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责任的法律特征范文

违约责任的法律特征篇1

一、征收部门签订补偿协议时享有行政优益权

行政优益权是国家为确保行政主体有效行使职权，切实履行职责，圆满实现公共利益的目标，而以法律法规等形式赋予行政主体享有各种职务或物质上优益条件的资格。例如，合同内容单方决定权、设立奖励权、合同履行指挥权、单方变更与解除权、动用强制权、违反合同制裁权。

房屋征收补偿决定作出后，房屋征收部门要做的工作就是与被征收人订立补偿安置协议，内容包括补偿方式、补偿金额、产权调换房屋的地点和面积、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但是，如果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达不成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由征收部门提请作出征收决定的市、县人民政府根据征收补偿方案作出补偿安置决定，这是对“钉子户”的制衡，体现了征收具有强制性，也体现了征收部门享有行政优益权，通过补偿决定可以促进补偿协议的签订，此乃“以决定促进协议”之妙处。补偿协议与补偿决定相比，更有利于被征收人的权利保障。首先，征收补偿协议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双方当事人可在签订补偿协议的过程中，反复协商或讨价还价，无疑被征收人的利益会得到充分考虑；而且被征收人会相信自己的利益已得到了充分考虑，所以其精神需要也得到满足、人格得到尊重。其次，由于补偿协议与一般合同相比，具有行政优益权的特点，行政主体征收部门往往会在补偿协议中给予被征收人奖励及其他优惠条件，这意味着其中的可期待利益也增大很多。从被征收人权利保障和社会和谐角度考虑，国家提倡通过补偿协议解决征收补偿。当然因此也就对征收部门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例如，只能为公共利益而向所有被征收人提供公平、公开的补偿优惠标准及奖励办法等。《征收条例》对征收安置部门的行政优益权规定缺失，动用强制权、违反合同制裁权没有做出应有的规定。这就需要对《行政诉讼法》作扩大解释，征收部门可以作为原告提讼，以诉讼中先予执行代替动用强制权，以法院判决被征收人承担诉讼费代替违反合同制裁权。根本解决行政有益权问题期待《行政诉讼法》的修订以及《行政程序法》的出台。

二、征收补偿协议系行政合同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的拆迁补偿协议是由平等主体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签订的协议，属于典型的民事合同，受《合同法》和《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调整。《征收条例》第25条第2款规定：“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讼”。规定了司法救济，却没有明确该协议的性质。笔者认为征收补偿协议属于典型的行政合同。所谓行政合同，是指行政主体之间，行政主体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为实现行政管理目的，依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确立、变更或消灭相互权利义务的协议。行政合同具有以下特征：1.行政合同的当事人一方必须是行政主体；2.行政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行政管理目标；3.行政合同的双方意思表示必须一致；4.在行政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中，行政主体享有行政优益权。因此，行政合同是代表公益的政府或机关与代表私益的私人为完成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以保障公共利益的维持与增进而进行博弈、协商所达成的一种契约。

现将征收补偿协议与行政合同的特征进行对照：1.征收补偿合同的当事人一方是政府的征收补偿部门，属于行政主体；2.征收补偿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需要的房屋征收，即为实现行政管理目标；3.征收补偿合同是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签订的；4.在征收补偿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解除中，征收部门享有行政优益权。因此，征收补偿合同完全具有行政合同的特征，应当作为行政案件审理。在《行政程序法》(征求意见稿)中，将行政合同写入其中，代表了先进法治理念发展的方向。在行政程序法颁行之前，人民法院应在程序上依照《行政诉讼法》，参照《民事诉讼法》，允许行政机关作为行政合同的原告；在实体上可以依照单行行政法律法规，参照《合同法》对行政合同进行审理。

三、征收补偿协议的效力判断

征收补偿协议的效力包括形式上的效力和实质上的效力。形式上的效力是指征收补偿协议一经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达成合意，即被推定合法，具有限制和约束征收部门和被征收人的法律效力，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变更和撤销。这表明了征收补偿协议的行政属性，体现征收补偿协议的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但它只具有相对的效力，其理论依据是征收补偿协议是行政法规授权的、作为公共利益征收的实施部门所作出的一种合法的真实意思表示，目的在于有效维护公共利益以实现征收的目的，是行政法规对征收部门和征收补偿协议的尊重和信任，也是维护行政权正常运行的必然要求。征收补偿协议的实质效力是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达成的合意符合法律精神，能得到法律的确认与保护，具有绝对的效力，它是法律对双方合意的一种肯定性价值判断，违反协议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判断征收补偿协议是否有效，应遵循合法性原则，具体包括下列要件：

1.主体要件，即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主体一方必须是征收补偿部门，根据职权法定原则，其他部门无权签订；另一方必须是被征收入，根据“家事权”不适用不动产原则，当被征收房屋存在夫妻共有时，夫妻双方必须同时参加协商并签字或者书面授权委托。根据《物权法》第174条的规定，征收导致抵押权灭失所取得的赔偿金、补偿金优先实现抵押权，因此，抵押房屋被征收的，还需抵押权人签订协议。

2.职权要件，即签订征收补偿协议必须是征收部门，其享有征收补偿的法定职权。根据《征收条例》第5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可以委托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承担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具体工作。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显然，房屋征收部门也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因此房屋征收部门应当是全额财政拨款的行政机关或者事业单位。《征收条例》授予征收部门决定征收补偿协议主导性权利内容的相应法定职权，必须在征收补偿方案的框架内、享有较小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签订补偿协议。

3.内容要件，即征收补偿协议的内容必须合法、适当、真实，合法是指补偿协议的主导性权利内容必须具有法定的依据，符合法律规范，符合征收补偿方案，没有明确规定不得随意设置和限制被征收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现“行政活动必须有法律依据”的法律保留原则；适当是指征收补偿协议的从属性权利必须公正合理，符合实际，不得畸高畸低，不得显失公平；真实是指征收补偿协议达成的合意必须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不能在被征收人受欺诈或重大误解的情况下签订。在新旧条例衔接中，需要考虑小缝隙对接或者无缝隙对接，防止适用新旧条例产生较大补偿差距、出现不必要的“动荡”，实现补偿的纵向公平。

4.程序要件，即征收补偿协议的签订必须符合法定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签订的征收补偿协议是无效的行政合同。根据《征收条例》第24条第2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于无证房屋，首先需要规划确认、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处理、房屋登记部门进行初始登记后，才能签订补偿协议。否则就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属于。

5.形式要件，即征收补偿协议必须具备书面形式，不能是口头形式。为实现征收过程公开、补偿结果公开等全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件具备的，可以建立征收补偿网络签订系统进行备案。

四、征收补偿协议的违约责任及司法救济

1.征收补偿协议的违约责任。征收补偿协议违约是指征收补偿部门或者被征收人违反征收补偿协议的约定，侵害受法律保护的行政合同法律关系的行为。它包括四个方面的要件：主体要件即限于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征收补偿部门或者被征收人；主观要件即违约方必须具有主观过错；客体要件即行政合同关系；客观要件即只要有违约行为，不论有无损害事实均构成违约。征收补偿部门违约责任的性质是行政责任，它是以严格责任为归责原则，即只要出现违约行为，就推定存在主观过错，如举不出免责的理由的证据便应承担违约责任，也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的原理。行政合同违约的后果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被征收人违约，由于行政优益权的存在，征收部门不仅可要求其继续履行，还可以通过诉讼对其进行制裁，但是，《征收条例》对被征收人违约缺乏直接行政命令的相关条款，相反倒是规定了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另一方面，对于征收部门违约如果涉及合同主导性权利义务，由于此多系公共利益和公法权益，被征收人是私法权益，在违法的前提下，可以要求继续履行协议；征收部门在未违反合法性原则和公平原则的前提下违约，被征收人只能要求征收部门进行赔偿而不能要求继续履行，且赔偿范围只能是现实利益的损失而非期待利益的损失，这也与《国家赔偿法》立法精神相符。

2.征收补偿协议的实体和程序的准据法。根据《征收条例》第25条第2款规定：“补偿协议订立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补偿协议约定的义务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提讼”。征收补偿协议的双方当事人都可以，法院进行违约性审查的目的是合理界定双方的责任，违约性审查包括违反约定义务、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附随义务，违约补救方式的法律可以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我国尚未出台行政程序法之前，从违约责任的审查反推征收补偿协议签订的实体准据法包括《征收条例》、《合同法》以及地方性法规；《行政诉讼法》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仅限于行政相对人，《征收条例》虽然规定了征收部门可以，但是，原告资格问题属于《立法法》中规定的法律保留事项。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非诉执行司法解释或者《行政诉讼法》修订时，可以在非诉强制执行的条款中增加规定：“行政合同订立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既不按合同约定履行又不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非诉执行司法解释或者《行政诉讼法》修订之前，征收部门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征收条例》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合同纠纷的行政诉讼。

