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途径范文

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途径篇1

关键词：环境侵权救济途径个人环境权利

一、环境侵权的民事救济困难重重

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应该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新房家装，入住后家人身体不适，甚至影响到孕妇和胎儿的健康，是采用诉讼程序还是非诉方式解决问题?小区旁的高速公路整日整夜的噪声侵害了居民权益，是采取行政处理程序还是提起民事诉讼?各有什么优缺点?公民个人在环境侵权纠纷的合理及时解路上困难重重公民的维权之路应作何准备?有些什么救济途径可供选择?首先，我们来探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困难重重的原因。环境侵权救济的困难来自于环境损害的特点，环境侵权与一般民事侵权有着其著的特殊性，环境侵权救济的最终解决还足有赖于对环境侵权的特殊性的认识。

(一)环境侵权的特点及环境侵权救济的难点

环境侵权存在着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JJu害行为的间接性：损害具有潜伏性；JJu害行为的高度科技性及构成的复杂性；环境损害的跨地域性：损害源头、结果具有多元性：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往往同时伤害一人或数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及各种生活上的利益，因此经常是某一原因导致多个结果后，多个结果又变成新的原因，从而引发新的结果。

由于环境侵权的上述特点，导致环境侵权维权在实践上存在下列困难：其一，由于加害行为是间接、长时间作用造成的，可能会导致无法确定该环境损害的污染者：其二，由于污染往往牵涉到高科技，在其举证不力时，被害人将无法求偿；其三，由于污染会造成损害程度的深刻性与范围的广阔性，造成损害数额难以汁并等问题。既使能确定该损害的范围与数额，也可能因赔偿责任过于庞大而导致加害人无法负担全部赔偿。

(二)环境损害救济的基本思路

在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的选择方面，针对环境救济的困难和个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公民应合理分析，理智决策，或是地巧妙运用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如行政调解，通过调解活动的进行，来解决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或是通过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非诉程序，如当事人协商解决；或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通过诉讼程序确定当事人之间的环境污染赔偿责任，处理赔偿金额等活动以及由这些活动所产生的诉讼法律关系。下文将分别叙述。

二、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

根据我国《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有两种诉讼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的行政处理和由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审理的民事诉讼程序。后者还是环境污染民事纠纷最终的解决程序。在实践中，除以上两种程序外，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还存在第三种程序，即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环境侵权的当事人应先了解环境侵权民事纠纷解决的这三种程序，选择适用行政处理程序，或者选择适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维护了自身的合法权益，或者民事纠纷非诉程序的具体方式，解决环境侵权纠纷。

(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

环境污染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是指环境保护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环境污染危害造成损害所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进行处理的步骤的总称。环境行政调解就是环境侵权民事纠纷的行政处理程序中优先采用的处理方式。环境行政调解是指国家行政主管机关针对某一环境侵权民事纠纷，应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请求，作为调解主持人，依据环境侵权纠纷发生的客观事实和有关法律的规定，分清责任和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

公民适用环境行政调解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于其调解程序简便，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总愿，往往有利于纠纷的彻底解决。在我国，发生的各种环境侵权纠纷中，绝大多数是在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下，促使环境侵权纠纷得以平息并顺利解决的。行政调解手段，业已成为目前我国环境行政机关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最普遍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

(二)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程序

当事人之间因环境侵权发生民事纠纷，除了可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方式解决外，还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受理案件后，通过法庭审理，根据查明和认定的事实，正确适用有关法律，并以国家审判机关的名义，确定当事人之间应当承担的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对整个诉讼案件作出法律上权威的判决或裁定。

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并不是本文推荐的主要救济途径，环境侵权案件的诉讼，往往历时数年，且举证的科学性很强，对受害人的民事救济极为不利，由于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如在环境侵权领域，由于环境法在实体法上存在着许多不同于传统民法的特殊法律规范，这就要求有关环境侵权的民事诉讼也必须要有相应的、不同于普通诉讼法的程序法规范来难以保障。否则，实体法对受害人及其环境权益所提供的保护就难以实现。

(三)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

环境侵权民事纠纷非诉程序有很多，也是本文向环境维权公民大力推荐的环境侵权民事救济途径。这些非诉程序中有的是在环境侵权正在发生时的及时性救济，有的是在正式维权之前的自助救济，有的是在和侵害人的沟通协调中解决纠纷，有的是当事人双方将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从性质上来讲，有的是公力救济，有的是私立救济。在此为维权公民个人介绍受害人正当防卫，受害人紧急避险，公民自助行为，环境侵权双方当事人协商，环境侵权仲裁这五种方式。通过探讨这几种救济方式的优势与缺点，让公民对各式各样和纠纷解决途径作一个通常的了解，以便公民在维权过程中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分别采纳或配套适用。

1．受害人正当防卫

任何一项权利的设置，如果没有救济作为保障，则该权利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环境权亦是如此。正当防卫是指为避免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而针对侵害行为所进行的一种防卫措施。正当防卫是公民负有的制止不法侵害的一种义务，也是公民享有的从公民的民事权利中派生出来的一种权利。本人或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权是原权，当这些权利受到侵犯时，就产生了正当防卫权。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当防卫权是一种救济权。从性质上看，作为私力救济方式的一种，正当防卫在环境法上的确认是理所当然的。确立和适用正当‘防卫以解决环境侵权纠纷，其优点在实践中体现为可以避免那些由于环境污染纠纷长期得不到解决，公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过激行为。因为正当防卫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受害人紧急避险

受害人紧急避险是指为了使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免受现实的和紧急的损害危险，不得己而采取的致第三人损害的一种避险行为。我国有关环境方面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紧急避险。但是，环境法律有规定，在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时，由人民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解除或减轻危害。这里所讲的“于昔施”中，应该理解为包括紧急避险在内。从其性质上来说，紧急避险作为公民在特定情况下私力救济的一种方式，是公民在特定情况下和特定范围内保障个人权利所必需的。适用紧急避险其优点在于，如果严格按照紧急避险的条件，对其加以合理恰当的运用，对于应付各种急性的环境侵权行为，及时、有效的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

3．公民自助行为

自助行为是权利人在一定情况下出于自助或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目的，对侵权人采取强制措施。但在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自助行为的规定，且其定性为合法的当然，在环境侵权领域对于环境权利的保护，同样应该这样。公民在环境侵权领域适用自助行为时，必须符合一定条件，应特别引起公民个人的注意：首先，要注意的是自助行为须由权利人为保护和行使其合法的环境权利而实施，并且须是在合法的环境权利受到侵害或妨碍的情况下实施：其次，自助行为是在情事急迫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予以救助的情况下的实施，且若当时不实施，则环境权利保护的请求即无法实现或很难实现；最后，事后须及时提请有关当局处理，如其行为不被有关当局事后认可，则须立即停止侵害并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责任。

4．环境侵权当事人双方协商

环境侵权的双方当事协商，是指双方本着平等、友善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有关纠纷的解决自行达成一致意见，并自觉履行各自约定的义务。其最大特点是双方当事人之间自行达成共识，无须第三人从中调停、仲裁或裁判。适用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一股是在环境侵权损害事实清楚，加害方承担责任主动、诚恳，受害方的要求也比较实事求是和合理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行协商解决环境侵权纠纷案件，必须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得违公共利益和善良风俗。

由于协商达成的共识，主要靠双方当事人自觉履行各自应尽的义务，无外在强制性，因而其缺点就在于由于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强制性，其往往具有不确定性。但其优点也正是源于协商是出于双方当事人之问解决争端的诚意，双方在自愿、平等、友善的基础上弄清事实，分清责任，达成协议，作出双方满意的处理，既能有效解决问题，又不伤害双方的感情，既发展经济，又保护好公民环境权利的目的。

