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二胎政策的看法范文

对二胎政策的看法篇1

【关键词】全面二胎政策；经济稳定增长；人口

一、全面二胎政策定义

全面二胎政策是中国实行的一种和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应的生育政策，指符合指定条件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

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原因

（一）人口形势十分严峻。我国人口形势十分严峻。虽然这些年对两孩政策进行各种样式的开放，但是都没有办法改变生育政策需要改变的实情。

（二）劳动力短缺现象。在社会化的发展中，农村的年轻劳动力都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下老人和小孩儿，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人口红利慢慢消失。出生率减少，适龄劳动力减少，导致人均GDP下降，严重阻碍经济发展。

（三）单独二孩实战遇冷。政府实施里单独二胎的政策，但是并没达到想要的效果，到2014年底为止，只有不到100万的夫妻申请生育二胎，和政府一年增加200万新生儿的预计相差很多。进展不明显，原因如下：

1.没有明确的法案。单独二孩政策并没有对一些法案进行改动，仅仅是对各地一些生育方面的条款作了修改。从而使每个地方和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2.并不很想生育。生育二胎需要考虑自身的经济情况，也要从事业方面考虑，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夫妻对生育的观念也在转变，越来越多的夫妻并不是很想生育二胎。

（四）独生家庭问题。1.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需要赡养4个或者更多的老人，同时需要照顾自己的孩子，沉重的压力让人感到无力。近几年，我们国家的家庭规模越来越小，从20世纪80年代的4-5人减少到现在的3人左右，家里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的家庭越来越多，同时，家庭的养老和生育功能不断减弱。2.老人失去独生子女成为家里不能承受的伤痛，也是社会的一大问题。失去独生子女的夫妇所承担的内心痛苦，未来的经济压力，再生育能力，以后的养老问题也不是一般的家庭承受的痛苦所能相比的。

（五）男女比例失调。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家庭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而重男轻女的思想自古以来就在人们的心里根深蒂固，很多家庭希望生育男孩儿，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B超对所生幼儿的性别起到很大作用，人们都会在孕间去做B超检查，增加了生男孩的比例，使男女的比例失调严重。这也代表着也来越多的男孩在适龄期间无法找到结婚对象，同时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如果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对生育政策的各种限制就要放宽或者全部取消才行。

三、全面二胎政策难以实施的原因

（一）家庭层面。1. 生育成本高，面对压力大。现在从怀孕到生产，从生产到培养，再到儿女的成家，各种成本相当高昂，已经不是一个家庭轻易能承担的，况且就业压力大，再生一个孩子可能使夫妻的人生规划都改变，很多家庭很难做决定再生二胎。2.花费时间、精力多。随着女性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工作和社会上的地位不低于男性，越来越能在各个舞台展现自身风采。如果生育二胎，很可能使很多女性失去竞争的机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抚养孩子，失去自己的事业。3.家里孩子阻力大。生二胎的另外一个阻力就是家里孩子不愿意父母再生二胎，认为生二胎父母对自己的爱就会转移，所以由于家里孩子阻挠的原因很多家庭放弃了生育二胎的念头。

（二）社会层面。虽然国家允许适龄的夫妇生育二胎，但是并没有根据生育政策针对一系列相关问题作相应更改。像女性的生育福利，产假福利，生育二胎妇女的就业政策，国家医疗卫生设施的优化，二胎子女教育成本的减免，完善的养老政策等等。1.医疗准备。全面二胎放开后，医疗资源需求是最为迫切的。同时，由于生二胎对家庭的经济负担压力大，政府需要增加优质妇产资源。2.女养育育成本。孩子的生养成本主要由分娩、养育、教育三大块组成。对于生养二孩家庭来说，家庭支出无疑是要增加，尤其对于城市家庭来说孩子的保姆费、教育费、换房费等增量将比较大。

四、全面二胎的好处

1.二胎政策可以增加劳动力。根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如今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13.26%，且出生率不到国际标准的二分之一，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二胎政策，为未来储备足够的人力资源，缓解老龄化社会所带来的压力。2.二胎政策可以调整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的男女比例影响了年轻一代人的正常婚姻和组建家庭，而二胎政策恰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3.二胎政策也有利于个体的发展。（1）二胎政策可以为孩子创造更健康的成长环境。在当今时代，我们不难看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一般独生子女都有内向和性格孤僻的情况。生育二胎可以让两个孩子在一个家庭成长，有利于塑造健康的性格和能力。（2）生育二胎还可以避免家庭失去独生子女的问题，从另一方面讲也减轻了一个子女抚养老人的压力。

五、我对二胎政策的看法

如果按照现在实行的生育政策并不加以改变，用不了多久我国的老龄化现象就会十分严重，越来越少的出生率造成我国的人才储备告急，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整体竞争力就会明显下降。独生子女赡养更多的老人同时抚养子女，压力很大，国家情绪低迷。失调的男女比例使越来越多的男人娶不到媳妇，增加犯罪率和社会不稳定性。全面二胎政策实施能合理改善老龄化问题，男女比例问题，国家人才储备问题，社会安全稳定问题，我认为当下实施全面放开的二胎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姜启源，谢金星，叶俊.数学模型[M].北京：.2003年8月第三版

对二胎政策的看法篇2

放开二胎 首要减除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全国政协委员刘大钧说，他此前提出的全面放开二胎提案得到采纳，这次他带来了有关二孩的细化提案。目前很多家庭由于经济困难无法养育二孩，所以我建议给予生育二孩的家庭进行补贴，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

刘大钧对民情的体察是精准的。过去，人们迫于高昂的社会抚养费不敢生二孩，可全面二孩放开了，许多人要么因为错过了生育年龄生不了二孩，要么迫于经济压力不敢生二孩。生养孩子的过程是很具体的，最重要的还是教育。据央视财经的报道，一对北京夫妇称养孩子到7岁要花费260万元，并非所有家庭都有这么高的生活质量，但甚爱必大费，孩子是家长的心头肉，无论哪个阶层，养育孩子的费用都会占收入的很大比重。在上海中等偏下的二孩家庭中，养育二孩的支出一般会占到家庭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

二孩政策的贯彻实施需要完善配套措施，减除民众的后顾之忧，才能充分释放政策效果。因此，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议，通过调整税收制度、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及落实生育保险等措施，进一步鼓励二孩生育。全国政协的一号提案则聚焦学前教育，建议将学前三年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与九年义务教育相比，学前教育仍是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学前教育的投资少、资源总量不足、师资短缺、办园水平参差不齐、入园难、入园贵问题突出。此外家长们忧心忡忡的还有学区房，北京数十万一平米的学区房令人咋舌，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对此坦承，老百姓(603883)对于择校和学区房不满意，原因是教育资源不均衡，唯一出路就是教育均等化。扫清教育方面的顾虑，对于刺激生育意义重大。

日本长期以来走不出低生育率的陷阱，一定程度上表明，对于鼓励生育的政策措施不可太乐观。20xx年前，日本就已实施刺激生育的政策，比如建立育儿休假制度，普及对伤病儿童的护理休假制度，扩增托儿所等育儿设施以及加强婴幼儿和孕产妇保健服务等。甚至出台《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等法律鼓励生育。从20xx年4月起，日本抚养15岁以下孩子的监护人每月可获1.3万日元儿童补贴。日本各级地方政府还会普遍发放生育和入学祝贺金，第一个孩子一般为数万日元，第二个孩子则增至数十万日元，孩子越多祝贺金越高。至于幼儿园的费用，则孩子越多收费越低，甚至免费。有的公司为鼓励员工生育实行3年产假制度。然而，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即使有政府支持，养孩成本仍然高企。日本工会总联合会曾称，40%怀孕女性的育儿休假落实不了，不要说生育率了，连结婚率都很低。最要命的是，低生育文化已经形成，只能眼睁睁看着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便利店的老人纸尿裤堆积成山。

