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范文

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篇1

要讲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思想史上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所谓文明的“轴心时代”。据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在其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所言：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笔者按：这正好是中国的“先秦时代”），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事实上，中国先秦时代这种思想文化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现象，中国人自己也早有认识和评介。先秦时的庄子就在其《天下篇》中有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道术将为天下裂”都是对这种百家争鸣的形象描绘。近人吕思勉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说“先秦诸子之学，非至晚周之世，乃突焉兴起者也。其在前此，旁薄郁积，蓄之者既已久矣。至此又遭遇时势，乃如水焉，众派争流；如卉焉，奇花怒放耳。积之久，泄之烈者，其力必伟，而影响于人必深。”根据吕氏的总结，先秦百家的兴起有二个原因：一谓出于王官之一守，官、师分离，故“诸子皆出于王官”。二曰出自救时之弊。实际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是经济、社会、政治变化的直接结果，是对政治社会进行变革的内在要求的结果。一言以蔽之，是应付挑战的结果。如《汉书·艺文志》所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衰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

当然了，我们说在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是所谓“百家争鸣”时代，不过在学说和流派上真正能称上“家”的，正如《汉书·艺文志》中所谓“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即除了后来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影响到寻常百姓的儒家而外，还有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名家、阴阳家、杂家、农家（所谓“三教九流”之“九流”），值得注意的是：这八家在当时都是与儒家学说旗鼓相当影响相近的学派，并且和儒家一道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我们不妨来仔细看看这些儒家外的其他学派都有那些重要思想。

就道家而言，其思想核心当然就是“道”。“道”是改学派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环不息。道家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应顺应自然，达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于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于形驱，只求逍遥及心灵上的开放。在宇宙观上，道家认为“道”是无形及不可见的，是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是宇宙最高本体及一切事物的根源。也因此在政治观上，他们主张人们必须放弃逞才、逞智、逞强、逞力、回归朴素、无知的境界，以“无为”治理天下，天下才能和平安定。最终希望回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而在人生观上，因为认为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他们主张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墨家的学说中心是“尚贤尚同”。在宇宙观上，他们主张“非命”，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又主张“尊天”、“事鬼”。在政治观上，墨家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人不相爱。在用人上，他们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观念，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经济上，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

法家则对法律情有独钟，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纵横家则指先秦时奉行不同外交策略的外交家。他们分别主张“合纵”（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与“连横”（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在外交策略上其影响深远至今未绝，但在思想史上的影响却不大。名家则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于“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而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沿传里，一直被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阴阳家乃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是所谓“五德终始”学说的创立者。至于“杂家”则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其特点是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农家则出于农稷之官。其言多重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农家主张与民同耕，进而论及君民并耕，此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平等之观念，故不免引起重视“正名”的儒者之反对，认为这是弃君臣之义，徇耕稼之利，而乱上下之序。因农家书多为农圃之技，而非学理，故能免于秦始皇之《焚书令》。但其最高之理想为与民同耕，虽为一平等阶级口号，但亦不容于儒者，是故其着多亡佚。

从上面的简单介绍中，我们不难看出：虽然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战乱频仍、兵荒马乱的时代，但是这个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自由、最为开放和最不可思议的一个时代。特别是对于学术发展和思想传播而言，确实是一个黄金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和学术派别。以后的朝代里，几乎不可能不受到这一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的影响。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杂家、农家等等学派的思想，无一不对后代产生着影响。而中华文明的思想源头远非儒家一家，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也就是因为这种博大和包容才使得中华文化以其独特的风范屹立于世界东方，成为人类文明“轴心时代”之一极。只是因为后来统治者为了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抬高儒家，使得其他学说隐而不彰。而事实上，如果中华文明只有儒家一家，则其影响力和生命力都不可能使其成为人类文明之一极——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现在要想重新回到世界轴心，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打破禁忌，重新回到真正的“百家争鸣”的时代。

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篇2

1、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甚至墨法等诸子百家的学说，在金庸小说中被有机地熔于一炉。

2、由于士阶层的出现及国家任用贤能而不是任用世袭贵族这一变化，又促使了士阶层的活跃，促使了诸子百家的争鸣和战国学术的繁荣，以及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

3、他的法律思想融合了诸子百家的观点而自成一体。

4、古希腊学者把从事学术活动作为一种谋生方式，他们通过办学收费和吸引权贵的捐款过日子，这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谋生方式是相同的。

5、企业管理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剧烈变动，政治上的动荡纷争进而导致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诸子百家蜂起立说，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

6、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学术上的诸子百家争鸣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7、在思想史研究中，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本位，在海内内外已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这本位不仅表现在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对儒家伦理的认同，还深入中国人衣食住行的消费生活，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无所不包的文化，主导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

8、我们认为诸子百家普遍称引黄帝的事迹，甚至托言黄帝以自重，这正是黄帝在我国历史上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反映，说明黄帝传说确有真实的历史核心。

9、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是以儒家为主、兼有诸子百家各学派的文化。

10、一关于儒学何以会被汉代统治者接受而于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原因，()学者们虽多有论及，亦多近理，但似乎尚未揭橥根本原由。

11、产生于混乱之世的儒学，以其致力于社会伦常秩序的整合和一统局面的追求，归宗于先王之道，认同于宗法礼乐文化，终于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

12、名胜遗迹区中有插箭岭、铸箭炉、武灵殿、诸子百家殿、历代帝王宫、古代兵器陈列馆和成语典故园等。

13、痛恨宋儒疑经改经之悖谬，毛奇龄强调诠解经义必以实据为凭他严格地遵循以经证经的论学之方，而且还兼采诸子百家以及后儒之说以为旁证。

14、中国文化就是在这诸子百家的学派分合之中不断地发展和丰富起来的。

15、从这个角度说，先秦法律思想是秦汉律学得以的一个理论基础，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尤其是有关法律的学说，是后代律学家所继受的一笔丰厚的遗产。

16、二两千年来的孔子诸种神话产生于混乱之世的儒学，以其致力于社会伦常秩序的整合和政治一统局面的追求，归宗于先王之道，认同于宗法礼乐文化，终于从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

17、认识诸子百家的产生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是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和演进在思想领域中的必然反映。

18、在诸子百家中，道家对男女之道的研究是最令人看好的，这不是因为道家的学说比其它的学说更有道理，而是道家的男女之道最讲实用性，所以也就被社会广泛的接受。

19、我们的策略是：横向链接诸子百家，纵向连锁网点！

20、诸子百家的思想言论大部分内容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21、这些特征主要有钱币、文字、官制和爵秩制度以及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地域分布等，基本涉及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及思想文化等几个方面。

22、在讨论物权和债权两者的关系时，诸子百家，众说纷纭，但恐怕最能让人折服的还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观点，为物权的重要性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论前提。

23、他们认为，要明确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内容，首先应该抛弃传统的道统观念，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诸子百家之学，只要是在学术史上确有创见的思想学术，都应在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24、荀子生于古代的封建制度要被推翻，以将建立强权专制为目标的秦国为乱世打上休止符的时期，可谓是乱世之末的大儒家，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

25、“四书”必修课教育如果成功，兴许以后能增开新的内容，将诸子百家都加上。

26、贾谊是中国封建知识分子悲剧的典型，他的思想颇得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沾溉，同时也润泽后人。

27、老子任周室守藏史的经历使得他得以全面了解远古时代的历史和古人的思想精华，也使他能够接触和吸收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积累了知识，锤炼了思想。

28、马一浮不认同诸子百家出于王官之学的说法，他认为，由于学习六艺者各有所偏重，往熟悉的方面一路，于是都仅得六艺之一二，不及其余，因此形成各有得失的诸子百家。

29、公孙弘之阿谀取宠而缘饰以儒术，可谓儒学演变为儒术这一过程之终结，然考其开始与其过程，则可谓是儒学在当时世风之影响下，与诸子百家融合的过程，而开其端者，则即是荀子。

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篇3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当时汉武帝那个时期是一种对政治，对统治极为有利的做法。那个年代，当时正是百家争鸣的时期，人人都各有一套理论，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这种主张自家反对别家的观念在封建时期是引起对立与矛盾的根源。对统治者在政治上极为不利，所以当时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是对统治最有利的唯一做法。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当时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让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和几千年来思想的主流。是它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也有弊，这套做法在当时那个时期可能是正确的，对统治者有利，但不代表在所有的时期都是正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否定了其他学派，每个学派都各有所长。如道家学派，创始人是老子，他善于从正反两方面思考问题，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人们与世无争，天下就能太平。后来，战国时期的庄子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强调治国要顺应自然和民心。这些思想都是难能可贵的。再如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主张“兼爱”“非攻”，要求人们互爱互利，反对各国相互攻伐兼并，残害生命。他还提出要选贤能的人治理国家，并批判贵族的奢侈生活，提倡节俭。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化思想。在当时，各学派相互抨击，而又相互影响，如果作为统治者能取长补短，不将其他学派一棍子打死，那更能让当时“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昌盛。

