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娥冤的故事范文

窦娥冤的故事篇1

我国有许许多多经典的戏曲故事，我最喜欢的故事还是—《感天动地窦娥冤》。我现在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故事吧。

民女窦娥，幼年丧母，七岁时因父亲窦天童赴京赶考，为父抵债，被送给了蔡家当童养媳。十年后，十七岁的窦娥被迫嫁给了蔡子，不料两年后蔡子病逝。年轻的窦娥陪婆婆守寡在家中。一日蔡婆到赛庐医家中讨债，赛庐医因无力偿还，而想谋财害命，正好这时当地有名的大流氓—张驴儿父子经过这儿，救下了蔡婆。张驴儿见窦娥年轻貌美，便想入赘蔡家，然而窦娥坚决不从。于是张驴儿就想毒死蔡婆好霸占漂亮的窦娥。有一日，蔡婆想吃羊肚汤，窦娥便做此汤给她喝，张驴儿趁窦娥不备将毒药放在了汤中，然蔡婆突然身体不适而没喝，被张驴儿的父亲喝下，毒发身亡。于是，张驴儿以“毒死公公”的罪名将窦娥告上了法堂，当地县令收受了张驴儿的贿赂，屈斩了窦娥。窦娥在被斩首前，埋天怨地向天地许下了三个遗愿以昭示清白“血染白绫、六月飘雪、大旱三年”。几年后，窦天童考取了功名，官至肃政廉访使，到当地考察吏治，发现当地大旱三年，颗粒无收，便想这儿可能有冤案，于是翻查了当地的案宗，最终查明了事实，为窦娥昭雪了冤案。

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万恶的封建社会，老百姓都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假如，窦父不向蔡婆借银子，而是自己打拼攒钱赶考，父女两一定过着幸福的生活；假如，蔡婆不放高利贷，窦父也无需将年幼的女儿抵债做童养媳，后面的事情也不会发生，窦娥的命运也不会这么悲惨；假如，断案的县令是位清官，窦娥也就不会被冤死；假如……

窦娥冤的故事篇2

一、曲词慷慨激昂，尽显人物的性格特征

“本色”即语言通俗自然，朴实生动，符合剧中人物的身份和个性，能为展开剧情和刻画人物性格服务。《窦娥冤》中的曲词重于叙事说理，作者不是间接委婉地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慷慨激昂地直接表达人物的情感，使剧中人物的思想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文中【滚绣球】这段指斥天地的曲词，一字一句，都发自肺腑，没有一丝一毫的做作，高亢激越，紧张急促，酣畅淋漓地表达了窦娥冲天的怨气，显示了窦娥强烈的反抗精神和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悲愤而又无奈的叹息之情，使观众听来也不由得怒火中烧，热血上涌。又如剧中“三桩誓愿”，一桩比一桩强烈。这“三桩誓愿”的曲词慷慨激昂，情感激烈，为的是把窦娥的冤屈昭告世人，感动苍天，让我们知道“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窦娥冤》用质朴无华而慷慨激昂的曲词，深刻地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逐层深入地刻画了人物性格。

二、曲白相得益彰，丰富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窦娥冤》中的曲词精练生动，宾白也写得十分精彩，二者紧密配合，相得益彰，紧扣剧中人物的身份、地位，使人物形象立体可感，丰富了人物的内心世界。

如文中“三桩誓愿”的场面，三次用宾白提出誓愿，依次讲出“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若窦娥委实冤枉”“我窦娥死得委实冤枉”，三次用【耍孩儿】【二煞】【一煞】曲词增强感情，依次以相应的四个典故来表达冤屈。曲白相生，语言朴素而富有感情，把窦娥为其冤屈而抗争的精神表现得深切而感人。

又如《窦娥冤》中楚州太守桃杌的开场白：“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简短的宾白通俗直率，漫画式地勾勒出一个贪赃枉法、厚颜的昏官形象。

三、俚语朴实直白，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关汉卿熟悉城市各阶层的社会生活，又非常熟悉他们的语言。他在人民群众生活语言的基础上，不事雕琢，朴实自然，创造了既洋溢着生活气息，又富有艺术韵味的戏剧语言，达到了“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境无旁溢，语无外假”的境界。

如《窦娥冤》中这段说白：“（正旦云）婆婆，那张驴儿把毒药放在羊肚儿汤里，实指望药死了你，要霸占我为妻。不想婆婆让与他老子吃，倒把他老子药死了。我怕连累婆婆，屈招了药死公公，今日赴法场典刑。婆婆，此后遇着冬时年节，月一十五，有不了的浆水饭，半碗儿与我吃，烧不了的纸钱，与窦娥烧一陌儿，则是看你死的孩儿面上。”窦娥对婆婆的一段说白，出自这个封建社会小媳妇的口里是那样的贴切，表现得是那么自然，生动。从中我们几乎看不到加工的痕迹，就像生活本身那样自然，贴切。正是这些平凡的话语，揭示了这个从小就给人做童养媳的小媳妇屈辱的地位和悲惨的命运。