全面二孩可以缓解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但由于上述原因，它的力度其实有限。中国应当吸取日本的教训，避免走同样的弯路。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xx年至20xx年，中国平均生育率只有1.2，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在这样的情况下，想扭转人口结构恐怕需要更大的手笔和执政智慧，更宜群策群力，汇集民智。因为少子化一旦成为常态，逆转极其困难。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建议全面放开生育，允许夫妇自己决定生育孩子数量。这种建议并非泛泛之谈，值得关注。黄细花还建议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以保护低龄事实婚姻群体的合法权益。世界各国法定结婚年龄各有不同，16岁和18岁是普遍的节点，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男22周岁、女20周岁，确实可以重新审视。

总而言之，在低生率与老龄化的夹击之下，减除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多途径多角度想办法提高生育率，是接下来中国人口工作的中长期目标。

全面放开二胎背后两个政协委员的20xx年接力

20xx年春天，当时71岁的叶廷芳在两会期间发出了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的提案，轰动一时，甚至被命名为叶廷芳提案。

那是身为著名作家、翻译家的叶廷芳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最后一年，但他却联合了其他28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这份在当时听起来有些刺耳甚至带有挑战性的提案，成为当年网上最受关注的一份提案。

谁能料到，在从这份提案发出，到十年后的今天，只生一个的独生子女政策已成历史，随着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正式实施，有不少家庭迎来了第二个小生命。

叶廷芳十年前的发声，并不是孤独的。在卸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之后，他把放开二胎的发声筒交到了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手中。

正是在这两位全国政协委员的努力之下，去年1月1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终于开始正式实施。

十年的坚持，最终变成现实。

现年81岁的叶廷芳，他的名字曾经和卡夫卡联系在一起。

作为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研究员，他曾经翻译了多部卡夫卡的作品，是中国最权威的卡夫卡研究者。对于十年前自己那份在当时看来有些令人震惊的建议，叶廷芳的记得十分清晰：我觉得独生子女政策是有不科学的地方的，说实话我是有抵触的。叶廷芳说，当时提案的时候，当了十年的全国政协委员的他已经是最后一次履职了，他希望最后一年自己可以说一些思考了很久并且想说的话。

生命的繁殖规律总是从少到多，如果人为减少，是有违科学的。叶廷芳是家中的老四，在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之前，叶廷芳和妻子也只育有一个女儿，而独生女如今也只带给他一个外孙。让叶廷芳忧虑的是，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们除了没有兄弟姐妹，之后会孤独到没有姑姑舅舅，社会关系极为单调，情感系统也单调化了，就像一个房子，空空荡荡的，根本不坚固。

20xx年，叶廷芳决定要趁自己履职的最后一年把内心思考了很久的想法变成公开的声音。他决定提交这份在当时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的提案。在他以前，几乎并没有人公开对于计划生育国策提出不同意见。我已经那么大岁数了，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除了担心独生子女们面临的精神孤独，叶廷芳更担心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在那份提案中，他写到：发达国家经过120xx年形成的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20xx年。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超过了国际公认标准，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这个年龄段的老人将达4亿。

叶廷芳在年幼时因为摔伤导致失去了左臂。20xx年的两会期间，他就一只手拿着那份尽快停止执行独生子女条例的提案，穿梭在会场中间，希望找到委员可以和他共同联名。叶廷芳所在的社科界别有60多人，大多数委员都不认同叶廷芳的观点，你这是挑战国策，我不能签这个字。

对二胎政策的看法篇3

加强培训，注重质量 

随着二胎幼儿逐渐长大，几乎每所幼儿园都在扩班，以迎接新生幼儿到来。幼儿数量增多，教师的数量随之要增加。而按照目前的情况看，幼儿教师的数量是不够的。但是，幼儿教师对孩子的启蒙教育的作用影响很大，所以不可能只招人看数量而不看质量。因此，社会对幼儿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即高质量的幼儿教师和高数量的幼儿教师，这样才能保证幼儿教育的高质量，所以对不管是在职幼儿教师还是即将成为幼儿教师的人的来说，都有了新的挑战。 

那么，如何去迎接新的挑战呢？有调查研究表明，孩子处于幼儿时期的这代父母几乎都是有一定知识教育水平的，所以他们懂得孩子教育的重要性。他们不在意孩子教育需要多大的成本，更关心孩子是否能接受好的教育，对教师的要求也随之提高。有的幼儿园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做得很好，加大了对年轻教师的培养，从教育理论到教学水平，从组织活动到写作能力，都进行一系列的培训。也有许多年轻的幼儿教师产生危机意识，自己从网上买书，比如《新教师如何带班》《与幼儿教师对话，迈向专业成长之路》《教师20项修炼》，年轻的教师们努力求知，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的教学素养和知识素养，以应对不断涌来的二胎潮。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提到“幼儿的行为反应是对教育工作最客观、直率、真实的评价，教师要关注幼儿的反应，把它看作重要的评价信息和改进工作的重要依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更要注重幼儿的反应，以此来改进自己的工作。 

幼儿教师在二胎政策出台以后，老教师要深入了解教育行业的发展趋势，提高自己的技能水平，给自己充电，或者在工作的同时继续进修，跟上幼儿教育的潮流。 

正确引导，关注幼儿成长 

因为二胎政策的实行，许多父母选择了生育第二胎，但是同时也有很多人没有考虑到第一胎孩子的想法。而有很多现在园内的孩子都是作为家里第一胎，并且家里又有了二胎。事实上，这种现象也给幼儿教育带了一些问题。 

第一胎孩子的心理影响不容忽视。幼儿一旦有了弟弟或者妹妹，就会觉得原本自己单独的爱被突然出现的另一个人分走了，占有欲的不满足，可能会让孩子产生父母不要他们了，抛弃他们的想法，从而陷入心理障碍的桎梏。在平常的生活中，容易出现情绪激动，过激的行为。甚至过于严重的会被诊断为一类儿童心理疾病，十分影响孩子以后的发展。 

作为幼儿教师，有责任去关心这些孩子，主动了解孩子的想法。可以告诉他们再生一个孩子不会分掉父母的爱，以及如果有了弟弟或妹妹，自己还多了一个亲人，这样会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快乐。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一些症状，老师应该和家长积极地商讨，建议家长关注已有孩子的情绪，给头胎儿更多的爱和关心。举个真实的例子，一个妈妈已经怀了二胎，一胎的孩子在上幼儿园，这个孩子就出现了一些不良的心理影响。他认为在妈妈肚子里的这个弟弟会分掉爸爸妈妈的爱，爸爸妈妈就不喜欢他了，从而经常有过激的行为，或者发脾气。教师趁着妈妈放学来接孩子的机会，提出建议，希望她经常找孩子沟通，对孩子直言“不会因有了弟弟，就不喜欢你了”，以解除孩子的心理顾虑。此类事情，只要发现，就要赶紧纠正，不能让它萌芽长大。就二胎问题，父母要尊重并且征询孩子的意见，让他们认识到作为一个家庭成员的责任感，很多时候父母的关心和承诺比老师的道理更有用。 

加强幼儿园教育软实力 

二胎政策带来的幼儿教育问题不仅体现在幼儿教师和幼儿身上，也体现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幼儿园上。随着幼儿数量的激增，幼儿园也会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冒出来。但是过了现在发展的黄金时期，幼儿园便将面临更激烈竞争，到时候也许连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优秀的教学传统都没有办法支撑。因此，幼儿园从现在起，培养自身的师资力量，加强自己的教育软实力，有危机意识避免在黄金时期之后被淘汰十分重要。 

结合现今的社会发展趋势，以前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要求几乎都停留在最浅显的表面，因此主要是满足需求。然而，社会对人的素质综合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在未来，充满个性化的教育会占据主场，而家长们对教育质量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幼儿园要把自己的优势和特点突出表现出来。 

对二胎政策的看法篇4

人口学专家《大国空巢》作者易富贤先生曾对失独群体作过这样的推断：目前，我国约有的2.18亿独生子女，有1009万人或将在25岁前离世，这样一来，在十几年内就将有1000万家庭成为失独家庭。当然，易富贤先生的这一推断并不是凭空推测的，他是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得出来的：每出生1万人就会有360人在10岁前夭折，有463人在25岁前离世。以此数据不难看出，独生子女户是潜在一定的社会问题。并且，按照医学49岁生育极限年龄来看，失去孩子的女性一般很少再生育第二个孩子，即使有那个意愿，也许很难再生育第二胎。在这里，我们需要普及一个概念：失独者，指的是那些失去独生子女，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很难再生养第二胎的老人。

