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财政政策范文
时间：2023-10-31 16:55:21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1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轮经济上升期出现的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偏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使然。除了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政治周期”推动，以及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体制性因素影响以外，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迅速升温也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可否认，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走出通货紧缩，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可谓功莫大焉。但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不再是总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刺激总需求扩大。对此，去年底以来，货币政策选择了适度从紧的取向。而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如果继续在“积极”的道路上前行，势必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相矛盾，也将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另外，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仅长期建设国债就累积达到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这些都为财政运行本身带来不小压力。因此，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现行财政政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刻。
我国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为财政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年金税、金盾和金财工程全面实施，税收征管进一步强化，税收实际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4306.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年度预算60.7%，这是近年来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进度最好的一年。虽然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放缓（如清欠出口退税、部分偏热行业引起的税收增加部分将随着宏观调控见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财政收入增加额仍可能达到400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压缩赤字、减发国债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逐渐缩小扩张力度，实际上在进行淡出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2004年维持了3198亿元的赤字，没有安排新增赤字。随着gdp的增长，实际的赤字率（赤字／gdp）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亿元，调低到2003年的1400亿元，2004年又减少至1100亿元，并且明确承诺将逐步停发。（3）2003年10月出台的新出口退税政策，使出口退税率在总体上降低了3个百分点。（4）长期建设国债的投向有所调整，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到在建重点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和支持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实践不仅为财政政策进一步调整积累了经验，而且形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预期，这将减少政策调整的难度和阻力。
二、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从扩张性政策逐步转向平衡性财政政策
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的必要性已经被大家所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淡出”或“转向”。但是对如何调整，调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调整后政策的新作用点等问题则存在争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把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界定清楚。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 fiscal policy，亦称自决的财政政策）和“内在稳定器”（the built-in stabilizers，亦称非自决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又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平衡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国债和税收。平衡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亦即不应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及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应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而所谓自动稳定器，一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的自动稳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平衡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采取同幅度对冲性政策组合，比如减税与减少政府支出组合，或者增税与增加政府支出组合等。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来国际上对自动稳定器的调节作用给予较多关注，但是在我国以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还很薄弱。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正应该是平衡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在总量上，平衡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不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维持财政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维持当期预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减赤字余额，并保证不出现新的赤字。在结构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过热行业的发展，财政资金从“越位”领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颈部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财政资金转向公共财政“缺位”领域。实行平衡性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稳定社会总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对冲性政策组合，努力实现预算平衡，优化支出结构，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
三、“平衡的财政政策”在当前可表述为“适中的财政政策”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认为在财政政策的名称选择上可考虑三个标准：（1）是否代表了宏观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政策类型；（2）是否明确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准确传递政策信号，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义和误解。
对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名称选择，大体上有以下7种主张：（1）“适度的”或“温和的”财政政策；（2）“可持续的”财政政策；（3）“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4）“稳健的”财政政策；（5）“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6）“结构性”财政政策；（7）“中性”财政政策。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种提法，“适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对于财政政策调整方向并没有指示，可以适度扩张，也可以适度紧缩，不便于引导预期，对于以上三个标准都不满足。而“温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减轻、柔和、适度和不过分等意思，可能会给人逐步降低和减少扩张幅度的预期，但是容易引起误解。关于“可持续”的提法，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收支平衡、不搞无米之炊，并使财政政策的重点转向加强薄弱环节，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提法带有中长期特点，但对短期宏观经济调节的导向比较模糊。至于“相机抉择”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财政政策的类别和具体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而且导向并不清楚，显然也不合适。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支撑点在于认为我国当前财政政策既然不扩张也不紧缩，那么选择稳健的提法正合适宜。其实不然，仅从“稳健”一词很难判断出政策的方向和趋势，虽然我国近年货币政策也采取了“稳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执行的实质上看，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种适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之所以称稳健，其强调的是在松动银根、支持增长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风险。这样来，如果财政政策也称“稳健”的，则可能使人们比照货币政策来理解，而形成继续扩张的错误信号和预期。因此，这个提法不满足第二、第三条标准，显然也不合适。至于第五种提法，“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可能有矫枉过正之嫌，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看，的确存在呈现局部偏热，警惕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还没有需要进行全面紧缩的时候，而且宏观经济本身还存在再次步入通货紧缩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提法不满足第一条标准。而主张使用“结构性”财政政策的提法，应该说其抓住了我国财政政策调整后的主要着力点——支持结构改革。但是作为一项财政政策的名称，它并没有标明政策调整的总体方向。结构调整可以在扩张中进行，也可以在紧缩中进行，即不满足第二条标准，所以也不太合适。