3.征收补偿协议诉讼的法律适用及裁判方式。行政合同在理论界普通认可，但司法实践中却鲜见，法律、法规、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无明确规定，行政合同的法律适用在目前已成“盲区”。但我们知道，行政合同是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它始终具有合同法律关系与行政管理法律关系的双重特征，是公法与私法规则的有机结合，理应受到行政法与民法的双重调整。因此，在审理行政合同案件时应同时适用行政法律规范与民事法律规范两种法律规则。但征收补偿协议本质上属于征收部门为实现征收目的而作出的公法行为，与公共利益的征收息息相关，所以在诉讼中首先应适用《征收条例》等行政法律规则对其主导性权利义务进行合法性审查以确定补偿协议的效力，体现合法性审查原则，然后在诚实信用等从属性权利义务方面适用《合同法》等民事法律规则进行裁判。对于行政合同的裁判方式，可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7条、第58条的精神，首先对补偿协议的效力进行确认判决；然后基于违约行为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给付判决，可以判决继续履行，也可以判决支付违约金或赔偿金。此外针对征收部门行使行政优益权的行为还可以判决撤销或者维持。

五、征收补偿协议与强制执行的衔接

违约责任的法律特征篇2

关键词：识别;处理;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竞合关系

一、违约责任、侵权责任概述

违约责任是民事责任的重要内容，通常又称为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它是指合同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所承担的法律后果。违约责任在大陆法系中被视为债的效力的范畴，而在英美法系中则被称为违约的补救。如《美国统一商法典》第2706条“在买方违约的情况下，卖方有权将有关货物和未交付的货物转卖”的规定。违约责任是合同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违约责任制度也是合同法中一项最主要的制度，我国合同法为了确保合同债权实现，使当事人实现订立合同的目的——履行利益的实现，法律明确规定，当事人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时，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因此在合同法第七章中设专章予以规制。从第107 条到第122条，共十六条，具体规定了违约责任及其补救措施，为合同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

侵权责任也称侵权民事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因实施侵权行为而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在大陆法系中常将侵权责任规定为一种债的关系，即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以请求赔偿与给付赔偿为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侵权责任具有以下法律特征：①侵权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因违反法定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②侵权责任是以侵权行为为前提的，即侵权人应对其实施的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负责。③侵权责任具有强制性。侵权责任的实施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它不以行为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④侵权责任形式主要是财产责任，但不限于财产责任。法律规定侵权责任的目的与功能就在于制裁侵权行为，保护公民、法人的民事权利，恢复被侵权行为破坏的财产关系；同时体现国家利用其强制力制裁不法行为，保障法定义务的切实履行，使债权人的绝对权得以实现。

二、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的共同点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尽管性质不同，但都属于民事责任，具有民事责任的一般特征：

1、责任主体具有平等性。两者主体都只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主体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支配关系，都体现了民事责任的平等性属性。

2、责任形式具有财产性。违约责任、侵权责任主要表现为一种财产责任，即都是表现为责任人向对方支付一定的货币或者给付一定的财物，充分体现了民事责任是以财产责任为主的法律责任的属性。

3、责任结果具有补充（赔偿）性。《合同法》第 107条至第114条的规定充分体现了违约责任的赔偿性特征。侵权责任的主要责任形式是赔偿损失，同时，还有停止侵害、排除防碍、消除危险等民事责任措施。

4、责任承担具有意定性。即合同当事人双方可以就损害赔偿的方式、范围、赔偿额计算方法、赔偿数额的多少等进行依法协商，也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酌情减免对方的责任，以非诉讼的和解、调解方式来解决，这些都体现了民事责任是允许当事人依法协商议定的法律责任特性。

三、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不同点

1、保护的利益不同。违约责任侧重于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履行利益，所谓履行利益,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当事人双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各自的权利义务而产生的预期利益，又称为积极行为利益或积极合同利益。合同生效后，对于债务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而使得债权人的履行利益得不到实现时，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债务人对此应承担违约责任。

2、责任的性质不同。违约责任具有约定性，这是合同法的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当事人可以在合同中约定违约责任的形式，约定违约金及赔偿损失的数额、计算办法等；同时违约责任也具有一定的法定性，合同法规定了定金罚则及约定的违约金不得过分高于实际损失赔偿额等；违约责任的性质更多的体现在约定性上。

3、承担的义务不同。违约责任就其本质而言是违反合同义务， 这种合同义务是一种约定义务，其核心为给付义务，只能产生于已生效的合同。合同已生效，债务人应按合同约定的义务履行，对约定义务的违反，债务人应承担违约责任。

4、责任产生的时间不同。违约责任是因为违反有效合同而产生的责任，它是以合同关系的存在为前提条件。只能发生在合同成立且已生效后，债务人开始履行义务，如对合同义务不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此时才产生违约责任。

5、承担责任的主体不同。违约责任产生于合同当事人之间，有时也涉及合同之外的当事人，可能会涉及第三人，但责任承担中也只能是债务人向债权人负担义务与承担责任，这是由合同的相对性决定的，主体资格具有相对性特点。而侵权责任的主体却具有绝对性，是当事人之外的任何人，不限于合同当事人，也可以是销售商、产品制造商。

6、归责原则不同。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是严格责任原则，即违反合同义务的当事人无论主观上有无过错，均应承担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严格责任原则作为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已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可。

7、构成要件不同。归责原则的不同决定了它们的构成要件不同。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分为一般构成要件与特殊构成要件，对于一般构成要件目前学界有不同观点。我认为，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只有一个，即违约行为，只要当事人一方有违约行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8、行为形态不同。违约行为按照发生的时间划分为预期违约和实际违约，实际违约又分为不履行合同义务和不适当履行合同义务情形。不履行合同义务又可分为履行不能和拒绝履行。履行义务不符合约定又分为迟延履行、瑕疵给付与提前履行等。侵权行为形态可分为一般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

9、责任形式不同。违约责任的责任形式较多，合同法在第七章违约责任中主要规定了如下几种责任形式：①继续履行；②采取补救措施；③赔偿损失；④支付违约金；⑤定金罚则；同时，在“合同履行”一章中的第63条规定了针对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合同的价格制裁的违约责任形式。而侵权责任除损害赔偿之外，还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等其他财产责任形式和非财产责任形式。

10、赔偿损失的范围不同。违约责任的损害赔偿主要指履行利益或称之可得利益损失的赔偿，要受到可预见规则的限制，因违约而造成的实际损害。即合同成立且生效后，而违约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时给非违约方造成的损失，履行利益赔偿的结果是使当事人达到合同完全履行时的状态。

11、免（减）责事由不同。违约责任中，当合同双方当事人都存在违约时，就各自的违约行为对对方承担责任，可以相互折抵。当出现法定的免责事由或约定的免责事由时，违约方将免除承担法律责任。

四、正确处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关系的法律依据

在现实生活中，因民事关系的复杂性，同一违法行为常具有多重性质，符合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中不同构成要件。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时常会发生因当事人的违约行为而侵害对方的人身权、财产权 ，也可能因侵害对方的人身权、财产权而违约，这时会发生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问题。《合同法》第122条以立法的形式赋予了当事人请求选择权，即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当事人有两项请求权，但只能在两项请求权中选择一项行使。允许当事人选择其一进行索赔，这充分体现了合同自由的精神。

综观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异同点，两种责任相互独立、互相区别，但又有一定的联系，某些情况下还会发生竞合的问题。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制度为保护当事人履行合同过程中形成的履行利益、固有利益的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因此，对这两种民事责任作本质上的识别，正确认识两种责任的竞合关系，有利于充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尤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注释本》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编责任编辑：徐晶 法律出版社 2006年9月。

违约责任的法律特征篇3

关键词：侵权责任；连带责任；竞合；完善与重构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9-0-02

一、引言

根据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的性质、内容的不同，民事责任可以分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违约责任也叫合同责任。违约责任，是指因违反合同约定的义务，合同附随义务或违反《合同法》规定的义务而产生的责任。侵权责任，是指因侵犯他人的财产权益与人身权益而产生的责任。侵权责任是任何人都对他人承担的一种义务，即不因为自己的错误（过错）行为而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否则即能构成侵权行为，要对受害方承担责任。侵权行为基本上都是违法行为。

二、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关系

（一）两种民事责任的共同点

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尽管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民事责任，但都属于民事责任，都具有民事责任的一般特征。

1、主体的平等性。二者主体都只能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承担责任主体资格平等，各主体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或支配关系，都体现了民事责任的平等性。

2、结果的赔偿性。违约责任最终得以财产责任的形式表现后，赔偿性就成为违约责任的基本特征和属性之一。《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都体现了违约责任的赔偿性特征。侵权责任的责任形式是赔偿损失，同时，还有停止分割、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措施。

3、形式的财产性。由于违约责任称为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而合同是最为常用的财产流转的法律形式。违约人承担违约责任的形式依据《合同法》规定，主要有继续履行、支付违约金、定金、赔偿金，还有采取补救措施等。侵权责任制度的设立旨在制裁侵权行为，保护公民、法人的民事权利，恢复被侵权行为破坏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侵权责任的责任形式是赔偿损失。