2012年9月28日出版的《中国新闻周刊》载文称：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且每年新增7.6万个。并且在2013年，全国空巢老人将突破1亿人大关。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老人在没有子女的温情关怀下孤独的度过余生，失独群体这个社会问题也会越来越突出。教育专家朱克恒认为，放宽二胎政策，将有利于缓解这些矛盾。

二、放宽二胎政策对改善失独群体现状的意义

很多年前，当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到一定程度，社会老龄化苗头出现时，我们补充了与计划生育相适应的二胎政策。但是毕竟二胎政策只有满足规定的条件才受到法律的保护，被允许生育第二胎，所以这种二胎政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对老龄化现象的缓解所起的作用不太大。随着我国失独老人群体的壮大，放宽二胎政策，由“双独”走向“单独”的呼声日益高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网成曾就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发表过这样的言论：“计划生育政策持续到今天的代价已经太大，比如养老负担、人口红利的丧失、家长被孩子‘胁迫’成为‘孩奴’等等。”他认为上世纪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造成本世纪失独家庭现象扩大的根源。就此，张教授认为时至今日不应该再“一刀切”，而应该适度放宽“二胎政策”。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在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的基础，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即单独二胎政策，又称单独两孩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一）“放开二胎”或许能化解社保空帐危机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所引发的人口结构快速变化，中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在经济层面上，社保险账户中资金流出迅速增加，资金流入增速减弱，甚至出现流入金额负增长，社保账户支付能力迅速下降，甚至出现空账危机。

另一方面，在上层建筑层面上，中国养老金制度运行时间不长，目前正处于由现收现付制度转向个人基金积累制的过程中，上层建筑跟不上经济基础，容易导致政策实施乏力。所以，在这种社保空帐危机下，社保基金难以为继，失独老人老何所依？由此可见，“放开二胎”不仅将使得年轻人口得以迅速增加，让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得到相当程度的缓解，而且有利于化解社保空帐危机，完善养老金制度。

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劳动人口增多，这不仅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对较少失独群体的规模起到的缓解作用。加上如今科技进步，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这样老人能够老有所依，安享晚年，不会发生社保空账甚至崩盘危机。

（二）一个国家少一个人不算什么，独生子女家庭少了孩子就少了整个世界

我们暂且先不讨论“放开二胎”会为国民做出了什么很大的贡献，但起码在对失独群体的心理抚慰上，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在“未富先老”、劳动力短缺、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独生子女的父母是承受着很大心理压力的。他们一方面要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号召，做个良好公民，另一方面也想多生一胎，养儿防老。然而，目前我国贫富差距依然很大，很多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百姓就会认为原有的生育政策对有钱人的约束力是非常小的，而如今的生育政策则更有可能让大家获得平等的生育机会，这不管是对于国家昭示公平，构建和谐社会，还是对独生子女家庭的安抚来说，都是具备着重大意义的。换句话说，政策的放宽，让独生子女家庭有了保障，减少了独生子女的赡养压力，提高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减缓公众的“养老焦虑症”现象，这对国家的稳定和谐是很重要的。

一个国家少一个人不算什么，但失独老人少了孩子就少了整个世界，这句话正是印证着我国独生子女家庭的脆弱性。一旦失去唯一的孩子，独生子女家庭的父母他们的内心世界就会彻底崩溃，精神上会受到重创。虽然对国家来说，这仅仅是渺小的一个人，但是对独生子女的父母来说，孩子就是他们的全部。少了孩子，就等同于少了一个支撑他们世界的顶梁柱，他们就见不到未来。家庭养老是我国的传统养老模式，对家庭的依赖则体现出老年人精神上的需要，所以，家庭的完整性对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精神赡养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孝经》曾指出：“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养其亲而致其乐，就是说不仅要在物质上使老年人温饱，而在精神上也应让他们感到快乐，安享晚年。从某种程度上看，“放开二胎”是有利于老年人的精神赡养的。适当的放宽二胎的限制，对解决国家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问题和满足独生子女家庭的心理要求都具有前瞻性的作用。

三、对“放宽二胎”的建议

也许，“最伤心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是对失独群体最大的写照。近年来，“失独家庭”、“计划生育”这些敏感的字眼慢慢地闯入了公众的视野，并不断地牵动着我们的心弦和很自然地扯动着人们近乎脆弱的神经，勾起共同遭遇者伤心往事无重数。失独家庭的痛楚，成了社会心照不宣的暗伤，失独家庭往往失语，他们选择封闭心扉，埋葬“过去”，却时常因别人的一句无意的寒暄，感情崩溃，痛哭流涕。虽然针对失独家庭这种现状，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和救济措施，让有些需要节衣缩食才能安度晚年的失独家庭不再为温饱问题焦头烂额，并不能从根源上根治他们感情上的创伤；或者说，福利机构志NGO的看望和交流，会给予失独家庭一时的精神慰藉，却难以成为他们长久的心灵依靠。处于失独家庭的他们，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响应者，也成了政策风险承担者，苦苦捱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与痛。然而，此时热论的“放宽二胎”无意给失独家庭打上一注强心针，让他们重新看到了活着的希望。

但是，放宽二胎依然要考虑诸多的问题，例如：家庭养育成本的提高；盲目的二胎会导致人口激增，会对公共资源造成很大的压力；“单独二胎”的放开还需要做好政策的配套等。

（一）降低家庭养育成本，促进二胎政策的深入进行

生二胎，是满足了各位父母的心里多年的愿望了，可是在这个“养孩子比买房子贵”的时代下，盲目地生第二胎，无疑会雪上加霜。即使放宽了二胎政策，面对不少家庭也许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首先，孩子的生活费用就是一笔很大的支出，国家鼓励父母生育第二胎，就应出台相应的困难户补助措施，防止“二次啃老”。接着，孩子的教育费也是一个长久的支出，每个父母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愿，可是成才前是一个长期的付出，父母在这方面的压力也是很大的。虽说穷有穷养，富有富养，但是我们在提高人口质量的时代下，国家加大对困难家庭的补助力度还是有利于人口“质”的提高。并且家庭在生第二胎可以相对节省没必要的支出，例如可以重复利用上一胎的物品，减少养育成本，普通家庭尽量选择公办学校，父母可以合理分配收入，稳健投资。

（二）完善公共措施，丰富公共资源

首先，总人口数量的增加无疑加剧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和资源环境分配的竞争性。我们不能一下子全面放开二胎，要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完善相关的公共措施和丰富公共资源是个弹性过程，不会一下子就蹦的紧，而需要慢慢进行。政府要加强这些方面的建设，为放开二胎提供设施条件。

其次，基层计生服务管理能力也会面临考验，二胎的放宽无疑将会给计生委的工作带来了挑战，管理能力的落后容易造成公众与政府的新一轮矛盾，由此可见，政府应加大对相关部门人员的技能培训，强化工作人员的服务和公仆意识，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

最后，公共服务、管理和保障更是要亟须跟上。新政实施后，三五年可见到效果，出生人口增长将对医院、幼儿园、学校等公共资源造成一定压力。完善教育机构的基础设施具有战略性意义，强化学校的责任意识，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浙江湖州某妇幼保健院院长对在当地调研的乔晓春说，“大量高危人群集中生育，我们医院承受不了。此外，孕前免费优生检查的数量急剧上升，也给医院带来困难。”所以，在考虑放宽二胎的前期，还是会有很多相关的措施需要政府完善。

