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区别范文

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区别篇1

关键词：辍学率;民族地区;对策

中图分类号：G71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1-0135-03

民族地区具有经济发展缓慢、群众生活条件差、教育事业落后和地理环境恶劣等特征。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西部地区的教育面貌、提高广大劳动者的素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国务院决定从2004年起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广西作为少数民族地区，从2005年始，对全区学生逐步实施了“两免一补”政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免费义务教育。2007年，国家教育部认定广西实现“两基”目标。但是近年来，义务教育学生辍学率出现反弹趋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广西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辍学问题的具体情况如何，值得我们去调查研究。

一、研究目的与内容

（一）研究目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指出要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教育一直是民族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短板，调查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辍学现状显得极为重要，研究和分析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降低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辍学率提供对策，提高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水平。

（二）研究内容

1.调查民族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辍学率，旨在考察小学和初中两个不同阶段的辍学率情况，探寻辍学现象与学段的关联性。

2.调查辍学学生的性别比，考察辍学现象与性别的关联性。

3.调查辍学学生的生源地，比对城市、乡镇和农村不同地域学生辍学现象。

4.调查辍学学生所在的学校类型，了解教育办学特色、教学质量等学校文化与辍学现象的关联性。

5.调查辍学学生去向，以劳动法规定的16岁劳动年龄为界线，考察辍学与打工劳动赚钱的关联性。

6.调查辍学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父母态度，考察辍学与个人及家庭的关联性。

7.调查民族地区的民族风俗，考察民族地区学生辍学现象与民族风俗的关联性。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研究着眼广西少数民族自治县为研究层面进行规划研究思路，以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个案设计调研方案，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手段深入到民族社区、学校、教育部门，从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辍学存在的问题入手，分析成因，研究降低民族地区农村中小学辍学的对策，以提高民族地区的整体教育水平和质量。

（二）研究方法

1.采用实地调查法，深入民族生集中的学校、村落进行调查。主要调查和采集2012年至2014年这三年的数据。

2.采用问卷与访谈法，根据研究内容设计问卷、访谈提纲，调查获得一手资料和数据。

3.采用文献法，到民族地区教育部门、学校查阅相关资料。

课题组于2014年7月―2015年4月以广西少数民族自治县为面，调查包括龙胜各族自治县、金秀瑶族自治县、恭城瑶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罗城么佬族自治县、巴马瑶族自治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隆林各族自治县、凌云县伶站瑶族乡、河池市东兰壮族自治县、八步区黄洞瑶族乡、昭平县仙h瑶族乡、钟山县两安瑶族乡、蒙山县夏宜、长坪民族乡等19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乡）。以富川瑶族自治县为点，深入民族村落、学校、教育部门进行调研，获得第一手资料。涉及瑶族、苗族、壮族、侗族、么佬族、仡佬族、毛南族等少数民族。

共发放调查问卷380份，回收有效问卷360份，有效率为95%。根据问卷反映的情况，课题组还对辍学学生及家长进行访谈，收集到大量的原始资料，并对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和分析。

三、结果与分析

（一）义务教育阶初中辍学率高于小学，中学近3年的辍学率呈上升趋势，小学近3年的辍学率呈下降趋势

统计结果表明辍学率与学段有一定关联。首先，初中辍学率高于小学，初中和小学辍学率分别为1.51%、0.54%;其次，小学辍学率呈下降趋势，初中辍学率呈上升趋势，小学近三年辍学率分别为0.6%、0.53%、0.48%，初中辍学率分别为1.15%、1.6%、1.79%。可见，学段低，辍学率低;学段高，辍学率也高。

通过调查，分析小学辍学率低于初中的原因主要由以下几点：一是国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父母不需为小学生交杂费和书费。二是国家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很多民族地区农村家庭的孩子为1-2个，孩子数量比以前大大减少。三是国家实施优惠政策，为农村小学生提供免费营养餐。四是家长态度转变，儿童在学校有老师管理，比辍学留在家里强。五是学校管理措施有力，教师积极进行家访做思想工作，劝辍学儿童回校读书。六是小学阶段的学业压力小，学生能顺利升学。

初中辍学率高于小学，经济条件是其中一个原因，但不是影响初中辍学的主要因素。国家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免学生的杂费和书费，而且国家补助农村学校初中生每天3元生活费，寄宿制初中生另补助每天7元生活费。这样算来，非寄宿制农村初中生每天补助3元生活费，寄宿制农村初中生每天补助10元生活费，学校以饭票的方式发补助给学生。按照这样的免费义务教育和补助政策，农村学生的生活应该不算困难。

但是在这样的国家优惠政策下，初中辍学率仍存在，平均辍学率为1.51%，且近三年有上升趋势。学校上报给教育部门的辍学主要原因是学生厌学，表面上是由于学生自己本人不愿意学习造成的辍学，课题组更侧重于寻找学生厌学的主要原因。调查发现，造成厌学而辍学的原因多种多样，有学生本人、社会、学校、教师、家庭等方面的原因。

（二）义务教育阶男生辍学率高于女生，小学近3年的男、女生辍学率差距较小，初中近3年的男、女生辍学率差距较大

辍学现象与性别有一定关联。首先，男生辍学率高于女生，小学、初中阶段男生辍学率分别为0.58%、0.63%，女生辍学率分别为0.42%、0.37%;其次，小学男、女生辍学率差距较小;初中男、女生辍学率差距较大。可见，义务教育阶段男生辍学比例较高。

调查发现，小学男生辍学主要集中在5-6年级，初中男生辍学主要集中8-9年级，都集中在高年级。男生遇到的学业困境比女生大，辍学男生想更快走进社会挣钱。

（三）义务教育阶辍学学生主要集中在镇和乡村，乡村学生辍学率高于镇的学生

辍学率与生源地有一定关联。辍学学生主要集中在镇和乡村，生源地来自镇和乡村的比例分别为20%和78%;乡村学生辍学率高于镇的学生，高58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影响辍学率高低;教育资源越差，辍学率越高。乡村地域文化底蕴不高氛围不足、经济状况相对较低等因素也导致乡村的辍学率高。

（四）义务教育阶辍学学生所在的学校主要集中在镇和乡村，乡村学校的辍学率高于镇的学校

辍学现象与学校类型有一定关联。辍学学生所在的学校主要集中在镇和乡村，镇学校和乡村学校的辍学率分别为20%和78%;乡村学校的辍学率高于镇的学校，高58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办学有特色和教育质量较好的县城民族学校或县城普通学校，学生辍学率低。这些学校校园文化氛围浓郁，教学质量高，奖励机制完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如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民族中学，以“自我学习、自我管理”为特色，每学年开展民族活动艺术节，每周末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大大缓解了紧张枯燥的学校生活，也有效减少了寄宿制学生周末出去闲逛和上网的机率。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向同类民族学校推广。

相对于县城学校，镇学校和乡村学校办学无明显特色，教育教学质量较差。这些学校除了硬件设施差，跟不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之外，师资力量还很薄弱。如学科教师不均衡，图音体、地理、英语老师配备不足，教师年龄结构40岁以上的约占80%。由于学校离县城较远，待遇低，很难召到特岗教师，即使召到1-2个老师也留不住。校长没有招聘教师的人事权，人事都由教育局统一安排。有些校长无奈表示，他们的学校就像一个养老院，很多教师都等待退休，原来有几个教学好的年轻老师很快就被抽调到县城学校。可见，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发展也是辍学率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义务教育阶辍学学生去向主要是外出打工，在家务农、在家闲着、随亲、结婚等去向占小部分比例

辍学现象与劳动赚钱有很大相关。学生辍学后去向主要是外出打工，占62%;在家务农、在家闲着、随亲、结婚等去向占小部分比例，总共占38%。

调查发现，辍学外出打工的学生受其往届辍学学生的影响，经亲戚、父母、同学、朋友介绍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收入大概每月2000-4000元，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他们初中没毕业就出去打工，收入也不错。他们打工回来有的还善意嘲笑自己的老师经济收入也不比他们多。可见，社会的诱惑力和乡村教师的经济收入过低，间接地影响了辍学率的高低。

（六）义务教育阶辍学学生大部分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大部分父母想关心孩子学习，但无暇顾及

辍学现象与家庭背景高度相关。大部分辍学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一般，父母大多数外出打工，想关心孩子学习，但无暇顾及。

调查发现，几乎所有辍学学生的家长都在外地打工，无暇顾及孩子学业。等到孩子要辍学，他们的劝说也无用，只能任其发展。农村家庭父母外出打工和留守儿童的现象在中国已存在多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一直还是影响辍学率高低的重要因素。

（七）义务教育阶辍学现象受民族风俗的一定影响，但关联性较小

民族地区辍学现象与民族风俗低相关。虽然民族地区较偏远的山区少数民族还保留自己的民族风俗，如瑶族和苗族的婚宴风俗，但多数民族学生与汉族学生差异不大，汉化程度较高。

四、建议与策略

（一）新建或恢复独立教学点，方便学生入学

撤点并校是我国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应对学生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而制定的政策。经过十多年的事实证明，撤点并校政策的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是造成民族地区学生辍学率升高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一些长期关注义务教育发展状况的学者引用历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有关数据，并运用辍学率计算公式进行核算后提出了“近四年来全国小学辍学率大幅度回升”的判断，认为上述情况是“大量撤并小学和教学点带来的严重后果”。教育部门与地方政府应该从实际出发、从调研出发，放慢撤点并校的步伐，新建或恢复原有的老百姓确实需要的教学点，方便学生入学。对于偏远山区和资源匮乏的教学点，需要大力投入资金建校，改变教育理念滞后、课程设置陈旧、师资力量不足的现状，努力提高教学点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待遇。

（二）采取针对性策略，促进学业困难学生发展

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区别篇2

关键词：高等教育；教育公平；教育效率；量化测评

中图分类号：C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1-0019-008

收稿日期：2011－05－12

作者简介：郝文武，男，陕西清涧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教育公平是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率相互促进并持续提高的发展状态。义务教育公平是以人格尊严平等为先，每个适龄儿童必须接受的国家提供经费保证的基本平等的公平。高等教育公平是尊严和权利的平等与能力、分数、效率的提高相互促进的公平。实现高等教育公平目标必须量化测评不同学校、不同群体和阶层、不同区域高等教育平等、效率、公平和高等教育平等与效率相互促进的历史进程、现实状态和未来进展，采取有效措施，使不同学校、不同群体和阶层、不同区域的条件平等不仅不影响而且有利于促进这个层面效率的不断提高，使这些层面的效率提高不仅不影响而且有利于促进这些层面平等水平的不断提高。

一、高等教育公平的本质特征

公平的目标和标准有明显价值取向，有效率优先甚至不讲平等的公平取向和标准，有平等优先甚至不要效率的公平取向和标准，还与有效率与平等相互促进的公平取向和标准。柏拉图和弗里德曼坚持公平的能力和效率优先原则，主张精英教育，在能力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教育。罗尔斯坚持公平的平等优先和“适合于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补偿原则和差别原则。这两种观点由于都把平等与效率相对应甚至相对立，而并未全面反公平的本质。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提出“按比例分配”原则，英国当代法学家哈特和米尔恩提出“相同情况相同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差别对待”原则。但“按比例分配”和“差别对待”的根本标准是什么，这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奥肯则把公平看作是平等与效率的相互协调，科尔曼把教育公平看作是教育机会均等与学生学业成绩、教育效率的统一。但其理论需要系统化，评价需要量化。

无论什么取向和标准，任何社会要保证不断发展就要保证基本的平等和效率，就要持续提高平等和效率水平。没有基本平等或底线平等就没有平等，没有人的权利和尊严，不可能公平。没有基本效率就没有效率，没有发展，不可能有平等和公平水平的不断提高。平等就是均等、等同和完全一样，但未必公平，不平等未必不公平。公平则并非完全一样，是在基本平等基础上的有差异的共同发展和富强。两极分化的发展和共同贫困、平庸的平等都不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实现共同发展和富强必须既追求平等，又追求效率，使平等与效率相互促进。平等是在人伦、经济、政治和教育等社会关系中，以平均、同等为标准和原则对待对象的行为规范、表现及其评价。公平是在上述社会关系中，以平衡、协调、对应、尊重、客观等为标准和原则，对待对象的行为规范、表现及其评价，是平等和效率相互促进关系状态及其水平持续不断发展的状态。教育公平是教育平等和教育效率相互促进的关系状态及其水平持续不断发展的状态。

一个国家的教育公平是义务教育公平和高等教育等非义务教育公平的综合，但高等教育与义务教育追求的公平的核心价值、根本标准、最高追求和终极目标有重要区别。义务教育公平是以人格尊严平等为先，不分性别、年龄和贫富，完全以点人头为标准和不考虑能力、劳动贡献，完全以人的兴趣和基本需求为标准的教育的完全平等，是国家必须提供经费等条件保证和每个儿童必须接受的基本平等的教育公平，是平等的有效、均等的优质和下要保底上不封顶的公平，是促进每个少年儿童全面发展的公平。基础教育是人生的基础、教育的基础和国家的基础，义务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义务教育的平等本身就蕴藏效率，因此，义务教育公平也是平等与效率的相互促进。高等教育既是普遍提高国民素质的教育，又是培养专业人才的选拔性教育。有尊严和权利未必有能力和决心，尊严和权利平等也不等于能力和决心平等。高等教育公平就表面看是在能力、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实质上还是尊严和权利的平等与能力、分数提高的相互促进，是下不保底上不封顶的公平，是有效促进每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全面发展的公平。其机会公平是以同等标准和规则要求和服务每个有意愿和有能力接受教育的人，其过程、结果公平是平等地关注每个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平等、效率和公平有不同的测评标准和方式。高中教育和职业教育公平特征和测评有类似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公平的双重性。

