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创新的意义范文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动纲领；实现路径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意见》在深刻总结近年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新的发展实际，着眼新的发展要求，全面阐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依据、原则、途径和方法，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铸塑国魂民魂的宏伟工程进一步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

一、《意见》深刻阐释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意见》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用三个“新”清晰而深刻的作出了阐述。三个“新”即“新态势”、“新特点”、“新课题”。 “新态势”、“新特点”、“新课题”的论述，既为我们深刻体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战略意义提供了指导，也提出了我们思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应有的大视野。

《意见》在充分汲取已有理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作了一系列清晰明确的理论阐述和概括。如，将党的十报告明确概括了“三个倡导”的不同方面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定位，指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是我们党凝聚全党全社会价值共识作出的重要论断”。这些阐述和概括，对近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中的重点、难点、热点、疑点问题作出了富有针对性的理论回应，集中展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探索的新成果，标志着我们党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的水平又迈上一个新台阶。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动纲领

《意见》全面而又精细地阐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实现路径、职责要求，确立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动纲领。对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核心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

《意见》鲜明的论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意见》强调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和同志系列讲话精神，做到三个“紧紧围绕”，即“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目标，紧紧围绕‘三个倡导’这一基本内容”，贯穿“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和“政策保障、制度规范、法律约束相衔接”等方法要求。这些论述体现着一个核心理念，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一定要全面贯穿于当下的建设实践，深度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能否真正实现“贯穿”、“融入”，是影响、衡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成效的关键。

《意见》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概括而言，即以人为本、抓住核心、联系实际、善于创新。“以人为本”就是强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应当始终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抓住核心”就是扭住理想信念这个个体思想道德素质的核心要素不放松。理想信念是个体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集中反映，解决好了理想信念问题，就抓住了个体形成并自觉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环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必须坚持联系实际、善于创新。只有做到“三贴近”，即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接地气，才能引起群众共鸣、有效实现对象化，否则就会流为无源之水、无根游谈；只有做到善于创新，适应新环境、借助新载体、创设新平台、开辟新渠道，运用新方法，实践新理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工作才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感染力。唯有坚持这些基本原则，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规律性，提高工作的实效性。

《意见》还从国民教育体系、宣传文化体系、实践养成体系、社会治理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路径。

国民教育体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意见》围绕“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对学校的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师德师风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宣传文化体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阵地。《意见》围绕加强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传播社会主流价值，对社会思潮引领、社会共识凝聚、主流价值传播、网络阵地建设、文化产品创作、优秀文化传承等作出了具体部署。

实践养成体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环节，是接连人们核心价值观知与行、内化与外化的核心枢纽。《意见》围绕“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提出了广泛开展道德实践活动、深化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一系列实际举措。

社会治理体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保障、重要依托。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社会治理体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任务；融入贯穿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治理体系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事实依托、实践场域。《意见》围绕“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对经济活动、法律法规、政策举措、制度建设等如何遵循、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明确论述。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2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但对语言研究，特别对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以及语言习得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还对文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从言语行为理论维度对文学要素中世界要素和读者要素进行了再思考，对传统的解读方法作了补充。

言语行为理论讨论的是言与行，讲的是说话与做事的关系。把“言”和“行”区别对待，在中西方的语言中都能找到一些例证。如《论语》中有关于孔子见其弟子宰予白天睡觉而表达气愤的记载:“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在孔子看来，“言”是“言”，“行是“行”。西方有一句谚语“action speaksthan words"，这反映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言”与“行”也是分立的。而作为奥斯汀“语言现象学”这一哲学范畴精髓的言语行为理论，它的主旨是把言语看作行为，就是说，人们强调说话时的语境与说话者的意向，语言的主要作用是完成各种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打破了“言”与“行”的对立，为言语与行为之间建立了一个桥梁。

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不仅对语言研究，特别对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用学以及语言习得研究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文学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美国当代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的着名观点。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活动，总是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等四个要素组成。言语行为学理论的提出与发展让我们在一个新的维度中重新思考了文学要素中的“世界”要素和“读者”要素。从而使我们对文学的发展和认知走进一个新阶段。

一、言语行为理论概述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于1923年首先提出了言语行为(speech act)这一概念。指人们为实现交际目的而在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语言的行为。言语行为理论则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首先提出的。1957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去作讲座，以《以言行事》为书名发表了讲座的全部内容，在其论述中，贯穿了一个思想:人们说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说话，当他说一句话的同时可以实施一个行为。言语行为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不应是词、句子或其他语言形式，而应是人们用词或句子所完成的行为。他的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在以言行事，说出某句话便是做出某件事，说任何一句话时，人们同时要完成3种行为:以言表意行为(the locutionary act)、以言施事行为(the illocutionary act )、以言取效行为( the perlocutionary act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把语言研究从以句子本身的结构为重点转向句子表达的意义、意图和社会功能方面，从而突出了用语言做事或言语的社会功能。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创立后立即引出了大量哲学论述。其中美国哲学家塞尔的影响最大，他将言语系统化，阐述了言语行为的原则和分类标准，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 speechact theory)这一特殊的言语行为类型。正是通过他的努力，才使言语行为理论成为当今语用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言语行为理论逐渐完善的过程中，其对文学研究也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让我们在新的维度中对文学要素进行了再思考。

二、言语行为理论维度中的“世界”要素

世界是文学活动的基本要素之一，文学与世界的关系一直是文论关注的焦点，它已成为探讨文学意义和价值的重要基础。在我们熟知的文学观念中，要么将文学定义为对世界的摹仿，要么认为文学卓然独立于世界。它们大多忽略了文学与世界之间互文的、动态的、“相互性”的关系。而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则改变了这一状况，它把文学视为一种言语行为，一种以社会规约为恰切条件的述行，一种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规约之间的话语互动。这样，文学话语并非“反射”或“指涉”某个外在的纯然客体的中介物，而是像日常言语行为一样，创造了自己的文本世界，同时也参与了对物质世界的建构。

传统的摹仿说认为，文学作品的摹仿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所创造的形象反映了某一公认的历史、社会或心理现实，如鲁迅对五四时期种种人性弱点的揭露，《红楼梦》对封建主义末期封建家族走向衰落的揭示，或者张爱玲对女性细腻心理的描述等等;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对理想的、“形而上的”现实的展望。

在言语行为理论的维度中，文学摆脱了附着于现实、附着于日常语言的地位，它因此成为理解文学与现实关系时与摹仿说、表现说、客观说、实用说(艾布拉姆斯的四分法)等并列的新维度。上述四说的共同点在于总是假设存在着某一时间上“先在”、空间上“位于语言外部”的原初可供文学参照和摹仿的东西。被摹仿者与摹仿者之间构成本质与非本质、中心与非中心的二元对立。即使是在看起来与摹仿论相对的表现论那里也同样是以“文学即再现”为假设的，它不过是将再现的对象由客观世界替换成了作者的创造性个性，即心理现实。在早期将这一理论引人文论的学者那里，仍然维持文学与哲学、虚构话语与日常话语之间二元对立的等级关系，现实仍然是文学不可撼动的指涉物和摹仿对象。塞尔(john searle)在其《虚构话语的逻辑地位》一文中提出文学是对日常言语行为的摹仿，而且这种摹仿正如低级序列、简单行为常常摹仿更高级的序列和复杂的行为一样。在这里文学的摹仿对象已不是客观物质，而是描述现实的日常话语或“自然语言”。

斯坦曼则将文学阐释与言语行为的“言后行为”联系起来。在他看来，虚构话语中存在一条原则将非虚构话语中的言说行为、命题行为和言外行为悬置起来，虚构话语要想有意义，作者又必须佯装实行命题行为和言外行为，即“佯装报道有人正在实施言说行为，命题行为和言外行为”。因此，虚构话语寄生于非虚构话语之上，或者说“倒骑在非虚构话语的背上”。虽然斯坦曼承认虚构话语的言说行为和非虚构话语一样具有同等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不是来源于对存在的或曾经存在的事物的指涉，而在于话语产生的言后行为。但是他给虚构话语贴上“虚假的”或“摹仿的言语行为”的标签似乎又使文学的地位降到了原点。至此，在文学与世界、文学话语与日常话语之间都隐含着一个二元对立的等级制，而且认为文学永远处于依附的、次要的地位。

