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典文学的看法范文
时间：2023-12-07 16:53:52
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1
关键词:消费文化;文化语境;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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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消费文化语境与“文学经典”
我们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学经典”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以及这些“经典”在今天到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首先,从纵向的历时性角度看,文学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接受和淘洗的过程。文学经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样,文学经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其次,从横向的共时性角度看,“文学经典”是一个具有多重结构的统一体,其自身内部特质的规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础。只有当文学经典的思想意蕴、艺术品质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时,才可以进入“经典”序列。而和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道德因素、社会舆论氛围、读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参与文学经典的建构。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时期,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学经典本身(如“红色经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参与及文学体制化的结果)。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经典”地位不断地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但同时,真正的“经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这种挑战中得以巩固,“文学经典”总是处在恒态与动态、短暂与永恒、解构与建构的矛盾统一之中。我们只有撇下今天关于“文学经典”命运的种种预言,着眼于当代消费文化语境,才能认清文学经典的当下生存状态,并进一步揭示推动着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种种矛盾,把握文学经典命运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求文学经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外部矛盾
消费文化浪潮改变着传统“文学经典”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发了当下一系列与文学经典有关的文化现象,“红色经典”、“四大名著”的改编,甚至“戏说经典”、“大话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实,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无论是“文学经典”的尴尬还是解构,也无论是经典的危机还是地位的丧失,都首先缘自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的各种悖反和冲突,这些因素构成了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学经典的精英立场和消费文化的大众立场的矛盾。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的自足性不断增强的历史。从古至今,对“文学”是什么的追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果说中国古代还没有像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分野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有着自足的语言审美系统和完善的体制化管理系统的文学了。这对文学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识字能力、一定的鉴赏能力、一定的思维能力等都变得必不可少。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言说的工具。以发轫于20世纪的中国新文学为例,其启蒙的出发与指向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谁启发,谁蒙昧”呢?显然,在这种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界定的背后,我们看到的还是一种精英意识。
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而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热情,只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证明了文学经典的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即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相比较而言,公众接受的程度,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参照,我们甚至连此处的“公众”这个字眼都要加以怀疑———“公众”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为例,这部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有谁进行过受众接受的实证分析来说明其已经被最广大的读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国,国民的识字程度可以说是小说被“广大”公众接受的最大障碍,若对受众的接受能力进行检视分析,其结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却是以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不仅参与了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参与了消费文化的创造。没有了大众,消费行为就无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消费文化也无法获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所赖以发展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在大众传播媒体的参与下,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自然不会无视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满足市场需求并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甚至利用消费市场中物质产品营销的惯用手段如广告、炒做等来刺激欲望、制造需求,从而形成了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但应该看到,消费市场的无视文学与一般物质产品本质区别的生产和营销方式,使得“文化产业产生了一种威胁个性与创造性的同质性大众文化”,大众文化中,“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的生活方式的产生,与浮华消费和风格化的自我呈现融为一体”。[3]这种畸形的繁荣背后,是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种文化形态一旦形成,都会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在消费社会中,“消费是弱势群体自我表达和再现的方式,是与既有体制之主流价值对抗的方式。消费是一种涉及再现的政治策略”。①这样,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矛盾对抗。还有“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希图解构已有经典,站在大众文化立场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其次,文学经典的既定价值定位和消费文化中多元价值观的矛盾。
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诸如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等多方面的价值满足,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种文化传播方式的诞生,使得人类的精神需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得以实现,这便加剧了文学的危机感,文学经典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艰难处境。正如有学者面对“大话文学”流行的担忧:“‘大话’文艺的创造力充分体现在对于这些被时间和传统所固定了的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颠覆。……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后现代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4]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和文学以及文学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文学有着不同于其他学科的审美思维特性,有学者认为,“‘发问’是文学的哲学品质的首要表现。亦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与哲学有着最深刻的贯通———哲学作为文化思维的核心,其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思想动力和文化价值根基,这是文学介入社会历史的立足点之一。”[5]文学往往通过审美的方式将读者引向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经过文学史沉淀的文学经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读者。很难想象,那些没有引起读者强烈的心灵冲击,不能给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无法引导读者思考关于人生、世界等问题的作品,能够成为文学经典。
可是消费时代的到来却打破了人们关于文学经典的种种幻想,大众文化借助于媒体的力量不断地散播着世俗情绪、享乐意识,那些曾经在文学史上无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浅表化、娱乐化写作一夜之间合理化、合法化、时尚化,以金钱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法则深深地嵌入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也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价值衡量法则,这种法则不可避免的成为衡量文学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个人都被这个狂热的消费世界不断地中心化,社会价值观也由此不断地走向多元化。在商业运行法则的驱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过大众媒体以华丽的包装、令人眼花缭乱的热点,不断地刺激着人们的快感,使人们通过这些文化快餐满足着自己日益膨胀的欲望。这样,当走进商品序列的文学经典一旦无法满足那些被消费文化所驱使甚至异化了的消费者的欲望时,便再也无法躲避残酷的市场法则的规约。于是,“经典”遭遇冷落成为“现实的一种”:
《我叫金三顺》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进……今年8月该书一经出版,在全国上柜不到一周2万册就售罄,重印2万册仍然供不应求,本周已经登上上海图书畅销榜第6名。不久前韩剧《我叫金三顺》已经由国内电视台高价引进,更令这本书的市场前景看好。[6]
在兰州西北书城经常上演这样一幕:很多中学生围在漫画书栏处,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专注地看着手里的漫画书。相比之下,名著书栏处的中学生却寥寥无几。[7]
再次,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和大众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学经典的内蕴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立体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读者从可感知的语言层获取更多的包容于内部的意义信息的过程,但是“文学经典”包容的意义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兰·巴特说,经典是具有可写性的文本。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学经典”中找到相应的信息,从而对文学经典的意义不断进行阐释。
文学经典本身意义的复杂性和可阐释性,是其意义立体化的基础。文学经典是具体的文化语境中的个体———作家的心智劳动的成果,作家个人经历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往往是产生文学经典意义的土壤。孙犁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经谈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这些作家,文章写得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学修养、知识面、实践经验、写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义的生成密切相关的。同时,文学是对生活的审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存在,无论“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样的面貌呈现,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它固在的复杂性。文学经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其意义的复杂形态。另外,读者接受活动的展开,是文学经典意义的立体化实现的条件。受众一旦进入文学经典的意义的实现过程,其意义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决定,文学经典的意义因而变成了一个被动的存在,受众的参与使得其意义日益立体化。如《红楼梦》意义的生成,就是从一般生活信息的传达深入到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进而达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学思考。
但是,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的社会化、大众欲望的合法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使得大众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胀,在“质”上却趋向平面化,突出表现是:取消深度的倾向;追求同质化的时尚、奢侈、快感等;大众需求呈现群体性的个体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众传媒对文化消费的介入。以先进的信息科技为支撑的电视、电影、报纸、广播、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往往屈从于商业的利润法则,除了制造出各种文化繁荣的表象以迎合受众以外,更是强加给受众以各种不切实际的消费观念:“大众媒介不仅仅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再生产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业逻辑进行生产的工业体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纵大众意识的工具。它充分充当‘把关人’的角色,通过创造‘模拟环境’,诱导人们接受它们宣扬的消费意识形态,从而推动新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形成蔚成风气的消费文化。可以说,在现代消费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大众媒体充当了最佳孕育者和助产士的角色。”[8]另一个值得重视的原因是消费社会中公众消费行为的“合理”进行及其结果。在消费中,多元化的大众的需求都指向被商业的利润法则引导的潮流和时尚之中,这样,人们的文化消费需求在商业和消费的共谋中渐渐地趋向同一层面,以便适应消费时代生产的大批量和大规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费,产生更多的利润。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文学经典”,与声音媒介、图像媒介相比体现出祛时尚化、祛奢侈化、祛快感化的特征,因此,文学经典也就很难摆脱被解构的命运。
第四,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共时性的矛盾。
如果从时间角度来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和接受,以及消费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发现文学经典的历时性和消费文化的共时性之间的矛盾。文学经典的历时性构成首先源于文学经典接受过程的超时性。文学经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发受众不断阐发的内驱力,在横向空间纬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众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诠释,从而获得文学经典在空间中的拓展,同时也可以在纵向的时间经度引发再阐释的欲望和生存空间的再拓展,从而获得相对恒久的超时性。其次,传统文学经典传播介质的历时性。与电子传媒相比,纸质媒介生产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从毕曰升发明活字印刷的那时到现在的激光照排,其生产已经走向大规模的“机械复制时代”。由于其载体的物质特性,为固化于纸质传媒并承载历史沧桑的文学经典大大扩展了自身存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和文学经典的历时性相比,消费文化则带有更多的共时性特征。消费社会中消费的一次性倾向导致商品的符号化和消费文化的时尚化。大众媒体通过自己特有的传播手段,使得时尚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在社会中“肆虐蔓延”,形成风尚,同时又通过时尚的不断更迭制造着走马灯似的繁荣表象。符号这个虚拟的存在引导消费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质实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费商品时折射出的个人欲望的虚幻的满足中。而且,消费文化赖以传播的手段如电视、网络、广播等电子传媒在有效地扩大其传播范围的同时,也潜藏着由于过分依赖高科技而引发的失语乃至瘫痪的巨大威胁。更重要的是,传播手段的不断变革会引起消费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变化,使其很难取得恒态的存在方式。这样,消费文化虽变化多姿但却无法超时存在。
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的消费系统,公众会更多地倾向于将文学经典也作为商品的一次性消费,而忽略对其意义的历时性发掘,因而使得文学经典也遭遇时尚一般转瞬即逝的命运。例如,影视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了四大名著改编热,以及近些年通过各种媒体参与8出现的“红色经典”改编的再度升温,仍摆脱不了其“热”后的短暂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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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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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自身的悖论
悖论一:文学经典主观上的价值回位与客观上的价值失位。
如果我们反过来审视这一问题,就会发现在这种努力的背后所隐含的难以抹去的忧思:文学经典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的确正在失去自己的价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学界这种对文学经典价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发了另外一种危机。因为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多元价值的碰撞与冲突客观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学经典为自己规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价值立场时,便内在地引发了多元价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学经典价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时,由于文学经典的价值界定牵涉到经典本身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两个方面,而内部要素往往是一种稳态的存在,外部要素却经常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当其内部要素的稳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变性产生矛盾时,文学经典便会处在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摇摆于价值的失位与回位之间。
当代消费文化的泛滥,引起了文学经典的各种外部要素的巨大变化,而其内部要素的相对稳定性又促使着文学经典化进程的持续,文学经典借助学界的力量消化各种外部因素变动带来的影响,以维持其固有的地位。但这种主观上的努力却面临着客观的消费文化的生态背景,消费文化形态的流动性、易变性,使得刚刚形成的价值定位顷刻间土崩瓦解,从而再一次陷入了价值的迷失状态。所以说,文学经典的这种悖论性在消费文化语境中是很难克服的。
悖论二:文学经典意义的主观解构与客观强化。
文学经典接受上的历时性及其意义上的立体化特征,都使其处在不断的解构与重构交替的进程中,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构为例,这儿有一则材料:
据了解,迄今《水煮三国》已经重印23次,销量突破80万册。可以预料,到今年年底它将轻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本土财经书的一个奇迹。
当然,跟风也有不同的境界,从市场反响和媒体评论来看,《麻辣三国》、《麻辣水浒》和比较另类的《诸葛亮日记》,有脱颖而出之势。《麻辣水浒》、《诸葛亮日记》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风格的《闲看水浒》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说,在《水煮三国》出版一周年之际,又形成一次游戏《三国》、《水浒》的小高潮。[11]
我们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构热背后的经典意义的重构,是否削弱了文学经典的影响力?是否使得文学经典结束了经典化的进程,而进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文学经典的改写本能够被市场认可,无疑促进了文学经典传播空间的扩大。不可否认,在当下,很多人正是通过这些改写本而进一步了解文学经典文本的。其次,虽然文学经典的原有意义被解构,但是却生成了新的意义。表面上看,这种新的意义确实和文学经典所内蕴的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蕴相去甚远,但实际上,这是文学经典的经典魅力影响的必然结果。文学经典的意义本来就是一个立体化的可供人们不断阐释的结构,无论这种新的意义建构在理论家看来是何等离谱,但它终究是对文学经典意义的再诠释。同时,已经固化在文学经典文本中的意义信息并不会因此消失,相反会与新的意义信息同时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产生出全新的意义。比如,通过阅读《水煮三国》,有些人可能会回过头来重新阅读《三国演义》,从而获取已经固化了的意义信息(即经典意义),同时获取高深的管理知识。所以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的意义是强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论三:文学经典生产综合能力的提高与实际质量的贫乏。
