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范文
时间：2023-10-04 19:08:46
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篇1
关键词:法律诊所教育 知识产权 创新 法律服务平台 公益
法律诊所教育，对于大多数中国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新鲜名词，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更是闻所未闻。所谓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新型课程，又称“临床法学教育”。顾名思义，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人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另外，此项教育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热爱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准。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价值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无疑是一种创新，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是一种促进。它将实体法以及法学理论、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法律诊所课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身无偿代理法律援助案件。学生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能获得职业成就感，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法律诊所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教育，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与传统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的模式。从单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到通过实践获得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式模式，让学生学会从实际的个案着手探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并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通过法律诊所教学使法律院校的学生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法律、了解社会、体味人生。
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法律诊所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我国部分高校教师经过充分的探索、研究与论证后，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 2000年9月相继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尝试运用比较模式进行教学。2001年起，又有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到2010年6月1日已发展了130位单位委员。经过10年的推广，法律诊所教育已在中国高校扎根、发展并完善，日常运作管理有条不紊，法律服务活动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参加法律诊所活动的学生在分析法律问题、提高法律实践能力、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目前，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正在逐步形成，如劳动者权益保护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环境法律诊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公益法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创立及意义
引人法律诊所教育是高校在新形势下改进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法律实践教育的重要举措。
(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创设于2005年9月，是目前为止全国高校唯一以“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命名的法律诊所。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由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教师队伍组成，均具有高级职称、律师资格证书，具有教学和律师执业经验，并经过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专门培训，能够规范、专业地指导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和基地实践任务。
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篇2
【论文关键词】知识产权 法律文化 专利法 法律制度 论文论文摘要：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知识经济重要象征的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尤其对国际技术贸易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作为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强调创造力，强调科学技术。我国如果想要在国际竟技场上取得自己的优势，必须加强自身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建设。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了解，我们可以得知其内涵为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法规，其外延为法律意识。本文指出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应该从完善法律制度，齐备执法队伍以及提高群众意识这三个方面入手。 一、前言 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知识经济重要象征的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尤其国际技术贸易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据统计，国际间技术贸易总额1965年为30亿美元，1975年为110亿美元，1985年为500亿美元，90年代已超过1001)亿美元。1995年信息技术产品出口贸易额为5950亿美元，超过了农产品贸易额，30年间增加了190多倍。全世界可以进行交易的知识产权己超过10000亿美元。知识产权己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及其企业之间最主要的一种竟争手段。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其2003年9月召开的计划和预算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上正式通过《经修订的2004 - 2005年计划和预算草案》，提出了“建立一种明达的知识产权文化”的新思路知识产权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口号，尽管知识产权对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来说已不陌生，而知识产权文化对我国来说还是一个崭新而陌生的话题，至于如何建立和发展适合我国需要的知识产权文化制度更是中国文化、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定义 知识产权法隶属于法律的范畴，则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必然是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要想弄清楚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定义，必须先搞清楚法律文化的定义。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概念，大约是于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在中国，法律文化被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问题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学者们对法律文化的定义是“仁者见仁，作者见智”，但他们基本认同以下儿点:(1)法律文化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2)法律文化包括意识层面的法律文化与制度层面的法律文化以及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3)法律文化是由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及学说理论共同构成的复合有机体。 当前，知识产权法越发受到重视，而知识产权法律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理论界对其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知识产权文化”是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小康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与其物质、政治及文化生活相适应的，能够凝聚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国内外和社会各个阶层一切力量，促进国家(区域)和人民全面协调、快速发展和繁荣富裕的共同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制度规则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第二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人类在从事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活动中逐渐产生的、影响知识产权事物的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的总和，主要包括人们关于知识产权的认知、意识、信念、价值观以及涉及知识产权的行为方式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经过人继承、丰富和发展而来，在世界科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潮流中逐步形成的新型文化形态。 第四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认知态度、信念评价、心理结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的有机整体。 可以说，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是人类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实践中产生的精神现象的总合，其内涵为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规范，外延为法律意识。 三、发展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 作为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强调创造力，强调科学技术，我国如果想要在国际竞技场上取得自己的优势，必须加强自身的知 识产权法律文化的建设。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了解，我们可以得知其内涵为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法规，外延为法律意识。因此，笔者认为，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因该从完善法律制度，齐备执法队伍以及提高群众意识这三个方面人手。 (一)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是法律文化的基础，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必将是空中楼阁。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起步非常晚，在建立的过程中大多采用引进国外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这样的立法有着其明显的优点:由于我国的立法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的知识产权制度，其天然地就符合了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要求，并且我国还先后参加了重要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PCT等)，这样，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实现与西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无缝对接。 当然，这样的立法也存在着自身的弊端:由于采用的引进原则，很多方面会与国内情况不符，从而会出现不明确和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对于一些国内外技术保护区别比较大的地方，如程序，软件得方面，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工作还有待完善。 值得高兴的是，我国现在正在大力的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仅从《专利法》来看，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到目前为止，在1992年9月4日，2000年8月25日以及2008年12月 27日分别进行了三次修正，并在此期间出台了与其配套的《专利法实施细则》，并针对其进行了多次修改，使得我国与专利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益发完善。为全面推进2010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下作，按照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的部署，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部际联席会议28个成员单位共同研究制定了《2010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其中明确规定了“加快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工作，加快知识产权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出台”。相信在不断的发展中，我国必然能够建立一个与中国国情和传统文化相匹配，能和世界接轨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为我国良好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氛围奠定坚实基础。 (二)强加知识产权执法人员的队伍建设 有了完备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并不是终点，必须还要有一支素质过硬的知识产权的执法队伍。执法人员是法律制度和群众之间的纽带，只有合格的执法人员，才会使得法律制度的作川完美显现，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合理的法律文化。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起步较晚，而近年来知识产权的发展又非常的迅猛，造成了知识产权法的执法队伍不能满足当前知识产权保护需要的状况。 我们这里的知识产权执法队伍，不仅限于立法人员，以及法院审判人员，也包括和专利审批相关的审查员。我国将会是一个专利大国，审查员的数量相对于目前专利审批的需要而言还远远不够。这种情况下，专利审批的流程过长，会影响到申请个人、单位或是组织对专利申请的积极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扩大审查员的队伍，充分调整审查员的专业结构，同时充分调动审查员的积极性，提高审查效率，缩短审查周期，以适应当前的专利审查审批工作的需要。 山于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执法人员必须是具备多方面综合素质的人才，其队伍的培养具有很强的专业特色。知识产权的执法人员首先必须具备某个领域内比较全面的专业文化知识，同时其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将两者有效地结合，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知识产权执法人员。因此，知识产权执法队伍的建设是一个长期而又复杂的工作，只有在长期的摸索当中，根据我国知识产权发展的需要，进行系统训练培养。只有与知识产权法律相关的各行业，各部门机关，都能够配备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实施提供保证，也为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三)提高群众的知识产权文化修养 任何一种文化必须都具备群众基础，知识产权法律文化也必须具备这个基础。如何做到有群众基础，其一需要让群众了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其二需要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接近群众。 1.让群众了解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2009年伊始，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文化素养大型调查”，以确保《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 的顺利实施.目的是准确了解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文化水平，把握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现状。4月22日，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知识产权内容包括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商业秘密、植物新品种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地理标志、反不正当竞争、科学发现权与外观设计权的认知，全部回答正确的比例为0. 8 %。而在所有被认知的知识产权内容中.又以专利的认知率最高，比例为85. 90，其次为著作权与商标权，比例分别为75. 7%与70.0%:地理标志与反不正当竞争的选择率则仅为9. 3%与9. 0%;再比如有48. 2%的公众了解知识产权是财产权;35. 2%的网民对在互联网上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作品行为有正确的认知:61. 4%公众坚决反对盗版等等。从调查结果看出，中国公民的知识产权的基础知识比较薄弱，知识产权文化素养较低。 就目前来讲，好多企业已经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我国的专利申请量也愈发增长。华为、中兴这样的国内通信企业为了在以后的3G， 4G通信市场占到一席之地，已经充分地利用上了专利这个武器。然而从街边经常看到的盗版碟，到市面上堂而皇之的山寨机，到处都体现出了我国目前国民心中知识产权法律文化观念的薄弱。真正繁荣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应该是建立在群众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个别的企业之上。因此必须向我国的群众普及知识产法律知识，通过政府、学校、单位、企业等各种途径，有效地对群众，尤其是针对可能涉及到知识产权法律的团体进行知识产权法制教育。 2.让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接近群众 各种法律制度必须符合国家的特定情况，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制度也应当如此，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实际需要，贴近人民群众。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立法者必须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够制定出便于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的法律。在我国的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过程中，立法人员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在现行的《专利法》中，第五条规定了“对违反法律、社会公德或者妨害公共利益的发明创造，不授予专利权”，而作为专利法的具体解释。在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的《专利审查指南》中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德和公共利益的含义比较广阔，常因时期、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审查员在依据专利法第五条进行审查时，要特别注意;中国专利法中所称的社会公德限于中国境内。这就有效的说明了中国专利法的立法过程中，充分地考虑到了我国的实际国情。不同的地区(如内地和香港)对这社会公德的定义是不尽相同的，显然此处不能照搬国外的立法经验来作为国内专利法的社会公德的标准，必须选用适当的标准来作为国内的社会公德的标准。此外，对于台湾专利优先权的把握上，也充分地体现了我国的实际情况。 只有在向群众普及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基础上，进一步的调整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使其更能够让群众接受，这样才能全面地提高群众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意识，形成一个人人懂知识产权法，人人尊重知识产权法，人人会利用知识产权法的创新型社会。 四、结语 我国的传统法制的特点在于身份伦理而非权利本位，行为理性上表现为中庸、循古、效法先贤，而非勇于创新和独立创造，作为奉行权利本位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与我国的传统法制理论有着巨大的冲突。因此，人民群众对于知识产权及其法律制度的认知，以及在其基础上知识产权文化的建立，需要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篇3
