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的认识范文

时间:2023-09-25 18:06:55

东西方文化的认识

东西方文化的认识篇1

关键词: 东方主义 文化霸权 包容和理解

萨义德的《东方学》①翻译到中国后,对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学者对东方学或东方主义的关注。从历史上看,很早以前就有对东方的评说,在西方,对东方的研究也由来已久。而东方学、东方主义也随着历史而不断发展,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大。

最早对东方的记载出自哪里不得而知。但从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The Persians)中就可以看到古希腊人对东方的印象,可以说在当时“东方就由一个非常遥远而且经常充满凶险的他者被转化为人们相对熟悉的形象”。[1]P28在剧中,即使由一个非东方人来代表东方,观众也并不关心对东方的表述是否正确而只关心舞台的布景、文本的修辞。也就是说,如果东方无法表述自己,那么就由西方来承担这个责任。

大部分西方人对东方的感知都是来自别人的文本,所以说“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1]绪论P1《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有着数不尽的黄金、珠宝)的描述使得许多人对东方充满了幻想。但同时,“无法理解的”、“野蛮的”、“专制的”、“色情的”等这样的描述被加在东方人的头上,似乎这是东方人固有的、本质的。魏特夫以《东方专制主义》这样一个表述来命名他的书,或多或少说明,在他的眼里,东方就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

《罗兰之歌》是欧洲11世纪的作品。其对穆斯林的描绘就带着一些东方主义色彩。“他们抱怨他们的天神,特瓦冈、和阿波连,他们都不相信”。[2]第一九四章,P137这里的“他们”是指穆斯林,而西方人显然认为伊斯兰教同基督教一样是三位一体的。在同穆斯林的战斗中,基督徒牺牲不少,他们死后“将同圣洁的殉道者在一起……在天堂将有一席之地”。[2]第八十九章,P60而穆斯林们自然无法升入天堂。在战败于查理王后,马西理王受伤,伊斯兰教徒们“跑到阿波连的神堂那里,他们骂着神像,将它污辱嘲戏:‘唉,你这恶神,为什么叫我们丢脸?为什么让我们的国王遭到这样凶险?我们好好信奉你,你却不给我们恩典。’他们就拿掉神像的冠冕和节杖,用手把它挂在一根柱子上,把它放在地上,用脚践踏,把它敲碎,用大力击打。他们从特瓦冈神像上拿掉宝饰,又把神像丢在阴沟里,让猪和狗啃它,玷污它身体”。[2]第一八七章,P131这又似乎是基督教徒们的胜利,穆斯林们不再相信他们的神,他们早晚会归顺基督。

在但丁的《神曲》中,穆斯林们也没有什么好下场,的整个身体被劈开,而阿里也这样被劈开了。[3]P222-223

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从某种方面来说也带有部分的东方主义,巴霍芬认为:“这部史诗是以诗的形式表现‘精神上征服东方’的最优秀作品。”[4]P227狄多指责情人埃涅阿斯背信弃义,她的指责可以说是建立在亚洲人的传统权利基础上的,而埃涅阿斯则代表了一种新的见解,即将要传入罗马的文明的进步。奥托・基弗认为史诗真正的寓意是“玄虚的命运使垂死的东方在西方得到新生。罗马创建于亚洲,最后征服了亚洲”。[4]P228

东方就这样次于西方,而“西方文明成为了一种标准,以之来衡量东方诸文化和文明。……东方成为所有非西方之物,以及西方现实欲望对象的标志”。[5]P66

到了近现代,东方主义的传播和表达更是突破了传统纸质物品、电影、游戏等多媒体方式加入其中。除了小说中那些对东方不太确切的描绘之外,在电影中也时常充斥着误解。我们很容易发现,在一些西方电影,特别是好莱坞电影中,、反面人物、小丑式的角色一般都是东方人的形象,还有穆斯林、阿拉伯人、日本人、韩国人、印第安人,偶尔也会有中国人。由此看来,似乎东方人身来就是邪恶的、暴力的或者是无知的。

《蝴蝶夫人》这出戏剧在西方广为流传。其故事中也依稀能看到东方主义的痕迹。西方人认为女主人公的死是美的牺牲。但正如电影《蝴蝶君》中宋丽玲说的,如果角色转化一下:金发碧眼的西方姑娘爱上了矮小的日本人,最后因为日本丈夫离开她而自杀的话。这样的结局西方人还会觉得美吗?“女性通常是男性权力幻想的产物。她们代表着无休无止的欲望,她们或多或少是愚蠢的,最重要的是,她们甘愿牺牲”。[1]P264特别对西方人而言,东方的女性就是顺从的,甘愿牺牲的。或者说,东方较之于西方就是一个女性的形象。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西方用一种自认为正确的权力话语和思维方式来表达中国呢?个人觉得,一是一种霸权观念,二是一种文化包容度不够。

霸权并不仅仅通过政治而得到表现,文化和意识观念亦体现霸权。西方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1]P10葛兰西②曾对民众社会和政治社会作过区分:民众社会是由资源自愿的联合体组成,而政治社会则是由国家机器组成。通常文化是在民众社会中运作的。葛兰西认为:“在任何非集权的社会,某些文化形式都可能获得支配另一些文化形式的权力。”[1]P9而他把这种起着支配作用的文化形式称为“文化霸权”。“东方主义不是源自东方经验的产物。它是一种先在的西方思想的虚构,是对东方的夸张,并将之强加于东方”。[6]P14正是这种霸权使得对东方的想象多少建立在高高在上的西方意识中,使得西方对东方作出了一个不正确甚至是扭曲的理解。即使是深入东方的西方人的描绘,在一般西方人眼里也会由于他们固有的霸权意识而得到曲解。来到中国多年的马可・波罗惊叹于中国乃至东方的繁荣,在他的游记中记录了他对中国、东方的理解认识。但其中有不实之处,也有马可・波罗自己心中固有的东方的影子。可以说,西方对东方的理解不是“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想象,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含”。[1]P9古希腊人、罗马人将东方人称为蛮族,以东方的专制反衬西方的民主。虔诚的基督徒可以得到上帝的宠爱,而东方的穆斯林则被无情地称为异教徒。西方通过他们的“知识体系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7]P16几百年的积淀让东方在西方脑海中的印象根深蒂固。

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东方与西方的分界线可以说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明晰了。但从古至今,虽然东西方试图想要了解对方,但双方一直都没有很好地做到。即使是做,也是为了能够凌驾于对方,或者说是很好地支配对方,而并不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了解对方,或者说出于主动和自愿。纵然有一两位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双方的文化差异且尽其所能地包容,也无法改变整个东西方对彼此的认识。很显然,双方的文化包容度都不够。《菊与刀》对日本较为正确的分析使得美国在战后初期对日本取得了良好的支配。但没有真正认识日本的美国最终还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不得不放弃在日本的部分权利。

东方与西方在第一次碰面时就无法避免地产生了激烈的冲突。用萨义德的话来说就是西方人在与东方接触时一种几乎是恒在的冲突感。[1]P257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政治制度、地理环境、文化等诸多原因,东西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是不能协调的,关键在于双方对彼此文化的认同度不足,缺乏对彼此的文化包容或者说是缺乏理解。当然,我们不能把矛头单单指向西方。换位思考一下,在我们生活的东方,实际上或多或少也存在着一种“西方主义”。就东方人而言,对西方的认识理解也不够全面细致,误解也较深,许多东方人也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西方是无知的、渺小的,西方是蛮荒的、无礼的,西方充斥着色情、犯罪、暴力,亦或者片面地认为只要是西方,就一定是富足的、发达的、自由平等的,等等。甚至单单就东方人之间,不同的文化也没能很好地互相尊重和理解。

所以,反思“东方主义”,它所引出的思考和问题不在少数,在文化上也并不仅限于东西方两个区域的文化差异,而且存在于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各种文化、各个民族对他者的包容和理解的程度。“文化本身无所谓孰优孰劣。……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不可比拟的价值”。[8]P128东西方之间、各种文化之间、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都有自己先进和不足的方面,彼此都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彼此都应该好好地思考、感知和了解对方的文化。这也正验证了孔夫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观点。可以说,“变迁与连续、曲解与偏见、以及重新使用和再次阐述必须被视为所有民族文化敏锐的重要部分”。[6]P189

现如今,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也越发频繁,人类正朝着一个共同的发展目标而努力。希望除了经济方面的多元合作之外,我们能够早些看到西方与东方,甚至是各种文化与各个民族之间互相尊重和互相理解的多元未来,而不是“继续生活在冲突、不信任、诋毁与边缘化的世界里”。[6]P189

注释:

①三联版汉译本(王宇根译)将Orientalism译为《东方学》,不同于国内学界习惯上使用的“东方主义”。萨义德认为:Orientalism有研究学科、思维方式和权力话语这三重含义。一般用“东方主义”来指一种思维方式或一种权力话语,而“东方学”指一门研究学科。本文主要就“东方主义”阐发观点。

②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意大利理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参考文献:

[1][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7.

[2]罗兰之歌――特利斯当与伊瑟列那狐的故事[M].杨宪益,罗新璋译.上海:上海文学出版社,2000.

[3]但丁著.田德望译.神曲・地狱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4][德]奥托・基弗著.姜瑞璋译.古罗马风化史[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

[5]Silvia Federici. Enduring Western Civilisation[M]. Wesport, Connecticut: Praeger , 1995.

[6][英]齐亚乌丁・萨达尔著.马雪峰,苏敏译.东方主义[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7]周宁.东方主义:理论与论争[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15-21.

东西方文化的认识篇2

[关键词] 西方中心主义 历史进程 世界历史 普遍性 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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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省批判是很早的,二战后这种反思性研究全面展开,表现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技术文明与文化霸权,审视近代西方历史文化观念,对人生社会与日常生活的关注,重新认识东方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批评工具理性与种族主义,提倡走出希腊中心主义,等等。为此出版了一大批关于这一方面的论著。在国内,对西方文化的分析批判,从章太炎、严复、梁启超的时代即以开始。1906年章太炎提出“俱分进化论”,认为事物进化中,矛盾双方同时并进,共同发展,“善亦进化,恶亦进化”。①20年代梁启超对于用西方的进步观念认识历史也做了深刻的反省,②60年代周谷诚对于一些世界史体系中西方中心思想提出了种种驳难。③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潮的再次涌人,国内学者对于国外提出的文化霸权、东方主义、西方话语、知识权力、后殖民等等有关于西方中心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多,甚至开始谈论中国学术本土化等问题。最近几年这种讨论愈益增多。但是略一检讨即可看出,这些讨论都是研究某一问题涉及到西方中心理念时从而加以辩驳的,非是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专门研究,尤其是对于它之历史的形成过程,更是缺少系统的讨论。深刻地反省西方中心主义,认识其实质及其对于现代世界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现在各种世界史体系的影响,首先需要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形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没有这种认识与澄清,谈论西方中心主义的各种影响难免支离破碎,甚至跳不出西方中心的圈子,学术界许多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者,常常又被另一些批评者指为没有超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巢臼,就与此密切相关。基于此,笔者不揣冒昧,对此试做一简要考察,以期引起学人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① 章太炎:《俱分进化论》,《革故鼎新的哲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及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③ 周谷城:《周谷城史学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一、西方中心主义及其出现的历史背景

西方中心主义,有人认为在16世纪法国人波丹那里已经出现,波丹在四大帝国的历史择指数分期之外又提出了新的历史分期观点,其中不无西方中心论的印痕;①“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家格林布拉特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也看出了“一种欧洲文化优越感”。②更有甚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提出的“亚细亚人比欧罗巴人更具奴隶性,他们忍受专制统治而无怨愤”,已经有了西方中心与优越的萌芽。还有人认为,18世纪的中国与印度在欧洲人的心目中还是富足与先进的代表,只是到了下一个世纪,欧洲中心主义才表现为西方具有普遍性的意识。③

可以看出,西方中心主义始于何时,人们的意见并不是一致的。是不是西方人对于别的民族存有偏见或持批评态度都是西方中心论的呢?在我看来,人们总是从其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角度出发,审视别的民族、别的文化的,这是历史以民族社会为主体的时代的必然现象。我们不能把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批评全都看成是西方中心论。当从自己的文化价值出发,又以普遍的名义说出时,这就具有了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了。进一步说,西方中心主义是一个定义问题,即什么样的认识理路才可以说是西方中心论的,对此,人们似乎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界定,虽然有着各式各样的说法和众多心照不宣的认识。我认为把以下几个方面看作是西方中心思路的基本特征是有益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

(一)把西方或欧洲各个不同时期的思想观念与历史发展看作是正常的演变,即具有普遍性的历史进程。“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这句话最能体现这一点,用阿布戴尔一马里克的话说,就是西方“把自己各个不同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作为所有可能存在的社会的意识形态。”④

