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范文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1

关键词：语境文化;跨文化交际;交际风格;差异 

 

一、 前言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当两种不同文化交际者交际时,由于交际双方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环境与背景各异、思维方式和交际方式有别,人们会对同一词、同一句话、非语言行为和事物产生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联想和不同的所指意义,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也就在所难免。因此,要有效进行跨文化沟通首先要理解不同文化的模式及沟通方式。 

二、不同语境文化的行为特征 

文化的有效沟通是依靠理解语言表达还是靠理解语境,这是一个与文化相关的问题。美国著名人类学家Edward Hall对跨文化的有效沟通作了精辟的论断,他将交际过程分为强语境文化和弱语境文化。 

强交际语境文化强调以间接方式表达思想、观点和交流内容,直接表达不仅会显得太唐突,草率,还会给人留下做事不认真,决策不慎重的印象,尤其在讨论问题、提出不同观点或向对方提出请求时,强交际语境文化交际者言语表达婉转、含糊,担心会冒犯对方或让对方丢脸。强交际语境文化要求听者根据交际语境和说话者的非语言表达理解交际内容和说话者的言外之意,因为强交际语境文化认为,理解说话者的言中之意及言外之意是听者的责任,而不是说话者的责任。强交际语境文化有如下几大特点:“我们”为主;螺旋式逻辑思维;间接交际方式;地位趋向方式;语境为基础的理解;理解责任在听者。强交际语境文化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墨西哥等。 

弱交际语境文化强调通过语言表达进行沟通与交流,所有信息或观点都反映在语言表达之中,而且表达方式直截了当,毫不含糊。任何人想通过暗示方式、间接方式或非语言方式进行沟通与交流不仅达不到沟通目的,还会被认为是在回避问题,甚至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在弱交际语境文化国家里,沟通的目的是彼此交流信息,因此发话者有责任让听者正确理解其语言表达内容,所以他们说话直来直去,说话内容都在言语之中,毫不掩饰。弱交际语境文化的特点是:“我”为主;线形逻辑思维;直接交际方式;个人趋向方式;语言为基础的理解;理解责任在发话者。弱交际语境文化国家有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 

两种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不同的交际方式,也正是这种不同的沟通方式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误,不同语境文化沟通者在交流时会发生交际障碍,也容易产生误解。 

三、东西方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东西方文化语境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交际方式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东方文化注重维护群体和谐,强调社会等级制度,而西方人更注重个人利益至上,淡化社会等级制度。这些差异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东方交际中的文化特点 

东方文化中的等级观念、身份观念很强,言谈举止非常注重礼貌,以此体现双方在地位等级上的差别;东方人注重意境,语言表达含糊,常常给人欲言又止的感觉,这就要求听者依靠说话时的语境来理解说话人的意思,而且东方人常常把沉默当作一种回应的方式,所以有时在交谈中甚至还要考虑说话人的神情举止,以便做出正确的推断;东方人重视面子,说话往往迂回婉转,尤其是当与对方意见有分歧时,语言更为隐讳含糊,有时因为担心伤和气,伤感情,对有些话甚至避而不谈,以求一团和气;东方文化重集体负责,如果是在商务谈判桌上,东方人会想好了再说,因为一个人的发言代表的是一个团体的意见,说话人比较谨慎;东方文化在矛盾面前往往采取回避或者拖延态度,静观事态发展,有时会因此而延误解决问题的时机。 

2、西方交际中的文化特点 

西方文化中人们更重视平等,谈话举止相对轻松随意;西方人在交际过程中注重的不是意境,而是言传,语言表达清晰达意,在与他人的交流沟通中文字的运用几乎涵盖所有的有效信息;诚实是为西方文化所重视,西方人凡事以事实为依据,说话的方式也非常直截了当,遇到不同意见时不惜针锋相对以求是非曲直;在集体与个人之间,西方文化更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同样是谈判,西方人常常边想边说,在权责范围内可以自行作出决策,注重谈判的实效;在矛盾面前,西方人习惯于直接面对,主动分析问题所在,并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矛盾,具有相当的办事效率。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2

【关键词】语境文化;跨文化交际;交际风格;差异

一、 前言

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际。当两种不同文化交际者交际时,由于交际双方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环境与背景各异、思维方式和交际方式有别,人们会对同一词、同一句话、非语言行为和事物产生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联想和不同的所指意义,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也就在所难免。因此,要有效进行跨文化沟通首先要理解不同文化的模式及沟通方式。

二、不同语境文化的行为特征

文化的有效沟通是依靠理解语言表达还是靠理解语境,这是一个与文化相关的问题。美国著名人类学家Edward Hall对跨文化的有效沟通作了精辟的论断,他将交际过程分为强语境文化和弱语境文化。

强交际语境文化强调以间接方式表达思想、观点和交流内容,直接表达不仅会显得太唐突,草率,还会给人留下做事不认真,决策不慎重的印象,尤其在讨论问题、提出不同观点或向对方提出请求时,强交际语境文化交际者言语表达婉转、含糊,担心会冒犯对方或让对方丢脸。强交际语境文化要求听者根据交际语境和说话者的非语言表达理解交际内容和说话者的言外之意,因为强交际语境文化认为,理解说话者的言中之意及言外之意是听者的责任,而不是说话者的责任。强交际语境文化有如下几大特点:“我们”为主;螺旋式逻辑思维;间接交际方式;地位趋向方式;语境为基础的理解;理解责任在听者。强交际语境文化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墨西哥等。

弱交际语境文化强调通过语言表达进行沟通与交流,所有信息或观点都反映在语言表达之中,而且表达方式直截了当,毫不含糊。任何人想通过暗示方式、间接方式或非语言方式进行沟通与交流不仅达不到沟通目的,还会被认为是在回避问题,甚至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不诚实的行为。在弱交际语境文化国家里,沟通的目的是彼此交流信息,因此发话者有责任让听者正确理解其语言表达内容,所以他们说话直来直去,说话内容都在言语之中,毫不掩饰。弱交际语境文化的特点是:“我”为主;线形逻辑思维;直接交际方式;个人趋向方式;语言为基础的理解;理解责任在发话者。弱交际语境文化国家有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

两种不同的文化决定了不同的交际方式,也正是这种不同的沟通方式导致跨文化交际失误,不同语境文化沟通者在交流时会发生交际障碍,也容易产生误解。

三、东西方交际中的文化差异

东西方文化语境的差异导致了东西方交际方式的差异,根本原因在于东方文化注重维护群体和谐,强调社会等级制度,而西方人更注重个人利益至上,淡化社会等级制度。这些差异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东方交际中的文化特点

东方文化中的等级观念、身份观念很强,言谈举止非常注重礼貌,以此体现双方在地位等级上的差别;东方人注重意境,语言表达含糊,常常给人欲言又止的感觉,这就要求听者依靠说话时的语境来理解说话人的意思,而且东方人常常把沉默当作一种回应的方式,所以有时在交谈中甚至还要考虑说话人的神情举止,以便做出正确的推断;东方人重视面子,说话往往迂回婉转,尤其是当与对方意见有分歧时,语言更为隐讳含糊,有时因为担心伤和气,伤感情,对有些话甚至避而不谈,以求一团和气;东方文化重集体负责,如果是在商务谈判桌上,东方人会想好了再说,因为一个人的发言代表的是一个团体的意见,说话人比较谨慎;东方文化在矛盾面前往往采取回避或者拖延态度,静观事态发展,有时会因此而延误解决问题的时机。

2、西方交际中的文化特点

西方文化中人们更重视平等,谈话举止相对轻松随意;西方人在交际过程中注重的不是意境,而是言传,语言表达清晰达意,在与他人的交流沟通中文字的运用几乎涵盖所有的有效信息;诚实是为西方文化所重视,西方人凡事以事实为依据,说话的方式也非常直截了当,遇到不同意见时不惜针锋相对以求是非曲直;在集体与个人之间,西方文化更强调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同样是谈判,西方人常常边想边说,在权责范围内可以自行作出决策,注重谈判的实效;在矛盾面前,西方人习惯于直接面对,主动分析问题所在,并采取积极的态度解决矛盾,具有相当的办事效率。

以中国人讲“面子”这一文化传统为例,中国人对人对事比较婉转曲折,生怕伤了自己和别人的面子。相反,美国人则坦诚和直率,举止言谈直言不讳,不善于转弯抹角。对他们来说,问题的实质和利益的所在,远比保全“面子”更重要。这些文化特征也可以反映在谈判之中。中国人有这样的习惯,即在谈公务前先建立友好的人际关系,如参观访问、宴请等;美国人不太了解人际关系与公务间有何相关,他们不希望用太多时间客套寒暄,他们会很快言归正传,而且讨论问题时,常会提出使人尴尬为难,甚至冒犯唐突的话题,发表意见时也会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意见是否能得到对方赞同或是否会否定对方。

四、结语

跨文化交际是一门跨多门学科的边缘科学。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与世界各国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合作增多,跨文化交际将日趋频繁,由此产生的文化冲突也将涌现出来。为了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流,就要正视东西方文化差异,正确理解不同文化语境的特征,尽可能地减少文化间的冲突,为中国走向世界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参考文献

[1]《跨文化商务沟通案例教程》庄恩平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年

[2]“文化中的语言与语言中的文化” 谢之君外语界 1999年

[3] 《超越文化的屏障》胡文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年

[4]《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胡文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年

作者简介: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3

[摘 要]以考古材料为主，结合民族史和历史地理学已有的研究成果，以文明交往论为理论指导，探讨远古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内部及其同中南半岛之间的整体性格局，这很有意义。地缘、文化传播和民族迁徙流动等因素在古代综合促成的这一格局，影响了近代乃至现代该大区域的总体形势。文明交往使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地区之间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不断加强，这在该大区域整体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The Unity of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in Ancient Time

Key Words : civilization exchange; Neolithic Age; Bronze Age; Indo-China; Southwestern China; unity

Abstract:In many cases historians only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the unity in modern world history and ignore the study of the pre-modern， especially ancient， world history as a whole.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views are so confined that al- though they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ome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in remote ages， they can not exert an influence on the world history. In view of the above-mentioned facts， based on some new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archaeological data at home and abroad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 this paper proves the distant unity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The inter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are strengthened by civilization exchange. It also has a decisive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unity in this region.

以往的历史研究通常只强调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研究而忽视此前时期，尤其是上古时期世界的整体性问题①，这是整体史观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整体史观的理论界说在目前取得的成果较多，而具体又深入的个案研究却并不多见。这两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年代太远，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较少；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者囿于学科背景和学识视野，未能对此问题做认真的综合研究。就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整体性研究而言，综合性研究的成果则更少②。本文以考古材料为主，结合民族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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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数十年来，伴随着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作为相关成果的理论论著不断涌现。在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的时间或世界历史的起点上，主要存在三种不同意见：15、16世纪，17、18世纪；20世纪。这三种意见的共同特点是认为世界历史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时才形成的，而不是在人类历史一开始就产生了世界历史。但是，必须考虑到两点：一是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程度，永远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社会的进步和交往的发展都是一个无止境的、连续性的过程，因此必须考虑究竟交往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构成世界历史。二是不能说15世纪之前就不存在世界性的交往。由于今天我们所有的研究能力、认识水平、历史资料的局限性，对15世纪以前人类的交往所知甚少，如果因此而断言15世纪以前人类完全是孤立闭塞的，显然过于草率。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15世纪以前世界各大洲之间人们的交往。因此，“把世界历史的起点或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的时间放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不妥当的。容易造成理论上的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并且也经不起历史发展的检验。只有把世界历史的起点与人类的产生统一起来，把世界历史溶于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之中，才能真正说明世界历史。”对整体史观的反思，详见张一平《论世界历史整体及其形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S1期。

② 历来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学者大多探讨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区分、族属与民族迁徙的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却较少具有世界历史整体史观的视野。在此方面，童恩正是个例外。早在1980年代他就开始关注中国西南地区与古印度、古东南亚等地区的考古文化交流与民族互动，同时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以来，在中国东北直至西南地区的广大地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这种宽阔的学术思路为后辈学者以开放的眼光从事跨学科的古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佳范本，其主要成果均收入童恩正著《南方文明》一书(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同样，研究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的世界史学者，多探讨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主导民族的族属、早期国家的发展形态等问题，能够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整体性研究的成果也并不多。即便能够取多角度看待东南亚的整体性，目光也多限于东南亚地区，并没有把中国的西南地区也纳入这个大区域的整体性格局之中。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是贺圣达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事实上，由于自然地理生态背景和地缘的相近，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之间在历史文化上的一致性、进而在其他方面形成的整体性是非常突出的，本文将揭示这一点。

历史地理学所提供的成果，以文明交往论①为指导，讨论远古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内部以及它和中南半岛之间形成的整体性格局，并描述这一格局影响了近代乃至现代该大区域的总体形势。文明交往使得西南地区之间和它同中南半岛之间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强，这在该大区域整体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 文明交往论与中南半岛—中国西南整体性形成的条件

文明交往论是一种解释“全球化”的全新理念，它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人类正是连续不断的文明交往，才从分散走向整体，进入“人类历史上空前伪、规模宏大的文明交往”的全球化时代，即“人类的现代文明，正在走向普遍的全球化”。它认为，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之一，它是伴随着生产力同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因而也是历史交往的过程。文明交往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内部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又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交往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文明化问题。世界史和文明史就是通过交往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的，文明交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所谓整体性，就是从分散走向统一，从孤立走向整体，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种小的整体走向大的整体然后再到更大的整体。以此理论为指导，如果把我国西南地区同中南半岛作为一个考察对象，就会发现早在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在这片广阔的地域里就初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整体性，它深刻影响了以后该区域的历史进程。

