务可以概括为:第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4条第1款规定的一般义务;第二，编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第三，应当采取适当的减缓行动;第四，就其减缓行动每两年进行一次报告;第五，所报告的结论应当是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的③。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承担的义务较发达国家来说要少许多，由于国际条约没有明确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发达国家所要承担的采取气候变化的减缓性措施，而且还规定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的程度取决于发达国家对其有关提供资金和转让技术义务的有效履行④。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另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国作为世界工厂，承担了全球大部分的碳转移。发达国家由于产业升级和本国对碳排放的限制，往往把含碳密集型生产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碳转移中“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收入国家消费”的格局非常明显。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具有众多人口的中国因其劳动力优势和环境准入门槛较低在国际产业分工中成为“世界工厂”，作为世界碳转移的最大输入国为发达国家的含碳密集型生产转移买单。有数据说明，中国每年仅这种产业转移造成的碳转移高达12亿吨，占中国目前碳排放总量的近20%［2］。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中国在替全世界排放，这个事实使得我国在碳排放限制的国际义务分担上应当减轻。虽然我国有减少承担国际义务的充分理由，但是，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哥本哈根会议后，我国承诺了二氧化碳排放的自主减排责任。到2020年将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数上削减40%～45%，这属于自愿减排行动，不属于强制性义务。按照“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原则，各缔约国有义务和责任按照公约及其议定书的规定承担和履行各自的义务和责任。而通过国内立法采取措施履行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是缔约国自觉履行国际义务的表现。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履行条约规定，我国于2007年6月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这是发展中国家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

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后，中国政府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2009年8月通过《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决议》，提出“要把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作为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任务，纳入立法工作议程。适时修改完善与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相关的法律，及时出台配套法规，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法律、法规，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2011年3月16日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二十一章以“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题，明确指出要“坚持减缓和适应变化并重，充分发挥技术进步的作用，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该章分三个部分，分别阐述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三大部分内容，明确指出要有效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制定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总体战略，加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观测和影响评估。气候变化问题作为当今全球最棘手的环境问题，需要环境法对其进行规制。因此，加强气候变化立法研究，对气候变化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已经成为环境法面临的新使命。

现行《环境法》对全球气候变化无能为力

我国的决策者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必须要现在就采取行动。一方面，全球气候变化已经严重地影响了更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不可能因为有《京都议定书》的框架而永远与发展中国家无关。随着“后京都时代”的来临，我国环境法在应对气候变化上主要面临以下两方面的新问题。从我国自身来说，在一段时期内需要更大的排放空间。从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看，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要消耗一定的化石能源，而化石能源的消耗又必然要进行碳排放，这是不可逾越的规律。发达国家经过两百多年高能耗、高排放的发展，已经完成工业化，而我国处于工业化初期，能源结构以煤为主，还有大量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为了改善国民生存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必然需要进行大量的碳排放，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过程或阶段。有学者的研究认为，碳排放的需求不是无限的，而是有一个量的约束。人均排放量经过了一个低收入、低碳排放，继而随着收入提高而碳排放需求增加，到高收入低碳排放的过程。同时指出大约在人均收入达8000美元时，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便开始下降［3］。所以当前我国为了国民的生存发展必然对碳排放空间需求更大。免责期有限，需要提前做好准备。虽然目前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暂不承担具体的减排义务，但是在《巴厘行动计划》中第1(b)(ii)款中已经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技术、资金和能力支持时，应当采取“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减排行动。哥本哈根会议后，我国承诺了二氧化碳排放的自主减排责任，到2020年将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数上削减40%～45%。虽然这是我国承诺的自愿减排行动，不属于强制义务，但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免责期已经非常有限，必须做好准备迎接新的挑战。从外部的形式来说，我国的国际压力逐渐增大。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发达国家已经将减排的焦点瞄准中国。有一些国家认为，要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免受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的最终目标，必须以中国实施大量减排为先决条件［4］。因此，许多发达国家多年来在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一直想让中国正式承担温室气体排放控制义务，美国甚至以此作为退出《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同时，在一些由发达国家倡导的双边或多边的国际会议中，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也作为重要议题，增加了对中国的压力，还有一些来自国内外各种非政府组织和环境保护运动，也在有形无形地给中国增加压力。

综上所述，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直接压力在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初期，首要任务是加快经济发展尽快摆脱贫困，但是减排就意味着要放慢经济发展的步伐，这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目标是相背离的。但是不断增加的国际压力，以及气候变化的实际情况，又迫使我们去面对这一难题。气候变化问题虽然近来受到了国家的重视，但比起其他的环境问题，例如水污染问题、土地污染问题等这些直接威胁到人类生活和生存的环境问题而言，气候变化由于具有不易观测、测量和长期性的特点，所以比较容易被忽视。尽管气候变化是全球环境问题中不确定性最大、对策最复杂和最紧迫的问题，但由于它不如水污染、大气污染、生态破坏等直观紧迫，并且对气候变化问题任何程度的解决都会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所以应对气候变化的防治措施在实施上会面对许多困难阻力。这种情况下，运用法律手段对其进行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法》)是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以下简称《环境法(试行)》)的基础上修改和制定的。《环境法》在我国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中具有“综合基本法”地位［5］。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环境法》应当对基本环境问题的应对有所反映。但是目前的这部法律却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具体的和紧急的环境问题无能为力。

1.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没有反应到《环境法》立法中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法》，是基于中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制定的，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这个时期的环境法还处于污染防治法时期，主要是对应对环境公害和其他环境损害而做“末端”治理⑤。该法第一条指出，本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考察《环境法》，全文共47条，没有一条内容涉及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或温室气体排放。这和我国《环境法》颁布于1989年，气候变化问题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关注始于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签订《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我国《环境法》制定时气候变化问题还没有如此急迫有关。同时也和我国环境法制定时对该法的定位有关。1989年《环境法》是在1979年《环境法(试行)》的基础上修改制定而成，当时立法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防治工业污染，因此该法主要是一部污染防治法，对自然生态保护重视不够，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时至今日在我国都还没有被明确界定为大气污染物质，更不要说是二三十年前人们的认识水平。依据《环境法》制定的专门规范大气污染物质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可能造成大气污染的行为和排放物进行限制，包括对有害物质和放射性物质排入大气进行限制，虽然该法也对燃烧煤炭进行限制⑥，但只是为了防止粉尘污染和二氧化硫排放。《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并没有对什么是大气污染和什么是大气污染物质进行相关界定。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将大气污染定义为“由于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引起某些物质进入大气中，呈现出足够的浓度，达到足够的时间，并因此危害了人体的舒适、健康和福利或环境污染的现象”。将大气污染物按存在状态分为气溶胶状态污染物和气体状态污染物，其中，气溶胶状态污染物主要有粉尘、烟液滴、雾、降尘、飘尘、悬浮物等;气体状态污染物，主要有以二氧化硫为主的硫氧化合物，以二氧化氮为主的氮氧化合物，以二氧化碳为主的碳氧化合物以及碳、氢结合的碳氢化合物。我国的法律没有采取ISO的划分标准，没有将二氧化碳界定为大气污染物质，所以《大气污染防治法》没有对造成大气环境质量变化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温室气体二氧化碳进行限制，虽然该法的部分法律规范有利于实现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如第9条规定“鼓励和支持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第25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改进城市能源结构，推广清洁能源的生产和使用”。但是这些规定也只是对清洁能源进行鼓励、推广，并没有对造成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进行直接的限制。