（三）“单独二胎”的放开需做好政策的配套

虽然目前我国处于人口老龄化阶段，但是在没有相关完善的措施就一味放开二胎，这无疑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说到底，人口问题的在本质上也是发展问题。所以，在处理人口问题时，我们应该是“以质取胜”而不是“人多力量大”的思想。倘若实施“单独二胎”政策，这不仅有利于我国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也有利于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增强独生子女家庭抗压功能，从而使得家庭幸福和构建和谐社会。或者可以这么说，调整和完善生育政策，启动“单独二胎”新政，人口“质的”发展和飞跃才是“放开二胎”的根本目的，这对于我国在国际取得战略性地位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新旧政策衔接执行时，要妥善处理当中的关系，不是说放开二胎就抛弃了计划生育，要时刻记住，计划生育政策才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另外，“牵一发而动全身”，实行新配套政策的同时，也要及时跟进配套措施，不要形成“丢三落四”的习惯，阻碍了新政策的顺利实施。其实更基础的是要做好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应对准备，为放宽二胎提供相应的设施保障。再者，政府应引导有生二胎意愿的育龄夫妇合理安排生育计划，做好包括产科床位配备、人员储备和培训等在内的相关配套工作，尽量减轻在公共服务领域带来的压力。

四、结语

对二胎政策的看法篇5

专家学者激辩“二胎”政策

在今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女富豪张茵建议:国家应逐步放开二胎政策,并且有个3~5年的过渡期,让一部分人先行,然后再完全放开。她说:“我是从养老问题上来考虑的,现在的出生比例很小,如果再这么下去,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将不知如何应对。”

她的这一提案,无疑拨动了国人的神经,公众与专家的讨论又一次聚焦在“要不要放开二胎”人口政策的调整问题上。

定居于美国的妇产科医生易富贤多年前就开始呼吁人口政策调整,曾尝试在国内各大网站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为此写了讨论计划生育政策的《大国空巢》一书。

易富贤说,在人口政策已执行30年这个重要节点上,来讨论“二胎”问题,意味着调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经来临。国家在2010年即将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后中国必将面临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

他强调,1980年中央文件明确说独生子女政策只实行30年,到2010年恰好是30年。而2011年又要开始“十二五规划”。也就是说今年和明年,中国人口政策调整势在必行。

易富贤还从经济角度论证人口政策调整的急迫性。他认为,全国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提供,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消费的萎缩。老年人的消费是跟劳动人口的消费无法比较的,一旦劳动人口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此外劳动人口还必须抚养庞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费的能力就更低了。如果不进行人口政策调整,很多产业会萎缩。如教育规模缩水,前期投资成本无法收回等现象都会出现。

著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多年来一直是计划生育的积极支持者。在2000年“十五计划”时曾向有关方面述称,“必须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事隔十年,他却在《经济参考报》上撰文要求放开二胎生育。

他说,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早在制定时就被冠以30年的期限。证据是1980年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提出:“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以前的政策我觉得它在低收入条件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但现在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水平。(这几十年来)中国的人口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发展程度也发生了变化。”“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资源已经能够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调整。”“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将面临‘加速的少子化’和‘加速的老龄化’的挑战,第一代以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为目标的人口政策已经不适应社会实际情况。”

2009年7月份,在中国社科院召开的一次高规格的研讨会上,绝大部分与会者坚守“一胎政策”,但保守派权威、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却提出“二胎方案”:夫妻双方有一个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

这样一位“领军人物”的忽然转向,无疑给国内人口政策讨论抛出了“重磅炸弹”。去年12月,田雪原更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十二五规划’即将到来”、人口政策也应“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他提出调整人口政策的方案是: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也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现在可以实施,城镇可从“十二五”开始实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普遍允许生育两个孩子。

田雪原还认为,过去的30年被称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但如果始终不调整人口政策,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人口红利”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田雪原说,目前他所建议的人口政策调整,并不是动摇计划生育国策,也不是否定独生子女政策,恰恰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时候,就早已经定好了30年的时限。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人口学者顾宝昌认为:“2.0左右的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以这个数据为标准,中国现在的生育率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应该放开。”

长期研究人口与生育问题的学者何亚福说:“不论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人口出生率产生了多少影响,但它确实是加速人口老龄化和两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现在中国的人口结构为4-2-1型,即2个独生子女要负担4个老人和1个孩子。而社会养老金只不过是用众多的‘子’来养育一个老人,但养老问题仅依托养老保障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合理比例的年轻劳动人口创造经济价值。因此,放开二胎政策刻不容缓。”

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参事、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马力在今年两会期间称:“即使从现在开始实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将老年人口在峰值时的占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她认为,增加就业率,提高劳动者素质,挖掘老年劳动者潜力,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举措。她称,今后有可能在试点基础上逐步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小孩。但要实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条件还不成熟。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室主任侯东民始终坚持“一胎”政策不能放开。他说“中国人口基数本来就大,如果放开,资源、环境根本承受不起。”“比如说,我们是消耗钢铁的大国,现在50%依赖于国外,棉布人均只有六七米,衣服只有六七件。如果老是拿老龄化的事说要放开生育政策,就是根本没有考虑到经济、环境、资源的综合因素。”

侯东民认为,老龄化所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现在的民工荒,那是因为工厂招人时只招聘25岁年龄阶段的劳动力,40、50后根本不录用。这种劳动力短缺不是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是用工方式的问题。像那些针对所有年龄阶段开放的工作,不仅不存在劳动力不足,还面临劳动人口过剩的现象。”

侯东民用国外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的例子来辅证。日本7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程度达到23%,60年代的失业人口是70万,现在却有两三百万;西欧9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失业率一直在8%～10%,没有出现劳动人口不足。

“现在国家有社会保障体制,对老年人的抚养应该主要从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会公益体系等等方面来解决,而不能拿人口增长的方式去应对。国家投入经济危机就用去四万亿,现在社保漏洞也只有一万亿左右,听起来多,其实以国家的财政能力补上并不困难,就看愿不愿意补,什么时候补。”

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南方十二省人口计生委主任座谈会”上强调:“实行计划生育是党和政府从我国国情出发所采取的重大国策,‘十二五’期间,必须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

现在人口学界议论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并且现在也是这样在做;而小部分学者苦苦坚持一胎不放开。

对于各路人口学专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争执不下的局面,呼吁放开二胎的顾宝昌教授认为应该“多做研究,少下结论”:“老龄化是一个我国历史上从没遇到的变化,对于它的影响有多大,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只能尽早地引起重视,估计它所将产生的最大的后果,并及早防范。”

山西翼城:放开“二胎”25年

独生子女政策在一片吵吵嚷嚷中走过了30年。而山西翼城县,却做了一个历时25年的人口试验――放开“二胎”。这一鲜为人知的“二胎人口试点”,以“晚婚晚育加间隔”的方式逐渐成型。

放开“二胎”是不是一定会导致人口增长?山西翼城县作了否定的回答。这是一个试点“二胎”政策25年的“人口特区”,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各项人口指标优于全国水平。这背后的秘密是什么?它的经验,有没有可能影响决策层?

1、为什么在翼城试点。

1979年,全国不分城乡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传统中国“多子多福”的生育习惯由此被改变。

现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导师梁中堂,当时是山西省委党校教师。他在30年前给全国第二次人口科学讨论会的论文中已经指出:如此激进的生育政策必将导致中国人口老化。

在这篇论文中他还认为:当时的人口统计方法有误,科学的统计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上统计人口数据,并且要统计出男女性别比例,而并非简单的依靠各地公安部的户籍统计。加之计划生育对于农村人口的压缩并不适于我国,因而提出了“晚婚晚育延长间隔”的“折中”方案。

在被计生委否定5年后的1984年春节,已经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的梁中堂急切地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写信,建议试行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层的批复,并有意选择一两个县试验。1985年,冀城作为中国的首个“人口特区”,以“不能宣传”为前提得以顺产。

人口书籍《八百万人的实践》中提出,与翼城试点一并提出的还有三个试点:湖北恩施,河北承德,甘肃酒泉。但事实上,历史上并没有所谓的四个计划生育试点:湖北恩施为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本属于少数民族享有可生育二胎权利。承德属于山区囊括在国家计生委提交中央报告的第七条“边远山区和沿海渔区特殊困难户可生二胎”。而甘肃酒泉也并未真正意义上实施过“二胎”政策。而“女儿户”等“二胎”试点,均是由下至上争取而来。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二胎”试点仅为山西翼城。

为什么把试点选在翼城?