从地理上讲，大陆东南亚指的是包括中国大陆北纬30度(大致以长江为界)以南直到中南半岛南端，中国南海西至缅甸伊洛娃底江的区域[1]。其中，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最早起源的地区之一，很早就有人们在此生息繁衍，这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中国西南跟中原地区在地理上连为一体，跟大陆东南亚也有地理的亲缘关系，贯纵本地区的几条大江大河都是南北走向的，云南境内几条河流尤其如此，最后都经由中南半岛注入大海。在这些河谷地带，历来都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历史上常有南北向的民族流动，而且其流动之规模声势之大令人难以想象。而且，西南地区同南亚大陆由于地缘接近．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从新石器时代起，在华南广为流行的几何印纹陶和有肩、有段石器等器物，在西南和中南半岛都有广泛分布。有学者在比较了东南亚大陆和华南的陶器之后，指出：“通行于东南亚之语言可能源于长江中游，更古老的泰—南岛语可能已经产生。这样的话，沿华南海岸从长江到东南亚大陆，很可能是一种文化的连续统一体。某些器物的相似特征暗示着文化的极其相似的特征和联系，而不是在华南和东南亚大陆孤立发展的。……据我估计这种相似特征似乎是普遍存在的”[2]。到青铜时代，这种一致性进一步加强，在考古学获取的材料中，器物的形制和纹饰等方面有更多共性，说明其整体性已初具规模。这种整体性的出现除了地缘上的接近外，应该同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有关系。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当时的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周邻有两大古文明(古巴蜀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存在．使得它们之间的交往有着外来的强大推动力而愈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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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必须着重考虑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活动，其积极倡导者是吴于廑、彭树智等先生。吴于廑较早提出必须将交往作为世界史横向发展的联系线索，尤其强调人类历史上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交往活动，见《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第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彭树智则进一步发挥并完善这一理论，提出了“文明交往论”，其主要理论内涵详见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该著作对文明交往论的论述相当深入和细致，为“全球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精彩的个案分析，对世界历史整体性的持续深入研究也极富建设性意义。以此观点为指导，在彭先生带领下，产生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尤其是对于中东西亚国家历史的研究，具体反映在《中东国家通史》各卷(商务印书馆2000—2004年陆续出版)和《世界帝国兴衰丛书》各卷(三秦出版社2000年以来陆续出版)、《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等论著中。对于这两套丛书及文明交往论的评介，主要有以下文章：彭树智《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彭树智《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总序》，《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彭树智《文明交往论和通史研究问题的思考—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彭树智《论中东的战争与和平交往问题——编后三记》，《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彭树智《论中东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彭树智《阿拉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张倩红《阿拉伯史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新思路——(修订版)读后》，《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巨永明《文明交往论：解析全球化的新路径——读(文明交往论)》，《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方光华《历史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完美统——一读彭树智先生》，《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陈天社《新採索、新视角、新观点——读》，《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王铁铮《历史上的中阿文明交往》，《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等等。从目前以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文明交往论对于整体性史观在具体个案分析的运用中有其独到的优点，也可以弥补整体性史观理论建树多、个案研究少的缺点，因此值得在世界史的研究中继续将其推向纵深。本文以远古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为对象，就是考虑到在东南亚史研究、中国上古史与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与整合研究的成果尚屑少见，因此尝试以文明交往论为指导进行初步探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体包括小的整体和更大范围的整体，小的整体构成大的整体，然后又构成更大的整体。它的发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基础、交通和民族交往。

1．经济基础

整体性的形成要有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会产生民族文化交流，然后通过商旅贸易、使节往来和民族迁徙等方式而实现。古代的西南地区跟中南半岛，由于地缘的接近，自然环境的相似，使得他们之间在经济方式上有些共同性。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一地区在居住方式和农作物品种上，都有些相同和相似，这也是我们说它们之间能够形成整体性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文明首先在一个或者多个中心产生，然后文明之光向播送，这是文化传播的一个常见规律。从中国西南地区到中南半岛，以前多被认为是文明的蛮荒之地，可是20世纪的考古和其他研究工作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现今都发现了很多高度发展的文化，特别是青铜文化。在西南地区包括有蜀文化、巴文化、滇文化和石棺葬文化等，它们之间时代不尽相同、发展程度也不一致，其中最早的是巴蜀青铜文明，它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和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对四邻的各个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巴蜀文明的高度发达及其代表的经济发展程度，都可以从其灿烂的青铜文明里面看出来。中南半岛，自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东北部文化的考古工作分别从1920、1970年代开展以来，都揭示了该地区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丰富文化内涵，其中泰国班清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是最为光辉的代表。围绕着农作物尤其是水稻人工栽培起源于何处的问题，中外学者历来争论不休。但不管怎样，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由于地理上的亲缘、自然生态环境的接近，在经济上的共同点是肯定有的，比如可以把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看成是一个水稻种植圈。这正是说它们之间形成整体性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这个前提，又通过交通条件得以实现。

2．交通条件

首先看四川和中原以及周边的交通。从东西向看，四川盆地位于青藏高原和江汉平原的中间地带；从南北向看，它处于黄河流域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所以它自然而然成为该区域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西北的氐羌，就是南下到此进而到达更南的云南；荆楚的濮人也是西进到此，进而广泛分布在西南地区；同时云南和越南、两广的越族，也同四川地区发生了交往。四川盆地的巴蜀先民，最晚在殷代就已经与中原地区和云南有了交往。这说明交通已经开通，不过这种开通程度随着巴蜀先民的否断向外开拓而扩大。而各个地区的交往，都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了成形通道。四川地区跟外部的交往通道，一是北边，二是南边。在北边，到战国时期已经有几条通往中原的通道，其中最重要的是石牛道和褒斜道。往东则可以借助长江、清江(夷水)和大溪(鸟飞水)出川。川滇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利用横断山脉南北走向的峡谷与河谷而开辟的西夷道，就是从成都出发，经雅安，沿会理，渡金沙江，直到云南晋宁和大理，然后从大理到永昌，再到密支那(今缅甸八莫)，并进一步到达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再人印度等国家。这段从永昌之后称滇缅道或蜀身毒道，是构成我国西南和东南亚、南亚次大陆交往的大动脉。学界对这条道路的探讨已经非常深入，获得的证据也非常充分[3]。第二条是南夷道，即从川东到滇东北。此外在川黔之间还有夜郎道，因汉代由此通往夜郎，因之得名。《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武帝时人唐蒙入夜郎，可能就是走这条道路；蜀地的枸酱等产品从夜郎远输到南越，也可能是走这条路。

从昆明出发到越南的道路主要是循着红河的水道。《蛮书》卷六云“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就是红河水道，这条水道也很古老。此外，《水经注》卷37“叶榆河”条云：“建武十九年，伏波将军马援上言，从粜冷出贲古击益州。臣所将骆越万余人。……愚以为行兵此道最便，盖承借水利，用为神捷也。”在广西田东县发现的战国墓出土了典型的中原地区的铜戈和滇文化的铜鼓、铜剑和玉环[4]。这种文化的交汇表明这里曾是交通要道，从岭南通往滇中的交通路线，是经过句町的。《史记》记载南越王国“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说明南越国已经可以直接通往滇西了。《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耆豀，置鑴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章先人恶行。”不韦县在今云南保山，说明要经过广西西南部和云南东南部，也可能就是通过这条路线的。

从云南西南部到达泰国东北部的交通，没有哪部古籍文献注明是经过什么路线的，可是由于地缘关系，都不可能没有交通。发源于西藏、流经云南的几条大江大河就纵贯其中，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历来就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在此流域，从滇西南一直到该河流的出海口附近的越南同奈盆地的文化因素中有很多共同性。加上民族的近缘，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是肯定的。

3．民族互动

正是在交通被逐步开发的基础上，民族迁徙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贸易，战争与和平，都促进了整体性的大大加强。四川盆地的地理很独特，它是西南连接中原和西北的通道，云南又是连接四川和东南亚的桥梁，通过贵州又可以到达荆楚地区，广西西南部又是从越南北部和云南到达两广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个大区域的战略地位历来非常重要。而其间发生的民族分布情形却非常复杂，这里的各民族长期以来在此共同生息繁衍，他们之间又有不断地流动、迁徙、融合和消长，因此这种变动使得整体性成为可能。对西南地区各古代民族的研究表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古代民族在地域上的分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动态地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肇始于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和民族语言则随之不断传播流布而产生地区变异。我国称呼秦汉时期及此前生活在今云贵高原、川西南和桂西部分地区的民族为“西南夷”，其中族系纷繁、民族众多，一般认为“西夷”指的是氐羌族群，“南夷”指百越族群；他们在分布上各有聚居区而又交错杂居。没有人口的流动和贸易、战争等方式，文化不可能传播，文明不可能交往，因此也不可能形成这种众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不论历史文献、民俗材料还是考古材料，都表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人民自古就有对文化的兼容性，他们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西南民族文化。总之，古代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它们内部由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互动、交通的开发，已经显示出相当的整体性。而通过交通条件和民族流动，西南地区又在外部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文明交往上形成了初步的整体性。

二 新石器时代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

在新石器时代，由于人们已经开始进入定居生活阶段，所以他们的交往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产生了贸易和交换；伴随着贸易和交换，又必然带来文化的交往．新石器时代最能体现文化内涵的两样东西，一是石器，二是陶器，所以陶器和石器成为考古学确定时间和划分文化类型的重要标准。中国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很多，在四川、西藏、云南、贵州都有发现。四川盆地东部的大溪文化时间大约在五六千年前，盆地西部的三星堆一期的年代也有四五千年。云南元谋大墩子文化时间是距今三千年，宾川白羊村遗址距今四千年，滇西云县、忙怀也有新石器文化的发现。西藏昌都卡诺遗址，距今四五千年。贵州的新石器文化也有较多分布．在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如泰国东北部、東埔寨湄公河沿岸、越南大部分地区也都发现有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泰国的能诺他和班纳底遗址，时间可能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越南北部冯原文化、南部的同奈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可早到公元前3 000年。在这些时代有先后或者非常接近的石器文化之间到底是否存在传播因素?答案是肯定的。

从总体上看，这些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之间，虽各自独立，但还是有些共同的文化特征，比如夹沙陶和绳纹等。四川盆地西南端青衣江的有肩石器，与长江其他地方出土的相似；川东、川南以及嘉陵江流域的文化因素也都同大溪文化相类似；西藏卡诺遗址同川西南和滇西的有肩石斧、夹沙陶质等之间，都有相同之处。云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体可分三个区系：即有肩石器文化，分布于红河、元江和澜沧江中游及上游部分地区；有段石器文化，在滇东北；有肩有段石器文化(即梯形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三江并流地区。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洱海地区的宾川白羊村建筑、绳纹、半月形穿孔石刀都同大墩子一致。在滇池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有肩有段石锛，乃是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典型器物，而这些正是百越文化的典型器物。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石寨山类型各遗址还出土少量印纹陶器，器型以罐类为主；纹饰多属斜方格纹、点线纹与圆圈纹等，均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出者颇为相似。在云南西南部中缅边界的耿马县南碧桥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里发现器物的文化特征很接近华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如陶器种类少，多为圜底的釜、罐、钵等，不见平底器、三足器、带耳器；夹沙陶，大量流行绳纹，纹饰多用刻划、剔制以及压印法制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属食物采集经济；天然洞穴；有肩斧等[5]。这说明百越文化的分布已经远到萨尔温江。百越文化特点开始显露于新石器时代，从东南、岭南到西南，凡是越人分布和活动过的地区，都有越人文化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出土于新石器时代遗址。贵州夜郎故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比较广泛，在黔西、黔西北的许多地点，发掘和调查征集了大批新石器，有斧、锛、锄、有孔石刀、刮刀和凿等。这些石器质地坚硬，磨制精湛，刃部多有使用痕迹，其中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占一定比例。在出土陶器中，也有方格纹和几何图案。越南冯原文化的特征竟然同百越、云南地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越南学者甚至据此认为是冯原、东山文化发展成了以后的石寨山文化——当然，已有研究则更多地表明，石寨山文化是在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①。越南同奈盆地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特征也是有肩、梯形石斧和石铲。泰国东北部湄公河流域发现的石器也多有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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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寨山文化能否在当地找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渊源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西南考古工作者。这主要是因为在滇池区域附近所作的新石器文化的发掘工作还很少、所获证据尚不充分。具体情况见蒋志龙《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这些现象反映了文化之间的影响和传播。虽然不能排除不同地区在相同时代会创造相同或类似的文化，但应该考虑到正是由于地缘的接近，由于交往或者互相影响更容易导致相同文化因素的出现。就石器而言，即使自然条件相似，由于不同的构思和使用者的不同，器物类型也会有差异。在此情况下，石器器形相似就是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了。在广大南方和中南半岛发现的有肩石器，当是各地之间文化交流的结果。代表百越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以及几何印纹陶器，在云贵高原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均有发现，这说明越人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经生活在云贵高原了[6]。他们在居住环境上有共同特点，都是南方平原地区或江湖地区．有关百越族群的记载，虽然最早见于商代甲骨卜辞，但他们决不会是到三千年前才出现在我国南方及境外的民族，而是自远古以来就一直居住在上述地区的，其形成年代可以上溯到史前。换言之，百越的先民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分布在中国东南、西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地区了。新石器时代百越文化的特征有：使用有段石锛和双肩石斧；有夹砂陶或夹炭陶，拍印绳纹；陶器组合有鼎豆壶共存；种植水稻；居住干栏。这样一些文化特征普遍分布在我国浙、闽、台、粤、桂等省区以及印支半岛；在语言上也都具有共同的特点[7]。过去在对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综合研究中，同样发现有段、有肩石器的遗址，从遗址堆积和文化面貌等因素分析，它同东南沿海省区是有共同联系的[8]。在越南北部，一般也认为是百越居住地，同时也是有肩石器的分布地．今天越南的主体民族是越族，又称京族，古代百越中瓯越、雒越就是今天越族的主要先民。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4