消费社会文学经典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仅大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参与文学写作的新的群体如所谓的网络、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断出现,大大地扩充着写作者的队伍。同时,文学生产、传播的条件和手段不断地得到改善,如微机的应用不断改变着作家用笔写作的习惯,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产的文字数量。文学作品传播的速度也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业运作体系中,有些作品甚至还没有生产出来,宣传与广告等一系列营销战略就已经展开。贾平凹的《废都》、刘晓庆的《我的路》等,都是这种运作模式下的产物。消费社会对于商品的大规模消费,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产,这也促使了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学生产能力的提高仅仅是为文学经典生产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条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经典”。从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来看,文本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是经典化的基础,各种外部条件只会加速或者延缓文本经典化的历程。在消费社会中,商业的运行法则贯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学作品的生产,作家为了提高文学产品的销售量,不得不屈从于市场,这样,各种媚俗的、格调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现。如果作家坚持自己纯正的文学立场,则可能面临不被读者接受的尴尬,而这显然是消费社会的文学生产机制包括生产主体———作者所不愿意面对和接受的。所以,一旦当文学文本缺乏思想和艺术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观条件时,即使消费文化用各种商业化的手段“造经典化”,这些所谓的“经典”也终会被时间所淘洗。
四、对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未来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学经典价值坐标的厘定中,构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平台,寻找两种文化的契合点。
要摆脱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固有思维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间互相包容和互相补充的一面。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所谓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过去的大众文学,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学,两者常常处在一种不稳定的变动状态之中。但不管怎样,它们往往是互相补充的,谁也离不开谁,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消费文化的出现,使文学经典面临一系列矛盾,这与我们对大众/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间关系的不全面认识密切相关。如果能够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文学经典面临的矛盾才会逐步消除。同时,如果我们把文学经典问题的出现当作处理两者矛盾的一个契机,则会达到双赢的局面。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厘定文学经典的价值坐标,虽然这个问题在学界有较多的争议,但是往往限于学术理论概括层面,而没有将实践这个很重要的环节考虑进去。正如有学者所言:“调查与统计是文学经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马在北大讲演时曾做过问卷调查,国内学者却很少有人这样做。出版界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12]如果将实证分析纳入文学经典化的过程,也许经典的价值坐标就远非如理论家们想象的那样。
同时,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也具有相对性,其被再次解构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可以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定位建立一个坐标:时间是经典化的纵向贯穿线,而共时态的空间则是文学经典本身以及和它相关的各种外部要素共同构成的一个“力场”。一般地讲,当文本经典化进程开始的时候,首先是文本的内核如思想内涵、审美意蕴、艺术手法、题材、体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说,它本身必须具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含量,而且这些信息能够和处在文学经典外部的各种要素如政治意识形态、读者接受、出版发行、市场运行等产生交流,形成一个全方位的互动的“力场”。如果这个“力场”可以在时间的经线上持续运行,则其经典程度就越高,从而构成所谓的“恒态经典”或者“文学经典”。但如果无法持续运行,则该文本必然会退出经典化进程,也即构成所谓的“动态经典”或者“文学史经典”。当然,不排除在特殊情况下,文本的各种外部要素有可能会先于作品本身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使其强行进入经典序列。这种价值坐标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场和大众立场的矛盾,构建两者之间交流的文化平台。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学者看好的武侠小说,当其内蕴足以和外部的各种要素产生强烈的交流时,并且这种交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话,那么它就进入了经典文本序列,可以成为“文学经典”。
第二,深刻认识精神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规律,为文学经典走向市场创造必要的条件。
只有深刻认识当前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所面对的各种矛盾,才能因势利导,化解矛盾,为文学经典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尤其要深化对文化产品消费市场的认识和研究,文化产品消费市场具有不同于物质产品消费市场的特殊规律,两者不可以等量齐观。在文化产品消费市场上,产品的价值如何实现?产品销售的商业策划如何进行?如何追求利润的最大实现?如何引发大众的购买欲望?……这一系列问题都期待着我们去探索。尤其是具体到文学经典,当它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怎样去规避消费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潜在威胁?怎样引导市场对文学经典的消费?这些问题变得相当迫切。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文学经典不但有商业价值,而且其商业价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场的认可度也更高:
读书月组委会曾经在2000年做过一次同样的调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国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依然受到年轻深圳人的偏爱。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较大的销售量已经持续多年。这个迹象表明,年轻的深圳人渴望着对传统的接续。[13]
表面上看,文学经典的改编本销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层考虑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借助于文学经典的市场号召力的结果,如果没有文学经典的本身价值,也就没有了这些以文学经典为资源的改编本的商业成功。虽然文学经典可能遭遇暂时的市场冷落,但从长远来看,文学经典消费的市场前景仍然是相当广阔的。
第三,跳出语言文本是文学经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狭小视阈,转向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
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大众参与文化构建的意识和可能比原来大大地增强了,这为文学经典的传播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受众背景;而同时存在的受众的接受选择指向平面化、快感化、时尚化,缺乏理性的规范,这对于文学经典的语言文本的接受显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开阔的视野看,各种大众媒体却能够以自己的传播方式拉近和大众的距离,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传播乃至推销文化产品,进而影响大众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识。所以,建立文学传播跨媒体的理念成为消费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经典生存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文学经典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传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图像文本、声音文本、电子文本等都是文学经典可以借重的介质。文学经典可以利用大众文化的宠儿诸如电视剧、电影、网络等走进大众生活,以更加具有亲和力的方式接近大众,让大众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几年来非常兴盛的“电视散文”,以其优美的画面语言和娓娓动听的朗诵感染了不少的观众,其中选择的作品,大多数都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散文。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许多人才开始接受这些经典作品。还有文学经典的影视改编,也是推动文学经典传播的一种重要手段,尽管因为媒体特性的差异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引起一些非议,但是在文学经典的大面积传播还没有寻找到更好的途径之前,仍不失为一条可以选择的路子。在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钱钟书《围城》的改编,当电视剧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些评论家甚至将其看成中国当代十大经典电视剧之一。不少受众都是在看了电视剧之后才去阅读原著的,因为导演对这部小说的主题做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就更易于让那些非专业的文学接受者进入经典。这样,文学经典借助现代传播媒介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对它的接受活动中来,在扩大文学经典影响力的同时,引导和规范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构建新的社会文化氛围。
第四,要使文学研究尽快走出和大众相对隔绝的“象牙塔”,拉近和大众的距离。
近些年来,在一系列学术评价体制的规范与制约下,理论研究反而有封闭化的趋势,很多理论成果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内流通。虽然这种相对封闭的学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推动学术研究保持其理论性和独立性,但是却不利于大众对于学术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当代消费文化语境中,这种问题更显突出,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也不例外。目前,文学批评的规范化的学术话语固然可以保持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和学理性,但这对于文学经典的接受却存在着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实际的情况是大众对文学经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较浅显的层面,却无法把握经典复杂深刻的思想意蕴、艺术魅力,急需要审美引导。而另一方面,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尽管具有阐释经典的能力,却无法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弥补这种“断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首先应该逐渐改变自以为是(高深艰涩)的话语方式,致力于建设大众传播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和文论体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传播和接受。同时,探索学者和大众之间交流的多种途径,为大众提供易于为他们接受的理解方式。在这点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来收视率颇高的CCTV-10的《百家讲坛》节目,通过学者的理论研究提高了普通大众对社会现象、文学作品等的认识和理解。许多知名学者之所以能够给普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学经典与大众传媒的紧密结合。当然,提高学者和大众以及作家之间交流的途径并非局限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探寻其他更为有效的途径。如专业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导作家树立“精品意识”,为读者创做出更具影响力的经典作品来。
[注释]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费斯克:《消费作为一种对抗性的战术》,转引自陈坤宏《消费文化论》,台湾扬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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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2
【内容提要】我国的典权与德国的担保用益或利用质押，以及法国与意大利的不动产质，是形式不同，但功能基本一致的法律制度。在我国民事立法中，应保留设置典权这一传统的法律制度，并注意不必再设置不动产质，以免重复立法。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民法学界对典权的保留与废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典权是应该予以保留的传统法制制度之一。梁慧星先生主持的《中国物权立法草案建议稿》也明确地将“典权”作为专门一章予以规定，并且对保留和采用这一颇具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制度作了一定阐释。（注：梁慧星等：《中国物权立法草案建议稿》，第288-303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80-589页。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民法室提出的物权立法草案，在该草案讨论中已经明确，将要补充对典权制度作出规定。）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制度，典权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制度，它具有何种法律特征和功能？对此，显然还需法学家在学理上予以明确和深入的阐释。况且，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对典权制度持怀疑态度；甚者还有人认为典权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固有制度，当然要予以废除。实际上，这种看法并不正确。首先，仅以典权为我国习惯法上的制度就要加以废除是违反法律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其次，就典权制度的功能而言，它和德国民法中的担保用益(Sicherungsnieβbrauch)基本相同，与法国，意大利民法中的不动产质亦十分相近；第三，从历史源流来看，德国的担保用益以及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不动产质实际上是同出一源的制度，都起源于希腊的相抵利用（αντιχρησιδ）。（注：罗马法文献中也曾有这个名称，是作为抵押的形式之一出现的。见D.20,1,2,1;13,7,33。对此，许多西方学者都曾探讨过。一般认为，这个制度是在希腊化时代被罗马人接受并渐渐普遍采用的制度，拜占廷时期还在埃及出现过。见卡瑟尔：《罗马私法》(Max Kaser,Das Roemische Privatrecht,Verlag C.H.Beck,Muenchen 1971)，第一卷，第470页；第二卷第319页。）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典权制度并非是我国独有、他国所无的法律制度。（注：现今国内大多数学者，无论是典权保留论者，还是典权废止论者，都认为典权是中国独特的不动产物权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现代各国没有与之相同的制度。不过，当我们用法律比较的科学方法将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时，就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不真实的。参见前引梁慧星等：《中国物权立法草案建议稿》第581页。）如果对上述制度的发展及其实质功能作一比较考察，那么就会发现，无论是德国的担保用益(Sicherungsniessbrauch)还是法国、意大利(anticresi)等国的不动产质，抑或我国的典权，它们的内在实质和基本功能是始终如一的，即都是一种财产或资源的用益方式。
一、我国典权制度的历史沿革与现实状态
典权是我国的传统法律制度。同时，它也是现代我国民法中为数不多的、完全未受外国法律影响而独立存在的一项中国固有的法律制度。但是，典权制度究竟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并无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典权制度与土地和房屋的买卖制度有密切关系。（注：李婉丽：《中国典权法律制度研究》对典权有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考察。文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卷，1994年，第370页以下。）从典权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它在1929年以前，即民国民法典颁布之前，始终比较混乱。在有关法律典籍中，它有不同的表述方法，亦表明着不同的内容，如典当，典质，典卖及贴典等。而从史籍上看，典当不分，古来如此。（注：“质”乃古已有之，古代中国无论动产、不动产均以质称之。两汉以降，渐有典质互代，唐宋沿之。明清以后至今，典卖、典当互用已成民间习惯。台湾学者杨与龄认为，典质互用始见于《旧唐书》卷140列传。参见杨与龄：《有关典权之几项争议》，见苏永钦主编：《民法物权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1月，第253、254页。）清末民初法律改制起草民律草案时，曾经一度以为典权即日本民法的不动产质，故没有对其加以规定。（注：现在看来，当时的这种认识还是有道理的。详见本文下文。）但1915年北洋政府的大理院［上字］第448号判例却又否认了这种认识。是年10年，北洋政府司法部拟定《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共10条），是为现代中国最早有关典的立法之一[1](P.630-631)。不过，由此已经看出典与当之间未加区分的情况。即使是对典权作出了专门规定的民国时期民法典，也没有明确典、当之间的区别。而实践中更是始终普遍存在着典、当不分的现象。至于现今所看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典权案件的批复，更是多以“典当”笼统称之。（注：现今我们所看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典权案件的大多数批复，多以“典当”称之，表明学理和实践上的混乱。从下列有关典权的最高法院批复或函件看，即可知其一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房屋典当期满后逾期十年未赎，出典人及其继承人下落不明的案件的批复(1962,09,2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姜兴基与闫进才房屋典当回赎案的批复(1963,06,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雷龙江与雷济川房屋典当关系应予承认的批复(1979,11,0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房屋典当回赎案的批复(1980,1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典当回赎问题的批复(1984,12,0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在“文革”期间未能按期回赎，应作时效中止处理的批复(1986,04,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回赎中几个有关问题的批复(1986,05,2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回赎期限计算问题的批复(1986,05,27)；关于处理私房社会主义改造中房屋典当回赎案件中的两个问题的批复(1988,09,0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黄金珠等与张顺芬房屋典当回赎纠纷一案的函(1989,10,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罗超华与王辉明房屋典当纠纷案的函(1991,07,0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德辉诉佳木斯市永恒典当商行房屋典当案件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1992,03,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谢元福、王琪与黄长明房屋典当纠纷一案适用法律政策问题的复函(1992,06,0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郑松宽与郑道瀛、吴惠芳等房屋典当卖断纠纷案如何处理的复函(1992,09,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吴连胜等诉烟台市房地产管理局房屋典当回赎一案如何处理的复函(1993,02,16)；关于典当房屋被视为绝卖以后确认产权程序问题的批复(1989,07,24)，等等。诸如此类，实际上都是典，而不是当的问题。但我们的最高司法机关并没有加以明确解释。）此外，法律理论上对典权的理解也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除不动产之外还包括动产的典的关系，民间所谓典当或典质即属此类；狭义是指标的仅限于不动产的典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严格意义上的典权。上述情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我国有关典权制度的学理和实践都还存在着一些混乱。
其实，无论是从我国1949年以前或此后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典权主要是指以不动产为标的的用益权关系。在清末民初法律改制之前的传统民
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3
关键词： 文学经典； 意识形态； 文学性
abstract: ancient literature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re two forms of concept, and so are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a factual description while ancient literature is an explanatory concept. ancient literature agrees with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whereas contemporary literary classics mean borrowing and variation of ancient literary classics, hence containing unavoidable imaginative elements. a confusion of these distinctions will result in some unnecessary theoretical perplexity, which occurred as the view of ideology of literary classics. with the removal of this confusion, we will discover the two side of literary activity, that is, literary classics and literary character. the hierarchization of these concepts means mainly a diagnosis, which is preliminary but won't continue till all related concepts are discriminated.