目前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经典财政理论对“中性财政政策”（neutral fiscal policy）并没有严格界定，一般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主张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二是政府干预主义的观点，将财政政策定位于扩张性与紧缩性之间，强调在总量上不影响社会总需求。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正在讨论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层意思，其实质与平衡性财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财政政策有一个硬指标——预算平衡，而我国当前3198亿元赤字的削减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会给人们传递过于“严格”的信号，容易误解政策调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财政政策也可能被误解为政府“无所作为”和“经济中立”，不利于准确反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
据此，我们建议财政政策的调整取向应为“适中的”，“适”表明渐进和适度的意思，标识了政策的力度，同时也留下了灵活操作的空间；而“中”则表明政策调整的方向，强调不偏不倚，介于扩张和紧缩财政政策之间。“适中的财政政策”这一提法，能体现我国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是逐步实现预算平衡（考虑到削减赤字的渐进性，预算收支平衡应当作为一个中期目标，例如在“十一五”期间达成），并能体现政府在政策调整中将“有所作为”的态度，又能反映政策调整的渐进性特征，而且能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满足以上我们提出的三个判断标准。
四、“适中的”财政政策实施要点建议
根据我们的研究，建议“适中的”财政政策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
（一）大规模减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停发，尽快兑现将其调减至零的承诺
建设国债是积极财政政策最核心的政策工具，迅速调减国债不仅可以传递明确的政策信号，也可以比较直接地实现政策目的。调整中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在不开工新项目的前提下，如何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资金投入。可以考虑以下办法：
第一，根据宏观经济形势，适当放缓国债项目资金拨付进度，充分有效利用国债年度结转资金。建设国债资金预算规模与实际使用规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后者决定实际扩张效应。比如，我国2003年建设国债预算规模1400亿元，而实际使用规模为1093亿元（包括2002年结转的168亿元），向2004年净结转475亿元。今年上半年在适当放慢国债资金拨付进度后，实际使用规模为246亿元，仅占今年国债可用总额1575亿元（预算规模1100亿元+上年结转475亿元）的15.6%.如果下半年保持这样的力度，全年基本上可以实现净结转1000亿元左右，这部分资金就可以全部有序地投入后续建设中。应当注意防止年底前集中投放国债资金，避免对已经取得的宏观调控效果造成冲击。
第二，停止将建设国债转为对地方政府的转借资金。近几年发行的建设国债，大部分由中央预算直接掌握，小部分转借给地方。例如，2004年计划发行的1100亿元建设国债中，有950亿元纳入中央预算，转借地方150亿元。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尤其是投资增长过快，按中央项目和地方项目划分，其中主要拉动力量是地方项目增长大大超过中央项目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政府行政性干预市场的“越位”投资行为引起的。因此，需要抑制国债资金对地方投资的直接刺激作用，明年可以考虑停止将建设国债转借给地方。为支持西部开发、生态建设和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投资，可将结转到明年的国债资金由中央预算统一支配。
第三，利用好新增财政收入资金，支持后续建设。
（二）在财政收入较快增长的同时，合理安排新增支出的方向
随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上升周期，财政收入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以来仍然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即便是考虑到紧缩性宏观调控加上部分减收因素（如归还出口退税欠款）的影响，导致下半年税收增长放慢，但是预计2004年全年至少仍可实现财政增收4000亿元左右，增幅可能超过去年。这部分钱的“去处”是否合理，将会直接影响财政政策调整的效果。如果不做好新增财政收入的支出预算，可能又会形成新的扩张因素。为了体现“适中的”财政政策取向，增收的财政资金最好用于支持亟待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优化财政体制，尽快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同时，保证在建项目的后续投入。
（三）严格控制和逐渐削减财政赤字，传递“适中的”财政政策的信号
政府预算赤字常常是一国财政政策方向的重要指示器，我国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适中”，控制和逐步削减财政赤字也应当提上日程。当前我国各方面增支压力较大，立即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有较大难度，但是仍应严格控制赤字余额，至少在当年不出现新的赤字。可以考虑在“十一五”期间较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逐步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换言之，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应当是一个中期政策目标。而在近期内，宜采取小幅度削减财政赤字的办法，为最终实现平衡预算的中期目标创造条件。建议从编制明年预算开始，用今年新增财政收入的一小部分弥补预算赤字，并且抓紧研究制定中期内削减赤字余额的方案。即便下一年度所能削减的赤字规模并不大，但这一举动将表明政府采取“适中的”财政政策的决心，对人们的政策预期会产生明确的导向。
（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支持经济结构优化和社会协调发展
“适中的”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公共开支可以采取无所作为的态度，而是强调转变财政政策的作用重点，即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从支持经济增长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适中的”财政政策要求对政府公共开支进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重大调整。宏观经济有冷有热，经济社会发展还有许多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项目资金使用结构，有保有压，一方面缓解当前的结构性失衡和市场供求矛盾；另一方面，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社会领域加快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对不符合产业升级要求的经济过热行业，政府财政资金包括国债资金应当不再投入；对不符合公共财政要求的政府开支“越位”领域，财政投入应当坚决退出；对需要加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主要是农业、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公共卫生、义务教育、科技研发，以及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等，需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
（五）在减发和停发长期建设国债的同时，不宜过快增加预算内政府投资资金
其一，应当防止因增加预算内投资而抵消财政政策的适中取向。如果把减发的国债资金大幅度转换为预算内政府投资，将会产生实际的扩张效应，不利于实现“适中的”财政政策效果。
其二，应该把建设国债的减发和停发作为推动政府职能转换的契机。如果—边减发国债，一边又相应增加预算内政府投资，有可能固化政府对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我国投资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市场化投融资将日趋活跃，投资来源日益拓宽，信贷、利率、财政贴息和税收等间接调节手段起作用的条件也在逐步改善。因此，政府对投资领域的调节不能再依赖财政性投资，或直接掌握过多的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而应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办法，主要依靠多样化的间接手段调节经济运行。再说，目前国家财政的经济建设职能仍然偏重，经济建设费在各项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仍然是最高的，而用于弥补“缺位”的财政支出仍然不足。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减少经济建设职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六）继续加强税收征管，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通货膨胀
自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作为全球金融龙头，已经多次出台货币宽松政策支撑美国经济，包括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接近零水平、开放式的超级量化宽松和2.2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反观中国，一方面避免大水漫灌，结构性支持中小企业，避免对房地产等行业的刺激，严格控制资金空转，努力减少民营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财政部官员多次表示将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增加赤字、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在短板、民生、消费、内需等方面提供强大财政支撑。另外，财政资金的使用更加集中在民生以及先进制造、新基建等。但是，增加政府赤字、增大国债规模或者增加政府基建支出，将对通胀造成一定影响。
一、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指一国的大多数商品和劳务价格持续而且显著地单边上涨，导致该国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的经济现象。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目前有三种主流观点：第一种是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有一句经典名言“通货膨胀时时处处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从货币数量论的角度来讲，造成通胀的原因一般是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也就是说货币政策才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通货膨胀表现为一种货币现象。举个例子，根据货币交易方程MV=Py，在货币流通速度和总产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货币投放数量将直接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产量基本上每年都有所增长，于是通胀率=当年货币投放增长率-当年产量增长率）。从通货膨胀的分类上来讲有温和的通货膨胀（年通胀率在10%以内）、奔腾的通胀（年通胀率在10%～100%之间）和超级通货膨胀（年通胀率超过100%）。第二种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理论。简称成本通货膨胀或者供给通货膨胀，是指没有超额需求（或者超发货币）的情况下，由于供给方面成本提高所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限制上涨的现象。其中又可以分为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在不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工会存在导致的工资增长率水平超过生产率增长率水平）和利润提高造成的通货膨胀。第三种观点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在没有需求拉动（或超发货币）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由于经济结构因因素的变动，导致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上涨，这种通胀叫结构性通胀。但是，往往在许多时候，是综合的原因导致通货膨胀，如2019年中国猪肉价格暴涨，就是结构性通胀在货币政策的推波助澜下导致的结果。
