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性财政政策范文
时间：2023-10-31 18:05:14
补偿性财政政策篇1
（一）公立医院医疗项目成本核算现状
1.新《医院财务制度》下公立医院成本核算的特点新《医院财务制度》（以下简称新制度）提出：公立医院成本核算是指对公立医院一定时期内在经营服务和管理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各项成本费用进行系统的记录、整理、计算、分析和评价，并加以控制和考核的一种经济管理活动。在新制度下，公立医院成本核算特点具体表现为：（1）将成本核算按核算对象分为科室、医疗服务项目、病种、床日和诊次，有利于正确归集和分配各种费用；（2）特别规定了有些业务支出不计入成本范围，使成本数据更真实准确地反映公立医院成本信息；（3）规定公立医院应进行事前、事中、事后成本控制，实现全过程成本核算控制。新制度更加全面地规范了医院成本核算应遵守的原则，强化了成本控制的方法措施，使医院成本核算在运行机制上不断改进和完善，以确保医院成本核算信息的准确性和决策相关性。
2.公立医院开展医疗项目成本核算存在的问题
医疗项目成本核算以医疗项目为对象归集与分配费用，直接将成本分摊到具体的医疗项目中，使成本计算更准确、成本责任更明确、成本管理更具体。近年来，大多数公立医院实行了院科两级核算，也积累了一些成本核算经验，但开展医疗项目成本核算的医院为数不多。目前开展医疗项目成本核算存在以下问题。（1）医疗项目复杂，标准成本不易确定。医疗项目构成庞杂、种类繁多、计算繁琐、工作量大和间接费用摊销困难等多种因素，使医疗项目成本核算在实际操作中难以实行。卫生部制定的《医疗服务项目成本分摊测算办法（试行）》虽然具有可操作性，但工作量较大，成本当量调整存在一定的困难，计算出的成本有一部分项目与实际成本容易产生偏差。况且公立医院成本不同于企业，制定标准成本需要具有会计、医疗业务等相关知识，因此制定客观合理的标准成本较难。（2）未建立成本分析评价体系。新制度规定医院应根据成本核算结果，对照目标成本或标准成本，采取趋势分析、结构分析、量本利分析等方法及时分析实际成本变动情况及原因，把握成本变动规律，提高成本效率。但是新制度没有确定关于公立医院成本分析的指标评价体系，使成本分析口径不一致，也不利于各公立医院进行成本分析结果的横向比较及公立医院各个时期成本数据的纵向比较。（3）医疗项目成本信息使用不当。在国家财政补贴有限、医院补偿机制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医疗项目成本核算从客观上容易促使科室追求含金量高或收效好的医疗项目，取消无利或微利的服务项目；由于医院和病人之间信息不对称，医务人员的诱导往往导致分解收费、重复检查、不合理用药和不合理住院等短期行为的发生，人为地加重了患者的经济负担，造成卫生费用不合理增长和有限的卫生资源严重浪费。
（二）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现状
目前，国家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形态的以资金为主体的人、财、物的硬投入，另一种是非物质形态的以政策为主体的软投入，即采取财政预算补偿和市场经营补偿相结合的双重补偿模式。财政补助方式基本是按照医院床位、人员规模补助，投入产出效益较低。在医疗服务长期低于成本定价，医院所需的药品、卫生材料和物资成本大幅度上涨，政府投入不能完全弥补医疗服务收支赤字的情况下，公立医院医疗收支总体亏损和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半壁江山”的现象普遍存在。财政补偿机制的不健全使本应是平抑医疗费用的公立医院，反而成了拉动医疗费用上涨的主导力量。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1）财政补偿总量不足，政府筹资在卫生总费用中的比例急剧下降；（2）财政投入方式不合理，资金使用效率低下；（3）医疗服务定价权在物价部门，价格调整周期长，使技术服务收费不能真实反映医疗服务的成本，也使医疗机构因执行滞后的收费标准而新增更多的医疗亏损。
二、医疗项目成本核算与补偿机制的关系
医疗项目成本是医疗服务项目定价的依据，是医疗资源配置和医疗补偿的依据，真实、合理的成本信息也是政府研究公立医院财政补助政策的重要依据。国务院于2010年2月了《关于印发公立医院改革试点指导意见的通知》，对公立医疗机构补偿机制改革作了具体要求，提出“逐步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政府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将医疗服务收费和政府财政补偿作为公立医疗机构主要的收入来源。该通知公布以后，政府“加强监管、加大对公立医院投入、改革公立医院补偿机制、建立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和激励制度”的要求越来越明晰。但对公立医院究竟需要投入多少？怎样补偿才科学？投入以后怎么监管和考核？无论卫生、财政等行政管理部门，还是公立医院本身，都要细化核算，否则政策无法落实。同时，目前收费项目中亏损严重的大多是人员成本投入较大的项目，如诊疗费、护理费、治疗费和诊疗费等。但因无法提供必要的成本信息，政府无从获得公立医院政策性亏损的数据支持，医疗服务价格无法体现医疗服务的合理成本和技术劳务价值，补偿政策的制定很难避免主观性和盲目性。可以说，公立医院医疗项目成本核算数据是政府制定财政补偿政策的前提。
三、基于医疗项目成本核算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北京市卫生局从2003年开始联手市财政局进行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区域医院成本核算工作，从医院内部成本核算入手，经由全市统一的科室成本核算、医疗项目成本核算等，逐步开展区域性的成本核算工作。截至目前，北京市8所综合医院、3所专科医院的项目成本核算工作已经完成，面向政府决策的卫生局端“医疗收费分析与支持系统”正式使用，可以提供医院横向之间的对比分析。在这11所医院累计完成了2万多个医疗项目的成本核算，通过对这些项目进行全面对比分析，掌握了医疗项目的实际盈亏数以及对医院经营状况的影响程度。基于医疗项目成本核算工作提供的丰富数据，2010年北京市卫生局、市财政局联合在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同仁医院等启动了新型财政补偿机制的试点工作。
（一）新型财政补偿机制的内容
北京市公立医院新型财政补偿机制对医院的补偿分为“经常性补偿、鼓励性补偿和专项补偿”三类。
1.经常性补偿
经常性补偿主要为了维持医院正常的运营，包含对离退休人员补偿以及亏损且无保本点的医疗项目补贴。建立离退休人员实名信息库，对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员费用予以全额保障。对医疗项目中亏损且无保本点的项目采用以下三个渠道予以补偿：一是医疗项目的盈利补偿；二是收费材料的盈利补偿；三是财政政策性亏损补偿。
2.鼓励性补偿
政府每年确定一定金额的鼓励性补偿并逐年加大补偿力度，对成本效率优化显著的医院进行鼓励性补偿，目的是鼓励医院降低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在体现公平管理的原则下，对医院成本增减幅度、亏损项目和无保本点项目管控效果等一系列关键指标进行考核，兑现政府的鼓励性补偿。鼓励性补偿测算公式为：鼓励性补偿金额=（综合医院平均成本增幅-该医院成本增幅）/∑（综合医院平均成本增幅-各医院成本增幅）×补偿总额。
3.专项补偿
专项补偿继续延用现有的财政补偿办法，对设备更新和重点学科等予以支持。公立医院根据运行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专项补偿申请，政府审批后纳入部门预算管理。
（二）新型财政补偿机制的创新突破
1.离退休人员经费由定额补助调整为按实际补助，减轻了医院运营负担。
2.基本经费按人头补助调整为以医院成本核算为基础，依据医疗项目成本核算结果，对医院因政策原因造成的经营亏损给予补助，保障了医疗收支的平衡，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得以体现。3.在对一系列关键指标进行考核的基础上，设立针对成本管控效果的奖励性补偿，实现了财政补助对医院成本管控的激励作用。
四、完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建议
（一）开展政府主导下的医疗项目成本核算
医疗项目成本核算是医院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医院做出科学决策的依据。从宏观方面看，公立医院的成本核算数据是政府制定财政补偿政策的前提。为此，公立医院必须开展在政府主导下的医疗项目成本核算，通过运用统一的成本控制理论与核算方法，使各医院的成本具有可比性，从而计算出社会平均成本。医院再以本单位的个别成本与社会平均成本对比，来衡量其经营状况。通过对医疗项目盈亏的计算和分析，财政部门也可以按医疗项目成本的消耗和收费补偿的差额进行补偿，实现由人员、专项补偿到医疗耗费补偿的转变。
（二）提高政府直接补偿力度
首先，各级财政应把对公立医院的补偿纳入财政预算，按公立医院运转机制测算的实际缺口逐步补偿到位，并将其作为硬性指标，确定其应占政府财政预算的比例，同时实现逐年增长。其次，对医疗机构在临床服务过程中因公益性项目而造成的政策性亏损，各级政府应进行直接补偿，对应全额支付的服务项目经费切实做到及时到位。再次，政府对区域规划内的医院基建负债，给予一次性补助。最后，政府应加大对各级非营利性医院职工社会保障经费的投入，包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的缴费部分；对公立医院的离退休人员费用应全额支付，减轻医院运营负担。
（三）建立合理的医疗项目定价体系
在取消药品加成收入的背景下，建立合理的医疗项目定价体系已成为完善政府补偿机制的一条重要途径。一方面，政府应提高患者以及社会对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认知程度，提高广大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成本覆盖率。另一方面，结合价格指数增幅等因素，考量医院提供医疗项目的成本，据此制定合理的医疗项目成本补偿原则，从根本上建立良性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
（四）加快支付方式改革
近年来，政府通过扩大医保覆盖面、提高报销比例等多项有力措施，使患者看病就医得到直接实惠，也使医院得到间接支持。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如何花好钱，关键是支付方式改革。这既关系到如何更好地保障患者治病就医，也关系到如何激励医院和医务人员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以及如何保证医疗投入的可持续性。“按项目付费”、“按定额收费”、“总额控制”或“总额包干”等付费方式均存在一些弊端，目前比较认同的方式是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类（DRGs），即按不同疾病复杂程度，依照临床路径要求所应达到的质量标准和发生的费用标准进行付费，既体现了对复杂程度相近的疾病费用按统一标准控制，同时激励医院和医生提高医院管理和技术水平，对医院和患者都有所约束，使政府投入也更具有科学性。
补偿性财政政策篇2