发展教育、接受教育和从事教育活动既具有享受和消费性质，又具有投资和劳动性质，无论是享受和消费还是投资和劳动，都应该是平等与效率的相互促进。投资是为了获得效益，必须追求最高效率、最大效益，但投资越多未必效率越高和效益越大。投资带来的效率、效益状态应该是倒三角形和菱形的，也可能是三角形的。质量、数量、效率和投入紧密联系，单纯的质量不等于效率，单纯的数量更不等于效率。投资的效率大小必须与投资结果的数量和质量相比较。投资结果与投资数量之比是投资获得效率程度的数值。结果除以投资的分母越大，效率的数值越小，反之就越大。公平是效率的广泛、平等和受惠程度，效率与平等之比是公平程度的数值。效率除以平等的分母越大，公平的数值越小，反之就越大。公平首先是条件程度的比较，然后是效率程度的比较，最后是条件程度和效率程度比较的比较。教育投资效率是教育投资结果与教育投资数量及与其相关的教师队伍、教学设备等相比较或之比的数值。教育公平是教育质量、效率水平与教育投资、教师状况等办学条件平等水平之比的数值。

教育效率和效益包括经济效率和效益与社会效率和效益，这各个层面都有可以量化和难以甚至不可量化的要素。社会对教育促进精神、道德和文化发展效果和公平度的评价，甚至对教育促进社会宏观经济效益的评价都只能是整体评价、大体估算，很难精确量化。具体或狭义的教育效率可以通过计算在一定的时间内，教育投入与教育培养人的质量和数量之比来评估。教育质量、效率的差异程度和教育投资、教师状况等办学条件的平等水平以基尼系数表示，有专门的计算办法。我国和国际社会许多人把基尼系数当作公平指数，但它其实是平等、效率和公平不同状态之间的差距指数，类似表示均匀状态的“熵”，熵越大差异程度越小，熵越小差异程度越大。

平等与效率的相互制约和促进的教育公平状态有许多复杂层面，就教育对象和教育主体而言，既有无论是什么地区的不同群体、阶层的每个人和每个学生的公平，也有不同地区和群体、阶层的每个人和每个学生的公平，不同学校的公平。就教育的层次说，既有义务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本身的公平，也有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公平。就教育活动本身而言，既有教育机会、教育经费、教育过程等的公平，也有结果、质量的公平。教育权利和机会公平不等于教育权利和机会平等，教育过程公平不等于教育过程平等，教育结果公平也不等于教育结果平等。单个人的条件和效率无所谓平等和公平，若干不同关系状态的平等、效率和公平的程度既可能是完全相同的，也可能是大致相近和相差很大、完全不同的。差别程度越低就越相近、相似，就越平等。差别程度越高就越不相同、不相似，就越不平等。最低程度的差别是等同、均等或完全一样、完全或高度平等；最高程度的差别是完全不一样、完全或高度不平等。高度平等不等于高度公平，也可能是大家同等平庸和缺乏发展的很低水平的公平。很高的效率不等于高度公平，也可以是一部分人发展很好，另一部分人发展很差的两极分化的很低水平的公平。教育公平不仅不是教育平等和教育效率某一方面的单向和静态指标，更不是某一方面的平等和某一方面效率的单项和静态指标，而是多层面若干教育平等要素与多层面若干教育效率要素持续相互促进的关系状态。

教育公平不仅与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努力等社会条件紧密联系，也与地理自然条件和身心自然条件紧密联系。没有社会和自然条件的平等就不可能有教育的平等，没有有效的社会和教育管理就不可能有高效率和高水平的社会和教育公平。即使能充分认识到平等和效率相互促进的公平的本质、目的、合理状态和教育公平本身及其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要真正形成合理状态也要做巨大的努力。在许多情况下，虽然做了巨大努力，也只能达到合理状态，很难达到最好状态。实现教育公平目标最大障碍是不同群体和阶层、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之间平等和效率失衡、对立导致的平等和效率低下，通过量化测评教育平等、教育效率、教育公平和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率相互关系的现实状态和未来进展，采取有效措施，尽量使这几个层面的平等不仅不影响而且有利于促进这几个层面效率的不断提高，使这几个层面效率的不断提高不仅不影响而且有利于促进这几个层面平等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实现教育公平目标的保证。

二、不同学校间高等教育公平水平的量化测评

高等教育平等包括政府投资、自筹资金、生均经费、教学科研设施、后勤保证、教师素质、教学过程、学生来源、历史基础、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等条件平等。高等教育的效率包括全面发展水平、师生生活质量水平、学校特色水平、毕业率、就业率、考研率和教师、毕业生的职业一般贡献率、职业重要贡献率、职业重大贡献率、职业特大贡献率等质量和效率。高等院校间公平水平是不同学校上述10个方面的质量和效率水平总和与上述10个方面的平等水平总和的商数，这也是衡量大学总体水平或给大学排行的重要综合指标。通过对不同学校和地区不同时期教育平等与效率相互促进的关系状态水平量化测评，不仅可以认识不同时期教育公平的发展水平，也可以为追求教育公平的实践提供可供参考的数据。

职业一般贡献率是一所大学培养的人和大学本身在工农商业、文化教育、社会服务和管理等方面从事一般工作的人数和贡献状况。职业重要贡献率是一所大学培养的人和大学本身在上述各方面从事重要工作的人数和做出重要贡献的水平。如果把大学培养的人、大学本身1人从事地区级重要工作的人数和做出地区级贡献计1分，最高分计100分，那么，没有上述成绩的大学的分数就是0分，其他就是1分至100分之间。职业重大贡献率是一所大学培养的人和大学本身在上述各方面从事部级重要工作的人数和做出部级重大贡献的水平。如果把大学培养的人、大学本身1人从事部级重要工作的人数和做出国家重大贡献计2分，最高分计100分，那么，没有上述成绩的大学的分数就是0分，其他就是2分至100分之间。职业特大贡献率是一所大学培养的人和大学本身在上述各方面从事重要工作的人数和做出世界级特大贡献的水平。如果以大学培养的人、大学本身1人从事世界级重要工作的人数和获得诺贝尔奖等特大贡献计4分，最高级计100分，那么，没有获得的大学就是0分，其他就是4分至100分之间。一个人从大学本科到研究生的就学可能在一所学校，也可能在两三所学校，因此其职业贡献率也应以本科和研究生的不同比例计算，比如本科40％、硕士30％、博士20％和博士后10％，或者本科50％、硕士30％、博士20％，或者本科60％、硕士40％计。从以上许多层面测算出高等教育的效率与平等水平就可以测算出高等教育公平程度。

教育的平等、效率和公平程度有包括最好状态、较好状态、标准状态、中等状态、较低状态等各种合理状态和不合理状态，或者有包括最高公平和较高公平的高公平，包括最低公平和较低公平的低公平。平等与效率基本一致是中等或中等水平的公平，以很小投入获得很大效率的状态为高水平公平，以较大投入获得很小效率的状态为低水平公平。最高公平是最理想的公平，最低公平是最不理想的公平，这两种情况都很少见。较高公平、中等公平和较低公平都不少见。如果把最高效率水平和最高平等水平的指标数值都设定为100，把最低效率水平和最低平等水平的指标数值设定为50，那么最好状态或最高公平就是效率与平等之比为2的数值。效率与平等之比的理论数据还可能有2.5和4等各种状态，但实际上不可能存在。标准状态是效率、平等和公平都接近于最好状态、很好或较好状态是很高或较高公平，效率与平等之比数值在1.0--1.99之间。合理状态是效率、平等和公平水平达到最好状态、较好状态、中等状态、较低或合格状态的最高、较高、中等和合格公平，效率与平等之比数值在0.7--2.0之间。其中，中等状态的效率与平等之比数值在0.7--0.99之间。较低或合格状态的较低公平的效率与平等之比数值在0.69--0.5。不合理状态的很低公平是效率、平等和公平都远离合理状态的状态，效率与平等之比数值在0.5以下。很低或最低平等和很低或最低效率都是很低或最低公平。很高平等在经济上也可能是很低效率，但对人的尊严、人格和权利的尊重和仁爱则有重要意义。质量和效率达不到最低标准要求在50分以下的公平其实是不公平，效率与平等的商数为负数。为了强调和凸显公平达到平等与效率相互促进的目的的不同程度和区别相同数值的不同水平和本质，公平又可分为形式公平和实质公平。形式公平是平等与效率的直接数值，实质公平是平等与效率的数值减去距离最高目标数值的数值。量化测评教育公平的实际水平和关系状态需要通过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系统搜集国家、区

域和学校等层面教育平等和效率的实际状态的大量复杂资料、数据。但在这之前首先必须确定测评的层面和方法，假设大量理论数据，建构合理数学测评模型，据此采取有效措施努力使远离公平合理状态的低水平和较低公平状态达到合理状态，使达到合理状态的公平进一步提高水平。理论和模拟的量化分析、测评及其整数和平均数计算，有利于做到“快刀斩乱麻”和把复杂事情简单化，但也容易导致“削足适履”后果，涉及价值观的问题更是这样。在实践行动和研究中，必须对量化分析、测评结果作具体分析，采取具体措施。

高等教育公平的最高追求是高等教育质量的持续提高和数量的不断扩大。在同等投入和办学条件前提下，一所学校和某一地区培养的人才数量越多，质量越高，效率和水平就越高，相反效率和水平就越低。一所学校和某一地区培养的人才数量多而质量低，或者质量高而数量少，都未必是高效率和高水平的。办学条件较好或很好，教学质量和效率就应该较高或很高，否则就不公平。办学条件较低或很低，但教学质量较高或很高是最高水平或最理想的公平。办学条件较好或很好，但教学质量较低或很低是最低水平或最不理想的公平。办学条件差和教学质量低也是最低水平或最不理想的公平。不同层次和类型大学培养人、发展的目标、任务等和经费投入、教师队伍、教学科研设施、学生来源、历史基础等既可能相似，也可能不同。大学的高水平有很大的相对性。一所二三类普通大学完成了教学科研等规定任务，达到了其学生全面发展、毕业、就业等既定目标就应该是高水平的，从相对水平说，对它的评价应该是100分。但它的高水平与另一所一类大学既完成了教学科研等规定任务，达到了其学生全面发展、毕业、就业等既定目标，培养的人、大学本身为社会又做出地区、国家和世界级等突出贡献的高水平有重要区别。如果一类大学的评价分数是100，公平水平是1，那么二三类普通大学评价分数的绝对数值就可能是70、60、50甚至40、30、20，公平水平就可能是0.7、0.6、0.5甚至0.4、0.3、0.2。二三类普通大学评价分数和公平水平的绝对数值较低，既说明其绝对公平水平是较低的，与一类大学不能并论，也说明其完成国家和自身规定任务的水平与一类大学是一致的。

如果一所学校的质量为全面发展100分、师生生活质量100分、学校特色100分、毕业率100分、就业率100分、考研率100分、职业一般贡献率100分、职业重要贡献率100分、职业重大贡献率100分、职业特大贡献率100分，平等水平政府投资50分、自筹资金50分、生均经费50分、教学科研设施50分、后勤保证50分、教师素质50分、教学过程50分、学生来源50分、历史基础50分、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50分，那么这所学校的教育公平程度形式数值和实质就是统一的，是效率数值100(全面发展100分，加生活质量100分，加学校特色100分，加毕业率100分，加就业率100分，加考研率100，加分职业一般贡献率100分，加职业重要贡献率100分，加职业重大贡献率100分加，职业特大贡献率100分除以10)除以平等数值50(政府投资50分，加自筹资金50分，加生均经费50分，加教学科研设施50分，加后勤保证50分，加教师素质50分，加教学过程50分，加学生来源50分，加历史基础50分，加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50分除以10)等于2。办好任何一所学校都要有最基本条件，这种以很小的投入和较差甚至很差条件获得很大的效率为高公平水平，是教育平等和教育效率的最理想状态。从形式上说，有效率水平100除以平等水平40或25等，公平水平为2.5和4等各种状态，但实际上这些状态很少存在。

较高公平是完全达到目标和超过标准状态的合理状态的公平。如果一所学校的质量为全面发展90分、生活质量90分、学校特色90分、毕业率100分、就业率80分、考研率80分、职业一般贡献率100分、职业重要贡献率90分、职业重大贡献率90分、职业特大贡献率90分，平等水平政府投资70分、自筹资金50分、生均经费50分、教学科研设施60分、后勤保证60分、教师素质70分、教学过程60分，学生来源50分、历史基础60分、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70分，那么这所学校的教育公平程度的形式数值是，效率平均数值90(90+90+100+100+80+80+100+90+90+90/10)/平等平均数值60(70+50+50+60+60+60+50+50+60+70/10)等于1.5，实质数值是减去距最高目标O.1的1.4。如果一所学校的质量为全面发展90分、生活质量90分、学校特色90分、毕业率100分、就业率80分、考研率80分、职业一般贡献率100分、职业重要贡献率90分、职业重大贡献率90分、职业特大贡献率90分，平等水平政府投资90分、自筹资金70分、生均经费80分、教学科研设施80分、后勤保证90分、教师素质80分、教学过程70分、学生来源80分、历史基础100分、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60分，那这所学校的教育公平程度形式数值是，效率平均数值90除以平等平均数值80等于1.65，实质数值是减去距最高目标0.1的1.065，近似等于1。

