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的法律定义范文

补偿的法律定义篇1

【关键词】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

引言：

水土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生活的基本依靠，是我国重大的生态安全问题，关系我国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水土流失的治理工作，而有效的治理水土流失，必须要构建并完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建立和完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增强全社会的水土保持意识的客观要求，是加快对以牺牲来换取经济利益的观念的转变的重要举措。因此，构建和完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生态补偿的界定

由于研究目的的不同，各学科对生态补偿有不同的含义界定。在生态学上，有自然生态补偿（natural ecological compensation）的概念。也有人将其定义为，自然生态系统对于由于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所起的缓冲和补偿作用。广义的生态补偿则包含对破坏生态系统和损害自然资源所造成损失的赔偿，也包含对造成环境污染者的收费或是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保护所获得效益的奖励。即因为开发利用土地、森林、草原、水、矿产、野生动物等自然资源而损害生态功能，或者导致生态价值丧失的单位和个人支付补偿费用，用于对为保护和恢复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及其功能而付出代价、做出牺牲的单位和个人支付补偿费用。而狭义的生态补偿则专指对于生态功能或生态价值的补偿。具有重大生态价值的对象进行的保护性投入。狭义的生态补偿的概念通常指目前国际上使用的生态服务付费（Payment for Ecosystem Services，PES）或生态效益付费（Payment for Ecological Benefit，PEB）。

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法理判断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是生态补偿的一种，比生态补偿这一定义更加具有具体性和针对性，它是专门针对因水土流失现象造成的水土资源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而给予的特殊的生态补偿。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实质是遵循法律分配利益的原则，追求社会公共福利，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在具体的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中，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应当包括生态补偿的主体、生态补偿的客体、生态补偿的对象、生态补偿的标准和生态补偿的方式等。

生态补偿的主体的设置既有抽象性的国家，也有具体的行政机关、法人和个人。目前，在学界，基本明确了国家或政府在生态补偿主体类型中处于核心地位。水土保持的生态联系具有广泛性、公益性和复杂性，从而，也决定了生态补偿时应当是政府补偿为主，市场补偿与社会补偿相结合。生态补偿的客体是是以生态为中心的广泛的利益即生态利益，那么，生态补偿的对象应当是生态利益的损害，这种损害可以表现为经济性、社会性的、生态性的。在生态补偿法律构成要素中，生态补偿的标准直接联系着补偿与损害，补偿标准是否合理，关系到生态补偿是否公平。生态补偿的标准应当是以生态利益的缺损填补与回复为原则，针对不同情况而区别对待。生态补偿法律关系中，权利人权利的实现及义务人义务的的履行是通过不同的生态补偿方式实现的。生态补偿的方式，是指国家行政主体承担生态补偿责任具体形式，其通常包括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政策补偿等方式。正确的适用生态补偿方式，对于弥补生态维护建设特别牺牲者的损害有重要意义，可以采取经济性补偿，也可以运用政策性的优惠补偿。

三、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新《水土保持法》鼓励国家构建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第三十一条对此作了规定：国家加强江河源头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水源涵养区水土流失的预防和治理工作，多渠道筹集资金，将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补偿纳入国家建立的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然而，在生态补偿制度上，我国仍然存在了较大的不足和缺陷。

（一）补偿资金保障的缺乏。长久以来，人们形成了低价获取自然资源或无偿享用生态服务的定势思维，使得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主要依靠政府的转移支付。对有限的用于生态补偿领域的资金，管理也不到位，资金不能集中用于重要生态功能区的保护与建设，而是被分散使用。对于一些影响较大的项目，则重复立项、分头跟进，造成资金的低效使用和浪费。同时生态补偿的融资渠道单一，在各地已经进行的生态补偿实践中，基本上没有社会资金的参与，也没有形成规范的生态服务付费市场。政府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经济扶持不具有强制性和稳定性，难以形成长效生态补偿制度。

四、政策建议

（一）扩大补偿资金的来源渠道，加强全社会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意识的宣传和教育。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我国财政支出中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和投入少得可怜，主要依靠政府的转移支付。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大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预算投入。另一方面，我们应当要拓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资金的筹资渠道。一是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法》规定对开办生产建设项目或者从事其他生产建设活动，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地貌植被，不能恢复原有水土保持功能的，征收水土保持补偿费，专项用于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二是积极完善生态环境税收制度。帮助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进行辅助作用，扩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资金来源。再次，加强社会各方面的捐助。鼓励民间团体或个人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工作进行自主捐款。社会捐助不仅包括来自社会各界的经济帮助，还应当包括技术等援助，这主要是对积极进行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者、以及积极改进生产工艺减少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单位给予技术等方面的援助。

（二）建立政府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实行的监督体系。为了保护水土资源生态环境，治理水土流失现象，要建立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并为这一制度的实施建立专门的监督管理体系。各级政府应该形成完善的水土资源生态保护行政执法和监督机制。生态建设的法制化管理工作，有关水土保持方面的重大决策要有合法性审议程序，并向全社会征求意见，涉及重大水土资源使用的情况，还应当举行听证会，决不能因个别领导人的意志去行事，而是必须形成完整的制度同时运用法律来对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监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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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立洪，柯庆明，林文雄.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分析[J].中国农业科技导报，200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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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曹明德.对建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再思考[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补偿的法律定义篇2

关键词：公益征收 补偿原则 宪法修正案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刚刚落下帷幕，第四次修改宪法举国关注。在这次宪法修改中，进一步完善了公民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增加了对公民财产实行征收（包括征用）时进行补偿的规定。1 宪法明确规定征收补偿制度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新条款却没有规定补偿的原则——如何进行补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本文即旨在讨论征收补偿的原则问题。

在讨论我国公益征收的补偿原则应当如何确定之前，不妨检视一下其它国家对同一问题的规定。西方各国在公益征收补偿原则的确定问题上，基本上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发展历程，其中，尤以德国的发展最具有代表性。

一、德国公益征收补偿原则的发展

（一）19世纪普鲁士邦的全额补偿理念

19世纪的德国普鲁士邦遵循“自由主义法治国”的理念，实行“财产权的绝对保障”制度，征收人民的财产时实行全额补偿。

普鲁士于1794年颁布的《普鲁士一般邦法》（Allgemeines Landrecht für die Preussischen Staaten）第9条规定，征收的补偿范围，不只包括被征收物的“通常价值”（Der gemeine Wert），也包括该物的“特别价值”（Der ausseror dentliche Wert）。所谓的“通常价值”，系指物对任何人都能使用的价值以及对任何人都能产生及估价计算得出的便利（Annehmlichkeit）和舒适（Bequemlichkeit）的价值。“特别价值”则是除了“通常价值”外，基于某种条件（Bestimmungen）和关系（Verh？ltnissen）才产生的价值。2 1874年的《普鲁士土地征收法》第1条、第8条规定，土地征收实行全额补偿；征收应补偿被征土地及其附属物和孳息的全额。在计算被征收物的价值损失时，以市场上的“交易价值”（Verkehrswert）作为估价标准。普鲁士法的这种规定显示出，公法上的“损失补偿”和民法上的“损害赔偿”并未有明确区分。政府的征收虽然是为了公共利益，但是，这种对人民财产权利的侵害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给予人民不利，是一种“半侵权式的征收”（Quasidelikt Enteignung），国家给予人民从宽的全额补偿，被认为乃是一种“国家歉疚”（staatliche Sühne）的表现。

（二）威玛宪法时期的适当补偿概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建立了共和政权，并于1919年8月11日颁布了《威玛宪法》。《威玛宪法》第153条规定，为了公共福利的原因，依法可以对公民的财产进行征收。除了联邦法律另有规定外，征收必须给予适当的补偿。

与战前的补偿制度相比，《威玛宪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对公民的财产征收不再是“全额补偿”而是予以“适当的补偿”（die angemessene Entsch？digung）；二是在必要时，联邦法律甚至可以免除征收的补偿。这种从战前的从宽的“全额补偿”到威玛时代“适当甚至可以不必补偿”的征收补偿理念的转变，反映出德国战前战后经济与社会情势的变迁。一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战败国，长期的战争拖累致使民生凋弊，国内经济几陷于崩溃。政府如果要对征收实行全额补偿，财政自然无力承担。另一方面，德国的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状况也要求德国的法治国理念由战前的“自由主义法治国”向战后的“社会福利国”转变，在国家经济政策方面要求扬弃原来的个人主义自由经济思想，而转向社会福利主义。

然而，究竟何为适当的补偿？《威玛宪法》本身并未明言。威玛时代，包括后来纳粹政权上台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都未对这种弹性的补偿理念作出明确的解释。德国在此时代所制定的法律，几乎全部采用与《威玛宪法》第153条同样的适当补偿的用语，而未确切的表示适当补偿的内容。因此，何谓适当的补偿，主要取决于实务中法院方面的判断裁量。德国行政法院在作补偿适当性的斟酌时，在有关判例中提出了“公益权衡”的主张。德国行政法院认为，所谓的适当补偿，是经过对全盘因素（alle Verh？ltnisse）都考虑后，得到公正（gerecht）及衡平（billig）的结果。也就是说，所谓适当的补偿，不仅要考虑被征收人的立场，而且要考虑因征收而获得利益的大众和代表大众的政府的承受能力。简言之，将公益作为权衡补偿适当性的重要因素予以考虑。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在实践中，被征收人所能得到的补偿通常是被征收物的实际价值的“最下限”（untere Grenze）。

（三）德国基本法的公平补偿原则

二战后，联邦德国于1949年颁布了《基本法》。《基本法》第14条第3项规定，财产的征收惟有因公共福祉所需时方得为之。对财产的征收必须依照法律进行，且该法律必须规定补偿的形式和额度。确定财产补偿时，应当公平地衡量公共利益和相关人的利益。对于补偿额有争议的，可以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

与二战前的威玛宪法相比，基本法对征收补偿的规定有两个显着的特点：一是对征收作出规定的法律必须同时规定补偿的形式和额度；二是补偿的额度应当在公平地衡量公共利益和相关人的利益以后作出决定。以下对这两个特点分别作简要论述。

1.“唇齿条款”的概念和功能

如前所述，《威玛宪法》规定，在必要时，联邦法律甚至可以免除征收的补偿。为了避免这种无任何补偿的征收，基本法规定，对财产的征收必须依照法律进行，且该法律必须规定补偿的形式和额度。这一规定强调征收法律中补偿的不可缺性。征收法律必须有补偿条款，才能有效存在和适用。德国学者将这一条款称为“串联条款”（Die Junktimklausel），我国台湾学者陈新民教授取其“唇齿相依、唇亡齿寒”之意，称之为“唇齿条款”，形容征收与补偿的不可分性。

“唇齿条款”的功能在于强调“有征收必有补偿”，以保障人民的财产基本权利。补偿被作为征收行为的许可要件之一。如果一部法律在规定征收时并未同时规定补偿，就会因违反宪法“唇齿条款”而归于无效。因此，对于立法者而言，“唇齿条款”具有“警惕功能”（die Warnfunktion）。立法机关在制定一部法律时，尤其是涉及到人民财产权利的法律，必须注意该法是否含有征收的特征。如果该法涉及到财产征收，立法机关必须衡量征收的必要性（是否因公共福祉必须征收），同时规定征收补偿的形式和额度（公平衡量公共利益和相关人的利益）。立法机关这种检查义务（检查该法是否为征收法）和衡量义务（衡量征收的必要性以及如何作出公平补偿的规定），是为了避免其立法因违反宪法而导致无效的命运。