本文通过对张西平新著的评论来发挥作者本人有关中西文化传播与文化转型的见解。作者指出张著的最大特色在于使用双向互动与文化转型的眼光来描写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为学术界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全景图，并且指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具有平等交流的性质，由此可以对以往研究倾向起纠偏作用。

作者在文中指出：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对这一观点的认同使得许多学者认为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并推定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但若承认历史上曾有过平等的文化交流，那么“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

作者在文中还指出：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华学人应当抱着攀登世界巅峰的崇高理想，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

[关键词]中西文化、双向交流、文化互动转型论、绝对冲突论、绝对融合论

若干年前，笔者出于研究需要，由希腊罗马哲学和早期基督教思想研究步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并且提出了一个解释文化传播规律的名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理论框架。近年来虽然出于学科建设需要，又将主要精力投向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哲学，但对中西文化交流史一类的作品总是恋恋不舍，只要有可能，总是找来细读。近来读到张西平先生的新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引发了一连串的联想，下述文字就是对张著的评价以及若干批评意见。

一、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复苏以来，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张西平先生对这一学术热点产生的动因分析得很准。他说：“无论是在国内学术界还是在西方学术界，16-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都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转型中中国文化的重建，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互动，都使得人们必须重新思考19世纪以来所留给我们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峙的文化解释模式，必须重新思考今天的世界体系理论，这样，人们的眼光自然转向明末清初，必然关注大航海以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因为这里才是世界近代的起点，这里蕴藏着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冲突与互动的全部秘密。”可见，学者们的研究动机有个人的学术兴趣在起作用，但决非与现实毫无关联。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外学者通过深入研究，发表了众多的学术论著，然而在笔者看来，唯有张著可以说是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较为完整的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全景图。这样说，并非抹杀该时期其他相关论著的成绩与作用，而仅仅是说，该书的取材和编排不仅注意到了“西学东渐”，而且也注意到“东学西传”，并在结论中点明了该阶段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是“中西文化双向互动”，具有平等交流和对话的性质。而我们知道，这种观点或相类似的看法在以住不仅不能被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所承认或接受，而且也不为多数外国学者所接受。

以中国学术界熟悉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为例。他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极为重视，认为明末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是发生在1600年前后的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因为这实际上是两个完全独立发展的伟大文明第一次真正的接触。”然而他的研究着重探讨西学东渐以后在中国引起的文化冲突。早在1976年，他在《16-17世纪的中国哲学与基督教之比较》一文中就指出，晚明时际欧洲和中国的精神世界“彼此完全不同”，当时的中国哲学与欧洲人的哲学传统有“重大差异”，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把基督教传入了中国，然而“如果说基督教与当时的儒教思潮相吻合是表面现象，那么它们之间的分歧则是根本性的”。这一观点到他1985年发表《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一书时被发挥到了顶点。他对当时中国人在接触天主教义以后的反应作了详尽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不管怎样，中国人的智能传统、思维模式和世界观都显然不同于欧洲人。这些差异结合中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传统，对基督教化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读了谢和耐先生的结论，禁不住使人联想起斯宾格勒的观点：“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

中国学者也一样。在近年出版的一本研究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作中，一位青年作者说：“对于晚明社会中人，基督教的传入完全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他们所能看到和所能处理的新文化只能是由传教士陈列于他们面前的内容，换言之，他们只能通过窗口点菜，而不可能进入厨房自烧。”

总之，在这些学者眼中，这场文化传播从方向上来说是单向的，即由西向东，是西方文化、基督教文化向东方、向中国的传播；西方人在这场传播中是积极主动的，乃至于抱有侵略野心，而中国人则完全是消极被动的，毫无自主性可言；就传播结果而言，西方文化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而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无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可言。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眼光看，他们的单向性思维使他们夸大这场文化传播中发生的文化冲突，并将基督教传播失败的原因最终归结为两种文化的异质性。

张西平的著作可以对上述学术立场与观点起一个纠偏、矫正的作用。无论是否同意张著的最后结论，只要认真读了作者所提供的大量材料，学者们都必须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而只有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交流与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

借此机会，我想再次重申一下本人阐述过的“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一条基本立场：“跨文化的文化传播具有双向性，而非单向性的输出或输入。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出与输入的现象发生。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可以维系和强化该文化系统，但不会引起它的质变和型变，而不同类型文化间的交流与传播则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溶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文化互动转型论承认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但它认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途径往往是双向的，在许多情况下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交流的双方相互影响，在许多场合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主动的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区分在文化融合阶段是相对的，两种文化的关系及其自身价值要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方能得到充分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在双向性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双方都在不断地改变着自身。”

要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研究者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研究者受自身文化、教育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全球一体化的态势。在这个意义上，张西平这本著作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注意到过去被中国学术界较为忽视的“东学西传”，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晚清知识分子因山河破碎所造成的在中西文化关系上的焦虑之感”，摆脱“后来五四精英们的那种紧张感”，矫正“五四时期的那种东西方的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已被卷入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在现代化已成为我们大部分现实生活的今天，19世纪以来的中国人的‘苦难情结’应该抛去，西方的‘强权霸语’应该结束。晚清以降的东西双方各自形成的‘西方观’和‘中国观’应该重新检讨。”

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平等性问题

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有一个难解的症结：平等的交流有无可能？许多研究者认为始于四百年前的这一阶段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平等的，有些学者虽然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的性质，但不敢明确从总体上将之定性为一场平等的交流，而张著明确指出：“那时的东西双方好像处在‘初恋’之中，情人眼中出西施，各自都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学习对方，徐光启把‘泰西’作为人类社会的理想，伏尔泰则时时以孔子弟子自居，对儒学顶礼膜拜。相互的学习，相互的尊重，相互的倾慕，成为那个时代东西方的主要特征。从皇帝开始，康熙学西洋数学，听西洋音乐，让八旗子弟们演几何，学外语，明末清初的学术领袖们如徐光启、顾炎武等人，个个都读西洋之书，谈历学、算学。心学衰，实学兴，与西学有着直接的联系。而大西洋岸边的路易十四则专门将被传教士带到法国的中国人黄嘉略留在身边，喝中国茶，建中国亭，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一时间‘中国热’遍及欧洲。那是一个会通的时代，尽管有着虚幻，有着矫情，但双方是平等的，心态是平稳的。”提出这一点十分不易，不仅要掌握大量的史料，而且也要有理论上的勇气。

按照文化传播学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强势文化必定向弱势文化流动，以至于淹没、取代弱势文化，就像在地球上水往低处流一样。许多学者认为，各种文化发展程度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传播的这种趋势，决定了任何文化交流不可能真正地具有平等性质，进一步就可以推论文化传播必然导致文化冲突，真正的会通与融合是不可能的。张西平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思考文化传播规律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这就是承认平等交流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新的起点，“水往低处流”就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铁定的规律，强势文化取代弱势文化也不再是文化传播的通则。平等的文化交流在历史上存在过，在今后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回到平等对话的元点上来，思考和寻求中西文化会通与融合的新途径。这就是张西平这本书的一个理论上的贡献，可以起到端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把握，许多学者在讨论中西文化交流时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设定为敌对的双方，而又由于西方文化自近代以来所具有的某些优势，因此人们在讨论中注重西方文化向中国的扩展，而忽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单向性的思维使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退隐幕后，而对这种影响的完全忽略，其直接后果就是促使研究者的民族中心主义情结强化。

笔者这样说，并非认为学术界完全否定了“东学西传”，例如，方豪先生早已指出：“利玛窦实为明季沟通中西文化之第一人。自利氏入华，迄于乾嘉厉行禁教之时为止，中西文化之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建筑、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期传入；而欧洲人之开始移译中国经籍，研究中国儒学入一般文化之体系与演进，以及政治、生活、文学、教会各方面受中国之影响，亦无不出现于此时。”近年来以论述中国文化对西方影响的著述也有一些，但相对而言，学者们对“西学东渐”的关注还是超过“东学西传”，而我们在上面说过，只有承认“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并同时看到了这两面，我们才有可能对这场东西文化传播作出完整的评价。这就是张西平这本著作比其他同类著作高明一些的地方。笔者深信，学者们在本世纪还将继续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在各个时期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有这部分工作也得以完成，我们才有了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完整图景。

三、超越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

就作者的基本倾向或最后结论而言，以往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作品大致可以区分为冲突论与融合论，而以冲突论者居多。但张西平的这本书很难简单地加以归类。究其原因，正在于张西平把这场中西文化交流的基本性质判定为平等的交流，把这一交流的过程判定为双向互动，把最后的交流结果断定为促使参与交流的双方自身文化的更新与转型，只是中国一方的文化更新与转型没有欧洲一方那么明显罢了。笔者基本认同张西平先生的论断，也赞许张著以大量的史料为他的基本判断作了有力的支撑。但也许是由于张著的类型属于史学类专著，因此没有从理论上对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再作探讨和总结。这虽然不是张西平在其著作中预定要完成的任务，但笔者读来仍感到遗憾。因为，在掌握了大量史料并得出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张西平先生本来是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超越以往“绝对冲突论”与“绝对融合论”的僵硬对峙，进入文化互动转型的新境界的。

笔者所说的“绝对冲突论”即以往学术界将冲突视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本质特征的观点与立场，而“绝对融合论”即以往学术界视“无差别融合状态”为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最终结果的观点与立场。在此我们可以依据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基本理论来阐明应当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

文化冲突与对抗是由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引发的普遍现象。发生文化冲突与对抗的原因从理论上分析，无非就是不同文化的差异性、传播目得与手段的正当性、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的需要程度，以及对参与交流双方的权益能否得到有效的保障。我们对文化冲突要作具体分析，而不应加以笼统的肯定或否定。从整个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来看，以战争为文化传播通道所引起的文化冲突多于导致讨论和批评的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的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之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中西文化不可能会通或融合。文化冲突是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互动转型论以不同类型文化之差异的缩小来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而以自愿接受还是强迫接受为判断文化传播手段之恰当性的标准。以往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它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以预计，今后的中西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是，前进的道路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千磨万劫，但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一个更加宽敞的新的文化世界。

除了承认文化冲突的必然性以外，我们还必须承认异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这不仅是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成形的历史告诉我们的事实，而且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否认世界文化的发展能达到无差别的单一文化状态，亦即绝对的融合。斯宾格勒否定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他认为，每一种文化代表了各自独立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既是在本质上不同的，也是无法 相互通融的，它们是自我幽闭的，只是在表象上存在着“交流”、“融合”之类的现象而已。然而，内部结构和外表形状相矛盾只是对融合前后文化的对照观察，忽略了通过杂交产生新型文化这一事实。文化互动转型论不仅要考察文化类型及其根本差异，更要注重文化融合后输出方与接受方各种文化要素的组合、调适，乃至达到和谐，从而比旧文化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

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中，文化传播曾被用来反对文化宿命论。为了说明文化不会衰亡，学者们就用文化转移来概括文化传播的本质，认为文化传播导致文化不断地由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转移，而文化的转移又导致了文化的不断进步。但文化转移论也有缺陷，因为文化类型的转移讲到底是指一种类型被另一种类型所取代，而不是文化的转型。在以往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解说中，两种主张针锋相对，然而，无论是主张以西方文化替代中国文化，还是主张用东方文化主宰未来世界，都是期望以一种文化替代另一种文化，实际上讲的还是文化转移，而没有涉及文化转型。还有一种解说主张中西文化各有所长，混而配之，构造出一种最优的文化形态。但这种解释以混合、取长补短为手段，没有讲到外来文化要素与本有文化要素之冲突和融合所引起的文化型变。就其本质而言，只是上述文化替代论在要素层次上的变体。

文化互动转型论否认文化宿命，承认文化更新。但它把文化延续的希望不是寄托在文化转移上，而是寄托在文化转型上。它认为文化转型是一个历史过程，它不是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简单取代，而是通过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和实施重组，从而产生新型文化。当一个社会处在文化转型时期，从这种社会文化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各个层面都可以看到这种转型的发生。文化就其核心内容而言，是不能加以简单替换的。但是，通过文化间的相互对话可以拓展文化视野，乃至于在不同文化间形成共同的视野。这种拓展其实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它通过文化之间的对话来发现自身文化的边界和局限，另一方面，它又通过对自身文化的重新解释来拓展自身的文化视野。这是一种反复的循环回答。对外来文化的解读，实际上是从本有文化的角度向外来文化发问，而从外来文化中得到的回答，又会促使向自身的文化传统发问，并进一步迫使本有文化以新的方式对外来文化作答，对自身文化作出新的理解。

文化视野的拓展，既是一个不断解读对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对自身文化传统重新解释的过程。原来的文化鸿沟愈大，新的智力视野或文化世界也就扩展得愈大。因此，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的融合结果，并不是两者合二而一，而是通过各自的拓展达到视野上的融合。一方面，作为不同的文化体系，外来文化与本有文化将依然保有各自的特性；另一方面，文化视野的融合，意味着两种文化可以达到彼此理解对方文化的特定问题、评判方式和价值取向，并从自身文化的角度对其予以可被其他文化理解的内容加以评说。所以，文化的融合并不会创造一种单一文化的一统天下，而只会导致各种不同文化的共同繁荣和交相辉映。