中等公平是达到目标和接近标准状态的合理状态的公平。如果一所学校的质量为全面发展100分、生活质量100分、学校特色90分、毕业率100分、就业率100分、考研率70分、职业一般贡献率100分、职业重要贡献率90分、职业重大贡献率40分、职业特大贡献率10分，平等水平政府投资90分、自筹资金90分、生均经费100分、教学科研设施90分、后勤保证90分、教师素质100分、教学过程80分、学生来源90分、历史基础80分、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90分，那么这所学校的教育公平程度形式数值是，效率平均数值80除以平等平均数值90，等于0.9，实质数值是0.7。如果一所学校的质量为全面发展100分、生活质量100分、学校特色90分、毕业率100分、就业率100分、考研率90分、职业一般贡献率100分、职业重要贡献率90分、职业重大贡献率70分、职业特大贡献率60分，平等水平政府投资90分、自筹资金90分、生均经费100分、教学科研设施90分、后勤保证90分、教师素质100分、教学过程80分、学生来源90分、历史基础80分、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90分，那么这所学校的教育公平程度形式数值是，效率平均数值90除以平等平均数值90等于1.0，实质数值是0.9。

较低公平是接近达到合理状态的公平，很低公平没有达到目标和远离标准状态的公平。如果一所学校的质量为全面发展80分、生活质量80分、学校特色40分、毕业率90分、就业率90分、考研率20分、职业一般贡献率80分、职业重要贡献率20分、职业重大贡献率0分、职业特大贡献率0分，平等水

平政府投资90分、自筹资金10分、生均经费50分、教学科研设施60分、后勤保证50分、教师素质50分、教学过程50分、学生来源60分、历史基础40分、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50分，那这所学校的教育公平程度形式数值是，效率平等数值50除以平等平均数值50等于1.0。但这个1.0只达到目标的50％，是较低水平的1.0，与高水平和较高水平公平的1.0有本质区别，所以实质公平数值只能计为0.5。当然还可能有更低级和很低级的1.0。质量平均50分与质量平均40分、30分的效率和平等商数的1.0公平水平尽管本质一致，但层级则有明显区别。如果一所学校的质量为全面发展80分、生活质量80分、学校特色10分、毕业率90分、就业率90分、考研率10分、职业一般贡献率40分、职业重要贡献率0分、职业重大贡献率0分、职业特大贡献率0分，平等水平政府投资90分、自筹资金70分、生均经费80分、教学科研设施90分、后勤保证70分、教师素质80分、教学过程80分、学生来源70分、历史基础80分、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90分，那么这所学校的教育公平程度形式数值是，效率平均数值40除以平等平均数值80等于0.5，实质数值是一0.1。这种以最大或较大的投入获得很低效率是最不理想的最低公平水平。这状态实际上也很少存在。

三、不同群体和阶层间高等教育公平水平的量化测评

古代社会只有极少数人能接受高等教育，不同人群和阶层间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程度很低，虽然古代大学培养的人大都承担国家和社会的重要和重大工作，高等教育的效率较高，但高等教育的公平水平却很低，因为高等教育的公平水平不仅包括某些人为国家和社会做出重要和重大贡献，也包括高等教育的普及率或全体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程度。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水平的提高，当代中国高校扩大招生都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平等水平，但也对高等教育提高质量、效率和公平水平提出挑战。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目的是普遍提高国民素质，为普通行业、职业或者工作培养大量专业人才，不能因为现代大学培养的许多人就职于普通行业、职业或从事一般工作，就说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但高等教育永恒的目标是培养为国家和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高级专门人才，高等教育实现这个目标的水平高，效率和公平水平就高，反之亦然。现当代大学公平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具体到不同大学也有明显差距。现当代不同人群和阶层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和平等水平在逐渐提高，但不平等和不公平依然存在，甚至非常严重。

第一，不同群体和阶层间适龄青年高考率和上大学的平均比例和平等水平量化测评。有研究指出，1949年以前，中国只有少数出身富裕家庭的人才有机会接受教育，此后不同区域和阶层的收入差距虽然在逐渐扩大，但不同阶层子女教育机会与家庭背景的联系减弱，受教育的程度则逐渐趋于平等和均衡。1978年以后，教育体制向着精英教育和市场化方向发展，家庭背景因素对个人接受教育的影响逐渐增强。在20世纪40年代，工人和管理人员及专业人员家庭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农民家庭子女高5.2年；办事人员家庭子女比农民家庭子女高3.3年。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到70年代的特殊状态中，工人、办事人员和管理人员及专业人员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并无显著差异，他们与农民子女受教育年限差距只在2.0--2.6年之间。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工人子女比农民子女高1.3年，办事人员子女比农民子女高2.9年，管理人员及专业人员子女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农民子女高3.6年。据此研究推算，假设不同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均年限是接受教育总年限平均值的1/10，假如20世纪40年代，农民子女平均受高等教育年限为0.1年，那么工人和管理及专业人员子女平均受高等教育年限就是0.62，办事员子女平均受高等教育年限为0.43年，他们的高等教育平等程度的尼系数就是0.48，不平等程度非常大。假如20世纪70年代，农民子女平均受高等教育年限为0.5年，那么工人、办事员和管理及专业人员子女平均受高等教育年限为2.5--3.1年，他们的高等教育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在0.21----0.25之间，不平等程度急剧下降。假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子女平均受高等教育年限为1年，那么工人子女平均受高等教育年限就是2.3年，办事员子女平均受高等教育年限为3.9年，管理及专业人员平均受高等教育年限为4.6年，他们的高等教育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是0.3l，不平等程度又有所上升。

第二，不同群体、阶层间百万人口的在校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拥有数平等水平量化测评。不同群体、阶层百万人口的在校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数是不同阶层、群体百万人口在一定时期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总数和不同时期累计拥有大学毕业生总数。如果农民和工人群体、阶层百万人口的在校大学生和计拥大学毕业生数分别为1万，知识和管理干部群体、阶层百万人口的在校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数分别为3万和6万，那么，农民、工人群体和阶层、知识和管理干部群体和阶层百万人口的在校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数的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25和0.36。

第三，不同群体、阶层间上名牌大学和非名牌大学的平均比例和平等水平量化测评。不同群体、阶层间高等教育平等不仅表现为入学率，也表现为接受不同水平的高等教育。假如不同群体和阶层家庭子女在一类、二类、三类大学上学和在国外上大学平均比例，20世纪40年代，农民子女分别为1％、2％、3％和0％，工人子女分别为2％、3％、4％和0％，办事员子女分别为3％、2％、1％和0％，管理及专业人员子女分别为4％、3％、2％和1％，那么，农民、工人、办事员、管理及专业人员子女接受各类高等教育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平均是0.34，分别为0.25、0.1、0.25、0.75。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子女分别为3％、4％、5％和0％，工人子女分别为4％、5％、6％和1％，办事员子女分别为6％、5％、4％和1％，管理及专业人员子女分别为7％、6％、5％和2％，那么，农民、工人、办事员、管理及专业人员子女接受各类高等教育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平均是0.20，分别为0.18、0.08、0.15、0.44。

第四，不同群体、阶层间大学毕业后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平均比例和公平水平的量化测评。不同群体、阶层子女大学毕业后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虽然目前没有准确数据，但一般说一二类大学毕业生就业不仅比较容易，而且就业单位和职位也比较好。三类大学毕业生就业不仅比较困难，而且就业单位和职位也比较差。办事员、管理及专业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生就业不仅比较容易，而且就业质量较高。农民、工人子女大学毕业生就业不仅比较困难，而且就业质量较差。如果农民、工人子女在一二类大学毕业的就业状况与办事员、管理及专业人员子女毕

业于三类大学的就业相似。农民、工人子女毕业于三类大学的就业状况就可能更差。就业状况至少可分为就业率和以专业适应性、职业稳定性、职业成就空间、就业类型和层次、经济收入等划分的就业质量。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其实就是教育效率与教育平等之比的教育公平水平。假如农民和工人子女大学毕业的就业率都为80％，就业质量为60分(其中一类大学毕业就业率为100％、就业质量为70分；二类大学毕业就业率为90％、就业质量为60分；三类大学毕业就业率为80％、就业质量为50分)；办事员、管理及专业人员子女大学毕业就业都为100％，就业质量为80分(其中一类大学毕业就业率为100％、就业质量为80分；二类大学毕业就业率为90％、就业质量为90分；三类大学毕业就业率为80％、就业质量为70分)。农民、工人与办事员、管理及专业人员子女大学毕业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都相差20％，那么，他们的就业公平水平的基尼系数就是0.43。

第五，不同群体、阶层间大学生毕业后的教育收益率的平均比例和公平水平的量化测评。收益率是收入与投资之比，投资少收人多收益率就高，投资多收入少收益率就低。教育投资和收益分国家、社会和个人投资和收益。不同群体、阶层的人在公立和民办不同层次、类型大学上学享受的国家投资和花费的个人投资基本相似，但就业状况不同收益率就不同，家庭的经济承受度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同。农民、工人子女上三类大学的比例高，不仅投资高，而且就业风险大，但他们承担风险的能力远不如办事员、管理及专业人员家庭。用巨额贷款上大学的农民和工人子女毕业后找到一个专业适应性较强、职业稳定性较大、职业成就空间和经济收入较高的职业，就会认为知识能改变命运，知识贫困是一切贫困的根源，但当他找不到合适工作，成为“蚁族”时就会认为大学是杀人犯。教育收益率既是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反映，也是教育效率与教育平等之比的教育公平水平的反映。假如农民和工人子女大学毕业后的就业收益率为80％，就业质量为70分，办事员、管理及专业人员子女大学毕业后的就业收益率为90％，就业质量为90分，两者就业收益率和就业质量平均相差1/6，那么他们的高等教育收益率的公平水平的基尼系数就是0.39。

第六，不同群体、阶层间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水平的量化测评。公平水平与质量效率及其普及率和投资水平有紧密关系，但决定因素是质量效率及其普及程度。投资水平低，质量效率及其普及率高，公平程度就高。投资水平高，质量效率及其普及率低，公平程度就低。如果不同群体、阶层间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效率及其普及率有明显差距，投资的平等程度也有明显差距，那他们的公平程度就肯定有明显差距，就很可能导致穷人子女上水平低、投资高的大学，就业不好、收入低使穷人更穷，而富人子女上水平高、投资低的大学，就业好、收入高使富人更富的结果。

教育公平的量化测评既有对教育公平结果的量化测评，也有对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公平的量化测评。机会、过程平等不能决定结果平等，结果不平等不等于结果不公平，也不等于机会、过程不平等和不公平。从教育本身说，目标、过程和方式决定结果，教育机会、过程平等、有效和公平决定教育结果的平等、有效和公平。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高等教育公平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只要公平的标准科学、程序合法，那么，教育机会、过程就是平等、有效和公平的。但教育平等、有效和公平远不只是教育本身的事情，如果不同地区经济条件、管理水平和基础教育公平水平相差较大，高等教育公平水平就不可能平等。如果社会公平正义水平不高，高等教育公平水平就不可能很高。教育机会、过程平等、有效和公平并不能保证教育结果的平等、有效和公平。实现教育公平既要解决教育本身的平等和效率问题，也要解决社会经济和管理的平等和效率问题。

四、区域内与区域间高等教育公平水平的量化测评

区域概念是相对概念。如果把一个省看成一个区域，那么省域内各市县的教育公平就是区域内的教育公平。如果把一个市看成一个区，那么市域内各县乡的教育公平就是区域内的教育公平。如果把东部、西部和中部看成不同区域，那么东部各省市之间、西部各省市间、中部各省市间的教育公平就是区域间的教育公平。如果把教育均衡发展看成是东部、西部、中部各大区间的教育公平，那么教育公平就成了整个国家教育的教育公平。区域内和区域间教育公平，既包括区域内和区域间教育发展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相互适应和促进的发展状态，也包括区域内和区域间本身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文化相互适应和促进的发展状态；既包括区域内和区域间教育投资、教师质量等教育资源公平分配与不同群体和阶层教育机会、教育程度、教育过程、教育目标和质量效果的互相促进的发展状态，也包括区域内和区域间不同层次类别的教育相互促进的状态。

教育适应和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或与经济社会文化均衡发展是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教育公平发展必须均衡教育适应和促进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与适应和促进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但教育适应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与适应和促进不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往往存在一定矛盾。由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本身不均衡，如果教育与不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均衡发展了，就可能导致不同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均衡；如果教育均衡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就既可能超越欠发达地区经济支付教育经费的实力和容纳人才的空间，也可能滞后发达地区经济支付教育经费的实力和容纳人才的空间。义务教育必须把适应和促进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放在首位，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基本教育层面人人平等的教育公平目标，就可能形成有平等无效率或有效率无平等或有钱能办好教育、没钱办差教育的两极分化义务教育。但教育公平绝不是搞平均主义，高等教育公平更不能搞平均主义。不同层次和类型高等教育的目标既有国家的规定，也有不同学校和地区的不同追求。不同目标需要不同条件，较好条件可能实现较高目标，较差条件则实现较低目标。所有学校都应努力实现办.学目标，但出色完成目标的大学未必就是一流大学。国家和地方必须根据自身发展目标确定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对于大学发展层次和类型，要通过政策、资金和舆论引导，鼓励学校形成不同模式，办出各自特色，不断提高质量水平；不仅要鼓励大学努力满足国家和社会一般需要，而且要大力支持有潜力和实力的大学在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域中做出重大贡献，成就名校、名师、名人，成就世界一流大学、世界级科学家和文学艺术等大师，防止大学的同质化和扁平化。

区域高等教育公平水平同大学的公平水平相一致，是区域内、区域间高等教育普及率、高等教育学生就业率、高等教育科研文化贡献率、高等教育毕业生一般贡献率、重要和重大贡献率等方面的效率总和与高等教育数量、高等教育投资、高等教育生均经

费、高等教育教学科研服务设施水平、教师素质水平等方面的平等总和之比，是评估不同省区、市县的文化教育发展特点和水平的重要方式。大学的布局虽然对高等教育的平等和公平有显著影响，但由于受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大学布局不可能达到像义务教育中小学校布局那样平等。因此，量化测评区域间高等教育公平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不同省区、市县的文化教育发展特点和水平，但对说明区域间高等教育，特别是大学的平等发展意义有限。一般来说，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大学数量少，经济发达地区大学的数量多。虽然在高考录取方面，国家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有所倾斜，但经济欠发达地区高考录取率还是远远低于经济发达地区高考录取率的，而且还产生了“高考移民”等现象。其根源在于区域间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基础教育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多方交错、复杂缠绕的不平衡。

