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值管理案例范文

时间:2023-12-22 17:29:30

市值管理案例

市值管理案例篇1

档案馆藏是档案工作的基础和前提,而馆藏建设又是衡量档案馆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志,所以档案馆馆藏建设问题历来是我国档案工作的重中之重。扩大档案的收集门类,如加大科技档案、照片档案等的收集力度,是目前关于丰富综合性档案馆馆藏研究的主要观点。但就目前综合馆接收工作实际看,各立档单位产生的照片、声像档案数量十分有限,而绝大多数科技档案的最终流向应该是各领域设立的专门档案馆。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各综合馆通过上述方式丰富馆藏是难以实施的。

馆藏建设的质量与效益取决于馆藏档案的内容与成分。在综合馆长期的接收工作中,辅助行政管理类的档案馆藏量过多,而专业管理类档案比例严重失衡。笔者随机对北京市档案馆四个全宗档案的数量进行分析,文书(行政管理)档案与业务(管理)档案的比例分别是69.9%比31.1%、68.39%比31.61%、71%比29%、84.6%比15.4%。可见,文书档案的比例远远大于业务管理档案的比例。

本文所谈的“业务管理档案”主要是指各行政管理机关专业职能部门形成的、大量以专业、详细特点著称的“业务档案”,它们已经成为现实利用中备受关注的档案门类。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日益提高,人们越来越懂得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权益,在许多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往往要出具证明相关事实的资料作为实证。档案因其自身具备原始凭证价值,自然有更强的真实性和说服力,因而成为法律凭证的首选。在对2004年北京市档案馆利用目的的统计数据中,出于“个人取证”目的的利用者人数达1300多人次,位居六大利用目的之首。被大家熟知且利用率较高的“婚姻档案”“劳模档案”“规划档案”,均属于业务管理档案的范畴,它们的社会利用价值日益突显。同时,由于业务管理档案记录着立档单位具体的职能活动,能够映射各专业管理活动的具体面貌,对本地区的公共管理和人民生活都有重要影响,因而具有较高的公共利用价值。故重视业务管理档案的接收进馆事在必行。

业务管理档案既是各单位对各种业务职能活动的真实记录,又是整个行政管理活动的软成果。如各级政府行政审批、批办等各项工作中形成的档案都体现其日常工作的内容与特色,而将这些业务管理档案接收进馆,既适应了新形势、满足了社会公众的利用需求,又有效地丰富了综合馆的馆藏,那么何乐而不为呢?

二、接收业务管理档案应注意解决的问题

业务档案的接收意义重大,为什么长期以来却不能实行呢?这是由于不够科学的保管期限、立档单位对移交工作存在顾虑以及有限的移交单位等因素所致,解决好这些问题是接收业务档案的前提条件。

1. 正确地划定保管期限

接收进馆的档案一般被划定为永久保管期限,而业务管理档案在各现行立档单位大都被划为长期或短期,因而移交进馆的档案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该单位的主要职能活动,大大减弱了移交进馆档案的社会价值。其实关于业务管理档案保管期限的确定,国家档案局早在1987年出台的《关于机关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中就明确指出“凡是反映机关主要职能活动和基本历史面貌的,对本机关、国家建设和历史研究有长远利用价值的档案,列为永久保存。凡是反映本机关一般工作活动,在较长时间内对本机关工作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文件材料,列为长期保管。”但由于对文书档案的认识存在局限性,具体保管期限都是由立档单位自己制定的,档案馆无法控制档案的移交情况。因此,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应该对各单位的档案保管期限表进行必要的监督,以指导有关单位合理地履行移交档案的义务。

2. 改善服务,消除立档单位的思想顾虑

各立档单位对业务管理档案移交工作的态度,对档案馆能否顺利接收业务管理档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78个应向档案馆移交档案的单位调查,发现其中44家单位从未向市档案馆移交过档案,占总比例的56.4%;而在这44家单位中表示“今后仍不愿向档案馆移交档案”的有8家。通过了解,这些单位之所以未向市档案馆移交,原因有二:一是认为专业性强的档案在本单位日常工作中利用相对频繁,向档案馆移交可能会给本单位的利用带来不便;二是认为本单位形成的业务管理档案只对本单位内部有利用价值,对其他社会群体和个人并无价值。然而需要明确的是,档案馆接收档案是代表国家行使相应的权力,各立档单位向档案馆移交档案实际上是在履行对国家的义务。一方面,各立档单位绝不能为了“与己方便”拒绝或采取各种手段拖延移交,使对国家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的档案不能及时进馆,无法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价值。另一方面,综合馆应主动采取鼓励政策改善服务。加大对档案移交单位的优惠政策,消除立档单位的顾虑,让他们充分体会到移交档案是“与人方便,与己更方便”的好事,以提高他们移交档案的自觉性。

3. 全面地确定档案馆的移交单位

馆藏档案的接收范围直接决定馆藏业务管理档案来源的多元化,更准确地说是决定了业务管理档案的内容范围。因此,列入接收范围的移交单位应尽可能全面、系统地反映本地区方方面面的工作,这是由综合馆的任务所决定的。以重新调整后的《北京市档案馆接收档案的规定》为例,在原有市委、市政府序列的机构基础上,又增加了与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有关的单位,扩大了移交单位和接收档案的范围。在《北京市档案馆接收档案单位名册》的262家单位中,市委序列的机构有86家,市政府序列的机构有60家,共计146家,占接收单位总数的55.7%,其他各类单位已占到了接收单位总数的44.3%。在行业领域方面,调整后的移交单位范围加大了商业、文化等领域的比重;在单位性质方面,也突破了原有的市委市政府序列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扩大业务管理档案内容的广度提供了条件,移交单位的多样性使业务管理档案的来源更为丰富。

“把各级档案馆建成保管党和国家重要档案的基地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档案信息服务的中心”是“十五”期间全国档案工作的重点任务,馆藏建设是基础,业务管理档案的接收工作正是服务于这一基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业务管理档案的接收工作事关综合馆馆藏建设全局,直接关系着“使档案工作服务于民”艰巨使命的落实,又是使档案馆藏更加贴近社会与公众的重要措施。关注业务管理档案的接收,认真解决接收中存在的问题是现阶段馆藏建设的当务之急。

(本文是“综合性档案馆接收范围研究”科研项目阶段研究成果)

市值管理案例篇2

关键词:套期保值;期货;风险控制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2月19日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如何利用衍生金融产品防范和规避风险已成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企业结合当前的金融形势与环境,适时采取套期保值操作,能够更好地回避未来投资公允价值下跌给企业利润带来的风险。

一、我国套期保值的期货市场现状

套期保值是以规避现货价格风险为目的的期货交易行为。企业开展套期保值交易是将期货市场作为转移价格风险的场所,利用期货合约作为将来在现货市场上买卖商品的临时替代物,对其现在买进但准备以后售出的商品或将来需要买进的商品的价格进行“锁定”的交易活动,其本质在于“风险对冲”和“风险转移”。所以,在套期保值前,必须了解期货市场的基本运行特点,相比国外发达期货市场,我国期货市场现状具有以下特点:

(一)发展时间短。我国期货市场起步较晚,1988年国务院决定进行期货市场试点,仅涉及小麦、杂粮、生猪、麻作为期货试点品种;1992年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率先推出特级铝标准合约,正式期货交易开始;1994~1999年国务院、证监会先后制定通过期货交易相关管理条例和办法,同意了三个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提高了对会员的结算准备金和财务实力的要求,修改了交易规则中的薄弱环节,完善了风险控制制度。2010年股指期货正式挂牌交易,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进步。

(二)市场规模有限。期货市场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近年来,我国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期货市场却没有赶上经济发展步伐。与发达期货市场的交易规模相比较,我国期货市场交易量和交易额都显得很微小。2005年,我国期货市场交易额与GDP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持平,而美国的期货期权交易额是其GDP的十倍多;2006年我国期货交易总量占全球交易总量的3.8%,而美国占全球交易量的38.6%。但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期货市场发展潜力巨大,2007年我国期货市场交易额首次超过GDP,商品期货交易量占全球的26%,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商品期货市场。尤其是股指期货的正式挂牌交易,将进一步扩大我国期货市场规模。

(三)交易品种有限。国际现有商品期货近300种,金融期货产品100多种,而我国期货市场仅有19种商品期货,品种结构单一,这也是影响我国期货市场交易规模的原因之一。我国期货品种结构单一,主要在于落后的品种推出机制。我国期货交易的上市、中止、取消或者恢复期货交易品种需由中国证监会批准,合约推出审批过程过于繁琐,也未建立长期品种推出机制。而美国和欧洲期货市场品种完全由交易所根据市场需要自行推出,只需在监管部门核准备案即可。