窦娥冤的故事篇3

关键词：窦娥冤　社会意义　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09)09－0025-01

我们知道，一部作品是否成功，主要看他是否有激烈的冲突；研究一部戏剧作品的人物塑造的是否形象，不能靠抽象的理论述说，而是应该依靠形象的戏剧画面，也就是说，要探究《窦娥冤》的社会意义，就必须从《窦娥冤》的戏剧冲突人手。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以为羊羔利的高利贷剥削，流氓无赖张驴儿父子的行径以及官府中滥施刑法的官吏们是造成窦娥悲剧的根源，因此，窦娥被看作是反抗经济压迫以及政治压迫的双重斗士，甚至将她提升到了反封建社会的高度，窦娥的形象也因此大放异彩。遗憾的是，当隔了六七百年的烟尘回头望时，我们才不情愿的认识到，自己对《窦娥冤》的误解太久了，我们一厢情愿的认为原来的所谓经济压迫以及政治压迫是悲剧根源的论断，实际不过是关汉卿使用的一个小小的障眼法，因为在关汉卿心中，那一切不过是一种淡化了的背景。

《窦娥冤》的戏剧冲突有两个：一是窦娥与以张驴儿父子为代表的流氓无赖这种社会恶势力的冲突，一是以太守为代表的滥施刑法的官吏们的冲突。而当这两大戏剧冲突淡化成晕而定格的时候，活跃于其中的窦娥就成为了+时代的代言人，甚至是一个种族的代言人了。因而，《窦娥冤》整个冲突的实质，正是以窦娥为代表的道德人格与以张驴儿父子、太守为代表的不道德现实的冲突。

窦娥三岁上失去了母亲，七岁时又因家庭贫困被父亲卖给了高利贷者蔡婆婆，作了童养媳，十七岁成亲，没两年便丧了丈夫。童年丧母的悲痛，青年寡居的遭遇，使窦娥人生底色上满是灰色调，在她的心里，应该是充满着对爱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可她从小所接受的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教育又使她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断压抑自己真实的人格，努力想着自己的现存人格靠拢。

“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始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则问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大都来昨宵梦里，和着这今日心头。翠人泪的是锦烂熳花枝横绣闼，断人肠的是剔团圆月色挂妆楼。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间皱，越觉得情怀沉沉，心绪悠悠。”

可窦娥在严格防范内心的同时，并没有感到从此就天下太平。外界社会风气的变化使她无所适从，困惑不已。传统伦理要求她从一而终，可婆婆却要她改嫁张驴儿；孝敬，听婆婆的话，如此一来，她便无法对丈夫尽忠；相信王法，相信官府，却将她送上了断头台。理论与实际的严重脱节，让她的思想产生了严重的动摇。

之后，当窦娥与张驴儿对簿公堂时，忍住了严刑拷打，但为了救蔡婆婆而担下了杀人这一滔天罪行，这让她的心中承受着巨大的羞辱，传统伦理要她遵从事公姑，孝公姑的三从四德，孝公姑让她容忍了张驴儿父子无故白赖在家里，孝公姑让她容忍张驴儿这一无赖泼皮的调戏，事公姑让她永远担待下了杀人的罪名，是公姑让她最终走上了断头台。窦娥终身信仰的伦理观念惨遭摧残，自己的善行又被毁灭，窦娥的冤屈真是让人无可奈何了：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到做了惹祸的胚胎!

是自己的父亲首先将自己推向了悲剧的交叉口，为了行孝，窦娥没有反抗；是自己相处了几十年的婆婆再次将自己推向了悲剧的交叉口，为了行孝，窦娥主动承担罪责，窦娥本想行孝，却酿成了她一生的悲剧，她怎不将天地也深埋怨。

窦娥的思想中既有行孝的成分，不可避免的，她也将守节的教训深深遵守。无爱的童年生活使窦娥十分珍惜与丈夫相处的时光，丈夫去世后，她也一定是将丈夫刻在心头上，镂刻在骨子里。其中或许有守节的成分在内，但更多的却是对爱情的忠贞。这样就不难理解当张驴儿涎皮赖脸的出现在窦娥面前时，她是怎样决绝的与之划清界限。窦娥心中一定也充满着美好的希望，但对象决不会是道德败坏，行为龌龊的张驴儿这种无赖。所以窦娥实际上是将守节的教训作了自卫的武器，她表面是守节，实际是反抗泼皮流氓，讹诈行凶的不道德行为。

窦娥是相信官府，相信王法的。否则，她就不会理直气壮的和张驴儿对簿公堂，在屈招以后盼望官员重斟援例，最后仍不忘以鬼魂出场来告状。这说明她对官府从来就没有失去信任。她同太守的冲突，只不过是以太守为代表的封建官吏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不道德行为的冲突。

“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作家借窦娥之口唱出了冤案的根本原因，揭示了百姓们无辜含冤的真正原因。张驴儿为了得到窦娥，企图药死蔡婆婆以要挟窦娥，从而迫使窦娥服从，没有想到倒药死了了自己的老子。张驴儿趁机借尸讹诈，威逼窦娥成亲。在公堂上，张驴儿诬告窦娥。针对此，窦娥做出了针锋相对的辩驳，可是为窦娥所信任的官府不但没有审问与蔡家非亲非故的张驴儿父子为什么赖在蔡家不走，反而偏听偏信对窦娥进行拷打，无情的棍棒打得窦娥“一道血，一层皮!”