关键词：知识产权 法律文化 专利法 法律制度
一、前言
知识经济时代，作为知识经济重要象征的知识产权，对经济发展尤其国际技术贸易增长的影响越来越大。据统计，国际间技术贸易总额1965年为30亿美元，1975年为110亿美元，1985年为500亿美元，90年代已超过1001)亿美元。1995年信息技术产品出口贸易额为5950亿美元，超过了农产品贸易额，30年间增加了190多倍。全世界可以进行交易的知识产权己超过10000亿美元。知识产权己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及其企业之间最主要的一种竟争手段。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在其2003年9月召开的计划和预算委员会第七届会议上正式通过《经修订的2004 - 2005年计划和预算草案》，提出了“建立一种明达的知识产权文化”的新思路知识产权文化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口号，尽管知识产权对我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来说已不陌生，而知识产权文化对我国来说还是一个崭新而陌生的话题，至于如何建立和发展适合我国需要的知识产权文化制度更是中国文化、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上的一个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二、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定义
知识产权法隶属于法律的范畴，则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必然是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要想弄清楚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定义，必须先搞清楚法律文化的定义。
“法律文化”作为一个新的文化概念，大约是于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在中国，法律文化被作为一个新的概念和问题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80年代。虽然学者们对法律文化的定义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们基本认同以下儿点:(1)法律文化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2)法律文化包括意识层面的法律文化与制度层面的法律文化以及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3)法律文化是由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及学说理论共同构成的复合有机体。
当前，知识产权法越发受到重视，而知识产权法律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理论界对其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知识产权文化”是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吸纳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全面小康社会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逐步形成的，与其物质、政治及文化生活相适应的，能够凝聚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国内外和社会各个阶层一切力量，促进国家(区域)和人民全面协调、快速发展和繁荣富裕的共同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制度规则等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第二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人类在从事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活动中逐渐产生的、影响知识产权事物的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的总和，主要包括人们关于知识产权的认知、意识、信念、价值观以及涉及知识产权的行为方式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经过人继承、丰富和发展而来，在世界科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的潮流中逐步形成的新型文化形态。
第四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文化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认知态度、信念评价、心理结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的有机整体。
可以说，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是人类在知识产权相关法律实践中产生的精神现象的总合，其内涵为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规范，外延为法律意识。
三、发展国家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
作为法律文化的一个分支，知识产权法律文化是法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当今世界，强调创造力，强调科学技术，我国如果想要在国际竞技场上取得自己的优势，必须加强自身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建设。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律文化的了解，我们可以得知其内涵为法律制度以及法律法规，外延为法律意识。因此，笔者认为，发展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因该从完善法律制度，齐备执法队伍以及提高群众意识这三个方面人手。
(一)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是法律文化的基础，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必将是空中楼阁。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起步非常晚，在建立的过程中大多采用引进国外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
这样的立法有着其明显的优点:由于我国的立法引进了国外的先进的知识产权制度，其天然地就符合了国际知识产权公约的要求，并且我国还先后参加了重要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PCT等)，这样，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很大程度上实现与西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无缝对接。
当然，这样的立法也存在着自身的弊端:由于采用的引进原则，很多方面会与国内情况不符，从而会出现不明确和不完善的地方。例如，对于一些国内外技术保护区别比较大的地方，如程序，软件得方面，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工作还有待完善。
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篇4
关键词: 知识产权；知识产品；法定用益债权；意定用益债权；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
前言
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是用益法律关系的一种。用益法律关系是民事主体用益他人财产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是资源稀缺性的法律产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实现最大财产效益的一种方式；从民法财产流转的角度来看，它是用益价值让渡或者移转的一种法律形式。用益法律关系具有强烈的市场品格，因为它主要是交换的产物，它也放射出公益的光芒，因为它也概括了无偿用益的社会需求。[1]对他人知识产品用益形成的法律关系，是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知识产品也是稀缺资源，对知识产品的充分利用是社会利益之所在，在一般意义上，也是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之所在。“从社会知识财富利用角度来说，知识产权制度的很多设计就是为了确认、保障和促进知识资源公平分配，以实现社会分配正义。”[2]
研究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首先需要探讨对知识产权客体的界定等基础问题，然后才能对法定用益法律关系和意定用益法律关系进行展开分析。
一、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的基础问题
（一）对知识产权客体的界定
一般认为，我国知识产权是“一体两权”，[3]即知识产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特定主体所专有的财产权。”[4] 笔者以为，作为“产权”存在，知识产权只能是财产权，“产权”之“产”，是财产，或者说知识产权作为财产权，是以财产作为客体的。如果认为知识产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那必须有性质不同的两种客体，就不能是“一体两权”，只能是“两体两权”。“两体两权”中的人身权，具体来说只是人格权，不包括身份权，它的客体，只是有关人格要素（如自由、姓名等精神性人格要素）。这种人格要素与知识产权客体有紧密联系。例如，作者对其作品有署名权，它的客体是姓名，而不是作品。对作品的署名权，是应用于作品的人格权之一种。有学者指出，这种人格权（著作人格权），“在于保护著作人与著作物之关系。”[5]识产权产生于某种“知识”，“知识”是思维的结果，而人格权不是思维的结果，不能产生于这种知识。所谓“知识产权中的人格权”，不过是主体对知识产权客体的一种关联权利罢了。它们是外在于知识产权的人格权，而不是知识产权中的人格权。把知识产权看作是“一体两权”，在观念上会妨碍对他人知识财产的用益以及这种财产本体的流通。本文所说的对知识产权客体的“用益”，当然是对财产的用益，不包括对关联的人格权的用益，即只是对“纯财产”的用益。
用益是指使用和收益，包括他人用益与自己用益。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人用益，是用益他人的产权还是用益他人产权的客体？知识产权是一种“产权”，用益不是对知识“产权”的用益，而是对知识产权客体的用益。如同对他人之有体物的用益，是对他人之所有物（客体）的用益，不是对他人所有权的用益一样。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知识形态的财产，[6]它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有学者指出，“知识产品是一个客观的物质范畴”，[7]而权利（包括人格权、则产权）的存在是主观事实，即权利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对客体的用益，是对客观物质的用益，权利不过是保护客体的一层盔甲，不过是主体处分客体的一种依据。“知识产权用益”是个泛称或简称，它是指对知识产权客体的用益。
就知识产权对客体的作用来看，是支配权。学者指出，“很多权利的首要功能，在于支配（beherrschung）某种客体或某种其他的、无体的财产，如所有权旨在支配某物，专利权旨在支配某项发明。”[8]还有学者指出：“无体财产能否成为权利的客体，关键看能否对其设立支配权。事实上，在无体财产上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设立支配权。例如，在发明这样一种无体财产上，可以设立（授予）专利权这样一种支配权。”[9]从支配的角度看客体，客体是支配行为作用的对象。财产作为支配权的客体，是对各类财产的抽象。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抽象的权利，它没有具体的客体。[10]实际上，不存在无客体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客体的主体，客体也只能是主体的客体。”[11]识产权的客体，不宜泛泛地称为知识，绝大多数知识处于公共领域。知识产权的客体应当是没有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形态的财产。有学者指出，知识产权“进入公有领域”，实质上正是专有权的灭失。[12]来的知识产权概念在我国曾经被翻译成“智慧财产权”，也有不少学者称为“智力成果权”、“无形财产权”。在学理上，为与有体物相对应，又产生了无体物的法学术语。在罗马法上，无体物是指权利。[13]在现代，无体物应指作为权利客体的无形财产。知识产权客体是无形财产之一种，但两者在范围上不能等同。[14]
知识产权的客体，在支配的意义上，应当抽象为智慧财产，它是一种劳动成果。有学者将知识产权客体称为知识产品、知识财产、智力成果。也有外国学者把知识产权的客体称为“抽象物”。[15]为体现知识产权客体的知识性、则产性、成果性，本文采用“知识产品”的术语。知识产品的范围很广泛，包括作品、发现、发明、标识等。而知识产权又包括著作权、邻接权、发现权、发明权、专利权、商标权等。
知识产权的客体，表现为一定的信息。[16]知识产品是一种已经外化于大脑思维的信息，既然外化，它就要附着于大脑以外的载体之上。以往的研究，已经非常清楚地把信息与载体相区分，并给予不同的保护，设定不同的规则。信息本身具有无限传播性，传播的过程，就是用益的过程。法律不但对信息和载体分别予以保护，还针对不同的信息，如作品、技术、标志等客体的用益作出了具体规定。
（二）对知识产权客体的准占有
有学者指出，知识产权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学界虽未形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不具有实体性，是不可“占有”之对象。脱离了“占有”，“直接支配”自然无从谈起。[17]占有是对有体物的占有，对掌握了的知识产品，是一种观念上的“占有”，笔者主张把这种“占有”在理论上归入“准占有”，准占有仍可为支配权成立的条件。谢在全教授认为，准占有包括对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的占有。[18]学界多认为对权利的占有为准占有。[19]更进一步者认为，非权利不能准占有。[20]笔者认为，准占有的本质，是占有非有体物。具体到知识产权，产权人和用益债权人的准占有应当是针对知识产品，而不是对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观念中的权利的占有。对知识产品的准占有，是对这种客体的实际掌握。准占有的学理价值应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为知识产权为支配权的定性提供理论支撑。支配的本质是以自己的行为实现客体的价值。支配权的实现，可以是对客体的处分，也可以是对客体的用益。笔者以为，用益债权人对他人之财产（有体物、知识产品及其他无形财产）的用益权，也表现了对用益价值实际支配的效力。已经对知识产品准占有，但没有获得法定或者意定授权的，虽然有事实上的支配力，但并没有用益债权。第二，准占有受占有保护，[21]准占有人应享有绝对权的保护，其内容是禁止他人以私力侵犯。第三，准占有也是以事实行为建立法定用益法律关系的一个前提。例如，合理使用者须对他人知识产品处于准占有状态时才能够实际用益。第四，对知识产权意定用益法律关系，用益债务人（知识产权人）要对用益债权人交付“准占有”，以使其能够实际用益。例如，技术秘密的使用许可合同的许可人未将技术资料交与被许可人，被许可人若不了解此项技术的具体内容，事实上无法用益。第五，准占有是观念占有，这就为知识产品同时被多人准占有提供了可能。知识产权人向用益债权人交付准占有后，自己仍然可以维持准占有，其还可以向多个用益债权人交付准占有。相反，有体物的用益债权人在转用益的时候，须脱离占有，例如，房屋承租人在转租的时候须将房屋交付给次承租人，自己演变为间接占有，不能直接用益。[22]由于不受占有的限制，对知识产权客体可以由转用益而产生“连环用益”。如再许可，许可人、再许可人、次被许可人都可以直接用益。
（三）用益债权及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的分类
法律对生活关系调整的结果，是形成法律关系。每一种法律关系都有与其性质相应的基本权利。用益他人知识产品的权利是一种用益债权。用益债权是依法享有的对他人财产使用、收益的债权。[23]用益债权依存的法律关系是用益法律关系，也称为用益债权法律关系。一方为用益债务人，一方为用益债权人。
分类会产生一种鸟瞰的效果。按照不同标准，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有不同的分类。1．按照用益债权的产生原因，用益债权分为法定用益债权与意定用益债权。每一个法律关系都有标志其基本性质的权利，标志法定用益债权法律关系的基本权利就是法定用益债权，标志意定用益债权法律关系的基本权利就是意定用益债权。知识产权法确定了合理使用制度和法定许可制度，因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形成的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是法定用益关系，依法律行为设定的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为意定用益法律关系。2．按照用益债权的设立是否存在对价，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分为有偿用益和无偿用益两种。法定用益当中也区分为有偿用益与无偿用益。例如合理使用是无偿用益，法定许可是有偿用益。在意定用益法律关系中，有偿用益是常态，用益的对价是法定孳息。[24]稿费、许可使用费、特定作品（电影作品、电影类作品和计算机软件）的租金等都应归入法定孳息。无偿用益是用益赠与的一种表现，用益赠与只能通过法律行为进行，不同于无偿的法定用益。3．按照成立用益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区分为以事实行为成立的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和以法律行为成立的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事实行为不要求行为能力，法律行为要求行为能力。例如，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使用他人的知识产品；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可以订立与其能力相适应的用益权合同（用益法律关系之一种）。
二、知识产权法定用益法律关系分析
（一）知识产权法定用益法律关系的含义及基本权利
法定用益法律关系的成立，基于法律对特定法律事实的规定。即仅通过用益的事实（事实行为）形成的用益法律关系，称为法定用益法律关系。其成立与内容都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不需要以意思表示来进行。这避免了繁琐的程序，是效率的体现。法定用益法律关系（包括知识产权法定用益法律关系），在理论上可以说是法定之债的一种新类型，[25]是解决民法法益冲突的一种模式，为用益人使用他人知识产品寻找到了正当性权源，构成了阻却违法事由，[26]排除了构成不当得利的可能，使其获得的利益有了请求权基础。
