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范文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1

虽然棉花这种植物从古代起就为西域绿洲的居民所熟悉，他们又是从其近东的邻居那里获得这一切的。棉花丝毫未引起古代汉人的注意，他们的衣着方式受丝与麻这一对基本对衬物支配。丝绸这种珍贵的织物出自蚕对桑叶的加工，当时就已经被比定为一种植物产品。它仅限于供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人穿戴，从而确保了它的一种特殊地位。与生产或制造丝线有关的所有技术操作(养蚕、采摘供幼虫食用的桑叶、缫丝、纺纱和织绸布)均属于“女红”的范畴。从仪礼观点来看，这是非常明确的。纺织丝绸是于座落在封闭院落中的作坊里完成的，对绸匹要实施非常严格的质量监控。平民百姓只能仅满足于比较粗糙的纤维织物，诸如线麻或芝麻，其加工和纺织相反却属于可以由男子完成的“农”或“工”的劳动范畴。因此，用于制造麻布的粗纤维属于一种不受法规条律控制的农村手工业之范畴。这些织物并不被计算在由古代社会稽核家们制订的“标准预算”之中，因为这些稽核们首先将农民视为谷物种植者。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很早就进入了商品流通系统，这种特征便意味着纤维植物是做为“经济作物”而种植的，以供应自给自足的手工业生产活动。考古学家们已经发掘到了一件被断代为后汉的文书，其中提到了商贩包裹中的麻布的存在，这些商贩能在不同程度上自由地往来并于市场上销售他们的产品。相反，我们只掌握很少一点有关使用动物原料做为制作衣服的原料的资料，诸如褐布和毛皮等。

织物的地位于公元5世纪左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就是当以“均田法”之名而著称的土地制度建立时，将它们纳入到一种直到那时尚仅仅由粮食和贷币组成的财税收入的范畴中。我们没有必要在此于有关确定使“粮民”获得可耕地的程序问题上过分耽搁了，同时也无须在需要知道这些条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确实落实的棘手问题上长篇大论了。反之，最重要的却是要强调从此之后被接受交纳第三种税(调)的布帛那几近于货币的地位，这里确实是指生丝绸帛，但同样也有诸如线麻和芝麻那样的粗纤维织物。除了暂时分配给农民的谷物田(露田)之外，他们还会分到种植纺织原料的田，根据地区不同而分别称作“桑田”或“麻田”，它们形成了“永业田”。养蚕业当时在比当代要辽阔得多的土地上实施，因为它明显能大大升值。线麻和苎麻的较粗纤维仅仅在那些已证明无法生产丝绸的地区才做为替代品而被接受。用已被接受的织物来纳税，同样也获得了官方事实上的承认，它们从此之后被确定了一种法定的价格。在家庭基本经营内部，种植粮食作物、纺织纤维和织物生产的结合，使中世纪的中国农民变成了“农民一手工业者”，这与西方社会所熟悉的农民一牧民则大相径庭。但我还必须指出，当时是植树才使农民的所有权合法化了。其它某些目前则很难提供明确答案的问题，则涉及到了中世纪农村社会内部的性别地位问题。一方面，如果大家还记得养蚕女工在其中嬉戏的野生桑林与耕田距离较远的话，那么在耕田中种植桑树的新技术则将养蚕业与谷物种植业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了，可能有助于将女子们置于一种更为直接的社会控制之下。此外，大家于上文已经看到，与纺织业有关的生产活动在古代就已经变成了在性别间进行劳动分工的对象，它们被人深信不疑地视为女性劳动。这就导致女子们获得了对男子们的某种经济平等地位，她们在一种布匹几乎具有货币地位的经济中成了织物独有的生产者。

中世纪的中国人绝非是对棉花一无所知，他们可能从汉代起，在后来成为丝绸之路的道路沿途进行开拓的第一阶段时，就已经发现了棉花。他们后来利用赴佛教圣地方向朝山进香的机会，与南亚和东南亚的关系日趋密切起来时，又在这些地区重新发现了棉花。由于经常往来于唐朝那国际性大都市的大客商以及在东南港口的胡族骆驼队商人贩运的货物，棉织品传到了中国。这些布匹织物被视为具有异国情调的珍异物，可以达到很高的价格。但在仍是高质量的丝绸大批流向西方的时代，这些布绝不会引起消费者们的注意。早在晚唐，棉花这种作物就已在福建省被引种成功，但棉织品的首次风靡只能断代为宋元两朝。当时生丝的生产和丝绸的制造又缩退到了某些地区，而这些地区在这段时间内又变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

由棉逐渐取代麻的过程首先应被重新置于一种广泛的经济和体制的背景中。正如陈钟毅和赵同于其《中国棉业史》中所指出的那样，麻被取代的过程大致开始于北宋时代，当时的中国人口首次突破l亿大关，而进入了一个人口增长达几个百分点的阶段。考虑到人均耕地拥有量的减少，但由于引入占婆早熟品种的水稻以及推广双季稻，粮食产量不断增加。这样一来，农民们便被迫用很大比重的耕田种植谷物以及他们更喜欢的油麻品种。相反，其用途仅限于生产纤维的苎麻却开始衰落。因此，从麻向棉(一种直到当时始终在荒芜得难以改良的沙土地上种植的植物)的过渡。在早期的一段时间内，可以使人收回部分麻田，并且将之改造为粮田。因此，对于一个已经是人口集密的农民阶级来说，棉花的种植从此之后将代表着一次实施收益要大得多的商品农业的机会，因为在同样的土地面积上，棉田收获的棉花纤维数量要明显高于麻田所提供的纤维量。最后，棉花的种植可以使人不必去忧患麻田所特有的那些生态条件的限制。因为在沤麻劳作时，泡制麻杆则必须在炎热的气候中进行，同时还必须拥有活水。由此而产生了移植棉花的颇有意义的可能性。做为一种当年生植物，棉花适应了北方比较干旱的地区。

这种或然性在许多方面都是新颖的，明显受到了出自近期演变的启发。在这种演变之中，经济作物(首先是棉花)是一种将重点放在粮食自足上的农业政策的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这种比较不会使研究当代农业问题的经济专家们感到惊讶。但它也只能不深不透地解释这种形势的复杂性，因为它似乎是低估了与农具有关的各种技术状况。棉花在中国社会中获得成功的缓慢程度，确实应与涉及到加工纺织纤维而使用的“土工具”的落后程度有关。两种操作技巧显得特别棘手：脱棉籽壳和纺纱。因棉纤维要比中国女子(由她们完成主要任务)所习惯的那种纤维短得多。意味深长的是，我们发现了加工棉花工艺的两条主要传播渠道：“南路”自东南亚起，经云南和海南岛；“西路”则取道于河西走廊。由于棉花传播的重要时代恰恰相当于元朝由蒙古人入主中原的时代，所以也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工艺借鉴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一名女子黄道婆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传播棉花加工工艺的“神话”传说，可以被视为由赐婚于当地内附政权的汉公主在西域和吐蕃传播丝绸以及与缫丝织锦的故事记述(无疑也是神话般的)之对衬。有关黄道婆的故事，在传播一种“外来”工艺方面很明确，她是种植和纺织棉花的倡导者，可能是从海南岛黎族那里学到其技术的。黎族是一个接近于东南亚的“南岛人”的土著集团。

然而，我们应该指出，与蚕丝和线麻的加工相反，对棉花纤维的加工仅仅需要有一种轻巧的工具，而当时的纺麻则是以纺车来完成的，甚至有时要装上叶轮并以水力传动。经济史学家吴承明津津乐道地将这种方法比定为工业化之前的机械化的初始。弹棉花纤维时使用的器械相反却要简单得多，一般仅由一人操纵。轧棉机主要是由两根木辊子或铁辊子组成，安装在一个木框中，其中的一个辊子固定而另一个则要由一根手柄转动，专门弹棉花纤维的弓子之末端是一根装在木架上的具有弹性的木杆，甚至还固定在操纵者背部的腰带上。带有一根或两根轴的纺车以脚踏而传动，窄织布机则分别带有或者根本没有梭子。此时，颇有意义的是，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器械在数世纪期间从未发生过变化。与这些机器颇为相近似的模型被雕刻在做为已断代为自元至明的多部农技论著的插图中了。这些设备一直使用到20世纪中叶。虽然棉织品的生产是一种要比做为养蚕或种麻业之特征发达得多的劳动社会分工化的对象，但我们也只能说它仅有很少的专业特征。相反，在纺纱方面，生产率确实很低。吴承明估计，平均需要4天的劳动才可以纺织一匹约3平方米左右的标准布匹，平均需要结成一组的两个男工(或女工)一整天的劳动。布匹的后整理(染布和缩绒)只运用于上乘质量的棉纺品，形成了一种“工业”劳动，于此当然是使用了该词的现代之前的意义。这两种最后的工序一般都是在城市中由专业工人在动用资本的专业化作坊中完成的，特别是由用来采购缩绒的巨石的资金，这些巨石的重量可以多达两吨并代表着一种真正的投资。