文学言语行为理论则认为，文学绝不是对现实的被动反映，不是社会规约的附庸，它同时也创造自己的文本现实，影响甚至塑造社会现实。德里达认为，文学通过语言产生了一种启迪的力量，一种在某种程度上与司法语言共有的力量:它不仅教会我们更多、甚至是“基本的”关于所有写作及其阐释时的哲学和科学局限性，而且甚至“可能超过它们，质询它们，‘虚构化’它们”。

作为虚构话语的文学，它又是怎样创造世界的呢?伊瑟尔的解读比较有代表性。文学要具有吸引力，就必须带给读者一些新的东西。因此文学不可能以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为自己的主导思想，相反它常以打现有制度的球来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伊瑟尔明确表示:“虚构话语具有言外行为的基本属性”，一方面，它关涉规约;但另一方面，它又引领读者理解文本得以形成或述行的选择机制，进而使得读者生产出文本的实际意义，最终达到文学成功述行的目的。虚构话语正是通过解除所选择的规约的实际功能而产生效应:“我们的言语行为需要的是纵向规约，但是不同规约的横向组合又能使我们完全看清我们怎样实施行为。在他看来文学文本既不复制世界，也不与世界唱反调，它将既存的意义模式进行重新安排和重新分等。任何语言都有自己的语境和规约，以此形成话语并受其制约，文学也不例外。文学离不开世界，否则文学话语便无法生成，更无法成功交流，最终也就失去了作为话语的意义。在言语行为理论的维度中，将文学视为言语行为:一方面，文学创造自己的世界，或者改变原有世界;另一方面，世界又是文学成功述行的首要条件。

三、言语行为理论维度中的“读者”要素

读者是文学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文学到了读者那里既可以说是文学活动的终结也可以说是文学活动的重新开始或者说是真正的开始。读者对文学的参与活动也就是文学的阐释或者说是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一直是西方美学和文学批评领域里的核心论题，20世纪70年代之前西方的理论批评家们一贯认为文学批评是一种从属于文学创作话语的，是用来阐释作品的意义、说明作品文学形式和创作规律的。70年代以后，解构主义者提出文学批评是独立于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在于具体深刻地开发文学创作话语，以达到开辟新的空间。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对文学批评的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学批评是一种既需要完全依从于文本、准确把握文本定义，又需要走出文本、独立自主地处理文本，对之再命名的施为性活动，文学批评不是一种自在自律的机械的话语形式，而是一种自主自卫的能动的行为方式。

从人说语言的观念出发，奥斯汀认为言语行为是一种完全受制于演说主体的活动，言语的功能主要是用来传达和履行言说主体的意向意图，完成某种行为。在奥斯汀看来，将具体言语放到特定的语境中，联系言说者的意图，全面准确地理解它的本意，是言语阐释的唯一正确的思路和方法。一个真正的言语阐释者既应关注言语“行”的层面，更应关注“言”的层面，将再现和再创造结合起来。再现言语是记述性的复述言语，再创造言语是对言语进行再命名，重构言语是施为性的。一个真正的言语阐释者既应是记述性的，更应是施为性的，应将记述和施为密切结合起来。这种言语阐释的理论运用在文学领域中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阐释和批评理论，以希利斯·米勒为代表。米勒把这种新的批评理论命名为“阅读的伦理学”。

文学行为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在于文学所做的事也就是文学活动制作的作品会促成新的事物，可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从而引导人们走向新的生活，也就是奥斯汀所说的以言行事。不过这一切的完成都需要读者的参与，借助于阅读行为。一方面，一切阅读都是对某个文本的阅读，只有全面细致地了解具体的文本，才能进人到文本中去。另一方面，任何阅读都是在特定状态下的阅读，基于特定的立场、视角之上，必然是有偏离的，是一种再创造，具有开发性。人们借这种具有施为性的再创造活动来再造现实，再建新的生活方式和法则，开辟新的生活视野。比如踩在雪地里第一个脚印上的第二个脚印，第二个脚印踩在第一个脚印上，两者有重合之处，有同一性。另一方面，第二个脚印的大小及它所处的时间和状态又不可能与第一个脚印完全一致，第二个脚印必然会改变第一个脚印，两者也必然会有差异。

在以言、行互补为本质特征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下，言语行为理论纬度中读者要素也有了新的意义，特别是以读者为参与主体的文学批评活动。文学批评既是从具体文学文本出发，全心全意追踪作者原意，阐释文本本意，又是走出原文本、有新意地开发文本的新层面、创造新语境的行为，是一种集记述性与施为性的活动。言语行为理论纬度中的文学批评观念是西方文论中全新的思路和成果，使我们对文学批评和文学活动中读者要素的理解有了全新的认识。

四、结语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3

《定位之父.特劳特之定位盲点》一文包含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 广义定位被忽视----重新解读定位是什么

2、 对定位的界定存在多元、纷杂之倾向

3、 沉迷于定位技术之倾向

4、 未能将里斯之定位思想有机融合

自从特劳特于1969年在美国《行业营销管理》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定位：同质化时代的竞争之道”文章以来，定位经过40多年的不断完善及传播与实践，发挥了应有的威力，已被全球之商界、政界、财经界等广泛接受。并在竞争中利用其方法论谋取“利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同时也为特劳特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声誉。在营销界有言必定位之趋势。

应该说，特劳特的定位从原先基于广告意义上的定位，提升/发展至基于企业战略、品牌战略意义上的定位，形成了一个体系，无疑是一大进步。它为基于心智的有效竞争指明了方向。同时也解决了竞争中的效果和效力等问题。----但是，从特劳特的整个定位体系来看，作者认为太过静态与单点思维，存在着一些盲点或误区。具体表现在：广义定位被忽视，对定位的界定存在多元、纷杂之倾向，沉迷于定位技术。存在着从定位的角度看定位，从定位的角度理解定位、固执或偏执于单一定位门派狭隘思维等问题。具体阐述如下：

一、广义定位被忽视

在特劳特系列书籍及发表的相关文章中可以看出：特劳特对定位的阐述非常的详尽、具体、明确。但是，所有的定位阐述都是建立在定位的角度理解定位基础之上的，忽视了“广义定位”是打造品牌的一种工具或方法论的具体陈述。----虽然特劳特在相关文章中告诫人们要“学习定位，然后忘记定位”，他似乎想告诉人们些什么，但是却没有详尽说明、明确阐述。

----基于这样的认识，作者在结合里斯、特劳特定位思想的基础上，对定位作出补充与完善；特别是对“广义定位”作出补充与完善。作者把它称之为“广义定位法则”。

重新解读定位是什么----广义定位法则

1、 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定位，定位是基于品牌的一种思维方式。从严格意义上说，定位是以心智为基础，基于一种常识性直观思维、由外而内的全局性思维，以及基于竞争与策略、打造品牌的一种工具或方法论。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消费者心智认同，实现一种与众不同的品牌差异性。（注：常识性的直观思维包含了显而易见、简单的直觉性思维和视觉思维等元素）

2、 从定位的角度理解定位，定位是一种认知，品牌定位就是一种品牌认知。定位的方法论中包含了里斯的聚焦思想、品类思想。----其中，品类思想涵盖了成为第一，即开创品类（蓝海）、错位竞争的广义品类思想和成为第二（红海），站在领导者对立面、基于特性/特征的品类思想。

3、 从广义的角度理解定位，定位并不一定要具备价值元素。因为定位是一种认知，品牌定位就是一种品牌认知。不管这种认知是正面的、积极的，还是负面的、狭隘的，定位就是一种认知，品牌定位就是一种品牌认知。如：败家子的认知，安全的认知，年轻人的认知等。----但是，基于商业竞争的角度、品牌竞争的角度看定位，定位必须具备/添加价值元素。否则消费者无法产生购买你产品或品牌的理由。

作者对定位的重新解读，是作者与特劳特对定位理解最大的不同。核心是广义定位被忽视！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从远古到今天，定位无处不在，定位已经存在。换句话说，有竞争的地方就有定位的存在。因为定位是基于竞争与策略!----同时需要提醒的是，中国先人的智慧，如：兵法、帝王的驾驭术等无不体现了定位的思想。可是本土定位影响力人士却言必定位，言必品类，把定位抬高到不该有的高度，甚至神主的地位!