二、我国企业套期保值在实务中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制度不健全。我国企业套期保值相关制度不健全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发生会计政策变更,有两种会计处理方法,即追溯调整法和未来适用法。《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第2章第6条规定:企业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等要求变更会计政策的,应当按照国家相关会计规定执行。但套期保值会计准则并未规定该采用何种方法来处理这项会计政策变更。企业无法明确是采用追溯调整法将会计政策变更累计影响数调整变更年度的期初留存收益以及会计表的相关项目,还是采用未来适用法不调整变更年度的期初留存收益。此外,套期保值的追溯调整法的运用存在困难。采用追溯调整法的前提之一是企业能够确定会计政策变更累计影响数,然而套期保值的非凡性使会计政策变更累计影响数很难计量。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套期保值业务涉及的合同期限可能较长,导致追溯调整的会计期间过长,使会计政策变更累计影响数的计算有一定难度,且会计政策变更累计影响数数值可能较大将引起变更年度期初留存收益大的波动;二是套期保值会计准则要求将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公允价值变动的抵消结果计入当期损益,由于我国尚缺乏成熟的市场体系和完善的评估机制,追溯调整时对追溯期间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公允价值的确定具有很大难度。

(二)过分关注套期利润,低估套期保值的风险。套期保值的实质是企业为了规避和防范在金融市场中面临的金融风险而采用的方式。其目的主要是通过利用套期保值工具来减少或尽可能持平在金融活动中可能会发生的预期利润损失。企业在选择套期保值方案时,往往会过分关注其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的套期保值利润,不关心套期保值可能带来的预期损失的风险。然而,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变化,初期的套期保值方案不仅不会给企业带来利润反而会给企业带来损失。

(三)缺乏长期持续性的套期方案。企业一旦选择了一套套期保值方案,就会期待未来预期会朝着其方案发展,从而能够给企业带来期望的利润,但实际上金融市场是在不断变化的,企业过多的把所有的精力和期望放在套期保值初期的一套方案上会处于被动的地位,企业应随着环境的变化随时调整套期保值方案,缺乏对套期保值长期持续性方案的应对措施往往是企业套期保值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不注重套期过程的控制。企业在追求套期利润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对套期过程的控制,而套期交易的复杂性以及套期保值操作存在较高难度,导致执行成本高昂。套期保值涉及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两项交易,套期工具的推陈出新、套期保值方案设计和交易的复杂性,使套期保值有较高的技术含量。为减少企业操纵利润的可能性,限制企业运用套期会计方法的随意性,在套期保值中对套期会计方法的运用条件、会计处理等实务操作过程缺乏详尽而严格的规定,这难免会增多企业财务处理环节,增大企业财务处理难度,提高企业的执行成本。

三、企业套期保值实施对策

(一)重视相关交易制度及规则

1、健全风险管理制度。风险管理制度是期货交易所为保证期货交易平稳有序进行,降低期货交易风险的一系列制度。包括保证金制度、涨停板制度、持仓限额制度、强行平仓制度等。

2、健全套期保值管理制度。套期保值管理制度是期货交易所对套期保值交易专门制定的套期保值管理办法,主要规定套期保值的申请条件、审批程序、建仓方式与监督管理等。

3、健全交割制度。交割制度是期货交易所规范不同交易品种的交割,对仓单注册及注销管理、品种交割流程、交割费用等进行规定的制度规范。一般商品期货以实物交割方式为主,金融期货以现金交割方式为主。

(二)充分识别套期保值风险。套期保值的风险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识别套期保值的风险要贯穿整个套期保值的过程,包括在做套期保值计划对预期风险的识别(事前风险)、在套期保值操作过程中各种变化风险的识别(事中风险)和套期保值操作后期货款交割等风险的识别(事后风险)。只有充分识别套期保值的风险,才能及时采取相应的风险应对措施,减少和避免套期保值风险对企业带来的损失。

(三)合理制定套期保值策略与计划

1、选择是否进行套期保值,确定合理目标。企业应根据不同业务的特点,统一确定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度,以及企业愿意承担哪些风险,明确风险的最低限度和不能超过的最高限度,并据此确定风险的预警线,确定是否进行套期保值。此外,还应该综合考虑融资及管理层的要求,比较特定阶段现货敞口净冒险额与套期保值可能的相关成本,确定是否进行套期。在确定套期保值后,根据不同套期保值项目确定合理的套期保值目标。

2、确定套期保值方向。企业确定使用套期保值后,应根据保值目标的性质和任务,严格确定套期保值工具的买卖方向。决定套期保值方向时,企业应根据经营状况判明绝对风险的所在,针对风险来源做反向操作。如看涨未来现货,可进行买入套期保值;看跌现货,就卖出套期保值。

3、确定套期保值比例。套期保值比例是进行套期时现货资产数量占总的现货资产数量的比例,在确定这个比例时,要选择的套期保值必须在企业风险承受能力之下、有利的市场价格预期、随着有利或不利市场基差结构调整套期保值比例以及流动资金规模。

4、选择套期保值工具和品种。企业按规定可选择的套期工具有远期合同、期货合同、互换和期权。企业应该综合考虑风险来源、套期保值工具特点、套期保值效果以及成本等因素,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控的金融衍生工具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5、确定套期保值比率。企业应根据套期保值品种、合约和期限等实际要求,选择合适的最优套期保值比例模型,计算最优套期保值比率。

6、确定套期保值期限。套期保值期限或时间长度受现货市场走势预判和企业套期保值目的的强烈影响,这是影响套期保值期限选择的客观条件。一般在选择时期货合约月份应与套期保值的客观条件保持相同或相近,同时还要兼顾流动性。

7、选择减仓的目标价位。企业应根据自身购销情况、市场实际情况和趋势,结合数量分析模型与市场经验数据,确定合理的套期保值目标价位。一般是分级设定不同档次的价位,分步建仓,这样企业可以根据投资组合现状、风险偏好、中长期市场趋势等制定投资比例,可以适时对加仓的进度和比例进行调整。

(四)优化套期保值方案

1、进行科学深入的形势分析。科学深入的形式分析可以保证企业制定切实可行的套期保值策略,使企业更好把握经营活动中的风险点和风险度,使企业精确考虑风险承受能力,预备防范对策。

2、科学选择建仓时机。建仓时机决定了建仓价格、合适性和风险性。选择何时建仓,主要根据企业确定的套期保值目标价格及基差情况,如在基差风险偏高时,应降低套期保值比例。

3、选择策略要灵活。为了提高套期保值效果,必须结合实际操作制定和不断完善操作策略。在选择时,首先应考虑企业的财力,研究套期保值的资金需求,结合企业现金筹措能力来决定规模;其次要考虑期货业务上的技术能力,立足于自己的专业人才队伍,避免过于复杂的操作;再次要考虑市场承受能力,尽量选择流动性好的市场和产品进行操作;最后要针对市场变化灵活应变,趋利避害,捕捉战机。

(五)套期保值跟踪与控制。套期保值跟踪与控制作为一个动态管理和控制过程,其主要任务是监视和观察企业套期保值操作过程与程序的合规性,跟踪市场形势变化和套期保值头寸盈亏变化,跟踪企业现货环节对套期保值需要的配比变化,并及时处置套期保值头寸面临的各种风险。主要应注意正确评价保值效果和建立应急处理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1]宋菁.套期保值会计存在的问题与完善.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1.8.

[2]企业会计准则――具体准则.2006.2.

[3]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8.2008.12.