四、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在文化系统中，宗教与哲学同处于精神文化的核心层面。跨文化的文化传播有无宗教与哲学层面的交流与融合，是判定文化传播深入程度的标志之一。尽管张西平的著作涉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多个层面，但宗教和哲学的双向交流是张西平这本专著的重头戏，也是张著超出其他同类著作之处。

张西平先生指出：“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文化传播史和文化接受史是两个相互联结而又区别的不同方面。只有弄清传播史，才能摸清文化交流基本脉络，但仅仅停留于此也是不够的，因文化交流，尤其是哲学思想的交流，它是同交流双方国家的思想史联系在一起的，文化接受史实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文化交流的传播，从而把文化交流史从一般性的历史描述深入到思想史的对比研究中和比较哲学研究中。当然，若不以传播史为基础，这种接受史的研究也无从谈起，没有历史便没有思想，历史是思想的摇篮。在这个意义上说，离开文化交流史、哲学交流史去搞所谓比较文化研究和比较哲学研究，只具有纯粹抽象的意义，而不具有任何实际思想史的意义。因为两种文化、两种哲学的相互接受的实际历史过程几乎是和书面意义上的、纯理论的哲学比较完全不同的。”笔者认为，这段话含义甚丰，但最重要之处在于指出了以往研究结论中的一个通病：混同某种外来宗教或哲学自身的特性及其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外来思想均有其自身的渊源和性质。中国学者们一般认为：“利玛窦传入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欧洲正统经院哲学思想理论体系。”这一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对耶稣会士在华传播的宗教与哲学思想追根溯源以确定其本身性质是一回事，考察其在传播过程中对中国社会与思想起了什么作用是另一回事。在笔者看来，两种异质文化传统，尤其是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的沟通、了解，不论其媒体的主观意图如何，必然会在超出媒体的更大范围内发生作用。传播方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会针对接受方的实际情况对其宗教哲学、思想作形式和内容上的调整和修饰，而接受方则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外来思想作翻译、诠释、再创造的工作，从而引起建设性的传播、解释和运用。在具体的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实例研究中，这是最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方面。因为正是这种双向的诠释和创造活动，提供了精神文化融合的契机。而思想原本自身的性质如何并不对其能否发挥作用起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学术界以往对明末清初外来宗教与哲学思想的评价受到中国学术界某些“定评”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所传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正统的经院哲学，其本身具有落后的性质，由此推论这种旧思想不可能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积极作用，进而感到难以解释晚明的一些儒生士大夫能够接受天主教的信仰，并利用传教士输入的中世纪的西方哲学思想作出有利于中国文化更新的贡献。而从文化互动转型论的视野出发，我们认为，耶稣会传教士的哲学本身的性质不能决定其影响的大小与正负，也不存在着中国人根本或完全无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题，耶稣会士比较平等的传教态度及其为了使中国人能够理解他们的思想而做的大量文化适应工作为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中，当然只能是少数有机会接触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儒生士大夫）理解和把握西方思想提供了条件。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他们运用这些外来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儒道释）展开批判，其中不乏创造性地运用外来思想的实例。总之，确定耶稣会士自身拥有的哲学思想的性质不应成为我们深入研究的障碍，而只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今后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深入考察外来的基督教思想在中国文化环境中的嬗变，考察它与中国思想会通融合的可能性，考察它与中国思想磨合后产生新型思想的途径与道路。

张西平的著作不仅用大量的史料为我们介绍了明清间入华传教士翻译和传播的各种西方哲学和宗教思想（包括亚里士多德哲学、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基督教神学等），而且发挥了他原先攻读西方哲学的特长，纠正了某些中国学者因缺乏西方哲学史的功底而造成的对该时期外来哲学理解上的偏差。更重要的是他能够运用史料，具体分析各种外来哲学与神学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信息本土化现象”。以此为基础，他在总体评价各种外来哲学、宗教思想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就能做到实事求是，不故意夸大，也不故意贬低，力求公允。

为了揭示该时期宗教与哲学的双向交流，张西平在其著作的下篇详尽地描述了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的西传过程，并具体分析了儒、释、道在西方的早期传播，以及这些思想对法国、德国、英国等西欧国家产生的文化影响。这方面的材料和研究是笔者所陌生的，不敢妄评，但其结论令我振奋。张西平说：“就中国宗教与哲学在西方的传播来说，从1592年高母羡将《明心宝鉴》译为西班牙文到1814年十六卷的《中国杂纂》，即《中国人之历史、学术、艺术、风俗、习惯等等的考论》出版，前后近二百多年，中国宗教和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大规模地、系统地传入欧洲，中国文化成为催生启蒙运动的重要因素，中国宗教和哲学以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深邃的哲学思考，深深影响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我也相信，这一结论会令国内专治中国哲学或外国哲学的学者们受到启迪和鼓舞，增强走上世界哲学舞台的信心。

五、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

世纪之交易出惊世骇俗之言。我们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斯宾格勒大呼“西方的没落”；二十、二十一世纪之交，中国有人大谈“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西”， 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进入新世纪以后，当世界各国民众期盼上苍保佑，希望能过上太平日子的时候，震撼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了。这一事件似乎又一次无情地嘲笑了各种寻求文化融合的主张，也令笔者反思良久。然而笔者仍旧坚信：“文化冲突必然出现，但不能用来证明文化融合的不可能。”从学者的使命考虑，文化冲突越激烈，越应该倡导文化融合。

张西平先生说：“百年烟云，沧海一粟。当今天东西方又重新回到一个平等的起点上时，当哥伦布所起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已成铺天大潮之时，回顾近四百年的中西文化思想交流历程，我们应从整体上对中西关系作一新的说明，或者说我们应当将中国放入世界近代化的进程中，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重新考虑中国的文化和思想重建问题。”对张西平先生的这一基本态度笔者从心底里认同，并愿有更多的学者能够接受。

无人否认人类社会在新世纪走向全球化的步伐会越来越快。全球化不仅使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习俗风尚，生活方式等趋向于国际化，也将使哲学探讨的课题、哲学家的思维方式，乃至于研究方法趋向于一体化。未来世界哲学的发展，一方面受全球化趋势的影响必然从总体上趋向统一，然而另一方面，这种趋同并不排斥与否定不同国家或地区哲学的存在和发展。随着“欧洲中心论”的消解和世界哲学多元化发展格局的形成，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哲学客观上都成为人类哲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未来哲学的发展既不是西方哲学独占鳌头的时代，也不是东方哲学定为一尊的时代，而是在多元共同发展过程中走向统一，又在统一中存在多元发展的时代。

由此观之，中国学者在新世纪研究外国哲学的重要意义就不仅仅是向中国社会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为中国本土哲学的发展起一个桥梁作用，而应视为“中国人研究的哲学”走向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等哲学学科的划分着眼于研究对象上的区别，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与著作，外国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但我们决不会因为外国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是外国哲学家的著作与思想而认为其研究结果是外国人的思维结晶。

中国杰出的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先生说过，如果我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著作，能“使欧美的专门学者以不通中文为恨（这决非原则上不可能的事，成否只在人为！），甚至因此欲学习中文，那时中国人在学术方面的能力始真正的昭著于世界。”陈康先生在大约半个世纪前说出的这番话表达了中华学人立志攀登世界哲学研究巅峰的宏伟抱负和崇高理想。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国学者唯有着眼于世界，努力向前。张西平先生的研究结论也能起到这种鼓舞作用，它将促使中国学者抱着平稳的心态去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作者简介：王晓朝，1953年6月生，安徽桐城人，哲学硕士（1984，杭州大学），哲学博士（1996，英国利兹大学）。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外国哲学博士生导师、全国宗教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兼任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学术委员。主要学术兴趣为古希腊哲学、教父哲学、基督教文化、宗教伦理。

详见拙文《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页。

J.Gernet,ChinaandtheChristianImpact:AConflictofCultures,Cambridge,1982.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沈阳，第2页。

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巴蜀书社，成都，1993年，第56-58页。谢和耐：《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冲撞》，第299页。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735页。

何俊：《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93页。

王晓朝：《文化的互动和转型》，载许志伟、赵敦华主编：《冲突与互补：基督教哲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311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8-9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6页。

方豪：《中西交通史》，重排本，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印行，台北，1983年，第692页。

《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329页。

林金水：<<利玛窦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年，第217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66页。

参阅《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489页。

王晓朝：《文化互动转型论－－新世纪文化研究前瞻》，《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106页。《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第8页。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5

关键词：北路壮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东盟 文化合作

随着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广西在文化合作方面正日益成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交流的重要基地，与东盟的文化合作正向着全方位、多层次、高密度的方向发展。中国-东盟的文化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与东盟经济力的提升，更有助于在保护文化遗产上能起到推动作用。本文试图从中国-东盟文化合作发展中探寻出广西北路壮剧保护方法。

一、北路壮剧的文化内涵

北路壮剧俗称“土戏”，据资料记载，北路壮剧从孕育到成型历经了300多年。北路壮剧形成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清朝顺治至乾隆二十五年是北路壮剧的孕育期，经历了“八音坐唱”、“板凳戏”、“门口戏”、“游院戏”“地台戏”等几个阶段；从清乾隆二十五年至同治末年是北路壮剧的完善期，“搭台戏”的上演标志着北路壮剧的正式诞生，“正调”的出现奠定了北路壮剧主调音乐的基础，北路壮剧开始向附近省、县流传；清光绪年间是北路壮剧蓬勃发展的全盛时期，在此阶段吸收了邕剧、粤剧的表演技巧，使艺术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至光绪年末，北路壮剧的唱腔和表演程式基本定型。[1]北路壮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百年的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北路壮剧伴随着民族的活动产生和发展，并具有浓烈的民族韵味，多采用“乖呀咧”唱腔，“乖呀咧”即壮语“聪明”的意思，艺师们匠心独运，把壮族人民的“聪明”融入戏曲音乐，且每句唱词都用它开头和收尾，这是其他剧种所不具有的。诞生至今，北路壮剧上演的剧目达300多个，大多来自北路壮族的生活实践，反映壮民族的生活意愿和审美习惯，壮剧也成为了壮族人民生活和生产中不可或缺部分，成为壮族人民的精神纽带。[2]

二、广西北路壮剧传承与保护应充分利用好中国-东盟文化合作发展契机的原因及可行性分析

北路壮剧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伴随着中国—东盟文化合作的不断发展与深化，北路壮剧的保护与传承应该并且可以很好的利用这一历史契机，在文化交流与合作中探寻出保护与传承的方法。

（一）中国-东盟有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内核，有许多相同的文化取向。文化认同即一个群体或文化的身份认同（感）， 又或者是指个人受其所属的群体或文化影响，而对该群体或文化产生的认同感。中国与东盟各国共具的三大文化形态：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形成了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的文化认同的基础，文化认同是区域文化发展的基础，是跨区域文化交流的桥梁，是区域经济合作尤其是跨行政的区域经济合作的“粘合剂”。它以丰富的内涵，在人们的交流中引发共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引发和聚集起强烈的情感和力量。中国和东盟各国具有的那文化、儒佛文化、华人文化，具有中国与东盟多国共具的文化认同理念，蕴含了巨大的文化产业资源，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合作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石。

（二）区位优势。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是连接中国东南、华南、中南以及东盟大市场的纽带。广西与东盟漫长的海岸边境上有数十个边境口岸和贸易点，均有公路和铁路相通，广西已成功开通到东盟国家的9条国际航线和南宁至越南的国际列车，正加快推进与老挝和缅甸的铁路合作项目。并且拥有北部湾海岸线上众多的港口，是中国对东盟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优越的的区位优势将使广西成为沟通中国内地与东盟各国的最具综合效益的国际大通道，成为兼具中国内地与东盟大市场的理想投资场所。北路壮剧作为广西的一种文化旅游产品，必将随着旅游市场的壮大为获得良好的发展空间。

（三）资源优势。壮剧是广西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悠久的历史传承中，逐渐的形成了具有鲜明特征的演唱技巧和表演形式，从服饰到舞蹈，从剧本到表演，壮剧都能完整的呈现出其中的文化内涵，其审美理念、表现内容、艺术手段代表了当地的文化脉络，反映了当地群众的审美取向和价值取向，体现了壮剧独特的资源优势。同时，东盟各国也具备丰富的文化资源，这些丰富的文化资源成为中国与东盟在文化方面合作的基础。

（四）东盟国家旅桂市场增大。广西具有庞大的东盟旅桂市场。据统计，从2002年到2009年这八年来东盟国家旅桂人数总量占亚洲旅桂人数总量的65.28%，占全世界旅桂人数的38.73%，东盟国家作为广西主要客源地的布局已经形成。东盟国家游客对广西旅游资源的认知度较高的类型有，“山水风光”、“民族风情”，“文物古迹”。这些也是吸引东盟国家游客来桂旅游主要要素。壮剧的开发，完全可以利用好这一庞大的旅桂市场，积极的采取有效措施争取东盟国家游客；利用好东盟国家游客对广西民族文化的关注，完善壮剧的民族文化旅游项目，以满足东盟国家旅桂游客的需求。

三、中国-东盟文化合作发展下对北路壮剧的保护措施及建议

北路壮剧的发展和保护应充分利用中国—东盟文化合作的契机，具有切实的可行性。在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的背景下，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交流，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充分利用这一契机，实现北路壮剧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的良性互动。