2.公平补偿的内涵

基本法征收补偿条款所使用的“公平衡量”（gerechte Abw？gung）用语，表明财产征收的补偿，是一种利益衡量的结果。与《威玛宪法》的“适当补偿”概念不同，基本法规定，将社会公共利益和征收所涉及的相关人的利益一并斟酌，而且，应当公平的加以衡量，是将这些利益视为同等级的价值予以考虑。这种既不偏向当事人的利益，也不偏向公共利益的“公平补偿”（gerechte Entsch？digung）概念，是基本法所确立的征收补偿原则。

然而，何为“公平补偿”？与《威玛宪法》确立的“适当补偿”一样，仍不同于19世纪“全额补偿”的概念那样明确，仍然需要进一步加以解释。《基本法》颁布后，学界即展开了对这一条款的热烈探讨。

德国学界普遍认为，公益征收的“公平补偿”条款，是《基本法》授权立法机关在制定征收法律时，可以审视立法时的一切客观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征收的标的和目的，以及通行的社会正义、公平等主流价值，作为补偿决定公平性的标准。

为了使公平补偿的概念有一个更具体的轮廓，许多学者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如学者W. Rüfner提出，所谓公平的补偿就是尊重平等原则，使得被征收人因征收补偿的获得，不会产生其本人与其它未被征收人比较起来有不公平的感觉。所以，公平补偿就是造成一个“公平的秩序”（gerechte Ordnung），而不会让被征收人成为公众的“特别牺牲”。另一学者E. Knoll认为，根据征收的目的，可以把征收分为两种：一是公用性质的征收。这种征收纯粹出于公用性质，如政府征收土地建造办公大楼。在公用性质的征收中，公益主要是一种“国库利益”；二是社会目的性的征收。这种征收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社会财产结构，亦即进行社会改造，调节贫富之间的差距。这种征收中所称的公益，不是国库利益，而是一种政治或社会利益。E. Knoll认为，第一种征收，主要是使需地机构获得土地，而不是使需地机构以较低的代价获得土地，因此，为了不使当事人产生特别牺牲起见，应给予市价补偿，使被征收人可以再依此价重新获得土地。而在第二种征收中，因这种征收并非以图利国库为目的，而是进行“社会阶层的重组”（gesellschaftliche Umgestaltung），所以不须予以市价，只需给予其“收益价值”（Ertragswert），即实际的经济价值即可。

在司法实务中，联邦普通法院于1952年作出的一个判例认为，所谓公平的补偿，是使被征收人可以有能力回复到征收前的财产状态。在土地征收案件中，被征收人可以用补偿费再以市价买到与其被征收土地同样价值（品质）的土地。这一判决提出的理论被称为“重新取得理论”（Wiederbeschaffungstheorie）或称为“等值理论”（Aoquivalenztheorie）。在立法方面，1953年，德国颁布了战后第一个联邦征收法律《建筑用地取得法》。该法第9条所规定的征收补偿，包括补偿被征收土地的“权利损失”（Rechtsverlust）和其它因征收而引起的“财产上的不利益”（Verm？gensnachteile）。这种将征收补偿分为两类的“双类补偿体系”（doppelstufiger Entsch？digungsmechanismus），实质上已趋向补偿被征收人依市价而定的全部损失。这一法律关于征收补偿规定的基本架构，以后为许多法律所沿用。这意味着在立法和司法实务中，公平补偿实际上开始日益向全额补偿的方向发展。

所谓公平补偿，究竟是否应当理解为全额补偿，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于1968年在著名的“汉堡水坝法”一案中作出了权威解答。针对征收补偿，法院认为：《基本法》第14条第3项所规定的公平补偿，是基本法授权立法者，可以斟酌、审视立法时各种不同的所欲规范事件和时间因素的特性，来决定是否应给予被征收人全额（市价）或是低于全额的补偿。基本法并未期待征收补偿一定是全额给付的、僵硬的、只以交易价值为导向的补偿要求。依联邦宪法法院的观点，是否应当给予被征收人与被征收财产完全等值的补偿，仍应视具体情况而定。3通过以上对德国征收补偿的理念及其制度变迁的考察可以得知，征收补偿的原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代的不同而不同，随社会、国家意识的转变而转变。具体而言，征收补偿原则的确定，不仅受立宪思想、受立法者强调保障人民财产权利的意识所左右，而且受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国家财政负担能力的影响。总的来说，征收补偿原则的确定，需审时度势，与社会主流价值相契合，方能为社会各方面所接受。

二、其它国家宪法确立的征收补偿原则

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征收补偿的原则是现代法治国家一致的做法。如，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私有财产不得未获公正补偿（just compensation）即遭占取（taking）。”日本宪法第29条第3款规定：“私有财产在正当的补偿下可以用于公共目的。” 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除非由于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的明显要求，并且在事先公平补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被剥夺。”这些国家所使用的“公正、正当、公平”等概念，与德国基本法的用语在含义上并无实质差别。

三、我国公益征收补偿原则的确定

我国先后颁布的四部宪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征收补偿的原则，迄今为止，我国也没有建立统一的行政征收补偿制度。我国的行政征收补偿制度分散规定在各个单行法律之中。

由于宪法上缺乏统一的补偿原则，各单行法律所规定的补偿标准之间存在很大差异。4 没有一个统一的补偿原则作为统率，各单行法律在确定补偿标准时难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另外，有些单行法律规定的补偿标准十分模糊，可操作性很差。在没有一个上位的补偿原则可以遵循的情况下，就给征收机关留下了过于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力，这使得公民的财产权利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办法是通过修正宪法，在宪法修正案中规定征收补偿的原则。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次宪法修正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5那么，在此情况下，如何弥补这一漏洞呢？

笔者认为，我国可以通过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将这一遗留问题予以解决。在这部《行政补偿法》中，应当借鉴其他先进法治国家的做法，同时结合我国现实国情，确定“公平、合理”的补偿原则。同时，《行政补偿法》要对征收的目的、补偿的程序以及补偿的法律救济等等补偿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完善的规定。当然，另一条思路也基本可行，即在修订《国家赔偿法》时，对行政补偿加以补充规定。6行政补偿制度的建立，是现代法治国家行政法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行政补偿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有利于妥善调整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不言而喻，这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宪法》第10条第3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第13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它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2、这种“通常价值”和“特别价值”的二分法，可能造成将被征收人的“主观价值”损失亦包含在内，从而形成“双重补偿”的问题。实务中认为，征收补偿原系在于补偿客观的价值损失，“特别价值”必须因征收造成客观价值损失，才可以请求补偿。而属于个人主观因素的“情感价值”、“偏爱价值”等主观价值，不可请求补偿。

3、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5页以下。

4、虽然要求适用于不同情况的各个单行法律规定相同的补偿标准未必妥当，但这些补偿标准也不能相距甚远。否则，公民同样因为公益而牺牲自己的财产权利却得到过分悬殊的补偿，难免有违公平之嫌。

5、去年抗击非典期间，为抗击非典的需要而征收（或征用）公民的财产时，就面临这一问题。今年年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第三十七次常务会议（2004年1月29日），会议决定对发生高致病性禽流感地区扑杀家禽的损失，要给予“合理”的补偿。这本来是一个在宪法修正案中增加规定征收补偿原则的契机，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次机会明显被错失了。

补偿的法律定义篇3

关键词:西部 生态补偿 法律制度

前言

生态补偿起源于德国1976年开始实施的engriffsregelung政策和美国1986年开始实施的湿地保护no-net-loss政策。我国是世界上开展生态补偿工作较早的国家之一,1992年底,原林业部提出必须尽快建立我国森林生态补偿机制,1998年修改后的《森林法》第8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2000年,国家《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的经营者有获得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权利。除此之外,《水法》、《矿产资源法》、《渔业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生态补偿制度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从2001年起,国家财政拿出10亿元在11个省区开展生态补偿试点,还拿出300亿元用于公益林建设、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补偿、防沙治沙工程等等。一些地方政府也制定了政府规章,同时,各地方也积极开展了生态补偿的试点工作。

但是,除国家财政少量的转移支付外,我国迄今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而且,西部的生态补偿处于无法可依的困境,特别是相关的环境经济、法律手段严重短缺,无法解决西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WwW.133229.COM因此,应尽快完善立法,建立起有效的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确保西部生态补偿工作得以长期、稳定地实施。

一、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存在的问题

当前中国和中国西部的生态补偿机制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处于探索阶段,关于生态补偿的经济、技术手段、管理模式等都很不成熟,亟待完善。仅就生态补偿的相关法律而言,存在很多问题。笔者以为,最为严重的当属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综合性制度安排。我国目前生态环境管理涉及林业、农业、水利、国土、环保等部门,环境管理体制存在严重缺陷,横向管理体制不健全,部门分头管理现象严重,没有统一的法律框架和实施规划,生态补偿基本上是部门性、地方性的,缺乏部门间的、中央与地方的统一和协调,尤其是缺少跨省市的协调体制,无法解决跨省市的生态环境补偿问题,也无法整合生态保护与建设资金。生态系统作为特殊资源,其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内部各构成要素间相互联系与制约所形成的动态平衡发挥作用,仅对其中某个要素或部分要素进行补偿并不能真正达到生态补偿的最终目的。而我国现有的规定恰恰陷入了这个“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的误区,未能采用整体系统的认识和做法,导致仅有的生态补偿制度局部公平,整体不公平。如果这些状况得不到改变,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就将无所依托、难以建立。

2.对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义务、责任界定及对补偿内容、方式和标准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生态补偿是多个利益主体(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一种权利、义务、责任的重新平衡过程,涉及复杂的利益关系调整,而目前涉及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法律法规,都没有对利益主体做出明确的界定和规定,对其在生态保护方面具体拥有的权利和必须承担的责任仅限于原则性的规定,导致西部生态补偿各利益相关者无法根据法律界定自己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责、权、利关系。此外,因学界对生态补偿资金来源、补偿渠道、补偿方式和标准还存在争议,故也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可遵循。

3.立法远远落后于生态问题的出现和生态破坏的发展速度,许多新的管理和补偿模式没有法律法规给予肯定和支持,对利益主体没做出明确的界定和规定。中央立法中仅《森林法》中有生态效益补偿的不成熟的原则性规定,《水法》、《矿产资源法》、《渔业法》、《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只有一些零星的规定,西部地方立法也欠缺可操作性。由于中央立法整体性缺少关于生态补偿的法律规定,西部地方立法探索缓慢,所以对于相关利益主体的法律规定仍然是一片空白。生态税、发行国债、生态、bot融资方式、东部发达省份对西部的援助资金等方式筹集资金等还未被法律所肯定。这些都不足以应对西部日益恶化的生态需求。

