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的特点范文
时间：2023-09-26 19:03:36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1
1.1必要性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是我校传统优势专业，拥有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农业经济管理、博士和硕士学位点以及及博士后流动站。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实验室建设及模拟实验平台是基础，实证研究方法是手段。现如今国内具有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生培养资格的高校基本都购置必备的实验软件及数据库，强调实证研究方法在研究生培养与科研中的运用。实证研究平台建设有利于我校研究生培养紧跟农林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的特点，可以大大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此外，实证研究创新平台建设可由多个学位点共享，通过购置实验软件，可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会计学、企业管理等多个学位点使用，充分提高实证研究创新平台的利用效率。
1.2可行性
随着实证研究方法在科学研究中的广泛运用，国内已有许多销售教学实验软件的公司，已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单位专门提供实证研究所需的农业经济学、农业政策学、生态经济学、土地管理学等数据库，而且以上软件及数据库受到学术界的认可而得到广泛运用。经济与管理学院已着手加强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实证研究能力的培养，实证研究方法也成为日常研究中运用的主要方法，为实证研究平台的规范建设提供了前期准备。经济与管理学院与北京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等实证研究水平高的相关院校建立了相互交流关系，为实证研究创新平台的顺利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2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实证研究平台建设思路与内容
2.1项目建设思路
在经济与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的领导下，围绕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和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点建设，依托兵团屯垦经济研究中心、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研究中心、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和棉花经济研究中心等平台，积极改善教学研究条件，丰富教学研究资源；充分调动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及其相关人员的参与积极性，对项目任务进行明确分工，院内组织定期对项目进度进行检查，边建设，边完善，最终形成特色鲜明、经济实用、功能齐全的集专业实验室和专业数据库及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数据库等于一体的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生实证研究平台。
2.2项目建设内容与预期目标
2.2.1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实验室建设。实证研究的基础是对调研方法和数据分析的掌握。一是在学院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经济与管理实验中心”原有实验平台上，补充购置相关统计与计量分析实验软件包，便于更好地实现数据统计分析、统计作图、建模分析、预测与模拟等功能，使研究生在熟悉实地调研方法和程序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和运用最新研究方法分析问题，提高研究生的实证研究技能。二是结合新疆（兵团）农业发展实际，引入土地整理规划、农村调查与计量分析、农业政策分析、农产品期货等方面的实验课程，购置相关软件包，根据本学科各类研究生的需要适时开设，满足分类培养的要求。通过实验室建设，进一步改善实验教学条件和教学手段，经过对各类实验软件及程序学习与应用，提高研究生实地调查、数据处理、定量分析及政策评价等方面的技能，尤其是进一步提高农业推广硕士的实践能力。
2.2.2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数据库建设。一是在现有相关文献数据的基础上，建议大学图书馆或与其合作购置与本学科紧密联系的外文文献数据库，方便研究生随时下载、阅读本专业外文文献，掌握国外最新研究动态，为其论文选题、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支撑，推进研究的创新性。二是购置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统计与案例数据库，为研究生的论文撰写提供充分的论据，推进实证研究的开展。如购置国家农业经济与政策数据库、人地系统主题数据库以及反映粮食、棉花、油料等大宗农产品和特色瓜果、蔬菜、畜禽等特色农产品信息的网站账号等。通过专业数据库建设，逐步丰富农林经济管理各类专业文献、数据资源，为教师和研究生的研究工作提供有力支撑，进一步从创新性、规范性、论据充分性等方面提高研究生毕业论文质量和水平，增强本学科研究生培养在区内外影响力。
2.2.3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数据库建设。一是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文献数据库。通过与校、院图书馆合作，组织人员全面收集新疆（兵团）“三农”问题相关文献资料，在进行分类整理的基础上，运用文献数据库建设方法与软件，打造特色文献数据库。二是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统计数据库购置。加强与新疆（兵团）统计局的沟通、协调和合作，设法购置统计局农村（场）固定观察点数据，或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借助其调研力量或合作调研，获取本学科研究所需微观层面数据，支撑研究生实证研究。三是新疆（兵团）农村（场）固定观察点建设。整合学院兵团屯垦经济研究中心、农业现代化研究中心及棉花经济研究中心的力量，依托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多方筹集经费，通过在全疆（兵团）范围内合理选择样本村（连），着力建设本学科的农村（场）固定观察点。通过组织本专业教师、研究生和绿洲三农学社成员定期赴各点调研，收集和整理统计数据，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色统计数据库。在满足本学科师生实证研究需要的同时，适时进行商业化运营，以此使特色专业数据库建设迈入良性循环，最终实现自我良性发展。通过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数据库建设，推进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数据库建设，尤其是微观组织层面数据资源调查、收集与整理，在培养研究生实地调研、数据整理与分析等技能的同时，促进研究生从本地区实际出发开展研究，进一步凸显学科培养特色，提升本学科在国内的地位。
3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实证研究平台建设预期效益
通过3～5年努力，可以初步搭建起集专业实验室、专业数据库及新疆（兵团）农业经济特色数据库等于一体的农林经济管理研究生实地研究平台，进一步改善教学研究条件，丰富教学研究资源，着力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尤其是研究生创新能力、研究能力及实践能力的提高，增强本学科培养特色和优势，提升本学科在区内外的影响力。
3.1将成为本专业研究生实证研究训练的重要平台
有利于研究生掌握和运用主流的实证研究方法开展学术研究，增加实证研究尤其是实地调研方法在研究生毕业论文中的比重，提升博士研究和学术性硕士研究的学术功底和科研水平，提高专业硕士研究生理论联系实际及动手操作能力，提高毕业论文和公开质量，最终提高本专业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3.2将为本专业教师教学科研水平及实践能力提高创造条件
有利于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以适应本学科多层次、多类型研究生培养对师资的要求。
3.3将成为学院对外交流、社会服务与产学研互动的平台
实现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科研单位、农牧团场及企业等资源的共享，有利于形成特色的数据库，为农业推广硕士选拔和培养优秀导师，优化“双导师制”培养模式。同时，也有利于师生立足本地实际开展培训和研究，服务当地经济发展。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2
论文关键词：管理科学；实证主义；管理科学
任何一门学科的构建都要经历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通常借助其它学科应用、证实科学合理的方法和工具，汲取相关学科的研究精华，方能自成体系，对本学科要解释的现象和事实言之有道。否则，必定独木难支，经不起推敲与论证。管理学科也不例外。从20世纪初泰罗开创科学管理以来，各种管理理论纵横交织、竞相绽放，一直处于”管理丛林”状态，没能像自然科学或经济学一样形成统一的研究框架体系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管理学科的研究埘象和内容有自身特点；二是管理学科中应用的研究方法的多样忡。从两方面原因的关系来看，前者决定后者。也正为如此，对于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内容自身特点的探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一般而言．对管理科学问题的研究可以通过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属类进行梳理，从管理学科与自然科学、人文学科不同研究内容和方法出发，探讨管理研究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不同。基于这种不同引述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科学研究和思辨研究。科学研究是运用客观、实汪和规范的研究方法获取知识的过程，研究对象要求具有可直接测量、重复出现和便于验证等特征，研究结果推崇精确性和有效性。思辨研究是研究者运用直觉判断和个人洞察力获取知识的过程，研究对象不易白=接测量，研究过程难以清晰表达．研究结果不便于检验．主要靠切身体会。
从管理科学问题研究涉及的对象特点看，科学研究和思辨研究不可替代。阂为我们已经十分清楚的是，管理问题既有科学性．也有艺术性。但是也止是基于“科学研究与思辨研究究竟孰轻孰重”的问题的争论，产生了管理学科长久以来百家争鸣的格局这其中，管理科学作为管理学的重要分支，一直以坚持管理研究工作中的科学性作为解决管理问题的核心手段。自20世纪开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伴随科学研究中文证主义思潮的延伸，管理科学已经发展形成为以实证主义为基本指导思想．以问题为基本导向．遵循由“假设检验、建模分析、实验模拟再到对策建议”这一基本流程的体现科学命题的管理学研究方法。
可以说管理科学以实证主义为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完全符合学科背景特点的。归结起来，实证主义有如下特点：实证主义有下述几种基本特征：(1)以现象论的观点为出发点。现象即实在，是有用的、确定的、精确的、有机的和相对的，与现象的这些属性相对应，“实证”一词也具有同样的意义，一切知识都是对这些现象的共存和相继的描述。实证主义者把现象当作一切认识的根源，要求科学知识是“文证的”。(2)对经验进行现象主义解释，主张从经验出发，拒绝通过理性把握感觉材料；认为通过对现象的归纳可以得到科学定律，强调经验上的实证对科学理论的重要性。(3)把处理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作为其理论的中心问题，带有一定程度的科学至上和科学万能倾向。实证主义者认为，唯有确实根据的知识者是科学的；科学即实证知识，它是人类认识发展的最高阶段；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以及礼会大辩论况都要靠实证的科学方法：科学和科学法使哲学也成为证的。