5．环境侵权仲裁

环境侵权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根据预先约定或事后达成的仲裁协议，将双方之间的民事纠纷提交有关的仲裁机构进行裁决的一种解决民事纷争的方式。当事人双方一旦达成仲裁协议，请求仲裁机构进行裁决，则仲裁机构的裁决就具有拘束双方的效力，其效果就如同法院判决一样确定，当事人非有法定情形，不得申请撤销裁决，必须服从。裁决作出后，当事人之间就同一纠纷，再申请仲裁或向法院的，仲裁委员会或法院将不予受理。

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途径篇2

 

关键词：西部地区 环境污染纠纷 行政处理制度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信访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信访、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起诉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途径篇3

关键词：环境纠纷；问题；处理

中图分类号：X3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7）6-0102-03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滦平县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快速的提升，与环境有关的一些矛盾与纠纷也开始日益显现。环境纠纷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因此，妥善处置环境纠纷问题，是一项事关全局，事关稳定，事关发展的大事。

2 环境纠纷问题的基本状况

2.1 环境纠纷问题成因及含义

导致环境纠纷问题不断的根源是因为环境问题的存在，当其在不断的积累过程中，就会导致矛盾更加突出，有时还会衍生出一些激化的产物，这也是环境保护法律的主体就他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产生的争议，例如公民因他人排污致使其健康受到损害要求污染者赔偿损失而产生的争议等。

2.2 环境纠纷问题现状

滦平县的环境纠纷问题，从成因上划分，主要包括四大类：第一类是空气污染纠纷，包括工业类废气（如锅炉烟尘）、生活废气（如煤烟、厨房油烟等）和其他废气；第二类是水污染纠纷，包括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引发的纠纷；第三类是噪声污染纠纷，主要是工I噪声和社会噪声造成的纠纷投诉等。第四类是其他污染纠纷。根据该县近几年发生的环境纠纷问题的统计，全县因空气污染引发的纠纷约占40%，因水污染引发的纠纷约占30%，因噪声污染引发的纠纷约占16%，因其他污染引发的纠纷约占14%。

从环境纠纷影响程度看，当前废气污染纠纷是热点，水污染纠纷是重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环境纠纷则是难点。因为废气污染产生的影响最直接，最容易被感受到，因此投诉数量长期位居各类投诉的第一位。因为县城的快速发展，导致人口过度扩张，同时又受到环境的有限容量的限制，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开始产生一些矛盾，部分企业还存在偷排、漏排的现象，加剧了环境的污染，特别是与畜牧养殖以及生活用水有关的问题会存在较大的纠纷。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环境纠纷由于成因复杂，监管体制不完善或监管主体不明确，消除污染成本高等原因，造成纠纷处理的难度大、时间长、见效慢，从而成为环境纠纷问题的难点。

此外，近年来一些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引发的环境纠纷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些事件具有的特点为危害程度严重，影响面较广，具有突发性，易形成，当地政府应该着重关注这些问题。

2.3 合理解决环境纠纷问题的意义

（1）妥善处置环境纠纷问题，是切实维护群众环境权益的重要举措。环境问题是一个民生问题。环境是每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物质基础，享有适宜健康和良好生活环境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之一，如果公民的环境权益得不到保障，那么公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也就失去了保障，安居乐业也就没有了基础。因此，妥善处置好环境纠纷问题，也就是切实保障群众的生存权利。

（2）妥善处置环境纠纷问题，是尊重历史，面对未来，努力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环境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很多环境问题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包括过去决策的失误，政策的不连贯，制度的不完善，管理体制的不合理等。因此，妥善处置环境纠纷问题，也就是一个追溯历史，分析原因，改革不合理的管理体制，逐步完善工作机制的过程，是对过去的失误加以纠正，对存在的不公平加以调整，以及对受害人受到的侵害进行补偿的行为，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条重要途径。

3 环境纠纷问题的主要特点

3.1 环境纠纷问题具有过程性

环境纠纷问题的过程性，首先是指环境纠纷问题的产生和解决是一个历史过程，环境纠纷问题是在“过程”中发生，也将在“过程”中得到解决。第一，人们对于自身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认识是一个在实践中逐步积累的过程。第二，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第三，治污技术和法规标准是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现有的污染物控制技术标准是结合环境容量和我国当前的技术发展水平确定的，企业排放的污染物尽管已达标，但对环境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如果现在就制定过高的控制标准，必然会因脱离实际而无法落到实处，从而也不利于环境保护。第四，环境管理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目前的环境管理法律制度上比较“软”，技术力量上比较“薄”，执法能力上比较“弱”，需要逐步完善和提高，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环境纠纷问题的过程性，指的就是环境纠纷问题的几个阶段，从问题发生，到问题发展，再到发展高潮，接着产生回落等，若事件会对他人的环境权利造成一定的妨碍，那么发生问题的前提条件就产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程度的积累，环境纠纷问题越来越尖锐；当超过受侵害者所能容忍的程度，或者是受到一些其他因素的干扰，环境纠纷问题的爆发方式就会更为极端，例如围攻企业，集体上访等。虽然在解决环境侵害问题，并提供补偿之后，事件得以平息，但是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环境问题，环境纠纷问题仍不会停发生，呈现周期性循环状态。

3.2 环境纠纷问题具有群体性

第一，外部性。1910年，马歇尔首次提出了该理论，并在20世纪20年代由庇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具体指消费者或生产者在自身的各项活动之中会形成一些影响，其中，正外部性就是指有利影响所带来的利益，负外部性就是指有害影响所带来的损失。其中，环境污染就是负外部性，不在县城体系之内，是一些企业或个人的行为对另外的企业或个人构成了负面的影响。因为环境污染在县城体系之外，因此县城的机制就不能对这个问题进行处理。原因是现场的主体在考虑方案的收益和成本之时通常都是以自身的角度为关注点，而把经济活动的过程之中因为负外部性特征所导致的环境成本（不在私人成本范围之内）转移给未来、社会或他人。最终承担环境污染问题产生影响的人，会以力量抗衡以及维护自身利益为出发点，结成利益体，利用群体性的行为寻求政府帮助或者要求造成污染的主体进行补偿。

第二，因为环境污染影响范围广、影响程度深，加上受害者在地理位置上和受侵害时间上相对集中，从而更容易达成一致意见而采取群体性行动。

3.3 环境纠纷问题具有复杂性

这个特点的产生原因是因为环境污染具有长期性，环境污染后果具有潜伏性，环境污染物具有不确定性所决定的。

第一，构成环境问题的原因一般比较复杂，部分问题的产生是由于特殊的气象或者是多种污染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对污染主体进行界定时具有一定的困难性，鉴定手段与鉴定依据比较缺乏。

第二，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初期不会显现，一般都具有潜在性，部分污染物质会在人体内潜伏数十年，这个因素的存在导致很难对赔偿的额度以及污染的程度进行界定，给纠纷的处理带来一定的困难。

第三，环境污染不是短期就能消失的，具有长期性，环境被污染以后，污染物质会存在很长的时间，在这期间造成污染的主体很可能会死亡或者是变更，污染会继续存在或者是产生新的问题，加大污染责任追究时的难度，使纠纷调处的过程变得困难重重。

4 对策与建议

作为负有地方环境保护责任的政府及政府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有必要积极采取措施，妥善处置好各类环境纠纷问题。首要的是千方百计控制环境纠纷问题的发生，扎实做好预防工作，把环境纠纷消除在萌芽阶段。而预防工作的重点首先是严格环境准入，力争堵住新污染源。其次是花大力气解决好关系国计民生的突出环境问题，还要有效处置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减轻污染损失，防止事态扩大。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事件一般会成为造成群体性环境纠纷，不及时的进行处理，很容易发生恶性事件。