key words: literary classics; ideology; literary character
说到文学经典，我们就忍不住地想哪些文学作品是经典，比如我们会想《红楼梦》是经典，李白的诗是经典，《三国演义》是经典，《阿q正传》是经典；有时我们也认为《平凡的世界》是经典；我们也问这样的问题：当代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大众文学里哪些是经典呢？如果例子想得少些，我们还能明白地说说文学经典指的是哪些，但一旦想起的例子多了，我们就会陷入迷惑，好像经典有很多种，每种经典的涵义都很不同，让人越想越糊涂。
一般来说，我们都注意到经典的树立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文学性，我们也叫它审美内涵；一是意识形态，就是各个利益集团不断争斗，为了自身的利益树立对己有利的经典。有学者认为经典之树立在于文学性，有学者认为主要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无论怎样，这两方面的争斗构成经典问题的主要讨论范围。但一般来说，学者们都注意到单纯从意识形态出发或单纯从文学性出发都会带来无法自圆其说的矛盾，所以往往采取调和的思路。也有学者看到经典有不同的层次，比如，我们谈论杜甫的诗作与谈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一种成熟的风格和均衡的品质，如果有人否定杜甫的诗是经典而且言之成理，那可真是一个划时代的批评家了；后者则是实验型的，本身有一定缺陷，但引起人极大关注。我们一般把前者称为古代文学经典，而把后者称为当代文学经典。［1］119这样的区分是恰当的，但如果在古代文学经典和当代文学经典中都发现了一致的文学性或一致的意识形态作用，就再次把两个层次混淆在一块儿了。
我们一般思考经典问题的时候，都是沿着“经典是如何树立的”这样的思路进行的，这里试图另换一个思路，就是考察一下我们是怎样谈论经典的，不同的谈论方式是否有不同的涵义。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治疗”意识形态论带来的一系列混淆。
为了简便的缘故，在这儿首先提出经典的层次划分。我们一般在三个层次上谈论经典：一、古代经典，制作一系列的规则；二、古代文学经典，这是从现代文学观念看的，重点在文学形式上；三、当代经典，我们依据它来判断当代文学。从三个方面来说，经典都具有史的价值，都是在树立规则。
一、 经典是与生活的交织
英文里说起“文学经典”的时候有两个表达，一个是literary canon，一个是literary classic，都有规则或传统的意思。实际上传统就是规则，我们遵照传统而行事就是遵照传统给我们树立起来的规则行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经”与“典”是两个词，但两者的涵义大致是相通的。《说文解字》认为“经，织也。”《辞海》对此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经，织物的纵线，与‘纬’相对。”《说文》里的释义是比较古的，与经的原意比较接近。织是什么呢？是织入其中的意思，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形成规则，无论是经还是纬，都是赋予形式，使物得以显形。一块布，如果没有横线和纵线怎么织成一块布呢？所以“经”是一种条理化的规则。我们在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行为，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一些规则把它们织到一起，就是混乱的，但一般来说，各个行为之间都会有一些关联，这些关联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把它们确定下来，使人们有章可循，这就是“经”的作用。“经”一旦树立，就会产生规约人们行为的作用。有了经，人们的行为就有了遵从的规则；二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经”为人们的生活树立起规则，但不是说从此之后，这个规则就从人们的生活中独立出来，与人们的生活不相关了。“经”就是与人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古代不断有释经的行为，甚至有为了某种目的而造伪经的行为，这都是看到“经”实际上是交织在人们生活中的，它不是孤立地存在于某个高高在上的所在，向我们放射无比耀眼的光芒，那样想实在是一种误解。我们说经典的树立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为什么树立经典？因为有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可能是政治生活，可能是经济生活，可能是道德生活，可能是文化生活，等等。当然在古代，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它是一种混合的规则，它可能就是结合着某种政治需要、文化需要等等而树立起来的文本典范。作为一种规则，它就不可能仅仅是文本表述自身的规则，它还包含着政治规则或者文化规则等等，就像《诗经》，它不仅仅是文学作品，或者它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它可能本来就如《礼记·王制》所言是天子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注: 以上所引为《诗经》的采诗说，另有列士献诗说、孔子删诗说。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60-61页；亦见陆侃如、冯元君《中国诗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9页。]，后来演化为各种有教养活动的交流平台，所以你会看到对于《诗经》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在我们现代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它就是那样恰切。
与“经”相连的是“典”。“典”的原义则为常道、法则。《尔雅·释诂》解释道：“典，常也”，“典”主要是一种树立起来的规则，而“经”不仅有这层意思，它还显现出一种形成的过程，显现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层面。“经”与“典”的词意在古代中国基本可以通用。可见在中国古代，经典的意义就在于树立规则，同时它又与人们的生活编织在一起。古代政治阐释和伦理阐释是主要的两条途径，所以古代的经典主要偏重于这两个方面。但这样是否就能说经典的树立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事呢？进而说文学经典的树立也同样是意识形态所致？
可以看到，诸多主张意识形态论的学者对此会持肯定的答复，而且看起来好像也顺理成章，因为古代经典的树立就是与生活中的各种政治、经济、伦理关系纠结在一起的，那么经典也正是在各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形成的。但是我们看到，意识形态论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就是文学与其他部分是分离开的。文学，有它独特的领域，它与其他意识形态部分有一个边界隔开，哪怕这个边界是非常模糊的。其实，强调文学审美内涵的观点也同样假设了这一边界，而且会把这个边界划得更清晰一些。这样思考经典问题，就会假定文学一直有其自己独特的性质，它或者拒斥其他因素的侵入，或者接受其他因素的侵入。但古代是否有这样的文学性呢？回答是否定的。可以说，这样想是拿现代文学的性质衡量古代文学。
二、 古代文学经典的涵义
我们先要说说“文学”这个概念。据乔纳森·卡勒说，“文学”(literature)一词晚到200年前才具有现代意义的，我们可以在18世纪末德国浪漫主义中找到它的踪迹，或者是以法国作家斯达尔夫人于公元1800年出版的一本书《文学与社会建制的关系》为标志。那么，什么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呢？就是一种以想象性为主的写作。［2］21西方“文学”概念的演进与中国类似。中国古代并无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但有相近的“文”的概念，只是这个“文”的概念比较驳杂，中国学术传统讲文史不分家，“文”这个概念也是如此。当然从魏晋开始，开始有了注重形式因素的“文”，与现代意义的“文学”概念相近，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并不占优势。比如宋太宗（977－984）时期修纂《太平御览》中“文”的分类为：1.序（文）；2.诗；3.赋；4.颂、赞、箴；5.碑；6.铭、铭志、七辞、连珠；7-8.御制；9.诏、策、诰、教、诫；10.章表、奏、劾奏；11.论、议、栈、启、书记；12.诔、吊文、哀辞、哀策；13.檄、移、露布；14.符、契券、铁券、过所、零丁；15.品量文章、叹赏、改易、诋诃；16.思疾、思迟；17.著书（上）；18.著书（下）、幼属文；19-20.史传。
离我们最近的清代，人们对“文学”的看法也与我们现在完全不同。比如清代张英、王士祯等撰的《渊鉴类函》中文学类分为：1.周易、尚书；2.春秋、礼记、史；3.书籍、帙、诵读、写书、藏书、校书、求书、载书负书、赐书、借书；4.文字、著述；5.文章（敏捷、叹赏）；6.诏、制诰、章奏、表、书记、檄、移、图、谶、符；7.诗、赋；8.七、颂；9.箴、铭、集序、论、射策、连珠、诔、碑文、哀辞、吊文；10.儒术、劝学、善诱；11.讲论、名理、好学；12.博学、幼学、从学、同学、废学；13.笔、砚；14.纸、墨、策、简、牍、札、刺、券契、封泥。
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文学不过是古代“文”的分类的一部分而已。
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是晚清以来才由日本转译过来的。近代日本先借用中国“文学”一词来译literature，词义缩小定格为“以语言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的艺术”，再传回到中国，成为后来中国“文学”概念的一个主导方向。［3］362但也不是说，这个译法一经传入，“文学”概念就再无疑义了，实际上，“文学”到底指什么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初文学史写作上。如何书写文学史，如何确认文学史中的经典，这经过了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4］
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文学的涵义都有演变，古典涵义与现代涵义有很大区别，而我们现在使用“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基本上是在现代涵义上使用的，因此我们在古代作品中用到“文学”一词的时候，要有一些历史意识。可以说，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现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概念下产生出来的，它也包含对古代文学的追慕，但主要部分是文学的自觉。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的一种解释机制，我们当然能够发现很多作品是具有强烈的形式美特性的，比如诗赋词曲，但对古代“文学”的整体规划却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基础的。
文学史本身就是由经典树立起来的。我们在文学的历史中发现，古代有很多作品很符合我们现代的文学观念，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将其称为文学经典。当我们谈论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意地忽略掉与文学无关的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样做有利于发现哪些作品更具有形式审美内涵，这当然是以当代的文学观念在古代寻找“源流”，而且这样做是很有意义的，但不要忘了，任何溯源的举动都是一种阐释，假如在谈论经典的时候把这一假定忘记了，就会倒流为源，以疏为典。我们把古代文学经典从政治、道德语境中剥离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解释，假如我们解释时，把它当作确定不变的事实了，就会发现古代文学经典是格外受到外部意识形态因素影响的。我们承认，古代经典(而不是文学经典)根本脱不开意识形态的干涉，但古代经典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一种文学史解释，两者根本不是一种存在方式，虽然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同一个对象，比如《诗经》。
所以文学经典的树立与古代经典的树立还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当然认为《诗经》是文学，但不等于说《诗经》经典化的过程就是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个范例，如果这么说就要犯错误。当然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的时候也就是指《诗经》、《史记》等等那些在古代负有文学之外使命的作品，这并不矛盾。同样是《诗经》，古代人看它与我们现代人看它完全是两个角度，我们也说《诗经》是文学经典，但我们说这话的含义不同于古代人说《诗》为五经之首的含义。所以不要把文学经典的《诗经》等同于古代经典的《诗经》。我们说的是同一个东西，但看的方式不一样。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文学经典的树立中当然有意识形态参与其中，而且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不是决定性因素。文学作品本身、政治力量、文学机构、公众意见共同构成了当时对文学[注: 此处用的“文学”一词极宽泛，它包含各种“文”与“笔”、“文”与“学”的概念分延，这也与不同时代树立经典作家的方式相符。]经典的选择，可能一时这个因素大些，一时那个因素大些，但没有哪个是决定力量。文学经典的树立是一种实践，没有一个不变的规则，过分强调其中一个因素就会产生偏差。文学作品本身，很容易被误解为文学性，一种纯粹的文学性。实际上，我们判断文学的时候都以某种文学独有的性质为基础的，但并不是说这是一个纯而又纯的文学性。没有这种东西：它潜伏着，等待我们去发现。文学性恰好就是在不断的讨论甚至是争论中显现出来的，它是生长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有一个纯粹的本性放在那儿，它一诞生就带着各种各样的杂质，包括意识形态。所以不应该说，意识形态决定经典的设立，而应该说经典的设立里就包含着意识形态的作用。但这并不能证明文学经典一直以来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古代文学这个概念更多的是现代文学概念的一个解释性应用，所以，一定要在古代文学经典中发现意识形态的决定性作用，是用错了力。这就好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我们先设置了一个完人的道德标准，然后发现没有一个人在道德上是完美的，因此就说，人都是坏的，都是为了各自私利而损害他人的，所以人的本质是不道德的。——这么说根本就没理解“道德”是怎么回事。
三、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作品
实际上，古代文学经典问题是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特别是基于当下文学观念的一个解释性评论，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评论呢？一个关键是通过梳理文学史来凸显当下文学观念，进而产生这样的想法：当代文学中有没有经典。[注: “当代”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这段时间，虽然这种划分颇为牵强，但从意识形态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来看却也合适。现代文学从1919年算起不过30年的时间，对这段时间中的经典追溯与当代文学中的经典问题是紧密相连的。]古代有经典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经典是各种意识形态交织作用的产物。古代也有文学经典，但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这大部分是我们基于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梳理，当然这个梳理不那么强硬，不是用一把标尺，定一个尺度，不合适的就截去，合适的就留下。我们看到，的确有很大一部分作品与现代文学观念相吻合，而且离现代越近，吻合者越多。但毕竟古代文学是在现代文学观念烛照下才得以凸显出来的。
我们看到，文学史的编制实际上就是经典的序列。那么当代哪些是经典？这一问题似乎很奇怪，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当代文学经典。是的，但这和谈论古代文学经典有什么不同呢？前面我们谈到用意识形态来分析古代文学作品有些偏了，当代文学作品当然是与现代文学观念合拍的，它与意识形态有多大关系呢？
我们为什么要谈当代的经典呢？一个回答是，因为它们对我们最有紧迫性，我们要依据它们来判断其他作品。如此，这些当代经典就与古代经典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树立当代文学经典，是为了显现当代文学性质为何，并依此判断其他当代作品。由于当代文学经典与政治意识形态联系过于紧密，在它身上过多地维系了政治诉求，或者说，文学经典的树立，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事，这一点在20世纪50-70年代尤为典范，而古代文学经典则是通过滤除各种意识形态因素确立起来的，所以，我们在谈起当代文学经典的时候，实际上对“经典”一词怀有谅解的心情。我们说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红楼梦》比；我们说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是经典，但我们没有拿它和古诗十九首比。我们的确谈论《班主任》这样的当代文学经典，我们也的确谈论所谓的红色经典，但这些经典与古代文学经典无疑不在一个层次上。
实际上，我们讨论经典问题的时候，往往是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的。如果不能分清层次，就会产生概念上的混淆，以致出现“古代文学经典有很大一部分是意识形态树立起来的”这样的误解。如前面所指出的，古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概念构成方式，当代文学是一种事实性描述，而古代文学则是一种解释性概念，它是中国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文学观念的应用和推演，所以说“古代文学经典由意识形态决定”是混淆了不同的概念结构，意识形态因素只应该在事实性描述中才有用力之处。
我们看到，当代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密切些，当代文学中各类所谓“经典”像走马灯一样的变幻不停，与意识形态的距离太近是一个主要原因。用意识形态来分析现当代文学还算恰当，但用来分析古代文学就会混淆事实与解释性现象。但作为一种事实存在的当代文学同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当代文学经典的话，那么这个经典的标准也会放得极低，与古代文学经典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充其量可以说是好的作品，如果把标准稍为提高，当代文学中是否存在经典就会成为一个悬案。如果当代文学经典问题消隐，那么它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会消隐。由此可见，从意识形态出发来研究文学经典问题并不是一个恰切的角度。
让我们再转换一下角度。如果我们从古代文学经典与当代文学经典是两种经典形态这一事实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当代文学经典这一提法的更深层的涵义。无疑，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观念是一致的，而古代文学则是现代文学观念的一个扩展和但这并不代表纯而又纯的文学性体现在当代文学中，相反，它是在整理古代文学时出现的，我们恰恰是在古代文学中指认最具文学性的作品和代表作家，指认的方式就是将其树为经典，所以我们才会在各种文学史中看到经典作家的追认和经典作品的排列，并把他们看做文学性质的保障。可以说，文学经典与文学性不是两种文学活动，它们是一种文学活动的两面。那么当代文学经典呢？它是对古代文学经典的借用和变形，它是对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包含相当多的想象成分。所以我们看到，当代文学活动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这是一种事实描述，而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则是一种构成性概念的借用，它的意义在于为当代文学指明方向，借以探究文学的界限和文学的性质。这么说不是把当代文学经典概念判断为一种假概念，而是指出这种概念活动的想象成分，指出它的局限以及它的积极意义。
由以上我们看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分析经典问题并不很恰切。那么是否就剩下文学性了呢？也不尽然。如果这个文学性指的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标准，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如果文学性指的是一种变化的历史，这倒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如把文学性当作一种引导，而不是决定，毕竟我们总要依据一些标准来进行判断，虽然这个标准不太牢固，但聊胜于无。我们更应该把文学性当作一种运动，经典是这种运动的另一面，两者是双向铸造的关系，而不是谁决定谁的关系。
［ 参 考 文 献 ］
［1］ 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2］ jonathan culler．literary theory［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 冯天瑜．新语探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4．
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4
形态,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观察,人物混杂的编制本身就是对人文主义的讽刺,隐藏在上述背后的,是民法学者的勃勃野心。从中国民法的发展道路看,从改革开放以来,走的是一条渐进的分别立法的道路,新的民事立法应该遵循这一发展路径,不应将已有的格局连根拔起。
[关键词]民法典诸法合体意识形态人文主义知识与权力改良与革命
一、引言
2000年10月20日,梁慧星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发表了名为《民法典制订的三条思路》的演讲,指出此次民法典编纂大致分为三条思路:一是由政法大学江平和方流芳教授等人提出的“松散式、联邦式”思路,二是由徐国栋教授提出的法国民法典式的理想主义思路,三是梁慧星教授本人持赞成态度的现实主义思路,主张取法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结构。﹝1﹞针对梁慧星教授的上述观点,2001年4月19日,徐国栋教授在山东大学法学院发表了题为《两种民法典起草思路:新人文主义对物文主义》的演讲,指出梁慧星教授所谓的三条思路实为不妥,严格地说只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条思路,因为“松散式、联邦式”的思路实质上属于“法律汇编”,是一种反民法典的思路,并戏称此种思路是“懒汉的主张”。﹝2﹞
本次民法典编纂,虽然八字才刚一撇,但却已经引发了民法学者之间的激烈争论,吸引了社会各界无数的眼球,﹝3﹞倾注了人们无尽的笔墨,在徐国栋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起草思路论战》一书中,称“新人文主义”与“物文主义”的论战是“世界民法典编纂史上的第四次大论战”。奇怪的是,这场争论完全局限于主张编纂民法典的学者之间关于如何编纂的争吵,“松散式、联邦式”思路的主张者却自始至终处于失语的状态,个中原因,笔者不得而知。但从这场论战中不难发现,主张编纂民法典的学术和社会话语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松散式、联邦式”的思路根本不堪一击,此种思路在大陆法系根本找不到喘息空间,在学术界的鼓吹和策动下,无论是权力机关还是社会舆论都把编纂民法典视为理所当然,意义非凡,在此背景之下,“松散式、联邦式”思路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松散式、联邦式”思路下的法律汇编模式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一方面,它不愿意扔掉民法典的帽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采用传统民法典的严谨结构,是一种现代版的国法大全。这种思路下的法典编纂行为很难称得上是现代的立法,对于讲究概念的精确性和结构的严谨性的大陆法民法学界而言,显然无法认同和接受。
但是,这种思路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在大陆法国家,传统的民法典编纂是否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在当下的中国,民法典编纂是否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关口?