允许成立知识产权法定用益法律关系，从消极方面来看，是对知识产权人的限制，学者多从消极方面进行研究；从积极方面来看，是他人对知识产品的用益。有学者指出，无形财产的限制在制约知识产权人利益的同时，对知识产品使用人而言，则是一项法定利益。[27]定利益是法益之一种。法益不仅仅是被动受保护的利益，也可以是主动获取的法律利益。[28]笔者认为，除反射利益之外，[29]任何法益不能独立于权利，法益是权利的效果。[30]对他人知识产品的法定用益，是一种法益，但应当归结到权利的旗帜下。这个权利，就是法定用益债权。任何法律关系都有反映其性质的基本权利，用益债权就是用益人在用益法律关系中的基本权利，法定用益债权就是用益人在法定用益法律关系中的基本权利。
法定用益的当事人之间存在给付。有学者指出：“首要权能为要求他人给付的权利，称请求权。在请求权，对应义务是积极性的，义务人有积极协作的作为义务。” [31]更具体的观点认为：民法请求权系对于特定人得以请求为特定给付（作为或不作为）之权利作用，其行使系在现实上请求给付之受领，故请求权之行为，系主动地在裁判外及裁判上为履行之请求，并被动地为现实之履行之受领。请求权之特征，在于权利人欲享受权利标的之利益时，需有他人积极行为之参与，例外情形如不作为请求权。[32]债之标的者，即债权之客体，亦即债务人之给付。[33]意定用益一般需要用益债务人提出给付，这是在债的关系发生后的主动给付。法定用益债权人因准占有而统统不需要债务人提出给付，在准占有的情况下用益人只须获得一项法定“授权”。法定用益法律关系的标的（客体），是被动给付。法定用益债权的实现（用益价值获得），无须借助用益债务人的积极行为而仅需要用益债权人基于准占有的主动受领。这样，并不破坏债权是请求权的基本属性。因为，请求权行使的目的是实现给付，请求权的行使仅仅是手段，给付才真正是相对法律关系存在的价值，可以主动受领，也可以借助于债务人提出给付而受领。
（二）知识产权法定用益法律关系的特点
除了用益债务人被动给付、用益债权人主动受领以外，法定用益法律关系还有以下特点：1．法定用益的范围显然要小于意定用益的范围，因为意定关系奉行意思自治原则，而法定用益要考虑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只对部分知识产品允许法定用益。法定用益中的合理使用，原则上要求用益人不具有经营上的目的，这也是限缩用益范围的一种措施。2．法定用益原则上只能针对处于公开状态的知识产品，例如对采用保密手段维护的技术秘密不能规定法定用益。意定用益不受知识产品是否公开的限制。3．法定用益的用益人不享有独占的用益权利，不具有排他的效力。而意定用益可授予用益人以独占使用权。4.法定用益不会发生连锁用益的情况，即法定用益债权人并无许可第三人使用的权利，意定用益则可发生连锁用益的情形。5．法定用益债权人对自己的债权是不能转让的，意定用益债权经相对人同意，可以转让。
（三）知识产权法定用益法律关系的类型分析
依知识产品的不同，可以分为对作品的用益、对专利技术的用益等。从我国现行法律看，对作品的法定用益范围最广、限制最少，专利技术次之，其他知识产品尚欠明确规定。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规定了商标权合理使用制度。[34]也有学者指出：“判断商标标识的使用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标准，也就是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即混淆的可能性。”[35]
笔者认为，我国商标法没有合理使用与法定使用许可制度，即对商标不能成立法定用益债权。商标是对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服务的一种区别性标记，同时也是商誉的象征，为防止混淆、误导消费决策，法律不允许他人直接用益。如果允许对他人商标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使用，就会产生混淆的效果，最终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另外，对商标的用益与对商标要素（标记要素）的用益是不同的，对标记要素的用益，法律一般是允许的。标记要素不宜被专有、被垄断。
知识产品的合理使用是无偿使用，法定许可使用是有偿使用，这两种使用，都不需要知识产权人同意的意思表示，使用的事实行为导致成立法律关系，用益人因用益债权的效力而保有给付。
1．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是依据法律规定无偿使用他人作品和专利技术等知识产品的事实行为。合理使用权不允许知识产权人以声明的方式排除。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规定的最为完整。不但包括对作品的合理使用，也包括对邻接权客体的合理使用。[36]笔者以为，《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不限于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这里以出租为例作简要说明。《著作权法》所说的出租权，是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37]这看起来是出租有体物（载体），实则是建立对知识产品的用益权合同。[38]对大部分知识产品，法律未设著作权人的出租权，有些是因为知识产品本身不会发生出租现象，还有就是为了促进对某些知识产品的公众性、社会性用益，为了知识产品的传播。著作权人没有出租权的，就无相应的禁止权。[39]如，某甲买了某乙的1000本图书出租获利，某乙自己就文字作品没有出租权，也就没有权利禁止某甲的出租行为。某甲对第三人出租图书（有体物）的行为，表面上是出租有体物，而不属于出租作品（无体财产）。笔者认为，有权出租知识产权人撰写的图书，实际上是出租人对知识产权人享有一种法定无偿用益债权。
笔者以为，合理使用不应限于作品。《专利法》规定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情形”，[40]其中有些实质上是合理使用，例如以科研目的使用他人专利技术，用益人实则享有用益债权。
有学者在论述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时主张，（合理）使用者权，是使用作品利益的法权形式。[41]而笔者更明确认为，对作品等知识产品的合理使用权，是一种法定无偿用益债权。由于用益人的使用行为，用益人与知识产权人形成法定用益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相对法律关系、单务法律关系）。用益人相对于知识产权人是债权人，知识产权人是法定债务人，标的是（被动）给付。
2．法定许可使用
法定许可使用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有明确规定。[42]法定许可与合理使用相同之处是：用益人不必征求知识产权人的同意，以使用的事实行为即可形成用益法律关系。但法定许可均为有偿许可。
有学者指出：“从法律事实的类别讲，合理使用是事实行为，而法定许可使用应属于准法律行为。”“法定许可使用具有准法律行为的一般特征：第一，许可使用的 ‘授权’意思虽由法律直接规定，但法律对此类行为未像事实行为规定的那样对其法律后果作出具体描述。申言之，法律规定必须支付报酬，但付费的数额、方式、时间仍需‘意定’。第二，被许可人只要有表意行为，即承认他人的著作权的存在，有使用作品和支付报酬的表示行为，即可认定法定许可使用成立。可见，表意在法定许可使用中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因而能产生与许可使用类似的法律效力。”[43]笔者认为，法定许可使用中的“使用”，是事实行为，是以事实行为建立债的关系的。“使用人”由于“使用”的一个法律事实与知识产权人产生了两个债的法律关系，一个是用益价值流转的法律关系，是知识产权人的被动给付，还有一个是支付使用费等未给付的法律关系。由于存在方向相反、内容不同的两个给付，笔者把这两种法律关系称为对立性竞合。
三、知识产权意定用益法律关系
（一）知识产权意定用益法律关系的含义及双重许可
以法律行为为原因事实成立的法律关系，为意定法律关系。意定用益法律关系为结果事实。法律行为分为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和共同法律行为。三种法律行为都可以设立用益债权，但以双方法律行为设立用益债权最为典型、最为常见。以法律行为为他人设立用益债权，以获取对价收入（法定孳息），是知识产权人利益实现的主要方式。例如专利权人的最大的收益，往往是通过将专利权客体供他人用益而取得的。为他人设立用益债权，知识产品的归属并不发生变化。
意定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包括四种情况：其一，成立有偿或者无偿的用益权合同；其二，以知识产品用益出资；其三，用益遗赠；其四，强制许可实施（使用）。
从用益人的角度来看，对他人知识产品的用益，有时须取得双重许可。例如，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演绎作品，要获得双重许可，不仅要取得演绎作品著作权人同意，还要取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同意。[44]“正像专利领域中‘从属专利’与‘基本专利’（亦即‘第二专利’与‘第一专利’）之间的关系一样，演绎作品的版权，仅仅使其权利人可以独立地禁止他人的某些活动，却不可以独立地许可他人从事某些活动。就是说，演绎作品的作者，必须在取得原作者许可的情况下，才有权许可他人复制、翻译或者改编、上演经演绎而创作出的作品。只有当原作品的保护期届满，或原作者放弃原作版权时，演绎作者才享有既完整、又独立的版权。” [45]这是因为，某一知识产品的形成，可包含着两人以上分别进行的创造性劳动，第二个人是在第一个知识产品基础上的创造性劳动，两个权利人的权利客体和权利内容也不相同。这与知识产权客体的准共有不同，准共有人允许他人用益共有的知识产品，对外是一个意思表示，对知识产品用益的双重许可，是两个知识产权人的两个意思表示。一个知识产权人作出的许可，不是双重许可。例如，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客体是以公开换垄断的技术，有的专利权人保留了实施专利的技术诀窍（技术秘密），在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时候，也允许他人实施自己的技术诀窍，这并非双重许可。
双重许可，即两个许可人都与使用人发生了意定用益法律关系（两个法律关系）。两个许可人可以直接向使用人为同意使用的意思表示，也可以采取“传递授权”的方式。例如，某甲获得某乙授权使用某乙作品产生了演绎作品，某乙同时授权某甲可“单方”同意第三人使用该演绎作品。某甲“单方”同意后，就第三人的使用，甲乙分别与第三人成立意定用益法律关系，而乙与甲之间存在授权处分的法律关系（存在委托合同）。而再许可的情况，知识产权人与次受许可人并不发生法律关系。例如，某甲允许某乙使用某项技术，经甲同意，某乙再许可某丙使用。甲与乙的法律关系中包括授权处分关系，乙与丙是使用许可合同关系，甲与丙不发生法律关系。
（二）用益权合同
用益权合同，是当事人为移转财产的用益价值而成立的债权合同，是意定用益法律关系的主要形式。也有学者把这类合同称为“使用财产的合同”，并指出，使用财产的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一方将自己的财产交给另一方使用的合同。[46]还有学者指出：“设定用益权的合同是当事人约定一方移转特定物的占有于他方，他方为使用收益的合同类型。”[47]笔者认为，应超越“用益权合同是对有体物用益的合同”的局限，所有对他人财产用益的合同，包括对知识产品、人格派生财产以及有体物用益的合同，都应归入用益权合同。用益权合同（包括设立用益物权的合同[48]），都是用益债权合同。用益债权合同的标的（客体）是给付，知识产权人应当以作为的方式或者授权的方式完成给付。
用益权合同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就知识产品无偿使用成立的用益权合同，是一种用益赠与。它也不移转财产的本体，而是无偿移转用益权能或者说是移转用益价值。就知识产品的用益赠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因用益赠与发生争议的，可以参照《合同法》关于赠与的规定处理。
对他人知识产品的用益合同，可以是定期用益合同，也可以是不定期用益合同。不定期用益不具有形式拘束力，当事人双方都有随时解除权，但是用益债务人解除的，要给对方以合理的准备期限。这种随时解除权，不论有偿还是无偿，都不以损害赔偿作为代价。[49]期用益，具有形式拘束力，双方不得随意解除。
《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对许可使用都作了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用益权合同，在《著作权法》中被称为许可使用合同。就邻接权的客体，当然也可以成立许可使用合同。根据著作权人、邻接权人的授权，使用人可以享有专有使用权，也可以享有非专有使用权。专利的使用许可、商标的使用许可以及技术秘密的转让，都可包括独占使用许可，排他使用许可和普通使用许可。知识产权人也可以就一项知识产品分别签订多个用益权合同。
《合同法》规定的技术秘密转让合同，其基本睦质也是用益权合同。笔者认为，技术秘密的转让也包括“卖断”，将权利本体转移，此时成立的就不是用益法律关系，而是买卖无体物的法律关系。
前边述及，商标作为区别性标记，是不能产生法定用益债权的，但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当然可以以合同的方式允许他人使用，设定意定用益债权。不过，商标作为商品的标识，供他人用益受到较多的限制。例如，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的使用者的“资质”有特殊的要求，不能为不符合“资质”的人设定用益权。
（三）用益出资及用益遗赠
1．用益出资
对公司、商事合伙、民事合伙的出资，分为移转出资和用益出资。移转出资，是移转财产的本体；用益出资，是将财产的使用、收益权能出资，移转的是用益价值，用益出资是稀缺资源利用的一种形式，也可以简化出资的程序。
有体物可以移转出资（如以房屋的所有权出资），也可以用益出资(如以房屋的使用权出资）。知识产权虽为知识产品权，但在出资上与有体物相仿，既可以移转出资（如以专利权本身出资），也可以用益出资（如以专利权的使用权出资）。移转出资发生权利归属的变化，例如，以专利权向公司出资，专利权的登记从出资人的名下要变更到公司的名下，即该专利权归属于公司；以专利权对合伙企业移转出资，则专利权归合伙人共有。用益出资，则出资人与接受出资的主体形成意定用益法律关系。该用益法律关系当然也是债权债务关系。例如，对公司以知识产品用益出资，该公司是用益债权人，出资人是用益债务人。用益出资不宜限制在专利权上，商标权、著作权、技术秘密等都可以用益出资。[50]
用益出资是以法律行为设定的，但用益债权人未必是签订合同的人。例如，在发起人协议上确定某甲以知识产权的用益权能对公司出资，某甲与公司之间虽没有合同，但依然形成用益法律关系。
2.用益遗赠
用益遗赠是以遗嘱的方式将知识产品无偿赠与他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使用。遗赠是单方法律行为，以立遗嘱人死亡为生效条件。例如，立遗嘱人某甲死亡，其作品的财产权由某乙法定继承，按遗嘱某丙无偿使用20年，则某乙与某丙形成用益法律关系。
（四）强制许可产生的意定用益法律关系
对他人知识产品的实施（使用）强制许可，是由有关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作出行政裁决、司法裁决而最终确定的用益许可。比较典型的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为防止专利权滥用及维护公共利益，我国《专利法》设立了比较完整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制度。它包括：“针对滥用行为的强制许可”、[51]“维护公共利益的强制许可”、[52]“从属专利的强制许可”。[53]“维护公共利益的强制许可”是公法主动干预生活的现象，不以当事人申请为要件，本质上不是民事活动，距离本文的主题较远，不再赘述。其余两种许可，都须当事人向行政主管机关提出实施申请。这种申请应当解释为平等主体之间请求用益的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的传达具有间接性，即请求用益的意思表示是通过主管机关传达的。由裁决产生的知识产品用益法律关系，本质是意定用益法律关系，因为它来源于一方的适格的意思表示。[54]其他意定用益法关系均须知识产权人的同意。或许有人会心存疑问，在公权力介入时，还会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吗？公权力介入生活，形成民事法律关系的情况并不鲜见，例如，不动产抵押登记，就是公权力的介入，不动产抵押合同是民事合同，但若没有抵押物登记，就不能产生抵押权。[55]
获得强制许可的一方当事人，是知识产权人的用益债权人。这是由专门机关裁决确认的用益债权。这种用益，具有强制性，是有偿用益、意定用益，不是法定用益。当然强制许可要符合严格的条件，不是任意行为。强制许可权的行政裁决（决定）权属于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强制实施许可的对象不包括外观设计专利，而且用益债权人不享有独占的实施权。
由于商标特定的区别作用，不能强制许可使用。我国《著作权法》也没有规定对他人作品的强制许可使用。《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设定了这一制度（“强制许可证”。我国已经加入上述两个公约，因此适用公约关于强制许可使用的规定。[56]
四、结语：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在《民法典》中应有所体现
目前知识产权的单行法律，欠缺对知识产权用益的一般性的规定，“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制度支离破碎；由于各自承袭的原因，术语的运用也各放异彩，欠缺统一的理论支撑，影响到民法内部各部门的对话甚至影响到法律的贯彻执行。
建立信息时代的完整用益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以知识产品为媒介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应当是民法调整的结果。知识产权是财产权，应将知识产权纳入将来《民法典》的财产制度中，不能把它当作“海外游子”。知识产权用益制度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民法财产流转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知识产品的用益，应当适用民法对用益他人财产的一般规则。在一般规则中，应当体现法定用益债权的思想。比如，可以在将来的《民法典》中规定：“依据权利人的同意或依据法律的规定，他人可以有偿或者无偿使用权利人的财产。”经同意使用的权利，在学理上解释为意定用益债权，直接依法律规定使用的权利，在学理上解释为法定用益债权。法定用益债权不改变债权是请求权的性质。
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为准占有，准占有作为学理解释工具为好，不宜在将来的《民法典》作为制度进行设计。
对用益权合同，我国《合同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分别作出了规定，有些规范是重合的，有些则出现法律调整的空白，应在将来的《民法典》中进行整合与填补，提供统一的适用规则，节约法律资源，减少立法供应不足的缺憾。例如，在《合同法》上有所有权变动不破在先租赁权（用益债权）的规则，[57]对知识产品的用益权合同亦不能因知识产权主体的变更而终止。再如，某甲对某乙有某注册商标的使用许可，在使用许可期间，某甲将该注册商标转让给某丙，此时权利归属的变动，不能击破用益法律关系，某丙应当与某乙继续履行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用益债权合同）。目前对这类案件，只能采用参照适用的办法解决。
注释:
[1]参见隋彭生：《用益法律关系—一种新的理论概括》，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冯晓青：《知识产权前沿问题研究》，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3]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
[4]周俊强：《知识产权的基本理念与前沿问题》，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5]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页。
[6]《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二条第八款将“禁止不正当竞争”的权利列入知识产权，从客体看，这种权利只是与知识产权有关联，而并非知识产权。
[7]参见肖志远：《知识产权权利属性研究—一个政策维度的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知识产品是知识产权客体的一种表述。相反的观点认为，知识产品作为客体，是非物质财富。参见张文显：《法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8][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9]陈卫佐：《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10]参见龙文懋：《知识产权权利客体析疑》，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
[11]参见李锡鹤：《民事客体再认识》，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2]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13]“有些物是有形体的，有些物是没有形体的。”“不能被触觉到的东西是无形体物，这些物是由权利组成的，例如遗产继承权、用益权、使用权、用不论何种方式缔结的债权等。”参见[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9页。
[14]无形财产不限于知识形态的财产，它还包括人格派生财产，如对肖像的用益财产权（用益债权之一种）。知识产权客体是思维的产品，人格派生的财产则与客观人格有关。人格派生的财产要以人格作为基础法律关系，而知识产权并无这样的基础法律关系。
[15]参见[澳]彼得·德霍斯：《知识财产法哲学》，周林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66页。知识财产权建立在抽象物上，是该书的一个基本观点。
[16]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17]参见何鹏：《知识产权传播权论—寻找权利束的‘束点’》，载《知识产权》2009年第1期。