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片面性，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成为稳定社会的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的定式；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置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是凡人就不可能十全十美。

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主流，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篇4

一、百家争鸣

春秋战国时代，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亟待解决的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围绕着如何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墨、道、名、法等，他们著书立说，互相论战，出现了中国学术史上的繁荣景象，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百家争鸣”。沈有鼎说：“和古希腊、印度一样，古代中国的逻辑学是首先作为辩论术而发展起来的。”在百家争鸣中展开论辩活动，是墨家逻辑得以产生的重要原因。名家的开创者，公元前6世纪的律师邓析擅长于“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列子力命》篇)。到了公元前4世纪，名家的另外一个重要代表人物惠施，承继了邓析的论辩作风，而且将论辩活动从司法或法律领域扩大到自然科学领域。从得以流传下来的惠施“历物”十事而作出的十个论断看，都是一些和人们的感觉、直觉、直观、常识不同的自然科学论题或论断。类似地，同惠施进行辩论的“辩者”，他们所提出来的“二十一事”，也是一些对于显然违背人们直觉和常识的命题进行论证或论战。比如“白狗黑”(《庄子天下》)，从常识来说，白狗就应该是白色的，但“辩者”却认为，白狗有些地方也是黑色的，比如白狗的眼珠子就是黑色的，所以也可以说“白狗黑”。论辩术的兴起是逻辑产生的重要条件，但不必然会导致逻辑的产生。只有以追求真理为目的，论辩术的探讨才能升华为逻辑的研究。

辩者学派所进行的各种论证或论争，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深入思考。你说“常识不对”，那到底不对到什么程度？你说“理性可靠”，那到底可靠到什么程度？什么是推理？怎样的推理论证才是可靠的、正确的？怎样的推理或论证则是错误的、无效的？辩者们所进行的“推理”真的能够“驳倒”常识所能看得见的活生生的事实吗？在中国先秦诸子中，首先起来批判和总结百家争鸣的论辩学术成果的就是墨家。高亨指出：“晚周时代，百家创说，诸子争鸣。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等各个派别，互相批评的风气，极盛一时。墨家为了和别家辩论，才写出《墨经》作为根据。”墨家逻辑正是顺应先秦百家争鸣的需要，作为百家争鸣的工具，并对当时百家争鸣辩论的素材加以总结和创新而得以创立的。在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中，只有墨家才是站在百家争鸣辩论的最前列，从正面来总结当时百家争鸣中进行论辩和科学思维的方式及方法，并将其提升为逻辑学的形式和规律，进而指导百家争鸣辩论向更高层次的水平发展。

集合与元素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当时曾经极大地引起过人们的困惑和惊异。《庄子•天下》篇所载，“辩者”曾经提出过“鸡三足”、“黄马骊牛三”等辩题来与惠施开展辩论。在《公孙龙•通变论》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鸡三足”（鸡有三只脚）和“牛羊足五”（牛和羊都有五只脚）等辩题的论证。显然，这些辩题都是违反、违背人们的常识和直觉的。因为根据常识，鸡只能是二足，黄马和骊牛加在一起只能是“二”，牛羊只能是足四。但是，辩者却可以论证，鸡足的元素是二，“鸡足”的集合是一，加起来说是三，所以就可以说“鸡三足”了。类似地，“黄马”是一，“骊牛”（黑牛）是一，再加上“黄马骊牛”（黄马和黑牛组成的集合）说就可以是三，所以可以是“黄马骊牛三”。同样，牛羊的足单从元素来说是四，但从集合来说也可以是一，加起来说就可以是五了，所以“牛羊足五”。与辩者的做法针锋相对，墨家学者区分了兼名和体名，指出：集合与元素各自所具有的性质是不同的，而辩者正是由于混淆了兼名和体名、集合名和元素名的不同逻辑层次，因而他们所进行的论证和推理是不成立的。《墨经》中将集合概念称为“兼名”，将元素概念称为“体名”。《经上》说：“体，分于兼也。”“体”是从“兼”（整体）划分出来的部分。“兼”指整体，“体”指部分。《经下》也说：“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说在兼。”“牛马中有不是牛的部分”这个事实和“牛马不都是牛”这个判断正确是相同的，其理由在于“牛马”是一个集合。墨家认为，“牛馬”是兼名，但“牛”和“马”则是体名。《经说下》说：“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牛不是集合，马不是集合，但牛马是集合），“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牛就是牛，马就是马，但牛马不是牛也不是马）“牛”和“马”都只是体名，“牛”不兼有“牛”和“马”两个元素，“马”也不兼有“牛”和“马”两个元素，但是，“牛马”是兼名，它能够兼有“牛”和“马”两个元素。因此，可以说，牛是牛，马是马，但牛马不是牛而且也不是马。《墨经》由于对兼名和体名进行了区分，指出了集合和元素的不同性质，从而为澄清辩者的诡辩式命题及其论证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二、政治伦理背景

中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辩论之风兴盛，相互之间经常进行辩论和论辩：议论时政，各抒己见，但他们宗旨都是治国安民以求太平盛世。墨家的情况尤其突出，他们把“辩”即论辩看成是去乱求治、兴利除害，以便达到国泰民安的有力工具，也就是说逻辑研究可以直接为明确现实中的同异、是否、治乱服务，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社稷安定或者人民大众能够安居乐业。不过，墨家的思想学说有其独特性。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西周形成和确立的礼制文化受到了很大的破坏，这就是通常说的“礼崩乐坏”，于是出现了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站出来维护西周的礼乐制度。墨子虽然曾经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但由于发现“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所以“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认为儒家学说繁琐不容易实行，儒家所主张的厚葬会浪费钱财从而使得老百姓贫穷，儒家所主张的长时间为死去的人服丧容易伤害到活着的人的身体，也会妨碍人们做事，于是反对儒家所主张的周代的礼制文化，而推崇原始社会末期的夏禹的主张，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等观点。孙中原指出：“墨学在自身成长过程中，逐渐跟儒学分道扬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思想体系。”李绍崑指出：“墨子对儒家的背离，实际上是一种革命，对传统的保守的儒家来说，它是一种放肆的态度，甚至是异端邪说。”墨家的学术思想体系似乎更类似于西方的传统，如陈汉生所说：“墨子的基本语言理论，跟他哲学的许多其他部分一样，较之儒家或道家的学说，相对地更类似于占优势的西方传统。”墨家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批判理性精神，“墨学是中国先秦时代具有批判精神的显学，其‘墨论’思想中专门有‘非命’、‘非乐’、‘非儒’、‘非攻’等，批判当时儒家与其他各家学说中的消极观点。”

与荀子相比，荀子虽然也强调“辩”，但他主张的是“圣人之辩”、“士君子之辩”，强调“辩”必须从维护“仁”即维护周代礼乐制度出发来开展(《荀子•非相》)，但墨家的“辩”则不设这样的前提。墨家已经把逻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去探讨它的内容和规律。墨家的“辩”是为真理而辩，为正义而辩，“辩”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明是非之分”，墨家逻辑是认识科学真理的方法。关于“辩”的基本内容，墨家提出了“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提出了“以类取，以类予”的基本推论原则，还总结了“辟、侔、援、推”等各种推论式。但是，墨家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也没有能够完全摆脱政治伦理因素的影响，最集中地体现在需要用它来解释和解决实际社会中各种具体的政治伦理问题。如陈汉生所说：“道家和儒家学说中的预设，在墨子思想中仍有很大作用。”墨子的观点“需要在伦理推理过程中进行概括，成为一致的或者进行普遍化。”因此，墨家逻辑并非完全像西方逻辑那样，仅仅偏重于考虑外延的关系，而是必须着重从内涵上来分析和把握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比如，墨家在《小取》中说：“盗人，人也。杀盗，非杀人也。”墨家学者显然知道，“盗”都是人，即“盗”和“人”在外延上为真包含于关系，但却坚持人不可以杀而盗是可以杀这样的社会政治伦理，因此，必须用逻辑来解释和把握现实社会中的价值与伦理关系。如果仅仅从外延关系看，墨家关于“杀盗不是杀人”的主张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其论证似乎也是在做诡辩，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内涵去分析，墨家的认识却是非常合理的。从“杀盗”这两个字的本义看，“杀盗”并不是因为“盗”是人而杀他，因此，杀盗并不是要杀在“人”上，而是要杀在“盗”上。“盗”虽然在外延上属于人，但在内涵上却不只是人，即“盗”还具有“非人”的本质属性。同一个对象，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去分析其所属的类。这就是说，盗如果是与学生、平民等相比较，他们都具有“人”的属性，但是如果将盗和贪、抢相比较，他们又都具有“违法”的性质。