然而．近年来，对于采用实证主义对管理科学问题进行研究受到了一砦质疑。大体多数反对用实证主义研究管理问题的人士认为管理科学和实证主义缺乏以人为本的人文天怀，他们认为管理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的主观问题。某著名行为科学研究学者认为：”作为管理研究对象的管理者和业成员是生活在现实中有各自价值观念、个性、偏好和情感的人。管理研究就是旨在发现、辨识和解决管理领域中烙有人的活动烙印的各种问题所以，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法，对在小同的管理情景中带有人的主观倾向活动进行适当归类和处理是任何一中研究方法都不可回避的问题。要梳理、辨析各影响素的关系和影响程度，不是设上几个变量．引证几个模型就可以讲清楚的。需要从全方位、多角度动态的审视管理系统。如果只是为了给文章增加点“科学”的味道．便于求证而使复杂的管理系统归结为几个薄的变量关系．这就有点削足适履、牵强附会了。“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定管理科学遵循实证主义为指导思想，运用定量方法分析管理问题的研究思路。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管理科学在管理研究领域的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国内外大型企业对管理科学的}j益重视．已经说明管理科学在处理复杂的管理问题特别是系统集成问题上的不可取代的无限潜能。管理科学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管理科学是万万不能的。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管理科学遵循的一套从假设到求证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其实，对于管理科学研究的研究问题，最后的结论部分才是问题研究的重点。这里与科学研究区别最大的即是人的主观因素的整合。可能一个被认为是最优解的结论实际上在受到组织结构和领导者偏好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这些主观的非结构化的约束往往是很难在一开始就能够号虑进入模型的约束条件中的。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3
勿庸质疑,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已成为当代会计理论研究之中的两种主流。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两种研究的支持者们互不相让,曾掀起一场理论大“论战”:规范会计研究者们认为实证会计研究只注重对细枝末节问题的纠缠不休,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人们已经熟知的既定事实,因而对整个会计理论并无贡献;实证会计研究者则抨击规范会计研究方法的不科学,认为规范会计研究忽视对已有会计理论的检验。结果,整个会计理论框架仍摆脱不了“空中楼阁”的尴尬〔1〕〔2〕!而这场论战也恰恰反映了我国会计研究者对实证会计研究和规范会计研究存在着的普遍模糊认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西方会计学界已经开始平心静气地评价这两种各具特色的会计理论研究〔3〕,本文将结合目前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现状,来客观地评价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希望能对我国的会计研究有所启发。
一、 名称考辨关于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基本内容,马克·图恩曾作过一个简明扼要而又比较全面的对比分析〔4〕,即:
实证 是 手段 事实 现实 描述 真或假 精神的问题 解释 分析
规范 应该 目的 价值 理想 规定 好或坏 心灵的问题 评价 政策
我们可以看出,上述的区分涉及语言形态、研究领域、内容性质和作用特征等多个方面,如果具体到会计理论研究中来,多数会计学者首肯实证会计研究主要回答会计“是”什么,认为进行实证会计研究时应该超脱或排斥一切价值判断,只考虑建立会计信息系统运行之中的会计处理程序之间关系的规律;而规范会计研究一般着重回答会计“应该是”什么,因此往往含有一定的价值判断,需要提出某些准则,作为进行会计处理的标准和制定会计政策的依据。进一步详细来讲,规范会计研究(NormativeAccountingResearch)的范式是(1)研究、分析大量的会计实务,从中概括出良好、理想的会计实务,并作为日后指导会计实务的标准;(2)规范会计研究并不满足于现有的会计惯例,而是试图从逻辑性方面指明怎样才算是良好的会计实务;(3)规范会计研究往往以演绎法为主,但是并不排斥使用归纳法〔5〕,而恰恰从利用归纳法得到少数基本概念出发,然后演绎出会计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再从中推出与之相适应的会计程序与基本方法,用来指导会计实务。
而对于实证会计研究(PositiveAccountingResearch),由于我国近年来还处于介绍和初步运用阶段,所以对“实证会计研究”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认识,因此有必要详细分析。关于实证会计研究的“实证”一词,我国会计学者在引入的过程之中存在不同的理解,绝大多数同志从“positive”和“positivism”(实证主义)词根的相似性入手,从哲学角度探讨实证会计研究的哲学基础,试图从中概括出实证会计研究的一般范式〔6〕。但是,对“实证”一词最权威的解释应该来自“实证会计学派”(或称罗切斯特学派)。按照实证会计学派的代表——瓦茨和齐默尔曼的解释,“‘实证’一词来自于实证经济学,之所以将其研究冠名‘实证会计研究’,主要意图是为了区别于业已存在的传统的规范会计研究”(WattsandZimmerman,1990)。那么,“实证”一词到底应该如何解释呢?笔者在查阅了大量相关的经济学文献(樊刚,1995;张曙光,1997;张宇燕,1993)和典型的实证会计研究经典文献(WattsandZimmerman,1978,1979,1990;BallandBrown,1968;)以后认为,实证会计研究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或阶段——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理论实证的目的是用来提供一个基本体系,对现实会计实务本身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理论实证过程包括(1)三个基本要素——有关会计问题的基本假设、一套逻辑严密的系统化的推理机制和方法以及最终的理论结论;(2)提出理论假设、建立分析模型以及进行逻辑推理和证明三个紧密联系的步骤。经验实证是指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结论进行经验检验的过程。对于经验实践和理论结论相符合的部分,就应该当作正确的理论加以运用,直到被经验证伪为止,而对于被经验直接所证伪的理论结论,就必须逐渐修改原有的理论假设,再次进行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二、 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之比较
1、 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分化——一个简单的回顾。
会计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演变,均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其它学科的影响。哲学家、科学家关于方法论的论述(如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库恩的“科学范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都对会计研究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真正对会计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无疑是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和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和变迁对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直到本世纪初以前,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都主要是围绕着抽象演绎法和历史归纳法哪个更适合于经济分析而展开〔7〕。在此影响下,会计理论研究亦是以这两种方法为代表,如佩顿(WilliamPaton)、坎宁(Canning)、爱德华兹和玻尔(EdwardsandBell)、穆尼茨和斯普瑞斯(MoonitzsandSprouse)等都是演绎法的典型代表,而井尻雄士(YuijIjin)和利特尔顿(Littleton)等则极为推崇归纳法——一言以蔽之,该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主要以定性的文字描述为主,十分注意会计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而忽视对既有的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的检验,我们将之总称为规范会计理论研究。一般认为,本世纪60年代末期以前,会计理论研究中是规范会计研究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规范会计研究的形成,一扫19世纪末期以前会计理论研究混乱、无目的的状况,在其大力推动下,会计理论体系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方告初步形成。第二,从本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和财务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的扩大化和广义化,与此同时,西方经济学的主要流派研究方法已不再满足于定性的演绎或者归纳推理,而是逐步转向实证分析。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财务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目前从事实证会计研究的学者更直接地从财务学中获得或移植某些科学的研究方法,实质上财务学承担了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会计理论研究产生影响的“载体”和“催化剂”的作用),一大批年轻的会计学者(以罗切斯特学派为主要代表)逐步竖起实证会计研究这面大旗,并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实证会计研究方法,给会计理论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和震撼。(1)1968年,鲍尔和布朗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性评价”一文标志着实证会计研究初露端倪;(2)70年代中期“罗切斯特学派”代表人物简森(Jensen)的“关于会计研究现状及会计管制的评论”一文可视为是向规范会计研究挑战的宣言;(3)瓦茨(Watts)和齐默尔曼(Zimmerman)1978年“决定会计准则的实证理论导论”、1979年“实证会计研究的供需:一个借口市场”两篇论文的发表及1986年《实证会计理论》一书的出版,标志着实证会计研究已逐渐与规范会计研究分庭抗礼。乃至1986年-1989年期间提呈给美国权威会计刊物《会计评论》(AccountingReview)的论文仅有一小部分可归类为规范研究〔8〕。
2、 规范会计研究和实证会计研究的优缺点
规范会计研究在会计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表现在:(1)规范会计研究对理论的论证具有重要作用,规范会计研究从假设或初始理论命题推导出下一层次的理论命题,并可对某一个理论命题作出演绎证明。这样,在对理论进行实践检验前,可预先对理论进行检验以使理论具有更加严密的逻辑性,这在会计基本理论和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尤其具有重要意义。(2)规范会计研究可从理论命题推导出事实命题,也可用来解释已知的会计理论或会计行为。(3)规范会计研究同时还对已有会计理论进行逻辑检验,以发现错误理论及现存理论的内部矛盾。但是,规范会计研究又有其不可克服的系统性缺陷。这表现在:(1)规范会计研究忽略了对作为演绎逻辑推理起点的假设或前题的判别和检验。(2)规范会计研究往往忽视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不重视会计主体的行为因素,仅将会计环境中的不同利益集团简化为一个总体来看待。(3)运用规范会计研究得到的结果往往由于缺乏经验支持而仅代表了“闭门造车”式的个人观点和论断。实证会计研究的作用表现在:(1)实证会计研究从评价规范会计研究所依据的前提入手,对规范理论赖以依存的前提的现实有效性进行检验,进而肯定或否定规范研究成果。(2)运用实证会计研究得到的实证理论不仅对所观察到的会计实务提供解释,说明现存会计实务程序、方法在应用程序上存在差异的原因,而且还对未观察到的会计现象、实务和那些虽已发生,但尚未通过数据搜集和分析获得系统性证据加以证实的现象和实务提供解释。实证理论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而是告诉人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做些什么。可以说,实证会计研究使会计理论研究的目标从理想转向现实。(3)实证会计研究十分重视对会计主体行为及其动机的研究,并大量引进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如产权理论、契约理论、企业理论,拓宽了会计理论的研究范围。实证会计研究将市场条件下的企业视为各种“契约关系”的结合体,对各种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对会计准则呈现出的态度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分析,得出了许多规范会计研究所不能认识的有益结论。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4
关键词：证候；理论研究；临床研究；实验研究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5.07.005