区域高等教育公平，包括区域内、区域问不同群体、阶层适龄青年高考率和上大学的平均比例和平等水平，区域内、区域间不同群体、阶层百万人口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数量，区域内、区域间不同群体、阶层接受高等教育的公平水平，区域内、区域间不同群体、阶层上名牌大学和非名牌大学的平均比例和平等水平，区域内、区域间不同群体、阶层大学毕业后的就业率和就业质量的平均比例和平等水平，区域内、区域间不同群体、阶层大学毕业后的教育收益率、贡献率的平均比例和平等水平。不同区域的高等教育不仅质量效率及其普及程度不同，拥有的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集体和个人投资不同，通过它们的质量效率及其普及程度与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集体和个人投资分别推算，可以得出不同区域的国家和地方、集体和个人高等教育的平等、效率和公平水平。这几个方面的平等、效率和公平水平，分别以不同群体和阶层测评和比较，就可得出区域内、区域间及其不同群体和阶层高等教育的平等、效率和公平水平。

采取有效措施使发达地区的教育率先实现现代化、达到高水平平等、效率和公平不仅不影响而且有利于促进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平等、效率和公平水平提高，使发达地区的较低教育平等、效率和公平不至于影响发达地区和整个国家教育平等、效率和公平水平的提高是促进国家教育平等与效率相互促进的重要保证。区域间和区域内教育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率相互促进的数理建模和数学测算很复杂，假设基尼系数确定的平等、效率和公平差距保持在0.4之内是合理的，是既有利于平等又有利于效率的，那么，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区域间的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率相互促进的教育平等、效率和公平系数也应该是0.4，超过0.4则是不合理和不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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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区别篇3

到上世纪90年代，Paget和Timaeus(1994)对男性与女性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研究，他们认为虽然对婚育模式有充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但这些研究运用的几乎都是女性生育率模型，对男性生育率模型的研究几乎是零。他们的理论基础是Booth的Gompertz生育关系模型。Booth(1984)对Gompertz模型进行了延伸与扩展，得出扩展至80岁年龄段的女性生育模式:Y(x)=α+βYs(x)，其中Y(x)是扩展之后的女性累积生育率，Ys(x)是女性标准累积生育率。［7］Paget和Timaeus认为，Booth的Gompertz生育关系模型可以运用于计算男性标准生育率与女性标准生育率之间的关系上。因为两者的年龄分布形状是类似的，只是男性拥有比女性更大的生育年龄范围，这正好可以运用α和β来测量，因此，男性标准生育模式可以被想象为女性标准生育模式在生育年龄范围上的扩展与延伸。他们搜集了相对可信的17个国家的男性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得出男性与女性标准累积生育率之间的关系:Y(x)=0．34+1．27Y's(x)，其中Ys(x)是男性标准累积生育率，Y's(x)是女性标准累积生育率。需注意的是，这个结果只适用于总和生育率较高的情况下，一般是TFR＞5的人口。［8］近年来，男性生育率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Goldscheider和Kaufman(1996)认为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承诺的程度是我们在研究生育时所遗漏的关键变量，他们认为应把男性角色及其承诺作为生育决定的重要决定因素。［9］DeRose和Ezeh(2005)在其研究中发现对夫妻在做生育决定的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夫妻双方的性格、各自的生育意愿、对另一方生育意愿的判断、夫妻双方的生育能力，最终促成生育行为的发生。［10］也有不少学者表达了对男性生育率数据方面的看法。Coleman(2004)认为目前世界上几乎是没有可信的统计数据系列记录所有的男性后代，无论是婚姻内的子女还是婚姻外的。［11］但Bachu(1996)认为尽管在统计数据上存在很多缺陷和阻碍，但是对男性生育率和子女抚养责任方面信息的关注与需求越来越大。［12］Bras(2008)指出把男性纳入生育率研究的三点阻碍:一是有关未知父亲年龄的出生数，这可以通过假定未登记出生人口与已登记的拥有相同的父亲年龄分布来解决;二是历史惯例，即生育率指标与女相关，不与男性挂钩;三是有关认识论，男女结婚和生育时间是不同步的，我们针对同一人口群体进行男女生育统计时，所得男女生育数据并不一致。［13］Zhang(2011)认为发达国家普遍有较先进的人口登记体系，并已认识到男性在生育中重要角色。他还指出学者对男性生育率数据质量意见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年轻父亲通常会隐瞒其婚外出生数，也有学者坚持男性更清楚孩子出生时间和出生数。产生分歧的原因可归纳为三点:一是男性生育率数据质量的评判标准是与女性数据对照匹配，但女性数据并不一定准确;二是现有的男性生育率数据大多来自不同的研究，很难对整体数据质量做判断;三是样本数据并不能代表研究对象的整体情况，影响了已有研究结果的一致性。Zhang也对男性和女性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做了测算，当男女总和生育率都大于2．2时，男性总和生育率大于女性总和生育率;而小于2．2时，男性总和生育率小于女性总和生育率。国际男性生育率数据情况在数据方面，拥有完整的男性生育率数据的国家不多。比如，挪威统计局网站公布了自2000年以来各年的男性分年龄别出生婴儿数和男性总和生育率，英国统计局网站公布了2001－2010年依据父亲社会与经济状况分类的活产婴儿数，荷兰统计局网站公布了1996－2010年男性分年龄别活产婴儿数，冰岛统计局网站上公布了1981－2004年男性分年龄别活产婴儿数、出生婴儿总数和女性第一胎出生数。此外，联合国在其2008年人口统计年鉴中涵盖了1999－2008年各国(地区)男性分年龄别活产婴儿数和出生率。由于个别年龄组存在数据缺失，还有一定数量未知父亲年龄的出生数，其中数据较完整的大约有60个国家(地区)。这份数据中各国(地区)的男性生育率数据所属不同年份，多半是2007年和2008年，这对数据质量稍有影响。但这也提示我们，特别是从2007年和2008年开始，各国(地区)对男性生育率的统计已有所起步，男性生育率统计指标已被纳入其人口统计指标体系中，也证明了男性生育率是国际人口学所关注的领域。男性生育率国际研究趋势国外对男性生育率的研究虽然篇幅数量不多，但仍然有较为深入的理论阐述与实证分析，并且在近20年明显增加。笔者认为，男性生育率的国际研究趋势展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现阶段国际研究重点(也是难点)在于对男女生育率之间数量关系的探讨。在本文所引用的国外文献中有6篇发表于著名人口学期刊PopulationStudies上，其中有5篇都是关于男女生育率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男女生育率之间量化关系实质上是对男女生育模式的深层次探讨，这正是其得到重视的原因。第二，男性生育率数据将不断完善，男性生育率指标将与女性生育率指标共同作为衡量生育率的统计指标。第三，随着男性生育率数据质量的提高，男女生育率之间的量化关系将变得明朗，男性生育率研究会扩展并应用于更广的人口学领域，比如人口变动、婚姻模式、男性家庭角色等。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统计指标，男性生育率都不可能取代女性生育率，它的意义在于对现有学术研究和数据统计的拓展、辅佐、巩固与完善。总之，男性生育率是国际人口学界认可的研究视野，其潜在学术意义将被更深更广地挖掘。男性生育率数据的建立与完善也势必会推动各国的男性生育率研究。

我国男性生育率研究未获重视之原因分析

我国生育率研究状况由于我国未开展男性生育率研究，笔者只能对我国生育率研究状况进行描述。首先回顾一下我国人口学研究状况。我国现代人口学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西方人口学思想(特别是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传入及其本土化构建出了我国人口学的基本框架体系。随着60－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人口学研究重心转移到为计生政策服务。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至今，人口学研究范畴迅速延伸至人口老龄化、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流动人口问题等应用性研究领域。与国外相比，我国人口学研究起步晚，对人口基本理论的研究不深。我国生育率研究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极强的应用性，研究重心是为人口政策服务。笔者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2000年至今核心期刊中以“生育率”为主题的文献，共有659篇。如果把检索范围放宽为全部期刊，则有1939篇。研究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一是生育率转变，包括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低生育率的利弊，我国是否已经失去人口红利，进而引发对人力资本、社会保障、养老医疗等人口老龄化后果的探讨;二是生育政策，包括政策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的比较，城乡生育水平差别，大城市人口生育意愿，流动人口生育水平，不同生育率模拟下的人口预测，进而延伸至对优化生育政策的探讨;三是出生性别比，包括生育偏好与生育观念，农村剩男与城市剩女，进而衍生出对婚姻挤压与婚姻模式的研究。由此可见，我国生育率研究“对低生育水平的社会后果及其应对策略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15］我国在生育率研究方面的研究实力和研究成果是值得肯定的。遗憾的是，我国没有涉足男性生育率研究领域。到目前为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没有以“男性生育率”①为关键词的文献。在数据方面，我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数据包含了相当完整的女性生育率数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对问卷设计、调查方法和统计指标等方面作了进一步完善。然而由于我国生育统计中没有男性生育率统计指标，男性生育率数据处于空白状态。在上文提及的联合国2008年人口统计年鉴的男性分年龄别活产婴儿数和出生率一表中，我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数据包含在内，但我国内地(不包括港澳)没有出现在其中。我国未开展男性生育率研究的原因造成我国未开展男性生育率研究的原因有多方面，归而纳之有以下几点:首先，生育率研究重应用轻理论，有功利化倾向。彭希哲教授对我国生育率研究的不足有如下观点:“在生育率研究方法上难以形成统一的定论，……生育率研究过分注重应用性，理论研究较为薄弱，学术界对中国特色的生育率控制实践的规律性总结及理论提升较为薄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口学科的发展空间。”［16］上文所归纳的我国生育率研究内容验证了这一观点。我国的生育率研究对生育率应用价值的挖掘较多，对生育率理论以及人口发展内在规律等理论性探索较少。产生这种现象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地方政府的课题与项目吸引了大量研究机构和学者为其服务，区域性课题的研究目的与研究成果都是为地区服务的，应用性和针对性极强。我国的人口分布特征也决定了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等沿海地区的人口问题较为突出，这些地区对人口研究的需求较大。由此，人口理论研究课题的吸引力处于弱势，人口理论研究成果也变少。另一方面，与应用型研究相比，人口理论研究的难度大，对理论知识功底的要求高，出成果的周期长。特别是对于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来说，应用型文章通常更容易撰写与发表，应用型课题也更容易申请与出成果。诚然，应用型生育率研究应当得到发展，但不能占领生育率研究的绝大部分，否则生育理论乃至人口理论研究将会出现研究队伍的断层与后继乏人。其次，我们对国外人口学研究内容的关注有所偏颇，对国外人口理论研究的关注不够。我们大多关注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所引起的社会问题，比如北欧、日本、俄罗斯、韩国的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福利问题。借鉴国外应对人口老龄化危机的经验无可厚笔者所检索的“男性生育率”是指人口学意义上的生育率，不包括医学意义上与男性生育或生殖相关的概念非，但我们也应注意到，发达国家为解决人口问题所制定的相应政策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研究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的人口理论研究起不到支撑和指导作用，那么人口及相关公共政策的执行力也会降低，甚至出现偏离政策目标的现象。再次，生育率研究的创新力不足，男性生育率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被忽视。传统的生育文化与生育观念对生育研究与统计的影响根深蒂固，即生育是女人的事情，与男人无关。我们在进行生育率研究时存在思维定势，对生育率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与开拓精神还不够，研究范畴相对传统与狭窄。我们对男性生育率领域的研究价值与学术意义缺乏充分的认识，生育行为虽然直接与女性相关联，但男性在生育行为中的重要角色不容忽视，夫妻生育决定、父亲家庭角色担当、男性生育转变模式、婚姻模式等诸多问题都与男性密不可分。最后，男性生育率统计指标未被纳入现行生育统计指标体系，意味着我国男性生育率数据的空白，未能给学术研究提供必备的数据支持，使有意研究该领域的学者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说明我国的人口统计指标体系以及人口统计数据库都存在不完善之处。

我国开展男性生育率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区别篇4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共有十个：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东乡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和塔塔尔族。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这十个民族人口共计2032.06万，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19.3％，约1/5左右，他们的人口变化对整个少数民族人口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主要分布在西北五省区，这五省区的伊斯兰教人口占全国伊斯兰人口的75％。五省区中又以新疆为最多，新疆伊斯兰人口占全国伊斯兰人口的52.4％，十个信仰伊斯兰的民族中七个都主要分布在新疆。在新疆少数民族中96.99％的人口信仰伊斯兰教。

二、人口的现状与变动

1. 人口增长很快且民族间差异大

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全国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口由800.6万增至2031.1万，增长153.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了115.0％。也就是说伊斯兰人口要比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高出33.7％。像这样47年人口就增长1.5倍多，在全国人口史上也是属高速增长之列。这充分说明我国伊斯兰民族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都是有保障的，并受益于国家的优惠政策。

但分别看这十个少数民族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增长率是有区别的，增长较快的是撒拉族、保安族、回族、东乡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增长率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而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则是负增长，这与这两个民族属于中俄跨界民族，其主体部分在国外有关。塔塔尔族在俄罗斯称为鞑靼族，在1962年生活困难时期这二个民族都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中国越境走出。