三、墨家学派自己的需求

墨经逻辑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墨家的科学实践和社会实践需要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者不重视生产实践活动。《论语•述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是不谈怪异、勇力、叛乱和鬼神的。《论语•宪问》又说：“子曰：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千里马（骥）并不是要赞美它的气力，而是要赞美它的品质。这说明，孔子主要关心道德伦理世界的建构问题，而对知识论或认识论的问题关注不足。孔子认为，从事生产活动是小人或者的作为。墨者则不是这样。他们大都是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墨子教育学生的总体方法是“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耕柱》），“从事”是“为义”的三大任务之一。墨家的“从事”既包括将军、大夫的攻防战事，也包括士人的一般行政事务，还包括一般老百姓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者的技术性劳动。墨子本人是一个熟悉当时手工业技术的能工巧匠，技术与古代名匠公输盘不相上下（《鲁问》）。墨家集团的成员大多数也是手工业者，他们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制作军用民用器械。墨者既是生产劳动和科学技术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又是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者。墨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同时都是科学家，《墨经》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所讨论的包括哲学、逻辑学、数学、力学、光学、心理学、经济学、教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方面的内容。离开大量的实践活动，没有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没有对各门科学的探讨，墨经逻辑是不可能创立的。正是由于实践的需要，由于科学技术和科学理论的发现和论证的需要，由于在墨家科学精神的滋润下，墨经逻辑才得以创立。

墨者从实践中积累经验，又从经验中总结出技术，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墨家把“摹略万物之然”（《小取》）作为认识的根本任务，强调从各种工匠技术经验中“求故”、“取法”、“明理”，即认识事物的所以然，概括出一般法则和规律。其中就包括了逻辑学的规律和规则。例如，《法仪》篇说，“百工从事，皆有法所度”，“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悬，平以水”。天下无论从事什么工作的人，都不可以没有法度。匠人们画方形用矩尺，画圆用圆规，画直线用绳墨，量偏正用悬锤，量水平用水准仪。《法仪》篇又说：“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没有法度或标准而事情能够做好的，从来都没有过。无规矩不能成方圆，人们做任何事情都得有一个规矩、法度。在墨家看来，“法”是一个外延非常广泛的概念，它可以指各种工匠操作的法度，也可以指语言规则、论证方面的要求。墨子特别强调人们的言论必须要有法度可循。先秦时代，百家异说，诸子争鸣。语言已经严重地打破了逻辑的界限。各派思想家在哲学、政治、科学等方面提出了多种多样的学说，进行了形式各异的论证，在这些学说和论证当中，哪些是正确的、合理的，哪些又是不正确的、不合理的呢？首先必须要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墨子所提出的“法仪”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非命上》说：“言必立仪。”（言论必须有标准）“言必有三表。”（言论必须有三个标准）即人们的言论要以“古者圣王之事”、“百姓耳目之实”和实际的效用为当与不当的区分标准。墨子提出“法仪”思想的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了给语言和言论制定规则，其最终目的与孔子的“正名”思想一样都是为了国家安定，只是所持立场不同罢了。

四、语言文化的影响

与西方的声音语言有别，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从根本上是一种象形文字，它充分借助形象符号来表示语言所指称或指谓的客观对象，既能表形又可表意。语言是我们的思维活动得以外化的工具，所以，中国的象形文字常常使人们的思维和思想受到直观的影响，总是摆脱不掉客观事物形象的“干扰”或“纠缠”，这种语言文字的不足之处就是，不利于人们的思维由感性的直观感觉上升到理性的抽象认识和抽象思维。由于这种形象语言文字在形和意上的内在一致性，使得字的形象就可以直接决定字义，而字的形象又源于对客观事物外在特征的模仿，字义与其所指称的对象之间存在直接的关联，因此，形象语言要用来掌握发展变化着的客观世界，其意义必然随着字体所指的对象的不断变化而进行改变。而这种动态的改变关系会造成汉语文字意义的丰富性和歧义性，进而导致其概念内涵的丰富性和指称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从句法上看，古代汉语主要是一种靠虚词将实词联系起来构成语句的语言，而汉语的“是”字作为系动词普遍使用开来是在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以后；但是，“是”在西方语言中一直都作为系动词在普遍使用。

中国古代语言的特殊性的影响，使得墨家逻辑思想主要集中于考察名称概念和实际事物对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名实关系，而对于概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的认却主要注意内涵方面，没有着重从外延上来进行思考，对推理和论证的考察也总是离不开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区分和准确把握，需要运用辩证法来做补充。古希腊学者一般将求取真理作为认识的最终目的，不以功利、实用为首要目标。亚里士多德说，“人在本性上就是要求知”。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实用，讲求实际功效。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更加注重对与日常实用具有密切关系的问题的讨论，他说：“当中国人看到一只豪猪时，便会想出种种的吃法来，只要在不中毒的原则之下吃掉它。在中国人看来，不中毒是唯一实际而重要的问题。豪猪的刺毛引不起我们的兴趣。这些刺毛怎样会竖立的？有什么功用？它们和皮怎样生连着？当它看见仇敌时，这些刺毛怎样会有竖立的能力？这些问题，在中国人看来是极其无聊的。”

对于远离日常生活的问题，中国人对此考虑得比较少。正是由于中国人的思维特别强调与日常实践活动的关系这个特点，使得墨家逻辑的研究也只要考虑满足日常社会和道德实践中论辩和论证的需要也就足够了，没有必要做更多更加深入的研究。因此，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研究了证明和论辩之后，又特别深入地去研究了与证明和论辩密切相关的三段论这样的一般推理形式和推理系统。而墨家学派的研究只是停留在对论证即证明和反驳的规则、方法上的研究上，没有进一步去追究它们背后所共同隐含着的一般推理形式。总的来说，墨家虽然研究了通过典型的具体事例来体现的推论方式，但这种推论方式也就是推理或论证的方式，并不是一般的推理形式，墨家从根本上来说还没有能够透过推论方式来研究推理形式。

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篇5

“诸子百家”是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术思想人物和派别的总称。

西周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天道”，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反映这一时期思想领域内各阶层利益的各种不同思想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及著作被合称为“诸子”。按照“百家姓”的“姓”以“子”为称呼，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许行、告子、杨子、公孙龙、惠子、孙武、孙膑、张仪、苏秦、田骈、慎子、尹文、邹衍、晏子、吕不韦、管子、鬼谷子等。而“百家”则这些政治学派思想家的总称，有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学术流派的代表家。他们周游列国，为诸侯出谋划策，到战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数得上名字的一共有189家、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最为著名的不过几十家而已。

学者传统上关于百家的划分，最早源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在刘歆的《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家、医家”，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

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中最为广泛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纵横家等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典籍，其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期古希腊文明相辉映。以孔子、老子、墨子为代表的三大哲学体系，形成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至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统治汉族思想与文化两千余年。同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影响到与中国相邻的国家。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即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应该借鉴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借鉴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借鉴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借鉴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借鉴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应借鉴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思想、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的思想和法家的“废私立公”的思想。

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篇6

关键词：法家思想 实用主义 文化特点 统治思想

法家思想一直以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未得到其应有的评价和重视，占据中国传统思想位置的一直是儒释道三家之综合构成体。法家思想的重要性，特殊性，及其在历史中的光辉灿烂的篇章往往被人忽视，这既是由于法家思想的自身形象即带有着恶、惩罚等等的负面色彩，为世人所避讳，同样也由于法家思想的实用性过于明显，对于历代封建君主只能作为一柄双刃剑，不可不用，且用之慎矣。