(二)西方中心主义是通过对于世界与东方的认识与评价中体现出来的,其中存在着明显的欧洲优越的价值取向,把西方的价值观念看成是世界共同的观念,西方的取向即世界各民族共同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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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张广勇为《全球通史》写作的中译本导言就持这种观点,参见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② 转引自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7页。

③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2页。关于普遍性问题,笔者另有讨论,参见拙作《人文主义与世界和平问题》,《江淮论坛》2002年第2期。

④ 阿布戴尔-马里克:《文明与社会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三)强调用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进步、发展、统一性等观念看待世界与东方,用李约瑟的一句话说,“欧洲中心主义的根本错误是那样一种心照不宣的假设,即事实上在文艺复兴的欧洲才扎下根来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是普遍的——随之而来的则是,凡是欧洲的就同样是普遍的。”①

由以上三个方面来看西方中心主义的出现与形成,我们大体可以将之定位于18世纪,在这之前还没有明显的迹象。中世纪时代,欧洲与伊斯兰世界一直处于敌对状态,《马可波罗游记》对于东方中国的描述激起了西方对于东方的梦想,引出了新航路探险的热潮。15世纪末,葡萄牙人才初次到达印度。传教士与殖民者将有关东方的各种信息带到西方,尤其是传教士的著述、翻译与信函往来,带来了关于东方的较为确实一些的资料。因此西方对于东方中国、印度直接的接触与认识,是从16世纪开始的。16、17世纪西方对于东方的中国有着强烈的兴趣,1585年西班牙人门多萨写作的《大史》,15年间以七种语言出版了46个版本,而且这七种语言都是欧洲主要的语种。据统计,1552—1687年间,传教士们总共有69种中国学著作出版,这比关于南亚、东南亚以及亚州群岛的著作都多得多。②史景迁教授甚至说:“我相信日本、印度、中东都没有如此强烈地吸引过西方,你可以说它们对西方也产生了影响,但中国四百年来对西方所具有的却是一种复杂的魅力”,“西方被中国迷住了”。③这一时期,传教士对于中国的宣传“好”的一面是主要的,这是当时欧洲所需要的,也是传教士为得到教会与公众的支持有时故意这么做的,金尼阁将利玛窦的手稿中对于中国的批评删除后再出版就是例子。这一时期欧洲对于东方的认识还处在初步的了解阶段,明显的表现是受到传教士的影响,从宗教角度比较中西。如伯郎士、帕斯卡尔、培尔等人,只是在中国的天、理与西方的上帝之间比较异同。这些认识犹如上帝一样的模糊,便是批评也是十分地肤浅与狭隘,西方社会思想界此时对于中国的认识,大体上还处于“异国情调”的范围,那里是冒险家的乐园,中国对于西方还是一个“异己”的形象,“东方是一种谋生的手段”。用佛家的一个词来说,西方对于东方还处于“格义”的阶段,除到过东方的传教士之外,深刻的认识是不存在的。史景迁认为16世纪末(中国明朝万历20年前后)中西方在相互认识前夕出现的许多著作有着惊人的相似。以后中国经历了明、清王朝的替代,西方进行了三十年战争,彼此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之后开始分道扬镳,“中西文化类同(equiva- lence)”也就结束了。④这以后的几十年间,欧洲出现了笛卡尔、牛顿、霍布斯、莱布尼茨、哈维、弥尔顿、拉辛等等一大批奠定欧洲近代科学、思想与文化精神的人物,开始用一种新的观念来审视世界与东方。1687年,《孔夫子:中国哲学家》出版,在欧洲知识界产生广泛影响,一些人开始阅读中国经典著作,他们发现无法将中国纳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中国的历史比《圣经》编年史要长,进而中国的思想文化也与西方不同,自成一格。当时的基督徒们企图加以调和,他们把中国历史记载的洪水与《圣经》中描述的洪水结合起来,甚至把东方说成是诺亚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到过的地方。这种牵强附会很快遭受崇尚科学与理性精神的启蒙哲人的批判与拒斥。18世纪,耶稣会教士在各个国家纷纷遭禁,就是这种形势发展的结果。面对与自己思想极不相同的东方的文化观念,要么接受将之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要么拒斥,将之推向否定方面。欧洲的近代精神已不能接受东方中国的过于相异的文化传统。在这种情况下,雄心勃勃、对外开拓殖民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欧洲开始用他们所谓的理性否定东方,宣扬欧洲的进步与文明,西欧中心思路在思想家与政论家的言语著述中开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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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布戴尔-马里克:《文明与社会理论》,第114页。

②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页;另拉克和范克利《亚洲在欧洲形成中的作用》一书中的统计数也与之大致相近,参见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第35页。

③ 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④ 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第29—31页。

二、18世纪西欧中心论的初步形成

18世纪的欧洲被称为“启蒙时代”,民族君主国逐渐过渡到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其对于东方的态度、视角与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表现出了民族性的特点。英国17世纪中叶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到18世纪,它的政治上的民主,经济上的强大,海上霸权的建立,使得这个最先开始工业化的国家更重视商业贸易与经济的发展,这在他们对待东方的态度上也能反映出来。18世纪英国的知识界,除了利用中国(事实加想象)来批判英国社会文化等文学现象外,社会与思想界对中国多从商业贸易即经济的角度去理解与认识,这样便走上了否定中国之路。1719—1720年,笛福出版了《鲁滨逊漂流记》与《鲁宾逊思想录》,作者在后一书中对中国极尽讽刺诬蔑之能事,充分表现了他作为文学家的天才。他认为中国的一切都不值得他记述,也不值得后人一读,“他们愚蠢无知之极”,说长城若碰到英国陆军手里,10天便可以攻破。中国人的贫穷愚陋让他作呕,甚至说“我竟以为最蒙昧的野人,也比他们略胜一筹”。在《魔鬼的政治史》中,笛福把对中国进行赞美的耶稣会教士,全都看成“魔鬼的同伙”,“中国的魔鬼”是他书中的主题。1742年出版的《休谟论文集》,也说中国人不会做生意,科学上只取得缓慢的进展。另一部出版于1748年影响更为广泛的著作是殖民军官乔治·安森的《世界旅行记》,他的同胞说他“甚至比笛福更加敌视中国”。①他说中国人生活简直混乱不堪,中国文字是一种蒙骗,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如此等等。因为他曾经到过中国,他的流言影响更大,他的著作为欧洲各大图书馆收藏。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国富论》,书中讲到中国的地方很多,他使用了许许多多诸如“停滞不前”、“陈陈相因”的句子描绘东方与中国社会。他认为中国很久以来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5个世纪没有变化,“他们的食物少得可怜,因此非常渴望打捞出一些从欧洲来的轮船上倾倒下来的最肮脏的垃圾”。类似的描述在书中非常之多。弗兰克因为斯密在书中说过“中国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有”的话,认为他与马克思不同,后者是西方中心论的代表。②其实,斯密认为中国是根据“自然法则”而取得财富的,这种自然法则是一种为他所否认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他同时才会说中国5个世纪没有发展了。

英国最初对于东方的了解主要来自殖民者、商人、水手们的耳闻目睹,他们接触到的中国仅是一些沿海地区与传闻而已,其关于中国的叙述大多带有殖民者的傲慢与故意耸人听闻,不少错误有时是故意的。这种情况使得英国人时常把中国人当作穆斯林,或把中国安在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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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第69页。

② 弗兰克:《白银资本》,第38页。

和英国主要从经济贸易角度看中国不同,法国思想界更注意从制度文化等方面认识中国,虽然他们也关注中国的经济。1748年,孟德斯鸠完成他的大著《论法的精神》,这部讨论内容广泛的书,从历史、地理、文化、气候等许多方面研究了古代以来的法律与政治制度,范围涉及当时被他认为所有较为重要的国家与地区,其中对东方与中国的讨论也很多。他重新研究了传教士留下的资料,认为“亚洲自由从来没有增加过”,中国一直是专制国家,与他本人推崇的英国民主制根本不同。他甚至认为亚洲属于温带,这使亚洲人弱而被奴役。中国人是不带枷锁的奴隶,专制的原则是恐惧,恐惧导致了忠孝。他并得意地宣称这是他的发现。他还从各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人何以适应于专制统治,包括文字、礼教、土壤、疆域、风俗等等。总的倾向是把中国划人否定的方面。此前孟氏还写有《波斯人信札》,利用波斯人之口对于法国进行批评。他的这个做法在当时的欧洲甚为流行,就是借助中国、波斯等的名义来批评本国。至于其中对东方国家叙述得正确与否,他们是不关心的。这大概就是“文化利用"pm,捕风捉影的事实加上自己的想象。这种只为自己观点服务不顾事实本身的做法,后来被柯林武德批评为“论战式的与反历史的”。①

和孟德斯鸠比较,伏尔泰对中国的赞扬是不少的,这曾引起过不少国人的骄傲。但伏氏所歌颂的是哪些方面?又为什么要颂扬它?还有他对中国的认识有否变化?关于这些方面国内外的研究已很多,我们只要做些总结就行。伏尔泰认为世界历史开始于中国,虽然还有不少民族的历史比中国早,但只有中国四千年连续不断。他认为这靠的是道德理性的信仰,表现为家长式的德治主义,而这一切都是中国文化阐释者孔子的功劳,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倡导为政以德。所以他的小教堂里供奉着孔子的画像。伏尔泰为什么要赞扬儒家的德治主义,甚至驳斥孟德思鸠对于中国的批评呢?这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位道德的理性宗教的倡导者,他提倡开明专制,反对教会,提倡“砸烂不名誉”,中国儒家思想与他本人的志趣可谓不谋而合。是以当大家都在利用东方的时候,由他来宣扬儒家的道德主义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1760年以后,伏尔泰开始相信与赞赏英国的议会民主政治,于是他对中国就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不必被中国的成就迷住心窍,以致竞承认其帝国体制真乃世界有史以来最好的”,②“那些如此赞美过的事,现在看来是如此地不值得,人们应该结束对这个民族智慧及贤明的过份偏见”。③史景迁总结了伏尔泰否定中国的四个方面。首先,中国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物质方面没有什么重大改善,法律、仪礼、语言和服饰一如既往;其次,中国人没有进一步发展自己的发明创造,停止不前,是西方人将之提高并扩展到新的领域;再次,西方人迅速将科学发明趋于完善的能力使西方在它与东方的文化平衡与技术平衡之中处于主动地位;第四,中国人的感觉虽然很好,但缺乏智慧,而难以掌握的文字体系加上对过去历史的景仰,使中国的发展速度更加缓慢了。史景迁并指出,“伏尔泰否认中国有发展的能力,这个思想后来竟成为一个固定的观念,它在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思考中占有重要位置。于是,中国的落后成了18世纪文学的一个主题,在德国、法国和英国都是如此。”④史景迁的研究揭示了伏尔泰对于中国的真实态度,那就是他与其他否定中国的人并没有根本的不同。重农学派的魁奈1776年完成的《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几乎就是对于伏尔泰有关中国思想的具体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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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②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③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201页。

④ 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第74—76页。

另一位对于东方政治制度做过系统研究的是尼考拉.布朗杰,1763年他出版了《东方专制制度起源》一书,这是一本把盂德思鸠的问题进一步加以讨论的专著。他完全否认东方具有进步的可能性,认为社会要求发展,中国等东方国家在这种要求面前无能为力,中国人一直保持着人类原始的精神状态,中国如今所具有的古老制度的残余必将不复存在,它们将被未来的革命洪流所吞噬,等到它不再拥有任何新生的东西时,中国将永远处于失败者的地位。

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是一位对东方与中国的分析较有综合性的人物,他对“举世公认的中国的古老”表示敬意。但他认为,愈久愈应该向他们提出批评,因为他们的语言文字是不完善的,他们的纺织品质料虽好,风格与造型却不登大雅之堂;颜料很鲜艳,但画出的画很不中看,这一切都是因为缺少欧洲一样的天才人物。为什么中国无缘幸会这样的天才人物呢?他提出了一个“东方精神”的概念,在他看来“东方精神”趋于安宁、怠情,囿于最切身的利益,成见甚深,对于事物缺乏热烈的渴求……受“东方精神”的影响,中国沿袭的惯例更僵化,采用的国策更划一,制定的法律更少变化,这一切阻碍了革新天才的产生。所以他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比较符合这些条件,因此出现如下的情况并不奇怪:虽然中国人的历史悠久,可我们却远远地走在了他们的前面”,“是东方精神束缚了东方人”。①

