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下乡调查研究范文
时间：2023-11-26 17:01:32
三下乡调查研究篇1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十分不足。近年来，随着农村问题的日渐尖锐和村民自治的强力推进，政治学界逐步重视起对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拓展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政治学界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已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密切关注，对国家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 当前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最大成效最好的，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张厚安就提出“理论务农”，深入到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作农村政治调研，并以这些调研成果为基础写作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丛书”。[1]1990年代中期，在张厚安、徐勇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2]此书由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获“五个一工程”奖。徐勇和项继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分获1998和1999年国家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级治理个案调查报告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吴毅主编的《乡土中国的选举》[4]也已出版。于建嶸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5]和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6]均为长期村庄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乡村政治研究，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引起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目前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 民政部及与民政部关系密切的一些专家的实证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尤以在1990年代初连续三年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的名义编撰的《实践与思考》论文集，收集了最初有关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出版社连续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编的白皮书，在政治学界和政策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村民自治研究最为权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调研的目的，李学举、王振耀等人编著的《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调查报告。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参与了民政部的调研，其中原中央党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8]，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前沿》[9]，也有丰富的个案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司每年还编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
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23]，在学术界都有一些影响。转贴于
至于一些以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近年更是骤然增加，说明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
二、个案调查的基础价值
总的来讲，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大都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特别是以个案村的调查为基础。通过个案调查来获得调查资料与思想灵感，成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特点。同时，当前个案研究大多处于描述阶段，政策性考察较多，学术深度和理论建构稍嫌不足。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发展状态亦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真切的判断。因此，个案调查的价值首先在于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真实可靠的农村政治形貌及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 个案调查的价值其次在于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社会中获取体验，获得灵感源泉。第二手的文字描述无论如何精致生动，总只是第二手资料，总是将活生生的全景的社区农村政治依描写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观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每一句话的音容笑貌，每一笔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构成调查者凭借自己个人灵感进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条件。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建构调查者的理论和政策文本，大致不会离题太远。尤其是调查者可以将自己构建的理论文本与自己在农村调查中的直接感受时时结合起来，就不至于让理论信马由缰地走得太远。 个案调查的价值还在于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文本构建成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学科进行分界，而是以社区发展为基础，追问现状背后的为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真正将乡村社会的性质与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形貌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国情中来自乡土社会中的有着若干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这个个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可否在乡土性质与政治发展和国家制度三者并不对称的互动中建立起理论上的勾连。首先关注个案本身的内在解释力，然后再考虑其典型性，以个案调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基础来建构起具有个案材料解释力度的理论框架，然后将此理论框架予以扩展，看到底可以扩展到多大范围、多少村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诸多个案调查来形成诸多具有类的理论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终就为构建中国乡村政治的总体形貌和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的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政治的政策对策，就会颇具深度和前瞻性。 这里，可以提出一种叫做个案式思考的东西，即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建立起一个具有对个案村材料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这个个案中哪些材料是独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这个个案某些或许独特的材料建构起来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个案的解释力，就足以获得在若干理论中的价值并可以在以后的比较中判定那些是真正独特的，那些是普遍的，及如何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一定特殊性的普遍分析框架了。
从对当前已有乡村政治个案研究的现状看，总的来讲，各种类型的个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积累个案的工作虽说做得依然不够，却也有相当成绩，现在最为不足的是，相当部分个案研究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问题，试图以个案村的情况来推导出重大的政策结论，而不大重视借用个案调查所获得的直观与灵感来建构理论框架。本来，王沪宁写作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不仅有一些个案，而且试图以个案来进行理论思考，遗憾的是，王沪宁本人并未亲自参加个案调查（更不用说参与全部个案调查。真正的灵感理应来自全部的个案调查），缺乏来自乡土社会的活生生的灵气。徐勇主持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研究具有与王沪宁同样的问题。 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将个案调查的灵感与虎虎生气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是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三、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
个案调查具有经验的直观全面性和产生灵感的基础，但个案研究亦有其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判断失误。
区域研究既可以填补单纯个案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大而全式研究的肤浅。首先以对个案材料的解剖来掌握一个“麻雀”，然后以这个解剖获得的经验（解剖本身的经验和从解剖中学到的关于“麻雀”结构的知识）为基础，展开对区域农村的全面实证研究，既可以走由村到乡到县的上行路线，也可以走由村到村再到村的平行路线，这种或上行或平行的调查扩展，不仅可以有效扩展对农村社会了解的全面性，而且可以在区域范围内验证个案研究的结论，防止以偏概全。区域性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将个案调查的深度和灵气与面上调查的广度和可信性结合起来，做到深度个案材料与广度区域调查之间的互相补充。
总的来讲，当前政治学界在区域性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缺乏自觉。辛秋水是以安徽大别山区来展开自己实证研究的，问题是辛秋水过于关注政策问题和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仅忽视了理论提炼与建构，而且忽视了区域性调查在提供个案深度报告和区域广度报告结合上资料本身的价值。肖唐镖以江西农村宗族与村级治理的关系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区域实证研究，虽然他的绝大多数调研成果还没有发表出来，但通过他既有面上统计又有个案深入描写的一些报告，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将江西这一大的行政区域关于村级治理与宗族关系状况描绘清楚。肖唐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提升的自觉，忽视了将个案调查资料与大胆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的最有可能产生原创性分析框架机会的把握。一手资料成为理论工作者们的二手资料，个案调查中最为宝贵的由切身的农村政治体验而触发理论建构的灵感，被人为地割断。
我们近年来力图以湖北荆门这一传统的商品粮基地为基础，展开区域性调查。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在1999年上半年在全市深度访谈了40多位村支部书记，整理有近百万字的“村支部书记访谈录”，主要是对当前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特别是村级治理的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访谈。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观察了三十多个村的村委会选举，并对其中多数村进行了回访，建构了一些关于选举与村级治理的调查文本。三是2001年上半年在全市进行的口述史访谈，整理有数十万字的资料。四是2001年下半年至今的乡村组织及其财政状况的调查。总的来讲，这些访谈和调查可以大致勾勒出荆门这一农村区域村一级政治发展的现状和这一政治现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主要优势在于，不仅反复细致地调查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而且努力追求这些现状得以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实质上是试图将个案调查和区域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的努力结合起来，不是在政策问题上，而是在学术研究上，为当前农村社会进行定性，我们最重要的研究思路是理解当前农村政治发展现状诸如村民选举、村级治理得以如此发生的背后的村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建构的领域。通过这些努力，就有可能不仅为学术界提供有深度且可信的关于区域性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为政治学界提供解释荆门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因为以直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可能有肤浅的地方，却大致充满了来自乡土的灵气与活力。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素养不足，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的时间太短。