一、百家争鸣时代的各种文化特点

百家争鸣诞生在春秋战国这个时代，春秋（公元前722年――公元前481年）和战国（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1年）并不衔接，在这两个阶段，中国社会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经济上，生产工具的升级促进生产力产生大发展。铁器的广泛使用使得以农业为本的中国农业耕种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春秋初年，齐国便率先掌握了冶铁技术。《管子・海王篇》中提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这里的针与刀均是铁制。到了战国阶段，铁器更是普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同时，用牛耕地和水利工程的兴建更是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2.思想上，私学的出现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知识的特权。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孔子，他的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则是最早的私立学校毕业生。私学的兴起正是由于官学的控制减弱而产生，进而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士的阶层。他们不隶属于任何国家或政治团体，而是本着“用我即留，不用我即走”的原则，游走于各大诸侯国之间。

3.政治上，传统意义的周代思想已经已经礼坏乐崩，新的主流思想尚未形成。因各个诸侯国的竞相发展，周天子的统治力已经不复从前，仅仅是名义上的天下之主，而没有实权。“问鼎中原”的典故已是诞生在这个时代背景，楚怀王实力强大，乃春秋五霸之一，问周王鼎有多大，答在德不在鼎。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空前的经济繁荣，再加之“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从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二、法家思想的诞生背景

法家学派的成因有很多说法，其一，多数学者认为法家学派出于理官。此依据为西汉初年的史学家、思想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提出的六家之说，即把当时的先秦诸子百家划分为阴阳加、墨家、名家、儒家、道家、法家。并把六家的思想优缺点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其中谈及法家时“法家不分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家思想主张：反对礼制；重视法律；不法古，不循今。而理官正是春秋时期的官职，其责任大抵是掌管司法的官吏。《礼记・月令注》中提到：“理，治狱官也。”《吕氏春秋・孟秋》中也提到过：“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说法认为，法家学派的诞生基础是最早掌管断案的官吏阶层，他们为法家学说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法家思想重刑，而刑早在春秋时代就存在，因而这种思想为法家学派所吸收。

另一种思想认为，法家思想是继承和发展了诸子百家的各个学派。其依据是根据各个学派的诞生时间、成为显学的时间不同，且法家的代表人物均师从各个学派而得出的。就整个百家争鸣时代看来，百家思想是以道家为其开端的，其次是儒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及黄老到家，最后是法家。从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道家崇尚自然，崇尚万法自然，主张无为，他们认为周礼是不符合自然的，因而礼坏乐崩是正常的；儒家则是肯定了周礼，但是却在周礼的思想中加入了仁的概念，可以看做是改良版的周礼；墨家继承了儒家爱的思想，但表现得更彻底一些，肯定了兼爱的思想，主张人人平等，却否定了周的等级差别，至于阴阳家和黄老道家，可以说是道家自然与儒家伦理的结合。而法家思想则是在其他思想无法解决当时“分久必合”这个问题时提出的，最具有实用性，现实性的思想。“从孔子起的各派思想家都力求解决君王的各种问题。他们建议的解决办法往往并不切合实际，各国君王所爱听的不是劝他们怎样谋求民众的福祉，而是要能应付眼前难题的灵计妙策。”［1］

但从法家的字面意思理解，容易认为法家就是讲究以法治国，其实不然。按当时的环境背景来看，法家的主张有些类似现代的管理学，即君主如何治御臣子，如何是强化国家的统治，集中权力于自己的手中。

三、法家思想因何在秦国得以重用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时代，君主渴求有才能的贤人来辅佐自己，因此各国君主臣子养士成风，但为何几个法家代表均奔赴秦国，发迹于秦，最后让法家思想在秦国生根发芽，最终成长为参天大树。

客观来说，秦国能重视法家思想与其地理位置，国力强弱，以及历史文化传统有关。

从地图上看，秦国地处西北一隅，除了与晋国接壤外无法接触中原文化，而秦国立国之本亦是在与少数民族不断对抗中成长起来，这就导致了其民风彪悍，英勇善战，但文化底蕴并不深厚。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尽管各个诸侯国君主都希望变法图强，但是其思想均难以突破传统，对当时标新立异的法家思想自然不能完全接受，纵使是短时间内使国家实力提高，也难以在下一世（即君主的继承人，下一任君主的时代），继续得以不断发展。如春秋末期即开始推崇法家思想的齐国管仲，郑国子产和晋国赵盾等，“他们大都参与国政、执事国柄，程度不同地实施了国内的政治改革……”[2]但从他们去世的那一瞬间，各国大乱，封建贵族纷纷倒戈，致使法家思想无法继续推行或者开展下去，因而搁置或终止。

而反观秦国，祖先因为周穆王驾车有功，而被赏赐封地，西陲之地。经过长达百年的惨淡经营，秦暴霜露、斩荆棘，逐步适应了西陲恶劣环境，实力与日俱增。但即便如此，因其地理位置有限，向东不能出函谷，向南不能争巴蜀，因为即便是成为西域霸主的秦穆公仍未能在逐鹿中原中一显身手。但这样的地理和历史却恰恰给了秦国接受法家思想内在基础。即秦国因地理位置而不能深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因而对于传统的道家、儒家思想并未有其他各诸侯国那样有着深深地传承性。相比较于各国，秦国也就成为最能接受新思想的宠儿。

再看与秦接壤的晋国，法家学派的人物大都来源于晋地，而晋地正是殷民之地，殷文化中有尚法的倾向，因而法家思想的根在于晋国。秦晋接壤，法家思想自然最早被秦国接触。这里并不是说其他各国不重视法律，而是所谓的法家正统思想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如楚国因地处南隅，民风神秘轻浮，因而道家思想得以生根与此，齐鲁两国则民风朴实，重视传统，儒家思想即发源于此。

综上所述，秦国正是由于其地处西域，秦民受传统思想影响较其他各国较轻，国力在战国初期处于下游，因而它迫切地需要一种快捷实用的思想来指导争霸中原。法家思想的实用性以及创新性正适合了秦国的需要，因而这是法家思想能在秦国发展，扩大的客观原因。

主观来说，封建君主的个人素质偏好也是法家思想能在秦国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

商鞅，原名卫鞅，战国时期卫国人。商鞅早年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孙痤病死后，魏王并没有重用商鞅。后来听说秦孝公下令求贤者，便携同李悝的《法经》到秦国去。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三见孝公，商鞅畅谈变法治国之策，孝公大喜，商鞅得到了施展他变法理想的舞台。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为：建立新型的军功爵制，激励士兵奋勇杀敌；奖励耕织，保证了秦国后方粮草充足；制定新法，使得百姓各司其职，安分守己。秦国自商鞅变法后，迅速成为一个强大的诸侯国，为后世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

韩非是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本是韩国的王族贵人，但是，他的理论不被当时的韩王所采纳。在悲愤之下，写出了《孤愤》、《内外储》、《说林》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后来这些著作传到了秦国，秦王政看完后，发出了“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的感叹。但韩非在出使秦国时，没有得到秦王政的信任，更被李斯陷害，最后自杀于秦狱中。韩非虽然一生都没能施展自己的抱负，却著成了流传千古的《韩非子》。

李斯战国末年楚国人。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嬴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　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嬴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为秦王政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在秦王政统一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禁止私学，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自杀，立少子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以上可以看出，君主的个人素质优劣，对臣子的好恶，在封建社会，对于某种社会制度思想的推行都是有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否则，以商鞅，韩非，李斯之才，何愁在其他国家得不到重用，而各国君主均是求贤若渴，何苦和自己过去不呢？

四、　法家思想优于其他思想的实用性体现

“儒家思想强调亲亲之仁义，对于周代的礼乐制度，它强调的是为“礼乐制度”寻求道德、哲学基础，从“仁”的角度里论证其合理性，并由此贯穿于人的道德生活中，实现社会的秩序化。”③儒家认为，要靠礼和道德，不能依靠刑罚来治理天下，威压百姓。他们企图恢复周礼，但是他们并没有看清社会生产力已经推动当时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情况，旧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满足统治阶级和下层百姓的需要，因此从这点上看儒家思想属于不切合实际的空想。

礼与刑一直是周天子统御天下的两种手段，礼是用来约束臣子的，刑是用来惩治百姓的，既然春秋战国时代已经礼崩乐坏，那就证明，礼的约束力荡然无存，君主需要一种新的实用的思想来维护统治。这样，法家思想的人人平等，把贵族的地位降低到和百姓一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靠奖惩来统治一切人，只有君主一人有莫大的权力，这是中央集权化的表现，也是这个时代君主最喜欢也最需要的思想。

道家主张无为而无不为，主张个人自由，以无为而治天下，认为天下一切事物都有其独特的道，只要大家都按着自己的道去做，那天下自然太平。道家崇尚自然，认为自然界的规律是永恒不变的，天道如此，人道亦如此。但是道家学派并没有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类是有发现世界并改造世界的能力。在春秋战国这么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指望各个诸侯国停止战争，维持现状，这明显是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是一种略带消极的思想。