关汉卿以深刻的笔触揭示了元代的法律是邪恶势力的法律，地方官吏是邪恶势力的官吏，无情的棍棒拷打的总是无辜的人的司法吏治，指明了社会的暗无天日。

值得注意的是，太守审理窦娥一案中，他的令人混淆的表现。衣食父母，这在窦娥为代表的普通人民看来是深深违背了官员为民的普遍原则的，封建的官府也不过是官吏们借以敲诈勒索的工具。审理过程中的滥施刑法奉行的是“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原则，关氏更深层次的揭示了另一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现象：贪官污吏根本没有想到要依法办案。没有健全的法制，没有执行过程中的自觉，再兼没有官吏的清廉，没有为官道德及人品上的监察，这所有的一切造成了窦娥悲剧的根本原因。

关汉卿选择了道德伦理作为《窦娥冤》的基本主题。但要想在他那里寻找李渔剧作里的那些欢快可乐且总是有些粗野的逸闻趣事，那是白费心机。他并不沉湎于这个主题。他是一个倾向于悲剧性的作家。在他之前，还没有人这样深刻的，怀着对人的惊人的慈悲之心描写过伦理道德，怀着对妇女如此之深的敬意描写过道德。

“关汉卿是―个人道主义者”。他感受到自己生存于其间的世界对人产生的压抑，他也懂得这种惶惶不安，并且知道它不是从人们的内心产生的，而是这个时代的紧张气氛所造成的。他向往达到一种真善美的境界，渴望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与了解，期望人的道德观念和精神面貌的改善。简言之，他渴望的是重建儒家传统的道德观。他对笔下人物的爱与同情，实际上是他对人的本性的爱与同情。《窦娥冤》中对女主人公悲剧命运的处理，便体现了这一点。

窦娥冤的故事篇4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错看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第三折这〔滚绣球〕一曲，通过窦娥血泪的控诉，引起人们对封建社会的现实秩序与传统观念的怀疑，把窦娥悲剧的意义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窦娥冤》阅读赏析

第一部分：

开折，通过监斩官和其他人的行为，描写了一副阴森肃杀的刑场气氛。窦娥便在这种气氛下以犯人的身份上场了。一上场，窦娥便唱了两只曲子：[端正好]、[滚绣球]窦娥首先把自己的冤枉呈现出来，说明自己无辜被判死刑，冤屈惊天动地，临死之前，把控诉的对象指向了天和地。窦娥控诉天地一场戏，极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好文章，千古流传。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唱词：“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一句是说现实世界有它固有的统治秩序，人们的命运掌握在天地的秩序之中。下一句，一个“天地也！”一声感叹，蕴涵着窦娥无限的感情。有愤激，有委屈，有埋怨，有抗争，有指责，有期待。下一句“只合”“可怎生”两个表强烈反问语气的词，表达了窦娥对天地强烈的质问。作为主宰万物、维持现实世界秩序的最高统治者——天地，本应该使社会清明，公正无私，却是非不分，曲直不明。“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福贵又寿延。”用非常肯定的语气直接指明现实中存在的不公平现象：坏人得志，好人受欺。这种现实世界的不公平和天地间应该存在的公理形成鲜明的对比，不禁使人对主宰万物的天地产生怀疑。“天地也！作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这一句是对前几句的总括性结论，指明了天地并不象人们期望或相信的那样维持现实的公平合理，相反，却和社会上的邪恶残暴的坏人一样，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残害善良弱小的平民百姓。这句指责，了天地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而神圣的地位，对人们现实和精神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天地——作了深刻的批判。紧接下来，悲愤之气达到极点，便是对天地的直接而强有力的指责和痛斥。“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这不仅是要天地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进一步要天地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这种对天地的大胆的指责批判在古代以天为上的社会里是不多见的，中国古代人民因为以农业为生，特别重视“天”。现实世界的最高统治者皇帝被认为是承接天的命令，代替天来行使统治权。因此被称为“天子”。窦娥的这一段唱词，把自己受冤屈的原因直接归结到了天的身上，矛头直指封建统治者所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柱。既是对整个封建专制制度的彻底否定，也是对传统的封建专制思想的否定。具有很强的民主主义精神。这种思想也是关汉卿借窦娥之口抒一己之愤。最后一句“哎，只落得两泪涟涟。”是愤怒的控诉达到极点之后的转折，无法改变自己命运的悲愤而又无奈的叹息。

这段话之所以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感染力，是因为它用精辟而非常概括的语言表达了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不平等的强烈愤慨。表达了普通老百姓要求维持社会公平，惩恶扬善的愿望。在句式上，几乎全用口语，既贴近老百姓的语言，又自然流畅，气势充沛，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因此，千百年来盛传不衰。