总的来讲，区域性调查必须以个案为基础，兼顾典型性和广泛性，将深度调查与广泛调查结合起来。这种调查的另一个主要之处是应该将调查者亲身获得的关于农村社会的灵感，在农村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的问题意识，与关于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和构成这种状况原因的背后理由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调查材料的可靠性与理论建构的启示性相结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可靠且有深度的关于某一区域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及这一状况背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的材料，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富于乡土灵气的具有启示性的分析架构。不仅如此，以区域性材料为基础建构的分析框架，即使不具有对全国农村发展状况的解释力，也可以对那些试图解释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大理论构成冲击。转贴于
当前具有区域农村实证研究意识的政治学人太少，是当前乡村政治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如何扩大对区域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将实证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从区域调查到分类研究
区域性的农村实证研究不仅是指行政区划的地域，而且指具有相同特质的区域，比如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省一些农村地区的宗族复兴和宗族对村级治理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福建可以算作东部地区而其他省份都是中部地区。再比如，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一些农村比如荆门市的传统势力，与资料反映出来的东北农村的情况十分类似。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作的农村人情调查，生活在荆门的人可能倍感亲切，因为荆门农村的情况与他细致描绘出来的调查村的情况简直毫无二致。[24]
不过，区域性调查首先必须大致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至于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这应是分类研究的功夫。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撰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丛书”时，便有意识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进行实证调研，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中的实证调查保持了这一特点。至2000年出版《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一书中所收录的个案，则明确以东、中、西部的三分，收录一些典型个案，试图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区域农村的典型个案，来反映出当代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总体形貌。现在看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得了大部分的成功：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农村个案资料，引起了国内乡村政治研究人士的充分关注。但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无力说明其个案的典型性，且无力以个案来表达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形貌，因为他们越过了一道不能也不该越过的坎，这就是区域调查本身，个案的深度唯有与小的行政区域的面上调查相结合，才具有比较可靠的说服力。当然，仅仅依靠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他们也无力以区域调查为基础来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总体形貌。 更成问题的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可能无力说明他们为什么要以东、中、西部来划分中国农村政治的类型。东、中、西部首先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后来用以部分描述经济发展状况。当然，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的还会有政治、社会发展状况，但是，这不过是说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只是以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一种基础：经济发展状况来予分类的，这种分类方式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分类，虽然经济发展状况可能构成政治发展状况最为重要的基础。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前言中说他收入收中的十五个个案是随机抽取的，但也如他讲的，在他们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地理分布有初步的安排，想使它们位置分布得广一些，并具有多种特色：如沿海地区和边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实质上也是一个东、中、西部地区的三分。事实上，几乎所有以个案为基础来建构关于当前中国乡村政治总体形貌的研究都会面临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王沪宁同样的困境，他们无力以个案的深入描述作为他们总体结论的基础，因为其中缺乏了区域性调研这一重要的中间层次。 区域调研这一中间层次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从政治发展状况本身与构成这种政治发展状况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文化的基础来建构区域政治的形貌，诸多如此区域性的建构，可能为分类研究乡村政治发展本身及其诸种基础提供材料与框架。比如，以乡村政治发展本身作为分类标准，以村民自治实施状况为例，可以分成规范型的与非规范型的村民自治。[25]或更精细如欧博文的“四模型”说，即从村民参与和完成国家任务两个向度，将村民委员会和相关组织分为四种理想模型：达标的示范村、瘫痪村、专制村、失控村。[26]以经济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如前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这样三种类型，或者直接划分为经济发达农村地区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两种类型；以经济体制类型划分，可以分为个体私营经济主导型、集体经济发达型和农业生产为主导型三种类型；以地理区位划分，可以划分为城郊农村、平原农村和边远山区等；以社会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为宗族势力强盛型与宗族势力衰落型，或人际联系紧密型与人际联系松散型；以文化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作传统文化发达型与传统文化断裂型，或农村文化素质总体较高与总体素质较差型，宗教(广义的信仰)活动密集型和宗教活动很少型；从交通传媒等方面，也可以作多种划分。 当然，作分类研究并不是要求所有研究都以这些繁多的方式进行分类，展开研究，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在作区域性调查研究时，却可以将这些基础性的因素综合考虑进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类型中去，并力图以这些复杂多样的分类基础来构建与乡村政治发展之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这要以个案调查的灵感为基础进行多样化的构建。最终，这些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关于区域性乡村政治发展的类型，便在建构起自己的同时，向不同类型或相同类型的区域展示了自己，比较了自己，这种展示和比较，就可能为构建总体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理论提供基础。 要强调个案调查的灵感到区域调查的广度，及以个案调查和区域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然后将这些区域性建构与其他区域性建构进行比较，最好是一个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者可以亲自到其他类型区域进行由个案到区域到区域政治理论新的建构的努力，这样，他就会富于个案调查的灵气，比较研究的敏感，区域研究的普遍等诸多优越的方面，他这时也就有可能建构一种更为广泛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理论，配合以诸多其他类型的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区域性理论建构的众多努力，关于中国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成果，就不仅会具有广泛的政策建设力，深厚的本土功力，而且会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了。 当前在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对策与学术方面，实质上大都是以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实证资料(比如电视报纸的报道，农村生活的经验，参加过发达地区农村的某次考察甚或参观)为基础来提出的，这其中有着众多截然对立的主张。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而在于持这些截然对立主张的一方或双方对自己主张的自信。他们的自信来自哪里？可能来自道听途说的一些流言，或者某种新闻报道，或者某次亲自到发达地区农村作过的有限考察或者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次扶贫活动。比如竟然有人对村民自治作如下评价：“也有一些同道对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赞不绝口，殊不知它的真实运行机制是‘群众专政’的延续，它的理想模型也不过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专业化之前19世纪地方自治的低级版本的拙劣翻版”。[27]显然，如果不建立起关于农村政治研究的全面形貌的理论构建，这种低层次但惑众的且自信的主张与见解自然会存在下去，这样存在下去的低层次主张，不仅毒化了学术研究的气氛，而且损害了政策研究的效力。
五、结语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应该说是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大趋势。但在当前，学术界必须对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分类研究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基础的个案与区域研究层面加以关怀。没有个案调查的深度、灵感和问题意识，没有区域性研究的广度和构建特征，就谈不上进行分类研究。同时，没有分类比较研究，不仅可能造成理论建构的片面性，而且也可能丧失对乡村政治研究的敏感性。换句话说，在当前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同时做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可轻视任何一方。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也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进路。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最佳方式也许就是从个案调查开始，然后展开区域性的理论构建，最后过渡到分类研究。当然，这个研究进程只是总体的进路，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交互进行也有好处，总体方向是如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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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 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
[3] 徐勇：《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 徐勇、吴毅：《乡土中国的选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于建嶸：《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7] 李学举、王振耀等编著：《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8] 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 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 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张乐天著：《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2] 肖唐镖等：《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 张立荣著：《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 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5] 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6] 李凡等：《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17] 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 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0]卢福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