法家思想则是道家思想的另一个极端：道家认为人性善，所以各循其道，天下和谐，法家认为人性恶，故需法约束人性；道家追求自由，法家主张以法控制一切。从极端主义上来说，这两种思想都不是最佳选择，但是如果从春秋战国时代本身的特点来说，周王室衰微，各国国力不同，大国间争夺霸主局面出现，各国的兼并和战争促成个局部地区的统一，只有真正能够集中权力，才能更好地准备战争和防御入侵。这就是政府的结构和行使职权都日益复杂化。而法家思想的人人平等可以创造一个臣与民皆全力为国的状态，这无疑是各国君主最迫切需要的思想。从某种方面说，法家思想肯定了道的存在，但是人们需要在法律的约束下去循道而为。

诸子百家，其实不过十数家，而里面有只有儒道对中国传统思想最有影响力，乃至今天仍被人认为是儒为表象，道为实质。法家思想则因为代表着统治者的意志，不受习惯的羁绊，更认为法律远胜于道德。因而这给世人留下了极坏的独裁者印象，往往不被世人理解。但是究竟是法治还是德治更胜一筹，我们还是要根据时代的具体特点去加以判断，不要以偏概全。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三联书店.2009年.173页

[2]朱峰.法家思想的形成原因.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11月16卷第4期

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篇7

关键词：蔡元培；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思想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冯友兰说：“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代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元培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1]北京大学教授萧超然说：”如果中国古代最大的教育家是孔子的话，那么中国近代最大的教育家就是蔡元培，蔡元培是继古代孔子之后独步于中国近现代文坛的教育巨匠”。[2]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恢弘浩淼，不啻于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一座宝库，而内容丰富、深蕴哲理的科学教育思想则是整个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奇珍，光芒万丈，辉映寰宇，泽被后世；似丰碑，立足近代，秉承古代，昭启现代。

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思想，基于他本人的经历实践和探索思考，基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环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源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非常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的。作为中国教育思想史乃至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思想有其自身复杂的背景和广泛的来源。拙文就此二端稍作探析，藉以祈教于方家，冀获引玉之功。

一、时代背景：近代中国的落后及世界列强的入侵

作为封建社会的垂暮之年，清朝后期，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文化失落，教育废弛，社会动荡，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危机重重。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增加生产、扩大市场、赚取高额利润，从而肆意将殖民侵略的贪婪触角伸向了海外，积极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中国，作为世界上物产丰饶、地广物博的东方大国，早令列强垂涎欲滴了。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接踵入侵，《中英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落，中国进一步丧失了主权和领土的完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再次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此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

当蔡元培于1868年诞生之时，正值中国因鸦片战争失败而遭受资本主义列强凌侮的时候，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尤使蔡元培震惊，面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西方列强，他深切感受到中国明显的衰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开始涉猎“新学”。“自甲午以后，朝士竞言西学，孑民始涉猎译本书。”[3]1899年，蔡元培读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使他“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灵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梨洲氏、龚定庵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 [4]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只关注与治国安邦密切相关的那些圣人礼法和伦理纲常，科学长期遭受冷落。“我国人士，由来尤多好高骛远，专尚空谈，以致有科学落后之今日。若仍因循故知，不图努力精进，则恐唯有受天演之淘汰而已，然此亦因限于科学、智识之幼稚也。国内发明既寥若星辰，著作尤鲜若鸿毛，欲求一可读之书，殊不可得，深进研究，更属梦想。” [5]至于今日中国之学术程度，“则吾人益将无地以自容”。可是，世界列强则为另一番图景：“近来列强提倡学术研究，不遗余力。在国内，固然不惜用最新的设备，集中专门人才，使之致力于宇宙的秘奥，事物的创造，崭然有新的发见或发明，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名誉，而且高掌远蹠，肆力于国外，尤其眈眈于我国疆土。”[6]蔡元培为中国缺乏现代科学而万分自愧，他认为，欧洲人所谓的某学某术受中国影响，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学术，而非中国当今的学术，在西洋科学发达而中国科学落后的现实形势下，今人无可引以解嘲。

近代中国的落后，引发了蔡元培的深切思考，他在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比较中西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进行科学教育，方是振兴祖国，改变落后状况的有效途径。“欲救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7]20世纪初，世界科学迅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发达，科学竞争日趋激烈，世界上的强国，无不是工业兴隆，对于声、光、化、电的学问研究得细致入微的，蔡元培说：“今人竞言科学救国矣。夫科学何以救国？岂不以人类所以进化之秘奥，他学所不能明者，科学能之；国家所赖以生存之要素，他术所不能致者，亦为科学能之。并世各国之富强，正与科学之发达以骈进。”[8]蔡元培指出了科学的重要作用及科学发达与国家富强之间的正比关系。他数度出国留学，将中国与西方进行比较，探求西方诸国国富民强的奥秘，认为中国在近代以后科技已经落后，要想富强发达，唯有学习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指出现代文明源于欧美，“盖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因此，我国要发展，“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呵！”[9]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思想正是在这种近代中国落后及西方列强凌侮的时代背景下盟生的。

二、广泛来源：中西方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1、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

就“百家争鸣”而言，蔡元培赞誉如是：“我国先秦时代，诸家风流，颇具科学途径，治哲学者有道学，治道德政治之学者有儒学，治论理学者有名学，治法学者有法家，治词学者有纵横家及小说家，治农学者有农家，治理工之学者有墨家，其学说皆有独到之处，足与希腊学者抗衡。”[10]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其科学途径深深地激发了蔡元培的民族自豪感。正如他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所说：“种种学说并兴，皆以其有为不可加，而思以易天下，相竞相攻，而思想界遂演为空前绝后之伟观。”[11]事实上，确如蔡元培所言，奇伟壮观的“百家争鸣”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百家争鸣”中所反映的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精神深深融入了蔡元培的精神世界，成为他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百家争鸣”中各派学说所呈现出的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成为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的源头；“百家争鸣”中寻求变革、促进发展的学术理论，成为蔡元培冲破传统、积极变革的原动力；“百家争鸣”中崇真尚实、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成为蔡元培科学精神的主要来源。综上所述，“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成为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正向来源，从正方向上丰富了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内容。

2、对儒学独尊的深切反思

蔡元培认为，在我国学术史上，法家偏重群性，道家偏重个性，二者均不适合我国民族的习惯，只有儒家能兼顾个性与群性，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年而不被更替。但是他随后又对儒学展开了深切的反思：“中国墨学中绝，故以后科学不发展，而宗仰孔子之儒家，自汉以来，不能出烦琐哲学之范围。” [12]虽然墨家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在我国科技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在“儒学独尊”强势冲击下，同为显学的墨家，不得不急流勇退，归于沉寂。蔡元培认为，在我国最近的一千年内，国人的思想为烦琐的哲学所束缚，因而科学极不发达，科学上的进步也特别缓慢，根本就不能与科学发达的世界各国作同一速度的演进。蔡元培对我国汉以后儒家学者的治学方法也做了一番深思：“自汉以后，学者偏重读书，如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阳城读书集贤院，昼夜不出户，凡六年，皆为人所艳称。使人以此为学，真古人所谓专己守残者耳。”13]在古代中国，科举取士成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途径，激起了众多学者的学习热情，但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央集权专制下，儒家经典是考生重点研习的内容，儒学理论是考官判别优劣的标准。“学而优则仕”，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吸引到科举这座“独木桥”上来，科举制度成为向知识分子灌输儒学教义、向全国普及儒学理论的强有力手段，这比行政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命令更有效地“罢黜”了“百家”，使诸子成为被禁之列，结束了新学术、新思想的百家争鸣。

在近代中国，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崩溃，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逐步发生了动摇，这引发了先进知识分子的反思，蔡元培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蔡元培是标准的儒家学者，但他却能对儒学思想进行深切反思，这一点尤为可贵。对“儒学独尊”的深切反思，成为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逆向来源，儒学重伦理教育、轻自然科学教育，儒学尚继承、轻创新等弊端，从反方向上给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以重要的启示。

(二)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

蔡元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数度留学西洋，对国外文化也颇有研究，而这些又成为其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

1、康德哲学思想的指导

康德是18世纪德国著名的古典主义哲学家，在世界范围内，他第一次提出有科学价值的天体起源学说。他用自然自身具有力量的观点将太阳系描绘成一个有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该过程无需神力的“第一推动”，从而在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上打开了最初的缺口。