有关加工棉花的手工业之地理分布的研究，导致我们更倾向于注意另外一种真正是社会制度的因素，它们似乎未引起上述作家们的注意。由我根据吴承明辑录的各种记述而复原的那些地图清楚地说明：一方面是优质棉织品的生产集中到了少数地区，另一方面是丝绸和棉织品的生产中心之间的互补性。这种专业分工绝非是偶然的结果，也不是自主经济机制的产物，而完全是出自于对“调”(布帛税)的分配。正如崔瑞德(D.Twitchett)曾指出的那样，生丝和丝绸的生产地域从唐代后半叶起就开始收缩，最终集中到了“江南”以及某些得天独厚的地区，诸如成都(四川)盆地和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我们由此便可以得出结论认为，大部分省份从此之后就只能生产“劣质”的纱或布了，无论是指丝线还是麻布都一样。明初的税制改革沉重地打击了苏州和松江诸府，因为这些府曾因在中国东南要寒支持朱元璋的主要对手张士诚而获罪。由于这一事实，松江地区植棉业的发展，被普遍地与该府的沉重税务负担联系起来了，或者至少是与允许将部分税收改用棉花交纳的做法联系起来了。明朝政府一举赋予了这种纺织纤维一种与丝绸并驾齐驱的地位。

我下面的看法将涉及到棉织品所获得的成功，它做为一种摆脱了在高贵纺织品丝绸与仅供穷人使用的由麻或苎麻纺织成的布匹之间平分天下的织物。众所周知，粗棉布特别受到农民的喜爱，尤其是在夏季闷热而潮湿时更以其轻薄而受青睐，在冬季严寒时又以其保暖性而倍受钟情；它们以其莫列顿双面绒呢(Mole—tonne)服装的形式出现，既比传统的褐布(毛织布)舒适便利，又比皮袄价格便宜。同时，细棉布的出现可能形成了丝绸的一种取代物，原则上严格地供上层阶级的成员享用。然而，我们饶有兴味地针对这一问题而指出，中国在很长时间以来就奠定了其丝绸手工业和瓷器的优势，这是该国维持着几乎是一种垄断性的出口产品，其生产程序(至少在瓷器问题上是这样的)始终严加保密。中国人在18世纪期间已开始发展出口“印花棉布”(细棉布，原产印度，在中国则一般均以“南京花布”之名而著称)，以至于中国工匠于1780年左右缺乏原料，而广州的商人便通过西方贸易公司(特别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而开始进口数额巨大的印度纤维和纱。

此时棉花这种作物远非仅供应地方市场并向农民提供现款的经济作物。虽然继19世纪的历史大转折时代之后，棉花在很大的一部分国土上变得很普遍了，加工棉花的劳动可能会确保五分之二的家庭获得额外收入，其纤维可以为大部分平民提供衣着。但却存在着一种地理性的专业化生产，同时在或致力于种植或从事纺纱织布的两种地区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差别。大家都会发现，在相同面积的土地上，植棉能确保一种比种植粮食作物高数倍的收入。棉花最早种植于包括长江三角洲不适宜种植水稻的沙土高地的地区，其种植区沿一个圆形弓带延伸，从京城地区北京一直延伸到中原的东北端、山东与河南省，甚至还到达长江的中游(武昌盆地、江西省北部与湖南)。于此同时，来自西域的棉花逐渐地征服了中国西北边睡的绿洲，特别是黄河河套与鄂尔多斯地区。

如果大家参阅吴承明的复原，那么加工棉花的手工作坊于清代则形成了帝国经济经营业务的第2个分支，面对当时只占国内货币收入7％的养蚕业来说，相差甚远。这位作家认为，在鸦片战争前夕，棉布的总产量已增至3．15亿匹布，也就是说每个居民占约3/4匹布。然而，当养蚕业成为一种主要是转向市场的生产行业时，与棉花的生产和加工有关的业务却首先在于满足个人的需要。大部分农民都保存其皮棉以用于缝制粗布衣。加工棉花棗去籽脱皮和弹花一般都是由流动劳工就地完成的。他们携带其工具于秋收后前去上门服务。纺纱以及有时还可能包括织布在内的劳动，同样也于村庄中就地完成，它们在那里占用了部分女性劳动力。各种年龄的人混杂在一起，甚至包括幼童。当地利用窄织机织布，所生产的3/4的棉纱都供当地农民消费，大部分农民都不利用其土布经商，而仅仅是出售他们多余的皮棉或以棉套或棉线的形式出售。这第2种选择仍然是首先涉及到居住在由吴承明的论著中统计到的l0个主要织布中心之一周围的家庭。对于以布的形式而获得的产品，唯有质量上乘的棉布才得以跻身于部级市场。它只代表尚不及全部产品半数的数量，也就是说可能有1．5亿匹布出自江南织造厂，那里的松江、常熟和无锡的三大中心(围绕着本身却在致力于丝绸生产的苏州)形成了豪华手工业企业的一条带状地区。在中国民族经济的轴心之一，以及与世界经济建立了直接联系的极少数地区之一苏州，集中了浆布车间，当时的主要纺织品批发商均居住在那里。我们还将指出，所有这些城市均位于最古老的单一棉花种植区附近。在吴承明著作中已经考证清楚的其它7个中心，则分布在最新发展的棉花种植区之间。它们在当时只具有一种区域性的意义。然而，那里存在着来自北方和中原地区棉纱的大量流通，其最终目的地是由南方沿海谙省组成的，那里本来都不适宜种植棉花，但却拥有纺织劳动的大量熟练劳力，其经济越来越转向世界市场。从18世纪末开始，广州地区便开始摆脱国内的流通渠道而储备(可能是很便宜地)进口的印度棉花，它们是由与英国东印度公司有联系并从事“从印度到印度”的贸易船舶运载而来的。总而言之，我们的这位作家始终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前的数十年间，与棉花有关的交易始终占有对外巨额贸易1/2的份额，这与丝绸和茶叶相比较，则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多年来，数倍增加的工程，清楚地证明了棉花的手工产品(土布)是一种非常强的抗磨损的产品，从而导致史学家们思考这种生产模式的有效性。据此认为，中国于南京条约签订的翌日，遂向西方贸易开放，可能会引起家庭手工业的破产并促使农村社会的解体，于是便加速了该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关系。在18世纪时，中国仍以先进的经济强国的面目出现，既出口其侈奢手工业的成品(丝绸、瓷器、漆器和细棉织品)，又出口它几乎拥有垄断权的物品(如茶叶或生丝)。它同时又仅仅进口有限数量的“异国”舶来品，以进口白银而结算其外贸。中国在20世纪时，在其移民地区的范围内失去了贸易平衡，于是便出口原料和进口成品。有关棉花的研究导致我们使这种景象变得多姿多彩了。大家于上文已经看到，广州的商人从18世纪末起就已经开始进口印度棉花，利用了出自运输费用的价格差。通过海路进口外国纤维，要比以江河小艇沿湘江和赣江逆流而上地运输中国棉花更为便宜一些。毫无疑问，在国门开放之后，商业潮流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反向流动。因为19世纪的统计数字确实向我们清楚地表明，出口原棉，进口制成品、棉纱和棉织品。曼彻斯特的工业家们早在1830年就生产普通的棉织品，其效益要比中国的手工业主们好得多，所以他们自认为以其商品充斥中国市场处于很有利的地位。然而，如果大家注意由陈钟毅和赵冈提出的论证的话，那么其演变实际上要更为复杂得多。与英国人的期待相反，1840年之后的中国在数十年中继续进口印度棉花和出口棉织品，这种形势仅仅从1880年起才开始颠倒过来。在此以后和在尚未因此而出现古老潮流之枯竭的时代，中国的对外贸易趋向于接近印度的殖民地模式，其特点是棉花纤维生产过剩、出口原棉等与进口棉纱和棉纺品的重大发展相联系，从而弥补了当地棉纺品生产的逆差。这种新的局面却仅仅持续了20一30年。从20世纪的转折时期起，更具体地说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在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期间)，中国利用国内外资本而取得了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以至于该国在1930年左右又重新变成了一个棉花进口国和棉纱出口国，而外国棉纺品的进口商业都崩溃了。

如果大家仅仅局限于“现代”经济的观点上，那么这种常规性的演变就很难理解了。事实上，必须考虑到工业生产所占份额始终甚少的事实。因为在20世纪初叶，更具体地说是即便在工业棉织品的进口迅速发展的时代，国内消费仍由手工业生产确保75％，手工业产品同样也名列出口产品之首。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声称，开放港口的工业化非但远不会有损于手工业生产，而且相反还会刺激它的发展，激励手工业匠人们使其技术现代化并创建使用一种经革新设备的大量手工业作坊。在1930—1935年之间，重新占领国内市场之举事实上业已完成，进口棉纺品的份额已锐减至3％，而中国人所穿的布帛有2/3的份额出白手工业作坊。甚至在上海，这些作坊也很繁荣，一直到达新工业区的附近地带也如此。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2

    从1996年开始,我国棉花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滞销现象,主要原因在于棉化价格太高,失去了竞争优势。为此国家对棉花购销价格进行调整,对于新疆来说,这无疑将会引发一些问题和困难。4月22日,新疆紧急召开党委常委会议,对新疆棉花的生产、收购和销售工作以及棉花调价以后对新疆农村经济发展、农牧民收入和棉花生产形势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后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棉花虽然调价,但是新疆棉花发展战略不能动摇。确保农民收入不降棉花收购价格下调,影响面最广泛、最直接的是新疆百万棉农。据新疆农业厅测算,新疆棉花从630元下调至600元,仅此一项,新疆将减少收入7.65亿元,加上一些产棉地区棉花品质下降,等级降低,农民因此少收入上亿元,两项合计,全疆农民因棉花因素人均减少收入至少在80元以上。以阿克苏地区为例,当地农民因为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人均将减少收入100元左右,今年又因为调整棉花价格一项,人均减少收入200元。这些收入对于年人均收入只有1200多元的新疆农民来说,会在生活、生产方面造成一定影响。对此,新疆各级党政领导纷纷拿出应急措施,确保农民收入不因为棉花收购价格下跌而减少。