（一）以旅游业为龙头，发展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品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产业的定义：“结合创作、生产等方式，把本质上无形的文化内容商品化。这些内容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其形式可以是商品或是服务。”[5]文化产业以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强劲的发展势头，已然成为最具潜力的“朝阳产业”，旅游更是文化产业中极为重要的行业。在中国-东盟文化合作发展下，整合资源、积极交流，将有助于壮剧的有效开发。第一，整合周边旅游资源，开发新旅游路线。通过之前可行性分析得知，东盟国家旅桂人不断上升，东盟国家旅桂游客对广西的资源认知度较高的三点及“山水风光”、“民族风情”，“文物古迹”，壮剧的开发应利用好这一点，利用好自身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族特色，形成更具有吸引力的旅游路线。田林县地处百色市西北部，与凌云县毗邻，就近的还有乐业县，应该充分整合好三县的旅游资源。田林县被誉为“中国壮剧之乡”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县内有驮娘江、六隆竹海、三穿洞等特色的旅游景点，田林已具结合区内外民族文化、自然风光等开发组合旅游产品的区位优势。在结合凌云泗城文庙、茶山金字塔景区、浩坤湖等旅游景点，乐业天坑群，形成一条旅游长廊，打造成一条旅游精品路线，形成“民俗文化—山水风景”相结合的特色旅游模式。第二，优先发展特色资源，开发旅游纪念品。将壮剧开发为文化产业，需要明确其发展的特色之处，优先发展特色资源。游客出游，总会购买一些纪念品，旅游纪念品又代表着当地的特色民族文化。田林县中随处可见手工制作的壮族服饰、鞋帽等物品，壮族妇女擅长纺织和刺绣，所织的壮布和壮锦，均以图案精美和色彩艳丽著称。壮族服饰的开发，可以在村寨召集懂得制作的人共同协作完成，在保证原真性的基础上有质量的完成，再统一销售给游客。另外，田林县还有一特产八渡笋，两种类型的纪念品结合将能很好的满足游客的需要。

（三）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目前，田林壮剧的宣传面还比较小，多数为县域内，宣传形式以平面广告为主，这样的宣传力度不足、吸引力有限。因此，要加紧对田林壮剧的宣传方式的丰富与创新。可以制作宣传短片，通过互联网或电视台等传播渠道向公众传播田林壮剧文化；制作精美的宣传手册，通过旅行社向游客发放；通过出版田林旅游书籍、刊物等方式进行宣传；制作壮剧旅游纪念册、明信片等纪念品出售给游客。同时，可以在广西电视台增设面向东盟国家的东盟频道，壮剧通过借助电视的宣传，可拓宽宣传的范围。其次，要充分利用好广西民歌这张国际性名片，借助壮剧艺术节的声势，以此提高壮剧知名度。

（四）政府方面。开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资金、政策、技术、管理等多方面的影响，绝不是靠个人或企业能完成的，因此就必须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合理规划和整合文化资源。必须坚持在壮剧保护基础上，坚持适度开发，维持壮剧原有风貌，既要达到旅游促保护的目的，同时旅游也能促进当地人民生活水品的提高；强化法制保护措施，加强文化产业部门的建设与管理；加大财政投入，并积极发展民族文化教育及民间艺人的培养；深入开展“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加强招商引资，做好宣传工作吸引优秀商家前来竞争，并切实做好监督工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积极促成与各方的文化交流，尤其要利用好广西与东盟的文化合作发展契机，加强与东盟国家的文化合作交流，借鉴东盟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经验，为壮剧的保护与开发寻找一条合适并持续发展的道路。以政府引导实现壮剧合理开发和有效保护。

壮剧作为是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同时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壮剧的开发应形成产业式发展，随着中国-东盟文化方面的合作不断发展和加深，这必将为壮剧在发展文化产业上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在政府引导下积极的参与到与东盟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中，探寻出有利于、适合于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新途径，将有力促成当地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双赢。

基金项目：国家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中国—东盟文化交流语境下广西壮剧的传承保护研究”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11059317

参考文献：

[1]甘天龙.北路壮剧—田林的文化品牌[J].当代广西，2007（7）

[2]韦苇，向凡.壮剧艺术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3] [5] 李京文，李建平.文化与文化产业[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6

关键词 史前时代 欧亚草原 文化交流

古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通路线被通称为“丝绸之路”，它大体上可以分为四条：横贯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之路”（或称“草原通道”）；出河西走廊过中亚沙漠的“绿洲之路”；越过云贵高原到达印度及东南亚的“西南丝绸之路”；经南海到达东南亚、南亚及更远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1]。总的说来，绿洲之路的研究做得最多，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近年来也开始兴起，对其它两条交通路线的研究则比较薄弱[2]。本文根据近年来国内外的一些新成果与新资料，对迄于公元前2千年代的草原之路进行一些探讨，以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重视。

一

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首先是由自然环境所决定的。就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理条件而言，要进行东西方向的交往，是极其不易的。在北亚[3]，寒冷的苔原和亚寒带针叶林很难适合人类的生存；在中亚，高耸入云的崇山峻岭和荒芜干燥的戈壁沙漠，构成了一道道巨大的天然屏障，阻碍了人们的来往。只有欧亚大陆大约北纬40度到50度之间的中纬度地区，才比较有利于东西向的交通。这是一条东西横贯的草原地带，它起自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平原和中亚北部地区，进入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直到喀尔巴阡山脉为止。在这一大片延绵不绝的狭长草原上，除了阿尔泰山脉及哈萨克丘陵地带外，地势都比较平坦，气候、植被等自然条件也基本相同。所以，这是一条联接东西方的天然通道，它的西端与中亚及东欧相联接，它的东南端则可通往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中原地区。东西方的最初交往，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通道实现的。

现代人类学表明，大概在250万年前，在非洲诞生了最早的人类，这就是能人。大约距今将近200万年前，出现了直立人。直立人的起源地很可能还是在非洲，但他们出现不久，就逐渐走出非洲，向欧亚等地扩散[4]。

直立人带着相同的石器文化从非洲来到欧洲与亚洲，因此欧亚大陆的早期石器文化有着明显的共同特征。后来，东西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并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可以分为五种技术模式。第一种技术模式又称奥杜韦技术，以石核制品（如砍砸器）为特征。此技术发源于非洲，并且随着直立人的扩散传播到欧洲与亚洲，它是东西方共同拥有的文化基础。大约150万年前，非洲出现了第二种技术模式，又称阿舍利技术，其特征是大型两面器，特别是手斧。此种技术约于60万年前传到欧洲。大约15万年前，欧洲出现了第三种技术模式，又称旧石器时代中期59技术，或者称作莫斯特工业，其特征是比较先进的石核修整技术，特别是一种被称作“勒瓦娄哇方法”的石核预制技术。大约距今3万5千年前，欧洲出现了第四种技术模式，又称旧石器时代晚期技术，它以石叶为特征。第五种技术模式则是中石器时代的技术模式，以细石器为特征，出现在一、二万年前。西方的旧石器文化经过了从第一种技术模式到第五种技术模式的全部发展过程。与此相反，在东亚的旧石器文化中，一直以砍砸器为主，第一种技术模式始终占主导地位，并延续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第二种技术模式与第三种技术模式并不存在，特别是缺乏像手斧这样两面加工的石器。只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一些类似于西方第四种技术模式和第五种技术模式的因素。半个多世纪前，美国考古学家莫维斯根据东西方早期旧石器文化的差别，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旧石器早期的东西方文化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圈：西方文化圈以手斧为特征，我们姑且称之为“手斧文化圈”；东方则没有手斧，而是以砍砸器为特征，可称之为“砍砸器文化圈”。东西方文化在旧石器时代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与传统，莫维斯的这种理论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5]。

早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进行活动了。蒙古最早的旧石器遗存，可以上溯到距今13万年到10万年前，相当于欧洲的里斯-维尔姆间冰期[6]。草原通道上的早期旧石器时代技术与欧亚大陆其它地区一样，最初都属于第一种技术模式，以砍砸器为主。如前所述，在非洲与欧洲，继第一种技术模式而起的是阿舍利技术，此种技术还传播到了高加索地区、西亚和南亚。而在东亚地区，依然以第一种技术为特色。但是在蒙古的亚赫山，却发现了典型的阿舍利手斧。这也是目前所能肯定的、整个远东地区唯一发现阿舍利技术的地点。这样，在蒙古的旧石器早期文化中，就存在着两种技术传统，一种以砍砸器为代表，另一种则以阿舍利手斧为代表[7]。出现在蒙古的这种阿舍利技术，很可能来自中亚，是沿草原通道传入的。

蒙古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也表现出许多类似于欧洲及中亚的特征，而与东亚地区不同，因为“蒙古旧石器时代中期阶段，存在着一种以勒瓦娄哇和莫斯特类型为特征的石片文化” [8]，而东亚则缺乏勒瓦娄哇和莫斯特技术。蒙古的莫斯特技术，应当是从中亚经草原通道传入的[9]。这样，在蒙古的旧石器文化中，与中国一样，存在着第一种技术模式，而且这种技术模式的长期延续，还反映了与中国北方的联系[10]。但是，与中国不同的是，由于蒙古正处于草原通道之内，所以这里不断地出现大量的来自西方（中亚与东欧）的文化因素。正如前苏联考古学家所说的那样，早在旧石器时代，“蒙古便是各民族间通行道路和文化接触的一个远古交汇点，使中亚、西伯利亚、满洲、中国和印度互相联系” [11]。在阿尔泰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中，勒瓦娄哇技术同样十分明显[12]。阿尔泰地区的这种技术无疑是从西方经草原通道传来的。

位于草原通道之内的还有南西伯利亚平原地区。有人曾认为，人类进入西伯利亚活动的时代可以上溯到大约70万年前[13]。但这一过早的年代并不可靠，无法使人接受。实际上，在西伯利亚还找不到确切无疑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西伯利亚最早的遗址属于卡尔金（Kargin）间冰期（3万3千年到3万年前）和萨尔顿（Sartan）间冰期（2万2千年到1万1千年前），早期的人们可能来自中亚，也可能来自蒙古，还有可能来自欧洲[14]。所以，这里的旧石器文化，既有与蒙古及中国相同的因素，也有来自中亚与东欧的因素。东西方不同文化因素的混合，使得学者们很难澄清西伯利亚的旧石器文化发展线索[15]。在西伯利亚的旧石器遗址中，最能反映文化传播的是安加拉河畔的马尔它（Malta）及其附近的布莱特（Buret）遗址，其年代大约为距今1万5千年前。这里发现的石器与乌克兰及德国北部的奥瑞纳文化石器相同，是一种独特的石叶工具。此外，这两个遗址中的其它一些文化现象，也与欧洲的相类似。例如，这两个遗址都发现了一些用兽骨雕成的女性雕像，有的，也有穿衣服的。这种女性雕像，特别是雕像，在东欧的奥瑞纳文化中很著名，在西欧一直到比利牛斯山都有[16]。据研究，这种女性雕像很可能起源于东欧，然后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 [17]。女性雕像在西伯利亚的发现，说明了这个地区与东欧的文化联系，这种联系正是通过草原通道而得以实现的。

二

大约一万多年前，冰期结束，全球气候变暖，进入了全新世。随后，出现了以农业与畜牧业为标志的新石器革命，人类从采集天然食物发展到生产经济阶段。在西亚，公元前9000—公元前7000年之间已经开始种植大麦、小麦并饲养绵羊、山羊等。在中国，至少在七、八千年以前已经出现了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聚落，主要农作物是粟、稻，主要饲养的动物有猪、狗和鸡等[18]。新石器革命导致人类历史产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并最终进入文明时代。在西亚，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基本如下：公元前6千年代，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公元前3500年开始产生国家；公元前3千年代末，青铜器开始流行[19]。在中国，大约在距今4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突然出现”了铜器。相对西亚而言，中国的铜器出现得较晚。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国早期铜器“很可能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20]。如果这个推测正确的话，那么，这里所说的“丝绸之路”应当是指草原通道，因为由新疆通往中亚的绿洲之路在距今3000年前并不存在[21]。

农牧业出现后，逐渐向其它地区扩散，最后传播到草原地带，形成了一种混合经济。例如，在草原通道西端的南俄草原，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7000年到6000年前）虽然出现了农牧业，但主要以采集与狩猎为主。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6000年到4500年或4000年前）则是农业、牧业、渔猎和采集相结合的混合经济。后来，由于不断干燥的气候难以适合农业经济，导致农业村落数量减少，规模缩小，而游牧经济却日益重要起来。到了距今4500年至4000年左右，游牧经济在草原地带获得了主导地位[22]。在蒙古，游牧文化形成于公元前3千年代后半期至公元前2千年代前半期[23]。近来有学者在探索我国北方游牧经济的起源问题时，也认为北方游牧业是从中原的家畜饲养发展而来的，至青铜时代才形成完整独立的游牧经济形态[24]。

这样，从公元前3千年代后半期开始，游牧经济逐渐成为草原通道所特有的一种经济形态。在这条游牧经济带的北面是狩猎经济，南面则是农业经济。众多的游牧民族在草原通道上纵横驰骋，由于它们的流动性很大，所以自然而然地接触到各地的不同文化，并将这些文化传播开来。于是，东西方文化就在草原通道中汇聚。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位于草原通道中部的米奴辛斯克盆地及其周邻地区为例。

米奴辛斯克盆地最早的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称为阿凡纳谢沃文化（Afanasevo Culture，约公元前3500—2500年）。这时的人们尽管还不知冶铜，但已用天然的红铜打制一些饰物及生活用具，并开始制陶。畜牧业已经产生，主要饲养牛、马及绵羊等。农业可能也已出现，但渔猎及采集还占有重要的地位，石器依然大量地被使用。其居民在人种上属古欧罗巴人种，与东欧的居民相似[25]。阿凡纳谢沃文化与中亚的扎曼巴巴文化（Zamanbabin Culture）以及黑海北部草原地带的竖穴墓文化（Pit Grave Culture）都有密切的联系。例如，这里出土的一种斜纹图案陶器，实际上是南俄草原的典型陶器；还有狭颈平底罐等陶器，也与南俄草原的有关联[26]。所以有人甚至认为阿凡纳谢沃文化是南俄草原文化的东支[27]。

