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宏观政策范文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1

关键词　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效应评价

我国由福利分房向商品住房改革以后，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特别是近几年。在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在市场上主要表现为房价高和空置面积高并存，这种现象的存在容易导致房价泡沫的产生，不利于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可持续健康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高强度的宏观调控。本文探讨的主要是近两年来的房地产宏观调控。

一、房地产新政宏观调控的背景

(一)房价上涨迅速且持续高位运行

考察我国房价我们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来说明。纵向就是历史比较。从1998年到2002年我国的房价相对比较平稳，从2002年以来，许多大城市的房价突然暴涨，带动了许多中小城市的房价上涨，2004年全国平均房价上涨19.08％。在某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杭州等地，房价涨幅更大。上海市的平均房价在2004年上涨了23.75％，在个别地段房价上涨甚至超过了50％。那么从横向比我们就可以用房价收入比来比较。房价收入比指的是住房平均价格和居民平均年收入之比。我国2004年前的十来年房价收入比一直保持在6至7之间。按国际通行的标准，房价大体相当于居民家庭年收入的3～6倍比较合理，而我国长期保持在超过6的水平，少数大城市比这还高得多。这些数据充分说明了我国的房价上升快，近年来一直保持在高位持续运行。

(二)房价高与空置面积居高并存

在房价居高不下的同时，我国商品房空置面积也维持在较高的水平。2003年1～9月，全国商品住房空置面积达到6505.0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7.6％；同年11月底，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超过1亿平方米，同比增长6.5％，其中空置一年以上的面积达到了4220万平方米。进入2004年，商品房积压仍然维持高水平，第一季度为9008万平方米，至上半年末升至9696.96万平方米，8月底继续上升为9700万平方米。房价非但没有随商品房大量积压而下降，反而是与商品房空置面积一起双高而并存。

房地产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在全国的经济发展格局中已具有支柱性产业的地位。房地产业也与金融业关系密切，房地产开发商大量开发资金都来自于银行，大量购房户购房资金大部分也来自于银行的按揭贷款。但房价高与空置面积居高并存的现象引起了人们对房价泡沫的担忧。一旦存在房价泡沫，终有一天会破灭，对整个国民经济都是沉重的打击。所以，中国房价是否存在泡沫就成了有关学者和部门争论的焦点。不管房价是否存在泡沫和存在泡沫的多寡，中央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防范和消除房价泡沫，保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快速的健康发展。

二、房地产新政宏观调控政策简要回顾

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政策手段主要包括经济手段(财政手段、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法律手段、计划手段、行政手段等。经济手段是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工具，下面主要从经济手段阐述近两年来主要的宏观调控政策。

(一)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包括利率政策、公开市场业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贴现率政策等。这两年来国家主要采用了提高利率的政策，我们这里主要讲述利率政策。2004年10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不到5个月，2005年3月17日，五年期以上个人房贷利率由原先的5.31％调到5.51％。2006年4月28日，央行在原来的基础上全面上调各档次贷款利率0.27个百分点，其中，5年期以上的银行房贷基准利率由6.12％上调至6.39％。这是央行在加息后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再次上调利率。2006年8月19日5年期以上的房贷又上调至6.84％。此外，央行在近两年来也连续三次提高了公积金贷款利率。如此短的时间里，央行频频加息，这是非常罕见的。此举主要是加大购房成本，抑制房屋买卖中的投机行为，抑制一些大城市上涨过快的房价，预防可能出现的房地产泡沫。这项举措也成为政府调节房地产供求市场的一个有效手段。

(二)产业政策

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国八条)。一个月之后建设部、发改委、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主要包括八个条款，国务院常务会议把其具体化，并下发实行。以上两个文件统称为“国八条”。2006年5月17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提出了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六项措施(“国六条”)，包括住房供应结构、税收、信贷、土地、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等方面。2006年5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2006)37号)，人称九部委“十五条”，对“国六条”进一步细化，而且在套型面积、小户型所占比率、新房首付款等方面作出了量化规定，提出“90平方米70％”的标准。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改善住房供应结构，以建设中低价位普通商品住房和经济适用住房为主。2006年7月11日，建设部联合其他五部委下发171号文件《关于规范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理的意见》，被业内称为“外资限炒令”，加强了对外商投资企业房地产开发经营和境外机构个人购房的管理。我国外汇管理当局也出台了相应的举措，加强了对外汇的监管，防止外资投机我国的房地产市场。

(三)财税政策

2005年5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转发建设部等七部门《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规定，自6月1日起，国家对个人购买住房转让售房时将视具体情况征收全额或部分营业税，从而达到抑制短期内哄抬房价、扰乱市场正常秩序的炒房行为。2006年5月31日，国税总局下发《关于加强住房营业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74号文件)，对“国六条”中二手房营业税新政策的具体执行问题予以明确。要求各级地方税务部门要严格执行调整后的个人住房营业税税收政策。2006年6月1日后，个人将购买不足5年的住房对外销售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5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应持有关材料向地方税务部门申请办理免征营业税的手续。当年7月26日，国税总局《关于住房转让所得税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108号文)，宣布从当年8月1日起，各地税局

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强制性征收二手房转让个人所得税。这些措施都加大了住房转让的成本。有效地抑制了二手房的炒卖。

三、房地产新政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评价

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已有两年多了，在这两年当中，国务院和国务院各部委高密度地针对房地产市场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这是非常罕见的，足见国家对房价的重视和有效抑制房价的决心。那么房地产市场经过两年多的宏观调控，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一)宏观调控后市场发生的变化