    阿克苏地区在接到有关棉花调价的通知以后,在一个星期内连续召开三次农业工作应急会议,并很快提出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工作部署。在棉花生产方面,首先是通过中低产田改造、水土开发、防止和减轻自然灾害等措施,提高棉花总产量,以总量增加弥补因为降价造成的损失;其次是从增加科技含量入手,提高棉花单产,降低成本费用,通过增加单位面积的经济效益,提高农民收入。另据了解,新疆棉花一度驰名中外,深受消费厂商欢迎,这与新疆棉花色泽洁白、纤维长、品级高有关,近年来由于部分棉花产区盲目更换品种,棉花品质下降,不仅影响了农民收益,还削弱了新疆棉花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此,新疆还将加强种子管理,大力推广洁白型优质棉花品种,通过提高等级,消化棉花降价因素,提高农民收入。在改变棉花单一经济、寻找替代产方面,新疆农民相对于内地农民而言,增收渠道较少,市场意识淡薄。为此,新疆将通过进一步加大畜牧业、林果业、乡镇企业和庭院经济工作力度,以减少棉花主产区由于单一棉花经济带来的震荡和被动,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新疆许多地区还制定了严格的减负措施,要求各地坚决将农民负担压缩到最低限度,不允许再增加新的收费、集资项目,对已经出台的各种不合理费用,要坚决取消。通过这些措施,稳定农民发展农业积极性,防止引发不良影响。流通领域意在改革过去,新疆棉花产、供、销体制是“两头放开,中间管死”的体制,即棉农从事棉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价格是放开的,农民生产出来的棉花价格是管死的,棉纺企业生产出来的棉纱价格是放开的,这种体制使得棉花短缺时,保证不了棉纺企业和社会的需求,往往造成哄抢原料、市场管理混乱。棉花略有充余时,又表现出流通部门收不了,棉库存不下、调不了、棉纺企业纺不完的情况。今年,国家从促进棉花供求平衡、理顺棉花产销关系、保持棉花生产稳定发展的角度出发,对棉花购销价格政策进行重大调整,这是棉花由高度的计划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过度的一个重大举措。但是对于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企业来说,摆在面前的无疑是一道难题。新的棉花价格政策提出收购价为政府定价,供应价格放开,这样就形成了“一头死、一头活”的价格体系。而新疆棉花自用量不足500万担,80%的棉花要销往内地市场,在当前棉花供过于求、国内市场价格仍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一方面要求棉麻公司全额收购,一方面销售市场又十分不景气,需求量的减少,这势必会影响流通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收购棉花的积极性。新疆棉麻系统长期以来形成的上下条块分割,经营粗放等不利因素,导致棉花收购销售的中间环节繁琐,资金、信息、经营纽带断裂,成本费用居高不下,影响了新疆棉花在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综上所述,新疆80%左右的外销棉如果想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建立资源配制合理、统一有序的棉花市场体系,把棉花销售价格在实际经营中降到最低点。有关专家认为,面对当前形势,新疆应该以自治区棉麻公司为龙头,组建新疆棉花集团,降低流通费用,增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棉纺行业面临挑战四十余年来,纺织行业为新疆做出了巨大贡献。从1978年到1997年,新疆纺织工业累计实现利税29亿元。纺织行业的发展,还解决了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许多贫困人口就业。在喀什市,每10人里面就有一个纺织工人;在和田地区,一户贫困家庭如果有一个子女是纺织工人,就会带动整个家庭脱贫。但是,作为新疆支柱产业的纺织工业,却已连续三年亏损,累计亏损额已达11亿元。如果这种状况再持续下去,将严重影响新疆国有企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发展。新疆纺织工业厅孙副厅长在谈到新疆棉纺面临的形势和问题时认为,如何利用新疆棉花基地优势,寻找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企业效益的突破口,是新疆棉纺企业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推行贸工农一体化,培育和建立良好的供棉渠道,把棉纺企业的生产和产棉地区以及流通部门的利益挂起钩来,形成棉花产业的良性循环。具体做法是各棉纺企业按照就近和方便的原则,同当地政府和流通部门协调,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同时在当地政府支持下,和有关部门共建棉花基地,降低生产成本。另外,棉花价格因素并非新疆棉纺企业陷入困境的唯一原因。有许多是棉纺行业自身的问题。新疆棉纺行业要真正实现扭亏为赢,内抓管理、外抢市场,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是必不可少的。总之,新疆正在积极有效地迎接棉花调价的挑战。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3

关键词：豫东；种植结构；经济作物；睢县

睢县位于河南省东部，商丘市最西部，惠济河中游，距商丘市62km。南北长40.08km，东西宽32.9km，总面积926.08km2，人口86.6万人。县城距连霍高速公路17.5km，商登高速、民太公路、郑永公路贯穿全境。

睢县是重要的农产品产区，是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产粮大县，国家商品粮生产基地、棉油生产百强县。睢县现有耕地6.67万公顷。2014年，全县粮食种植面积9.63万公顷，粮食总产量62.38万吨，经济作物种植面积6万公顷。同时，睢县又是部级贫困县，农村人口比重较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显。2013年末，睢县城镇化率为30%，农业生产在三产中占比31.7%，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635.3元[1]。

睢县经济作物有棉花、油料、水果、蔬菜、瓜类、药材与烟叶等，其中药材与烟叶为零星种植。本文为了研究规范，选取棉花、油料、水果、瓜类和蔬菜为研究对象。文中数据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2007-2015年）、河南年鉴（1984-2014年）、商丘年鉴（1999-2014年）及睢县县志。

1.主要经济作物种植结构演变分析

1.1睢县主要经济作物种植历史与现状

1998-2013年间，睢县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经历了先扩大后减小的发展过程（见图1）。1998年，睢县主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为42240公顷，至2013年，面积扩大至63160公顷，最大种植规模在2006年，达82245公顷。从种植结构上看，油料与水果种植面积较为稳定，棉花种植面积呈缩小态势，蔬菜与瓜类作物种植面积在逐渐扩大。对农业大县睢县而言，经济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既有其作为产粮大县的政策定位，又有种植经济作物所需科技力量的制约，还有县域经济“小市场”与供求“大市场”的博弈[2]。以下将以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作物棉花和油料为重点说明。

图1 1998-2013年睢县主要经济作物种植面积

1.2棉花种植历史与现状

睢县地处黄淮腹地、豫东平原棉花主产区，棉花在睢县种植历史悠久，曾经也是睢县首要经济作物。结合图2，1986年之前几年，棉花生产发展迅速，市场供过于求，“卖棉难”问题开始出现并日益突出，棉农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1996年，随着抗虫棉品种的推广，棉花种植面积逐步稳定。2000年以来，由于国际棉花市场需求量较大，价格有所上升，棉花种植面积逐年扩大，2004年睢县被评为河南棉花20强县（市、区）。2010年以后，受农资、栽培技术及国际市场影响，睢县棉花种植面积再度下降，已由早期的占经济作物“半壁江山”变为如今的不足10%。

图2 1983-2014年睢县棉花种植面积及产量

（注：1985年数据缺失）

1.3油料作物种植历史与现状

睢县传统油料作物为花生、芝麻和油菜。其中花生是最主要的油料作物与经济作物，芝麻是种植历史最久的油料作物。油菜只是作为倒茬作物种植，芝麻仅零星小片种植，面积均逐年萎缩。由表1可以看出，无论种植面积、产量还是生产的稳定性，都以花生为最。

2013年，睢县花生均产达4866kg/hm2，个别地块已突破5000kg/hm2，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4544kg/hm2。实行麦垄套种是睢县花生生产的主要种植模式，普通型、中间型品种为主要栽培品种。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消费者又对花生有了更高要求，春花生面积逐步扩大，主要集中在尤吉屯乡、董店乡、蓼堤镇、西陵寺镇等花生老产区；由于耕作习惯的改变，麦垄套时间夏直播面积也在扩大；

其它与西瓜等作物间种也有一定规模，主要分布在新产区。

1.4其它经济作物种植历史与现状

睢县水果种类较多，有苹果、梨、桃、杏、葡萄、李、石榴、{、枣、樱桃、银杏、无花果等，以苹果、桃、梨、葡萄为大宗（见图3）。近年来，一些名优新特品种发展较快。

图3 2013年睢县主要水果种植面积、产量及所占比例

目前，睢县形成了尤吉屯无公害葡萄、河堤优质樱桃、董店苹果、蓼堤杂果等规模种植产业。尤吉屯乡无公害葡萄生产基地面积达246.67hm2，是睢县乃至豫东地区最大的葡萄生产基地；河堤优质樱桃园以鲜果采摘为主，面积53.33hm2，2014年河堤樱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荣获“部级农民专业合作社”称号；董店苹果产区面积200hm2，以苹果为主，兼有梨、桃、杏等品种；蓼堤杂果主要以日本紫李、凯特杏为主，多为大棚栽培，面积相对较小。

睢县蔬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3万公顷，产量160万吨左右，西瓜种植面积7千公顷，产量在50万吨以上。各类水果、蔬菜、瓜，除葡萄、樱桃外销外，皆以内销为主，以季节性销售满足本县市场需要。睢县有小型冷库2座，储藏量较小，果品加工企业较少。

2.结论与讨论

经济作物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过程，涵盖了市场需求、政府指导（计划）、科技研发、农民种植、企业加工等诸多环节，既有历史性，又有现实性与前瞻性[3]。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县，睢县人口众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作为产粮大县，睢县既肩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又有发展地方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义务。合理调整经济作物种植结构，在豫东乃至黄淮海地区有着相当的普遍性[4]。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睢县应借助其在气候、区位、人力资源、市场等方面种植经济作物的优势与发展潜力，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目的，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提高经济作物发展水平，以增强经济作物在促进农民增收中的作用。（作者单位：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睢县人民政府.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EB/OL].http：//，（2015-03-27）.