梁中堂认为,“二胎”试点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一是典型的农业县;二是该县人口情况清晰;三是县委领导能力强;四是省县领导有较好沟通。

最初“二胎”试点并未在翼城县而是长治市高平县。而后来走访到翼城时,梁中堂发现翼城的人口底子很好,人口增长幅度不大且计生数字比较具体。而时任山西翼城县委书记武伯勤的看法也给梁中堂吃了颗政府“定心丸”。他说:“强行推行一胎化是很难的,梁中堂关于人口的算法和试点意见,我认为是可行的。”因此,最终“花”落翼城。

2、试点后,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

1985年,在山西翼城开始试点“二胎”政策。县政府建议农民生育要有计划,妇女第一胎在24岁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在30岁左右生育,杜绝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梁中堂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中国人口出生率是否会因为计划生育政策而有所下降。

车月莲,从70年代一胎化实行时就在翼城担任当地计划生育宣传员,至2009年退休。她说:“在翼城试点施行前,虽然政策只允许生一个,但农民日常生活导致生育都在两个孩子以上,政策与实际生活的差距,无论是政府还是农民都受到了许多人为的摩擦和障碍。”

1990～1998年期间担任翼城县计生委主任的冯才山更将当时的计生工作称为“天下第一难事”。他说,“在试点启动时,因为计划生育是国策,最开始大家都以为不能越过这个雷池,对试点的设立感到很惊奇。当时我在翼城龙化镇当镇长,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听错了。这一胎化好不容易推展开来,能就这么变了?并且当时还有个担心:在放开了二胎之后,农民会不会继续生三胎、生四胎?”冯才山的这些忧虑,在日后25年的计生工作中的事实,给出了答案。

在当地政府、学者和群众的合作下,政策逐渐由不合情理调整为合乎情理。翼城试点从刚刚开始一户一户地去进行“家访”,再到后来组织群众开动员大会,梁中堂用最简单但却最直接的方式在翼城逐渐将“晚婚晚育加间隔”推广至户。

施行试点时,翼城有17个乡镇,当时人口就已经27.8万人了,发展的目标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过30万。

而这个异于全国的人口试点,却在1982~2000年全国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该县各项人口指标数据均优于全国水平。在此期间,全国人口增长了25.5%,而翼城县放开二胎却仅增长了20.7%。而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统计指标――出生性别比全国为117.8,翼城则为106.1。

3、试点经验还没有影响政策。

在谈及翼城30年印象最深的事时,1986年就开始从事计生工作,而现任翼城县计生委办公室主任吴宝堂说:“别的地方生育率都是1.0,1.3,1.5,而只有我们翼城是2.0。这就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在翼城试点获得成功后,有些邻乡县的女孩子会为了能生二胎嫁到翼城来。

“有人说是因为有了我,翼城的老百姓才得以生育二胎,但事实上,是我要谢谢他们,因为正是有了他们,我的理念才得以实践,正是因为他们,才能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梁中堂说。

数据直观地显示出:放开“二胎”政策不仅不会导致人口的迅猛增长,相反,人口增长速度会降低。

“‘二胎’政策是老百姓的生育意愿和国家政策的最佳结合点。”采访中,一位翼城现任计生干部如是说。

2009年,梁中堂与易富贤发起了人民网“E两会”上号称“第一提案”的347号提案――《停止计划生育,恢复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个提案得到多达4万人的支持。

对二胎政策的看法篇6

一、引言――政策的出台及问题的提出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备受社会关注的“单独二胎”终于正式走上政策层面。这是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也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中国“单独二胎”政策从根本上改变了独生子女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导向和趋势，是中国生育政策的转折点。

作为一项影响13亿人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政府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一直持有谨慎和保守的态度。历经十年酝酿，无数次专家调研、讨论和测算，“单独二胎”政策才得以出台。那么，“单独二胎”政策何以出台？其中，“单独二胎”政策议程是如何构建的？推动“单独二胎”进入政策议程的关键力量有哪些？笔者拟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切入，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二、多源流模型分析框架及其在中国的适用性

多源流理论最早是由美国政治学家约翰?W?金登在1995年提出来的，该理论试图解释为什么某些问题的议程受到决策者的注意，在议事日程上出现，而另一些则被忽略了。多源流理论认为，在政策系统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源流：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所谓问题源流，指的是问题如何被确认与界定，焦点事件、系统性的指标、对现有项目运行的反馈等都有可能引起政府对某一个问题的关注。政策源流是专家提出政策方案和政策主张的过程。政治源流主要包括国民情绪的变化、民意的反常、选举结果、政府或国会的变动、利益集团的压力运动等。这三条源流之间是彼此独立的，它们的发生、发展和运作都不依赖于其他的源流。但在某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三大源流就耦合到了一起，问题就会被提上政策议程，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就是所谓的“政策之窗”。“政策之窗”只会短暂开启，稍纵即逝，需要“政策企业家”在政策之窗打开之时成功地将彼此独立流淌的三大源流结合起来，那么该问题上升到政策议程的概率会增加。这就是金登教授所描述的“多源流模型”，是当代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广泛的理论工具。[1]

在中国，政策过程逐渐成为一种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中层理论。[2]多源流理论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工具，对我国公共政策过程分析的解释力究竟如何呢？多源流模型的运用前提是具备一定开放性和多样性的政治系统，经过三十余年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有了较大的提升，特别是新媒体的普及极大地活跃了公众政策参与，使得当下中国的公共政策过程不再纯粹是“精英主导”模式，政策过程已呈现出相当的开放性，这使得以多源流模型为理论基础剖析中国政策过程具有一定的基础。近年来国内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多源流模型总体上在中国具备适用性，其关键的区别无非在于识别和控制上述理论模型与中国政治体制规则不一致的因素，以提高理论模型对特定政策经验的解释能力。[3]多源流模型具备方法论的动态性和系统性之特点，其优势在于更全面和历史地看待议程设置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后果。[3]（130）因此，本文采用多源流理论模型，分析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举措，试图按照多源流理论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分别进行归类梳理，对政策之窗的开启及三源流的耦合进行分析，试图解释“单独二胎”出台的政策过程，并检验多源流理论在分析中国政策过程中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三、“单独二胎”政策过程的多源流模型分析

从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关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政策诉求很多，但是最终进入决策过程的是“单独二胎”，这既取决于客观事实的性质或严重程度，也取决于公共权力主体确认问题的标准和程序。“单独二胎”能够进入决策过程，依据多源流理论的解释，它是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者耦合及政策之窗开启的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一）“单独二胎”政策过程的问题源流

问题源流是人们在政策活动中对客观存在的、已经被觉察到的社会公共问题的辨认与理解的过程。社会公共问题不会天然地成为政策议题，重要指标、重大突发事件或现有政策的反馈等有助于将一些状况选择性地被界定为问题。在“单独二胎”政策出台这一案例中，问题源流主要源于严格控制生育的人口政策全方面的负面效应以及人口形势的变化，主要是由存在问题、重要指标以及焦点事件构成。

1.存在问题及数据指标

第一，老龄化问题凸显。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水平同时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向成年型转变。到2000年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8838万人，占总人口的7.0%，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883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8.87%，同时老年人抚养系数也已经提高到11.9%，[4]据联合国2010年估计和预测的数据，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3.6%，2030年将提高到18.7%，2040年是26.8%，2050年则高达30.8%。[5]中国老龄化问题凸显及较快的发展速度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强烈影响，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及养老保障体制带来沉重的负担和严峻的挑战。

第二，劳动力资源萎缩。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在15至59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较2011年减少了345万人。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标志着中国人口结构变化新趋势的开端，并且这一趋势在今后二十年中还将加速推进。预测表明，18-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30年9.1亿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3亿，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4.7亿；2030年后平均每十年减少劳力0.9亿，[6]如此之快的下降将造成劳力严重短缺，影响经济的发展。

第三，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根据自然规律，男女出生的正常比值应该在103-107之间。历次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的数据显示，1981年我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08.5，1986年上升为110.9，1989年达到111.3%，1995、2000、2002年更分别高达115.6、116.9、119.9。[7]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总人口性别比为118.06。[8]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是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生育空间狭小与人们生育上强烈男性偏好双重挤压的结果。