1、房价的变化。2005年全国房价继续上涨15.2％，各地房价在2005年的上涨幅度并不一样，东部地区是16.9％，中部地区是10.2％，西部地区为7.6％。2006年第一季度全国70个城市新建商品房面积同比上涨6.3％。北京市房价在2006年第一季度猛涨了17％。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联合调查也表明，2006年8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5.5％。深圳、北京、厦门居涨幅榜前三位，当月房价较2005年同期分别上涨12.8％、11.4％和11.4％；唯一下降的城市是上海，降幅为2.2％。当月，房价环比上涨较快的城市还包括烟台、大连和长春等。从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看，2006年前9个月，北京房价依然上涨了9.3个百分点。但2006年9月全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比2005年同月上涨了10.3个百分点。但涨幅却比2006年8月回落了1.4个百分点。广州市国土房管局的房地产市场分析报告显示，继2006年8月房价小幅下跌之后，2006年9月广州房价继续全线回落，新建商品住房均价创下2006年宏观调控以来最大跌幅，比上月下降了406元，为6382元／平方米，环比跌幅达6％。该报告还显示广州一手住宅成交量已连续3个月徘徊在60多万平方米的低位。

2、空置面积的变化。从2005年开始，我国商品房的销售面积虽然总体上仍高于竣工面积，但却出现了部分时段销售面积低于竣工面积的情况。同时，商品房销售面积和竣工面积之间的增幅差距也在缩小，这就导致了商品房空置面积的严重扩张。2005年11月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达1.14亿平方米，比2004年同期增长14.2％，规模超过2005年上半年房屋竣工面积。住宅空置面积达0.63亿平方米，比2004年同期增长8.0％，规模接近于2005年前5个月的住宅竣工面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6年5月国房景气指数显示，截至2006年5月底，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1.22亿平方米，比2005年同期增长17.8％，空置商品住宅6728万平方米，增长15.9％。但与2006年3月相比。这一数字已减少了255万平方米，这个数字相对于空置面积来说是一个小数目，但毕竟说明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初见成效。然而我们也要看到，这些空置商品房结构不合理，符合大多数老百姓需要的中小户型相对比较少。

(二)对房地产新政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评价

国家宏观调控的本意应该是：把房价增速减缓到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水平，与人们的收入增长相匹配的程度，在个别房价奇高的大城市(比如上海、北京等)的房价增速最好能明显地下降并稳定下来，使市场供需总量保持基本平衡，使市场供需结构保持基本一致，房价基本合理。但从上面宏观调控前和调控后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可以得知，房价的增速在2005年还是明显地高于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没有达到宏观调控预期的理想效果。2006年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拳的重重作用下，才开始慢慢降下来，基本上达到了初步的效果。为什么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在经过了大约两年多非常有力度的调控才初步显现出了它的威力呢，难道房地产市场就这么难调控吗，要几个部委连续出台一系列政策?我们以后应该怎样更好地实施调控呢?

1、供需相互作用的结果，真实需求强劲。大家知道，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住房市场供不应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对住房存在巨大的需求。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在满足吃好的同时对住好也有很强烈的愿望，并且我国的家庭越来越小型化，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三代同堂了，年轻人更愿意与父母分开住；我国的安家置业观念比较强，人们工作的流动性比较差，人们只有买了房子才有家的感觉；我国近几年城市化也比较快，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继续推进，这些因素无疑提高了我们对住房的现实需求量；房价上涨使得把住房当作投资品的人们有一个房价上涨的预期。这些因素就使得房价具有很强的刚性，不会轻易降下来。但我国这次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力度非常大，最终发挥了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使得房价正朝着预期的效果转变，我们相信随着调控的继续深入，房价会越来越达到我们所预期的效果。

2、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的博弈。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迫使中央必须放权，而中央对地方政府绩效(亦即官员政绩)的评估，主要依据是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各种指标，最典型的就是GDP的增长数据。而另一个是放权之后，中央如何控制地方势力的崛起。税收分享只是博弈的内容之一，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无视中央的规定非法汲取资源，按照自身的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去发展经济，盲目扩大房地产投资。2006年河南省郑州市违法批准征收占用土地建设龙子湖高校园区问题，就是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严把土地“闸门”的形势下发生的一起重大土地违法案件。中央只制定政策，但具体实施却要靠地方政府，而当地方利益与中央政策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往往会阳奉阴违。再有就是地方有一些既得利益集团，他们相互勾结，这也是一个最容易腐败的地方，权钱交易。房价上涨所形成的利润相当部分跑到他们腰包里去了，最近一些腐败案很多都跟房地产有关。这些因素也就阻碍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效力的发挥，使得房价增速迟迟降不下来。2006年国家派出了检查组到地方检查落实宏观调控政策的情况，随着反腐败的深入进行，随着我们的制度越来越透明，土地出让市场将越来越规范。在这样一个规范的市场里，宏观调控政策也必将得到彻底落实和贯彻，房价也必将越来越合理。