十个伊斯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请见下表：

资料来源：第一至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

从表1中看到，全国伊斯兰人口在不同阶段增长的幅度是不同的。在五次人口普查之间，增长的幅度一次比一次大，例如第一次至第二次人口普查共11年仅增长15.47％，第二次人口普查至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8年间增长58.07％，而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间8年增长20.42％，如按平均每年增长幅度看，第二次至第三次的人口普查间增长的高一些，但在这个期间全国人口增长率也很高。而在第三次至第四次人口普查间全国人口增长率降下来的情况下，伊斯兰人口的增长就显得突出了，比汉族要高出一倍，如同期汉族人口的增长率只有10.80％。第四次到第五次人口普查期间伊斯兰人口增长15.48％，而同期全国人口只增长11.66％。

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增长，主要是自然增长。这种高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早婚早育和高出生率。在许多地方，伊斯兰民族人口的生育指标都超过了国家的规定，而且超过的幅度大大高于汉族。这与民族的文化构成和生育意愿有关，伊斯兰民族在生育观念上除了有养儿防老、解决劳动力短缺等一般要求外，还有宗教上扩充人口的意识，如女儿一般不外嫁，与外族通婚要男方加入伊斯兰教等。男方要外族女子做妻子，妻子也必须随伊斯兰教。

早婚现象是伊斯兰人口的一个特点，这既有宗教上的因素，也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关，伊斯兰教义上将“出幼”(即成年)年龄定为女孩9岁，男孩13岁。“出幼”的男女可以涉足婚姻，如甘肃的回族、东乡族在70年代初还有14、15岁的女孩就结婚的现象，现在女孩17、18岁就结婚仍然很普遍，经济文化上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文化低、就业率低、不上学、不就业，只好早早出嫁。

伊斯兰各民族人口的出生率都比较高，在第四次人口普查中，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的人口出生率都在30％以上。由于绝大多数伊斯兰家庭起码要生育二胎以上，因此独生子女很少，如甘肃东乡族自治县1991年统计，独生子女领证率为1％，也就是说仅为个别现象。另据1989年中国18个百万人口以上少数民族总和生育率统计，哈萨克族为4.74，维吾尔族为4.65，为最高的两个民族。可见伊斯兰民族的生育率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而且这种高生育率是与文化状况密切相关的，文化程度越低的人群，出生率越高；因为伊斯兰人口中的文化构成普遍较差，因此出生率也相对较高。

与出生率相反，大多数伊斯兰民族人口的死亡率较低，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只有三个伊斯兰民族的人口死亡率较高，其余都较低(见表2)。

2. 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1)年龄结构轻，但民族间差异大

2000年伊斯兰十个民族人口的年龄构成仍呈年轻型。0～14岁人口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准，65岁以上人口比例普遍偏低，社会负担系数高，少年儿童负担系数高。

在这10个民族中，以0～14岁年龄构成看最低的柯尔克孜族和最高的回族之间相差10个百分点，说明差别是很大的，从中还可以看出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撒拉族的少儿比例很大，说明这几个民族生育率很高。目前年龄构成轻的伊斯兰民族主要分布在新疆，这与当地生育政策较宽有关。尤其是像塔塔尔族、哈萨克族等，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倍，老少比除回族外，均小于15％，10个伊斯兰人口均属年轻型人口。

总负担比(也称总扶养比)，是指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比。从表4可以看到，伊斯兰人口的负担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数，柯尔克孜族达到100以上，也就是说每一个劳动力就要负担一个老人或儿童，可见经济负担之大。

少年儿童负担比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少年儿童。柯尔克孜族和哈萨克族负担最多，说明其生育率高。老年负担低，反映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人，这项指标有好几个伊斯兰民族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民族老年人口长寿比例较高。

(2)性别比比较正常

伊斯兰人口的性别比一般偏低，据1990年统计，与全国持平及低于全国水平的有七个民族，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三个，这三个民族分别是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和东乡族。

伊斯兰民族不重男轻女，所以出生人口性别比较正常，不像汉族过去一直有溺女婴的习俗，人为地使性别比偏高。在这次人口普查中，伊斯兰民族人口的出生性别比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准。

3. 人口文化素质状况

伊斯兰民族由于文化底子薄，农村人口比例大，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和个体经商，使其整体文化程度较差。除回族外都有自己的语言，在现代社会经济交往中，他们要再学会汉语才便于交流，这样就面临双语教学的任务，加大了民族学生的学习负担。

从第四、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来看，除塔塔尔族、乌孜别克族外，其余民族的人口文化素质都较差，从大学生比例上看七个民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文盲率来看也有七个民族高于全国平均比例，这说明大多数伊斯兰人口的文化素质在全国平均水平线以下。

转贴于 伊斯兰民族由于宗教的原因，对妇女的约束过多，使妇女参与文化教育的机会降低，因此妇女的文盲率比其他民族更高，在1990年人口普查中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的妇女文盲率都在85％以上，高得惊人；其中东乡族妇女的文盲率最高为92.07％。东乡族的文化程度很差，这个现象由来已久，这与该民族分布有关，东乡族都集中在东乡县的农村，城镇人口很少，经济又落后，教育事业发展缓慢，所以文化素质差的现象很突出。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口少的伊斯兰民族文化程度高，这与国家在大学招生和中小学入学优惠等政策有关，人数少优惠政策的效益就明显。另外在文盲率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文盲率急剧下降，这与统计方法有关。在这次人口普查中，少数民族只要会一定的本民族语言和文字即算脱盲，而民族文字的识字率表的难易程度相对低于汉族，所以很多稍许能识字的即算脱盲了，也就是说统计是有一定的水分的，真实的情况是文盲比例还比较高。

4. 职业构成

一般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应占30％以下，如果以此为标准衡量伊斯兰民族人口的职业构成那么都不太理想，只有乌孜别克和塔塔尔族的指标接近这个水平。

伊斯兰民族善于经商，因此在职业构成中我们可以看到分民族的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比例中，有5个民族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超过了15％，他们是乌孜别克、塔塔尔、回、哈萨克和塔吉克族。而且也有些民族行业、职业构成都很差，例如东乡族、保安族和撒拉族，这与他们分布的地理、自然环境差，大都居住边远的农村，经济收入低文化素质又不高有关。这三个民族从事农牧业的人口都在90％左右，最高的东乡族竟达96％。

5. 婚姻与家庭

伊斯兰民族早婚的现象虽然比解放前有所减少，但目前在农村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这次普查中有七个伊斯兰民族的未婚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这些民族不同程度地存在早婚现象。

伊斯兰民族一般都是教内婚姻制，即夫妻双方都信仰伊斯兰教，因此其婚姻相对而言比较稳定，但同其他民族相比，妇女地位仍较低，致使家庭关系不够稳定。如这次普查中，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保安族的离婚率都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4倍。

近亲结婚在伊斯兰民族中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甘肃保安族聚居的积石山大河家乡，由于近亲婚配率高，使遗传性疾病增加，仅呆痴人口比例就达2％左右。兰州市新华巷一个回民聚居区1982年进行的一项近亲婚配调查中，发现回族的近亲结婚率高出汉族5倍。在新疆哈萨克族人口中也存在近亲结婚率高的现象。

家庭规模较大，也是伊斯兰民族的一个特征。因为生育的胎次多，多胎比例大，必然导致家庭规模增大。

三、今后伊斯兰人口发展的趋势

1. 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人口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

我国人口急剧增长带来的压力，在伊斯兰民族地区同样显得很严重。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东乡族自治县、保安族自治县等伊斯兰地区都出现了人均耕地下降，影响人均粮食占有量提高等人口压力，使许多民族宗教人士开始认识到人口问题的严峻性，自觉地响应政府的计划生育号召。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通贵乡、泾源县，新疆温宿县、霍城县的维吾尔聚居地、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等地方，都有阿訇积极参与宣传动员实行计划生育的事例，有些阿訇还担任了计划生育协会的理事。还有的阿訇在伊斯兰的经典中找出了可以进行计划生育的理论根据进行宣传，并带头动员自己的亲属做了绝育手术，因此目前在伊斯兰地区对计划生育的宣传是能够接受的，而且计划生育工作也正在伊斯兰地区开展起来。但响应程度不一，这与人口压力的大小有关，在人口压力越大，也就是人口密度超高的地方，计划生育工作也就愈显得迫切。目前来说，回族聚居的地方，人口压力相对要大一些，而从事游牧的一些民族如哈萨克族地区人口压力就相对小一些。由此计划生育的政策指标也不一样，在边远山区和牧区一对夫妇允许生三个孩子，新疆的一些边远山区还允许生四胎。

在伊斯兰地区开展计划生育，要尊重其民族信仰和特点，一般在斋月不做手术，给妇女做手术的大夫最好是本民族的女大夫，尽量避免进行大月份引产，宣传工作要动员宗教人士出面一块搞，这样计划生育就会取得成效。例如：回族人口占97％的宁夏泾源县，从1980年开展计划生育，到1991年节育率已达到90％，总和生育率已由1980年的6.3下降到1991年的3.9，人口增长趋于平缓。又如新疆霍城县，编印了维吾尔文的计划生育宣传材料，制作了维吾尔文的计划生育宣传板块和录像片，使群众逐步接受了计划生育观念，这个县的兰干乡维吾尔族人口占96％，2000年该乡的计划生育率、节育率分别达到91.2％和75.7％，成了全县的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事实证明在伊斯兰地区计划生育正日益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而且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也日益重视并有了更多的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伊斯兰民族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将会逐年下降，并逐步接近汉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另外伊斯兰人口的自然增长受外界因素干扰较少，在近些年数百万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大军中，由非伊斯兰人口更改为伊斯兰人口的数量并不多，因为伊斯兰严格的宗教信仰和禁忌使一些外族人口望而止步。考虑到以上因素，预测今后10年我国伊斯兰人口将再增长20％左右，达到2200万左右。

2. 人口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将进一步提高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必将也会有一个大的飞跃，伊斯兰人口当然也不会例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国家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中，由于比邻独联体国家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工作中也将得到长足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长，必将为卫生和文化事业提供坚实的基础。

在卫生事业上，伊斯兰地区相对内地和大中城市目前还有一定差距，因此继续发展的潜力很大，尤其是乡、村医疗卫生院、所，仅靠外面派来的医务人员，是治不了本的，在允许人才流动的今天，主要靠培训当地本民族的医务人员。目前改革开放的环境，扩大了民族区域内部和各民族间的交往，也打破了封闭的地域界线，使婚配的范围扩大，这将有利于减少近亲结婚现象，使下一代的人口素质进一步提高。

再以一些民族的事例来看：新疆新源县1949年前统计，哈萨克族人口的平均寿命只有30～40岁，婴幼儿死亡率在30‰以上，青少年中体质发育不良者在40％以上，解放后经济文化、卫生事业的迅速发展使哈萨克族人口的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个县的哈萨克族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比解放前提高了20多岁。从文化方面来说新疆的哈萨克族人口1949年每万人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数不到5人，到1990年时就增加到800多人，提高的幅度是惊人的，虽然比不上文化先进的民族，但对自身来说进步不小，而且这种提高还在继续。

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区别篇5

二、出生情况从计划内外出生情况分析。2009年，全区计划内出生2534人，同比增加193人，增加8.24%，其中：计划内一孩2144人，同比增加202人，增加10.40%；计划内二孩390人，同比减少9人，减少2.26%。计划外出生6人，同比增加2人，其中：计划外一孩出生1人，计划外二孩出生5人。

(二)计划内出生情况分析。2009年度出生人口中，计划内出生2534人，计划生育率为99.76%，同比下降0.07个百分点。其中A办事处、B办事处、C镇计划生育均为100%，D乡最低，为98.78%。但从省、市人口计生委抽样调查和区人口计生局平时调查掌握的情况分析，报表的计划生育率仍存在偏高的问题，原因是尽管区人口计生局加大了打假治假的力度，统计质量有所提高，但由于存在大量的流动人口，有部分的流动人口计划外超生因各种原因无法及时统计上报，加上目前还有少数村由于基础不牢，工作不到位而存在出生错漏报现象，还有个别单位抱有侥幸心理，仍对已掌握的计划外出生隐瞒不报，使得报表的计划生育率偏高。(四)计划外出生情况分析。我区今年上报计划外出生9人包括补报上年度出生，其中计划外一孩2人，均为农村居民，女方未满20周岁未领取结婚证生育计外一孩；计划外二孩6人，其中2人为城市社区纯居民生育计外二孩，3人为农村居民一孩为男孩生育计外二孩，1人为农村居民女方未满25周岁生育计外二孩；计划外多孩1人，为城区流动人口生育计外三孩。

(五)出生补报情况分析。2009年度，全区共补报2004年度的出生418人，同比增加44人，增加11.76%;其中计划内出生415人，同比增加48人，增加13.07%；计划外出生3人，同比减少4人，增57.14%。这说明本年度统计质量有所提高，补报往年计外出生人数有很大下降。三、节育情况四、孕检情况

报表数据反映，截止9月30日，全区应参加孕检33704人，实参加33567人，孕检率为99.59%，尚有137人未参加孕检，而由于大量的农村育龄妇女流向外地，实际孕检率没有这么高，这些未参加孕检的对象大多是外出的流动人口已婚育龄妇女，这部分人是农村违法出生的隐患，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监管对象，应加大追踪管理的力度。五、存在的问题和建议一、从报表数据和抽样调查情况分析，我区计划生育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党政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存在不足。一是7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医务人员配备未到位或不够；二是计生队伍不稳定，技术服务力量不强。以技术服务为重点开展优质服务就要一支强有力的专业化队伍，但计生队伍有不稳定因素，计生专干变动较频繁，办事处人员配备结构不合理，技术人员比例不适，难以指导社区开展优质服务工作；统计员变动太大，今年有6个单位更换了统计员，更换率高达85.71%，新统计员业务不熟，难以指导基层开展信息引导服务工作。同时，由于今年村干部将实行月薪制，今年的村级换届选举工作竞争异常激烈，村计生专干队伍有较大变动，计生资料的移交工作很艰难，需投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对新专干进行业务培训。