关键词 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机制；生态环境建设；环境税费
作者简介 刘世强，南昌航空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江西财经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生，江西南昌330063
中图分类号 X1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728(2009)11-0022-03
生态补偿是当前环境保护领域最热门的词汇之一，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对于建立系统的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框架都具有迫切的需求。我国对生态补偿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和矿区恢复等实践探索中逐步演化并发展，但是总体上仍然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迄今为止，在理论界及政策制定领域对生态补偿的内涵仍没有统一认识，甚至有许多错误的理解，形成生态环境建设就是生态补偿、政府用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财政支出都属于生态补偿、环境税费属于生态补偿的手段、生态补偿与生态补偿机制同义等认识上的误区，进而导致生态补偿政策因与传统环境保护政策与手段没有明确的政策边界而纠缠在一起难以贯彻实施，影响生态补偿政策目标的实现。生态补偿体现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公平理念，其产生的直接原因不是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而是针对现有环境政策无法解决的因生态保护或环境破坏而引起的利益矛盾问题。生态补偿的本质在于通过生态补偿实现对利益受损者所受损失的弥补，最终达到一种平衡；生态补偿是对现有环境政策体系的完善，而不是替代，更不是全盘否定。要准确理解生态补偿的内涵，有必要澄清以下几个问题。
一、生态补偿到底应该补偿谁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于生态补偿概念界定中的核心问题――对谁补偿的认识存在明显分岐，归纳起来有三种不同方向性的理解和认识。第一种理解认为生态补偿就是对自然主体即生态环境本身的补偿，是对由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给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造成的破坏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的补偿、恢复、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生态补偿的基本内涵应集中体现为通过一系列经济手段和法规、行政措施，对已在人类活动影响下丧失自我反馈与恢复能力的生态系统进行物质、能量的反哺和调节机能的修复。第二种理解认为生态补偿是对包括居民、农户、企业和区域政府在内的社会主体的补偿，是一种利益协调机制和激励手段，通过借助一定的经济补偿手段在生态服务消费者和提供者之间进行利益调节和再分配。第三种理解是对前两种观点的折衷，认为生态补偿是一个包含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的概念，是对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与治理，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采取的惩罚性措施，对因保护环境而丧失发展机会的社会群体进行经济补偿，既包括对自然的补偿，又包括对人的补偿。
第一种理解从物的角度分析生态补偿的原因和目的，进而认为生态补偿是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补偿。毫无疑问，人类过度利用自然导致的生态系统破坏、生态环境恶化是生态补偿产生的背景之一，生态补偿的最终目的是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但生态补偿并不是直接对自然生态进行建设和修复，生态环境建设和生态补偿具有本质的区别。生态补偿的终极结果是维护和促进自然资本或生态服务功能增殖，但是其政策机理是调节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政策直接作用于人，而不是直接作用于物，如森林、水源等生态要素。如果把生态补偿理解为对自然生态的补偿则与生态建设与污染治理同义，生态补偿将失去应有的政策含义和存在的价值，成为可有可无的概念；生态补偿不是对生态环境建设污染治理的替代。第二种理解是从人的角度来分析生态补偿产生的背景、原因，从而确定生态补偿应是对社会主体的补偿。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以资源损耗过巨和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造成财富在不同的环境经济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严重不公，尤其是在矿产资源开发中少数人获取巨大经济利益，而当地众多居民却承受环境破坏的恶果，可能导致，极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应通过生态补偿政策使享有财富的一端承担环境破坏的责任，使生态保护者和生态环境恶化受害者的利益和损失得到应有的补偿，从而使权利与责任对等，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因此把生态补偿的补偿对象定位于对社会主体的补偿是科学合理的，既对生态保护者和环境破坏者产生激励和约束，又与传统的生态建设与污染治理政策相区别。第三种理解认为生态补偿是通过社会属性的生态补偿实现自然属性的生态补偿，通过经济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实现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是生态目的与经济手段的统一。这种理解表面看似乎很正确，但实际上是赋予生态补偿两种不同的本质属性，生态环境建设仍被纳人生态补偿内涵的范畴之中，结果必然会造成思维上的混乱、政策上的偏离，生态补偿成了无所不包的环保利器。同时也把生态补偿的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混淆起来，生态补偿的直接目的就是调整利益关系，自然生态自我补偿功能的恢复只是生态补偿的最终目的而不是直接目的。退一步讲，在人类社会中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当然任何一项针对自然的生态环境建设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某些群体的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都同时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生态环境建设也不例外。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生态环境建设本身就是生态补偿。
因此，应当明确生态补偿是对社会主体的补偿，是对因环境保护或环境破坏而利益受损的农户、城市居民、企业及地方政府给予资金、技术和政策上的补偿，而不是对自然主体的补偿，生态建设、环境工程及污染治理本身都不属于生态补偿概念及政策范畴之内。
二、生态环境建设的公共财政支出是否属于生态补偿
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主要应由政府提供并无太多争议，而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却因此多把公共物品理论视作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之一，进而认为政府在生态环境建设中的财政投入自然属于生态补偿。这显然存在逻辑上的问题，把公共物品理论当作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并不合适，生态补偿并不是解决生态环境由谁提供的问题，而是解决环境利益上的公平性问题。
目前我国生态补偿的主导方式是政府的公共财政支付，但并不等于所有生态环境建设方面的公共支付都属于生态补偿。判断一项公共财政支付是否具有生态补偿的属性，关键还在于其是否符合生态补偿的内涵，即是否包含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调整的性质，是否对因环境保护或环境破坏而利益受损者实施了补偿。符合则属于生态补偿；反之
则不属于生态补偿，只是体现了政府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应尽的责任。如中央政府针对重点生态公益林的保护、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重要生态功能区、江河源头保护区建设中因承担额外环境责任而遭受利益损失的居民、企业和当地政府而给予的公共财政支出属于生态补偿。而中央对三北防护林工程的财政投入因不包含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而不属于生态补偿。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生态补偿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中的补偿主体与补偿客体应是不同的。如果受益者与受损者属于同一主体，自己补偿自己，则不属于生态补偿。如地方政府对在当地植树造林及建设污水处理厂、污水收集管网的财政支出则属于自我补偿类型而不应纳人生态补偿范畴。因此，不能简单地说政府用于生态环境建设的财政支出都属于生态补偿，应以生态补偿是调整环境经济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这一本质属性作为判断的标准。
三、环境税费是否属于生态补偿
在2007年9月举行的第十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上，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概念作出界定，阐述其政策框架具体包括七个方面：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信贷、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和绿色保险。但在目前生态补偿的研究及实践中，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等环境税费政策被纳入生态补偿概念之中，认为目前国内外实施的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如排污收费、环境税、生态税、矿产资源开发税、退耕还林、还草等项目都属于生态补偿的范畴，是运用财政、税费、市场等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受益者和破坏者经济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尽管有学者认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在征收排污费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法规，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将生态补偿的重点主要放在生态服务领域”，但其本质上仍是认为排污收费属于生态补偿。只是不作为目前的重点而已。