二、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是国家对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所作的综合决策。根据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政府可以通过变动税收、政府支出等影响总需求，从而影响国民收入。其中变动税收指的是改变税率和税收结构，变动政府支出是指改变政府对商品与劳务的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财政政策的变化是国家赖以宏观调控一国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由于乘数效应的存在，减税降费和增加政府支出都能通过乘数效应反映在国民收入里，是调节国民收入中最为直接和最为高效的方式之一。财政政策可以分为自动稳定和相机抉择两种类型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就是不需要政府“出手”，财政政策的运行制度导致它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更加注重通过政策的微调来调控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体现了逆周期调整经济运行的思想。我国的财政政策就是属于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今年以来，受疫情的影响，我国1季度GDP同比下降6.8%。全国人民隔离在家，在一季度抗疫过程中，全国的正常经济活动大大受限，严重抑制了总需求。3月份曾有看法指出如疫情受控，隔离解除，全国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将迎来一波爆发。但是实际情况是，4月份消费品零售总额仍然在下降之中，虽然降幅缩小了一半左右，但是仍然达到了-7.5%，期待中的报复式消费没有来到，但是1～3月全国存款余额却增长了8万亿元，同比增长9.2%。消费低迷，老百姓受疫情打击，消费心态更偏于保守，宁愿将货币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在这个背景下，今年以来财政部频频发声，表示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疫情复工复产期间，各地纷纷推出各种减税降费的企业扶持政策，以帮助受灾企业共渡难关。典型的如浙江省，在疫情期间出台了支持小微企业渡过难关的意见，其中关于减少小微企业税费、返还失业保险费等政策就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范畴。
三、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会与通货膨胀相联系，而对通货膨胀的治理又一般是配合消极的财政政策来进行，具体两者之间是相互作用还是因果关系，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经历过几次较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典型的如1987年和1988年，其中1987年是13.7%，1988年是34.8%，当时中央政府为了解决地方财政上缴的积极性问题，采取了收入递增包干模式，大举提升了地方财政积极性。随着政府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和货币的超发，以及当时对市场供应的放开和价格管制的放松，导致了奔腾的通胀（年通胀率在10%～100%之间），本次通胀用货币数量论的观点解释较为合理，也是由于超发的货币政策和激进的财政政策综合引起的，是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典型例子。针对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赵文哲、周业安（2009）进行过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财政中央集权最终会导致政府赤字的货币化，从而通过货币超发的因素形成通货膨胀。根据上述观点，积极的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最终还是通过货币超发也就是货币政策来实现。这也印证了前文所述的通货膨胀产生的货币视角观点，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导致一般价格水平的持续、显著上涨。
四、积极的财政政策可能对我国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
根据财政政策和通货膨胀两者的关系，我们着眼于近期，梳理近期国家高层会议精神，以及相应出台的财政政策，分析其对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影响。2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三大重点要求：一是首先保证医疗防疫物资和医疗人员的需求；二是要保证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三是加强交通运输保障。相应出台的财政政策有：一是对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购置设备允许税前一次扣除，全额退还这期间增值税增量留抵税额；二是用好再贷款政策，向重点医疗物资企业、生活必需品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并且由财政再给予一半的贴息，确保企业贷款利率低于1.6%。2月7日，国务院新闻会，提出下一步货币政策安排以及金融如何支持受困小微企业的看法，而同期的财政政策：一是再推出一批支持保供的财税金融政策（共11项）；二是强调今年的赤字安排已经考虑了疫情防控支出，对财政预算影响有限。2月1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分析当前新冠肺炎形势，要求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稳定，努力实现党中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同期财政政策为：研究出台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缓解企业困难；突出重点领域，强化地方政府专项债使用，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激发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加速一批重点项目的建设。2月24日，国务院新闻会，六部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当前复工复产情况、医疗物资生产情况，以及下一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贸政策等方面将出台的支持举措。同时，财政部表示将继续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重点支持一些行业复工复产，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集中使用中央部分存量资金，统筹用于疫情防控，保障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重点支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尽快形成有效投资。从以上部级会议精神以及相应出台的财政政策中可以看出，伴随着疫情的发展，我国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也随之逐渐加大力度，从最初对“防控重点物资生产企业”的财政支持，变为“出台一批保供政策”，再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加大政府专项债力度，到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等。逐步升级的中央财政政策力度，不断提升刺激的程度和规模，最终我们很可能会发现，近期实施的更大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将通过政府赤字货币化影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导致通货膨胀的产生和强化。
五、小结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3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出现了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的趋势，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转型经济国家中，84%的发展中国家正致力于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权力(dillinger，1994)。与此同时，对财政分权的争论也一直不断，无论理论还是实证结论，都有不同看法，在财政分权的理论文献方面，以oates(1972)等为代表的传统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优势，能更好地代表本地区居民的偏好，因此，中央向地方转移财权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全国经济增长。蒂博(1956)的用脚投票模型、布坎南(1965)的俱乐部模型等开创性工作也勾画了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标尺效应、权力制衡等观点也认为，分权经济下政府部门之间的竞争能够提高政府运作效率，削减预算赤字，防止权力滥用。另一方面，质疑财政分权作用的声音并不鲜见，他们认为中央政府具有规模经济优势，能够避免外部效应的潜在成本，适当的集权反而有利于经济增长，财政分权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才能发挥其积极效应，例如良好的民主机制，充分的地方自治和健全的机制安排等，但现实很难满足这些条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民主法制建设存在很多漏洞，财政分权的信息沟通渠道不畅通，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难以避免。
不仅理论研究众说纷纭，分权的实证研究也呈现出多元化局面，xie、zou和davoodi(1999)对美国经济的实证检验发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而akai和sakata(2002)的研究却支持传统财政分权有正作用的观点；zhang和zou(1998)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与davoodi和zou(1998)对46个国家的研究，都表明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负；与之相反lin和liu(2000)的研究表明，财政分权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直到今天，财政分权仍然是公共经济学研究领域和政府决策部门的重大课题之一。