2.气候变化应对内容缺失由于现行《环境法》是一部污染防治法，该法没有将二氧化碳作为污染物进行规制，所以《环境法》确认的环境基本制度也都没有将二氧化碳作为规范对象。这些内容上的缺失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1)环境质量标准不包括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该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同时“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国家环境质量标准中未作规定的项目，可以制定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并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依据《环境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制定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对二氧化硫(SO2)、总悬浮颗粒物(TSP)、可吸入颗粒物(PM10)、氮氧化物(NOx)、二氧化氮(NO2)、一氧化碳(CO)、臭氧(O3)、铅(Pb)、苯并［a］芘(B［a］P)、氯化物(F)等污染物的浓度值做了规定，但是该环境质量标准中不包括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国务院总理2012年2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新修订的标准调整了污染物项目及限值，增设了PM2．5平均浓度限值和臭氧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⑦，但是新的环境质量标准仍然没有将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纳入。

(2)环境监测制度中，监测对象不包括二氧化碳。该法第11条对环境监测制度做出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立监测制度，制定监测规范，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监测网络，加强对环境监测和管理。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环境状况公报。”该监测制度是对污染物排放进行监测，根据环保总局2007年(当时还没有更名为环保部)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规范(试行)》的规定，监测项目分为必测项目和选测项目，其中必测项目包括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一氧化碳(CO)、臭氧(O3)，选测项目包括总悬浮颗粒物(TSP)、铅(Pb)、氟化物(F)、苯并［a］芘(B［a］P)、有毒有害有机物⑧。不管是必测项目还是选测项目都没有将二氧化碳列入其中。

(3)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范围狭窄。《环境法》确立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依据该法制定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也于2002年颁布实施。《环评法》第2条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定义做出规定:“本法所称环境影响评价，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第4条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必须“综合考虑规划或者建设项目实施后对各种环境因素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该法虽然没有明确指出环评涉及的规划或者建设项目实施后所影响的环境因素或生态系统是否包括二氧化碳，但是实践中都没有将规划或建设项目产生的二氧化碳作为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4)排污登记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都不涉及二氧化碳排放。《环境法》第27条、28条对企事业单位规定了排污登记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第27条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依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申报登记。”第28条规定:“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企业事业单位，依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并负责治理。”同时还对水污染的排放做了特别规定:“水污染防治法另有规定的，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执行。”但是由于二氧化碳在我国目前的身份仍是“白”，还不属于“污”，所以关于排污的规定也不适用于二氧化碳。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环境法》对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无能为力。这种无能为力不仅表现在环境法的立法理念滞后、对气候变化缺乏制度安排，而且还体现在其现有的一些制度对气候变化应对造成了阻碍。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在气候减排方面备受瞩目。中国是否有决心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我国的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缺少综合性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制度安排，将对我国的国际形象以及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体制、机制产生负面效应。

环境法怎样才能有所作为

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方面面产生的重大影响，使得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球第一大挑战，低碳发展也日益成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观念。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我国需要在立法和决策中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把应对气候变化这一问题放在优先环境事项的位置上，认真考虑如何主动适应短期内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趋势和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危害，以及如何减少造成气候继续恶化的因素。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国家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也多次提到我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⑨。中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提出2005年到2010年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提高森林覆盖率和可再生能源比重等有约束力的国家指标。当前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那就是要应对气候变化就必须对碳排放进行限制。所以气候变化应对的重心是“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实现需要法律给予规范并且法律被严格遵守和执行。尽管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强制性义务，不参与国际上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碳排放总量控制，我国却自愿进行碳排放控制，提出2020年碳强度降低40%～45%。自主减排义务的实现不仅需要政策上的重视还需要在法律上给予肯定。我国现行环境法以应对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主，该法主要是针对一些环境污染行为进行规定，诸如噪声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等等，这与我国目前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理念不相符，所以，原有的以应对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主的环境法必须要有新的变化，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首先，要转变环境法立法的基本理念，由应对污染防治的法转变为对生态进行全面保护的法。立法定位上应当是体现国家环境保护基本方针政策的环境基本法。由于该法是国家环境保护的大政方针的集中体现，所以对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方面气候变化的应对必然有所反映。转变环境立法理念首先要转变人的思想理念。要摒弃那种认为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是我国做出单方面牺牲的想法。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我国不仅受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如造成了海平面上升、西北冰川面积减少、春季物候期提前等，而且我国还是最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控制温室气体不是我国对世界做出的牺牲。如果非要说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是一种“牺牲”的话，那也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对可持续的发展做出的“牺牲”。有些学者以“目前我国没有减排二氧化碳的国际义务”，同时我国“幅员辽阔，适应温室气体的潜力巨大”，以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势头为由，认为《大气污染防治法》在修订时不应当把二氧化碳的排放控制纳入立法修订任务［6］。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极易把我们推入全人类利益的对立面。当然我们说要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并不是说在气候变化中就不考虑国家利益，我们的控制是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基础上的控制，是符合我国当前减排能力的控制。因应二氧化碳对大气成分的改变进而对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环境法应当对造成气候改变的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规定。

其次，要在环境法中对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做出原则性规定，以立法形式肯定我国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立场和措施。根据国际公约的规定，我国承担的应对气候变化义务很多都已经在环境法的配套法律法规中做出了规定，并对减缓气候变化起到了一定作用。如《节约能源法》通过制度建设包括确立节能目标责任制、节能评价考核制度、电力需求管理、合同能源管理、节能自愿协议、单位能耗限额标准、能效标识管理等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对工业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运输节能、公共机构节能、重点用能单位节能作出明确规定，以降低单位GDP能耗。2005年2月颁布并于2009年8月进行了第一次修改的《可再生能源法》，通过总量目标制度、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价格管理制度、费用分摊制度、政府性基金制度、税收优惠制度等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森林法》确立的限额采伐、植树造林、封山育林、扩大森林面积、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加强森林经营管理、预防森林火灾、防治森林病虫害等法律制度对增加森林碳汇、减缓气候变化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环境法的配套法律法规的设置都不是直接为了应对气候变化，都没有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对相关内容加以规定，所以这些法律法规取得的成果要在环境基本法中予以确认。

再次，增列二氧化碳为规范对象。我国对二氧化碳是否为污染物还存在争论，就算不将二氧化碳界定为污染物，对生态环境进行全面保护的环境法也应对影响环境的物质进行规制。应当扩大环境质量标准的内容，可以区分环境污染物质和环境影响物质，分别对其进行规定，基于各种考虑就算目前不将二氧化碳列为环境污染物，也可将其算作环境影响物质进行规定。二氧化碳一旦纳入环境质量标准，那么在环境监测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污染物登记制度、污染物排放收费制度、总量控制等制度中都会将二氧化碳纳为规制因素。或者，在我国环境基本法中专设“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措施”章节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控制。该章节对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基本制度与基本措施进行明确规定。如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统计制度、温室气体排放的报告与核查制度、温室气体排放的标准体系、温室气体的分区分类管理等碳排放量国家管理制度;森林碳汇、促进清洁能源发展制度、碳税、清洁发展机制等减缓气候变化的基本措施;构建生态文明、低碳社会等适应气候变化的基本措施。在具体条款内容的设计上，由于我国目前不承担任何强制性减排义务，所以不需要在法律上对减排规定限额，只需从宏观上确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制度，体现政策性立法的要求。将二氧化碳列为环境法的规范对象，也有利于我国应对国际碳排放转移。对于碳排放量高的企业、项目限制其入境，对我国境内碳排放量高的企业可以要求其限期治理整顿甚至停业关闭。