[2] 金赛美.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构建研究[D].湖北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06.

[3] 邢鹏.中国种植业生产风险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D].江苏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4.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4

棉花作为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和我国棉纺工业发展的重要原料，关系到我国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粮食安全。

我国作为世界棉花生产和消费大国，棉花产量和消费量一直位居世界首位。棉花播种面积稳定在7000-8000万亩左右，总产量在620万吨左右。随着我国加入WTO，特别是国际纺织品配额的取消，我国作为世界棉纺大国，纺织品出口势头强劲，拉动了国内棉花需求，供需缺口不断扩大。2002-2004年我国进口棉花分别达到155万吨、213万吨和191万吨，2005年突破257万吨，进口量超过配额(89万吨)168万吨，棉花供需形势严峻。同时，我国作为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始终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由于我国现代化、城镇化和工业化步伐的加快，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加之粮食生产的比较效益相对较低，使得我国粮食生产一度呈减少的态势，影响到我国的粮食安全。虽经国家宏观调控粮食生产已经恢复，但如何调整我国农业战略布局，协调粮食生产与棉花生产的关系，通过棉花生产布局调整，扩大棉区的粮食生产，长期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等问题，就成为国家经济和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

新疆作为我国最大的棉花生产省区，目前生产规模保持在1700万亩左右，总产量保持在190万吨左右。特别是通过“九五”、“十五”时期国家棉花基地的建设，新疆棉花生产优势已经呈现，生产规模和能力不断增强，原棉质量有效改善，生产总量明显提高，使新疆作为我国乃至世界原棉重要生产基地的地位得到加强，并为我国棉花安全和纺织工业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面对我国棉花供需矛盾加大的严峻形势和粮食安全问题，如何发挥新疆棉花生产的优势，既为我国棉花安全发挥更大的作用，又为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就成为未来新疆棉花生产的主要目标和解决的战略性课题。

二、新疆大力发展棉花生产的优势和潜力

新疆具有大力发展棉花生产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增产优势、经济比较优势、市场竞争优势、科技优势和发展基础优势。

新疆作为干旱半干旱绿洲灌溉农业生产区，光、热资源十分丰富，十分有利于多类型棉花生产和品质提高，是我国唯一的长绒棉生产区。生态类型和资源分布的多样性，使新疆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大棉区，即南疆中熟细绒棉和早熟长绒棉区、北疆早熟和特早熟细绒棉区、东疆中晚熟细绒棉和早中熟长绒棉区。特别是新疆具有水土资源开发的巨大潜力，伊犁河和额尔齐斯河水资源开发为新疆水土开发创造了条件，新疆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最具大规模水土开发的省区之一。预计到2010年新疆将新增耕地1000万亩，耕地总规模达到8000万亩，到2020年再增2000万亩，使耕地规模达到1亿亩。这为新疆棉花生产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新疆棉花的增产优势十分明确，是世界棉花高产区，目前棉花平均单产已达到每亩104公斤，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0公斤，高出美国棉花平均水平40公斤，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7公斤，而且仍然具有提高的潜力。根据生态区域法预测，新疆棉花的极限单产可达287公斤／亩。预测2010年新疆棉花平均亩产将达到125公斤。实现大规模亩产130公斤是完全可能的。同时新疆棉花的经济比较优势十分明显，以目前生产水平比较，棉花生产平均每亩纯收益高出小麦242元，玉米205元，加工番茄215元，甜菜157元，是新疆农民增收的主要高效农作物。大力发展棉花有利于新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新疆棉花生产的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主要表现在新疆棉花对国内外市场价格的承受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一是新疆作为世界高产棉区，单产水平增长很快，由1991年的83公斤／亩，到2004年达到104公斤／亩，年均增长2．9％，特别是仍然具有增产的潜能和空间；二是新疆棉花生产成本虽有增加，目前维持在600元／亩左右，但由于单产水平的提高，表现出棉花生产效益与价格的关联性较成本更强。通过对新疆棉花生产成本效益综合分析，新疆生产棉花的价格盈亏点是5．45元／公斤，换算成国际棉花价格为29．86美分／磅，也就是说当市场价格高出该临界价格时新疆生产棉花就有收益。但从国际和新疆市场1991-2003年间连续12年的棉花价格走势分析，最低价格仅为41．51美分／磅，高出盈亏价格11．65美分／磅。而新疆市场低于5．45元／公斤的价格仅有一次，为1992年的5．26元／公斤，表明新疆棉花生产零风险的空间很大。新疆棉花生产具有比较效益的盈亏价格为7．97元／公斤，相当于43．72美分／磅，现行国际棉花平均价格在60美分／磅以上，新疆市场近三年的价格在8-10元／公斤之间，表现出新疆棉花生产具有很强的价格承受力和抗风险能力。而且随着新疆大力发展多类型优质棉，一方面在品质和质量上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大面积提高单产，控制成本，新疆棉花的竞争力将不断提高，市场优势不断显现。

“九五”、“十五”时期棉花基地建设和科技攻关，为新疆棉花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棉花生产能力达到1900万亩，生产规模达到1700万亩，总产量突破180万吨，为国家提供商品棉145万吨，表现出稳定的供给能力。同时，科技优势在品种和生产模式两个方面充分体现。选育出一批丰产性好、抗病性强、纤维品质优良的多类型棉花新品种新陆中系列、新陆早系列和超级长绒棉新海系列品种，为新疆棉花生产提供了优质的品种支撑。特别是自主培育的超级长绒棉新品种，综合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实现了自主创新的突破。同时，新疆发展了一套适应于干旱半干旱棉区和以“矮、密、早”为核心的综合生产模式，为新疆棉花高产、稳产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伴随着3000万亩水土资源开发，新疆农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将更加广阔，棉花生产能力将由目前的1900万亩，提高到2100-2500万亩，产量能力可达270-300万吨。新疆已经完全具备了大力发展棉花生产，替代长江中下游棉区和黄淮海棉区，承担更多国家棉花安全重任的条件和能力。

三、新疆棉花生产对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意义

粮食问题对于我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是一项关系到生存的重大战略问题。棉花问题对于我国作为世界纺织大国和出口大国是一项关系到我国外贸主导产业可持续发展和棉花安全的战略问题。根据我国农业生产布局，棉花主产区往往也是粮食主产区。长江中下游棉区目前是我国三大棉区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最大的水稻主产区和第二小麦主产区；黄淮海棉区同样是我国第一小麦主产区和第二玉米主产区，两大棉区粮食总产量2004年占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61．14％。只有新疆作为三大棉区之一，未列入我国的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仅占全国的1．76％。因此，我国棉花生产布局直接关系到粮食

生产布局和粮食安全。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粮食供给已经从供不应求发展到保障自给。1949－1978年粮食总产量由11320万吨上升到30480万吨，粮食自给率达到99．4％；1998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51229．5万吨，突破50000万吨大关，人均产量突破400公斤。我国实现了用世界7％的土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奇迹。但是，自1998年以来粮食增产趋势开始减缓，市场波动频率增加，粮食播种面积不断减少，总产量下降，粮食生产布局由东部、中部向东北和西部转移。长江中下游产区粮食播种面积除安徽和四川相对稳定以外，江苏、湖北、湖南、浙江等省均大幅度减少，致使整个产区播种面积减少7940万亩。黄淮海产区除河南、河北相对稳定以外，山东、山西、陕西等省均大幅度减少，致使整个产区播种面积减少8247．2万亩，两个产区共减少播种面积1．62亿亩，从而导致全国粮食总产量自1998年至2004年连续减少，总产量减少4282万吨。这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粮食问题的新一轮关注。为此，党中央、国务院及时调整农业政策，通过行政和市场两种手段，鼓励粮食主产区保持粮食生产规模。同时通过粮价调整和粮食补贴等提高粮食生产的效益，加上取消农业税，目前全国粮食生产的效益普遍提高，粮食产量有所回增。

与此同时，我国棉花生产布局也发生着变化。长江中下游棉区、黄淮海棉区、西北内陆棉区、北部特早熟棉区和华南棉区五大产棉地区曾经支撑着我国棉花的生产。改革开放以来，北部特早熟棉区和华南棉区已经退出了棉花生产，目前播种面积不足全国的2％。长江中下游、黄淮海和西北内陆棉区成为我国的三大主产棉区，其中西北内陆棉区以新疆为主，播种面积占该区域的94．34％，总产量占94．10％。所以，人们习惯地称我国三大棉区为长江中下游棉区、黄淮海棉区和新疆棉区。从三大棉区的历史发展分析，新疆棉区一直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新疆棉花生产在全国的地位不断提高，播种面积占全国的比重由1980年的3．79％提高到2004年的20％，棉花总产量由3．03％提高到27．7％。总产量曾一度超过30％，成为全国棉花生产省区中规模、总产量和单产最高的省区。而长江中下游棉区播种面积由1980年占全国的43．9％下降到2004年的29．6％，总产量由42．9％下降到29．03％；黄淮海棉区播种面积占全国的比重由51．28％下降到48．99％，总产量由53．1％下降到40．8％，均呈现下降势头。其中长江中下游棉区在全国棉花生产中的地位下降较大。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问题是由于区域经济大发展，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致使农业劳动力转移，使棉花生产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活成本大幅增加，加上棉花生产的比较效益下降，致使两大棉区棉花生产规模下降；二是由于长期大规模的种植，棉花病虫害严重，加之两大棉区分别为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和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区，自然灾害频发，影响棉花产量，加大生产成本；三是国家实施对粮食生产“三补一免”后，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的两大棉区，粮食的比较效益高于棉花。而新疆作为干旱半干旱灌溉农业区，光照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棉花的比较效益显著，特别是灌溉农业适时灌溉，水热同季，绿洲和干旱使棉花病虫害少且易于控制，棉花生产产量高、品质好，已被国家确定为我国最大的优质棉基地。而且通过国家的扶持，新疆棉花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已经成为新疆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原棉产值已经占到农林牧渔总产值的30％，棉花收入占到全疆农民收入的30％，占到主产棉区农民收入的60％-70％。