我国自1994年建立分税制以来已历经十余载，实行的初衷是为了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规范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等。关于我国分税制的效果，国内存在争论，贾康(2006)坚持认为“分税制适应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两位一体’地处理好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两大基本经济关系的理想制度安排”，张晏与龚六堂通过采用各种财政分权指标度量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彼此一致性，在两级分权的基础上，对28个地区1986—1992年和1994—2002年进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分税制改革显著地改善了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改革前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关系，而1994年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正”。而尚铁力(2002)认为“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度设计与执行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性，而这种不对称性所带来的效率损失会使财政分权的效果大打折扣”。美国财政学会主席罗依.伯尔(bahl，roy，2005)对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中国的财政分权到哪一级?”，反响激烈。周文兴(2006)通过对中国建国以后的计量历史进行考察，发现“考虑速度和程度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有惊人的相关关系，而通常认定的80年代中期进行的财政分权改革和90年代中期的分税制改革只不过是一个历史阶段延续问题。从长期来看，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面影响，但不排除中短期出现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
本文试图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江苏省为例，对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的江苏财政收入情况，从总量、结构进行分析，以实证结论作为依据，尝试从收入角度来评价我国推行分税制的基本现状，仅供参考。
二、基于分税制框架下的江苏财力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采集分税制改革以来江苏省各级政府的财政数据，进行整理与计算，从总量与结构两方面，对江苏省财力问题进行分析。
(一)江苏财力总量分析
1.江苏近10年来的财政总收入基本情况
财政是国民经济的综合反映，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作用于经济，这是财政与经济关系的一般原理。1994年以来，我国为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对财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整个财政体制框架一直延续至今，相关数据显示，近10年来是江苏省经济与社会发展最快的时期，其财政收入的情况如表1、图1和图2所示。
从表1、图1和图2数据所显示的结果看，江苏省1994—2004年财政总收入总体情况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绝对量呈扩张态势，2004年是1994年的7.6倍，年平均增长23.6%，高出全国财政收入17.9%的增长水平，且大多数年份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全国水平；二是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各年度的这一比例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总量规模占全国财政总规模的比例不断上升，近两年来占到国家财政的近10%水平。江苏省近10多年来财力的这种变化，是该省改革开放所取得成果的具体体现之一，与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密不可分。
2.江苏省近10年来本级财力情况
按照分税制的要求，我国大部分地方所集中的财政收入总额中，有一部分是要按一定的标准上划给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来调配使用。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差异以及适用的政策不同，各地区上划中央的收入规模会不一致，就江苏省而言，其实际情况如表2和图3所示。
从表2和图3的数据所显示的结果来看，1994—2004年期间的大多数年度，江苏地方本级收入占其全部财政收入的比例都低于60%，最低为47%，最高为63%，也即说明江苏省是财政上划的重要省份，而考虑到中央财政对江苏省的转移支付情况，这一期间江苏省财政净上划率变化不大，维持在25%左右的水平，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近年来江苏地方税收收入规模有较大的增长。
3.江苏省近10年来财政总收人与gdp的弹性分析财政收入的集中程度与很多因素有关，其中经济总量是一个重要因素，从国外的相关文献来看，财政收入增长是否合理以及财政体制是否健全与完善的问题，可以用收入弹性来分析，江苏省近10年来的财政总收入弹性系数情况如图4所示。
图4数据显示的结果看，1994—2004年期间，江苏省财政总收入对gdp的弹性系数大多数年度均大于1，表明在这段时期里，江苏省财政总收入的增速快于其当年gdp增速，但各年度的弹性波动较大，呈现振荡走势，最大弹性系数为3.34，即gdp增长1%，财政收入增长3.34%。全国这一指标近10年来也呈现振荡态势，但近10年来江苏省收入弹性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却近乎相等，前者为1.74，后者为1.75，这说明，近10年来江苏省财力得到了极大地增强，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其财政收入对gdp的弹性是适当的。
(二)江苏财力结构分析
1.财政收入的形式构成分析
2007年开始实行新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以前，我国财政收入被定义为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收入，从其形式上看，主要由税收收入和其他收入构成。近10年来江苏省财政总收人中这两钟形式收入的情况及变化如表3所示。
表3数据显示的结果表明，一是江苏省财政收入中税收收入占主体地位，符合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形势现状，但税收所占比重低于全国水平(基本维持在90%以上)；二是受国家政策影响，江苏财政收入中税收所占比重呈现下降的态势，即1994年以来国家多次对预算内外资金的范围进行了调整，逐步扩大了预算内收人的范围，将以前没有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基金纳入预算来管理，从而使税收收入所占比重下降。
2.财政收入的区域构成分析
江苏省是我国典型的区内差异较大的地区，划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e，体现在财政问题上，三大区域的差异情况详见表4、表5、图5和图6，其中，图5
表示的是1999—2003年三大区域财政总收人占江苏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图6表示的是1999—2003年三大区域接受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占其可支配财力的比例。
表4、表5、图5和图6数据显示的结果表明，江苏省财力的区域结构呈现以下特点：一是地区财政总量差异大，且差异呈明显加大的趋势。苏南地区的财政收入的各项指标，都远远超过苏中和苏北地区，苏中地区财力尽管与苏北地区大体相当，甚至在一些年度低于苏北地区，但人均财政总收入也要大于苏北地区；二是地区相对规模的差异明显。表现在地区财政集中程度上，1999—2004年中，从苏南到苏北，财政的集中程度是递减的(即地区财政总收入占地区gdp比例是下降的)，表现在地区对江苏省财力贡献上，从苏南到苏北，贡献率是递减的(即地区财政总收入占省财政总收入比例是下降的)，苏南地区人口占全省人口的30%左右，但财政收入却占到江苏省财政总收入的60%以上；三是地区接受上级政府转移支付比例的差异大。从图6可以看出，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但从相对规模来看，苏北地区最高，苏中地区其次，苏南最低，说明苏南地区财政可完全自给，而苏中、苏北地区有相当一部分财力需要依靠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来满足，特别是苏北地区。
3.财政收入的政府级次构成分析
按照现行地方财政体制要求，一级政府应有比较固定的本级财政收入，以满足其履行各项职能的需要，并且对本级财力不足以满足需要的政府，规定了转移支付办法。笔者根据江苏省2000—2003年相关数据，对省、市、县乡级政府相关财政指标进行计算，具体结果详见图7和表6。
表6和图7的数据显示的结果表明，江苏省财力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分配格局，市本级政府比例最高，4年中有3个年度的比例超过总收入的50%，省本级财政总收入近几年来比较稳定，比例约为10%左右，县乡财政总收入的比重略有下降，笔者根据我国现行的地方财政体制推测，县本级财政总收入占到省财政总收入的20%左右，因此，乡镇本级财政收入仅为全省的10%左右，而从转移支付规模来看，各级地方政府都有一定比例的转移支付的收入，省本级政府是最高的，县乡级政府其次，市本级政府最低，而且不同年度存在一定的波动。
三、基本分析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结合笔者的调研体会，我们对扛苏省分税制改革以来的财力状况初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江苏财力总量逐年扩大得益于其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但财政集中程度总体低于全国水平。由上述分析得知，相对于经济总量而言，该省财政集中程度并不高，因此，从国内平均水平来看，该省财力还有一定的增长潜力。当然，在实际中，影响财政集中度的因素较多，政策减免因素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江苏省是外资进入最多的几个地区之一，对外出口规模较大，根据我国现行政策，对外资以及出口都有较多的优惠政策，这些因素无疑会影响该省的这一指标。
2.大多数年度内，江苏财政收入增速快于gdp的增速，总体波动较大，有些年度的弹性系数过高，这表明，该省财政收入与gdp在协同上具有不稳定性，但收入弹性平均水平从全国范围来看是适当的。
3.江苏三大区域在财政收入上的差异，总体上可以归因为经济总量差异导致的，但财政集中程度的差异也不可忽视。笔者认为，苏北地区财政集中程度大大低于苏中、苏南地区，与苏北地区的三次产业构成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农业比重大的地区，要提高财政集中程度是不现实的。
4.江苏省财力总量集中在市级政府层次，县乡财政规模偏小。这种分配格局与分税制倡导的事权与财权相统一是相悖的，这一分析结果在其他省份也是如此，这与我国现行财政体制缺陷密切相关。要调整这一格局，即提高县乡财政收入比重，除了要大力发展县乡经济，还应改革地方财政体制。
四、对我国分税制的简要评述：基于实证分析结论
我们认为，上述分析结论，尽管仅限于江苏的情况，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分税制推行的基本现状，据此，我们做出如下几点评述。
1.分税制对地方财力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从江苏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财政总收入还是地方本级财政收入，总量都呈迅速增长趋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逐步提高，与此同时，我国其他地区的财力多年来也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表明我国的分税制改革在调动地方财源建设积极性方面，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
2.现行转移支付政策不倾向于经济发达地区。上述分析表明，江苏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是较大的，这不仅体现在江苏本级财政的实力上，更体现在其上解中央财政的比例上，而该省每年从中央财政所获得的转移支付收入则较少，这种情况与我国转移支付政策的均等化目标是相符的。
3.“基数法”税收返还政策并不是加大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主要因素。从收入角度来看，影响因素很多，通过对江苏财力的分析，我们认为，将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主要因素归结为“基数法”税收返还政策，没有充分的依据。因为按照目前的税收返还政策，尽管发达地区获得的返还收人数额要大于欠发达地区获得的返还收入，但与其上解国家财政的数额相比，显然要小得多。