2、农村长效节育措施落实不到位。报表统计，结扎、上环人数逐年下降，服药用工具人数逐年上升，与去年同期比，结扎人数下降了546人、上环人数下降了465人，期内长效措施落实率仅为38.29%,生育一孩夫妇以上环为主，生育二孩夫妇以结扎为主的长效节育措施长期得不到落实，造成计生工作隐患。

3、流动人口的管理上出现漏洞。流动人口管理是目前计划生育工作薄弱环节，对流动人口约束力不够，没有形成良好的管理体制，造成流动人口管理到位率低，特别是流动人口持证率、合同签订率低，因有些街道办事处没有配备专业医务人员造成“三查”率相当低。从抽样调查情况来看，被查出的错漏报大部分为流动人口出生，虽然三月份各单位都开展了大规模的流动人口清查活动，但有的社区还是没有彻底摸清流动人口期内出生的底子，甚至对查出来的漏报的流动人口期内出生茫然不知。这说明流动人口清查还不很理想，清查不彻底，我们的计生流动人口管理也还存在一些漏洞。

4、“三查”到位率与报表数据不符。外出经商或打工人员的“三查”工作没有强有力的管理手段，对流出育妇没按时寄回孕检证明也没有有效的制约手段。目前还出现了未婚女青年非法同居、怀孕、甚至生育，形成了新的隐患。

5、统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计生工作重心需下移。经过市、区多次抽样调查，出生漏报时有发生，错漏报出生的现象仍然严重，这将直接影响我区的统计准确率，务必引起各单位高度重视。切实提高基层单位统计质量也是我区计划生育工作一项艰巨任务。二、针对上述分析存在的问题，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做好以下各项工作：

1、抓党政领导重视关。强化领导责任，提高认识，认真落实2001年省编办、省人事厅、省计生委联合下发的39号文件和贯彻执行《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精神，重点抓管理、抓落实。

2、抓宣传教育、优质服务常规性的工作任务。重点抓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把宣传工作始终放在计划生育工作的首位，使计划生育新型生育文化进村入户，把社区的计生文化走廊作为社区居民的宣传阵地，通过一系列宣传教育和优质服务活动，引导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达到群众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3、夯实基层基础工作。使各项工作规范化，充分发挥计算机科学管理开展信息引导服务，指导村级计生专干进行随访服务和避孕药具的发放工作，切实做到各类帐、卡、表、册和电脑数据的一致性。

4、继续加大流动人口管理力度。流动人口管理是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对流动人口较复杂地带实行重点突破，对外出和流入流动人口育龄妇女要开展全面的清理登记，进行建帐建册，做好流动人口期内出生上报工作，并提高流动人口孕检率、合同签订率和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的办证率。

5、扎实抓好长效节育措施的落实，通过集中进行结扎、上环活动切实提高长效措施落实率，积极开展已婚育龄妇女生殖疾病普查工作。

6、实行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创新思路，创造特色。一是进一步推进计生宣传工作，加大宣传氛围；二是继续深化婚育新风进校园活动，培养国策宣传的后备力量；三是积极成立社区流动人口计生协会和个私企业计生协会，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

7、集中整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行为，协调区监察局、区计生局、区卫生局、区工商局、区文体局、区公安分局等部门进行集中整治，实行有奖举报，严厉打击“两非”行为的直接责任人，确保我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在正常值范围内。

8、加大计生专干培训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计生专干业务培训。村级换届选举后迅速举办计生专干业务培训班，对新专干进行集中强化培训。

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区别篇6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自然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人口发展的结果。人口老龄化出现的最直接原因主要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山东省是一个人口大省，老年人口绝对数量高、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增长速度快且高龄人口增长幅度大，山东的人口老龄化变动将会对全国的人口变动情况产生重要的影响，分析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时空特征及形成的内在机理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宏观上，老龄人口的增多通过影响储蓄和消费基金进而影响积累基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同时，老龄人口增多致使社会对老年人的养老和医疗费用投入不断加大，社会养老、医疗卫生事业承受过重的负担。微观上，家庭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多使得年青人用于养老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都大大增加，加大了家庭的养老开支。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还表现在对家庭其他成员时间分配方面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山东省人口老龄化表现出不平稳的特征，研究其变动特征的形成机制对解决老龄化中的实际问题具有重要的决策意义。

二、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时间变动特征及形成原因

(一)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时间变动特征

通过比较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和2007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山东省人口老龄化在时间上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1、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进程在不断加快

根据国际通用年龄结构类型标准，标准的老年型社会0-14岁少儿的比重应小于30％，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应大于7％，老少比应大于30％。2000年，山东省0-14岁少儿比例为20.85％，低于标准9.15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为8.03％，高于标准1.03个百分点，老少比为38.4％，高于标准8.4个百分点，完全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根据山东省2007年1％人口和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2007年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少儿比例低于标准14.93个百分点，老年比例高于标准2.61个百分点，老少比高于标准33.75个百分点，因此老龄化的程度已经大大深化。

山东省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加快。2007年山东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9.61％，而2000年时山东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8.03％，老年人口比重年平均增长2.60％，远大于总人口的增长速度。在老年人口总量增长速度加快的同时，老年人口比重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在升高，所以山东省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

2、高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快，老年抚养系数高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老年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也在发生改变。根据划分老年人口的标准，将65～69岁者称为“低龄老年人口”、70～79岁者称为“中龄老年人口”、80岁及以上者称为“高龄老年人口”。山东省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多，必然伴随人口高龄化现象。2000年山东省老年人口中低龄者占38.0％，中龄者占47.4％，高龄者占14.6％，而且各市80岁及以上老人所占比重均超出全国平均水平，反映出全省高龄化态势明显。与2000年相比，2007年，中龄和高龄人口所占老龄人口的比重都在进一步增大，中龄人口比重增加4.73％，高龄人口比重增加11：10％，高龄人口的增幅远远高于中龄人口的增幅，中龄人口增幅微小，保持平稳。而低龄老年人口所占比重在缩小，比重减少了10.16％，降幅较大。上述说明山东省老龄化过程走向高龄老龄化。

在高龄老龄化过程中，山东省老年人口抚养系数也在增大，这加重了对经济发展的压力。2000年山东省老年抚养比为11.43％，而2007年老年抚养比增加到12.76％。如果我们只考察理论老年抚养比，实际上是将不同年龄的老年人口视为具有相同经济、社会特征的“同质”(homo-geneous)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老年人口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而事实上，不同年龄的老年人口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het-ero-geneous)人。由于以“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为主要要求的中龄老年人口和高龄老年人口的比重上升，2007年的实际老年抚养系数升高将更明显。

3、老龄人口性别比偏低，但有升高趋势

在所有年龄组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龄组性别比最低，在山东省的人口发展过程中也同样存在这种特点，2000年和2007年山东省老龄人口性别比急剧下降，与其他年龄组人口性别比相比表现出明显的偏低态势。在不同年龄老年人口中，低龄人口性别比最高，高龄人口性别比最低，即年龄越大，女性老人数量比男性老人数量高出越多。

低龄、中龄、高龄老年人口性别比的增长速度各异，其中，中龄增长最快，年平均增长速度为9.86％；中龄次之，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68％；低龄最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35％。

(二)形成山东省人口老龄化时间变动特征的原因分析

1、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共同作用于老龄化的程度和进度

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上升，可以是由年龄金字塔底部少儿人口增长减慢所导致，也可以是顶部的老年人口增加加速所导致，人口学中称之为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

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转变为“老年型”是人口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出生率下降和死亡率下降都促使人口的年龄结构趋向于老龄化，前者使少儿人口比重下降，相对增加老年人口比重，而后者使人口的整体寿命延长，绝对增加老年人口比重。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出现了底部老龄化和顶部老龄化的同时“夹击”。山东省现在面临的是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老龄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山东省的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已从实行计划生育前1973年的35.38‰下降到2007年10.30‰，28年来共下降了25.08千分点；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山东省人口死亡率已从1973年的8.12‰下降到2007年的5.52‰，共下降了2.60千分点。由此可见，生育率的快速下降是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即底部老龄化的作用占主导地位。人口控制政策是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强有力杠杆。同时，由于山东省生育率继续下降的空间已经越来越狭小，其结果，生育率对老龄化的影响作用也将变得微不足道，取而代之的将会是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继续提高，表现在人口年龄金字塔上也就是顶端在变宽，于是以死亡率为主导的“顶端老龄化”开始显现。

2、队列效应与死亡率影响高龄化水平

老年人口高龄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出生率，它通过人口惯性以人口队列的形式影响人口年龄结构。二是人口死亡率，特别是老年

人口死亡率的下降。在人口出生率一定的情况下，随着老年人口死亡率的下降，进入老年及高龄的人口数增加，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收缩放慢，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必将带来人口高龄化的出现。山东省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人口高龄化的加速主要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次生育高峰及80年代生育波动的影响。生育率控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人口老龄化，但也正是生育水平的及时控制决定了中国老年人口高龄化时期不会很长，水平不会很高，具有明显的阶段性。队列效应在人口老龄化及高龄化过程中的作用显著。进入本世纪后，在生育率相对稳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医疗卫生、营养水平不断提高，老年人口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并且年龄越高，死亡率下降幅度越大。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进一步提高的背景下，生育率下降对老龄化的影响作用渐渐淡出，死亡率的作用则在日益加大。

3、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水平影响老年人口性别比趋势

老年人口性别比偏低的态势是人口发展的规律，而山东省老年人口性别比出现上升趋势，主要是由于作为沿海相对发达的省份，每年都吸引大量男性劳动力迁入，当他们陆续进入老龄，必然影响老年人口性别比的变化。同时，由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男性老人存活率也升高。不过，另一方面，由于男性的生理条件以及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原因，男性老人平均预期寿命小于女性老人，因而总体上导致男性老人数量少于女性老人数量。

三、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地域变动特征及形成的原因

(一)山东省人口老龄化的地域变动特征

1、山东省老龄化的东西部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省东西部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越拉越大，由此导致老龄化程度及速度、老年人口特征等均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别。以山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置为标准，把山东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包括济南、青岛、淄博、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等8个地市，西部包括枣庄、济宁、泰安、莱芜、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等9个地市。

在老年人口比重上，东部地区几乎所有地市都高于山东省老年人口的平均比重(9.61％)，只有东营(8.93％)例外。在东部地区中，沿海的地区的威海(11.78％)、烟台(11.53％)、青岛(10.19％)等有明显高于该区中的其他5个地市。西部地区的所有地市的老年人口比重无一例外的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更明显低于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的老少比大于西部地区，而0-14岁少儿人口比重东部地区明显小于西部地区。东西部地区老年人口年龄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别。总体上看，西部地区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比东部地区年轻，高龄老年人口比重较低；分地区来看，青岛、威海、日照等经济较发达地区高龄人口占老年的比重都在18％以上，高龄化趋势较为严重；而德州、滨州等后进地区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较轻。

2、山东省城市、镇、乡村之间老龄化的差异

山东省城市、镇和乡村人口年龄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2000年，山东省老年人口比重城乡差异显著，即大多数市地老龄化程度呈现出乡村>城市>镇的特点。而2007年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10.31％，镇为9.07％，城市为8.65％。乡村比城市高出1.66个百分点，比镇高出0.24个百分点。且大多数市地老龄化程度呈现出乡村＞镇＞城市的特点。

(二)形成山东省人口老龄化地域变动特征的原因分析

1、经济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决定了东西部老龄化的差异

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育率、出生率的下降，二是死亡率的下降。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联系，社会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最直接的影响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生育率、出生率的下降。一般认为，人口转变大致经历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再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几个发展阶段，并同经济技术进步发展阶段相适应，同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在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山东省已经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人口发展进入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现代人口再生产阶段，2007年山东省出生率为10.3‰，自然增长率仅为4.78‰。在低生育水平下，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出生率仍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2000年山东省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各市地出生率普遍较低，威海市的出生率降到了7.08‰，烟台市的出生率为8.01‰；而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各市地都有较高的出生率，大多数都在10.0‰以上，聊城市的出生率高达13.08‰。与此相对应的是东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比西部地区高，即生育率的迅速下降是导致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使0-14岁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大幅度下降。山东省东部地区各市地，除潍坊、日照外这一比例都已低于20％，生育率的下降抑制了年轻人口的增长，使人口年龄金字塔底部萎缩，导致老年人口比例的相对增加。死亡率下降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作用不断上升。因为山东省已经实现了现代人口转变，总和生育率已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已无太大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死亡率的下降，寿命的延长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作用将会不断上升。山东省东部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医疗卫生设施比较健全，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偏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低5个千分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各市地老年人口死亡率比西部地区各市地偏低。青岛65岁以上老年人口死亡率为46.04‰，而德州为59.83‰，死亡率的下降使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人口年龄金字塔顶部老化，加速人口老龄化。由以上分析可知，经济发展迅速，计划生育开展较早的东部沿海开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较高。相反，经济基础较差，计生工作起步较晚的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口比重较低，老龄化达到的程度也较低。

2、人口迁移是城市、镇和乡村老龄化变动的主要动因

城市化和农村人口迁移因素是城乡之间人口空间再分配的主要推动力量。但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主要是单向的，即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反向的城镇向农村的迁移极少。而且农村向城镇迁移的那部分人口还具有强烈的年龄选择性，农村青壮年与老年人在心理倾向、文化素质、生活习惯、劳动技能和社会适应性方面的差异，以及城镇各劳动部门对青壮年的“偏爱”，使城市化过程中从农村前往城市的人口绝大多数是青壮年。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化速度加快，发展机会多，农村人口迁移率高，农村则出现大量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发达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同时，随着户籍制度的进一步松动，迁往城市的劳动力人口大于迁往城镇的人口，因此城市人口年龄结构比城镇人口进一步年轻化。