到了公元前2千年代，草原通道及其东西两端周邻地区都进入了发达的青铜时代。在东端的中国，公元前17世纪商王朝兴起，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殷，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在草原通道的西部，在乌拉尔南部地区主要有图尔宾诺文化（Turbin Culture），在黑海北岸则是木椁墓文化（Timber-grave Culture）[28]。在草原通道中部的米奴辛斯克盆地一带，阿凡纳谢沃文化被奥库涅夫文化（Okunev Culture）所取代。这种取代不仅是文化上的更替，而且还包括居民成份的变换，因为奥库涅夫文化的居民属蒙古人种。在奥库涅夫文化中，青铜器已相当常见了。大约从公元前18世纪开始，安德罗诺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逐渐代替了奥库涅夫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与奥库涅夫文化没有多少联系，它的居民是操印度-伊朗语的欧罗巴人种。继安德罗诺沃文化而起的是卡拉苏文化（Karasuk Culture），它一般被分为早晚二期：卡拉苏期（公元前13—11世纪）和石峡期（公元前10—8世纪）[29]。

在公元前2千年代草原通道的青铜文化中，有一系列明显的特征不仅表明整个草原通道的游牧文化具有很高的统一性，而且还表明草原通61道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以前人们普遍认为，欧亚草原上各民族的共同文化特征是青铜器、马具和野兽纹，现在看来，除了这三项特征外，至少还应当加上鹿石与石人。马具问题比较复杂，当另文专论，这里不展开讨论。

1．鹿石与石人

鹿石是一种碑状石刻，因上面刻有鹿的图案而得名。鹿的造型呈格式化，鹿嘴尖长如鸟喙；也有的鹿石上刻着其它动物，如马、羊或猫科动物等；还有的鹿石上没有动物图案，而是刻着圆环、刀剑、腰带等纹饰。鹿石一般竖立在墓地中，面向东方。鹿石反映了草原游牧民族的宗教意识，特别是萨满教信仰。鹿石流行于青铜时代，有人认为其上限约在公元前13世纪，下限则可定在公元前7-6世纪。鹿石广泛地分布在欧亚草原上，在蒙古、我国新疆、高加索地区、南西伯利亚以及南俄草原都有分布，尤以蒙古为多。在如此广阔的地域上，不同地区的鹿石也表现出不同的地区特征，一般可以分为三类：全亚欧类型（非动物类型）；萨彦-阿尔泰类型（接近自然的写实性动物图案）；蒙古-外贝加尔类型（带有图案化了的鹿纹样）。

石人，或称草原石人，是用石头刻成的人像，它可以分为两大类：随葬石人和墓地石人。随葬石人发现于死者的墓室之中，一般比较小，有的上面还钻有小孔，利于系绳佩挂。随葬石人是死者个人所用的物品，置于墓内可能具有护身避邪、保佑死者与生者的意义。墓地石人则是竖立于墓地地面上的大型石人，一般面向东方，平常所说的草原石人多指此类石人。墓地石人主要有祖先崇拜的意义。石人在草原通道上相当普遍，从蒙古到新疆、南西伯利亚、中亚及南俄草原都有。石人存在的时间也延续了很久，公元前2千年代初的奥库涅夫文化中就已经出现了随葬石人和墓地石人，其中随葬石人产生的时间可能要略早于墓地石人。草原通道上石人存在的下限则可晚至公元11世纪[30]。

关于草原通道上鹿石与石人的起源问题，至今尚不清楚。笔者认为，鹿石与石人很可能源自欧洲，因为欧洲早在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000—2500年），就出现了一些碑状石刻，主要集中在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以及南俄草原[31]。鹿石与石人在欧亚大陆北部的分布，正是东西文化传播的见证。

2．青铜器[32]与野兽纹

人们很早就注意到，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有人曾将这些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青铜器统称为“斯基泰艺术”。这种含糊的统称无疑是不正确的，因为许多青铜器在年代上都要早于斯基泰人；而且，这些青铜器也并非斯基泰人所独有。实际上，散布在辽阔的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在流行的时代、分布的区域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在中国北方，这类属于草原游牧文化的青铜器过去曾被称作“绥远青铜器”或“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现在被有些人称为“北方系青铜器”、“中国北方青铜器”或“中国北方青铜文化”[33]。

在公元前2千年代欧亚草原的青铜文化中，中国北方青铜器与南西伯利亚卡拉苏文化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主要器物有：青铜短剑，以铜柄与护手（格）铸为一体为特征，剑身与柄之间有凸齿；管銎战斧，此种战斧除了有较长的管銎外，还具有刃狭身厚的特点；青铜小刀，刀身与刀柄连铸，刀身与刀柄之间有舌状突，刀背呈弧形；铜锛，锛的后部有銎；弓形器，此种器物用途不明，有人认为它是系在腰上用来系挂马缰的，有人认为它是弓的辅助工具，也有人认为它是用在旗帜上的[34]；此外，还有带耳铜斧以及一些青铜饰物等。

欧亚草原上的青铜器，具有一些共同的游牧生活特征，如青铜器上多有环或钮，以便悬挂。从艺术上看，这些青铜器的纹饰也非常相似。例如青铜短剑及刀柄上往往饰有各种动物，这些动物一般双眼突出，两耳竖起，动感很强。在国外，欧亚草原上的这种动物纹饰被称作“野兽纹”，我国学者则称之为“动物纹”，因为在这些动物形象中，除了野兽外，还有家畜[35]。

上述这些具有共同特征的青铜器在草原通道上分布很广，从中国北方到黑海沿岸都有。特别是乌拉尔南部地区图尔宾诺文化中的塞伊马（Seijma）类型青铜器，与克拉苏文化青铜器及中国北方青铜器有不少相似之处。而且，有些类似的青铜器还出现在中国中原地区的殷墟文化中。这样，就产生了殷墟文化与草原通道青铜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

本世纪50年代，前苏联考古学家普遍认为，来自中国北方的移民带着青铜技术来到了米奴辛斯克盆地，并与当地的居民融合，创造出了克拉苏文化。但他们的这种观点在进入60年代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们认为是乌拉尔南部地区的塞伊马类型青铜器通过草原通道向东传播，最终影响了中国殷墟文化[36]。我们在不久前出版的一些著作中，还可以常常看到这类说法[37]。

那种认为塞伊马类型青铜器影响中国的观点，其基本前提是将塞伊马青铜器的时代定在公元前16-13世纪。现在看来，这个年代过早了。塞伊马青铜器实际上是与克拉苏文化并行发展的，有人将其年代定为公元前11-8世纪。所以，从年代学上看，塞伊马青铜器不可能影响中国的商文化。同样，中国商文化也不可能直接影响塞伊马青铜器，它们之间的文化联系只能是间接的。此外，克拉苏文化也不是由来自中国北方的居民创造的。人类学的研究表明，克拉苏文化居民不是大陆蒙古人种，而是中亚类型的欧罗巴人种，很可能说原始伊朗语[38]。因此，中国中原地区与南西伯利亚的米奴辛斯克盆地之间不可能有直接的往来。“如果说商周之际中国北方的某些部族确实有向北的迁徙活动，那末这一活动地域也只限于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地区” [39]。我们知道，在外贝加尔地区，考古学家曾发现了中国所特有的陶鬲[40]。

在中国北方地区，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直接接触融合。中原殷商文化通过中国北方青铜器而影响草原通道上的青铜器，草原通道上的青铜器也通过中国北方青铜器而影响殷商文化。而且，草原游牧文化中的许多青铜器最先出现在中国北方地区，然后分别传播到草原通道上的其它地方以及中原地区。例如，殷墟出土的青铜短剑、小刀、管銎战斧、弓形器以及一些饰物等显然来自北方青铜器。同样，北方青铜器也受到殷商青铜文化的影响，例如北方青铜器中铜斗的产生、啄戈结合体的出现，等等[41]。草原通道上广为流传的青铜器，实际上有着不同的起源地，有的产生于中国中原或北方地区，有的源自米奴辛斯克盆地或黑海北岸，还有的可能源于中亚甚至西亚[42]。在目前的条件下，要确定每一种青铜器的真正源头，要确定不同青铜文化互相影响的实际过程，还需要做大量的研究工作。

三

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使欧亚草原成了最早沟通东西方的一条通道。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在草原通道上生息，并通过草原通道往来迁徙。旧石器时代草原通道的基本特点是：1．整个草原通道本身特有的文化特征不明显，相反，草原通道上的文化大多与周邻地区相似。总的说来，“俄罗斯平原上的遗址，表现出明显的类似于欧洲旧石器晚期文化的特点；高加索及中亚的材料，显示了与中东的联系；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的材料则使人们得以追溯与日本、中国及新大陆文化序列之间的密切关系” [43]。就草原通道西端而言，与中亚的联系要超过与东欧的联系。2．草原通道是东西方诸多文化的交汇点。而且，蒙古与阿尔泰地区的考古资料表明，草原通道中来自西方（中亚与东欧）的文化因素要多于来自东亚的文化因素。3．东西方文化交流极其微弱。东西方文化汇聚到草原通道后，很少向草原通道以外的地区传播。具体地说，来自东亚的文化因素最远可能影响到西伯利亚南部地区；来自西方（中亚与东欧）的文化因素一般也传播到蒙古高原，只有极少数西方文化因素渗透到中国北方地区。例如，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一些第四种与第五种技术模式因素，就可能是通过草原通道传播而来的[44]。还有人认为，草原通道在人类抵达日本的过程中也曾起过一定的作用[45]。

从新石器到青铜时代，草原通道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整个草原通道具有明显的共同文化特征。随着游牧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草原通道逐渐成了一条独特的游牧经济带，介于游猎经济带与农业经济带之间。草原通道在地理条件与经济形态上的一致性，决定了它在文化形态上也具有强烈的共性。2．东西方文化通过草原通道进行比较频繁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东西方游牧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从中国北方到黑海沿岸广泛存在的共同文化因素就是这种交流的结果。其次是中原地区通过草原通道与西方进行的文化交流。公元前2千年代，中原地区与西方的文化联系可能已经远达乌拉尔南部地区，殷墟青铜器与塞伊马类型青铜器的一些共同之处就是这种联系的证明。另据报道，前苏联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院长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介绍说，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南的一些古墓中发现了中国丝绸的碎片，其年代约在公元前1700年到1500年之间[46]。如果这个报道无误的话，那么，这些丝绸应当是经草原通道输入到中亚地区的，因为此时绿洲之路尚未开通。总之，至迟在公元前2千年代，中国北方游牧地区与黑海沿岸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中国中原地区已经通过草原通道与欧洲的最东部发生了某种文化联系。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联系”，并不是直接的交往，而是间接的影响，即都是以诸多中间民族为媒介而进行的。

对于草原通道的研究目前还做得不多，许多问题尚不清楚。特别是由于草原通道横贯好几个国家，这就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多困难。本文只是根据已有的材料初步考察了草原通道在东西方交往中的作用，而要彻底弄清，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不同国家考古学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各个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

注释：

[1]周菁葆：《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总序，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起陆续出版。

[2]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研究，可参阅梁州：《十多年来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8期；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1999年第4期。

[3]本文根据我国学术界的习惯，将亚洲分为6个大区，即北亚、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和西南亚。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地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第693页。

[4]吴汝康：《对人类进化全过程的思索》，《人类学学报》1995年第4期；龚缨晏：《关于人类起源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1994年第2期；侯亚梅等：《东亚和早期人类第一次大迁徙浪潮》，《人类学学报》1998年第4期。

[5]戴尔俭：《旧大陆手斧与东方远古文化》，《人类学学报》1985年第3期；林圣龙：《中西方旧石器文化中的技术模式的比较》，《人类学学报》1996年第1期；王幼平：《中国早期原始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成因》，《国学研究》第三卷。

[6] [10]M. Shackley, Palaeolithic Archaerology in the Monglian People’s Republic , Proceedings of the Prehistoric Society , vol. 50, 1984, pp.23-34.

[7] A. P. Oklandnikov, The Paleolithic of Mongolia, Early Paleolithic in South and East Asia, edited by F, Ikawa-Smith, Mouton Publishers, 197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3页。

[9] D. Sinor, The Cambri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p.54-5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1] 《考古学参考资料》（1），1978年，第101页。

[12] [45]关矢晃：《近年来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考古学状况》，《华夏考古》1997年第4期。

[13] A. P. Okladnikov et al，Ulalinka, the Oldest Palaeolithic Sitein Siberi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23, No, 6, pp710-712, 1982.

[14] A. B. Dolitsky, Siberian Palaeolithic Archae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26, No．3，pp.361-378, 1985.

[15] S. A. Vasil’es, The Upper Palaeolithic of Northern Asia,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34, No, 1, pp.82-92, 1993.

[16] E. M. Shimkin, The Upper Palaeolithic in North-Central Eurasia, Viewx of the Past, Edtited by L. G. Freeman, pp.193-315, Mouton Publishers, 1978.