4.分税制在规范省以下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上任重道远。以江苏为例的分析表明，我国分税制呈现财权上收的趋势，基层政府财力困难一直在延续，没有显著的改善，从笔者调研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这与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这说明，我国省以下分税制改革还要进行深入地探索。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4
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 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 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 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 亿元, 比1999年预算增长10.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 (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 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3 )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4)经济增长。 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 %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 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 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 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 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4.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4.5 %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5.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6.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 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 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1.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2.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3.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 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 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二、21世纪初期的财政政策建议
第一种建议认为,考虑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协调衔接,近期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有以下八个方面:
1.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反周期”宏观调控方针。市场经济的发展已使中国经济运行基于“自然节律”的周期波动趋于明显,因此财政政策作为市场经济下“间接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势必要更加自觉和坚定不移地在目前所处的经济运行低谷阶段,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作扩张性的“反周期”调控操作。只要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并相对稳定到)接近中位的水准,市场预期还未普遍由看淡转为看旺,扩张政策调节的取向就不能改变,并要审时度势保持调控措施必要的力度,掌握好各方面具体措施的优化组合。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5
（一）财政脆弱度内涵
财政政策和财政管理的目标有多种，但各国的财政政策目标都会包括：设法避免直接威胁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和长期财政稳定的过量财政赤字和债务；保留足够的政策弹性以进行有效的需求管理；维持合理而稳定的税率来筹集税收收入。
财政脆弱度是指一个政府在实现其综合财政政策目标时可能招致失败的状况（RichardHemming，MurraryPetrie，2000）。这里的综合财政政策目标除了上述一般目标以外，还包括本国设定的特殊的财政政策目标。虽然这些目标单独分析都存在无力实现的可能，但现实经济中由于这些目标是相互关联的，单一目标的失败往往导致总体目标不能实现。例如，财政脆弱度可能表现为：为弥补财政赤字的货币创造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或者导致债务的不可持续；当需求不足时，由于过大的财政赤字和债务约束，财政政策将一反惯常做法，不得不进行紧缩或者不得不提高税率。可以认为，导致财政脆弱度的因素是紧密联系的，一种财政目标不能实现，就会传递给其他目标，发出财政脆弱度信号。当然，财政分配活动在实现以上政策目标时，还需要追求其他宏观经济目标，如减少贫穷、实现收入合理分配、改善社会生活质量等公平性目标以及提供优质公共物品和解决市场失灵等效率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失败与实现综合财政目标的失败一样会产生脆弱度。本文主要分析综合财政目标不能实现的可能性。
（二）财政脆弱度分析框架
财政脆弱度的评价构架包括对初始财政形势的分析；短期财政结果对财政风险的影响；财政长期稳定面临的威胁；影响财政政策设计和实施的结构或制度缺陷。这个构架有以下逻辑联系：
首先，初始财政形势对脆弱度的影响大小、取决于宏观财政目标最初未被满足的程度。如果基期的经济形势是高赤率，高债务负担率，小规模的自动稳定器以及高宏观税率，那么通常会产生脆弱度的假定。故评价时需要获取高质量的财政信息，通过谨慎的评价来判断一国是否存在不佳的初始财政形势和赤字倾向，为决策提供指导。如果一国政府目前推行不适宜的财政政策或缺少实施更好政策的能力，将会带来政策的失败。不当的政策选择即使不影响目前的财政结果，也会在将来某个时点妨碍政府实现其财政政策目标，成为中长期财政风险的来源。
其次，由于一个预算年度不能暴露全部短期风险，初始财政形势应该与两年以上的短期预测相结合。这种短期预测应该以政策不发生变化为基础，重点分析预期宏观经济变量、债务结构等因素对财政收支平衡的影响。
再次，即使财政结果没有暴露重大的短期风险，持续的财政赤字也会导致高债务水平，这会成为中期财政困难和财政风险的来源，故需要进行标准的债务动态分析以及财政可持续能力的分析。
最后，评价财政支出、收入的构成以及制度性因素。一方面，脆弱度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非自主决定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较高，某些支出大项被利益集团所控制。另一方面，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税收结构也影响财政脆弱度。税基的宽窄、税率的弹性等税制结构问题以及税法的稳定性情况都影响财政脆弱度。此外，财政管理能力也是评价财政脆弱度的重要因素。
二、中国初始财政形势的判断
（一）初始财政形势已发出脆弱度信号
1.高赤字率。统计资料表明，从1979年到2001年的23年间，中国有21个年份出现赤字。内外债全额赤字率1995年为1.7%，2000年上升到2.99%.2002年的预算赤字达3098亿元，预算赤字占GDP比重将超过3%，达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比率警戒水平（见参考文献[3]）。
2.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高。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0%，赤字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为9%，都远远低于我国的债务依存度。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自1994年起就突破50%，1999年已达到69.7%，近两年的依存度仍然很高，这使得中央财政支出形成对债务的较高依赖（见参考文献[2]）。
3.高宏观税率。从宏观税率看，中国的税率不低，企业缴纳的主要税种的实际税负不轻。比如，增值税的法定税率为17%，但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如果允许扣除固定资产所含税金，则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实际税率将达23%左右，已高于西方国家（大多在20%以下）的水平。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而德国为25%，日本为30%，英国为30%，美国实行15%、18%、25%和33%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中国企业的实际税率还略高。由于我国企业经济效益较低，且存在各种收费和政府基金性缴费，企业的总体财政负担不小。
4.减收增支因素多，财政收支矛盾尖锐。从财政收入方面看，财政增收的特殊性因素近期将有所减少，几种主要税种税率实质性下调，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将有所回落。从财政支出方面看，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税费改革、实施科教兴国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等各项重大方针政策，都需要大量增加支出。特别是本届政府大力度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更加大了财政赤字的负担。而近期的财政赤字支出多用于基础设施领域，带动关联产业发展的效应较弱，投资回报率非常低，且公共工程中的低效率问题层出不穷，能否增强国债的偿还能力现在还不能肯定。
5.自动稳定器规模小。自动稳定器又称“内在稳定器”，指现代财政机制所具有的一种无需改变政府政策而有助于减轻收入和价格波动，起自动稳定经济作用的内在功能，多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和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发挥调节作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窄，社会保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小。而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在2001年有所增长，但仅为6.6%，且税收的征收模式是分类、分项征收，有些项目并未实行累进税率。以上这些因素使得我国财政机制中的自动稳定器规模相当小。
6.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递减。在连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2001年我国GDP增长7.3%，比上年下降了近一个百分点，且呈现逐季减缓趋势；国有企业在基本实现3年脱困目标之后，又出现效益回落和返困现象；除了政府国债投资之外，各类市场主体的自我积累机制依然乏力；物价由低速回升转为全面回落，2001年零售物价指数下降0.8%；失业率居高不下，就业难度加大，2001年下岗未能再就业的职工近600万人，城镇实际失业率高于登记失业率2-3个百分点；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启动农村市场乏力（见于祖尧：《扩张型财政政策流入长期化倾向》，国研网2002.3.4）。
（二）政府财政活动的覆盖范围不完整
我国的财政收支范围包括预算内、预算外、制度外三块，曾经一度还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近期国家对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进行了规范，但各种非税收入挤占税收、侵蚀税基现象仍很严重，从而导致财政收支信息不真实、不完整。
（三）不充分的政府负债信息