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区别篇7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指导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改进计划生育管理与服务为重点，以最大限度满足群众需求为目标，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增进群众生殖健康有机统一，着力提高服务质量及管理水平，为广大育龄群众提供更加全面、优质的服务，使人口与计划生育事业真正成为造福人民群众的“民心工程”。

工作目标：通过开展创建活动、推进综合改革，建立优质服务的长效机制，形成行政管理、技术服务、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工作模式，努力实现“六个好”（领导重视好、政策导向好、依法行政好、服务质量好、民主管理好、队伍作风好），确保达到国家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区标准。

二、创建工作的主要指标

1、完成人口计划，三年符合政策生育率达97%以上，计划外多孩出生率控制在0.1%以内。

2、群众对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满意率达90%以上。

3、群众享受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各项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资金兑现率达100%。

4、已婚育龄夫妇免费享有基本项目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落实率达100%。

5、规范开展避孕方法知情选择村达90%。

6、实行计划生育村（居）民自治的村（居）达90%以上。

7、近三年出生性别比控制在正常范围，无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别终止妊娠行为。

8、已婚育龄妇女综合避孕率达85%以上，及时率95%，引流产发生率低。

9、落实避孕措施及时率达95%，规范的术后和药具随访服务率达95%，近三年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事故发生，手术并发症控制在1‰以下。

10、育龄妇女接受规范的基本生殖健康服务率达95%，参与生殖保健和服务的人群中男性占20%以上。

11、计生干部计划生育基本知识知晓率达95%以上。

12、育龄群众对应享有的计划生育基本权利知晓率达90%，对相关生殖健康知识和所采取的避孕方法基本知识知晓率达85%以上。

13、近三年无违法行政行为，初访结案率达95%以上。当年无计划生育恶性、发生，按期结案率95%。

14、实行流动人口与常住户籍人口同管理、同服务，发证率90%以上，服务率达80%。

15、统计信息及时率100%，准确率达95%以上，已婚育龄妇女信息覆盖率达98%。

16、镇（街）、村（居）计生工作人员报酬落实率达100%。

17、计生事业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人均事业费投入达到省要求标准。

三、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

（一）党政领导重视，建立综合治理工作机制。

一是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将计生工作纳入各级党政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部署，切实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区、镇（街）、村（居）层层签订年度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责任书，严格督办、考核、奖惩，并将其纳入党员干部提拔重用、评先评优、晋职晋级，实行“一票否决”。

二是落实计划生育任务职责。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坚持对基层计生工作的垂直管理和服务，对照《目标责任书》要求，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至少制定一项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政策措施，每年对本部门履职情况进行一次检查。

三是确保计划生育经费投入。计生事业费按省定标准列入年度区级预算，逐年递增并按时足额到位。认真落实村居计生工作人员工资待遇，按月足额发放到位。加大避孕节育基本服务项目投入，资金到位率100%。上缴的社会抚养费全部拨付计生部门，用于计划生育工作。

（二）健全服务体系，全方位推进优质服务。

一是建立广泛覆盖的服务网络。按照“环境优美、技术优良、服务优质、管理优秀、群众满意”的标准，加强各级计生服务站建设，形成集宣传咨询、药具发放、日常管理、技术服务于一体的服务平台。坚持以人为本，推行人性化、亲情化、温馨化、个性化服务，真正打造生殖健康和保健服务品牌。

二是推进全方位服务。1、社会化服务。全面启动男性健康、青少年咨询教育、婴幼儿早期教育等服务，扩大服务范围，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2、个性化服务。推行“一对一”咨询、视听教育、电话咨询、健康课堂等服务，满足不同人群的服务需求。3、“一站式”服务。丰富服务内容，创新服务形式，确保育龄群众在服务站即享受咨询、送宣传品、送药具、生殖健康检查等全程服务。4、生殖健康直通车服务。凡在区服务站进行孕前查体和围产期保健的育龄妇女，可终生享受免费健康查体（每年一次）。

三是深入开展“三大工程”。1、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建立优生档案，开展孕产期和母婴保健服务，落实优生咨询检测服务，努力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基本服务率达90%以上。2、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建立生殖保健手册，推进避孕药具改革，全面开展妇女病筛查，形成防治结合的控制体系，基本服务率达90%以上。3、新生儿性别比优化工程。进一步加强B超使用和管理，严厉打击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引、流产行为，确保性别比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

（三）强化宣教培训，建立新型生育文化格局。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将计生宣传教育融入到精神文明建设、新农村建设和社区建设，加大媒体宣传、环境宣传、阵地宣传、活动宣传攻势，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双进、双建”活动，促进广大群众树立科学、正确的婚育观。

二是创新宣传形式。镇（街）服务站、村（居）服务室门前至少有一块生育文化宣传栏，有宣传资料、避孕药具自取架、图书角等。各村要在主要街道粉刷计生宣传标语3条以上，更新宣。

传横幅、标语牌。有条件的单位要设立计生公益广告牌，制作形式多样、通俗易懂的宣传品上门宣传。开展人口文化大院创建活动，有条件的村（居）要建立有文化室、宣传队的人口文化大院，并坚持开展活动。

三是突出抓好培训。通过组织宣讲团、电化教学、远程教育等方式，加强镇（街）、村（居）计生干部培训，着力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业务素质和创新能力。各镇（街）要对辖区内的育龄群众普遍培训一遍，确保育龄群众对计生政策和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率分别达到90%和85%以上。

（四）夯实基层基础，提高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水平。

一是完善服务网络。落实区、镇（街）计生服务机构编制，机构、人员、设施严格按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配置，形成“区服务站为龙头、镇街服务站为依托、村居服务室为基础、流动服务车为纽带”的三级服务网络。

二是建强服务阵地。本着节俭办事的原则，增加投入，彻底改造区计生服务站，使其在外部形象、内部设施、医疗设备等方面全部达到创优标准。加大投入力度，对镇（街）计生服务站按要求进行改造。村级服务室和人口学校应全部达标。选择一批经济条件好的村（居），探索建立区、镇（街）、村（居）三级联网的信息管理体系。

三是优化计生队伍。推行计生工作人员竞争上岗、公开选聘、定期培训和绩效考核制度，实行以岗定责，将平时考核与年终考核相结合，严格兑现奖惩，对完不成年度目标管理任务、不胜任本职工作、群众满意度低的计生干部，坚决予以调整或解聘。

（五）改进统计工作，建立信息化管理模式。

一是建立群众需求信息采集使用和科学决策制度。实行信息采集制，通过集中采集和随时采集，最大限度地收集群众需求信息。区服务站和各镇（街）、村（居）采集点每月进行一次汇总、分析、整理，将群众需求信息分类处理，并将其作为科学决策的主要依据，有针对性地提出下阶段工作计划。

二是建立信息引导服务制度。各镇(街)负责，每月将出生、新婚、死亡、避孕节育等信息，及时进行微机变更，实现人口与计划生育信息的动态化管理。

三是建立信息横向通报制度。有关部门要利用咨询、办证、上门服务等形式，及时了解人口和计划生育信息，定期将人口变动、婚姻登记等情况向计生部门通报。民政局要将新婚人员的住址、身份证号、联系方式等信息详细登记，每月向计生部门反馈，最大限度地减少新婚漏报现象发生；卫生局要督促所属医院每月报送出生信息，提高报送信息的准确性；公安分局要定期提供新生儿落户信息，及时通报育龄人员迁入迁出情况。由各镇、街负责，集中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对全区育龄妇女基础信息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清查，随清随报，及时纳入管理，切实堵塞漏洞。

（六）创新管理模式，建立流动人口管理长效机制。

建立健全流动人口档案管理制度、服务制度、查证验证制度、信息交换制度、信息报告制度，开展流动人口咨询、送宣传品、送药具、生殖健康检查诊治等服务，以服务促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使流动人口享受到与常住人口同等的待遇。认真落实公安、工商、劳动等部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在办理经商、居住、就业等证件时，查验婚育证明，并配合计生部门加强管理和服务。认真落实用工单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职责，严格查验婚育证明、签订生育合同，开展宣传培训、避孕节育等管理服务。各街道办事处、社区要严格实行属地管理，做到及时登记、查验、催办，及时上门服务和随访，确保流动人口持证率、验证率、服务率、满意率达到评估标准。

（七）严格依法行政，提高计划生育行政执法水平。

认真落实计划生育行政执法责任制、公示制、评议制、过错追究责任制，坚持持证上岗，实行挂牌服务，推行文明执法。设立监督台、公示栏、举报箱、投诉电话，严格落实责任制，确保无越级上访，无恶性案件发生。认真落实行政审批和行政许可制度，规范《服务手册》和《生育证》的审核发放，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切实做好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工作，严格实行社会抚养费“收支两条线”制度。清理规范行政性收费项目，严格废止不合理收费，坚决杜绝办证卡、压和乱收费、搭车收费现象，依法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

（八）推进村民自治，形成群众参与的良好局面。

镇（街）、村（居）、企事业单位、集贸市场、流动人口聚集地要建立计划生育协会组织，成立协会会员小组和“会员之家”，形成以协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为主体的群众自治网络。各村（居）要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村（居）民自治章程和村（居）规民约，村（居）和村（居）民签订双向责任合同，实行计划生育合同化管理。村（居）定期召开村（居）民代表大会，向村（居）民报告计生工作。协会要经常开展活动，定期评议计划生育工作，听取群众对计划生育的建议、批评，反映群众的意见、需求，形成群众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格局。

（九）落实奖励政策，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

认真落实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优待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集中落实独生子女父母奖励、主动放弃二孩生育奖励、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独生子女伤亡扶助等政策，打造计划生育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系统工程。工商、劳动部门要督促各企业认真落实《关于落实企业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政策的实施意见》，切实保障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各单位也要立足各自职能，对独生子女家庭落实优惠措施。

四、强化对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

出生率和生育率的区别篇8

改革以前,中国的教育经费来源单一,学校财政主要依赖于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预算内拨款。而且,在教育经费的支出中,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往往获得优先。政府不仅对进入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免收学杂费,而且还为他们提供部分生活费。相反,作为基础教育,中小学一般要收取一定的学杂费,这与许多国家的情况是不相同的。其结果,全国教育经费严重短缺,各类教育机构不足,中小学校舍危房率高,教学设备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在80年代开始了教育财政体制的全面改革。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引入一种新的筹资机制。1986年,中国政府正式把这种筹资机制称之为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它基本上类似于布鲁斯•约翰斯通(D.BruceJohnstone)提出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Sharingthecostofhigheducation)概念①。

不同的是,中国的这种多渠道筹资不仅运用于高等教育,而且也应用于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基础教育。为了扩充农村教育经费的来源,自1980年起,中国政府开始鼓励农民集资办学,筹集的资金主要用于中小学危房改造和校舍的新建。根据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不完全统计,在1981—1991年间,全国用于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的资金总额达到1066亿元。其中,国家拨款357.5亿元,占35.5%;多渠道筹资(主要是社会捐、集资)708.5亿元,占66.5%。由于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大大加快了中小学危房改造的步伐。到1991年底,全国中小学危房率已由1981年的15.91%下降到1.6%②。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带来了教育经费来源的多样化。从1986年到1991年,在全国教育经费收入按来源构成中,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所占比重由74.83%迅速下降到61.83%,而预算外教育经费收入则由25.17%上升到38.17%。在预算外教育经费收入中,增长最快的是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和社会捐集资收入,二者占全国教育经费收入的比重分别由4.84%和4.51%上升到10.31%和8.53%,五年内共提高5.47和4.02个百分点①。然而,在注重集资办学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很可能会推脱自己应该承担的发展义务教育的责任,而把更多的财政资源投向产业发展。虽然中央政府在一系列的官方文件中越来越强调教育的发展,但近年来政府的教育支出却增长缓慢。

其结果,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89年的13.03%下降到1993年的12.11%,同期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17%下降到2.66%②。同时,在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中,中央政府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在1990—1993年间这一比重从13.77%下降到12.8%③。在中国现行的分级财政体制下,中央财政主要负担由中央各部门兴办的教育机构的预算内拨款,同时对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给予一定的资助;而地方财政则主要负担由各级地方政府举办的教育机构的预算内拨款。由于基础教育的管理权限已下放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发展高等教育上,而让地方政府单独去支持基础教育的发展。1992年,中央政府把预算内教育事业费的96.76%花费在高等教育上,而只把其中的0.48%投放在小学和普通中学。而且,从1989年到1992年,中央预算内教育事业费支出中高等教育所占的比重增加了6.54个百分点,而同期基础教育只增加0.26个百分点④。同样,省财政也把较大部分的教育经费花费在非义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上,而把为基础教育筹措资金的责任下放到更低级别的地方政府。目前,中国农村基础教育大多采取“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分级管理模式。所谓“三级办学”,就是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所谓“两级管理”,就是由县、乡两级政府统一管理。这里所指的“办学”,就是主要负担并筹措学校的经费支出。作为学校经费支出的最重要部分,教师的工资一般由县、乡财政按照中央和省政府的统一规定支付,而中小学校舍的基建投资则主要采取“拼盘”的办法。具体做法是,在那些已经实行三级办学的地方,小学校舍的新建或修缮一般由乡政府给予一部分拨款,余款则由村政府筹措;初中校舍的新建或修缮一般由县政府给予一部分拨款,余款则由乡政府筹措。余此类推。总之,中国农村地区中小学的经费支出主要由县级以下的地方政府筹措,省财政只给予一小部分的拨款。

二、中国地区教育经费差异及其变动趋势

教育经费管理权限的下放可以充分发挥基层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也可以使教育的发展更加符合当地的需要。然而,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条件下,它也会引起地区之间教育经费的严重不平等。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这里我们将重点讨论省际教育经费的不平等问题。首先,运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分析法,我们考察了1993年地区经济发展与教育经费支出之间的关系。我们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GDP)、农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PNI)和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GDPG)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至于地区教育经费支出,我们选择以下三组指标来综合衡量:

1.人均教育经费指标,如人均教育经费总额(BEE)、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BEE)、人均预算外教育经费(EBEE)、人均社会捐集资额(DON)、人均教育税费(TAX);

2.生均教育经费指标,如小学生均教育经费(PEP)、普通中学生均教育经费(PES)、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BAP)、普通中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BAS);

3.教育经费增长指标,如人均教育经费增长(TEEG)、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BEEG)、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增长(GBAP)、普通中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增长(GBAS)。

不出所料,我们发现地区教育经费支出水平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特别是,在1993年,TEE、BEE、TAX和PEP与PGDP之间,以及TEE、TAX和PEP与PNI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8以上(高度相关)。这说明,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其教育经费支出水平越高,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越容易。换句话说,在地方分权的情况下,经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教育支出水平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所有被分析的教育支出水平指标中,人均社会捐集资额(DON)是一个例外。它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农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都保持着较弱的相关关系。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广东、福建和海南省是全国著名的侨乡,每年都可以收到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地区同胞的大量捐款。1992年,这些地区教育捐集资额的1/4以上来源于海外华人和港澳台地区同胞。另一方面,教育捐集资不仅取决于地区收入水平,而且也取决于地方的政策和地方政府的动员。广东、山西、广西、山东、河南等地人均社会捐集资额较高就与地方政府的积极动员有关。特别是,在政府发出减轻农民负担的号召,各地区教育捐集资额因之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广东省却广泛发动社区居民和企业为教育捐集资金。

1993年,广东省教育捐集资额高达19.3亿元,比上年(9.8亿元)增长了近一倍,占当年全国教育捐集资额的26.6%①。有趣的是,人均预算外教育经费特别是人均教育税费和人均教育捐集资额也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保持着较强的相关关系。这意味着,经济增长迅速的地区一般比较容易通过多渠道特别是教育税费和社会捐集资筹集教育经费。事实上,经济增长迅速的地区大多是沿海新兴工业地区,如广东、海南、福建、浙江和山东省。这些地区收入水平较高,工农业生产特别是乡镇企业发达,自然容易通过教育税费和捐集资方式筹集教育经费。同样,地区教育经费的增长与当地收入水平也保持着较强的相关关系。这就是说,高收入地区教育经费的增长要快于低收入地区。换句话说,高收入地区与低收入地区之间教育经费的差异正在扩大。如下页图1所示,1993年高收入地区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的增长速度要远高于低收入地区。GBAP与logPGDP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7041。此外,人均教育经费增长和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也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保持着较强的相关关系。这说明,越是经济增长迅速的地区,其教育经费特别是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增长也就越快。事实上,在那些经济增长迅速的地区,地方政府一般愿意把较多的财政资源花费在教育上。1993年,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BEP)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之间的相关系数达0.3641(1991年为0.4551)。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地区教育经费差异的变动趋势,我们计算了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教育经费的变差系数和极值差率。变差系数为均方差与平均值之比,它是国际上衡量地区差异的一个重要综合指标;而极值差率为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它反映了各地区之间相对差异的最大幅度。

考虑到各地区的重要性不同,我们用人口和小学或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分别作为权重因子,同时计算了加权变差系数。限于资料的可得性,我们选择人均教育经费、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和普通中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四个指标进行分析(见下页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省际人均和生均教育经费差异的变化幅度是十分明显的。1993年,上海的人均教育经费是贵州的5.27倍,而北京的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是安徽的8.77倍。很明显,这种巨大的差异主要是由二者之间的收入差异引起的。例如,1993年上海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贵州的9.35倍,而北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安徽的4.68倍。从变动趋势看,尽管极值差率和(加权)变差系数在1990—1992年间有一定缩小,但1993年又开始迅速扩大。这说明,在1993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省际人均和生均教育经费差异也在迅速扩大。而且,除普通中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以外,其它分析指标的极值差率和(加权)变差系数值都超过了1991年的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在1990—1991年间加权变差系数与变差系数呈现出不同的变动型式。在某种程度上,这主要是由某些地区如的特殊情况引起的。例如,由于中央的财政补贴和较低的教育经费使用效率,的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曾经在全国居第一位。近年来,由于中央的财政困难和其它方面的原因,的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虽有所下降,但1992年仍居全国第二位,1993年居全国第三位。然而,就其重要性而言,小学在校学生数仅占全国的0.2%左右。考虑到的特殊情况,我们在排除后重新计算了变差系数和加权变差系数。结果发现,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的变差系数与加权变差系数的变动型式完全一致。由此我们可以认为,1991年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的省际差异也在趋于扩大。

三、中国地区教育经费差异及其变动的决定

如前所述,近年来中国教育经费的省际差异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很明显,影响中国地区教育经费差异及其变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具体说来,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1.地区收入水平。地区人均财政支出(PE)与其收入水平保持着较强的相关关系。这说明,高收入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一般要高于低收入地区的人均财政支出。由于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预算天花板(Budgetceilings),因此,高收入地区的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中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自然要高于低收入地区。人均预算外教育经费特别是人均教育税费也与地区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因为作为城乡教育附加税基的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以及销售总收入本身就取决于地区的收入水平。高收入地区之所以具有较高的教育支出水平,主要是由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实际教育成本也在不断增加。用菲利普•库姆斯(PhilipH.Coombs)的话来说,“在所有教育系统,即使教育质量停滞不前或趋于下降,生均实际成本也将出现逐年提高的相反趋势”①。生均教育成本的增加主要是由于通货膨胀、教师工资的提高以及生均实际投入(如教育设施、装备、教学材料和教师每年的工作小时)的增加引起的。

2.地区经济增长。按照义务教育法,国家对义务教育拨款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生均教育经费也应该保持稳定的增长。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两个增长”。事实上,各地区由于具体条件的差异要同时实现这两个增长也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93年,在全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中,有26个地区预算内教育经费拨款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地方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尽管如此,高速增长地区往往由于地方财政收入的迅猛增长,其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增长一般要快于经济增长缓慢的地区。而且,高速增长地区也容易通过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因此,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增长必然会诱致地区教育经费的不平衡增长。

3.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过去理论界一般认为,随着地区收入水平的提高,政府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将不断提高。然而,利用1975年至1985年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成员国的数据,拉蒂•拉姆(RatiRam)发现,在政府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模型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非是一重要的解释变量。因为在所研究的样本中或更广泛的国际范围内,这两个变量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②。我们对中国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进行分析的结果也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二者之间缺乏显著的相关性。事实上,政府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支出的比重反映了政府参与教育的程度。一个真正强调教育发展的政府将会把较多的财政资源投向教育;反过来,如果一个地区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支出的比重较高,说明该地方政府参与教育的程度也较高,地方政府对教育的发展较为重视。此外,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中义务教育所占的比重(CEE)反映了地方政府参与义务教育的程度,它对地区间中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的差异也可能有一些重要的影响。

4.学生分担教育成本。学杂费反映了学生家庭对教育成本的分担。虽然国家在义务教育法中规定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杂费,但实际上各地中小学都征收一定的学杂费。特别是在一些低收入地区,由于地方财政入不敷出以及缺乏其它的收入来源,学生学杂费占教育经费的比重(TMF)往往较高。例如,1993年安徽省学杂费占教育经费的比重是15.76%,湖北为14.44%,河北为14.01%,而上海和北京则分别只有0.61%和1.20%。这说明,在低收入地区,义务教育的成本更依赖于学生家庭的分担。

5.社区对教育的参与。社会捐集资是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之一。1993年,全国小学社会捐集资占教育经费的比重为9.77%(其中农村地区为11.39%),初中为9.16%(其中农村地区为11.99%),高中为7.58%,而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则分别只有0.75%和1.77%①。

这意味着,与非义务教育相比,中国义务教育的发展更取决于社会特别是社区的积极参与。需要指出的是,在1993年减轻农民负担的风潮中,一些农村地区甚至暂停或取消了对中小学危房改造的集资,由此导致了许多地区如河南、江西、湖南、湖北、陕西等社会捐集资额的大幅度下降。由于这些地区大多分布在中西部内地,因而一些学者把它看成是导致近年来中国地区教育经费差异扩大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②。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将选择人均社会捐集资额占农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的比重(DONP)来衡量这种影响。显而易见,上述这些因素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为综合考察这诸多因素对地区教育经费差异及其变动的影响,我们采用了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根据前面的讨论,我们选择了PGDP或PE、GDPG或GRR(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速度)、BEP、CEE、TMF和DONP作为独立变量,选择TEE、BEE、BAP、BAS、TEEG、BEEG、GBAP和GBAS作为因变量。前四个因变量反映人均和生均教育经费,主要用来考察地区间教育经费的差异;而后四个因变量则反映人均和生均教育经费的增长,主要是用来考察地区间教育经费差异的变动趋势。考虑到资料的可得性和1993年地区教育经费差异扩大的现实,我们选择1993年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不出所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财政支出是影响地区教育经费差异的第一重要的决定因子。这就是说,地区间教育经费的差异主要是由其人均收入差异特别是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引起的。应用双变量回归分析,我们发现1993年地区人均教育经费差异的78%左右可以由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异来解释。同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财政支出也是影响地区间教育经费增长率差异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子。例如,在1993年,地区间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55%可以由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差异来解释。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是影响地区人均教育经费增长和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差异的另一个重要的决定因子。尤其是,在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模型1中,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标准回归系数名列第一。这进一步说明了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增长将导致地区人均教育经费和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不平衡增长。可以看出,在1993年,随着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提高,地区人均教育经费增长速度的分布大体呈一个“V”字型。如果用GDPG和(GDPG)2作为独立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R2从0.234提高到0.350。

有趣的是,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对地区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中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的差异有着负的影响。从统计上看,这主要是由那些教育经费水平较高的地区如北京、天津、等国民生产总值或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缓慢引起的。除普通中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外,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对地区教育经费水平的差异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表3中可以看出,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与人均教育经费、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均保持着正的相关关系。这就是说,一个地区之所以有着较高的教育支出水平,往往是与地方政府对教育的积极参与联系在一起的。同时,通过考察地区教育经费差异的变动趋势,我们发现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与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增长保持着正的相关关系,而与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保持着负的相关关系。一般地说,由于受预算天花板的限制和增长基数的扩大,随着预算内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增长速度将会逐步放慢。此外,地区间普通中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的差异也取决于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的参与。正如所期望的那样,我们发现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与学杂费占教育经费的比重保持着正的相关关系。这就是说,在那些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较低的地区,学生学杂费占教育经费的比重一般较高。事实上,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较低的地区大多是中下等收入地区,如安徽、河南、湖北、河北等。

1993年,这四个地区的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在全国居最后四位,而它们的学杂费占教育经费的比重则均处于前五位之列。因此,与高收入地区相比,中下等收入地区义务教育的成本更取决于学生家庭的分担。此外,社会捐集资也是影响地区人均教育经费差异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子。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人均教育经费增长与人均社会捐集资额占农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二者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这说明,社会捐集资并不是引起地区教育经费差异扩大的重要决定因子,尽管它是影响地区间人均教育经费差异的最重要的决定因子之一。综上所述,在1993年,中国地区间教育经费的差异主要取决于其收入差异以及地方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不同参与。向学生家庭收取一定的学杂费,事实上起到了缩小地区间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差异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地区间教育经费差异的扩大可以由地区收入差异和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增长来解释。

四、中国地区间教育发展差异及其决定因素

与教育经费相比,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NER)的省际差异要相对小一些。除少数几个经济不发达省区如、青海、贵州和四川外,其它省区1993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都在95%以上。其中,有19个省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在98%以上。可以认为,这是中国自50年代以来推行普及初等教育的结果。相比之下,小学毕业生升学率(PRP)的省际差异则要明显得多。1991年,北京、天津和上海99%左右的小学毕业生都能够继续升学,而贵州的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则不到60%。而且,各省区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与其收入水平保持着较强的相关关系。1991年PRP与logPGDP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7583。这说明,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高,小学毕业生升学的机会也就越大。

通过考察教育机构和在校学生数地理分布方面的数据,一些学者发现中国高等教育的地区差异以及城乡教育差异都在扩大①。然而,教育机构和在校学生数的地理分布并非是衡量地区教育发展差异的一个好的指标。因为许多高等学校都集中在大中城市,而它们的在校学生一般来源于全国各地。同样,一些中等学校(包括普通中学)虽然位于城镇地区,但它们的学生也有可能来源于农村。尤其是在80年代,针对各类学校规模小、布局分散、效益差的特点,中国政府对各类学校的规模结构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由此导致了教育机构和在校学生数的地理分布进一步趋于集中。有鉴于此,我们选择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和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作为分析的主要指标。利用从各种来源收集到的资料,我们计算了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的变差系数。考虑到各地区重要性的不同,我们使用校内外小学学龄儿童总数作为权重因子,计算了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的加权变差系数。从下页表5中可以看出,自1983年以来,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的变差系数和加权变差系数基本上趋于下降,尽管它们在80年代初期有所增加。这说明,近年来地区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的差异在不断缩小。

在80年代初期,由于一些西部省区(如、青海、宁夏、甘肃、内蒙古、新疆、陕西、四川等)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的大幅度下降,由此引起全国的变差系数迅速增加,地区间教育发展差异不断扩大。特别是,从1980年到1983年,的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由83.0%下降到42.07%,三年内下降了近41个百分点。事实上,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许多地区包括一些收入较高的地区(如辽宁、黑龙江和湖北)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都曾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在某种程度上,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的下降主要是由国家推行教育结构调整政策引起的。1983年以后,由于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的省际差异基本上趋于缩小。然而,这种地区差异的缩小并非是一个持续稳定的过程。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1986—1987、1988—1989和1991—1993年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的变差系数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其主要原因是一些地区(包括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出现下降,而另一些地区则在稳定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