应该说，孙子兵法等先人智慧与定位同源同根，都是基于竞争与策略！但是，里斯、特劳特定位论的出现，为更好地打造品牌，有效参与竞争指明了方向。定位论是对品牌的竞争与策略方法论的高度概括/总结。在竞争中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同时解决了竞争中的效果与效率等问题。

特劳特在接受《新营销》杂志采访时说：定位应该有更为广阔的外延，应该在《22条商规》里补充一条：企业家原则！---同理，作者关于“广义定位”之阐述，以及对定位的重新解读，也应该在《22条商规》里再补充一条：广义定位法则！-----因为它以动态思维、由外而内的全局性思维来看定位，来理解定位。它为狭隘定位思维打开了空间，使之更具层次，有“一览众山”之感。

二、对定位的定义界定存在多元、纷杂之倾向

特劳特、里斯及本土定位影响力人士、翻译等在相关书籍或者文章中对定位作如下阐述：

1、 特劳特说：定位就是建立认知的过程；定位是指如何让潜在顾客将你与其它品牌区分开来；定位是指如何找到一个最有利的位置与竞争对手抗衡。定位就是如何在顾客的心智中实施区隔，使品牌登入其中，占据一席之地。

2、 里斯说（王方华译）：定位并不是指产品本身，而是指产品在潜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定位就是要替你的商品或品牌（品牌？？）找到一个适切的“字眼”或者“概念”植入消费者心中，而不会迷失在传播的丛林中。

3、 王方华说:定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塑造其产品的特殊形象，寻找在市场上的一个特定位置（市场上？？）。这种位置主要取决于消费者或用户如何认识该产品；取决于他们对产品的评价。所以，产品定位（产品定位？？）实际上是一种心理效应。

3、 邓德隆说：所谓定位，就是让品牌在顾客的心智阶梯中占据最有利位置，使品牌成为某个类别或某种特性的代表品牌。----定位是一项把顾客心智的运作规律应用在企业战略和营销中的独特技术。

注：作者认为，广义的定位是打造品牌的一种工具或方法论的阐述更为准确！因为其视野将更加开阔。

4、 张云说：定位思想的本质：把消费者心智中的已有认知或者心智模式当成现实来接受，然后重构这些认知，以便在顾客心智中确立想要的“位置”。----定位的目的和作用在于推动品类的成长。（推动品类的成长？？）

从以上定位影响力人士对定位的阐述可以看出非常的多元与纷杂。应该说违背了定位思想中对相关概念/包括品牌的定位概念应坚持简单、明确之原则。存在从定位中看定位，为定位而定位、固执/偏执定位教条（照瓢画弧）思维。

三、沉迷于定位技术之倾向

特劳特在相关书籍或文章阐述说（大概意思）：技术人员沉迷于技术中，不能自拔。他们用专业知识及复杂的技术术语来描述/解释产品是什么。他们对营销知之甚少，他们很少用由外而内的全局性思维、简单的常识性思维告诉消费者产品是什么（诸如零漏损阀门、无内胎轮胎、防弹玻璃、太空电梯、非浓缩饮料之类的常识性直观描述）。并指出这是纯技术人员之通病。----同时认为：咨询顾问与企业家之间看问题角度的有所不同。核心是客观与非客观、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思维的不同。

作者认为，特劳特忽视“广义定位”、定位必须包含价值元素以及忽视定位就是一种认知的简单、明确的定义界定，同样看到了特劳特作为纯定位“技术人员”的影子。否则，特劳特不可能有如此的疏忽。我认为，这也是沉迷于定位技术，作为“定位技术人员”的一种通病！

四、未能将里斯之定位思想有机融合

特劳特在相关文章中说（大概意思）：经由广告意义上的定位提升/发展至基于品牌意思上的定位。可惜未能向战略方向提升/发展。----我认为，里斯的《聚焦：决定你公司未来》、《品牌之源》等论述恰好弥补了战略这一块的不足。从某种意义上说，里斯的“品类思想、聚焦思想”从宏观上弥补了特劳特“战略定位”方面的不足。核心是由定位所衍生出的企业战略、企业主力产品的挑选以及开创新品类/征服新品类方面的不足。-----所以说（作者认为），定位体系涵盖了企业战略与品牌定位两大主题。核心是品牌定位！

特劳特定位与里斯定位之不同

特劳特的“定位”：更加侧重或关注于如何在“红海”中实现与众不同的品牌差异性，即成为第二对立面思想的“定位”阐述。同时，特劳特在如何获得消费者心智认同，在红海中如何做到有效参与竞争，以及在定位概念的提炼上、品牌区隔方法论的陈述上更加到位、更加多元。

应该说，基于消费者心智的定位口号的提炼即“临门一脚”，特劳特更具特色，更具“杀伤力”。总体而言，里斯的定位更加宏观，而特劳特的定位更加微观、更加动态、细腻与可操作性、借鉴性。

里斯的定位：更加侧重或关注于如何在蓝海中实现与众不同的品牌差异性，即成为第一的广义品类思想。里斯还侧重于定位所衍生出的企业战略、企业主力产品的挑选以及开创新品类/征服新品类所使用方法论的具体陈述。

应该说，特劳特对于企业战略、品类战略，特别是开创新品类方面不够具体、深入、详尽。这是里斯之强项。-----同理，里斯对于基于心智方面的阐述同样不够具体、深入、详尽。同样这也是特劳特之强项。----可惜的是他们之间未能取长补短、有机融合。特劳特对定位定义的界定存在多元与纷杂就是一个证明！因为它未能更好地结合/吸收里斯对于品牌定义的阐述。----“定位是一种认知”的阐述，是作者结合里斯品牌定义基础上，对定位定义的高度概括与总结，它吸收了里斯的品牌定义思想！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4

摘要：近十几年来，我国出版的关于语义研究的著作内容上大多是以词汇和句义、语篇为研究核心，谈义素、义位、层次分析和语义场分析等概念及分析方法。马清华的《文化语义学》与吴国华、杨喜昌的《文化语义学》，同以前的语义研究相比，填补了从文化方面入手研究语义并论述成著的空白。两本著作在研究著述中沿着各自的理论背景及研究路径，探寻创新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达到了填补文化语义学研究领域的缺失，有机地将文化与语义学结合起来，拓展了语义学的研究新枝，并为跨文化交际与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方法和例证的共同目的。

关键词：《文化语义学》；比较；内容；方法；目的

中图分类号：H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2

在世纪之交出现的两部《文化语义学》：马清华《文化语义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和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年）不直接谈义素、义位等方面，而是从文化方面入手研究语义，将文化与语义向结合，使语义研究的一个空白地带填上了颜色，拓宽了语义学研究的领域。两部文化语义学充分借鉴了国际先进的语言学理论，融汇各家，开阔视野，显示出了各自较完备的文化语义学理论体系。

两部《文化语义学》的初版同于世纪之交发表，二者在内容方面呈现出重叠或复现的面貌，在语料分析方法上和著作撰写目的上都体现出了同一性。但两本书各自的“个性”论述以其独特的创新之处为文化语义学这个逐渐兴起的理论涂上了一抹亮色。这些“个性”和创新之处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两部《文化语义学》理论背景方面的区别与创新

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是建立在符号学的基础上进行展开论述的。作者在书的第三章着重论述了语言是一种多层级的符号系统。作者认为用符号学理论对文化语义学进行论述的根本意义在于：从本体论上看，符号现象同样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从认识论上看，认识客体是通过符号所携带的信息使认识主体认识自己，而认识的主体也正是通过符号所携带的信息达到对认识客体的认识；从方法论上看，符号学首先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人类文明现象的新的角度，它使人们从另一个层次、角度上看到人类文明的共性，同时，符号学方法论价值更鲜明地反映在作为符号主体的语言学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先作用上。