4、责任承担的可协商性。即两种责任在最后承担上当事人双方可以就损害赔偿的方式、范围、赔偿额计算的方法、赔偿数额的多少进行依法协商，也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酌情减免对方的责任，以非诉讼的和解、调解方式来解决。

（二）两种民事责任的不同点

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民事责任，违约责任是违反合同的责任，侵权责任保护的是固有利益。因此两者的区别显而易见。

1、两者的构成要件及对第三人的法律责任不同。《合同法》规定的违约责任是无过错原则。在违约责任中，行为人只要有违约行为，而且不具有有效的抗辩事由，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而在侵权责任中，一般采用过错责任，只有产品责任、危险责任、环境污染责任和相信关系中的责任是无过错责任。此外，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产生了损害后果才能构成侵权行为，要求对方承担侵权责任，而违约行为不以损害为构成要件，在违约责任中，也只有赔偿损失才以损害为成立要件，其他如违约金责任，强制实际履行等均不以损害的实际发生为构成要件。因此，如果当事人以违约责任为由提讼时，不需要举证证明对方有过错，而如果以侵权责任为由提讼时，则常常需要证明对方有过错。作为民事主体，从举证角度来说，主张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对受害人更有利。

违约责任中，如果因第三人的过错致使合同债务不能履行，债务人首先应向债权人负责，然后才能向第三人追偿。而在侵权责任中，行为人仅对因自己的过错致使他人受损害的后果负责。

2、责任承担及赔偿范围不同。违约责任的损失赔偿额可由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除了法定的免责事由之外，合同当事人还可以依法事先约定不承担责任，如果没有这种约定，按照《合同法》的规定，赔偿损失额应当相当于受害人因违约而受的损失，一般只包括直接损失。而在侵权责任中，免责的条件或者原因一般只能是法定的，当事人不能事先约定免责条件，且侵权责任的赔偿范围原则上可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3、诉讼管辖和当事人范围不同。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双方当事人也可以在书面协议中，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而因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依法只能由被告住所地或侵权行为地人民法院管辖。鉴于此，受害人在选择行使何种请求权时，还应当从参加诉讼是否经济、收集证据是否方便以及是否有利于将来对诉讼裁判的执行等方面考虑。根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违约责任只能发生在合同当事人之间。如果当事人选择违约诉讼，原被告只能是合同当事人，对于受害人已经死亡的，受害人的继承人可以依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参加诉讼。如果因为违约同时造成了第三人的人身或财产损失，第三人则只能提起侵权之诉，因为第三人与侵害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所以不能提起违约之诉，否则其诉讼请求将被法院拒绝。并且，由于第三人和合同受害一方当事人不是同一民事主体，其提起的诉讼也只能作为另一个独立之诉对待。同样，如果违约是由第三人或者由第三人和合同一方当事人共同造成的，由于受害人和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受害人也无权主张第三人承担违约责任，并且不能把第三人纳入与合同相对方的违约之诉。此时，受害人只能向第三人主张侵权责任。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如果受损害的合同一方当事人提起违约之诉，即使存在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与合同一方当事人共同侵权，也只能请求合同违约方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不能合同之外的第三人。但如先主张侵权责任，由于违约方与第三人共同侵权，则可以将违约方与第三人列为共同被告，同理，在确定原告时，如果选择违约责任，则原告只能是合同对方，而不包括第三人，但如主张侵权责任，则原告和近亲属可能同时会成为原告。因此，侵权之诉的当事人范围有时会比违约之诉的当事人范围更广一些。

三、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一）概念。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是指不法行为人的同一行为同时对对方人身和财产权益的损害负有部分或全部责任，即该行为既符合违约要件，又符合侵权要件，因此而产生的侵权的民事责任与违约的民事责任相互冲突的现象。一言以蔽之，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其本质在于一个不法行为具有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的双重特征，从而导致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并存。

（二）产生原因。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产生于合同法与侵权法的分离并各自独立。它的存在体现了违法行为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又反映了合同法和侵权法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的状况。作为两种基本的民事责任,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最初是不区分的，违反契约和侵犯他人权利同为不法行为，应受到处罚。但从社会的宏观发展来看，分离和独立又是必然的。从历史上看，这种分离在早期罗马法中既有体现，以后为盖尤斯的《法学阶梯》所明确肯定。从现代民法发展的趋势看，虽然随着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的确立、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形成等，都使二者具有相互渗透与影响的趋势。故合同法与侵权法的独立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近代的必然产物，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分离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另一方面，根据盖尤斯的分类，违约行为与侵权行为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不法行为人与受害人之间是否存在着合同关系、不法行为人违反的是约定义务还是法定义务、侵害的是相对权还是绝对权以及是否造成受害人的人身伤害等。法律将违约行为和侵权行为作出区别，使两种行为可导致不同的责任发生。这样的区分在两大法系中普通存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上述区别都只是相对的。同一违法行为因本身的复杂性或法律规定本身的交叉，常具有多重性质，符合合同法和侵权法中不同的责任构成要件，使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成为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

四、我国的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制度

《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据此可知，我国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了请求权竞合学说。即当事人有权在发生责任竞合时，自由选择行使何种请求权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种竞合制度充分贯彻了私法自治原则，自有其合理之处。但不可否认，该制度也存在着内在缺陷。由于该制度以责任竞合理论中的请求权竞合说为立法基础，认为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是相互冲突的，两者不能相互包容和并存，从而认为受害人只能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中选择一种，而不能同时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如果允许当事人同时主张多种责任请求权，则有可能会使受害人获得双重或多重补偿，从而有违民法之公平原则，对加害者过于苛刻。”然而在有些情况下，这对受害人的保护是不够的。因为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各有不同的赔偿范围，而受害人受到损害的利益可能只是在其中一个责任的赔偿范围内，而另一个责任的赔偿范围则不包括。这样，若只选择一个责任则可能使其中的部分受损利益无法获得充分救济，对受害人极为不利。

我国立法中除上述明确规定可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处理外，还规定了本应可以选择适用的，但法律在特定的情况下或依特定原则规定权利人只能依法行使一项请求权而不能自由选择请求，即禁止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对此，我国最高法院经济审判庭编著的《合同法解释与适用》一书中列明了一些可认为不成立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的五种情况：（1）因不法行为造成受害人的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的，当事人之间虽然存在合同关系，也应按侵权责任处理；（2）当事人之间事先并不存在合同关系，虽然不法行为人并未给受害人造成人身伤亡和精神损害，也只能按侵权责任处理；（3）在责任竞合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事先通过合同特别约定，双方仅承担合同责任而不承担侵权责任，则原则上应依照当事人的约定处理。但是如果在合同关系形成以后，一方基于故意和重大过失使另一方遭受人身伤害或死亡，则应承担侵权责任；（4）如果法律特别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应减轻当事人的注意义务和责任时，则应依据法律的规定合理地确定责任；（5）如合同存在免责条款的，这些免责条款合法有效的，则不能因为当事人免除了违约责任而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

五、我国责任竞合制度的完善与重构

在我国的民事诉讼中，主张侵权责任和主张违约责任各有利弊。主张侵权责任的好处在于，当事人不仅可以要求经济性赔偿，还可要求加害人赔礼道歉、恢复名誉等，甚至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而且责任人的范围有时会更大些，这有利于更好地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但受害人有时要面临举证困难的问题，诉讼请求不容易得到实现。而主张违约责任，受害人比较容易取得相关的证据，诉讼请求也较容易获得法院支持。但受害人只能得到经济赔偿，人身所遭受的损失难以得到弥补。因此，受害人在面对两种责任出现竞合的情况时，往往陷入两难的境地。综上，笔者认为，要解决我国当前对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立法不足，最有效的方法是有条件、限制性的同时适用。

（1）法律明确规定当原告某一种请求权因某种特殊原因不能实现时，允许其主张另一种请求权；（2）承认原告两种请求权可以有条件地并存，即原告自由选择了一种请求权以后，不论其请求最终是否实现，另一请求权并不因此当然消灭，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违法行为人双重违法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如通过一种请求权的行使和实现，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可以充分地得到救济和补偿，则另一请求权消灭；如原告选择的一种请求权全部得以实现但仍不足以弥补全部损害后果，应当允许再部分行使另一种请求权，以使双重违法行为所产生的双重损害后果能够兼顾并弥补；（3）也可采用列举的方式，对具体可以同时行使请求权的条件加以列举限制。