二、建立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和法理依据

(一)建立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必要性1.日趋严峻的西部生态环境形势急需生态补偿立法随着经济的发展,西部将面临比中东部更为严峻的环境资源形势,西部生态总体仍在继续恶化,生态环境所呈现出的脆弱性、不确定性、反复性和艰巨性,必须引起我们高度关注。西部生态功能的价值长期没有被认同和接受,这一巨大生态价值在经济建设和市场交换中不能体现出来,同时,生态效益目前还难以成为商品进入流通市场,以致西部许多地区陷入贫困、人口增长、环境退化恶性循环中,据了解,全国有一半的生态脆弱县和60%左右的贫困县集中在西部。

喀斯特地区过度开垦导致的水土流失和沙漠化问题,西部生态屏障的建设与投入的矛盾,草原过度放牧或过度耕种带来的草原“三化”(退化、沙化、碱化)以及土地荒漠化(土地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人均森林面积和蓄积量急剧减少,作为“地球之肾”的湿地面积大幅退化和减少(直接影响陆地生态系统多种独特生态功能)等问题,以及每年席卷几乎大半个中国的沙尘暴在向人们证明,西部的生态危机不再是局部问题,已经发展成为全局性的大问题,事关全民族未来发展的自然与社会的大问题。它不是一时之因造成的,而是历史的长久积淀形成的,它固然是多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与生态补偿制度的缺位是有直接关系的,西部严峻的生态危机昭示了生态补偿立法的紧迫性。

2.生态补偿地方立法卓有成效,为西部生态补偿立法奠定了实践基础

随着人们对环境和生态保护认识的深入,人们对生态效益也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某些省市地方政府亦先行一步,出台了具有地方特色并符合地方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生态补偿规定,并取得较好的实施效果,为进行西部生态补偿立法奠定了实践基础。其中,浙江省是我国较早注重并开展生态补偿建设的几个省份之一。2005年8月,浙江省政府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确立了浙江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原则,即“受益补偿、损害赔偿;统筹兼顾、共同发展;循序渐进、先易后难;多方并举、合理推进原则”,同时提出了开展生态补偿的主要途径和措施。在此之前,浙江省杭州市也曾下发了《关于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生态补偿机制的基本内涵和基本原则,将结合政府调控与市场化运作,逐步建立公平、公正、权责统一的生态补偿机制。同时,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生态补偿的公正财政制度,明确生态补偿标准、制定生态补偿产业扶持政策,建立生态补偿、环境管理制度及生态补偿的市场化机制,逐步建立责权

统一的生态补偿行政责任的要求。还在全国率先出台《浙江省市、县和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等,加大生态投入,“十五”期间累计投入占同期gdp的2.06%。截至目前,“百亿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已累计完成总投资401亿元,使浙江省生态环境质量得到了显著改善。地方省市经过长期的摸索与环境管理实践,探索到的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和工具,尽管其中不乏局限性,但对其他省市、西部以至全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建立都具有借鉴价值。

(二)建立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基本法理依据关于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我国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并形成了称为“三大理论基石说”的外部效应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生态资本理论,这为我国的生态补偿立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从法律层面看,建立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有其深刻的法理依据。

环境经济学家安德雷·维斯特认为,一些人多占了环境资源,另一些人占得远远不够,国家应在他们之间进行平衡和调整,这种平衡和调整指的就是生态补偿。西部生态补偿就是西部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重整与平衡,其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权利冲突,它集中表现为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环境权”、发展权与西部尤其是西部各个体的生存权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确切说来,是现代性引发的危机,对经济利益的最大限度的追求,使人们忽视了生态环境资源的优先承载,如果说,在现代社会发展初期,这种冲突还不成其为冲突,那么,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现代性所造就的人类强大的开发、攫取能力,最终使潜在的危机变成显性的危机,使人类的环境权,这项基础性、前提性的、不言而喻的权利遭受侵害。环境权是每一个个体的“天赋人权”,如果连这一起码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其他权利就如同空中楼阁,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地域性、区域性环境权问题,只是现代性危机的延伸。

如何在国家和社会范围内保证环境权的公正享有,首先,应把以前不认为是权利的环境权视为一种不可追问的人人享有的前提性权利加以肯定,而任何相关的法律制度仅仅是实现这项权利公正的手段。同样,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也是该手段中的一种,把生态环境受益者、破坏者与受害者、保护者两方面的法律责任、法律权利作合理设定,使保护者与受益者之间和破坏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分配不再发生扭曲,这是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环境权”层面上作的界定,这样生态补偿就有法理上的支持。其次,要对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本身的公正性谨慎安排,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对于法律关系主体实体性的权利、义务进行对等设定、确保享有,在诉讼程序上,充分地保证诉讼主体通畅行使相关诉讼权利,从而保证法律关系主体的相关权利、义务得以在结果上真正公正实现。当然,这不是仅靠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环境法就能够解决的,还要靠其他法律制度和其他部门法的支持。

“在法律上,每一个主体都有在法律的限度内追求和获取自己最大利益的正当权利,也有在法律的限度内维护和保护自己利益的正当权利,而每一个主体的利益追求是不同的,因此,利益追求呈现多样化。”[1]在以上意义上,环境权是一项生存性的权利,同生存权存在交叉关系,也是生态补偿的首要原因。对于西部来说,同样,生存权应该摆在首要的位置,没有起码的生态环境,西部难以生存,更不要说发展,西部的生存权又是由各具体的个体的生存权所构成,不能因为某些阶层、团体的经济发展而置西部个体生存权于不顾;也不能忽视个体生存权而谈“整体环境权”,这是有悖法律公平正义精神的,其实质结果是沦为强势群体的环境法西斯主义。所以,严格明确的生态补偿制度,既补偿过去、现在和将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对西部生态环境的损耗,又充分补偿西部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所承受的额外负担以及进行西部生态建设的社会性劳动,保障西部整体的和各个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实现。

西部是维护我国生态环境安全的生态屏障区,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决定了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人们的生活质量。西部搞好生态保护,中部、东部同样能获得生态效益,西部牺牲眼前经济发展可资利用的资源来搞生态保护,是为了全局的长远发展,因此造成的发展机会的损失和经济损失如果全部由西部来承担,显然不符合公平正义精神的,所以,“国家和社会受益者应对西部地区进行生态补偿,让生态环境保护活动产生的正外部经济性———生态服务价值、或生态环境的破坏活动所产生的负外部经济性内化到行为主体的私人成本中去”[2]。最大程度地减少西部地区因贫困和生存压力而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西部与中部东部的关系,从而有效维持甚至增值西部生态功能。

三、建立西部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思路

我国虽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资源法和环境保护法体系,许多法规和政策性文件中都规定了对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扶持、补偿的要求及操作办法,但这些规定缺乏综合性的制度安排,而且多是不成熟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所以,在实践中生态补偿更多的是依靠政策和行政的手段而不是法律来推动的,如何使生态补偿成为一项持续而又稳定的法律制度,获得全社会一体遵行的法律效力,笔者以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一)建立和完善西部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体系生态补偿在我国作为一项新生制度,迫切需要立法来确立它在法律中的地位,各社会主体也需要有法可依,由相关法律来指导和调整自己的行为。建立和完善西部生态补偿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

1.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并在其中确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和受益者补偿原则。作为环境保护综合性基本法,制定已近20年,这20年中,我国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以及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感受和认识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看来,“这部法律确立和体现的基本原则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对生态环境保护明显忽视,偏重于污染防治。只规定了对环境污染所产生的外部不经济进行收费,而没有考虑对生态环境保护行为所产生的正外部性进行补偿”。所以应对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作必要的修改,增加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比重,增设生态补偿制度,使其与征收排污费制度一样成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以确立其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的地位。同时建议将受益者补偿原则明确定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受益者(包括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污染物的排放者、资源产品的消费者和其他生态利益的享受者,均应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对生态环境的自身价值予以补偿,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所确立的环境责任原则能够体现消费者最终承担和受益者负担两个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则的基本准则。其对应面环境权利,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各专门的环境法律法规均只体现了控告、检举和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权利,应加强对环境权利的确认和保障。

2.修改单行资源法增加生态保护的立法目的,对一些资源法中已确立的生态补偿费制度要进一步具体化、完善化,使之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在其他资源法中,也应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同时强化有关生态保护的法律义务,加强对破坏生态环境,违反生态补偿制度的行为的处罚力度。此外,环境保护的综合性、整体性、全过程性、合作性以及风险预防等也要得到基本法和除《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外的专门环境法律法规的确认或体现。

3.制定生态补偿的自然资源单行法,同时对西部地区生态补偿作出明确规定。在各资源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生态补偿费制度之后,为了使这一制度以国家行政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国务院应进行立法,专门就生态补偿的目的、方针、原则、主体和对象、方式和标准、重要措施、生态效益的评估、补偿额的确定以及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作出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同时,针对西部地区这一特殊的地域情况和补偿的重要性,可以分出一章对西部生态补偿作出特别规定,或者授权国家环保总局针对西部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制定专门的办法对西部生态补偿作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定,对西部的生态环境建设做出长期性、全局性的战略部署,尤其要对在生态补偿制度中如何协调西部地区与其他区域的关系、如何使生态补偿制度确保全国公正的前提下实现局部公正等方面作详细的规定。

4.开征新的环境税,建立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专门税种,完善现行保护环境的税收支出政策,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有关专家认为,将目前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可增加水资源税,以解决我国日益突出的缺水问题。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以避免和防止生态破坏行为,对非再生性、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4]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对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按其生产产品的实际数量从量课征。通过税收手段,加大税档差距,把资源开采使用同企业和居民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以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共同调控我国西部资源的合理开发。

(二)确定西部生态补偿重点,明确补偿次序年,国家环保总局下发的《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为进一步探索做好生态补偿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西部生态补偿点多面广,不可能面面俱到,因而亟须在一些领域重点突破,以点带面,提出各类生态补偿问题的优先次序及其实施步骤,推动生态补偿发展。以西部贫困和生态脆弱区为重点,合理选择试点地区,通过试点工作,研究建立三江源地区、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矿产资源开发和流域水环境保护等重点区域生态补偿标准体系,落实补偿各利益相关方责任,探索多样化的生态补偿方法、模式,建立试点区域生态环境共建共享的长效机制,推动西部相关生态补偿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完善。

(三)加强西部地区生态补偿执法工作据调查显示,“环境行政执法困难以及政府主管部门不作为的内在原因依旧是环保执法权受制于上级地方政府主要领导者的行政权力,即地方政府主要领导的行政权力的影响力远远大于法律赋予政府部门的执法权力”[5]。“在法律方面,目前中国环境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昂格尔意义上的习惯法和官僚法。然而,现代市场经济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原有的环境保护惯例(习惯法),新自由主义话语霸权和西方法治国模式又从外部强烈地质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制定的大量环境管制法律(官僚法)。”

因此,在严格执法方面,应特别强调在西部地区加大环境执法力度。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和效率。同时还要加强监督管理,强化司法的保障功能。中央有关生态补偿法律的规定,只是抽象的规定,这就要求西部地区在执行生态补偿法律时要进一步明确补偿目标、补偿时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和补偿对象。生态补偿法律是否有实效,关键是设计出能使贡献者得到补偿金的方案。为了保证把补偿真正地落实到做贡献者,必须解决如下问题:一是如何将补偿金直接发放给参与生态建设的农户和企业的手中,而不能对地区补偿;二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与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对做贡献地区补偿时,如何确保落实转移支付部分归政府支配,而税收减免归农户和企业享有。通过立法和有效监督机构确保国家的生态补偿到农民手中,而不被中间的一些机构或个人截流他用,在实践中不断规范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