法国人说东方中国停滞、落后、没有发展能力,更早的意大利人维柯经过独立研究,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维柯的代表作是《新科学》,这是一部反对笛卡尔知识论的新作,他开始把人类对于自己历史文化的认识放人知识的大家庭,创立了所谓的历史哲学,即他自己说的“新科学”。他的研究是广泛的,从大的方面讲,他把人类历史依次划分为三个时代,即神权时代、英雄时代与人的时代,与此相适应的有三种类型的政权、法律和语言。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呢?维柯说中国和古代埃及一样使用象形文字,和作为英雄时代徽标的“龙”,并且中国人是用唱歌来说话的,中国闭关自守,处在黑暗的孤立的状态之中,没有正确的时间观念。因此他把中国归之于“英雄时代”,并认为中国的历史并不古远,只是特别落后而已。他因此宁愿相信金尼阁《基督教远征中国史》,而不认为卫匡国的《中国上古史》更可信。事实上后一部著作是根据较可靠的文献对于中国历史的叙述,而前者则是《圣经》体系的历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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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213页。

德国人对于东方的认识别有自己的特点。17世纪的莱布尼茨对中国没有多少偏见,而且认为中西方应该相互学习,互为补充,反映了那个时候欧洲共同的态度。莱氏的观点大体为他的学生沃尔弗所继承。沃氏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道德政体,认为孔于是理性的代表,反映了欧洲君主专制国家知识界的愿望。进入18世纪下半叶,接受了启蒙理性思想的德国,历史哲学观念甚为发达,因而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讨论世界历史问题的人很多。“世界史之父”施罗塞尔的学生穆勒,这位被阿克顿称为“第一个世界史历史学家”的人说道:“我关注的是人类种族的欧洲部分”。①在这里,我们隐约可以听见后来兰克的声音:“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②1784—1791年,赫尔德出版了他的4卷本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念》,他认为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从野蛮状态开始,而以一个完全理性的和文明的社会而告终的有机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东方社会的情形是什么样子呢?他认为由于地理与气候的原因,欧洲是人类有机体中的更高的类型,“所以唯有在欧洲,人类的生命才是真正历史的,而在中国或印度或美洲的土人中间,就没有真正的历史进展,而只有一种静止不变的文明,……没有那种稳定的积累的发展。”③这样,他就把欧洲列在值得推崇的文明的种族,开启了后来欧洲种族优越与“白人的历史责任”的先河。他说中国像一座古老的废墟一样的矗立于世界的一角,“一个裹以丝绸,以象形文字和涂以防腐香料的木乃伊:它们体内循环就是一只冬眠鼠的体内循环”。④东方没有发展能力,欧洲文明、先进、种族优秀等为特征的西方中心观念在赫尔德这里都已出现了。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18世纪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学界主流人物,从自己的问题出发对于东方中国的研究与批评,为了说明自己的优秀、文明、进步、富足与理性,努力把自己同东方中国区别开来,否认东方有西方一样的发展能力,把东方归之于贫穷、静止、停滞、落后、专制甚至野蛮的社会。他们各人的问题不尽相同,对于东方的认识角度有别,然而得出的结论却极为相似。为什么呢?这就要考虑他们的时代了。

18世纪是以理性为上帝,以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圣经》,以伏尔泰为先知的启蒙时代,“它把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捧上了天”。⑤理性与进步是他们基本的出发点,进步就是经济的发展,它依靠知识的积累,而知识的获得则来自理性的发达与科学的研究。所以他们批判中世纪与教会,视之为“黑暗时代”,强调商业贸易与经济的发展,以及对于其他地区的征服,提倡科学与功利,以战斗者的姿态面对过去与其他社会,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这些启蒙哲人的眼界虽然开阔,但心胸并不宽大,他们肯定的只是商人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精神,视之为文明与进步,并以之为普遍理性而以“世界公民”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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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张广勇文,参见《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文本导言。

② 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69页。

③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03页。

④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185页;又见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1—99页。

⑤ 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9页。

⑥ “世界公民”是18世纪欧洲最为时髦的一种称谓,意谓要有世界眼光,用普遍理性审视一切,学人们多喜欢以“世界公民”身份说话。

名义裁度一切。与此同时,欧洲的社会正在酝酿着用自己的工艺技术,生产从印度、中国进口的产品,17世纪那种获得东方物品的欣喜,这时已变成了拒斥与超越的愿望与努力。东方的一切和此时的欧洲的历史进程都是相矛盾的,何况欧洲正在雄心勃勃地要征服他们呢。欧洲的思想界从自己的问题出发提出了对于东方社会的看法,他们的社会背景相同,思考的基点相近,得出的结论自然小异而大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当你认为自己是文明、进步与美好的时候,在逻辑上已否认了他人的进步性。欧洲思想界已开始把自己的主导意识形态看作是其他地区同样也该所是的东西了。1762年,英国作家哥德斯密出版了《世界公民:一个住在伦敦的中国哲学家的来信》,书中塑造了一个叫连济(亦译李安济)的中国人在欧洲的种种遭遇,结论是可怜的连济说:“他们根据理性,推断我并非来自中国。”这就是18世纪的欧洲(确切地讲是西欧)利用东方又批评与否认东方的典型例子。问题在于,启蒙哲人所谓的“理性”真的具有裁决一切的权力吗?史景迁说,“我认为,西方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试图根据理性,把中国人排斥在历史之外,否定他们具有历史身份。”①这或者可以让我们看出启蒙哲人所谓的“理性”之本质:霸权与独断性,其所赋予的普遍性特征已经十分明显了。19世纪欧洲将这种理性推至极端,终于将东方逐出世界历史之外,否认了他们的历史身份,完成了西方作为世界的中心与代表的“理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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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第57页。

三、19世纪排除东方的欧洲中心视野

从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演变角度说,19世纪可以说是18世纪的发展与完成。18世纪的思想家建构普遍理性时,倘能注意一下东方的情况,19世纪的学人们则将理性加以普遍化、绝对化,从而掩蔽了欧洲以外的世界,使之处于“世界历史”之外了。

19世纪欧洲最显著的特征是开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在这个世纪里逐渐完成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经济实力的雄厚与军事力量的强大,牢固地奠定了欧洲的霸权地位,对东方的殖民侵略变成了最后的征服。印度成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中国、土耳其半殖民地化了,东方其他国家与地区大多沦为印度一样的命运。这就是学者们所谓的“欧洲优势”的时代。这一优势带来了欧洲作为世界统治者的地位。《全球通史》的作者这样写道:

欧洲的主子在所有大陆上都接受了“弱小种族”的效忠,认为这种效忠是事物神性的一部分——是“适者生存”的必然结果。在印度,他们被恭敬地称为“大人”,在中东被称为“先生”,在非洲被称为“老爷”,在拉丁美洲被称为“恩主”。②

世界在欧洲的脚下,他们当然要认为这是由于他们文明的优越所带来的。对于非西方世界,他们似乎已有足够的理由不屑一顾,骄傲的主人能从被自己征服的奴隶那里学到什么呢?18世纪的人把知识看作进步的阶梯,现在斯宾塞则可以进一步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了,黑格尔从逻辑上、马克思从社会历史上也提出了人类演进的普遍规律,而欧洲正在这个演进的至高点上。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告诉人们自然界的生物都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并从科学上为这种演进提出了证明。面对这样的世界,思想家们提出了怎样的认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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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565—566页。

黑格尔是这个时代的前期的代表。1807年他完成了《精神现象学》,1823年前后又写成《历史哲学》,继续讨论18世纪所谓的“历史哲学”问题。他说,“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种合理的过程”,①人之为人是自由的,精神自由构成他的真正本性。以此为前提他提出东方人还不知道精神是自由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不自由。东方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罗马部分人是自由的,而他那个时代的欧洲人都是自由的,世界历史开始于东方,经过希腊罗马,完成于日耳曼的西方,就像太阳东升西进一样。黑格尔所谓的东方主要指通常所谓的“近东”,即埃及、两河流域,它们构成欧洲的“前史”。其他的地区都在世界历史之外。因此,他对中国说出这样的话也就不奇怪了:中国历史“我们不必深究,因为这种历史本身既然没表现出有何进展,只会阻碍我们历史的进步。”②

兰克是19世纪欧洲历史学的代表,被称为“近代史学之父”。他说,历史教导我们说,有些民族完全没有能力谈文化。从全人类的观点看来,人类的思想只是在伟大民族中历史地形成的。那么,哪些民族才是兰克所说的“伟大民族”呢?他提出,拉丁条顿民族不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体,而且他们自古以来一直是世界历史发展舞台的主角。于是他写作的多卷本《世界史》,简单地叙述一下埃及、两河流域的历史后,便转入到希腊罗马与条顿民族史的叙述。他直言:“印度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只有自然史”,③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在这里可谓骨露无遗。他的后辈同胞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是西欧的特产,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不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韦伯比他的许多前辈大师掌握的东方资料更多,写作了许多专著来宣扬欧洲作为独特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成为“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④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也说,“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而为了研究得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⑤19世纪许多欧洲学者都致力于证明欧洲的独特性与其文明、发展的“奇迹”之间的关系,认为西方在传统上是一种合理性与能动性的独特结合,而其他地方则没有这种情况。这就难怪19世纪的欧洲思想界对东方的中国失去了往日的热情,而印度只是因为成了英国的一部分才为欧洲特别是英国所注意。既然西方是进步与发展的,代表着世界历史的方向,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只要注意西方也就可以知道世界的未来了,研究其他地方还有什么必要呢,黑格尔不是已告诫人们,注意中国这样的东方国家只会阻碍自己的进步吗?进步——西方的进步,作为一种信条在西方与世界传布着:“人类历史是一部进步的记录——是积累知识和增长智慧的记录,是智力和福祉从低级到高级阶段不断前进的记录”。这是被柯林武德称为能代表某一思想扩张程度的“二、三流作家”⑥麦肯齐《十九世纪史》(1880年出版)⑦一书的结语。没有进步的东方国家当然只能在历史之外。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名作《匹克威克外传》的主人公说:“中国怎么能有哲学呢?”①畅销小说的主人公这么认为,也正是一般大众的心理观照。所以那个时代的人,只要掌握理性与进步的原则,既便是没有研究过东方也可以对之大发议论,像大名鼎鼎的爱默生,就不通中国而对中国说了许许多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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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8页。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23—147、161—163页。

③ 转引自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期。

④ 弗兰克:<白银资本》,第32页。

⑤ 转引自康恩:《哲学唯心主义与资产阶级历史思想危机》,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11页。

⑥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164—165页。

⑦ 麦肯齐的书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人中国,以《泰西新史揽要》的译名在国内广泛流传,产生很大影响,见出历史进化论在中国传布之广泛。

东方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之外,说明东、西方是根本不同的两个世界。英国诗人吉卜林说,东西方永不相会,白人高人一等,肩负着缔造世界、传布文明的责任。于是白人种族优越论就成为19世纪欧洲中心视野的又一个极端表现。这些我们今天看来甚为可笑又可恶的观念,19世纪却是西方普遍的意识:“他们深信上帝创造了不同的人。它将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挥劳动,能指导宽背、低能的劣等种族的发展。因而有了‘白人的责任’这一概念”。②种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合流,并且成为一种时尚。这就是达尔文也能说出:“在未来某个时期,文明的人将灭绝并替代全世界未开化的民族”③之类话语的时代背景。19世纪末的再一次殖民瓜分浪潮被视为荣誉而非不名誉就很自然了。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曾有人把日本人称为“尊贵的白人”,由此可以看出种族主义荒谬到何种程度,这也是以经济与强大为目标的现代文明发展的逻辑必然。西方中心主义除了把西方看作整个世界外,还夹杂着种族的优秀与帝国主义精神。

东方既然落后静止,种族懦弱,没有发展能力,而西方正在迅速发展,代表着世界的方向,则东方需要按照西方的面貌加以改造也就理所当然了。黑格尔《历史哲学》就认为,中国只有在他人的逼迫下,经过“筛选”以后才能被正式带人历史进程之中。怎样“筛选”呢?这只要看看紧接着黑格尔的马克思的一些说法便可明白了: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④

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⑤

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指中国清王朝——引者)作垂死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⑥

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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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没有哲学,也是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观点。

②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565页。

③ 转引自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15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8—6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l一2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5页。

马克思是世界无产者的代表,对于资本主义有过无情的揭露,尚且认为东方必然要走西方的路,其他的人可想而知。①简单地说,在西方人看来,东方只有抛弃传统,??弃一切,照着西方的模样重塑自己,才可以被带人历史进程之中,人类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

既然这样,西方征服世界,迫使其他民族也像欧洲一样的改变就具有了历史的正当性,虽然手段与方式不免粗鲁一些。但这是历史的规律,恶从来都是历史进步的杠杆啊!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就是这种逻辑的产物:它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以普遍理性为支点,以历史不断进步为线索,以结构主义整体论为方法,将人类历史变成理性的游戏场,自由精神或生产方式的集散地,18世纪以来所有的世界史都以此为模型或主导意识形态,从而世界史成为西方中心主义的集中地也就不足为奇了。一些学者指出:“我们还没有一部真正的世界史”,多数史学家公认的编写世界史的理论框架“还没有找到”,目前“是编不出一部令人满意的世界史的”,②由此可以看出西方中心主义对于世界史的影响有多深。2000年举行的第国际历史科学家大会把“全球史或普世史能否成立?”作为首要的主题而加以讨论,③说明国际上对于“什么是真正的世界史”也没有一致的意见。从另一方面看,所有这些不也都在质疑:我们真的知道“世界史”意味着什么吗?18世纪以来以“世界史”名义写作的无数的历史著作真的可以叫做世界史吗?这是多么令人心惊的质疑!