[18]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2页。
[19]例如，王泽鉴指出：“以财产权为客体的占有，学说上称为准占有或权利占有，其占有人称为准占有人。”见王泽鉴：《民法物权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
[20]有学者指出：准占有之客体为财产权，例如债权、著作权等，而技术属于营业秘密，尚非财产权，无准占有可言。参见黄茂荣主编：《民法裁判百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7页。笔者以为，技术是一种知识产品，仍可为准占有的客体。
[21]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4、385页。
[22]向次承租人收取租金等为间接用益，直接占有、使用为直接用益。
[23]笔者曾将用益债权定义为：“用益债权，是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债权。”见隋彭生：《用益债权—新概念的提出与探析》，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3期。经进一步研究后认为，用益物权是对他人有体物的用益，而用益债权无须受有体物的限制，遂将对他人知识产权客体的用益权也列入用益债权。借此机会对原来的观点进行修正。
[24]参见隋彭生：《法定孽息的本质—用益的对价》，载《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6月学术卷。
[25]法定之债包括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传统民法理论未将法定用益之债作为法定之债的类型。
[26]郑玉波认为违法阻却事由约有七种。它们是：(1)正当防卫；(2)紧急避险；(3)自助行为；(4)无因管理；(5)权利行使；(6)被害人允诺；(7)正当业务。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陈荣隆修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6页。这是对阻却违法事由归纳最全的表述，但尚未明确把知识产权领域的阻却违法事由归纳进来，应将对他人知识产品的法定用益归入到“权利行使”之中。
[27]参见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5—133页。
[28]张明楷认为：“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版，第167页。这样的观点，把法益仅仅当作了一种被动的利益，有一定局限性。
[29]非权利人而受他人权利之庇荫所获取之生活资源为法益之一种样态，传统学说常以反射利益称之。参见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63页。
[30]学者指出：“民事权利，是指民事主体为实现某种利益，依法而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第65页。
[31]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32]参见林诚二：《论形成权》，载杨与龄主编：《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33]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陈荣隆修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34]该学者认为，《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是关于商标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内容。见彭礼堂：《公共利益集领域中知识产权的限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实际上这并不是对商标的合理使用，也不是对商标权的合理使用，而是对商标要素的使用问题。
[35]李菊丹：《商标领域的合理使用》，载《学习论坛》2010年第2期。
[36]见《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
[37]见《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七项。
[38]有学者认为，对于电影作品而言，“出租”行为属于所有权之行使，著作权人当无权加以干涉，因而此项“出租权”不属于著作权之范畴。参见何鹏：《知识产权传播权论—寻找权利束的‘束点’》，载《知识产权》2009年第1期。“出租”是《著作权法》借用有体物用益的一个术语，因为在现象上出租电影作品等，是出租有体物，实则是通过出租载体而有偿用益知识产品，出租权应为著作权一项内容。
[39]参见trips第十一条。
[40]见《专利法》第六十九条。
[41]参见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42]见《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三十二条第二款、三十九条、四十二条第二款、四十三条。
[43]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154页。
[44]见《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45]郑成思：《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页。
[46]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47]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7页。
[48]参见隋彭生：《用益法律关系—种新的理论概括》，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49]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法律对知识产品的不定期用益的解除并未作出规定。为及时解决当事人争议、避免无法可依的窘境，在处理民事案件的时候，允许参照适用最相类似的法律。此规则的原理对知识产品的用益当有参照适用之余地。
[50]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51]见《专利法》第四十八条。
[52]见《专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
[53]见《专利法》第五十一条。
[54]适格的意思表示就是法律行为。有学者在论及作品的强制许可使用时，指出其是法律事实中是一种准法律行为。参见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笔者认为，不管是对专利技术的强制许可实施，还是对作品的强制许可使用，都是申请一方的单方法律行为。
[55]见《专利法》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条及五十六条。
[56]参见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161页。
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篇5
一、知识经济时代的权利新主张——自主知识产权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由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嬗变与转型，由知识产品、知识产业、知识经济叠构而成的全新社会经济形态正在引发一场从生产方式到社会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巨大革命，以高新技术及其产业为代表的经济增长点的凸显，使人们越来越注重对自身法律权利的维护与保障，关注周边法律资源及其优化配置以及法治经济运行的总体状况。尤其对于中国而言，知识经济虽然只是初见端倪，但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诸多法律需求及相关法律矛盾冲突已日渐显现，对于科技法律资源的预设与科技法律关系的重新规范调整已迫在眉睫，知识经济呼唤着“知识经济法制”，呼唤着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核心的法律保障体制的重新构建。近年来，围绕加速科技进步与知识创新，构筑民族高新技术产业新高地这一时代主题，我国科技界率先行动起来，并振臂喊出了自己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权利新主张——对自主知识产权的确认与保障。此外，我们不仅要大力保护‘别人”（国外或境外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专利、商标及版权，我们更要重点关注并倾力保护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及自主研制开发、生产的各类“知识产品”。如果忽略了后者，我们则将再次失去抢占未来科技、产业和经济制高点的机遇，在角逐知识经济综合优势的过程中再度败落。
令人欣慰的是，自主知识产权在中国的崛起已由观念创新演化为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的一项跨世纪工程。在科技界看来，自主知识产权不仅是中国进人知识经济社会的“通行证”，还是我国加速实现科技产业化的“密钥”。只有坚持走自我发展、自主创新之路，中国的科技进步与科教腾飞才能真正实现。科技界的这一呼吁迄今已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同与积极回应。党和国家已正式作出决定：将培育、形成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我国科技产业化跨世纪发展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由此看来，首先必须界定自主知识产权的内涵与外延，科学甄别自主知识产权与传统知识产权之异同。
二、知识经济时代的法律新焦点——自主知识产权
自主知识产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概念的提出，一举打破了原有的“知识产权”独统天下的固有格局，而自主知识产权与非自主知识产权的划分方法，将可能引发新世纪中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又一新革命。究竟什么是自主知识产权，它与传统知识产权存在着何种联系与区别，为什么要着力保护自主知识产权，怎样保护等一系列问题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法律领域的新焦点。
（－）自主知识产权释义及其特点
自主知识产权，亦称自有知识产权，其取名似带有公权色彩，是基于与主体两大要素而形成的一种绝对化、纯粹化的知识财产权利。自主知识产权一般是指在一国疆域范围内，由本国的公民、企业法人或非法人机构作为知识产权权利主体，对其自主研制、开发、生产的“知识产品”（如计算机软硬件、网络信息产品等）所享有的一种专有权利。其中，的单一性及主体对的依附性是自主知识产权生成的根本前提条件。
从法律层面上考察，一般意义上或者说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无外乎都具备如独占性。地域性、法定性、无形（权利）性这四大特点。较之传统的知识产权而言，自主知识产权则具有以下四大鲜明特点：
l、主体本土化
致力于创设自主知识产权的权利主体必须是“国产化”的研发机构、企业法人、新型经济组织联合体（如产学研结合体）或具有本国国籍的自然人的结合。换言之，中国的自主知识产权权利人必须是中国公民或中资企业、机构或单位。如华为公司就是最典型的中资、民营高科技企业。主体本土化是自主知识产权形成的决定性前提条件之一。
2、权属域内化
自主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从表层意义上看，应依附其主体并打上“本土化”的烙印；但从深层意义上解析，这种权属在宏观上具有归依国家的特点，即不得超出主体所在国的疆界范围。权属域内化是自主知识产权概念命名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出发点，也是对其权利形成的特质写照。
3．权利集成化
与知识经济兴起密不可分的自主知识产权，在更多场合下是指由高新技术企业或新型产学研联合体在自主研发、生产多系列自主知识产品过程中积聚形成的、一元主体、多个权利组合的知识财产权利。这种涵盖专利、商标、技术决窍及著作权等各类权利的“一揽子”、集成化的自主知识产权，当其为同一主体占有、使用时，将发挥最大化的效能，并同时可能为其权利人带来最大化的收益。由此还可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权利集成化将直接推动自主知识产权“品牌效应”的聚积凸显。
4．私权公权化
在知识产权已被明示为“私权”的情况下，自主知识产权的提出无疑将“自主”（国家自主。国人自主……）这一公权性质的概念加载到私权上，他被赋予公权色彩的自主知识产权更具有社会权利的外部特征，而不再拘泥于某个企业、单位或个人的私属权利的性质。正因为私权公权化，才促成国内从中央到地方，从企业到高校到科研机构都对推介、宣传、培育具有自主性质的知识产权给予了高度重视。例如，以北大方正、中科院等国内几家著名单位联手推出的全中文Linux桌面操作系统，这一被冠名以“红旗”牌的应用软件，其作为自主知识产权的特性以及由取名而折射出的公权化色彩彰显无疑。
应该说，主体本土化、权属域内化、权利集成化与私权公权化这四大特征已成为自主知识产权迎别于传统知识产权的客观写照。（二）自主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及非自主知识产权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首先，从宏观层面来考察三个相关概念（指知识产权、自主知识产权及非自主知识产权）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可知自主知识产权与非自主知识产权是包容在知识产权这一大的系统概念体系中的两个小的独立分支概念系统，是依“是否具有自主性质”而对知识产权概念进行的划分。换言之，从逻辑归属关系上考察，无论是自主知识产权，还是非自主知识产权，其本质均应归属于知识产权领域。
其次，从中观层面考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如果说知识产权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那么，自主知识产权则是“政治化”的法律概念。因为，前者重在强调法定主体对其创造出的智力活动成果依法享有的人身权及物质财产权，后者则重在凸显权利对特定主体的有选择“粘着”，这种粘着是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本土化、国家化运作为根本前提的。同样，非自主知识产权是作为自主知识产权的对称而得名的，凡不属国人独立自主拥有的知识产权即归于此类。
最后，从微观层面考察，可对两对关系中的三个概念进行细化的法律梳理与甄别。
l、自主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比较
如果我们将自主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视为两种不同的权利形态而并列考察的话，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以下区别：
（l）权利形态产生的时间不同。自主知识产权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它是一种新型的权利形式；知识产权制度的正式确立始源于现代资本主义时期，作为权利本身，它是一种传统的权利形式，被纳入民法的调整范围。
（2）权利形态的发源地不同。自主知识产权是中国独创的一种财产权利形式；而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舶来品”来源于西方，它代表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大及其赖以依存的深厚法制根基。
（3）权利归属的差异性。自主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集中在国内的一元或多元主体上；而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则不以国界而设定不同主体。
（4）权利形态发展中的竞争对抗性。自主知识产权的脱颖而出，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知识产 权在当展的异化产物——“知识霸权”的有力挑战。这两种权利形态将在未来的长期竞争对抗中寻求互补发展。
总之，自主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最终落实在特殊法律权利与一般法律权利的关系上。从世界范围内讲，知识产权必将成为未来知识经济社会的主导权利形态，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推进“知识霸权’战略的最有力武器；而对于中国来说，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产权将成为国人抗拒外来“知识入侵”的最有效的“尚方宝剑”。自主知识产权是知识产权在国家领域内的延伸，是知识产权从国产化与民族化最终走向国际化的自在结果。
2．自主知识产权与非自主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比较
自主知识产权与非自主知识产权是一对矛盾对立的统一体，也是对知识产权所作出的一种独特的二元切分。围绕知识产权的主体归属，应将自主知识产权划入由中国公民、中国的企事业组织自主研制、开发、经营、生产及由其最终享有所有权的知识产权（产品）范围；而非自主知识产权则是指由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法人等主体对其研发、生产的知识产品（包括服务）依法享有的知识产权。事实上，如果从私权利益的公法调整角度看，自主知识产权与非自主知识产权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的法律主体无论是采取一元化、二元化甚至是多元化的结构形式，其权益的最终归属仍为中方所有；而后者的法律主体虽可形成外方独控、中外混合等多种组合，但其权益的最终归属却以外方所有或主要地由外方所有的结果而告终。举例来说，深圳华为与美国微软这两家公司享有的品牌，分别代表着自主知识产权与非自主知识产权的典型象征：红旗Linux是由中中联合推出的自主知识产权品牌；上海贝尔、华虹NEC等品牌作为混合主体（中外结合）享有的知识产权，从本质上来说，应归于非自主知识产权之列。
我们如果将中国现有的知识产权系统视为一个金字塔，则可见接近塔尖的知识产权中自主知识产权所占比例相对较小；而自主知识产权在居“金字塔”中部的知识产权中比例有所上升；在“金字塔”底部，自主知识产权总数与非自主知识产权现实的差距已逐渐缩小。目前，在中国的非自主知识产权行列中，达到顶尖水平的大多属于纯粹由外方实施技术垄断的知识产权，而达到较高水平或一般水平的非自主知识产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具有中外混合性质的知识产权。客观说，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在知识产权的塔形结构中的地位尚不理想，即：无论数量、质量上说都不具主流优势。
三、知识经济法制体系的新钢绳——对自主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保护自主知识产权的法律理念
在知识经济法制的新框架体系中寻求对自主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不仅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与看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正确处理自主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要求我们以创新的观念、创新的制度以及现代法治的精神来推动科技法制的创新与发展。为此，我们必须首先确立以下法律理念，构建符合知识经济法制要求的法治原则：
l、自主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价值核心——“权利法”
知识产权法本来就是一部“权利法”，它是以确立、维护及保障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为主旨的权利法则的集合体。这一权利法的出现，不仅为工业文明的进步奠定了法律保障，而且也为知识经济与知识文明时代的到来创设了极为重要的法制基础。自立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重在对自我权利的确认与保障，重在重申与彰显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的“权利本位主义”的思想。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对知识产权所蕴含的有形或无形巨大财产权益的价值认同，及由此引发的自我法律保护意识的觉醒，才是自主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作为“权利法”的价值核心所在。
2、自主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市场定位——“公平法”
我国之所以要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提出加强与重视对自主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建立在‘“中”“外”有别、对国人的保护弱于对外人的保护这一差别待遇的基础之上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并未从根本上体现现代法治的精神，尤其是公平竞争、平等保护的法律原则。极端的事例有如美国微软公司 Windows 98正版软件的悬殊售价，其在美国、日本的售价均折合人民币不到1000元，而在中国的售价竟高达1998元。如果我们对于这种借保护知识产权为名，利用“知识霸权”掠夺别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知识与财富行径一味开绿灯的话，则不仅无法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对自主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则更成为一句空话而已。故‘公平法”的价值理念应成为自主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现实基准与出发点。