市值管理案例篇3

关键词:股东积极主义;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方大集团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1-0082-04

引言

近年来,一个新名词在中国证券市场上逐渐兴起――股东积极主义,这种源于美国华尔街的股东行为投资策略,其运行机制是股东购入股价严重低估的公司的大量股票,迫使标的公司以较高溢价实施回购,或是通过递交股东提案、行使投票权、私下协商、行使股东诉权等方式改变公司经营方针,改善公司治理,改善公司业绩。

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先天不足,相比于国外资本市场,我国机构投资者、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正处于起步阶段,与此相关的研究目前也较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何使得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并使其发生积极作用,已经成为公司治理研究当中不可避免的课题。

为了研究股东积极主义发生的一般性条件,本文选择方大集团为案例企业,拟对其股东积极主义行为的实施条件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以谋求总结出股东积极主义行为实施条件的一般性结论,为丰富公司治理理论提供可鉴视角。

一、公司介绍与案例简介

(一)公司简介

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1991年12月28日,集团总部位于深圳市,在深圳、北京、上海、沈阳、南昌、东莞、成都等地建有大型现代化生产基地,在国内外3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支机构,是我国知名大型高新技术企业,是我国节能环保领域的“领头羊”。

公司发行的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票及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票分别于1995年11月及1996年4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现注册资本为756 909 905元,法定代表人熊建明。

(二)公司股权相关情况介绍

(三)相关财务数据及股票市场表现

方大集团近五年来在股利分配政策上都分配了股利,但只有两年发放的是现金股利,具体情况(见表2)。

除此之外,方大集团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囤积了大量的土地储备,且估价可观(见表3)。

下图显示了方大集团在盈利能力方面与行业、市场的对比情况,其中方大集团个股为最下方的折线。

(四)方大集团的股东积极主义――提出临时议案

2014年3月21日,方大集团董事会换届选举前夕,集团股东黄炬培联合另一股东王雪共同向方大集团董事会提交了包括《关于修改〈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在2013年度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时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等在内的一系列提案。3月25日,方大集团的公告中显示,由黄炬培联合王雪提交的议案由于不符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做出了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决定。

而在方大集团做出公开公告之前,黄炬培迅速做出反应,在媒体上公开《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黄炬培公开征集委托投票权通知》,意在通过投票权的征集在即将召开的股东大会中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从而支持之前其向公司提交的被拒绝审议的提案。黄炬培表示,“方大集团资产质量较好,但经营情况一直不太好,我们认为不排除公司存在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的可能性。”之前提交的临时提案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切实提高和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改变方大集团目前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

二、方大集团股东积极主义发生条件分析

方大集团作为老牌上市公司,可以说,股权分置改革大大稀释了大股东对企业的控制权,在众多中小股东不同的利益诉求前,企业管理层也无法做到利益的均衡。除此之外,方大集团一直以来不尽如人意的资本市场表现等因素也是促使黄炬培、王雪两位中小股东奋力一搏的缘由。下文将这些因素归集于内部条件与外部条件两个方面进行具体的解读。

(一)内部条件分析

1.股权高度分散。在方大集团的前十大股东中,本文发现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盛久投资有限公司都是公司关联实体,实际控制人都为方大集团法人熊建明,其中盛久投资有限公司为熊建明100%持股,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则表现为熊建明持股85%,其子熊希持有15%的股份。故而截至2014年3月31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熊建明持股比例为13.74%,即使如此,实际控制人的持股比例较低,对企业形成的控制有限,在经营管理中所面临的阻力较大。

此外,通过本文表1发现,前十大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也没有超过50%,且前十位股东的赫芬达尔指数也只达到了1.48%,远远小于1,说明方大集团的股权是高度分散的。而高度分散的股权结构稀释了大股东的话语权,同时也增加了中小股东成功实施积极主义的迫切性和成功实施的希望,在股权分散的前提下,股东对公司治理的关注度与积极性也会更高。

2.股东积极主义实施方的股份比例接近大股东。本次方大集团的股东积极主义实施方为黄炬培与申银万国的王雪,根据资料显示,截至2014年3月31日,两方共持有方大集团的股份比例为7.7%,而实际控制人熊建明所能支配的股份比例为13.74%(其中深圳市邦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9.09%,盛久投资有限公司4.65%)。实施方与实际控制人的股份比例相差不大,而且方大集团本身拥有数量庞大的中小股东,如果能说服取得他们中的一部分的投票权,那么此次股东积极主义是极有可能成功的。

3.分红不足。从上页表2中可以看出,方大集团近五年来都保持了良好的盈利水平,但其中只有两年是给股东派发的现金股利,而且派发的现金股利的量偏小,而方大集团一直以来的现金流是充分的,这对于追求短期收益的投资者来说,方大集团的分红政策显然不能使得他们满意。

(二)外部条件分析

1.大宗的企业土地储备升值。作为1995年上市的老牌上市公司,方大集团囤积了大宗的自有地块,而且方大集团历史上在全国各地设厂经营,获得了许多优质工业土地,这些土地随着各地城市化进程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升值。本文表3中位于深圳市大沙河的自有地块和方大城、科技中心大厦等土地目前都处于部分出租部分自用的状态,将会为公司提供稳定的租金收入,而沈阳LED项目用地随着项目停产,一旦该地块用于投资房地产,同样会有较高的价值。庞大的土地储备价值,成为方大集团一个释放利好的标志。

2.资本市场绩效表现一般。上页图显示了行为期方大集团的盈利能力与行业、市场比较情况,图中位于最下面的蓝色折线便是方大集团个股的盈利能力表现,虽然方大集团保持了良好的盈利水平,但无论相对于市场还是同行业来说,盈利能力都还不及。且方大集团作为行业领导者,订单储备量也较高,但盈利能力的表现与其实际地位不符。这使得投资者怀疑公司管理层存在刻意隐藏利润或者是通过关联交易来转移利润进而侵损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股东积极主义行为实施后,方大股价一路看涨,截至8月,方大集团股票已从3元涨至8元左右,说明之前方大的股票一直被低估。

三、积极主义实施条件的总结:基于方大集团个案得到的启示

从方大集团的案例可以看出,充分的现金流或优质的大宗土地储备是吸引股东积极主义的必要条件,意味着企业的实际价值和增值潜力,而一般的业绩和股价表现也为股东实施积极主义行为提供了空间,通过管理的提升可以促使股价提升或分红增加。从股东方来看,股权分散和大股东控制权薄弱,以及股东个体能力都是积极主义成功的关键。

对于大部分上市公司来说,股东要实施股东积极主义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中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企业核心资产指标显示利好

充分的现金流、良好的资产负债率、毛利率或资产负债表上优质的大宗土地储备、订单储备是公司吸引投资者注意的必要条件,这些财务指标无不在向外界显示出利好或者未来短期内有利可图的信息。一方面,企业需要融资来支持企业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投资者特别是短期行为明显的投资者往往更倾向于把资本投入到收益大、回收期短的企业中去。

(二)股权结构分散

显示利好的现金流、土地储备、订单储备等虽然能够引起投资者的注意,然而这并不是使得股东实施积极主义的充要条件。对于自然人股东来说,自身拥有的资本与资源都有限,所占有的股份总额较小,难以对企业形成有效地影响;而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说,同一基金管理人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得超过该证券的10%。该规定使得大部分机构投资人所持有的股份比例不得超过该公司的10%。

因而无论是自然人股东还是机构股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分散的股权的存在,投资者占有的股份比例能对企业形成一定的控制时,才会主动去积极争取实施股东积极主义。

(三)释放企业价值被低估或管理层经营不善的信号

基于经济学上“经济人”的理论假设,投资者的目的在于使得投资产生利益,所以当他们进行投资决策的时候也往往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当同时具有上述的两项一般条件之后,如若公司股票表现达到了符合公司实际价值的预期值,也能从分红中获得可观的股利,那么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的热情也会减少。

而当股价表现一般时,投资者取得的利益没有达到预期,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机构投资者这时会介入公司治理中,实施股东积极主义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这时候的企业价值被低估或者由于管理层决策失误经营不善,只有自己争取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去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实现自己的预期利益回报。

参考文献:

[1] 孙容,刘殿国.股东积极主义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及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2).

[2] 王彦明.股东积极主义:股东积极行为的公司法界限[J].行政与法,2009,(8).

[3] 郑松山.从格力电器董事事件谈我国股东积极主义的发展[J].海南金融,2012,(8).

[4] 姜丽敏.机构投资者类型与股东积极主义[J].烟台职业学院学报,2011,(3).

[5] 胡洁,胡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6,(3).

[6] 邵勇,李季刚.机构投资者股东积极主义的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管理科学,2012,(7).

市值管理案例篇4

2004年11月17日,海王生物(000078.SZ)公告称,公司将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从公司中分拆,到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该议案已在临时股东大会获全票通过。而此前TCL集团已经实现手机业务的分拆上市计划,新疆天业(600075)、中牧股份(600195)、南纺股份(600250)、顺鑫农业等公司也宣布了拟分拆上市的计划。一时间,分拆上市成为了上市公司的“新宠”。

为什么已经上市的资产还要分拆上市?分拆上市会给上市公司股东带来什么?