在环境纠纷的处理过成中需要坚持的原则是效益、效率与公正。

公正，指的是调解处理环境纠纷问题之时应该遵循相关的法定程序，以合法的证据为依据对两方的权益得失进行客观的评价，做出的裁判一定要合理、公平。

效率，指的是处理污染问题一定要及时、有效，争取在第一时间内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调解处理环境纠纷，控制住环境纠纷问题，使其不再继续恶化。

效益，指的是调解处理的结果应该使双方都满意，将损失降到最小，与此同时还应该满足长远利益与全局利益的要求。

4.1 从全局出发，对形势进行正确的把握

正确把握形势是积极做好环境纠纷事件处置工作的前提。第一，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协调好，既要考虑局部利益，即当事人的权益，又要考虑全局利益，即整个省、县的利益，防止处理不当引发连锁反应，造成工作被动，影响全县甚至全省发展大局。第二，对现实和历史的关系进行全面的把握，不仅需要认识到治理环境污染的现实感、紧迫感，大力宣髡府的具体措施和整治进展情况，还要对环境污染的根本性问题的过程性进行考虑。第三，处理好发展和稳定两者的关系，不仅要化解群众情绪，维护他们的利益，尽一切可能保持社会和谐稳定，还要保证企业能够尽快的进行经营，确保企业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保证发展环境的良好。在处理纠纷事件过程中，要按照“坚持发展，保护环境，相信科学，依法诉求”的要求和“尊重历史，面对现实，顾及长远，有利全局”的原则，正确把握形势，积极履行职责，妥善处置环境纠纷。

4.2 坚持尊重事实，进行合理、科学的决策

解决环境纠纷问题的基础就是尊重科学的事实，不管是治理污染，还是处置企业或者是赔偿经济损失，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用科学来说话，才能让群众更好地理解调解工作，让企业信服处理结果。在事件处置中，必须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寻找正确决策的科学依据。制定处理重大问题的方案时，可以向相关的专家进行咨询，对解决方案进行科学的论证之后再实施，对群众以及企业等不同的声音进行听取，最好使两方的意见达到一致，平衡各方的利益，有效解决环境纠纷问题。

4.3 做好预防工作，提高环境监管力度

做好环境监管工作可以有效保障环境纠纷事件得到及时处置结果。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构，将日常检查和常规检查相结合，建立一个名录，确定重点监管对象，掌握企业相关动态，并定期对环境不稳定因素展开相关调查，及时发现县内存在的环境隐患，一旦发现苗头立即介入，将矛盾及时化解。在重大环境纠纷产生后，政府及有关部门必须采取非常措施，加强环境监管，有必要成立全县性的环境监管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区域环境监管的实施方案，集中开展环境污染专项整治行动，妥善解决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矛盾，只有这样，才能使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控制，才能对群众有一个交待，缓解群众的情绪，防止产生连锁反应，引发其它的环境纠纷问题。

参考文献：

[1]龚扬帆.预防性环境群体性纠纷的成因与解决途径浅论[J].绿色科技，2014（6）.

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途径篇4

关键词：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完善

一、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主要法律依据

在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主要法律依据分散于《民法通则》、环境基本法与单行法之中。此外，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也与之密切相关。

1986年的《民法通则》对各种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作了原则规定。其中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第10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⑴停止侵害；⑵排除妨碍；⑶消除危险；⑷返还财产；⑸恢复原状；⑹修理、重作、更换；⑺赔偿损失；⑻支付违约金；⑼消除、恢复名誉；⑽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此外，第123条关于高度危险作业的民事责任规定、第130条关于共同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定、第83条关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规定等，也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有关。

在环境法中，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规范相当丰富。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1982年通过、1999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第92条规定：“完全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造成污染损害的有关责任者免予承担责任：⑴战争；⑵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⑶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或者其他过失行为”。此外，1984年通过、1996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通过、1995年、2000年两次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1995年通过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1996年通过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也基本上作了与《环境保护法》相似的规定。只不过前者增加了因第三者故意或过失、及受害者自身的责任所引起水污染损害的免责事由，而后两者没有规定免责条件。

二、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立法的评价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具有如下优点：

1、民事基本法、环境基本法、环境单行法等有关法律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作了不同层次的规定，可以说，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已经比较严密了，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

2、无过错责任立法比较彻底。不论是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还是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抑或各环境单行法，都贯彻了无过错责任的立法原则，并且，该原则不仅适用于生命、身体、健康遭受损害的场合，也适用于财产损害场合，这就克服了日本环境法中只对产生于大气污染、水质污染的人身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局限性。

3、鉴于环境污染侵权的复杂性，环境基本法对环境污染侵权的诉讼时效作出了有别于普通诉讼时效的特别规定，其诉讼时效比普通诉讼时效长1年。

4、对环境污染侵权的责任方式，不仅规定了事后补救性质的损害赔偿（包括恢复原状），也规定了事前预防性质的侵害排除（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与消除危险），且两者可以合并适用，避免了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对损害赔偿与侵害排除割裂开来、分别规定的局限，有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及环境的保护。

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

1、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构成，《民法通则》的规定与环境法的规定不协调。根据《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环境污染侵权须以“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为前提，而环境保护法及各单行法的规定并无此要求。国外之通说、判例与法规也认为污染源遵守公法标准并不能成为私法上免责的理由。尽管不少学者为消除其间的矛盾，对该条作了扩张解释，如认为该条所称“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是指“我国环保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而非具体的某项排污标准”；或者“这里违法，即可以是违反了我国宪法和民法的规定，也可以是违反了我国环境资源法律的有关规定”。但在实践中和上，仍然造成了不少的混乱，并且仍有学者把这里的“规定”解释为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2、关于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规则，立法上没有作出规定。关于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的举证责任转移，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至于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则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司法解释。而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对于受害人人身、财产、环境权益的保护至为关键。

3、关于损害赔偿范围，立法上对环境污染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未作规定，实践中对因环境污染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法院一般也不认定。这与国际人权保护运动、环境保护潮流不相符合，对受害人来说也不公平。

4、关于责任方式，一是缺乏对排除侵害成立要件的进一步界定，且没有“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赔偿”等过渡性质的责任方式的规定；二是损害赔偿责任的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如国外行之有效的财务担保、责任保险、损害赔偿基金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为空白。

5、关于受害人救济的途径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缺乏对仲裁的规定。仲裁作为一种迅速、便利、的救济途径，在国外及国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我国环境法中，无论是基本法还是各单行法皆未明确规定。二是行政调解欠缺具体化的操作规程。，我国大多数环境纠纷都是通过行政调解处理解决，但对诸如调解机构的组成、办案程序、执法权限、资金、处理期限等都缺乏规范，很不完善。

6、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知情权和请求鉴定权尚属空白。这对贫弱的受害人进行举证及请求救济极为不利。三、完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对策思考

了解了我国现有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不足，就可以针对这些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健全和完善。完善的主要方面和途径有：

1、删除环境污染侵权以“违法性”为前提之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在规定环境污染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又明文规定以“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作为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而不少学者也对此加以肯认。这不仅与国外有关通说、判例和立法所持的污染源遵守公法标准和要求并不免除其民事责任的立场或规定相反，而且与环境基本法及各单行法的有关规定相矛盾，不利于环境污染侵权受害人的保护。为此，在今后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删除《民法通则》第124条关于“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这一前提和要件。