其实,早在1999年,就有学者受国外思潮的影响,提出了21世纪是法典化还是非法典化的疑问。﹝4﹞更有学者认为“民法典是水磨、马车和风车时代的产物,”并从民法典的变动中“觉察出民法典的脆弱性和局限性。”﹝5﹞还有学者提出了“民法法典化及其限制”问题,讨论了“现代法学中的法典化危机。”﹝6﹞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疑问也引起了法律史学者的关注。2003年4月17日的《南方周末》“法眼”一栏刊登了着名学者梁治平研究员的题为《民法的迷思》的短评,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法的基本原则通过一般民事立法也能够得到体现和实现,没有民法典一样可以有民法甚至民法体系……。”同时,文章认为,近代欧洲民法典编纂的两大理由:促进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法自身内部的统一,在当下的中国,前一个问题已经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既有法学自身的问题,也有社会的原因,诸如腐败和地方保护,这些民事立法无法解决的问题,民法典也无法解决。
上述思路和置疑,虽然在震耳欲聋的制订民法典的喧嚣中微弱的如蝉蚓之细声,但却足以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发轫于罗马法的民法典编纂传统,重新审视当下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民事立法的关系。作者认为,民法典编纂本身包含着严重的缺陷,但是,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在这种传统中浸淫太久太深,丧失了对民法典编纂的反思和批判能力,将民法典编纂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情,民法典已经被神话,人们能做的就是在它的脚下顶礼膜拜,讴歌赞美,偶尔有不同声音发出,也即刻就被淹没在对民法典的肯定和赞美声中,以理性主义哲学为编纂基础的民法典走上了一条非理性的癫狂之路。在就连上帝也早已经死了的今天,我们有理由思考民法典编纂是否是唯一和最优的选择。作者认为,基于民法典的缺陷和对其功能的正确认识,从当下中国的现实出发,在上述法典编纂和汇编思路之外,在《民法通则》的统领之下开展民事单行立法,是一种在大陆法的民法范畴内既具有中国创意又切实可行的选择。
二、法典崇拜与“诸法合体”的民法典
众所周知,罗马法是属于诸法合体时代的法律。其发轫之初的立法—十二铜表法,就既包括诉讼法又包括民事法,还有刑法和行政法。﹝7﹞一直到罗马法发展的顶峰同时也标志着其发展结束的《国法大全》同样也是诸法合体。﹝8﹞虽然我们可以在《法学阶梯》看到罗马人明确提出了公私法的区分,﹝9﹞但罗马人在法典编纂时并没有遵循这一标准。当然,罗马人所处的时代决定了其立法的体例,这一点无可指责。
中世纪的学术研究以古典文化的成就为蓝本,由于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思想联系密切,导致法学研究将其最高目标与基督教的信仰相一致,因此,由于基督教的信仰将教义和真理尤其是上帝的启示作为一切知识和信仰的最后依据,应有最高权威,丝毫不得怀疑,这就使当时的法学家将《国法大全》尤其是《学说汇纂》当作“成文的理性”,认为其与圣经一样在社会规范上享有同样的绝对权威性。随着罗马法复兴所兴起的研究罗马法的第一个流派—注释法学派基于对罗马法权威的信仰,以极其严肃谨慎的态度,对《国法大全》进行逐字逐句的训诂工作(当然,在罗马法复兴的初期,这种研究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10﹞虽然后人对罗马法如此崇拜的首要原因在于罗马法自身的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正由于其高度的成就,再加上基督教的影响,导致了后人对其的非理性和无节制的崇拜。其后的评论法学派和人文法学派虽然各具特色,但无不以罗马法文本的权威性为基础,其中,
“在人文主义法学派时期,法学家们高举‘返回原文’的旗帜,以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为指导思想,着重研究罗马法的本意,讲究获得罗马法的历史知识,他们强调罗马法是人类法律的基本渊源,但是却反对评论法学派为了实用而曲解罗马法,反对他们用拙劣的拉丁文,不顾文采和历史敏感,他们更愿意把罗马法看作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现行可以适用的法律。人文主义法学派克服了评论法学派以自我为中心解释罗马法的倾向,恢复了罗马法的系统体系……”﹝11﹞
至于近当代的民法典编纂运动,正如查尔斯?舍曼所说:“就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法典编纂来说,现代立法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优士丁尼庞大的罗马法机关的翻版,前者只不过是适应时代的需求,批上了现代语言的外衣而已。”﹝12﹞
当然,欧陆国家如此继受罗马法,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12世纪城市和贸易的兴起之后,对于法律的渴求只有罗马法能够满足需要,依照罗马法的规定和模式立法也就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中世纪之后的欧陆国家政权林立,国家四分五裂,并由此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法律,如各地的习惯法、封建法、庄园法、城市法和教会法,以至于造成了伏尔泰所说的每到一驿站换马时便要适用不同法律的状况,因此,统一国家法律便是一项急迫的任务,在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民法典的制订更是与建立民族国家,确立统一的世俗政治权威联系起来。无论是《法国民法典》还是《德国民法典》,无不如此,鉴于这方面的情况已经为法学界所熟知,在此不再予以赘述。很显然,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
由此可见,后世对罗马法的继受过程是具体制度和法典结构的双重继受,贯穿于其中的是世人对罗马法的无限崇拜。无论在学术还是立法层面,罗马法的公私法划分都被后世的大陆法国家所接受,并将公法和私法在法典编纂时完全分开,这当然是一种进步,无可非议。但是,这种作法的缺陷在于,仅仅是严格贯彻了罗马法的公私法的划分,并没有在私法之下对法律部门作出进一步的划分,这是在罗马法继受过程中对罗马法诸法合体结构没有完全清除干净的结果,其深层的原因就是对罗马法的迷信。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断然拒绝公私法划分的社会主义的前苏联,也摆脱不了对罗马法体系的崇拜和迷信。据上个世纪50年代曾经留学苏联学习法律的江平教授回忆,“在莫斯科大学的时候我还要学罗马法,还要学拉丁文,我看这也是当初苏联民法的特点,它可以批判沙俄的民法但它极度崇拜罗马法,俄罗斯自己认为是东罗马帝国法律体系的,苏联民法的体系还是按照罗马民法的体系制定的。”﹝13﹞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坚决否认并严厉批判公私法的区分,并将婚姻法、劳动关系和土地法驱逐出民法,但仍然无法走出民法典编纂的圈圈,编纂民法典成为民法学者和国家的共同的难以名状的情结。
1949年以来,随着新中国政权朝向苏联一边倒,苏联老大哥对民法的崇拜同样传染给了新中国,分别于50和60年代两次进行民法典的编纂工作。以商品经济的民法调整对象理论闻名的佟柔先生认为民法在发展过程中,其内部也经历了一个由诸法合一向诸法分立的过程,不属于商品关系范畴的部分不断被分离出去,如婚姻法和继承法,不应把婚姻关系、劳动关系、商品交换关系和继承关系混为一谈。﹝14﹞但遗憾的是这种思想本身贯彻的并不彻底,仍然试图以庞杂的交换关系为基准制订民法典,最终未能摆脱对“典”的崇拜。改革开放后,借助台湾地区民法,又以极快的速度重新回归德国式的民法传统和框架,从一个姓社的“典”的怀抱中刚刚挣脱出来,又一头扎进姓资的“典”的怀中。“松散式、联邦式”思路同样也是这种崇拜的产物,它同样对民法典恋恋不舍,虽然拒绝传统的民法典编纂方法。
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5
在笔者看来,由于曹文轩的多重复杂身份,考察他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关系也应该从多个角度进行,这些角度主要包括:作为作家、学者、批评家的曹文轩的文学观与经典观;曹文轩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与策略;曹文轩是如何以学者和批评家的身份参与经典化的。
一、曹文轩的文学观与经典观
曹文轩的文学观与经典观历来都是人们争议的热点。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挑拣出他文学观与经典观的“关键词”,例如“纯美”“感动”“审美”“形而上”“悲悯情怀”等等。他自称“在理陛上是个现代主义者,而在情感和美学趣味上却是个古典主义者”。有评论家指出,“曹文轩的小说以其优美的诗化语言、优雅的写作姿态、忧郁悲悯的人文关怀,执着于古典主义的审美情趣。他追求艺术感染的震撼效果,追求文学的永恒魅力,同时也汲取了西方以安徒生童话为代表的悲剧精神”,他的创作也因此被视为当代文学“古典美”的典范。然而,他对于当代文学的一些偏激看法也屡屡遭到非议。例如,他反复强调并怒斥当下中国文坛的“粗鄙化”倾向,认为“文学不能转向审丑”,“文学不能缺少美的特质”,并且将新时期文学总结为“粮食”与“房子”两大主题,追问作家们“我们可曾想过,这粮食问题与房子问题总有一天是要被解决掉的吗?如觉得文学确实不能这样太形而下,便应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力图寻找到形而上一些的东西(如人性等)”。这样的文学观无疑极大地影响了他的经典观,进而影响了他对于文学经典的认定与选择。
在其颇有影响的学术着作《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中,曹文轩列举并分析了80年代的诸多文学现象后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中国,渴望着‘纪念碑’式的伟大作品。”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里的所谓“‘纪念碑’式的伟大作品”,其实就是“经典”的另一种说法。因此在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被译介到国内以后,曹文轩似乎马上找到了文学观和经典观上的知音;而他用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诗意语言倾诉“遭遇”布鲁姆时的欣喜,甚至可以被我们理解为在理论资源枯竭之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对所谓“憎恨学派”将审美“意识形态化”的批判,是布鲁姆写作《西方正典》的出发点。在他看来,文学的审美价值无疑是最基本的文学立场和首要的文学观念。他强调“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以及“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其实早在读到《西方正典》前,曹文轩便已经大致形成了与布鲁姆相同的经典观,在随笔集《一根燃烧尽了的绳子》中收录的十七篇对经典作家的解读中,我们看到,那些或是竭力追求形式美或是力图探讨形而上问题的20世纪西方作家的名字占了多数(川端康成、普鲁斯特、卡夫卡、奥尼尔、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米兰·昆德拉一人则占了两篇),而毛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三人也是19世纪西方文坛上以“形而上”思考和对艺术性追求着称的作家。在对中国作家的态度上,鲁迅因其不可回避的经典地位入选,但曹文轩基本上是在探讨鲁迅在艺术上的不朽价值。另外三位中国作家则分别是钱锺书、沈从文和废名——其倾向与立场不言自明。至于中国当代作家,则没有一人进入曹文轩的法眼;相反,他对已经“经典化”了的当代作家赵树理颇有微词,认为他一生都在关心“当前问题”,开了当代作家执着于“形而下”问题的先河。
在积极投身倡导“儿童阅读”和中小学生“经典阅读”的活动中,曹文轩终于明确提出了自己的“经典观”:“所谓的经典就是那样一种东西,我把它看成是至高无上的。这里的阅读是一种仰视,就是事情到这里为止不能再过去了,就像来到一座高山下面。经典肯定是与时间有关系的,对于现在的东西,我只能这么说,它可能成为经典。”“我以为一个正当的、有效的阅读应当将对经典的阅读看作是整个阅读过程中的核心部分。”尽管曹文轩延续了一向使用的诗意语言风格而使得自己的观点表达得并不是很明确,但综合他在其他场合的表述,我们仍然可以推测出,他所谓“至高无上”、需要“仰视”的经典,就是那些在思想主旨上追求“形而上”、在艺术上追求“纯美”、“唯美”且倾向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而“经典”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现在的”“(好)东西”理应成为将来的经典。
二、曹文轩文学创作的经典化历程与策略
对于曹文轩的文学创作已经成为“经典”的事实,相信不会存在太大的疑问,因为已经有不少人宣称“曹文轩是新时期以来最出色的少年小说作家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他一直是少年文学创作的标杆性人物”。曹文轩的文学创作几乎是与新时期文学同时开始的,因此,曹文轩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可以说是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的始终,是考察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一个理想剖面。
提到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策略,人们通常会想到文学评奖、评榜叙述、命名叙述、大众文化传媒叙述等路径。而在这些路径上我们都能看到曹文轩的身影。就文学评奖而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曹文轩一入曾五获中国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无出其右者;第二,在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的评选中,曹文轩的个人着作荣获两项大奖,这在历届国家图书奖的评比中尚属首次。此外,在曹文轩的自述中,我们还了解到《红瓦》曾参与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当年进入茅盾文学奖评奖的终评,直到最后一轮才下来,而且好像就差一票”。罗贝尔·埃斯卡皮曾说过,“在某一种着名的文学奖中获得一票或两票,就会成为一张王牌,人们是不会忘记在书的封套上提上一笔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些由“文学精英集团”颁发的“象征资本”具有权威性(起码就当下而言),并且能够意识到它们在新时期文学经典化过程中所起到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就应该承认曹文轩的文学创作(起码是获奖作品)已经具有了成为“新经典”的资格。
吴义勤先生在论及文学选本活动时曾指出,“它们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一个年度内的中国中、短篇小说被‘经典化’的机会。”选本(不仅是年选)和排行榜对于经典化的重大意义并非仅限于中短篇小说领域,对于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学 领域都是值得关注的。特别是在中小学生“经典阅读”之风日盛的当下,曹文轩的作品被选人由“当今国内权威的儿童文学专家”们组成高端评选委员会、费一年多时间选编的带有鲜明的“官方”“正史”色彩的《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其“经典”地位的权威性似乎已不容置疑;而诸多民间“经典”选本也纷纷看好曹文轩,将其作品列入选本(如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中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的事实,从另一个方面证实曹文轩作品并非仅被学院派的“经典”眼光看好。