西方的“东方学”也能给人不少启示。不少学者已指出,职业的东方学开始于19世纪的欧洲。但多数东方学研究的目的并非纯粹的。“印度学自18世纪兴起,19世纪末可说已极为发达。其原因是:西方人(特别是英国人)为了在东方进行政治和军事上的统治,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十分需要了解印度人的生活,理解他们的思想和宗教。”④中国学的研究也有着同样的背景。⑤这种研究的实质是:“东方及东方人是研究的‘对象’,其标志是这一对象的他在性,……研究的‘对象’被认为(仿佛就应当如此)是被动的、非参与的,他们被赋予一种首先是就非主动性、非自治性而言的‘历史’依附性,甚至对自身都没有。这种东方、东方人,或勉强承认的‘依附物’是一种哲学上异化的存在,是自身的存在,是由其他东西规定的,在其他东西的推动下运动的。”⑥在西方蓝眼睛的观照下,东方已不再是他自己,只是西方的附属物而已,研究东方只是为了统治东方服务。东方被掩蔽与误读了,变成了纯粹的客体。关于阿拉伯世界的研究,萨义德的《东方学》一书有着很好的阐述:“东方学的一切都置身于东方之外,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东方学“是欧洲对于东方的集体白日梦”。⑦“东方学”表现出了与西方主流思想界完全相同的志趣,甚至是西方中心论的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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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西方,马克思也被认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参见弗兰克:《白银资本》,第34—52页。

② 薄洁萍:《文明史、世界史与中国世界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12月14日。

③ 《2000年国际史学界的盛会》,《中国史学会通讯》第7期(2001年3月)。

④ 中村元:《比较思想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⑤ 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第277页。

⑥ 阿布戴尔-马里克:《文明与社会理论》,第99—100页。

⑦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9、65页.

“人并不是基于协调关系,是基于对立关系,而生活于社会”,①这种自赫拉克利特以来的斗争哲学在黑格尔的普遍史中终于达到了“统一”,“自由精神”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是通过西方的发展及其对于东方的征服改造而实现的。自由与民主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终于完成,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②和黑格尔这样的思想家的普遍的意识,20世纪末又为美国人弗兰西斯。福山所再度宣扬。③

19世纪西方中心思路的特点可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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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② 汤恩比:《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③ 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第56—71、160—165页。

四、20世纪的西方化倾向

西方中心主义在20世纪的表现又有不少新变化。19世纪西方中心主义表现为西方对于世界与东方的理解与认识,对东方造成误读、掩蔽与傲慢,将其逐出历史之外,表现为西方的自我中心与对外的帝国主义。进入20世纪,广大的东方社会开始批判自己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并在反对西方殖民的斗争中把西方当作先进而加以追随,多数东方学者也学会了像黑格尔一样使用理性、科学、自由、进步与统一性等等概念思考问题,形成世界只有一种声音的局面④。这样,西方中心主义就由西方人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与代表,演变为东方人也以西方为先进而向之看齐,学着西方人的口气说话与行动了。这种情况在19世纪已露出端倪,但形成趋势,尤其是在中国则是20世纪才全面展开的。令人感慨的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西方一些学者开始反省批判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文化观念,而东方许多地区与国家则借助于战争的契机,以西方的方式赢得民族独立。于是便出现了世界在西方文化开辟的道路上向前迈进的大趋势。这种情形让许多人认为这是一场“现代化”运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很多人包括大多数东方学者,都把自己的过去归结为“传统社会”甚至“古代”,而把现实的历史运动看作是进入现代,建设现代化,因而倾全力参照西方讨论“现代性”问题,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样,西方中心主义就由西方人的偏见而以“现代性”的面目获得了东方的认同,从而成为实践上的“世界主义”。西方文明世界化了。于是西方中心就由一种理性认识变成东方社会向西方看齐的实现“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运动。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这一时期的历史变化密切相关。

在西方国家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东方各国一个个战败了。战败者寻找失败的原因,看到西洋人军事技术与经济实力的力量作用。于是为保存自己而开始学习西方的造船制炮技术和工业化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制度、思想观念也都引进了,它们以“新学”的面目来到东方。这个过程虽然复杂、曲折,但终于不可阻挡。东方各国的洋务运动有早有晚,日本从研究“兰学”算起那是很早的,“维新运动”也在19世纪中叶开始,印度伴随着英法的侵入已开始,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有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中国的情形类似于日本,虽然比它进展缓慢。其他各国或早或晚也都走了同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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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所谓一种声音是就多数人而言的.事实上不同的声音从来都是存在的.只是现代世界上,别的声音其为微弱而已。

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出现,民族观念也由过去的“小民族”向“大民族”①转变,即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这使得民族独立与斗争成为可能。借助两次世界大战,东方国家纷纷独立。可以看出,东方是在西方侵略的背景中,以西洋的方式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这就是经常说的“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反对“先生”的压迫与剥削斗争中,“学生”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些道理:西方先进,是文明进化的,我们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必须努力赶上先进。“落后就要挨打”六个字,不仅说出了当时东方各国的困境,也说出了他们以后历史的方向。于是日本有人提出“脱亚人欧”,中国则有“全盘西化”的呐喊,“印度近代之父”罗伊认可英语比梵语或阿拉伯语更值得学习,土耳其按照西方世俗化标准全面改革伊斯兰教俗……亚非拉国家差不多全都请了洋教席,学洋文,进行洋务运动。

向西方学习在开始时主要表现于三个方面。一是学习它的科学技术,二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三是进行工业化建设。进一步的工作则是全面引进。日本很早就已学成,并且成为“西方七国”(今天已是八国)成员之一,中国和印度还在学习之中,也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其他国家情形不一,但都在你追我赶。大家共来学习西方,于是造成许多人所指出的那样,形成了以西洋文明为主体的现代世界技术文明,华勒斯坦把它叫做“世界的资本主义化”或“资本主义的历史体系”②,今天不少人则名之曰“全球资本主义”:西方处在这个世界的中心,其他各国位于边缘或半边缘,边缘随同中心旋转,利润向中心滚动,中心越来越富,边缘则在这种旋转中身不由己,失去自我,成为附庸,越来越穷。这就是今天世界政治、经济体制的历史与现实。资本主义强劲的整合能力一直让学人们乐此不疲地探讨着它的秘密,东西方的学者倾注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时间,直到今天对于这一秘密的讨论还是学术界的一大热点,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在探讨“现代文明”的底细。

从民族国家的角度看,东方国家的独立自主导致了西方殖民统治体系走向衰亡。欧洲表面上衰落了,但是“欧洲除了进入一个衰落的时期外,还在进入一个成功的时期。它的思想、技术和制度正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迅速地传遍全球”,“对西方实际统治的反抗大大有助于完成西方文化对世界的征服。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世界其余的地区不得不模仿西方,正是西方的方式、信仰和目标已为人们所接受,并被用来同西方的控制作斗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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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小民族是梁启超的说法:“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诸族对国外之诸族是也。”参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

② 华勒斯坦:《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③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876—877页。

简单地说,向西方学习的结果是,东方利用西方的方式摆脱了殖民压迫与控制,获得了民族的独立与自决,但同时也将自己统一到西方世界中去了。西方中心理念不仅是西方人的话语形式与思想观念,也是许多东方人的说话方式与行动准则,东西方学术研究之间的交流、沟通之所以能够进行,主要即在于东方翻译、使用了西方的学术语言与逻辑思考,接受了西方的知识体系与认知方式,而不是相反。西方化的历史进程也让人们不再觉得西方的东方学家的思考方式、提问方式的西方性了,如关于中国科技落后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国有没有哲学”等西方式的论题,也已成为国内许多人认真思考甚至竞相讨论的问题。诚如一位学者最近指出的那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长的也是西方的眼睛,他们与西方的思想关系远远超过他们与这个社会内部的文化关系。”①这可由最近时期中国学者对百年学术反省研究的意见体现出来。如汉语文研究中一百年来用的都是“印欧人的眼光”②;历史研究中我们完全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古代、中世纪、现代的演进模式;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些纯粹西方的术语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题词;经济学则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根本就是照搬西方的,中国直到今天还没有被国际认可的“中国学派”的经济学;中国有无“哲学”争论了近百年,但以“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为基本理路的哲学思考显然不是中国固有的方式,如此等等。反过来看,天、理、性命、道、心、风骨、气韵、通变、实录、史德、境界、生计、群、通儒等等中国本有的学术语言及其运思方式,全都在现代中国学术思考中隐退了,成了学术史研究的内容。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

还好的是,当我们能坐下来认真思考问题的时候,意识到了这一切。我们是从认同西方、失去自我的困惑中体会到这一点的。民族和个人一样,当它失去了自我,它的意义就走向消亡了。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它的科学技术上的进步,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物质利益,但同时也将人类推向危机的边缘。我们学习这种文化的生存方式,就需要对它有一个反省性的认知,这就是学习别人的时候,如何保有自己民族的特色,尤其是我们民族文化所提出的生存观念对于人类会有什么样的贡献。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反省、比较与深入研究的。在我看来,只有历史的方法才能让我们视通古今,从更长远的角度去审视现代文明的意义。尼采以来,西方自身开始了用古希腊甚至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文化精神来“澄明”现代西方文明的意义,从而走上反省西方中心主义的道路。有着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并且文化又自成一种格局的中国人,该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呢?

本文努力用“现代”的方式,将作为一种认识框架的西方中心思路的历史进程或说演化轨迹勾勒出来,希望人们能从中看到西方中心主义的真实面相。我觉得这是认识西方文化与建设我们民族新文化首先要做的工作。对于它的进一步研究,请参看《现代“世界文明”的特质》与《另一种思想方式》,即西方中心主义研究“之二”、“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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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晖等:《谁的思想史?》,《读书》1994年第2期。

东西方文化的认识篇3

关键词:东;西;南;北;文化;尊卑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203-01

人类是通过自身与空间的关系来认识世界的,通过认知体验,从生活经验、社会经验中逐步形成对“东、西、南、北”方位的认识,并通过地理环境等产生联想,加之传统思维方式、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的影响,使其在头脑中形成了对方位的固定认识,即从具体的生活体验中抽象出了方位词的抽象概念。反映在语言中就折射出尊卑好恶等情感色彩。对于汉民族而言,方位词有着丰富的文化含义,是保留古代文化的活化石。

一、方位词与四季、情感

班固《汉书・律历志》:“东,动也,阳气动物,于时为春;南,任也,于时为夏;西,迁也,阴气迁落物,于时为秋;北,伏也,阳气伏于下,于时为冬。”

东:东代表春季,新生。

“东,动也。 从日在木中。”“木”,指搏木。《说文》释为:“ 搏,搏桑(扶桑) ,神土,日所出也。”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太阳被想象成了一只凌空飞行的乌鸟,住在叫“扶桑”的大树上。古代传说中的日出处,称“东祀”,太阳神又称“东君”,日还被称为“东乌”。

“东”代表新生,同时,春季在中国古人眼中是万物复苏的季节、是一年的开始,东风拂面之时便是春季到来之时,故常以“东”代春,司春之神称为“东君”。

西:西代表秋季,悲凉。

“西,鸟在巢上。日在西方而鸟栖,故因以为东西之西。”《说文》中解释“西”为日落的方向。《论衡・四讳》:“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由于人们赋予了西方这个地理位置“凶杀、不祥”的含义,所以古人认为,西方是死亡之所。

在中国古人眼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常常把日落黄昏与衰老、死亡联系在一起。李密《陈情表》:“但以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这里以“日薄西山”喻行将死亡。古诗中常借西方、西风表达悲凉情绪和伤感情怀。如晏殊《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马致远《秋思》:“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同时西方也是佛教中佛祖所在之处,也叫“西天”。

南:南代表夏季,旺盛。

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向阳面光照长,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山的南坡草木繁盛,生机盎然,所以古人田亩多向南开辟,农田被称作南亩。

朱骏声说:“草木至夏任大也,夏主南方火,故以为南北之南。”南方之神被称为“南帝”,也称“赤帝”,掌管夏天。向阳的地方阳光明媚,和风拂煦。

常言说“寿比南山”,以“南山”象征长寿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赛不崩,如松柏之茂。”在汉民族的心理,“南”象征长寿、富贵。

北:北代表冬季,死亡。

《说文解字》中说:“北,从二人相背。”朱骏声释为:“人坐立多面明背暗,故以北为南北之北”。《孔子家语・问礼》:“生者南向,死者北首。”是说古代死者大多埋葬在居住区的北边。古代北方之神、死亡之神、恶神叫“北君”,所以人皆畏忌,这与“东君”为东方之神、生养之神因而受人崇敬形成鲜明对照。