中图分类号：R2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5）07-0014-03
虽然证、证候及其相关概念在中医古典医籍中屡见不鲜，但多限于疾病临床特征阐释，并与诊断与治疗实践密切相关，而现代中医证候研究借助于循证医学、临床流行病学、分子生物学、数理统计学、天文学，以及其他相关交叉学科技术与方法，其研究范畴、研究方法、研究层次、研究意义等得到极大拓宽与深化，并在证候概念、证候标准化、证候动物模型等研究重点领域呈现出趋向性。
1 证候概念研究
证候概念研究一直是证候研究领域最为活跃的焦点，从证候及其相关概念的语义辨析，如对“症”“证”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2013CB532002）
“证候”涵义辨析[1]；到证候概念形成的哲学思辨，如证候概念形成的辩证逻辑分析显示，证候形成过程经历了从经验积累到前科学概念，从前科学概念到科学概念，进而与原有理论体系相融合的基本环节[2]，再到证候特性的现代科学诠释，如证候概念内涵的诠释认为，证候具有“内实外虚”“动态时空”和“多维界面”等特征[3]。上述研究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证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有观点认为，证候内涵应该是简单的，绝没有那些凭空想象出来的内涵[4]，而大多数学者认为证候属于复杂系统科学概念，应采用多学科交叉理论及方法，从时间及空间维度，阐释证候概念的不同层次涵义。笔者认为，证候概念既要着眼于证候本身及其解构单元研究，又不能脱离中医病症整体，从考察疾病整体特性出发，有助于把握证候的共性特征，而综合不同系统疾病证候个性特征，是全面揭示证候概念内涵和外延的必要条件。若能借鉴现代医学对疾病发生、发展、演变机理的系统生物学认识，对证候研究体系的构建更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2 证候标准化研究
证候作为辨证论治理论的核心，其标准化是规范中医药学术理论体系的首要任务，证候标准化主要体现在证候概念标准化、证候名称标准化、证候分类标准化、证候诊断标准化等。目前，证候名称及分类标准化研究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中医证候名称与分类代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以及其他证候标准化研究成果，如《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等，但由于研究角度及知识体系差异，证候标准化成果间彼此仍有出入，使证候标准使用者莫衷一是。抛开证候标准化成果本身不谈，如何使其得到中医学界广泛认可和应用，更是一项艰巨而漫长的工程。由于现代中医药教育是中医药学传承与发展的主体，建议侧重向中医药教育推行证候标准化研究成果，逐步构建证候标准化乃至中医药学标准化体系。而证候分类标准化及证候诊断标准化研究，在挖掘古典医籍病证分类及临床诊疗经验同时，还应基于循证医学研究理念，注重紧密结合证候临床流行病学，合理设定证候分类及证候诊断标准。
3 证候动物模型研究
借助于证候动物模型来阐释中医证候实质、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中药药理机制，是实现中医药客观化和科学化的创新举措。证候动物模型采用单因素或多因素中医病因造模方法，或结合西医疾病模型，在实验动物上复制中医证候表现，如以0～1 ℃冰水刺激建立大鼠寒凝血瘀模型[5]，用慢性束缚方法建立大鼠肝郁脾虚证模型[6]，以半高脂饲料结合声、光、电刺激法建立大鼠气滞血瘀模型[7]等。但证候动物模型自身的局限性使其科学性受到一定质疑：①证候与疾病互为关联，但证候动物模型却将两者截然分开，先以手术、药物、理化等方法模拟疾病模型，再模拟证候模型，这有悖于临床证候实际表现；②证候造模方法差强人意，尤其是情志疾病的证候动物模型，难以模拟人体真实证候表现；③缺乏公认、客观、稳定、可重复的证候动物模型及指标验证体系；④大多数中医证候形成受内外因素影响，虽然证候动物模型也采用多病因造模方法，但只是模拟外环境因素作用，仍不能有效整合内外致病因素的综合作用。尽管目前的证候动物模型研究存在诸多问题，但对于中医证候生物学物质基础的筛选及评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建立符合中医病因病机特点的证候动物模型，仍是中医药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之一。
4 证候生物学实质研究
以现代生物学技术揭示证候实质是中医药现代化的有力手段，其研究思路首先是进行疾病证候分类，探讨客观指标与证候相关性，并筛选证候生物学标志物，如脏腑证候实质、阴阳证候实质、寒热证候实质、血瘀证候实质、表观遗传学证候实质等[8]。然而，随着对单一指标及有限指标群阐释证候系统性特征缺陷认识，以及系统科学被引入中医药现代研究领域，近年来倡导以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等系统生物学技术平台开展证候实质研究[9]。虽然以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及语言诠释中医证候属性及特征十分必要，但这种研究理念不应无限地应用于中医理论范畴的各个层次，而应明晰其适用性及局限性，如探寻阴阳、寒热等辨证纲领性概念的证候生物学标志物，其结论能否真正说明阴阳及寒热共性特征，或是以偏概全，只是某一脏腑、组织的阴阳及寒热个性特征，值得进一步商榷。所以，在证候概念内涵、证候分类及诊断标准化、证候动物模型等研究取得突破进展前，证候生物学实质研究证据尚缺乏足够力度。
5 证候临床流行病学研究
证候临床流行病学研究主要采用横断面调查进行，以德尔菲法设计证候专家调查问卷，获取临床专家对疾病证候特征的认识，如通过编制SARS中医证候特征及其演变规律专家调查问卷，以德尔菲法调整问卷结构及内容，以聚类分析、人工神经网络、转移概率矩阵等方法，归纳SARS证候特征及演变规律[10]。或以临床流行病学试验设计，如采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队列研究等，结合证候量表，采集患者症状、体征及舌脉信息，通过中医师证候判定方法，或统计分析方法，获取反映疾病的证候要素特征及其靶位，如以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研究观察840例儿童肺炎用药前后证候类型变化[11]。虽然已开展的多系统疾病证候临床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对丰富疾病证候分布认识、提高临床辨证准确性及针对性等具有重要贡献，但也存在研究水平及质量参差不齐、研究细节设计不够规范、研究实施不够严谨等问题。其影响因素主要有：①证候调查问卷或证候量表设计的代表性及合理性。问卷或量表设计应切实反映研究目的，不应使证候信息采集者及被采集者对条目及量表内容产生歧义。②样本含量。通常证候研究需要大样本含量获得较高统计效能，但限于研究规模、人力及财力，目前开展的证候流行病学调查仍以小样本含量为主，少见大样本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基础上的疾病证候特征调查。③证候信息采集的规范性及严谨性。采集者及被采集者应认真负责地填写、回答问卷或量表内容，并遵循规范化的信息采集流程及标准。④证候分析方法。应充分考虑研究设计、数据类型、样本含量等因素，选择适宜的证候分析方法，如小样本数据可选择随机森林或支持向量机方法。
6 证候临床疗效评价研究
证候研究主要目的是有效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以提高临床治疗的效力及效果，但证候临床疗效评价方法一直是中医药临床研究难以取得共识的瓶颈问题。随着2002年《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12]的颁布和实施，治疗前后症状积分改善的证候疗效评价方法得到广泛应用，但由于症状程度描述、症状赋分标准、症状评价标准等难以实现客观化，其合理性备受质疑，临床应用渐渐受到限制。因此，采取症状表现的“是”与“否”判定，或将症状的变化程度划分为加重、无明显变化、减轻、消失4个等级[13]，成为避免证候疗效评价主观因素影响的有力措施。随着数理统计方法与中医药学的不断交融，新的证候疗效评价方法及理念不断涌现，如基于相似匹配测度[14]、结局指标相关性[15]、疾病中医证候分类[16]等，丰富和拓展了中医药证候疗效评价的思路与方法。
中医临床实践历来强调个体化的辨证论治原则，但目前的证候疗效评价仍为固定的群体证候疗效评价模式，缺乏个体化证候疗效评价方法及研究实例。应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方法学，并重点开展辨证论治个体化干预过程的临床信息采集与复杂数据分析方法、中医药个体化疗效评价方法研究，明确个体化临床信息采集是实施个体化证候疗效评价的前提。个体化证候疗效评价试验设计、非线性重复测量的证候数据分析方法是实现个体化证候疗效评价的关键环节，但需要在评价技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才能引起证候研究者的切实关注。此外，现代中医证候临床研究普遍采用病证结合评价模式：①强调中医证候/症状改善，如感冒；②强调疾病疗效指标改善，如糖尿病、血脂异常等；③强调疾病疗效指标及中医证候/症状同时改善，如冠心病。因此，针对疾病类型不同，实施证候疗效评价也应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同时，证候疗效评价需结合药物流行病学、循证医学、文献评价、数据挖掘及数理统计分析等方法，以解决证候疗效评价的复杂系统科学问题。
7 结语
随着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现代中医证候研究广度和深度呈扩大趋势，证候临床研究正在从整体评价向个体评价转变，证候研究方法正在从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这要求我们应不断对已取得的证候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及集成分析，也要不断对证候研究的不足进行反思，及时修正证候研究发展方向，最终使证候研究成为揭示传统中医药科学本质的敲门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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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3-08-21）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5
关键词:过度自信理论;并购;中国;公司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090-04
公司并购活动由于其复杂性一直是理论界的研究重点。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对这项投资活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国外学者从并购特征、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做出努力,而中国学者则更多关注体制因素对并购活动的影响。
近年来,社会学家向经济领域的渗透为经济学的研究输入了新鲜血液。社会学家从行为的角度观察经济现象,在研究公司并购活动时,他们从公司管理者行为的角度研究公司并购这项投资活动,形成了过度自信理论。
过度自信理论认为公司管理者是有限理性的,并表现为过度自信的特征,其行为对公司的并购活动产生影响。运用过度自信理论对公司并购进行研究,拓宽了传统研究的基本假设,为研究公司并购活动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解释思路与研究视角。
一、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特点与成因
过度自信的概念来源于心理学领域,之后被经济学家引至经济学领域用于解释公司管理者的行为。行为公司金融学家们逐渐将该理论进行总结与拓展,最终发展成为了一套完整的过度自信理论体系。在研究公司管理者行为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时,需要把握过度自信理论从心理学到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首先,心理学家们肯定了过度自信这种心理特征的普遍存在性(Larwood and Whittaker,1977[1];Svenson,1981;Alicke et al.1995[2];Weinstein and Klein,2002)。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则着重关注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心理特征,并且得出这种心理特征对公司并购决策的制定有显著的影响(Camerer、Lovallo,1999[3];Ulrike Malmendier和Geoffrey Tate,2004)。
其次,学者们开始深入分析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的特点。公司管理者的报酬、荣誉及工作依赖于公司,也就是说,管理者的成功和公司业绩的提升密切相关。因此,相比于普通民众,公司管理者不仅对自己能力存在着高估,而且公司绩效提升或公司并购取得成功也将使他们更为自信。学者们运用了大量的实验、调查研究手段,验证了公司管理者的这种行为特点(Langer,1975 [4];March、Shapira,1987)。
之后,一些国外心理学家还详细地分析了导致过度自信的原因。他们考虑了公司管理者的工作环境与工作性质,采用实验手段研究过度自信心理对管理者做出投资决策的影响。例如,Weinstein(1980)[5] 认为,控制幻觉、向往高收益、不同公司业绩之间的不可比都可能引起公司管理者的过度自信;Dennis Dittrich 和Werner Guth(2001)的实验结果表明管理者过度自信特征随着最优投资决策实际偏差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公司管理者工作的复杂性也会导致过度自信特征的变化。