2、适当拓宽损害赔偿的范围

众所周知，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赔偿必须也应该以实际损失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标准。就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而言，应特别注意以下几项损害：⑴环境要素或场所恢复费用。如农田污染不仅使农作物减产，还会使农田肥力减退，为恢复原有的土质和肥力，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改良与追加肥料。⑵人身潜在损害。环境污染侵权具有潜伏性与滞后性，受害人在遭受损害的早期，其损害往往显露不完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损害会逐渐显露。对于这种潜在损害，也应予以赔偿。⑶精神损害。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我国民法通则及有关司法解释皆已确立，但学界普遍认为其适用范围失于狭窄，应予适当放宽。鉴于环境污染侵权对于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等皆有较大，甚至还可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因此，在民法和环境法中明文规定环境污染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适当的与必要的。⑷生态损害。考虑到其鉴定、量化的极端困难与生态利益的公共性质，一般不宜通过私法途径给予救济。

3、明确举证责任倒置与因果关系推定规则

举证责任分配的正确与否，直接关涉当事人诉讼命运。考虑到环境污染侵权往往是被告（加害人）一方掌握着所排废物的种类、数量、性质、迁移转化途径和、致害机理等，而且其工艺流程通常都是保密的，因而被告往往具有离证据近、容易取证的方便条件，而原告（受害人）却不易接近证据，因此，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国外立法、司法普遍实行了举证责任倒置或转移规则。我国有关的司法解释也确立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仍须进一步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确。

鉴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十分复杂，不易查明和认定，为了提高受害人求偿的成功率，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在我国的环境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因果关系推定制度。具体作法可适当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盖然性”、“疫因学理论”及“间接反证理论”。比如在没有排污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时，如果该排污行为先于损害事实存在，且危害的严重程度与污染物排放的数量与浓度在统计上呈正相关关系，统计结果与实验和医学上的结论也不矛盾，被告又不能证明损害事实非由其排污行为所致，即可推定排污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细化排除侵害的构成与方式

鉴于排除侵害对工商业活动的过大打击，对其运用应当严格慎重，一般只能适用于连续性、反复性及不可恢复性的侵害，且应当进行严格的利益衡量，以兼顾产业的与公众权益的保护。同时，除完全排除侵害外，还应通过立法引进确立“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排除侵害的赔偿（即代替性赔偿）”等过渡性质的责任制度，以便法院或执法机关通过对有关利益的比较权衡而对各种排除侵害的方式加以灵活运用，从而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及公正理想。

5、酌采责任保险与损害补偿基金制度

环境污染侵权往往具有社会性，其受害地域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加害者一般都难以承受。对此，许多国家为确保受害人得到充分的赔偿，都对从事有高度风险的进行强制性责任保险。这样，因环境污染侵权而致赔偿责任时，就可通过保险的渠道将巨额的赔偿金分散于社会，从而实现损害赔偿的社会化。这既保障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安全，又有利于对受害人的及时救济，避免了各种矛盾的冲突及因之而生的社会动荡。为此，我国也应建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保险机制，对有高度污染危险的企业，实行强制性责任保险，并明确具体地规定承保范围、保险金额、责任条款和理赔程序等。

此外，针对加害主体难以确定、或支付能力有限、或已经破产或关闭，而受害人急需救助等特殊情形，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逐步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基金制度。具体做法可适当借鉴日本1973年《公害健康损害补偿法》的立法经验，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了这方面的设想。

6、授予受害人的咨询权和责任鉴定请求权

环境污染侵权发生时，及时取得有关证据材料，对受害人提讼至为重要。然而，环境污染侵权作为化的产物，往往关涉高度，而受害人又多为没有此类技术能力和专业知识的普通公民，加上加害者出于对工艺流程、专有技术保密的需要可能阻止原告的取证活动，因此，立法明确授予受害人对加害人或有关国家机关就有关机器设备、使用原料、排放废弃物的种类、数量、性质、迁移转化规律及可能的危害后果等的咨询权或向当地环境行政管理机关的责任鉴定请求权就十分必要。

7、完善行政调解制度与仲裁制度

行政调解是我国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寻求解决的重要途径，但就其运行而言，却又因缺乏具体化的规范，以致有关主管部门不能公正、有效地依法开展工作，也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因此，应参照日本、地区《公害纠纷处理法》的规定，制定具体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或调解法，并对有关受案范围、主管机关、处理程序、效力等作出明确规定。

仲裁，作为一种灵活、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国外及国际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都有其运用。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一般都关涉财产权益，把环境污染侵权纠纷解释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一种并无不可。考虑到环境污染侵权的复杂性，在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赔偿数额等事项的认定方面，双方当事人往往存在很大分歧，不易达成和解；而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有时也不成功，因此，运用仲裁方式解决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很有必要，我国立法应加以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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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新宝著：《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2曹明德著：《环境侵权法》，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3郑立、王作堂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14日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5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6金瑞林：《环境侵权与民事救济-兼论环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载《中国环境科学》1997年第3期。

7安树民、曹静：《试论环境污染的责任保险》，载《中国环境管理》2000年第3期。

8[日]原田尚彦著，于敏译：《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1-58页。

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途径篇5

（一)《环境保护法》滞后《环境保护法》仍然是1989年颁布实施的，距今已经有二十余年，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环境保护法》与现代社会脱节，限制和阻碍农村环境的保护。如第七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由此造成了直接负责农村事物的乡镇基层组织没有环境保护工作的主体资格，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有名无实。《环境保护法》的“以经济发展为主，兼顾环境保护的立法目的”也存在滞后性。

(二)执法困难实际工作中，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困难重重。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

1、农村环境污染地域广、污染后难以发现长期积累，县级环保部门人员设备落后人员不足。

2、农业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分别负责农业环境保护工作和农村村镇环境保护工作。但实践履行监管治理职权困难重重。3对于违反《环境保护法》的行为，有乡镇政府保护环境的义务，没有监督和处罚的职权，不利于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实施。

(三)救济途经不畅目前农村法律救济的阻碍主要表现在:

1、环境法律责任不明确，法律救济途径不畅通。2、守法、执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

3、环境纠纷解决机制和法律责任的规定少。

4、公益诉讼实际案例少，提起主体不主动。面对当前农村环境纠纷日益复杂，环境矛盾情况逐渐严重的情况，显然法律救济途径是缓解争议、解决纠纷的重要疏通途径。

二、农村环保之建议

(一)立法的修改与完善鉴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各个区域情况各异，为保证环境立法能够得到有效的实行，首先，应根据不同地域的环境状况和地理情况广泛调查听证，增加公众的参与程度。其次，应规定地方乡镇政府机关环境监督和管理的职权，加强农村环境保护的整体工作，提高积极性，防止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和破环。同时，应给予农民更广泛的知情权，加强宣传、学习，提高公众环境意识的内容。

(二)加强法律的执行执法中建议1、乡镇组织预防为主，治理为辅的原则。2、县级以上环保部门加大的执法力度，做到有法必依。3、加强环境部门强制执行权，增加环境法制的权威性。授权乡镇组织监督和检查农村环境问题，跟踪和处理简单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权利，同时保留县级以上环境保护部门的裁决、批准权;建立财政奖励机制，增加乡镇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三)司法途径的保障和畅通环境法律责任应该与其他基本法法律责任一样，以法律明文规定，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由国家机关及其授权的其他组织管理、监督、追究或者制裁，以免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的加重。保障司法途径的畅通首先需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法律意识和环境保护的理念;其次是努力为农村居民提供司法救济的咨询和指导;再次，鼓励并倡导集团诉讼和公益诉讼，以减少诉讼成本;最后，增加环境诉讼的主体，同时需增加诉讼案件败诉的成本。如此才能比有效避免农村居民在受到环境方面的损害时总会出现的诉讼成本底、积极性不高的问题。