3、宏观调控政策的滞后性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与宏观调控政策统一性的矛盾。宏观调控政策的滞后性是其固有的特性，房地产市场变化多端，它具有投资周期长、涉及行业多等特点。这种滞后性影响了它的效力的发挥。而我们往往希望一种政策实施后能够立竿见影，由于这种急切的心理，在这个政策还没发挥效力之前已经把另一项政策制定出来了，多个政策重叠在一起发挥作用，影响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一刀切”也不利于其效力的发挥。我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一样，东、中、西部差距很大。这就要求采取的宏观调控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国家统一制定的，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各个地方都统一实行。所以，我们希望我国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更应是指导性政策，由各个地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参照实行，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调控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这样更能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力。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2

2009年底开始陆续出台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直接目的是为了抑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但是，由于房地产业在整个宏观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果单纯从产业政策的角度看待这一调控，恐怕未必能够完全把握未来政策走势的完整脉络。次贷危机已经提示全世界，房地产行业的政策应当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中除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之外的又一个重要指标和杠杆，而这在中国过往的宏观政策中其实早已有所体现，因此，将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出台看作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一部分，会更容易把握未来的政策走向。

表面上看，近来房地产调控政策出台的时机，选在房价飞涨、投机气氛开始浓厚之际，其背景是民间对高房价的抵触情绪上升、高房价对未购房者“居者有其屋”理想的冲击有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但深究起来，这次调控不论时机还是力度选择，其实都脱离不了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大背景。

本轮房价的飞涨始于2009年中。当时，房地产市场执行的是偏宽松的政策，这是由于经济复苏的基础尚未稳固，房地产行业还背负着带动中国经济走出萧条的重任，适度的过热正是政策所要催化的结果之一。到了2009年底，中国经济的复苏已经相当可靠，甚至由于流动性旺盛，已初现局部过热的苗头。从这个角度看，对房市的调控，其实可以理解为中国宏观刺激政策退出中的一步棋，而绝非对房地产市场的急刹车。从政策节奏上看，中国已经开始提高准备金率，也证明刺激政策处于逐步退出之中。

事实上，此次房地产调控的力度并不是很大，绝非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底的调控那样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下猛药。其原因在于，当时的大背景是宏观经济明显过热，地产作为重要的龙头产业，自然首当其冲受到抑制，加之高房价引起的诸多社会矛盾，政策的力度也就非常大。尤其是对开发商融资的严格控制，结合近乎窒息的需求方，最终使得房价大幅走低。然而，在当前的局势下，这一情形重现的概率几乎不存在，政策不可能让房地产业陷入萧条，从而拖累整体的经济增长。因此总体来看，目前对房地产市场不宜过度悲观，毕竟政策还处于早期的微调阶段，而且长远看，越早微调，越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此次调控最有可能的结果，是飞涨的房价得以抑制，伴以交易量适度下降。

房地产政策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行业，主要与其行业特点有关。首先，房地产业一般杠杆率较高，占用的资金总量庞大，所以，房价波动对于流动性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房价上升可以创造出巨大的流动性，下跌则可能给一个高杠杆的金融体系带来危机。次债危机之所以震倒全球金融体系，就在于地产杠杆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品杠杆所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次，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接近20%，调控这一产业，对总需求的影响就足以对整个经济增长产生强大的辐射作用。再次，房地产具有金融属性，房地产投资的变化会对资金的流动产生巨大影响。最后，中国经济正处在调整结构的关键时刻，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未来很难再起到支柱作用，在调结构初现成果以前，如果盲目过度调控地产行业，很可能会间接给经济调整造成困难。因此，如果单从微观的行业角度看，很难猜测还会出台哪些调控政策、政策要执行到什么程度，但是，一旦将房地产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来看，就可以判断，这次调控不会对房地产业造成巨大的打击。

当前，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尚未恢复到中国这样健康的程度，可以预想，经历了金融危机的教训之后，各国未来会严肃地考虑将房地产行业更多地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杠杆之一，并且在执行中很可能会参考中国多年的经验。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3

现在，部分一线城市以限制高价格的住房销售、加大低价住房人市等方法，人为将平均房价拉低。而房产税在上海及重庆的试点，几乎连毛毛雨都没有下――房产税征收近百日，其征税总额竞不及一套住房的价格。反观香港，其2006年的住房财产税占整体税收的7.2％。也就是说，房地产宏观调控的组合拳，根本没有打在要害上，而是打在“棉花”上被弹了回来。对于这种现象，尽管国家主流媒体炮轰力度不小，但始终没有找到真正原因。

在此，笔者却琢磨出一些新的信息――新一轮的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可能要出台，其政策力度将加码。因为，在2010年“国十条”出台之前，“新华社”曾连续六天发表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评论；同时，《人民日报》也痛批当时的房价居高不下，要求强化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一“国十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同样，2011年初，主流媒体再次集体对房地产市场发表评论，随后，“新国八条”出台。最近，主流媒体对房地产市场又纷纷评论，这是不是信号呢?在我看来，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就是“新国八条”之后，市场出现的情况并非如中央政府所期望的那样，房地产市场面临的问题反而更为严峻。

为什么越是调控，面对的困难越大?是市场原因还是政策原因?当前国内房地产市场的根本问题到底何在?如果最近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那么，所备用的政策有哪些?