作者认为，语言是一种多层级的符号系统，分为两个层级，并且语言的二级符号系统是其主要研究对象。具体内容可由下表表示：

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不同于前者，他的理论背景相对广泛，是在汲取古今中外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正如书中林书武先生所作的序中对于本书研究的性质界定：“它不能归于语言学语义学、历史语义学、结构语义学、生成语法学派语义学、孟德鸠（亦译作“蒙塔古”）语义学，而是包含了不少认知语义学、认知人类学、语言文化人类学等内容在内…”的一部文化语义学。在这种广泛吸收社会各学科的理论基础上，马清华便可得心应手地用多种方法、多种角度对语料进行分析语研究。如第九章常识中，作者认为，常识性程度越高，其内容越容易在整个言语表达结构中隐含起来。作者对温州城乡八所学校的学生进行交通工具关注及使用进行了调查，并通过直观的图表进行社会认知分析，从而得出结论论证自己的观点。

二、语料选择方面的区别

从语言上看，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所选择的研究语言是以俄语词汇、文化分析的俄汉语对比，同时汉语与部分英语也纳入分析范围。这是在俄国的《语言国情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相比于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单一运用俄语进行研究的情况看，马清华《文化语义学》的研究语言要广泛的多。他所涉及的研究语言不仅仅是我国古今汉语、我国各地方言，也包含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以及日语、英语、俄语以及国外土著语等。在如此丰富的材料基础上，马清华通过归纳、整理、分析、解释，提出了比较全面、较为可信的文化语义学理论体系。如：从马清华《文化语义学》第126页中作者整理归纳的与汉语普通话或江苏金沙话零对应的词表来看，作者归纳总结了河北方言词、满语动物义类词以及印度尼西亚语动物义类词来阐明“零对应”概念。

两部《文化语义学》对于研究语言的选择，进而影响了书中对于词汇和文学作品的选择。

从词汇选择方面看，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多选择俄语中的词汇进行研究。词汇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特征也是以俄罗斯的文化特征为主。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中的词汇量相对来说较大，所涉及的语言情况也较为复杂。相对丰富的语料的运用，往往在证明观点时会更具说服力。如在谈及“隐喻”问题时，吴国华、杨喜昌单纯运用俄语词汇材料作为论证的基础，而马清华在其《文化语义学》“隐喻”部分的“海洋生物的陆地化隐喻”中便使用了彝语、英语、德语、汉语分析海菠菜、海栗子、海豹、海牛、海百合、海狗、海马等海洋生物命名的陆地化隐喻。从文学作品选择方面看，两部《文化语义学》都大量地将文学作品作为语料参与理论证明与建构。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中选择的同样是以俄语为主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中选择的文学作品则涵盖了古今中外，仅第三章和第八章中运用的文学作品语料就多达48处之多。

三、部分内容方面的区别与创新

作为两部理论相对成熟，说理相对合理的语义学著作来说，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与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在内容上的区别性即是两部《文化语义学》各自的创新性所在。 笔者将以两部《文化语义学》独特的理论分析作为二者区别与创新的主要方面进行如下论述。

（一）、马清华《文化语义学》的创新性内容

王德春先生在《文化语义学》的序中便提到：“书中的《意念》和《观念》两章是作者个人的创见，材料异常丰富，《意念》一章调查的文学作品就达两千万字之巨，《观念》一章调查的词典就达数十部之多。”①虽然王德春先生没有将第九章常识纳入与第六、第八章内容的“个人创见”范围，但“常识”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接触最为广泛的事物，却常常被学术创作所忽视。马清华先生将其作为最后一章，是因为日常语义知识是最具有文化意义的知识内容，是将常识作为文化语义分析的跨文化交际方面的最后一环进行《文化语义学》的逻辑性结尾。所以，笔者将第九章也纳入马清华《文化语义学》内容上最具创新性的章节之一。

1、“观念”

第六章观念中，作者首先阐明了观念（单项义素类别所反映的思想范畴）与概念的关系：成分对应关系，相互独立性，文化同构性和互补性。作者也说明了不同类型的义素实现为观念的方式不尽相同，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形态标记发和在隐形词义范畴寻找方法来确保不同类型的义素实现为观念。最后，作者运用人类与动物对立观念的分析的例子阐明文化的释放。在这一章的论述中，作者运用了数十部词典，查询了丰富的少数民族语言语料对理论进行了佐证，如在阐释汉藏语系的部分语言的动物名词常带严格程度不等的前缀中，运用布依语、湘西苗语、哈尼语、凉山彝语、珞巴语、拉基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例子进行例证。

2、“意念”

在第八章意念中，作者首先举例阐明了意念与取象的概念与对应关系。意念是人们从实际意义中抽象出来的基本意义范畴。取象是从形象性字面意义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模式。意念和取象在不同时代可呈现不同的对应关系。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作者进一步以感情意念为例从层级结构、异构的等效性、同构多能性和意念分化、概念隐喻、表情体使用频率与外界的关系以及体态的内化等六个方面阐释了取象结构。作者就不同语言间取象的差异现象，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这一章中，作者援引的语料与文学作品为主，所援引的文学作品的数量达48部之多。如：作者在论述体态的内化部分，以文学作品中人物的“笑”、“醉”、“甜滋滋”、“光亮”和“心痒”来表达喜悦概念。

3、“常识”

在第九章“常识”中，马清华用下图阐释了知识的分类：

其中，日常语义知识是最具有文化意义的知识内容，简称：常识。而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交际与词汇选择中，潜意识中的常识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常识的补足是语言理解的一大前提。作者也提出了表述常识的几种常见方法，如词典释义、表述式和构件式等。作者认为常识贯穿语义组织的一切方面。马清华对于知识的归纳以及对于常识的阐释是在语义学领域的一大创举，是跨文化交际教育的至关重要的一环，是语义学与文化学结合的最好例证。

（三）、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的创新性内容

潘蕾认为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中最具价值的内容为第八章动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和第十章句子层面的文化语义学分析。另外，《文化语义学》第七章专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也同样具有创新性意义。语言学家们对于专名的描述很多，但没有从语义学，尤其是没有从文化语义学的角度对专名进行专门的分析。吴国华、杨喜昌用较大的篇幅从文化语义学角度对专名进行的深入分析同样具有创新性。笔者认为，专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一章也应纳入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的创新性内容范畴。

1、“专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

在第七章专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中，作者提出了专名的概念并认为其包括人名、地名和其他事物名称三大类。作者从语言的文化载蓄功能角度出发，认为专有名词与普通名词更富有意义。在第二节中，作者指出，专名的指称性质表现在：它只有指称对象，只有实指而无概念意义。另外，作者阐述了专名对文化的多侧面反映，包括人名的运用特点与民族个性和专名的历史文化内涵两方面。作者也论述了专名的词汇意义的分析价值。从文化语义学的角度对专名进行分类可分为：获得性涵义、先设性涵义、分析性涵义和创造性涵义。第四节中，作者将专名归于不对应词汇，它也具有普通义素和异常义素。普通义素一般都是跨语言义素，而异常义素往往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另外，作者论述了专名具有多义性与其使用的多样性。

2、“动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

动词是俄语中十分重要的此类。但迄今为止，动词是文化语义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作者从文化语义学的角度将与俄罗斯的民俗、心理、宗教、文艺等多方面的民族文化特点有密切关系的动词分为4类并得出结论：俄语中含有民族文化意义的每一类词中，都包含有一定数量的动词。这是动词的文化语义学价值。另外，作者对动物名称词干动词加以了分析，他们认为，动物形象往往能够引起人们丰富的联想。综合本章的叙述，作者归纳出了动词突出的文化语义学特点，即语义上的深层次性、综合性、确定性、和理据性以及修辞上丰富的表现力。

3、“句子层面的文化语义学分析”