在去刑场的途中，窦娥向刽子手提出一个小小的请求，要求从后街走，原因是怕婆婆看见伤心难过，这个小小的细节显示了窦娥的善良细心。在蔡婆婆将张驴儿父子领回家中，劝说窦娥答应张驴儿父子招亲的要求时，窦娥宁死不从，而且批评了蔡婆婆的软弱和苟且行径。窦娥被张驴儿陷害，又被贪官桃杌不分青红皂白问成死罪，经受残酷拷打，拒不承认，当贪官要拷打蔡婆婆时，窦娥顾念到婆婆年迈，经不起酷刑，就含冤承认了贪官要她承认的药死公公的罪行（这在重视纲常伦理的封建社会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将要赴刑场处斩的路上，窦娥还牵挂着婆婆，怕她看见自己受刑而伤心难过，经不起打击。这个细节虽小，却充分反映了窦娥的善良、孝顺。也是对造成冤案的贪官桃杌的强烈讽刺，象这样一个在临死都记挂着婆婆的孝顺媳妇，怎么可能犯下药死公公的大罪呢？而贪官桃杌却是非不明，连这样一个简单的案子都审不明白，糊里糊涂就用酷刑把善良的百姓判成死罪，如此草菅人命的狗官在后文中竟然得到升迁，可见社会是多么黑暗无道。

第二部分：

刑场哭别一场戏，是表现窦娥的性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容，也是本剧悲剧因素组成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刑场上，窦娥再次重申了事实真相和自己的冤情。最后，窦娥向蔡婆婆提出了请求，希望婆婆能在自己死后看在婆媳情分上祭奠一下自己的坟墓。这段哭诉，哀哀怨怨，与前面的愤怒控诉形成鲜明的对比，是窦娥性格的另一方面的体现。也是窦娥在现实中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性格的写照。它说明窦娥在日常生活中，只是一个勤劳善良，命运孤苦，没有过多要求的普通劳动妇女。她忍受了命运最艰难困苦的打击，从小失去母亲，七岁时又与相依为命的父亲分离，作了蔡婆婆家的童养媳。结婚两年后丈夫又去世。在这种种的命运打击面前，窦娥都忍受了，她只希望能够和婆婆相依为命，过安安稳稳的日子。但现实是如此黑暗，即使这样对生活最起码的要求也难以得到满足，最后落得个无辜受刑的结局。窦娥的请求，体现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也增强了人们对窦娥的同情，对社会黑暗的愤怒。最后，窦娥劝解婆婆，说自己是“没时没运”才落得“不明不暗，负屈衔冤。”这只是窦娥安慰婆婆的话，并不是说窦娥自己没有怨恨了。因为她的冤屈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官吏的腐败，邪恶势力的横行。窦娥也从自己身上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临刑时提出了三桩誓愿。

第三部分：

关汉卿从“东海孝妇”的传说中得到启示，由之生发开来，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概括丰富的现实社会内容，大胆而精巧地构思出三桩誓愿。这三桩誓愿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步步递升，创造出浓厚的悲剧气氛。

窦娥冤的故事篇5

（一）大团圆因素

元杂剧在构思上的大团圆结局，几乎成为一种定式。如《西厢记》本来是一个爱情悲剧，最早的故事是前朝相国之女崔莺莺，在父亲病故后扶灵柩返乡，途中巧遇进京赶考的张生，两人产生爱情，崔莺莺不顾母亲反对以身相许张生。后来张生赴考中榜后却抛弃了莺莺，莺莺最后自杀。显然这是一个爱情悲剧故事。元代王实甫对这个故事进行了大的改动，加进了许多情节，结局是张生和崔莺莺经历多种曲折后终于结合，成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典型。从而使一幕爱情悲剧变成了爱情喜剧。如果说《西厢记》原来的悲剧性还不够强烈和典型的话，那么《窦娥冤》表现的则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故事。年仅七岁的窦娥在母亲去世后，因父亲窦天章无力偿还进京赶考的借贷，被卖给债主蔡婆家当童养媳。婚后两年丈夫去世，窦娥在蔡婆家受尽屈辱。后蔡婆遇无赖张驴儿父子，被张氏父子逼婚。窦娥不充，被张驴儿诬陷毒死其父，官府严刑拷打窦娥，窦娥为救蔡婆，屈打成招，被处斩刑，含冤而死。剧情发展到这里，悲剧效果达到高潮。然而剧本到此并没有结束，而是进入新的情节：窦娥父亲窦天章考试得第，被朝庭任命为“廉访史”。在窦娥冤魂的提醒下，窦天章发现女儿冤死，从而为窦娥昭雪。显然，这样的结局带有冲淡悲剧的喜剧因素。同样的故事结局也在其它杂剧中出现。如《赵氏孤儿》中，为救赵氏孤儿，赵朔自刎，公主自缢，韩厥献身，程婴甚至牺牲自己的亲生幼子。一个个侠义之士为保住赵氏孤儿不断献出生命，全剧出现一波接一波的悲剧高潮，然而剧本并没有在悲剧高潮中结束，而是在赵氏孤儿终于长大成人并复仇的大圆满中结束。