我国政府负债除了显性负债以外，还包括未被揭示的相当大的或有负债。根据国内外专家的研究成果，我国目前存在的或有债务主要有以下几部分：一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损失；二是政策性银行呆坏帐损失；三是地方金融机构的支付缺口；四是社会保障基金的损失和缺口；五是以政府名义借入的外债以及政府担保。有不少学者进行了估计，韩文秀、前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波特利耶估计中国综合债务率在2000年早已超过100%；樊纲、项斯言估计政府综合债务在55%左右，不管以上数据哪一个更贴近现实，但即使其中的最小值反映的债务水平也是相当高的，或有负债引起的财政脆弱度不可低估。而不幸的是，我国缺乏对或有负债防备措施如建立特种保险方案等，也没有对不可抗因素带来的债务建立足够的防备水平。
（四）政府资产的变化未得到真实的披露
在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信息中，由于国有企业战略调整带来的国有资源转移和流失使得政府资产并没有得到全面真实的反映，特别是政府在生产性资产方面的信息不准确。这些因素使得财政信息失真，政府偿债能力不能准确评价。
（五）大量的准财政活动
政府以外进行的准财政活动，如中央银行、各级国有金融机构和非金融国有企业的活动，也应纳入脆弱度分析。例如政府要求银行对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或者政府对银行的贷款进行隐性担保等形成的这类贷款，等同于财政的借款，形成不良资产的概率最大。由于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所需流动资金和挖潜改造资金等都会转化为财政的支出，国有企业的运营状况更应引起关注。中国的银行与财政长期的“两个钱袋”关系使得财政问题货币化，金融问题财政化，加大了财政脆弱度。
（六）地方财政向中央财政转移财政风险
当前我国地方财政虽然从总体上讲是平衡的，但县级财政不平衡的问题相当突出，财政赤字县的比重增势不减。中国有2000多个县，赤字县占全国县级单位比例1985年为22%，1995年增加为50%左右。近几年赤字县比重有所下降，但仍高达30%左右（见苏明：《中国财政赤字的现状与政策取向》，《西部论从》，2002年第1期）。地区财政的区域性不平衡，会导致中央的转移支付增多，成为增大中央财政赤字的又一大隐患。
三、短期财政风险的评价
（一）宏观经济变量对财政收支的影响
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资本流动、汇率和利率变化等都会引起对财政收入、支出和债务融资风险的预测。首先，中国目前面临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率上升、社会保障支出加大以及公共工程支出增加等国内形势，加上全球经济不景气，出口放慢，有效需求不足，形势十分严峻。其次，财政长期入不敷出，赤字居高不下，社保基金缺口巨大，银行不良资产比例过高，所以通货膨胀的风险仍然存在。再次，当前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目前的积极财政政策还不能淡出。需指出的是，推行多年赤字财政后我国目前仍存在通货紧缩，是政府出台的改革措施强制地遏制了购买力的需求变现的结果，是由于贫困人口增加，导致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的结果。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既可能出现财政和金融危机，又可能使经济陷入“滞胀”。因此，一味推行赤字财政保暂时增长而牺牲长远发展，会在短时间加大财政脆弱度，加大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
（二）债务结构不合理
国债的期限结构、利率结构、外债币种结构会影响到财政风险。期限结构不合理，会引起偿债高峰；利率结构不合理，会加大债务利息支出；币种结构不合理，会使一国外债过多受到汇率波动影响和债权国的控制，甚至出现由于本币贬值导致债务负担加重的情况。
（三）对特定支出承诺缺乏透明度
对特定支出承诺的规模和使用方向缺乏透明度不可避免会出现道德失范现象。我国财政支出中有不少支出项目透明度低，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如基建设施的投资，缺乏有效的监管，存在不少豆腐渣工程；在政府购买的物品中，不少商品质低价高。政府支出信息的模糊化，不仅使得财政投资收益率低，还使得公务员的败德行为屡禁不止。
（四）对充分就业赤字以及周期性赤字尚不能正确掌握
财政赤字的结构影响到财政政策的方向和力度。周期性赤字，是由经济的自动稳定器产生的，政府不应过多关注。而充分就业赤字才是政府制定财政政策的指示器，一旦对充分就业赤字不能正确判断，财政赤字就可能对财政政策提供错误信号。我国目前没有充分就业赤字的准确数据，计算方法也比较粗略，财政宏观分析手段的落后也成为我国财政脆弱度的来源之一。
四、中长期财政可持续性预测
中长期财政可持续性预测通常围绕着初始财政形势和短期预测进行，是对5年以后的财政状况进行的判断。为了评价脆弱度，首先可针对不同初始财政形势和短期财政风险评价进行不同的中期财政展望，反映财政风险的中期结果。具体而言，可预测5年到10年期总债务或净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揭示出不理想的高债务水平和债务动态情况，也可评价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债务等级高低。债务等级越高财政脆弱度越小。其次，可使用压力测试反映在相当极端的情况下（如经济危机、本国贸易恶化、经济异常增长），财政形势将如何变化，以说明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得失。当然，分析时找出主要财政总量相互影响的关键传导机制十分重要。再次，进行长期预测。利用对人口发展趋势的预测，了解退休金和医疗支出受到的影响；对学龄人口的统计，估计长期的教育费用支出情况；对自然资源储备和采掘能力的预测，得出与资源使用相关的公产收入情况，从而全面反映财政的可持续能力。
受资料所限，中国的财政可持续能力还难以获取相关数据。目前，从偏高的债务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和偏低的国债负担率（2001年为16.3%）来看，我国债务指标从总量角度分析较低，与我国国债发行时间短、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下降直接相关。只要保证现有债务水平不再继续上升（即累积债务保持稳定或下降），那么我国现有累积债务水平是可持续的。而且，我国的国债信誉度还是较高的。2001年国债在国际上发行的债券逆差已经降到了过去10年当中最低的水平，外汇储备达到约2400亿美元，外贸长期保持顺差，这些都对外债的偿债能力提供了保证。而居民的储蓄率高，国债发行顺利，也说明居民的应债能力强。值得指出的是，我国的或有债务的产生主要是政府对经济的不当干预以及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随着政府行为的规范以及经济制度的完善，债务负担问题会逐步得到化解。
五、财政结构和制度缺陷分析
（一）财政支出结构不平衡
脆弱度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非自主决定支出（利息支付、向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政府支付的退休金等）占总支出的比重较高。由于非自主决定支出较多，使得政府在运用支出政策时遇到的政策刚性增大，限制了政策弹性，导致政策目标不能实现。中国近期的债务利息支出、中央政府的转移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的上升趋势也说明了目前以及中后期财政政策弹性将会受到较大约束。此外，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重较高也说明了财政支出结构应进一步优化。
（二）税制结构不合理，税收征管水平低下
良好的税收结构是指税基宽广，税种合理搭配的结构。宽税基不仅有利于产生合理的生产率，而且还能确保税收弹性，发挥自动稳定器的功能。但如果税收来源仅依靠一两个主体税种，就容易使得税收收入增长受到一两个客观因素制约，税收增长路径不畅，稳定性也不强。此外，频繁的税法变化通过逐步侵蚀税基和加大收入波动增加脆弱度。
我国在税收结构和税收征管中反映出来的财政脆弱度，首先表现在现行税制结构与当前经济结构、分配结构的变化不相适应。现在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在经济总量中已占到50%左右，但国家来自这方面的税收不到30%，二者的增长格局很不相称。其次，居民个人收入占GDP比重已由改革初期的51%增加到现在的70%左右，但个人所得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仍很小。再次，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降低了税收收入对GDP的弹性，而所得税种至今还未成为我国的主体税种，税收收入的实际增长率远低于经济实际增长率。最后，在税收征收中存在税收拖欠、税收先征后返等情况。纳税人登记制度、税收稽查程序等也存在不少的问题。
（三）预算约束软化
预算编制和执行过程中有许多方面与财政脆弱度相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责是否明确，财政分配关系是否符合实际，预算信息是否完整等，都影响财政的支出管理和收入筹集能力。政府预算本是规范支出管理最重要、最有效的一项法律制度，是支出管理的基本依据，但在我国依法进行预算管理的氛围尚未形成，预算约束软化状况相当严重。
（四）财政投资体制存在制度缺陷
在现有的国债资金投资体制下，所有的国债投资项目均须通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企业和地方政府成为项目制造者，而中央政府部门成为项目的审批者，立项是否可行缺乏监督。在这种投资体制下，滋生了寻租现象和权钱交易，导致资源的盲目配置和低投资效率。
（五）政府间集权、分权关系有待进一步规范
我国财政体制中关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划分存在局限性。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实行分税制以后虽然有所上升，但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有大量的转移支付，中央财政的实际收入规模小，与中央财政担负大量的支出任务不相适应，以致于目前规模不大的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使中央政府已陷入政策困境。
（六）财政伦理缺失
财政伦理是处理公共物品和服务供求中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如纳税人诚实纳税，公务员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国有资产的使用者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等等。由于公共经济中的经济主体可能为自己的私利而不遵循道德规范，干扰预算的制定和执行，从而扩大财政赤字规模和恶化社会信用，加大财政脆弱度。
六、结束语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6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重要经济政策，两者无论是在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在宏观经济领域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改变政府预算调节社会总需求，其运用工具主要是税种、税率、支出预算、公债、补贴等；货币政策通过运用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等手段调节货币供应量、利率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作为现代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核心政策，实现两者的最佳配置并使其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针对性，对于实现我国经济目标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过去20多年，由于受货币主义的影响，西方各国普遍推崇货币政策，轻视财政政策，担当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任务的是各国的中央银行。近几年来，西方各国开始强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以使货币政策产生更好的效果。宏观政策的这种调整不仅在各个国家、集团之间得到加强，而且得到imf等国际组织的鼓励和支持。
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效果，但从扩大内需的总体要求看，两者之间仍需进一步地协调并加大力度。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意义
（一）独立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在理论上实际并不存在。
我们知道，政府预算是政府支出g和税收收入t之差（g－t）。如果g－t>0，为政府预算赤字；g－t<0，为政府预算盈余。在出现预算赤字时，政府一股有两种方法维持平衡：一是发行政府债券；二是增加货币供应。即g－t＝（b+（m.