在考察新时期文学经典化过程时,文学图书的发行量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话题。特别是在已经进入“畅销书时代”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作家和评论家抛弃了“流行=庸(低)俗”的片面观点,开始探求既叫好又卖座的文学创作与销售之路;而全社会文化水平和文学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自然会淘汰那些庸(低)俗的通俗文学出版物,兴起高品味阅读的热潮。曹文轩的作品几乎每一种都是图书市场上的热门之选。仅《草房子》一书,印刷次数就超过了一百次,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一家的版本销量就超过六十万册,而包括《草房子》在内的曹文轩“纯美小说”系列问世二十七个月的总销售达到一百零四万册,被国内出版界惊呼为“奇迹”。为此,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专门在北京举行了“《草房子》百次印刷庆典暨曹文轩创作成就研讨会”。曹文轩作品的畅销与长销,不由得让笔者联想到同样是以高品位青春小说创作着称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而村上作品中文译者林少华先生的论文《村上文学的经典化的可能性——以语言或文体为中心》则力陈村上小说可以列入“经典”的诸多理由:反映了一个时代的风貌和生态;有追问、透视灵魂的自觉和力度;表现了对人类正面价值、对跨越民族和国家的“人类性”的肯定与张扬;对人性的把握和拓展方面有新意;具有个性化的语言或文体。我们发现,曹文轩的作品也基本上具备这些特点:《草房子》《青铜葵花》等对于“”时期乡村生活片段的呈现,作者对人性深入剖析,对人文关怀、“感动”等普世理念的追求,以及富有诗意的语言风格,都使曹文轩的作品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上醒目的存在。如今,村上小说能否算作“经典”尚无定论,或许这正符合曹文轩的“经典生成过程论”,但林少华论文中列举出的那些观点无疑能带给我们些许启示,成为同样支撑曹文轩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有力理由。
从《飘》等作品的经典化历程可以看出,畅销书有朝着经典或名着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或者说经典和名着必须首先是畅销书,因为“艺术只有作为‘为他之物’才能成为‘自在之物’,因此,被读者阅读和欣赏是艺术作品的重要本质特征”。“文艺作品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当下学界对“畅销书”的定义众说纷纭,在陈晓明主编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就给出了“在一定时期内销售量很高、深受读者欢迎的各类图书”和“专指一种商业运作意识自觉的商业性图书”两种不同的解释。曹文轩作品比较符合前一种定义,但在其出版发行过程中也可以嗅到浓郁的商业气息。广告、书评、专访等传统宣传方式自不待言。在出版商的策划与配合下,曹文轩也曾多次举行大张旗鼓的签售和读者见面活动;而借“人文进校园”等教育主管部门所举办的活动积攒人气、向乡村小学和少儿图书馆赠书等做法,无形中塑造出了作家热心公益事业的形象,相较于许多作家负面新闻不断的现状,堪称成功的宣传与营销策略。种种事实都表明,在一个所谓“注意力经济”作用越来越明显的时代,与各种媒体配合默契程度的大小,或许真的可以影响一个作家及其作品的销量与受关注程度,进而影响其“经典化”的进程。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影响”理应成为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因素。例如,村上春树作品的中译本行销总数已逾三百三十万册(截止到2007年10月),他本人已经成为最为中国读者熟悉的日本作家;而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也无疑成为了“村上春树作为严肃文学作家也正在得到承认”的重要证据。曹文轩的许多作品早已走出国门,在韩国、新加坡等地受到追捧。例如,韩国早在2001年便翻译出版了《红瓦》,该书随后被韩国全国国语教师协会选为“国内外最优秀的成长小说”,并入选高一国语教材《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字》,成为写小说和阅读的样板;至2009年,曹文轩的长篇小说均已被翻译为朝鲜文在韩国出版。而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向全国国民推荐阅读《草房子》,并规定全国所有国立图书馆均需配备四十册《草房子》……国际影响的增强,也为曹文轩作品的经典化过程加分不少。
三、曹文轩是如何以学者和批评家的身份参与经典化的
曹文轩被誉为“国内少有的学者型作家和作家型学者”,以及“有出色才华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然而,除了四部学术着作,我们却很少见到他的学术论着(文)。反倒是经常可以看到他为别人的新书作序,或是接受各地各级媒体的访谈,这显然已经成为曹文轩在新世纪表达自己文学观点的最主要方式。一位记者曾如此介绍自己眼中的曹文轩:“现在,曹文轩说,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有时间静下心来写书看书。……然而,他做不到。因为俗事缠身。在记者采访的一个多小时里,他接了三个约他讲课或当评委的电话……在曹家书房墙上挂的月历上,9月份30天中有21天画着圈,那是对曹文轩必须外出应付的提醒。……光是写序,曹文轩说他一年到头就不知要写多少,这是他颇为头疼、无奈的事。‘外人只看到我写了多少序,不知道我推掉多少’。”这一段描写或许不仅仅适用于曹文轩,也是当下众多一线评论界、学术界“名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正是这种生活,众多的“曹文轩们”在一点一滴地促成着新时期文学的“经典化”历程。
除了撰写评论,学者和评论家们最常做的事情便是编辑各种文学选本。曹文轩曾参与主持了两次着名的选本活动。首先是在新世纪之初主持编选了《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其次是他长期担任“年度中国小说”“北大选本”的主编工作。《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在诸多当代文学作品选本中的独特地位在于,它选择了“20世纪末”这一时段(其实是20世纪最后的20年),是一部当时少有的直接针对“新时期文学”的选本。由此不难看出曹文轩在刚刚经历了二十年的新时期文学作品中披沙拣金、力求甄选精品树立经典的意图。而这一选本与他主持的其他选本一样,被冠以“学府选本”的名称,这是编选者理念的集中概括——以“学府”二字彰显与其他商业化选本不同的纯粹性、严肃性、学术性、创造性的品质和特性,这在他为该书所作“后记”中也可看出一二(“作为学府选本,这套选集稍微倾向于作品在艺术上的纯粹性”)。由此,编选者便毫不避讳明显的倾向性,例如对汪曾祺小说和海子诗歌的格外偏好;而海子小说《初恋》、张承志诗歌《(心灵史)第五门尾诗》等“越界之作”的入选,无疑会给读者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另外,他还舍弃了不少作家原本被公认的“代表作”,而选择他们并不出名但水平与“代表作”不相上下的作品(例如不选鬼子的代表作《被雨淋湿的河》而选《上午打瞌睡的女孩》);选择一些具有一定水平的冷门作家作品(例如许辉及其《夏天的公事》罕被文学史提及,倘若不是被这一选本选人,也许就会一直湮没无闻下去)。这些做法无疑会使“新时期文学经典”更具多样性,但也更复杂了。而“年度中国小说”“北大选本”的编选,则是长 期以来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北大评刊”活动的深入。印在扉页上的“学院的立场,可信的尺度,严格的筛选,切近的点评”点明了这一编选活动与《20世纪末中国文学作品选》“学府选本”在艺术追求上的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曹文轩历来强调“点评式”的小说评论与鉴赏,认为“若干世纪以来,艺术品就是这样被阅读的,也正是这样一种阅读,使文学成为了文学”,并由此找到了“新批评”代表人物布鲁克斯和沃伦的《小说鉴赏》与金圣叹、张竹坡等中国古典批评家的相通之处。而“北大评刊”正是他重振评点式、鉴赏式小说评论的实验田,彰显出他力求借助中国古典文艺批评资源参与新时期文学经典化的努力。
曹文轩对文学的关注点从向儿童文学、“成长小说”和青春文学的转移,或许始自他担任“新概念作文大赛”评委。作为高等学府的代表,曹文轩等人不仅仅只是一次作文比赛的评委,还肩负着为重点高校遴选保送生源的重任。从此,他的名字便与“新概念”和“保送生”联系在了一起。若干年后,曹文轩编选了一套《北大清华高考状元阅读书系》,让六位相当“酷”的北大清华高考“状元”现身说法,介绍自己的阅读书单。这一出版选题看似很突然很“无厘头”,但仔细思索其编选者的背景,便不难得出结论——尽管“新概念”号称是要探索一条人才选拔的新路,是素质教育对应试教育的一次挑战,但在当前中国的教育体制下,所谓的“挑战”无疑是软弱无力的。曹文轩一方面擢拔出韩寒、郭敬明这样的“人才”,力图促使他们完成龙门一跃(但是韩寒似乎并不领情,早早辍学了),从而塑造自己“素质教育先锋”的形象,另一方面却又向应试教育的鼓吹者妥协甚至“合谋”,借应试教育最成功者(“高考状元”)来推广所谓的“经典阅读”。两种做法看似矛盾,但无形中都是在利用手中令无数学子艳羡的高等教育资源书写着自己的神话,从此,万千学子只知曹文轩是“青春文学教父”,或是皈依曹氏“经典阅读”便有成为高考状元的可能,当下传媒界极为重视的“读者忠诚度”由此形成,并得以不断巩固。一个凡事都要“祛魅”的社会,却同时又在进行着“增魅”的荒唐举动。所谓“教父”一词,闪耀其上的“卡里斯玛”光芒是否还不够夺目?而当商业社会力图将各个领域都“偶像化”时,文学界又岂能免俗?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曹文轩作品的经典化历程是各种经典化策略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作家、出版商、读者、批评家、媒体乃至教育部门都有意或无意地参与其中,为我们绘制出一幅纷繁复杂的当代文坛文化全景图。这无疑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控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世纪文化生成语境同新时期之初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结果。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这样的文化生成语境亦是一柄双刃剑,在肯定其对文学经典化起到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负面影响。
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6
【关键词】国学 经典 语文 道德
“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课的教育内容囊括了语言、文学、文化、科学等诸多方面，而国学经典，无论是文章语言、结构，还是艺术成就，都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当代中学生仍然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一、现状分析
“经典诵读”活动在中国的全面开展已经有些年头了，许多专家学者对于这一活动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不过，笔者在梳理文献资料时，发现学术界对于国学经典的诵读方面的研究侧重点在于其积极及消极意义的探讨，对于“国学经典诵读”与中学生价值观、道德形成之间的关系探讨不是太多，可以说是现在家长和社会上对于“国学经典诵读”还处于很表面的阶段，有些家长甚至于将引导学生进行国学经典诵读看作为提高学业成绩的一个手段，国学经典中很多做人的道理和传统美德，并没有得到传扬和继承，这一做法无疑是未能完全理解国学经典之内涵，国学经典诵读存在着片面性，又或者是有些人认为国学特别是传统儒学太过中庸对现代社会缺乏积极意义，导致学生面对教材中的经典都是消极地对待，仅仅将其看作为一种知识。
二、经典诵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修养
语文学科在各门功课中的作用十分清晰，语文是学好其他学科的基础，特别是阅读教学，阅读课既体现了语文课的工具学科属性，又具有着丰富的人文属性，对于经典桥段的阅读尤为如此，阅读课可以看作为将语言和文化进行糅合的工具。环顾当下的考试模式，无论是高考语文，还是中考语文，其分值明显凸显了语文的重要性，经久不衰的文章谓之为经典，是文学的精髓之所在，阅读经典、鉴赏经典的文章，学生获得的不仅仅是阅读的方法，更是思想和精神上的熏陶，获得文学修养上的提升，足以让其受益终身，实现“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统一。
三、经典诵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道德情操
义务教育语文新课标明确指出：“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课程目标中可以明确地看到语文课程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灵魂，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国学是民族凝聚力的载体，是传统文化的符号，承载了一个民族的道德规范和智慧，更是“民族文化之根”，国学经典中富含着能够引领中学生正确价值观的资源，这些资源都会对当代青少年的价值观产生及其重要的影响。现在看来，关于国学经典对学生作用的全面性研究的人不是太多，笔者在平日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发现，无论是学生还是其家长，对于经典德育教材如《弟子规》等经典读物表现出来的热情要远高于我们平常的班会课教材，笔者在对所教班级的学生调查后发现，平日里重视国学经典诵读的学生，其价值观、人生观的很多方面都有了积极的变化。
四、经典诵读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审美观
通过研究将国学经典作为载体将语文教学与美学的有机的结合起来，例如，国学中的古典诗歌以其经济的手段表现最广阔的生活，描绘最美好的境界，抒发最丰富的情怀，大千世界的瞬息变化囊括在短短的诗句之中，有着摇曳生姿、声辞俱美、情韵无限的艺术魅力与美学的结合，通过文学艺术、社会生活和大自然的美，培养学生具有感受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如何让学生从中发现美、在美中陶冶性情并创造美，继而将民族精神发扬光大，这是广大初中语文教师孜孜以求的目标，也是“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的教学要求。
五、结束语
“人的全面发展”首先指人的“完整发展”，即人的各种最基本或基础的素质必须得到完整的发展，我们通常说的“人的全面发展”是把人的基本素质分为诸多要素，也就是培养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获得完整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最根本的，是指人的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充分、统一的发展。经典诵读教育包含很多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儒、释、道三家的精华，不仅仅会提高一个人的语文素养，而且对人格的健全，全面综合素质的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首先，经典诵读在潜移默化中使学生的语文素养逐渐提升；其次，在道德价值的层面，读诵经典或学习先贤格言都有益于树立学生正确的世界观，道德观；再者，在学生智力水平方面，经典诵读可以使小学生的记忆力大大提升，语文阅读能力大为提高，并可以消除学生对文言文的“陌生化”，能够提升学生的专注力；经典诵读教育还能够培养学生整洁朴素、优雅自然的仪表，以及从容豁达、谦虚有礼的风度……这些都说明了经典诵读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廖邦.呼唤渐行渐远的“君子之风”——浅谈国学教育进入中小学必要性[J].龙岩学院学报.2005(06).
[2]金林祥,张正江.论少年儿童读经教育的德育意义——加强未成年人道德教育的有益探索[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10).