违约责任的法律特征篇4

【关键词】侵权责任；违约责任；竞合

所谓法律上的竞合，也称法律责任的竞合，是指由于某种法律事实的出现，导致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法律责任产生，而这些责任之间相互冲突的现象。王利明教授在《违约责任论》一书中举了一案例：甲交付的电视机有严重瑕疵；乙购买以后在使用中发生爆炸，造成乙身体受伤。花费医疗费用1万元；并且遭受了精神损失，电视机本身的价值是1万元；乙遭受了1万元的财产损失。这样乙的损失有两种，一是电视机本身的价值损失1万元；此种损失属于履行利益的损失；只能根据合同责任要求赠偿。二是因电视机爆炸造成乙身体受伤；所花费的医疗费1万元；以及乙遭受的精神损失，此种损失属于履行利益以外的损失，应当由侵权法提供补救。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因此，面对如上案例，当事人仅能选择一种请求权进行主张，但这并不能很好的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对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作出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利益。那么，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为什么会产生呢？

一、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原因

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竞合原因有许多，但多存在着共通之处，首先二者都是由行为人的同一行为所引起的，而且该行为所引起的两种责任是相互联系的。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的原因有：第一，合同当事人的违约行为致使他人合同利益以外的利益受到损害，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统称为违约权行为。例如行为人交付的商品质量不合格所导致的损害。第二，行为人实施的侵权行为致使他人合同受到损害，符合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统称为侵权性违约。例如无处分权人处分了他人的物品，致使他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二、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特征

第一，竞合责任必须是由同一不法行为产生，此行为既要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又要符合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使得两个民事责任能在同一不法行为上并存。一个不法行为产生数个法律责任是责任竞合构成的前提条件。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两个以上的不法行为，所引起的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同时发生的，应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承担不同的责任。第二，竞合责任必须是由同一民事主体所引起。所引起的不法行为同时符合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因而，承担两种责任的竞合的主体是同一人，享有两种责任竞合的主体也是同一人。第三，对是侵权责任还是违约责任，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一对责任人进行请求。当事人仅能以一种请求权主张责任，但当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竞合时，若同时满足受害人的双重请示权，将损害侵权人的合法权益，但若受害人在两种责任中只选其一，还不足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区别

第一，归责原则与举证责任。侵权责任一般采取的是过错责任原则，法律另有规定的采取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双方当事人都无过错的情况下采取公平责任原则，举证责任为谁主张谁举证。违约责任多采取的是无过错责任，也就意味着只要当事人未按约履行义务，且不具有有效的抗辩事由，就必须承担违约责任。法律明确规定采取过错责任的除外。由违约方承担证明责任，违约方对自己的违约行为进行举证。第二，责任构成要件与免责条件。因为合同法主要调整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所以违约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行为人一旦实施了违约行为，并且没有正当理由，就应该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只有在法定的免责条件或当事人双方自行约定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违约方才能免责。侵权责任的承担不仅包括了财产方面，还包括非财产方面，例如停止侵害、恢复原状等。同时，侵权责任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违约责任不能主张的。除了法定免责外，侵权人都必须承担侵权责任。第三，适应范围。违约责任的前提必须是双方有合同关系，所以违约责任只能发生在合同关系的当事人之间。侵权责任则不同，侵权责任的产生不需要以合同关系为前提，侵权责任可以在两个完全无关系的两个人之间产生，一方当事人违反了相应的义务而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所以，侵权责任的适应范围较之违约责任较为宽泛。

四、总结

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焦点，众多学者都表达了自己的法律意见，由于数量庞大，笔者并未一一拜读，但从拜读中的作品中增长了学识，受益良多，自己也总结出了一些浅显意见和建议：第一，我国《合同法》第122条的确认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处理的规定较之我国早先年间的相关法律法规进步了许多，也符合了时代的发展对法制完善的进一步的要求。但是，受害人终究只能选择一种请求权，使得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我国法律可以同时并用两种责任，受害人既可以选择侵权责任，也可以选择违约责任。第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官应当在判案过程中做到具体案情具体分析，不应局限于当前僵硬的法律理论框架中，而应当具有前瞻性的眼光，紧跟法制发展的脚步，在司法实践中所有突破。我国法律更应当给予法官在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当中的自由裁量权，以便法官很快很有效的帮助当事人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第三，当前，全民的法律意识还不够高，对许多法律常识普遍存在着陌生与误解，不利于人们更好的认识自己的法律权利与责任，所有，提高全民的法律认识是十分有必要的，以便于人们能更好的了解两种责任的界限，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 杨立新.侵权法论（第二版）[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288.

[2] 王利民.合同法新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10.

违约责任的法律特征篇5

1.1概念的比较研究

美国并无证券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定，但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的规定是贯穿其证券法律制度。证券法上的侵权民事责任是指在证券发行与交易的过程中，当事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的义务，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美国关于证券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定颇为完备。[1]

德国在证券市场的监管方面过去一直奉行自律模式，但它现在吸收美国的监管模式之长而有所改变，所以其现在正从自律监管向集中监管模式靠近。德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证券侵权法律制度的构建仍然以民法的侵权制度为依托。在德国证券法律制度上主张构成证券侵权民事责任要有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过错和行为的违法性4个构成要件。

国内关于证券侵权行为的认识，差别很大。总体来说，证券侵权行为是证券市场主体从事的虚假陈述、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等违反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等规定的禁止性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违法行为。因为该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所以应该承担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1.2证券侵权行为的特征

证券侵权行为除具备一般侵权行为的普遍特征外，还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受害的主体具有特定性和集团性。第二，证券市场所发生的损失主要是财产利益损失，且其具有不易计算的特征。第三，举证困难。第四，证券侵权行为具有关联性。所谓证券侵权行为的关联性是指证券侵权行为各种行为样态之间都具有联系性特征，即以信息为手段而作出各种违法行为。

1.3证券侵权行为的类型

我国对于证券侵权类型的规定很不统一。王利明教授认为证券市场侵权主要有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和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欺诈客户。陈洁把证券欺诈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包括内幕交易、虚假陈述、操纵市场和错误管理，而狭义的主要指虚假陈述。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对此的规定也不一致。[2]证券侵权行为类型目前在理论上十分混乱，进一步廓清十分必要。

1.4证券侵权行为的性质

有学者认为证券侵权行为是一般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是行为人基于自己的过错而实施的侵权行为，行为人应承担自己的行为后果；特殊侵权行为则是我国《民法通则》所规定的侵权行为的例外情形。

但也有学者认为证券侵权行为是特殊侵权行为。第一，证券侵权行为发生在商业领域，主体是从事商业活动的人。这类侵权行为侵犯的并不是一类简单的物权、债权等等，而是一种经营性权利。[3]第二，一般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因为过错而实施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特殊侵权行为要适用过错推定责任、公平责任原则，此外还包括某些无过错责任原则。证券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恰恰就为过错推定。第三，一般侵权责任的证明奉行“谁主张，谁举证”，可见如果把证券侵权行为的责任定性为一般侵权责任，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人承担诸多证明责任，实际上就限制了原告要求赔偿的权利，与证券法的立法目的是相违背的。

笔者认为，作为特别法的《证券法》并未对证券侵权行为的性质作出明确规定，那么就完全可以适用《民法通则》所列举的特殊侵权的规定，其并不包括证券侵权。另外，就上述关于特殊侵权行为第一点所言，其侵犯的是一种经营性利益，经营性仍然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因此客体仍然是一种财产权利，也符合一般侵权行为的规定。

2.证券侵权行为民事责任

2.1证券民事责任性质

证券民事责任是指证券民事主体在证券的发行和交易中，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对于证券民事责任的性质，理论界众说纷纭。我国台湾学者认为，证券交易上的责任主要有侵权责任、契约责任和独立责任三种。我国内地有学者认为，证券民事责任可以分为：证券违约责任，包括证券承销合同、证券买卖合同、证券上市合同等；证券侵权责任，包括短线交易、虚假陈述等；证券缔约过失责任。也有学者认为所谓证券民事责任必须是违反了证券法规定的义务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并非违反了合同法规定的义务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因此认为证券民事责任包括：发行人擅自发行证券的民事责任，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操纵市场的民事责任，欺诈客户的民事责任。[4]

2.2构成要件

证券侵权民事责任是证券民事主体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而应承担的不利后果。由于归责原则不同，证券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也不同。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下，构成要件为：证券违法行为，过错，存在损害，行为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过错推定原则的归责原则下，证券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为：证券违法行为，过错推定，存在损害，损害和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下，构成要件为：证券违法行为，存在损害，行为和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3.证券侵权行为及其民事责任亟待完善

违约责任的法律特征篇6

论文摘要：农地征收直接造成农村耕地减少，损害农民利益，危及整个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究其原因有执法者政治思想素质与业务能力低下，法律制度不健全，严格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的弱化等阐述了农地征收的现状及危害，分析了过量征收的原因，并提出了耕地保护的对策。