(四)需要其他部门法的配合

补偿的法律定义篇4

关键词：见义勇为 无因管理 侵权责任

一、见义勇为的相关概念

见义勇为，是从古代一直延传到今天的一种道德义举，可以说它是正义的人性使然。《论语·为政》早就做出了“见义不为，无勇也”的道德评价，可见见义勇为的定义由来已久。《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中如是规定见义勇为：“看到正义的事情奋勇地 去做。”这些都是从道德意义上对见义勇为给予的定义。

二、中国古代见义勇为立法保障机制

见义勇为的立法保障，虽然在法律上还没有明确，但却是势在必行的，因为早在古代，我国就有对见义勇为的立法机制，立法渊源最早可追溯到秦朝，历经了唐、宋、 明、清的发展。首先是历朝法律规定了对见义不为的惩罚措施。其次，我国许多朝代都制定了对见义勇为给予奖励的法规。历代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对见义勇为进行立法，并且基本上是以国家法令法规的形式出现。但纵观这些法令法规也始终未从内涵上对见义勇为进行法律界定，而是通过列举哪些行为是见危不救、见义不为应受处罚，哪些行为是见义勇为应该奖励和褒扬，从而对见义勇为做出简单的外延性界定。从内容上看，历代法律在对见义勇为界定时，其中的“义”也就是指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确保自己的阶级统治地位，以及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和公、私财物的事，所以在这些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见义勇为就表现在捕获罪犯方面以及在火灾、水灾时或遇盗遇抢时实施的救助。

比如，秦朝的《法律问答》中这么记载见危不救：“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虽不存，当论。”唐代的《唐律疏议》对见义勇为规定的更多而细，如该书卷二八规定：“诸邻里被强盗而杀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闻而不救助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速稿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以上是举例对见危不救者的惩罚，古代还有很多关于鼓励奖赏见义勇为的规定。《宋刑统》卷二八有明确规定，《元曲章》卷五一规定：“诸人告或捕获强盗一名赏钞五十贯，盗窃一名二十五贯。应捕人告或捕获强 盗比诸人减半犯人名下追征，犯人财产不及，官司补支。”8还有很多律令对见义勇 为规定详尽。这些规定为我们今天对见义勇为进行国家立法，对见义勇为做出科学的法律界定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虽然它以道德为基准，但是我们可以参考其奖惩原则。

（二）中国现代见义勇为立法保障机制

我国现在没有规定统一保障见义勇为的法律，很多地方自行制定了相关法规来保护见义勇为。从法律上看，见义勇为的性质相近于无因管理，那么无因管理的法律应该能适用于见义勇为，但是很多时候相关法律在见义勇为中却无法明确使用，因此造成见义勇为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社会现实。我国最新侵权责任法 23 条规定：“因防止、制止他人民事权益被侵害而使自己受到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侵权人逃逸 或者无力承担责任，被侵权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其实该规定可以用到见义勇为上，并且这就是可以用到的最新的对于见义勇为者权利保护的法条，其中也明确了其侵权责任的承担者，但是承担范围等没有具体规定，因此和几则民法 通则一样存在几个保护不力的弊端：

1.《民法通则》第 93 条所确定的受益人偿付原则。这里的受益人包括哪些人，此问题无法律之规定。而在见义勇为法律关系中，受益人既可能是直接受益人，也可能是作为间接受益人的国家；既可能是不特定的多数人，也可能是某一组织，有时候甚 至受益人是模糊的，不能确定的，那么在此情况下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如何能够得到保护呢？法律中也没有明确偿付的额限，偿付的标准等等，因此见义勇为者在索偿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很多问题，从而得不到权益的保障。

2.《民法通则》第 109 条规定了由侵害人进行赔偿，而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的原则。笔者认为此条的规定是对见义勇为所涉法律关系未弄清而致。侵害人与行为 人之间形成侵权关系，其理应进行赔偿；而对于受益人与行为人之间形成了另一个法律关系——特殊的无因管理关系（即见义勇为），在二者之间变形成了无因管理之债，为什么受益人却只是进行选择性的适当的补偿呢？如果想补偿鼓励见义勇为，法律就 应当明确规定受益人补偿的原则。还有，“补偿”是补偿部分还是全部？那达不到见义 勇为者的救助条件要由谁来补偿呢？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为维护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而使自己受到人身损害，因没有侵权人、不能确定侵权人或者侵权人没有赔偿能力，赔偿权利人请求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 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条的救济只是“受益人在受益范围内予以适当 补偿”，那么受益人的受益范围很小但行为人的损失却很严重时，对见义勇为者的补 偿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再者，受益人无补偿能力时该怎样去保护见义勇为者的合法权 益呢？况且补偿仅仅是适当的、有限的。该条与《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 142 条基本一致。

见义勇为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由于它从道德上升到法律，因此标志着道德法律化的又一层递进，但是其中由于道德和法律的界限，对见义勇为的规定很难一概而论，因此就需要一套详尽的法律予以特殊规定。从道德到法律化的过程是一个逐渐融合逐渐拾漏补缺的过程。因此，以现代法制手段创建一套适合见义勇为的 法律更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史发中.见义勇为：亟待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J].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2（3）：23-26.

[2]张新根.见义勇为的法律分析[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6，20（66）.

[3]于洁兰，李春斌.保障见义勇为行为的另一种思路[J].乐山师范学院报，2005，20（9）.

补偿的法律定义篇5

关键词：军事征用；补偿；完善立法

中图分类号：F321.1；D9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35-0265-02

军事征用制度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和发展的，同时也是由国家的经济特性、本国作战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战争规律所决定的。军事征用的本质是调配军事物力资源及调动军事物力资源的用以弥补军事物力需求不足为直接目的的一种国家行为。与此同时，因为军事征用涉及到对个人的财产权的限制或剥夺，所以军事征用的发展与个人财产权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

一、我国军事征用补偿的立法问题

补偿是军事征用的核心之一，是私人财产权保障的核心内容。但是由于我国特殊的国家利益至上价值观，导致了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支配了军事征用补偿的立法，在军事征用补偿理念中公平意识不强，因此相关的法律规范严重缺失，使得当前军事征用补偿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显得格格不入，个人的财产权得不到公平合理的保障。

我国用来规范军事征用补偿的法律法规上不完善，《宪法》中虽然规定了补偿的内容，但是既不能直接适用，又缺乏行之有效的违宪机制审查。在《国防法》第48条第2款、《物权法》中都有对征用的补偿问题做过相关规定，虽然这些规定在征用中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但都没有军事征用补偿的相关规定，这将导致私人财产在遭受重大损失时得不到公平的补偿甚至根本得不到补偿。

补偿关系着私人财产权益的保障，以国外的经验来看，补偿的设定都是始于宪法而终于法律的。由于我国没有统一的《军事征用法》，这使得各级的规范性文件都可以对补偿进行设定，这往往导致公民受补偿的权利落空。因此，补偿问题已经成为了军事征用中侵犯公民私人财产的根源。

二、我国军事征用补偿现状

在我国，军事征用补偿主体范围过窄，目前仅仅包括了所有人和使用人的补偿；补偿损失的范围也过窄，目前仅包括实际损失而不包括既得利益的损失补偿；补偿的种类过窄，军事征用补偿的法规仅仅限于取得财产使用权的征用，而对于财产限制性的征用及军事行动附带损伤的补偿和牺牲鲜有提及。

补偿的标准过低且没有统一的标准。我国现行的补偿政策有两个显著问题：其一，补偿标准不统一。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没有给出补偿的具体标准，使其他法律法规所给出的补偿标准无法统一。在各个法律和规范中所给出的补偿标准有写作合理补偿的，也有的写作相应补偿的，还有的写作适当补偿的，这样就容易产生歧义使法律实施者迷惑。而详细的补偿标准由政府机关确定和制定，这样很容易造成故意压低补偿标准等不公正现象。由于用语本身不统一，就表明了补偿没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或这可以说补偿由政府说的算，随意性很强。其二，补偿标准的混乱致使补偿标准过低。这种压低补偿标准的执行方式使被征用人的损失无法完整的补偿，同时也助长了权力的滥用。由以上可见，我国的补偿原则实际操作中存在着补偿偏低且预得利益损失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予赔偿，而且法律中规定的适当原则变相变成了政府说的算的原则。

我国的征用补偿制度刚刚起步，难免制度混乱结构复杂，因而构建合理的征用补偿制度刻不容缓。

三、完善我国军事征用补偿

补偿程度高低标准是公平与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是个人利益和军事利益矛盾的结合体。现代意义上的军事征用补偿法律是一种保障公民私人财产的手段，同时，因涉及到国家的补偿，所以也涉及到了国家的财政利益。我国的军事征用补偿制度很不完善，国内外的客观形势都要求重视军事征用补偿问题，军事征用的补偿急需加强。军事征用中出现矛盾的主要根源就在于补偿问题，而补偿问题同时也是军事征用法的立法关键。

1. 军事征用的补偿性质

军事征用视为满足军事利益而正当的对财产的使用权进行变更，军事征用必须顾及原财产所有人的利益而给予适量的补偿。为了更好的开展军事征用，我们必须对军事征用补偿的性质加以界定。

首先，军事征用不是行政赔偿。根据《行政赔偿法》第二章行政赔偿的相关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军事征用的补偿不适用于行政赔偿的范畴。其次，军事征用补偿既不是民事补偿也不是民事赔偿。根据《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定和基本准则中我们可以看出，民事补偿和民事赔偿所调整的关系与军事征用的实施主体之间不具有等价性。再次，军事征用的补偿也不符合国家赔偿的标准。依据国家赔偿的相关法律条文，军事征用的补偿也不适用，其原因也与不适用《行政赔偿法》的原因相同，即《国家赔偿法》所适用的基础是以违法为前提的。

通过对以上三点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军事征用补偿的性质――军事征用的补偿可以视为国家补偿的一部分。第一，军事征用的补偿是由国家的合法行为所引起的，不是以违法为前提的。第二，军事补偿的根本属性和国家补偿是相一致的，即国家对特定受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损失的填补，旨在求得因公共利益而遭受损失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补救，用以体现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第三军事征用的补偿在时间要求上与国家补偿是相一致的，即国家补偿可以在损害发生以前进行亦可以在损害发生之后进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军事征用补偿的性质实为一种国家补偿，是国家补偿的一部分。

2.军事征用补偿原则

军事征用的补偿问题是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出发和目的的，同时也是提高军事征用效率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是必须要明确的是军事征用补偿必须要和征用国的国力制度、经济实力和有关的观念相结合。

在立法过程中，应当以公平补偿为基本原则。这无论是从社会的公平正义还是以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虑都是最基本的。正如我国宪法中所规定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西方国家同样也有此理念，并把该理念写入其宪法，如美国宪法中所述的“不给予公平补偿的私有财产是不可以充公的。”法国在其《人权宣言》的第十七条和《法兰西公用征收法》中都有征用补偿的相应规定。在日本《日本国宪法》中的第二十九条中也规定了“因公共目的而对私有财产的征用都应当正当补偿”的内容。由此可见，公平补偿是各国宪法所普遍确认的征用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对这个权利的一种束缚。