3．自主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目标导向——“创新法”
作为观念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产物，自主知识产权是对知识产权的深化与拓展。同样，自主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也应建成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法”。这一法律的创新至少应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l）法律理念的创新。就是要做到以人为本，重视与加强对科技人力资源及智力知识资本的法律保护，将法制建设的重心从规范与制度建设转入到对人的主体行为取向的着力研究，积极创设主体权利，使自主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真正成为体现人本主义法律关怀的权利保障法和行为激励法。
（2）法律制度的创新。就是要在尊重知识与尊重人才，大力培育知识经济的目标导向下重新修正知识产权保护的若干原则和制度，建立起有益于自主知识产权脱颖而出，并使权利人受惠多多的新规则体系。弘扬公平、自由、民主、平等的法治精神，既重视对外国人正当合法的知识财产权利的保护，也要抵御“知识霸权”的长驱直入。从根本上说，人才培育选拔，科技成果实施转化与奖励制度，风险投资制度等法律制度的创新与保障，是自主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创新发展之根本要素。
（3）法律实施的创新。就是要在法律理念与法律制度创新的基础上，促成法律制度文化与法律行为文化的整体进步与繁荣发展。自主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仅仅应停留在主观、教条。静态的法律规范保护（包括立法、执法、司法等）层面上，它应实际转化为社会全体成员的自觉行动。对以法律权利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构建以及对法制预设功能的期待及其现实回应，理应构成一种良性的循环。科技法律意识的觉醒、企业法律文化的形成、行政执法保护与司法保护机制的健全及整体水平的提高，这一切都标志着法律实践的创新发展，标志着自主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正逐渐衍化为一种“行动中的法”和“活法”。只有做到这一点，自主知识产权才能返璞归真，知识产权保护与自主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合二为一，道法自然。
（二）保护自立知识产权的操作问题
笔者深知，我们对自主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工作才刚刚开始，我们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险阻。以个人的眼光看，我们目前应亟待着解决以下问题：
l、正确处理决策、政策与法律、法规之间的相互关系，积极、主动、合理地构建自主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新秩序。党和国家已将发展自主知识产权上升为抢占知识经济时代科技产业新高地的一大战略决策。从国家“知识创新工程”到1999年8月全国技术创新大会的《决定》，以及从中央到地方陆续出台的科技政策与法律规章，都对自主知识产权作出了特别的规定。如何围绕加强对自主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使得科技政策、决策与科技立法之间保持连续性，处理好创新、发展与维护现行法制有效性之间的关系，从法理上寻求最佳的保护方法，这些问题已成为决定自主知识产权未来走向的大问题。
2、正确处理好自主知识产权与知识产权以及与非自主知识产权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切实履行国际社会对知识产权给予相应水平的法律保护的同时，加大力度，着力实施对自主知识产权的特别保护。因为从根本上说，自主知识产权的确立是为强化国家的意识，提高我国在现代科技与经济全球竞争中的强国地位，所以，必须从国家与国家安全的高度来依法给予自主知识产权特别的维护保障，并以行政干预的手段对自主知识产权设定分级审查保护，如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市场占有率高、极具科技含量的自利实行有条件的限制转让保护制度，将对促进我国知识产权整体保护水平的上台阶起到非常积极的助推作用。但我们同时要避免“中”、‘外”保护水平的反向失衡，力求在“入世”后寻求自主知识产权与非自主知识产权两种保护的新的动态平衡。
3、以自主知识产权的兴起为契机，将科技法制建设的重点目标转向知识经济法制的培育与建设上。为此，必须充分运用法律的手段与方法引导产业定位，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为企业真正成为科技进步的市场主体营造积极宽松的法律环境。同时，应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将公司法、证券法、知识产权法、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风险投资法等已有的或正在制定中的有关法律法规重新协调揉合，使之从根本上顺应自主知识产权综合保护的法制保障要求。另外，倡导培育企业法律文化，鼓励更多的企业向自主型、知识型的现代企业转制，使自主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向纵深方向发展。
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篇6
本次会议为了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司法部党组《关于加快建设高素质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决定于2009年6月15日—18日在安徽黄山召开“全国知识产权法律服务行业发展高层峰会”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2009年年会。
峰会的召开得到了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中共安徽省委、安徽省人民政府、安徽省人大、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商标局、国家版权局、安徽省司法厅、安徽省律师协会、北京市律师协会和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领导及专家的重视和大力支持。
（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与发展
2009年6月16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原知识产权庭副庭长罗东川法官，发表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与发展”主题演讲。该部分演讲由本专业委员会执委庞正中律师主持。罗东川法官的演讲主要分三个方面：一是，对于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工作以及形成法官、律师职业共同体的一些看法；二是，在国际大背景下，探讨我国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问题；三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些最新进展。
1. 律师在知识产权工作中的作用
对于律师在知识产权工作中的作用，罗法官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且认为在知识产权法律服务中，律师仍大有所为，律师不但应该介入知识产权的纠纷，更应该介入整个知识产权保护战略的始终。当然，现在的律师队伍中，高素质的、有国际背景的律师还是非常欠缺，因此大家应该通过每一个个案扎实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在这个前提下，立法司法机关应该通过相关的法律和法律适用保障律师的基本权利。同时，法官和律师之间应该形成一种平等的职业共同体的观念，通过律师协会这个平台，进行交流。律师站在法律适用的最前线，因此在制定司法解释的时候，也特别应该听取律师的意见。只有相关的法官和律师都共同努力，知识产权保护的事业才能获得进步。
2. 知识产权的发展与国家核心竞争力
在当今的国际竞争中，知识产权的发展已经成为了衡量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标志之一。因此制定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必须要以增加国家的实力和竞争力作为首要前提，贯彻于战略的每个方面。一方面要明确知识产权不仅仅是一种私权，更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管理，对于整个国家的gdp增长有极大的影响，确立知识产权工作关系国家利益的观念；另一方面则需要以全球的视角来看待知识产权，了解国际标准。对此，我国近年来主要取得了这几点经验和教训。第一，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建立，知识产权得到国家领导和全社会的重视；第二，知识产权保护需要将国内法与加入的一些国际条约相统一；第三，知识产权保护实行的“双轨制”富有成效，但也是政府的负担；第四，执法标准的统一尚需要制度完善和各方面协调。
3.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
最后，关于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内容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最新进展，罗法官主要谈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与政策体系；第二，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工作及执法体系，注意各部门的配合；第三，企业要学会运用知识产权制度参与市场竞争；第四，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培养专门的知识产权人才；第四，对于知识产权纠纷，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第五，建立知识产权案件的数据库；第六，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通过证据交换、依法合理确定赔偿额度等制度和方法，切实保障权利人的权利；第七，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以及在现有情况下完善再审制度；第八，加强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第九，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诉讼制度以及法院的不同业务庭对于知识产权管辖权的协调；第十，知识产权领域的不正当竞争以及恶意诉讼的判定及解决。
在演讲结束后，罗法官又就统一商标、著作、专利等的行政管理，商标、专利代理人参与知识产权诉讼，专利侵权案件司法解释的出台等问题，回答了与会律师的提问。
（二）深入展开对专利法律业务的研究与讨论
按照会议的议程2009年6月16日下午，原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程永顺做了专利法律业务的讲座。该部分内容非常丰富主要涉及十几个方面。
1. 专利案件诉讼管辖问题
在专利案件诉讼管辖部分，程法官做了总结。专利、商标、行政案件在XX年专利法修改后对管辖问题，法院做的重新划分，由民五庭和行政庭共同管辖。专利在去年（XX）《专利法》修改的时候，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两个庭审理同类案件的时候标准不一样。
2. 实用新型检索报告问题
在XX年7月1日实行的专利法当中，第57条第二款讲到涉及实用新型专利的，法院可以要求专利权人出具检索报告。这个规定是XX年《专利法》在第二次修改时重要的变化。现在第三次修改专利法提出来进一步要搞外观设计的检索报告，在最高法院理解这条规定的时候，曾经把“可以”两个字，改成“应当”，就是可以出具检索报告，改成应当出具检索报告，很多法院立案的时候，如果实用新型专利，没有检索报告根本不立案等实例案件的介绍。
3. 反诉专利权无效侵权诉讼中止的问题
在专利诉讼当中案件多涉及到关于反诉专利权无效，侵权诉讼中止问题，85年、92年和XX年三个司法解释，针对中止不中止这个问题。程法官把解释分了三个阶段，基本上第一个阶段，在讲中止不中止。第一阶段是一律中止。到第二个阶段不中止的多，第三个阶段是回归了法律的原样。共6页,当前第1页1
4. 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与允诺销售问题
程法官介绍了关于请求确认不侵犯专利权关于请求确认不侵犯专利权案件。就请求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的争议问题做了总结。就1985年专利法当中第62条的规定（现在是63条）中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五种情况，应当如何理解作了分析，特别是对“不知道使用或者销售不知道的侵权产品的不视为侵权”的规定发表了意见。关于许诺销售，在司法实践当中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理解许诺销售，律师在代理案件的时候应该怎么衡量，以及是不是形成了许诺销售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给律师实务增添了许多经验。
5. 专利间接侵权与诉前禁令的问题
关于间接侵权我们国家专利法到现在为止没有间接侵权的明确规定，在有关最高法院的文件当中提到过间接侵权。比如，一些总结和一些讲话当中提到过这些概念。程法官指出，其范围比较宽泛。目前，社会上看到学理上的解释，谈到间接侵权的问题，说法很多。在实务中，北京法院有一个侵权判决，也谈到了间接侵权，明确表示对产品而言怎么样、对方法怎么样。他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完善这个问题。关于诉前禁令问题，他认为：专利法61条规定了诉前禁令，从立法本意上并不是我国提出来的，我国目前的状况是不应该同意或者允许这个条款写进来。关于诉前禁令的适用，他认为必须提交担保，必须是如果不及时制止，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
6.在先权利与侵权赔偿问题
程法官介绍了专利法修改涉及到在先权利的问题。专利法XX年修改了第23条，增加了防止外观设计与在先权冲突的规定，应当说理论上是一个进步。最高法院发了一个司法解释，把什么叫在先权，在先权包括什么做了一个规定。并就冲突的相关处理办法与大家做了沟通。关于侵权赔偿的问题，他认为在民法通则没有改的情况下，没有间接的赔偿，也没有惩罚性的赔偿。所以，目前从国内的情况看，权利人普遍认为赔偿太低，尤其是外国的权利人认为我们的赔偿太低。
7. 诉讼时效、专利权溯及力与重复授权
就诉讼时效、专利权溯及力与重复授权等，如何适用最高法院新的规定，如何理解专利法规定的诉讼时效两年，以及在实践当中如何适用等问题，程法官的发言，使与会的代表受益良多。他还提醒大家注意专利法47条的溯及力条款。这个条在1985年的法条当中是没有的。1985年的专利法第50条宣告无效的专利权视为自始不存在。演讲后，程永顺法官对各位律师提出的问题关一一做出了精彩的回答。
（三）与法官就商标诉讼业务进行了多方位的沟通
原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张广良，应本专业委员会的邀请于2009年6月16日下午就商标诉讼业务和与会的代表作了全方面的沟通。涉及的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商标确权、商标侵权判定当中的几个具体问题、商标侵权抗辩、商标侵权救济问题和确认不侵权著作、商标权之诉等。
在沟通的过程中，张庭长介绍了注册商标的一些实质性条件，比如可视性、显著性和合法性等具体的案例。在商标侵权行为的问题上，从对相同商标的理解、商品用途、功能到对解释什么是类似商品，进行了逐一的分析解释并对实际案例进行了剖析。就承揽加工者侵权责任、商标更换、平行进口等问题结合案例进行了分析；还就注册商标是否会侵犯另外一个注册商标的权利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关于误认的问题，他指出从商标法基本原理看，商标权所要制止的主要行为就是混淆行为，并根据具体的案例对这一观点阐述。
张庭长简单介绍了商标侵权的抗辩事由。他总结审判实务的经验，商标侵权最重要的抗辩事由是正当使用和商标实施条例第49条的规定。在侵权救济问题上，介绍了停止侵权、赔偿等方面的争议问题，就赔偿的原则、方式、法定赔偿的适用和能否超出50万元等，逐一进行了详细地解读。就确认不侵权之诉的理解与适用做了讲解。
（四）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审判中的若干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蒋志培就最近颁行的《反不正当竞争司法解释》做了详细的介绍，并就相关条款的理解与适用，与出席会议的代表做了沟通并回答了相关的问题。蒋庭长的演讲在2009年6月17日上午进行。他介绍详细地介绍了该解释起草的背景和基本精神。
蒋庭长就仿冒行为的演讲内容主要包括：（1）知名商品的认定；（2）保护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以及地域范围；（3）知名商品的包装、装潢；（4）装潢的外延；（5）混淆误认；（6）知名商品特有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者近似的判断原则和方法；（7）禁用，禁用标志等。他指出了三个要点：第一，是立足于保护企业名称，立足于反仿冒；第二，国内的企业名称和国外的企业名称这两类；第三，是关于使用的界定等。第三个问题介绍了关于引人误解虚假宣传的行为。除此以外，还就商业价值与赔偿的关系，举证责任的分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民事责任，不正当竞争案件的级别管辖等问题与大家做了深入的分析与沟通。
（五）分享网络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策略与技巧
2009年6月17日上午，全国律协知产委执行委员会主席李德成律师就网络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策略与技巧与大家做了分享。其主要的内容包括：网络知识产权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拓，网络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业务操作，网络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风险控制以及网络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创新模式与品牌建设等。共6页,当前第2页2
.李律师主张要将目前的业务点连成链，并以出版业为例阐述这一观点。他认为可以以自己和本所的核心业务为中心先整合，分别延伸至该业务的上游和下游，然后把本所业务和关联业务连成链，以合作为主，形成共赢的局面。他指出知识产权法律产品应当多元化，并以金融创新电子商务业务为例进行了分析。他把新的律师业务点总结为：金融产品标识商标化、金融产品商标的流程化、金融创新的反模仿设计、金融新产品模仿的风险控制、金融创新电子商务业务的风险控制、电子商务金融产品的信息披露规则、主营业务与新产品的品牌建设等。
他强调核心业务要不断地创新并精心呵护，并以文化创意与信息网络的交叉为例，指出该业务的交叉领域可以作为律师业务研发的主要点。李律师形象地比喻高新技术的发展像栽树、文化产业的发展像种蘑菇；网络知识产权的核心业务像栽树，与核心业务相关联的业务像种蘑菇。在实务中，他建议大家要关注引起本业务领域行业重视的技术，要看整合不同技术和行业资源的故事，要关注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经营模式，要注意可期待利益不稳定性，要注意安插和应用知识产权成果，要强调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延续性。
李律师建议律师同行要熟悉信息网络电子商务的行业模式，在法律的适用与案由的确定问题上要跳出技术之外。善于从各地法院收集并总结判决，针对同类案件进行分析有利于规则的归纳，并应用于指导客户业务，要特别关注可期待利益不牢靠业务模式的风险控制。
在网络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的创新模式与品牌建设问题上，他就如下问题与律师同行们分享了他的经验与策略：信息网络高新技术风险投资的知识产权安排，网络融合和网吧数字娱乐应用的新型法律需求，版权在线交易平台与娱乐产品在线发行，高新技术知识产权融资方案设计。
（六）加大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研究和业务开拓
2009年6月17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副庭长罗东川在本次年会上作了关于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演讲。演讲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目前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基本内容，第二部分就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两个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问题做了讲解。
1.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基本内容