其实，“新国八条”的效果之所以与政策的预期相差很远，最为关键的问题是，对于如此发达、成熟及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的住房市场，中央政府却更倾向于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比如说限购令、限价令、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等来干预商品房市场。既然使用的是行政干预的方式，而房地产政策又得通过一层又一层的地方政府来实施，因此，地方政府就很容易根据其需要一一予以化解。在目前的条件下，希望通过计划经济手段来化解当前房地产市场问题几乎不可能，除非使国内房地产业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时代。

房地产市场与其他市场有一个根本性差别，就是它是一个个分散的区域性市场，其价格上涨或下跌都是区域性及过程性的。因此，即使中央政府能够出台有效的住房宏观调控政策，其政策的效果也是缓慢显现的，不可能立竿见影。何况，就当前房地产政策来看，尽管是以政府的行政性干预为主导，但是信贷政策调整所起到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而这种调整的政策效应要真正体现出来，不仅要进一步强化其政策力度，而且也需要一个过程。

当前房地产市场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基本功能的缺失，房地产市场已经不是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场所，而是成了全民赚钱的投资工具。如果这种状况不通过住房政策调整对其全面遏制，那么，要调整国内住房市场是不容易办到的。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4

[关键词]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多目标决策(multipleobjectivedecision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参考文献：

[1]郭亚军.综合评价理论、方法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吴一丁.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比较与借鉴[J].学术探索，2004，(10).

[3]王健.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对策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7，(2).

[4]陈东琪.经济持续繁荣后的稳定增长[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4).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5

根据我们今日投资对国内70多家券商研究所1800余位研究员盈利预测数据的最新统计，分析师对上市公司和沪深300成份股08年的整体盈利预测持续调低。有分析师给出盈利预测值的上市公司08年对07年的整体盈利预测增长率为14.06％，较上月调低4.6个百分点，这些上市公司07年较06年的增长率为44.51％。沪深300成份股08年盈利预测增长率为12.12％，较上月调低4.45个百分点，持续第八个月调低，这些上市公司07年较06年实现的增长率为41.50％。上市公司盈利的宏观环境也在不断的恶化，从最新公布的11月宏观经济数据显示，当期经济所面临的环境仍十分恶劣，各项指标纷纷负增长，PPI回落的速度超预期，进出口增速快速下滑成负增长，FDI大幅负增长，这些都表明宏观经济正在快速的下坠。同时，特别工业增加值增幅也在继续放缓。作为最能反映企业运行的指标，工业增加值增幅创下新低意味着宏观经济进入“严冬”。

双重威胁可能导致中国进一步加大刺激经济增长的力度

上市公司盈利增长的持续下滑和宏观经济的不断恶化，也促使近期国务院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即将出台的政策，这些都将强有力保障未来宏观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德邦证券预计这些政策的效果将在2009年逐步体现。另外，近期国家发改委通知解除了自年初开始实施的对食品类商品的临时价格干预措施，表明了宏观当局对未来物价可能持续回落预期的确认。物价的回落也将为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放松打开空间，下一阶段央行还会继续加大货币政策的放松力度。一方面，为支持扩大内需，增加货币供应和信贷投放另一方面，通过降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等措施来保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分供应和引导市场预期。

经济增长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有所恢复

在1992年至1999年期间，GDP增长率与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运行趋势十分吻合；虽然1999年之后，两者运行节奏出现明显的不一致，但趋势上还是保持同向的。宏观经济在1999年见底出现向上的拐点，但上司公司每股收益低点出现在2001年。通过两者运行之间的规律，西南证券认为，宏观经济出现向下拐点的时候，会迅速体现到上市公司的业绩当中，业绩随之下滑；而当宏观经济出现向上拐点的时候，上市公司业绩转好会有上2年的滞后。2008年前三季度为9.9％，08年全年GDP增长率下滑已成定局，普遍预计在9％-10％。面对国内经济的下滑，政府推出4万亿的投资计划，货币政策也转为宽松，保经济增长(“保八”)成为当前第一要务。种种迹象表明，2007年中国经济已经达到了本轮经济增长的波峰，2008年开始进入回落期，经济向下拐点已经出现。2008年前三季度，上市公司平均每股收益为0.33元，估计全年业绩略高于07年(0.42元)。虽然每股收益的绝对数还没有体现出下滑，但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长放缓，部分公司出现亏损，经营压力已有显露，估计09年业绩将有所体现。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内需刺激政策经验显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大幅扩张的财政政策能够在一段时间内缓冲经济的下滑；因此，中金公司预期政策作用下，经济增长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有所恢复，这将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但其持续性仍面临不确定性1、大幅降息和房价的下跌有助于恢复居民购房能力；财政支出的加大对有助于拉动钢铁、水泥、建筑、电力设备、工程机械以及电力、煤炭等固定资产投资相关行业的需求。量化分析显示，考虑到财政政策的作用，钢铁、水泥行业的产能过剩情况好于电力和煤炭，在市场预测普遍比较悲观的情况下，钢铁、水泥盈利存在超出预期的可能；虽然利用率的压力将依然存在，但煤炭价格进一步下滑则有助于降低火电行业的成本。2、消费对利率不敏感而与收入增长更相关，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收入增速下滑才刚刚开始，表明周期性消费品种盈利存在进一步下滑的风险。相对来说，非周期性消费品表现出更好的防御性。3、考虑到政府最近出台刺激政策的力度和频率都超出市场此前的预期，显示政府力保经济增长的决心，未来政策力度还存在超预期的可能性，而市场对政策的短期反应一般也将是正面的。