这一公式便是政府预算恒等式。由它可知政府应付赤字的办法，一是通过借贷获得债务收入（b，二是通过增加货币发行征收通货膨胀税（m.假定（m=o，也就是说货币供应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即在没有货币政策配合的情况下，任何财政扩张政策（即增加政府支出g）都只能靠借贷（b来维持。假定单独使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变，即公式等号左边为零，就有：0=（b十（m，即cm=一（b，货币供应增加的数量（m必须正好等于公众手中的政府债券减少（即中央银行买入）的数量一（b.由此可见，财政政策（g－t）和货币政策（m之间并不相互独立。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配置可以取长补短。
如果单独使用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会马上见效，使总需求增加，从而总产出上升，但由于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将使得利率上升。由此直接产生两方面的副作用，其一是影响国内的投资环境，使中小企业投资下降，而中小企业是提供就业机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用财政政策不能有效地改善失业状况；其二是利率上升会导致汇率上升，从而使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下降。货币政策通过货币增加，使得利率下降，不会产生财政政策的副作用，从而在刺激经济时能改善整个经济环境，对投资和净出口都有利。但由于货币政策不能直接导致总产出的提高，用它来对付经济衰退时就有可能难以把握准确的操作时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单独实行各有利弊，只有把两者合理配置使用才有可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合理配置的取向
（一）充分发挥国债经济“蓄水池”的功能与作用。
国债作为连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惟一纽带，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是调节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我们应充分加以利用。一方面利用国债具有“金边债券”的独特优势，推动国民高额储蓄从间接融资渠道流向直接融资渠道，从金融领域转移到财政领域。另一方面应解除政策限制，扩大机构主体尤其是广大金融机构持有国债的规模水平。据报载，在当今各种类型市场经济国家中，商业银行持有各种国债大都占其资产总额的10％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持有政府债券都在50％以上，与之相比，我国60％国债依靠居民购销，国有商业银行只持有5％的低比率，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距甚远。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国债的另一调节功能，也是中央银行最灵活的货币政策手段——公开市场业务对经济、金融的调节作用。
（二）积极探索研究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总需求管理规律，从而为实现政策目标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目前，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面临着以市场为轴心的结构性调整，引导市场主体居民和工商企业实现有效需求，是现代市场经济中总需求管理理论赋予我们的使命。西方国家曾经运用直接大量增加财政投入刺激经济、恢复市场信心而取得阶段性成果应该是对我们有益的启示。但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应当建立在财力较充足的情况下进行，特别是政府支出投入上，要在正确合理选项上下功夫，防止重复投资。
（三）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综合协调，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与需求始终是市场的平衡力量，在某一时点上应寻找最佳平衡点（当然是相对的）。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是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需要刺激的重点是消费需求。刺激投资和生产固然也是提供需求，但它能否提高经济效率，是由最终消费的状况来决定的。因此，在当前情况下，充分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对资本的流向和流动性进行适时调节以及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有效规模进行合理调整，以增强国内需求为目的，把增加投资和生产与刺激最终消费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
（四）正确分析和认识经济状况，合理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力度，防止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到来。
纵观我国20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高通货膨胀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震荡和痛苦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近两年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向扩张实施力度较大，加之在当前体制转轨尚未完成、适应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还很不健全、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的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和实施全面松动的总量扩张政策，特别是长期使用，很有可能诱发新一轮通货膨胀。因此，我们必须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松紧力度，引导国民经济走健康发展之路。
三、结束争论，开辟未来
在经济学界，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争论由来已久。两者之争表面上是不同的政策主张之争，实质是主张市场调节多一点还是政府干预多一点的理念之争，相信市场的人一般偏向于货币政策，相信政府干预的人一般偏向于财政政策。美、日、德等国政府都是号称财力庞大且管理有效的政府，但对运用财政政策普遍深怀戒意。
我国的公共投资效率之低在世界上名列前茅，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消除，大规模使用财政政策的最大危险莫过于有可能强化计划体制，导致体制复归。在我国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依赖财政政策而排斥货币政策或者完全依赖货币政策而排斥财政政策的主张都是不足取的，必须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更快地促进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财政部长项怀诚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分别撰文指出：两年来的实践证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维护了社会稳定，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从当前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来看，这项政策还需要保持必要的力度，以最终实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目标，为国民经济在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中高质量、高效益发展提供保障。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7
袁丹（1990-），女，汉族，陕西人，就读于兰州商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财政货币与政策研究。
薛耀洁（1987-），女，汉族，河南人，就读于兰州商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财政货币与政策研究。
房京坤（1989—）女，汉族，河南人，就读于兰州商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财政货币与政策研究。
摘 要：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消费是最终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居民消费作为我国最终消费的主体，与政府消费相比，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一直偏低，造成我国内需不足，大大影响了我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关键词：居民消费；可支配收入；收入分配制度；财政政策
（一）国内消费需求的现状
1.消费率呈下降趋势
消费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用于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当年国民支出总额或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用于最终消费的比重。
数据显示，我国消费率从2001年的62.3%逐步下降到2011年的47.4%，而世界平均消费率在2004年就已达到79%。统计局的2013年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最终消费贡献率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比资本形成高1.4个百分点，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三大进展之一。
2. 消费对GDP贡献率仍然偏低
由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这个不合理的投资与消费的结构使得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近年来，在缺乏内生消费动力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一直在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的情况下发展。根据国家历年公布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比率如下表所示： 数据来源：凤凰网财经频道http：///data/mac/year_idx.phptype=065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这说明我国不合理的投资消费结构依然存在，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衡仍然比较严重。
3.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
2000年以来，中国市场上有75%以上的消费品过剩，此后中国经济发展一直遭受着总需求不足的困扰。表现在，中国的消费率偏低，而且在中国的最终消费结构中，居民消费和财政消费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
二、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
1.收入分配不合理
第一，国民收入的分配格局存在明显问题。财政收入对GDP的贡献率，从2000年的12.9%上升到2012年的20.3%。但是，居民收入的贡献率却从68%下降到57.3%。第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扩大。近10年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尤其是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基尼系数持续攀升。
2.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
中国的社保体系仍不健全，人口老龄化、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对社会保障的压力迅速增大。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仍较大，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仍不规范。我国的社保体系建立的时间不长，目前的覆盖率还是很低，就养老保险来说仅为30%。
3.房价过高
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刺激消费。但是，我们国家对房产的需求是因为较低的利率和缺少其他金融投资工具而产生的。
三、扩大消费需求的财政效果分析
（一）财政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2003年我国经济有一段较快增长，此时财政政策及时紧缩，有效控制通货膨胀；2008年在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下，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许多，这时政府又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由此可以看到，及时有效财政政策的调控，使我国经济在危机中稳定较快的增长，这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增长有着明显的积极作用。
（二）财政政策并未能真正扩大消费需求
近年来，在我国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政府高度重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工作。但是一些严重的问题仍然存在，投资需求局部过热，在很大程度上被扩大，但与之相比更为重要的居民消费需求仍然不足。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宏观调控政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四、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的财政政策
（一）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需求
1.调整国民收入分配
（1）强化税收在收入分配中的调节作用
一方面，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低保，提高养老金和最低工资收入；另一方面，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最低粮食收购价格，降低农民负担。
（2）降低居民收入差距
提高居民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同时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力度，把垄断行业整体尤其是管理层的薪资水平和工资总额纳入到调控政策中，严格监管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收入并进行规范化管理，缩小各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
2.完善社保体系，改善消费预期
我国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主要集中在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这几方面，为了应对这些不确定支出，通常都会减少一部分当期消费。因此，要想促进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需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重要基础。
（二）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改善消费预期
1.改善国家财政支出包揽过多的局面