中国在1979年的刑法中就已规定了假冒注册商标为刑事违法行为，但当时我国并没有相关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也比较淡泊。XX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中把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作为重要的问题，一些工作组成员对于我国的刑事程序不能够有效的用于打击盗版和假冒行为表示关注，特别提出刑事诉讼的现行追诉标准非常高，当时我国承诺降低刑事救济的追诉标准。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主要致力于《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的修改，并没有相应的部门来关注《刑法》的修改。
XX年，中美的知识产权磋商开始密切，美方对我国的刑法中有关知识产权的追诉标准提出了很多要求。在外在压力和我国自身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相结合的情况下，促成了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在近年来得到重视和加强。在XX年，我国出台了降低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追诉标准的司法解释。但是，我国的刑事保护、民事保护、行政保护有整体协调的作用，每一种保护都有自己的范围，民事保护和刑事保护有明确的界限和分工，刑法不可能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指导思想不是为了打击犯罪而打击，而是要围绕保护知识产权的大局，保证知识产权在建设创新社会中的作用，保障创新能力能发挥作用。
关于信息公开方面，罗主任还提到每年最高法院都会选取社会影响比较大的侵犯知识产权案件公布。在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可以查询刑事、民事等各种裁判文书。保护知识产权办公室还通过新闻发布会、网络及时发布相关的信息。
2. 关于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两个司法解释
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两个司法解释，都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为了履行入世的承诺，并且结合实践中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重要措施。XX年的司法解释中主要降低了追诉标准并对刑法知识产权条文中一些术语的规定做出了界定，包括相同商标、使用、明知、假冒他人专利、以盈利为目的、未经他人许可复制发行等概念，解决了实践中由于理解和操作不一致引起的一些分歧。第二个司法解释中加大了刑罚的适用力度，界定了复制发行的概念，并规定了四种不适用缓刑的情况。演讲后，罗主任对各位律师提出的关于非法经营罪的追诉标准、复制发行概念的立法缘由、互联网复制拷贝行为如何界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个案答复的函的效力等问题一一作答。
（七）进一步了解著作权司法审判信息与行政执法状况
就著作权的司法审判决和著作权的行政执法问题，本次年会邀请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是产权庭副庭长陈锦川和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副司长许超分别就上述问题做了精彩的演讲。
1.著作权司法审判的信息对律师业务水平的提高大有助益
2009年6月17日下午，陈庭长先就著作权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在总结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和与会的律师代表做了分享。他还特别就侵权构成和民事责任的承担问题谈到：民法跟我们版权法的关系；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对民法通则的原则和原理的重视；过错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条件；即发侵权的构成与法律适用；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停止侵权问题以及赔偿等民事责任的适用等。陈庭长还结合了一些具体案例，就版权和外观、商标、不正当竞争等交叉的案件进行了分析。这些典型案件的分析对律师实务水平的提高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共6页,当前第3页3
2.著作权行政保护与著作权行政执法的相关法律实务
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副司长许超首先就与会代表关心我国对实用艺术作品的保护的法律适用问题回答了提问。他谈到，虽然我国的著作权法在XX年修改以后，仍然没有实用艺术作品这个概念，但是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对美术作品的解释来看，包含了实用艺术作品，有独创性构成艺术品就给予保护。著作权法保护的美术作品和专利法保护的工业品外观设计是两个独立的保护范围，保护的客体是分离的，但有其相交叉的部分。
许司长介绍了涉外版权的新动向，中美商贸联委会上中美商谈的一些内容，包括已进行的全国政府部门的软件正版化工作、以及美方所关心的提高行政处罚执法透明度的问题。关于正在进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美国方面关心的两高修改司法解释的相关情况以及网络盗版的问题。针对网络盗版，美国提出了几个要求，包括通知移除制度的扩大化；冻结专门进行盗版软件活动的银行账户以及要求网络服务商提供终端客户的信息。我国一一予以回应，表示在现阶段不可能做到以上几点。
关于正在进行的wto诉讼，是与会律师们比较关心的话题，许司长对此简单地做了介绍。美国认为必须经被侵权商标权人同意才可以拍卖被中国海关没收的侵犯商标权的假冒物品，而中国缺少向侵权商标权人征求意见这一步骤，这违反了trips协议。还有关于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规定法律禁止出版传播的作品不受本法保护，美国认为这条法令有违trips协议。许司长最后总结，美国目的在于打开中国市场，而不是真正关心盗版问题。
许司长的演讲中还介绍如下几个方面引起国内外重视的问题：（1）XX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予以批准加入《国际互联网条约》，XX年年3月份外交部向产权组织递交了加入书，6月9日这条约已经正式生效。（2）关于apec论坛峰会中，中美双方关于政府网站保证不被用来提供非法文件的探讨。美方的真正用意在于，要求政府来承担约束终端客户的责任。最后中美双方妥协，约定apec各经济体在国际条约和国内法有规定的情况下保证政府网站保证不被用来提供非法文件。（3）最新发布的几个规定，包括去年公安部、国家版权局发布的关于打击侵犯著作权违反犯罪工作中加强衔接配合的暂行规定，以及信息产业部、商务部、版权局关于计算机预装正版操作系统软件的规定。这些规定促进了形成计算机硬件生产厂商公平的竞争环境，减少了盗版系统软件的使用，获得国内外各方好评。（4）XX年发布的《行政投诉指南》以及国家版权局开展的一些普法教育，比如“版权进入中学课堂”活动，以及与世界知识产权组合作出版的一些版权相关产业经济贡献的书籍。
演讲后，许司长对各位律师提出的关于服装设计的著作权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程序、出版物印数备案、网络服务供应商的责任承担、艺术作品的署名、演绎作品的权利范围等问题一一作出了解答。
（八）评选10大案例、10佳论文、出版2部图书和19张会议光盘
本次年会评选出的十大案例有（1）迪比特诉摩托罗拉侵犯其印刷线路版著作权；（2）“星巴克”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3）五教授公益请求宣告飞利浦一项dvd专利权无效案件；（4）罗氏药品有限公司药品独占权利之司法保护；（5）北大方正诉高术天力公司、高术公司侵犯其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案；（6）华纳唱片有限公司诉各地ktv侵犯著作权案件；（8）环球等七大唱片公司起诉百度搜索引擎侵犯其网络信息传播权案；（9）九牧王驰名商标行政诉讼案；（9）gap 商标行政诉讼案；（10）西安市人民检察院诉裴国良侵犯商业秘密案等。
本次年会出版的两本图书分别为：《商标业务指南》（32万字）和《知识产权法律服务与律师业务》（55字）。经过充分讨论评选出十篇优秀的论文，并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名义颁发了“优秀论文奖”。
为了更好地利用本次年会的成果，还制作了十九张光盘。作为全国律师协会赠送给各地律师协会的礼物，展示了会议成果。本次会议还在召开专业委员会工作会议，增选了名委员，现有委员 人，研讨员 人，扩大了本专业委员会影响力。
二、召开“《专利法（修改草案送审稿）》征求意见专题讨论会”
2009年3月10日、11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全国律协知产委”）在全国律协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改草案送审稿）》征求意见专题讨论会”。本次会议就专利法的修改问题形成专题报告，呈送国务院法制办。所涉及主要内容包括如下方面：
1.行政权力扩张不符合专利法的私法属性
专利法的性质为私法，大范畴属于民法范围，其中涉及到的专利授权、确权虽然有行政程序的内容，但是并不能改变专利法的基本性质。但专利法修订草案对于专利行政机关的权力规定过多，而专利权主体的民事权利的空间以及司法审判权的空间却过小，这在立法思想上出现了偏差。因此，建议在专利权的保护中，加强司法的力量，偏重从司法审判权的角度进行规定，而不是过分强化行政的准司法权，以避免在保护上的多程序性。
2.缺少加快专利审查的制度设计
专利法的基本功能之一是鼓励发明创造，但一直以来，我国专利申请审批时间过长，严重影响了部分发明人的积极性。虽然国家知识产权局也为加快审查做了大量工作，但在现有的专利审查制度下，仍然难以解决这一问题。因此，在修订专利法时，建议考虑设计更为合理有效的专利审查机制，在保证专利审查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审查流程，形成一个高效运行的专利体制。共6页,当前第4页4
3.在提高专利权稳定性上应有所侧重
目前，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涉诉较多，专利权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垃圾专利”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建议完善专利授权制度，提高专利的稳定性，突出对发明专利的鼓励和保护；同时通过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和科研单位提高发明创造的水平，不断增强其自主创新能力，以实现专利法的目的。
4.应合理限制专利权的滥用
专利保护的水平不应脱离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近年来，一些专利权人，特别是跨国公司，有滥用专利权打压民族企业的倾向。因此，建议明确滥用专利权的主要类型、构成要件及法律责任，对滥用专利权的行为进行合理规制，既能引导专利权人正确行使权利，也能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
5.具体法条的修改意见
专利法的第五条、第六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a1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a2 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四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a4 条、第a5 条、第a6 条、第a7 条、第a10 条、第a11 条、第六十条、第a12 条和第a13 条分别提出了修改意见，并陈述了修改意见的理由。
三、出席第七届中国律师论坛大会主办分论坛
本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了新业务论坛，本专业委员会执委庞正中律师主持、执委主席李德成律师发表了 “金融创新中的品牌建设与知识产权保护”的精彩演讲。
四、XX年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论坛在深圳举办
2009年7月24-25日，应公安部的邀请本专业委员会指派李德成执委出席了在深圳麒麟山庄举办的“XX年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论坛”的会议。并于25日上午发表了主题为《有原则地加大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力度》的演讲，得到了与会领导及专家的响应和高度评价。李德成执委发表的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1.围绕大局、打击犯罪、保障创新
打击知识产权刑事犯罪，已经成为国际、国内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更为本次论坛的核心和亮点，看到这么多的成果、成就、经验和业绩，我发自内心的为此而高兴，并向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曾经和现在做出重大贡献的各位表示由衷地敬意！既然做的这么多，这么好，为什么我们还会受到那么多的指责、甚至非难？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打击知识刑事犯罪本身不是目的，评价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成效，不能仅以抓了多少人，判了多少年为标准。况且，因为知识产权犯罪而有几百人被判刑，这个数字也是惊心的！应当把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是否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大局中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作为评判的科学依据。所以也就有了下面这段话：围绕保护知识产权的大局，有效打击知识产权刑事犯罪，保障知识产权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的作用，促进创新能力的积极发挥。虽然说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是确有利于我们理性地思考，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战略部署和打击策略。
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但是并不等于说抓的人多了，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就一定上去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要反复强调的问题，要放在这个大局中来考察、分析并慎重决策！如果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看作是一盘下不完的棋的话，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可以是车、可以是马、可以是炮，当然还可能是车、马、炮的集合，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弥漫的销烟下还要有粮草的供应和兵、士的供给！更何况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还包括法律制度和非法律制度等多元化的内容组成。既然我们不能过度夸大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作用，当然也就不能用不切合实际的标准，对中国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提出过分的要求。说到过分，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零门槛制度”就是其一！这就所说讲的要有原则的加大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力度。
2.总结问题、完善制度、有力有节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系统而复杂，认真对待客观存在的问题，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积极完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机制方面的不足。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策略要有力有节，在尊重并保证刑法制度的自足性和社会政策充分性的前提下，积极有效地发挥刑罚的保障功能，以实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整体提高。相关司法解释大大降低了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门槛，在非法经营额、违法所得、盈利目的、蓄意和商业规模等问题的分歧上，有了很大程度的厘清，并大大减少了争议。对于刑法和著作权法的规定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也在通过司法解释最大限度地加以完善，但是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制度上。这是两码事。
刑事保护制度与所有的制度一样都存在着局限性，我们要有清晰的头脑认清这样一个问题，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法律只能解决法律问题，如果用法律去处理非法律问题，就会引发更多严重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比如，街头卖光盘和卖西瓜，对于抱着孩子的妇女和老公来讲，可能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这个问题的解决有一个过程。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规定什么样的行为是犯罪，要特别地慎重。规定犯罪并处以刑罚应当遵循“谦抑原则”。知识产权的刑事保护要以充分的社会政策为基础。知识产权的保护应当尊重并保证刑法制度的自足性。所以说，“零门槛”的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制度不可行。共6页,当前第5页5
3.抓住重点，形成合力、理性调整
打击知识产权刑事犯罪的手段可以多元化，但是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制度建设的重点还是要放在“源头上”。各职能部门在工作的配合与工作成果的总结等方面要尽快地形成合力，善于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充分地利用现有的制度设计，理性地加以调整积极地发挥作用。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制度建设的重点应该放在源头上，即便这样做很难，但是有利于“长治久安”！这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作为一个整体，其本身有自愈的功能。这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一般而言是要出现自身的免疫力不足以抵御病毒的情况下，才考虑借用药物，以维护人体功能的正常。如果不尊重自身的免疫系统的自愈性，就有可能出现抗生素滥用的现象。虽然这个例子不是很恰当，但是有利于我们理解“知识产权保护的多元化和制度的一致性。”
关于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职能部门要尽快形成合力，不仅仅是指工作的协调与衔接方面，还包括信息的整合和业绩的展示等方面，现在统一由“知识办”对外发布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对于我们争取主动有好处。技术鉴定制度的需要改革和专家证人制度需要建立，这是影响到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是否能够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我在去年上海的论坛讲过，虽然已经引起重视，但是还没有动起来，借此机会再次呼吁，因时间关系不再详细阐述了。还要采取有效措施促进知识产权刑事自诉制度的有效运转。光靠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出台还不足够。还要公、检、法、律师、行业组织和企业的共同努力，让这个制度发挥作用。
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篇7
关键词：大学生； 知识产权； 法律普及教育；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13）05-0061-04
收稿日期：2013-04-26
基金项目：国家精品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建设项目（教高函〔2010〕14号）