缓解气候变化的措施篇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适应评估报告》，呼吁各国迅速采取行动措施适应气候变化，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将适应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其中。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到我国战略环境影响评价在目前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中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应该得到政府决策部门和科学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宁夏自治区把适应气候变化纳入了“十一五”规划，成为我国第一个把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地方中长期规划的省份。

将适应气候变化纳入战略环评的必要性

由于全球环境演变，可持续发展面临新问题，突出表现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效果不明显，气候问题会更加突出。面对国际前沿热点以及国家迫切需要，环境学科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未来要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确保粮食及水安全，因此须加强研究已有气候变化对环境影响的规律，抓住气候变化与全球减灾热的机遇，努力使环境学科的发展适应全球主流政策，按市场机制的发展模式，开发新技术，推动多元化投资方式的实现。为此有必要在战略环评中纳入适应气候变化的内容，从战略高度评价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计划。

(一)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响应的认识

由于过去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气候变暖已不可避免，有必要采取适应措施以应对变暖所造成的影响。目前我们尚未对适应的限制因素或成本有清晰的了解，还因为有效适应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具体的、地理的和气候的风险因子。也取决于制度、政治和财政方面的制约。虽然多数技术和策略已被一些国家了解并得到开发，但已有的评估并未指出，各种措施选择是如何有效降低风险的，特别是在变暖更厉害、影响更严重的情况下以及脆弱群体的反应。此外，履行适应措施在环境、经济、信息、社会、态度和行为等方面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障碍。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特别是资源的有效利用以及适应能力建设尤为重要。

非气候压力的出现会加剧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例如气候波动和气候灾害、不能公平地获取资源并导致贫穷、无法保障的粮食安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冲突以及艾滋病等疾病的发生等。

未来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不仅取决于气候变化，还取决于发展途径。在不同情景下，地区之间在人口、收入和技术发展上可能存在巨大差异，而这些因素通常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程度起到很大的决定性作用。在中高排放情景(以人均收入较低、人口增长巨大为特征)下预估的受影响人口数量相当大。

可持续发展能够降低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气候变化也能阻碍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提高适应能力并增强恢复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够降低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然而，目前几乎还没有促进可持续发展计划把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或提高适应能力明确地纳入其中。

(二)国际社会关于气候变化响应的行动

现在已针对观测到的和预估的气候变化采取了部分适应措施，但仍有限。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以来，有越来越多的人类活动适应已有和未来气候变化的证据被观测到。例如，在基础设施项目的设计中考虑应对气候变化因素，如在青藏铁路设计和建设中考虑了未来气候变暖对冻土地带路基的影响。

兼顾适应和减缓的措施，最能够降低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提高适应能力的途径之一就是把气候变化影响纳入到发展规划中予以考虑，如通过“把适应措施包含在土地利用规划和基础设施设计中”，“把降低脆弱性的措施包含在现有的降低灾害风险策略中”等方式。

气候变化影响造成的损失将因全球温度的不断升高而逐年增加。IPCC评估清楚地表明，未来温度升高不足1℃－3℃的气候变化的区域影响是混合的，但会增加适应成本。然而，如果温度升高超过约3℃，很可能所有区域不利影响更为严重，而发展中国家预期会承受大部分损失。如果变暧4℃，全球平均损失可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5％。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制定针对不同阶段影响的应对措施。

如何把适应气候变化纳入战略环评

(一)战略环评和气候变化

与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气候变化问题可以归纳为下面几点：

气候变化：包括对已有变化的评估和对未来变化的预测。这些变化包括海平面上升、温度和降雨的变化、极端事件(如暴风雨和干旱事件)发生频率的变化。

影响复杂：气候变化无疑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类型和强度在不同的区域表现也不一致。

适应措施：气候变化影响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所采取怎样的适应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改善洪水风险管理和防止在海平面上升地段建设不合适的建筑。

减缓措施：人类采取的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影响的直接行动，特别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提高能源效率，提高建筑物的绝热效果，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等。

人类共识：未来的人为活动必须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走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战略环评各个阶段都要考虑气候变化的影响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

在战略环评中开展评价气候变化对规划的影响不同于评估其他方面的影响。首先，气候变化是多种原因复合累计效应的结果，是多种活动(包括人类活动)累积产生的效果，虽然每一个单独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很有限，但是这些有限的影响累积起来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其次，在战略环评中一般需要考虑下面两项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重要内容，包括：气候变化对规划所产生的影响及约束(一般在战略环评前言部分描述)；规划对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一般在战略环评的预测和评估阶段)。

(三)与气候变化一致的目标和指标：气候变化基准的描述和监测

战略环评的目标和指标中应该包括未来可能的气候变化相关内容，与可能的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目标和指标要一致，并可以实施。

(四)确定未来可能的气候变化导致的主要问题和约束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影响包括高温的风险，暖冬后的寒潮、干热的夏天、海平面上升，以及洪涝风险的增加、某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强风暴、干旱等)增加等。这些影响结合其他因子的作用可以导致对以下领域的重要影响。

对水供需和水质的影响：气候变化可能会导致夏季河流水位下降，冬季上升，这一影响可能恶化(或加重)水质问题和水资源问题。

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气候变化可能增加粮食生产的波动性，使粮食供不应求、全球粮价持续上涨。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夏季的洪涝可能严重影响湿地。温度升高可能影响物种习性，导致物种迁移甚至消亡。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事故和某些疾病对天气非常敏感，热的天气可以加速疾病和病菌的传播。

(五)将气候变化的适应措施纳入到评价规划中

气候变化的影响只有通过多方面的行动才能得以解决。我国已经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下一步，要优先把减少温室气体的建议纳入到评价规划中。

其次，规划应该确保足够的适应措施在适当的角度应对当前和未来气候变化的影响。影响的评估应该确保有足够的适应措施。这些适应措施包括：确保选择的公开和灵活，以便在未来进一步的措施或其他战略也可以融入进去。避免作出未来在气候变化风险管理方面不利的决定，也称之为适应约束决定，比如在洪涝风险地区进行不适当的开发，发现双赢选择，既可以对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做贡献，也可以拓宽规划的目标，比如提高能源效率的措施，同时可以提供大量的商业机遇。

缓解气候变化的措施篇5

关键词：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回顾；中国；启示

中图分类号 P467；X3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4）05-0001-09

2013年9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的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指出：气候系统变暖是不争的事实，持续的温室气体排放将造成进一步的变暖以及气候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化；即使停止排放CO2，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将持续数个世纪[1]。因此，在气候变化减缓行动难以于短期内削弱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情况下，制定和实施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提高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抗御和恢复能力更具现实紧迫性[2-4]。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于适应气候变化的关注程度与日俱增，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下以及在区域、国家甚至城市等层次出台了相应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