毫无疑问，生态补偿是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中的一部分，与其他环境经济政策应有明确的政策边界；环境税费和生态补偿应是两种独立的具有不同运行机制的环境经济政策。环境税费强调的是通过征收一定的费用以内化社会主体经济行为的环境成本，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社会主体尤其是企业的成本，最终通过价格机制引起产品消费和生产的减少或增加而减弱对自然生态的影响和破坏；环境税费制度有专门的征收目的、原则、功能、征收对象与范围、征收方式、理论依据，在我国已实施运行并不断完善。而生态补偿则是强调通过对因保护环境或环境破坏而遭受损失利益进行补偿，缓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实现对环境保护的激励和对环境破坏的制约；生态补偿在我国还处于探索之中，没有形成较为完善的运行机制，更没有专门的法律予以规范。另外在资金流向方面，环境税费更多的体现为资金流人政府财政，其在支付方面具有多元性，可以用于相应的生态补偿，但并没有硬性约束，从目前我国环境税费的使用来看，用于生态补偿的比例非常小；而生态补偿则强调的是对环境经济利益受损者的资金支付，其资金来源是多渠道的，可能部分来自环境税费。因此尽管环境税费可以成为生态补偿资金的来源之一，但其本身并不是生态补偿。
四、生态补偿与生态补偿机制是否同义
生态补偿和生态补偿机制概念在现实中被广泛运用。然而学界对生态补偿的概念界定较多而对生态补偿机制的概念却鲜提及，且没有明确区分生态补偿与生态补偿机制，很多情况把生态补偿和生态补偿机制视为同义而合为一体。甚至出现相同作者在两篇文章中分别界定的生态补偿和生态补偿机制实为同一含义的事实，其认为无论是生态补偿或是生态补偿机制都是外部性内部化、具有经济激励作用的制度安排。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生态补偿包括生态学意义、经济学意义两个方面的内涵，经济学意义上生态补偿就是生态补偿机制。实际上仍然是将生态补偿混同于生态补偿机制。
如前所述，生态补偿的本质规定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对社会主体因环境而利益损失的补偿。同时，生态补偿也是社会正义这个普适价值观在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中的贯彻和体现，就如同市场经济一样是一种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而不是体现在具体的实际操作。生态补偿机制则是生态补偿理念及政策的具体运用及实践操作设计层面，一般应包括具体的补偿范围、补偿项目、补偿目标、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补偿实施、监督及效果评估等方面内容。因此，生态补偿与生态补偿机制具有本质的区别，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补偿的具体化与制度化。
补偿性财政政策篇3
关键词：政策性粮油补贴 会计核算 递延收益
一、企业会计准则、中储粮核算办法和国家粮食局的有关规定
（一）企业会计准则及应用指南的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及《应用指南》规定，将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划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规定了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区别情况处理：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确认为递延收益；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二）中储粮核算办法和国家粮食局的有关规定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印发的《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会计核算办法》和国家粮食局印发的《粮食企业执行会计准则有关粮油业务会计处理的规定》，对企业经常性的政策性粮油补贴款的核算进行了规定。
1.中储粮核算办法的规定。《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会计核算办法》中，对企业经常性的政策性粮油补贴款的具体核算办法是：企业按照规定标准计算，应由财政或主管部门拨付用于补偿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政策性粮油补贴款，借记“递延收益”科目，贷记“补贴收入”科目；实际收到时，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递延收益”科目。企业收到财政或主管部门用于补偿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政策性粮油补贴款，按收到的金额，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递延收益”科目，在发生相关费用或损失的未来期间，按应补偿的金额，借记“递延收益”科目，贷记“补贴收入”科目。
2.国家粮食局的规定。国家粮食局《粮食企业执行会计准则有关粮油业务会计处理规定》中，对与收益有关的政府补助的会计核算规定是：企业依据政府及有关部门下发的文件、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中所确定的标准和金额，借记“其他应收款――应收补贴款”科目，贷记“递延收益”科目，按照配比原则，同时借记“递延收益”科目，贷记“补贴收入”科目。同样，企业对按年补贴的政策性粮油补贴，在实际工作中要运用配比原则合理计入补贴收入也是很难操作的，而且规定中没有给出企业实际收到政策性粮油补贴款时的会计处理，但从国家粮食局的规定可以看出，是将企业经常性的政策性粮油补贴完全作为递延收益来核算。
二、有关规定的不足及建议
（一）实际工作中政策性粮油补贴款拨补的程序
将政府补助会计准则具体运用到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就涉及到企业承储政策性粮油获得的经常性政策性粮油补贴款的具体会计处理问题。由上文可知，粮食行业的会计处理都将企业承储政策性粮油获得的经常性政策性粮油补贴款作为递延收益核算。但笔者认为，结合企业经常性政策性粮油补贴款获得过程的实际情况，企业是否应该将获得的经常性政策性粮油补贴款作为递延收益核算，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现在各级政府政策性粮油补贴款一般是根据确定的标准结合企业政策性粮油经营量按年补贴的。也就是说，政策性粮油补贴款是补偿企业在一年内经营政策性粮油业务有关的各项支出。因此，在一年内财政部门或有关部门在某一时点拨付给企业的政策性粮油补贴款，企业是无法划分是补偿企业已经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还是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而财政部门或有关部门对政策性粮油补贴款的实际拨付流程是在一个年度内实行分次预拨，按年清算。可见，政策性粮油补贴款的实际拨付时间往往是滞后的，特别是地方政策性粮油补贴款的拨付，滞后现象更加普遍，极少出现提前预拨的情况。实际上企业政策性粮油业务量在一个年度内往往是有变动的，要财政部门或有关部门提前拨付补贴款给企业，在实际工作中也是不现实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核算办法实际上是将政策性粮油补贴款全部作为企业的递延收益在核算，这与《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及《应用指南》对企业递延收益的界定不相符，而且不符合财政部门或有关部门对政策性粮油补贴款的实际拨付流程，不能清晰直观地核算反映企业年度应收、已收、未收政策性粮油补贴款的情况。实际工作中，作为承担政策性粮油业务的企业来说，应收、已收、未收政策性粮油补贴款的核算非常重要，是企业与财政部门或有关部门年度结算政策性粮油补贴款的重要数据，企业要准确提供应收、已收、未收政策性粮油补贴款的数据，相对比较困难，会增加企业补贴款结算的工作量。
（二）建议
笔者认为，对企业有明确补贴标准及金额且经常性的政策性粮油补贴款，不应作为递延收益来核算，应该按明确的补贴标准及金额按月直接计入企业损益。
企业对财政部门或有关部门按明确的标准和金额，在年度中分次预拨（实质不是预拨）、年度清算拨付给企业的经常性政策性粮油补贴款，企业在不能科学合理地划分是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还是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情况下，应该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核算。从前面所作分析，再结合财政部门或有关部门拨付补贴款的实际操作情况，可以看出企业经常性政策性粮油补贴其实质已经不能认定为企业的递延收益，应该按月根据明确的补贴标准计算出的金额，直接计入补贴收入。与企业实实在在属于递延收益的核算事项区别开来。具体核算办法如下：
企业每月按明确的补贴标准计算出应得的政策性粮油补贴时，借记“其他应收款――应收补贴款――×××”科目，贷记“补贴收入”科目；企业实际收到补贴款时，不论是延迟拨付还是提前拨付（提前拨付极少，不具重要性，会计核算上可以忽略），都借记“银行存款”科目，贷记“其他应收款――应收补贴款――×××”科目。这样核算就遵循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及《应用指南》有关规定，企业核算起来相对更简单，更实用，核算口径上也不会出现混乱，可以完整、直观、清晰地反映出企业应收、已收、未收政策性粮油补贴款的情况，便于企业同财政部门或有关部门年度结算政策性粮油补贴款，减轻结算工作量。
以上是笔者结合基层企业实际工作所作的理解，希望与同行们深入探讨，使有关会计核算更科学合理，更切合基层企业实际。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S].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2.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会计核算办法[J].商业会计，2008，（3）-（24）.