作者简介：蔡晓卫（1970-），女，浙江桐乡人，浙江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科研部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国家的发展要靠具有创造能力的劳动者和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知识产权是科技创新之源，曾指出：“保护知识产权，就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就是鼓励科技创新。”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已经进入了关键的战略主动期，让大学生学会尊重知识产权，崇尚自主创新，懂得利用知识产权实现知识的经济社会价值，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内容，因此探索和完善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法律教育对改变大学生传统思维方式，引导大学生开展各类创新创业活动，切实提升学生的创新素质，以适应社会需求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笔者利用开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简称“基础”课）教学时，对本校400名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做了关于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问卷抽样调查和座谈，回收有效问卷342份，结果如下：在问及“你了解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知识吗？”和“你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创意和发明吗？”时，选择“比较了解”和“一般了解”两项合计的比例分别为“55%”和“22%”，两个项目选择“非常了解”的比例均在“5%”以下；而在问及“你了解创业中知识产权的法律规定和其重要作用吗？”时，近“80%”的学生选择了“完全不了解”。
在问到“你在日常学习时是否有以下现象？”时，选择“一般能合理引用他人作品并注明出处”的达到“82%”，但选择“有时少量引用他人作品但不注明出处”和“写论文时有时会篡改、伪造研究数据”的比例也分别达到了“47%”和“12%”；“你在日常生活中会使用、购买盗版软件、碟片吗？”几乎99%的学生选择了“曾经使用、购买过或正在使用”。
在问及“当发现自己的知识产权被别人侵犯”选择“希望通过正常途径维权”的为“64.5%”，而选择“放弃维权”和“不知如何维权”的则合计达到了“35.5%”。“知识产权与自己相关性程度如何？时，”回答“一般”和“很少”的比例达到84.3%，“非常大”的约占“15.6%”。而在问及“是否有必要学习相关知识产权法律知识”时，54%和23%的学生分别选择了“非常必要”和“较有必要”。
通过座谈和以上这些调查数据分析，我们发现目前大部分大学生能充分认识到知识产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程度，并且随着年级的上升和专业的需要，大学生对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主动需求总体也有了较大提升，但也反映出一些问题。
1.大部分学生缺乏对知识产权法律基础知识的系统学习
大部分学生对知识产权的了解限于一些社会现象，如盗版侵权、剽窃违法等，对知识产权具体的内容了解不多，没有保护和利用知识产权的习惯，知法犯法的现象时有发生，100%的学生认为使用和购买盗版是一种侵权行为，但几乎100%的学生承认，自己曾经或正在使用盗版。而当权利一旦受到侵害，却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有效地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或者干脆选择放弃维权，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有二：一是知识产权知识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学习和普及具有一定的难度。二是尚未在高校形成浓厚的知识产权学习氛围。高校忽视知识产权法律教育，投入也甚少，忽视大学生这一未来潜在的知识产权创造者，忽视知识产权法律意识养成的长期性，大学生接受和了解知识产权知识的渠道少，少数高校虽设有选修课，但选课人数少，普及率低，而所设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必修课缺乏师资，大多流于形式，很多学生上课只是应付学分，大学生普遍认为知识产权与自己相关程度不大，也缺乏相关的知识产权实践，没有动力和兴趣去主动了解相关知识。
2.大学生自主创新创业的意愿和实践相脱节
部分在校大学生对自己的发明创造成果保护意识淡薄，不注重保护自己的创意和专利技术。很多大学生有自主创新创业的意愿，但大部分学生缺乏利用其现有的知识产权进行创业的实践，不知如何将其科技发明、专利等转化为创业项目，直接影响了其创新能力的发挥和利用知识进行创业的机会的把握。这些一方面表明大部分大学生尚缺乏不断探索创新的毅力和动手实践的勇气，同时创新实践的能力和积极性也不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高校忽视营造科研育人和科技创新的良好氛围，缺乏足够激励和奖励大学生创新的机制。
3.少数学生缺乏学术诚信、违背基本学术道德
部分学生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论文或拼凑或粗制滥造，一稿多投或重复制作自己的成果进行发表，甚至在论文中篡改、伪造和杜撰研究数据等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同学对自己的著作权尚缺乏法律保护意识。根据调查结果分析，我们认为社会学术腐败现象和社会功利主义思想的盛行影响了整个校园的学术环境，高校学术管理制度和评价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惩罚机制的不健全也造成了学生对知识产权的漠视。
二、以“基础”课为主要载体的知识产权法律普及教育
目前，部分高校比较重视对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法律教育，但知识产权法律教育仍未完全纳入高校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中，知识产权教育主要以法学专业教育为主，而对非法学专业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教育重视程度远远不够，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了解知识产权的内容大多从有限的选修课，通过互联网等相关媒体中获知，或者从高校开设的必修的“基础”课中获得，关注的也仅限于关于盗版、仿冒和剽窃等有限的内容，而且很多学校的“基础”课缺乏专业的法律教师队伍，教师在讲授法律部分内容时往往对知识产权法的内容一带而过，或干脆略去不讲，使知识产权法律教育流于形式。
作为“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在未来都必须把创新型人才培养作为首要任务，这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人才支撑，更是大多数学校应有的定位”[1]。在知识产权竞争加剧的时代里，提升和培养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是高校走向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一着棋”，利用现有的“基础”课这个必修的、主要的载体进行知识产权法律教育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因此，我们在坚持因材施教与创新能力培养相结合的原则基础上，在深刻分析学生对法律教学的需求基础上，对“基础”课法律教学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创新、丰富和发展，在法律教学中明确了知识产权法律教育的一个定位和两个阶段。
1.一个定位
高校知识产权教育一般认为有两种：一是以培养知识产权研究型人才和实务型人才为目的的专业教育，二是面向在校大学生开展的以提高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为目的的普及教育。[2]
《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指出：“在高等学校开设知识产权相关课程，将知识产权教育纳入高校学生素质教育体系。”在《2013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实施推进计划》中更是指出：“鼓励引导高校加强知识产权专业建设，开设知识产权相关领域的辅修课程，开展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目前，高校法学类的学生都要求上知识产权法专业课，其目标是培养专业的知识产权法律工作者；一些高校也开设了知识产权法的选修课，但因人数和课时等因素的限制，更多的理工科和文科的大学生没有机会接受知识产权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据调查显示，近50%理工科和近20%文科的学生都非常希望学习知识产权的相关知识，虽然也有部分学生认为知识产权与自己无关，因此，怎样让学生逐步树立“尊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是摆在我们当前知识产权法律教育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我们认为对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教育并不是把每个大学生培养成专业的知识产权工作者，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素养，这是一个观念意识逐渐认同、渗透和推进的过程，“基础”课应该是把它定位为面向全体学生开展的以提高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为目的的普及教育，其目标是通过“基础”课这个必修的、主要的课程载体对学生进行知识产权法律基本知识的传授和意识的培养，逐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素养，为大学生树立学术诚信意识、开展科技创新和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氛围打下坚实的基础。
2.两个阶段
（1）常规教育 开展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普及教育，如何在目前的“基础”课中渗透知识产权法律的内容非常关键，我们在对“基础”课中的知识产权法的内容设计上，注重了其系统性、渗透性和连贯性，不同教学对象的差异性。首先，注重知识的系统性。从介绍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知识的性质、特点和基础内容入手，引导大学生树立创新和诚信意识，学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其次，注重内容的渗透性和连贯性。在“基础”课的思想教育中，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和校训，鼓励学生投入到改革创新的实践中，激发广大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热情，弘扬敢于创新、敢于开创事业的大学精神；道德教育中渗透著作权法的内容，帮助学生厘清什么是抄袭剽窃，什么是学术研究的合理利用等，树立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意识；在职业道德和法律教育中，引导学生在求职中如何保护其著作权，指导学生利用其现有的知识产权进行创业，将其科技发明、专利等转化为创业项目，减少投资风险；等等。再次，教学对象的差异性，对理工科专业学生偏重专利制度、计算机软件保护等内容的介绍，而对文科、社会科学专业学生则重点介绍著作权法、商标法等内容。
（2）延伸教育 实践证明，“基础”课课堂中涉及的知识产权的法律内容还是有限的，其操作性和实际应用性也远远不能满足学生实践所需，因此，第一，我们充分利用“基础”课国家精品课程的网络平台，向学生普及与宣传知识产权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国内外、校内外有关知识产权的案例，让学生了解《浙江大学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管理若干规定》和《“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管理办法》等制度，大力宣传学校教师和学生众多专利成果成功产业化的事例，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氛围，充分激发学生发明创造的积极性。第二，在“基础”课实践教学环节中指导学生参加知识产权公益活动，鼓励学生参与知识产权的宣传和社会服务活动，撰写研究报告，体会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使大学生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形成更加感性的认识。第三，建立流动的大学生法律咨询室，由老师以面谈、电话、邮件等多种方式，有效解决学生在课堂上来不及解决而在现实中遇到的知识产权法律问题，从实施情况来看，一些对知识产权法有浓厚兴趣和强烈需要的学生的参与程度很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第四，开设了“法学基础”通识课程作为延伸。课程除了介绍其他部门法外，对知识产权法的授课上有针对性地开展侧重知识产权实务能力和应用能力的实践性教学，特别是在知识产权法律教育中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充分利用创业典型案例引导学生讨论，增强授课的直观性和实效性，同时引入视频教学，让学生观看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庭审视频，了解知识产权诉讼程序，掌握运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保护他们的智力成果的基本方法，提高大学生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经营和管理知识产权的能力。
三、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普及教育的深入探索和完善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孕育良好的知识产权文化氛围，让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根植于受教育者内心，使知识产权意识逐渐成为大学生的自觉意识，始终是高校重要的责任和使命。目前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普及教育仍处于探索起步阶段，参考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教育的先进理念，以“基础”课为主要载体，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教育的方法和途径不仅应当成为高校“基础”课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开展和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的内容之一，各高校应在当前高校法律教育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计，改善知识产权法律教育的环境，营造高校良好的法律教育氛围。
1.法律意识的培育离不开文化理念的支持，文化价值上的统一又有助于大学生对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理解，增强对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认同感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2003年就提出要“建立一种明达的知识产权文化”，日本等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早在2004年5月日本就提出了“为确立和普及知识产权文化而努力”的主题，多年来日本政府、企业和科技界等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文化，日本通过在大学制定人才培养制度和设立知识产权制度的相关讲座等措施努力营造了一个充分尊重和理解知识产权文化的社会环境。[3]
“‘基础’课的实践教学是校园文化的拓展和延伸，强化校园文化建设，对于实践教学的氛围营造、实践理念的深入人心、实践效果的人格内化具有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4]高校应把知识产权法律文化和崇尚创新的高校校园文化结合起来，通过“基础”课这个载体努力拓展其实践教学，与学校相关工作部门通力合作，大力开展知识产权文化宣传活动，充分利用创业典型案例引导学生，让学生学会运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保护智力成果的基本方法，提高大学生运用知识产权制度经营和管理知识产权的能力；定期邀请知识产权专家开设讲座，联合各学院开展大型的知识产权法律竞赛活动，加强大学生创业大赛中的知识产权法律教育，鼓励学生踊跃参加更多的创新科研活动和各类创业计划大赛，创造高质量的科研创新成果，体验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只有将知识产权文化上升为大学生观念上的自觉，才能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与创新的文化氛围，为培育大学生的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打下良好的社会环境基础。
2.现代大学教育必须把创新精神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加强创新创业教育，重点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
正确认识知识产权普及教育的培养目的，培养致力于创新创业并拥有一定创业能力和实践基础的高层次人才是完善“基础”课的知识产权法律普及教育的又一个方向。
美国大学的知识产权教育的重要特点就是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作为其本科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这一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帮助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和知识产权强国。[5]创新创业教育与知识产权法律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的目标都是要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因此我国高校要借鉴国内外高校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不断探索创业教育的模式，进一步将“基础”课与面向全校学生开设的创业辅导课程（如职业规划课等）等有效地结合起来，全面普及知识产权法律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在知识产权法律教育中融入创新创业内容，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培养大学生利用知识产权进行创新创业的意识，扩大和增进学生的创业视野，使其在创新创业实践活动中能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保护自己的科技成果。
3.知识产权法律普及教育的有效性极大地依赖于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教学内容、方法的改进
教师的法律素养和教学水平，直接影响着法律意识的有效传播，鉴于知识产权法律教育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学科交叉性，提高教师多学科的综合知识背景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学校应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基础”课的教师进行知识产权、理学、经济以及管理等学科知识的培训，完善教师知识结构；在教学方法上，教师可以借鉴美国的案例教学法和诊所式教学法，将知识产权法和其他法律结合讲授，如在讲授合同法时，提醒学生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如何用规范的法律语言填写科技合同，注意合同中有关成果归属、风险责任、保密等重要条款，有意识地启发和培养学生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意识，增强授课的趣味性和应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让抽象的法律理论和规定更加通俗化和大众化，使授课具有更强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法的意识和理念的形成是一个持续和长期的培育过程，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等更多力量的共同努力，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和高校对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等因素都将影响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意识的形成。“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终究是大学存在的本义，更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不容旁贷的历史使命”[6]，在今后的“基础”课教学中，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如何最大限度地开展大学生知识产权法律教育，使“基础”课的知识产权法律教育更加系统、持久和科学，使其在高校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系统工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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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篇8
关键词：知识产权 地域性 嬗变
引言