[21] 黄卫平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 已出版的如史卫民、雷兢旋：《直接选举——县（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史卫民：《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 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 阎云翔的调查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三联书店 2000年版。
[25] 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39─14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26] 参见欧博文：《中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贯彻执行情况》， 载《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5期。
三下乡调查研究篇2
1、加强领导体系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按照“重中之重”要求，加强领导，健全机构，加大力度，倾注精力。市成立乡村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市长担任组长，负责对全市乡村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乡村建设工作的统一指挥部署。领导小组下设一室七组，分别为综合协调办公室和现代农业、规划建设、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精神文明、乡村改革、固本强基七个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和各工作组组长分别由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担任，综合协调办公室负责日常的组织、协调、指导、检查和督促工作，各工作组负责相关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实施推进。各乡村市(县)区党委、政府要分别明确分管乡村工作的领导同志，并建立健全相应的组织领导体制，确保各项工作上下联动、同步开展。本文来自
2、加强综合部门建设。根据中央和省委要求，大力加强党委乡村工作综合部门建设，切实增强其在组织协调、指导服务、政策研究、督查考核等方面的职责。市编办根据市乡村工作实际和城乡统筹发展要求，结合地方机构改革工作，研究提出市、市(县)区党委乡村工作综合部门机构强化意见，将其作为党委工作部门，单独列入机构序列，进一步扩充增强职能，调整增加编制。在乡镇机构改革中，全市各镇(包括涉农街道)成立乡村工作办公室，负责区域内乡村政策贯彻、、制度创等具体工作，切实构建起全市乡村工作综合协调和统筹推进的完善网络体系。
3、加强相关部门建设。农口部门要主动适应形势、要求，转换职能，增强素质，加强自身建设，加快形成职能明确、职责一致、运转协调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市发改委、经贸委、教育局、科技局、民政局、财政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建设局、交通局、文广局、卫生局、体育局、环保局、规划局、旅游局、金融办等部门要从更好地支持“三农”发展、更好地服务“三农”工作出发，明确一名负责同志分管乡村工作，成立或明确一个以上专门处室负责乡村工作，并配齐配强熟悉乡村工作业务的人员，进一步建立健全责任体系，确保工作有人做、见实效。
二、完善研究决策机制，确保部署科学严谨
4、进一步健全调研制度。市乡村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各工作组和市各涉农部门，要经常深入乡村，深入基层，了解真实情况，倾听农民呼声，确保工作开展最大程度地符合地区实际、符合农民愿望、符合发展要求。要围绕事关全市统筹城乡发展全局的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和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每年精选一批课题，通过自主研究、联合研究、项目招标等多种方式，通过走访调查、典型调查、实地考察等多种方法，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不断提升乡村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乡村建设的科学决策部署水平。
5、进一步健全会商制度。市乡村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各工作组和市各涉农部门对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问题，要切实想方设法及时研究解决。对不能独自承担、需要其他工作组或部门协助或联合研究解决的，要及时通知其他工作组或部门，进行集体会商，共同分析原因，研究对策思路，推动问题解决。对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要及时告之相关负责的工作组和部门，推动问题获得有效解决。
6、进一步健全决策制度。市乡村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各工作组和市各涉农部门对在调查研究中发现的自身无权决策的重大问题，要及时上报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乡村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议和市乡村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实际，及时召开会议，进行研究决策，作出部署安排。领导小组同时建立定期决策部署制度，每半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决策工作推进中的重大事项，协调解决工作开展中的重大问题。
三、完善规划调控机制，加大引领导向力度
7、高度重视乡村规划。坚持把科学规划作为实现乡村科学发展、城乡一体发展的龙头工程，充分发挥规划的引导控制作用，推动镇村行政区划调整，加快“三个集中”步伐，加大市镇、型社区和乡村联动建设力度，进一步优化城乡经济、社会、空间、生态布局，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土地集约、人口集中水平，有力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农民生活质量提升和乡村生态环境改善。
8、科学完善乡村规划。研究制定《市乡村规划编制管理办法》，切实明确各类标准和技术规范要求。着眼长远，立足现实，坚持现实性、前瞻性、合理性有机统一，不断深化完善乡村产业发展、市镇和乡村型社区建设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切实做好各项规划之间的科学有效衔接。规划编制过程中，要积极强化专家论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努力提升规划的科学论证水平和公众参与程度，确保规划编制的科学合理。
9、精心实施乡村规划。按照区域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要求，以大建制镇推动市镇整合，以大行政村推动型乡村社区建设，加快形成以“城、市镇、型社区”为主的现代化城镇体系，提升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水平。加强规划与区划的对接工作，加大建制镇、行政村撤并和撤镇建街、撤村建居工作力度，促进镇村布局体系规模调大、结构调优。按规划有序推进所有保留村庄的整治改造，积极开展规划政策创试点，允许按规划重建或建住房或配套用房，打造宜居宜人村庄典范。
10、严格管理乡村规划。严格按照《城乡规划法》中确定的基本程序审批各类规划。各级政府不得随意变更规划，任何单位、个人不得随意干预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必须按照规划进行开发建设，并作为公共决策、调控手段和实施项目的重要依据。切实强化规划执行监管，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及时纠正、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纪行为，推动乡村规划全面落实。全面推行“阳光规划”，全过程实行公示制度，广泛接受各方面监督，以强有力的监督推动规划的实施到位。
四、完善投入保障机制，强化发展资金支撑
11、完善财政投入制度。市财政部门加紧研究制定“财政投农资金投入使用评价办法”，科学界定财政投入范围内容，建立健全相应指标体系，切实明确财政投入具体要求，为监督检查各级政府投入政策贯彻落实情况提供参考依据。市乡村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对各地区和各相关部门、各级人大和政协定期对同级政府开展财政投农情况的督查和检查活动，促进财政投入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确保财政投入全面及时足额到位。
12、完善金融投入制度。鼓励支持外地银行、外资银行和地方银行发起创办村镇银行，加大对已设立村镇银行的政策支持，推动村镇银行强化为农服务、实现持续发展。加快乡村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步伐，努力实现乡村小额贷款全覆盖。建立健全政府扶持、市场运作的多层次乡村信贷担保机制，各(市)区均要建立和完善农业再担保机构。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的试点范围和覆盖面，大力发展乡村意外保险、财产保险、农机具保险、农民房屋保险等涉农险种。制定完善对合作组织、村级扶贫、农民创业等特定主体的信贷投放考核激励办法，对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给予资金奖励。
13、完善社会投入制度。全面落实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各项国家强农惠农补贴政策，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切实调动广大农民投资投劳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继续本着“政府引导、有效扶持、自助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大力推进“一企一村、多企一村、一企多村”结对机制建设，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投资“三农”、支持乡村发展。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引导功能，灵活运用贴息、担保、优惠政策等方式，吸引外资资本、民间资本等各类社会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五、完善科技创机制，大力增强智力支持
14、加大政研合作力度。着力开展市、市(县)区两级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政研合作，加快探索地方政府与合作院校联手共建的有效机制。认真学习外地成功经验，围绕技术推广、培训教育、机制研究、挂职锻炼等主题，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开展各类合作活动。坚持将政研合作融入乡村建设整体之中，充分利用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人力、科技优势，着力破解科技含量不高、人才资源不足和建设机制不活等方面的瓶颈制约，加快推动传统农业发展成高效农业、传统村落改造成型社区、传统农民培育成现代农民。
15、加大成果转化力度。结合实际积极创办“产学研创中心”、“高科技园区孵化器”、“技术合作推广中心”等科技创、科技创业、科技服务载体，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积极以项目建设为主要抓手，在产业发展、规划建设、生态改善、公共服务、素质提升、综合改革等方面，每年组织实施一批示范性强、带动力大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推进科技成果和乡村发展建设紧密结合。积极按照服务综合化、功能多样化、推广社会化的定位，加快探索建立农科教、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型农业技术推广机制，加大科技兴农力度，提升农业科技含量，促进现代高效农业发展。
16、加大人才培育力度。树立“大教育、大培训”理念，围绕能力提升，分门类、分专业、分层次、分结构，分期分批抓好人才的培养，建立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相适应的动态管理机制。加大乡村党员干部的培训力度，突出政治理论、政策法规、业务知识和文化素养等培训内容，使不同类别、不同层次、不同职位的干部都能得到较为系统的培训，打造一支学习型、创型、实干型的党政人才队伍。大力实施乡村人才保障工程，推动市(县)区、镇、村实用人才和农民教育培训工作，培养一大批适应乡村发展需要的乡村基层组织管理人才、乡村实用技能人才、乡村专业技术人才，切实满足乡村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六、完善实施推进机制，推动工作深入开展
17、完善工作例会制度。市乡村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各工作组每季度召开一次工作例会，并围绕乡村改革发展十大强农惠农工程和现代化乡村建设各项重点工作，每年选定一个以上主题召开专题推进会，交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的工作推进情况，学习借鉴先进经验，集体研究推进工作，共同解决工作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大力推动乡村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乡村建设各项工作的落实。
18、完善统筹协调制度。市乡村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各工作组、市乡村改革发展十大强农惠农工程牵头部门、市现代化乡村建设各项重点工作牵头部门，及时通过召开联席会议、联合组织推进、共同检查考核等多种形式，探索行之有效的统筹协调推进机制，强化成员单位之间的相互配合，做好上下左右的有机衔接，充分发挥互促互补效应，提高推进效率，扩大综合效果。