A股2009年净利润增速将呈现“前低后高”态势

海通证券预计，A股公司2009年业绩增速将呈现“前低后高”态势。一方面，从基数角度看，A股公司2008年业绩呈现典型的“前高后低”态势另一方面，从上市公司营业收入角度看，鉴于因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因素引发的上市公司总体营业收入增速快速下滑趋势自2008年第三季度起显著体现，因此，这意味着上市公司2009年第一季度、甚至第二季度营业收入增速很可能延续自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的快速下滑势头；而随着2008年第四季度宏观紧缩政策力度“由紧转松”，市场需求很有可能“滞后”自2009年第二、三季度起出现反弹，并由此带动上市公司总体营业收入下滑态势趋缓、甚至出现反弹。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6

关键词：宏现调控；政府失灵；主流宏现经济政策；经济泡沫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活动中起基础性作用，以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和长期发展战略方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期时期，宏观经济调控将面临新的挑战。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如何防止“政府失灵”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干预经济不当，未能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却阻碍和限制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导致经济关系扭曲，市场缺陷和混乱加重，以致社会资源最优配置难以实现（刘俊奇，1999）。具体地说，“政府失灵”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其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其二，政府干预虽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成本高昂；其三，干预活动达到预期目标且效率较高但引发了负效应。

析“政府失灵”的成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政府对经济的认识难以完全符合经济规律，即使一定时期抓住了规律，然而规律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不可能穷尽。进而，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完全正确；2.政府角色错位。即政府未能恪守其“增进市场论”的基本角色，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过大，超出了矫正市场失灵、维护市场机制顺畅运行的合理界限；3.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是依靠市场主体的驱利动机来实现政府调控目标的。而政府干预的目标、手段可能与市场机制运行的要求、微观主体的目标和情况相冲突。因而，宏观调控的效果不能由政府来完全左右；4.政府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不可能完全统一和协调，因而可能导致政策的制定、执行的非科学化和非理性化；5.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政策的不恰当可能导致“寻租活动‘的大量存在，从而扭曲了经济关系，障碍资源的合理配置。

我国这几年：“政府失灵”的例子主要有：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上市指标搞行政切块分配；贷款权上收，城市合作银行合并，农村合作基金的撤并；允许甚至鼓励行业自律价格的存在；恢复对粮棉收购的管制；物价持续走低；民间投资和消费启而不动等。

当前，我国“政府失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角色错位时常出现，往往干预过度，破坏了市场机制运作的合理界限。这是由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影响还在发挥作用；二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已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还不能充分把握其运行规律。如何克服这两大问题，是我国近期防止“政府失灵”的主要任务。

二、如何实施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转变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中的困境即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人们已阐述得很充分了。笔者认为理论界从整体上已达成了共识，只是角度可能不同，在此不再复述（参阅江勇、熊正栋，1999；戴培昆，1999）。

但是人们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局面的性质判断，笔者不敢苟同。如“经济发展新阶段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所谓阶段性有效需求不足”（参见张晓晶，2000），另如1998年有一种“V”型理论认为经济会迅速上升等等，这些把我国当前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看作是阶段性的，即使他们也可能意识到这种局面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存在。然而，我们的观点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体制改革的结果，搞市场经济就要长期面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更进一步地说，“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的共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

同时，买方市场的形成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主要矛盾已转移。我国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为“有效需求不足”隐含着人们有需求但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这与存款的多少并不等同）。因此，在经济转轨时期，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如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不仅仅指总量增长，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益。而要提高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益，退回到原有体制是不可行的，这已为我国的实践所证明；唯一的出路是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宏观调控。而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通过市场经济的完善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增长效益与质量的不断提高，就必须不断扩大“有效需求”。于是，我国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由过去的以收缩性为基本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为以扩张性为基本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关于过去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可参见吴晓求，1998）。

然而，政府在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约束下的宏观调控力度不足，手段选择和效果还很不理想。如1998年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拉动内需，确实起了一些作用。但从1999年上半年国有经济增幅下降的事实表明，这次宏观调控只是启动了国有经济的短期增长；虽然1999年财政政策、收入政策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参见陈淮，2000），注意了短期政策与中长期发展相结合，但由于体制性约束，效果一时难以体现。由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退出机制的缺乏，银行体制改革滞后，投融资体制的扭曲，使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是更积极有效的制度选择与安排，可这是需要时间的。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宏观调控的效果越来越受到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的制约：宏观调控的实施是通过微观主体的驱利动机来实现的，而不能由宏观调控主体直接决定；宏观调控的效果如何，决定于宏观调控的方向是否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运行机制相适应。这样，实现主流宏观经济政策有效转变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培育市场主体和规范市场运行机制，二是使宏观调控的作用力与市场经济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相适应。

三、如何防止宏观经济政策失效

当前宏观调控领域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有效需求不足”；二是经济开放度日益加大。这两大问题都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挑战。在前一部分中，我们阐释了我国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并指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的制约，这是防止宏观经济政策失效的一个方面。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还受其自身特点的限制。

（一）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限制

1、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扩张限度有限（参见张晓晶，2000）。财政扩张的限度一般用债务负担率（即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单看狭义债务负担率（主要指国家财政统借统还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中国则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1998年还不到10％（发达国家几乎都在50％以上，欧盟的标准是60％）。但考虑到“中国特色”，政府实际的债务负担还应包括部分地方政府、公共部门或国有企业的国外借款以及银行不良贷款。这样，1997年底我国最大债务负担率已接近50- 60％。按我们的观点，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大量“空帐”也应计在政府债务之内，这样政府实际债务负担率已不低，增发国债的空间已十分有限。同时，1991年至199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4.6％、13.1％、12.6％、11.2％、10.7％、10.9％、11.6％、12.4％，基本上逐年减少，近两年略有回升，但升幅不大。这样，通过国家财政支配的资源就很有限了。