1907年以后，蔡元培五次走出国门，其中三次留学于德国大学，留德期间，他几乎每个学期都在大学开设的康德哲学讲座上听课，其中有冯特所讲的《新哲学史-从康德至当代》和福尔特所讲的《康德哲学》等。听课、读书之余，他翻译了德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鲍尔生根据康德哲学思想撰写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留学法国期间，蔡元培还草拟了《康德美学述》一文。

以康德的“二元论”哲学为指导，蔡元培建构了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体系，他认为世界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现象世界，即物质世界，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均属之，它是相对的，有形的，有限的，受因果律的制约，与时间、空间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是可以经验的，属于政治范围；一为实体世界，即本体世界，一切精神现象均属之，它是绝对的，无形的，无限的，不受因果律的制约，无时间、空间的限制，是超越经验之外的，是超政治的。依据上述划分，蔡元培认为属于物质世界（现象世界）的自然和社会永远不可能进入本体世界（实体世界），只有人的精神才能进入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只有通过人的精神才能与本体世界相通；而与本体世界愈接近，人的精神就愈趋于自由高尚，人也就愈变得纯真完美。本着这样一种对宇宙人生、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蔡元培指出：“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14]蔡元培认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世界的两个方面。他认为联合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的津梁就是教育。教育虽然立于现象世界，不排除对现象世界幸福的追求，但其最终目的却在于追求实体世界的最高精神境界。所以，他认为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帮助受教育者发展其能力，养成“完全人格”，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恪尽一份责任。

在以康德哲学思想为指针而制定的民国教育宗旨中，蔡元培将科学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康德的哲学思想毫无疑问是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2、德法科学文明的激励

就科学而言，在西方文明世界中，蔡元培尤为推崇德法两国，“近世言科学者，率推德法两派。法人多创见，德人好深思，两者并要，而创见尤为进化之关键也。”[15]蔡元培以为德法两国的科学程度各有千秋，德国注重精细分析的研究，法国注重发明新法的研究，我国学者应充分吸收两国特别是法国科学家的发明锐气。这种发明的锐气在蔡元培看来，它的实际表现则是：在近代社会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世界各国竞相发明新的器具，德国的飞艇、法国的飞机，为人们的交通旅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两国能够持久作战，究其原因，蔡元培认为是两国科学的发达。他如此推崇德法的科学文明，这与他在这两国的留学经历是密切相关的。1907年夏，蔡元培赴德留学，学习德文；1908年进莱比锡大学学习，历时三年六个月；1912年9月，蔡元培再度赴德留学，继续在莱比锡大学学习，至1913年6月止。他在德国留学所修的课程主要有《心理学原理》、《儿童心理学与实验教育学》、《心理学实验方法》、《德国现代文明史：其过去与现在》、《德国古代与中世纪的文明》、《德国现代文明史：世界观与科学观》、《古典时期的德国文明》、《欧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的历史》、《作为一个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歌德》、《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成就》等，就这个粗略的课程目录，可以看出几点：（1）蔡元培在选课方面特别重视文化史、文明史方面的课程学习，他并没有从狭义上来理解教育，而是将教育的内容即文化道德和教育方法理论即心理学联合起来学习；（2）在研究西方文化方面，他尤其注重对科学基础的探讨，此后又将之与中国文化作了比较研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中国开创了文化史比较研究的传统；（3）蔡元培善于学习那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科学成果，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欧洲文明怎样过渡到近代文明的这个根本问题。可以说近代化、现代化是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特别注重学习一些自然科学。1913年，蔡元培赴法国留学，学习法文，从事著译、考察和研究，积极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至1916年10月受命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止。此间，蔡元培除了翻译康德的著作外，于1915年以德国哲学家鲍尔生与冯特所著《哲学原理》为基础写成《哲学大纲》。1920年10月至1921年9月，蔡元培赴欧美各国考察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先后去了德法等十个国家，访问了这十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拜会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1923年7月至1926年2月，蔡元培又一次赴欧洲，在德法等国从事讲学、考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蔡元培十分重视吸收外来文化，在面对技术先进的西方各国时，他毅然离开发展停滞的祖国而抵达近代化的国度，学习并且精通西方新出现的科学文化知识。他的理念是：一个民族，不能不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犹如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的空气及饮食，否则就不能有所长进。

德法两国的科学文明对蔡元培的影响极大，他在欧洲各国留学和考察期间，耳濡目染，深受其熏陶，德法两国的科学文明是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时值民族危机，蔡元培抛弃了封建士大夫的头衔，踏上了资产阶级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吸收西洋文明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科学教育思想，它是在立足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对东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A].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8.

[2]萧超然.蔡元培与近现代中国教育改革[A].见丁石孙、萧超然、梁柱等著：蔡元培研究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

[3]转引自蔡元培研究会编：论蔡元培[C].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203-204.

[4]高平叔.蔡元培全集：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4：96.

[9]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卷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535－536.

[11]、[14]高平叔.蔡元培全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4：9；133.

[10]、[1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 1984：62.

[15]高平叔.蔡元培全集：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4：145.

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篇8

1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1）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

（2）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3）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

（4）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

2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1）概述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认识中国科技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2）概述汉字、绘画起源、演变的过程，了解中国书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脉络。

（3）知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成就，了解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

（4）了解京剧等剧种产生和发展的历程，说明其艺术成就。

【高考导向】

1从考查力度看，本专题一直是高考考点，历年高考不论是全国卷还是各自主命题省份的试卷，都频频涉及本专题考点。试题分值一直居高不下，近三年对“百家争鸣”、儒家思想、四大发明、书画艺术的考查力度有所加大。

2从考查角度看，对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考查角度主要有两个，一是考查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宋明理学、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不断发展变化的历程及其阶段特征，说明儒家思想吐故纳新的特点；二是将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起来，分析儒家思想发展变化的背景和原因。对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将重点考查四大发明的基础性知识，或将其与近代西方科技进行比较，突出我国古代科技重实用性、缺乏理论分析的特点。书法、绘画方面，主要考查不同风格艺术作品的特点。对文学、戏剧等，则重点突出它们与时代政治、经济发展变化之间的关系，理解艺术形式的社会背景，认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

3从试题呈现形式看，近三年本专题知识的考查主要以选择题为主，兼有材料解析题。材料解析题重点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阐释历史事物等能力。如2011年全国文综卷考查了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其理想的政治；山东文综卷考查了黄宗羲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及其评价；江苏历史卷则以顾炎武关于教化与儒学的三段言论为切入点，提供三则材料，设计了四个问题，综合考查学生的多种能力。又如2010年四川文综卷考查了孔子对用俑随葬的态度、理由及其反映的思想；安徽文综卷考查了中国古代科技的突出特点，农业科技独特建树的主要原因；北京文综卷考查了张仲景从医的社会背景、医学著作的名称及成就；广东文综卷考查了社会群体的兴衰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迁密切相关的问题等。

42012年本专题仍将是高考考查的重点。“一定时期的文化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备考复习中，学生必须将特定时期的思想文化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思考，探究特定时期思想文化的政治、经济根源；在继续关注主干知识及把握历史概念的同时，要注意儒家思想与当前构建和谐社会、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等热点问题的联系，理解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儒家思想的形成与演变，明末清初的反封建民主思想，古代科技等，仍是备考复习的重中之重。

【整合解读】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1含义

“百家”意指思想流派多，主要是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争鸣”是指当时社会上和学术上存在各种不同见解；“百家争鸣”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的涌现及各流派争奇斗艳的局面。

2社会背景

(1)经济上，井田制崩溃。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促使井田制走向瓦解；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物质条件。

(2)政治上，周王室衰微，士大夫崛起。各种力量在争衡、较量，对社会变革的现实发表不同的看法，提出改革时弊的各种方案。这样，必然会出现观点各异的现象。

(3)阶级关系上，“士”阶层活跃并受到重用。各诸侯国都想富国强兵，兼并他国，取代周天子的地位，因而都礼贤下士；“士”们也希望实现用自己的思想主张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愿望。

(4)思想文化上，从“学在官府”到“学在民间”。私学的兴起，造就了一大批知识渊博、阅历丰富的文士，为学术繁荣提供了人才储备和舆论阵地。

3道家、法家、墨家代表人物及观点

学派代表主要内容影响

道家老子①自然观：“道”是世界的根本，永恒不变。②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事物具有向相反方向无条件转化的规律。③社会观：持消极悲观态度，幻想“小国寡民”