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最大的特征是国家包揽面过大，主要原因是由于其供给范围和支出分配结构很大程度上受建国初期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财政支出范围过宽，一些被财政包办的问题应当由市场解决。随着整个经济分配格局形式的不断变化，这种分配制度必须进行改革以适应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的要求。
2.综合治理，控制行政人员和三公经费
由于政府机构属于上层建筑，属非生产领域和消费性质，因此，为了保障政府机构正常运作，财政分配需为其履行政府职能提供强有力的财力保障。这就要求必须严格控制政府机构本身的经费总量。
（三）调整财政政策，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1.控制房价过快增长
近年来中等收入群体的购房需求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因而当前住房政策的调整方向应着眼于供给环节：第一，调整土地出让制度，控制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土地价格在房价中的比例。第二，对于囤地囤房现象进行严格管理，规定开发时限，加强金融机构对房地产开发商的放贷管理。第三，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监管部门，确保政策的落实，防止执行中的投机行为。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在现行的社会保障体制下，我国城镇居民在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上需要承担较大成本，伴随市场化程度加深，民生领域的消费成本仍不断上升，居民对未来风险和价格上升的预期将导致预防性储蓄的增加，从而减少即期消费。因此，增强消费信心，提高消费预期需要完善养老制度，加强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政府扶助，进行医疗体制改革。
3.发展并完善居民消费信贷制度
消费信贷是刺激即期消费的金融手段。其一，控制信贷风险。加快个人诚信体系的制度建设，同时加强对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和创新产品的风险管理。其二，扩大信贷市场。目前我国个人消费信贷80%以上用于住房贷款，说明贷款消费的群体主要为需要购房的人群，意味着严重挤压了在其他消费品的信贷。（作者单位：兰州商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何晓英.调整内需结构扩大消费需求[J].宏观经济管理，2010，（8）
最近的财政政策篇8
论文摘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本文正是通过回顾我国近十年来实施财政货币政策的历程,以及对当前我国当前宏观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从而提出实施合理财政货币政策的建议。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工具。财政政策是通过税收和公共支出等手段来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发展等宏观经济目标的长期和短期财政战略,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根据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方面的功能可将财政政策划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和中性政策。货币政策是说一国的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控制、调节和稳定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总和。货币政策手段主要有:法定准备金、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
通常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实施何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相机抉择。纵观我国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历程,从建国后一直奉行的“双松”政策到1998年底起开始施行的历时近七年之久的“一积极,一稳健”的宏观政策,再到2005年我国政府开始奉行的“双稳健”政策,我国政府正是从实际出发,结合我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国际经济动态的转变,审时度势,成功地完成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当前从经济发展趋势来看,由于国际经济形势出现的逆转以及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我国经济增长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国际收支不平衡程度将有所缓和。同时,出口增长将回调,但幅度有限,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持续作用下,银行的流动性虽然比去年有所缓解,但仍然比较充裕,货币信贷仍然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在此背景下,继续实行“双稳健”组合似乎是我国2007年继续实行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选择。
然而,就当前经济形势来看,影响我国政府做出宏观经济决策、实现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有三大矛盾需要高度关注。首先,社会过度储蓄引起的过度投资问题。从2000年到2006年11月末,我国金融机构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由123804.4亿元增加到334361.4亿元,增长了1.7倍,增长幅度平均每年达到18%,存差也由24433.3亿元扩大到111219.8亿元,存差扩大了3.55倍。在储蓄增加额中,有45.3%来自于城乡居民增加的储蓄,另有31.1%来自于企业增加的储蓄。就是说,当前我国储蓄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居民和企业两大主体的行为产生的。居民将过多的收入用于储蓄,一方面是与我国社会保障福利制度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是金融机构储蓄主要来自于高收入者而中低收入者所占比重不高相关。企业将过多的资金用于储蓄而不是投资于创新活动,一方面是与我国的产业政策相关,另一方面是这些储蓄大部分是大中型企业增加的存款,而中小企业依然缺乏资金。在社会储蓄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机构的压力不断增加。随着存差规模的不断扩大,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将这些剩余资金“消化”掉。由此,大量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又投向了建设领域,新一轮投资过热和重复建设由此产生。还有,储蓄过度增长引起过度投资,实际还对消费形成了挤出效应,因为在资金一定情况下,投资过多占有份额,必然排挤和抑制了消费。
其次,工业的过快增长引起的产能过剩问题。当前,在国民经济运行中,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社会资金向金融机构流入,另一方面是社会消费增长速度又远远慢于工业品的生产增长速度。由此,我国经济发展中又遇到另一个矛盾,工业品产能的过剩。按道理,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增长并不慢,而且从2004年以后还有加快增长的趋势。比如从2004年到2006年社会消费平均增长幅度都在13%以上。但是,我国工业在投资的不断刺激下产品生产量增长更快,例如2000年到2005年,全国家用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微型计算机、移动电话、汽车产量分别增长了1.05倍、1.33倍、1.11倍、2.7倍、11倍、5.78倍和1.76倍。2006年,上述工业品还在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当工业品持续以快于国内消费增长速度增加时,便被迫形成大量出口,大量出口既造成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又形成巨额贸易顺差,由此导致外汇储备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反过来又要求M供给规模不断增加。
再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引起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呈现全面扩大的趋势,既存在城乡居民、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存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不同群体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从2000年到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2.79倍扩大到3.22倍,2006年扩大到3.4倍。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公共医疗、养老、教育补贴、住房公积金等社会福利项目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更大;在地区之间,西部地区居民最低收入省份与东部地区居民最高收入省份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比如北京、上海、江苏等省市公务员收入是贵州的3至4倍。在城镇内部,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城镇居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由1∶3.6扩大到1∶5.7,而困难户收入与最高户收入差距达到11倍。行业差距更大,全国事业单位职工年平均工资约1.5万,一般企业1万左右,而大企业5至6万,能源、电信、金融企业可超过10万。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如此,从2000年到2005年,按五等分法,农民最低收入与最高收入比已由1∶6.47扩大到1∶7.26。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相当悬殊的程度,基尼系数已超过0.4。2005年,我国城镇有近2000万人月收入在200元,有近4000万农民年收入在800元以下,他们经常入不敷出,要靠借债维持生存。近几年来,我国消费不足实质是结构性消费不足,主要表现为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村居民消费不足。当前,我们面临的矛盾是,一方面,城镇的收入分配在向高收入群体集中,而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在不断下降,他们将越来越多收入存在金融机构;另一方面城镇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边际消费倾向高,但他们却无钱消费。如何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公平地分配到不同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民身上,让他们提高收入水平并增加消费,这是当前我国宏观政策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运行角度看,如何避免或消除经济运行中储蓄过剩、产能过剩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不仅是近期宏观调控需要面对的,而且也是国家长期政策和制度安排需要考虑的。就当前而言,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尚显偏松,财政政策相对偏紧,这种政策组合不利于控制工业产能的进一步过剩,也不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因此考虑到情况的变化,我们应该奉行“总体稳健、适度微调”的思路,在目前政策姿态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在力度上调整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组合。
具体调整建议:
一是调整货币政策。首先,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调控仍有空间,适当时机还可进一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并相应提高贷款利率;其次,金融机构应尽快调整资金使用结构,不断调低投资贷款比例,相应提高消费贷款比例,出台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住房抵押贷款、汽车、家电消费贷款、教育贷款、婚丧贷款等,鼓励居民贷款消费;再次,为了缓解资金流动性过剩的矛盾,一方面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减少银行存差不断扩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多元化的资本市场,比如扩大企业中长期和短期债券发行规模,创新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渠道,积极发展金融衍生产品,探索和支持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等;另外,要鼓励企业走出去,在支持中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的同时,商业银行还可以以代客境外理财的形式加大投资国际金融市场,以此缓解流动性过剩和因贸易盈余及FDI流入给央行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压力。
二是调整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应从目前的偏紧(压缩国债发行规模、压缩赤字规模)状态向灵活状态调整,适当扩大政府的投资和消费。一方面,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增加用于城镇低收入人群的贫困救济支出,进一步扩大救济覆盖面,继续提高他们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政府职员工资水平,并继续向有利于消费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推动农民消费。专项基金从三方面筹措:其一,从每年财政增收部分中划出一定比例(比如财政增收的10%)的资金;其二,每年发行一笔新农村建设专项国债(比如每年500亿元);其三,从每年土地出让金中切出一块资金来。将这三块资金捆成一起,组成新农村建设专项基金,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并支持农业、农村生产能力建设,降低农民生存和发展成本,增加他们的收入,以刺激消费。
三是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要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上交财政。近几年,在企业储蓄存款中,有很大比例是国有企业存款,这些存款绝大部分来自利润。目前,在现有体制条件下,许多国有企业的赢利,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原有财政投资和行业垄断形成的,这些赢利全部归企业,明显地形成了过多的企业储蓄,为进一步投资创造了源泉。因此,无论是从财政投资回报还是公平性原则看,国有及控股企业每年都应该向财政上交一部分利润,国家拿这部分利润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生产生活环境,降低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成本,提高他们的相对购买能力。
四是健全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城乡居民预期支出。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步伐,消除现有各类社会保障制度规定的冲突与掣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框架,该市场化的要继续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该市场化的一定要根据公共服务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对于影响居民消费的诸多社会保障制度政策,要及时清理,当前关键是要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