在西方证券市场,分拆不仅带动母公司股价上扬,更重要的是,分拆上市的子公司其价值大都得到市场的充分肯定,不仅远超过其账面值,甚至出现了子公司市值在短期内超过母公司市值的现象。

那么,为何分拆上市会带来溢价呢?并购理论对这类现象做了研究总结,归纳出四类解释理论:价值发现、融资需求、战略聚焦、激励改善。

价值发现。价值发现理论认为分拆本身并没有创造太大的经营价值,之所以会出现市场的溢价反应,是由于当母子公司作为一个整体上市时,子公司的价值被低估的结果。产生这种价值低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子公司作为母公司的一个业务单元,信息披露不充分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母子公司业务之间风险收益的差异,不能迎合不同投资偏好的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从而导致了资产价值被低估的现象。而分拆为不同投资偏好类型的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能更好地迎合股东的偏好,充分释放资产的市场价值。

融资需求。分拆上市可以从两个途径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一方面,从母公司角度看,通过分拆出让股权可以获得大量IPO现金。研究结果表明,分拆前母公司的现金流越紧张,其分拆出让的子公司股权比例就越高,因此,改善母公司的资产流动性是分拆上市的一个重要动因。而另一方面,从分拆子公司角度看,分拆上市为子公司打开了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渠道,从而可以更好地满足其项目投资需求。

战略聚焦。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多元化经营理念一度盛行,然而随着子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被人们普遍看好的协同效应实际上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大,相反,负协同效应日益显现。在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压力下,上市公司开始力图通过各种资产剥离的手段使公司的产业战略和企业资源聚焦于一个领域,从而使公司的产品、服务更加专业化。分拆上市只是实施战略聚焦所采取的收缩战略中的一个手段,分立、资产剥离都是可以选择的方式。分拆上市导致母子公司的战略更为清晰,并可以带来专业化经营的好处,分拆上市带来的市场溢价主要体现了投资人对归核化战略的认同。

激励改善、成本降低。不同于战略聚焦理论,激励改善理论认为分拆对经营业绩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建立更有效的合约,从而降低成本、激发管理者经营潜力来实现的。分拆后子公司管理层的薪酬体系与其所负责的业务单位的业绩表现之间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从而能够更好地对子公司的管理者进行业绩评估;另外,分拆上市后通常会安排子公司的高层持股计划,以此降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成本,推动业绩上升。

实际上, 分拆上市早在20世纪80年代欧美资本市场上就已出现。在中国,2000年10月同仁堂A股公司分拆子公司同仁堂科技在香港创业板上市,揭开了上市公司分拆上市的序幕,而2004年的TCL集团分拆TCL移动事件在市场上更是沸沸扬扬。从传统理论出发,中国上市公司分拆上市的动机为何呢?

首先,根据价值发现理论,分拆后母子公司的股价通常都会产生较大的溢价。然而,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由于国内二板市场尚未建立,要分拆的公司只能选择境外上市,但由于A股和境外股市是相互封闭的市场,市场预期和定价基础存在较大差异,与境内A股市场相比而言,境外股市是一个低估的市场。以同仁堂科技为例,其H股发行市盈率仅为7~8倍,而当时同仁堂A股的市盈率在40倍以上,即使折价配售或增发A股,也完全可以按照20倍市盈率募资,分拆不但不能起到发现价值、释放价值的功能,还会导致子公司实际市场价值的缩水。因此,价值发现理论显然是解释不通的。

从融资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上市公司分拆上市的确存在融资的动机。由于中国股市低迷,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渠道受到限制,加之母公司往往融资能力有限,都可能促使分拆上市的出现。以海王生物为例,该公司2002年、2003年末期净资产收益率均只有2.5%左右,基本丧失A股配股融资的资格。在这种环境下,上市公司就开始计划将其部分优质资产境外上市便不足为奇。海王生物在公告中也明确宣称,其分拆目的是“提高公司资产的增值能力、拓展融资渠道、形成有效经营激励机制和资本优势、分散经营风险”。

战略聚焦理论认为将与主业不相关或相关度低的业务分拆出去,可以使管理层将精力集中于核心业务,从而带来更好的经营绩效。但从中国目前的分拆上市来看,分拆大多是与母公司同类的资产(如同仁堂的分拆上市即属于典型的横向分拆),或者是公司内的部分优质资产(如TCL集团分拆的手机业务)。因此,尽管分拆实际上能够使公司主业更清晰,但它至少不是这些分拆的主要目的。

从目前已发生的分拆案例来看,激励改善对提升被分拆子公司的业绩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同仁堂的案例中,新的激励制度使薪酬体系与业绩有了更直接和更紧密的联系,推动了同仁堂科技管理层在产品线、营销、人力资源战略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创新,给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公司经营业绩的大幅上升。例如,其产品乌鸡白凤丸1999年销售收入8600万元,增幅30%;2000年达到1.35亿元,增幅57%;2001年更是达到了2.25亿元。海王生物的公告也提出,分拆“不仅有利于大力推进项目建设速度,缓解公司资金需要压力,更能够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制度”。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从目前的案例来看,满足融资需求和改善管理激励是国内上市公司分拆上市的主要动机。

然而,在上市公司纷纷欲将公司的优质资产分拆上市的背景下,A股投资者也十分担心分拆会摊薄A股股东利润收益,而使其利益受损。事实上,国内的分拆上市案例大都遭遇了与国外市场相反的反应――股价在公告分拆事件后下跌。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证监会于2004年8月出台了《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境外上市的通知》,对上市公司的分拆上市进行了规范。而2004年12月的《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更是进一步要求:在股权分置情形下,“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需“经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方可实施或提出申请”。事实上,证监会在此前就从保护中小投资者角度出发,拒绝了长春高新(600661)分拆子公司长生生物到香港创业板上市的申请,而京东方分拆韩国全资子公司BOE-HYDIS境外上市计划也因8月份《通知》的出台而搁浅。可以预期,随着证券市场法规制度的不断完善,上市公司分拆上市行为将逐渐规范,分拆上市的积极效用将进一步得到发挥。

市值管理案例篇5

关键词:房产使用权转让 房产税 税收筹划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 房屋租赁市场也较活跃,国家对房产税的征管和稽查力度逐渐加大,房产税已成为企业税收的一项重要支出。因此,如何通过科学的税收筹划,降低企业的税负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根据房产税法的有关规定, 正确解读相关税务政策,拟从对自有房屋不同转让方式的角度,对房产税进行税收筹划,以对企业处理类似的业务,提供很好的使用参考价值。

二、房产税的主要特点

房产税属于财产税中的个别财产税,征税对象是房屋,征税范围限于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对建在农村的房屋不管是否用于经营,都不征税。另外根据房屋经营使用方式不同,房产税的征税方法有所不同,对于自用的房产,按房产的计税余值,税率1.2%,对于出租的房产,按租金收入征税,税率12%。这些特点为房产税提供了一定的纳税筹划空间。

三、房产使用权转让筹划方式

房屋使用权转让筹划的主要方式有四种,一是直接租赁,即为直接签署租赁合同。二是转租,即将拟出租的房产先以较低的价格出租给具有资产管理资质的下属公司,然后由该资产管理公司按市场价格出租房产。三是变出租为提供服务加出租,利用物业管理合同规避房产税,此方式采用提高物业服务的收费,降低房屋租赁的价格达到少交房产税的目的。四是变租赁经营为仓储经营,这是将租赁合同改为仓储保管合同,配备保管人员,为客户提供保管服务。因按照税法规定,仓储保管收入只需缴纳营业税,这使得租赁收入变成了仓储保管的服务收入。

四、案例研究

根据上述四种筹划,现通过案例来研究,究竟哪种方式的筹划力度更大。案例如下:

A公司为B房地产集团母公司,在上海浦东新区拥有一处商业房产,购置账面原值500万元,房产建筑面积200平米,该项房产为A公司的固定资产,按照直线摊销法,残值率5%,年限35年摊销,年折旧额13.57万。拟将此房产转让使用权,采用何种方式的税负较低。

上述案例中该房产转让使用权涉及的税种为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印花税、所得税。上海市房产从价计征的减除比例为20%,营业税税率为5%,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河道费附加分别是营业税的7%、3%、2%、1%,应交纳印花税是租金收入的0.1%,企业所得税为25%。

(一)筹划方案一:直接出租

1、涉税分析

房屋出租时,房产税从租计征税金,出租方缴纳房产税,营业税及附加,印花税,所得税。

2、综合税负计算

应缴房产税=租金收入*12%。

应缴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河道费、印花税=租金收入*【5%* (1+7%+3%+2%+1%) +0.1%】=租金收入* 5.75%,

应缴企业所得税=(租金收入-成本(即年折旧额)-各项税金)*25%=(租金收入-年折旧额-租金收入*17.75%)*25%=(租金收入*82.25%-年折旧额)*25%

故房屋直接出租综合税负=租金收入*(17.75% + 20.56%)-年折旧额 x25% =租金收入*38.31%-年折旧额 x25%

3、案例测算

如果年租金为50万。

租赁税金合计=租金收入*38.31%-年折旧额*25%

=50*38.31%-13.57*25%=15.77万

4、小结

此方案完全按照相关税法的要求缴纳了各项税费,无任何税务风险和筹划风险。

(二)筹划方案二:转租

1、政策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规定,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房产转租人不是产权所有人,不缴纳房产税。