随着新疆棉花生产在全国地位的不断提高，面对国家粮食安全和棉花安全两大难题，新疆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新疆水土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在未来15－20年里可为大力发展棉花生产提供新增3000万亩的调整空间，使新疆棉花生产能力达到2100-2500万亩、270-300万吨。因此，从国家农业战略布局的需要，应大力支持新疆棉花生产，调减长江中下游和黄淮海棉区的棉花生产。同时，根据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加大两大产区粮食生产的力度。通过新疆扩大棉花生产，替代两大棉区对棉花安全的重任，使其完全承担起国家粮食主产区的重任，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初步估算，如新疆增加100万吨棉花产量，可使长江中下游棉区腾出1500万亩左右的耕地用于粮食生产，可生产粮食500万吨。而新疆已经具备了大力发展棉花生产的能力和条件。两大棉区无论从国家粮食安全的长期保障要求，还是区域经济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需求，实施棉花与粮食布局的重新调整都是十分必要的。这一构想完全符合我国农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这一构想的实施将对我国农业生产格局产生一定的影响，并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一是有利于长期保证我国棉花安全，全面促进我国棉纺产业的大发展；二是可以此为契机，强化我国粮食主产区的作用，长期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三是有利于国家农业战略调整，加强我国棉花生产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四是可进一步做强新疆棉花产业，促进新疆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稳定边疆；五是可有效巩固新疆棉花基地的建设成果，使国家投资建设的新疆棉花基地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大力发展新疆棉花，无论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棉花安全的战略高度，还是从促进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稳定边疆的政治高度，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

四、大力发展新疆棉花的战略思路与建议

从国家棉花安全和粮食安全的战略高度，明确新疆棉花生产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充分发挥其资源优势、生产优势、市场优势和科技支撑优势，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力争通过“十一五”时期优质棉基地建设，全面提升新疆棉花的市场竞争力。通过种植业结构调整和水土资源开发，进一步提高新疆棉花的生产能力，承担起我国45％以上的棉花生产重任，减轻长江中下游棉区和黄淮海棉区生产的压力，使两大棉区全力以赴投入到粮食生产之中，使新疆棉花生产不仅为减轻我国棉花进口风险、保证棉花安全做出贡献，而且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新疆棉花将突出多类棉生产的优势，大力发展优质中绒陆地棉，积极发展中长绒陆地棉，尽快建立优质长绒棉生产体系，积极培育专用棉生产，全面提高新疆棉花生产的应变能力，保证我国棉纺工业对多类型棉的需求。进一步建设的重点是在现有基础上建立区域性专业化生产基地，全力推进不同生态类型区的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和商品化生产，打造我国优质棉生产的航母，全面实现国家建设新疆棉花基地的奋斗目标――“九五”做大，“十五”做优，“十一五”做强，“十二五”做牢，支撑起我国棉纺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新疆农村经济的大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我国棉花需求和粮食安全的战略出发，根据新疆棉花发展的优势、作用、前景和意义，现就大力发展新疆棉花生产提出如下建议：

建议国家尽快调整我国农产品进口策略，以粮食进口为主，减少棉花的进口量，将进口数量控制在200万吨以内。同时，加大国内生产的力度，提高自给率。

建议充分发挥新疆棉花生产的优势，进一步调整我国农业生产布局，稳定或减少长江中下游棉区和黄淮海棉区的棉花生产规模，充分发挥其粮食主产区的作用，为国家粮食安全多做贡献。继续支持新疆棉花扩大生产规模。从长期战略考虑，近期新疆棉花达到并稳定在2000万亩、250万吨的水平是可行和必要的。

建议国家制定对新疆棉区的特殊政策，鼓励扩大生产规模。同时，建立稳定的财政支持新疆棉花生产的长效机制和专项投资，从科技和生产两方面加大投入，切实做强国家最大的优质多类型棉花基地，保证我国的棉花安全，并为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5

从1995年到1999年5年中，新级农发行净借款500多亿元，平均每年100亿元以上，全部投放于粮棉油收购上，有力地支持了新班的经济建设。1995年到1999年，新组农发行累计发放农副产品收购贷款1246.4亿元，其中棉花贷款945.9亿元，支持企业收购棉花10441万担;粮油贷款260.8亿元，支持企业收购粮食148亿斤、收购油料6.04亿斤。特别是在棉花贷款方面:1995年用计发放223.9亿元，1996年累计发放173.4亿元，1997年累计发放265.3亿元，1998年累计发放216.4亿元，1999年累计发放131.2亿元。农业发展银行为支持棉花企业收购棉花，不给农民打“白条”，做到了棉花收购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对边获地区的安定团结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作用。收购贷款的发放，一头增加的是农民收人，一头壮大的是地方经济实力。据初步统计，在新班农业银行及农村信用社80%一95%以上的城镇储蓄、农业存款、农村信用社存款是农业发展银行收购资金转化的。从1996年到1999年城镇储蓄增加了84.6亿元，农村存款增加了31亿元，农村信用社存款增加了17.2亿元。这些资金集聚起来，有力地推动了全疆经济的发展。这是国家通过农业发展银行对西部开发最有力的支持!通过农发行收购资金的及时足额供应，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这也正是西部开发的目的所在。由此看出农业发展银行信贷业务和西部开发不是无缘，而是关系密切，并且已经充当了西部开发的排头兵。谈到农业发展银行在新疆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时，在新疆卖盖提县工作了30多年的主管农业的贺副县长深有感触地说:没有农业发展银行就没有卖盖提县棉花生产的大发展，就没有全县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

在社情复杂的个别地区，农发行干部职工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去工作。新疆农发行1760多名干部职工在各级行党委的领导下，以行为家，爱行敬业，尽职尽责地做好各项工作，涌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事迹。刘峰林，农发行喀什地区分行行长，工作细致，一丝不苟，常年带领全行职工为收购资金的封闭运行而忘我地工作。李传勇，和田地区分行分管信贷业务的副行长，加岁时响应党的号召进疆，在贫困民族地区一干就是35年，从一般干部到领导干部，一步一个脚印，两次放弃离开和田的机会。古力米热，巴音郭楞州分行营业部信贷员，巾帼不让须眉，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在新疆有许许多多默默无闻的干部为了新疆的发展与繁荣，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农发行全疆干部职工万众一心，共唱一曲各族人民大团结、西部大开发、振兴新疆经济、保证收购资金封闭运行的壮丽凯歌。支持新孤一农发行义不容辞的资任西部开发任重道远，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为落实国务院开发西部、发展新疆的重大战略决策，新疆自治区政府确定了充分发挥新疆种棉的优势，建设国家优质棉生产基地，面向国际市场发展棉花生产的棉花产业发展战略，明确了支持棉花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在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中进一步发挥收购资金供应与管理的职能作用，支持新疆棉花发展是农业发展银行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实际工作中，要及时向地方党政汇报，积极做工作，努力争取党政部门的理解支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同棉花企业沟通信息，强化信用观念，规范信贷管理、改进金融服务，形成银企共管、搞好资金封闭管理的氛围。—强化三个观念。一是收购资金封闭运行政策的执行是各级党政、各部门共同责任的观念。在执行政策时，要分清职责、明确责任、协同作战。二是农发行不是财政，而是银行的观念。农发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在执行政策的同时，要按照银行经营的客观要求，强化经营意识，讲究经营策略。三是金融服务观念。密切与企业的关系，逐步建立新型银企关系。—落实五项工作。在认真贯彻落实总行各项信贷管理措施的基础上，针对棉花销售市场化不断提高的趋势和新疆的特点，突出抓好以下五个方面工作的落实:l、适应棉改形势.开展对棉花企业信用等级评定。随着棉花销售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棉麻企业的信用对企业经营来说日益重要。为了适应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形势，增强棉花企业信用观念，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农发行开展信用等级评定，有利于增强银行意识，树立银行形象。新疆分行已制定出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分行棉花收储企业信用等级评定与管理暂行办法》，正在组织具体实施。2、积极推行“以销定贷、以效定贷”的棉花贷款新政策，支持棉花企业参与市场竟争。对符合贷款条件、经营管理水平高、市场竞争力强、经济效益好的供销社棉花企业和农业部门的良种棉加工厂收购、调销优质棉所需资金及合理费用需要，优先保证供应。3、加强调销贷款管理，制定“此增彼减”操作办法。针对目前调销贷款的发放与管理存在的一些问题.新摄分行制定出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新疆区分行棉花调销贷款管理试行办法》，正在组织具体实施。4、完善报表制度，建立年度报表制度，据实填报，动态监测。考虑到棉花收购工作的特点，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建立年度报表制度，按照物资、资金的实际变化情况填报，以利于动态监测。5、积极研究利用现代科技改善工作条件，提高管理调控水平。针对新班地域辽阔、民族信贷员多、培训任务重的特点，加强电子化建设，积极利用现代科技，改善工作条件，提高管理调控水平。我们坚信，农发行将一如既往支持棉花收购，支持新疆经济发展，支持西部开发。待明日，天山更美，昆仑更壮，棉花更绚烂。