系统梳理和分析公约下气候变化适应相关谈判工作的进展以及主要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进展，对于我国准确把握国际气候变化适应行动的发展动态和未来趋势、在公约框架下争取气候变化适应相关谈判的主动权以及资金和技术支持、充分借鉴国际适应气候变化的经验提高适应能力具有重要意义。Schipper等[5]、李玉娥等[6-7]、居等[8]、马欣等[9]评述了不同阶段公约下气候变化适应谈判的工作进展、焦点问题、阶段成果等。GagnonLebrun等[10]分析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和公约附件一缔约方共43个发达国家推动气候变化适应的进展，Mullan等[11]总结了OECD成员国制定和实施气候变化适应战略和规划的进展。Swart等[12]和Biesbroek等[13]回顾了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制定和实施国家适应战略的进展，欧洲环境署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总结了欧盟以及欧洲环境署32个成员国在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和实践方面的进展[14]。King等[15]分析了印度、中国、巴西、欧盟和美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及其对南非的启示。葛全胜等[2]较为全面地回顾了2009年以前公约下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发展轨迹和趋势以及欧盟主要国家、澳大利亚、美国等国采取的气候变化适应战略。2009年以来，公约下气候变化适应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美国等密集出台一系列关于气候变化适应的重要政策，我国也加强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研究，并开展气候变化适应战略和规划的编制工作。因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成果[2，5-15]的基础上，通过查阅公约缔约方会议的历史资料以及世界主要国家气候变化适应相关政策的原始资料，重点跟进2009年以来国际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发展动态，并与我国相关工作进行对比分析，总结可供我国借鉴的经验和做法。

1 公约下国际气候变化适应政策

公约把通过预防措施预测、防止或减少引起气候变化的原因并缓解其不利影响作为5条指导原则之一，要求缔约方制定和实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计划，开展合作共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同时要求发达国家缔约方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资金援助。公约生效后的历次缔约方会议都涉及气候变化适应议题（见图1）。2000年以前气候变化谈判主要关注气候变化减缓问题，与适应相关的内容集中在资金机制以及技术开发和转让机制方面。2000年以后，随着人们对气候变化影响和脆弱性认识的不断深入，谈判内容涉及到越来越多具体的适应计划和行动。

2001年公约第7次缔约方会议是气候变化适应谈判的一个里程碑，会议决定在全球环境基金等资金支持下开展一系列气候变化适应行动，包括提供与适应相关的技术培训，开展脆弱性和适应评估的扶持性活动，将适应纳入

国家政策和可持续发展规划等。同时，通过设立气候变化特别基金、适应基金、最不发达国家基金等资金机制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适应行动。2004至2007年的缔约方会议先后通过《关于适应和应对措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工作方案》等一系列工作方案和计划（见图1），逐步加强国际适应行动。

2009年的第15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了《哥本哈根协议》，发达国家集体承诺在2010-2012年期间提供接近300亿美元的新的和额外的资源，并且这一资源将在适应和缓解之间均衡分配。2010年的第16次缔约方会议是气候变化适应谈判的又一里程碑，会议决定建立坎昆适应框架和适应委员会以加强国际气候变化适应行动，设立绿色气候基金为适应行动提供资金，并且设立新的技术机制促进技术开发和转让。对于最不发达国家，本次会议决定建立一套流程促使其在编制和执行《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基础上拟订和实施《国家适应计划》，以满足其中长期适应需求。2011年和2012年缔约方会议落实了此次会议的相关成果，确立了适应委员会的工作机制，通过了适应委员会三年期工作计划，启动了绿色气候基金，并确立了最不发达国家制定《国家适应计划》的工作机制等。

2 主要国家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

本文系统调研了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亚太地区主要发达国家以及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国家层面制定和实施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发展历程（见表1），并简要介绍了其在区域和部门层次相关政策的情况。

2.1 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

2007年，欧盟了关于适应气候变化的绿皮书《欧洲适应气候变化――欧盟行动选择》，确立了适应气候变化的优先行动领域，提出将适应纳入欧盟法律、政策和资助计划的制定、修订和执行过程以及与发展中国家、邻国和发达国家的外交活动中，并将社会各部门纳入适应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同时加强气候变化集成研究[16]。2009年，欧盟了《适应气候变化：面向欧洲的行动框架》白皮书，提出了提高成员国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的分阶段行动方案，其中第一阶段（2009-2012年）为基础性工作，第二阶段（2013年以后）为制订和实施全面的适应战略；第一阶段的核心行动包括建立知识基础、将适应纳入关键政策领域并综合应用各种政策手段确保其有效实施，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等[17]。2013年4月，欧盟了《欧盟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确立了鼓励成员国采取全面的适应战略、提供资金支持能力建设和适应行动、在“市长盟约”（Covenant of Mayors）框架下引入适应、填补知识空白、进一步完善ClimateADAPT适应信息平台、在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等政策中推动气候防护（climateproofing）、提高基础设施弹性、促进保险和其他金融产品以提高投资和商业决策弹性等8项增强适应能力的行动[18]。同时，该战略还提出了建立成员国协调框架、加强气候变化适应的资金支持、适应政策的监控和评估等工作机制[18]。除了这些综合政策，欧盟还将气候变化纳入重要行业和领域的政策中，例如2008年已的海洋战略框架指令（2008/56/EC）。在成员国层面上，截至2012年，已有英国、德国、法国等15个国家制定了气候变化适应战略，14个国家制定了行动方案，部署本国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

英国是欧盟国家中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先行者，2008

年颁布了《气候变化法》，成为世界上首个专门针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的国家。该法要求组建气候变化委员会及适应分委员会，为政府提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建议，并向议会报告进展。该法还要求国务大臣至少每5年一次向议会报告气候变化影响及其适应规划，同时也赋予国务大臣要求相关部门和机构汇报气候变化对该部门的影响及其适应政策和进展的权力。《气候变化法》颁布的同年，英国了《英格兰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框架》，其后苏格兰和威尔士政府相继了气候变化适应框架或战略。2013年7月，英国了《国家适应规划》，部署了建筑环境、基础设施、健康的适应型社区、农业和林业、自然环境、商业、地方政府等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行动方案、责任部门和进度安排[19]。在部门和机构层面，按照《英格兰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框架》的要求，英国政府部门在2010年3月前均了本部门的气候变化适应规划。同时，根据《气候变化法》的规定，英国从2010年10月到2011年12月开展了第一轮部门和机构汇报，能源、交通、水等关键基础设施部门的约100个组织机构提交了气候变化风险及其适应方案的报告[20]，第二轮部门和机构汇报已于2013年7月正式启动[21]。

德国2005年的《国家气候保护计划》指出，需要在国家层次建立全面的适应方法[22]。2008年，德国制定了《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分析了气候变化对人体健康、建筑业、水资源及海岸和海洋保护、土壤、生物多样性、农业、林业、渔业、能源行业、金融业、交通及其基础设施、工商业、旅游业等领域的影响和可能的适应行动[23]。2011年，德国出台了《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的行动规划》，确定了扩大知识基础、促进信息共享和交流，建立联邦政府适应框架和工作机制，推动联邦政府直接负责的行动，开展国际合作和援助发展中国家等4项核心任务[24]。在制定国家战略和行动规划的过程中，联邦政府与各州密切合作，目前大多数州也制定了相应的气候变化适应战略和计划。对于关键领域和部门，德国通过在相关立法中纳入气候变化适应来提高其应对能力，例如：《空间规划法》、《建设法》、《水资源法》等已经把考虑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列为其相应工作的原则[14]。