（2）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近两年，国家采取增发国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1998年发行3891亿元，1999年发行3415亿元。但在政策运作上将财政投资按计划分割到各省、区、直辖市，再由地方分割到各项目。这种按老办法搞财政拨款，很容易出现新的重复建设：“长官项目”、高收入低产出、胡花乱用等问题。结果，1998年底，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19.5％，而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基本为0（其中：集体经济投资下降了3.5％，个体经济投资增长6.1％），从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只有14.1％。并且只影响国有经济，对非国有经济影响微弱。另外，最近财政部对1998年1000亿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72个重点项目进行检查，发现已有20个项目的大量资金被挪用和乱用，10个项目属于“三边工程”。同时，虽然1999年中央财政提供的技改贴息从1998年的7亿元猛增到90亿元，力图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有效地起到财政资金带动投资需求扩张的目的，但考虑到中国的资金分配格局和信贷结构，这些技改贴息资金恐怕绝大部分又流向国有经济。然而当前国有经济缺乏活力和效益，非国有经济是最具活力的和效益的，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

2.货币政策。

（1）M2的增长率还可适当提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米什金，1998）；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中国，高通货膨胀总伴有M2的过快增长（王大用，1996）。如在1988年和1989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86年至1987年M2的过量供应；在1993至1995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90至1992年M2的过量供应，且1994年通胀高峰时M2供应加速，使得本次通胀的时间延长。但是近几年，我国M2的增长一直在下降，且当前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时期，因而M2的增长率可适当提高，但不能过高。

（2）信贷萎缩限制了货币扩张。自1996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率逐年下降，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信贷萎缩”现象（樊钢，1999）。造成信贷萎缩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国有银行由于坏帐积累不愿再向一些国企贷款；又不能、不愿向非国企贷款（存在信贷歧视）；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非国有的中小金融机构不愿向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于是，存贷差不断加大。另外，资本市场融资对于广大非国有经济来说机会甚小。同时，物价持续下跌，使实际利率居高不下，企业对投资预期不乐观，企业投资需求不旺。因此，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降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增加货币供应）等，不能启动民间投资（我所指的民间投资是指除政府财政直接投资以外的一切投资）达不到预期的扩张效应，因而也不能有力地扩大“有效需求”。

（二）开放性经济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挑战

经济的开放必然会对国内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这是Mundell、Fleming模型的基本结论。根据此模型，在利率降低、汇率稳定的情况下，会引起资本外流，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这主要是因为套利活动的存在。同时，在资本有限流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财政扩张导致总需求增加，相应净进口增加，引起贸易余额出现逆差；但随时间推移，贸易逆差将导致货币供给下降，直到总需求回复到初始水平。一般而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个目标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这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目前，中国选择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而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一旦资本流动得不到完全的管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打折扣（张晓晶，2000）。

四、如何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防止“经济泡沫”的产生

所有的“经济泡沫”都产生于“虚假繁荣”，而“虚假繁荣”，总是有一定的真实繁荣作基础的。可以想象随着我国加入WTO的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将迎来又一个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因而为“经济泡沫”的产生提供了真实基础。同时，所有的“泡沫‘都是资本过度追逐利润的结果，开放经济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使资本逐利竞争更加激烈；这为”经济泡沫“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我国”经济泡沫“的产生有以下两大可能途径：

（一）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短期资本）大量进入中国股市、房地产领域。东南亚经济危机、日本“泡沫经济”都是在国内经济一派繁荣的背景下发生的。大量国际资本涌入，促使东道国经济进一步繁荣，而房地产、股市行情日渐高涨，“经济泡沫”日渐积累，直到破灭。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开放度的提高，加上中国广阔市场的吸引、政策鼓励、政局稳定等，肯定会使外国资本投资掀起一个新高潮。这对如何引导外资流向并进一步防止“经济泡沫”的产生是一个考验。

（二）即使通过制度安排，防止了外资引起的“经济泡沫”，我国国内依然有可能产生“经济泡沫”。原因有三：1.M2的过度增长为“经济泡沫”的产生埋下隐患。虽然在当前我国M2过度增长却发生了通货紧缩，一旦我国通过扩大有效需求走出通货紧缩，很有可能又进入通货膨胀时期（刘宪法，2000）。 2.大量的银行坏帐以及社会保障基金的空帐，使经济运行潜藏着巨大风险。而要消化掉这些坏帐、空帐，势必对国家财政提出扩张性需求，并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的危险性。在传统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发生时，以消费品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表现出来；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货膨胀往往以股市、房地产价格即资产价格上涨为主要表现。而这恰恰是“经济泡沫”产生的温床。3.我国依然存在传统体制复归的可能，在新时期并不是没有新一轮“大干快上”的可能性。因此，国内的“经济泡沫”隐患已经存在，并可能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释放并进一步膨胀。就目前来看，我国的“泡沫”风险主要来自国内。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7