作者：赵建生 黄玉杰 王沁丽 单位：农发行总行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6

关键词：生物技术；Bt抗虫棉；经济效益

一、研究背景

生物技术是70年代新崛起的一门横跨微生物、遗传、生化、免疫、发酵技术等的边缘学科，融合现代新技术，并通过技术手段利用生物质或生物过程，生产有用物的一门综合性科学体系。国内外科学家纷纷预言，现代生物工程比原子能、电子计算机更加重要，是21世纪发展最迅速的高新朝阳产业和支柱产业，它的发展水平标志着一个国家科学技术水平，是现代高科技的核心技术。

农业是生物技术应用最广阔的领域之一，随着分子生物学，分子遗传学等学科的发展，基因工程正在与常规技术以及其它新兴学科相联结，当前，基因工程在国际上已成为生物技术的前沿学科。在农业中应用现代生物技术可以培育出优质、高产、抗病虫、抗逆的农作物，以及畜禽、林木、鱼类等新品种；可以进行再生能源的利用，解决能源短缺问题；可以扩大食物、饲料、药品来源，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要；可以进行无废物的良性循环，减少环境污染，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也可以利用快速繁殖动植物的方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农业中，转基因植物的研究开发最为突出，1983年转基因植物问世，1994年耐储藏番茄最先获准上市，1996～1999年全世界转基因作物生产面积由170万公顷增加到3990万公顷（张敏恒，2000），四年间增长了23倍。预计到2000年，农业生物技术产品的销售额将增长到110～150亿美元，占传统农产品市场的10％～15％。在转基因植物领域，我国已批准转基因抗虫棉、转基因耐储藏番茄等6件转基因植物商品化，其中5件是我国自主开发的，现在已成为全球转基因作物推广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科技部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战略研究组，2000）。

生物病虫害，尤其是棉铃虫等鳞翅目害虫啃蛀棉杆，蚕食棉叶，钻蛀棉桃，对棉花危害极大，1991~1994年在北方棉区和长江流域棉区每年造成高达60亿元以上的经济损失(贾士荣，1996)，多年来依靠甚至无节制的滥用化学杀虫剂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生态环境遭到威胁，害虫抗药性连年激增，人畜中毒现象频繁发生，这些都使我国植棉业产量大幅度下降，并严重影响到纺织业及出口创汇的稳定发展。自从美国的艾格瑞斯特（Agracetus）公司首次成功获得带有外源标记基因的基因工程棉花以后，分子水平的棉花育种就快速发展起来，利用现代基因工程技术在棉株中导入抗虫性毒素而选育成的抗虫棉，因其所具有抗虫性的遗传稳定性和连续性，被认为是害虫管理最经济、最有效的防治方法。转基因棉花是生物技术在农业上应用的典型，美国孟山都（Monsanto）公司、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和棉花所等分别成功研制出转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thuringiensis,简称Bt）毒素基因棉保铃新棉33B、GK系列和中棉系列，在中国获得农业部门的基因安全性检验后以商业运作的模式在生产领域得到迅速推广，在科学研究领域亦突破常规育种所难以超越的目的性转移目标形状低成功率等难题，得到政府、科学研究人员及广大植棉户的关注和期待。[kycipp1]

美国在生产上应用抗虫棉最早的国家，1999年，美国孟山都公司的33B棉在中国的主栽省——河北的植棉面积已达10万公顷左右。国内在转Bt抗虫棉方面的研究也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贾士荣，2000），1996年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郭三堆等科研人员，在国际上首次构建成了双价杀虫基因：GFMCry1A和CPTI，并将抗虫基因分别导入我国一些主栽品种和一些新品系，筛选、培育出适合当地种植的高抗性的棉花品种（郭恒敏，1998），截止1999年底，双价棉已在河北、安徽、山东、山西等地进入大面积商品化生产和推广。

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相关抗虫棉品种和常规棉品种的差别，阐明并具体评价转Bt基因棉品种的经济效益，分析农户采用Bt抗虫棉与非抗虫棉生产的成本和收益差异，以该项技术采用之后对农民收入所产生的影响。本文是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生物技术政策研究项目”系列论文之一。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二部分对样本选择和样本情况做简要的描述。第三部分分析Bt与非Bt的抗虫棉生产成本和效益的差异。最后部分对本项研究做总结并提出一些政策意见。

二、调查样本和品种概况

（一）样本选择对地点选择和农户选择有明确的目的性，主要标准是能够明确区别在相似的生产条件情况下，Bt基因抗虫棉与作为对照的常规棉种植情况。在我国棉区分布中，以黄淮海棉区的棉花播种面积为最大，其中又以冀鲁豫棉区最大，曾占全国棉花总产的50%左右，是我国棉区种植比较集中且占经济作物比重较高的植棉大区。河北和山东是传统的植棉大省，也是棉铃虫爆发的重灾区，在这两个省，转基因抗虫棉33B和GK系列种植较集中，面积比较大，并且河北是中国最早被允许进行转基因棉花品种商业化运作和种植的地区。

作为以上原因的实施，本研究对河北省和山东省等地的10个自然村的282户植棉农户，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调查了他们的棉花种植情况。见表1，调查样本均为植棉大区，棉花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总面积的比例达到了40％，农户的种植规模（每户为0.4公顷）大于全国平均水平。棉农以种植业作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农民全年人均收入为2086元左右，农民家庭生活并不富裕。有的地方如辛集农民收入和耕地面积较大，但棉花面积较小。棉花近几年的产量和收入波动较大，比较利益下降，农民植棉的积极性受挫，也是棉花收入和面积减少的原因。深州和夏津的棉花面积较大，但农民收入却较低，也说明了目前棉花种植情况。

（二）品种概述本文以常规棉中比例较大的9418

品种作为对照重点说明，在我们的调查点，其样本数占调查总数的10%。9418品种是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最近几年培育出的春棉品种，其特点是早熟、丰产、优质，高逆抗性，适应性广高抗枯萎兼抗黄萎病，是春棉的主打品种。转Bt基因棉选取了在河北有广泛种植面积的33B、SGK321和在山东有代表性的GK-12，它们所占比例分别为64%，14%和28%。33B于1995年引入河北省，经过点区示范其主要特点是抗虫性强，据称整个棉花生育期基本不打药，在干旱贫瘠含盐量较高的土壤上，生长健壮，易成早衰，适应冀中南区域种植。SGK321在1999年在河北推广，是将毒素基因构建、导入主栽品种石远321中，是我国育成的第一个双价转基因棉，属于抗虫棉的第二代产品，是唯一的通过农业部安全检测的双基因生产的品系，其特点是适合于直播、地膜覆盖、间作套种等多种种植形式，具有较强的分枝优势和较大的单株增产潜力，花朵大，毒蛋白基因表达性好，早熟不早衰，适合在黄河流域种植，种植密度比33B每亩可减少55株左右。GK-12将抗虫的Bt基因加强为高抗虫的Bt基因后导入陆地棉泗棉三号中，多年选育而成，其特点是抗虫性特强，抗旱、耐涝、中需肥，生育后期缺钾，易感红叶茎枯病，适宜春播或套种。

三、经济效益分析

（一）棉花生产的成本分析

抗虫棉和对照品种成本情况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抗虫棉品种的总成本低于常规棉品种的总成本，这主要表现在农药和用工的成本，后者比前者高得多，说明了它具有的省药、省工的优越性。常规棉9418生产成本略高于其它常规棉品种的平均水平，它比Bt抗虫棉每公顷成本高3225元（或高29％），比非Bt的抗虫棉的每公顷成本高726元（或高6％）。三种Bt抗虫棉成本费用基本接近。

1.农药费用成本差异

抗虫棉品种比常规品种的最大优势在于其节药效用，从表2中可以看出抗虫棉用药量和施药成本远远小于常规棉。

常规棉的施药量是Bt抗虫棉和非Bt的抗虫棉的6倍左右，非Bt的抗虫棉的施药量比Bt抗虫棉要高。常规棉品种9418每公顷费用比33B、SGK321和GK-12分别多1753元、1866元和1660元，比Bt抗虫棉品种农药费用高7倍！SGK321的每公顷棉花生产农药数量和成本最低，分别是常规棉品种的1/16和1/14，说明该品种中转基因蛋白毒素表达效果好，抗性高。研究表明转基因抗虫棉除对棉铃虫、红铃虫、小地老虎等鳞翅目害虫有显著抑制、毒杀作用以外，还通过影响生物群落的演变，间接对其他类害虫有限制作用。值得一题的是，根据崔金杰等（1998）的研究，抗虫棉对捕食性昆虫和害虫天敌并无多大毒害作用，棉铃虫等农田害虫种类的减少大大降低了它们对棉花的危害，虫口基数的下降，也为控制来年或更远时期内虫害的不利影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棉农用于农药费用的支出和施药数量也会随之减少，对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和农业持续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保障作用。

棉花生长的不同时期，农民的施药是不同的。为了表明棉花生长的不同时期农药施用的情况，我们把棉花生长分为四个时期，即拌种期、苗期、中期和后期。由于拌种期的农药用量很少，与其它三个时期比较很微小，故这里只对其它三个时期进行分析，表3反映了不同品种不同时期的农民施药情况，常规棉品种在各个时期的用药远远多于抗虫棉。在不同时期用药程度上，Bt抗虫棉在苗期和中期的用药量普遍多于它们在后期的用量，常规棉表现在中后期的用量比苗期多。