综之,学术界肯定了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特征的存在,并且运用经济学的知识、配合心理学的研究手段分析了过度自信心理的影响因素。笔者认为,从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特点与成因角度认识过度自信理论有助于理解其科学本质,同时提醒中国学者在应用该理论时需要正确把握过度自信的概念。
二、管理者过度自信影响公司并购决策的国内外研究
(一)国外研究
国外对过度自信理论的研究相对成熟,并且大量的规范与实证研究结论都支持过度自信理论。学者们拓宽了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着重研究管理者的非理性对其并购决策的影响。
Roll早在1986年就提出了狂妄自大假说(Hubris Hypothesis)[6],并且该理论得到了大量学者的认可。狂妄自大假说认为并购活动不会给公司带来任何收益,其动机只是源于管理者的过度自信。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将可能会导致过多的并购活动。
外国学者Heaton(2002)和Ulrike Malmendier & Geoffrey Tate(2005)的并购模型证明了公司管理者在制定投资决策时确实受到了过度自信这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并且过度自信管理者容易实行一些价值毁灭性并购。
之后,国外学者开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大样本的检验验证了上述推断。Ulrike Malmendier和Geoffrey Ttate(2004)、Hayward 和Hambrick(1977)、Yueh-hsiang Lin、Shing-yang Hu 和Ming-shen Chen(2005)、Rayna Brown 和Neal Sarma(2007)、Jie Cai 和Anand M.Vijh (2007)选取了美国市场、奥地利市场、台湾市场①等的并购数据,通过实证检验肯定了过度自信的公司管理者对公司并购决策的影响。Lys 和Vincent(1995)还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证实了这个结论。
综之,国外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证实了过度自信理论对公司并购活动的解释效果。国外学者的文献也充分说明了从公司管理者行为的角度解释并购活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是传统并购研究的扩展与补充。
(二)国内研究
近年来,随着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过度自信理论对中国公司投资活动进行研究,并且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郝颖、刘星、林朝南(2005)[7]研究了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并且得出两者不存在正相关关系;王周伟(2006)[8] 认为,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与投资决策具有“U”形曲线关系;谢海东(2006)[9]、汪德华、周晓艳(2007)[10] 建立模型分析了过度自信管理者对公司投资决策、并购决策的作用机理;叶蓓、袁建国(2007)[11] 比较分析了大量有关过度自信的文献著作,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司的投资决策过程;赖步连(2007)[12] 从行为观与契约观比较的视角研究了影响并购绩效的因素,但是他的实证结果并不支持其假设。
通过以上文献的总结,可以发现中国学者对中国公司并购活动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大量文献集中于研究过度自信管理者对中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而不是专门研究公司并购活动。其次,中国学者在选取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指标时,基本借用了国外学者使用的指标。最后,虽然过度自信理论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可,但是很多实证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
综之,中国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特征的存在性已经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认可,但是其对并购决策影响的研究还远远落后于国外学术界,现阶段还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仍然只是各学者的理论片段(陈红,2005)[13]。理论研究的不完善,特别是实证研究的空白,为将来学者的研究指明了努力方向,同时,现阶段的研究成果也为未来深层次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三、应用过度自信理论研究中国公司并购的必要性
公司的发展体现了其管理者的思想,公司管理者的决策决定了公司的投资战略的变化与选择。从人的心理、行为角度对经济活动重新进行审视是对传统经济学的一个有效补充,它更贴近于实际情况。过度自信理论正是在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是当今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个交叉学科。
笔者认为,对过度自信理论的研究有其必要性。运用过度自信理论来解释公司并购活动可以综合经济学和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知识,通过多种研究手段对这一公司投资活动进行分析,其结论能够得到多个学科领域的检验,更具有说服力。西方发达国家对该理论的成功运用也鞭策我们要加快研究的步伐,试图寻找新的理论来解释公司并购活动。
值得说明的是,运用过度自信理论解释公司并购活动不是对传统并购理论的摒弃或颠覆,而是在尊重传统并购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的改进与补充。因此,笔者认为,很多现有的文献之所以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找到传统并购理论与过度自信理论的连接点,没有找到合适的研究方法,或者研究方法不具有代表性,最终影响了研究的结论。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的思路与路线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文献的整理与分析,可以梳理出过度自信理论在公司并购中应用的逻辑脉络:公司管理者存在过度自信的心理特征,并且这一特征对公司并购活动产生了影响,即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易引起过多的公司并购事件,并且容易引起价值毁灭性并购,表现为并购后公司业绩的下滑。
笔者认为,运用过度自信理论解释公司并购活动适于应用以上研究路线对中国的公司并购活动进行实证检验与规范分析。但是,需要我们适时把握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并购后公司绩效下滑是公司并购活动出现的普遍现象,则可以按照上述思路进行模型的构建与检验,以找出并购失败的原因。如果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则需要对上述研究路线做出改动。
(二)研究的方法
笔者认为,由于过度自信理论在中国的应用还属于初级阶段,因此应该从中国并购市场上寻找更多的实践证据,对过度自信理论的研究应以实证研究为主。大样本的实证检验可以检测出过度自信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但是在现阶段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市场的指标体系的情况下,也可以对具有代表性的并购案例进行个案分析。深入分析个别企业的并购活动及其管理者心理特征会更加准确,其研究结论也更具代表性。
综之,选择实证研究方法是为了更准确的描述中国公司并购活动的非理性特点,无论是大样本的检验还是个案的分析,都将为过度自信理论在中国的发展提供经验证据,也为中国学者进一步的规范分析、建立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理论模型奠定基础。
五、实证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总结,可以发现中国学者应用过度自信理论解释公司并购活动的结论并不一致。笔者认为,应该注意从指标的选择与其他学科的渗透角度寻找原因,并做出改进。
(一)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
1.衡量指标的总结
国外学者Carpenter Jennifer(1998)以行权期内管理者持有本公司的股票或股票期权的数量在行权期内是否净增长作为衡量管理者是否过度自信的指标。Ulrike Malmendier和Tate(2004)以管理者是否持有股票期权到期作为过度自信衡量指标,并同时用媒体对管理者性格特点的描述加以验证。Lin,Hu 和Chen(2005)用预测的公司年度盈利水平超过实际的公司年度盈利水平的方式衡量过度自信。此外,国外学者还用消费者情绪指数(Oliver,2005)、并购频率(Doukas &Petmezas,2006)等来度量管理者过度自信。
而国内文献中,郝颖、刘星、林朝南(2005)采用高管人员在任期内持股数量的变化作为衡量是否过度自信的指标。同时,ROA、ROE和CAR (Bin xian Liu,2006)、企业景气指数(余明桂和夏新平、邹振松,2006)、并购溢价(赖步连,2007)等都曾用来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并且,陈鹏(2005)还从个案出发,用公司可动用内部资金、获得的担保借款等作为衡量管理者过度自信的方法。
从上文的总结中可以清楚的看出,不同的文献选取的指标不同。这是因为,不同环境中公司管理者行为受到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因此需要用不同的手段对过度自信心理特征进行衡量。此外,由于研究重点的不同、选取样本的不同,也需要选取不同的过度自信衡量指标。
2.中国学者选取指标的特点
笔者认为,与国外文献相比,中国学者对指标的选取突显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学者通常借鉴国外指标的选取方法。国外文献中,把管理者持有本公司股票或股票期权作为衡量过度自信的指标。但是,由于中国股票期权制度的不完善,因此,中国学者郝颖、刘星、林朝南(2005)等选用了管理者持股变化这一指标。第二,国外学者从经济指标和心理学指标两方面衡量过度自信,而中国学者没有此方面的研究。例如,Ulrike Malmendier和Tate(2004)不仅选取了持股情况这一经济指标,还用媒体对管理者行为特征描述作为衡量标准。通过统计分析,在两个指标得到高度一致性时,才运用经济指标进一步研究。而中国学者还没有进行指标的心理学和经济学双重认证,缺乏指标可行性的探讨。第三,一些国内学者选取的指标具有中国特色。与国外公司并购活动相比,中国公司并购发展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因此,对中国并购活动的研究必须分析中国公司并购的特点,指标的选取也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例如,中国学者陈鹏(2005)认为,对过度自信理论在中国的验证应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而不是大样本的检验方法。并且,他根据案例的实际情况,选择可获得担保、贷款等作为衡量过度自信的指标。由于中国公司并购政策色彩浓厚,一些公司管理者之所以选择并购策略,是为了迎合国家政策,或者是因为得到了国家的贷款支持等,因此,可获得的贷款或担保、公司内部可动用的资金都可能提升管理者的自信心,导致发生过多的并购事件。
综之,中国学者对衡量过度自信的指标还处于探索阶段,基本上是参照那些得到国外实践检验的衡量指标。郝颖等(2005)将增持股票作为衡量过度自信的标准、赖步连(2007)用并购溢价来衡量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等等。笔者认为,这些指标的选择并不能很好地反应中国公司管理者的心理特征。因此,对于指标的选取首先应该从心理学、社会学领域剖析中国公司管理者形成的独特心理特征,然后在结合经济学知识进行指标选择或改进。
3.建立衡量指标应注意的问题
笔者认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公司并购体现了很强的政府意愿、政策色彩。因此,对不同企业管理者要用不同的指标衡量过度自信心理特征,而现阶段只有少量文献选取的指标反应了中国管理者的特殊行为特点。例如,中国国有企业实施公司并购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的扶持,国家为了树立自己民族核心的经济产业,往往支持把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国有企业进行并购,逐步做大做强。在这些公司实施并购时,政府会出台一些便利政策,比如可以取得大量的银行贷款、可以通过抵押担保获取资金等等。针对这类公司并购,可以选择银行贷款额的变化数、抵押担保资金额的变化数等作为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公司管理者正是因为能够较容易的筹集到资金才做出并购的投资决策,这时就容易出现价值毁灭性并购。