一、调控龙头：国家发改委

在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的地位是最为重要的，居于宏观调控权力体系的核心，其独一无二的定位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中央的机构改革及官方文件中多次显示出发改委稳居中央部委宏观调控权力序列的“头把交椅”。多次机构改革方案中与相关文件中，在“三部门”或“四部门”时期，关于宏观调控部门的论述都明确的指明了发改委（包括其前身计委）的“领头羊”身份。在2008年最新一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中央提出要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其中无论是在各宏观调控部门的改革方向上，还是在核心宏观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文件都将发改委列为宏观调控部门的排序之首。更加说明问题的是，即使在央行和财政部各自的“三定”方案中关于宏观调控部门的“健全协调机制”部分，都一致性地将发改委列在第一位。这既源于一直延续下来的“计划”在我国各种调控手段中一贯的独特地位，也源于央行和财政部对中央“语调”的高度服从，无论如何在中央部委这一层面，发改委强有力的权力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发改委的职权范围决定了其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充当“领头羊”。发改委以下三项职责最体现其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其一，拟订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其二，承担重大建设项目和生产力布局等重要规划的责任。其三，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组织拟订综合性产业政策，负责协调平衡工作。可见，发改委的职权范围涵盖了极其重要的规划、投资管理与产业政策三方面，这些方面构成事关我国目前宏观调控方向、总量与结构等方面最为关键的领域，经济发展目标、路径以及多项经济指标与其都密不可分；发改委还在价格、重要商品总量平衡、节能减排等方面拥有强大的话语权。

第三，发改委的特殊功能注定使其在当下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风口浪尖”。相对于央行和财政部，发改委具有二者不可替代的作用。央行与财政部分别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总量和结构，二者对于经济的介入作用同样具有跨地区、跨产业的“宏观”效应，但与发改委比较，后者还有一种超越一般性宏观作用的“增值”作用，表现在：其一，发改委的规划职能相对于财政手段和货币工具而言更具引导性，财政与货币两只手都是围绕既定的规划与目标进行实施与落实的；其二，发改委具有协调的功能，既有产业上的协调，也有区域上的协调；既协调改革，又协调发展；既有整体目标的协调，又有针对具体问题的协调，可以说在发改委各项职能的表述中都可以找到“协调”的字眼。引导功能使发改委在宏观调控中具有更基础性的作用，而协调功能则赋予了发改委的综合性角色；二者中的任一方面都足以将发改委推向经济、改革与宏观调控场景的最前台。

二、调控的“钱袋子”：财政部

财政部是国务院综合管理国家财政收支，并主管财税政策和实施财政监督的职能性部门。由于享有财政政策介入宏观经济的工具性优势，财政部我国实施宏观调控的核心部门之一，在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通过对财政部各项现有职能逐一检索分析，与宏观调控直接相关的大致有：宏观职能法律文本、中央财政的收支、税收、财政管理等工作。而财政部的内设机构从更微观的角度体现了在财政部的宏观调控职能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财政部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特有定位：

第一，宏观调控职能的综合性强。从各内设机构中可知，与拟订与实施财政政策直接相关的机构有综合司、条法司、税政司、关税司、预算司、国库司，这几个机构的设置与职能尤其体现了财政部在调控中明显的综合性特征。

第二，可用的财政政策手段多样。针对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与特殊领域，财政部可以运用多元化的财政手段进行专门性调控。

第三，财政政策受众面广泛。除去综合性强的内设机构外，财政部还针对不同的对象设置了专门性机构，这些机构涉及了经济建设、农业、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企业、金融、国防等方面，几乎涵盖了对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所有的关键领域。

综上，财政部自成立以来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宏观调控职能愈发显性，财政部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前述分析揭示，职能上，财政部拥有多种具体财政工具；机构设置上，财政部的绝大部分内设机构都与宏观调控有关联，并且分工明确。这些信息明晰地表明财政部的主要权力都指涉宏观经济的多个方面，在宏观调控体系中提供财政政策，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形成积极与有利作用，就是财政部的主要目标与准确定位。

三、货币政策调控：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人民银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手段包括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工具是央行介入我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方式。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后，其目标定位已经比较明确，即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与提供金融服务，并一直延续至今。在200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中国人民银行的新“三定”方案并未改变这种格局，但透露出一些新的信号与趋势。在职能调整方面，央行要“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体系，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统筹协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并且，要“加强综合协调并推进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研究、协调解决金融运行中重大问题的职责。”新方案还增加了央行“制定和实施宏观信贷指导政策”的职能，金融稳定局被赋予了新职能――“负责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规范，负责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机构设置方面，新“三定”方案在内设机构中新设立了汇率司，并赋予其“跟踪监测全球金融市场汇率变化；研究、监测国际资本流动”等职责。外部关系方面，新方案明确了金融政策及监管政策的协调。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与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建立健全协调机制以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

根据2003年和2008年两次机构改革，中国人民银行的角色已经明朗化：第一，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宏观调控部门，主要通过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第二，货币政策职能更强化，汇率将更多的成为我国央行的调控工具，这源于经济的跨国性日益突出。第三，“协调”成为央行的重要作业，除央行内部货币政策工具之间，如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需要协调外，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之间的协调，央行的金融政策与财政部门的财税政策的配合，包括央行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措施之间的协同等，都是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应有之义。

四、商务介入宏观经济：商务部

商务部前身是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成立时整合了三方面的权力，分别是原国家经贸委的内贸管理、对外经济协调和重要工业品、原材料进出口计划组织实施等职权，国家计委的农产品进出口计划组织实施等职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职权。商务部是主管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按照一般思维，商务部所辖范围更多是流通领域，与宏观调控无涉。但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商务部在现实中的功能与，可以发现其与宏观调控有着以下联结点：

第一，从商务部职责范围来看，其主管事项与投资、产业、消费、价格、进出口等重要宏观经济指标都有联系，其中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需求几乎与商务部每一项工作都紧密相关。