19、完善促进创制度。市乡村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各工作组和市各涉农部门立足城乡统筹、科学发展，围绕规划建设、就业保障、公共服务、两个置换、组织合作、金融扶持等领域的重点难点问题，切实加强研究，加强创，及时制定出台有助于破解难题的鼓励性、优惠性、配套性政策措施，切实为工作开展创造有利条件。注重尊重基层首创精神和探索实践，深入总结、积极推广基层的成功做法、有益经验，鼓励和支持基层群众采取更加灵活的工作措施推进乡村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乡村建设。
20、完善结对共建制度。在强化政府自身作为的同时，积极坚持多方合力推进的原则，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共同推进乡村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乡村建设工作。大力强化部门结对、村企结对、村村结对工作，推进市各相关部门、工商企业、经济强村继续发扬结对帮扶薄弱村的优良传统，对经济发展薄弱村加强结对帮扶，切实通过扶助困难户、帮助建设基础设施、帮助农民转移就业等多种方式，帮助薄弱村解决发展中的实际困难，推进乡村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乡村建设。
七、完善督查考核机制，促进工作全面落实
21、突出督查考核重点。全市乡村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乡村建设工作建立严格的督查考核制度，市乡村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全市的督查考核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各部门、各地区的工作任务和目标要求根据市委、市政府年初全市乡村下达的目标任务书和制定的相关确定。督查考核要全面察看各市(县)区、各部门落实和执行各级强农惠农政策、完成农民增收等重要综合指标、完成乡村改革发展和乡村建设各项目标任务、落实支农项目及资金、推进“三农”工作体系建立等有关情况。
22、完善督查考核办法。市乡村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各工作组、市级有关职能部门的督查考核活动要围绕提升推进成效，积极灵活采取多种形式。工作督查要实行综合和专项、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乡村科学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各工作组的专项督查活动每半年分别至少进行一次，督查中要深入开展“三查三看三比”活动。工作考核要坚持平时跟踪问效、季度进度检查、年末综合评定相结合。切实通过有力的督查考核活动，促进乡村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乡村建设工作组织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推进目标全面完成。
23、公开督查考核结果。全市乡村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乡村建设工作督查情况将定期通过全市现代化乡村建设工作简报公布。全市乡村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乡村建设年度考核结果通过地区(部门)自评、地区(部门)互评、群众测评等方式综合确定后，由领导小组排定名次，按时向社会进行公布，接受广大群众监督评议。考核结果同时上报市委、市政府和市人大，作为部门评优奖励的重要标准和领导考核任用的重要依据。
八、完善奖励问责机制，充分激发工作动力
24、健全相关制度。进一步建立完善乡村工作干部选配制度，切实抓好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领导班子中熟悉乡村工作干部的选拔配备，十分注重从乡村基层选拔优秀干部充实各级党政机关，建立熟悉乡村工作的干部人才资源库，为推动乡村科学发展提供重要政治和组织保证。加紧完善从优秀村干部中考录公务员和选任镇级领导干部的激励制度，鼓励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年轻同志到村帮助工作，引导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25、加大奖励力度。制定完善对乡村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表彰奖励办法，充分调动各级、各部门做好乡村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在乡村工作中成效显著、表现突出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在全市乡村上给予统一表彰，对在乡村改革发展和现代化乡村建设中有重大贡献、重大影响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视情给予重大物质奖励，对长期重视“三农”工作、业绩明显的领导干部在提拔任用、劳模评选时给予优先考虑。
三下乡调查研究篇3
关键词：旅游； 影响
对旅游目的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是旅游影响研究的主要领域。旅游接待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是成功开发、营销、运作现有或未来旅游项目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有助于地方政府了解乡村旅游的经济和社会影响，理清旅游者与居民之间冲突的状况，以获得居民对旅游业的支持，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国外对旅游地居民的感知及态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在进行旅游地居民感知的研究过程中，一直注重相关学科理论的运用和解释。许多学者纷纷通过模型假设和推理，建立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的相关理论。
国外关于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旅游经济影响、环境影响、社会影响三个层面。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影响居民对旅游感知的因素主要有：游客规模、居民个人因素（包括居住年限、居民性别、受教育水平、收入来源、与旅游地的距离等）、景区开发强度、旅游规划和管理水平（包括景区经营管理和政府管理）等。
我国学者对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旅游发展影响研究基本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也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章锦河以西递为例，从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等角度分析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及其差异，并探讨其影响因素。史春云（2007）等则从个体视角对九寨沟居民影响感知进行了分析，指出年龄、家庭等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影响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主要因素。
二．研究区域状况
海南省是我国的旅游大省，乡村旅游近年来也在不断的发展。笔者选取海南典型的乡村旅游目的地进行研究，分别是海口市演丰镇、琼海市博鳌小镇、澄迈的福山风情小镇。演丰镇是海南省首批乡村旅游示范点之一。2005年紧紧围绕创建文明生态镇的目标，按照“区片联创”的新模式开展了数村一体的文明生态村建设，有“区片联创”文明生态村组成的海口乡村主题公园。博鳌镇位于琼海市的东部，万泉河与南海交汇处。现有6个村民委员会，66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0589人，为半渔半农集镇。博鳌镇地处万泉河入海口，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旅游资源。
三．研究方法
预先选取乡村旅游景区及周围地区，以随机的方法向当地居民发放调查问卷，对于不能独立完成问卷的居民进行问卷的讲解和记录，协助其完成。共发放问卷400份，有效问卷为328份，有效率为82％。调查问卷共涉及被调查居民的个人特征、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居民对旅游环境影响感知、居民态度五大类34项，并对数据进行相关的统计处理。
四．研究结果
（一）居民的个人特征
本次调查对象为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被调查对象包括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
依据调查可知：①性别上，女性人数多于男性，比例为56%，由于旅游收入并非主要收入来源，外出务工人数还占有一定比例，在家的女性较多。②年龄结构上，以29～50岁的中青年为主，共占被调查者的50％以上，一般来讲，该年龄段的人成熟，看问题有一定深度；③文化程度上，居民主要是初中文化程度，其次是小学和高中，说明居民整体仍然受教育水平偏低；④在年收入中，大部分居民的收入为1.6万至2.5万这个区间，说明居民收入水平整体还较低。⑤本人是否从事旅游活动中，仅有30%的居民是参与旅游活动的，说明居民与旅游业密切程度较低，还需要在居民中加强教育，让居民认识到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性，培养参与意识。
（二）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
依据调查可知：正面影响中，居民对吸引投资较其他正面影响感知度弱，只有38．3％的居民持赞同态度，说明乡村旅游发展之初，乡村旅游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作用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③对旅游经济的负面影响较正面影响感知弱，尤其对旅游发展“导致少部分人受益”感知度最弱，只有28％的居民持赞成态度，说明乡村旅游发展之初，居民的收入差异较小，乡村旅游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三）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
依据调查发现：居民对旅游的正面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强烈，对旅游的负面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很弱，正面负面影响相差极大。①在对正面影响的调查中，居民感知度较高，赞成率均在86%以上，尤其是 “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发展”和“提高当地的知名度”两项赞成率超过95％；②在对负面影响的调查中，居民感知度很弱，赞成率低于5％。本项感知调查说明旅游发展之初，居民切身感受到乡村旅游的正面影响，而负面影响较弱，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四）居民对旅游环境影响的感知
依据调查发现：和居民对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相似，居民对旅游环境的正面影响感知强烈，而对旅游环境的负面影响感知较弱。
（五）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
依据调查发现：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总体态度，与居民对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的感知相比，居民对乡村旅游的发展持支持态度。
五．小结
（一）居民对旅游的正面影响感知强于负面影响
通过对旅游影响的感知调查，可以发现：居民对旅游正面影响感知要明显强于负面影响。根据Doxey（1975）的旅游发展阶论，在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居民的正向感知明显强于负面感知，说明海南目前的乡村旅游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二）居民对经济影响关注强于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
在调查中，被调查者中有60％居民的年收入处于2.5万元以下，说明居民生活水平较低，较低生活水平使村民更加关注经济问题，对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方面的关注较为淡漠。但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文化和环境的意识将逐渐增强。
（三）居民对乡村旅游持的赞成的态度
调查中，87%的居民认为发展乡村旅游是正确的，希望乡村旅游有长远规划。
参考文献：
[1]赵玉宗、李东和、黄明丽.国外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研究综述[J].旅游学刊,2005,（4）：85-91.
[2] 陆林.旅游地居民态度调查研究---以皖南旅游区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1996,11（4）:377-382.
[3] 黄洁，吴赞科．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态度研究——以浙江省兰溪市诸葛、长乐村为例[J]．旅游学刊，2003，18（6）：84-89．
[4]卢松，陆林，王莉等．西递旅游地居民的环境感知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28（2）：230—233．
[5] 黄玉理．我国世界遗产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与感知研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17（1）：124．128．
三下乡调查研究篇4
关键词：乡村旅游者;旅游;动机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to guangxi rural tourists, the paper systematicly analyzes different motives of rural tourist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se motiv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relieving pressure"，"social intercourse"，"seeking knowledge" and "nostalgia".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rural tourism to identify the motives of rural tourists so as to explore rural tourism products and improve service system.