因此，我国军事征用补偿的努力方向应为从适当补偿原则转向公平补偿的原则。坚持公平补偿原则是为了保障被征用人因财产遭受损失或限制时能够公平的获得国家的补偿。在实际操作中应当充分考虑被征用人的长远利益和损害程度来确定具体的补偿金额。但是不可以忽略的是，适当补偿也应该同时存在于法律条文之中，如因被征用人有不当行为干扰或阻碍军事征用的前提下，也不排除使用适当补偿作为一种惩罚同时亦为补偿的一种手段和办法。

3.军事征用补偿的范围

军事征用补偿是国家依法征用公民财产而致使公民财产权益的减损而做出的公平的弥补。按照以上定义，军事征用补偿的局限应当是因军事征用而造成的直接损失和预得利益的损失。而预得利益应该包括法定的和自然造成的损失、经营利润的损失等。军事征用理论上应补偿被征用人的实际损失和预得利益损失，但是由于许多现实原因很多国家包括我国仅仅对实际损失做出补偿，而对预得利益损失一般不予以补偿。在军事征用中，被征用人的实际损失往往是和预得利益损失相伴的，如果不给预得利益损失于补偿，这就很难实现法律中的公平正义。

为了使军事征用更加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军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需要，同时为了激发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军事征用的热情与积极性。这方面美国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例如，美国对后备航空队采取了许多的优惠政策，优先给予后备民航队国防运输合同。在海湾战争结束后，为了弥补在战争期间军事征用给各个航空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美国国防部将后备航空队的相关业务从每年的3.5亿美元提高至15亿美元，并且为这些公司每年提供固定的2.7亿美元的运输业务。我国军事征用补偿范围应当扩大到欲得利益损失的补偿。这种补偿不一定是对征用期间被征用人或组织的欲得利益进行金钱方面的补偿，也可以是优惠政策或政府与民间承包合同的方式来补偿。

4.军事征用补偿方式和计算标准

我国军事征用补偿标准的计算原则混乱且操作性不强，现行的通用补偿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为政府或军事机关单方面确定补偿标准，由于我国的军事征用相关法律的缺失导致了一些地方在补偿标准计算上是政府说的算。第二种为依照法律法规或规章制度制定的标准。第三种为依照市场价格的评估来确定补偿标准，但是这种办法不是我国的常用做法。

现在通行的办法是由政府机关单方面确定补偿的具体标准和金额，财产所有人被排斥在决定的过程中且对政府机关的核定结果无任何实质性的影响。笔者认为，从法律的公平公正角度来说，补偿的具体数额和标准应该以财产所有人的损失而不是以财产征用人的所得来计算的，同时应该以该财产在流通市场上的公平价格作为补偿价格的参照系，最后还必须要考虑到估价的时间界限，是征用时的市场价格还是补偿时的市场价格。补偿的标准不光要充分照顾被征用人的利益，同时也要服务于国防建设的需要。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必须要有一个相对中立的机构或组织，通过公平合理的市场价值评估程序来确定补偿的金额和标准。

现今通用的补偿方式主要为直接补偿，即用金钱或实物的补偿方式来弥补财产所有人的损失。返还财产、金钱补偿和恢复原状都属于直接补偿，其特点是补偿的效果快速直接而且不需要被征用人的行为。但是在立法层面来看，我国的《民用运力国防动员条例》中没有明确的补偿方法。

所以依笔者认为，我国宜采用政府出台具体补偿标准并辅以依照征用当日市场价格为基准补偿起点的混合式补偿标准与方式。同时，针对被征用主体为企业、工厂、生产、建设、运输和通讯等组织机构，当采用金钱或实物补偿方法无法满足军事征用的补偿时，应该通过其他办法来进行补偿，如采用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特许经营、政府合同等方式来进一步弥补其所遭受的预得利益损失。采用以上方式不仅能满足军事征用补偿的需要，也能提高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军事征用的积极性，并且也能极大地鼓舞部队的士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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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的法律定义篇6

一、财政补偿的依据及其立法规范的必要性

对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等而由政府给予受灾或受损方经济补偿，有其充分的理论依据。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既然为社会提供安全、良好生态环境等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公共产品，那么其费用或损失理应由政府财政来承担。这实际上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履行的一项义务。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这是平等、公平原则的要求。平等、公平是法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理念，既然某一群体为社会公共利益作出了牺牲、遭受了损失，就理应获得相应的补偿。按照法的理念，每一个人应在平等范围内担负着普遍的社会义务，当特定主体为大众做出了某一不可期待的牺牲时，只有补偿才能使个别主体牺牲的不平等性转变为平等；由于补偿是建立在立法者为促进较高利益而为原来利益重新分配的基础上，所以，补偿原则可平衡两种利益的失衡。这意味着，某人获得了特别利益，自应负担由补偿产生的不利益。如此，法律的平衡原则才能得以贯彻。例如作为生态屏障的经济相对欠发达西的南地区，承担着比环杭州湾和沿海更大的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要求它限制环境容量资源依赖型产业（污染严重的产业），如果不给予其以相应的经济补偿，不仅对其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这样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也不可能长期维系。更进一步说，补偿制度实际上可以视为民法原理在行政法领域的、在公共管理领域的特殊延伸。实行国家补偿制度，不仅仅体现了对相关利益群体的经济利益的补偿，更彰显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维护的法治理念。

反观我国相关立法，未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起统一的财政补偿制度，有些虽然已经规定补偿制度，但尚存不少问题。概括起来，我国财政补偿制度所存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相关补偿的规定零散、不系统。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以下简称《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等对此作出了规定。例如《防洪法》第7条第3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蓄滞洪区予以扶持；蓄滞洪后，应当依照国家规定予以补偿或者救助”，第32条第2款规定：“因蓄滞洪区而直接受益的地区和单位，应当对蓄滞洪区承担国家规定的补偿、救助义务。国务院和有关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对蓄滞洪区的扶持和补偿、救助制度。”又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从上述规定来看，均过于原则，不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

二是应该补偿的没有规定，导致受损者利益得不到补偿或出现补偿的随意性。例如《环境保护法》未对因生态环境保护而退耕还林、退耕还湖的作出补偿规定；又比如《动物防疫法》未规定因国家实行强制灭杀而致损失的补偿。

三是补偿的主体、原则、方式、程序等缺乏法律规定。在公共危机、洪水灾害等发生后，对因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而致损害的，应当由谁补偿，又按照什么原则、方式、程序补偿，目前并无法律规定。例如，《防洪法》强调了有关人民政府做好救灾事宜的责职所系，强调了重点水利防洪工程由中央财政支付修复或重建资金，但对于因承担分洪任务而作出重大牺牲的农民群众的财产损失的补偿（包括补偿的范围、与标准以及由谁出资赔偿）问题，现行《防洪法》的相关法条是缺席的。如就补偿的主体而言，从实践来看，有的是由中央财政补偿，有的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补偿，也有的是由地方财政来补偿。而有的应当由中央财政补偿的却由地方财政承担，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它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绝大多数自然保护区和天然林保护区都位于经济比较落后、人民群众生活贫困的地区，地方财力十分有限，让财力捉襟见肘的地方政府来承担对受害、受损农户的补偿和扶持发展责任，自然也就很难落实。与此同时，有些受益地区却未为此承担任何代价，这显然不合乎公平原则。就补偿的标准而言，则因各地财力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例如，广西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疫区三公里范围扑杀家禽的损失给予补偿的标准为：每只鸡补偿25元，每只鸭补偿15元。而湖北每只鸡补偿15元，每只鸭补偿18元，每只鹅补偿20元，每只鸽子补偿5元。而有的地方补偿则较低，在云南省，被捕杀的鸡苗0.5—1元，中鸡3－5元，大鸡补助8－10元。

四是有些规定不尽合理，未能体现对灾民或受损方利益的有效保护。补偿不足，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例如，近十年来，随着各种类型、不同级别的自然保护区不断增多，保护措施日趋完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境内亚洲象、野牛、野猪、黑熊等野生动物得到有效保护，数量增加。但这些动物伤人损物的事件随之频繁发生，特别是近几年来频繁、大规模发生的亚洲象肇事，令人触目惊心。这些肇事者成群结队，肆无忌惮地闯入村庄，吃光田地里的庄稼，毁坏即将开割的胶园，村庄一片狼藉，庄稼绝收。据统计，1991年至2002年，全州由于亚洲象、野牛、野猪、黑熊、猴等野生保护动物肇事累计损失粮食5897万多斤，甘蔗35834吨，经济作物（主要是橡胶）181万多株，牲畜4337头，人员伤亡75人（死15人，伤60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937万多元。其中2002年一年间，全州有34个乡镇、158个村民委员会、775个村民小组、16547户家庭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2379万多元，为历年受灾之最。从1991年至2001年，当地林业部门共向受害群众支付各种补偿费624万元，相当于受害群众实际损失的9.51％；2002年共支付各种补偿费102万元，仅相当于受害群众实际损失的4.29％。又比如，现行政策规定，农民退耕1亩（0.067hm2）坡耕地，国家每年补助100公斤原粮，补助期为5年（虽然中央有更长期的考虑，讲过“5年不行8年，8年不行10年”，但作为地方政府，在中央没有明文规定出更长的期限时，目前只能按5年向群众进行宣传）。从目前的宣传动员情况来看，农民感到由于退耕还林而造成的利益损失在两个方面不能得到充分的补偿。一是相对目前的土地收益而言100公斤的粮食补助偏少；二是对5年之后的生活保障普遍感到担忧。

五是补偿的随意性、非长效性。也正是由于我国制定有关补偿的法律规范，未就补偿的原则、标准、方式、程序作出规定，使得某些能否得到补偿、得到多少补偿均具有不确定性。有的补偿例如对因禽流感而遭捕杀的补偿成为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处理”，多少有点“法外施恩”的味道，还缺乏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必不可少的利益平衡、利益维护、民众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

六是救济程序缺失。获得补偿是受损者应享有的一项权利，但在我国，因缺少这方面的法律规范，使得不能行使补偿权的受损者难以获得相应的法律救济。这有悖于“有权利即有救济”的法制原则。

上述问题的存在，究其原因虽然比较复杂，例如我国财力较弱尤其是地方财政困难等。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相关理念的欠缺，这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是政府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与此相对应，人民则享有要求政府提供包括安全保障、优良环境在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以及在因基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而致损害情况下获得经济补偿的权利。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采取某种措施，维护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其行为的正当性无可非议，但决不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群的利益就可以受到漠视。按照罗尔斯的观点，社会公正既不容许为了少数人的更大利益而牺牲多数人，也不容许为了多数人利益或者社会整体而牺牲少数人。为协调不同人群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实行财政补偿则是唯一的选择。这也是平衡协调的经济法原则的具体体现。亦即有利于实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的有效平衡。这样，不仅有利于防范公共危险、公共危机，更有利于培养社会公众的社会责任心以及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形成良好的利益互动机制，形成应对公共危机等的高效运转的社会机制。