[17] 江上波夫：《关于旧石器时代的女神像》，《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

[1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77、701、704-706、712-720页。

[19]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339-401、494-495、533-534页。《世界上古史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7页。

[20] 安志敏：《试论中国的早期铜器》，《考古》1993年第12期；《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考古》1996年第12期；还可参阅孙淑云等：《甘肃早期铜器的发现与冶炼、制造技术的研究》，《文物》1997年第7期。

[21] 水涛：《新疆青铜时代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国学研究》第一卷；陈良伟：《试论北亚诸文化圈与晚古草原通道》，《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

[22] P. M. Dolukhanov, Upper Pleistocene and Holocene Cultures of the Russia Plainand Cultures of the Russia Plaina and Caucasua, Advances in World Archaeology, Edited by F. Wendorfetal, Vol. 1, Academic Press, 1982, pp.323-358; A. Sherrattetal,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pp.252-25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23]江上波夫：《新石器时代的东南蒙古》，见?口隆康主编：《日本考古学研究者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香港东方书店1990年版，第3-35页。

[24] 佟柱臣：《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游牧经济起源及其物质文化比较》，《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3期。

[25] 马克西缅科夫：《关于米奴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现状》，《考古学参考资料》（6），文物出版社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2-3页；D. Sino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pp.79-80.

[26]M. Gimbutas, The Pre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part I, pp.67, 84, 92, Published by the Peabody Museum, 1956.

[27] [31] [38] J. P. Malloryetal, 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p. 4, 544, 326,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28] M. Gimbutas, Bronze Age Cultur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p. 24-26, Mouton & Co, 1965.

[29]马克西缅科夫：《关于米奴辛斯克盆地青铜时代分期问题的现状》；《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15-16、23、248-249页。

[30]以上关于鹿石与石人的内容主要参见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王博：《新疆鹿石综述》，《考古学集刊》，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32]在公元前2千年代，代表欧亚草原游牧文化共同特征的青铜器主要是武器。进入公元前1千年代，又有青铜?等器物。由于本文所涉及的年代范围止于公元前2千年代，所以对其它器物不予讨论。关于青铜?的综合研究，可参阅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附章”。

[33]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上编），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渊源》，《考古学报》1988年第3期。

[34]秦建明：《商周“弓形器”为“?缌濉八怠罚?犊脊拧罚保梗梗的甑冢称凇

[35]乌恩：《中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36]吉谢列夫：《苏联境内青铜文化与中国商文化的关系》，《考古》1960年第2期；M. Gimbutas, Bronze Age Culture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pp.105-112.

[37]例如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4页；王治来：《中亚史纲》，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页；张广达等：《天涯若比邻》，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第13-14页；芦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39]乌恩：《中国北方青铜文化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研究》（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40]奥克拉德尼科夫：《贝加尔湖一带的新石器和青铜时代》，《北方文物》1996年第2期。乌恩：《朱开沟文化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1]林?V：《商文化青铜器与北方地区青铜器关系之再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一），文物出版社1987年。

[42] 卢连成：《草原丝绸之路-中国同域外青铜文化的交流》，见上官鸿南等主编：《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3] S. A. Vasil’ev The Upper Palaeolithic of Northern Asia，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34, No. 1, 1993.

[44]张森水：《小口子史前地点发现的石制品研究》，《人类学学报》1999年第2期。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7

关键词：东盟博览会；影响；广西文化；发展

文化是智慧与知识的统一，自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文化发展大繁荣的纲领提出后，我国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就。处于我国西南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在这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热潮中紧跟社会步伐，前进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寻求一条属于自己的文化发展道路。随着东盟博览会的多次成功举办，推动广西文化事业不断提升。山水文化是广西特色的代表，慕名而来的游客为广西文化做了有力的宣传，带动经济增长。此外，“广西北部湾地区的民俗文化多种多样，如客家文化、疍家文化、壮族文化，还有较为特色的民俗艺术，如龙州的天琴、东兴的独弦琴、花山壁画、北海的老杨公、耍花楼等。”[1]

一、广西文化发展的基础

1、探寻文化根源，传承经典文化

文化需要被发掘，领会其深厚底蕴，在广西这片土地上蕴含许多有待于我们追溯的文化根源。

例如，“铜鼓文化就是广西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在古代，铜鼓既是壮族的艺术珍品也被看做神器，”[2]69-70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纹饰，反映了当时壮族人民质朴勤劳的精神，及对自然的崇拜和好奇。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铜鼓文化淡出人们的视野，“只有在广西红水河流域的民族村寨还流传着铜鼓文化；但对于民族村外人来说，是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提出，才开始关注其文化研究价值与旅游价值，逐渐成为一种广西特有的品牌民族文化。” [2]69-70去年，广西南宁市五象新区“三馆三街”的建设工程中，三馆之一便是广西铜鼓博物馆，“该建筑共分为五层，建成后将肩负保护、展示、研究、收藏、传承铜鼓文化的重任，在现代设计理念与传统元素的有机结合下，便于人们了解和感受铜鼓文化，该博物馆也将成为铜鼓铸造技术研究与文化传承基地。”[3]

此外，“2011年12月广西传统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4]说明了人们开始意识到要重新探索和发扬传统文化，为文化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有助于加强文化知识的普及，加大传统文化宣传力度，增进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情感。

2.彰显文化魅力，搭建交流平台

文化需要被交流，保持其生命力，在广西这片地域上萌发许多潜在性的交流机遇。

“由中国和东盟10国经贸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部级的、国际性经贸交流盛会，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共享合作与发展机遇”为宗旨，以展览为中心，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活动，搭建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的平台。”[5]145-146

自首届东盟博览会成功举办起，广西在这股提倡合作与发展热潮的推动下，开始借用这个国际性舞台，尽显广西传统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拓宽交流范围，加强对外文化交流能力，树立起一个文化开放的新广西形象。“从2009年以来，广西先是增多了与台湾地区的交流次数，连续三年，广西主要领导亲自带团赴台，举办大规模综合性经贸文化交流活动并取得丰硕的成果。随着交流地域的不断扩大，在政府主导合作交流的同时，企业、民间也开始积极配合，特别是对于国家大型纪念活动也展开外交，从2008年到2010年，广西艺术团体参与中柬建交50周年、中马建交35周年、中越建交60周年等活动演出得到各方赞誉。”[6]

“为了丰富文化交流方式，政府部门制定了《广西与东盟文化合作行动计划》，建立“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培训中心”，“中国—东盟青少年培养基地文化艺术交流中心”，“中国—东盟文化产业（传媒）人才培养基地”；签署《中国广西电视台与老挝国家电视台电视节目交流协议》，广西日报传媒集团与越南广宁报社进行定期交流宣传报道信息。”[6]文化包含差异性与相似性，以辩证的思想看待文化交流，相信一个和谐统一的文化氛围一定会呈现于中国乃至世界。

3.重塑文化形象，创新文化格局

文化需要被创新，发现其动力十足的新鲜活力。

由著名导演张艺谋创作的《印象·刘三姐》大型山水实景演出，以歌仙刘三姐的美丽传说为背景，自2004年在桂林阳朔公演至今，收到良好效果，并被作为文化创意的范式得到广泛推广。它以漓江水域为舞台，12座山峰和广阔天空为背景，将刘三姐山歌与广西民族风情及漓江渔火与桂林山水完美结合。“此次表演还运用较多的现代科学技术，大规模的环境艺术灯光工程，视觉、烟雾工程，灯光、音响不仅保证其视听效果，而且采用隐蔽式的，做到真正回归自然；同时，还有王菲，齐秦的创作，为原生态文化增添几分现代感。”[7]21在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逐渐开展为《印象·刘三姐》项目，已成为广西特有的一个文化品牌向对外市场进军。另外，“参加演出的三分之二的演员都是附近渔民，他们白天劳作打渔，晚上演出，将该地区人们的生活场景最真实的反应出来，也促进当地人民的就业发展。”[8]184-191这种创新手段，让人们身临其境的感受到艺术上的震撼，将广西原有的“刘三姐“文化在具有知名人士的带动下，增强了广西文化软实力，达到强有力的宣传效果。在这一项目的实现过程中，不仅吸引外来有资历的相关演职人员，还有当地人民的积极配合，全面调动人们为发展广西文化，创新广西文化的积极性，改善广西已存在但并不成熟不新颖的文化发展模式，调节已逐渐和现代科技发展脱节的文化结构。

虽然文化发展得到重视，也具备较深厚的文化基础，而且有关发展的政策计划也相继出台，但看似一片欣欣向荣的外表下，仍然存在较多的缺点与不足。

二、广西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传统特色的民族文化流失严重

广西是多民族人口聚集地，因此孕育较多的民族文化；但在当今这样一个充满利益与诱惑的社会中，人们过分追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忽略文化素质本身，导致很多传统特色的民族文化被遗忘。

根据一项有关广西文化符号影响力的调查报告[9]35结果显示，本地区的人们对于其特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了解并不深入，特别是对该地区历史发展进程中涉及的相关文化知识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传统文化知识得不到充分宣传和普及，学校等教育机构也忽略文化情操的培养，因此，文化底蕴丰厚的优势没有发挥出来，彻底将传统文化埋藏。

2.固步自封，缺乏文化交流意识

“广西南临北部湾，面向东南亚，西南与越南毗邻，东邻粤、港、澳，北连华中，背靠大西南，是西南最便捷的出海航道，也是中国西部资源型经济与东南开放型经济的结合部，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10]3-6面对有利的地理位置，近几年来却只有政府部门作为唯一的参与者与外界进行文化交流，企业、民间并没有对外发展的意思，拓宽文化交流的环节薄弱。

文化发展交流意识的冷淡态度，导致人们忽视文化的重要性，从而投身其他行业乃至于其他地区，大量人才流失削弱了这种特殊文化的势力，以至于将该地区人们的思想封闭起来，吸收不到外来的新信息。

3、文化发展手段缺乏新意

虽然广西文化资源富饶，但如果对它置之不理，会使文化褪去原本生机。缺乏更新理念和内涵的意识，创造力和想象力没有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挥。由于目前的文化格局陈旧，导致文化发展速度滞后于社会发展。

一直以来，广西的山水文化在人们心中占有较大的一部分，但只依靠旅游手段来维持文化发展，这样的措施不仅显得单一敷衍，内容空洞，而且忽略了文化之间的有效结合，使文化吸引力大打折扣，削弱文化影响力度；同时，也影响繁荣文化后所带来的利益。

4、经济落后限制文化发展

广西经济实力薄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该地区的文化发展，禁锢当地人的思想，造成心胸和眼光的相对狭隘。另外，由于经济总量小，对文化投入不足，导致文化设备落后；政府也对文化事业投资较少，特别是公益性文化的投资，导致公益性文化的设备长期破烂不堪，得不到更新和维修。

缺乏经济基础，无法更好的为上层建筑服务，没有繁荣的经济作为驱动力，就谈不上精神层面的提高。

5、文化管理体制不健全

文化发展需要一套健全的文化管理体制，若在并不健全的体制的指挥下，一定也发挥不出文化的本质，可能还会引发文化体系的瘫痪。

当前处于文化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缺乏工作热情，管理体制没有全面和严格的管理规则和法律条文，文化管理措施与文化发展需求不对应；没有成型的理论作指导，实践工作中又不确切落实。文化管理部门与人民群众距离较大，甚至完全独立化，造成上面号召，下面无人响应；下面反应，上面无人解决的局面。有些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不符合实际的经济情况和人民意愿，缺乏可实施性。

6、交通能力不足限制对外联系

在东盟博览会影响下，广西开始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增加对外交流机会，但对外联系的通道建设相对滞后，该问题也影射到文化发展上面，阻碍文化进步道路。“（1）铁路集疏运系统能力严重不足。（2）公路对外运输通道不畅。（3）交通枢纽服务能力较低。”[10]241交通上造成的不便，使各地区文化交流的人们态度消极，吸引不到外来人才。还会将原本就处在偏远位置的广西彻底孤立化，发掘不出潜在文化及价值。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15年，广西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1000亿元，占全区GDP的比重达到5%，成为当地国民经济和现代服务业中新的支柱产业。”[11]鉴于这一目标的提出，考虑广西当前文化发展的状况，如何将该事业的发展系统化，合理化，创新化，走出一条本土特色与新型理论完美结合的文化发展之路，仍是一个可待考究和探索的课题。

三、广西文化发展的路径

“在第七届东盟博览会上，作为骆越文化遗产的龙州天琴成为该届博览会国家政要和贵宾的指定礼品，天琴不仅是壮族最古老的乐器之一，而且还被人们看作祛灾祈福，保佑平安，吉祥快乐的象征。”[12]经过精心加工后的龙州天琴的琴身设计上融合了广西民族特色文化的多种元素，配上悦耳柔和的音色，不仅是中国向海外友人表达友谊的礼品，也在不经意间对中国文化起到推广和宣传作用。总书记曾指出：“一个没有文化底蕴的民族，一个不能不断文化创新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起来的，也是很难立足于世界之林的”。所以，文化发展是要在发现与继承、沟通与吸引、创造与尝试的不断反复中延续和永恒。

只有先在传统文化上标注它的古老价值，将它转化为吸引外界市场关注的一种手段；开发和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推动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双重建设。在对经典文化的感受与发扬中，增进广西人民的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高该地区全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精神保证。相信在科学技术发达，网络信息主宰传播媒介的时代里，人们会以最快的速度重拾回被遗弃的传统文化，传递文化中承载的民族精神。

同时，文化发展是要在原有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东盟博览会为契机，在这个国际流平台上面对百花齐放，比比皆是的文化类型，要真正的在思维交汇中，引进先进的、新鲜的知识来提升文化整体的活力；并在比较中摒弃落后的、俗套的文化，达到文化的动态平衡，使文化在稳定中发展，增强广西地区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这也是文化交流与沟通的目的。

另外，巧妙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改变单调的文化发展渠道，活跃沉闷的文化发展格局。将科学技术作为引领文化发展方向的新航标，是为了与科技改变生活的情境相结合，也是对利用科学理论来指导创新实践这一方式的肯定。英国哲学家波普尔虽不赞同将科学技术仅作为一种生活工具，但他也没有否认科学技术对生活的实用价值，特别是在创新这一方面。“从他开始，科学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潜藏着一个趋势文化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波普尔的哲学包含了丰富的科学文化哲学思想。”[13]101因此，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将科学技术融入文化发展中，这一举措本身就是一个创新。

文化的产生来源于人民，所以要回归到人民中去，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和角度出发，大力培养优秀人才，完善文化教育机构，紧紧围绕传承文化，交流文化，创新文化的主体，联系时代动态，提高文化建设水平，以现代科技为推动力，发展广西文化。

在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下，落实国家长期贯彻的科学发展观，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广西的综合实力一定会迈向新阶段。有利于各省市之间的合理竞争和相互扶持，有利于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间竞争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蒋锦璐.“北部湾文化发展驶向‘快车道’规划几个重点的项目”[R]，广西新闻网，2010年5月.