中国乡村旅游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整个旅游产业板块中最为重要的增长极之一。在需求方面，亲近自然、崇尚郊野游憩日益成为市民休闲的主流方式，自驾车旅游者的攀升更进一步刺激了乡村旅游市场。伴随着中国乡村旅游活动的蓬勃发展，近几年来乡村旅游迅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现有文献已广泛触及乡村旅游各个层面，但由于我国乡村旅游起步较晚，发展速度又比较快，并受相关学科理论及乡村旅游自身发展程度的影响，乡村旅游开发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旅游者作为乡村旅游活动中的构成主体，是乡村旅游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因素，研究乡村旅游者的动机可以更好的揭示其行为规律与特征，对乡村旅游区的发展和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
一、研究概述
心理学认为，产生行为的直接原因是动机，内部驱力和外部诱因都可以激发动机，旅游行为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方式，必然有其直接动机[2]。目前仅有为数不多的学者对乡村旅游动机进行过研究，研究方法以传统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为主。方贤寨等(2003)通过对长沙城郊乡村者的活动选择分析，依据旅游者参与旅游活动的得票情况，将乡村旅游动机概括为休闲度假、释放工作压力、观光旅游、探亲访友、怀旧、商务考察、进修学习、猎奇等。张建国等（2007）从回归自然、求新求知、怀旧、休闲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宁波市民的乡村旅游需求，所采用的依据仍是旅游者对旅游活动选择的频数。黄洁（2003）从“乡土情结”角度指出乡村旅游者对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下的“第一自然”的情结以及对同源性地域文化的认同。目前对旅游动机的研究，陈德广（2006）运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方差分析和其他非参数分析及检验方法对河南省开封市居民的国内旅游动机进行定量分析。张宏梅（2004）运用因子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和一维方差对皖江城市居民旅游动机进行定量分析。乡村旅游动机是一种人类纯心理活动，旅游动机不是单纯的，根据旅游者活动选择来研究动机，能从侧面反映出现有旅游者动机的激发情况，而难以描述复合的旅游动机。因此凭借外部活动的诱导进行旅游动机研究，能否据此全面分析旅游动机的构成情况，以及如何分析主要动机和次要动机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乡村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进行分析。问卷的内容由“乡村旅游动机”、“调查对象相关信息”和“乡村旅游活动意愿”三大部分组成。“乡村旅游动机”部分在结合文献研究和旅游者的访谈后采用18项因子来评价，依据受访者对因子重要程度的认可情况，采用李科特尺度测评，其中1-5分别代表“非常不重要”、“不重要”、“一般”、“重要”、“非常重要”。受访者信息主要了解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指标”、“乡村旅游时住宿地点选择倾向”、“旅游团形式”、“每年乡村旅游次数”等方面。乡村旅游活动意愿调查采用封闭式问卷和开放式问卷相结合的方法，让旅游者列举其最愿意参与的乡村旅游活动。在正式调研前，对预测问卷在广西南宁“美丽南方乡村旅游景点”进行了试调查，对收集到的102份有效问卷进行了信度和效度分析。18项因子的kmo和alpha分别为0．666、0．848，删除“体验乡村生活”、“了解自然”“了解新奇的事物”3个变量后，kmo和alpha分别为0．772、0．849，达到问卷的信效度要求，最后采用15项因子评价乡村旅游动机。
对被调查者的乡村旅游动机评价时采用同样的标准，结合自身的真实感受进行评价无疑可以获得更切合实际的效果，在乡村旅游景点进行调查，可以让旅游者处于乡村旅游氛围中能更好地回答问卷，同时为保证被调查者在评价中采用同样的标准，调查人员在发放问卷时都对调查问卷的填写进行指导。正式调研对象为正在进行乡村旅游的游客，调研地点选择在广西乡村旅游发展较早的地区，分别为桂林阳朔高田乡、桂林龙胜县龙脊梯田景区（平安壮寨）和南宁扬美古镇。调研采用现场发放问卷，问卷填好后直接回收的方法，共发放问卷600份，其中高田、平安、扬美各发放200份、250份和150份，分别回收问卷194份、225份和139份，总共回收问卷558份，其中有效问卷547份，占回收问卷的96．2%。
笔者采用spss15．0对数据进行分析。除了常规的描述性统计指标如均值、百分比等外，独立样本t检验和一维方差分析用于分析不相关的样本在同一变量上的均值之间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意义，另外采用因子分析法，用较少的互相独立的因子变量代替原有乡村旅游动机的绝大部分信息，为以后乡村旅游产品开发中把握旅游者动机提供了简便的衡量方法。
三、数据分析
（一）研究对象结构分析
调查对象从性别构成看，女性比例达57．2%，明显高于男性。年龄构成中18-24岁占57．2%，25-44岁占35．6%。职业构成中学生占35．6%，公务员、企事业管理人员、专业文教技术人员、军人这四类具有相对稳定职业的人员共计占41．4%。在学历构成中，初中及以下学历者仅占10．6%，大专以上学历者比例高达73．2%%。排除学生个人月收入比较低的影响，在有固定收入的被调查者中，约有40%的个人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通过旅游者相关乡村旅游信息发现，旅游形式构成中独行者占24．8%，亲友同行者占61．9%，而通过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客仅占13．3%。每年乡村旅游次数仅1次占35．9%，2次占26．5%，3次占20．0%，4次及以上者占17．6%，详细数据参见表1。
由此可见广西乡村旅游者具有以下特点：其一，被调查者女性比例高于男性，年龄层集中在18-44岁之间，以学生和具有相对稳定职业的人士为主，学历水平较高。其二，被调查者来源广泛，区内主要来自南宁、桂林、柳州等城市，区外主要来自广东、湖南等周边省份以及北京、上海等地。其三，被调查者总体收入水平偏低，但考虑出游者往往与亲友同行，以家庭团居多，总体支付能力较强。其四，被调查者每年乡村旅游的频率不高。其五，被调查者每次乡村旅游停留时间普遍不长。
（二）乡村旅游动机分析
1．乡村旅游动机重要程度分析
在进行乡村旅游动机重要程度分析时，对存在缺失值的数据剔除后计算其有效百分比和平均值，并进行了排序，具体数据参见表2。值得注意的是“缓解工作、生活压力（m1）”、“享受自然（m9）”是两个最重要评价因子，平均值分别为4．07、4．02，其中持正面看法的旅游者分别占81．8%和72．2%，持负面看法的仅为3．4%和3．3%。“探亲访友（m14）”、“怀旧（m18）”是两个重要性认可程度最低的因子，平均值分别为2．91、2．98，其中持正面看法的旅游者分别仅占21．7%，30．1%，而持负面看法分别占28．3%，31．8%。总的来看，乡村旅游者希望在乡村环境中以旅游方式缓解工作、生活压力，同时增进与亲朋好友的感情，怀旧虽然也是乡村旅游动机之一，但其重要性远远低于其它动机。
2．乡村旅游动机差异性分析
就表1中反映被调查者个体差异的9个项目对15项乡村旅游动机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或一维方差分析。在对旅游者进行划分时，尽量遵循旅游市场细分的原则，使划分出的旅游者群体具有可识别的共同特性。在对上述旅游者背景信息进行适当的归类后，对细分后的旅游者群体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或一维方差分析，其中性别、常住地、旅游形式、停留时间在分析时采用原划分方法，而其它指标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根据年龄，划分出15-24岁和25-44岁两个群体，根据学历划分出高中及中专、大专、本科三个群体，根据职业划分出学生、公务员+企事业管理人员+专业文教技术人员（具有稳定工作人士）两个群体、根据个人月收入划分出500-1499元（低消费）、1500-2999元（中消费）、3000元以上（高消费）共三个群体，根据住宿地点的选择划分出愿意住农家旅游和宾馆两个群体，根据停留时间划分为白天、一天一夜、两天两夜及以上共3个群体，根据乡村旅游次数/年划分为1-2次，3次及以上两个群体。结果显示，乡村旅游动机评价指标重要性均值没有因性别的差异而存在显著差异，不同乡村旅游者群体在“缓解工作、生活压力”、“欣赏田园风光”、“乡村采风”三个指标重要性方面具有一致的评价。具有显著性差异的具体情况见表3，表中i、j表示就同一乡村旅游动机指标具有明显差异旅游者群体，平均差值表示i情况下平均值与j情况下平均值之间的差值，“一”号表示i情况平均值小于j情况平均值。