从国外来看，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宪法明确规定政府的补偿责任。美国宪法规定，凡私有财产，非有适当补偿，不得收为公用。日本宪法规定，私有财产，只有在正当补偿之下，方得为公共利益而使用。补偿后，予以公用征收。”《世界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之基本权利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行政法庭之有效救济。为使财政补偿有法可依并使其规范、有序进行，我们认为，用立法对财政补偿进行规范则显得尤为必要。在这方面，目前已经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例如宋集思等35名代表提出：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送等水利、水电工程涉及数百万移民。这项工作既要考虑国家综合发展的大局，又要维护水利工程移民的后续生存和发展权益，建议制定“大中型水利工程移民补偿法”。

二、财政补偿法律规范的性质

界定财政补偿法的性质，必须对财政补偿的性质作出考查。在此之前，有必要对财政补偿法与转移支付法、行政补偿法、国家赔偿法之间的关系进行。

我们认为，财政补偿法不同于转移支付法、国家或行政赔偿法。它们是属于不同范畴、不同性质的法律补偿。首先，《财政补偿法》不同于《财政转移支付法》，后者只是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财政关系的法律。实施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通过中央财力的转移分配来调节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达到运用财政分配职能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而前者的目的在于平衡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侧重维护受损方的利益。其次，财政补偿法不同于国家或行政赔偿法。国家或行政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国家对受害人所承担的也不同于行政补偿法。行政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依法由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所受的损失予以补偿的制度。行政赔偿是国家对其违法行为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其目的是恢复到合法行为所应有的状态；而行政补偿则是以法律规定为限，其目的是为因公共利益而遭受特别损失的相对人提供补救，以体现公平负担的精神。

由于财政补偿的主体为国家或者政府，且基于政府的合法行为引起，最终也是由国家财政承担，故我国行政法学界基本上将其纳入到行政补偿的范畴，并认为这方面的法律规范属于公法性质的行政法。对此，我们虽然持赞成之态度，但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财政补偿法律规范除具有行政法之性质外，也具有财政法的一些特征，同时也应当受到财政法的规制。例如财政补偿的资金应纳入预算，要受预算法调整；又比如财政补偿资金是否到位、使用是否合法等，也应受财政监督法调整。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社会关系也日趋复杂化、多元化，单纯用依靠某一个法律规范来调整某一社会关系已经不尽现实。

三、财政补偿的基本原则

财政补偿法的基本原则，是国家或者作为国家之代表的政府履行经济补偿责任所应遵循的原则，更是实践中确立财政补偿标准、范围、方式的前提。关于财政补偿的原则，学界鲜有论及。《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3条规定：“蓄滞洪区运用补偿，遵循下列原则：(一)保障蓄滞洪区居民的基本生活；(二)有利于蓄滞洪区恢复农业生产；(三)与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相适应。”比较外国一些国家，大都确立了行政补偿的基本原则，例如德国确立了“公平补偿原则”、日本确立了“正当补偿原则”，美国确立了“公正补偿原则”。我们认为，财政补偿应当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法定原则

法定原则，是财政补偿所应遵循的一项首要原则。该原则至少包含这样几层含义：第一，补偿是政府应当遵循的一项法定义务，只要符合法定补偿的情形，政府就负有补偿的责任；第二，补偿是受损者所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行使，必须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且不属于政府免赔的范围；第三，法定范围类的补偿应当按照法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

补偿法定原则虽然是对政府和受损者双方的要求，但我们认为，该项原则的确立更多是在于维护受损者的利益，防止政府借维护公共利益而推卸自己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这在行政权力不断扩展且难以受到制约的情况下，维护社会公众之个人权利，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要贯彻财政补偿原则，及时制定我国有关财政补偿的法律规范则属当务之急。

（二）公开、公平原则

财政补偿公开原则，是指补偿的法律依据、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应当公开进行。公开的目的，一方面在于约束政府的行为，督促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等而使得社会公众受损的情况下，及时履行补偿的义务和责任；另一方面使得财政补偿公开透明，防止补偿的随意性以及“暗箱操作”，以保护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便于社会公众对之实施有效监督。

财政补偿公平原则，一方面是指补偿范围、补偿标准、补偿方式的确立，应当合乎公平的理念，切实使受损者的损失能够得到充分的补偿；另一方面是指损失相当者应当获得相等的补偿，不能搞区别对待或对不同的受损者采取不同的补偿标准。

（三）及时原则

财政补偿及时原则，是指对法定范围内的补偿，不论系主动补偿还是申请者申请补偿，政府都应当及时作出是否补偿的决定，并且一旦作出补偿决定，补偿资金应当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到位。特别是诸如洪水灾害等事件发生后，补偿资金是否及时到位，直接关系到灾民的生活能否得到最低程度的保障，关系到的稳定。在情况紧急的情况下，政府还可以不受补偿程序的限制，在作出正式补偿决定前，进行先期补偿。

（三）受益者分摊原则

在某些情况下，部分地区或群体在为防洪等目的作出某种牺牲的同时，另外一些地区必然会因此受益。例如，洪水灾害通常有受益区。就抗洪救灾中的分洪而言，中上游地区及群众为分洪作出利益牺牲，下游地区及群众则因此而受益。因此，在强调相关利益补偿资金应当由政府财政承担的前提下，也应当建立上下游地区的相关利益补偿机制。这不仅是公平原则的体现，而且还可以使得受损者能够继续承担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应负担的义务和责任。例如，为防止洪水灾害，上游地区就不得不为保护生态环境付出相应的代价，这实际上是要求它牺牲一部分权。对牺牲的这部分发展权必须得到相应得补偿。换言之，中下游受益地区应当分担一部分成本，这样才能把生态环境的外部性成本内部化，才能保障中上游地区退耕还林还草的积极性。

（四）合理补偿原则

补偿的标准是财政补偿机制中一个重要方面。其如何确立，直接关系到使受损方的受损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在我国，除土地管理方面的、法规和规章对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补偿标准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几乎未对补偿作出规定。财政补偿究竟应采取什么原则，值得探讨。我们认为，财政补偿标准的确立，不仅应考虑到受损方利益的补偿，而且也要考虑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尤其是地方财政还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较高的标准，无疑是不现实的。鉴此，我们认为，还是以采取合理补偿原则为宜。亦即一方面应当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补偿受损方的直接损失以及其因此而丧失的发展权。强调合理补偿原则，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也体现了对受损者权利的维护。在我国，因得不到补偿或者补偿标准过低而引发的群众上访事件屡见不鲜。

四、财政补偿的主体、对象、范围和标准

（一）财政补偿的主体

政府是财政补偿的主体，这一点确定无疑。但在于，应当由哪一级政府来承担财政补偿的义务？从我国有关涉及财政补偿的相关规定来看，不尽相同。有的规定由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例如国务院2000年的《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18条规定：“蓄滞洪区运用补偿资金由中央财政和蓄滞洪区所在地的省级财政共同承担；具体承担比例由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根据蓄滞洪后的实际损失情况和省级财政收入水平拟定，报国务院批准。”也有的规定由地方政府承担，例如《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4条规定：“因保护国家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者其他损失的，由当地政府给予补偿。补偿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制定。”

上述规定是否妥当，值得商榷。蓄滞洪区运用补偿资金由中央财政和蓄滞洪区所在地的省级财政共同承担，虽符合财政补偿合理原则，但其忽视了受益地区应当承担的财政补偿责任，且蓄滞洪区所在的省大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由其分担往往比较困难。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则明显不妥。既然是国家保护野生动物而造成农作物或其他损失，其补偿就理应由中央财政来负担。否则，对这些地区不仅不尽公平、合理，而且也不符合不同公共产品应由不同主体提供的财政原则。保持生态平衡、保护野生动物是保护区所在地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此而带来的损害补偿和扶持发展责任不应该由地方政府这个受害者来承担，事实上它也无力承担，相反应当由国家来承担责任。

关于财政补偿，我们认为，应在区分不同政府责任的前提下确定其承担主体。基于全国性公共利益之需要的，应当由国家补偿，相反可以由地方来补偿。例如，对野生保护动物肇事补偿应实行分级补偿制度，即部级保护区野生保护动物肇事，由国家财政负责补偿；省级自然保护区野生保护动物肇事，由省、自治区财政负责补偿；地方级自然保护区野生保护动物肇事，由地方财政负责补偿。与此同时，也应当贯彻前述的财政补偿应遵循的受益原则。

（二）财政补偿的对象

谁有权获得财政补偿亦即财政补偿的对象，我们认为，应当是因政府基于社会公共利益之需要而依法实施某种行为或采取某种措施致损害的特定的公民或组织。在这里，公民或组织主张财政补偿，一是政府基于公共利益而采取的行为必须是合法行为，相反则只能申请国家赔偿；二是必须基于政府的合法行为而致损害；三是不属于政府依法免予补偿的范围。

（三）财政补偿的范围

关于补偿的范围，行政法学界不少学者进行了阐述。例如有的将其归纳为：（1）行政征收或行政征用的补偿；（2）行政主体变更行政活动、行政计划、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政策和行为的补偿；（3）国家危险责任的补偿；（4）公民因保护国家财产或协助执行公务受到的损失的补偿；（5）行政主体限制相对人某些合法权益的补偿；（6）部队军事训练、演习、巡逻、执勤等或、制止骚乱、对付内乱、追捕逃犯等采取其他紧急措施造成部分个人、组织不应有财产损失的，甚至个别人身伤害的补偿。

财政补偿范围的确定，我们认为，既不能失之过宽，也不能过于狭窄。否则，有可能产生财政难以承受或受损者利益得不到补偿的情况。有基于此，我们认为，财政补偿的范围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当予以补偿的情形；二是不予补偿的情形。应当予以补偿的范围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政府为防止公共危机与突发性事件而采取某些措施致使某些公民或组织利益受损。例如突发性的公共卫生危机事件、防洪救灾等；（2）政府基于生态环境、资源以及野生动物保护而使公民或组织受损；（3）国家因对公民或组织财产进行征收或征用而使其利益受损；（4）国家基于军事行动、实施等而使公民或组织利益受损；（5）行政主体因实施合法行为而使相对人利益受损；（3）其他基于社会公共利益而使公民或组织利益受损。至于不予补偿的范围，我们认为主要是受损者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规定而致损失。例如《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11条规定：“蓄滞洪区运用后造成的下列损失，不予补偿：(一)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应当退田而拒不退田，应当迁出而拒不迁出，或者退田、迁出后擅自返耕、返迁造成的水毁损失；(二)违反蓄滞洪区安全建设规划或者方案建造的住房水毁损失；(三)按照转移命令能转移而未转移的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牲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水毁损失。