（二）因果报应因素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直接来源于民间的思想理念在元杂剧悲剧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因果报应”不限于一般人物一般地方官员，甚至皇亲国戚概莫能外。在《窦娥冤》中，恶人无赖张驴儿受到了极刑，造成冤案的官员也受到了惩处，窦娥则得到了。在《汉宫秋》中，投敌并向敌人献美人图的奸臣毛延寿最后被处死。南戏《琵琶记》中，嫌贫爱富的牛丞相的女儿最后成了二房。在《赵氏孤儿》中，曾扬言为找到赵氏孤儿，要杀死全国婴儿的朝廷权臣屠岸贾和他手下的将军，最后被一一擒拿。元杂剧悲剧的这些因果报应结局，往往和“大团圆”结局交织在一起。有的相对突出了“大团圆”，有的则突出了“善恶有报”。

（三）英雄形象因素

王国维说：“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这里所说的主人公意识，即是元悲剧中表现的英雄形象。这种英雄形象，在悲剧中突出刻画，使观众随着剧情发展而产生悲愤心情的同时，也激发出对主人公强烈的祟敬和关注，从而达到对邪恶势力由“悲”到“愤”的效果，增强了剧情的感染力。如《窦娥冤》中的窦娥，本是一个失去亲人的弱女子，从当童养媳开始就受尽了磨难，后又遭遇被流氓逼婚、陷害、蒙冤、受刑和判斩等一次比一次大的打击，但她始终没有屈服，直到面对屠刀蒙冤问斩时，仍然发出“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的悲愤呼喊，使戏剧的悲剧性达到高潮的同时，也使窦娥的形象升华到新的境界。如果说《窦娥冤》描写了是弱势者遭遇强大的恶势力而坚贞不屈的话，《赵氏孤儿》则刻画了一群更有正义和侠义思想的英雄形象。程婴，赵朔，韩厥，这些人本来和恶势力并没有直接矛盾关系，但为了保住和自己并不相关的孤儿而一个个献出生命，可以说他们不是为自己而死，是为正义和精神而死。这种悲剧因而更有了一种强大的道德教化力量。

二、元代悲剧的社会文化背景

综前所述，元悲剧中的喜剧因素是其构成特点，这不仅和西方悲剧不同，和中国宋代之前的悲剧故事也有很大区别。有论者认为，元悲剧的这一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致，和西方悲剧作品相比，削弱了悲剧力量。还有人认为，表现冤屈和忠臣奸贼，歌颂明君清官，追求大团圆结局，是中国传统戏剧的一大特点。笔者认为，这两种表述是不准确的。仔细研究会发现，元以前的戏剧和故事大多并不以大团圆和因果报应为结构特色。再如《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元稹的小说《莺莺传》，叙述张珙与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偶识从而相爱，后在婢女帮助下，西厢约会，莺莺以身相许约定白头。然而张珙赴京应试得中后，却抛弃了莺莺，导致莺莺自杀,酿成一幕爱情悲剧。汉代著名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表现的是女子虽然能干且和丈夫相敬相爱,但因不受婆婆喜欢而被休弃，最后和丈夫双双自杀的悲剧。就连民间传说的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也是以两人被迫分开，白蛇被压文峰塔下而结尾的；甚至传说的七仙女故事中，七仙女的爱情也是被王母强行割断的。可见，大团圆等喜剧因素并不是宋代以前中国戏剧和故事的典型情节。那么，为什么元悲剧中喜剧因素却成了重要构成呢？仔细考析，这和元代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

（一）政治背景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蒙人为巩固统治，采取了许多压制汉人的政策，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前所未有，导致产生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汉族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如儒学等受到极大冲击，从而导致文化和道德的褪化。统治者不仅废停了文人进入仕途的科举考试，还把各族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等，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确立蒙古人的最高统治地位、汉人和南人的奴隶从属地位。从中央到地方，结成一层层黑暗统治的网络，因此，元代政治黑暗吏治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必然导致包括文人和社会精英在内的汉族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于是，一批生活于社会下层和普通大众密切接触，对政治状况和自身生存状况强烈不满的受压迫、受歧视的文人，纷纷用杂剧和其它文艺形式去反映政治社会现实。由此，一大批以古喻今富有反抗精神的杂剧先后涌现出来。《窦娥冤》、《梧桐雨》、《赵氏孤儿》、《汉宫秋》等剧目即是代表作品。

（二）经济背景

元蒙在灭金亡宋的同时，还向北部和西部扩张，以强悍的骑兵侵入亚洲和欧洲一些国家，客观上把欧亚大陆连成了一体，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东西方的商业贸易往来，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也为各种娱乐场所提供了条件，使戏剧的演出有了物质条件和群众基础。当时的大都北京，就成为繁荣的国际城市。河北的涿州、正定、大名、河南的开封、山东的东平、济南、山西的临汾、太原等都市，工商业都较为发达，是当时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商贸地。与这种经济状况相适应，除贵族、官僚之外，社会上还出现了富商巨贾和高利贷者，同时社会上也分化出一个以地痞无赖为代表的城市流氓阶层，使社会构成更加复杂。这些阶层对于普通市民虽可以作威作福，但它们之间却没有绝对的权威，相互之间的利益和制衡关系错综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之间没有永恒的强者，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些都为元悲剧中善恶有报的创作提供了真实的素材。