《汉书・律历志》:“北方,伏方也,阳气在下,万物伏藏。”北方是太阳唯一照射不到的方向,故有黑暗、死亡之义,被认为是阴间地域的方向。

“北”还有失败之义。《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慨叹:“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贾谊《过秦论》:“追亡逐北,伏尸百万。”

二、方位词与阴阳

“东”属阳,“西”属阴,这样“东”和男子、“西”与女性有了联系。《古乐府・日出东南隅行》:“东方千馀骑,夫骑居上头。”诗中女子罗敷自述其夫居官高贵,“东方千骑”形容夫婿的显赫,后以“东方骑”指女子的贵婿。 “东宫”是太子所居之室,也指太子。在古代文献中女子所在的方位常常写在西边,“西厢”、“西楼”都指女子的住所。东方指代阳性、男性的方向,在古代中国,自然就有了主人、掌管者的含义。

“南”属阳,“北”属阴。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由于中国的地理情况,故南面光照充足,北面阴冷潮湿。夏季的熏风就是南风,而北风通常指冬天极端寒冷的风。

三、方位词与尊卑座次

四方观念中的尊东南卑西北的传统最主要体现在座次上,一直到现代中国仍旧将其作为座次选择的圭臬。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段描写坐次的文字:“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伺。”按古代礼仪,帝王与臣下相对,帝王面南,臣下面北;宾主之间相对,宾东向,主西向;长幼之间相对,长者东向,幼者西向;宴席的四面座位,以东向为尊,次为南向,再次为北向,西向侍坐。在鸿门宴上,项王、项伯、范增为主方。项羽为主方统帅,范增为谋士,项伯为项羽叔父。刘邦、张良为客,刘邦为客方统帅,张良为谋士。无论是按宾主、长幼还是按宴席的礼仪,怎么也不该“项王、项伯东向坐,沛公北向坐”。而项王、项伯东向坐,“傲居最上位”,范增“南向坐”是第二位,再次是刘邦,张良则为侍坐。这种非礼的坐次体现了双方力量的悬殊,而项羽的目中无人、王者至尊,刘邦的韬光隐晦也跃然纸上,收到了言简意赅的效果。

《三国演义》“桃园结义”及饮酒,刘备居中,关羽居左手,张飞居右手。王允宴请董卓,几案对门背墙而设,董居左,王居右。《红楼梦》黛玉进京一回写贾母两边座次,黛玉以贵客为尊,居贾母左手第一,迎春居右手第一,探春、惜春以交分居左、右第二位。

唐代白居易的《效陶潜体诗》之十五就集中反映了汉民族以东南为尊以西北为卑的思想意识:“贵人居南苍,寒士栖北里,富翁为东邻,贫者在西舍。”

四、原因探究

(一)地理环境

中国处于北半球,并且在北回归线以北,太阳从东方升起,经过南方,由西方落下,并不经过北方。故有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的说法。其次,中国西部高山,东临大海,因此有“西风凛冽”、“东风送暖”之辞。

(二)政治经济

从历史上看,北方的黄河流域虽然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但是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加之唐朝中晚期的安史之乱,到五代时期战乱不断,故从唐末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东南沿海地区土壤肥沃,自然环境优越,对外交流条件便利,“东”、“南”的尊贵、富饶和“西”、“北”卑贱、贫瘠的文化含义就愈发突出。

五、小结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形成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整个汉民族传统文化休戚相关,它记载中华文化,传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同时,汉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也为汉字提供了一个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因此,我们只有挖掘出蕴藏在汉字结构中的文化内涵,才能对汉字的特征有正确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和正确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3]陈静.从方位词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尊卑观――以方位词“东、西”为例[J].南方论刊.2011,第1期.

东西方文化的认识篇4

关键词: 萨义德《东方学》话语

1.引言

萨义德的《东方学》出版于1978年,是其学术生涯的一部力作。这部书对于其他学科,譬如文学研究、历史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及宗教研究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东方学》的出版也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开始。作为第一部后殖民批评作品,它试图探讨殖民霸权和殖民话语的内在联系。通过结合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和福柯的话语理论,萨义德展示了东方学下对东方文化,特别是阿拉伯文化的否定和误读。因此,《东方学》研究的是西方视野下的东方以及两者之间文化差异的认同和一系列不平等关系形成的过程。

2.东方学的含义

在《东方学》的绪论中,萨义德指出了东方学的三种形式:

第一,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任何教授东方、书写东方或研究东方的人――不管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无论面对的是具体的还是一般的问题――都是东方学家,他或她所做的事情就是东方学。

第二,作为建立在“东方”与“西方”之间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区分基础上的一种思维方式,在其影响下,大量的作家,其中包括诗人、小说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经济学家,以及帝国的行政官员,接受了这一东方/西方的区分,并将其作为建构与东方、东方的人民、习俗、“心性”和命运等有关的理论、诗歌、小说、社会分析和政治论说的出发点。这一意义层面的东方学含义更加宽泛,比如说埃斯库罗斯、雨果、但丁和马克思的作品皆可包括在内。

第三,作为通过作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萨义德运用米歇尔・福柯的话语理论来解释东方学。他指出:“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而且,由于东方学占据着如此权威的位置,我相信没有哪个书写、思考或实际影响东方的人可以不考虑东方学对其思想和行动的制约。”很明显,这种形式的东方学才是萨义德真正所要挖掘的。

萨义德进一步指出,这三种形式的东方学是相互依存的。18世纪晚期以来,第一种形式和第二种形式的东方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交合,并由此发展出来第三种形式的东方学。这一形式更多地是从历史和物质的角度进行界定的。因此,可以认为第三种形式的东方学是有关在西方建构下的东方的一套认知话语体系。通过运用福柯的话语理论来分析西方制造下的东方知识,萨义德认为在东方学的话语体系中,东方被置于西方文化的话语权力中。因此,东方学实际上是为统治、重建、管理东方的一套西方方式。正是由于有了东方学,东方不再是一个自由的思想行动主体,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东方。

3.东方学的主要观点

在《东方学》一书中,通过对一系列东方学经典著作的细读,萨义德阐明了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在东方学的知识―权力体系中,东方被剥夺了主体的地位,成为西方的发明。它是“一个具有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这种想象性的品质使之区别于平实的东方:一种为西方而创造的东方版本。值得注意的是,东方学谈论西方和东方一样多。它创造出一个作为西方“他者”的东方:一个用于区别于西方身份的地域。因为这种知识霸权,东方学在欧洲和全世界盛行,东方以前不是,现在仍然不是一个自由的思想或行动主体,而成为了被剥夺话语权的“他者”。因此,东方不得不通过西方来描述,从而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萨义德指出:正是在东方学这样的话语下,生产出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通过多种方式运作来言说世界的方式。所以,萨义德所关心的是东方是怎样被建构的而非真正的东方是什么样子。

第二,东方学的知识―权力体系的基础是二元对立原则。东方学是思考、言说和表征世界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它理解世界并对世界做出陈述,而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把世界二分为东方和西方的基础上的。正如在第一点指出的那样,在东方学的话语―权力网络中,东方已经被他者化,成为被西方描述、研究和批评的对象,而这种话语权力的丧失充分表现在东方和西方的不平等关系上。在这种话语中创造出一些有关东西方各自的特征。例如,东方通常被认为是原始的、未开化的、非理性的、专制的,而与此对应,西方则是文明的、开化的、理性的、民主的。因此,西方人自然而然会滋生出一种凌驾于东方人的优越感,这便是东方学的基础。

第三,东方学的知识―权力体系所支撑的是一个完整的利益网络。正如第二点所说的一样,东方是一个危险而又令人向往的地方,而西方则强大却毫无生趣。这种表征下的知识是与西方对东方行使权力密切联系的。正是在这种对于东方浪漫化的想象――西方所缺乏的神秘情调以及随之产生的、道德败坏的负面意象共同作用下,西方的帝国扩张和对东方的统治找到了辩解。也就是说,关于东方的知识是西方帝国统治的基础。这一套思想对于征服、占领和管理东方的过程极其重要。因此,既然处理东方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做出有关东方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那么东方学必定要涉及到大量的词汇和知识。但是这还与一整套其他的机构以及教育和帝国主义物质实践有关联,因为东方要通过“教授、殖民、统治”来处理。这实际上也是东方学的第三种形式所要传达的。

4.结论

概括起来,东方学就是研究西方表征下的东方,以及这种表征是如何支持帝国主义政治野心和统治的。因此,这里的“东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东方,而是西方创造出来的东方,是“西方”的“东方”。同时,萨义德的东方学对当今世界的文化交流也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爱德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2]爱德华・萨义德著.谢少波,韩刚等译.萨义德自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东西方文化的认识篇5

论文摘要: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具有全球意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整个世界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其传入我国之后,不可避免的对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正确理解后殖民主义思想,发挥其理论的积极作用,并与我国的社会实际相结合,能使我国从文化上更好的应对全球化的进程,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文化保障。

一、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全球意义的文化批判理论

二战结束后,亚非拉的广大的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布民族独立,从而正式宣告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结束和其殖民主义的破产。广大殖民地国家重新获得了政治独立和经济自主,但西方的帝国主义国家并未因其殖民主义的破产而放弃对亚非拉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重新控制和获取世界霸权,而广大亚非拉国家则从各方面积极应对这种挑战。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后殖民主义理论应运而生了。

什么是后殖民主义?由于分析视角的不同,理论界对于这一概念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而本文将要论述的是现时代后殖民主义影响下的中国,也就是后殖民主义与中国的关系问题。因此,对后殖民主义的概念做出一个比较清晰的界定是十分必要的。

萨义德的《东方学》标志着后殖民主义的出现。在书中作者详细地论述了东方学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其实东方学就是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书中在对这种话语的范围、结构和再结构以及其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之后,着重是对其做出了强烈的批判,而对这种话语所做的分析以及批判就是所谓的后殖民主义理论。

后殖民主义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西方的“东方学”中的东方主义话语以及对这种话语的批判。东方主义以东西方关系作为基本框架,是西方学界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东方”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它的公开的和潜在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目的都具有难以消除的殖民性。东方主义表现了西方的一种意识形态意义上的话语霸权,是西方帝国在军事和经济之外的文化殖民的话语表征。二是带有殖民余韵的前殖民地的文化话语以及“本土”学者对这种话语的批判。它对西方的既接纳又排斥的心态,它对科学知识的建构和它的本真化幻想。这是前殖民地文化的一种典型特征。三是西方世界(主要指美国)内部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之间的对立和权力关系以及对这一文化现象的批判。总的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带有很强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批评理论,它所进行的是“对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在文化上、政治上以及历史上不同于其旧有的殖民地的差别(也包括种族之间的差别)的十分复杂的一种理论研究”。

关于后殖民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有人曾评价说,“晚近的后殖民批评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反响的功能之一是对殖民主义和西方霸权所营造和权力化的知识形式和社会特征进行激进的强有力的反思和重构”。具体来说后殖民主义的理论特征有三个方面:首先,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再认识。后殖民主义的兴起,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东西方间文化关系的常规认识,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解剖和批评,从而开拓出东西方关系特别是文化关系的新视域。其次,文本分析的研究方式。后殖民主义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立足于文本分析。在文本研究的过程中,后殖民理论家着重探讨了文化帝国主义视野中东方形象的演变。再次,试图超越民族主义的理论努力。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议题从根本上说,是研究东西方文化间的差异和对立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差异和对立是否可以缓解,如何缓解。后殖民理论家对殖民主义历史的考察,意在通过揭露西方殖民者对东方文化传统的扭曲,强调文化领域里平等对话、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重要性。

正是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时代,西方的文化霸权代替了西方以往对第三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的直接控制,因而与西方文化霸权的对抗就成了“后殖民时代长期政治冲突的内容”。因此,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从一开始就是对西方文化统治和霸权的挑战。对抗的本质就是反对各种形式的话语霸权,消解“西方中心论”,重铸全球化状态下西方与东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二、后殖民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和谐与冲突

中国作为东方和第三世界的大国,作为曾经的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后殖民主义对于我们的影响有多大呢?我们又是怎样的看待这一理论的呢?后殖民主义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引进中国。这一理论引入我国后,在不同的时期,引起了不少的争论,在一定的范围内产生了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理论界对于后殖民主义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是认为“殖民主义是指以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于弱小、‘落后’民族的一种侵略政策,这种侵略政策往往是以武力征服为表现形式的”;而“后殖民主义所呈现的则是一种温文尔雅的‘绅士风范”’,是“战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落后’民族和国家所实行的一种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政策”。所以,把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相联系以示区别于把殖民主义和武力相联系,成为中国学界的一种共识。后殖民主义所秉承的是殖民主义的“侵略”本性。他们认为我国参与后殖民主义话语实践,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解构西方霸权,从而摆脱西方的影响和控制。而这种对西方抵制的一个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试图在“本土”文化中焕发出一种与西方话语相抗衡的文化力量。另一种观点则对后殖民主义大加赞赏,对这一理论持欢迎态度,称赞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为“金刚怒目式的著作”,其作者“俨然成为替第三世界打抱不平的文化斗士”。客观的来说,在对一些后殖民理论家的著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了后殖民理论思潮兴起的背景,廓清了“后殖民主义”的不同概念,考察了后殖民主义的理论来源之后,我们发现后殖民理论本身由于各种不同的思想融会在一起,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同时也包含了其本身难以克服和消解的两重性,即,既有消解西方中心的话语霸权的一面,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新殖民主义的特征。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我们来看待后殖民主义理论在我国所造成的影响。