不同乡村旅游者群体的旅游动机主要差异表现在：其一，中年旅游者比青年旅游者更看重通过乡村旅游增进同行亲朋好友的感情。其二，短程乡村旅游者更注重乡村旅游的精神放松功能。其三，文化层次高的乡村旅游者对文化、民俗风情等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更感兴趣。其四、收入水平较高的乡村旅游者对于探亲访友、怀旧兴趣较少。其四，学生群体及每年乡村旅游次数少的旅游者更在意乡村旅游的康体健身功能。其五、收入水平较低的消费者愿意在乡村旅游过程中探亲访友，但高档消费者和停留时间较短的乡村旅游者体现出较强的怀旧情结。其六，通过旅行社组织的乡村旅游者对乡村旅游文化体验期望值不高。
3．乡村旅游动机的因子分析
对乡村旅游动机评价因子进行抽样适当性(kmo)与巴特利(bartlett)球度检验，得出检验kmo为0．783，bartlett值为136，其对应的相伴概率值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01，说明数据阵是相关阵而不是单位阵，适合作因子分析。以16个乡村旅游动机评价因子为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采用方差极大法作因子旋转，提取特征值超过1的因子。结果显示4个公共因子可以描述原变量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2．531%，具体情况参见表4。
基于因子变量的最大载荷，公共因子命名尽量反应其所包含因子内容。第一个公共因子变量，包括“了解乡村文化”、“感受乡村自然环境”、“了解乡村民俗风情”、“乡村采风”、“身体得到休息”，除“身体得到休息”外，其余因子反映了乡村旅游者对乡村文化、民风民俗等的了解需要，命名为“乡村求知需求”。第二个公共因子变量，包括“缓解工作、生活压力”、“休闲”、“精神放松”、“享受自然”、“欣赏田园风光”，主要反映了通过乡村旅游实现缓解压力的需求，命名为“缓解压力需求”。第三个公共因子变量，“增进感情”、“体验户外情趣”、“康体健身”，命名为“交往需求”。第四个公共因子，包括“怀旧”、“探亲访友”，将其命名为“怀旧需求”。公共因子的平均值由高到低依次为：“缓解压力需求”、“交往需求”、“乡村求知需求”、“怀旧需求”，具体情况参见表5。
（三）乡村旅游者参与活动意向分析
对目前乡村旅游景区开设的旅游活动进行总结并让旅游者选择其最愿意参与的3-5项旅游活动。旅游者最愿意参与的乡村旅游活动见表6。
旅游者上述旅游行为产生的动机很难界定为某一种特定的旅游动机，如品尝农家美食，很难界定其是由怀旧引发的，还是因为想了解农村的饮食文化引发的，因此，凭借旅游活动很难找出旅游者真正的动机。
四、结语
乡村旅游动机是乡村旅游者行为产生的基础，其对乡村旅游产品开发和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把握乡村旅游动机可以细化乡村旅游产品和完善其服务体系。整体上看，乡村旅游动机由主到次可归结为“缓解压力”、“交际”、“求知”和“怀旧”四大类，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乡村旅游产品设计以“缓解压力类”为主导，融合旅游者交际和求知的需求，怀旧仅是乡村旅游者附带的一种需要。其次在结合地方特色的前提下，依据乡旅游者客源细分市场和乡村旅游者愿意参与的旅游活动情况来指导乡村旅游的规划与项目设计。另外，研究细分乡村旅游者群体在相同的旅游动机评价上的均值之间的差异，对于乡村旅游地把握旅游者多性化需求，设计具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以及开展市场营销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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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贤寨,粟路军,蒋术良.基于乡村旅游者调查的乡村旅游体验研究-以长沙市周边乡村旅游为例[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
[4] 张建国,俞益武,白云晶.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产品需求趋势研究-以宁波市民为例[j].商业研究，2007(6).
三下乡调查研究篇5
关键词：兰州市；城乡居民；体育消费；分析；调查研究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以兰州市城乡居民体育消费为研究对象。
2.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2）实地调查法
（3）问卷调查法
（4）数理统计法
二、分析与讨论
1.每次健身消费金额
按性别调查统计显示，兰州市健身居民每次体育消费整体水平不高，都在10元以内（见图1），分析表明这一现象与居民的承受能力和目前社会能提供的健身设施有密切关系。
按年龄段调查统计显示，40―59岁、70岁以上年龄段的健身居民每次体育消费金额集中在5元以下；16―39岁的居民每次体育消费金额集中在5―10元；而60―69岁的居民每次体育消费金额集中在11―50元。
2.消费项目
调查分析表明，兰州市城乡健身居民在体育消费项目的选择上普遍存在，重物质性消费，轻精神性消费的倾向，如购买运动服装高达95.2%、购买健身器材占39.7%），而购买体育书刊和观看赛事分别仅占17.8%和2.7%（表1）。表明兰州市城乡居民的体育消费层次不是很高，出现这种现象除了与居民的消费能力这一因素影响外，还与政府对全民健身知识与观念的宣传、指导力度不够，宣传、指导方式错位有一定联系。
表1 兰州市城乡居民体育消费项目（%）
数据来源：本研究调查统计
3.全年消费金额
按年龄段调查统计，兰州市城乡居民全年体育消费主要集中在100-499元区间；在99元以下和1000元以上消费区间上，男性人数比例高于女性；而女性人数比例在100-499元和500-999元两个消费区间上比男性高（图2）。
按年龄段调查统计，各年龄段的兰州市城乡居民全年体育消费金额主要集中在100―499元区间，消费在1000元以上的所占比例较少；年消费在99元以下的居民以30岁以上居民居多；年消费在500―999元的，以20―29岁、30―39岁和40―49岁的居民居多，年消费在1000元以上的人数比例以20―29岁的居民居多（见表49）。
表2 兰州市不同年龄段全年体育消费情况
数据来源：本研究调查统计
按城乡调查统计，兰州市城镇居民年体育消费金额主要集中在99元以下、100-499元两个区间，并且在100-499元区间消费人数比例最高，高出农村居民年体育消费金额20.9%；农村居民年体育消费金额主要集中在99元以下区间，并且比城镇居民高出34%；年体育消费金额在500元以上区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数比例均呈下降态势，且农村居民消费下降态势比城镇居民显著（见图3）。这一现象表明兰州市居民年体育消费能力整体较低，并且城乡差距显著。
三、结论
兰州市健身居民每次体育消费整体水平不高，都在10元以内，在体育消费项目的选择上普遍存在重物质性消费，轻精神性消费的倾向，全年体育消费主要集中在100-499元区间，并且城乡差距显著。
参考文献：
[1]《体育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EB]，国家体育总局门户网站：
[2]《关于印发2012年群众体育工作思路和要点的通知》[EB]， 中国大众体育门户网站：
[3]《兰州简介》[EB]， 兰州市政府门户网站：
三下乡调查研究篇6
一、前言
1.研究背景及意义。近年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多媒体、网络等现代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加上教育环境的逐步改善，我国的英语教学正在逐步呈现现代化、多样化、个性化的特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英语教学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而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城乡地区的英语教育差异更加突出。作为高考的主力科目，英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由于英语教学对教师、器材等条件要求较高，城乡中学在英语教育上的差异十分明显。北京市城区“名校热”现象愈演愈烈，名校被追捧的同时，其背后的城乡教育资源不均却鲜有人关注。基于这一现状，本课题以社会关注、人文关怀为出发点，以学术研究为途径，立足于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北京，对城乡英语教育差异问题追根溯源。