庄子①自然观：把“道”作为最高准则，道无所不在，没有界限和差别。②人生观：放弃差别观念，获得精神自由老庄崇尚自然，主张超越功利去追求精神自由的倾向，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家李悝

在魏国变法：奖励耕战、严刑峻法

商鞅在秦国两次变法：废旧制度、重农抑商、加强中央集权、以吏为师韩非子①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吸收道家思想，将法家理论系统化。②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厉行赏罚、奖励耕战。③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

对中国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乃至秦始皇统一全国都起了重大作用；西汉后，被吸收到儒家思想体系中，成为维护封建的工具

墨家墨子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葬”、“节用”。②认识以客观的感觉实践为来源。③提出判别知识的“三表法”；建立了“类”、“故”等中国最早的逻辑术语

汉代以后，逐渐湮没失传

4意义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

二、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1春秋时期，孔子开创早期儒学

（1）理想追求：传承礼乐文化。

（2）政治思想：开创儒家思想。

①观点：提出“仁”、“礼”、“中庸”学说。

②途径：道德自觉，“克己复礼”。

③目标：建立礼乐文明社会。

④对人与自然的观点：注重政治与人事，对鬼神敬而远之。

⑤主张“为政以德”，反对苛政。

（3）意义：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渗入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孔子思想在古代就传播到国外，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2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发展孔子思想

（1）孟子:

①提出道德四规范：“仁”、“义”、“礼”、“智”。

②提出大丈夫的标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③提倡“仁政”学说。

④提出“民贵君轻”思想。

（2）荀子:

①在天人关系上，强调“天行有常”，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②对儒家“礼”进行深入讨论，提出学习的最高目标是把握“礼”。

3西汉董仲舒的新儒学

（1）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提出“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

（2）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宣扬“君权神授”，提出“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

（3）针对土地兼并的现实，发挥“仁政”思想，提出“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

（4）针对为人处世的标准，提出“三纲五常”。

4宋明时期，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理学形成

（1）北宋“五子”创立理学:

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将忠、孝、节、义提升到“天理”的高度，创立理学，形成一整套囊括天人的严密体系，又称新儒学。

（2）南宋朱熹的学说与理学的成熟:

①理气关系：认为理比气更根本，气有变化的能动性。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为一，这就是“太极”。

②修养论：教育分“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强调日积月累和循序渐进；强调“存天理，灭人欲”。

③社会政治理论：认为道的价值内涵是“三纲五常”。秦汉以来的所有帝王都是无道之君。认为儒家拥有干预政治的天人权利，儒家干预政治的关键是设法“正君心”。

④朱熹将《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集为《四书》，加以注解，使之成为理学经典。

5陆王心学与理学的发展

（1）南宋陆九渊开创心学:

①核心命题：“心即理也”。

②主张“本心体悟”，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③批判朱熹的理学过于“支离”，主张于人生日用处直接体悟，“发明本心”，以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准则。

④认为“物欲”和“意见”是人心之弊，所以要将其剥落、扫除。

（2）明朝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建立系统的心学理论:

①提出“灵明”就是天理、本心、良知。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

②人人都有良知，学以致圣的修养关键在于“致良知”。

③强调“知行合一”。

6明代李贽的反正统意识

（1）认为“理”就在百姓日常生活之中，对正统思想发出了大胆挑战。

（2）提出“绝假纯真”的“童心说”，反对礼教的虚伪和官场的欺诈。

（3）批判封建礼教，提出男女平等的思想。

（4）诗文写作风格方面，主张“真心”，反对摹古之风。

7明末清初活跃的儒家思想

（1）代表人物：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

①黄宗羲：反君主专制，倡君臣平等，倡“法治”；主张学校决定是非，限制君权；倡工商皆本。

②顾炎武：反君主专制，倡“众治”；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经世致用”。

③王夫之：主张“循天下之公”，“趋时更新”；主张“天下唯器”的唯物观点；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2）共同的思想主张:

①政治上：反对君主专制独裁，提出限制君权，倡导言论自由。

②经济上：重视发展工商业，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

③思想上：批判程朱理学脱离实际，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为学应求务实，关乎国计民生。

三、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1四大发明

发明改进与应用外传

指南针

战国，《韩非子》中提到“司南”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记载用磁石摩擦钢针制作指南针的技术；北宋时期指南针用于航海 12世纪末13世纪初，由海路传入阿拉伯，然后再传入欧洲

造纸术 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出土的西汉纸质地图 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术，纸质细腻，便于书写 4世纪，传到朝鲜；8世纪，阿拉伯人开始用中国的技术和设备造纸；12世纪，传到欧洲、非洲

火药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熟知制作火药的原料硫黄、硝石。

东晋葛洪的《抱朴子•仙药》中已提到火药 唐末宋初，开始使用火药箭，后出现火炮。宋代，唐福把他制作的火箭、火球和火蒺藜献给宋朝廷；石普也用他制作的火球、火箭为宋真宗表演。明代，火器制作工匠创造了早期自动爆炸的地雷、水雷和定时炸弹

14世纪初，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印刷术 隋唐，发明雕版印刷术 隋唐，发明雕版印刷术。868年印刷的《金刚经》卷子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北宋，毕升创造了活字印刷技术，实现了印刷史上的一大革命。元代，王祯创制木活字，发明转轮排字盘。

明代中期，铜活字在江苏无锡、苏州、南京等地得到较多应用 13世纪中期，活字印刷术传到朝鲜。印刷术由波斯传到西方，14世纪末，欧洲出现木版雕印的印刷品；1450年前后，德国出现金属活字

2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1）造纸术、印刷术，为欧洲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准备了条件。

（2）火药在欧洲的应用与发展，推动世界从冷兵器时代进入热兵器时代，使封建统治阶级日趋衰落，还促进了欧洲采矿业和金属制造业的发展。

（3）指南针的使用，为新航路的开辟提供了技术保证，欧洲用殖民征服方式开始将世界联结成一个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整体。

四、中国古代的文学

1成就

（1）《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绝大部分是西周至春秋中期的诗歌；《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

（2）楚辞：它是战国时屈原采用楚国方言，利用民歌的形式，开创的一种诗歌新体裁。代表作是《离骚》。

（3）汉赋：赋是两汉时期盛行的一种文学体裁，著名代表人物有西汉的司马相如等。

（4）唐诗：代表人物：盛唐李白、杜甫，前者称为“诗仙”，后者称为“诗圣”。中唐是白居易。

（5）宋词：主要流派：婉约派和豪放派。北宋的柳永和两宋之际的李清照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北宋的苏轼和南宋的辛弃疾、陆游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

（6）元曲：包括散曲和元杂剧。

（7）明清小说：代表作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2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

（1）先秦时期：诗歌是主要文学形式。春秋时期的《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特色；战国时期楚辞的代表作《离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是中国古代最长的一首抒情诗。

（2）两汉时期：赋成为典型的文学形式。汉赋辞藻华丽，手法夸张，内容丰富，表现出大一统时代恢弘的文化气度。西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东汉张衡的《二京赋》，都是汉赋中的佳作。汉代乐府诗和东汉末年的建安文学，都具有现实主义色彩。

（3）魏晋时期：南方的田园诗和北方的民歌比较典型。

（4）唐诗的发展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初唐诗人有王勃和陈子昂，其作品反映现实，具有崇尚雄健刚劲的语言风格。盛唐诗人名家迭出，流派纷呈，高适、岑参的边塞诗，孟浩然和王维的山水诗，盛唐诗坛最具光彩的是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和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中唐诗人白居易，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晚唐诗人杜牧、李商隐，多伤时感世之作，艺术上更趋精致。

（5）宋词：婉约派代表有柳永和李清照；豪放派词人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作品以豪放为主，部分作品也具有婉约的特色。

（6）元曲散曲：代表作有关汉卿的《别情》和马致远的《秋思》，其作品大多通俗生动，豪放飘逸。

（7）明清小说：明清小说的突出成就首先表现为数量繁多。长篇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白话小说为代表，短篇以白话“三言”（即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以及文言《聊斋志异》为代表。其次，明清小说体裁多样，表现手法丰富：有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神魔小说（如《西游记》）、世情小说（如《红楼梦》）、讽刺小说（如《儒林外史》）、侠义公案小说（如《水浒传》）等。再次，从思想内容方面看，明清小说反映的社会生活极为宽广，对封建社会的黑暗政治和伦理道德进行了相当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五、中国古代的艺术