随着中国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进行,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公司治理水平、法制建设等也不断的完善。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适时的运用市场化的方法来选择指标,在实证检验的结论中寻找并建立适用中国的衡量过度自信的指标体系。
综之,在选择指标时,要充分借鉴中国学者对中国特殊国情下公司并购的研究结论,深层次探究中国公司并购的制度因素,以此为线索寻找中国公司管理者的心理特征,并最终选择能够充分反映管理者意图的衡量指标。
(二)其他学科的渗透
在应用过度自信理论时,还需要对心理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全面掌握。过度自信理论根源于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学者在应用该理论时不能盲目的照搬国外的理论,而应该结合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做出适用于中国人心理的过度自信特征描述,找到导致中国公司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原因,然后再研究管理者对公司并购决策的影响。
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的知识,还可以从人的认知角度理解过度自信心理,以便于更好地选择过度自信的衡量指标。借鉴Ulrike Malmendier和Geoffrey Tate(2004)的研究,中国学者在选择过度自信指标时,也可以将经济学的指标与心理学对管理者性格特点的描述进行对比,并通过统计分析验证二者的一致性,以提高指标选择的准确性。
同时,其他学科的渗透也为经济学研究带来新的研究手法。社会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包括调查、建模、实验等都为经济学的研究输入了新鲜血液,这些方法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结合使过度自信理论在中国并购市场适用性的验证更加严谨,研究结果也更具说服力。
六、应用过度自信理论研究中国公司并购的难点
运用过度自信理论解释中国公司并购活动的研究之路还很漫长,论证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难点。
首先,过度自信理论倾向于研究人的心理特征对公司并购活动的影响。然而,并购活动本身很复杂,除了人的主观因素之外,客观因素仍然对并购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公司并购的影响时,如何排除诸如治理结构、并购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仍是未来研究的难点。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注意过度自信对并购活动影响的程度,或者通过对过度自信概念的重新定义来拓宽其研究思路与范围。第二,过度自信理论倾向于对并购失败案例的研究。然而,并购后业绩下滑虽然有一定的普遍性,但并不能否定公司并购的价值。对于并购成功的案例,如何运用过度自信理论进行解释成为今后需要思考的问题。第三,过度自信理论是否有进一步的应用价值。研究这一心理特征对公司并购活动的影响绝对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该理论的合理性。在实证研究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利用这一心理特征来避免并购的失败或者提高并购的成功率。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研究人的行为是为了得出人的决策模式,从而更好地为经济活动服务。因此,如何利用过度自信理论来指导人的行为仍是今后需要探讨的课题。
七、结论
本文梳理了应用过度自信理论研究中国并购活动的国内外文献,并提出了今后研究的方法与难点。
首先,笔者借鉴过度自信的理论成因与特点,肯定了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现象确实存在,并影响公司并购活动。其次,笔者认为,研究过度自信理论在中国市场上的适用性有其必要性,并认为中国现阶段对该理论的研究应以实证研究与个案分析为主。第三,笔者在分析国内外文献中指标选取特点的基础上,提出研究中应选择适用于中国市场环境、中国人心理特征的衡量指标。同时,需要通过运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来验证过度自信理论在中国并购活动中的适用性。最后,笔者进一步思考了应用过度自信理论解释中国并购活动的难点,提出了未来研究可能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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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overconfidence theory in Chines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ctivity
YUE Liang,SU Ning,LIU Ming-d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Psychologists has discovered that managers hav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over-confidence. And this kind of characteristics has influence in M&A decision-making. First,it is obvious that over-confidence is a phenomenal feature which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managers. Then,summarizing the empirical study all over the world,the author tries to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heory in Chinese M&A market and points out that we should test the application of over-confidence theory in Chinese M&A market. Finally,the author gives some thoughts about the methods and measure of this theory and points out the difficulty of this kind of research,hoping this article can provides new methods and prospect.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6
[摘要]：对于后世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而言，由于时间序列的递进以及方法论资源、研究组织结构的预备役，使得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占据了其学术前史中的一席之地：其一，彼时的维也纳学派由于其“ 科学 的世界观”中对于科学化、经验、逻辑构架的强调，以及维也纳学派诸多学者因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迫害而移居美国，该学派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对于美国实证传播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二，一九二〇年的维也纳也见证了实证传播研究奠基人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及其开创性行政型研究的“ 经济 心 理学 研究中心”的初期成长，因而也对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引论：为什么是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
进入传播研究领域未久，笔者有幸与二位同人组建了“星期三通讯”学习社群。在共同讨论、争论并力图理解、解释传播现象与问题的过程中，关于传播研究学术史的思考成为了一个主要的相面。其原因在于——“星期三通讯”作为吾三位同好之传播研究的共同学术起点，随之逐渐成形，我们 自然 就联想到在更广域的时空范围中，传播研究的学术起点又在何处？这或许就是吉登斯所言之“社会学观察者并不能使社会生活变成是仅供观察的‘现象’，而必须沉浸于一种生活形式中”[1]。
那么，由联想而反思，我们接着就展开了相关资料的爬梳，于是发现关于传播研究“建制内的 历史 ”（the establishment history）已然蔚为大观且呈现“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态势。133229.cOm仅以手边的若干中文资料为例，就有潘忠党所引艾利休•凯茨对于传播研究先驱之一的拉扎斯菲尔德的“翻案”，凯茨称拉氏其原意并非认为媒介只会产生“有限的效果”[2]；以及“星期三通讯”组员贺碧霄将黄旦关于美国早期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之阐释称为是一种“建构的技巧”（潜台词即，是否还有别的建构可能？）[3]。
于是，在一种偏于主观的、心理的甚至有些偶然的“发现的语境”（而非“证明的语境”）[4]中，如同比利时科学家凯库勒在梦见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后联想到苯分子六边形结构一般，我们多多少少受到好莱坞电影《星战前传》的影响，由是准备探讨在成建制之前的传播研究，可能拥有哪些思想资源以及社会性支持，也即在学术前史的时空范畴内展开考察。
基于社会科学（包括传播研究）所采用的实证主义、诠释以及批判三种典范的不同侧重，以及笔者个人的研究旨趣，本文将重点放在了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学术前史相面，并通过研究史料的“排查”，选择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作为切入点。
不过，马上要跟进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为什么是一九二〇年代？切特罗姆认为，实证媒介研究的发轫始于一九三〇年代，他指出“到一九三〇年代，美国 现代 传播研究的特色，是强调日渐复杂的研究技术，实证研究风气极盛一时。早先 哲学 取向和进步主义媒介理论家对媒介潜力的假设，开始转变，刚好搭上美国社会科学界转向实证分析的大潮流”[5]。既然一九三〇年代被视为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开端，那么根据时间序列，之前的一九二〇年代很有可能对其起到较为关键的影响。而且，为了避免“将影响回溯得过于往前，以致超出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所真正形成的那种影戏及其实际上所起过的效用的范围”[6]之风险，将学术前史的范围定在一九二〇年代，似乎可以看到更多相对直接的效用。同时，这种效用或影响也很有可能来源广泛，那么，本文应该如何看待并处理这些影响？是统而观之？抑或择其一支？于是，这也就引出了需要着力说明的第二个问题。
其二，为什么是维也纳？的确，或许“哥伦比亚学派”所在的纽约，以及“芝加哥学派”所处的芝加哥，的确是传播思想、传播学术主体已然建立或后世持续反思的焦点城市。但既然本文关注的是学术前史中的一九二〇年代断面，那么，这一时期的传播研究场域则相对而言，更为宽广。毕竟，此时依然处于“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的阶段，柏林、法兰克福、巴黎以及维也纳等欧洲城市的思想光芒尚未完全穿透浩瀚的大西洋。不过，那些后来对传播研究而言颇为重要的思想观念及思想者们却已于无意识中开始了传播实证研究前史的书写。本文所选择的维也纳，在彼时，即作为二十世纪 英语 世界（在德语世界却反响平平）科学哲学主潮——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 positivism）的诞生地而扮演着重要的思想角色，并且维也纳学派（vienna circle）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流亡，对美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传播研究）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而除了维也纳学派，在同一个城市，刚刚在维也纳大学任教的青年教员拉扎斯菲尔德也于此间创办了“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虽然，他成立该中心的目的很现实，是“为了缓和他个人的财政问题”[7]，但作为赫赫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之前身，拉氏的行政型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在那里就已经开始有了“开门迎客”的诉求。
综上，对于后世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而言，时间序列的递进以及方法论资源与研究组织结构的预备役，使得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获得了学术前史中的一席之地。于是，下文就将以维也纳学派与拉扎斯菲尔德为核心展开具体的考察。
逻辑实证主义：维也纳学派与实证传播研究的一种交集