不同文化的相互参照、碰撞乃至交融是一个自然的社会历史现象,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种文化的交流则更是不可避免。因此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传人是不可阻挡的,不可能人为的将之拒斥于国门之外,必将影响我国的文化发展。由于其理论的两重性,其影响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我国的文化博大精深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但在当前我们也必须注意引进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为我所用,从而推动社会更好的向前发展。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的意识到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着意在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制造对西方的依恋、崇拜和奴性,从而使第三世界国家首先在思想观念上心甘情愿地永远处于附庸地位。通过互联网等媒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在向第三世界大量输出文学作品、影视作品、艺术品、广告等等,从而潜移默化地输出西方国家的文化观念、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这些西方文化的时尚,逐渐为世界各国的人们所熟知、羡慕,并可能形成竟相模仿之势。许多国家的民族文化正面临着被同化、瓦解的危险,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将成为一道世界性的难题。中国也不例外。最明显的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已经不知不觉地认同并移植西方的生活模式、价值观和文化习俗,而缺乏自身文化的自觉与反省。如今西方的生活方式通过影视传媒日益渗透到人们的心理,人们仿佛亲临其境目睹了西方的富裕生活。在现实生活领域,人们已经无法拒绝西方的诱惑。因此在文化的引进过程中,我们必须有选择性的引入、借鉴和吸收,对于那些传人我国的西方文化,我们要进行细致的剖析,对于那些西方的文化垃圾以及不符合我国需要的,我们要进行彻底的无情的批判,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认识到其危害性所在,自觉的抵制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而这就是后殖民理论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它使我们了解了西方帝国主义对我们进行文化侵略的企图,使我们认识到了进行文化批判的必要性,意识到了在当前全球化的趋势下,文化阵地和经济、政治一样重要,是我们不能轻易放弃的,对于我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最后教会了我们一种批判的武器。

同时后殖民主义也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对于西方的文化侵略,我们不但要进行批判和抵制,固守我们本土文化的阵地,更重要的是要完善本土文化,建构一种超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范围的,“既非国粹又根植于华夏传统、既非西化又是现代”的文化形态,打造一个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所希望看到的真正能够进人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的第三世界本土文化。并且还要使我们的优秀文化能以一种受人尊重的方式进入西方社会,让西方人真正了解我们的东方文化,采取积极主动的策略来迎接西方的文化挑战,从而更好的对抗西方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在经济上我们是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但在文化上我们不能也甘于落后,继续沦为第三世界。经济虽然决定着文化,但文化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经济不发达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的必然落后,因此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建立一种先进文化是可能的,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一项很紧迫的任务。

总的来说,对于后殖民主义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正确的运用这一理论,克服它的两重性,作到为我所用。具体地讲,后殖民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命运,取决于能否建构起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所谓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不是对外国后殖民主义的评介式引进,不是简单套用后殖民主义已有论域来分析中国,更不是在中国找出被殖民的话语及行为。建构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需要三个前提。一是对后殖民主义价值取向与方法的正确把握,二对其具体论域与方法的合理超越,三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把握。对中国而言,后殖民主义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其价值取向、人文精神,而不在于其关注的具体问题。中国历史与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把后殖民主义对东西方、性别、少数民族等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简单套用到中国。这就需要我们深入把握后殖民主义以平等、自由等类意识为价值原点关注具体弱势群体的人文精神,直面中国现实问题,具体分析中国具体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正确把握、合理超越、关注现实三者的结合,是建构后殖民主义中国知识的根本途径。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简单生硬套用,才能避免将后殖民主义变体为简单的大中华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封闭的本土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当然我们不是认为不应该关注中国与世界交往中的某些方面被边缘化的问题,而是认为这个视野只是后殖民主义研究的一个小领域。中国的后殖民主义研究者应该更多些批判精神、超越精神、实践精神,更多关注中国现实发展中的现实问题,如区域问发展不平衡、社会阶层问题、城市中的下岗人群、农民及其他弱势群体问题等等,将人文关怀更多地给予中国大众,而不是外国或中国的少数文化精英。

东西方文化的认识篇6

后殖民主义兴起于西方,很快蔓延到全球,华人文化圈和中国大陆学界已有加入这一全球交响曲的数年历史。后殖民主义提出的理论问题,最为国人感兴趣的,大概有两大方面,一是有关世界整体格局的理论,它仿佛是在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以大众传媒,特别是互联网络为物质基础,以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为主要特征)中产生的一场文化-思想阵痛,同时又好像为产生更辩证地思考全球文化格局所需要的新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个契机;二是西方与各非西方文化的关系,它关系到各非西方文化对自身进入现代性以来历史的重识与言说。本文首先梳理后殖民主义的来龙去脉,着重指出它提出的重要命题和在全球思想演进中的关联,然后对后殖民主义话语已经和还将对非西方文化产生的影响进行粗略的探讨。

一、源流与关联

在后殖民主义狂潮已经沸沸扬扬了十多个春秋的1991年,学者们在纽约的学术会议上,对应该如何定义后殖民主义仍然莫衷一是,众说纷纭。至今,对后殖民理论,无论是定义还是评价,都远不是一个业已了结的公案。鉴于后殖民理论本身的复杂性,我们对后殖民理论源流的考察,应从更宽广的视野,多角度地进行。

1.思想史角度。西方思想的演进,从近代、现代到后现代(英文中,近代和现代都是modern,本文用近代和现代两个中文词指modern的两种主要不同意义,16世纪至19世纪末为近代,20世纪以后为现代。仔细析辨请参拙文《现代性与全球文化四面》即由《文艺研究》发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西方中心自我解构的历史。近代西方思想,以牛顿、达尔文、黑格尔、基督教神学为代表,伴随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具有坚定的西方中心信念,以先进/落后、文明/野蛮、科学/愚昧……等二元对立方式,勾画西方与非西方的世界等级图景。现代西方思想,以爱因斯坦的现代物理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为代表,更尊重各现象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但仍持着一个中心(存在主义的存在、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结构主义的深层结构),用这个中心来统帅一切现象。后现代思想,以德里达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阿多诺反同一性的否定辩证法、加达默尔否定原意的解释学、利奥塔反大一统的宏伟叙事以及后殖民主义等为代表,彻底解构了存在一个本体论意义的中心观念。"后现代"一词在使用中有两种含义:一是大后现代,与近代、现代相对,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后现代时代"的后现代,在这一意义上,包括很多不用后现代词汇而论述了后现代思想的各流派,如上面所举的大部分流派;一是小后现代,只指那些使用后现代词汇来论述后现代的流派,在这一意义上,后现代与后期维特根斯坦、后结构主义、新解释学、后殖民主义等可以并列。明确后现代的两种意义,就可以清楚从宏观到微观的两条线索:(1)就西方思想的整体演进来说,从近代、现代到后现代,呈现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西方思想一步步地解构西方中心以适应世界的新形势;(2)就后现代自身的发展而论,后结构主义标志着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决定性转折,后现论使后现代扩展到整个西方文化,而后殖民主义则把后现代思想引伸到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它在一个最复杂的问题上,以一种最有深度的方式,使后现代思想全球化了。

2.词汇关联域。后殖民主义的主词"殖民",自然而然地使不少后殖民主义论者从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的全球化的殖民主义来理出一条后殖民主义自身的发展逻辑。从这一角度看,有两段论(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和三段论(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之分。两段论背后是西方一以贯之的学术话语,是主流。三段论渗入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路,是少数。但三段论讲得更清楚,因此我用三段论的结构来叙述两段论的思想。三段论主要是一种用词汇史编织起来的西方殖民者与非西方被殖民者的关系史。殖民主义盛行于从西方的全球扩张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时期,这时,西方对殖民地国家进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全面占领和控制。新

殖民主义流行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对前殖民地国家与西方关系的描述,即殖民地国家独立之后,西方用经济和文化方式继续对前殖民地国家进行统治。后殖民主义话语是冷战快结束的80年代开始从西方发端兴盛而流向全球的时髦话语。它对从殖民时期以来直至今天西方对殖民地影响和控制的合理性进行了本体论上的质疑。然而,在分类学和方法论上,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都是政治话语,而后殖民主义则是一种学术话语,它提出的问题切中了思想和文化的关键之处。可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是用一种新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资本主义殖民扩张以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按两段论,后殖民包括新殖民)时期的演化。后殖民话语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分析结果,像一座突发的火山,对西方传统观念和信念进行了彻底颠覆!

3.思潮互动。在此起彼伏、流动斑斓、五色眩目的西方学术流派中,后殖民主义与不少流派有多种多样的关联和迭交。后殖民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赛义德(Edward W.S

aid )的最有代表性的着作《东方主义》(1978)和《文化帝国主义》(1993)都有小小的一点要成"派"的去向,但终被更合理地总归在后殖民的大伞下。后殖民主义的另一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斯皮娃(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就是一个三合一的大家: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不过拣大的说,与后殖民主义最有交迭关系的是西方的四大时髦流派:多元文化主义、第三世界理论、全球化理论和文化研究。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风风火火,一是因为西方20世纪以来的学术大背景,特别是人类学研究,强调各文化不能替代的独特性,二是美国多民族移民国家的现实基础,指出美国精神不应只是欧洲移民带来和创造的西方理念,并以西方理念去归化其他文化移民群,而应该是多种文化,如非裔黑人的、亚裔黄人的等多元文化共生。其核心思想,也与后殖民批评一样,反对西方强势文化对真理的垄断和遮蔽。不难理解,后殖民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既相互联结,又相互影响的。以美国为大本营的第三世界理论强调的也是不同于第一世界的第三世界的特殊性,认为不能用西方的方式,而要用第三世界国家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它们。从杰姆逊《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基本可以理解第三世界理论的旨趣。正是在强调非西方的第三世界的特殊性这一点上,后殖民主义理论与第三世界理论同声相应,多有交合。文化研究发端于50年代后期的英国,红火于80~90年代的西方,它对社会-文化各层面各单位的细研,扩散和覆盖了众多不同的领域,当然也覆盖到了后殖民主义的研究对象。目前被美国很多大学采用为课本的格拉斯堡(Lawrence Grossberg)等三人编的一大厚本《文化研究文选》(1992)就把后殖民主义作为书中的一小部分。全球化理论有一个从分散的世界史到统一的世界史以来,时间悠长、时时更新的历史。不过,从"全球化"这一词汇本身,就可以感受到它与后殖民理论的关联和交迭。

4.学派主干。后殖民理论的关涉重心是全球现代化以来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因此它崛起和形成的基础,有两个方面,一是第一世界中的学术思考,二是如罗伯特·扬格(Rovert Young)指出,第三世界里反殖民主义的写作,范农(Franz Fanon)为其公认的代表。尽管后殖民理论有悠长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但在80年代才兴盛,因为靠了赛义德1978年发表的《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才有了自成一派的思想方法。然后从1978~1985年,通过美国、英国、印度的一系列学术活动和着作,后殖民理论在西方学界从边缘进入中心。因此,一般讲后殖民理论,都从赛义德的这本经典着作开始。在这一意义上说,是第一世界中的学术思考,构成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使全球的后殖民理论从背景进入前景。与当代西方任何学派不同的是,后殖民的理论大家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西方学院里的名教授,又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后裔。赛义德,巴勒斯坦裔;斯皮娃,印度裔;巴巴(Homi Bhabha),印度裔;霍尔(Stuart Hall),牙买加裔……这种双重身份而带来的双重关怀使后殖民理论显出一种特殊性,它既是西方思想传统的逻辑性继续,又跨出了单纯的西方思想演进,从而为全球性思考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发点。

二、核心内容

后殖民理论,根据英语世界的两种后殖民理论文选,阿希克罗特(Bill Ashcroft )等三人编的《后殖民研究文选》(PostcolonialStudies,A Reader,1995)和芒吉尔(Padmini Mongia )编的《当代后殖民理论文选》(Contemporary PostcolonialTheory,A Reader,1996),除了前面提到的赛义德、斯皮娃、巴巴、范农、霍尔、扬格……还可以列出一长串作者名单,就是把这个名单再缩小到赛义德和斯皮娃这两位后殖民理论超级明星,两人的十多本着作也仍有非常庞杂的内容。这里直接从后殖民理论的三个核心问题来理解其要点、精神和意义。为了论述和理解方便,用"东方"一词来泛指一切非西方地区和民族,这也是赛义德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的精神。