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途径篇6

一、维稳暨工作的目标和要求

工作目标是：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维护稳定暨工作第二次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真重视、动真格，把握全局、周密部署、认真落实，坚决防止影响社会稳定、危及国庆安全、损害环保形象事件的发生，坚决防止大规模的发生。

总体要求是：坚决贯彻“人要回去、事要解决”的工作要求，以我县近期群众来信来访为重点，整合各方面的力量，与专项行动、区域流域限批、污染减排等重点工作相结合，以查处群众反映强烈，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为突破口，一手打击违法排污行为，一手化解污染矛盾纠纷，全力做好第三阶段的环境工作。

二、主要措施

当前，我们要认清环境的严峻形势，以高度的责任感，以扎实的工作作风，采取严格环评监管、加强环境执法等综合性的措施，切实把环境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一）加强环评监管工作。

一是严格审批环境敏感项目。在受理和审批选址敏感的新改扩建项目环评文件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对公众参与活动的指导，监督建设单位、环评单位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扎实做好公众参与工作，把环境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对影响面大、群众强烈反对的项目要慎重审批。严禁审批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位于饮用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环境敏感地区内的建设项目。二是加强对环境敏感项目的全过程监管。对选址敏感的项目必须实行全过程管理，做到建设之前有审批、建设过程中有检查、建成运行后有监督，防止和减少环境矛盾纠纷。加强建设期环境监管，发现施工噪声、扬尘扰民等问题时，应及时提出整改要求，防止矛盾纠纷升级扩大；严密组织试生产核查，对未经批准擅自投入运行或生产的企业，必须依法进行查处；严把竣工环保验收关，凡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未落实到位的，一律不予通过验收，并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三是要主动向党委和政府提出推进规划环评的建议，在规划的编制和控制中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努力从决策源头防止建设项目与环境功能交叉错位。同时，应积极配合县政府和有关部门严格规划管理，防止规划频繁调整变更形成选址不当，带来具体项目与环境功能要求相冲突，引发环境纠纷和投诉。

（二）切实加强环境监察执法工作。

第一，要切实加强日常监察执法。加大日常监督执法力度，是从根本上化解污染纠纷的重要手段，环境监察大队要严格按照环境监察有关规章制度的规定，做好对企业的日常监管。一是突出重点。要针对群众反复投诉的重点难点问题、针对重点污染源和环境违法行为频发的排污单位，制定有效的监督检查方案，加大监督检查频次。对于群众重复来信、来访的问题，要积极主动，切实做到“有件必查、查必有果”。二要增强实效。要在“查”上下功夫。要按照规范的现场检查程序，明确检点，采取突击检查、暗查等措施，做到全面仔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查清企业存在问题与群众举报投诉间的关系，督促企业解决存在的各类环境问题。第二，要切实加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对于未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擅自开工建设或投入生产的建设项目，要坚决责令其停产；对于没有污染治理设施或不正常使用污染治理设施的要责令其改正并依法给予高限处罚；对于长期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要责令其限期治理，限产限排，逾期不能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要报请当地政府责令其停产或关闭。要结合连续多年开展的环保专项行动将群众反映强烈的、反复投诉的、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环境问题作为重点查处事项，挂牌督办。挂牌督办事项和处理结果要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第三，要积极参与污染纠纷的调解处理。目前行政调解仍是解决污染纠纷的重要途径。污染控制股和环境监察大队在调查处理企业环境违法行为的过程中，不能只是依法查处企业的环境违法问题，同时也要密切关注群众投诉问题的解决。对于群众财产受到污染损害或者正常生活秩序受到影响的，只要群众有要求，我们就应当积极调解处理，做出调解处理意见。必要的话，还应当采取听证、座谈等方式积极化解矛盾，促成纠纷双方达成谅解协议。经调解未成功的案件，要向及时向县政府和上级环保部门报告，防止事态扩大。第四，要加强调解案件的后督察。严格执行《关于加强环境执法后督察工作的通知》。在后督察工作中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把群众反映问题的解决作为重点内容督察督办，督出成效，为改善环境质量、维护群众环境权益和社会稳定尽心尽力。

（三）落实环境五项制度。

一是畅通渠道，落实领导干部接访和包案制度。根据新颁布的《条例》、《环境办法》，我局对“局长接待日制度”进行了完善。一把手要坚持每月定期定时接待群众来访，接待日期和时间要进行公布。疑难复杂问题，都要签订领导包案处理责任书，由负责同志包案处理，牵头调查处理重点矛盾纠纷案件。二是抓好“两个结合”。要把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与环境监督执法相结合。在专项行动、日常执法检查过程中，要注意发现和查处污染矛盾纠纷，尤其是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案件，要纳入到专项行动的检查范围，现场调查核实，依法处理。要把处罚环境违法行为与调解污染纠纷相结合。在处罚企业的同时，要积极调处化解矛盾，尽可能使遭受较大损失的群众得到一定经济补偿，排除严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因素，消除不稳定因素。三是紧紧依靠政府，发挥各种调解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对影响面大且涉及多个部门职责的污染纠纷，要主动协调，利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或提请政府牵头，邀请有关部门参加，疏导化解矛盾。四是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严格落实中纪委、监察部的相关规定，对因工作失职渎职，方法简单，，造成矛盾激化、事态扩大，引发群体性大规模越级上访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及主管领导的责任。

三、几点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建立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领导机构，制定方案措施，统一组织领导。

2.畅通渠道。按照《条例》、《环境办法》的规定，公布通信地址、接待地点和时间，保证环保电话的畅通。

3.提高环境事项办理质量和按期办结率。对群众初次反映的问题，力争一次处理一次到位，提高问题一次办结率。要规范事项的办理程序，严格执行向投诉者告知处理意见的制度，把环境污染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使群众息诉罢访。要增强事项办理的时限意识，按时反馈。如情况复杂，可根据相关规定适当延长期限，但不得超过30日，并应告知人延长理由。

4.建立污染矛盾纠纷台帐。台帐应包括人信息、事由、争议焦点、包案领导、调查处罚情况、调解情况、向人反馈的情况、人是否接受等。对列入台帐的案件，要逐一提出化解的工作目标和阶段性要求，落实包案领导和具体承办人，做到“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

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途径篇7

一、公众环境权利认知:环境侵害救济的需求发现缺口

公众环境权利认知是一个复杂的主观范畴,它是公众将人与人之间围绕环境利用而产生的利益关系上升到法律层面的知识、情感、价值观念的综合体。作为对环境问题制度性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近年来关于公民的环境权利认知问题获得了较高程度的关注,政府和民间机构公布的相关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公众的环境认知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尽管在提高具体程度判断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如国家统计局在2008年编制的《改革开放30年》统计报告中认为: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人们普遍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环境保护,只考虑生产,不考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过度开发和盲目发展造成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事例屡见不鲜。近些年来,我国的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取得了丰硕成果,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为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起到了重要作用,全社会环境意识深入人心,公民环境保护意识显著增强。①而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近年来组织编制的年度《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则显示:2007年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总体得分为42.1分,2008年中国公众的环保意识总体得分为到44.5分,虽然得分值有增加的趋势,但整体上仍处于不及格水平。②这与中国遏制环境侵害现象一再发生的迫切愿望和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仍有差距。