一般而言，在谈到实证主义传播研究时，我们往往会想到代表着大众传播研究主流的媒介效果研究及其遭受到来自法兰克福学派、文化研究等批判理论的猛烈炮火（实证主义这个名称，也常常成为诋毁、贬义之词）。但如果要对其学术史、特别是学术前史的认知有所提升，或许我们更需要来谈论的问题是：传播研究中的实证主义，究竟是哪一种实证主义？
虽然不同时期几乎所有的实证主义者都把可检验性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标准，坚持自然主义、坚持事实与价值的严格区分，以及坚持休谟式的因果关系概念[8]，但实证主义思想随着时间的演进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也正如奥卡沙所言，“事实上挑出任意一门你喜欢的科学学科，你都能确信那门学科中的流行理论已和五十年前的大不一样，和一百年前的更是完全不同”[9]。
由此，如果按照时间序列，我们可以区分出三种形式的实证主义，其一是19世纪的实证主义，其直接目标就是要把社会学建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二是本文所关注的逻辑实证主义，虽然它不是奥地利人的专利，但最初是在一九二〇年代由维也纳学派提出；其三是亨普尔在一九五〇年代提出的演绎的—法则的（dn）方法，他也是在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强有力影响的情况下，试图把实证主义的逻辑的方面与经验的方面融合起来[10]。于是，根据以上的区分，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由维也纳学派提出的逻辑实证主义是二十世纪以降最有影响的实证主义分支。进而，如果谈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那么，其方法论也应该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主体的。
假设上述的推论基本正确，则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中间环节，均与其发生关系的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以及维也纳学派之间便也发生了关系；如果再考虑到传播实证研究前史的时间跨度（一九三〇年代之前）以及维也纳学派的时间跨度（一九二〇年代初到一九三八年），一九二〇年代便成为了其时间层面的交集。于是，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学派成为认识实证主义传播研究所不能回避的一个重点。而关于这一重点，本文接着要解决三个问题：维也纳学派的主要观点是什么？这些观点是如何被传播到传播实证研究的诞生地——美国？以及产生了什么主要影响？
自一九二二年石里克接受归纳科学的哲学教授席位而在维也纳大学任教之后，逐渐地（也因此，关于维也纳学派的具体创立时间说法不一）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学术社群。这些数学家、物理学家以及哲学家们有一个共同的信条是：哲学应当科学化。他们拒绝形而上学，以经验作为知识唯一可靠来源；他们基于一种逻辑分析的系统——使其在本质上区别于早期带有生理—心理倾向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而将无意义与有意义的陈述区分开来，认为可简化为关于基本事实描写的集合才是有意义的陈述，而抽象的或形而上学的观念除了作为名称外并不存在。于是，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就要求用单个的、具体的和多样性的结果代替仅仅求助于想象力而来的大而空的普遍性，并拒斥那种模糊的距离感和不可测的深度,而追求简洁和清晰[11]。
基于此，一方面，如果把诠释的与批判的传播研究典范放入维也纳学派的视域，它们既不能在经验上得以证实，也不可能在同义反复或第一人称的逻辑上进行分析，因此也就都是没有实在意义的，自然难以形成对话；而在另一方面，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与美国早期传播研究所形成的可能的对话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其实，这一对话的推手不是任何的学者或思想家，而是希特勒。罗杰斯在他的《传播学史》中对那时的社会—历史大环境描述地清晰：“希特勒于1933年在德国掌权后迫害犹太人与其他个体，随着希特勒的德国军队侵入奥地利、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他们（知识分子）也想方设法离开这些国家”[12]。具体到一九三八年，这一年是德国强行吞并奥地利之年，也是维也纳学派解体之年（他们的精神领袖石里克已于两年前去世）。但这一学派的学者却在奥地利之外的国度受到了推崇，尤其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衣阿华大学以及耶鲁大学等知名大学成为其思想“根据地”，他们对于包括传播研究在内的整个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方法论影响。
于是，虽然笔者尚无法获取充分的 文献 材料证明维也纳学派对于实证传播研究的直接影响，但是其对科学化、对于经验、对于逻辑构架的强调，的确在强调传播研究是一门科学的美国主流传播界颇有印证，比如潘忠党就将实证主义的主要分支——媒介效果研究视作“一种以逻辑实证主义为基调的话语”[13]；而且，“到一九三〇年代末，传播研究是一种综合研究领域这种见解，吸引了社会科学家，提供极佳机会，以实证方法研究人们在新环境下的行为和态度改版问题”——这其中的时间段与维也纳学派成员开始流亡美国的时间段也是相吻合的[14]。所以，上述阐释，假使并没有完全证明，但也至少为这一方法论影响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证据。
拉扎斯菲尔德：传播行政型研究的一种起步
如果说一九二〇年代兴起的维也纳学派对于实证主义传播研究是一种间接的方法论启示的话，那么，作为维也纳大学一位手头并不宽裕的年轻心理学、统计学教员（一九二五到一九三五年）——拉扎斯菲尔德，则完全可以说是显著影响并直接参与了实证主义传播研究的开创工作。在施拉姆那里，拉氏被确认的传播学四位奠基人之一[15]（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勒温、霍夫兰）；在凯茨那里，他被看作是传播研究思潮的三位创始人之一（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16]；而在切特罗姆那里，他也被认为是尤其促进了实证研究的二十世纪美国社会科学最重要人物之一[17]。
不过，由于本文是在实证传播研究的学术前史部分（一九三〇年代之前）进行考察，从而此时进入我们视野的拉扎斯菲尔德，还并没有出现在纽约，而尚在大西洋那一头的维也纳为生计游走于象牙塔内外。但是，也正因为他在彼时不安现状的内外游走，才让他于一九二七年创设 “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有了可能——而正是这一中心的创设，拉氏对于实证传播研究三大重要贡献之一的行政型研究才有了组织性的机构雏形。
那么，这一行政型研究的组织雏形究竟是怎样被拉扎斯菲尔德在维也纳建构起来的呢？前文已经提到，其最质朴而直接的原因是“为了缓和他个人的财政问题”，也就是为了挣钱。那么，他为什么那么需要挣钱呢？如果置身于一九二〇年代的维也纳，我们可以看到[18]：首先，此时的社会—历史大环境是受到一战失败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奥地利、特别是维也纳经济形势严峻；其次，在家庭背景方面，他那贫穷而不得志的律师爸爸并没有给予他太多的金源支持，从而使得他不会有太多的闲工夫进行形而上的悠游；再次，虽然一九二五年他开始在维也纳大学任教，但是由于资历浅、课程少以及受到一定歧视的犹太人身份，他必须在维也纳的高中里兼职教数学、物理来养活自己。但就算是这样，拉氏还是感觉到了生计的压力。他将怎么办呢？
面对窘境，拉扎斯菲尔德想出的解决方案，其实与一九九〇年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一位清贫 英文 教员是一致的，这位英文教员就是俞敏洪。的确，拉氏的研究所与俞敏洪的“新东方”，虽然在后续 发展 上截然不同，但在创立起点上却是一致的：都是很穷很年轻；都渴望用知识挣钱；都在大学体制之外找活路。当然，他们的卖点自然也是不同的，一个做社会、市场调查，一个做出国英文培训——如果通过与俞敏洪的比对能够更好地理解当时身处维也纳的拉扎斯菲尔德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处于草根阶段的“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在维也纳的“野蛮生长”：继续在大学、中学里教课的拉扎斯菲尔德，为啤酒、黄油、巧克力、咖啡、牛奶、醋、鞋、香水林林总总的消费品做市场调查，为维也纳电台做听众研究，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做奥地利部分的资料搜集，当然也通过保持与维也纳大学心理学系的关系而获得一定的支持[19]。
但就算是这样的卖力，拉扎斯菲尔德和他的研究所在很长一段时间仍处于一种经营不善甚至一贫如洗的状态。事实上直到一九三〇年代初，“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才通过经费相对稳定、设计相对成熟的市场研究而转危为安。而在一九二〇年代最后几年的惨淡经营中，与其说是拉扎斯菲尔德的思想与研究方法，毋宁说是他作为学者而言比较另类的 企业 家精神，使得他和研究所事务一直坚持了下来。虽然有人认为“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的全部思想——一个由社会主义者组织的中心，要推进社会心理学，后来又从事市场研究以便增加企业家的利润[20]——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矛盾体而难以理解，但正因为拉扎斯菲尔德其本身即是一个矛盾体（学术与生意、老师与老板），于是也就好理解了。
而也正是因为一九二〇年代拉氏在维也纳的“学术下海”以及在初期做“调查研究生意”时的 企业 家历练，让他在因法西斯主义而失去工作为此移居美国之后，虽然数易工作，颇不稳定，但还是作为能够在一个研究单位内同时协调和主持无数个研究的经理式学者，而与其他许多移居美国的学者比较起来，景况顺利[21]。他的名声更是不胫而走，从而在普林斯顿建立了“广播研究室”（office of radio research）以及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被施拉姆称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传播研究组织”的“应用社会研究所”，在这些研究机构中延续且扩展了拉氏“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行政型研究路线。潘忠党对这位“经理式”的学界前辈在实证研究建制方面工作的评价——开创了社会 科学 研究的一个经营模式，使得象牙塔式的大学和社会资金可以结合，既研究现实的问题，又可培训研究者[22]——是较为中允的。
同时，拉扎斯菲尔德在一九二〇年维也纳时期的经历，也可以看作一种之于批判路径研究者对其批判的部分反驳：在批判研究者的观点下，实证传播研究对于社会优势权力所造成的压迫及宰制现象，或弱势团体的抗争意义，往往是忽略[23]。可是，上文所反映出拉氏在彼时彼地形成的所谓“企业家精神”，却正是作为弱势团体（大学组织中的下层教员、纳粹阴影下的犹太人以及后来新大陆上的外国人）在深切遭受社会优势权力压迫及宰制时，持续抗争而培养出来的。试问经历过早期真切的穷困境遇的拉扎斯菲尔德，又怎会在内心忽略这些经历呢？
综上，一九二〇年的维也纳见证了对于后世主流传播研究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拉扎斯菲尔德与一种方法——行政型研究青涩却顽强的成长历程，因而产生了与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不可忽视的关联。
余论：与前史的对话
至此，本文对于实证主义传播研究学术前史的考察告一段落。维也纳，这样一个对于传播研究而言的边缘城市，通过维也纳学派与拉扎斯菲尔德与主流的实证主义典范勾连在一起。但笔者深知，此处着力的勾连工作，虽然已在尽量地与是时社会— 历史 情境靠近，但依然有可能只是展示了一种关于学术史、学术前史的“建构的技巧”（甚至可能只是一种拙劣的技巧）。不过，无论此处的建构是否到位，从中展现出的与历史（特别是前史）的对话、与边缘的对话，或许能够提醒传播研究学者与学生；任何一种理论、任何一个学派以及任何一位研究者都可能拥有较为多元的历史脉络以及较为丰富的学理内涵，因而不可简化地、静态地去看待。
与此同时，本文关于一九二〇年代维也纳与传播实证研究关系的探讨，也期待与批判的研究以及诠释的研究之类似探讨进行对话。通过对话，才能避免“无论是实证传播学者, 还是批判传播学者，彼此之间都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理解。从而导致他们彼此误解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密切的接触”[24]，并估量、比较不同的思想遗产，筹划传播研究（特别是 中国 的传播研究）的未来 发展 。
再进一步讲，上述提到的无论是研究探讨、对话、估量、比较还是筹划，它们都不是其自身的目的，而应该当作是处理传播问题的一种手段。由此看来，面对历史、现实与未来，包括传播研究在内的社会理论都必须“既是一面镜子，又是一盏台灯，既合理化又批判现实”[25]，最终直面问题本身。
[注释]
[1]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m]．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 出版社，2003：279．
[2]参见潘忠党．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解与误解之重新思考[a]．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导言．以及潘文所引katz, e, “lazarsfeld’s map of media effe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3(2001):270-279.