法国2004年的《气候规划》把提高全民气候变化意识和适应能力列为8项任务之一，计划通过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提高公众意识，引导公众消费选择，通过支持一批气候变化适应研究项目提升适应能力，为制定全面的适应战略和规划奠定基础[25]。2006年，法国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确定了适应气候变化的原则、目标和战略方向，并提出了农业、能源和工业、交通、建筑业、旅游业、银行和保险业、水资源、灾害预防、健康、生物多样性、城镇、沿海和海洋、山区、林区等重要部门、领域和区域的适应对策建议[26]。2011年，法国出台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行动规划（2011-2015）》，该规划包含健康、水资源、生物多样性、自然灾害、农业、林业、渔业和养殖业、交通基础设施、城市规划和建筑环境等20个领域的84项行动和230条具体措施[27]。在区域层次，法国2010年颁布的环境法要求人口5万以上的区域应在2012年之前制定《气候和能源规划》，目前法国已有390多个地区制定了相应的规划。

2.2 亚太地区主要发达国家

近年来，美国政府对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视程度迅速提升。2009年，刚刚就任的奥巴马总统组建了跨部门气候变化适应工作组，其主要职能是帮助联邦政府认识和适应气候变化。该工作组由环境质量委员会、科技政策办公室和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共同主管，包含了20多个联邦部门的代表。同年10月，美国13514号总统行政命令要求所有联邦部门评估气候变化风险和脆弱性，研究本部门相关政策适应气候变化的方法。2011年，跨部门气候变化适应工作组了《联邦部门制定适应气候变化规划的实施指南》，指导各部门的规划制定工作[28]。2013年2月，联邦各部门首次了《气候变化适应规划》。除了制定本部门规划，联邦部门还开展合作，应对跨领域问题。例如，跨部门气候变化适应工作组2011年了《气候变化条件下淡水资源管理的国家行动规划》。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宣布了《气候行动规划》，部署了碳减排、适应气候变化以及引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等3项核心任务[29]。其中，适应气候变化涉及3方面行动，即：建立更强大、更安全的社区和基础设施，保护经济和自然资源，以及应用可靠的科学管理气候影响；在引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美国将致力于提高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包括：加强政府和社区的规划及其适应能力，开发新型金融风险管理工具，以及推广抗旱作物和管理实践[29]。

加拿大从1990至2005年了一系列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或规划，它们都提出加大科技投入，加深对气候变化影响及其适应的认识。2002年加拿大组建了跨政府部门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工作组，该工作组2005年制定了《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框架》，但未被联邦政府采纳。2007年，加拿大政府责成环境部和自然资源部拟定适应框架文件，2011年《联邦适应政策框架》获得通过，确立了加拿大适应气候变化的愿景和目标、联邦政府的作用、优先行动的筛选标准[30]。加拿大还启动了“区域适应合作计划”，促进联邦政府、省、地区以及地方政府和组织在气候变化适应规划、决策和行动方面的协调与合作。

澳大利亚2007年了《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框架》，把提高理解和适应能力以及降低关键部门和区域的脆弱性作为优先领域，其中关键部门和区域包括水资源、海岸带、生物多样性、农业、渔业、林业、人体健康、旅游业、住宅和基础设施及其规划、自然灾害管理等[31]。2010年，澳大利亚发表《澳大利亚适应气候变化：政府立场书》，明确了政府、行业和公众在适应气候变化中的责任，确定了国家层面优先行动的6个领域，即海岸带、水资源、基础设施、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灾害管理和农业[32]。2011年，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宣布成立气候变化特别委员会，支持部级气候变化政策的有效实施，并为联邦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强与州、地区和地方政府的联系提供平台。在区域层次，各州和地区也制定了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法律、战略、规划等。例如，南澳大利亚州2007年颁布了《气候变化和温室减排法》，2012年了《气候变化适应框架》以及《实施气候变化适应框架的政府行动规划（2012-2017）》。

日本虽然尚未制定国家层次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或规划，但其十分重视气候变化适应研究，并在政府部门层次制定了相关政策。日本政府科技决策的最高机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2010年了《建设气候变化适应型新社会的技术开发方向》，把强化绿色社会基础设施和创建环境先进城市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两大战略方向，其中涉及水资源、自然环境、可再生能源系统、紧凑型城市规划、信息化防灾、公众健康等领域，同时提出了相应的技术开发、社会体制改革等需求[33]。在部门层面，日本环境省、农林水产省、国土交通省、文部科学省等都开展了气候变化适应工作，了相应的研究报告、战略、计划、指南等，例如：环境省2010年的《气候变化适应方法》研究报告，文部科学省2010年启动的“气候变化适应研究计划”，国土交通省2010年的《洪水灾害的气候变化适应规划指南》。2011年，日本政府开始酝酿制定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规划。

2.3 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

俄罗斯2009年了《俄罗斯联邦气候学说》，确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原则、实施途径等，并明确了4项主要任务，即：建立气候变化领域的法律和管理框架以及政府规章，利用经济手段推动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措施的实施，为制定和实施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措施提供科技、信息和人才支撑，以及加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34]。2011年，俄罗斯了《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气候学说综合实施方案》，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的31项措施及其责任部门和进度安排[35]。

印度2008年了《气候变化国家行动规划》，确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国家层面的8项行动计划，包括太阳能计划、提高能源效率计划、可持续人居环境计划、水资源计划、喜马拉雅生态保护计划、绿色印度计划、可持续农业计划以及气候变化战略研究计划，并成立了总理气候变化委员会，定期评估实施进展[36]。从2009年开始，印度的一些邦和城市也陆续了气候变化行动规划。

南非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南非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并把适应气候变化作为一项重要战略，提出了健康、水资源、畜牧业、农业、林业、生物多样性、经济等领域的干预措施[37]。2010年和2011年，南非相继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绿皮书》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中，南非部署了水资源、农业和林业、健康、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人居环境（城市、农村和沿海）、灾害风险管理等重点领域的行动，提出了通过政策和规划评估及规章审计、职能和制度安排、与利益相关者合作、协调机制、交流和行为改变、管理对策、市场手段等途径实现气候适应型发展[38]。政府部门也根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白皮书》的要求将气候变化适应纳入部门规划，例如：2013年1月，南非农业、林业和渔业部了《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门气候变化规划》（草案）。

巴西2007年通过6263号法令，组建跨部门气候变化委员会和气候变化执行小组，并要求气候变化执行小组在跨部门气候变化委员会的指导下制定国家气候变化政策和国家气候变化规划。2008年，巴西了《国家气候变化规划》，确立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7项目标，其中2项目标与适应相关，即：加强跨部门行动、降低人群脆弱性，以及识别气候变化影响、加强战略研究、降低国家适应的社会经济成本[39]。2009年，巴西通过联邦法律12187号确定了《国家气候变化政策》，制定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目标、战略方向、保障机制等，同时要求颁布法令，制定部门规划。2010年，巴西7390号法令要求能源、农业、钢铁等部门在2012年4月16日之前制定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规划，目前能源、农业、制造业、采矿业、交通、健康等部门已经了相应规划。

2.4 最不发达国家

2001年公约第7次缔约方会议决定为最不发达国家设立工作方案，并设立最不发达国家基金支持该工作方案，特别是制定和实施《国家适应行动方案》。截至2013年5月，已有49个最不发达国家向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国家适应行动方案》，以解决其最迫切的适应需求，优先项目的需求涉及水资源、粮食安全、公众健康、基础设施、预警系统和灾害管理、教育和能力建设等领域。2010年的第16次缔约方会议决定建立机制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在现有《国家适应行动方案》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国家适应规划》，满足其中长期适应需求。