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7
关键词搭配词典汉语问题调查对策
一、 引言
随着“汉语热”的到来，为了满足汉语教学和学习的需要，学界陆续编纂出版了一些汉语学习词典，如孙全洲主编的《现代汉语学习词典》、李忆民主编的《现代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李晓琪主编的《汉语常用词用法词典》、徐玉编的《当代汉语学习词典》、鲁健骥等主编的《商务馆学汉语词典》等。付娜（2010）对四部学习词典中的词语搭配进行了考察。词典在对搭配的处理方式上分隐性处理和显性处理，前者指在释义或配例中给出搭配，后者是直接给出搭配的情况。研究发现，这些词典对搭配的处理存在一些问题，如配例分配与搭配在真实语言材料中的分布不合，配例典型性不够，配例实用性不强，同类型搭配信息重复，固定搭配漏收或者没有与自由搭配区别对待等。作者还进一步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策略。
现代汉语搭配词典的编纂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起步，九十年代出现了一批能代表当时汉语界词语搭配研究水平的词典。从收词与所收搭配的情况来看，汉语搭配词典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专收实词的搭配词典，如《学生常用词语搭配词典》（以下简称《学生》；张寿康，林杏光1989）、《简明汉语搭配词典》（以下简称《简明》；张寿康，林杏光1990）、《现代汉语实词搭配词典》（以下简称《实词》；张寿康，林杏光1996）；第二类是偏重于收实词，兼收虚词的词典，如《汉语常用词搭配词典》（以下简称《汉语》；杨天戈等1990）、《常用词语搭配词典》（以下简称《常用词》；赵培庠1999）、《现代汉语搭配词典》（以下简称《现代》；梅家驹1999）；第三类是专收动词搭配的词典，如《汉语常用动词搭配词典》（以下简称《搭配》；王砚农等1984）；第四类是专收某类词与特定句法成分搭配的词典，如《汉语动词结果补语搭配词典》（王砚农等1987）就只收录动词与其结果补语的搭配。从词典学角度专门论述搭配的文献不多，大都散见于相关词典的序言、使用说明中。杨同用、司敬新（2007）从搭配词典编纂的角度对搭配进行了分类，分为语法搭配、逻辑搭配、习惯搭配、高频搭配与个性搭配、固定搭配、超常搭配等，作者认为习惯搭配、高频搭配、固定搭配是搭配词典应该处理的重点内容。和英语搭配词典一样，汉语搭配词典对搭配的处理也是综合性的，提供了丰富的语义、句法信息。但是汉语词典也存在不少问题，如不区分自由搭配和限制搭配（郭茜，黄昌宁1995），即没有对搭配进行细致分类，更没有区别对待；这些搭配词典都没有提供词项出现的典型句法模式（即句型），部分词典提供了诸如主谓、动宾这样的搭配框架，但这对于学习者来说是远远不够的；这些搭配词典都不是在大规模语料库的基础上完成的。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汉语搭配词典，尤其是面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的搭配词典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这就需要我们对汉语搭配词典进行细致考察。本文以七部汉语搭配词典为研究对象，比较搭配词典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初步的解决对策。
二、 汉语搭配词典存在的问题
1. 宏观方面的问题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汉语搭配词典在用户群体的针对性、收词量、语料的使用和信息呈现手段等方面尚存在问题，下文逐条论述。
（1） 用户群体的针对性
一般来说，任何一部词典在编纂之初就应该有比较明确的目标用户群体。从国际词典学的发展趋势来看，使用者视角的词典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国际上已有不少学者对该领域进行了专门研究，Atkins、Hartmann和Yukio Tono等学者出版了专题论著。（郝瑜鑫，王志军2013）但我们所考察的七部现代汉语搭配词典所拟定的目标用户群体都缺乏针对性，大多数词典在前言中称其服务对象为中小学生、教师、语言文字工作者、留学生、计算机用户等。根据这种表述，这些搭配词典的适用群体似乎很广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涉及的面越广，其针对性就越差。目标用户群体的不同直接影响到词典的收词数量、收词范围、编写体例，甚至会影响具体的词条处理。
（2） 收词量的问题
从上文可以看出，现代汉语搭配词典所收录的词多为常用的动词、形容词和名词，收词量从1000到8000不等，其间差距竟如此之大，那么现代汉语搭配词典究竟应该收录多少词比较合适？《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是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在大规模真实文本的基础上通过计算机进行词频统计，然后再加以人工干预制定的常用词词表，因此该词表中所收录的词语基本涵盖了当代汉语较为高频的常用词。该词表收录动词约3200个，形容词约1200个，名词约3500个，其中谓词约4400个，因此我们认为，仅以谓词作为词目词的搭配词典，其收词量应在4400个左右，如果加上一些用法比较特殊的名词，收词量应该在6000个左右。
（3） 语料选择和统计方法的使用
本文所考察的七部搭配词典有三部]有交代语料的来源（《搭配》《学生》和《现代》），其余四部均选自影响力较大的现当代典范文学作品，调查手段为人工制作卡片。由此可以看出，这些搭配词典在语料的选择和使用方面都存在较大问题。首先是语料的选择过于单一。从语体的角度来看，仅仅涉及书面语体；从语域的角度看，主要涉及的只有文学作品。其次是统计手段过于传统。从文学作品中选择例句后人工制作卡片的方式费时耗力且不能保证统计的准确性。二十世纪后半叶，由于语言研究观念的转变，加之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技术的发展，计算机技术开始应用于语言研究。1961年，弗朗西斯（N.Francis）和库塞拉（H.Kucera）等学者合作建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机读语料库，即布朗语料库（Brown Corpus）。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汉语大规模语料库的建设得到了重视。大规模语料库的建设无疑为语言研究和词典编写中的检索、分析语料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下文还将就这一问题具体展开论述。
（4） 信息呈现手段过于单一
正文中通过插图、插表等直观形象的方式说明词语的句法、语用等信息，已经是英语词典普遍采用的方式，比如使用柱状图或饼图展示词语在不同语域中的使用概率等。（郝瑜鑫 2013b）和英语搭配词典相比，汉语搭配词典信息呈现手段过于单一，所考察的七部词典均为文字表述，没有使用任何插图、插表等辅助手段。
2. 微观方面的问题
从微观的角度看，在对不同类型搭配的处理、词目词的处理、搭配信息的处理等方面，汉语搭配词典存在不少问题。
（1） 不同类型搭配的处理
这些词典对固定搭配与一般搭配不加区别，对半固定搭配不予收录。固定搭配包括成语、惯用语等。这类词语通常在形式上是凝固的，不能随意更换；语义上通常是融合的，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不能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本文所指的固定搭配不一定是成语或者惯用语，但符合以上列出的两个特点。一般搭配与固定搭配不同，通常可以替换其中的词语，一般搭配的意义可以通过词与词意义的相加得到。然而，如《简明》中词项“帮”的搭配中将固定搭配“帮闲凑趣”“帮倒忙”等和一般搭配“帮别人”“帮我出主意”“帮着叠衣服”等混杂在一起，不加区分，显然是对搭配的类型没有处理好。
半固定搭配通常是一个开放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可以更换一部分词语。半固定搭配是非常典型的一类搭配，对于语言运用尤其重要。但是我们所考察的搭配词典对这类搭配关注甚少。譬如“帮助”大多数可以出现在“在N的V下”这个半固定搭配框架中（如“在老师的帮助下……”），词项“到”有一个半固定搭配是“到某时间为止”，但这些搭配均没有收录进词典。
（2） 词条处理不当
词条处理不科学，没有及时吸收汉语研究的相关成果。此处以离合词“帮忙”的处理为例进行说明。《学生》和《实词》中，“帮忙”一词只有合式的搭配情况，离式的用法完全没有涉及；而《简明》中“帮忙”混杂在“帮”中。汉语的离合词现象很早就受到了关注，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显然搭配词典这样的处理没有吸收相关的研究成果。此外，《简明》对“帮助”的处理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帮助”有动词和名词两个词性，分属于不同的义项，但《简明》把这两个义项的搭配混在一起罗列。汉语的研究越来越接近语言事实，越来越精密，因此搭配词典的编纂应该不断吸收语言学研究中较为成熟的成果，以使词语搭配的描写更符合语言使用，为用户提供更为准确的信息。
（3） 搭配信息不规范
搭配信息不规范，方言俚语混杂其中。现代汉语搭配词典提供给用户的信息应该属于汉语普通话的范畴，具有规范性。大多数搭配词典收录的语料来自现当代名家名作，但是名家名作中也有很多非标准普通话的元素，这些信息不应该收录在搭配词典中。如《汉语》中词项“帮忙”的搭配中有“这就帮了俺的大忙了”“我凭啥子帮你忙”“帮忙搞总结”等例句，这里的“俺”“啥子”“搞总结”等就不属于通用的规范词语。
（4） 信息冗余
贪多求全，面面俱到。譬如《实词》《汉语》等把词项所有可能出现的搭配框架都列出来，然后添加搭配词或完整句例证。就动词而言，几乎所有的动词都列出了做谓语、宾语、主语、状语、定语、中心语的情况，其中《实词》在搭配框架和说明部分明确提出每个词的搭配框架穷尽列举不遗漏的编纂理念。词项“帮忙”在我们考察的语料中无一例做宾语的情况，但是《汉语》等词典依然列出该框架的搭配词。这些做法体现出了很强的贪多求全倾向，显然与语言教学和学习所需求的搭配词典应具有典型性的要求相去甚远。
（5） 所列搭配与词项真实用法不相符
在语料库中以“帮助”为关键词检索到有效语料250例，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帮助”的用法分布状况，详情如表1所示：
依表1为参照，我们对部分搭配词典进行了细致的考察。结果发现，不少搭配词典列出的搭配类型及该类型所占总数的比例与真实语料不相符。譬如，《学生》中“帮助”做谓语列出搭配24项，占总数的48%，做宾语列出26项，占52%；而真实话语中做宾语的情况仅有34.4%。就“帮助”做谓语的情况而言，《学生》中体词性宾语和谓词性宾语占总数的42.86%，兼语宾语占14.29%，真实文本中“帮助”接谓词性宾语仅有9.73%，而兼语有4269%。《实词》等词典甚至没有列出“帮助”的主要用法后接兼语的情况，出现了严重的典型搭配漏收问题。
搭配词与词项用法不相符还体现在例句的排序上。比如《学生》先列出“帮助”带体词宾语的情况，然后是带谓词宾语，接着是状语，最后才是带兼语的例证。《简明》各类搭配混杂在一起，没有任何排序的意识。这种编排顺序显然不符合词项的用法，而没有对所列材料进行排序的做法更是难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6） 语用信息缺乏系统性和准确性
现代汉语搭配词典提供的主要是词项的句法和语义的相关信息，而对语用信息的揭示很不到位。所考察的七部搭配词典中只有《汉语》提供了部分词项的语用信息，但是有些信息的准确性还有待研究。譬如《汉语》收录的“鼓励”类动词有“鼓励”“鼓动”“鼓舞”“激励”和“勉励”五个词项，其中只有“鼓励”提供了语用信息“多用于褒义，也有少数用于贬义”，但是在我所考察的108例语料中，该词项并无一例用于消极语义的情况。所以，现代汉语搭配词典的编纂和研究需要在词项的语用信息方面下更大的功夫。
三、 应对策略
针对当下搭配词典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采取措施。
1. 词典编纂者知识结构的更新和完善
从目前发现的一些问题来看，搭配词典编纂者知识体系陈旧是造成搭配词典存在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词典编纂和研究是一项理论性和实践性兼具的综合性活动，对词典编纂者的要求也非常高，只有词典编纂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完善并且能够及时更新，才有可能编纂出高质量、满足使用者需求的词典。当代词典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学习词典编纂、研究的工作者，除词典学的基本理论外，我们认为至少还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知识： 第一，当代语言学理论；第二，当代汉语语法、词汇、语义研究的新动态；第三，语言习得理论；第四，语料库数据库技术。
2. 对用户搭配词典需求的广泛调查
“需求分析”理论在管理学、外语教学等多个领域广泛使用（陈冰冰2009）。需求分析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明确搭配词典的使用对象。从大的方面看，首先可以分为机用搭配词典和人用搭配词典。机用搭配词典属于人工智能的范畴，主要用于文本自动识别、机器翻译等方面。人用搭配词典又可以分为面向本族人的和面向外族人的两类。汉语搭配词典的设计首先要明确服务对象。只有明确了用户群体，才有可能对用户的特点和需求开展广泛的调查研究，才有可能编纂出针对性强、适合用户特点的词典。郝瑜鑫等（2010）对汉语普通词典的调查发现： （1） 不同水平汉语学习者需要不同内容和体例的词典，用一部词典来满足所有学习者需求的愿望是不现实的；（2） 学习者对纸质词典、电子词典和网络词典都有需求，汉语水平不同，具体需求也不同；（3） 搭配和例句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应该科学安排，不应该只根据编写者的经验处理；（4） 对词语语用和语法信息的说明是受用户欢迎的。这些调查结果对搭配词典的编写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3. 积极汲取词汇习得的研究成果
偏误分析是将学习者的语言系统考虑在内的语言习得理论，主要关注学习者习得过程中出现的偏误现象。这对二语搭配词典的编纂是有实际意义的。首先，词典编纂者具备了偏误分析的意识，意识到了学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偏误，那么就会对相关的语言现象进行特别处理。其次，偏误分析的研究成果可以体现在二语学习者所用的学习词典中，既可以是独立成册的正误对比词典，如杨庆蕙（2009）主编的《现代汉语正误辞典》，也可以体现在搭配词典词条中，如Langman Interactive English Dictionary（《朗文互动式英语词典》）和Cambridge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剑桥高级英语学习词典》）。后一种处理方式在二语学习者所用汉语学习词典中尚不普遍。
偏误分析主要关注的是学习者习得中的偏误现象，而这对于观察、揭示语言习得规律是远远不够的。对学习者的语言系统进行全面分析的理论是中介语理论。该理论认为： （1） 中介语具有独立性；（2） 中介语是可以观察到的语言系统；（3） 中介语具有系统性；（4） 中介语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王建勤2009）。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中介语是可以进行研究的。