第四，独生子女家庭结构存在潜在风险。根据中国的生命表和生育年龄分布，母亲在40至65岁之间孩子夭亡的概率是1/100左右，这样二胎家庭孩子都夭亡的概率就只有万分之一。相对于二胎家庭，“一胎化”把这个比例提高了一百倍，达到1/100左右。[9]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独生子女家庭结构成为中国家庭结构的主流，客观上加大了其潜在风险。有学者估计，目前中国的“失独”家庭已逾百万，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安。

2.焦点事件

问题通常并不是因这些指标而自明的，它们需要一些推动力来引起政府内部及其周围人们的关注，这些推动力就是由焦点事件所提供的。焦点事件可以强化对某一问题的某种预先存在的知觉，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已经“被人们忘到脑勺后边去了”的问题上。同时，焦点事件可以与其他的类似事件配合起来影响政策问题的界定。某类焦点事件数次紧挨着一起发生则可能会使人们意识到某一普遍问题的存在。[10]严格控制的计划生育政策一直饱受诟病，近年来，相关焦点事件一直层出不穷，如2010年“法学教授杨支柱二胎抗争之路”、2012年“陕西镇坪强制流产事件”、“《一个计生委主任的失独之痛》的报道”以及2013年“张艺谋超生门事件”都暴露了计划生育政策推行中基层政策执行者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社会抚养费去向成谜，以及选择性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特权问题。

（二）“单独二胎”出台过程中的政策源流：政策建议如何漂进与漂出

当问题被识别并得到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关注时，围绕这个问题的解决就会产生许多政策建议，这些政策建议就形成了政策源流。从人员的构成情况看，单独二胎的政策共同体的构成人员主要是学者，相关的政策建议最早也是由学者发起的。从时间上看，关于“单独二胎”的政策建议早在2004年就被提出，却到2014年才进入政策议程，十年的时间里政策建议在政策制定系统中历经了漂进与漂出的过程。

1.“单独二胎”的政策方案的提出

2004年4月，18位人口专家历时两年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上书国家计生委。建议先放开“单独二胎”，然后再逐渐过渡到“全面二胎”。这是首次提出单独二胎的政策建议，关于政策方案形成的建议如田雪原的“三种‘着陆’方案”、[11]陈友华的分“四步走”、[12]曾毅的“二胎软着陆”、[13]桂世勋的“双轨制”、[14]翟振武的“三步走”等。[15]虽然不同政策领域的政策共同体在人员构成与分布上表现出差异性，但政策共同体中的成员都会围绕政策问题提出主张，希望自己的政策建议能得到重视。

2.政策方案的选择历程

卫计委启动调整生育的政策始于2009年，人口专家和学者（王丰、顾宝昌、翟振武等）、法学专家（湛中乐等）、经济学家（梁建章、茅于轼、许小年等）、政协委员（叶廷芳、李崴、王名、刘大钧等）、人大代表（贺优琳、陈佳贵等）不断通过上书国家计生委、党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政治局常委，在“两会”提交议案等方式来呼吁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在政策企业家的持续努力下，2009年卫计委启动调整生育的政策，并在2010年初的全国人口计生工作会议上获得了突破，国家人口计生委下发的《国家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思路（征求意见稿）》提到要稳妥开展实行“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的政策试点工作，这一方案曾得到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要领导的支持，在2010年底经过修改微调后曾提交国务院。但之后一直没有进展，“单独二胎”漂出了决策者的视野。2011年“单独二胎”政策的酝酿接近成熟，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工作会议通过新的“单独二胎”方案并上报国务院，然而政府内外都出现了反对放宽人口政策的声音，如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等人认为，中国应该推行更为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政府机构中的反对者担心生育政策放宽会导致人口突然增加，造成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单独二胎”政策还遭到了几个省份省委书记的反对。反对声音一度占上风，加上之后计生系统重要人事的连续变更，以及2012年十八大召开和随后的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众多因素，致使“单独二胎”政策被搁置下来，[16] “单独二胎”又一次漂出。2012年众多学者再次施压，但由于某些政府部门和学界一部分人的反对，生育政策的完善再次停滞不前。2013年两会上，许多代表委员再次提议分省放开二胎，并最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迎来了“单独二胎”政策的出台。

3.政策方案的选择标准

政策方案的选择历程呈现出“思想在政策源流中四处漂浮的画面”，[10]（164）思想并不是简单的漂浮，政策思想幸存的标准――技术可行性、价值可接受性、可承受的费用、预期的公众默认以及在决策者中被接受的合理机会等标准极为相似，“如果一项政策建议一开始不能满足这其中一个或更多个检验标准的话，那么它可能需要重新拟定或者与别的东西结合起来，然后再漂浮。一项幸存下来的政策建议通常都可以满足这些标准”。[10]（165）在“单独二胎”的政策过程中，技术可行性和价值判断的共识是政策出台的衡量标准。技术可行性建立在对政策方案慎重的调研和科学的测算上，包括对生育成本、生育意愿、生育率、人口总量和结构、人口变动趋势、以及政策试点结果的判断和测算。但是仅在技术上具备可行性是不够的，隐藏在技术可行性背后对政策出台起着关键因素的是价值的可接受性。价值判断的共识表现在生育政策的适当与适度，不能长期从宏观人口控制出发就决定微观生育政策的选择，要考虑到对家庭发展的长久影响；其次是对人的权利与尊严的保护，允许人们在生育上有一定的选择自由；再次是社会公平，生育政策不能在生育权利上制造不公平。

（三）政治源流：政治环境有何变化

政治源流是政策议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诸如公众情绪、压力集团间的竞争、选举结果、政党或者意识形态在国会中的分布状况以及政府的变更等因素构成。[10]（184）“单独二胎”政策议程的政治源流主要由国民情绪和管理权限划分构成。

1.国民情绪

金登教授认为“在一个国家里有大批的民众正沿着某些共同的路线思考，这种国民情绪以明显的方式经常发生变化，而且国民情绪的这些变化对政策议程和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10]（186）国民情绪可以被视作一种较为普遍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通常是以公众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强大的公众舆论会对政府公共决策外部形成强大的压力群体，迫使政府不断地关注舆论和民情，寻找解决问题的新路径。事实上，关于中国的生育政策是否应该松动一直是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话题，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适度放开二胎政策是很多民众的呼声。

2011年3月8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统计数据显示，“二胎放开”排在两会话题热榜第二位，纪宝成“调整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刻不容缓”成为两会代表话题热榜的第一名。2013年1月15日，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王侠在工作会议上“必须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的言论”引发的公众关注度也逼近“爆表”，统计显示，21万网友参与讨论和超过2.5万条网友评论。2013年8月媒体“单独二胎”政策有望近期重启的报道引起广泛关注。而10月底，“卫计委否认全面放开单独二胎”的消息再次推动相关舆情热度快速升温。“单独二胎”相关话题一直是媒体和公众比较关注的热点话题。

2.执政党的执政理念

我国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所以党的意识形态对公共政策影响是关键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无论是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中国梦”都力图通过建立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使得大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这种执政理念必然要求在今后的政策制定过程中更重视社会公平、重视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和遵循法治原则。过去数年间，社会各界一直在呼吁中央政府反思调整这项政策，而中央政府俯听民情，在政策表述上已经有了明显改变，预示未来政策的调整方向。“单独二胎”的出台，并不是政府向群众“想多生孩子”的意愿妥协，而是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采取的政策措施，反映了我国在调整人口结构上的努力和与时俱进。

3.管理权限的变更：政策调整的主导职能的归属调整

2013年3月，国务院进行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国家人口计生委与卫生部合并成立国家卫计委。新华社授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中，有“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拟订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职责划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表述。在国务院办公厅的国家卫计委“三定”方案中，明确“负责完善生育政策”属于卫计委的重要职能之一。中国人口学者何亚福表示：“在部门重组之后，计划生育部门的权力会被削弱。它将不再有制定政策的能力，在中国人口战略上的发言权也会降低”。 [17]传递出的信息透露出政府进行计划生育调整的信号和契机。