2、涉税分析

利用转租进行租赁房产税筹划,就和烟酒生产企业通过成立销售公司筹划消费税的案例相似,将拟出租的房产先以较低的价格M出租给具有资产管理资质的下属公司,然后由该资产管理公司统一按市场价格H出租房产。该方案出租方按照低价格M缴纳房产税,营业税及附加,印花税,所得税。下属公司(即转租方)按价格H缴纳营业税及附加税,印花税,所得税。

由此看出,该方案多出一道营业税及附加M*5.75%,节省一道房产税(H-M)*12%,且只有当H>1.48M时,该筹划方案才可行。见下图。

图中H1=1.48M,节税空间为0,随着H越大,则其节税效果越明显。

3、案例测算

假设A公司将房产以每年20万元的租金价格出租给子公司B,B公司将房产对外再次出租,收取租金50万元。

利用方案一的综合税负计算公式,A公司应缴纳各项税金4.27万元。B公司应缴纳的营业税及附加、河道费、印花税(2分合同)=50万元×5.65%+70*0.1%=2.90万元,应缴企业所得税=(50-20-2.95)*25%=6.78万,B公司综合税负9.68万。

税收筹划后A公司与B公司税负合计13.95万元。

4、小结

此种方案,由于A公司和B公司是关联企业,他们之间的出租行为是关联交易,肯定要受到税务机关的房屋出租最低租金计税价格的制约,若税务机关要进行调整租金价格,即M的值就会发生变化,这种方案就不一定会成功,这就为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但若出租人考虑将拟出租房屋翻新、装修改造后重新出租,则出租人可先将未改造的房屋先出租给资产管理公司,然后由资产管理公司对租入的房产进行装修改造后再转租,利用此方试避税是较为合理合法的,筹划风险很低,值得尝试。

(三)筹划方案三:变出租为提供服务加出租,利用物业管理合同规避房产税

1、涉税分析

出租人可以通过提高物业服务的收费,降低房屋租赁的价格达到少交房产税的目的。出租方仅需按租金缴纳房产税、印花税,按租金及物业费缴纳营业税及附加、所得税。可见因收取物业费,公司可规避房产税和印花税,且物业费所占比重越大,房产税及印花税交的越少。

2、案例测算

假设A公司租金收取25万,物业费收取25万。

A公司应缴纳各项税金如下:房产税:25*12%=3万,营业税金及附加:50*5.65%=2.83万,印花税25*0.1%=0.025万,所得税:(50-13.57-5.86)*25%=7.64万。

故筹划后A公司税负合计13.50万

3、小结

该方案需有一定前提条件,即出租方一般应有从事物业管理服务的经营范围,且确实在出租房屋的同时提供物业管理服务。合理的利用物业管理服务收费来筹划房产税是合理的,但此方案也存在风险,税收风险在于税务机关可能规定最低租金计税标准。经营风险在于物业管理服务的收费是一般必需取得当地物价部门的收费许可,价格也需要审批,出租方不按收费许可证收费,抬高物业管理服务价格,可能会受到物价部门的处罚。

(四)筹划方案四:变租赁经营为仓储经营、

1、 涉税分析

根据《营业税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租赁业、仓储业均应缴纳营业税,适用税率相同,均为5%,《房产税暂行条例》及有关政策法规规定:租赁业与仓储业的计税方法不同。租赁业适用从租计税,仓储业适用从价计税。故该方案税收变化在于因房产税的计税方法不同所带来的节税效应。

2、综合税负计算

仓储服务应交税金:

应缴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河道费、印花税=仓储收入*【5%* (1+7%+3%+2%+1%) +0.1%】=仓储收入* 5.75%

应缴房产税=房产原值*(1-20%)* 1.2%=房产原值* 0.84%

应缴企业所得税=(收入-成本-各项税金)*25%

=仓储收入*23.56%-房产原值* 0.21%-年折旧额*25%

故仓储服务综合税负=仓储收入*29.31%+房产原值* 0.63%-年折旧额*25%

根据方案一中已算出的房屋出租综合税负,当仓储与租赁缴税相等时,得到平衡点即,租金 /房产原值=7%。所以当收入大于房屋原值的7%,采用仓储服务形式,反之则选择直接租赁形式。

3、案例测算

假设A公司将房产以每年50万元的仓储费对外出租,即租金 /房产原值=10%,计算出A公司应缴纳各项税金14.42万元,较直接租赁的税负低。

4、小结

在房产税从价计征的税负明显低于从租计征情况下,出租人可以变房屋出租为仓储保管合同,从而达到少缴房产税的目的。但这种筹划的前提条件是承租人租赁房产的目的是用来堆放、储存物品,若不是这个目的,该筹划方案将不可行。另外从风险控制角度来看,出租人是不存在税收风险的,但却带来了经营风险,因为在仓储合同下出租人必须承担货物的保管责任,发生损失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如果选择此方案,承租人应考虑易保管且价值较低拟储存货物,如果仓储的货物价值量高,发生盗损的可能性较大,则该筹划方案风险大,并不可行。

五、结束语

通过对房屋四种不同的转让方式的测算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不管采取第二、第三、第四方案中的哪种方案,都比直接租赁即第一种方案的综合税负要低。但后三种方案都有它的局限性或税收风险,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应该以企业实际经营活动为背景制定并选择最优方案。同时我们应该时刻关注房产税政策变化,因地制宜的进行筹划,从而避免税收政策变动带来的筹划风险。

参考文献:

[1]晨卉.房产税纳税筹划思路与策略[J].税收征纳,2013,(3),36.

[2]盖地.企业税务筹划理论与实务[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2,147-149.

[3]张源.我国房产税纳税筹划探析[J]. 财务与会计(理财版),2011,,(5),44-45.

[4]粱文涛.房产税的纳税筹划技巧[J].财会月刊,2013,(11),96.

市值管理案例篇6

关键词:黑龙江垦区 行政事业单位 转让 业务用房 缴纳税金

中图分类号:F810.4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5-0019-02

一、案例背景

农垦牡丹江管理局交通运输局隶属于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牡丹江管理局,2007年随管理局由密山市连珠山镇整体搬迁至裴德镇。2008年将原业务用房按国有资产管理相关程序拟对外转让,原值604万元,因执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会计核算不提折旧。交易评估值376万元,评估费1.8万元,交易费12万元,交易价格400万元。该单位于2008年12月份在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时,征税软件系统显示需缴纳相关税金43.2万元。对此,该单位提出异议,认为应缴纳相关税金22万元,并提出应缴纳税款的基本思路。

二、基本思路

黑龙江省垦区行政事业单位转让业务用房需缴纳的相关税金及附加有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其缴纳依据及标准是:

1.营业税。依据1993年12月13日,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国发[1993]136号):第1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提供本条例规定的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为营业税的纳税义务人。第4条,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按照营业额和规定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

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应纳税额=营业额×税率

第5条,纳税人的营业额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向对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第12条,营业税纳税地点:纳税人销售不动产,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税目:销售不动产;征收范围:销售建筑物及其他土地附着物税率:5%。

依据上述案例,营业税=400万元×5%=20万元。

2.城市维护建设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国发[1985]19号):第2条,凡缴纳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城市维护建设税的纳税义务人,都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城市维护建设税。第3条,城市维护建设税,以纳税人实际缴纳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税额为计税依据,分别与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同时缴纳。第4条,城市维护建设税税率如下:纳税人所在地在市区的,税率为7%;纳税人所在地在县城、镇的,税率为5%;纳税人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镇的,税率为1%。依据上述案例,城市维护建设税=20万元×5%=1万元。

3.教育费附加。依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的决定》(国务院令[2005]第448号):第3条,教育费附加,以各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税额为计征依据,教育费附加率为3%,分别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同时缴纳。

依据上述案例,教育费附加=20万元×3%=0.6万元。

4.地方教育费附加。依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黑政发[2007]103号):第2条,黑龙江省行政区域内所有缴纳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实际缴纳“三税”税额的1%同时缴纳地方教育附加。

依据上述案例,地方教育费附加=20万元×1%=0.2万元(2010年11月财政部《关于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收标准调整为2%)。

5.印花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1988]第11号):第1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书立、领受本条例所列举凭证的单位和个人,都是印花税的纳税义务人,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缴纳印花税。第2条,下列凭证为应纳税凭证:(1)购销、加工承揽、建设工程承包、财产租赁、货物运输、仓储保管、借款、财产保险、技术合同或者具有合同性质的凭证;(2)产权转移书据;(3)营业账簿;(4)权利、许可证照;(5)经财政部确定征税的其他凭证。第3条,纳税人根据应纳税凭证的性质,分别按比例税率或者按件定额计算应纳税额。具体税率、税额的确定,依照本条例所附《印花税税目税率表》执行。依据上述案例,此业务属产权转移书据(财产所有权转移书据),立据人应按所载金额5?酃贴花。