（三）文化背景

蒙古族本来散居塞外以游牧为主，对文化教育和礼仪教化并不重视。建立全国政权后，统治者依照他们的思想在全国实行“轻儒生、鄙文士、废科举”的政治措施。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废停，使文人失去了靠个人努力进入官场的渠道，实际上是割断了文人功名富贵的前程和梦想。再加之教育制度被破坏，儒学思想被轻视，传统文化被贬低，造成高雅文化和理想信仰的缺失，代之而起的是低境界的世俗化的善恶有报恩仇必还的现时现报思想，这种思想不仅表现在普通大众中也融入到不得志的文人中。文人在创作中，在描写社会生活的同时，也将自己对统治者的不满及对自己前途的不甘心通过艺术形式释放出来。与此同时，当时元杂剧的主要观众是城市市民、低级官吏以及商贾士卒，所以戏剧创作也必须符合他们的文化层面和审美习惯。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杂剧必然对传统的故事传说进行一定的现代性改造，以适应大多数观众的需求。因各种原因生活在底层又对元代统治不满的文人；为谋生或其它原因，潜身市井创作杂剧，为自己也为被压迫者鸣不平。这种现象，既造就了元杂剧的时代特征，也推动了元杂剧的繁荣和发展。总之，南宋灭亡后，中国进入了少数民族统治时期，汉人在法律地位、社会地位、科举考试等方面均受到压制和歧视。科举制度的废停，更使文人进仕的道路被堵死，大量文人混居民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文化的繁荣，将政治思想交织在传说故事中的戏剧文化开始在元代流行并成为主流文化艺术。这也表明，元杂剧虽然是中国戏剧的高峰，对后来的戏剧创作影响很大，但它只是中国传统戏剧最繁荣时期的代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不能因为元悲剧中具有喜剧因素就认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是如此。元悲剧中的喜剧因素，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现象，而是带有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烙印的现象。

三、元代悲剧的社会文化意义

元代戏剧悲剧和宋以前悲剧故事相较，由于大团圆、因果报应等观念和英雄形象的注入，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一些变化，有人认为这些变化削弱了作品的深刻性和艺术性，也有人持相反意见。笔者认为，和西方戏剧悲剧相较，元悲剧显得更加通俗化而富有大众审美特征，至于艺术性和深刻性的强弱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不可否认的是，元悲剧中的喜剧因素有着积极的社会文化意义。

（一）社会教化意义

通过对善恶的赏罚，通过英雄人物的所为，给人以乐观和希望，相信正义、善良、美好的事物必定战胜假、恶、丑的事物，从而处世中和不走极端，做事向善疏远恶习。相反，如果善的得不到奖赏，恶的得不到惩罚，会使观众产生失望心理，失去对美好事物和正义行为的效仿信念。在中国民间，这种社会教化的作用和力量都是潜移默化和不可忽视的。

（二）大众审美意义

悲剧中的喜剧因素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和”原则，“悲而不伤”，符合中国普通观众的审美心理。因为戏剧从头至尾一悲到底，会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悲愤和压抑感，这种悲愤和压抑达到了极端，会很自然地产生打破这种悲愤和压抑的心理期待，正是在这样的心理过程中,喜剧因素消解和释放了观众的悲愤情绪，打破了思想上的沉闷，美好愿望得到满足，从而产生审美愉悦。

（三）文化传承意义

戏剧作为一种大众化艺术，有自己广大的观众群体，这个群体有自己的文化审美。元杂剧中的大团圆、因果报应和英雄情结，就是这种文化审美的符号。中西方戏剧文化的差异，元杂剧以后的中国戏剧和之前的文学艺术的差异，就在于这种文化表述的不同，正因为如此它们各有各的生存空间和艺术文化地位。元剧的繁荣及在明清时代得到继承和发展，悲剧中的喜剧因素在后来的戏剧创作中或多或少都有呈现，就说明了元代戏剧在中国社会中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带有中国审美特色的戏剧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窦娥冤的故事篇6

我们先看下面四个人物与窦娥的悲剧命运的关系。

一、一个在临死前还记挂着婆婆的孝顺媳妇，怎么可能犯下毒死公公的大罪呢？昏官桃杌不可能不明白，但他不愿明白，因为桃杌在背地里被张驴儿买通，他信奉“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所以，办案不勘察现场，不采用充足的证据，只奉行“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的信条。所以，对窦娥“千般打拷，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最后用拷打窦娥婆婆的手段逼迫窦娥招认。所以，竭力维护自己的“官威”，为了贿银而不顾平民百姓死活的桃杌，是直接导致窦娥冤死的元凶。

二、张驴儿先是威逼窦娥婆媳嫁给他们父子，再是想先毒死蔡婆而后逼窦娥成亲，于是偷偷地在汤里下了毒药，不想弄巧成拙，继而诬陷窦娥，并且想靠贿赂打赢官司达到目的。张驴儿救蔡婆完全是碰巧，他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地痞、流氓。所以，张驴儿为了个人私欲而不择手段，也间接地导致了窦娥的死亡。

三、蔡婆放高利贷，直接导致了窦娥成为童养媳的命运；张驴儿父子赖在蔡家，蔡婆没有像窦娥那样反抗；张驴儿父子逼她们婆媳嫁人，蔡婆无奈便答应；窦娥受刑时，她也不敢提出有利于窦娥的证据。这些都体现了她的懦弱。所以，蔡婆为了保住自己，对张驴儿的罪恶行径步步退让，她也是使窦娥走向死亡的助推手。