3 国际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发展的启示

回顾国际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进入21世纪以来，适应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已经获得了与减缓同等的重要性。多数发达国家从2006年开始制定专门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包括法律、框架、战略、规划等文件形式，最不发达国家在公约资金机制的支持下也相继开展了《国家适应行动方案》和《国家适应规划》的编制工作，因此制定专门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我国2007年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把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并列作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提出了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以及技术和能力建设需求。同年，我国启动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从2008年开始，我国每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报告，其中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的工作和成效。近几年，我国开展了适应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专题研究，并且正在组织制定《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在地方层次，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2009年完成了应对气候变化方案的编制，2011年以来各地在《地方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编制指导意见》的指导下开始编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在部门层次，近几年科技、林业、海洋、气象、工业等部门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规划和方案，部署了与适应相关的工作，例如《“十二五”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发展专项规划》等。由此可见，我国在气候变化适应政策部署方面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但与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还存在以下差距和不足。

（1）从适应政策的表现形式来看，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几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如俄罗斯、印度等）制定和实施的气候变化政策仍然是包含减缓和适应的综合性政策，尚未形成专门的适应政策。我国近几年开展适应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专题研究，组织制定《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实际上体现了国际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发展趋势。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科学制定需要以相关的影响、脆弱性和适应研究为基础，因此在适应政策制定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明确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和区域、技术需求和资金需求，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合理分配应对气候变化的资源以及在公约下争取技术和资金等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2）从适应政策的制定依据来看，发达国家通常是在系统开展气候变化预测、影响评估和风险评价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而发展中国家制定适应政策的基础相对薄弱，通常是以本国有限的、分散的研究成果作为依据。以英国为例，1997年英国启动了气候影响计划，2009年完成了新一轮的气候预测研究，2012年完成了气候变化风险评估，在此基础上英国于2013年了《国家适应规划》。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于第一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之后，其中关于气候变化对我国的影响引用了后者的结果，但后者对于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估相对薄弱。目前，我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研究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需要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预测、影响评估、脆弱性和风险评价技术研发，为开展气候适应研究提供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缩短科学研究与决策应用的差距，从而为国家、地方和部门制定专门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提供共同科学基础。

（3）从适应政策的战略定位来看，发达国家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除了部署本国的任务之外，还特别突出援助发展中国家增强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并在气候变化适应方面发挥国际引领作用。例如，美国2013年的《气候行动规划》把引领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作为一项核心任务，而日本在《建设气候变化适应型新社会的技术开发方向》中也指出，通过发达国家之间合作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提升整个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同时在绿色社会设施建设等领域发挥国际引领作用。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则主要关注本国需求以及如何利用国际资源满足本国需求。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的增多以及海外利益的发展，我国未来气候变化适应政策除了立足本国需求之外，还应当重视在气候变化适应领域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战略和策略研究，关注气候变化对我国海外利益的影响及适应。

（4）从适应政策的内容构成来看，发达国家在适应政策中通常会明确规定政策目标、重点部门或领域、具体任务、责任部门、进度安排、评估机制等内容，因此政策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对于责任部门也具有严格的约束力，而发展中国家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的内容多是对适应部门、领域及其任务的原则性描述。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确定了农业、林业、水资源等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任务，但是没有明确具体的责任部门，也缺乏可量化的评估指标。因此，我国应开展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制定的方法学研究，特别是研究在调整现有政策和制定新政策时纳入气候变化因素的方法以及政策影响评估的方法，提高政策内容的科学性、合理性、完整性、可操作性和可度量性。

（5）从适应政策的实施机制来看，发达国家通常会针对适应政策配套建立相应的监控和评估机制及方法，定期评价政策的实施进展和效果，而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中或是没有提及，或是提及但未做具体安排和后续部署。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对适应气候变化任务的责任部门、评估指标、监控和评估机制均未做规定。因此，我国应加强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实施机制的研究，包括体制安排、监控和评估方法、反馈机制、政策障碍、能力建设等，开展气候变化适应相关政策实施的动态监控和评估，建立适应性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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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气候变化的措施篇6

气候变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应对。中国政府历来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愿意与世界各国为应对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暖共同努力。

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为国际社会所瞩目。虽然国际社会对气候变暖的程序、成因、主要责任，以及解决问题的路径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但是主流观点已经逐渐趋于一致，至少有四点共识：

一是全球气候变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二是气候变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已经产生了严重后果；三是气候变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影响以外，与人为的活动，特别是与使用化石燃料过程中排放二氧化碳密切相关；四是气候无国界，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必须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中国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将努力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已经作了全面的安排和部署。概括起来说，就是“一个结合”和“两面推进”，这是贯穿《国家方案》的一条主线。

“一个结合”，就是要把应对气候变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紧密结合起来。“两面推进”就是要一手抓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一手抓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减缓主要就是控制增量，尽可能少排放一些。适应就是对已经引起的气候变化要提高适应能力，防灾减灾，把其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在减缓排放或者是控制增量方面，主要是三个途径：一是少排放；二是多吸收；三是再利用。二氧化碳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的燃烧引起的，要“少排放”，就必须节能，节能是最大的减排。中国政府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下降20％左右，同时还要调整能源结构，尽可能少用化石燃料，多生产一些可再生能源。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的比重还不到7％，到2010年将提高到10％，到2020年将提高到16％。通过这些措施可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多吸收”，最主要的是植树造林，因为森林可以在光合作用下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十一五”规划提出，到2010年，全国森林覆盖率要提高到20％。

“再利用”就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对排放的二氧化碳、甲烷、沼气等回收利用，变废为宝。这也是一条重要途径。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国际社会理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发展空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承担量化的减排温室气体的指标，但这不等于中国不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

缓解气候变化的措施篇7

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以及哥本哈根宣言中。在此背景下，我国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和自身资源禀赋的压力，必须要从国家战略高度着手，通过宏观政策调控、微观主体引导和构建碳金融市场体系几个方面来进行应对。

关键词：

低碳；规则；碳排放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24007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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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碳经济的起源

全球气候变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已经造成的严重威胁是低碳经济产生的大背景。随着全球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能源使用带来的问题不断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除了化学烟雾和酸雨的危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所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亦已被确认为不争的事实。伴随着各国政府及民众对上述问题认识程度的不断加深，低碳经济这一概念应运而生。

低碳经济这一理念始于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考虑，英国政府在2003年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之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的概念。在这本白皮书中，英国政府提出了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减少20%，到2050年减少60%，以实现建立低碳经济社会的目标。白皮书要求通过提高资源的生产率，以更少的碳排放获取更多的经济产出。

伴随着实践的发展，低碳经济逐渐的被赋予越来越深刻的内涵，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对低碳经济的理解。当前，大多数学者认同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主要特征，以较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较大产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

在中国，低碳经济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我国最早涉及低碳经济的政策文件是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2007年7月颁布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7）。而根据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2010年5月编写的的《中国碳评估报告》中指出了低碳经济的关键因素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分别是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低碳能源和低碳技术；高能源效率与低排放；降低化石燃料生产与消耗；商品与服务中的碳强度低；碳交易、金融与税收措施；低碳投资；能源安全；可持续性等。

2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然性

人类从工业革命以来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类社会逐步接受低碳的经济模式与生活方式，以达到社会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状态。人们意识到此前经济发展模式的破坏性后果，为了对人类自身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负责，发展模式低碳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开发可替代性能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等低碳化措施可以缓解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巩固国家能源安全。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8年，低碳行业的收入增幅仍达到75%，并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这也使人们在反思既有发展模式的同时，感受到了低碳经济的巨大驱动力，从而更有意愿推进经济结构的低碳化调整。面对巨大的潜在利益，各国意识到，只有主动致力于能源、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参与制定以低碳经济为主的生态文明游戏规则，才能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引领世界经济的未来发展。