印花税=400万元×0.5‰=0.2万元。

6.土地增值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1993]第138号):第2条,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以下简称转让房地产)并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为土地增值税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土地增值税。第3条,土地增值税按照纳税人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增值额和本条例第7条规定的税率计算征收。第4条,纳税人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收入减除本条例第6条规定扣除项目金额后的余额,为增值额。第6条,计算增值额的扣除项目:(1)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2)开发土地的成本、费用;(3)新建房及配套设施的成本、费用,或者旧房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4)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5)财政部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第7条,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的部分,税率为3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的部分,税率为40%。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税率为50%。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税率为60%。

依据上述案例:

增值额=转让收入-扣除项目金额

转让收入=400万元

扣除项目金额=旧房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评估费+交易费=376万元+22万元+1.8万元+12万元=411.8万元

增值额=400万元-411.8万元=-11.8万元

依据计算结果,本案例不缴纳土地增值税。

7.企业所得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2007]第63号):第5条,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 第6条,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包括:(1)销售货物收入;(2)提供劳务收入;(3)转让财产收入;(4)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5)利息收入;(6)租金收入;(7)特许权使用费收入;(8)接受捐赠收入;(9)其他收入。第8条,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第16条,企业转让资产,该项资产的净值,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依据上述案例:

应纳税所得额=400万元-(376万元+22万元+1.8万元+12万元)=400万元-411.8万元=-11.8万元

依据计算结果,本案例不缴纳企业所得税。

通过计算,本案例转让房产需要缴纳税金22万元(2008年)。

三、几点考虑

1.企业所得税缴纳问题。依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试点企业集团缴纳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19号)之规定,为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新税法)的平稳实施,根据新税法第52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对2007年12月31日前经国务院批准或按国务院规定条件批准实行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的企业集团,在2008年度继续按原规定执行。从2009年1月1日起,上述企业集团一律停止执行合并缴纳企业所得税政策。黑龙江农垦总局为《2008年实行合并纳税企业集团名单》之列。

2.农垦牡丹江管理局交通运输局财务隶属关系。农垦牡丹江管理局交通运输局集行政编制人员与事业编制人员为一体,在行政管理上为农垦牡丹江管理局机关的一个业务部门。在财务管理上实行行业管理,隶属农垦总局交通运输局,财务决算纳入农垦总局汇编。

3.土地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扣除项目问题。在计算土地增值税时,应将旧房及建筑物的评估价格、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评估费、交易费全部从转让收入中扣除。如果增值额为零或负数,则不缴纳土地增值税。

在计算企业所得税时,同样要考虑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具体在转让资产时,该项资产的净值,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所以,在扣除后的应纳税所得额为零或负数时,则不缴纳企业所得税。

市值管理案例篇7

关键词 移动互联;社区服务平台;利益共享;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8-0059-04

一、引言

移动互联时代产业边界日趋模糊,企业跨界经营现象普遍,移动互联技术革命也正在改变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和创新模式,平台已经成为商业领域里常见的市场形式或行业组织形式。社区是公共服务供给的终端,具备成为公共服务平台的基础条件。社区服务平台是指一个基于公共服务、周边生活、便民服务、社区圈子等方面为社区内居民提供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1]。这对已有的理论研究提出了如下挑战:一是公共平台的供给与构建模式。从概念内涵上看,社区服务均属于社区公共服务的范畴,社区公共服务是社区之上的各层公共服务体系以社区及其成员为受益对象提供的公共服务与社区内自己生产的公共服务之和[2],这与纯粹的商业平台构建有很大的差异,不能只是单纯从技术和运行角度出发探讨公共平台的技术框架与具体功能,更应该从公共服务战略高度认识公共平台的功能与优势、管理策略与盈利模式。二是公共服务平台的治理模式。公共治理与多边平台战略有着共同的特征:对多元主体的开放连接、互动合作和共治共赢的激励机制。但当前的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实践依然按照行政化的治理模式运作,受到官僚制思维的束缚,因此,社区公共服务平台更加需要引入公共治理思想并形成模式。

本研究将聚焦于社区公共服务平台供给与构建模式和治理模式的平台战略基础性问题,选取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社区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为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构建与运营为例开展分析。

二、研究设计与案例介绍

(一)研究方法与对象选择

本文采取案例研究方法进行理论构建和实践的描述,由于本文是在“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案例材料分析基础上开展的激发灵感式案例研究,因此在行文方式上采取先案例后提出逻辑解释框架和命题,这也是案例研究方法中较为提倡的理论构建范式[3]。本文采用单案例纵向分析,通过文件档案记录、实地访谈、实地观察、实物证据等方法对该平台的构建和开放创新管理实践进行全面了解。

“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作为研究案例的母本,其原因在于:一是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连接了高校的学生、高校教师和其他参与协同创新的多边用户,构建了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平台;二是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是基于高校非教学资源的整合,契合“市场提供服务、学校自主选择、政府宏观调控、行业自律管理、部门依法监管”的新型高校后勤改革与协同创新指导思路,可以融合不同行业和产业参与其中;三是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后勤社会化改革在高校中属于先行者,以此为契机进行高校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围绕服务学生为出发点,在技术层面和实践层面探索出高校社区治理模式的雏形。

(二)案例介绍

“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的构建可以说是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基础上的产物。在1999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快高等学校后勤的社会化改革的意见》之后,广轻院就开始逐步探索后勤社会化改革。“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的平台构建与运营本质是以整体解决高校社区用户需求为出发点,融合用户多样化的需求与服务,为社区用户的多样化需求提供更加有效率的整体解决方案。具体实施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1.平台的探索期

2012年,广轻院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探索建设多功能文化食堂。把食堂建设成为:功能复合的休闲驿站与教育平台,跨部门的合作构建教育、教学、社团活动、会议报告平台,学生素质教育平台。让学生参与服务创新过程,有利于挖掘现实和潜在需求,通过与上下游企业、合作伙伴一起进行创新和深化服务,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出更好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这也为后期高校社区服务平台构建提供了成功范本和实践思路。

2.平台的成长期

在多功能文化食堂建设与运营成功之后,为高校社区的用户提供和整合更多的服务需求的平台概念基本成型。2013年,广轻院开始与相关单位对社区垃圾分类处理的问题进行研究,在多方合作研发智能垃圾分类收集设备与建设分类管理数据平台的基础上,重构垃圾分类的管理流程与机制,在推行和实施垃圾分类的过程中构思依托垃圾分类数据管理平台的“一站式大学生社区服务中心”的行动方案,并且开始建设与实施。把多功能文化食堂、垃圾分类处理、师生的其他需求共同融合到一个平台当中来。

3.平台的成熟期

对于成长起来的社区服务中心,广轻院继续推进协同创新的深度与广度,主要是探索和完善平台的盈利模式:一是建设公益超市和社区绿岛,充分为企业挖掘高校社区服务平台的渠道价值。通过让学生群体参与服务创新和执行创新项目,更好地整合需求并及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和引入新的服务与产品,如融入快递等服务项目。二是探索融合垃圾分类项目的公益超市运营模式与积分激励制度,通过公益超市及其积分激励制度,实现学生、学校、企业等多方共赢。基本操作思路就是企业把商品以批发价或出厂价放在公益超市,学生参与垃圾分类获取的奖励积分以批发价换取所需商品。基于数据管理平台的考核学生参与垃圾分类,将每个人的参与情况与学生在校操守考评结合起来,形成对学生较为刚性的约束,来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效率。

三、案例分析

对“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案例材料M行反复研究和讨论,形成社区服务平台战略与创新的分析框架。具体见图1。

(一)社区平台战略选择逻辑基础:C2B的需求整合

社区服务供给注重建立“政府、民间组织与公民”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部门、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和社区等不同主体共同来承担公共服务的供给,要对居民的需求形成一种系统解决方案。广轻院在后勤资源社会化改革探索过程中,就发现了协同创新的价值与魅力,能够融合社会力量和利益相关者参与资源整合,尤其是能够从作为消费者的学生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把非教学资源的食堂打造成多功能食堂平台,以满足学生用户的多种需求,与此同时实现参与的利益相关者的共赢获利。在研究解决“垃圾围城”的难题过程中,同样遵循协同创新的理念指引,积极探索“互联网+垃圾分类智能管理系统”的平台模式,以用户需求和价值创造为核心,具体体现在:开发App减轻用户垃圾分类难度;通过智能管理系统对居民进行监控和激励;通过绿社区融合商家解决居民的日常需要。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命题1:在“互联网+”时代,社区服务的供给应该是借鉴企业界的C2B理念,基于用户资源与数据挖掘与整合用户的需求,通过平台战略创新实现用户异质性和碎片化需求整合。