在课题组就近年来我国环境侵害事件频繁出现的原因进行调查时,有33.2%的受访者认同是社会普遍的环境意识淡薄。有意思的是,认为环境污染是社会发展必然结果的受访者竟达31.1%,这三成多的回答也恰恰反映了当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关系,环境侵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险。作为社会风险,其受害人群和损害后果的广泛性、整体性特征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相应的侵害救济机制必须尽快构建。课题组就环境侵害在各类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原因中的威胁程度进行的公众问卷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将环境污染与通货膨胀、失业率、收入差距、贫困和干部腐败等问题并列为严重威胁社会安全与稳定的主要因素(见图1)。而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编制的《中国公众环保指数(2008)》也显示环境污染问题在“我国公众最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排名第三,仅次于“物价问题”和“食品安全”,关注比例为37.7%,这是该组织开展此项调查以来环境问题连续第三次进入“前三”,说明环境权利侵害已经成为公众最关心的影响社会稳定的民生问题之一。

在对上述各类危害因素的威胁程度进行排序时,环境污染被受访者置于通货膨胀、失业率、收入差距和干部腐败之后,位居第五(见图1)。这说明在最大的污染受害者———一般公众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但仍然将其放在基本经济、政治问题之后。这一结果显示在公众的意识当中,虽然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已经显著提高,但还是被置于经济问题之后,经济利益优先的认知倾向仍在延续。环境利益让位于经济利益不仅表现在问卷调查的结论中,课题组所作的大量访谈和座谈笔录也能看出人们对基本经济问题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环境问题。例如课题组成员在安徽省某市环保局的访谈中,受访的环保局官员就介绍了他们在对一家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执法时,意外地遭遇到污染的直接受害者———当地居民强力阻挠执法的情形。其原因在于该化工企业在劳动用工、长期补偿等方面与当地居民形成了稳固的经济利益输送关系。尽管当地居民遭受该化工企业污染侵害的事件时有发生,但是当环境保护措施与其就业和补偿等基本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宁愿牺牲环境利益。另外在山西省某环保局的访谈中,受访的官员也大叹当地居民对环境污染的忍耐力太大。

此外,环境侵权司法裁判文书中的诉讼请求和裁判结果也普遍存在着重经济赔偿而轻环境治理的现象。在对搜集到的907份司法裁判文书进行分析过程中,课题组发现几乎每个案件诉讼请求围绕的中心都是损害赔偿,而近70%案件都没有提到对污染进行治理的诉讼主张。这说明现在最大的污染受害者一般公众虽然已经认识到了污染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普遍表现出对经济问题的关注胜过环境污染问题,这也许是各地政府将经济增长置于各项社会政策的优先地位的坚实基础和强大信心所在。在评价日常生活中的最大的污染侵权形式时,受访者选择结果的统计数据显示固体废物被置于首位,成为环境侵权的最主要形式,其次是水污染和大气污染,见图2。这一结果应当与普通公众对环境污染侵害的认知手段和环境信息获取的渠道有限相关。毕竟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更具有间接性、隐蔽性,而固体污染、特别是城市生产与生活垃圾污染始终在普通公众可视的范围内朝夕相伴,因而印象最为深刻。

在对环境侵害行为的主体进行认知调查时,企业被置于第一位加害主体地位。有68.4%的受访者选择的是企业环境侵权行为,23.3%的受访者选择是的政府环境侵权行为,22.4%的受访者选择的是个人的环境侵权行为,5.4%的受访者选择的是其他(见图3)。在回答哪类行为的危害程度最大,最应当值得防范时:则有52.8%的受访者选择企业环境侵权行为;36.5%受访者选择政府环境侵权行为,9.3%的图3受访者选择个人环境侵权行为。此外,在与受访者的交谈过程中,课题组也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对于“环境侵权”的涵义的认识并不完整、确切,只能将这一概念与若干种典型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破坏行为联系起来。对于环境权概念,多数受访者的反映还比较陌生,他们通常以中央提出的“要保证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来理解环境权益的内容。

二、不信法:司法救济的制度供给缺口

尽管在公众生活中环境侵权几乎无处不在,但在环境侵权事件发生之后,能够正确地理解自己环境权益所受侵害并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利的现象并不多见。关于公民遭遇环境侵权行为之后如何救济自己的权利进行的调查发现,相当一部分受访者选择的救济途径在制度或体制的供给范围之外。在被选择的制度或体制之内的救济途径中,行政救济机制居于明显的优先地位。图4的数值显示,在回答如果环境权益受到侵害会选择什么样的途径去救济自己的权利问题时,选择向政府投诉的受访者人数占第一位,其次是向媒体反映。选择向法院的仅排在救济途径选择的第三位,另外选择和选择忍气吞声的比例各占9.3%。这与目前我国环境侵害纠纷大量涌现,而人民法院立案受理的环境诉讼案件数量不多的现实状况基本吻合,说明司法救济机制在解决环境侵权纠纷中的作用尚未得到普遍发挥。在进一步回答选择救济途径的决定因素时,有52.6%的受访者考虑的是救济途径是否有效,21.8%的受访者考虑的是救济的成本大小,另有22%的受访者考虑个人与该救济途径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图5)。

如在回答与相关部门交涉环境权利侵害救济时对方的服务态度如何评价时,受访者对于课题组提供选择的城管部门、环保部门、法院和侵权单位等四类主体的满意度普遍不高(见表1),其中满意度最高的环保部门也只占受访者总数的24.6%。此外,在回答通过诉讼途径救济自己受到侵害的环境权利时遭遇的主要问题有哪些时,受访者的选择分别为:诉讼费用太高(占36.2%),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占30.3%),立案太难(占29.1%),举证困难(占28%),执行难(占26.7%),审判不公正(占15.95%),其他(占6.4%),见图6。费用问题仍然是阻碍公众寻求司法救济的最主要原因。在我国,民事诉讼的诉讼费用主要包括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案件执行费和其他与诉讼活动有关的费用(如鉴定费用、评估费用等等)。这部分费用由人民法院依法收取或者由人民法院代收,用于支付审判活动所需。诉讼费用由败诉方当事人负担(原、被告双方都有责任的,原则上根据双方责任的大小,由双方按责任比例共同负担),但必须由原告预交(特殊情况下的缓、减、免交规定略)。在环境侵权民事诉讼中,这一规定对于受害人即原告非常不利。因为提起环境侵害诉讼的原告通常都是生活在污染源附近的低收入群体,多数是从事农业种植、养殖生产活动的农民,通常根本没有能力预交诉讼费用。虽然在实践中,多数法院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对于经济困难的原告有时给予诉讼费用减交、缓交等帮助,但对于原告来说,收费制度已经形成巨大的心理负担,一些不收费的救济途径如向媒体投诉、向政府等往往成为优先选择,甚至相当一部分公众只能忍气吞声。地方保护主义构成了环境侵权司法救济的第二大障碍。虽然在课题组调研过程中,有近二成的受访法官表示在办理环境侵权案件中没有遇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认为在中央的环保政策的强力引导下,加之舆论的关注,地方政府对环保工作也十分重视,对于那些污染企业已经不再迁就或暗中保护。