Sylviane Granger于2002年提出了中介语对比分析方法（Contrastive Interlanguage Analysis， 简称CIA）。中介语对比分析包括两种类型的对比，一为母语者（NS）语料和非母语者（NNS）语料的对比，二为不同类型非母语者语料的对比。前一种对比的目的是弄清楚学习者所产出的中介语的特征。这种对比能够凸显非母语者语料的一系列特征，不单单是偏误，而且能显示出学习者对词语、句法结构的使用不足和使用过度。Granger早在1998年就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后一种对比是常见的一种类型。通过对不同母语者中介语语料的分析能够显示出母语背景在语言习得中的影响，即语际迁移。Granger & Tyson（1996）通过对母语为法语、荷兰语和汉语的学习者习得英语连接词的考察就证明了这个问题。Granger所在的比利时Louvain大学英语语料库语言学中心已经承担了麦克米伦系列词典（Macmillan English Dictionary）的修订再版任务，相信这一研究范式将会在二语学习者所用英语学习词典中施展用武之地。但是，基于该研究范式进行的汉语研究寥寥无几（郝瑜鑫2013b），更不用说对二语学习者所用汉语搭配词典的影响。
4. 语料库数据库的科学使用
词典编写要依据语言事实，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但是语言事实从哪里得来？以往的搭配词典编写大多是基于编写者个人的语言感觉，然后再通过报刊等书籍中的用例加以佐证，其手段多是靠摘抄卡片。用这种方法得来的材料相对来说问题比较多，至少有四个方面： 其一数量少，其二不够全面，其三典型不突出，其四难以进行统计。这样一来，编纂者对语言事实的描写就会存在问题，编纂出的成品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Francis和Kucera等学者合作建成世界上最早的机读语料库Brown Corpus以来，语言学研究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基于语料库或语料库驱动的方法。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有可能占有大规模的语言材料，并且计算机可以在语言材料分析中提供帮助，虽然人工干预仍然不可缺少。Sinclair（1966）认为基于计算机的搭配研究，目的是为了在大规模文本中发现词项结伴出现的频率，即词项与词项之间形成搭配相互联结的强度，并建议通过设置跨距的方法来进行调查。Smadja（1993）研制了Xtract检索统计工具，该软件可以从大规模文本中获取并确认搭配，还可以用于辅助词典编纂。Smadja、McKeown和Hatzivassiloglou（1996）研制了自动翻译搭配的工具Champollion。Biber（1993）跟Smadja等学者的研究兴趣比较接近，自主开发了搭配自动提取工具Factor analisis。该软件可以识别目标词的典型搭配模式、计算搭配出现的频率、确认经常共现的搭配。汉语界从计算语言学视角对搭配进行观照的学者孙茂松等（1997）在借鉴国外计算语言学搭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确定搭配的三项统计指标，包括强度、离散度和尖峰。在此基础上研制了搭配自动提取工具，通^对“能力”一词的实验，结果发现正确率已经相当可观。在孙氏之后搭配自动提取的方法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自动识别和提取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既有一般性的研究，也有在某种句法框架内的研究，还涉及了部分虚词搭配的自动提取。目前在汉语词语搭配检索方面做得比较成熟的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开发的“中文词汇特性速描系统”，比如在系统中输入“能力”一词，就可以得到该词不同搭配框架的高频搭配词，如高频定语有“思考、判断、学习、想象、沟通、研发、运算、强大、足够、外语、经济、竞争、消费、心理、思维”等，作为宾语时的高频谓语有“培养、具备、丧失、缺乏、失去、提升、发挥”等，作为主语时的高频谓语有“强、不足、差、弱、好、不错、下降、降低、培养、提高、提升”等，修饰它的高频量词有“种、类、项”等。可见，从技术层面来讲，计算机介入汉语搭配词典编纂的时机已经比较成熟。借助大规模语料库，运用搭配识别软件，借助数据库的强大统计功能，是编纂高质量的汉语搭配词典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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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瑜鑫华侨大学华文教育研究院厦门361021）
对经典文学的看法篇8
关键词:民法典/法律理性化/法律渊源/开放性
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的分野,构成比较法学的基础性划分。在当代,两大法系在某种程度上的趋近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例如判例在大陆法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明显上升[1];而二者之间甚至出现了“混合”和“交融”的现象[2],这使得同一法律体系内部可能同时并存两大法系的因子。此外,两大法系之间的相互借鉴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3]。但是,这些变化并不能使得两大法系的划分失去意义,在相当程度上二者仍然保持着差别甚至形成对照。这些差别中,法典化现象就是大陆法系的本质性特征之一,它是大陆法系特质与优势的集中体现;也正因为如此,大陆法系也往往被称为“法典法系”。在众多的法典之中,又尤以民法典为典型。作为深受大陆法传统影响的中国,当前正在进行制定民法典这项历史性工程———其最新成就当然以2007年3月所制定的《物权法》为代表。研究民法典所具有的特征和优势,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法典化的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从民法典的内在构造和外在功能两个角度,可以将民法典的特征分为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两个层面。
一、内在特征
民法典的内生性优势,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容易为普通人所知晓、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的灵活性,这三个因素被某些大陆法学者称为“民法法系的新格言”。
(一)法律容易为人所知晓
拥有众多的成文法典是大陆法系的重要特征。法典化,就是根据某些标准对于某一部门的法律规范进行理性化、有序化和等级化的整合,使之能为所有普通人所知晓。比较法学家指出,法典本身就是作为对抗法律产生的任意性、神秘性和秘密特征[4]。曾热烈主张在普通法系统中引入法典化立法技术的英国法学家边沁指出了正义和法律为所有人知晓之间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必须条件之一;而为了使得法律为所有人所知晓,采纳法典化手段就是绝对必需的[5]。
法律易于为人所知晓,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法典本身内在的体系性。这种体系性也影响到普通法。英国比较法委员会主席、肯特大学教授GeoffreySamuel指出:英国学者关于合同法的著作也呈现出系统化的特点,习惯于以一般性命题的方式去阐述合同法原理。但是,这是19世纪自大陆法系“进口”的产物[6]。
法典化的重要功效之一,就在于改善主体对于法律的认知。以拥有两百多年生命力的法国民法典为例,法国国民议会法律委员会副主席XavierdeROUX曾这样指出:“民法典首先带来了法律安全,它懂得适应社会的变迁。它易于读懂,论述清晰,就其本质而言它是民主的。它所使用的方法不仅显示出了它自身的杰出,对于立法者而言它也应该是一个典范。此外,民法典的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本在网上也可以读到。对于法学家们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是被优先考虑的首要法律工具。”[7]
法典集中了某一部门的所有法律规范,具有体系性和完备性,从而容易为人所知晓其全部内容。这也解释了中东欧国家在转型的初期,在法律战略上选择了法典化的道路(有意思的是,这些法典化的举措还得到了部分英美法学家们的协助)。比较法学家们对此的解释是,法典化更容易实现法律的变革和对传统的“断裂”;而在普通法系中,遵循先例原则、尊重司法经验在长时期内的积累等传统,使得法律变革通常要难得多。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其他国家在法律变革中采取法典化战略的原因:譬如作为海洋岛国的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进行大规模法律改革的时候,并没有借鉴同样是岛国的英国(当时是最强大的殖民主义帝国)的法律体系[8]。
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易于为民众所知晓,这在大陆法系成为一项与政治民主相关的原则:法律是否是“民主”的?法律民主不仅是指法律制定和通过的程序必须是民主的(根据民主选举而产生的代议机构,基于民主原则对法案进行辩论,最后经由民主程序进行表决通过);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要求所通过的法律本身必须能为民众所知晓和被读懂。大陆法系对于后一点的重视,在部分比较法学者看来具有历史原因:在各自成形和传播的过程中,大陆法系———尤其是法国法处于共和体制,因此对于后一种意义上的“法律民主”尤为看重;而普通法系的成形和传播处于王权时代,因此对于此点并不甚在意[9]。
值得注意的是,民众对于法律的知晓的权利,在某些国家如法国,被上升到宪法原则的层面。法国宪法委员会1999年12月16日的一项判决指出,“法律易于为公众所知晓和读懂”这是一项具有“宪法价值的目标”,主要理由有:“如果公民对于适用于他们的法律缺乏充分了解,1789年人权宣言第6条所阐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第16条所要求的‘保障权利’都无法实现”;“对法律的了解对于人权宣言第4条所保障的权利和自由的行使也是必要的”,因为第4条规定行使权利的界限只能由法律加以确定,第5条则更为明确地指出“法律所未禁止的行为都不得被阻止,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做法律未要求他做的事情”[10]。法国学者对这项宪法判例的分析是,法律易于为公众所知晓和被读懂,这不仅牵涉到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原则,还涉及到“公民资格”是否能真正具有实效这一宪法问题[11]。法国宪法委员会在2005年12月29日的另一项判决中更明确指出:措辞和内容过分复杂的法律草案有可能被其宣布为违宪,这就意味着,从宪法要求的高度来看,法律本身应该是简单易懂的[12]。
法律易于被民众所知晓,这又包括两个层面:从物质层面上,法律的载体法典极大的“拉近”了法律和民众的距离;从精神层面上看,成文法典的条文本身具有清晰和易于读懂的特点。毫无疑问,法律文本中所包含的法律规范比起冗长的判决的摘要来说,要好懂得多。这些判决中所包含的规则通常还很少明确其适用领域和范围;而且,某些判决通常会引发法院嗣后的一系列解释,这更加重了其复杂性。对于一个不是专门研究法律的普通人而言,普通法系其实是很难懂的:为了从众多判决中提炼出一项法律规则,这是只有法律专家才能完成的工作。由此,如今普通法系所必须应对的一项重要挑战,就是法律信息的过分繁复给整个普通法体系的平衡带来了威胁———这比成文法系中的“立法膨胀”更为严重。牛津大学著名学者PeterBirks教授在其“英国私法”中指出:“在这个新世纪之初,普通法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信息的过分冗余(informationoverload)。”[13]另一普通法学者指出:如今的法律著作和判决都充斥着大量的、不必要的判例和学术性论述,结果是“细节比比皆是,原则却消失了……生活变成了一堆司法机构的丛林,人们却无法知晓这些机构所秉持的目的和原则。”[14]
以近代第一部民法典———法国民法典为例,其在行文风格上非常简明易懂,大量的条文可谓脍炙人口:第146条规定“如不存在合意则无婚姻”;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对物的、绝对的享有和处置的权利,只要法律和条例未加以禁止”;第81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被强迫处于共有状态”;第1134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契约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第1382条规定“任何因过错致人损害之人应对他人负担赔偿之责”。法国民法典的这一风格在上世纪初被瑞典民法典之父欧根·胡贝尔(E.Huber)称为“大众型法典”,与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学者型法典”形成对照[15]。直到今天,法国民法典的许多条款仍然堪称立法艺术的典范:如第1375条和2805条关于诚实信用的规定,第1405条关于不动产买卖中的损害(lésion)的规定,第708条关于未成年人遗嘱能力的规定等等。法国民法典的风格深深影响了同为法语地区的加拿大魁北克地区民法典,后者在1994年修订时,起草者仍然坚持“要使法典为所有人所知晓,尽可能避免使用专业术语”。
(二)法律的确定性
法律的确定性,是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本身能够给法律主题提供某种明确的预期,使其在事前能够清晰地知晓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在成文法体系中,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关系以明文的方式加以规定,主体由此可以清楚地知道其行为的责任,他(她)可以根据可能承担的责任来选择或者控制其行为模式。
1·事先通晓规则。法律的确定性要求法律主体在事前能够预知法律规则或者其原则。英国学者JohnBell认为,在法律渊源上,大陆法系的特点在于:一方面法典和其他成文法占有相当比重,另一方面理论和概念扮演了重要角色[16]。就大陆法系而言,一方面,判例在法律渊源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如今已毫无争议的称为辅的法源,但是,根据大陆法系的一般原则,法官被禁止创造一般性的法律规则(典型者如法国民法典第5条的规定),法官仅在必要的时候介入,运用法律解释的技术手段来应对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形;另一方面,创制一般性法律规则的前提条件是,法学理论已经提炼出了作为成文法核心的范畴和概念。
2·预防争端。就法的精神层面而言,大陆法系将争端的预防和争端的解决视为同等重要。就理念层面,法律固然应该组织一套对抗机制以实现其纠纷解决功能,更为重要的恐怕是确定一种和平的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诉讼的大量出现不应该被视为法律辉煌之所在,而应被视为法律本身的某种失败[17]。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如果大量的、本应由其他社会规范(如道德、宗教等)所规范的关系涌入法律所调整的领域,大量的、本应由其他规范体系消解的纠纷转化为诉讼争端,这本身也标志着社会有机体吸收和化解纠纷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的“失灵”。这在许多人极力主张“为权利而斗争”的中国,是尤其需要注意的一点。
(三)法律的灵活性
灵活性是法律本身适应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的能力。由于新的科技和交流手段的革新,社会演进的节奏明显加快,社会复杂性不断增加,社会利益的分化日益加剧,法律规则也激增,这样尤其表现为法律渊源以及冲突解决途径的增加。“法律”和“时间”的关系成为当代法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18]。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法律规则变换越来越迅速的今天如何保障“法律安全”?法律如何能回应社会的快速演进?