(二)社区平台治理:协同创新与资源整合

随着社区服务创新资源和创新主体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社区平台把相关资源整合到创新体系中,为解决用户需求进行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平台的治理能力主要包括平台创新主体的合作治理机制构建和平台创新体系的构建。

社区平台创新主体的合作治理机制体现在对多主体参与的平台结构和管理行为如何构建与规范,创新是通过协同创新机制约束和保障,通过协同创新的有效机制锁定创新主体的平台身份:一是社区平台的治理遵循网络价值链的规律,各创新主体的知识学习与共享建立在协同创新基础上,构建能够有效解决用户需求的平台主体结构构成,做到各司其职;二是以信誉和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理念作为协同创新的基本条件,能保障平台各不同的创新主体信任合作关系。平台的运营和治理是一个长期合作的过程,社区平台的本质在于满足社区服务创新需求的知识集成,对创新产生知识溢出效应要避免机会主义行为损害彼此的信任关系。社区平台创新体系的构建主要是指资源整合的具体内容系统化。随着创新资源的社会化,社区可以把相关资源整合到创新体系中,社区平台创新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整合外部资源与用户需求,围绕用户需求进行价值创造,把平台构建成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社区平台创新体系构成有四个维度分别是新的服务概念、新的用户界面、新的服务传输机制和新的技术选择,所有创新都是某一维度或者几个维度的组合[4]。所以社区平台创新体系构建也是治理的范畴:一是要求创新主体具备相应的知识进行内容创新;二是新的价值创造与传递需要组织变革,适应平台创新的要求。

从案例的研究与分析可以发现,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的治理与传统的社区管理相比较,是一个典型的协同创新与资源整合的产物,社区平台创新主体是多元化的,政府机构包括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社会力量包括拜登投资有限公司和参与的商家,社区居民涵盖高校的师生等。社区平台资源整合的出发点是高校社区居民的就餐、垃圾处理、社团活动、教学活动等日常需求。同时也在社区平台构建与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创新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挖掘潜在需求的功能,比如快餐垃圾处理与回收系统、快递业务的垃圾回收系统等。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命题2:社区平台战略与创新要有效的实施需要构建基于协同创新与资源整合的治理机制,通过协同创新和资源整合实现社区多元主体的身份锁定与平台治理,有效解决社区平台的产品与服务供给问题。

(三)社区平台创新绩效:线性产业价值链向网络价值的利润池转变

社区平台是通过协同创新构建成一个服务平台,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视角来看意味着可以从多个服务项目上充分利用固定资产,使得单位固定成本更低;同时也可以从新设计服务或引进新的服务项目创造新的供给。社区平台可以成为社区公民消费的渠道之一,所以要进入到社区市场的企业可以利用社区平台作为销售和推广的渠道,使得平台的价值远远大于能看到的实体价值。

在产品经济时代,价值是以基于产品的使用价值、基于服务的价值增值为主,而在平台经济时代,竞争的关键在于基于外部性的网络价值:一是平台经济通过重塑产业链构建网络价值;二是平台整合多个细分市场,为异质性需求提供共同的解决方案,变分散价值为整合价值;三是平台经济整合了市场变化与产业链,让产业链上的参与者能够在平台互动中共同创造价值。本案例分析也表明,无论是多功能食堂平台的构建与运营成功,还是绿社区整体平台的运营,都是以用户需求的挖掘与整合为出发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只是在协同创新的理论指引下,更加有效地把各自的产品和服务融合到平台内进行重新估值形成平台的网络价值,实现相对以前更加有效的成本更低的服务。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该平台的直接效益明显:一是社区管理的直接效益。使用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后,广轻院每年可减少保洁员3人,年节约工资支出10多万元;年减少塑料垃圾桶、垃圾袋支出约1万元;年减少支付垃圾处理费代运费3.6万元;保洁员每年出售可回收物150吨,可获得收入约6万元[5]。二是居民效益。可以通过垃圾分类积分兑换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的商品,通过设置的社区便民服务站方便其日常生活,降低生活成本。三是行业和社会效益。绿岛中设置的资源回收站对居民精细分类的可回收物、旧货、废弃包装物进行直接回收,对相关行业进行直接业务整合,改变行业的产业价值链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命题3:社区平台的创新绩效来自原有价值链的破坏与重塑,搭建的是服务于平台的“圈环形产业链”,通过平台战略创新整合供给侧的成本结构和利润结构,实现网络价值的利润池。

四、管理启示与建议

一是思维和理念的转变。在平台经济时代,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内容、方法和手段与前期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社区服务与管理在“互联网+”时代要遵循C2B理念与思维,平台的构建者和运营者要以用户资源与数据的基础实现用户异质性和碎片化需求整合,这是平台构建的出发点;其次是社区管理和服务行业的参与者要跳出原来的社区管理思维现状,利用自己拥有的用户资源构建和运营平台,搭建开放的平台生态系统,通过协同创新和资源整合,利用自身用户资源优势融合关联企业共建平台,改变供给结构和成本结构,更加有效满足用户的碎片化需求;最后是各参与主体在协同创新过程要树立“服务”的思想,充分认识到社区平台只是产品和服务的一个载体,必须通过共建平台型的商业模式保持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二是以利益共享为基础构建平台共赢机制。社区平台的治理能力主要包括平台供给侧的创新主体的合作治理机制构建和平台创新体系的构建。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强化平台战略与创新:其一是多方共建社区平台创新研究和成果转化机制,融合平台创新主体的共同利益,有效实现政府、科研单位和企业在社区平台构建运营中对当前利益的追求与分享;其二是构建数据库共享社区平台创新的用户需求信息与数据,依托社区服务平台对产品、技术的开发,完善平台创新体系的构建,实现需求与创新主体的有效对接。

市值管理案例篇8

[关键词]股权激励;盈余管理;上市公司;修正Jones模型

[DOI]10.13939/ki.zgsc.2016.16.062

1 引 言

股权激励机制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产生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被引入中国。2005年,我国国有企业实行股权分置改革,随后颁布了一系列股权激励政策,使得股权激励机制在我国上市公司中被逐渐推广。股权激励制度兴起的初始目的是为了使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趋同。但是由于委托―问题而导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管理层利用职权与信息便利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频频出现。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Bergstresser 和 Philippon[1](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收益占总薪酬的比例与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Goldman 和 Slezak[2](2006)的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有双重效应,股权激励能够促使CEO努力工作,但同时也有可能诱发CEO为谋取私利进行盈余管理。当CEO通过进行盈余管理谋取的私人利益显著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时,股权激励程度与盈余管理水平显著正相关。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赵息、石延利等[3](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提高了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李春景、李萍[4](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股权激励计划实施前,高数量激励股权的意愿可能诱发更加严重的盈余管理。肖淑芳等[5](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倾向于在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的三个季度实施负向盈余管理,而在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后进行正向盈余管理。何凡[6](2010)的研究结果表明,激励股本占总股本比例越大,股权激励实施前盈余管理程度越大。谢振莲、吕聪慧[7](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受到激励的董事的比例与盈余管理水平显著正相关。于卫国[8](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持股的市值与操纵性应计利润显著正相关,而与线下项目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丁飞[9](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方案中涉及的要素,包括激励股权数量、激励标的物的来源、行权价格、行权时长等,都有可能诱发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管理层为了谋取私利,会根据要素特征的不同对财务数据采取不同方式进行操控。苏冬蔚,林大庞[10](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减弱了该公司CFO的股权及期权占总薪酬比例与盈余管理间的负相关性。毕晓方,韩传模[11](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在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后明显降低。管建强,王红领[12](2012)的研究结果表明,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第一大股东股权占比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而董事会的规模与盈余管理程度呈倒U形关系。刘琳[13](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预留股份的比例与管理层盈余管理水平呈正相关关系。股权激励一方面可促进企业进行适当程度的盈余管理,进而提高会计盈余管理信息的关联性;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引发盈余管理不完备性契约,诱发管理层过度盈余管理从而有损企业长远利益。

由以上前人研究成果可知,国内外大多数学者均认为不合理的股权激励方案会提升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与此同时,前人的研究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一些学者选择样本过少,结论缺乏代表性;二是大多学者仅研究了股权激励方案实施过程中的盈余管理的程度,未考虑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前管理层盈余管理情况。