作者在《文化语义学》第十章句子层面的文化语义学的开篇便陈述道：“一般意义上的语言理解，首先就意味着对句子的理解。但是，在语言的研究中，却不是这种情况，句子并没有被优先考虑，在过去，研究语言意义的学科――语义学，通常被理解为词汇语义学。”②诚然，过去的文化语言学的分析过程中，词汇意义被看作分析的主体，尽管一些学术论著注意到了，如马清华《文化语义学》中也注意到了句义的分析，但是马清华并没有将句义的分析单独整理成体系进行论述，而是作为例证的一部分佐证书内的理论。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将句子层面文化语义单列成章进行着重论述，在文化语义学领域甚至语义学研究领域都是具有创新意义的。作者在从实践方面和句子帮助确定词义以及词汇应在句子构成的具体语境中进行分析构成的理论方面，语言国情学的基本理论是词汇背景理论。另外，作者简要论述了句子的社会意义和语用意义以及句子的句法特点。另外，句子的语调体系也可归入句子的形式结构方面，并且也体现出民族特点。最后，作者论述了句子的美学功能。

凡此总总，两部《文化语义学》在理论背景、语料选择以及部分内容的区别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出了两部《文化语义学》的创新性。如在内容方面马清华《文化语义学》的“观念”、“意念”以及“常识”和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中的“专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动词的文化语义学特点”及“句子层面的文化语义学分析”都显示出了作者对文化语义学甚至语义学研究的独创之处。当然，这两部《文化语义学》也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的，二者也存在着一定的缺失。瑕不掩瑜，马清华《文化语义学》和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抛出的语义学新枝引起的国内语言学的兴趣必将激励后起之秀开始对于两部《文化语义学》的总结与学术延伸，使“文化语义学”不仅仅作为一部或两部著作进行研究，而是将其发展成为成熟、稳定的学科而为之奋斗。

注释

①马清华.《文化语义学》.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序第2页

②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军事谊文出版社.第22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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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蕾.语言与文化研究的又一力作――《文化语义学》[J].外国语学报.2001年第2期

[3]纪云霞.语义学研究的一个新枝――马清华著《文化语义学》简评[J].满语研究.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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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福祥，吴汉樱.文化与语言[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6]吴国华.语言文化问题探索[C].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1997.

[7]吴国华.文化词汇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6.

[8]吴国华、杨喜昌.文化语义学[M].北京：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5

［关键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关系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P34)几年来，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笔者尚未发现有学者对如何利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程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过研究。本文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对这一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纲要》教学使学生充分认识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及其在中国的辉煌实践成果

大学生们只有信服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了解其实践效果，才会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纲要》教材［2］阐述了1840年到现阶段中国历史的发展状况，为完成这一任务准备了独特的条件。

《纲要》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阐述了四个派别探索救国道路的思想和历程。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先后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等斗争纲领，但由于自身的缺陷和日益紧张的军事斗争形势，这两个纲领都没有能够实行。这表明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近代农民阶级不可能完成探索救国的任务。地主阶级洋务派推行的洋务运动无法克服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而产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最终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这表明近代中国地主阶级也无法找到正确的救国道路。19世纪末民族危机加深，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推动光绪帝颁布变法诏书，进行百日维新，但以“戊戌”而告终。这说明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在中国也无法实行。20世纪初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壮大，通过辛亥革命了封建君主专制，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夺。后来孙中山领导的一系列旨在维护辛亥革命胜利果实的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这说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到了尽头，资产阶级共和国道路在中国同样行不通。

《纲要》第四章阐述了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一直到中共成立的过程。正当中国旧民主主义走到尽头的时候，俄国发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以后等人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基础；中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及其斗争的发展为中共的成立准备了阶级基础；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结合为中共的成立准备了组织基础。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看出，对《纲要》第二、第三、第四章的学习完全可以使学生认识到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后，直接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纲要》第四章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共成立后领导工人运动，开展新式的农民运动； 1924年中共同合作，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也为共产党人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准备了必要的条件。《纲要》第五章阐述了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通过《纲要》第六、第七、第八章的学习我们可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并且通过“三大改造”在中国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取得的伟大成果，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纲要》第十章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得到全面贯彻，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祖国统一大业取得重大进展，等等。学生通过对《纲要》第六、第七、第八、第十等章内容的学习可明确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会进一步信服马克思主义。

二、《纲要》教学使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大致历程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就开始了大众化的历程。《纲要》教材对这一历程有较好体现，在教学中可结合教材相关内容向学生明确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程的概况。

前后，以、陈独秀、、瞿秋白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中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热潮。《纲要》第四章阐述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几种途径：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创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三次大规模论战；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青年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直接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任务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的理论。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在这两个时期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教师在《纲要》教学时应结合教材中所提到的的相关著作强调这一点。例如，以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理论为基础，写成《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论断，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思想。又如在《论十大关系》中，详细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应处理好的十种关系，为全面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在阐述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贡献时，还可结合教材内容说明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面的语言风格。的语言风格有两大显著特色：一是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语言，熟练地运用大众化的口语，他的许多文章的主体语言是人民群众的口语，如《反对党八股》中的“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语言无味，象个瘪三”［3］(P834、837)等等；二是善于运用中国的语言典故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实事求是”一词源于《汉书》，本意是指严谨好学、务求真谛的一种治学态度，用这个词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即只有通过研究客观存在的事物才能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纲要》课教学时，我们要向学生强调的语言风格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很强的借鉴作用。

《纲要》第十章阐述了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及其成果。在此章教学中我们要向学生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逐步回到了实事求是的轨道，尤其是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但是面对社会的转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主体不清、方式陈旧、效应低下，已经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综合病症。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理论界和学术界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学院派作风制约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进程，马克思主义与大众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4］因此，反对学院派作风，重建面向当代“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通过以上分析使学生明确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三、《纲要》教学注重历史唯物主义教育

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让大学生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纲要》阐述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主要历程，从本质上说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在《纲要》教学中应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进程，使学生进一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纲要》课程教学中注重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是必要的。《纲要》“开篇的话”指出：“紧密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实际，通过对有关历史进程、事件和人物的分析，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辨别历史是非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看出，注重历史唯物主义教育是《纲要》课程教学的任务之一。但是现状却不容乐观，自从2007年春季“纲要”课程在我国高校全面开设以来，在《纲要》课程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忽视历史唯物主义的目标定位和价值追求的倾向。许多教师忘记了《纲要》首先是一门历史学课程，唯物史观教育在《纲要》课程教学中普遍缺失。由此看来，注重《纲要》课程中的唯物史观教育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以下试举两例说明在《纲要》教学中进行唯物史观教育的做法。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会破坏和排除同自己对立的的经济基础。这个原理我们可通过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两大运动加以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壮大并雄厚，要求建立与自己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这时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登上了政治舞台，为建立适合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不懈奋斗。维新派领导了维新变法运动，要求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在中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旧的上层建筑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破坏和排除同自己对立的经济基础。具体表现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发动了戊戌，使百日维新夭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领袖人物产生于人民群众，对人民群众有预见、教育、团结和指挥的作用，对历史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我们通过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史实来说明这一原理。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民主革命时期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在大革命时期，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团结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消灭了北洋军阀，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抗战时期，中共除了联合上述阶层外，还团结了以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愿意抗日的阶层，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他的领袖地位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共产国际任命的，而是广大革命群众在总结革命经验教训过程中认识到思想的正确性并推举他做自己的领袖。从遵义会议事实上成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后，经过短短的14年，中国的民主革命就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假如没有同志，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四、《纲要》教学有利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

《纲要》在新的思政理论课程体系中居于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目前本科院校思政课程有四门必修课，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基础》）。《原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概论》阐述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衔接两者的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在缺乏历史知识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知识和中共党史知识铺垫的情况下，学习从历史进程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会感到吃力。只有既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基本国情和历史发展脉络，才能学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所以《纲要》和《原理》课程一样，为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提供了必须的知识铺垫。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上述的《纲要》和《概论》两门课程的密切关系，《纲要》教学应充分发挥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大众化服务的功能，《概论》教学应注重运用《纲要》课程的相关知识。从《纲要》教学的角度来看，应主要讲授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用事实去阐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基本问题和相关的理论观点，应侧重于历史角度，以“史”为支撑，用历史的细节来论证历史逻辑。正如《纲要》教材编写组首席专家沙健孙所说的那样，与《概论》不同，《纲要》不是要去展开地论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而是要用事实去阐明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和相关的理论观点。［5］《纲要》课程要做到为《概论》课程很好地服务，教学中应注重结合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发展脉络，阐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基本经验，确立并增强当代大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我们引导学生学习《纲要》的过程，也是引导其逐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认识，尤其是对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解掌握的过程。