[3]参见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1）．以及贺碧霄．也谈美国早期传播思想的流变——与黄旦老师商榷[z]．
[4]“发现的语境”指的是科学家获得一个特定理论的实际历史过程；“证明的语境”则指理论已经存在时，科学家证明他的理论所使用的方法——包括检验理论，寻找相关证据，等等。参见奥卡沙．科学 哲学 [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76-77．
[5]切特罗姆（ 台湾 版译为泽穹）．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鲁汉[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179．
[6]哈勒．新实证主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15．
[7]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65．
[8]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98-199．
[9]奥卡沙：科学哲学[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75．
[10]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01-202．
[11] 参考 贝尔特．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201-202；克拉夫特．维也纳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0；纽拉特．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献给石里克[j]．世界哲学，1994，（1）．
[12]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136-137．
[13]潘忠党．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解与误解之重新思考[a]．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导言．
[14]切特罗姆（台湾版译为泽穹）．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鲁汉[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184．
[15]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序言3．
[16]米耶热．传播思想[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1．
[17]切特罗姆（台湾版译为泽穹）．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鲁汉[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185．
[18]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60-263．
[19]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66．
[20]罗杰斯．传播学说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269．
[21]切特罗姆（台湾版译为泽穹）．美国大众传播思潮：从摩斯到麦克鲁汉[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187．
[22]潘忠党．媒介效果实证研究的话语——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理解与误解之重新思考[a]．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导言．
[23]张锦华．传播批判理论[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63．
[24]罗杰斯．传播学两大学派的对立与交融[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7
关键词：比较管理；情境化；XCP框架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0-0197-03
一、管理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1.管理实证研究的现实局限。理论可以看做是一个由概念或者变量组成的系统，通过命题将概念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1]。其中，“概念”和“变量”是有区别的，概念是对于单个现象或实体的一种表达或指明，它是抽象的、普遍的和不能够直接或间接地被观察到的，而变量是对于概念的一种操作化和转化，使得原来抽象的概念能够被观察到并且可以测量。毫无疑问，实证研究是目前管理学界所使用的主流研究方法，在一个可以实证的理论中，必须将“概念”转化为“变量”，继而将“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假设”来表达，只有经过这样的步骤之后才能进一步的对假设的“检验”。由此可以看到，“概念变量化”是实证研究的关键。
然而，现实管理实践中有些概念很难进行“变量化”操作，例如“文化”就是其中最难操作化的变量之一。沙因认为文化是：（1）一套基本假设；（2）由特定群体发明、发现或发展而来；（3）学习来应付组织外部适应与内部统和问题；（4）传授新进成员；（5）针对上述问题修正其知觉、思考即感觉的方式。《牛津词典》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能力高度发展，借训练与经验而促成的身心发展、锻炼、修养；或人类社会智力发展的证据、文明，如艺术、科学等。可见，文化所包含的“维度”之多。
“文化”这一概念不仅包括众多的维度，更重要的是“文化”还是一个整合性概念，即文化的不同维度之间很难分开。《美国传统词典》对文化的定义是：人类群体或民族世代相传的行为模式、艺术、、群体组织和其他一切人类生产活动、思维活动的本质特征的总和。克拉克洪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括显性式样又包含隐形式样。”霍夫斯泰德则认为文化具有以下五种特性：（1）整体性；（2）历史决定性；（3）人类学概念相关性；（4）社会性；（5）内隐性。
由此可知，“文化”这一概念很难“变量化”，然而，文化又是管理行为的最重要影响因素，这是经典的实证化方法在管理领域中面临的巨大障碍。吕力[2]基于还原论的观点指出，在管理学研究领域，实证研究普遍采用还原论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第一步通常是将一般管理问题还原为可观察、可测量的子问题，这些子问题代表了需要研究的概念的不同维度，而这些维度可以普适地适用于各种情境。但是，对中国文化情境下的“人情”、“面子”等的考察表明，社会实在的复杂性体现在其背后巨大的、不可见的本体论规范结构，这种结构所包含或牵涉到的层面和类型非一般人可用简单的多维度分解来表述。这一局限性的存在使得大多数涉及复杂情境的研究结果十分可疑，但现实管理往往确实处于复杂的情境之中。
2.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一般来说，社会科学中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基于观察的统计学方法和实验研究方法，上述研究方法都可以经过一定的修正纳入到比较研究的范畴，事实上，无论是比较统计研究还是比较实验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不得已的”、“弱化的”实证研究。
毋庸置疑，实证研究是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实证科学的基本目的是在混沌的世界里探索规律，找到社会和自然世界中的真理。徐淑英[1]指出，人类有四种办法来获得知识，分别是通过神话、通过权威、通过逻辑和通过实证科学，实证科学的求职途径既包括逻辑的、也包括数据和实证观察，经由此一途径所创造的知识更可信，因此它既有逻辑，又有数据的支持。要得到相对来说普适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舍此别无他途。
然而，包括管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由于涉及数量巨大的变量，而且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人为环境对其进行隔离，从而抽取小部分变量来进行研究，导致了大部分管理学研究很难进行规范的实证操作。尤为重要的，正如本文所指出的那样，是相当多的情况下，管理的影响因素很难“变量化”，导致正统的实证研究根本没有办法进行。
仍以前述管理文化的研究为例，传统跨文化研究中曾提出过若干理论，包括克拉克洪与斯贝乔克的6大价值取向理论；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蔡安迪斯的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理论；强皮纳斯的文化架构理论以及舒华兹的10大价值取向，但上述理论无一不受到强烈的质疑。学者们指出这些理论简化了“复杂的文化背景”，导致这些理论在用于解释实际现象时，处处捉襟见肘，顾此失彼。
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中的“变量化和测量”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分别是：定性测量、定序测量、定距测量、定比测量，通常实证研究所采用的变量主要是定序、定距和定比变量，而定性测量的变量在传统实证研究中则要经过特殊的处理，如采用logistic回归或者是哑变量的方法。然而正如哑变量一词所暗示的，这一变量仅仅标识了一个类别，换言之，在定性变量中，我们唯一能够判断的就是两个人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
跨文化研究之所以受到强烈的质疑，就是因为试图将文化这一复杂的影响因素“变量化”，严格地说，是将其视为定序变量、定居变量或定比变量，而是事实上，如果非要将文化这一因素“变量化”，则其至多只能是定性变量。然而将文化作为定性测量变量，那么它在传统实证研究中只能描述为若干不同的类别，这样做的缺点是丝毫不能对文化的内部结构进行研究。基于此，笔者认为，比较研究的精髓就在于对以上两种方法进行这种折衷。既继承实证研究的明显优势，又合理规避实证研究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不足。
设我们要研究的结果变量Y受两个因素A与B的影响，传统的实证研究方法是将A和B分别变量化为XA和XB，然后在回归方程中求得A、B与Y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若影响因素A是一个定性变量，则传统实证研究的处理方法是采用logistic回归或者哑变量的方法进行处理（如图2所示）。这种方法的缺点是A仅仅作为一个类别变量，在研究中不能深入探讨其结构。
比较研究的框架（如图3所示），在比较研究中，原则上不对A进行变量化处理，但是我们可以将A分为若干个类别A1、A2以及A3等，将它们视为不同的环境，在每一个不同的环境如A1下分别进行传统的回归研究，最后对每一不同的回归就其环境、过程和结果（如图中粗实线箭头所示）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不同环境之下以及不同环境之间的有关管理规律。
通过图1至图3的比较可以看到，比较研究本质上是一种“不得已的”“弱化的”的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并不试图将所有影响因素“变量化”，它的思路是将那些可以“变量化”的因素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实证研究，而将不能“变量化”的因素留在“比较”的领域中。
二、管理比较研究的特点与XCP框架
1.管理比较研究的特点。由图3可以看出，比较研究实际上是将传统实证研究的单一研究项目根据其中某一“不可变量化”因素的不同情况，将其分成数种情形来进行研究和比较。具体来说，在比较研究中，自变量XB和Y因变量其定义是完全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它们分别处于A1和A2环境下。
实际上，上述比较研究的方法非常接近于实验研究，但与实验研究相比有两点区别：一是实验研究中所有因素都是可测量的变量，而在比较研究中A因素无法变量化，只能用“比较”的方法加以研究；二是在实验研究中因素A可以人为控制，而在比较研究中因素只能通过观察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2.管理研究的实践相关性与管理比较研究的XCP框架。管理研究的实践相关性或切题性是近年来国际管理学术界所倡导的一种研究导向。徐淑英指出，管理研究应该获取有益于提高实践水平的知识，而基于现有方法，大部分成果都是严谨有余，而切题不足[1]。徐淑英指出，管理研究要“切题”的一个重要手段是，追问某一研究是否有助于真正提高企业的绩效。
从上述有关管理研究切题性的要求来看，管理研究比较方法结构天然适用于“研究切题性”的要求，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将图3比较研究框架中因变量Y设置为企业绩效。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研究特别适合于回答究竟是哪一类环境因素A的变化导致了企业绩效的变化。
同时，借鉴管理学主流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将图3中的自变量XB定义为行为变量。普遍而言，包括管理学在内的各社会科学分支都发展了一整套人类行为的测量手段，因而方便使用；此外，管理行为决定管理绩效，这在逻辑上也是完全成立的。
另外，关于环境因素A的选择则根据所要研究的项目而定。根据SCHOLLHAMMER[3]在《比较管理理论的丛林》中的建议，影响管理绩效而在本文看来又很难“变量化”的因素包括：管理哲学、管理价值观念、管理作为一个体系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等。
综上，管理比较研究可以形成一个XCP框架，其中，P指的是因变量―管理绩效（performance）；C指的是自变量―管理行为（conduct）；X指的是难以变量化的环境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常见的包括文化（culture）、管理哲学（philosophy）、组织结构（structure）等，这样XCP框架在上述情况下分别是CCP、PCP、SCP框架。
三、管理比较研究与情境化研究
情境化研究是著名学者徐淑英倡导的一种管理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同样建立在对经典实证方法进行修正的基础之上。徐淑英[1]指出，情境化是指将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中，其中情境包括组织所处的物理的、政治的和法律的、文化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环境以及组织环境，情境化在管理研究中越来越重要，它是在中国进行本土研究的关键因素。显然，徐淑英也认识到，包括管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如果试图效仿纯粹的自然科学，用单一普适的理论来解释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管理现象是不可能的。然而，本文要指出的是，虽然情境化研究认识到社会科学领域中经典实证方法的困难，但其解决策略存在问题。
在徐淑英[1]看来，情境化研究可以分为两类：嵌入式情境研究（context-sensitive research）和特定情境研究（context-specific research）。其中嵌入式情境研究利用国家层面的特征（如文化、政治或经济系统）的差别作为先行变量或调节变量来解释不同国家中的组织或个人现象的方差（如图4所示）。因为嵌入式情境研究要求将A设置为一个调节变量，因此，嵌入式情境研究只能适用于因素可以“变量化”的情况。
对于特定情境研究而言，根据徐淑英的定义，特定情境研究关注在新情境下的现象，这些现象对西方研究者来说是不熟悉的。以上定义可以用图5来表示，假定西方关注的管理因素是A、X和Y，由徐淑英的定义，中国本土管理关注的管理因素则是α、β和γ。与上页图3进行对比，立刻能发现比较管理的优势所在，虽然特定情境研究是可行的，但是比较研究通过一个共同框架的比较来更深入地揭示管理的普适性与可能存在的差异性。
参考文献：
[1] 陈晓萍，徐淑英，樊景立.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吕力.管理学研究中的证实、证伪、还原与诠释[J].管理学报，2009，(10).