但是更多的受访者仍然表示地方保护主义对于司法审判工作的影响确定存在。他们指出地方政府为了给招商引资创造宽松的制度环境,普遍对企业的排污行为采取容忍甚至包庇态度。此外,由于环境侵权纠纷中的加害一方多是拥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它们是地方的经济支柱。这样一种利益纽带关系必然导致从环境诉讼的立案受理到环境诉讼判决的执行都存在地方政府的干预。由于现行体制下法院的人事和财政管理都不同程度上受制于地方各级政府,因而要保持审判独立非常困难。有法官坦承,他也想判受害方胜诉,但来自法外的力量太强大了,有时真是无可奈何,即使能够判环境受害者胜诉,仍会面临执行难的问题。由于环境侵害本身具有的间接性、潜伏性、累积性和因果关系不特定性等特征,受害人在提起侵权诉讼时经常面临加害人的确定、因果关系证明和侵害事实举证等技术性难题。此种困难也通过公众认知的问卷调查中得以反映,分别构成了阻碍提讼的主要因素。在与课题组调研人员的座谈和访谈过程中,专家学者们对于法律技术方面的困扰作了进一步分析,他们认为环境侵权诉讼中原告面临的法律技术困扰主要源自环境侵权事实的隐蔽性和事实认定的高度技术性,由此导致在司法技术手段和环境鉴定技术还不规范的情况下,要识别加害行为、确定损害后果,以及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必然关系十分困难。在审判实践中,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对于一些不确定的事实通常只能采用推定、估算的办法。这样一来,原、被告双方就各自通过不同渠道提供一些专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但彼此都不认可对方的鉴定结论。这种技术性困难也表现在证据保全环节,多数环境侵害状态因环境介质的流动性而不能长久稳定存在,有的如噪音污染甚至是瞬间即逝的现象。受害人如果没有很强的法律意识和诉讼经验,很难进行证据保全。有的虽然知道进行实质的证据保全措施,但对于一些程序性的措施也不清楚,如在水污染侵害中,原告可能知道取水鉴定,但不知道对取水过程进行公证,这样被告就会质疑水样来自受损害的水域。如此复杂的诉讼技术要求对于诉讼能力十分有限的受害者而言,这几乎是一道在知识和经济上都无法逾越的障碍。

在我国司法审判工作实践中,执行难的问题一直是饱受诟病的痼疾。究其原因,除去前文所述的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和司法机关本身的执行能力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就是大量的环境侵害是由经济实力不强、生产工艺落后的小规模生产、加工企业和结构老化的国有企业造成,此类企业所能承担的经济责任能力有限。这使得受害人即便在环境侵害诉讼中获得胜诉,也会因加害人无力履行判决书要求其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而得不到实质的救济。由此可见,公众对于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的非讼路径依赖原因并不能简单地归究于其对法律的无知。恰恰相反,他们“不信法”的路径选择事实上是建立在对救济途径的有效性、经济性等因素综合考虑的理性分析基础之上。如果说这种路径选择不利于法治环境的营造和社会和谐秩序的构建,那么迫切需要反思的首先应是现行的司法救济机制存在的救济效果和救济成本问题。

三、延伸思考

环境友好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姿态,它对于缓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并进而缓解因环境资源的日益稀缺而产生的人与人的紧张对立具有重要意义,是新的历史条件实现民生福祉和社会和谐的基本保证。环境侵权是典型的环境不友好行为,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后果,不仅对人的生命健康、财产造成损害,而且对生态平衡构成威胁,造成生态环境不可逆转的损害后果。因此,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建立合理的人与环境冲突解决机制,这种机制的建立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达到控制人类的环境不友好行为,使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目的。环境侵权救济机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之一。公众的环境权利认知状况调查揭示的是权利主体对权利内涵与救济途径的集体评价,反映的是环境侵权救济的需求发现和制度供给水平。它符合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从环境侵权救济机制所要服务的价值主体———人的观察视角,简略勾勒出了决定公众维护自身环境权益行动选择的观念和制度缺口。法律制度的功能在于防范和化解社会冲突,建立环境侵权救济机制的目的在于以法律的手段,通过制度化的方式解决人类行为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一方面,由法律明确界定人们的行为规范,明确环境侵权行为的类型与法律后果,提供行为人的法律预期,引导人们通过自觉守法来减少对环境的不友好行为,缓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状态;另一方面,由法律规定对于侵权行为发生后的责任以及追究程序,惩罚违法者,以法律的强制力告诫人们必须形成和维护法律秩序。利益威胁催生权利意识,中国公民环境权利意识的发育成长历史和现实状况表明: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所造成的人身、财产侵害,公众的权利保护意识也迅速觉醒。然而这种危机激发的自发性认知显然缺乏法治精神引导,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引导公众的维权行动以游离于制度之外的方式进行。因此,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环境侵权救济机制,必须对这种自发形成的公民权利意识加以必要的引导。这种引导既需要大量的环境法治知识、信息的传播,更需要环境侵权法律救济机制的公正、高效运作,将环境法律制度中所蕴涵的物质与精神利益以及保障这种利益分配的公平与效率价值在潜移默化中传递到公众的思想、观念之中,让社会大众发自内心地感受到法律救济机制的阳光所带来的人文关怀。由此,一个从知识与信息传播到侵权救济制度设计与运作的系统工程已经呈现出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环境污染纠纷的解决途径篇8

关 键 词：环境，损害赔偿法，法律责任

环境损害赔偿通常指因污染环境致他人财产或者人身伤害所要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追究民事赔偿责任虽然不是环境保护的主要手段，但它作为救济受害人利益损害的补偿性手段受到受害者的广泛关注，因而在环境法律责任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比较考察与制度核心

环境损害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产物，其民事责任体系构建始于20世纪中叶之后。罗马法以及《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中均没有关于环境损害民事责任的规定。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德国民法典》第906条关于不可量物侵害①、《法国民法典》规定的近邻妨害与环境侵害民事责任接近，或者就是对环境侵害民事责任的规定②，但因在《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制定的时候，环境问题尚不具有普遍性，甚至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因而，以上关于近邻妨害的规定是基于传统不动产相邻关系所作的规定③。在环境问题凸显，受害人需要法律救济而又缺少相关规定的情况下，援用民法关于相邻关系的有关规定处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可以起到相当的作用时，人们便将《德国民法典》中的不可量物侵害与《法国民法典》中关于近邻妨害的规定，扩大解释为关于环境损害的规定。但是，不论不可量物侵害还是近邻妨害，均不能完全解决基于对现代环境问题深刻认识基础上产生的公害损害赔偿问题，因而，德国于1976年制定的《联邦公害防治法》，从环境保护的理念出发，对不可量物侵害作了与《德国民法典》相呼应的解释，明确指出，不可量物侵害是指对人体、动物、植物或其他物质，足以产生影响的大气污染、噪声、振动、光、热、放射性以及其他类似的环境破坏现象。另外，德国还于1991年专门制定了《环境责任法》，就环境相关责任包括民事赔偿责任进行了详细规定。但是有关环境污染损害民事责任问题在民法典中并没有系统完整的规定。

美国侵权行为法将各类侵权行为所致损害囊括其中，环境污染损害也不例外。有关环境污染损害之民事责任承担适用普通法关于侵权行为责任的规定。不过美国的特点在于：受害人基于个人利益损害提起的损害赔偿之诉适用普通法，但如果基于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则可以适用《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等环境立法。日本是20世纪环境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面对污染给公众造成人体伤害的巨大压力，日本关于环境损害赔偿的立法颇具创造性。环境污染的受害人不仅可以据《日本民法典》的规定提起民事诉讼，日本国会还通过了《公害法纠纷处理法》和《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这两部立法专门对公害纠纷的处理程序、如何对公害健康受害者予以补偿进行了规定，对于及时救济受害者、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我国环境问题的产生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要晚一些。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一旦发生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必然远远严重于人口相对较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对环境污染事故必须高度警惕，对环境问题要格外重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制定较早的几部法律中就有《环境保护法（试行）》。但是，《环境保护法（试行）》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所颁布的环境立法中均没有涉及环境民事责任。 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最早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如第124条：“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该通则确立了我国环境损害民事责任制度。此后，有关的环境立法，包括《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均对环境污染损害民事责任进行了规定。可见，当前我国有关环境污染损害立法是采取民事基本立法与环境部门立法并存的立法模式，与多数国家的做法相同。