3.国家粮食局.粮食企业执行会计准则有关粮油业务会计处理的规定[S].国粮财[2013]311.
作者简介：
补偿性财政政策篇4
1.1构建生态财政体制的必要性
(1)严格划定中央与地方的环境保护职能,强化国家承担宏观生态环境保护的职责。有利于增强国家进行宏观配置环境资源的财力。
(2)通过调整财政政策,调节财力分配结构,统筹安排生态建设投资。有利于推进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3)改革财政制度,通过财政补贴、优惠政策等措施,扶持生态环境建设企业的经营活动,鼓励企业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有利于刺激生态企业增加生态环境投入。
(4)国家通过课以罚款、征收资源补偿费和环境税等增税方法。有利于防止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
1.2构建新型生态财政体制。构建新型生态财政体制
(1)构建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制度。在政府财政支出预算科目中,建立生态环境建设财政支出预算科目。将生态环境建设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并逐步增加。政府投入主要方式,一是用于重点工程建设;二是用于银行贴息间接支持重点项目。
(2)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第一,确定转移支付的基数,构建配套政策与操作措施,保证生态财政支出不断增加。第二,扩大专项补助范围。通过国家预算,加大对生态环境建设的专项补助范围和数额。第三,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利用财政手段,通过财政资金给予生态企业投资补贴,激发企业投资积极性。第四,建立担保制度。通过政府担保,财政贴息的办法,发行生态企业债券,筹集生态环境建设资金。
(3)构建财政政策支持体系。第一,运用财政政策支持生态环境建设,探索生态财政体制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机制。第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充分认识构建生态财政体制的重要性,突出生态财政体制长期效益,制定科学的财政支持规划和实施方案,完善生态财政体系,增加生态财政支出。第三,构建以地方财政为主体,中央财政为支持的财政支持体系,加大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力度。
(4)构建多元化投融资主体。第一,要以财政支持为基础,构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生态环境投融资体制。第二,要支持地方培育自我开发能力,通过实施贷款担保、财政贴息等政策,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向生态环境工程项目流动。
2构建适应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和要求的税收制度
2.1生态税收的涵义和特征
(1)生态税收是指国家为实现特定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筹集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并调节纳税人相应行为而开征的有关税收的总称。
(2)生态税收的特征:第一,目的性。生态税收收入是国家为实现特定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筹集的财政收入,首要目标是环境保护。第二,调节性。生态税收通过调节企业或个人有利于或不利于生态环境行为而发挥其作用。第三,关联性。生态税收与经济活动性质和规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2.2建立新型生态税收体制
(1)完善税收支持措施。采取切实可行的税收支持措施,确保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第一,设立生态建设工程项目。在重点地区设立生态环境工程保税区,增加生态工程项目的诱惑力,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项目建设。第二,放宽征税条件。对污染少、资源能源消耗低、生态友好型企业,放宽增值税、所得税的征收条件,使企业得到税收实惠。第三,实行税收返还制度。对生态企业实施免征或全额返还资源税,将免税或返还部分作为国家投资,继续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对生态环境建设项目,在税收上实行返还制度。
(2)调整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第一,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零税率政策的适用范围,准确界定零税率调节税的使用项目类型。第二,界定生态产业和生态工业园区的范围,在规定期限内对参与生态工程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第三,对生态环境建设需要的进口产品,减免进口关税。第四,对低碳家电、新能源汽车等,减征消费税。第五,对经营生态环境公用设施的企业,在征收营业税、增值税和城市维护建设税方面给予优惠。第六,允许清洁能源企业、污染治理企业、环境公用事业以及环保示范项目,加速投资折旧。
(3)调整税收结构。第一,增设资源消费税税目,根据污染品质确定消费税额。第二,对燃油等产品征收消费税附加,利用税收差异鼓励使用优质低碳产品。第三,提高对危害人们健康的消费品税率。不断优化税收结构。第四,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对生态环境建设实施税收优惠和差别利率,调动生态环境项目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3构建适应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和要求的金融体制
3.1构建市场化投融资机制
(1)遵循市场化原则。强化市场观念,引入市场机制,遵循市场规律,改革生态环境治理投融资体制,以适应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的需要和要求。
(2)完善市场化商业运作机制,建立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按照市场化模式,改革生态投融资机制。
(3)发挥商业性金融在生态投融资体系中的作用。调整和改善生态环境投融资结构。
3.2深化生态金融体制改革
(1)强化政策性金融体制。完善商业性金融发展的环境,构建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的金融框架。确立政策性金融的主导地位,采取多种措施发展政策性金融,加强政策性金融商业化运作。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力度。第一,明确国家开发银行在生态投融资中的地位,加大开发银行的投资力度;第二,在政策性银行设立专项优惠贷款,增加生态环境治理项目配套资金;第三,制定资本市场倾斜政策,通过股票上市、债券发行额度的倾斜政策,支持生态环境项目及其产业的发展。第四,改革投入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增加政策性银行资金来源,提高政策性贷款的效率和效果。
(2)健全商业性金融体系。第一、建立合理补尝制度。补偿商业金融机构因对生态环境治理放贷造成的利益损失,调动商业性银行对生态环境发展投融资的积极性。第二,建立生态项目基金。组建生态项目工程建设基金,按照市场化投资运作方式,筹措、管理和运用社会资金投向这些项目。第三,发挥资本市场作用。通过发行中长期债券等形式,筹集大型生态项目建设所需的资金。第四,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第五,国家以优惠利率政策等鼓励商业性银行向生态项目投资。
(3)制定灵活的金融政策。第一,加大政策性金融的倾斜力度,引导、扶持商业性金融介入。第二,发挥资本市场对生态建设资金筹措的作用,适当放宽信贷条件,加强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第三,发挥市场配置资金的作用,发挥商业性金融在生态工程中的主导作用。
(4)培育生态资本市场。第一,支持生态企业进行体制改革。将竞争优势明显、经济效益良好的企业推向市场,通过社会融资实现企业资本筹集和扩张,增强企业生态投资能力。第二,发行生态债券。利用债券市场发行生态债券,主要用于生态环境治理。培育市场体系、扩大市场规模、发展投资银行、推动股权流动、改善投资结构、加强股票监管、健全市场运作机制。第三,重视生态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和建设。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优化环保企业资本结构,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变革产权制度。
4构建适应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和要求的生态补偿机制
4.1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生态补偿机制不健全是导致我国生态环境状况有所恶化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必须不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4.2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举措
(1)提高对生态补偿重要性的认识。要加强对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重要性的教育,充分认识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2)选择适合的补偿模式。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标准,依据生态环境保护标准确定补偿模式。第一,通过横向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补偿;第二,由政府投入,并采用水土保持补偿机制;第三,采用循环利用的模式。
(3)规范生态补偿机制。首先,构建由生态控制区、生态恢复区、生态防护区组成的生态保护区机制。其次,完善现行政策措施,总结经验教训,实现生态补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再次,生态补偿机制,按照由点到面的原则,分步推进,逐步实施。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4)整体推进,分步实施,统筹规划、科学保护。不断完善现有政策措施,总结经验,由点到面,努力实现生态补偿的制度化、规范化。
5构建适应生态环境治理需要和要求的市政债券制度
5.1生态市政债券是指以城市政府为发行债券主体、通过资本市场公开发行的生态环境治理债券主要用于城市公共实施建设,污水、垃圾处理、城市绿化、改善空气质量等。
5.2创新市政债券体制发行市政债券是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它关系到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的重新划分,也涉及到法律制度修订和经济政策调整,需要创新市政债券体制,建立完善的市政债券管理体系及监督机制。
(1)完善市政债券发行的配套政策。第一,实行市政债券投资收益的减免税政策,以吸引机构与个人投资者投资。第二,向商业银行开放市政债券市场,允许商业银行投资市政债券。第三,通过市场交易,提高市政债券的流动性,降低投资风险。第四,建立有效的市政债券的发行与担保机制。第五,运用合理的担保结构,落实担保及风险责任。
(2)建立债券资金优先使用保障机制。市政债券融通的资金可以有多种用途。为了加快生态环境建设,必须综合运用行政手段和市场机制,保障市政债券资金优先用于生态环境治理。一是设立政府环保专门预算用于回购债券;二是提供优惠担保政策等。
(3)规范市政债券发行标准,评价市政债券发行的合理性,控制发行额度,监督使用用途,严防政府滥发滥用。
补偿性财政政策篇5
绿色GDP报告展示了神农架巨额的绿色财富，然而为了保护生态，自然资源却不能进行充分开发利用。
一边是长期的富裕，人均绿色GDP30万元；一边是现实的贫穷，人均GDP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7％，属部级贫困县。现在，神农架富饶又贫困的怪圈正在被破解。
据神农架林区政府消息，湖北省政府决定，从2009年起将神农架林区作为首个省级生态补偿试点单位，并为林区增加1万亩退耕还林指标，并按每年每亩500元标准予以补助，列入省财政预算。经测算，这一补偿的含金量在1000万元以上。
基础生态正有望成为支柱财源。
曾经的绿色GDP
2005年8月，神农架成为全国绿色GDP首批核算的试点地区之一。在绿色GDP报告面世无期的形势下，神农架却于今年下半年了绿色责任蓝皮书。
据神农架林区政府介绍，神农架克服各种技术难题进行绿色GDP核算。对有形的自然资源采用现实收益的标准来核算，而对无形的生态价值，神农架则采用多种方法：森林涵养水源的价值采用影子工程法，计算同等蓄水功能水池的工程造价；旅游价值采用旅行费用法，以游客抽样调查为基础进行测算；生物多样性价值则采用面晤、电话采访和邮件调查三种途径，进行支付意愿调查法进行评价。
绿色GDP报告展示了一个立体的神农架，其绿色财富是物质财富的4.6倍，人均30万元，大约是全国人均GDP的30倍。然而，为了保护生态，神农架的自然资源不能进行充分开发利用，经济社会发展滞后，2007年神农架人均GDP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7％，属部级贫困县。
生态补偿规划
神农架林区政府认为，生态补偿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为保护生态而失去的机会成本。