伴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增长，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造成了对土地的巨大需求，对农村土地征收已不可避免。但是，作为绝大多数农民的生命地的耕地，如何有效保护既是直接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需要，也是间接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因思想认识不正确，加上法律制度不健全，严格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的弱化等，以种种理由和借口违法征收耕地，牺牲农民利益来换取城镇经济的一时发展，不仅损害农民利益，还严重危及到了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因此，国家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措施，严格规范合法征地行为，严厉制止和打击一切违法征地行为，达到既能保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镇化对土地的合理需求，又能切实保护好每寸耕地，从根本上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因而，研究探讨农村土地征收中耕地的法律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农村土地征收已成为近些年学术界极其关注的热点问题多数学者大都将土地征收与被征地农民利益保护结合起来研究，但却未关注耕地的保护；或者研究土地征收导致耕地大量减少，危害粮食安全，却未关注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为此，笔者探讨在土地征收中如何有效保护农村耕地，从而从根本上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

1农地征收现状及危害

目前，由于对土地的巨大需求，各地政府部门依据《土地管理法》中的“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规定，对“公共利益”作扩大化理解。实践中，地方政府经常凭借这条依据无视集体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意志，强行征收农民集体土地，损害农民利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不论投资主体、投资目的，谁都可以强行征用集体土地。有占必征，使公共利益的内涵被无限扩大”。因此，在为文化、卫生、国防、军事及其他社会公共事业等真正公共利益进行征地的同时，伴随着一些个人或集团的商业行为，征收耕地动辄上千亩，甚至上万亩，而且80%用的是农村集体土地。这不仅导致城市规模盲目扩大，各类开发区、园区过多过滥，而且致使耕地面积大量减少。据统计，1986——1995年，我国耕地减少了328.9万hm2，大约平均每年减少33.33万hm2，尽管开发复垦258.6万hm2，但耕地还是减少了193.3万hm2，平均每年减少19.27万hm2，相当于一年减少3个中等县的耕地数。1997——2003年底7年间耕地减少了0.067亿hm2,2003年建设占用的耕地22.9万hm2，实毁耕地5万hm2。目前，全国已有666个县(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国际上公认的0.053hm2的警戒线。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人口将达15亿左右，城镇化水平达到50%，仅此将增加用地约200万hm2，加上其他建设对土地的占用，今后一个时期，年均建设占用耕地量预计不会低于13万hm2。我国耕地面积1.33亿hm2，人均占有量0.12hm2，仅为世界水平的1/3，这反映出我国切实保护有限耕地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农村耕地减少既损害农民利益又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和整个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我国是农业大国，8亿农民中相当部分仍以耕作农地为生，即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源和最可靠的生活保障。征收农村耕地不仅减少了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而且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问题，还出现了土地补偿安置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无法有效解决的问题，严重地损害了农民利益，危及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耕地资源不足，我国中长期粮食安全隐患可能日益凸现。随着人口持续增长与膳食结构不断改善，粮食需求量将刚性增长，而耕地资源的不足将抵消土地生产力的提高，最终影响粮食供给，转而依赖国际粮食市场，这是必须引起警惕的。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重点应立足于土地生产能力，即耕地资源的保护。美国布朗博士曾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耕地急剧减少的势头，我国未来粮食安全形势的确会发生逆转，中华民族可能会失去安身立命的根基。因此，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到2010年耕地保有量必须保持1.2亿hm2(18亿亩)，这是一项约束性指标，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特别是严格规范合法征地行为，严厉制止和打击一切违法征地行为，切实保护好每寸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是我国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

2农地征收过量的原因

2.1错误思想指导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政府把经济发展片面地理解为增长速度的提高，并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唯一指标，往往以投人和消耗大量耕地来拉动经济的增长。这种靠拼耕地资源求得经济发展的做法，必然导致大量耕地被征收。以江苏省国土资源厅的测算为例，该省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要消耗1600hm2土地。在城镇化建设和发展中，一些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为表现其所谓的政绩，热衷于上项目，大搞形象工程，盲目追求开发区、园林示范区，广场修得越来越大，马路修得越来越宽，互相攀比，相互比阔，还搞土地优惠招商引资。于是，大量的耕地不断被征收。因此，错误的思想认识是导致我国耕地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2．2法律制度不健全

2．2．1“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存在困难。应当指出，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其本身的确切范围含糊不清，并因各个时期各个法律领域而有所差异，这是我国宪法规定公益要件而现实中不能贯彻公益原则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公共利益是指一定范围内的不特定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公共利益的最大特征在于其概念内容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其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和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两个方面。所谓“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是指界定公共利益的“公共性”不明确，即公共利益既然是由人们的私益构成的，那么存在需要多少私益组成公共利益这个问题界定“公共性”的标准，一种是地域标准，即地区内的大多数人共同利益，就足以构成公益。“一定范围内”是指不同级别的政府所管辖的地域范围，同时也看到公共利益分成了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另一种是利益标准，即公共利益的受益人具有“开放性”并因而人数不确定，公共利益是一个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公共性”即体现在有不确定的社会上多数人收益，将“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界定为公共利益，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所谓“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是指利益与价值判断紧密关联，因为价值判断具有主观性，导致了利益的内容含有不确定性，即利益不限于物质上利益，也包含文化、风俗、政治等利益。利益以及价值是无法在实际中以恒定标准加以测定的，是由“弹性的、浮动的、受到一些判断公共利益的要素所决定”。因而，所谓“利益”，既包括事实上已经取得的各种正当利益，如财产，也包括可能获得的或者丢失的各种正当利益，如经济结构的良性发展，社会秩序的安定等。因此，现实中许多征地行为正是打着“公共利益”之名行商业行为之实导致“征非所用”现象普遍存在。

2．2．2现行征地程序存在不足之处。从征地的审批、执行、监督的过程分析，我国现行征地程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征地缺乏民主参与和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等。首先，征地缺乏民主参与。《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征地补偿方案确定后，相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征用土地公告办法》第9条规定：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村民或者其他权利人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不同意见的或者要求举行听证会的，应当在征地补偿、安置公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有关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由此可见，在土地审批之前，政府并没有将征地信息告知被征地人的义务，被征地人对征地没有发言权，也无法提出异议；只有在审批通过后的征地过程中，其才有对补偿、安置方案提出意见和要求举行听证会的权利。尤其是对事关广大农民切身利益和国家粮食安全的大量耕地的征收，没有经过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和推行重大决策专家咨询、民主评议和听证程序，其科学与否，可行与否，值得怀疑。缺乏广泛有效的民主参与，使得政府的征地行为缺乏最有力的监督——来自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

其次，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一方面，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国家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时，往往出现不依法行政，对土地利用情况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不负责任，，，，不执行和不遵守土地管理法律规定，使有关土地征收方面的法律得不到全面贯彻和落实。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性、科学性没有得到确立；土地利用尤其是征地计划随意突破；耕地征收上，常常先征后批，甚至“先开发后审批”或者根本不办审批手续。实践中，对一些严重的违法征地事件，一些地方的国土资源局负责人仿佛“见怪不怪”。他们解释说，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没有严格执行用地法规，普遍采取“先开发后审批”、“土地跟着项目走”的“潜规则”。即在土地出让前，基本确定了开发单位，并将前期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征地拆迁费用推给开发单位，最后在交土地出让金时统一结算。缺乏制约的权力，就会导致权力的滥用。政府征地权如没有受到约束，就会恣意妄为，严重侵犯被征地农民的土地权益。“先征地，后拍卖”现象是行政权力滥用的结果，也显示了土地征收程序中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另一方面，土地监察执行不力。土地监察是指土地管理部门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方式，依法对机关、团体、单位和个人遵守土地管理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对违法者实施行政制裁的行政活动。

它是代表国家行使土地管理执法职能，其本质是国家权力的运用。现行的土地监察体制是以“块块”为主，与上级土地监察部门只是业务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土地执法队伍只能听命于地方政府，往往不务“监察”正业，沦为政府的工具。事实证明，目前土地监察实施“块块”管理的传统模式，势必影响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法的独立性、公正性，导致执法违法现象屡禁不止。地方政府之所以无视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其中“块块”管理体制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当地方政府从某地区甚至某部门利益出发，在批地、征地上违反法律法规时，土地管理监察部门往往不敢过问，甚至纵容包庇。

2．3不完善的官员考评和晋升制度近些年来，某些地方政府行政长官受“政绩”及考评与晋升的驱动，违法大量征收农村集体土地，低价补偿农民，高价出让给各类开发商，从中获取巨额差价，作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收入。然后，运用征地收入“经营城市”、“造福市民”。可以说，征收土地可以快速出政绩，快速出效益，快速致富已成为政府和社会的共识。立竿见影的“政绩”为某些地方行政长官带来优秀的考评与官位的晋升。

2．4执法者业务能力与素质有待提高法律、法规和政策必须依靠具体的人和组织来执行，执法者的素质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实施有着巨大的影响。法律规定，有权制定并实施征地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对政府征地行为合法与否进行有效监督制约主要也是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作为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执法者对涉及农村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理应熟悉并掌握，从而指导征地实践；面对广大集体农民对自己耕地被征收的不理解甚至有意阻挠，理应积极宣传教育，做好农民群众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从而得到他们的支持；作为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和土地监察部门的执法者理应依法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履行自己的职责，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