不论各国环境污染损害立法采取何种模式与体例，但关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的核心规定是共同的，即如果想让污染受害者获得赔偿，必须对传统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进行修正。为此，各国以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缺陷产品损害赔偿等为契机，在传统过错民事责任之外，强调民法的社会化，侵权人因一些特殊侵权行为造成之损害承担无过错责任，并据此对特殊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承担的条件进行了相关调整与修正。

二、环境损害赔偿的困境与成因

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和大量环境立法都对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民事责任作了规定。但是，因环境污染提起的民事案件或者久拖不决，或者屡诉屡败的状况，不仅严重损害公民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而且极大地挫伤了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和积极性，从根本上不利于环境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形成这种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立法规定的矛盾和冲突。我国有关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分布于不同的法律中。关于赔偿是否以违法性为条件，以及归责原则的规定并不一致。多数人认为，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环境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但是，研究其规定并非如此。按照“违法性包括过错”的理论，《民法通则》强调“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实质上是规定了行为人承担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 以“过错”为要件。而其他单行法均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 个人赔偿损失”。显然这里强调的是行为的危害性，而不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这意味着，依照《环境保护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是不考虑主观因素的。由于《民法通则》与《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不一致， 给执法者思想上带来一定程度的混乱，导致在实践中人们为到底应该给环境标准、排污标准和质量标准什么样的地 位而争论不休。但从严格意义上来看，这也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因为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法官理应选择适用《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但是，在没有法律专业素养的受害人面前，法官在某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就可能故意钻法律规定不一致的“空子”，适用 《民法通则》，从而不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

第二，有关立法的程序性规定不明确。环境损害赔偿 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举证责任的分担、因果关系的认定以及 有利于受害人的诉讼形式和程序。然而，我国相关立法规定要么欠详细、明确，要么干脆没有规定。首先，我国 《民事诉讼法》对环境损害赔偿中当事人如何分担举证责任没有特别规定。虽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的规定，对于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中，对原告提出的侵权 事实，被告否认的，由被告负责举证。但这个规定仍比较原则，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应当包括什么？被告承担多大 范围的举证责任？均没有涉及。因此，导致法官适用法律随意性较大。其次，《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法院的司法 解释均对在环境损害赔偿民事案件中如何认定因果关系，及对各国普遍采用的环境损害民事赔偿案件的集团诉讼形 式没有任何规定，更加增大了救济成功的难度。

第三，忽视利用行政手段处理环境损害民事赔偿案件 的重要性。我国现行的各项环境立法均规定赔偿纠纷可以 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个规定已经遭到环境法学界许多学者的 批评。因为从环境损害赔偿的具体情况和困难来看，由主管环境保护的行政部门来处理环境纠纷的确具有许多优点，给当事人带来方便，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将行政处理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程序，会严重影响环境保护部 门解决环境纠纷的积极性，造成环境污染纠纷案件久拖不决，社会矛盾激化，其中原因学者多有诟病。纵观日本公害纠纷处理程序中行政部门的作用，我国现行规定的确存 在较大的问题。

第四，环境司法存在严重问题。尽管我国关于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规定在实体和程序上均存在一定的问题， 但环境司法中存在的问题更加严重。首先，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部门对司法的不正当干预严重影响环境司法的公正。地方政府基于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较多情况下是站在保护污染者的立场上，严重影响了环境行政执法的效果和对受害人权利的救济。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援助的韩祥诉金峰铜业有限公司案④、陈氏三兄弟诉两家水泥厂损害赔偿案⑤等大量有关环境损害赔偿的案件，都是久拖不决，即使法院判了，结果也是原告败诉的多。其次，中国司法制度和司法人员的素质也影响了环境损害赔偿立法的正确适用和环境案件的高效与公正处理。北京市某区27户居民诉某煤炭收储和运销站一案⑥中，一审法院故意对27户居民的起诉设置障碍，在审理过程中回避立法对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特别规定，甚至曲解法律。

三、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思路与对策

针对以上问题，学者们倡议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 笔者以为，通观上述造成环境损害赔偿纠纷难解决的原因， 立法的完善固然重要，但还必须对环境损害民事赔偿问题 进行综合治理，寻求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内在的救济策略和 制度外的多重救济途径。

（一）完善立法。完善环境损害赔偿法律制度不外乎三种选择：

其一，修改现行法，对相关规定加以完善。针对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和环境立法对环境损害赔偿实体性条件规定的差异，必须在立法上予以统一。《民法通则》关于环境损害赔偿侵权责任的规定，具有相当的局限性，我国正在 制定的《民法典》（草案）已经考虑了对环境侵权行为作为特殊侵权行为进行规定。对有关环境损害的程序性规定 如举证责任问题、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诉讼资格问题等 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可以进一步完善。

其二，制定专门的程序法。如前所述，我国《民法通则》和环境立法尽管在环境损害赔偿有关方面的规定有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但经过修改基本上不会影响解决环境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而程序性的问题反而是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困境的焦点和难点，这也是各国的共同特点，所以，日本专门制定了《公害纠纷处理法》。我国也有学者呼吁制定《环境纠纷处理法》，笔者认为，这个选择困难不是太

大，也比较切合现实。

其三，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这种方式集实体法与 程序法为一体，试图对有关环境损害赔偿的所有问题进行 系统全面的规定。其优点当然十分明显：一是可以极大地便利受害者的诉讼。受害者只需要按照《环境损害赔偿法》 的规定就可以明确所有的实体问题和程序性问题，无需再到众多的民事立法、环境立法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规定； 二是也有利于立法的统一和司法机关正确适用法律。但是这种立法模式也会遇到较大的困难：首先，在现行立法对有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做出规定的情况下，有无必要另起炉灶再搭台？其次，将要制定的《民法典》会对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做出比现有规定更详细的规定，如果再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就涉及到如何与《民法典》相协调以及如何正确处理彼此关系的问题。如果《民法典》对相关实体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规定，制定一部《环境损害赔偿法》的必要性就值得怀疑，所以难度可能最大。

（二）对环境损害赔偿实行综合治理。虽然立法的不 完善是造成环境损害赔偿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其他一些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环境损害赔偿的成功。所以，健全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需要采取多种办法进行综合治理：

第一，对各级政府及政府负责人进行“科学发展观” 和“政绩观”的教育。各级政府和行政首长要正确处理人 与自然、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关系，各级政府要“以人为本”、“执 政为民”，自觉加强对环境的保护。

第二，进一步排除地方政府对司法审判的干预。国家 必须通过加快司法制度改革，提高法院独立审判能力，排 除地方政府的干预。

第三，建立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鉴于行政主管部 门处理环境纠纷有许多优势，笔者建议，在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中，设立独立的、专门处理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 机构，以提供环境损害赔偿的非诉讼解决机制，并赋予其 裁决以法律效力，以利于快速解决纠纷。

第四，对司法人员，特别是法官进行专门的环境法律 培训，增强法官的环境司法意识。考虑到法官对环境法律 学习系统性的欠缺，对法官进行专门的环境法律的培训也 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不可量物侵害，也称作不可称量的物质的侵害，参见陈华彬：《德国相邻关系制度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四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

②王明远：《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页、第229页。

③陈华彬：《德国相邻关系制度研究——以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为中心》，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四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69页。

④韩祥：《一起艰难的大气污染诉讼——韩祥诉金峰铜业有限公司案》，载王灿发主编：《环境纠纷处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02年版，第269-273页。

⑤ 吕忠梅、江涛：《环境诉讼初探》，载王灿发主编：《环境纠纷处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69页。

⑥ 张义平：《从一件诉讼案的审理看我国环境法的适用》，载王灿发主编《环境纠纷处理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3-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