期中，SGK321用药量最少，只有用药量最多的常规棉品种9418药量的1/3，常规棉和非Bt的抗虫棉的用药量和用药成本大于Bt抗虫棉，分别多用药3.3公斤和2公斤。中期是施药量和施药成本最多的时期，Bt抗虫棉表现出了极大的节药优势，常规棉的施药数量和施药成本分别是Bt抗虫棉的7倍和9倍。SGK321仍然是节药最多的品种，比常规棉品种9418少施药36公斤，少花费农药成本924元。说明在病虫害发生最严重的中期，它对害虫的防治效果好。

后期的农药施用较少，一方面是病虫害的危害减少，另一方面是植株的自身抵抗力增强，减少了病虫害的威胁。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施药量减少了，但施药成本却没有多大的降低，可能是因为施用在后期的农药价格较贵，农民因为对棉花最后的产量寄于厚望，舍得化钱购买质量好，价格高的农药来保障病虫害危害的降低和收成的提高。SGK321仍是施药数量和成本最少的品种，而常规棉仍然是农药数量和成本用的最多的品种，药量和成本分别是Bt抗虫棉的12倍和15倍。

虽然抗虫棉的种植总体上对农药起了相当大的替代作用，但各时期的农民施药仍然偏多，效果不是十分令人满意，主要是因为苗期抗虫棉对棉铃虫等鳞翅目幼虫抗性较强，有明显的致死作用，刺吸性害虫如红蜘蛛、蚜虫等数量加大上升为主要害虫。但生长缓慢造成后期既要进行营养生长又要进行生殖生长，棉株负担过重、组织老化，影响了转基因棉毒蛋白的表达。另一个原因可能是高温、高湿等生态环境对毒性基因的控制作用的限制也使棉花后期抗性下降(崔金杰等，1998)。

2.肥料费用成本差异

从表2可以看出，Bt抗虫棉用肥数量较多，非Bt的抗虫棉用肥最少，而常规棉介于前两者之间。Bt抗虫棉用肥较多说明其植株生长旺盛，本身的后继营养跟不上生长的需要，需要大量自然界肥源作保证。

3.种子费用差异

抗虫棉种子用量显著低于常规棉,仅是常规棉的1/6～1/2（表2），主要是因为种子供应商对实际的产出以及考虑到棉花生长过程中对光线、植株叶片伸展程度的需要，而对棉花生产实行的严格数量管理。Bt抗虫棉种子使用量的节省，可以充分发挥棉花的生长势，增进了棉花的根系吸收营养，表现生长更强壮。Bt抗虫棉的种子成本高于常规棉种子成本，前者比后者每公顷高172元，主要的原因是Bt抗虫棉中的Bt基因包含着IPR（知识产权）的价格。非Bt的抗虫棉种子成本是常规棉2倍，主要的原因是统称为抗虫棉的种子都是较早时期种植的，那时的Bt抗虫棉还未大面积推广，其价格偏高。33B的种子成本高的主要原因是种子价格高。孟山都公司的种子在中国成功的进行了5年的商业运作，实现统一销价、统一供种、统一收购，零售价是42元/公斤，其中IPR价占42％。SGK321的价格与33B相近，欲于争夺河北种子市场，与外资公司竞争市场。GK-12在山东采取了较低的价格，以便及早占领山东这块大市场。常规棉的种子价格每公斤只有3元左右，这也是它们竞争种子市场、吸引农民的资本。

4.棉花用工及成本差异

抗虫棉与常规棉劳动用工每公顷相差120个工日。在农药用工中，常规棉的用工数量是抗虫棉的6倍。在所有调查样本中,SGK321的用工和农药用工成本最低，一方面说明植株自身的毒蛋白表达强烈，对害虫有极大杀伤作用，另一方面说明其植株健壮、抽枝齐整。

（二）单产(籽棉)的差异

从总体上看，Bt抗虫棉的单产略低于以9418品种为代表的常规棉，但差异不大。这是棉农忍受着棉铃虫的危害，依然不改初衷种植常规棉的主要原因，也是生物技术研究者仍然需艰苦探索的方向和目标，说明转基因技术远未成熟，预示着还有更大的潜力和发展空间。SGK321的单位面积产量为仅为2814公斤（表4），据说是由于播种时，种子没有及时到位，推迟了播种期以及部分棉农使用了种子公司陈年的棉种，苗期遇到了冷空气的影响以及出现出芽不整齐甚至不出芽的情况，造成部分棉农毁种，毁种平均花费100元/亩，虽采取一定措施但仍未达到满意效果，造成最后的收获产量下降。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人员介绍，该品种一般亩产应达到3750～4500公斤。表4还显示了作者调查样本中，抗虫棉和常规棉品种的单产稳定性状。其中33B差距较大，最高产量比最低产量高出近3.5倍，栽培差距较大，但标准差相对较低。GK系列产品高、低相差两倍多，表现出在一定程度上的稳定性。而9418品种高、低相差两倍，在形状表现上较稳定，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报道，1999年山东、河北是棉铃虫中等发生年，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害虫对常规棉的危害。

（三）价格及销售渠道的差异

由于国家逐步放开棉花收购市场，棉花销售正由指令性的计划方式开始逐步转向指导性的市场调节。因河北省棉麻公司的改革很微弱，使得其继续垄断着皮棉交易，所以皮棉市场销售份额很小。在山东表现却不同，皮棉市场结构多样化。

在皮棉和籽棉收购价上，调查中的各个品种基本一致。抗虫棉和常规棉的籽棉价和皮棉价都分别在3.3元/公斤左右和8.4元/公斤左右。棉麻公司的收购价格主要是依据棉花的出绒率、色泽等指标确定，棉花价格并没有表现出在品种上的明显差异。但是由于一些抗虫棉的棉籽（33B等）被种子公司回收，所以价格稍高些，这也使得Bt抗虫棉的籽棉价格稍高于其他棉花品种。

（四）经济效益评价差异

主要以

棉花生产纯收益、每公斤主产品成本和每公斤物质成本来体现品种经济效益差别。生产纯收益情况是反映农户经济状况的最基本和最直接的量化依据，农民通过选择所种植的棉种来追求棉花生产的利润最大化，在品种间不存在价格差异的情况下，主要反映在每公斤棉花产品的总成本上。

单位面积(公顷)主要品种经济效益如表5所示，从中可以看出Bt抗虫棉的纯收益远远大于非Bt的抗虫棉和常规棉，这主要是因为Bt抗虫棉的抗性作用，农民的农药成本和用工成本大大降低，说明种植转基因品种棉花给棉农带来经济上极大利益。值得一提的是SGK321，由于上述提到的原因，客观的影响造成产量较低，表现纯收益较小，但仍比常规棉和非Bt的抗虫棉高很多。

由于常规棉的用工成本远远大于抗虫棉，实际上对这两省棉花的劳动力机会成本较高的农户，种植常规棉已经无利可图，因为纯收益已经是负值。常规棉纯收益低的原因主要是农药费用大用工较多，由此也说明棉农种植抗虫棉不但省工省药，更重要的是纯收入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常规棉和非Bt的抗虫棉（除SGK321外）每公斤棉花成本和物质费用成本均高于Bt抗虫棉，每生产1公斤棉花，常规棉和非Bt的抗虫棉比Bt抗虫棉所花费的成本要多出0.84元和1.6元，所花费的物质成本要多出0.5元和0.8元。

四、总结

1、通过对Bt抗虫棉品种和常规棉品种的实证分析，得出结果是：Bt抗虫棉品种在节约生产成本和提高收益上，要优于常规棉。种植Bt抗虫棉有利于增加农民的纯收益。农民在Bt抗虫棉上的农药用工和农药成本，都远远少于常规棉品种，在棉花的生长季的施药次数、施药数量和施药成本也都远远低于常规棉。

2、抗虫棉在生产上的应用，促进了高科技生产商品化趋势，降低了农民和政府的投资风险，增强了对抗病虫害的信心，大大减少了农民生产成本。但目前在全国的种植面积还很小，1999年转基因抗虫棉的面积仅占全国棉花面积的8％，发展的潜力还很大，应大力推广抗虫棉品种，以便在农业生产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7

关键词：棉花加工企业市场化改革政策

一、引言

在1998年以前，中国的棉花加工企业仍旧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因为棉花市场尚未放开，而生产和价格都由国家进行控制，并且收购和销售环节由供销社统一经营。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棉花资源合理配置的新体制。从1999年开始，棉花流通领域开始出现松动。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确定了“一放、二分、三加强，走产业化经营路子”的改革思路，从而使得新的棉花流通体制基本确立。

国家相继放开棉花市场，为棉花流通开辟了新的道路，棉花加工企业更是异军突起。按照国务院的决定，凡符合《棉花收购加工与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经省级人民政府资格认定的国内各类企业，均可从事棉花收购。棉花市场放开后，棉花加工企业根据市场合理安排自身的生产与经营，经济效益明显增长；由于国有企业占据资金、设备以及技术和人员方面的优势，规模迅速膨胀，依靠其雄厚的实力，很快赢得了市场；同时，打破了棉花经营中的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实现多渠道经营和有序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棉花生产、流通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私营加工业的成长带来了发展空间。目前，棉花加工企业已经从计划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现在市场上具备棉花收购资格认定的企业有8000家，但据棉花协会不完全统计，实际存在的收购企业达1.8万家。