实证研究的特点篇8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10-008-03
法社会学是对法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的一门学问，在社会学中运用的研究方法，在法社会学中的研究中同样可以应用。在对法律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法律在社会中所产生的后果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社会调查法是进行这种研究较为常用的方法，其中问卷调查法又在法律现象的社会的调查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法社会学调查中最为常用的一种调查方法。以问卷调查运用为主的研究方法在法社会学研究中已是最主要的类型之一，在法社会学的调研中应用比较广泛。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称“问卷是社会调查的支柱”，英国社会学家莫泽则说“十项社会调查中就有九项是采用问卷进行的”。
问卷调查法，是指调查者根据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方案，通过设计一套要求被调查者回答的问题表来收集资料的方法。作为具体方法的问卷调查法有着与之密切相连的方法论背景或基础，是区别于其他某些方法的重要标志。问卷调查法的理论基础是实证主义哲学指导下的方法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实证主义方法论渊源于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并在实验科学发展的条件下，由孔德首先提出来。他相信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有着客观规律，这些规律应该通过观察、实验、比较以及其它与自然科学一样的方法去发现。其基本的观点是：一切关于事实的理论知识都以经验的实证材料为根据，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纯客观的，社会现象也如同自然界一样服从于基本规律，我们在因果规律的探究中，就能够确定社会的秩序和运行。涂尔干实证主义社会学以客观性和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认为社会与自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一样都是受客观必然性支配，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必然采用自然科学中研究自然现象的实证的方法，通过观察、实验、比较、检验等方法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及事物之间的联系。解释社会规律的具体方法就是在自然科学中已成功运用的观察、实验和比较的方法。正如涂尔干自己所说：实证社会学的“主要目的是将科学的理想方法扩大到人类行为的解释上，说明因果关系的必然性，社会现象的可理解性，对于科学和实践同样是必要的”。①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笔者从问卷调查法的一些重要特征探析其实证性的特质：
一、从事物的现象出发体现实证的逻辑前提
问卷调查法主要针对社会中出现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中进行抽样调查，在进行抽样调查的过程中，抽样的标准以及抽样的准确度都经过精密的计算。这种抽样调查的结果具有代表性，能够体现社会现实的一般状况，体现了从个别到一般的发展规律。进行抽样的问卷调查的设计主要针对现实社会中出现的各种表征，社会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各种现象。问卷调查法主要针对这种出现的社会现象进行分别的归类统计分析，从而得出法社会学中所出现的各种法的表现形式，体现出法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问卷调查法所针对的调查对象体现了实证主义的逻辑前提。实证主义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来揭示一般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实证主义排斥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反对传统哲学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和高度抽象思辨的哲学，主张哲学应当建立在来自观察试验的经验事实和实证科学的基础之上，把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任务局限在与科学有关的范围和领域。试图用“经验”、“感觉”、“要素”等取代传统哲学中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对立，以“中性”哲学自居。实证主义主张把知识局限在感觉经验或现象的范围之内，强调科学认识论的根本任务只是记录感觉、描述现象及其相互关系。实证主义者认为，人们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到某个事物的色、香、味、声、形，那么人们对于这个事物的色、香、味、声、形的经验知识是可靠的。“布莱克试图像研究自然现象那样研究法现象，试图从法现象中发现一个贯穿始终的描述法的发生与运行的根本规则或法则。他认为真正科学的法学研究是：（1）只分析法现象而不探索法本质；（2）法学的观念应是具体的，可与经验相参照；（3）从经验事实中不能推出价值判断。”②这三条原则构成了布莱克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核心，也是所有实证主义者所共同拥有的方法论信条。
问卷调查法研究事物的外在表象，并且对事物的外在表象进行统计、分类、分析，体现了实证主义研究事物的出发点，及从客观的外在表象为起点，具备了其实证性的起点。
二、高标准化要求从形式上确认实证性
问卷调查法主要针对调查的对象，设计一整套的调查问题，从纷繁复杂的各种法社会现象中，根据在工具及程序上的高度标准化要求，将原本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归结为事物的现象或者表象的一些规范化的问题，形式上表现出了从事物的现象出发来研究事物的本质。问卷是进行变量测量和资料收集的工具，而统计分析则是处理这种虽来自于样本却要反映总体的，以问卷形式收集的大量资料的程序。问卷调查研究的规范操作程序，还使得其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可以迅速反映动态的社会信息，应用范围十分广泛。通过问卷来收集研究资料，所设计的问题与项目都是由研究者根据课题研究目的和课题需要，严格筛选和精心设计的简明易答的问题或表格，因而它的标准化程度较高，较容易对事物的表象与体现进行定量评估。
问卷调查法在工具及程序上的高度标准化要求，符合了形式上的实证性。但是又常常使得原本很复杂的问题流于表面化，即形式的要求导致了内容的肤浅。形式化的表面的问题，很难对被调查者产生某种思想、行为的背景原因，获得直接的、切实的感受。无论是纷繁复杂的人类的行为，还是各种形式的社会生活现象，研究者在设身处地的研究同一问题，与他们面对一叠问卷表或一堆统计数据时，获得的感受是大不相同的。它只能获得书面的社会信息，而不能了解到生动、具体的社会情况。因此也只是从形式上确认其实证性。
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最为典型的是定量研究，通过定量研究将社会现象及其关系和变化趋势用精确的统计语言描述出来，从而达到认识和预测社会世界的目的。定量研究在形式上确认高度标准化的要求，体现实证的准确性和严密性。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涂尔干指出，社会学既然是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的，那么它就必须注意到社会事实同时具有的物质性和观念性双重特征。因此，社会学方法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从社会事实的物质性特征出发，社会学是可以借鉴自然科学中某些普遍性方法的；另一方面，从社会事实的观念性出发，自然科学方法又需要经过某种形式的改变，才能允许被应用到社会研究中去。从法社会现象的物质性特征出发，即以形式的方式来体现其准确性、确认实证性。诺内特对此评论道，“拒价值判断于千里之外的实证主义立场的实质，意味着在法学研究中宁要无知也不要偏见；但实际上偏见（即利益、同情、感觉力、兴趣等）具有促进思考的能量，在无视一切价值的场合知识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③问卷调查法也因此只是从形式上体现了实证性，而不能从本质上体现实证性。
三、逻辑演绎的特质体现实证性
问卷调查法的优点是它既可以用来描述某一事物总体的概况、特征，以及进行事物总体各个方面之间的比较，也可以用来解释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体现其逻辑演绎的特质。作为一种实证的方法，问卷调查法有着于众多自然科学方法相类似的逻辑程序。问卷调查法的逻辑演绎的这种实证性质，决定了它与随机抽样、与统计分析密不可分。或者说，问卷调查法实际上意味着抽样、问卷与统计分析三者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内在的联系。抽样解决的是调查对象的问题，问卷则是进行变量测量和资料收集的工具，而统计分析则是处理这种来自于样本却要反映总体的，以问卷形式收集的大量资料的必要方法。问卷调查法的抽样、问卷与统计分析体现逻辑演绎的特质。
实证主义方法论最大的特点是，要求每一步演绎推断必须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即推理的结果也可以直接用实践进行检验。法社会学不仅客观地阐明法律现象“究竟是如何”，而且进一步关注于法社会现象的原因和规律。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认为科学的假说必须由经验证据来检验，某一理论只有得到经验证据的完备支持才是可靠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认为，虽然社会科学在方法、技术的运用上有其特点，但它在理论建构、证据搜集与分析、理论检验等方面所运用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无本质区别。实证主义者坚持认为社会研究的逻辑方法是假设演绎法，科学假说的陈述必须由经验实施来检验，理论仅当它得到经验证据的完备支持时才是可接受的。获取经验证据需要采用实验、系统观察、调查、访问、文献考察等方法，其中问卷调查法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方法。实证主义者把自然科学方法论作为自己的基本原则，把自然科学当做科学的范例，在他们看来，社会学是也符合科学的逻辑的，当然法社会学的问卷调查研究方法也同样体现这种逻辑演绎的特质。问卷调查法中以抽样和问卷为前提，统计分析则是其逻辑演绎的具体表现。
四、问卷的准确性较低，其实证性降低
问卷调查法完全依靠问卷、依靠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来收集资料，调查者难以了解被调查者是认真填写还是随便敷衍。填答问卷比较容易，有的被调查者或者是任意打勾、画圈，或者是在从众心理驱使下按照社会主流意识填答；或者被调查者对问题不了解，对回答方式不清楚，无法得到指导和说明；或者对问卷的回复率和有效率低，对无回答者的研究比较困难。问卷回收不确定因素而影响回收率外，还有问卷的灵活性不够，多数问卷要求由结构式来回答问题，使被调查者的态度与观点不能充分说明和表达，并且，问卷调查与被调查者的文化素质有直接关系，特别是问卷要求用文字表述自己的观点或意见时，对文化素质较低的被调查者较为困难，因此问卷调查使用范围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能全面准确的反映客观现实的实际。因此问卷调查法的准确性较低。
问卷调查法在法社会学的调查中，体现其实证性的特质，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由于人为因素的原因，以及问卷调查的问题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影响到其准确性。法社会学进行研究的逻辑演绎的前提，即事物的现象出现了不准确的现实状况，那么在实证的逻辑演绎的过程中，由于其前提的不准确性，也导致了逻辑演绎结果的不准确性，降低了问卷调查法的实证性的特质。而问卷调查法的实证性的降低，主要原因在于问卷调查法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以及调查者和被调查者在具体的问卷调查过程中，由于其人为因素的影响，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主体的主观因素的影响。在现实的操作过程中，问卷调查法的实证性的程度有所降低，但并不影响问卷调查法作为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最主要的方法。
问卷调查法由于其明显的实证方法论背景、以假设演绎为主的逻辑程序、结构化、标准化的操作方式，加上它与抽样和统计分析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以个人作为主要分析单位、以精心设计的问卷作为收集资料的工具等众多特点，是一种有着明显的实证色彩，适于进行大规模的、定量研究的调查方法。在法社会学研究中，它是一种从宏观的角度、采取定量的手段、依据客观的验证来认识和说明社会现象的调查研究方式。现实社会是复杂多样的、多面向的，而人类对它的认识也是具有多种手段和多种方式的。在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中实证主义方法论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问卷调查法在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中是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将导致我们认识现实的不同部分、不同面向从而得到不同的“社会实在”，从而获得不同的理论建构，问卷调查法从实证性的视角来解读法社会学现象，从法律所体现的社会现象的层面来研究法律的实施和建构。理论的多元化从多角度对社会的实践的研究方法进行引导，实证主义的哲学及方法论为我们认识、分析、说明法的社会现实提供了一种理论视角和方法工具，让我们得以认识社会的某些部分、某些面向。问卷调查法是实证主义哲学和方法论在社会调查研究中的具体体现，但是其在体现实证性的同时，由于其在实践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某些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得问卷调查法的这种实证性有所减弱。从根本上讲，问卷调查法是具有实证性的社会研究方法，在法社会学的领域中同样得以适用，从法律的社会现象中通过逻辑演绎归纳出法的原因和规律，进而进行理论的构建。
注释：
①[法]涂尔干著. 狄玉明译.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9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