四、故事从窦天章开始，以窦天章结束。他为了功名，将卖给蔡婆为童养媳。以牺牲女儿的幸福换取自己的前途，即便在现代社会，也会被视为不人道的做法。多年做官在外、对女儿的情况全不关注的他，竟然也认为是窦娥毒死张驴儿。这位极力恪守封建礼教并想扮演公正的角色的父亲，在窦娥的鬼魂继续进行斗争的情况下，才终于使冤案昭雪。所以，窦天章先是为了功名而后为了“公正”，而置女儿于不顾，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窦娥冤屈的者，但一定是窦娥悲剧命运的制造者之一。

不论是桃杌直接冤判，还是窦天章、蔡婆、张驴儿推波助澜，皆是为了一己之私，或在客观上，或在主观上，一步步把窦娥逼到死亡的边缘。表面上看，他们四人是窦娥悲剧命运的制造者；其实，这是由于他们人性中的自私和丑恶的一面在作祟。人常常会有正面的、积极的品性，比如像窦娥的善良，但这种善良太微不足道了，当周围人的自私乃至假恶丑的一面一齐闪现的时候，窦娥对父亲的依恋、先前对官府的信任、因怕婆婆伤心而绕道走的孝顺、不畏反抗张驴儿父子的坚贞等这些人性中的真善美的东西又怎么能抵挡得住呢？窦娥的指天骂地完全是对人性中假恶丑的东西的一种极大的讽刺和批判，而该剧震撼人心的地方也就在此。

窦娥冤的故事篇7

结缘程派艺术

和大部分自幼学戏的孩子一样，沙霏也是受家庭熏陶走上了京剧道路的。在沙霏读小学四年级时，父亲给她报了东城区文化馆开办的京剧班，由程派名师李文敏教授教课。从此，沙霏与程派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她每周在文化馆上一次课，跟着李文敏老师学了一年多。

1999年，沙霏在国际票友大奖赛上摘得金奖。彼时曾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百发同志在台下看戏，觉得沙霏是棵好苗子，就问她：“小孩儿你以后愿不愿意做专业的京剧演员啊？”沙霏说愿意。张百发就同坐在旁边时任北京戏校校长的孙毓敏建议学校收下这孩子。就这样，沙霏作为重培生进了北京戏校。她进戏校时李文敏老师已经退休，因此，头一年的专业课由李文敏的学生教授。后来孙校长觉得沙霏还是由教学经验更丰富的李文敏老师来雕琢更好。当时李文敏正被聘到上海戏校教课，沙霏就被学校选送去上海戏校借读，学籍仍保留在北京戏校。

这一去就是三年，之后李文敏老师回京，沙霏也一道回北京戏校继续学习。回校后她着手准备大学的考试。沙霏回忆专业艺术院校的同学们普遍认为考大学最费劲的是文化课考试，因为大家平时把精力都扑在了各项专业课的研习上，文化课方面势必有所疏忽，但经过考前突击，沙霏考得很顺利。在中国戏曲学院本科毕业后，她决定去北京京剧院应聘。她说：“我没考虑别的院团，就打算去北京京剧院工作。一是因为那里特别注重年轻人的培养；二是因为那里有很多我熟悉的师哥师姐。”

擂台赛给年轻人前所未有的机会

在校期间沙霏作为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不是学主演的戏就是演主演的戏，但进入北京京剧院工作以后，从龙套演起是必经之路，演出时多接手的是一些二三路的角色。这就需要自己去调整，有些配演的戏不熟悉，沙霏会在院里或回校请教老师。除了一些日常演出工作，作为院里培训中心的青年演员，沙霏还承担着到北京各区的中小学传播京剧文化，示范演出，给孩子们普及京剧知识的任务。

经过纷繁的配演和培训工作，沙霏迎来了工作后的第一出主演大戏。她以程派代表剧目《锁麟囊》参加了2012年的擂台赛，演出效果非凡。时隔两年，2014年沙霏又带着《窦娥冤》来到擂台赛的舞台。谈到此次为何以《窦娥冤》参赛时，沙霏说：“因为日常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在擂台赛上。《窦娥冤》的精华段落我相对熟悉，但整出戏并没唱过，这次可以借机会把这出戏学全，同时又不会牵扯太多精力。”

《窦娥冤》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它是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我国古代悲剧的代表作。它的故事源于《列女传》中的《东海孝妇》。但关汉卿并没有局限在这个传统故事里，去歌颂为东海孝妇冤狱的于公的阴德；而是紧紧扣住当时的社会现实，用这段故事，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元统治下中国社会极端黑暗、极端残酷、极端混乱的悲剧时代，表现了中国女性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和争取独立生存的强烈要求。

为了演好这个人物，沙霏将《窦娥冤》的剧本熟读在心，细细揣摩。她说，《窦娥冤》是以唱为主的唱功戏，因此演唱技巧很重要，如果唱上不出彩，表演会不温不火，观众的情绪则很难被调动起来。就这样，在恩师李文敏的指导下，沙霏一有空就去精琢《窦娥冤》的表演，断断续续，三月有余。