按照省长李鸿忠提出的“低水平起步”原则，神农架林区将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模糊决策，讲究实效”的办法推进生态功能区公共财政补偿机制的建立，在试点方案中坚持三个原则：补基本的原则，是成本补偿而非价值补偿；保公平的原则，做到区域公平而非区域交易；重增量的原则，即动态补偿而非政府赎买。
按照实效原则，神农架林区政府将试点主要政策定为：公共财政政策、税费调节政策、项目扶持政策、产业发展政策、对口支援政策，由此逐步建立公平公正、权责一致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林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有机结合。
公共财政，直补机会成本
首先，增加激励性转移支付。对林区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和工商四税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分别以林区2005年～2007年一般预算收入和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三年平均水平188.3万元和104.3万元为基数，按全省当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工商四税平均增幅递增。
再者，增加结算转移支付补助。继续实施对林区天保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影响地方财政减收转移支付补助，并作为长期政策执行。补助标准分别以2001年核定的701万元和90万元为基数，按全省当年财政收入平均增幅递增。
另外，加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林区生态公益林补偿，设立生态保护管护专项，加强保护能力建设，实施林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运行费补贴，增加政策性转移支付资金，实施农作物兽灾补助。
税费调节，扩容补偿资金
“神农架生态补偿专项”正在设立：将林区收取的资源性非税收入省级分成部分全部留存林区设立生态补偿专项，用于林区水土保持、地质灾害治理等方面。
同时，提高资源性税收标准；除此，还要提高林区现行资源税率，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增强资源有偿使用效率，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另外，对企业在神农架投资发展环保、生态型建设项目的实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合理增加林区环境容量指标，支持林区资源使(取)用权、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运作，积极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
项目扶持，减少生态干预
第一，继续实施退耕还林。新增退耕还林面积4.5万亩。对林区2008年新增的退耕还林1万亩，在执行国家现有政策基础上，另外由省财政每亩补贴300元。
第二，加大城镇和景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支持神农架尚未建立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城镇和景区，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力争用2－3年的时间，优先在神农架建设一批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示范工程，增强林区广泛保护、深度保护的能力。
第三、继续实施生态移民搬迁工程。比照西部开发政策人均5000元的标准设置林区生态移民搬迁补助费，三年内完成剩余1250户、5000人搬迁。对移民小区建设中省收取的有关规费给予全免，所需用地予以重点保证，对移民下山后将原宅基地改为农林用地的，可享受退宅还耕(林)政策。同时，加大搬迁农民的转移就业培训工作，基本实现宜搬则搬、异地致富、原地恢复的目标。
第四、免除林区世界银行贷款“森林资源发展与保护项目”债务。免除林区“森林资源发展与保护项目”贷款本金利息(2000年至2008年利息)1104.4万元。
第五、加大生态项目建设。对林区重大生态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投资主要由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解决，取消地方配套，不留资金缺口。
生态补偿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为保护生态而失去的发展机会成本。
引导产业，实现持续发展
支持林区“旅农林”生态经济产业链和“矿电化”循环经济产业链建设。支持神农架利用资源优势异地发展，实行6:4税收分成政策，从体制上、政策上为林区招商引资、异地开发给予支持，为林区异地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减轻区内资源环境压力，增强神农架区内保护、区外发展的能力。支持林区生态旅游发展，对林区境内酒店、餐饮等旅游行业用电按照居民用电价格执行。支持林区优势企业上市。
对口支援，补偿有的放矢
一方面，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实施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口帮扶林区计划。由三峡总公司、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责任公司每年各安排资金300万元，并按全省当年财政收入增幅递增，支持林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用于水污染防治、水土保持和水源区保护。
另一方面，实施医院、学校对口帮扶工程。由省大中城市支医、支教等形式。对林区实行对口帮扶，帮助培训林区卫生、
教育人才，提高林区医疗卫生和教育水平。
考核评价，强化责任推动
对神农架林区实行特殊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将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和环境质量、民生改善纳入林区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作为衡量林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林区干部考核主要依据。对神农架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创汇等指标在纳入全省考核时作为特殊情况对待。
抓住契机，扩大保护成果
对于此次省级生态补偿试点的契机，神农架党委政策研究室杨峰主任说，在省1万亩的退耕还林补偿的基础上，林区还将认真组织好公路沿线和景点景区的退耕还林工程，确保工程质量。此外，杨峰还表示，林区将全面推进“旅农林”生态经济产业链建设，不断加大林业科研的力度，切实巩固退耕还林和天保工程成果。
一系列的先行政策，将令神农架的未来充满期待：从绿色GDP核算试点，再到生态补偿演绎，最终实现生态强县富民。而业内专家则称，更重要的是，神农架应把生态补偿与当地的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结合起来。神农架完全可以依靠其自身的资源优势，借助生态补偿政策，发展制药、生态旅游业、农产品深加工、科考服务业，以及其他对环境要求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绿色GDP下新的发展模式。
依靠自身资源优势，借助生态补偿政策，神农架将实现绿色GDP下的新发展模式。生态补偿试水
刘 彦
神农架，坐拥生态财富却守候现实清贫，绿色GDP核算让神农架看清了手中的绿色财富，而生态补偿试点则将助力神农架走出清贫困惑。
绿色GDP报告展示了神农架巨额的绿色财富，然而为了保护生态，自然资源却不能进行充分开发利用。
一边是长期的富裕，人均绿色GDP30万元；一边是现实的贫穷，人均GDP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7％，属部级贫困县。现在，神农架富饶又贫困的怪圈正在被破解。
据神农架林区政府消息，湖北省政府决定，从2009年起将神农架林区作为首个省级生态补偿试点单位，并为林区增加1万亩退耕还林指标，并按每年每亩500元标准予以补助，列入省财政预算。经测算，这一补偿的含金量在1000万元以上。
基础生态正有望成为支柱财源。
曾经的绿色GDP
2005年8月，神农架成为全国绿色GDP首批核算的试点地区之一。在绿色GDP报告面世无期的形势下，神农架却于今年下半年了绿色责任蓝皮书。
据神农架林区政府介绍，神农架克服各种技术难题进行绿色GDP核算。对有形的自然资源采用现实收益的标准来核算，而对无形的生态价值，神农架则采用多种方法：森林涵养水源的价值采用影子工程法，计算同等蓄水功能水池的工程造价；旅游价值采用旅行费用法，以游客抽样调查为基础进行测算；生物多样性价值则采用面晤、电话采访和邮件调查三种途径，进行支付意愿调查法进行评价。
绿色GDP报告展示了一个立体的神农架，其绿色财富是物质财富的4.6倍，人均30万元，大约是全国人均GDP的30倍。然而，为了保护生态，神农架的自然资源不能进行充分开发利用，经济社会发展滞后，2007年神农架人均GDP只有全省平均水平的57％，属部级贫困县。
生态补偿规划
神农架林区政府认为，生态补偿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为保护生态而失去的机会成本。
按照省长李鸿忠提出的“低水平起步”原则，神农架林区将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模糊决策，讲究实效”的办法推进生态功能区公共财政补偿机制的建立，在试点方案中坚持三个原则：补基本的原则，是成本补偿而非价值补偿；保公平的原则，做到区域公平而非区域交易；重增量的原则，即动态补偿而非政府赎买。
按照实效原则，神农架林区政府将试点主要政策定为：公共财政政策、税费调节政策、项目扶持政策、产业发展政策、对口支援政策，由此逐步建立公平公正、权责一致的生态补偿机制，促进林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有机结合。
公共财政，直补机会成本
首先，增加激励性转移支付。对林区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和工商四税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分别以林区2005年～2007年一般预算收入和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三年平均水平188.3万元和104.3万元为基数，按全省当年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工商四税平均增幅递增。
再者，增加结算转移支付补助。继续实施对林区天保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影响地方财政减收转移支付补助，并作为长期政策执行。补助标准分别以2001年核定的701万元和90万元为基数，按全省当年财政收入平均增幅递增。
另外，加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建立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全面实施林区生态公益林补偿，设立生态保护管护专项，加强保护能力建设，实施林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运行费补贴，增加政策性转移支付资金，实施农作物兽灾补助。
税费调节，扩容补偿资金
“神农架生态补偿专项”正在设立：将林区收取的资源性非税收入省级分成部分全部留存林区设立生态补偿专项，用于林区水土保持、地质灾害治理等方面。
同时，提高资源性税收标准；除此，还要提高林区现行资源税率，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增强资源有偿使用效率，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另外，对企业在神农架投资发展环保、生态型建设项目的实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合理增加林区环境容量指标，支持林区资源使(取)用权、排污权交易等市场化运作，积极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
项目扶持，减少生态干预
第一，继续实施退耕还林。新增退耕还林面积4.5万亩。对林区2008年新增的退耕还林1万亩，在执行国家现有政策基础上，另外由省财政每亩补贴300元。
第二，加大城镇和景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支持神农架尚未建立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的城镇和景区，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力争用2－3年的时间，优先在神农架建设一批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示范工程，增强林区广泛保护、深度保护的能力。
第三、继续实施生态移民搬迁工程。比照西部开发政策人均5000元的标准设置林区生态移民搬迁补助费，三年内完成剩余1250户、5000人搬迁。对移民小区建设中省收取的有关规费给予全免，所需用地予以重点保证，对移民下山后将原宅基地改为农林用地的，可享受退宅还耕(林)政策。同时，加大搬迁农民的转移就业培训工作，基本实现宜搬则搬、异地致富、原地恢复的目标。
第四、免除林区世界银行贷款“森林资源发展与保护项目”债务。免除林区“森林资源发展与保护项目”贷款本金利息
(2000年至2008年利息)1104.4万元。