1.东方知识:学,还是主义?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全球扩张,西方以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间等多种形式进行的全球化实践活动,不断地认识着一个非西方的东方。西方外交官、军人、科学家、新闻记者、旅游者、考察队、冒险家……各色人等的亲身经历、见闻、感受、思考、言说、写作,构成了西方文化中的关于东方的话语。再加上政治家、学者、思想家的逻辑思考和理论建构,形成了西方文化中的东方学。学,是对事物本质的理论性认识,也是对事物本质的科学性表述。然而,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和基础,以西方的科学为标准,以西方思维为运思方式来进行总结的。因此,后殖民理论家认为,西方的东方学是西方对东方的"言说"、"书写"及

"编造",在这套话中所呈现的东方,只是他们眼中心中所认为的东方,而并不是、也绝不可能是真正的东方。更进一步说,西方对东方的言说和书写,在认识东方的同时也遮蔽和歪曲了东方。在这一意义上,西方的东方学虽然以一种"学"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其实并不是"学",而是一种"主义"。这里,后现代解释学关于理解的新说,对后殖民理论的命题为什么"东方学"必然和只能变成"东方主义",提供了理论背景支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2.东方主义:知识,还是权力?西方人没有真正认识东方,不可能认识真正的东方,这还只是从认识论角度考虑问题。对后殖民理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东方主义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权力的问题。西方人关于东方的东方学(主义),并不是要去达到一个关于什么是东方的带有真理性的知识成果,而是要通过一种关于东方的言说、书写、知识,以真理的形式去定义一种有利于西方的西方与非西方的全球性关系。东

方主义的核心是西方的权力。它以知识的形式支持西方的扩张有理、侵略有理、殖民有理。这里,正像赛义德所说,后殖民主义运用了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福柯关于知识/权力的理论法宝。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在于从知识蜕变为权力是西方人的主观追求还是客观结果,而在于知识本身就是与权力连在一起的。把什么东西认定为知识,以什么作为检验知识/非知识/反知识的标准,背后都包含着文化的理想和权力运作。西方在认识东方,形成东方学的同时,就把西方包含价值观、运思方式和检验标准于其中的学科形式扩展到东方。东方主义不是东方的一部分,而是西方的一部分,它是使西方全球扩张合理化的知识论证明,从而它是一种——3.文化帝国主义。西方向全球进行经济、军事、政治扩张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西方文化不仅是西方文化,而且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从而西方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全人类的标准。它给全人类带去的是现代化福音。作为西方文化一部分的东方学(主义),就是以西方文化作为普遍性标准,去看待、分析、定义东方,发现它在各个方面、各种指标上低于西方(即全人类)标准。东方学(主义),因为本质上是西学,它为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提供了科学和道义的支持;因为在形式上是东方学,它为西方人如何去"提高"东方提供了理论指南;它集东、西方于一体,从而主导了全球(包括东方人在内)关于"东方如何"、"东方应如何"的理论结构、学术研究和日常话语。

后殖民理论从学到主义、从知识到权力到文化帝国主义,对西方现代性以来的主流话语进行了激烈的批判,然而却受到了西学界的普遍欢迎,主要在于它以严密的逻辑揭示出了一个事实:东方学(主义)给了他们一个关于东方的故事,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东方!对于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求真传统的西方文化来说,Truth(真实、真理)最重要。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的东方?这是后殖民理论向全球扩散的核心能量之所在。

它不但在西方文化,而且在各非西方文化引发出各式各样的理论问题。后殖民理论的三位理论大家的三本经典的名着:《Orientalism》(1978)(赛义德)、《In Other Worlds》(1987)(斯皮娃)、《The Location of Culture》(1994)(巴巴),正好以一语言游戏的方式闪闪烁烁地透出这一旨趣:东方学(orientalism )并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学术话语,而是为西方全球霸权服务的权力话语,是东方主义(orientalism)。它是西方人"创造出来"的非西方世界,这是一个"它者的世界"(other world),而真正的非西方世界则处于另一世界(other world)。非西方文化自身的位置(location )被如是地定位(location)之后,其文化的本土性(the location ofculture)何在呢?

三、争论焦点

后殖民理论的全球影响主要包含西方与非西方两方面,在西方,就是如何真实地去认识非西方世界,更清楚地说,如何在知识与权力这一矛盾统一的动态系统中去认识非西方的真谛。由于后殖民理论本是西方思想逻辑的发展结果,它带来的思想反思和思维跃进既显震憾又属正常。在非西方,它带来的是各非西方文化对自身进入统一世界史以来的现代化历程的反思,由于后殖民理论强调非西方文化自我的被遮蔽,被西方按西方的方式所书写,为西方它者的话语所主宰,它激起的理论震憾和实践浪花是多样复杂的。为了对后殖民理论在非西方文化已经和可能产生的影响有简明扼要的理解,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1.西方话语的二重性。这涉及世界史的演进主线。用最简单的话讲,世界史分为三大段,从人类社会产生到轴心时代,此前是大致相同的原始社会,此后形成各主要文化:希腊、印度、中国、玛雅……这些文化按照自身的规律分别演进。然后,现代型社会在西方兴起、向全球扩张,产生以西方文化为主流的统一世界史。从分散的(前现代)世界史到统一的(现代社会)世界史是一个已成的事实。这里不讨论现代性对人类是好是坏的价值评判问题,也不讨论各非西方文化如果没有西方的全球扩张能否产生现代性理想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哲学问题,而以一个业已存在的事实为基础: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史的今天,各文化都有着走向现代化的理想和实践。由于世界是被西方文化"带进"

统一的世界史和现代社会的,因此,西方文化包含着绞缠在一起的二重性:西方性(特殊)和人类性(一般)。从而被后殖民理论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西方它者话语,同样有着这种二重性。介绍后殖民理论时,提出被它忽略了的这种辩证的二重性,探讨这种二重性的复杂内容,是使后殖民理论提出的尖锐问题进一步走向深入的一条好路。

2.什么是非西方文化的"真实"。这里实质是各非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自从非西方文化走进统一世界史的现代性历程之后,询问文化的"真实",问的是按照自身规律运转了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真实",非西方文化走向现代化,必然要用现代的眼光来重释传统。由于在西方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性,在根本上完全不同于非西方传统文化,因而,现代重释不可避免地造成对传统文化真实的遮蔽。这种遮蔽的后面有各种各样复杂的原因,对这种遮蔽的探讨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学术问题,又对新一轮全球化的世界文化重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后殖民理论提出"遮蔽真实"命

题引起全球(包括西方自身)关注的原因之一。面对后殖民理论的讨论领域,重要的是要清楚:被遮蔽的真实,是未与西方(现代)文化冲突之前的传统文化的真实。明乎此,就可以进入一个核心理论问题——3.怎样定义非西方文化的自我。按照后殖民理论,非西方文化必然要被切割成两段:一是现代性以前的分散世界史中自足的传统的自我;二是进入统一世界史后,被西方它者话语主宰的迷失了传统本真性的混杂体。这里涉及的基本理论是,文化的自我本质,究竟是不变的呢,还是可变的?按自我不变立论,传统自我才是本质,才算自我,而进入现代性的自我,是自我的迷失,是受它者控制的自我,一句话,是非我。按自我可变立论,传统的自我是自我,进入现代性的自我,是自我的变化,自我的发展,尽管这一自我在统一世界史的新境遇下被迫或主动地采用了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化的西方文化的很多很多新质。必须承认,虽然后殖民理论属于自我不变论,但由此立论而来的非西方自我与西方它者关系的理论,有着比简单的"不变"、"可变"更为深刻的内容。自我不变和自我可变的学理之争当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在这种学理之争后面的非西方文化进入统一世界现代性过程中的各种活生生的现实境遇,特别是"传统自我"与"现代自我"的断裂问题。关注这种断裂,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后殖民理论的另一重大题域——

4.它者话语还是自我话语。非西方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是被西方文化的外力带动的。历史事实是:西方文化强势,非西方文化弱势;西方文化率先进入现代化,并主导了统一世界史的演进,西方是现代文化,非西方是非现代文化,这决定了非西方文化进入世界史的最初(甚至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师法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方面,被西方的它者话语所主宰。然而,非西方能够被西方"带动",从本质上说,是由于自身的现代化愿望,因此,在它者话语下面,包含着非西方文化的自我话语。如果把现代性看作统一世界史中全人类的共同要求,就得承认非西方文化的现代自我。因此,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看,非西方国家的现代自我操演着一种它者的话语,从历史发展的共同本质看,这种它者话语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话语。就非西方文化从传统向现代演进来看,它是非西方的现代自我在全球化进程中偶然而又必然地呈现出来的包含了传统与现代、非西方与西方复杂关系的多种张力的互动话语。它者话语、自我话语、互动话语,同一种东西,分看为三,合观为一。三个角度,三种观点,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理由,都能看到和揭示其他视点所不能看到和揭示出的独特的东西。

以上四点是讨论后殖民理论时经常都会遇到的最基本的理论纠葛,后殖民主义对当论的重大影响还在于两大方面:(1)对作为全球主流文化的西方理论来说,如何在真实地认识世界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构筑一个面向未来的新的全球化理论结构,后殖民理论有利于西方去认识在全球一体化的层层种种表面包裹着的各文化的特殊性,揭示出一种现代景观下面的民族深层性格(民族无意识),在这一方面,亨廷顿有关世界的冲突是三大文化(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教文化)冲突的理论可以说在内在理路上与后殖民理论异曲同工和殊途同归。当然与亨廷顿的理论一样,在这一意义上,后殖民主义是全球化理论更新前的理论阵痛。(2)对于非西方文化的理论来说,后殖民主义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非西方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断裂。非西方文化自身的进程在西方文化的全球扩张中被突然打断,而卷入全球进程。它们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有很大的距离,从而在现代化进程中总是造成对传统文化不同程度的否定。另外,它们又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现代化,传统的东西又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在现代化进程中、在现代化形式上不断涌出。比如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就可以看到五四全盘否定传统和新儒学高唱宏扬传统的二元对立。传统与现代的纠缠,在非西方文化完成现代化之前,将一直是一种未愈的心病。

从学理上看,后殖民理论把19世纪产生到20世纪愈演愈烈而一直未能解决的理论问题推向了空前尖锐的程度,即不从现象论,而从本体论的角度说,知识是为真理所内在驱动,还是权力所暗中制约?后殖民理论不但在纯理论的本体层面深深地卷入了这一学理的矛盾,而且在现实的具体运作上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这一矛盾的张力范围,它在揭示知识后面的权力性质的时候,别人会问,你,后殖民理论本身,是代表一种知识真理追求,还是代表一种权力运作?因此,可以理解当赛义德被巴勒斯坦视为民族英雄时为何大叫其误会了。后殖民理论由于牵触到了全球政治、经济、文化重组时期的方方面面,极容易被组合进各种实现力量的运作中,这是后殖民理论向全球扩散的现实动力,后殖民理论又是一个极具思辨力度的理论。这一方面使现实力量对它的利用显得肤浅,另一方面又使这种利用有了一种理论的厚度。

后殖民理论以一种尖锐的形式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刺激了并还将继续刺激着全球的理论思考。

【参考文献】

1.Padmini Mongia.Contemporary Postcolonial.Theory.1st.New York:Arnold,1996

2Frederich Buell.National Culture and New Global System.1st.Baltimore:The Johns Hopskin University Press,1994

3Lawrence Grossbery,Cary Nelson,Paula Treichler.Cultural Studies.lst.New York:Chapman and Hall,Inc.1992

4Edward W.Said.Orientalism.lst.New York:Random House,Inc.1978

5Edward W.Said.Culture and Impirialism.lst.New York:Alfred A.Clopf,Inc.1993

东西方文化的认识篇7

摘 要:在《二马》中,老舍对欧洲文化的态度充满矛盾:一方面,欧洲文化主要是作为反思和批判中国文化的参照物;另一方面,它又是老舍批判的对象。从根本上讲,这种矛盾性与东方主义对老舍的复杂影响有关。

1924年,老舍留学英国,几年的英国生活,使他对中西文化有了更直观和深刻的认识,由此创作了《二马》。关于这部小说,研究者多关注老舍对西方文化的接受,以及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对“国民性”的探索,但忽视了的一个问题就是:老舍深受欧洲东方学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有自我东方主义的倾向。这种忽视使得研究者对老舍在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困惑、矛盾,以及痛苦的选择的关注还不够。

一、中国人背后的欧洲“镜子”

拉康在论述人的自我意识时提出了著名的“镜子理论”,即人是受镜子里的影像启发而开始认识到自身。“镜子理论”说明人的自我意识不自足时,必须借助于他人的眼光才能认识自己。在老舍看来,《二马》中先进的欧洲文化就如同一面镜子,一面照出守旧中国人老马的愚陋和麻木;一面照出年轻一代小马、李子荣的活力和生气。