放开棉花购销的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几十年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形成的棉花加工行业体系被彻底打破，一种新型的、具有活力的棉花加工新格局、新机制将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棉花加工企业如何适应新形势，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棉花加工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放开棉花购销渠道后，我国仍然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凡符合《棉花收购、加工与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经省级人民政府资质认定的国内各类企业都可以从事棉花收购、加工业务。因此，供销社棉花加工企业要抓住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机遇，依靠科技进步、科学管理、广采博览，以新的姿态迎接国际、国内市场的挑战。

（1）棉花加工企业的机遇。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棉花加工业将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这正是涉足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发挥集团优势，做到优质、高产、安全、低耗，才能以优质的、低廉的棉花产品扩大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从而促进我国棉花生产和纺织工业的发展。同时，放开棉花购销渠道，更有利于棉花加工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利用社会经济实力充实自己、发展自己。

（2）棉花加工企业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来自国内的挑战。放开棉花购销渠道以后，棉花加工企业现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非棉花企业会通过各种方式涉足棉花加工行业，使加工能力已经过剩的现有棉花加工企业受到严重威胁，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在所难免。对此，棉花加工企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及早采取应对措施。其次是来自国际的冲击。“入世”以后，国外一些棉花财团，会通过多种途径渗透到中国的棉花加工行业。他们有可能不惜代价，占领中国棉花市场，直接挑战中国的棉花产业。一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景象可能会在棉花加工行业发生，并最终达到平衡，形成新的格局。

三、市场经济背景下棉花加工企业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棉花加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的现象是比较突出的，棉花加工企业的实力与规模仍然难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国内和国际棉花市场。

（一）重复性投资严重，原料供应紧缺，造成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由于市场的放开，棉花加工企业经济效益尤为可观，一些小型棉花加工企业纷纷上马，棉花加工能力急剧扩大，虽然当地许多棉贩每年都会从相邻棉区购进大量棉花，但仍然不能满足当地棉花加工企业的生产需要，企业普遍存在着开工不足和设备闲置的问题

（二）技术装备落后。由于我们国家棉花市场长期没有放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棉花加工企业缺少进行技术革新的动力，所以，长期以来棉花加工企业的设备存在老化想象，不能够适应提高生产率的要求，这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棉花加工企业实行《经营许可证管理制度》不规范。国家放开棉花市场，只是不再由政府直接进行统购统销，改为许可证管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棉花加工企业必须持有省级以上工商、计划、经贸等五部门核发的《棉花收购与加工资格认定证书》，但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这部分无证企业给予一定的保护政策，使得新上无证棉花加工企业越来越多。从调查情况看，大部分新上棉花加工企业并没有棉花加工许可证。

四、市场化条件下棉花加工企业发展壮大的对策

针对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棉花加工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目前棉花加工企业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引起重视：

（1）加强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棉花加工企业早已达成的共识。棉花加工设备技改是提高棉花加工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重大举措。加强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根据现在的棉花加工企业的现状，需要在籽棉的清理，籽棉的烘干，皮棉的加湿上抓效益。另外，还要在发展机采棉上下功夫，这也是势在必行的。

（2）树立质量意识，狠抓产品质量。全面制定产品质量制度、产品质量管理领导小组和产品质量检验机构，配备各种质量管理人员，制定质量管理目标、质量管理标准和质量监督考核制度。要求全厂所有参加棉花加工的人员，人人都要有质量意识，而且人人都有产品质量标准。在不同的岗位上，有不同的质量要求，环环相扣，哪一级出了问题哪一级负责。厂质检考核小组不定期到车间一线抽查产品质量，发现不合格产品，立即责令生产车间及时整改，调整各种机械性能，确保皮棉的加工质量。另外，如生产出不合格产品，将和工人的工资挂钩，进行经济处罚。

（3）金融支持要与产业政策相结合。金融部门特别是基层农村信用社在对棉花加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时，不能盲目，要有选择性，对那些国家已经批准、有棉花经营许可证且管理完善、经营前景好的企业，应重点给予资金支持；相反，对那些没有取得棉花经营许可证的棉花加工企业，不予信贷支持，已经贷款的应逐步收回。

参考文献：

[1]李明,.加工食品价格上涨棉花价格继续回落——2007年4月全国企业商品价格指数变动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7,(5).

[2]杨杰,马天云,尹凯,.议棉花加工企业质量保证能力报停制度[J].中国纤检,2007,(6).

[3]董宁.棉花市场放开后规范棉花加工企业的建议[J].商业会计,2002,(11).

棉花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篇8

关键词：棉花加工企业  市场化改革  政策

 

一、引言

在1998年以前，中国的棉花加工企业仍旧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因为棉花市场尚未放开，而生产和价格都由国家进行控制，并且收购和销售环节由供销社统一经营。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建立起在国家宏观调控下，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实现棉花资源合理配置的新体制。从1999年开始，棉花流通领域开始出现松动。2001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确定了“一放、二分、三加强，走产业化经营路子”的改革思路，从而使得新的棉花流通体制基本确立。

国家相继放开棉花市场，为棉花流通开辟了新的道路，棉花加工企业更是异军突起。按照国务院的决定，凡符合《棉花收购加工与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经省级人民政府资格认定的国内各类企业，均可从事棉花收购。棉花市场放开后，棉花加工企业根据市场合理安排自身的生产与经营，经济效益明显增长；由于国有企业占据资金、设备以及技术和人员方面的优势，规模迅速膨胀，依靠其雄厚的实力，很快赢得了市场；同时，打破了棉花经营中的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实现多渠道经营和有序竞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调节棉花生产、流通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私营加工业的成长带来了发展空间。目前，棉花加工企业已经从计划经济进入到市场经济时代，现在市场上具备棉花收购资格认定的企业有8000家，但据棉花协会不完全统计，实际存在的收购企业达1.8万家。

放开棉花购销的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几十年来我国由计划经济形成的棉花加工行业体系被彻底打破，一种新型的、具有活力的棉花加工新格局、新机制将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棉花加工企业如何适应新形势，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棉花加工企业的机遇与挑战

放开棉花购销渠道后，我国仍然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凡符合《棉花收购、加工与市场管理暂行办法》规定， 经省级人民政府资质认定的国内各类企业都可以从事棉花收购、加工业务。因此，供销社棉花加工企业要抓住深化市场化改革的机遇，依靠科技进步、科学管理、广采博览，以新的姿态迎接国际、国内市场的挑战。

（1）棉花加工企业的机遇。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棉花加工业将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这正是涉足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只有依靠科技进步、发挥集团优势，做到优质、高产、安全、低耗，才能以优质的、低廉的棉花产品扩大在国际市场的份额，从而促进我国棉花生产和纺织工业的发展。同时，放开棉花购销渠道，更有利于棉花加工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利用社会经济实力充实自己、发展自己。

（2）棉花加工企业面临的挑战。首先是来自国内的挑战。放开棉花购销渠道以后，棉花加工企业现行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非棉花企业会通过各种方式涉足棉花加工行业，使加工能力已经过剩的现有棉花加工企业受到严重威胁，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在所难免。对此，棉花加工企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及早采取应对措施。其次是来自国际的冲击。“入世”以后，国外一些棉花财团，会通过多种途径渗透到中国的棉花加工行业。他们有可能不惜代价，占领中国棉花市场，直接挑战中国的棉花产业。一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景象可能会在棉花加工行业发生，并最终达到平衡，形成新的格局。

三、市场经济背景下棉花加工企业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棉花加工企业数量多、规模小的现象是比较突出的，棉花加工企业的实力与规模仍然难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国内和国际棉花市场。

（一）重复性投资严重，原料供应紧缺，造成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由于市场的放开，棉花加工企业经济效益尤为可观，一些小型棉花加工企业纷纷上马，棉花加工能力急剧扩大，虽然当地许多棉贩每年都会从相邻棉区购进大量棉花，但仍然不能满足当地棉花加工企业的生产需要，企业普遍存在着开工不足和设备闲置的问题。

（二）技术装备落后。由于我们国家棉花市场长期没有放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棉花加工企业缺少进行技术革新的动力，所以，长期以来棉花加工企业的设备存在老化想象，不能够适应提高生产率的要求，这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棉花加工企业实行《经营许可证管理制度》不规范。国家放开棉花市场，只是不再由政府直接进行统购统销，改为许可证管理制度。按照有关规定，棉花加工企业必须持有省级以上工商、计划、经贸等五部门核发的《棉花收购与加工资格认定证书》，但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这部分无证企业给予一定的保护政策，使得新上无证棉花加工企业越来越多。从调查情况看，大部分新上棉花加工企业并没有棉花加工许可证。

四、市场化条件下棉花加工企业发展壮大的对策

针对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棉花加工企业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及目前棉花加工企业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引起重视：

（1）加强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棉花加工企业早已达成的共识。棉花加工设备技改是提高棉花加工质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重大举措。加强技术改造、实现产业升级，根据现在的棉花加工企业的现状，需要在籽棉的清理，籽棉的烘干，皮棉的加湿上抓效益。另外，还要在发展机采棉上下功夫，这也是势在必行的。

（2）树立质量意识，狠抓产品质量。全面制定产品质量制度、产品质量管理领导小组和产品质量检验机构，配备各种质量管理人员，制定质量管理目标、质量管理标准和质量监督考核制度。要求全厂所有参加棉花加工的人员，人人都要有质量意识，而且人人都有产品质量标准。在不同的岗位上，有不同的质量要求，环环相扣，哪一级出了问题哪一级负责。厂质检考核小组不定期到车间一线抽查产品质量，发现不合格产品，立即责令生产车间及时整改，调整各种机械性能，确保皮棉的加工质量。另外，如生产出不合格产品，将和工人的工资挂钩，进行经济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