1书法艺术

（1）字体演变：甲骨文（商朝）金文小篆（秦朝开始）隶书（秦朝开始）草书楷书行书。

（2）著名书法家：东晋王羲之；唐朝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张旭、怀素；北宋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朝赵孟；明朝文征明、董其昌等。

2绘画艺术

（1）题材：分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三大画科。

（2）表现技法：有工笔与写意，勾勒与没骨，设色与墨笔等区别。

（3）艺术风格：分错彩镂金的工笔重彩画与讲究笔墨韵味、自然清新的水墨淡彩画两类。

（4）文人画：

①鼻祖：唐代王维。

②地位：是北宋以后中国画的主要艺术形式。

③特点：追求抒情写意风格。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体现画家多方面的文化素养。注重诗意，“画中有诗”。

3京剧艺术

（1）起源：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三庆”、“四喜”、“和春”、“春台”诸班，合称“四大徽班”。

（2）形成：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京剧的各种唱腔板式已初步具备，京剧的艺术特点已经形成。

（3）特点：在徽戏和汉戏的基础上，吸收了昆曲、秦腔等一些戏曲剧种的优点和特长，逐渐演变而成。角色划分为生、旦、净、丑四大行。

（4）地位：京剧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粹”之一。

【复习方法】

1复习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应注意的问题

（1）“百家争鸣”的形成是春秋战国时期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需要对必修三个模块的相关内容进行整合，提升横向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2）抓住儒家思想的演变这一主线，理清儒学思想演变四个阶段的基本史实。如春秋战国时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汉代董仲舒改造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儒学的成熟，明末清初对儒学的批判继承及对传统儒学地位的挑战等。

（3）重点掌握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和王阳明等六位儒学大师的思想，并将其思想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加以理解，概括主流思想演变的阶段特征，认识和评价其深远的影响。

（4）明清之际对传统儒学的反思，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体现着近代的曙光，要注意综合分析明清之际反封建民主思想产生的时代条件，从而加深对明清时期社会转型表现的把握和理解。

（5）从关注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社会生活的角度，综合认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可从当前我国倡导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构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等角度，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借鉴意义；可从儒家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对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角度，明确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态度。

2复习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应注意的问题

（1）把握两条主线：一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对人类社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二是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发展历程及其反映的时代特征。

（2）树立三种意识：一是“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意识。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浓缩着历史的精华，反映着历史的脉动和时代的风貌。二是对相关文艺作品的欣赏要抓住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的意识。三是结合文学、美术等相关知识解决相关问题的意识。

（3）对古代科技的复习，要抓住其实用性的特点，即主要适应农耕经济的需要，理解教材基础知识，建立完整的知识结构。

（4）运用图表法整理相关的学科主干知识。如以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为切入点，利用图表法进行整理，形成古代科技发展的基本网络结构，归纳其科技发展的多方面成就；中国古代的文学成就包括先秦时期的《诗经》和楚辞，两汉时期的赋，唐朝的诗歌，两宋的词，元曲，明清的小说等方面的成就；古代艺术主要包括书法艺术、绘画艺术，也可以采用图表法勾勒出基本脉络，形成知识结构。

【综合训练】

一、选择题

1“礼崩乐坏的社会大裂变,将原本属于贵族最底层的士阶层从沉重的宗法制羁绊中解放出来,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而汲汲于争霸事业的诸侯对人才的渴求,更大地助长了士阶层的声势。士的崛起,意味着一个以‘劳心’为务、从事精神性创造的专业文化阶层形成,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注定要受到他们的深刻影响。”（《中国文化概论》）上述材料认为,“百家争鸣”体现的文化觉醒，最基本的原因是

A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

B士阶层地位的上升

C重文轻武的社会氛围

D剧烈的社会转型

2读下图，该机构的建立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学校。它

标志着儒学教育的

①制度化 ②统一化 ③官方化 ④系统化

A①② B①③

C②④D③④

3元杂剧是用北曲演唱的一种戏曲形式。促成元杂剧昌盛的直接原因是

A城市经济的繁荣发达

B蒙古贵族的欣赏口味

C知识分子地位的变化

D市民阶层的扩大

4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山居图》，300多年前被烧成两卷。前段《剩山图》存于浙江省博物馆，后段《无用师卷》1948年年底被运到台湾后，一直馆藏在博物院。2011年6月1日，《富春山居图》在博物院合璧展出。《富春山居图》属于

①山水画 ②花鸟画 ③文人画 ④写意画

A①②③B②③④

C①③④D①②④

5二程提出“进学则在致知”，“穷理格物”；顾炎武曾说过：“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们思想的共同点是

A求真求实，认识世界

B维护封建统治

C治国平天下的理念

D实用主义思想

6明清时期，苏州的出版业出现了两个持续百年的高潮。其兴盛的背景因素包括

①重商主义，商品经济繁荣 ②印刷术等技术创新发展 ③统治者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 ④工商业市镇发展

A①③B②④

C①②③D②③④

7《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态智慧：走进书画艺术的境界》一文认为，由于艺术创造主体的痴狂风格，就决定了艺术形式的痴狂性质。……达不到这个境界，那就沦为匠人、匠气。中国古典书画艺术中，体现痴狂风格的是

①真书 ②草书 ③山水画 ④文人画

A①②B①④

C②④D③④

8中国古代文化构成中包括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下列相关表述正确的有

A王羲之所擅长的行书把中国书法的写意性发挥到了极致

B苏轼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反映传统文人画注重诗意的特点

C“文而不晦”、“俗而不俚”、“明白如话”是对元曲浪漫主义风格的表述

D京剧于乾隆年间正式形成，比较全面和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戏曲的精华

二、非选择题

9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实际上他（汉武帝）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家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材料二 儒教在韩国社会中也占有绝对的比重……事实上，儒教不仅仅改变了人的思想和性格，而且使社会构造、习惯、制度也发生了大的变动。

――《韩国民俗大观》

材料三 儒教中包含的这种共同体意识在韩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儒教主张人必须与天奋斗，与人奋斗，提倡力争……正是这种刚劲有力的性格、自强不息的精神，韩国才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处变不惊，从容应对，让经济稳步复兴。

――王淑臣《韩国民族精神中的儒教精髓》

材料四 韩国文化中确实有着传统儒家文化的因子，但这些传统因子已和韩国人的现代生活，以及他们从西方吸收来的现代思想观念糅合在一起，因而不仅这些传统因子被激活了，而且被赋予了新的生命。……“汉流”要走向世界，也必须走融合东西方文化、融合现当代生活的路。

――孙逊《“韩流”与“汉流”的内涵解读》

请回答：

（1）孔子思想中“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主要思想有哪些？

（2）汉武帝和他的近臣是如何将“儒术”扩展为“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的？

（3）根据材料二、三，分析儒学对韩国产生的影响。

（4）根据材料四，谈谈你得到的启示。

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选择题

1D 政治地位变化、思想活跃的根源，在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剧烈变化。故正确答案为D项。

2B 汉武帝设立太学，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儒家的独尊地位，唯有儒学属于官方的意识形态，所以说太学的建立标志着儒学教育的官方化和制度化。故正确答案为B项。

3D 元代，随着城市经济的复苏而后繁荣，市民阶层壮大，他们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强烈，促使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逐渐兴盛起来。故选D项。

4C 根据所学中国画的有关知识可知，①③④与《富春山居图》相符合，而花鸟画说法不符合题意。故选C项。

5D 二程强调的是为学的方法，认为只有将知识、道德和天理联系起来，才能掌握天下之理，达到对普通天理的认识。顾炎武强调的是为学的目的，主张“经世致用”，通过为学明道，从而救世。因此，二者都属于实用主义思想。故选D项。

6B 明清时期，经济上重农抑商，政治上君主专制，①③与史实不相符合。故选B项。

7C 草书变化丰富，奔放跃动，把中国书法的写意性发挥到极致，最能表现和抒发书法家的感情。文人画，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追求抒情写意。所以，草书和文人画都体现了痴狂风格。

8B 把中国书法的写意性发挥到了极致的是草书，A项错误。“文而不晦”、“俗而不俚”、“明白如话”描述元曲的艺术风格是以市民自然本色为主流，C项错误。京剧正式形成是在道光帝时期，D项说法错误。根据所学知识，B项说法正确。

二、非选择题

9（1）仁、礼。

（2）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将儒学定为官学，奠定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

（3）丰富了韩国民族精神；推动韩国社会构造、习俗、制度变化；推动了韩国现代化建设，促进其经济稳步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