第二，在行使权力的方式上，商务部可以通过拟订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战略、政策，推进流通产业结构调整，拟订国内贸易发展规划等方式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第三，从近年商务部的对外资的政策文件来看，23号文、50号文、171号文都是针对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是整个房地产调控政策中的组成部分，而《商务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商投资涉及宏观调控审核和备案工作的通知》（商资函[2008]54号）更是积极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工作的表现。

五、土地调控：国土资源部

随着我国经济出现的众多诘难与新形势，国土资源部的微观管理职能逐渐显示出宏观化的趋势，其政策标志是国务院于2004年、2006年分别公布的两个文件：《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2006] 31 号）。从新“三定”方案中反映出，国土部参与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所增强。将土地纳入宏观调控中考量的背景有三：其一，当下我国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如房价过快增长、盲目投资情况严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等，由于我国市场化程度不够等原因，传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我国相关领域调控的效果并不充分；其二，土地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属性，尤其是近年来土地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力越来越大，土地供应对劳动力、资金、能源等方面的投入量和投入方向有能力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其三，现代经济的复杂性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使对经济领域的调控往往需要多重政策的合力，在我国土地公有的前提下，土地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系统的手段是一个国家介入经济的有效抓手。

总之，正视不同宏观调控主体在转型期中国宏观经济决策中的功能和定位，是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优化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前提。在大众的语言系统中，国务院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是一个通识性概念，国务院与国务院部委的调控政策都暗含其中。但如果进入更微观的层面，法律身份上，国务院与其职能部门各部委之间并不是统一的法人，而是各自作为独立的法人存续的。国务院调控经济的确通常是通过各职能部门完成的，如财政部门通过财税政策，央行通过货币政策介入宏观经济。但国务院和国务院部委之间能否以简单的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进行“标签化”呢？从各主体的实际运行过程可以看出，理论上决策权或决策主体与执行权或执行主体之间的区分远不是清晰的，就某一阶段的调控而言，决策主体可能也拥有并行使着执行权，看似低一位阶的执行权主体在职权范围内又并非完全的被动执行命令，而是进行着大量的决策。

最近的宏观政策篇8

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大多是各说各话

近来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的辩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在这场辩论中，参与者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各说各话，并没有真正的对话。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三个不同但又紧密相连的大问题经常被混在一起讨论。这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大问题是：产业政策、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制度变革。比如，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只是产业问题。因此，去产能只是一个产业政策水平上的问题，不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而中国目前是需要紧缩政府投资，还是继续通过增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这是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最后，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是要更依赖民营经济还是继续“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这是个制度问题。

但是，这三个大问题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有着紧密联系的。

首先，产业政策的成败确实受制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约束。相比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则较少受制于产业政策。

其次，宏观经济政策受制于制度体系。比如，因为中国的特定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压缩政府主导投资的实际效果经常会大打折扣。

最后，制度变革肯定是决定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核心基础。

因为对上述三个大问题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没有明晰的认识，故参与产业政策的多种观点都是各说各话。

比如，对产业政策全盘否定的观点基本上是以制度变革为出发点的。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瓶颈是计划经济思维，而将产业政策等同于计划经济，这等于是混淆了制度变革和产业政策。

还有一种观点主要是以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为切入点来批评某些对产业政策的质疑，但其中关于要坚持资本投入的讨论避开了资本投入是由政府主导还是由民间资本主导（且不说政府是否还有足够的财力继续）这个核心问题。此外，这种观点也完全没有涉及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制度约束。

有的观点则基本只聚焦于产业政策，几乎完全避开宏观经济政策和制度变革。这样的讨论尽管有益，但是却不能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深层次问题。

最后，中国的经济学界几乎不讨论制度变革，而多半停留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如此，中国的经济学界对关乎中国长远未来的根本问题几乎全然没有贡献，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永远都不是纯经济学问题，而是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一点亚当・斯密就讲得很清楚了，可众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好像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澄清对产业政策的一些误读和迷思

比如，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主要是一个产业问题。因此，去产能主要是一个产业政策的问题。如果学界和政策界把“产能过剩”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则是一种误读。

中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大致是“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这其中包含了宏观经济政策，也包含了一部分制度变革。但是，这一宏观经济政策在理解和执行中，确实有可能犯了将某些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当成了制定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的错误。另外，“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制度约束似乎考虑得不够多，这也有可能影响“供给侧改革”的实际政策效果。

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显然受制于其制度体系。而学界和政界完全不考虑制度变革，只是想从技术水平来解决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制度瓶颈，这将是本末倒置。换句话说，宏观经济政策不能解决约束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瓶颈问题，产业政策就更不能了。

因此，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红利”肯定是正确的方向，它和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并不矛盾，关键是具体的制度变革的推进。而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只是初步完成，且中国的工业生产效率离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非常大的差距，所以中国的产业政策和制度变革都还有非常大的增长潜力。因为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下，中国的制度变革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通过正确的产业政策来促进中国的产业发展也同样还有非常大的潜力。

归根结底，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需要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良好的制度基础，以及慎用但正确的产业政策的共同支撑。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需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我们不能厚此薄彼，认为只要靠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产业政策而没有制度变革就可以安然无恙，抑或是市场自然就搞定了，甚至认为这三种政策是水火不相容的。这样的认识对于处在关键节点上的中国经济是危险的，甚至是极其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