从2010年起,我国实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数量大幅增加。然而由于股权激励方案设计不合理,往往诱发高管的利己行为。因此,如何完善股权激励机制,使其在发挥股权激励的最初目的的同时减少对盈余的负面影响,是一个值得探讨、研究的问题。本文深入分析了股权激励计划公布前一年管理层对盈余的操纵行为,以及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布以后股权激励程度与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性,为我国企业改善治理结构、建立更加全面有效的股权激励制度提供了一定借鉴。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由于股权激励方案往往有较为严格的业绩要求,包括营业收入增长率、ROE、净利润增长率等指标。而管理层为了得到高薪资报酬,往往会在股权激励草案前一年进行负向的盈余管理,从而使基准年度绩效水平较低,大大降低股权激励实施后的行权难度。同时,管理层希望通过负向操纵盈余,降低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进而获得较低的行权价。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管理层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前一年进行负向盈余管理。

股权激励计划使得管理层也有机会共享公司的剩余财产。股权激励契约中规定的条款表明,激励性报酬往往与管理层的经营业绩挂钩,如果公司业绩良好,管理层便得到丰厚的报酬;如果公司业绩欠佳,管理层的报酬则会付诸东流。在我国弱式有效的资本市场的条件下,管理层与所有者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仍较为严重。管理层追求个人利益进行盈余管理是作为“经纪人”在机会主义观主导下自利行为的必然结果。因此,在股权激励实施过程中,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激励股权占总股本的比例越大,即激励程度越大,则管理层通过股权激励获得的收益占总薪酬的比例就越大,进而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谋求个人利益的动机就越大,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也就越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股权激励程度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股权激励程度越高,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大。

3 研究设计

3.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研究选取的初始样本是2014年股权激励草案公告的193家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在采集资料后加以整理,为了确保数据的有效性,对样本做以下处理:剔除金融及保险行业上市公司;剔除2014年IPO的上市公司;剔除数据残缺或披露信息不全的上市公司;剔除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异常的上市公司;剔除ST、*ST的公司,以及近10年中由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过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否定意见的上市公司。经过筛选后,我们最终获得了2014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且基准年度为2013年、样本规模为176家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

4.3 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相关性实证检验

4.3.1 描述性统计

根据变量定义表1,用Excel计算出2014年样本各变量的值,并对各变量进行基本描述分析,见表6。

首先分析解释变量:衡量股权激励水平的激励标的物/公司总股本(RATIO)极小值为0.89%,极大值为4.88%,均值为3.14%,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程度还比较低。衡量股权激励水平的样本公司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的报酬总和的自然对数(LnTOP)在12.227~16.198,转换成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报酬总和就是在204229.57~10831834.55,最大值为最小值的53倍左右,说明样本公司的高管报酬比较悬殊。

其次分析被解释变量:由表6可以看出,样本公司总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LnSIZE)最小值为19.977,最大值为26.155,如果转换为资产规模总值,最大值将会高于最小值10倍左右,样本公司之间资产规模还是相差比较悬殊的;并且其均值为21.9309,在整个上市公司资产规模中处于中低水平,说明上市公司规模较小,在公司治理方面比较灵活,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更大。从公司财务杠杆来看,资产负债率(DEBT)最小值为4%,最大值为81.4%,资本结构相差很大,其均值为38.36%,说明大多数公司的资本结构倾向于稳健结构,总体来说公司财务风险不高,债务契约对公司压力不大。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BLOCK)来看,最小值为5%,最大值为82%,相差悬殊,均值为33.26%,说明大部分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较为集中。从净资产收益率(ROA)来看,资产收益率最小的公司处于亏损态,盈利水平为-4%,而资产收益率最大的公司盈利水平高达24%,均值5.87%,业绩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业绩较差的公司通过盈余管理来掩盖自己的真实亏损情况。从管理费用(EXP)来看,最小值为16.82,最大值为22.77,均值为18.9445,可见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对管理费用方面的开销相对较少。

4.3.2 Pearson检验

为了避免解释模型的建立过程受多重共线性的影响,本文在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前,首先对全部拟使用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用简单相关系数检验方法对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度量。用SPSS18.0进行Pearson相关分析,见表7。

根据Pearson相关分析原理:Pearson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小于等于0.3时,两变量微弱相关;其绝对值大于0.3同时小于等于0.5时,两变量低度相关。基于此对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进行分析:

从表7中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程度DA和股权激励强度RATIO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16,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因此盈余管理程度与股权激励程度呈正相关,与预期一致,从定性角度初步验证了假设2。

通过表7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可以看出,这8个变量两两之间存在相关性,且一些变量之间相关性较为显著。比如,前三名管理层薪酬总额的自然对数和公司规模、管理费用的相关系数较大。但总体来看,自变量之间相关性并不太大,相关系数的绝对值最大值为0.447,可见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远小于1,可认为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不会对构建的模型的回归结果造成不利影响。

4.3.3 回归分析

利用整理后的数据用SPSS18.0进行回归分析,假设各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按式(6)建立回归方程,见表8。

对多元线性回归结果进行分析。首先对模型进行拟合优度分析:虽然R-squared为29.2%,Adjusted R-squared并不是很高,不过与前人的统计结果相当。考虑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股权激励并不是对可操纵性应计利润DA产生影响的唯一因素,所以拟合度不高也是正常的。并且根据计量经济学的分析,样本容量的多少以及变量的多少也会影响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

下面再看F检验结果:F检验用来检验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F值越大说明解释变量造成的被解释变量的变动要大于随机因素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我们得出该模型F值为2.473,对应的p值为0.035,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假设条件下,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从而说明该回归模型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即通过该模型可以反映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

再对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显著性进行分析:衡量股权激励水平的激励标的物/公司总股本(RATIO)、衡量股权激励水平的样本公司金额最高的前三名高管的报酬总和的自然对数(LnTOP)、资产负债率(DEBT)、第一大股东持股比(BLOCK)、净资产收益率(ROA)均通过了置信水平为0.1的显著性检验,不过显著性水平普遍不是很高。样本公司总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LnSIZE)和管理费用(EXP)没有通过置信水平为0.1的显著性检验。

因此,剔除LnSIZE和EXP两个变量,保留RATIO、LnTOP、DEBT、BLOCK、ROA五个变量,重新构造模型对盈余管理程度进行检验分析。

由新模型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剔除了LnSIZE和EXP两个变量后,模型的R-squared,Adjusted R-squared均有明显提升,说明剔除后拟合优度好于剔除前的拟合优度。且F值明显变大,p值明显变小,且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了剔除后得到的新回归方程更加显著。通过观察自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解释变量RATIO和控制变量LnTOP、DEBT、BLOCK、ROA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0.01的显著性检验,远远好于没有剔除变量时通过0.1的置信水平,这表明这五个变量对实行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有显著的影响。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针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披露前一年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管理层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会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前一年进行负向的盈余管理;股权激励程度与盈余管理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股权激励程度越高,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大。我国的股权激励制度还不够完善,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相关政策的建立以抑制高管盈余管理的行为。对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5.1 完善股权激励机制设计

在设置考核指标上,可以考虑引入经营者难以操纵的经营性损益项目作为衡量指标;在股权激励的期限设置上,适当将现阶段采用的等待期、限售期、行权期和有效期加以延长,以使经营者更加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同时,在设计针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时,也要考虑约束机制对经营者执行效率的影响,要使二者相辅相成,尽可能发挥股权激励在公司治理上的积极作用。

5.2 建立健全经理人市场

对于完善的经理人市场,可以通过对职业经理人信用、能力、履历进行跟踪记录,减少职业经理人与外部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对职业经理人形成一种无形约束,从而促使其自觉遵守市场规则,从自身信用建立和公司长期利益出发努力工作,降低“道德风险”。

5.3 协调发挥企业内部和外部的监督作用

从企业内部的角度分析,可以通过公司股权结构多元化,增强薪酬委员会及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建立健全有效的监事及独立董事问责、监督机制,真正发挥企业内部的监督与约束作用。从企业外部的角度分析,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完善现行会计准则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缩小因制度不健全而为管理者进行盈余管理创造的空间;另一方面,可以强化信息披露机制,不仅可以减弱股东与管理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还将有助于资本市场效率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Bergstresser D.,Thomas Philippon.CEO Incentive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180(3):511-529.

[2]Goldman Eitan,Steve Slezak.An Equilibrium Model of Incentive Contracts in the Presence of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80(3):603-626.

[3]赵息,石延利.管理层股权激励引发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社会科学版,2008(3).

[4]李春景,李萍.基于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的盈余管理问题研究[J].经济师,2009(11).

[5]肖淑芳,张晨宇,张超,等.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的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9(4).

[6]何凡.股权激励制度与盈余管理制度――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D].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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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丁飞.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负面效应研究[D].兰州:兰州理工大学,2011.

[10]苏冬蔚,林大庞.股权激励、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J].经济研究,2010(11).

[11]毕晓方,韩传模.股权激励报酬契约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2(6).

[12]管建强,王红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与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分析[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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