但是，现实中的征地者对土地征收的意义认识不够，对法定的征地程序缺乏必要的了解，处理问题简单粗暴，滥用手中的权力强行征地，损害农民利益；对征地行为履行监督制约的执法者听命于地方政府的违法征地行为，由此引发许多，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团结。

2．5严格责任追究制的弱化违法征地行为的法律责任，在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法、物权法、刑法等法律法规中都做了明确的规定。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对违法征地案件，往往认为是“出于公心，为了发展”，睁只眼闭只眼。事实上，在所谓“因公违法”、“良性违法”的外衣下，往往是为了少数部门或地方利益或少数人，甚至是开发商不正当的利益，其涉案土地面积更大，影响更坏，它严重干扰和破坏土地管理的正常秩序，损害的是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

尽管近年来国土资源部不断加大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力度，但在结案的9万余件中，只处理了相关责任人3593名，其中2名省级干部受到党纪处分。4％的低处罚率，意味着超过96％的土地违法案件并未追究责任人，而刑事处罚率更是低到5‰，出现权责明显不对称的局面。缺乏对违法征地责任的追究是征地之风盛行、耕地屡遭严重破坏的重要原因之一。

3耕地保护对策

经济要持续增长，城镇用地要持续增多，耕地又必须严格保护，这似乎是一种两难的选择，其实，除了转变城镇粗放经营用地模式外，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观，建立健全土地征收法律与制度并严格执行，是可以兼顾两方面的。

3．1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观，完善官员考评和晋升制度

3．1．1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观。保护耕地，思想认识是关键。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及其领导干部必须正确地认识到，我国人多地少，底子又薄，农业问题、粮食问题始终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农民问题则是关系我国发展的最大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学习，充分认识我国的国情和土地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保护耕地的关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强化经济发展的全局意识、责任意识和耕地资源节约意识，严格依法征地，切实保护耕地。

3．1．2完善官员考评和晋升制度。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主要官员进行责任考核绩效考评，除了具备一定条件外，还应采用违法征地“一票否决”制度。未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实施征地的政府及相关部门主要官员，在规定时间内没有依法处理违法征地特别是非法征收耕地的行为，要根据情况给予党政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及国土部门、规划部门主要负责人在一定时间内不得提拔、调动、就地免职或降级使用等行政处理或处分。对违法征收耕地建设情况知道或应当知道，但没有及时出面制止或没有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的，给予应当承担领导责任的县级以下党委书记、支部书记就地免职的处分，同时提请乡人大罢免乡长或由村民会议罢免村长。考评行政长官绩效应该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耕地面积不要不适当地减少。总之，要将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工作情况，作为考核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工作的重要内容。

3．2建立健全法律与制度

3．2．1合理界定“公共利益”，明确征收范围。宪法和法律赋予政府征地权是为了发展文化、卫生、国防及其他公共事业，然而现实中许多征地行为打着“公共利益”之名行商业行为之实导致“征非所用”现象普遍存在。因此，尽管“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存在种种困难，为了尽量减少滥用，依照我国实际情况，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可采用概括式与列举式并举的方式，尽可能对公共利益和非公共利益从正反两方面予以界定，为私有财产权的征收与保护划定较为明确的界限，为执法和司法活动提供良好的操作规则。在具体的做法上，笔者赞同姜明安教授的观点：首先，给“公共利益”下一个简要的定义，如公共利益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和广大社会公众福祉的利益。其次，尽可能较全面地列举出属于公共利益的事项范围。其中包括国防建设用地；国家机关及公益性事业研究单位用地；能源、交通、水利、供电、供水、供暖等公用事业和其他市政建设项目用地；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慈善事业用地；环境保护、文物保护事业用地；其他公认或法院裁定的公共利益用地。再次，设立一个概括性(兜底性)条款，即立法时无法列举或难以列举的其他应属于“公共利益”范畴的事项。最后，设立一个非公共利益条款，即明确列举些明显不属于“公共利益”的事项，如企业从事商业性开发，政府兴建高尔夫球场等事项用地不得启动征地权尽管通过立法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会存在法律的疏漏性和滞后性等缺陷，但在强调保护私有财产权起步较晚、公权力强大与私权利弱小、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依法行政理念有待提高及注重成文法的我国，这样做，具有其时空上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在法律明确区分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后，只有符合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时才能对农村耕地实行征收。

3．2．2建立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合理有效利用土地。由于耕地征收费低，许多人以建设用地为名占用土地，行非法倒卖土地之实，大量的土地征收后被闲置，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1997年统计，全国被征收后闲置的土地高达11．65万hm2，占征地总面积的5．8％。其中，耕地6．28万hm2，占闲置土地总面积的54％，且有3．45万hm2闲置耕地已无法耕种。2000—2001年共征地16．46万hm2，其中，耕地11．43万hm2，失地农民236万人。大体上每征667m2土地就会造成1．4人失去土地。同时也造成了土地闲置较多，被征收土地浪费严重。因此，必须建立土地利用规划制度以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首先，根据当地国民经济、城镇社会发展规划、土地供给能力和各项建设等对土地的客观需求，组织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特别是土地征收计划。用地总体规划应当贯彻“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该总体规划是国家集中统一管理土地的重要体现，加强土地宏观管理的关键措施，也是实施土地用途管制的基本依据。然后，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设用地和土地利用的实际状况等编制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及征地年度计划。统筹安排各业用地，使征地合理有序进行，实现土地的科学开发和有效利用，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认真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坚决控制建设占地规模，加强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保护，禁止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潘明才司长说：“只有把基本农田这条‘红线’变成‘高压线’，才能保住子孙后代的粮仓”。

3．2．3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合理限制建设用地。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是我国防止征收权滥用，控制土地流失，保护耕地的基本法律制度，也是在征地热不断升温的背景下所采取的一项旨在保护耕地不受侵犯的新型法律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除法律规定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外，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同时要求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

3．2．4建立科学的土地监察制度，严防政府征地权的滥用。针对现行土地监察部门听命于地方政府的“块块”体制弊端，保证土地监察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法的独立性与公正性，应改与上级土地监察部门业务上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为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即国土资源部直接设立国家土地督察局，实行垂直领导，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这样土地监察部门从事“监察”正业，有效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制的落实情况，特别是监督政府一把手对本行政区内土地管理、耕地保护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及执行国家土地调控政策的情况，并制约政府征地权的行使。此外，应该有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机构专司土地利用变化监测的任务，并定期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让社会来监督政府行为。

3．3严格执法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好的法律与制度，如果不能严格地执行和有效地遵守，那只不过是书面的法律与制度而已。因此，建立健全与征地相关的法律与制度以后，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土地管理部门必须带头切实地遵守、更严格地执行。

3．3．1加强政治业务培训，提高执法能力。健全的法律与制度必须依靠具体的组织和人来执行，执法者素质能力的高低对其实施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各级政府部门执法人员的政治业务培训，提高他们依法管地用地尤其是征地的水平和能力。首先，学习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明确依法征地的必要性和违法征地的严重性。其中包括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关于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为行政处分暂行办法、物权法、刑法等。

其次，学习土地征收相关政策，懂得土地征收的必要性和维护农民土地权益的重要性。再次，熟悉土地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后，有计划地主动向广大农民宣传教育，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使征地工作能顺利进行。总之，执法者应当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3．3．2规范政府征地行为。首先，预防违法征地。“预防为主，防患于未然”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在预防违法征地，遏制乱征行为，保护土地，尤其是保护耕地的过程中，应该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并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土地国情的违法预防征地制度。目前，应抓紧做好以下工作：第一，严格审批程序。任何权力都容易滥用。为了防止政府征地权的滥用，有效规范政府征地权的行使，减少政府及其部门违法征地现象的发生，对一切非农建设用地，尤其是征收耕地，各级政府部门都必须严格按法定的审批程序办事。并且，尽快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推行重大决策专家咨询、民主评议和听证制度。严禁未批先征、边批边征、少批多征，把政府违法征地行为的漏洞堵死，真正使保护耕地工作落实到实处。第二，加强征地过程监督。除了用法律约束政府征地权行使外，还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借助新闻媒体力量，加强监督，不断健全征地过程监督机制，逐步建立起符合我国土地国情的，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有利于发挥舆论监督、社会监督和群众监督作用的土地违法监督机制。只有这样，监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其次，查处违法征地。违法征地查处是防止征地权滥用，有效遏制征地热的重要保障。征地违法行为能否得到及时、有效地制止和查处，是一项事关土地管理法能否得到全面实施，土地管理秩序能否实现根本好转的全局性工作，更是依法征地能否实现的关键。为此，国家土地管理局于1995年12月18日了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办法，国土资源部也于1999年5月7日专门发出了关于加强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工作的通知。早发现、早处理是土地违法案件查处制度的2个基本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要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及早发现土地违法行为。这样才能有效地遏制违法征地行为，切实保护好耕地。