(四)法律渊源的开放性
渊源方面的开放性是指法律本身对于其他法律渊源的进入保持开放态度,允许在适当的条件下适用其他这些法律渊源;这些除了成文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渊源包括:判例、习惯、法律一般原则、学说等。就民法典本身,它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生变迁。以法国民法典为例,它所历经的修订是十分壮观的:这个规范的“大全(Corpus)”被保留下来了,它被“反复修订和重组,但是并没有被破坏”[19]。民法典的人法和家庭法部分(包括婚姻制度),以及继承法的相当部分内容已经被完全重新制定。就此而言,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1964至1977年间,由巴黎大学Carbonni-er教授所主持起草的九部法律,实现了家庭法和人法领域“静悄悄的革命”。为了应对同性恋团体的压力,民法典于1999年纳入了颇有争议的“民事互助协定(PACs)”制度,承认了同居(无论异性或者同性间)这一法律形式的合法性。另外,法国民法典中有关经济生活的内容的改革,也早已开始,其中部分原因是为了履行对于欧洲联盟的承诺—譬如为了转化欧盟1985年关于瑕疵产品责任的指令,法国民法典增订了第1386—1至1386—18条。这些改革还将持续下去:关于担保法的改革在MichelGrimaldi教授的主持下已经完成,2006年3月28日的法令在民法典中增加了一个新的第四编“担保”,扩大了担保设立的标的(例如在库存商品stock上设立的担保)、简化了担保实现的程序(譬如承认所谓“流质”和“流抵”的合法性)、增加了新的担保形式(安慰信、独立担保、可更新抵押等);债法改革的专家报告已经完成(PierreCatala教授领导的专家小组已经向司法部提交了报告)。由此,法国民法典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以来,纳入了从人工辅助生殖、生物证据到电子文书等在内的多项变革,如今的民法典在内容上与1804年诞生当初的民法典相比,已经大不相同了。
此外,在法国,民法典之外的许多单行法也得以通过,其中部分法律被纳入到其他法典之中,譬如商法典、消费法典或者货币与金融法典。譬如,就法国合同法而言,所谓的“普通法”当然是民法典,但是还有许多的判例和特别法,适用于某些群体的特殊需要或者特定地位(消费者、经营者、经销商、劳动者等)。
1·判例的重要作用。判例作用的日渐突出是大陆法系国家所出现的共同现象。以法国为例,自19世纪末期以来,判例在私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法国最高法院对民法典的许多解释,既表现出相当的实用主义精神,又不乏前瞻性和想象力。在初期,最高法院通过对部分条文的解释,赋予了其以立法者的意图之外的意义(譬如对第1384条第一款的解释);后来,最高法院揭示出部分条文具有某些通常被忽视的意义:譬如,最高法院对第1134条第三款的解释(第1134条第三款要求在合同的履行阶段必须秉持诚信(bonnefois),最高法院则扩大解释为在合同的所有阶段特别是缔结阶段,当事人负有诚信义务,以及对第1135条的解释(该条对于当事人课设了“根据其性质”、基于公平原则而产生的义务,据此法国最高法院推导出了当事人所负有的许多未曾明文约定的义务)。此外,最高法院还通过对一些过时条文进行解释,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新的需要:譬如,民法典第1121条对于为他人所缔结的合同设定了一些条件,这对于人寿保险合同的发展明显不利;第1129条要求债的标的必须特定或者客观上可以确定,这对于承认单方面决定价格的供货合同或者服务合同在理论上造成了障碍;第1142条的规定引发了债务的强制实际履行是否能适用于不作为之债的争议。法国最高法院通过其解释,都圆满消除了这些理论障碍,使得民法典能够适应经济社会条件的变迁和需要。
2·一般性条款的弹性。民法典的许多条款都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特点。这种一般性表现为表述上的抽象,省略掉具体化的细节性描述。不过,这种一般性规范本身也具有灵活性,这使得判例可以通过它们来实现对民法典的调整,使之适应于现实生活。长期以来,德国民法典中的一般性条款广泛为中国研究者所注意;相反,对于法国民法典上的一般条款问题,中国学者则基本未有涉及,实际上,法国民法典也存在诸多的一般条款。譬如,从法国民法典第1384条出发,在19世纪末,法国最高法院发展出了“因物所生之责任”的一般性原则;在20世纪末,又从此发展出了“因他人行为所生之责任”的一般原则。同理,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第一款(将契约类比为当事人间生效的法律)从意思自治原则出发,强调合同的绝对性效力,因而在合同效力问题上坚持严格主义立场;其第三款要求在合同履行阶段秉持诚信原则,这一条款后来成为一系列判例革新的“温床”,尤其是诚信义务被法院扩展至合同的全部阶段,由此实现了合同关系的人性化。至于长期为人们所忽视的第1135条,后来被用来补充合同的内容,尤其是为合同增加那些基于公平原则和合同惯例所衍生出的义务。
3·任意性条文的补充。民法典同时包含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强行性规范不得由当事人的合意加以排除;而任意性规范则可以当事人选择适用。强制性规范往往是为了保护某种社会整体利益和公共秩序(譬如某些特别合同法对于消费者、承租人等特定群体的保护)。任意性条文则是民法典的主体规范,它具有以下功能:首先,它本身也是法律规范,由立法者基于公共利益所制定,如果当事人选择适用它,则本身也是对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促进———当然,当事人完全有权排除它们的适用;其次,在确有必要的情形下(譬如当事人约定的条款被宣告为无效或者被撤销),法官可以以任意性条款来直接取代当事方最初所约定的条款;再次,任意性条款可以使得当事人在缔结合同的阶段免于进入过分细节化和技术化的讨论,它也使得当事人省却必须预见到一切的负累;最后,如果当事人认为某些任意性条款并不适合或者不再适合他们之间的情势,则他们可以以合意排除这些条款的适用。由此,任意性条款为当事人留下了充分的创造和想象空间。
二、外在特征
由于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密切联系,合同法是民法典中最富有活力的部门,因此,合同法的发展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民法典发展变迁的缩影。合同法的开放性、平衡性和经济性,尤其反映出民法典的优势。
(一)开放性
1·针对其他法律渊源的包容性。民法典中的合同法是这方面的典型:合同法作为调整经济交易关系最为重要的法律,面对永远处于不断发展和创新中的交易实践,当然也不应该“凝滞”或者僵化。以法国为例,首先是单行法的修改,譬如,1975年7月9日和1985年10月11日的法律分别修改了其民法典第1152和1231条,授权法官对于约定过高或者过低的违约金条款进行修改。其次,判例有时候可能会构建出合同法某一领域的规则(例如,前契约阶段),或者在民法典之中或之外发展出某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规则和概念(譬如,前契约阶段的信息义务,安全义务,销售者和制造者的产品责任,合同的协议转让和解除等),或者将某一局部适用的规则扩展为一般性规则(譬如同时履行抗辩规则,exceptiononadimpleticont-ractus)。再次,交易实践为不断丰富合同法的内容,使得合同法不断接纳和确认新的交易形式(如解约条款、责任条款、安慰信、独立担保)。最后,学理界也不断将许多理论和概念体系化(合同的对抗性,实质性义务、合同群理论[20]),并不断突破旧有的制度框架(如方法之债和结果之债的区分)。
2·对于其他法律体系的开放性。在如今各国的立法活动中,比较法无疑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对各主要国家的法律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寻求最适合本国的制度安排,这已经是各国在立法中的一项普遍做法。对于外国法的借鉴,这也是法国这个拥有悠久民法传统的国家的经常性做法。仍旧以法国法为例,譬如,在价格的确定方面,法国最高法院在审判中就曾参考了德国法和罗马统一私法国际委员会(UNIDROIT)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当时还尚未公布)中单方面确定价格的有关内容[21]。在法国最高法院近年的一些关于合同诚信义务的判决中,还可以看到普通法尤其是美国法的影响,譬如所谓的“信赖理论”[22]。
3·对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变迁的敏感性。作为调整主体行为的社会规范之一,法律不可能自外于其他领域,不受其他领域变革的影响,或者不考虑自身对于其他领域的一项———尤其是经济领域内可能引发的后果。合同法更是如此:对于交易关系的促进、对于经济生活的良性影响,这是合同法的出发点和归宿之一。由此,不难理解的是,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者们拒绝将一方遭受的“损失(lésion)”作为宣告合同无效或者变更的原因之一,因为起草者们“对于大革命时期的多次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大量交易因一方遭受损失而被撤销的麻烦记忆犹新”[23]。在当代,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的时候,显然需要考虑法律的经济和社会效果:譬如,法国负责研究担保法改革的专家小组中,除了法学教授和法官以外,还有银行家、公证人和律师等实务界专家。此外,法院在做出判决时,通常也会考虑判决的经济影响,譬如,法国最高法院在为某些投资性的人寿保险合同进行定性的时候,就曾大量征询了公证人、保险公司、经济和金融部、司法部等部门的意见。另外,最高法院的某些判决的动机也可以从经济学层面得到解释。此外,法学界对于经济分析方法也并不陌生:在合同法中,法国一些学者反对情势变更理论,也正是基于经济上的分析。据他们看来,如果经济情势的变更能经常性地导致合同的变更的话,这会危害经济秩序的稳定,损害当事人的合理预期[24](当然这一看法也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批评)。
(二)平衡性
平衡性是指法律在制度设计上注重各方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平衡、各种基本价值之间的平衡。那么就此而言,是否存在关于合同的一个普遍性的定义?比较法研究发现,关于合同这个最基本的法学范畴之一,存在着多种定义和视角。例如,在深受自由主义思想、重商传统和新教伦理影响的英国,关于合同的观念就更多的体现出经济维度的考虑;而在天主教影响深厚、重视合同伦理的法国,其关于合同的看法就呈现出相当的道德主义的特点。如果把视野进一步扩大至伊斯兰法体系,我们会发现,伊斯兰教法关于合同的理念又与前述两大法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些都说明,即使是关于最为基础、为各大法系所共有的基本法学范畴,关于其内容的理解,各个法系可能并不相同。
就合同的有关分析框架而言,存在着诸多不同的方法论:经济学分析方法、社会学分析方法、哲学分析方法、个人主义方法、道德主义方法、连带主义方法等。就此而言,巴西的最新立法值得关注:其2002年的新法典要求“契约自由必须以理性的方式,在合同的社会功能的限度内行使”。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普通法学者梅因就揭示出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是一切“进步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在当代,许多大陆法学者在更为深入地谈论所谓“法律的契约化”现象(如前所述,这一趋势已经扩展到家庭法、物权法等领域);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并非偶然:它反映出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的重心从“法律”向“契约”的转移;法律为当事者所直接规定的联结逐渐减少,而当事者通过契约所构建的联结渐次增加;法律的调整模式逐渐从“强行性法律”向一种“协商性法律”转变。
在理念和方法论层面,大陆法系关于合同的观念与普通法系仍然存在某些差别。譬如,就合同的效力而言,尽管两大法系都会强调古老的拉丁法谚Pactasuntservenda(承诺应当严守),这一合同法的奠基性原则却在两大法系中有不同的理解。英美法将合同视为“bargain”,强调双方利益或者好处的交换,两种允诺的交易,因此,合同一方可以主张“或者我选择履行,或者我选择赔偿”,任何一种方法是均应被视为可以满足对方的利益;显然,交易秩序中并不涉及道德层面的问题,可见,此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考虑是经济上的安排。由此,普通法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责任形式是损害赔偿:根据Holmes的著名论断,原则上,选择支付损害赔偿是当事人的自由;强制实际履行只是一项例外性责任形式。总之,合同法需要考虑的是交易的迅捷、便利、效率。法律经济学派的“有效违约”理论即是典型:如果违约能创造出更大的效率,则应允许一方选择以支付违约赔偿而解除合同。这明显反映出一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道德观;履约还是违约在这里被纯粹解读为一种利润最大化的算计,并无道义诚信等方面的考虑。
这正是许多大陆法学者明确反对将合同简约为“bargain”的原因所在。在合同效力的问题上,大陆法更倾向于合同只有在完全履行之后,才算达到圆满状态。例如,受到法国法的影响,智利法律规定“如一方未履行其义务,另一方有权选择强制其继续履行合同,或者选择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支付损害赔偿”。许多大陆法系国家的某些合同法制度———诸如非违约方解除合同前的催告、约定违约金条款、合同解除只能通过司法程序、拒绝承认情势变更理论等———都反映出对于合同效力的重视:法律为债权人同时提供了多种选择,以使合同能得到履行;从债务人的角度来看,法律为促使其履行合同提供了多种制度框架,以使合同不至于终止。在许多大陆法学者看来,强调对己方先前做出的诺言的信守、对于对方的合理期待的尊重,这显然涉及道德等诸多层面:中世纪教会法和宗教教义的影响,和他的交互性特征,信守承诺的骑士精神,基本的自然正义观念……由此,强调进入合同关系的双方应保持某种“连带关系”(善意、忠诚、合作和相互扶助等),这只有用经济分析方法之外的其他分析框架才可以解释(道德、伦理、宗教、社会学等)[25]。法国当代影响甚大的“合同连带主义(solidarismecontractuel)”思潮,是沿袭了杜尔凯姆、撒莱、德莫格和约瑟朗等人的法社会学思考路径,反对纯粹从商业和经济学的角度去看待和分析合同。
(三)经济性
经济性是指法律的制度安排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各个环节包括争端解决环节的成本。在成文法体系中,合同法律规则本身就是交易关系的抽象,这些规则在内容上可以成为一般性的交易条件。由此,在大陆法系中,由于完备的法律规则的存在,对经济当事者而言无需就合同的所有环节和所有事项,均制定繁简无遗的庞杂条款———这与普通法的情形有所不同;从微观角度看,这极大地节省了经济当事人的时间和成本。
从宏观角度看,以法典为核心的成文法体系还具有预防和避免争端的功能。根据一些统计,在美国,司法和诉讼程序的总运作成本(公民、企业、公立机构为律师、法院、司法专家等所负担的所有费用)约为650亿美元,大约占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2.6%;这一比率在瑞士为0.8%,在法国为0.6%,而在西班牙仅为0.4%。此外,在美国,平均每300名居民中就有一名律师(美国的律师数量据称占到了全球总数的70%);这一数字在法国是1700。在美国,每年每10人中就会有一人牵涉到讼争;这一数字在法国是300[8](P106)。根据一些比较法学者的分析,这其中存在着结构性的原因:在普通法中,当事者无法服从于成文法典,而是受制于法官创造的规则,这使得当事方对于律师具有更大的依赖;而由于当事人预先无法完全知晓规则,由于普通法的诉讼构造和法律文化,当事人也会具有更大的冲动去诉诸法院。
结论
颇有意思的是,根据位于普通法区域的加拿大的渥太华大学所做的一项统计:在全世界,超过150多个国家占全球60%的人口采用的是大陆法体系;以制定众多法典为其标志。虽然数字并不具有更多的意义———我们显然不能因此简单推导出成文法体系就一定优于普通法系,但是,这起码使得我们更有理由在实现依法治国的伟大进程中,坚持大陆法传统,理解法典化是适合于中国的传统和现实的最合理选择,从而坚定地继续已颇有建树的法典化之路;而中国民法典的最终出台也必将为中国法体系的“质地”增添“现代性”。
注释:
[1]NicolasMlfessis(souladir.),.LaCourdecassationetl’élaborationdudroit[C],Economica,2004.182
[2]B.MALLET-BRICOUT,Librespropossurl’efficacitédessystèmesdedroitcivil[J],RevueinternationalduDroitcomparé,2004(4).865
[3]譬如,普通法系上的支票、融资租赁或者信托等制度,就都为大陆法系所吸收;而作为普通法系的英国在2004年通过的“住房法HousingAct)”,就借鉴了大陆法系的法国法的经验,要求住房在出售前必须由房屋监察员(homeinspector)签发一份“房屋信息报告”,详细报告待售房屋的法律、环境、安全等方面的信息。在美国,部分州受到了法国等国的经验启发建立了“民事公证人”制度;而作为普通法系国家的以色列也正在准备制定一部民法典。
[4]PierreLegrand,Thestrangepowerofwords:codificationsitu-ated[J],TulaneEuropeanandCivilLawForum,1994(1).12
[5]J.Vanderlinden,LeconceptdecodeenEuropeoccidentaleduXIIeauXIXesiècle,Essaidedéfinition(M),Bruxelles,198
1967.
[6]GeoffreySamuel,EnglishPrivateLawintheContextofthCodes,inMarkVanHoecke,FrancoisOst(dir.),HarmonsationofEuropeanPrivateLaw(EuropeanAcademyofLegTheorySeries)[C],HartPublishing,2000.58
[7]XavierdeROUX,LeCodecivilresteunoutilprivilégié[J],LaTribune,2004.3-18.
[8]MichelGRIMALDI,“L’exportationduCodecivil[J],inLeCodecivil,Pouvoirs,2003(107).80
[9]AssociationHenriCapitant,Lesdroitsdetraditioncivilisteenquestion,AproposdesRapportsDoingBusinessdelaBanqueMondiale(C),SociétédeLégislationcomparée,2006.182
[10]法国宪法委员会1999年12月16日作出了第99-421号判决,针对的是即将颁布的、通过政府法(ordonnance)所完成的九部法典。
[11]V.M.-A.FRISON-ROCHEetW.BARANES,Leprincipeconstitutionneldel’accessibilitéetdel’intelligibilitédelaloi[J],DallozRecueil,2000.
[12]法国宪法委员会2005年12月29日作出了第2005-421号判决,此项判决所针对的是2006年的预算法草案。
[13]PeterBirks,EnglishPrivateLaw[M],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10
[14]E.McKENDRICK,TheCommonLawatwork:theSagaofAlfredMcAlpineConstructionLtdv:PanatownLtd[J],Ox-fordUniversityCommonwealthLawJournal,2003(3).145
[15]A.MARTIN,LeCodecivildanslecantondeGenève[C]inLivreducentenaire,1904.
[16]JohnBell,FrenchLegalCulture[M],Oxford,2001.7
[17]AssociationHenriCapitant,Lesdroitsdetraditioncivilisteenquestion,AproposdesRapportsDoingBusinessdelaBanqueMondiale(C),SociétédeLégislationcomparée,2006.89
[18]AnneGUINERET-BROBBELDORSMAN,Letempsetledroit[M],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he-Comté,2003.28
[19]Jean-LouisHalpérin,Leregarddel’historien[C],inLeLivreduBicentenaire,Dalloz/Litec,2004.43
[20]合同群(Groupesdecontrats)指基于同一总体性目的而缔结的、相互具有关联的多项合同的集合体。
[21]Cass.Ass.Plén.,1erdéc.,1995,DallozRecueil[J],1996(1).153
[22]Cass.civ.3ème,13oct.1998,DallozRecueil(J),1998(2).172
[23]F.TERRE,P.SIMLERetY.LEQUETTE,Droitcivil,Leobligations[M],8eéd.,Dalloz,2005.209
[24]J.FLOUR,J.-L.AUBERTetE.SAVAUX,DroitcivilLesobligations,L’actejuridique[M],ArmandCollin2004.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