从《概论》课程教学的角度看，在教学中要尽量联系《纲要》课程的相关知识为本课程服务。在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中创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大理论成果时，需要分析四大理论所形成的时代背景，我们就可以从中国近现代史中寻找相关的资料，对当时的历史情形做概括性的阐述。另外在阐述《概论》课程的某些论点和内容时，我们还可以用近现代史的史料做支撑。如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概论》第六章的一个主要观点，对于这样一个重要论点我们就可以从我国近现代史上的国情去寻找原因。又如，《概论》第九章有一重要观点，即实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由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要理解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就必须联系《纲要》课程所涉及的各派在民主革命时期为革命胜利所作的重大贡献。

通过以上分析可看出，《纲要》课程教学对于推进高校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大有用武之地。相信随着相关研究和教学实践的深入，学界会提出更高的见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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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沙健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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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曙光．改革开放30年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反思［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8（4）．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6

论文关键词　和谐文化　历史脉络　一脉相承　和谐社会

文化是思想的沉淀，是历史的传承，是一个民族得以薪火相传和繁荣富强的不竭动力。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财富，深刻梳理和阐释和谐文化理论形成的历史脉络，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民族面临着内忧外患，文化建设亦面临着迷茫和危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始人，毛泽东同志的文化思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既继承了中华优秀文化成分，又借鉴了国外先进文化成果，成为毛泽东同志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分之一。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作为毛泽东同志文化思想的精华，是和谐文化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对于当前和谐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首先，毛泽东同志揭示了文化的性质，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科学地界定了文化的社会定位。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属于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即“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其次，在深刻揭示文化阶级性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因而它应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封建主义以谋求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再次，新民主义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毛泽东同志指出它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三大基本特征特征：所谓民族性，即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所谓科学性，即它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要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所谓大众性，即它是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此外，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科学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方法，即应该汲取其精华而抛弃其糟粕。对待传统文化，要运用批判的眼观进行继承和弘扬，反对割裂历史，抛弃传统；对待外来文化，要用辩证的思维进行吸收和借鉴，反对盲目崇拜，全盘吸收。

二、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

十年文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化亦历经着巨大的浩劫。邓小平同志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分重视文化对于政治经济建设的作用，强调在进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即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作为邓小平同志文化思想的核心，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对毛泽东同志文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不仅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而且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征程。关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同志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在他看来，在实行改革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东西文化相互交融碰撞，多种社会思潮激荡杂陈，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不会迷失方向，丢失灵魂。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有机统一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关于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邓小平同志认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基本方向，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标准，以满足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促进社会的全面繁荣进步，据此，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等著名论断。关于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强调精神文明建设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以保证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重申文化建设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以推动科技进步，促进文艺发展，满足精神需求，实现社会进步。

三、江泽民同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江泽民同志作为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继承毛泽东同志、邓小平文化理论的基础上，立足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根据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的新思想，科学地阐述并强调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并将文化建设提升到体现综合国力重要标志的新境界。

江泽民同志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高度，强调“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建设精辟的论述，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体系，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1991年7月，在庆祝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创造性地使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阐述，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雏形。此后，他多次论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问题，不断丰富和完善其科学内涵，并对其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做了精确的定位，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阶段文化建设的基本纲领和根本任务，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成为一个丰满的理论体系。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分析当前形势任务，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年5月，他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强调“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史上首次将“中国先进文化”提高到党的性质的高度，重点突出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战略地位和历史作用。2001年7月，在庆祝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对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和战略地位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先进文化理论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和时代精神的总结，它的提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体现了时代进步的特征，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意识的理性自觉以及复兴中华文化的强烈使命感，标志着党的治党、执政思想的成熟。

四、胡锦涛同志的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东西文化交融碰撞以及社会群体的利益格局不断分化促使整个社会思潮纷乱复杂和人们价值观念多元多变，文化失范和道德危机的突显呼吁着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建设。和谐文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2005年5月，胡锦涛同志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要树立共同理想,打牢共同思想基础,特别是要宣传和树立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促进和谐文化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思想道德力量。”首次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战略思想并对其重大意义进行了深刻地阐述。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和阐述了建设和谐文化的问题，为和谐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强调“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时隔不久，胡锦涛同志在中国文联第八次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阐明了建设和谐文化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相互关系。2007年10月，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高综合国力以及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揭示了和谐文化建设在当今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的重大任务，强调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

和谐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它既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和传承性，又借鉴了人类有益文化成果，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所谓和谐文化，就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以和谐为思想内核和价值取向，融思想观念、理想信仰、社会风尚、行为规范、制度体制于一体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既包含对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和理想追求，也包括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认知和评价，还包括对社会发展的实践取向和制度构建。”和谐文化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需要应运而生，它既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内容，又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文化源泉和精神动力。不仅如此，和谐文化尊重文化多样性，包容价值多元化，善于吸收人类文明的优质成分，融合不同文明的异质冲突，在坚守民族特质中寻求世界共性，为解决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推动人类文明走向和谐新境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方向和发展前景。可以说，和谐文化理论的形成体现了党对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理论创新。

五、结论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7

关键词 创意 机理 路径 探幽

中图分类号：F713 文献标识码：A

由段轩如教授主编，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广告创意与表现》是一部结构、体系、内容都有其鲜明特点的教材。与其它高校教材不同的是，该书在阐述广告创意的一般概念、创意流程和广告创意的技巧技法的同时，更注重“从创意的源头入手，解析广告创意的生产机理、策略与步骤，重点是让读者掌握广告创意的思路”，从而构建起了一个广告创意生成理论与表现实践两个层次与诸多环节的广告创意表现的逻辑体系。

大家知道，在媒体泛化和商品、服务日趋同质化，广告信息大爆炸的今天，欲使你的产品广告从铺天盖地的各类广告中脱颖而出，紧紧抓住消费者的眼球并使其对所推销的产品铭记于心，广告的独特创意及其表现是关键。因此，广告创意与表现虽是广告活动的一个环节，但它的地位却是关键性的。那么，广告创意及其表现有哪些思维过程和技巧呢？《广告创意与表现》一书对此做了较全面、系统、深刻、新颖的回答。纵观全书，该教材有以下特点：

首先，体系科学，结构合理。“独特创意及其表现”的优秀广告不是仅仅靠技巧技法就可以成就的。它是建立在对创意客体信息的全面把握与分析、创意主体内部要素的活化以及主客体关系形成和展开过程基础之上的。因此，该教材分上编“广告创意”和下编“广告表现”两部分。编写上一改以往“广告创意与表现”与”广告学概论”在内容上过多交叉重复的弊端，上编从创意客体、创意主体和创意表达三个方面阐述创意的生成条件和过程；下编从创意的视听语言、广告表现的思维路径与技法和不同媒体的广告表现，阐述广告创意表现方法与途径。在体系上架构了一个由“广告创意客体”—（创意对象）—“广告创意主体”（创意个体或团体）—“广告创意表达”（主客体关系）—“广告创意表现”（创意思维路径、语言要素及不同媒体的表现）这样一个符合创意产生和展开规律的结构体系。这种结构便于学习者从整体上把握广告创意的产生及其运行。上下编体现了广告创意与表现的内在逻辑关系。体例结构新、内容新是该书的最大特点。

其次，思路清晰，目的明确。“广告创意”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动态的广告创意是指为传播商品或服务信息从而达到推销的目的而进行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静态的广告创意是指为影响消费者而产生的创造性的思维成果。这两种广告创意的形态，也可以看作是创意由思维到物化的过程。很显然，思维是物化的必要条件，没有创造性的思维就没有创意成果的形成。段轩如教授主编的《广告创意与表现》有别于国内其他同类教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对读者进行广告创意思维的启迪和训练。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书的“本意不是教读者怎么写一段广告文案、一个电视广告脚本或一个平面广告的设计技法，而是从创意成果的源头入手，解析广告创意的生成机理、策略与步骤，重点是试图让读者掌握‘如何创意’的思路。”换句话说，就是不是简单地提供和阐述一些广告创意范例，而是深刻揭示广告创意的思维过程，对读者进行思维启发。书中“广告创意客体要素 ”、“广告创意主体要素”、“ 广告创意的思维路径及其表达”等章节，都是通过生动的事例阐述广告创意产生的机理，引导读者步入广告创意思维通道，交给读者广告创意的金钥匙。