（四）三源流耦合的实现

从以上分析来看，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然而三流并不会自动实现汇合，汇合的实现还需要适当的时机和政策行动者的推动。

1.政策窗口的开启：十八届三中全会

金登认为在关键的时间点，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汇合在一起，问题就会被提上议事日程，这样的关键时间点就是政策之窗。政策之窗之所以开启是因为紧迫的问题或政治源流中的重大事件，于是就有了问题之窗和政治之窗的区别。[18]通常来说，问题之窗不可预测，例如地震等突发事件等；政治之窗大部分可以预测，例如年度预算安排、常规例会等。我们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政治之窗的开启实现了“单独二胎”政策议程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汇合。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这35年的改革历程中，每一届三中全会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节点，是构建改革框架，做出全面部署的会议，为“单独二胎”的出台提供了契合点。

2.政策企业家与三流耦合

在多源流模型中，三源流的耦合对于政策议程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这三种因素中缺少一种，即如果得不到一个解决办法，不能够发现问题或问题不太紧迫，或者缺少来自政治源流的支持，那么该主题在决策议程中的位置就会转瞬即逝。尽管政策之窗可以短暂地敞开一段时间，但是如果没有很快实现这种结合的话，那么政策之窗就会关闭。”[10]（230）金登教授认为，问题、政策与政治三大源流独立流淌，它们的结合还少不了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时的登场与软化作用。在“单独二胎”政策出台的过程中，政策企业家通过相关焦点事件唤起公众与媒体舆论的响应，引导媒体和舆论以创造出一种支持和呼吁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政治环境，提升“单独二胎”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和合法性，同时，软化强大利益集团的阻力和潜在的反对强度，促使决策高层对问题的感知，然后使得核心决策者在问题感知与政策行动之间构建其联系。翟振武教授接受《?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呼吁“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时候已到”。[19]著名人口经济学专家田雪原参加中国网的面对面访谈节目。在张艺谋“超生门”事件中，人口学者，如黄文政和梁建章撰文《张艺谋应拒交社会抚养费》，呼吁张艺谋拒绝缴纳罚款，引发人们对社会抚养费是否合理的思考，并抨击计划生育部门为了部门利益拖延放开生育的时间，需要道歉的是把部门私利凌驾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上的计划生育机构。

四、结语和讨论

综合上述分析，“单独二胎”政策议程过程基本符合多源流模型的轨迹，是三源流在政策之窗前耦合的结果，其中社会背景因素（三大源流变化）、行动者因素（政策企业家的软化行动）对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在该案例中均得到验证，与多源流模型的内在逻辑具有一致性。同时，多源流模型也为以往“单独二胎”未进入决策议程提供了一种解释。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问题源流和政策源流虽得到一定的发展，但当时的政治源流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十八大及三中全会以前没有因素引发政治源流的变化和政策窗口的打开，即使政策企业家采取过相关的软化行动，依然没有实现源流的汇合并推动“单独二胎”进入政策议程。十八大以后，问题、政策与政治三大源流相比之前发展得更为成熟，政策企业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提供的政策方案的测算和可行性验证更为精准和成熟，促使核心决策者的转变，实现了政策企业家与核心决策者在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取向上的有效链接。核心决策者的权威又加快了原来计划平行流动的三大源流的汇合，决策议程得以设立。可见，本案例的发展与多源流模型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

尽管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存在很多差异，但多源流模型在中国同样具备适用性，因为一种政体或一个国家中不可能只有一种议程设置模式，每一种政体下的议程设置方式都是多样化的。[20]中国不断进步的民主化进程使得议程设置过程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开放性，吻合了多源流模型的理论前提。但是，中西方政治体制的不同对政策议程设置依然有较大影响，作为舶来品的多源流理论无法回避中国情境与本土化问题。

（一）源流的独立性问题

多源流理论认为，在政策过程中，三条源流是彼此分离的，每条源流都遵循自身的规律，其发展变化也与其他源流相独立，在出现耦合前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的交叉和结合。本文认为，在“单独二胎”政策议程过程中，三源流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任何一个源流的改变都将会导致或促使其他源流发生改变，耦合过程的偶然性大大降低，整个过程的目的性和战略性更强。一方面可以从源流的缘起发现，政治源流的发展变化（包括国民情绪变化和管理权限调整）均与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问题源流发展息息相关，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问题的恶劣性让政策企业家感到忧心并进行政策调整方案，促使政府部门尤其是核心决策者感受到政治紧迫性，也促成了管理权限的调整。源流之间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也削弱了不同源流的独立性。同时，这也凸显三大源流呈现出一定的先后顺序，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多源流理论在我国并非像西方国家那样保持足够的独立性，这也是多源流理论在中国的情境化表现。

（二）源流的重要性问题

与西方政党选举制度不同，我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稳定性较高，竞选利益不是首要考虑，不需要过度逢迎选民的意愿，而可以从长远发展的高度做出政治选择。这就使得问题源流、政治源流中的国民情绪的影响有限，它们取决于执政党对问题源流的判断，执政党往往会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国家权力和长期执政的优势，用足够的时间和投入去引导和改变这种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问题源流的重要性及国民情绪在政治源流中的影响。其次，执政党处于长期执政地位，对政策连贯性的要求相对较高，不能出现西方选举政治下新党派执政后完全转变政策风向的现象，新政策需要与原有政策有一定的相容性，政策路径依赖和渐进式调整的特点十分明显。这就使得政策源流之于政治源流处于天生弱势地位。无论政策源流中的方案多么完美，它都是处于“被选择”的地位，而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对政府决策具有直接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在影响政策议程的所有变量中处于核心的地位。

（三）政策企业家身份的双重性问题

我国的政治体制下部分政策企业家具有双重性身份特点，部分政策企业家既是学者又是“两会代表”，拥有提交议案的权利，他们能够同时活跃于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之中，其在不同源流中的活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协调和整合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的政策企业家有着质的区别。这种政治制度的安排有助于政策企业家从政府中打开政策议程的“政治之窗”，为政策企业家的活动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机会。尽管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因素在本案例中没有产生关键性影响，但并不能否认这一因素的可能性影响，因为政策企业家最早就是利用这一机会进行软化活动的。这是多源流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本土化特点。

从本案例的整体过程来看，议程设置无疑需要具备多源流理论所说的条件，“在更多的时刻，三源流耦合是不完整的：解决之道与问题耦合，但缺少合适的政治气候；政治源流与政策源流耦合，但缺少解决紧要问题的感受；政治源流和问题源流都要求采取适当的行动，但缺少值得倡导的可行方案。只有三源流耦合，才能极大地改善机会，以将某一主题牢牢固定在决策议程上。”[18]（149）多源流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把打开“单独二胎”政策议程“黑匣子”的钥匙。通过多源流理论对于“单独二胎”政策议程的分析，我们认为促进政策议程首先应该抓住问题源流，确定政策问题，提高政策问题认定的技术基础，扩大政策问题来源。其次丰富政策源流，优化决策结构，明确政府决策层的职责，提供决策需求，参与政策方案的论证，并扩大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重视专家学者的作用。再次是借助政治力量，营造有利氛围，发挥公共权威在议程创建中的主导作用，发挥国民情绪的正向效应；复次是要把握政策之窗开启的机会，推动三源流耦合，同时高度重视政策企业家的作用。

对二胎政策的看法篇7

日本早已进入老龄社会，老龄社会的创新力和消费力弱化是日本经济“颓废”20年的原因之一，如今日本政府反思当年的政策失误之一就是未能及时鼓励生育。俄罗斯正在面对人口锐减的危机，莫斯科街头鼓励生育的宣传广告是：“生一个好，生两个更好！”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专门讲到“俄罗斯家庭应该一对夫妇三个孩子”。俄罗斯从2006年实施《母亲资本法》，生孩子的家庭月补贴达6000卢布，领养孩子的家庭月补贴8000卢布。法律规定每个家庭的“母亲资本”高达25万卢布。