（四）财政补偿的标准

关于财政补偿的标准，目前除《土地管理法》、《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对此作出规定外，未见其他规定。例如《蓄滞洪区运用补偿暂行办法》第12条规定：“蓄滞洪区运用后，按照下列标准给予补偿：（一）农作物、专业养殖和经济林，分别按照蓄滞洪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50-70％、40-50％、40-50％补偿，具体补偿标准由蓄滞洪区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府根据蓄滞洪后的实际水毁情况在上述规定的幅度内确定。（二）住房，按照水毁损失的70％补偿。(三)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按照水毁损失的50％补偿。但是，家庭农业生产机械和役畜以及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的登记总价值在2000元以下的，按照水毁损失的100％补偿；水毁损失超过2000元不足4000元的，按照2000元补偿。”在学界，还有的认为，应予补偿的损害范围不仅应当包括直接损失，还应当包括一定范围的间接损失；不仅应当包括物质损失，也应当包括精神损失。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来看，一是只补偿直接经济损失，间接损失不赔；二是部分补偿且采用最低标准。虽然补偿不同于赔偿，不能完全适用完全补偿原则，但补偿标准显然过低，受损者例如蓄滞洪区的受损者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与此同时，间接损失不予补偿的做法也不尽合适，例如对蓄滞洪区的受损者而言，不仅遭受直接经济损失，而更为重要的是其发展权也因此丧失殆尽。对此不予以补偿，对他们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财政补偿不仅应补偿受损者的直接经济损失，而且还应当考虑其间接损失。至于精神损失，我们认为，不应当纳入补偿的范围。第一，财政补偿不同于民事赔偿，所以不能适用一般民事赔偿的规则而对精神损害予以赔偿；第二，对精神损失予以补偿，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不相吻合，也会令各级财政难以为继。

五、财政补偿的程序

财政补偿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不仅是财政补偿法定性的要求，也是财政补偿规范有序进行并防止随意性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以单行法律、法规方式确立损害补偿的不少，但在这些法律、法规中规定损害补偿的具体程序和救济途径的却不多。只是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8条中规定了国家建设用地的审批程序中有征用土地的补偿的行政程序，即“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组织建设单位与被征地单位以及有关单位依法商定征用土地的补偿、安置方案，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鉴此，确立完善的财政补偿程序就成为财政补偿机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损者受损原因较为复杂，因此补偿的程序也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我们认为，财政补偿程序大体可以分为行政和司法这两个方面。

（一）行政程序

根据财政补偿是否基于申请人的申请而启动，财政补偿的行政程序可以进一步分为主动补偿程序和申请补偿程序。

一是主动补偿程序。在某些情况下，补偿可依政府积极行为而启动。亦即在发生洪水灾害、公共危机等突发性事件的情况下，为了使受损者的损失及时得到弥补，政府往往可以依职权主动决定补偿，如这次禽流感事件发生后政府给予受损农民的补偿。主动补偿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步骤:（1）发出补偿通知；（2）单方做出补偿决定或与被补偿人达成补偿协议。

二是申请补偿程序。申请补偿程序包括:（1）申请。即由受损者在法定期限内以书面的方式向补偿义务机关提出补偿请求，包括补偿的事实、理由、标准等；（2）审查。即补偿义务机关收到申请后对受损者是否受损、损失大小以及是否应予补偿进行审查；（3）协商。即补偿义务机关决定予以补偿并通知申请人之后，应与申请人就补偿的方式、标准进行协商，以达成补偿协议；（4）达成协议或作出补偿或不补偿的决定。

（二）司法程序

受损者对补偿义务机关作出不予补偿的决定或单方面作出的补偿决定不服的，即可向作出补偿决定的上一级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者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补偿诉讼。这是法律给予受损者的司法救济。考虑到财政补偿的及时原则，我们认为，不应当将行政复议作为前置程序加以设置，否则有可能为受损者的权利救济设置不必要的障碍。

六、财政补偿法律规范立法体例的选择

如何通过立法的方式规范政府财政补偿行为并建立完善的财政补偿机制，是我国目前亟待的一个重要课题。如前所述，财政补偿涉及多个法律领域，因此仅仅依靠一部单行法，难以实现对财政补偿的全面有效调整。为实现财政补偿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议：

1、在宪法中规定行政补偿条款，将行政补偿制度纳入宪法保障之下。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非依法定程序并给予公平补偿，不得剥夺、限制或取为公用，并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合法权益而受到损失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或补偿的权利。通过完善宪法规范，引起社会各界对补偿问题的广泛重视，推动补偿立法的完善。

2、制定《行政补偿法》，为财政补偿提供法律依据。虽然要必要在宪法中就财政补偿加以规定，但其规定不可能具体。鉴此，有必要根据宪法的精神、原则，制定一部单行的《行政补偿法》，就补偿的主体、原则、对象、范围、标准和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

3、制定《财政监督法》，就包括财政补偿资金在内的使用是否合法等加以有效监督。财政监督从本源上说，它是广大社会民众对于国家财政活动的监督，是民意的要求。民意监督的基本方式是法律监督。在民主法制国家，法律是民意的集中体现。法律规定国家财政收支的范围、规模、方式和程序，还要规定对国家财政活动各方面和各环节的监督、检查，规定对于财政活动中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制裁。法律中关于后面的这些规定，便属于财政监督法律规范。财政监督法律规范是财政法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资料】

[1]郭洁：《土地资源保护与民事立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地316—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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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穆文春李绍明版：《纳野生动物与当地驻民生存空间矛盾调查》，《》2004年1月16日。

[4]张殿发张祥华：《西部地区退耕还林急需解决的问题及建议》，《水土保持》2001（3）。

[5]（美）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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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出版社2002年版，第469页。

[8]薛刚凌：《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9]祁小敏：《试论我国行政补偿范围》，《探索》2003年第3期。

[10]司坡森：《试论我国行政补偿的立法完善》，《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11]李傲夏军：《试论我国行政补偿制度》，《法学评论》1997年第1期。

[12]司坡森：《试论我国行政补偿的立法完善》，《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

补偿的法律定义篇7

［关键词］行政补偿 现状 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3－0020－02

一、案例导入

某市某区某屠宰场于1997年5月5日依法取得该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营业范围为生猪自宰、代宰加工、销售，经营期限至2006年5月30日；1998年该屠宰场取得了北江区人民政府所颁发的生猪定点屠宰场牌，并取得了有效期至2005年的卫生许可证，其经营生猪屠宰手续齐全、合法。2001年10月，某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行政法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政府规章《某市生猪屠宰管理办法》以及国家强制性标准《生猪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有关法规，结合该市实际情况，制定了《某市生猪屠宰定点屠宰厂（场）设置规划》。规定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每区只设一个二级机械化屠宰场，关闭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其余屠宰场。北江区政府为了贯彻执行国家和某市人民政府有关生猪屠宰的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技术标准，于2004年6月15日，向未获得规划范围内国家二级生猪定点屠宰场资质的屠宰场送达《拟关闭屠宰场告知书》，区政府告知屠宰场在近期关闭及听证权利。屠宰场在规定期限内未申请听证。2004年6月20日，北江区政府以屠宰场不符合有关条件为由，作出《关闭屠宰场决定书》，决定自2004年6月30日起关闭屠宰场。屠宰场对北江区政府所做出的决定不服，于2004年9月14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北江区政府所做出的关闭屠宰场的决定。

在这个案例中，北江区政府作出的关闭屠宰场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主体、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然而，北江区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确实给屠宰场的合法权益造成了实际损失，依照《行政许可法》第八条的规定：北江区政府应对屠宰场的实际损失进行相应的经济补偿，但第八条并未规定明确的赔偿标准及程序，而且我国目前也没有关于行政补偿的统一性法律规定。

为了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我国亟待制定专门统一的行政补偿法。

二、行政补偿的含义及范围

（一）行政补偿的含义

1.行政补偿的概念

关于行政补偿的概念，学界有多种理论学说，本文采用了目前的通说，即行政补偿是国家对行政主义的合法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所进行的给付救济。①

2.行政补偿的特征

（1）行政补偿的主体是国家，直接赔偿义务机关是作出行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机关。

（2）引起行政赔偿的行政行为应是合法的，即行政补偿的前提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的行政行为。这一点是区分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的根本特征。

（3）行政补偿的对象具有特定性，即特定的行政相对人。

（4）行政补偿通常以行政相对人所受的实际损失为限。

（二）行政补偿的范围

1.行政机关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撤销或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行为，给行政相对人造成实际损失的。

2.行政机关合法的行政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人身、财产损失的。

3.公民、组织的财产与公民的人身因国有危险物发生意外而造成损害的。

4.国家根据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非国有化企业和财产实行国有化的。

5.国家合法征用土地或其他财产的。

三、我国行政补偿的现状

我国行政法研究起步较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开始涉及到行政补偿制度如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这两个条例对征用标准，补偿条件、补偿额度作了规定。虽然陆续出台了规定和涉及行政补偿的各种单行法律法规，但总的说来，我国目前的行政补偿制度是不够完善的，概括起来，我国现行的行政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我国至今未有一部统一的行政补偿法，主要通过单行法律、法规对补偿进行规定

我国现行的行政补偿制度散见于诸多法律之中。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首次出现了关于行政补偿的规定，再如《土地管理法》《行政许可法》《法》《城市房地产保护法》等都涉及行政补偿的规定，但由于没有统一的行政补偿法，对行政补偿的范围没有明确的规定，导致行政补偿在实践中很难界定，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而且，有些单行法律、法规对行政补偿的规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冲突。

（二）相关规定原则性强，缺乏实际可操作性

我国现行的行政补偿制度由于散见于各个法律、法规之中，所作的规定基本都比较抽象，通常只是规定在什么情况下应给予补偿，而且出现最多的字眼就是“相应补偿”，而什么是“相应补偿”，并没有任何司法解释。由此可见，我国现行的行政补偿制度对补偿的范围、标准、程序都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很难操作。

（三）立法效力层次低，立法方式局限性大

我国现行的行政补偿制度主要依靠单行法律、法规、这种方式不仅导致行政补偿立法效力层次低，而且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没有统一的行政补偿立法，国家政策调整的倾向性就会很明显，进而会造成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的差异性，导致公平正义的缺失。

四、建立行政补偿制度的意义

如前文所述，我国目前亟待建立统一的专门的行政补偿制度，建立这一重要制度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推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

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有时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会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如果不对行政相对人给予合理的补偿，不利于行政机关继续履行行政职能，不利于社会稳定，相反，如果给予了行政相对人合理的补偿，有利于更好的维护公共利益，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

（二）保护市场经济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实践中，行政机关的合法行政行为对市场经济主体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被害人往往是特定的，如果行政机关不予以补偿，那么这些受到损害的主体在市场经济中必定处于弱势不平等的地位，不利于市场竞争，更加会影响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反，对受到损害的主体给予合适的补偿，使他们重新具有竞争实力，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以人为本，践行科学发展观，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实质就是要求保护人权，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很有可能受到行政机关合法行为的侵害，如征地等。如果不对行政机关的合法行为给公民造成的损失进行补偿，就没有很好的保护人权，没有做到以人为本，没有很好的践行科学发展观，阻碍了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相反，对受到损失的公民给予适当的补偿，真正的做到了以人为本，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五、完善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

完善我国的行政补偿制度，大致有三种方案：一就是进一步完善涉及行政补偿规定的单行法律，二就是修改国家赔偿法，对行政补偿的基本问题加以规定，三就是制定统一的行政赔偿法。第一种方案治标不治本，如前文所述，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第二种方案应该是比较稳妥的方案，但是在国家赔偿法中增加行政补偿的内容规定，很容易混淆公民对于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的概念，基于此，笔者倾向于第三种方案，制定统一的行政补偿法，该法的基本框架应该大致如下：

（一）行政补偿的基本原则

行政补偿应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即要求公开行政补偿程序、增加透明度，便于社会的监督。公平原则即要求平等对待被补偿人。公正原则即要求承担补偿义务的行政机关严守补偿立法的规定，对被补偿人履行补偿义务。