三是表述清晰，案例鲜活。全书共分九章，“由广告创意（第一章至第四章）和广告表现（第五章至第九章）上下两篇组成。每一章节知识的阐述全面、系统、新颖。比如第四章“广告创意的表达”中，借用平面设计中“点”、“线”、“面”的概念，阐述广告创意核心概念的提炼、广告主题的明确和创意表现的演绎。说明广告创意不是一个孤立的点子，它应该是以消费者为中心而展开的整体、科学的谋划、表现与传播的有机构成的“点”、“线”、“面”。教材在“语言操控”和“文字传达”方面，借鉴吸收了图像诗所呈现出的形式建构的视觉美、创意设计的形式美和情景交融的诗意美的特点，将其引入主要以文字为设计元素的创意表达，拓展了图形创意广告和文字创意广告新的空间。四川诗人尹才干的《走不出逝去的心境》《温暖的春》《酒是那么醉人》等3首图像诗，很好地说明了广告作为引起关注的第一要务，纯文字的图形编排所造成的视觉差异对最佳传播效果的重要性。书中通过大量鲜活的广告作品案例来阐释或佐证理论，比如：雪铁龙的横向比较广告、百事可乐广告、字体海报、环保公益广告、超强泼发水广告、孕妇咨询公司广告等等，无不个性鲜明、视觉冲击力强，给读者无限的启发。略感不足的是，这些广告范例全是黑白印刷，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一定的表达效果。

四是科学编排，便于学习。教材内容结构合理、科学，每章由“学习目标”、“内容概要”、“内容主体”、“思考与练习”四部分组成，使学习者目标明确，内容安排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注重介绍学科前沿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于教材中的关键、难点、重点，阐述简练而透彻。对有关问题的重复性思考和延展性思考的“思考与练习”有利巩固读者的相关知识，拓展读者的思维空间。

阐述创新的意义篇8

〔关键词〕 李达，社会主义思想，发展轨迹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1-0013-04

李达的社会主义思想，是研究我党革命和建设时期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内容。而当前对这一问题尚缺少全面系统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对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轨迹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形成时期（1918年-1923年）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是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切入点的。从1919年到1923年间，李达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向，先后投身于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主义大论战”、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批判第四国际“左”倾思潮等思想运动中，并积极投身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这期间，李达通过《什么叫社会主义?》（1919）、《社会主义的目的》（1919）、《张东荪现原形》（1919）、《劳动者与社会主义》（1920）、《社会革命底商榷》（1920）、《马克思还原》（1920）、《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1921）、《无政府主义之解剖》（1921）、《马克思派社会主义》（1921）、《俄国的新经济政策》（1922）、《评第四国际》（1922）、《马克思学说与中国》（1922）、《社会主义与江亢虎》（1922）等一系列文章，集中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首先，李达初步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原则及“概观”，把科学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关于社会主义原则，李达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其重要原则有五：一、唯物史观；二、资本集中说；三、资本主义崩坏说；四、剩余价值说；五、阶级斗争说。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均详备于此五原则之中。” 〔1 〕 （P31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李达把“马克思所述社会革命的原理、手段、方法及其理想中的社会”归纳为七条， 把它们当作“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概观”，并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社会主义是科学的”。〔1 〕 （P30-31 ）李达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介绍，表明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性质，澄清了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误解和攻击，对中国的社会革命起了理论先导作用。

其次，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问题上，李达着力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原理，对社会革命的性质、根源、目的、步骤、手段等问题做了回答。李达认为社会革命具有彻底性，“马克思所说的社会革命，就是使社会的组织完全解体的意思”。〔1 〕 （P203 ）李达强调社会革命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即“社会革命不是在哲学中探求而得的，乃是发生于现社会的经济状态之变动。” 〔1 〕 （P47 ）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底目的，在推倒有阶级有特权的旧社会，组织无阶级无特权的新社会。” 〔1 〕 （P52 ）这一革命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准备时期”，“第二是夺取政权时期”，“第三是发展产业时期。”“这三个时期是社会革命必经的历程”。 〔1 〕 （P232-233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李达把“发展产业”看做夺取政权之后的重要步骤，直接表达了无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要着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这是很有预见的重要思想。此外，在李达看来，直接行动是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所谓直接行动，“就是最普遍最猛烈最有效力的一种非妥协的阶级斗争手段。” 〔1 〕 （P72 ）这就表明，要实行社会变革，必须依靠阶级斗争，运用非妥协的手段。

最后，在阐发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李达进一步阐发了无产阶级的理论。李达在论述无产阶级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基础上，重点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本质、职能和形式。李达指出：“劳动者的本质，即是一阶级对于他阶级而行的革命的强有力的国家。换句话说，所谓劳动就是劳动者的国家。” 〔1 〕 （P102 ）他认为无产阶级至少有三种职能，一是“要对付反对共产主义的人”、“要对抗资本主义的敌国” 〔1 〕 （P90 ）；二是“征服资本阶级，根本铲除资本主义的一切思想、风俗习惯和制度，确定社会主义的根基”，“经过这政治的过渡时期，巩固新社会的基础” 〔1 〕 （P103 ）；三是“用最大的加速度，发展全生产力” 〔1 〕 （P31 ）。他还认为，“典型的劳农会共和制度”，即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适宜的政治形式。〔1 〕 （P103）

由上可见，这一时期李达围绕马克思主义传播及党的创建活动，集中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初步但较为全面的思考，这一思考表现出如下特点：其一，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传播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其二，提倡既要从理论上做革命的工夫，又要从实际上做革命的工夫；其三，对社会主义的研究和传播与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相统一；其四，带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共有的时代局限性。

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进一步阐述时期（1923年-1935年）

从1923年到1935年，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集中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认识上。这一时期的起点是1923年秋李达离开党组织。离开党组织后，李达专心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2 〕 （P9 ）这一时期标志性的结点是1935年《社会学大纲》的发表。这一时期，李达对中国如何通过革命的道路实行社会主义有了更深入的思考，这集中展现在下述论著中：《现代社会学》（1926）、《中国所需要的革命》（1928）、《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社会之基础知识》（1929）、《民族问题》（1929）、《社会进化史》（1935）。

首先，李达从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高度阐发社会革命观。李达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表明，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就现代社会运动，即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而言，这种运动是受压迫阶级对于社会历史的自觉创造，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历史，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历史进程。他说:“现代社会运动之意义，可一言以蔽之，即无产阶级为谋实现社会主义而行之阶级斗争也。” 〔3 〕 （P163-164 ）在此基础上，李达提出了社会革命的两个方面：经济革命及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即社会基础的变革，政治革命即社会上层建筑的变革。李达认为，社会革命的实现需要经济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相互推进，不仅如此，在李达看来，社会革命的实现，有缓进与急进，平和与激烈之别，究竟该采取哪种形式，既与社会的物质条件有关，也与个人改造社会的主观能动性有关。

其次，李达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社会与革命问题的特殊性。李达认为，中国与西方的社会问题虽然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但中国又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他说:“中国社会问题虽亦同为资本主义之产物，然其发生之理由，乃因产业之不得发展，与工业先进国因产业发展过度而发生之社会问题大不相同，此其特性也。” 〔3 〕 （P131 ）李达认为，中国的工业劳动者、手工业者与农业劳动者，都有着与西方劳动者不同的特性，认识和把握这种特殊性，是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的关键。这里尤其要提到，李达认为像中国等工业落后的国家，在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应借鉴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而不能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最后，李达阐发了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对象与前途问题。李达指出，帝国主义时代的民族运动，已经由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转变为被压迫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早已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与农民了。” 〔1 〕 （P596 ）由此，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组织对于现代社会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他说:“无产阶级当实行阶级斗争之时，必组织社会运动之机关。此机关为何，即党派与劳动组合是也。劳动组合为无产阶级之主力军队，而党派则此主力军队之司令部也。” 〔3 〕 （P166-167）李达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出发，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及封建制度是阻碍近代中国发展的主要势力，因此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主张：“为求中国的生存而实行的中国革命，一面要打倒帝国主义，一面要铲除封建遗物”。〔1 〕 （P558）这样，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具备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重属性，“其必然的归趋，必到达于社会革命，而与世界社会进化的潮流相汇合。” 〔1 〕 （P558 ）