知识产权是有地域性的，或者说是有国界的。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伴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生而产生，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现代社会网络技术的普及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研究知识产权保护与地域性的产生、嬗变关系问题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高度的现实价值与时代紧迫性。
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内涵及表现
（一）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内涵
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是指依据某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产生的知识产权仅在其本国或地区范围内有效，除非该国缔结了相关国际条约，否则没有域外效力。这说明知识产权作为一种专有权在空间上的效力并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地域范围的严格限制。知识产权的这一特点与有形财产所有权有着很大的区别。一般来说，对所有权的保护原则上没有地域性的限制，无论是自然人从一国随身带往另一国的财产，还是法人因经贸往来从一国转入另一国的财产，权利人的财产所有权仍然具有法律效力。自19世纪以来，有形财产权依据“涉外物权平权原则”—各国互相承认依据对方国家法律产生的有形财产所有权而超越了地域的限制。但是无形财产权则大相径庭，按照一国法律获得承认和保护的知识产权，只能在该国领域内发生法律效力。除签有国际公约或双边互惠协定的以外，知识产权没有域外效力，其他国家对这种权利不承担任何保护义务，任何人均可在自己的国家内自由使用该知识产品而无须征得权利人的同意，也不必向权利人支付报酬。
（二）知识产权地域性的表现
知识产权具有鲜明的地域性，这是知识产权与其他民事权利相区别的一个主要特征。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权利的取得。在知识产权的取得中，国家机关的授权是权利获得的必经程序。知识产权的取得都必须经过国家法律的认可，且大多具有国家授权性，但是，诸如著作权、商业秘密权等，则自动获得国家保护。
依据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律规定，专利和商标要想获得法律保护，则专利发明人和商标所有人必须向国家的相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经过审查，取得相应的专利权和商标权。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在专利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无论申请人的国籍如何，也不论其住所在哪里，申请人必须按照申请地国的法律规定办理手续；获得批准后，该专利权只在授予国内有效。
商标权的情况亦是如此，在一国或地区注册获准的商标，仅在该国或地区范围内有法律效力。在这一方面，著作权的获得与专利权和商标权不同。绝大多数国家的著作权法（版权法）都采取了著作权（版权）的自动获得制度。根据《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简称《伯尔尼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知识产权协议》）的规定，作者依据国民待遇原则在其他缔约国享有著作权无需履行任何手续。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一部作品在不同国家所获得版权或者著作权，仍然是依据这个国家的法律所获得权利，仍然是在这个国家的范围内有效。这样，就一部作品而言，就会产生德国的版权、法国的版权、意大利的版权、英国的版权等（李明德，2010）。
2.诉讼管辖。基于固有的地域性，在某一国家或地区有效的知识产权受到侵犯时，受害人只能依据该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在该国家或地区的法院提讼。同样，一国或地区的法院一般只能受理在本国或地区范围内发生的侵犯本国或地区法律所保护的知识产权案件。工业产权注册或批准国对于与其注册或批准的权利有关的诉讼享有专属管辖权，排除他国审理的可能性（R. H. Graveson，1974）。有的国家甚至禁止将知识产权纠纷提交仲裁（Julian D .M .Lew，1978）。
3.法律适用。在法律适用方面，受理案件的法院一般只适用法院地法而不适用外国法。无论专利侵权、商标侵权、著作权侵权，受理案件的法院都会依据本国的相关法律做出判决。诸如意大利、匈牙利、瑞士等国家对此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国于2010年10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8条规定：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内容，适用请求保护地法律。
4.权利保护的独立性。19世纪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文化交流的扩大，知识产权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涉及知识产权的纠纷也逐渐增加。这就产生了协调各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客观要求，有关工业产权保护、著作权保护和其他知识产权保护的系列国际条约应运而生。虽然“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以及“世界版权公约”都旨在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但是，各成员国还是独立地按照本国法律给予、拒绝、撤销或终止某项权利。也就是说，在知识产权的保护上，各成员国之间互不牵涉、互不影响（王捷，1984）。1993年12月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签署的《知识产权协议》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第一条第一款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成员均应使本协议的规定生效。成员可在其域内法中，规定宽于本协议要求的保护，只要其不违反本协议，但成员亦无义务非作这类规定不可。成员有自由确定在其域内法律制度和实践中实施本协定的恰当方式。
知识产权地域性的成因考察
（一）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历史成因
人类的智力活动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但人类社会早期没有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最早的知识产权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专利制度，其最初的形式无一例外都是封建君主或地方官的恩赐与特许。专利制度的肇端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欧洲。“专利”的英文名称是“Patent”。它是由“Royal Letters Patent”这一词演变而成的。其原义为“皇家特许证书”，系指由皇帝或王室颁发的一种公开的证书，通报授予某人某种特权。对发明授予专利则最早出现在1449年，由亨利六世授予出生于佛兰德的约翰（Flemish-born John）对一种玻璃制造方法20年的垄断权。1474年，当时的威尼斯共和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法。其中规定：“任何人在本城市制造了本城市前所未有的、新而精巧的机械装置者，一俟改进趋于完善以便能够使用和应用，即应向市政机关登记。本城其他任何人在10年内没有得到发明人的许可，不得制造与该装置相同或者相似的产品”。15世纪末，威尼斯共和国首次颁给冯·施贝叶（J.V.Speyer）在威尼斯城市国家印刷所有书籍专有权五年。从历史的维度可以知道，知识产权脱胎于封建社会特权，基于封建割据的天然性，这种特权则具有与生俱来的地域性。
（二）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经济成因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法律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总是经济基础的反应。从根本上说，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的产生和存在与经济上的原因密不可分。而这种经济上的原因又是和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紧密相关的。知识产权是一国法律就某一智力成果授予某人的拟制专有权，是一种垄断性的权利。由于知识产权的客体具有非物质性，事实上，同一智力成果可能有数个创造者或拥有人，但是在法律上，同一智力成果只有一个所有人。如果一国法律就某一智力成果进行权利拟制分配的效力不限定在其疆域范畴内，则意味着一国法律有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权利分配，这是对其他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害和的侵犯。由于智力成果是无形的，在同一法域只能就同一客体授予唯一的权利。如果允许一国法律在全世界范围内分配智力产权，从微观上讲，将损害到他国民事主体的利益。从宏观上讲，将损害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冯术杰、于延晓，2004）。
（三）知识产权地域性的法律成因
知识产权最初来源于封建帝王授予的特权，这使其先天带有“公法”的性质；另外，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制度规定，知识产权的取得（尤其是专利权的申请和授予程序、商标权的注册程序）与行政程序紧密相连，是国家授予的一种垄断权。美国有些法院甚至将知识产权法视为公法，而以“公法禁忌”为由排除外国知识产权法的适用。知识产权的地域性之所以被强调，主要是基于其客体的非物质性。物权基于对有形物的创造或占有而产生，同一有形物不会由不同的主体创造或占有，所以，法律基于创造或占有的事实而认定权属不会引发权属冲突，纵使该物权的主体和客体进入另一法域。而非物质性却使同一知识财产可能由不同的主体创造或占有，在发生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时，一国法律拟制的知识产权可能会与另一国法律拟制的知识产权发生冲突。所以法律必须就同一知识财产拟制一个惟一的权利主体，强调知识产权的地域性。
知识产权地域性面临的挑战
（一）国民待遇原则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突破
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即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和垄断的资本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垄断性的经济贸易交往迅速膨胀，知识产权的国际贸易也随之日益扩大，进而形成了知识产权的国际市场，一国的专利发明、商标常常流出国界，传播到其他的国家或地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垄断资产阶级为了扩张国际市场，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产生了建立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客观要求，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相关条约也就应运而生了。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主要通过双边或多边国际公约方式进行。但是，由于双边条约在主体范畴、保护标准等方面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对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形成影响不是很大。1883年，由巴西、西班牙等十一个国家发起，在法国巴黎缔结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简称《巴黎公约》），迄今为止，缔约方总数为174个国家。1886年，由瑞士、英国、法国等十国缔结了《伯尔尼公约》，截止至2012年3月14日，缔约方总数为165个国家。这两个国际公约的缔结标志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初步建立。1995年，《知识产权协议》的产生则使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通过考察这些国际公约可以发现，它们都确立和强调了国民待遇原则。《巴黎公约》第2条、第3条，《伯尔尼公约》第5条，《知识产权协议》第3条都是关于国民待遇的条款。
国民待遇原则的出现，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具有关键意义的一步。其基本的含义是指在国际知识产权领域，各缔约国（成员）之间相互给予平等待遇，任何缔约国（成员）依据域内法律为其他缔约国（成员）国民所提供的优惠不得低于其给予本国国民的待遇。国民待遇原则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制度的核心原则，这实际上是通过属人原则的扩张来突破地域性给知识产权客体跨境流动所造成的障碍。另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区域贸易安排的势头也是如火如荼，特别是近年来，区域贸易安排不仅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且还成为了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法律形式。当今世界范围内区域贸易安排愈来愈多，典型的如欧盟、东盟、非盟等，它们组织缔结了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欧洲专利协议》、《知识产权合作框架协议》、《班吉协定》等。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领域内业已形成了由全球性公约与区域性公约组成的国际公约制度群，特别是这些公约中所体现的国民待遇原则的内容，克服了知识产权地域，是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坚实基础。
（二）法律趋同化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冲击
法律的趋同化，是指不同国家的法律，随着社会需要的发展，在国际交往日益发达的基础上，逐渐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从而趋于协调、接近甚至一致的现象。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取得本国知识产权的国外保护，各国对于外国的知识产权也不得不给予相应的保护。在国际上仅以国民待遇原则来实现对外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仍给各国留下了很大的余地，各国可以自由决定可授予知识产权的范围、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等。如果各国法律在这些方面差异很大，将会极大地减弱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的实际效果。
所以，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的另一任务就是协调和统一各国立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和水平。在国际公约的框架之外，各国也逐渐开始承认外国知识产权在国内的域外效力，以换取外国对于本国知识产权效力的承认。虽然知识产权法都还是国内法，各国立法自主，独立。但是，科技进步超速化、知识信息网络化、经贸活动全球化的大背景和大趋势，使得各国的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标准越来越趋向于国际性协调规范，尤其趋同于TRIPS协议（郑勇、郑周明，2004）。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趋同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的相关法律愈来愈趋于接近甚至一致，使得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大为削弱。
（三）信息技术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挑战
21世纪是网络环境世界，是一个数字化、网络化的社会。信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通讯渠道和生活方式，而且对现有的法律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互联网的无限复制性、广泛传播性、非集中管理性和变幻莫测的交互性，使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由于网络传播所具有的特征，加害人对受害人非物质形态民事权益的侵害，造成的损害后果往往具有相对不确定性，难以判断传播的范围，难以确定访问（或者接触）侵权信息的人数。虽然有些网站有访问人数的统计，但是并非每一个访问者都访问过侵权信息。因此，准确判断传播范围和损害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侵害著作权的案件中，认定加害行为对受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是比较困难的（朱子勤等，2006）。
当今时代，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现象越来越普遍。网络技术的发展对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提出了现实挑战并给侵权判定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网络侵权案中人们往往无法认定所谓的侵权人的行为地，同时也很难向法院举证。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的特点，但是网络信息的传播的特点则是无国界性。因此，对于法院管辖来讲，也不是特别明确。高度发展和广泛普及的信息技术使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正在迅速弱化。
（四）知识产权私权性质对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影响
知识产权是一种新型的民事权利，其私权的性质是明确的，尽管其产生、行使在一定程度上与公共利益相关联。虽然取得知识产权必须经过一定的行政程序，但是这仅是一种形式要件，其目的是拟制和授予私权，即公示权利的主体、增加法律稳定性，这与行政法和刑法的公法性质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历史上知识产权产生之初的“公权”性质已无法阐释当代知识产权的性质，正因为如此，《知识产权协议》序言即明确规定了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
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在知识产权争端的解决实践中有具体的体现。如今，国际上已呈现出仲裁的方式解决知识产权纠纷的趋势，这改变了知识产权案件属法院专属管辖范畴的传统。可以这么说，知识产权的理论和实践新发展已使人们对于知识产权的性质有了崭新的认识，国际经贸实践的深入发展也对知识产权案件的司法管辖提出了新的要求。从知识产权案件的可仲裁性方面来看，传统理论认为知识产权案件是不可仲裁的，因为仲裁的受案范围是私权案件，而知识产权带有公权的性质。但实践的发展已突破了这一传统理论。国际、国内经济贸易仲裁机构已受理了相当可观的数量的知识产权案件，并且这一数量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1977年国际商会仲裁院受理的知识产权仲裁案件约占其受理案件总数的14%，1992年这一比例达到23%，即15年内增长了近10%；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则于1994年成立了仲裁与调解中心。这就说明知识产权案件是具有可仲裁性的，这无疑严重影响了知识产权的地域性特征。
结论
地域性特征是知识产权的固有属性，随着知识产权的产生而产生，有着其自身的内涵及表现形式。知识产权地域性的形成，有着其历史、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原因。随着国际经济贸易的发展，知识产权国际保护法律制度中共有的国民待遇原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地域性的限制。另外，法律趋同化现象的出现、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知识产权私权性质的确立等新的社会发展现象及理论的产生，都对知识产权的特征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大大动摇了知识产权地域性；然而，严格的地域性目前仍然是知识产权的根本属性。我国在积极推进国内知识产权司法建设和广泛参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进程的时候，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以期切实、有效地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并且知识产权地域性的进一步发展及变化值得理论界和实务界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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