（二）行政补偿的范围

我国现行行政补偿制度对损害范围的规定通常仅限于直接的实际损失，实际上，这样的范围太过狭小，并不能充分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因此，补偿的范围不仅应当包括直接损失还可以包括一定范围的间接损失。

（三）行政补偿的标准

关于行政补偿的标准，应该根据我国具体的国情而制定，具体而言就是经济发展状况、居民平均生活水平等。另可参考《国家赔偿法》的赔偿标准。

（四）行政补偿的程序

一是在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可以对救济程序加以明确。二是对行政补偿程序加以详细的规定。

注释：

①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715.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补偿的法律定义篇8

关键词：行政征用行政征用补偿

AnAnalysisofAdministrative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System

Gaoling-hua

（EastChinaUniversityofPoliticsandLaw，Shanghai200042，China）

Abstract：Beginningwiththeadministrativeexpropriationindisputeinthetheoreticalcircle，Ianalysethecharacteristicsandshortcomingsofadministrative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andproposesomesuggestionsonperfectingourcountry‘sadministrative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

Keyword：administrativeexpropriation；administrativeexpropriationcompensation

一、对行政征用行为的概述

为了更好的理解行政征用补偿制度，本文先行对行政征用作一阐述。我国学术界对行政征用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广义的行政征收包括行政征用、行政征收、行政征调等。即把行政征用看作是行政征收的一种类型，认为行政征用是指为了公共利益之目的，行政主体按照法律规定取得行政管理相对人财产的单方行为。①（二）、行政征用系指国家通过行政主体对非国家所有的财物进行强制有偿的征购和使用。目前主要体现在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用上。此外，还有国家对文物的强制征购，行政机关对船只的强制租用等。②（三）、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出于公共目的，为满足公共利益需要，依法强制转移相对人财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并给予合理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③（四）、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强制性的取得行政相对人财产所有权、使用权或劳务并给予合理经济补偿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④笔者认为，上述前三种观点均能基本把握行政征收行为的实质，但各有缺陷。第一种观点把行政征用作为行政征收的一种，实际上以字面表述、而不是以本质内容来归类。行政征用与行政征收有共同特征，如：公共目的性、强制性、法定性、可诉性。但他们的不同之处更加显而易见：行政征用是有偿的、相对人是不可预知的，而行政征收则正反之。另外，上述三种观点中行政征用法律关系中客体的范围较窄。行政征用的对象非常广泛：包括物，⑤智力成果⑥以及劳务。笔者比较赞同第四种观点。此观点从本质上对行政行为进行定义，比较全面的阐述了其特征。

二、行政征用补偿制度

行政征用补偿是指行政主体的合法行政征用行为使被征用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由国家承担的补偿责任的制度。其本意在于“对于因公益之必要，经济上蒙受特别牺牲者，为调节之补偿，以实现正义公平之理想，而期法律生活之安定”，以“为私有财产与公共利益之调和”⑦行政征用补偿的理论基础有多种，特别牺牲说⑧逐渐占主导地位。该说认为，国家本来有使人民负担义务的权力，人民有服从国家命令的义务，但如果是特定人承受了并非一般的负担而受特别牺牲时，国家应给予补偿，这合乎正义公平的原则。行政征用补偿是行政征用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立法水平、执行状况直接决定了行政征用制度的成功与否。我国有些行政征用制度常因补偿内容的不易执行而有沦为一纸空文的危险，⑨便充分说明了行政征用补偿的重要性。

（一）、行政征用补偿的特征

第一、政征用补偿是由行政主体合法的行政征用行为而引起的。这与由违法行政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不同。这是对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被剥夺权利或被限制权利者的损失补偿及利害调整。

第二、政征用补偿的对象是权利被剥夺或被限制者的合法权益所遭受的特别损失。在行政征用补偿中，只有特别损失才可以补偿，而合法权益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犯都可请求行政赔偿。

第三、行政征用补偿是行政主体公法上的义务。行政主体在管理社会公共事物中，使权利被剥夺或被限制者承担了别人没有承担的义务，遭受了损失，是与“社会义务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原则相违背的。因而，行政主体要承担行政征用补偿的义务。

（二）行政征用补偿的原则

世界各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行政用补偿制度，从而也形成各自不同的原则，有“正当”、“公平”、“公正”“、合理”等补偿原则。法国实行全部、直接、物质补偿原则。日本则实行“正当补偿”原则。美国按征用时市场上的公平价值补偿，这种市场价值，不仅包括征用时的使用价值，而且包括被征用财产的最佳使用价值，即财产因其开发潜力所具有的“开发价值”，体现为一种对于“预期利益”之保护。⑩在我国实践中，有“相应补偿”或“适当补偿”的规定。补偿标准较低，补偿利益小于损失利益，这与我国目前的国情密切相关，经济基础还很薄弱。但是给予更充分、更完全的补偿，同时又能配置资源，监控权力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笔者认为行政征用补偿应遵守下列原则：

第一、平合理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对被剥夺或被限制权利者受到的特别损失予以尽可能补偿。同时，应采取灵活的态度，使用不同的标准。如，征地建图书馆和建豪华别墅可采用不同的标准。后者标准可高一些。

第二、偿直接损失原则，指行政征用补偿仅补偿与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损失。如，因专利权被征用而不能专有专用的损失是直接损失。由于房屋拆迁被安置到离上班地点较远的地方居住，拆迁户因此增加了上班途中的时间和车票费用，这些损失被认为是间接损失。

第三、补偿物质损失的原则，即行政征用补偿不包括精神上和感情上的损失，只补偿财产上的利益损失。这是因为行政征用行为是合法的且为了公共目的，不同于对行政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的行政赔偿。

第四、补偿实际损失原则，即行政补偿只对已发生或将来一定发生的损失进行补偿，而不包括将来可能发生的不确定的损失。

（三）我国行政征用补偿中存在的问题

行政征用制度在我国建立较早，早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陕甘宁地区地权条例》中已有规定。但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较为系统的有关行政征用补偿的专门法律制度。笔者认为，目前我国行政征用补偿的不足之处有：

第一、政征用无宪法依据。以宪法文件规定保护私有财产并适当限制的原则，是近代工业国家一致的做法。

如，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人民私有财产，如无合理补偿，不得被征用为公用”；日本宪法规定：“私有财产，在正当补偿下得收为公用”；意大利共和国宪法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私有财产在法定情况下的有偿征收之”。而我国“重征用轻补偿或无补偿”的宪法模式，被建国后至今的四部宪法无一例外的采用。11尽管我国早已建立行政征用补偿制度，但却无宪法依据。

第二、专门系统的行政征用补偿法。我国行政征用补偿制度规定分散在单行的各个法律中，致使补偿标准有很大差异，且不稳定。这样容易出现各个补偿规定的不协调性甚至排斥性，从而危害法律的可预见性和权威性。另外，一些法律、法规中的补偿标准十分模糊，可操作性很差。这样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便很大，其行使权力便会因无界限而无休止。权力的无休止行使带来的是权利的被侵犯。

无专门系统的行政征用补偿法，还导致无补偿方式的统一规定。以金钱补偿为主，其它形式为辅是各国通行的补偿方式。如，法国，除货币补偿外，还出现实物补偿方式（如，为家庭耕作土地被征之家庭成员提供同样条件和设备的土地）我国也有金钱补偿、实物补偿、返还原物、安排就业、支持从事开发经营、兴办企业等形式。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补偿方式，体现了补偿的灵活性的优点。但是，对不同领域中相同或相似情况出现不同方式的补偿，或者对不同或相差悬殊的情形予以相同的方式补偿，也是个不能忽视的问题。

第三、行政征用补偿程序混乱。我国无序征用的现象较普遍。12除土地征用外，大多数征用行为均为无程序控制，或仅有非常简单的规定，如《法》规定：“实施征用应当开具征用单据”。没有程序保障的地方，不会有真正的权利保障，13程序的混乱不清会造成权力的滥用，会加重人治色彩，从而权利会被侵犯的机率增加。一般的，行政征用补偿应先由当事人事先经协商达成协议，先补偿，后实施征用行为。

第四、行政征用补偿救济手段不完善。此方面不足主要体现在司法救济被排除在救济手段之外。当事人发生争议后，主要通过行政系统内部解决，法院一直不予受理。有很多纠纷经过行政复议程序后，当事人仍对复议结果不服，但状告无门，目前，此状况亟待改变。一是因为法院对此类案件置之不理，不仅不利于保护权利被剥夺或被限制者的权利，也不利于监督行政主体行使权力，从而不符和依法治国的理念；二是因为我国已是WTO成员国，我国必须遵守WTO协议。成员国的立法要设定向司法当局的权利。如果行政机关做出最后裁决后，法院不能再复议，这显然和WTO的规定相矛盾。

（四）完善我国新政征用补偿制度的建议

本部分针对上部分中我国行政征用补偿制度中的问题做出对应的建议。

第一、善宪法中的征用补偿条款。我国宪法应借鉴国外的经验，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征用”条款，并着重突出“补偿规定”，从而为行政征用补偿确立宪法依据，明确基本原则。因为行政征用补偿是关系到基本权利的问题，理应由宪法来作规定，因为宪法是保障权利、限制权力的法。

第二、定系统的行政征用补偿法。在宪法相关规定的指导下制定系统的行政征用补偿法或者在统一系统的行政征用法中转辟一部分规定补偿问题。这样，把本来各个零散的补偿规定集中到一块，便于条文之间的衔接和立法精神的协调，使补偿标准更明确，补偿形式更合理，更能防止出现漏洞或发生冲突。

第三、使行政补偿有序化。源于英国1215年《自由大》的自然公正这一普通法的古老立法原则是听证制度的法哲学基础。它在普通法中确立了两个最基本的程序规则，其中一个是：任何人或团体在行使权力可能使别人受到不利影响时，必须听取对方意见，每个人都有为自己辩护和防卫的权利。14我国行政征用补偿也应遵循这个重要基本规则。因为我国目前仍没有把听政程序作为补偿过程中的重要程序，具体权利的不到落实，权力滥用不能很好的被管制。我国应对补偿的制定过程，补偿的具体执行过程，告知补偿的救济途径等都作明确的规定，改变以往条款上的笼统抽象与无序。

第四、应把司法救济作为重要的行政征用救济手段。法律应该明确规定，行政征用补偿经过复议后，如果仍不服复议裁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过审查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适用调解原则，调解不成，人民法院应当做出判决。15

①熊文钊，《现代行政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②胡建淼，《比较行政法-20国行政法评述》，法律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③刘东生，《行政征用制度初探》，《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

④张志泉，《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制度比较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⑤指土地、房屋、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粮食等。

⑥包括著作权、专利权。

⑦林纪东，《行政法》，三民书局1993年第5版，转引自刘东生，《行政征用制度初探》，《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

⑧林纪东，《行政法》，三民书局1993年第5版

⑨董佩林，《试论我国现行的行政征用制度》，《法学论坛》2001年第3期

⑩刘东生，《行政征用制度初探》，《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

11董佩林，《试论我国现行的行政征用制度》，《法学论坛》2001年第3期

12张志泉，《行政征收与行政征用制度比较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13杨海坤，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法律出版社1999年8月底1版

14胡建淼主编《外国行政法规与案例评述》，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