纵观这一时期李达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一是对社会主义的分析集中于如何进行社会革命的思考；二是与第一个时期对革命问题的分析相比，李达这一时期的分析更加注重和基于中国国情，尤其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状态；三是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从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分析中国的社会革命问题。这集中反映了李达对社会革命问题的思考更加理性和成熟。

三、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论证与阐述时期（1935年-1949年）

从1935年到1949年，李达对社会主义的思考集中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这一时期，李达历经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之苦，但他坚守正义凛然的气节，克服艰难困苦，赞同和支持党的事业，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并著有《社会学大纲》（1935）、《经济学大纲》（1935）、《经济问题之处理方法》（1937）、《法理学大纲》（1947）、《新社会学大纲》（1948）、《货币学概论》（1949）等一系列书，其中以《社会学大纲》为代表。

首先，李达阐述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这一时期，李达借鉴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以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为依托，着力阐发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理论。李达提出，过渡时期既是新形态的无产阶级的斗争的继续，也“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建设和生成的时代。” 〔4 〕 （P362 ）由此，过渡期经济的根本法则，就由下述三个方向构成：“社会主义部分的扩大再生产、小商品生产之社会主义的改造及资本主义要素的限制和消灭。” 〔4 〕 （P364 ）这样，在过渡期，商品和货币尽管依然存在，但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与货币相比，已具备完全不同的作用，它不再是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之盲目的法则，不再是统治人们的力量，而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而过渡期的国家，也不再是阶级剥削的工具以及少数者压迫多数者的手段，而是无产阶级下的由国家到无国家的过渡形态，“这是社会上勤劳的多数者的民主主义，是对于少数者的，是对于旧剥削者的。” 〔4 〕 （P446）这是国家的新形态。

其次，李达分析阐述了新经济政策及国家资本主义等相关问题。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李达就对这一政策给以足够的关注。在这一时期，李达着重从过渡期经济发展的角度，介绍阐发新经济政策问题。李达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创造实现社会主义前提条件的途径。新经济政策利用商品经济手段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发展。李达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深受苏俄（苏联）探索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受列宁新经济政策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影响，李达明确提出过中国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可以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赞同商品、市场、多元所有制结构等因素在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有某种发展。但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受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李达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又有所改变。这时的李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不适用于过渡期经济。” 〔4 〕 （P365 ）其中，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中重要的范畴如商品、货币等，在社会主义过渡期“尽了完全不同的作用”。〔4 〕 （P365 ）而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中最基本范畴――资本与剩余价值，仅存在于富农经济、个人工场及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中，并且受到了种种限制。而在国营企业或集体企业中，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范畴则失去了意义。显然，这一时期李达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回避了商品、货币在经济生活作用中的一般规律，对资本与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忽视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大背景。

最后，李达分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问题，其中主要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李达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需要有文化的根本改造，“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就需要人类大量的改造，需要人们对于劳动的态度、道德观、世界观、以及生活等等的改造，换句话说，旧社会文化的根本的改造。” 〔4 〕 （P297 ）在李达看来，这种改造，是向人民大众表示完成社会主义诸任务的根本要求。而无产阶级是“文化革命的指导者，是文化上的把持者。” 〔4 〕 （P499 ）并且，无产阶级创造文化，是在人类发展文化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它要以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吏社会的压迫下所形成的知识为基础，要批判地占有和改造资本主义文化。而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劳动大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独立的活动性与创造性”。〔4 〕 （P498 ）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李达学术思想走向成熟的时期。纵观这一时期李达对社会主义的思考，可见其研究的领域已从社会革命理论领域，延伸和扩展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建设等领域。对比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进程，李达的研究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在通过革命的手段取得政权之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有着较为深远的启迪意义。

四、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中展开和发展时期（1949年-1966年）

从新中国成立直到李达去世，他除了担负教育行政工作以外，还积极从事马列主义、思想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这一时期，李达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出发，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的思考。这些思考主要体现在下列著作中：《〈实践论〉解说》（1951）、《〈矛盾论〉解说》（1952）、《谈宪法》（1954）、《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1958）、《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阶段》（1959）、《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1959）、《唯物辩证法大纲》（1965）。在这些著作中，李达着重论述以下方面的问题。

首先，阐明了中国社会观的内涵及意义。李达分析认为，马列主义社会观的普遍真理是一切民族都要达于社会主义。但是这一真理在各个民族社会中的实现具有特殊的特征和相貌，由此“发生了马列主义社会观的具体的应用的问题”。〔5 〕 （P10 ）而的中国社会观，是思想的基本的总路线，“是马列主义社会观的普遍真理在中国社会的具体应用与扩张。它不但是中国民族由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到达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理论，并且是一切落后民族到达于社会主义的革命理论。” 〔5 〕 （P12 ）所以，学习思想的中国社会观，是理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前提。李达指出，中国革命的实践表明，思想正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存在，由此也就成为“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 〔5 〕 （P19 ）它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使中国得到独立、民主、和平与统一，“并将由社会主义的阶段而走向于共产主义的美好的将来。” 〔5 〕 （P96 ）

其次，阐述并论证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1957年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宣言归纳如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建立工人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地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 〔5 〕 （P559-560 ）对此，李达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并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各民族国家会有越来越多的过渡形式，但不论过渡形式如何多样化，各国无产阶级都必定结合本国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共同规律。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李达还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这一问题。李达从矛盾论的观点出发，指出，社会形式的本质，是由其自身中的特殊矛盾所规定的。“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则由那种和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的矛盾根本不同的特殊矛盾所规定。” 〔5 〕 （P224 ）

再者，提出并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李达指出，在新中国，全国人民需担当两大基本任务，“第一是巩固人民民主，保卫祖国安全与世界和平；第二是努力进行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 〔5 〕 （P119 ）李达阐述了人民民主的内涵及作用，指出：“中国的人民民主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 〔5 〕 （P23 ）这一作用的第一步，是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消灭地主阶级与官僚资本阶级。然后，随着这一的进行，建设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关于社会建设，李达提出，要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就必须发展生产力，而要不断地发展生产力，就必须不断地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处在社会主义改造时代的社会，不但客观世界需要实现社会主义改造，而且主观世界也要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因此，我们的国家必须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工作。” 〔5 〕 （P452 ）李达还从主要矛盾推动事物发展的原理出发，提出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说，不论是“学问家”还是“实行家”，都要认识和掌握新社会的主要矛盾，认识社会主义的前途，离开了这一点，就“决不能贡献出适合于新社会所需要的为人民服务的学术，也不能胜任人民所交付的实际工作。” 〔5 〕 （P287 ）李达还阐述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他分析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有着充分的有利的内外条件。其“根本保证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党所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其次的保证是全国民族的大团结”；“第三个保证是国际统一战线。” 〔5 〕 （P447-448 ）

最后，集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宪法问题。李达指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我国宪法的社会主义主义属性及作用。他认为，这一宪法“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总任务为出发点的，所以它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5 〕 （P432 ）这一宪法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的表现，它巩固并规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是人民革命成果的保障和为社会主义斗争的旗帜。” 〔5 〕 （P430 ）它反映了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关系，反映了我国过渡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还规定着国家的政治基础，规定着我国的政体。李达还集中论述了法制和民主的关系，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制表现于宪法的一切条款之中，” 〔5 〕 （P421 ）我国的宪法（草案）贯彻着社会主义民主主义的精神，“是一部真正的人民民主的宪法”，〔5 〕 （P428 ）“是以社会主义民主制为基础的宪法。” 〔5 〕 （P439 ）

整体上看，新中国成立后这段时期，是李达思想较复杂的阶段。一方面，他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和宣传，能够坚持相对客观的立场。另一方面，他又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客观原则。但最终李达还是保持了思想上的清醒，体现了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本色。

参考文献：

〔1〕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李达自传：节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3〕李 达.现代社会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4〕李 达.社会学大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