3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

随着各国对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愈来愈高，在各个国家内部以及在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经济增长与低碳路径选择的矛盾，这也为各个国家的微观经济主体在低碳经济的实现过程中带来了困惑。就此，一些被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国际性公约、文件、宣言等的签署为各个国家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制度性保障和标准体系，也就此形成了低碳经济发展的国际背景。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以及哥本哈根宣言中。

3.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1992年5月9日在纽约通过，并于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供与会各国签署。其是国际社会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具备法律约束力。公约的目的在于控制大气中CO2、CH4和其他造成温室效应的气体排放，将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不破坏气候系统的水平上。公约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规定的义务以及履行义务的程序有所区别。公约要求发达国家采取具体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已支付他们履行公约义务所需的费用。而发展中国家只承担提供温室气体源与温室气体汇的国家清单义务，制订并执行含有关于温室气体源与汇方面措施的方案，不承担有法律约束力的限控义务。公约建立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使其能够履行公约义务的资金机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害，减缓气候变化，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3.2《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国大会通过，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做出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具体实施规则，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环保协议。其宗旨在于通过国际社会的密切合作保护环境，降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含量。在议定书中根据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规定，38个工业发达国家在2008年到2012年的承诺期内，把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的排放水平平均降低大约5.2%，并对各个国家规定了具体的减排任务。由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美国一直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而《京都议定书》又必须要在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55%以上的至少55个国家批准后才能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所以直至2005年2月16日，才正式生效。这标志着人类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法规首次出现。

3.3　巴厘岛路线图

2007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方会议第13次会议上，经过两周的激烈交锋，最终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确立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的双轨并进的谈判安排。其主要包括减缓、适应、技术和资金四个方面的内容。同时，个缔约方还通过了《巴厘岛行动计划》，该计划要求《公约》的发达国家缔约方依据各自的国情，承担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温室气体减排承诺或行动；同时计划还要求发展中国开展温室气体减缓行动，发展中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在技术、资金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国内减缓排放行动，由发达国提供支持。各缔约方通过了《巴厘岛行动计划》（Bali　Action　Plan），同意在《公约》之下启动旨在加强《公约》实施的谈判进程。

3.4哥本哈根宣言

哥本哈根会议的目的是为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然而在此次会议最终，仅出台了一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声明即《哥本哈根协议》。但是该协议依然在指导各国的减排工作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根据UNFCCC官方网站的信息，在各国向联合国递交减排承诺的最后期限2010年1月31日之前，共计65个国家和地区向联合国递交了减排承诺。这些国家的排放总量约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8%，主要排放国都承诺了各自的减排量和减排方式。欧美国家的承诺减排幅度在18.9%到24.7之间。按照各国提交的减排承诺，36个欧美国家到2020年，总计减排33.6亿到43.8亿吨二氧化碳量，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18.9%到24.7%。

4我国面临的压力和应对措施

4.1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不仅被看成了全球低碳经济新起点，更被看做是全球制定低碳经济规则的新角逐。欧美国家的减排目标几乎都附带了条件，主要是两个，一是要形成具有法律强制力的全球减排协议；二是主要排放国要承诺绝对减排量。这两条实际上都是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尤其是中国。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排放国之一，而且排放量增长迅速，发达国家对我国可能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1）在各种国际场合制造舆论，要求我国承担气候变化的责任；（2）要求我国海外企业遵守所在国的碳排放限额，进行碳披露；（3）要求我国出口商品进行碳披露，对没有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商品征收碳关税，或者禁止进口；（4）要求在我国的外资企业减少或不采购未进行碳披露的中国产品，要求我国按普遍的标准和方式在企业之间分配放额度，并敦促企业遵守排放限额，进行碳披露；等等。

4.2国内资源禀赋的压力

即便不考虑来自国际上的压力，仅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继续增加碳排放量也不是长久之计。碳排放量的增长，不仅意味着能源消耗的不断增加，同时还意味着对其他地球资源的巨大消耗，包括石油、粮食、铁矿石和淡水资源等。中国的巨大产能必然需要有充足的基础资源作为支撑，资源价格节节攀高已经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但众所周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其实质相当于所有我们的出口贸易对象国在瓜分我们国家的自然资源，这必将为我们的后裔子孙带来祸患无穷。

4.3我国的应对措施

面对来自于发达国家的国际压力，我国一定要掌握“碳排放”标准的话语权。面对低碳发展所引起的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变化，我国应选择适当的时间承诺减排限额，参与世界低碳发展，一方面打掉职责、赢得舆论，占领国际道德高地，相应的要求发达国家承诺更多的减排份额；另外一方面，可以获得各类低碳经济游戏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进而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赢得时间。

事实上，无论我国是否对减排限额做出承诺，我国都会选择低排放、低污染和低能耗的发展之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资源禀赋的压力已经在说明走低碳发展之路刻不容缓。鉴于此，笔者给出如下建议。首先，从宏观层面上要从国家发展战略上着手，制定低碳发展的国家战略。具体规划上，可以从产业结构调整、财政政策倾斜等方面来落实。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低碳产业发展，同时，可以采取征收碳税等形式提高那些高排放、高污染、高能耗的行业进入壁垒，做到奖惩并用，以达到抑制二氧化碳排放、促进低碳产业发展的目的。其次，从微观层面上，鼓励企业开发适合低碳发展的先进技术、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促进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再次，可以鼓励商业银行为符合低碳经济发展目标的企业创造融资便利，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出面做担保或是给与一定的贴息补贴等。最后，政府要积极发展我国的碳金融市场，通过鼓励商业银行碳金融产品创新，指导构建恰当的碳金融市场结构，制定合理的碳金融市场监督机制，旨在达到利用市场手段降低碳排放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建华.低碳金融　［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2］鲁丰先.低碳发展研究的理论基础［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9）.

缓解气候变化的措施篇8

一、碳标签的提出

所谓碳标签(CarbonLa-belling)是为了缓解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GreenhouseGases，GHG)排放，推广低碳排放技术，把商品在生产过程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产品标签上用量化的指数标示出来，以标签的形式告知消费者产品的碳信息。也就是说，利用在商品上加注碳足迹标签的方式引导购买者和消费者选择更低碳排放的商品，从而达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缓解气候变化的目的。

国际贸易中碳标签的实施能否达到既定目标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生产者和消费者要具有理性，他们必须有保护气候和环境的倾向，并愿意支付因碳标签的实施导致的加价；二是核定国际贸易品的碳足迹要方法简单，并且要标识统一、试点推广。

碳标签只是鼓励消费者和生产者支持保护环境和气候的一种方法，更多地取决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社会道德和责任感。碳标签的实施需要核定生产过程中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会给厂商带来额外成本，消费者也要因此承担一部分的加价，碳足迹(CarbonFootprint)的概念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产品或服务在生产、提供和消耗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释放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总量，又叫做产品碳足迹；二是仅指公司生产过程中导致的温室气体的排放，又称为公司碳足迹。产品碳足迹比公司碳足迹蕴含的概念要广些，包括了产品自身消耗(及处理)时排放的温室气体，还包括了生产产品的必要投入。而公司碳足迹只局限于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所以又用“隐含足迹”的术语来表达。