3．3．3强化违法征地责任追究制。法律责任是法律规定得以贯彻和落实的根本保障，也是国家法律强制力的具体体现。在征地之风盛行，耕地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表示，“我们不是缺政策，而是如何增强执行力的问题。问责制必须问到实处，才能保持政令畅通”。笔者认为，除了追究违法征地的政府及相关部门主要官员违纪责任外，还应该强化下列法律责任。

3．3．3．1民事责任。对于违法征收土地，尤其是可耕地，应当由有关部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坚决责令其恢复原状，恢复到可以耕种的程度并退还给农民集体；对被征地农民的土地权益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其损失，决不能冈为土地已经被开发、被建设而心慈手软姑息养奸。

3．3．3．2行政责任。未经批准或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征地的，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程序征地的，对直接负责征地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无权批准征地的单位或者个人非法批准征地的，超越批准权限#法批准征地的，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程序批准征地的，对直接负责征地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违约责任的法律特征篇7

从国际法学者的视角，承认国家犯罪和追究国家刑事责任，无异与国际法“国家之间法”的性质及“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法律原则相违背；但是国际法领域的有些罪行确实是“国家行为”的产物，或者是按照“国家赞成的政策”行事的结果，例如“战争中的犯罪行为通常不是为实现私人的利益和欲望，而是代表国家或作为国家机关而作出的”，若对其听之任之，可能严重威胁国际安全与和平，置国际法的价值追求于不顾。

刑法学者同样陷于两难境地。获得道义上的支持或者找到某个必须依赖国家本身力量实施而达到的强行法犯罪的实例并不难，2007年国际法院在波黑诉塞黑案的判决中明确指出国家可以犯下灭绝种族罪。在理论层面上，国家应当承担国际刑事责任；但在现实中，刑法学者面临合法性原则的挑战——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国际公约明确规定国家的刑事责任。

因此，在世界主要以国家为基本终端单位，以国家的方式组织起来这一事实尚未改变之前，一味追求“国家犯罪”及国家刑事责任存在巨大的障碍；然而简单的回避国际社会面临的困境，并放弃国际法的价值追求于不顾又是可悲的“鸵鸟政策”。

一、“政府犯罪”概念的提出

20世纪50年代，德罗斯特(Drost)教授提出：以“政府犯罪”代替“国家犯罪”，可在国家与国际法治之间寻找一种平衡。“在司法意义上，国家犯罪的概念是行不通的。相反，政府犯罪，则是法律所承认的事实……国家与道德无涉，而政府往往是不道德的。在法律和实践层面不可能惩处一个国家，但如果国际法律秩序提供了可以实施刑事司法的制度，政府是可以和应该受到惩罚的。”往往“最严重的罪行——导致人身伤害，剥夺公民自由，造成经济损失，具有个人和组织以国家名义行事的属性”，所以“将个人和政府机构实施的对他人奴役和歧视的法律责任推给整个国家显然是不公平的”。

早在二战后纽伦堡审判中，审判机构通过制定或完善法律机制，处理从1933年至1945年由整个德国国家机器和众多的自愿参与者所犯下的各种有组织犯罪活动。当时荷兰代表就曾建议审判委员会应该宣布整个德国政府对它下级所犯的暴行负责。这里暗含了一种观点，即对个人(包括国家元首)和有组织团体的刑事审判，都不如由政府代表整个国家为所犯罪行承担责任。这项提议得到当时澳大利亚、比利时、中国、挪威、波兰和前南斯拉夫代表团的支持。本世纪初全球反恐政策研究中，易显河教授认为：“在现行国际法的总体框架内，可能需要为打击恐怖主义提供某种例外，当一国政府支持恐怖主义，适用政府犯罪的概念对打击恐怖主义有一定的帮助。”

但是，国际司法实践只追究了个人和有组织团体的刑事责任(犯罪团体或组织中是否包括一国整个政府，没有明确的答案)。究其原因，一国政府往往与这个国家被等同起来，“其作为秩序化统治的一种条件而言，政府是国家的权威性表现形式。”《国家责任草案》中“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第一款即包括政府行为，政府犯罪被当然地视为国家犯罪，而有关国家犯罪和追究国家刑事责任的理论尚在争论之中，更何谈前者。

二、“政府犯罪”概念的应用

尽管历次国际法庭没有宣布某国政府为犯罪组织或犯罪政府，国际刑事责任主体的研究聚焦于国家和个人，但“政府犯罪”的概念仍然在国内法和国际法研究中应用。

在国内法层面，政府犯罪与法人犯罪、职业犯罪和技术犯罪同归于“白领犯罪”的范畴，是政府权力滥用的结果，“政府为了维持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实施极端的不公正……实体正义要求禁止实施实际上维持这种不公正的成文和不成文法”；其最广泛的含义指“国家机构—例如安全机构、军队、警察和教育机构等对人民犯下的所有罪行”，包括腐败、非法窃听、掩盖真相、选举诈骗、虐待劳工和破坏环境等，伤害到该国大多数人的基本人权。

“政府犯罪”在国际法研究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研究或指明某一具体实例为政府犯罪(日本军国主义政府1932年到1945年间的策划、建立、实施“慰安所”制度；美英当局在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德监狱的虐囚行为；非洲某些国家在内战中为控制钻石开采区将人民驱逐出家园的行为)；或指明政府犯罪的某些特征——可归因于政府的有组织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造成严重伤害；或认为一国某时期的政府为犯罪组织，例如屠杀犹太人的德国纳粹政府、支持恐怖主义的阿富汗政府、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政府等。

三、初步定义“政府犯罪”

由于缺乏明确的国际法意义上的定义，有关“政府犯罪”的研究受概念模糊的束缚。“政府犯罪”的定义应是揭示该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以列出“政府犯罪”的基本属性来描写或规范该概念的意义。在本文中，政府指代表公民行使政治权力、统治和领导各种国家事务的人所组成的机构，是“作为国家的人并具有授权的国家机关的实体，在国际上可能有单独的人格和适当的活力。”

(一)“政府犯罪”的特征

学者基于感性经验的直接概括，归纳形成“政府犯罪”的特征。通过文献的收集和整理，粗略总结如下：

1.有组织、有系统的政府行为要将某一犯罪归于政府，这一罪行必须由政府参与、组织或纵容。“1938年3月4日一份由陆军部军事管理局起草的题为《关于招募妇女为军队慰安所工作》的文件证实，日本政府不仅参与招募慰安妇，而且清楚在招募过程当中常常使用不法手段”；随着众多文献的揭秘，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推行战争，侵略别国，系统参与慰安所建立和运营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因此慰安所制度被视为“政府犯罪”。有学者提出，柬埔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的强迫婚姻，属于政府犯罪的范畴。有证据显示在1975－1979年间，红色高棉政权将“强迫婚姻”作为一项政府政策推行：严格实行同一阶级的男女之间缔结婚姻、强迫不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离婚；但作为奖励，允许干部和伤残军人选择任何自己想要的妇女(不论阶级、不论对方意愿)作为结婚对象。这种有浓厚阶级色彩的“强迫婚姻”完全违背了当地的传统与伦理。

系统性和制度化的要素在“政府犯罪”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特别是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1935年纽伦堡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国籍，1942年1月20日温瑟会议制定了“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方案”……总之，德国纳粹政府为民众参与种族屠杀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南非从1950年起陆续颁布《人口登记法》《集团住区法》《公共场所隔离保留法》《原住民土地法》《混种婚姻禁止法》《背德法》等，然后依照法律上的分类，各族群在地理上被强制分离，使种族隔离制度化、系统化，直至1991年废除。可见“政府犯罪”均以明确或含蓄的政府政策为基础，由国家官僚机构、行政部门及下级在较长时期、在广大区域内实施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政府行为。

2.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以慰安所制度为例，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的结论是：日本政府对慰安妇负有道义及法律上的责任。作为1904年《禁止贩卖白奴国际协定》、1910年《禁止贩卖白奴国际公约》和1921年《禁止贩卖妇女和儿童国际公约》的签字国，日本为军队建立隶制度违反了国际条约义务。进一步而言，上述国际协议以及1907年《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被广泛接受，具有国际习惯法效力，因此慰安所制度属于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行，违反国际习惯法。同样，美英当局因严重违反国际法，在阿布格莱德和关塔那摩虐囚事件中被贴上“政府犯罪”的标签，包括：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尊重冲突各方被俘人员权利的基本原则，尤其是日内瓦第三公约第13和第14条有关战俘待遇的规定；严重违反维护人类尊严的国际人权公约，如尊重自由的原则；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被俘人员免受军事人员任何形式的虐待的原则……

3.行为造成严重伤害“政府犯罪”的另一特征是对受国际法保护的对象造成严重伤害，被认为是“非人道的犯罪行为”。“保守估计仅20世纪因国家的蓄意行为造成1亿至1.35亿人死亡，种族灭绝、大屠杀和集体处决所造成死亡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战争。20世纪地球上许多居民已经被政府犯罪夺去了生命。”日本“慰安所”制度致使超过20万亚洲妇女(包括日本妇女)惨遭非人待遇，许多妇女每天要为60至70人提供。除了，士兵经常无缘无故的殴打、刺伤，或以其他残酷行为折磨慰安妇，任何企图逃避或抗拒士兵的举动将招致更严重的身体伤害。过去十年中，塞拉利昂、安哥拉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政府为控制钻石开采区将超过650万人民驱逐出家园，使其流离失所，困顿交加。