[2]高艳玲.“对广西铜鼓文化的开发式保护思考”[J]，《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12月第20卷第6期，第69-70页.

[3]徐庆成、文彩云.“广西规划馆建成启用，记者揭开‘三馆三街’神秘面纱”[R]，广西新闻网，2011年11月.

[4] 林雪娜.“广西传统文化研究会成立”[R]，人民网，2011年12月.

[5]古小松.《中国-东盟知识读本》[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145-146页，2004年12月.

[6]林雪娜.“‘各显神通’辟航道‘文化之舟’向大洋-广西文化发展巡礼5”[R]，广西新华书网，201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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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兰世秋、胡勇、黄光红：《最新经典旅游创意案例集》[M]，重庆大学出版社，第184-191页，2004年.

[9]黄伟林、张俊显、彭鹏、唐迎新、李逊.“广西文化符号影响力调查报告”[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5页，2012年8月第48卷第4期.

[10]胡宝清.《广西地理》[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6页，2011年10月.

[11]张莺.“广西提千亿文化产业发展目标成为新支柱产业”[R]，新华网，2011年2月.

[12]程群.“骆越文化遗产天琴成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贵宾礼品”[R]，新华网，2010年10月.

[13]洪晓楠.《科学文化哲学研究》[M]，上海文化出版社，第101页，2005年4月.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特点篇8

一、舞蹈演出：中国―东盟文化艺术交流的最佳舞台

东盟十国大多数是多民族国家，许多民族与我国广西的少数民族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甚至是同本同根。不同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反映各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这些文化艺术是相融相通的。特别是通过舞蹈演出，实现了不同民族艺术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了东盟十国与中国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

1.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博览会的舞蹈演出

每年一度的中国―东盟博览会的召开，文化艺术的交流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广西艺术学院在面向东南亚方面，为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文化艺术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2006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和风情东南亚晚会，广西艺术学院舞蹈系以及附属艺术学校舞蹈专业的学生全部参加了民歌节开幕式和风情东南亚晚会的舞蹈表演，成为整台晚会舞蹈的主要力量之一。同时，广西艺术学院的青年老师进入了编导主创班子担任执行导演，编创了大量有特色、亮点多的东南亚国家的民族舞蹈，取得很好的成果。这说明我们与东南亚民族舞蹈的交融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1999年开始，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绿城歌台”已经成功举办了10余年，这种“让歌舞艺术深入到群众中去”的广场文化活动形式，不仅增强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更彰显了民歌艺术节的大众性和互动性。柬埔寨的椰子舞、印尼的爪哇舞蹈、老挝的下寮沙湾拿吉民歌、马来西亚的南洋舞蹈、菲律宾的情歌、泰国的宫廷舞、越南的独弦琴以及新加坡的华人、马来族人和印度族人共同表演的歌舞……东南亚各国的歌舞各具特色，艺术家惟妙惟肖的表演博得了现场观众阵阵欢呼和掌声。在以民族特色为基础，结合观赏性和娱乐性的“绿城歌台”上，国内外艺术家尽情地展现着各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风情。

2.为促进旅游合作的舞蹈演出

2007年5月，广西艺术学院舞蹈学院（当时的舞蹈系）参加 “走进东盟――广西旅游国际大篷车”旅游宣传促销活动。他们克服水土不服、饮食不适等诸多困难，凭借不懈的努力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出色地完成了多项演出任务，为广西代表团旅游宣传促销活动的圆满成功做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同学们积极与各国艺术家进行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参观了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风景名胜，亲身体验了各国浓厚的艺术氛围，开拓了视野，积累了素材，提高了艺术鉴赏能力。

2008年4月25日至28日，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舞蹈艺术团随自治区旅游局代表团参加了越南“2008下龙国际旅游节”。在26日开幕式上，舞蹈艺术团代表中国为来自老挝、柬埔寨、韩国等驻越南使节以及越南全国各地的政府和文化官员表演了欢快热烈的我国新疆舞蹈《掀起你的盖头来》。在当天晚上举行的“下龙之夜”文艺晚会上，舞蹈艺术团表演的《歌飘山水间》《盘歌》《千手观音》和《当代节奏》可以说是整个晚会的最大亮点，引起轰动。越南国家电视台对整台晚会做了现场直播，艺术学校舞蹈艺术团成为越南新闻报道出镜率最高的舞蹈艺术团。

2009年4月23日至26日，广西艺术学院师生一行19人随自治区旅游局组织的代表团一起，应邀参加了越南广宁省下龙市举办的2009年下龙湾旅游节暨下龙湾第三届嘉年华活动，在活动的开、闭幕式演出中担任嘉宾表演。在25日下午举行的主题为“下龙湾奇观――相约之地”的旅游节开幕式演出中，广西艺术学院表演的大型歌舞节目《大地飞歌》，为旅游节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气氛。在下龙的Bai Chay码头的海上舞台上举办的“闪亮的奇观之夜”旅游节闭幕式大型演出中，广西艺术学院师生用甜美的歌声和优美的舞姿，向越南观众和各国游客展示了中国的深厚文化和艺术魅力，也传递了广西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表现了广西人民的热情好客。师生们专业的演唱和舞蹈表演，博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声，学院的舞蹈教育水平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3.为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舞蹈演出

2008年3月，应新加坡维多利亚舞蹈学院邀请，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广西民族舞蹈艺术团参加新加坡第12届华族文化艺术节文艺演出活动。该活动两年举办一届，每一届都会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院校、专业歌舞艺术团体以及世界著名艺术家前来参加，使得新加坡成为一个世界艺术交流的大舞台。在演出期间，我国的演职人员以精湛的技艺给新加坡人民带来了美轮美奂、无与伦比的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盛宴，其中舞蹈《埋伏》《壮族大歌》《歌飘山水间》《千手观音》《追潮》以及歌声、琴声打动了出席晚会的每一位新加坡的观众，他们异口同声地称赞：“这是近年来我们看到的最精彩的舞蹈、音乐晚会！”

二、舞蹈教育：培养中国―东盟舞蹈人才的有效途径

舞蹈教育的核心目的是人才培养。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舞蹈院校的交流与合作，相互学习各国间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作品创作的经验和基本做法，提高舞蹈教育教学质量，传承创新舞蹈文化，共同促进中国与东盟舞蹈教育的良好发展，广西艺术学院与东盟各国在舞蹈人才的培养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1.发挥优势，为东盟国家培养舞蹈人才

2008年2月19日，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应越南国立舞蹈学校和越南胡志明市莲花歌舞团邀请，前往越南进行文化交流及有关越南留学生的招生工作。在越南国立舞蹈学校，双方认为，自2007年签署协议以后，双方的互访、教学交流、演出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越南国立舞蹈学校发出邀请，希望在当年邀请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的舞蹈教师前往该校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教学活动。在胡志明市莲花歌舞团，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的9个越南留学生成功地汇报演出在中国学习的成果，并用中国话向自己的国家汇报了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情况，在场的越南官员和家长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感叹这些学生学习时间这么短进步这么快，学校付出了很多。

2008年3月7日下午，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广西民族舞蹈艺术团青年教师邬伟以及两名优秀舞蹈演员，应邀到新加坡华族学校给学生教授中国民族舞蹈。课堂气氛活跃，师生配合融洽，得到新加坡学生的喜爱。学生在学习中更加了解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民族舞蹈的风格特征。课后，新加坡的学生用热情的言语表达出对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的兴趣与热爱，许多学生不肯离去，都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更多的中国舞蹈，希望能够再一次亲身感受到中国民族舞蹈的魅力。

2008年7月12日，广西艺术学院与越南国家歌舞剧院进行了友好会谈，并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广西艺术学院拥有一批优秀的教师和学子，也有培养培育艺术人才的良好氛围，致力于创造让每个人都能有良好发展空间的氛围，双方的合作既可以促进双方的发展，也可以增进友谊。越南国家歌舞剧院是越南最大的艺术团体，剧院集中了越南最优秀的演员和艺术家。越南国家歌舞剧院演员到广西艺术学院进修学习，将更好地促进中越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对提高广西艺术学院的国际影响有着积极的意义。

根据越南高等舞蹈学校与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的合作交流协议，2008年8月，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派出刘佳钰、路明两位老师前往该校进行一个月时间的教学，主要为该校毕业班学生与青年讲师教授中国古典舞技术技巧和中国舞蹈作品。两位老师克服了气候、饮食、语言等种种困难，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2.走出去，向东盟国家学习舞蹈

2008年8月23日，应越南国家歌舞剧院、越南高等舞蹈学校的邀请，广西艺术学院访越艺术交流代表团开始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考察学习越南的民族艺术文化，同时，也对此前在广西艺术学院进修的越南国家歌舞剧院演员学习成果进行检阅，两院还签署了合作意向书，掀开了中越艺术交流新的一页。

3.举办教育成果展演，检验教学成果

由文化部教育科技司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主办，广西艺术学院附中、广西艺术学校协办的首届中国―东盟“红铜鼓”艺术教育成果展演，于2008年10月29至30日在南宁剧场内隆重上演。本届展演以“交流合作，互利共赢”为主题，参展节目大都在国内外获过奖，是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优秀艺术教学成果。参展的作品既有彰显时代特点的创作节目，也有经典节目，内容高雅，格调清新，充分反映了当今各国艺术职业教育院校的办学方向和追求；应邀参展的学校更是通过展示近年各自创作的节目或改编的传统剧目片断，从而宣传和展示了各自学校的教学实力和教学水平。

三、舞蹈交流：架起中国―东盟友谊的重要桥梁

中国广西与东南亚各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历史，如广西壮族、瑶族的“师公”祭祀礼仪舞蹈，在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的民间舞蹈中都可以找到某些相似的舞蹈律动。由于地理与文化上的便捷，广西的各民族歌舞团体与东南亚各国的各民族歌舞团体，经常举办舞蹈交流活动，增进了中国与东盟各国文化交流和传统友谊。

1.参加 “中国―东盟舞蹈论坛”

2006年10月31日上午，参加第二届“中国―东盟舞蹈论坛”的中国及东盟各国最具影响的舞蹈专家、艺术教育家、文艺工作者及东盟秘书处的代表和文化部门官员莅临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观看舞蹈汇报演出。演出以民间舞、基训课和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获奖的优秀剧目向嘉宾们展示了学生稳健的基本功和灵巧的舞蹈技艺，其娴熟的翻转动作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壮族群舞《走在山水间》、男子群舞《追潮》、著名剧目《壮族大歌》生动演绎出壮族人民积极乐观、不屈不挠、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越南女子群舞《美丽的越南》牵动了越南客人宾至如归之感。各舞蹈节目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出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同时融入了现代元素，展现出舞蹈艺术的蓬勃生机和发展潜力。演出推动了舞蹈论坛嘉宾们对弘扬传统民族舞蹈文化的进一步思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的舞蹈艺术交流。

2.通过舞蹈艺术的交流，传播中国文化

2008年3月10日，广西艺术学院附属中等艺术学校组成的中国广西民族舞蹈艺术团应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邀请，参加新加坡第12届华族文化艺术节，与南洋艺术学院师生进行了精彩的舞蹈艺术文化交流，双方在交流活动中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为以后两校的舞蹈艺术发展合作达成共识，为两校今后的艺术发展与交流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广西民族舞蹈艺术团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节目，既有传统的中国古典舞蹈《埋伏》《千手观音》，也有广西民族风情浓郁的舞蹈《藤缠树》《歌飘山水间》，还有以现代手法演绎的民族舞蹈《壮族大歌》。这次艺术节不仅使中新两国的舞蹈艺术家联系到了一起，也将中国的文化艺术与世界联系到了一起。新加坡维多利亚舞蹈学院院长赵柏钧先生深情地说：“中国广西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山美、水美、人更美。欢迎广西艺术学院民族艺术团再一次到新加坡演出以及做客。”

3.举行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

2009中国―东盟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于2009年7月9日至15日在马来西亚的旅游文化城市槟城举行。此次活动意义深远，包括广西舞蹈家协会在内的各地舞蹈家协会与各舞蹈教学单位通力合作，以“展舞蹈技艺、促世代友好”为主题，进一步增进中国与东盟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交流，以舞蹈为纽带，增进青少年之间的友好情谊。青少年是最具朝气、创造性和生命力的社会群体，代表着希望与未来，2009中国―东盟青少年舞蹈交流展演，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东盟文化品牌的含金量，为各国舞蹈爱好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同时深入挖掘舞蹈艺术文化内涵，增进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友好情谊。

作者单位：广西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