本课题将以翔实的资料为教育管理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以期平衡教育资源;同时在调查过程中和成果发表后呼吁社会对该问题的关注。除此之外，学校也可将调研成果作为借鉴进行内部调整，在现有条件下不断完善，提高本校竞争力;学生能够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差距，探索更适合的学习方式和资源，通过自身努力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2.研究内容及方法。本次研究的主题为北京地区城乡高中英语教育差异，研究地域为教育多样化的北京。预计在城乡各选定一所相同程度的高中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以高二、高三学生为重点研究对象。研究方式为实地调研、发放调查问卷、访谈、分析数据等。并将从学校设施、师资力量、学生来源及其英语学习状况等方面对比城乡中学英语教育差异。
二、实施过程
在定好主题和目标之后，我们小组就开始行动了。我们的调研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以下是我们的具体工作安排。
2015年5月，我们查找书籍、文献参考资料，确定参考资料目录，采购书籍，全体队员进行理论学习。2015年6月，在认真地进行实地考察后，我们将密云二中和广渠门中学的高二年级作为研究对象。联系校领导以及教师，为后续工作顺利进行做准备。2015年6月，我们设计了调查问卷，主要针对文理两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程度、初中所在学校、课上对教师及作业量满意度、英语课程设置满意度、有无参加课外辅导班、学习目的、学习方法、教学建议等进行调查了解。2015年7月，我们分别向两个样本发放问卷;采访校领导有关本校升学率、师资力量的满意度、学术活动安排设置、教学方针等问题;随机抽取同一样本内文理两班英语课进行旁听、观察以及体验。同时，我们将问卷进行整理分析，对比两校在各个方面的差异，制成报告。小组内成员讨论报告显示内容和参考文献，给出建议方案。至此第一部分调研完成。
2015年8月，总结第一部分调研经验，查找问题，商讨并制定回访方案。2015年9月-10月，对部分学生进行回访，记录回访情况。2015年11-12月 根据资料撰写论文、调研报告。2016年1月-3月，联系论文和报告的发表。
三、调查结果及数据分析
首先，我们针对这两所学校的基本情况作了一个简单的表格，具体内容见表1。
表1
项目 密云二中(乡) 广渠门中学(城)
级别 北京市重点高中 北京市示范性普通高中
一本升学率 75%名校14 96%名校5
文理比例(文/理) 2/12
使用教材出版社 外研社 人教版
教师性别比(女/男) =1 >1
师生配比 1/20*30-1/3*30
教师年龄段 30岁-50岁 About30
教师学历 本科;研究生 研究生及以上
教辅 五三;专项书;周报;听写;隔天听力;自制单词书 五三;自制教辅
硬件设施 基本 完备
教师教学风格 因班而异 情绪饱满，形象生动
课堂气氛 轻松愉悦
上课方式 PPT; PPT，纸质资料，视频资料
英语科量(?节/周) 6
英语活动 较少 经常
然后为了保证问卷的科学性、全面性和准确性，我们对问卷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我们的问卷一共有19道题，问题涉及答卷者的硬件设施、教材版本、课程设置、学习途径、课堂氛围、学习动力、教辅教参、教师学历、对教师授课的满意程度、教师的教学风格等多个方面。我们分别在密云二中和广渠门中学发放了340份和230份问卷，回收的有效问卷共为500份。为了使问卷结果分析得更加专业和有效，我们小组成员自学了SPSS数据分析软件，科学地分析了我们的调查结果。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城乡中学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存在不同的差异。
1.硬件设施
表2调查 人数 所在学校的硬件设施(%)
内容 显示器 扩音器 电影
放映室 报告厅 闭路电视 礼堂 阶梯教室
城市 300 77.1 42.9 5.7 37.1 11.4 34.3 65.7
乡村 200 100 50 10 55 45 20 70
由表2可知在硬件方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城乡地区的硬件仍存在较大差异，城市地区的硬件水平明显优于乡村地区。而硬件水平的差异对城乡学生的英语水平仍有较大的影响。
2.软件设施
城乡地区软件设施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师资力量、教学方式和学习途径及动机三个方面。
(1)师资力量
表3
调查 人数 英语任课老师的年龄(%) 英语任课老师的学历(%)
内容 20-35 36-45 46-55 大学本科 硕士 博士以上学历 不知道
城市 300 14.3 85.7 0 11.4 8.6 22.9 57.1
乡村 200 60 30 10 30 20 0 50
表4
调查 人数 沟通提问满意度(%) 教育质量满意度(%)
内容 非常
满意 较为
满意 一般
满意 非常
满意 较为
满意 一般
满意
城市 300 31.4 45.7 22.9 42.9 42.9 14.3
乡村 200 65 30 5 70 25 5
在师资力量方面，由表3、表4可知，城市地区的教师队伍平均年龄低于乡村地区，平均学历高于乡村地区。在理论上讲，城市地区的师资力量优于乡村地区。
(2)教学方式
表5
调查 人数 英语任课老师的侧重点(%) 英语任课老师的教学态度(%)
内容 句子
赏析 课文
主旨 背景
常识 其他 友好 严肃 严谨 轻松 懈怠
城市 300 42.9 68.6 8.6 8.6 20 40 60 0 5.7
乡村 200 65 35 25 15 70 10 15 55 0
表6
调查 人数 所在学校英语课程学习方式(%)
内容 PPT 播放视频 听读 跟读 小组讨论 课堂提问 presentation 其他
城市 300 60 2.9 31.4 5.7 25.7 40 8.6 8.6
乡村 200 60 10 65 50 45 50 10 0
在教学方式方面，由表5、表6可知，乡村中学教师更侧重句子分析详细、教学态度友好、教学氛围轻松;城市中学教师更侧重课文主旨赏析、教学态度严谨、教学氛围严肃。在讲课方式方面，城乡中学都以讲解ppt为主要授课方式，但乡村的课堂提问高于城市，说明乡村的师生交流相比城市更多。因此，在我们设置对教师沟通提问满意度及教学质量满意度的提问中，由图表可以看出，乡村中学的学生对教师的沟通提问满意度和教学质量满意度更高。
(3)学习途径及动机
表7
调查 人数 所在学校指定的课外英语读物(%)
内容 无指定书目 老师自定选段 原版英语文学 期刊篇目 其他
城市 300 57.1 25.7 14.3 0 2.9
乡村 200 30 30 15 20 5
表8
调查 人数 所在学校的课外活动(%)
内容 无 英语
会话角 英语
图书角 英语演讲类比赛 英语翻译勒比赛 其他
城市 300 25.7 25.7 54.3 8.6 5.7 5.7
乡村 200 60 20 20 35 20 10
在学习途径方面，由表7可以看出，城乡中学的教材使用基本相同，在教辅的使用上，城市地区主要用五三模拟，更注重听说读写专项训练。课外英语学习方面，城市地区的活动相较于农村地区更加丰富，但比较专业的类似在演讲和翻译比赛的举办方面，农村地区则更多。而在课外英语读物方面，农村地区的教师给学生的建议较多，但城市地区的阅读资源则更加丰富，由表8可知，城市地区学校54.3%的班级都设有英语图书角。而在学习动机方面，城乡地区学生的主要学习动机是成绩，而以成绩为学习动机的学生成绩也大多很优秀。而在密云二中的数据中，我们还得到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就是知道教师学历的学生，他们的成绩往往比不知道的学生成绩更好，可见教师的学历对学生有一定的激励的作用。
四、结论
其实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城市中学和乡村中学虽然在硬件和软件设施上有一定的差异，但城乡地区的英语教学却各有特色，因此他们的成绩总体差异不大。城市地区的硬件和软件设施都优于农村地区，因此城市地区应该发挥它的优势，增强教学特色，加大教师与学生的交流沟通，活跃交流氛围。农村地区在硬软件上与城市地区有一定的差异，因此农村中学应努力建设硬件设备，提供软件实力，加强教师队伍的专业化特色。同时，农村地区也应该努力发挥他们学校的办学特色，借助地方学校的资源优势，提高教师的参与意识，注重本校课程的开发研究，以满足不同水平学生的要求。另外，农村地区的学校也要注重本地人才队伍的建设。
最后，我们也希望政府可以在正视城乡英语教育差异的基础上，针对其背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提高农村地区的教学环境，建立农村中学教育资源的投入保障机制。希望在政府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城乡教学差异会逐渐缩小，城乡中学可以优良竞争，齐头并进，共同发展!