(二)初步的定义

本文选择实质定义法界定“政府犯罪”，用公式表示为：被定义概念＝种差＋邻近属概念。将“政府犯罪”概念的研究置于国际法的范畴内，国际犯罪作为国际刑法的属物事由而成为政府犯罪的邻近属概念，关系如图1所示。

真实定义法的关键在于能否准确的揭示种差。在上文讨论的“政府犯罪”的特征中，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结果造成严重伤害，是所有国际犯罪共有的特征种概念具有属概念的所有特征)；而“可归因于政府的有组织、有系统的行为”是区分政府犯罪与其他国际犯罪(个人、法人、国家)的特征，所以“政府犯罪”的初步定义为：政府犯罪是构成国际犯罪的有组织、有系统的政府行为。

四、改进“政府犯罪”的定义

“政府犯罪”概念有涉国家问题，初步定义显然不能实现判定在特定案件中是否存在政府犯罪的情势，因此需要进一步考虑其他因素，以使“政府犯罪”的概念得到广泛认可。

(一)类比“国家犯罪”的概念

在现有的国际犯罪和国家责任体系研究中，政府犯罪往往直接等同于国家犯罪。但笔者认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政府犯罪与国家犯罪的关系如图2所示：一方面，按代议制理论，政府是国家的人。国际社会实践反复证明，如果缺乏政府“因素”，国家犯罪根本不可能达到系统性与广泛性的程度，如侵略罪，所以这部分政府犯罪与国家犯罪重合；另一方面，“国家和政府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即国家因自身而存在，然而政府却只能通过者而存在”。基于政府权力膨胀的特性，其行为可能会背离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以萨达姆政府残杀库尔德人为例，如果将其视为伊拉克国家犯罪，是否意味着作为受害者同时又是伊拉克公民的库尔德人也需承担道义和法律上的责任?所以政府犯罪可能超越国家犯罪。

由于两者的相似性和交叉性，在讨论“政府犯罪”概念的特征时，可以与国家犯罪的特征进行类比。《国家责任草案》有关国家“国际犯罪”第19条第二款指出国家犯罪的特征：“一国严重违背其国际义务，对保护国际社会根本利益有重大影响，以致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犯罪时，则该国际不法行为构成国际犯罪”。巴西奥尼(M.CherifBassiouni)教授认为：国家行为或国家政策支持的行为，违反国际刑法规范中的禁止性规定，可能影响人类的和平与安全，悖反人类基本价值观是国家犯罪。尼娜?约根森(NinaJotgensen)列出判断国家犯罪必需满足的五个标准：(1)违反了对世义务。(2)被整个国际社会接受和确认。(3)国家行为在性质上违反特定国际义务，行为后果对受国际法保护的利益造成严重伤害。(4)震撼人类良知。(5)违背人类基本价值。较之普通的国际犯罪，国家犯罪有更高的判断标准。同理，“政府犯罪”应具有相似的特征：行为的性质违反至关重要的国际义务、行为后果严重损害受国际法保护的利益、被国际社会公认为犯罪。

(二)“政府犯罪”的综合定义

依据初步定义并综合上述类推特征，暂对“政府犯罪”界定如下：一国政府严重违背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紧要的国际义务、犯下被整个国际社会公认为犯罪、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有组织行为，这就构成政府犯罪。

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紧要的国际义务，犯下整个国际社会公认为犯罪行为”的含义，众多学者著述甚丰，笔者仅就定义中“严重”一词，作简要说明。在众多有关国际公约和国际法学者的著作中，“严重”常被用作“犯罪”“后果”“违反”等词的定语，但“严重”是主观概念，不易量化。国际法委会在1954年7月《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治罪法草案》报告中指出，达到“严重”的程度可以从两方面推断，一是行为的性质，即行为的残酷性、恐怖性和野蛮性；二是影响程度，即其普遍性和广泛性。

1.“严重”的行为性质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将管辖权限于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因为这四种罪行是“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绝不能听之任之不予处罚”。由于其自身强行法犯罪的性质，这些罪行本身就构成严重违反国际义务。《国家责任草案》第19条第三款对“保护国际社会根本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国际义务”进行补充说明，包括“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国际义务，例如禁止侵略行为”“维护民族自决的权利，如禁止暴力建立或维持殖民统治”“广泛保护人权，禁止奴隶制度、种族灭绝和种族隔离”“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禁止大气和海洋污染。可见，从违反国际义务的性质可以判断行为是否达到“严重”的程度。

2.“严重”的行为后果然而并非所有违反相同义务的行为都具有同等的严重性，因为“孤立的罪行并不属于反人类罪的范畴，有系统的大规模行动，尤其是当它来自官方命令……才成为国际法关注的对象。”单独的种族歧视行为不可与建立的种族隔离政权的严重性同日而语，不能因某一或某些政府官员违反《禁止酷刑公约》残酷折磨其所控制的犯罪嫌疑人，就认定该国政府同样犯下酷刑罪。只有那些因其损害规模、受害者数目和行为的野蛮程度，或者一个类似的罪行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危害国际社会，震撼人类良知，才需要由其他国家对发生在该国领土上或该国公民是受害者的罪行予以干预。因此《罗马规约》规定：“灭绝种族罪”的特征是“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危害人类罪”是“广泛或有系统”地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国家责任草案》第19条第三款(c)项和(d)项有关种族灭绝、奴隶制、种族隔离和污染的行为，要求达到大规模和普遍性的(widespreadscale＆massivepouution)要求。

违约责任的法律特征篇8

证券法是一部调整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的法律。虽然它也规定了平等商事主体之间的发行和交易准则，但它最鲜明、最本质的特征是它的管理性，这是它和正在制定的新合同法的最根本不同之处。

这部法律的本质是一部管理，主要表现在下列一些方面：

第一，行政机关在管理中的审批及核准等权力。证券法在表述行政机关的权力时用了不同的名词，诸如批准、核准、核定、审批、审核、备案、公告，其中所包含的法律内容是不同的。发行股票须经核准，而发行公司债券则须经审批。虽然，行政机关对核准和审批的责任是不同的。一方面我们应当注意这些差别，另一方面对这些差别也应作更具体的解释。

第二，程序性规范的详细。管理法的一个主要法律特征是程序性规范的具体、详细，以便于实际操作。证券法在证券发行、证券上市、信息披露、交易收购、各种机构场所的设立，均有详细的程序规定。依照程序设立和运作就是合法的；反之，不依照规定的程序设立和运作就是非法的。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

第三，资格限制的法律规定较多。资格限制也就是对于主体资格的法律规定以及对于某些主体“不准进入市场”的法律限制，这也是管理法的一个特征。证券不仅规定了从事证券业务的公司的颁发许可证制度，而且对证券交易所、证券公司以及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的资格作了具体规定，还对一些具有证券市场劣迹的人员规定撤销其资格，禁止其入场的交易的严格规定。

第四，全部法律规定属于强制性规范。管理法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其规范属于强制性，即不允许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这和新合同法的规定恰恰相反，合同法中体现了合同自由的原则，许多地方规定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与法律规定不同的条款（即任意性条款）。所以，合同法中有不少任意性条款，而证券法中不承认任何任意性条款。当事人必须服从法律规定，而不能自行约定与法律不同的内容。

第五，禁止性条款比重颇大。禁止性条款也是管理法的一大特征。证券法除了有专门一节规定“禁止的交易行为”，明确将欺诈行为、内幕交易行为和操纵行为列为禁止的交易行为外，还在许多地方使用了“不得”的字样。“不得”也属于禁止性条款，但它更侧重于限制。这种限制性的禁止条款包括资格性的限制、业务范围性的限制、从业行为的限制等，违反了这些禁止性条款，都会受到行政处罚。

第六，行政强制措施的使用。管理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某些行政措施以避免市场的重大风险，这是和由于违反法律规定而给以行政处罚性质不同的行政手段。例如证券法第55、56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一些情况出现时，行政机关可以暂停或终止公司债券上市。第49条对于上市股票也作了可以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的决定。

第七、大量行政处罚的规定。这是管理法的一个非常主要的特征。证券法除了规定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主要是赔偿责任，也包括连带的赔偿责任）外，以30多条的篇幅具体规定了对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形式包括：责令停止发行、没收违法所得、罚款、取消从业资格、停止自营业务、吊销资格证书、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等。行政处罚规定的具体详细，是我国其他法律所不多见的。

第八、多处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一般民事法律中是不涉及刑事责任的，而管理法规则有对违反管理法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虽然追究刑事责任并不能直接引用管理法。证券法中有多达18个条文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