窦娥冤的故事篇8

【关键词】窦娥 祥林嫂 反抗

在窦娥性格的许多侧面里，窦娥的反抗显得十分突出。当张驴父子突然闯进家门，婆婆无奈招亲，面对张驴父子的威逼，窦娥坚强、镇定，没有丝毫畏惧。张驴药死老子，反诬赖窦娥，意欲借此强占窦娥，问窦娥“你要官休?要私休?”窦娥从容冷静地说：“我又不曾药死你老子，情愿和你见官去。”即使被昏官严刑拷打，“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打得我肉都飞，血淋漓”昏死三次，依然不肯低头，高呼“腹中冤枉有谁知?”真个是刚强无比的烈女子。

窦娥与黑暗官府斗争的高潮即反抗的高潮出现在第三折。

“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没来由”是无缘无故的意思，“不提防”是没想到的意思。像自己这样一个贤良孝顺，知礼守节的封建社会样板式的女子，无缘无故遭此千古奇冤，怎能不将控诉的矛头直指封建世俗权力机构――封建官府?

而窦娥到此并不满足，于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封建社会赖以维系的神权。在封建社会里，上层统治者为了麻痹人民，宣扬“君权神授”，就是普通百姓也要尊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原则。

然而，饱受冤屈的窦娥却对天地鬼神产生了怀疑：天地呀!你只应该把清白和污浊仔细分辨清楚，可是怎么混淆了好人和坏人呢?做好事的人受贫穷又短命，做恶事的人反而享富贵又长寿。这到底是为什么?她百思不得其解。你们这些黑天白天挂在天上的太阳、月亮呀，你们这些掌管人们生死大权的天地鬼神们呀，这到底是为什么?……她终于了然：天地呀!你们做事竞这样怕硬吃软，原来也是这样顺水推船!地呀!你不分好坏凭什么做地!天呀!你错判善恶白白地做天!至此，窦娥才把郁积在心中的怒火像火山爆发一样倾泻而出。这掷地有声的言语，这惊心动魄、痛快淋漓的质问，直问得“天地”低头不语，哑口无言。

窦娥反抗的高潮表现在临刑前的三桩誓愿。第一桩“血溅白练”，目的是“等他四下里皆瞧见”，好让人们“见得湛湛青天”。把自己的冤情传播出去，激起人们对黑暗腐朽官府的仇恨。第二桩“六月飞雪”，“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绵，免得我尸骸现”。高洁之躯不受污浊的世俗的玷污，与封建官府彻底决裂。第三桩“亢旱三年”，让人们知道“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使他们得到报应，受到惩罚。

联系第四折(课本没有选这折)，窦娥的反抗精神就更加完整地体现出来了。她死而不己，继续与腐朽黑暗的官吏们斗争。她的鬼魂向窦天章讲述冤情，使得沉冤得雪。天可怜见，一个弱女子与黑恶势力的斗争竞能表现出如此的“韧的战斗”精神。

窦娥的反抗是明确的，她反抗没有爱情的婚姻，批判昏庸腐败的官府是造成人间悲剧的元凶；窦娥的反抗是积极地主动地，坚决彻底的，毫不退缩的，窦娥自从了解官府的黑暗，便没有对它抱有任何幻想，拼却一身剐也要与昏庸腐败的官府周旋到底。

从某种意义上讲，窦娥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殉道者的色彩，践行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实现王道乐土的义务。从而窦娥便寄托了作者的理想：”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窦娥是作者心中的英雄模范人物，作者也极力赞扬这位巾帼英雄。窦娥仿佛是作者的代言人一样，从她身上，我们依稀看到了那颗“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的影子。

鲁迅先生也是一位关注下层劳动人民命运的大师。他笔下的祥林嫂与窦娥相比就显得很盲目，很被动，很软弱，甚至有些猥琐。

祥林嫂初到鲁镇是从婆婆家里“逃出来的”，这是一次为了生存的反抗。在鲁四老爷家里，她承担着繁重的劳务，“然而她反满足，口角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可以想见，祥林嫂在婆婆家里受到的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到什么地步!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祥林嫂的反抗是被动的，不逃是无法生存的。

更可笑的是祥林嫂的抗婚。样林嫂改嫁时可是闹得异乎寻常，“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天地。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反抗是够激烈的了，但令人费解。这个不幸的女人在短暂的一生中只有和贺老六共同生活的几年是幸福的。这种反抗不是很盲目，很糊涂吗?

祥林嫂的反抗又是软弱的。面对鲁镇人们的领潮热讽，她选择了沉默，甚至愚昧地花掉自己所有的积蓄去捐了一条门槛；祝福时四婶不许她动祭品，她不敢争辩(因为她捐过门槛了)，从此吓成了“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直到死也只是对“地狱的有无”产生怀疑，或者只是既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的矛盾心理。

祥林嫂的一生是可悲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样看来，鲁迅创造祥林嫂这一人物形象不是为了歌颂，而是为了批判和疗救。就是哀其不幸，有没有怒其不争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