国际贸易领域的碳足迹指的是国际贸易品的生产和运输两个环节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因为国际贸易的商品不仅在生产过程会排放温室气体，运输过程同样会造成温室气体的排放。从国际贸易运输环节来看，运输工具的燃料消耗过程中会造成大量温室气体的排放，有报道称，从新西兰运送1公斤奇异果到英国，会排放1千克二氧化碳，假如在英国境内产销，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50克，相差了20倍之多。据国际能源机构(IEA)估计，2004年由运输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占世界与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23％，其中74％的排放由陆路运输产生，12％的排放由航空运输产生，8.6％的排放由海洋运输产生。按每吨·千米的CO2排放来计，空运最多，陆运第二，海运最有能源效率。Wangler(2006)估计了从开普敦到伦敦港空运需排放CO214.9千克，而海运只需排放0.1-0.12千克。所以空运是国际运输温室气体排放的焦点，而大多新鲜水果蔬菜的供应是由空运承担的。

目前，出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一般都统计在出口国名下，与消费这些产品的进口国无关。实际上，进口国在消费进口产品的同时，相当于间接消费了生产这些产品所消耗的能源，导致了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这就引出国际贸易品的内含碳问题，也就是国际贸易品的碳足迹问题。国际贸易品的碳足迹问题长期以来在传统国际贸易研究中一直被忽略。近年来，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受到国际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碳足迹问题也逐渐受到重视。

二、碳标签的实践

从2007年起，国外关于碳标签的讨论不断涌现，并有不少国家的政府部门和行业协会开始了这方面的推广活动。英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专门资助成立了CarbonTrust，鼓励向英国企业推广使用碳标签，行业协会也在会员企业中推广气候变化的认知。日本紧随英国，鼓励各公司自愿推出产品碳标签，在商品包装上详细标注产品生命周期每个阶段的碳足迹，以便消费者能够作出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理性判断，支持同类产品中温室气体排放更少的产品。欧盟委员会积极推出新的规则对生物燃料的碳足迹衡量做出强制性规定。法国政府也鼓励零售商对碳足迹进行核算，签发了零售商和贸易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规定。

目前发达国家的很多商家都展开了诸多碳标签的尝试。特易购(Tesco)是英国最大的超市，市场份额达到31％，并且全球化程度也较高。2007年1月Tesco总裁TerryLeahy先生表示长期来看要在所有上架的7万种商品上都加注碳标签，并从2008年4月开始在20种商品上进行试点。在过渡性期间会在空运的商品上加注飞机标志的小标识，表明空运在商品的生命周期中是主要的GHG排放来源之一。这种标识很快也被Tesco的竞争者Mark&Spenser以及瑞士的零售商Coop采用。法国的超市巨头卡西诺(Casino)也采用了自身的气候变化标签体系，用食物里程(FoodMiles)的概念来表述GHG排放的衡量，在自有品牌的商品上同时标注环境友好和CO2排放量两个商标。Casino的碳标签尝试行为受到了法国环境能源管理局的认可，法国政府呼吁其国内所有零售商采用相似的碳足迹和碳标签体系。美国的Timber-land长期制定了要在所有商品上向消费者提供环境方面的信息的目标，它采用了厂商自己设计的简化的LCA方法，用0-10数字范围的绿色指数来代表商品的环保指数。目前大概有20多家厂商生产的75种商品已经加注了碳标签。百事(Pepsico)的附属公司生产的Walkers奶酪洋葱薯片是最先加注碳标签的商品。GM、Dell、HomeDepot等都表示要在公司生产的商品上注入环保理念，体现缓解气候变化的意识，引导消费者在做购买决策时象关注价格和品质一样关心商品的碳足迹指数，将碳标签的价值充分凸显出来。

三、碳标签：潜在的新型贸易壁垒

碳标签无论从研究进度还是实际应用来看目前还仅仅出于初级阶段，但随着社会各界对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关注的日益加深，对国际贸易商品的碳足迹进行统一测度、推广碳标签的使用指日可待。假若碳标签像其他标签如生态标签一样普遍应用在国际贸易商品中，就有可能会被某些国家或商家滥用来设置技术贸易壁垒，从而碳标签成为贸易保护的有力工具。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受到来自发达国家强制加注碳标签的要求，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

发达国家由于对环保意识水平更强，设置了广泛而严格的环保标准和标志要求。碳标签的使用在推动降低能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具有较大的潜力，因而发达国家会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出口商品时加注体现产品在整个生命周期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碳标签，而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于国内技术水平较低，使用的生产商品的加工与生产方法很有可能会导致更高的温室气体排放，对缓解气候变化不利，往往具有较高的碳足迹，在出口目标市场上不具有竞争优势，很容易被赶出发达国家的市场；而且环保型的生产方法和技术需要较高的投入，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气候友好产品和技术的引进和采用；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要想获得碳足迹的认定和碳标签的加注，需负担一定的时间成本和不菲的申请价格，这是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获得的微薄利润的发展中国家厂商难以承担的。

四、中国的应对策略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出口国，经常遭遇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一旦碳标签开始普及，商品出口很容易受到发达国家强制要求碳标签的限制，从而影响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碳标签问题上应审慎处理，至少应从以下几个角度人手，抢占和稳定国际碳标签市场，推动碳标签的推广运用，为缓解气候变化做出努力。

第一，加强环保理念的推广，提高气候变化的意识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却付出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惨重代价。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对环保的关注程度不够，对气候变化的意识不到位。所以需要媒体舆论、NGO、政府组织甚至是企业的大力宣传，在全社会掀起关注气候变化的热潮，将环境保护的理念深入传播到所有生产者、消费者的观念中，甚至上升到社会道德的层面。这样在国际贸易商品推广碳标签才会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也能真正达到推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第二，鼓励碳足迹问题的研究，展开碳标签的试点工作

目前国内关于碳足迹的研究刚处于起步阶段，如何研究出合理科学的方法将产品生命周期中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衡量出来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和实证分析来检验。在此基础上，将产品的碳足迹标在包装上，消费者从这些信息做出合理的判断和选择，才能达到从消费的角度影响生产，从而缓解气候变化的目的。所以碳标签工作首要的一步就是要鼓励碳足迹方面的研究工作，形成合理的碳足迹核算方案，然后就可以开展实际的试点工作。先在部分商品上加注碳标签，看实行的效果后再进一步实行推广的策略。

第三，完善已有相关法规。规避技术贸易壁垒

从政府层面而言，虽然中国核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并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全面阐述了2010年前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但是在制定这些政策的同时，相应的辅助法律规则还是不够健全。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一个完善的法律结构来确定进一步兑现承诺的具体措施，碳标签制度的顺利推行需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约束和给予保证，确定具体的核算法则、实施方案和标准，等等。对于国外设置的碳标签方面的技术贸易壁垒，我们也可以用相应的方式来进行规避，对出口商品做严格的碳排放量方面的规定，对进口商品也同样实行一定的标准和认证要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贸易摩擦。

第四，融合气候变化的贸易措施，协调气候政策的国际博弈

除了碳标签制度，应对气候变化还可以实行边境税收调节、碳排放交易机制等等手段，而这些贸易措施并不是独立的，可以协调起来综合运用。在实行边境税收调节时可以依照碳标签上的碳足迹值组成边境税的计税价格，在碳排放交易时碳足迹值也可作为碳排放权分配的参考，在引进产业投资决策时碳足迹值也可纳入到考察标准之一。气候政策的实施也是多边协商的结果，要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制度谈判，在贸易措施的论证阶段也要考虑到贸易伙伴国的反应，选择最优博弈均衡解。

第五，改进现有的生产工艺，推进环保技术的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