在老派中国市民马则仁眼中,英国文化是典型的异国文化。“异”有些是“异国风情”,“‘异’也表示用自己的价值标准去衡量自己所不了解的人、事、地点等。”①老马因袭着传统文化的重负,缺乏竞争意识,追求闲适生活。在他看来,英国人就是不懂得生活的乐趣,不近人情。小说中有一个细节也很能显示英国人与老马的区别。伊牧师劝老马写一本东西文化比较的书,老马回答说:“快50岁的人啦,还受那份累!”伊牧师听了很吃惊,很诚恳地对他说:“我的好朋友!你50啦?我60多了!萧伯纳70多了,还一个劲儿写书呢!我问你,你看见过几个英国老头子不做事?人到50就养老,世界上的事都交给谁做呀!”英国人的这种生活态度与他们激烈竞争的社会有关,也与他们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浮士德、鲁滨逊等不断探索和追求为特征的文学形象就是欧洲文化性格的艺术反映。老舍正是通过中西国民的对比,揶揄中国人身上的弱点。

李子荣和小马身上,全然不见老马身上的毛病,他们有欧洲文化中务实、认真、独立等特性。或者说,老舍心中的理想市民是以英国文化为参照的,是“英国化了的中国人”。李子荣的做事干练、忠于职守,热情诚恳,求实进取等文化品格,恰合老舍对英国人是“很好的公民式办事人”的认识。到上世纪30年代老舍所极力推崇的也仍是英国人的这种“公民式办事人”精神,“他们该办什么就办什么,不必你去套交情,他们不因私交而改变做事情应有的态度”,所以“你可以永远不与他们交朋友……但你一定拿他当个很好的公民或办事人”。这使老舍“不能不佩服他们”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老舍对老马的揶揄、对李子荣与小马的推崇,标准都来自欧洲文化这面镜子。

二、老舍对东方主义的批判

“东方主义”的概念来自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萨义德(edward ·w·said),他赋予该词三个方面的含义,即关于东方的一种学术研究学科,以东西方相区分为基础的一种思维方式,以及西方对东方进行描述、殖民、统治的一种权力话语。③

老舍最初写《二马》就是为了驳斥当时欧洲人把中国人写成“一种奇怪可笑的动物”。西方文学中的“中国想象”,特别是那种东方主义激发了老舍的创作冲动。他看到一些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中国城找写小说、日记和新闻的材料,这些报道把中国人都写成“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后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④。这完全是皮尔逊(charlesh.pearson,1830—1894)“黄祸论”的翻版。然后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都按照这种传说来描写中国,而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小孩、老太太、英国皇帝都把这些都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已经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⑤这说明老舍在英国也意识到“身份是他人赋予自身的意义”,或者说是一种权力话语。他认识到欧洲人将这种对中国人的看法“知识化”、“真理化”,显示了文化霸权所具有的令人生畏的结构力量。老舍参观大英博物馆时候,看到展览的印度等东方民族的文物时候就感叹过,帝国主义其实真的不简单,灭了别人的国家,还把别人的东西搬到自己国家来研究。所以他也明白帝国主义其实也是有东方学知识谱系的支撑。

老舍对欧洲人这种东方主义自觉的同时,还特别批判了英国人严重的殖民意识和欧洲中心主义思想。伊牧师在中国传教二十多年,是一名中国通,“他真爱中国,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地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要不叫英国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二马》中,小马在保罗先无礼挑衅时奋勇反击。伊太太不能忍受,“她动了怒,完全是因为马威—— 一个中国男孩——敢和保罗打架。一个英国人睁开眼,他或她,看世界都在脚下:香港、印度、埃及、非洲……都是他或她的属地,她不但自己要骄傲,她也要别的民族承认自己确乎是比英国人低下多少倍”。老舍通过对一个英国家庭主妇的描绘,写尽了欧洲人的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心态。应该说老舍对东方主义批判是深刻的,但他又不可能完全摆脱东方学那种无所不在的影响。

三、老舍与自我东方主义

自我东方主义是德里克(arif ·dirlik)对萨义德东方学的进一步发展。它是指欧洲东方主义的认知和方法在二十世纪已经成为了东方“自我形象的构成”和身份认同的依据。或者说是指“东方文化身份的作家,以西方想象自己的方式来想象自己、创造自己,从自己与西方文化的不同或者差异里去肯定自我和确认自我,在跨文化传播中进行‘自我再现’,而这种‘自我再现’往往与西方论述东方的刻板印象,或固定形象,也就是形象学所说的‘套话’发生吻合,形成了与西方口味相同的‘共谋’关系”⑥。

老舍曾说过他的写作目的是要表现“中国人与英国人不同之处”,而且他强调“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⑦。虽然与“五四”文化精英对西方文化的单纯膜拜有所不同,老舍也有意识地批判了欧洲文化的弊端,但从基本思想上,或者说小说表现“中国人与英国人不同之处”的立足点看,《二马》没有摆脱“五四”时期那种东西方比较的思维。在小说中,英国是一个近代的工商社会,重法理;而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重礼俗人情。从形象学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平行比较,而这种比较从根本上讲还是重复着欧洲东方学的“套话”。早期欧洲东方学往往将中西文化做简单比较,这对“五四”中国知识分子也有影响,让中国知识分子以欧洲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传统:即从社会进化论的原则出发,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中国要发展就必须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东方主义。老舍深受“五四”文化影响,而留学又在欧洲文化中心的伦敦,处于那种东方学深厚的伦敦大学,他不可能不受东方主义渗透影响,写作中的那种自我东方主义倾向是完全不自觉的。小说中老舍对英国文化的赞赏表露无遗,老舍塑造的小马等新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英国人的标准来塑造的。关于李子荣这个人物,老舍说:“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做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理想了。”⑧可见,老舍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欧洲东方学的方式来想象和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

总之,欧洲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对老舍的认知结构等形成制约,让老舍形成某种“自我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而老舍在小说创作中受这种思维方式影响而不自觉。这种矛盾思想使老舍一直在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之间做痛苦的斗争,这在老舍后来的创作,诸如《猫城记》等作品中有突出表现。

① [德]顾彬:《关于“异”的研究》,曹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

② 老舍:《英国人》,《老舍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

③ [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

④ 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09页。

⑤ 老舍:《二马》,《老舍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09页。

⑥ 高鸿:《跨文化的中国叙事——以赛珍珠、林语堂、汤亭亭为中心的讨论》,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09页。

⑦ 老舍:《我怎样写〈二马〉》,《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东西方文化的认识篇8

【关键词】纳西族;东巴宗教文化;心理调适

心理调适是指运用心理科学的方法,对自己或他人进行心理调整,以使其达到健康状态的过程[1]。所有的宗教都是通过在现实的此岸世界的努力来达成彼岸的成就,因此衍生出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调适功能,通过特定的宗教信念,使人们的心态从不平衡调节到相对平衡的状态,从而使人们在心理、生理、精神和行为方面处于和谐[2]。且宗教文化的核心是从以现实为基础的自我意识到自我与人格化的精神象征的连接,达到心、身、灵的和谐和完满[3]。丽江纳西东巴宗教文化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具有并发挥着心理调适功能,因此对纳西东巴宗教文化的心理调适机制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

1研究意义

在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及个人问题时,易使人产生迷惑、不安和孤独感,到宗教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成为其中一些人现实的选择[4]。自古以来,纳西民族以其独特的宗教方式应对心理问题,寻求心理慰藉,维护社会稳定。本研究拟对纳西东巴宗教文化所蕴含的心理调适机制的研究提供科学的思路和方法,为研究影响纳西族人民心身健康的相关因素进行初步探索,从而为促进完善汉族与少数民族心理调适机制的兼容互补奠定基础,具有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及促进纳西人民心身健康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2研究方法

对纳西东巴宗教文化心理调适机制的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且两者在研究的过程中相辅相成。

2.1文献研究法

流传至今的东巴经约2.5万册,不同内容的有1500多册[5]。笔者认为文献研究首先要了解纳西东巴宗教文化的基本内容,可参考《东巴教通论》、《东巴文化通史》、《麼些研究》、《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100卷)等,其次对纳西东巴宗教文化具体内容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书籍包括《象征的来历-叶青村纳西族东巴教仪式研究》、《丽江麼些象形文“古事记”研究》、《人神之媒一东巴祭司面面观》、《纳西族图画文字〈白蝙蝠取经记〉研究》(上下)、《东巴文化论集》[6]等。可通过文献整理和分析寻找东巴宗教对心理疾病的认识,以及心理养生和心理治疗的方法。

2.2田野调查法

①地点选择。纳西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的西北部和与四川、交界的地区,集中在云南丽江的古城区和玉龙纳西族自治县[7]。在云南省丽江许多村落中,东巴宗教文化至今仍有保留,选择宗教文化保留较好、较为典型的调查地点对于研究的深度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云南省香格里拉县三坝纳西族乡、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大东乡、云南省丽江市玉龙县、丽江市宁蒗县油米村、玉龙纳西族自治县奉科乡上美村、叶青村等东巴文化保存较好的地点。②观察法。首先观察调查地区的基本情况,其中包括:人口、地理、饮食、习俗、服装及建筑等内容,其次参与纳西东巴教的日常和非日常活动,观察东巴音乐、东巴仪式、东巴画、东巴舞等宗教文化内容及被观察者的行为。所有人类行为都是由“文化”建构而来的,而且正是人类的心理活动产生和构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8]。可见文化和心理活动是相互影响的。对纳西东巴宗教文化的观察可使观察者直面东巴信徒心理活动,有利于观察者全面认识和剖析其所蕴含的心理调适机制。③问卷法。目前没有国际通用量表适用于本研究,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以表格的形式具体从宗教情感和宗教活动对东巴教信徒的心理影响两方面方向设计问卷。宗教情感主要包括受试者对东巴宗教的敬畏感、依附感、恐惧感、安全感和期待感[9]。问卷中具体包含受试者对东巴教的信仰和忠实程度;东巴宗教在其生活中的地位;遇到困难寻求东巴宗教帮助的概率;东巴宗教对其心理造成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等问题。宗教活动对受试者心理影响的角度问题包括受试者参与东巴宗教活动的频率及在活动中的角色和地位;受试者对占卜和东巴仪式的价值功能的认识;东巴仪式前后受试者心理变化及变化程度。且问卷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测试。④访谈法。本研究的访谈对象包括东巴、东巴教信徒及东巴文化研究专家等。受访内容从受访者对东巴宗教文化的认知、情感、行为三方面进行。访谈中首先明确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其次访问其对东巴宗教文化的个体认知和价值评价,然后根据问卷内容对其进行访谈。在访谈中访谈者不能诱导访谈对象,且访谈应辨别真相与假象[5]。⑤跨文化研究法。跨文化研究又被称为比较研究。纳西族居住地区的民族成份具有多元性、多结构性以及发展历史的差异性[10],因此对纳西族同一区域东巴宗教信徒与非宗教信徒及非纳西族人群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使本研究更客观和全面。

3可能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笔者认为,高效地收集到充足的相关性资料,进而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分析,是研究纳西东巴宗教文化的心理调适的根基。在调研过程中语言沟通可能存有问题。作为田野调查的一大要求,参与其文化活动中能加深对纳西东巴宗教文化中心理调适机制的进一步了解,但语言障碍不可避免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可通过寻求翻译或参与观察法弥补语言交流方面的障碍。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纳西族宗教文化的汉化现象严重,因此对其深刻而全面认知和调查可能存在一定困难,可通过文献整理、典型村寨调研进行解决。

4小结

纳西东巴宗教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且具有独特性,对纳西人民的身心健康有一定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对纳西族的心理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素质、人格研究及心理健康状况等方面,鲜有学者从源头探讨文化中所蕴含的心理调适作用。且在学术上对纳西东巴宗教文化的心理调适机制的研究至今依然处于空白。笔者为开展多维度研究、深入挖掘纳西东巴宗教文化的心理调适机制进行初步探讨,以期寻求较合理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为进一步研究少数民族的心理疗法及中医心理学的心理疗法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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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亚峰.中国宗教[J].中国宗教,2014(6):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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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鹏键,张永明.城市社区现代化进程中宗教工作问题研究[J].党政干部学刊,2009(4):12-13.

[5]萧雾虹.东巴古籍的整理与研究[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57-61.

[6]李国文.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调查与研究[M].北京: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7]杨国英.丽江纳西族传统的和合文化[J].三峡论坛,2011(6):30-37.

[8]李兆良,彭凯平.宗教的文化心理学研究:第三种探索的路径[J].国外社会科学,2014(06):98-105.

[9][苏]德•莫•乌格里诺维奇.宗教心理学[M].沈翼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10]王亚丹.裕固族妇女社会生活及宗教心理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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