第五、加大生态项目建设。对林区重大生态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投资主要由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设资金、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解决，取消地方配套，不留资金缺口。
生态补偿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为保护生态而失去的发展机会成本。
引导产业，实现持续发展
支持林区“旅农林”生态经济产业链和“矿电化”循环经济产业链建设。支持神农架利用资源优势异地发展，实行6:4税收分成政策，从体制上、政策上为林区招商引资、异地开发给予支持，为林区异地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减轻区内资源环境压力，增强神农架区内保护、区外发展的能力。支持林区生态旅游发展，对林区境内酒店、餐饮等旅游行业用电按照居民用电价格执行。支持林区优势企业上市。
对口支援，补偿有的放矢
一方面，按照“谁受益、谁补偿”原则，实施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对口帮扶林区计划。由三峡总公司、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有限责任公司每年各安排资金300万元，并按全省当年财政收入增幅递增，支持林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用于水污染防治、水土保持和水源区保护。
另一方面，实施医院、学校对口帮扶工程。由省大中城市支医、支教等形式。对林区实行对口帮扶，帮助培训林区卫生、教育人才，提高林区医疗卫生和教育水平。
考核评价，强化责任推动
对神农架林区实行特殊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办法，将资源保护、生态建设和环境质量、民生改善纳入林区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作为衡量林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和林区干部考核主要依据。对神农架的财政收入增长幅度、固定资产投资、出口创汇等指标在纳入全省考核时作为特殊情况对待。
抓住契机，扩大保护成果
对于此次省级生态补偿试点的契机，神农架党委政策研究室杨峰主任说，在省1万亩的退耕还林补偿的基础上，林区还将认真组织好公路沿线和景点景区的退耕还林工程，确保工程质量。此外，杨峰还表示，林区将全面推进“旅农林”生态经济产业链建设，不断加大林业科研的力度，切实巩固退耕还林和天保工程成果。
一系列的先行政策，将令神农架的未来充满期待：从绿色GDP核算试点，再到生态补偿演绎，最终实现生态强县富民。而业内专家则称，更重要的是，神农架应把生态补偿与当地的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结合起来。神农架完全可以依靠其自身的资源优势，借助生态补偿政策，发展制药、生态旅游业、农产品深加工、科考服务业，以及其他对环境要求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形成绿色GDP下新的发展模式。
补偿性财政政策篇6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公共服务；生态补偿；转移支付
我国在“十一五”规划中，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一、主体功能区建设有利于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主要按照行政区来组织经济、社会和生态建设，没有根据不同区域国土资源特点划分主体功能区。不论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有多大差异，各行政区域都必须主要依靠自身经济发展来满足本地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实际上是要求各行政区承担相同或相似的经济功能，而生态保护功能无法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应有的投入。由于按照行政区域进行经济核算和政绩评估，加之尚未完善的分税制财税体制，各行政区域普遍存在不顾国土资源状况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从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看，有些区域的经济发展较快，但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丧失了一些基本的生态功能，如缺乏清洁而充足的水源，只能依靠其他区域来提供；有些区域的生态环境比较好，但经济欠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强烈希望加快经济发展来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这种愿望是合理的，不能要求后一类区域的人民为保护生态环境而长期忍受贫困，或者同前一类区域相比长期处于低生活水平状态。据统计，目前我国900多个自然保护区大部分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其中约1／4的自然保护区位于国家贫困县，有相当部分区域属于贫困问题最集中、贫困程度最严重、脱贫难度最大的区域。如果继续按照过去的模式来发展，以牺牲生态功能为巨大代价来增强经济功能，不仅引起这些区域的生态功能退化，而且经济功能也日益受到制约，最终可能引起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经济最终难以持续发展。
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实行区域主体功能规划，把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使区域之间形成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合理分工，通过功能区之间的功能互补和分工协作，实现全国不同区域空间整体功能的最大化。随着规划的实施，不同区域将其发展目标定位于功能区的主体要求，逐步从政策上消除长期以来不顾区域特点盲目发展经济的弊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现行财税政策与主体功能区建设的主要矛盾
《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要求，实现主体功能区定位，需要完善财政政策：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完善中央和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增加对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用于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补偿的财政转移支付。我国现行的财税政策与主体功能区建设主要存在以下主要矛盾。
(一)转移支付政策与实现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矛盾。享有政府提供的基本均等化公共服务是每一位公民(无论其身居何处)不可剥夺的基本发展权利。在主体功能区的定位中，优化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将获得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由于要更多地承担生态功能，其开发活动将受到限制。如果丧失经济发展机会的地区不能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推进主体功能区的战略将难以落实。因此，推进主体功能区的建设，从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使禁止和限制开发区居民能在保护生态的同时，享受与开发地区居民同等基本公共服务，获得大致相同的发展机会。但与实现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而言，现行转移支付政策存在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政府之间财力与事权不相匹配，事权划分不清，转移支付责任模糊。目前，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主要包括教育、卫生、文化、就业服务、生态环境、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等方面的投入)主要由县乡基层财政来承担，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和福利救济等支出大部分由基层财政负担。调查显示，在预算内公共卫生支出上，中央政府仅占卫生预算支出的2％，其他均为地方政府支出。不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能力的差别，与各地居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严重不匹配，这种财政制度从根本上制约了功能区的建设要求。
2.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过小。从资金分配的相对比重看，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整个转移支付的比重非常小。2005年，我国一般性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比重按宽口径计算只有9.8％，按窄口径计算占15.3％，比重非常低，与西方发达国家50％以上的比例相比，根本发挥不了平衡地方财力的作用。
3.专项转移支付不规范。专项补助资金下达不及时，影响资金使用效率的发挥。绝大部分中央专项补助资金国家没有明确规定下拨时间，资金实际下拨到用款单位往往到年底或第二年度才能实现。专项拨款资金用途过宽，支出项目繁杂而分散，重点不突出。现行的专款范围几乎覆盖所有预算支出项目，并且补助对象涉及各行业，到处撒“胡椒粉”，调控结果并不理想。专款拨款挪用现象也较严重，难以保证专款专用。
(二)生态补偿的财税政策与功能区生态建设的矛盾。生态补偿是以保护生态系统功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或生态保护、生态破坏和发展机会成本来运用财政、税收、市场等手段，调节生态保护者与收益者和破坏者的利益关系的制度。在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中，许多限制开发区域由于长期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区域开发强度超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使局部地区自然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并危及到其他区域的生态安全。禁止开发区域基本上是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集中分布区，具有重要的自然生态功能和人文价值功能。因此，修复遭受破坏的生态环境和保护现有的生态系统，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针对功能区的生态补偿机制，但现行的财税政策与生态补偿的要求相比存在较大矛盾。
1.尚未建立针对四个主体功能区的专项财税支持体系和分类指导政策。现行政策没有从区域发展角度，把生态补偿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消除贫困、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创业、就业等问题综合起来考虑。目前国家采取的生态补偿措施和政策，基本上是以工程项目建设投入为主，远没有形成完善的系统。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矿产资源税及补偿费等，基本上是以工程项目建设投入为主，且投资项目不配套、补偿年限偏短。由于没有合理的生态补偿政策，目前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为保护生态环境而形成的公共成本支出、管理支出、产业异地发展和生态移民、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项目、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关投入难以落实。
2.缺乏建立科学的环境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目前实施的一些补偿办法，普遍存在缺项较多、综合性差、标准偏低等问题。由于生态补偿的评价体系不完善，一方面使贫困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区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愈加落后，群众生活水平与其他地区的差距不断加大；另一方面严重影响生态保护的成效。结果是上游地区投入，下游地区受益，欠发达地区投入，富裕地区受益。总之，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任务重、投入大，却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造成区域发展差距不断扩大。