一个国家的生育政策是关乎于国计民生的大事情，生育经济学对家庭生育偏好的研究，不仅关注生产力，而且关注消费力。相对于美国、欧洲及日本而言，中国经济消费率偏低的原因之一也是城市家庭的平均生育率偏低。可想而知，一个家庭多生一个孩子的消费总额会增加多少。然而在这里，城市化驱动消费升级的趋势却遇到了人性的“二律背反”：女性职业化一方面激发女性的消费欲望，另一方面会抑制女性的生育偏好。家务的社会化增加家庭生育成本，抑制个人消费欲望，人性的道德冲突由此浮现：女人的一生应该更多为孩子活还是为自己活？和社会学不同，经济学把孩子定义为社会产品（Social Goods），把家庭的生育行为定义为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所以生儿育女在欲望都市具有家庭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双重属性。既然生儿育女不仅是家庭义务而且是社会责任，生育政策是应限制还是鼓励生育呢？

低收入的职业妇女担心多生一胎养不起，高收入的职业妇女担心多生一胎会影响事业，职业妇女阶层的生育偏好整体下降，城市家庭的平均生育率自然下降。城市化就是女权的觉醒，都市家庭几乎杜绝了强迫女性生育的家庭暴力。职业女性不会只生不养，通常也不会生而不教，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因此同时成为一种社会投资，这是未来高素质劳动力供给的保障。如此看来，城镇化发展到目前阶段就应该实行差异化的生育政策。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财政收入中可用于补贴生育的资源较多，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可用于补贴生育的资源较低。从生育经济学的角度看，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生育偏好不同，对婴儿的教育投资也不同，所以也不应该实施“一刀切”的生育政策。由此看来，解除一胎化政策应从实施差异化的生育政策开始。国家应立法严惩弃婴行为，并授权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补贴鼓励优生优育的家庭多生多养。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教育是未来的希望。只生不养或生而不教，不仅是对孩子的犯罪，而且是对社会的犯罪。在媒体曝光的青少年杀害父母亲属的事件中，可轻易看到儿童心理扭曲的主要原因是家庭冷漠或自幼失学。当财富的两极分化让社会难以规避家庭冷漠的条件下，政府就应建立对失学儿童的社会救助体系以减少青少年的心理扭曲。此外，还应建立健全职业教育体系，在目前 “一刀切”的应试教育体系之外为丰富多彩的都市产业提供定向就业培训，以改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衡。

对二胎政策的看法篇8

关键词：全面二胎 人口红利 老龄化 性别比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

从1957年开始，我国对节育态度开始明朗化。《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指出，要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

人口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明确了人口过快增长与中国资金积累及工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指出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控制人口增长刻不容缓。并提出定期举行人口普查，提倡节制生育。时期左倾思想泛滥，大力推进工业和农业发展以致劳动力需求大增；同时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了发展危机。在1958年至1961年间，“计划生育”几乎中断。

（二）计划生育一胎政策

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计生工作自此正式进入全面普及阶段。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通过，标志着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被纳入法制轨道。2000年，我国出台“双独”政策。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2015年，为应对老龄化现象，我国政府启动全面二胎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二、全面二胎政策的提出背景

（一）人口红利消失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人口红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为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国目前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局面，同时劳动力价格逐渐增长，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以及产品出口，减缓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二）人口老龄化

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也是促使我国政府采取全面二胎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一胎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日益降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从2000年到2014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已经达到10%，老年人口比例升高增加了社会的养老负担。“根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12.1%，2030年将达到大约16%，2040年为22.3%，到2050年将达到23.6%，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会增加家庭抚养负担，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不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

（三）男女性别失衡

由于我国自古以来的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一胎政策实施后，多数家庭选择性生育，刻意选择性别。特别是自从我国部分地区实行一胎半政策以后，第一胎为女孩的家庭会继续申请二胎，更加剧了性别失调。

2015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与正常值104―107有较大的偏差。性别失衡会影响家庭关系与社会稳定，甚至影响生育计划政策的实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有利于推进性别比趋向平衡，维持社会稳定并促进社会发展。

三、全面放开二胎的意义

（一）延长人口红利

由于年轻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因此全面放开二孩，可以有效缓解我国劳动力资源的短缺。“与政策不变相比，203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政策不变多出4600万人，2040年多出9100万人，2050年多出1.09亿人。若维持生育政策不变， 从2036年开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降至8亿人以下，但在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的条件下，劳动年龄人口在2048年才下降至8亿人以下，生育政策的放开使其推迟了12年。”

（二）减缓人口老龄化

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致使人口结构问题日益凸显，人口老龄化问题加重。全面放开二孩有利于有效减缓人口老龄化。“根据预测，202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6. 6%，比维持政策不变低1个百分点；203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升至23.6%，比政策不变低1.6个百分点；2040年，老年人口比重增加至27.3%，比政策不变低2.8个百分点；2050年，两种方案下人口老龄化的差异进一步拉大，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为29.9%，比政策不变低4.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可以有效延缓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三）拉动相关产业发展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将会对相关产业如食品、玩具、母婴医疗等等产生直接影响。同时政策的实施在未来将改变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间接对房地产等行业产生影响。根据目前的儿童抚养成本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将会带来大约每年1200亿―1600亿的消费红利。

四、全面放开二孩的弊端

（一）加剧资源短缺现状

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量小。全面放开二孩，人口将面临加速增长，人口基数进一步增大，资源短缺加剧，特别是将会导致粮食短缺加剧。除此之外，资源短缺问题不只体现在自然资源方面，也包括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人文资源。由于中国医疗教育、公共设施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加剧这些资源区域不平衡的现象。

（二）影响女性就业

女性就业歧视一直存在，生育是其主要原因。而二孩的生育将进一步影响女性的就职率，并同时产生更多的就业问题。除此之外，一些女性就职率较高的单位，比如学校，全面放开二孩会影响其正常的工作活动。女性扎堆生二胎，申请生育的女教师明显增多，再加上福利制度的日益完善，产假延长，导致单位排班困难，教师紧缺，直接影响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增大性别比

中国人固有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家族思想。对于有一个女孩的家庭来说，二孩放开，无疑是给了他们得子的机会。而在医学水平发达的今天，生育的性别选择很容易做到。而这不仅不能改变我国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反而会加大性别比例差距。

（四）增大家庭压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物价指数逐步攀升，再加上社会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公共资源的稀缺，孩子的生育养育成本增加。而一些社会调查显示，极少的富人和一些收入水平低的穷人，生育欲望最为强烈。对于那些穷人来说，生二胎只会进一步降低其家庭生活水平，且孩子的教育水平不能得到保证。

五、结束语

针对二孩政策带来的种种弊端，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全面二胎政策，加快相应工作的进展和配套设施的完善。第一，增加资金投入，加快医疗卫生与教育资源的发展与合理分配。第二，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并提高我国居民总体生活水平。第三，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

从长期看，我国老龄化社会的趋势不会改变，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不能阻止老龄化的大趋势，但是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老龄化社会的进程。人口学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面二孩”每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在300万―800万之间，估计中值为500万，生育高峰可能在2017年出现。

虽然暂时我们还不能清晰地判断全面放开二孩对人口结构产生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全面放开二孩之后，相当一部分中国家庭的家庭结构将发生改变，人们将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老龄化和人口的关系，从而形成更加理性成熟的生育观念，这种观念也必将进一步影响人口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这也是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利好。

综上所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一项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极大积极意义的举措。但在实施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本文对于全面放开二孩对于经济发展的利弊进行了阐述，针对其中的问题，本文也提出了建议。总之，全面放开二孩对人口基数巨大的中国来说，终归是一个完善社会人口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良策，是一项需长期坚持并逐步发展完善的政策。

参考文献：

[1] 施峰. 人口老龄化：中国和平发展必须应对的挑战[J]. 经济研究参考，2004（75）：2- 22.

[2] 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 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 人口研究，2014（2）：3- 17.

[3] 汪妍. 二胎政策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J]. 青年与社会，2014（1）：202- 204.

[4] 张璐. 放开“二胎”政策的利弊比较研究[D]. 吉林农业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