三下乡调查研究篇7
摘 要 本文以新乡学院2009级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资料调查法、逻辑分析法对该校2009级学生三年的身体形态测试结果进行跟踪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学生身体形态水平在身高变化速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男生体重上升速度大于女生，BMI评价结果男女生均在正常范围内。
关键词 新乡学院 学生 身体形态状况 调查
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作为国民体质健康状况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体质健康水平发展研究中显得尤为重要[1]。掌握它的变化趋势和特点，有利于我们在提升国民身体素质，特别是高校学生的身体素质方面提出更多可行的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2]。本文以新乡学院2009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身体形态的跟踪调查研究，从体质健康的一个最基本分支入手对新乡地区高校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的提高提出一些建议。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新乡学院2009级为研究对象，大一阶段男生2679名、女生5139名，大二阶段男生2620名、女生4880名，大三阶段男生1682名、女生4328名。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翻阅有关报刊书籍，网上查询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或者相近的文章，为本文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2.资料访谈调查法：与学校负责测试数据的专职教师联系，调取与测试相关项目相关的数据。
3.数理统计法：原数据由Microsoft Excel储存，数据由Spss13 For Windows统计软件完成，采用均数t检验法对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4.逻辑分析法：对于少数身体形态测试项目变化的无规律性或数据严重失真等导致的处理结果无统计学追踪研究意义的数据，进行筛除。
二、结果与分析
（一）2009级学生三年身高、体重、BMI变化情况见（表1）
（二）2009级学生三年身高、体重、BMI变化情况分析
身高体重是最直白的反映身体形态的指标，体重指数是身高（m）与体重（kg）平方的比值BMI，是评价大学生形态发育水平、身体匀称程度和营养状况的指标[3]。从表1中可以看出新乡学院2009级学生身高、体重的测试结果呈正态分布，BMI平均值全部在标准范围18.5-23.9之内。男生从入校的61.96KG的平均体重上升到了大三的63.49KG，身高变化没有明显规律，无统计学研究意义；女生体重整体呈下降趋势，身高同样没有明显变化规律；BMI平均值男生呈上升趋势，女生呈下降趋势，但幅度都不明显；标准体重比率都在40%以上，大一入校女生标准体重超过一半，比率为所有调查年份之首。
三、结论与建议
从数据的对比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在国内体质健康水平下降的大背景下，新乡学院2009级学生水平并未出现下降趋势。2009级学生整体身体形态状况处在标准范围以内，随着在校时间的增加，男女生BMI变化情况出现差异，这主要与男生体重呈现增长、女生体重呈现下降趋势有关，结合标准体重变化规律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大三年级体育课的取消，实习阶段的开始，很多男生都出现了体重上升的情况，BMI的参考值中身高在这个阶段并未出现等比例变化，所以BMI呈现上升趋势；大学阶段女生一味追求以瘦为美[4]，饮食的控制使其体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身高变化不大，所以BMI呈现下降趋势。男女生分别出现的上升或下降趋势都是BMI偏离中间稳定值的一个信号，从标准体重的比率的变化我们可以进一步印证这个偏离趋势的出现。要充分认识到这个信号给我们带来的警示，增加对学生终身体育的教育和健康观的培养，是我们防止偏离继续扩大的首要任务。
由此可见，提高大学生身体素质中最基本的身体形态方面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共同配合共同努力的过程，既要从学校着手，让领导层决策层认识到学生营养，体育场馆建设，体育教学投入，健康教育等等的重要性，又要发挥体育教师充分的主观能动性，帮助学生养成正确的健康观和终身体育的意识[5]。
基金项目：论文为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部分成果。项目名称：河南省全民健身现状调查及多元化服务体系构建研究。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结项证书：豫科软（2012）024号，2012年3月7号。立项时间：2011年3月。项目编号：112400450054。
参考文献：
[1] 卢志勇，袁小武.大学生体质健康下降原因的初探[J].宜春学院学报.2006.28（2）：134-136.
[2] 谭作军.普通高校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相关问题分析[J].新乡学院学报.2011.28（5）：461-463.
[3] 陈兴飚，张欣，张霈.高校学生体质健康现状与对策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31（7）：944-945.
[4] 徐凯旋.河南省开封市大学女生体质状况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体育时空.2011（2）：44-45.
三下乡调查研究篇8
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问题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更是关系到我国科学发展道路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关键问题。
第一，现有的关于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或是从科学发展的角度对其重要性加以论证，或是从政策层面加以强调。城乡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症结主要是乡镇等较为偏远地区的教育资源不足，教育条件较为落后。然而单纯地从理论角度提出对策，难以真正解决实际问题，对策的提出应该建立在实际需求的基础上。
第二，以往有些研究从经济方面人手，加强城乡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其可能性受多方面条件制约，因此现实意义有待考虑。
第三，某些研究的侧重点转向了教育人力资源的均衡发展，提出了一些看似可行的方法，如教师流动机制的实施框架、农村英语教师继续教育模式的构建等。河北省也曾有课题研究乡镇中学英语教育现状，但关于保定市的具体研究还需深入。
第四，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令人质疑。虽然目前也有一些相关的实证研究开始关注乡镇地区教育资源发展问题，但这些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通过单纯的百分比来陈述事实，缺乏对比性，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存在一定问题。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将采用科学的统计分析方法，从保定市城乡英语教育人力资源的实际情况着手，以英语教师的实际需求为基础提出切实可行的教师继续教育方法，从而更好地促进保定市城乡英语教育人力资源的均衡发展。
二、对保定市城乡英语教育人力资源均衡发展状况的调查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针对保定市市级与县级初级中学英语教师的师资现状和培训需求进行调查和对比，具体内容包括教师性别、年龄、教龄、学历、职称、英语水平、工资水平以及对待本职工作的态度、对今后培训内容的需求和实现方法等。本研究首先通过调查问卷获取信息，收回有效问卷共55份，其中县级中学30份，市级中学25份。在显著性水平设为a≥0．05的基础上，利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的(卡方)检验功能对每一项调查结果进行显著性差异对比分析。
(二)结果分析与讨论
研究结果显示，市级与县级初级中学英语教育人力资源在年龄结构方面(x：=14．993，P=．000)，P值远远小于0．05，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市级中学英语教师年龄在20—30岁的比例较大，总数为12人，占调查人数的近50％；相对而言，县级中学英语教师年龄大部分在30岁以上，有近一半在40岁以上。此项结果在教龄方面也得到了认证，在接受调查的县级中学英语教师中，2000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仅有两人，与市级中学存在显著差异(x2=22．258，P=．000)。据此，可以推断出在近十年内县级中学的英语教育人力资源几乎没有更新。在学历(x~=13．387，P=．001)和英语水平(x~=22．853，P=．000)方面，P值均小于规定的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市级与县级初级中学英语教育人力资源在这两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市级中学英语教师大部分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而县级中学英语教师近一半人停留在大专学历。在英语水平方面后者也显著落后，有高达80％的教师未取得英语水平等级证书，这一显著差异与其年龄结构差异是密不可分的，二十年前英语水平测试还没有广泛普及。虽然学历和英语水平等级证书不能完全代表个人的教学水平，但毕竟是当今衡量教育资源水平的标准之一，作为教学一线的英语教师应该要有与时俱进的能力。尽管县级中学英语教师在学历、英语水平方面与市级中学教师存在显著差异，却并未获得较好的后天弥补。在接受培训机会方面，县级中学教师近期内(一年)较少获得培训机会，(x~=15．484，P=．000)，P值为．000，远远小于0．05，仍然是显著落后于市级教师。同时，根据被调查者反映，以往的培训内容常常在短时间内就被遗忘，对自身专业素质的提高没有明显的作用。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一步得出不同学校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却普遍存在相同的困惑，主要表现在较大的工作量和职称晋升压力，从而导致缺少充电时间。同时，在自我提高的要求方面也不存在显著差异，60％以上的教师(不分学校级别)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认为在激烈的工作竞争环境下，自我专业素质的提高是必然的要求。在具体的培训方法上，50％的教师比较倾向于“共同研讨观摩，在同事之间建立合作学习模式”，较少的教师选择“脱产学习”或“专家来校讲座”。这一结果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们受到现实因素的制约，如“脱产学习”方式必将影响其生活安排，尤其在女性居多的英语教师群体当中，家庭的责任感使其难以选择脱产学习，而“专家来校讲座”势必涉及费用问题以及专家的邀请难度。在具体培训内容上，半数以上的教师在英语语言学知识、教学理论知识和教学管理方法方面提出了较高的需求，然而对科研方法的要求较低(市级16％，县级0％)，表明中学英语教师的科研意识较弱，尤其是县级中学英语教师，几乎没有一点科研意识。尽管英语教育人力资源在城市与乡镇的分布存在着显著的不均衡状态，但广大英语教师表现出来的积极进取、要求自我提高的态度是让人欣慰的。
(三)对教师教育培训的启示
根据问卷调查对教师培训需求的了解，教师的后继教育方法和内容应该建立在实际所需的基础之上。在内容上，把系统的英语语言学知识、教学理论知识与教学管理方法相结合，同时加强科研意识，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在培训方法方面，尊重教师的选择，在同事之间建立合作学习模式的同时，尽可能地发挥有关部门的领导功能，在财力和人力上给予支持，形成高校支援中学、市区支援城镇乡村的长效发展模式。笔者认为，城乡教育资源发展不均衡的状态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包括历史、地理因素以及当地文化的影响等。除了需要政府及地方的政策法规予以支持外，身处其中的教育工作者本身也应当寻找合适的机会加强完善自身的素质，通过后继教育努力平衡教育人力资源的发展。
(四)研究的意义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