3.生态补偿渠道单一，缺乏促进市场化投融资机制发展的财税激励政策。目前我国的生态补偿政策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对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者的财政转移补偿机制，补偿机制的市场化还没形成。这种单一的补偿方式，远远不能满足巨额的生态补偿投入需求。以国家对西部地区水土流失治理的投入为例，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60％，达410万平方公里，按目前的治理速度而不造成新的破坏，全部治理也需要140年左右。
三、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政策建议
(一)改革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功能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1.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划分上，应改变过去传统的按事务隶属关系划分的办法，通过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由于各类公共服务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各级政府承担的事权责任也应有所区别。如，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等公共服务，由于涉及面广且具有更大的外部性，主要应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提供，由县级政府管理；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应由中央、省和县三级政府共同承担，各级政府承担的比例应视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定。
2.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优化转移支付结构。中央财政新增财力要安排一定数额用于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帮助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所处的中西部地区解决财力不足问题，促进地区之间协调发展。目前，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主要有三种方式，其中，税收返还不具有均衡地区财力的作用，但在2005年却占转移支付总额的35％左右；专项转移支付所占的比例在30％左右，主要用于均衡地方财力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更快进展，必须降低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提高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比例。
3.加强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管理。到期项目、补助数额小、突出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意图不明显的项目应予以取消；交叉、重复的项目重新清理，逐步进行归并；对年度之间补助数额不变且长期固定的项目列入中央对地方体制性补助范围。同时，规范中央对地方专项拨款配套政策，减轻地方政府压力。
4.加大对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革命老区等的转移支付力度。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建设，要加大对上述地区中矿产资源开发、生态保护任务较重区域的转移支付，进一步增强地方政府财力，督促地方政府切实履行环境保护职责，并积极引导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市场基础较好的地区率先建立市场化的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投入机制。
(二)完善生态补偿的财税政策，推进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发展。实现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保护和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探索建立跨地区和跨领域的生态补偿机制，把生态修复和环保所面临的补偿问题完全统筹起来。
1.坚持正确的构建原则。一是谁利用谁补偿、谁受益或谁损害谁付费的最基本原则。二是有利于保护地区与受益地区共同发展的原则。三是统筹兼顾的原则。既要考虑东、中、西部或上、中、下游的关系，又应考虑近期与长期或当代与后代的关系。
2.在中央和省级政府设立环境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并列入财政预算，地方财政要加大对生态补偿和生态环保的支持力度。为扩大资金来源，还可发行生态环境补偿基金。 资金的使用应着重向欠发达地区、重要生态功能区、水系源头地区和自然保护区倾斜，优先支持生态环境保护作用明显的区域性、流域性重点环保项目，加大对区域性、流域性污染防治及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开发和应用的资金支持力度。
3.完善保护环境的相关税收政策。应把生态环境重点保护地区的生态移民和替代产业、替代能源发展，纳入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投入的重点支持范畴。抓紧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补偿税，消除部门交叉、重叠收费现象。进一步加大排污收费改革力度，抓紧推行排污总量收费、补偿空气环境的二氧化硫收费、汽油消费税及提高城市垃圾收费，并逐步实行费改税，促进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开征新的环境税，调整和完善现行资源税，将资源税的征收对象扩大到矿藏资源和非矿藏资源。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将现行资源税按应税资源产品销售量计税改为按实际产量计税，对非再生胜、稀缺性资源课以重税。通过税收杠杆把资源开采同促进生态环保结合起来，提高资源的开发利用率。
补偿性财政政策篇7
[关键词] 森林生态效益 补偿资金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 S750 [文献标识码] A [文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当前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2004年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制度在我国全面实施，标志着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实质性确立。2007年财政部又颁布了新修订的《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管护开支范围，加强了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管理，对保障所有者、经营者的切身利益，稳定林区秩序，改善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然而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法规制度不尽完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市场机制欠缺，补偿资金的发放和使用不规范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制约森林生态效益的提高，现就此问题作如下探讨。
一、当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
1.法规制度不完善
目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还不够完善，存在的问题导致补偿制度无法有力保护相关的补偿对象，目前，我国关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还没有专门的立法，生态效益补偿原则性条文的法律法规也主要依据《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条例》，但这些条文过于原则性和概括性，缺乏实际可操作性，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存在许多漏洞，加大了补偿资金管理难度。
2.补偿方式单一
当前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主要是资金补偿，且资金来源单一。全靠中央财政资金和地方财政资金，无其他资金来源。完全靠政府财政无法保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足额及时到位，不利于补偿机制的实施和森林生态效益的发挥。政府作为生态效益受益者的代表，有义务提供生态效益补偿费用运用项目支持的形式，将补偿资金转化为技术项目，通过技术援助，基础设施援助等“造血型”补偿机制，增加林农经济收入，提高林农保护生态与生态建设的积极性，从而实现补偿方式多元化。
3.补偿标准低
我国现行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采用一刀切的形式，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体系，不同省、不同地区，因其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划为生态公益林后，经济发达地区其丧失的机会成本一定比欠发达地区要大得多，难以调动所有者和经营者保护森林资源的积极性。虽然近年来我国大部分省市的补偿标准都有所上升，但是这种标准远低于公益林的管理成本和其经济效益，严重地制约了森林生态效益提高。
4.资金的发放和使用不规范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在发放和使用存在着管理不规范问题，在资金发放过程中，由于涉及的环节较多，不能直接把款项发放到林农手中，往往只发放到村委会或村民小组。发放补偿资金随意性比较大，没有固定的支付渠道。在资金使用过程中，由于没有完善的监督体系和明确的责任追究制度，导致补偿资金没有严格按照规定的管护开支范围使用，无论所有者或经营者是个人、国有单位还是集体，改变补偿资金用途现象相当普遍。且无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最终导致补偿资金管理问题得不到彻底有效解决。
5.市场化机制欠缺
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完全由政府来承担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是不现实的，主要原因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难以支撑如此巨大的补偿金额。因此，必须找准市场渠道，减轻政府财政资金压力，应对森林生态效益市场机制，拓展森林外部效益内部化的市场渠道，在政府财政补偿机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森林生态效益的市场化补偿机制。从而更有效的落实补偿政策，促进社会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6.缺乏科学的核算方法体系
我国对森林生态效益价值评估还没有建立一个公认的、完善的核算方法体系，因此，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存在技术制约，现在采用的核算方法大多直接利用国外的定价和方法，与我国社会经济现状脱节，致使主体结果存在可信度低与可操作性差的缺陷，难以取得学术界、管理决策部门和社会公众认同，也很难被管理决策部门采用。
二、加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的对策
1.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补偿机制
从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实际情况来看，仅仅靠政府补偿难以满足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不足的现状。因此，应当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的参与来弥补政府补偿管理成本高、速度效率低的弊端，并依托市场法则来规范市场行为，将生态服务功能或森林生态效益打包推入市场，因为市场补偿机制具有补偿方式灵活、管理和运行成本较低，适用范围广泛等特点，可以通过其实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真正建立起政府、社会、市场等多元化筹资机制，达到解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不足的问题。
2.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的合理确定有利于维护所有者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可以提高经营者的积极性，确保森林生态建设的顺利进行。补偿标准的确定取决于经济的发展水平，森林生态效益的需求程度和受益者的承受能力，只有综合考虑以上方面因素，才能合理确定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确保补偿工作顺利进行，补偿标准的确定是开展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首要工作，也是难点工作，确定合理的补偿标准可以有效保护补偿对象的经济利益。
3.拓宽筹资方式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来源不能单靠政府财政承担，应以政府补偿为主的基础上大力拓宽补偿资金筹资渠道，森林生态效益是一种公益效益，受益者是全社会，因此全社会都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补偿费用。采取灵活多样的补偿措施，除加大财政支付力度外，可以通过发行国债、征收生态补偿税以及引入BOT融资模式，拓宽融资渠道，增加资金来源，解决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完善资金投入机制。
4.完善法规制度
虽然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的实施至今己经很长时间了，但是目前我国尚存在的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没有明确的规定，缺乏规范补偿程序和可供实际操作具体依据，建议在总结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出台一部能针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特别法，作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政策、程序和实际操作的依据。解决现在各自为政，操作管理不规范现象。
5.加强对补偿资金监督和管理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数额巨大、政策性强，各级政府和林业主管部门要给予足够重视。应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进行管理落实责任，保证管好、用好补偿资金。鉴于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特殊性，除了财政、林业主管部门要加强管理外，审计部门也要根据实际情况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发放、使用进行审计和监督，及时指出补偿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发现违法违纪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同时可以借鉴天然林保护工程资金的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来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财务制度和会计核算办法，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实行财政审批、列收列支。从而达到专款专用的目的，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结语
总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改善人民生存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稳定林区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为我国林业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为实现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和林区经济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得到不断完善，才能朝着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蓝文永，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问题的探讨[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03）.
[2]詹长英等，我国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探析[J]，防护林科技，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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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希，周圣坤，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研究综述[J]，安徽农业科技，2010（21）.
补偿性财政政策篇8
关键词：生态效益补偿资金；资金管理；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20131116
作者简介：刘剑（1967―），男，四川合江人，助理会计师，主要从事天保工程、退耕还林工程、森林生态补偿资金专职会计工作。中图分类号：S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4）01023002
1引言
森林资源作为一项社会性的公共林木资源性资产，具有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于一体的特性。发挥森林资源的生态效益，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减少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防止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及湿地萎缩。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对森林生态效益的发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会理县现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管理工作进行了研究。
森林生态效益主要体现在净化空气、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但由于生态林业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导致生态林业不能形成商品，不能在短期内给林农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因此，投资者的资金无法在短期内得以收回。但随着森林覆盖率的增长，社会效益、生态效益越来越明显。因此，将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纳入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实际是对生态公益林生态效益价值的承认，是生态公益林可持续经营的基本物质保证。
2存在的问题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制度的建立，为森林资源提供了一部份稳定的资金来源，从根本上解决了生态公益林建设的动力和机制问题。但从已执行了4年的结果来看，笔者认为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
（1）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法律体系及管理制度滞后。如缺泛森林资源相关法律规范、检查验收标准等。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存在盲区，存在执法不严、监督不力的情况。为适应我国林业体制改革的需要，必须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的管理制度。
（2）补偿机制不灵活，补偿标准偏低。现在实施的补偿标准为国有生态林5元/亩、集体和个人生态林10元/亩，只够用于管护森林的基本工资，林农得不到更多的实惠，因而积极性不高，未真正体现生态补偿的意义。
（3）投资主体单一。《森林法实施条例》规定：国家公益林由中央财政补偿，地方公益林由各级地方财政补贴，这加重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负担。而且生态补偿资金基本上依靠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一旦政府的财政状况不好，森林补偿机制就难以实施。因此，应寻求一条与市场相结合的补偿途径，如水电、矿山、生态旅游等。
（4）补偿标准单一。财政部、国家林业局于2009年11月30日联合下发《中央财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规定：国有的部级公益林平均补偿标准为5元/亩，集体的个人所有的部级公益林补偿标准为10元/亩。现行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补偿方式是按现有生态公益林的面积进行补偿，虽然简单易于操作，但森林生态效益并不是一味的追求公益林的面积，而更应注重生态公益林所产生的生态效益的质量。
（5）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筹集和管理缺泛规范性。资金的筹集和使用是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的关键，应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确保生态补偿资金筹集和使用的严肃性。特别是集体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受益者应该是广大林农，但用款单位基本都是以村、组为主体，财务管理跟不上，会计基础不扎实，会计核算不规范，资金收入支出的透明度不高，违规违纪现象时有发生。
3对策与建议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涉及面广、林农户数较多，既能保护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实现林业可持续发展，更是促进城乡、地区间的公平性和协调性发展的重要举措。
（1）完善生态补偿政策和保障。为提高生态公益林的社会价值，生态系统的有偿服务功能的价值以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应完善林业生态补偿政策，完善林业法律体系，加强对生态建设、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的保护，提高广大林农爱林护林的积极性。
（2）制定科学合理的补偿标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合理的补偿标准，确保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应根据有林地、无林地、郁闭度、森林覆盖率等多方面的因素来制定补偿标准，拉大有林地和无林地的补偿标准差距。增强广大林农造林护林的积极性。
（3）改革筹资方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虽然各级财政是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投资主体，但还应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建立以各级财政为主体，社会积极参与为辅助的多层次多渠道的筹资方式。如：鼓励公司企业承包造林，矿山、生态旅游、排污企业提取一定数量的补偿金。
（4）加强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的管理。生态补偿涉及的资金量大、面积广、林农户数多。纪检、财政、审计、林业等职能部门应加强对生态补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应采取“一卡通”的兑现办法将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直接兑付到林农手中，避免中间环节造成的克扣、挪用、滞留等违规违纪行为，损害林农利益。
4结语
总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对改善人民生存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稳定林区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实行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为林业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为实现森林生态环境保护和林区经济建设注入了新的动力。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是一项长期的工作，需要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使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得到不断完善，才能朝着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蓝文永.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管理问题的探讨[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3）.
[2] 詹长英.我国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探析[J].防护林科技，2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