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回家的路上作文范文

走在回家的路上作文篇1

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欢腾的海洋。一座座立交桥宽阔平坦，四通八达。宽阔的马路在阳光地照射下显得十分明亮，一辆辆汽车在马路上川流不息，像一匹匹骏马在辽阔的草原奔跑着。

我回家要骑一匹“公交骏马”。坐在公交骏马上往外看，哇！好一副流动的画。骏马经过了九曲十八折的大街小巷，每一条大街在五颜六色的蓉城中蠕动，像河水一样在流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好像置身于一个欢乐的天地。一路上人们欢声笑语，树儿在微风吹动下好像在说：“放学快乐，放学快乐，快去玩吧！快去玩吧”！

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的心情非常高兴，我们像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小鸟一样，自由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作文篇2

背着书包，我走出了教室。我的脑子里乱作一团，闷了一天的“小精灵”开始在脑子里乱吵起来，各种字都乱作一团麻，吵得我心烦意乱，真想对它们大叫一顿。

我十分想有一位同学和我一起走，哪怕是聊聊心中的苦闷讲个笑话也好啊。想着想着，一个朝石牛走去的小女孩引起了我的注意。“丁韧！”我惊喜的叫道，她也高兴得跳了起来。我心中的烦闷一扫而光，拔腿向她跑去，可是沉重的书包给我造成了一些阻力，还我费劲的向前跑。哎！讨厌的书包。

好不容易跑到她的身边，我早已累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了。两腿发软的我不由自主地望了望那个翘翘板。哎！已经有两个可爱的小女孩坐在上面了，真扫兴！瞧她们那开心的样子，心里也痒痒的，我们忍不住还是跑向跷跷板。这时，那两个小女孩好像厌倦了似的走下跷跷板奔向另一个健身器材去了。我和丁韧赶忙一人坐一边，把压在身上的“担子”往旁边一放，一先一后的坐上跷跷板，快乐的玩起来。如果压得高一些旧作出夸张的样子，然后再哈哈的大笑一场。不知过了多久，游戏结束了。

“看，这是我每天的必经之路！” 但我还是在一旁看着她，笑着说：“小心点！”她指着另一个健身器材问我：“你能站在一条腿上晃吗？”“当然可以！”我自信的说。说着我站在了上面，可是怎么也晃不动，急得我满头大汗。看着她得意的神情忽然想到：我身上还有个“负担”呢！我立刻放下书包，又一次站了上去。呵呵！果然不出我所料，我晃了起来。她看见我成功了，高兴地大叫：你真棒！

夕阳西下，我们就赶快朝家的方向走去。一路上讲讲笑话，把在教室里的闷气，全给放了出来，哈哈！真开心呀！

走在回家的路上作文篇3

从楼兰的遗址出发，我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可走在这条寸草不生的路上，我迷路了。我的眼前也出现了两条路，我该怎样选择呢？我一时困惑，迷茫。这时，一位老人骑着驴走了过来。我在瞬间的恍惚后随即走上前去，问道：“老爷爷，我要到另一个地方去，该走哪条路？”老爷爷热情地为我指明了方向。

此刻，我想到了我们终生要做的那道关于人生之路的选择题。我们经常伫立在岔路口，停住了脚步，因为没有方向，所以无法迈步。我又惴惴不安地问老人：“《楼兰旖梦》中，楼兰毁于为国背义；《鸿门宴》中，项羽败于叔父重利轻国。他们都不能兼而‘走’之，重国家利益和重个人利益这两条路，哪一条路才是对的呢？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我若迷路了，请问，我该走哪条路？”

老人从驴上下来，走到我面前，盘腿坐了下来。我惊讶地望着他，老人仿佛浑身散发着智慧的光芒。老人深深地望了我一眼，说：“孩子，你知道我刚才是从哪条路来的吗？”我指着前面一条路说：“这条啊！”老人笑了笑，接着说：“这两条路，一条是通往我家的路，一条是通往一个病人家的路。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了，孩子病重，等着我送钱回家，不然就危险了。可我还是选择了去医治另一个病人。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迷惑，一时答不上来。老人平静地说，“因为我先答应了别人。作为一名医生，我坚守我的职责，因此我要选择另一条路。孩子，在重国家利益和重个人利益这两条路上，我以为当然要以国家利益为重，要忠于国家啊！我相信你一定会选择一条正确路的。而且，你一旦选择了认为正确的人生之路，就要坚定地走下去，尽管路上会有鲜血，但历史是会记住你的选择的。”老人说着笑了。

原来，一切尽在对正义的选择。

点评

本文提出并回答了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立意独特；以故事的形式发表感慨和见解，形式新颖。作者从历史事件引出思考，以现实事例加以解答，融古今于一体的能力较强。文章虽短，但峰回路转，行文生动有趣。

走在回家的路上作文篇4

高考下来，紧张的神经放松了许多，与老师同学们告别后，匆匆捆好铺盖、衣服和复习资料，背着回家等录取通知书去了。这一次不是“想回家”，而是学习告一段落回家休整；不是“轻装”走路，而是“负重”远行。

从前的感觉没有了。走了十几里，就筋疲力尽，举步维艰了。我歇下来，躺在路边，想着长长的山路。什么是山路？山路不就是转不完的弯吗？翻过一条沟壑，就是转了一个向下的弯；越过一道山梁，就是转了一个向上的弯；绕着山根转，围着山腰旋，左一个弯，右一个弯，弯弯相扣。几乎同时我也捕捉到一点走山路的灵感：我是回家去，但我并不去想怎样走到家里，只是想如何走过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弯”。我盯着前面那棵树，把它看做一个“弯”的终点，咬紧牙关往前走，这是个看得见的具体的东西，“近在眼前”，心里总觉得走到那里不会太难，于是就走到了。到了那棵树，又眼盯着前面的山崖口，把它作为另一个“弯”的终点。脑子里一点也不想山崖口前头的路，一点也不考虑要给下一段路分配力气，只管拼命往山崖口走。于是就走到了，于是又缩短了一截回家的路……

就这样，一个“弯”一个“弯”地各个击破，太阳落下不久，我居然就回到了家里。我一下子没有了下个“终点”，身体瘫软了，精神崩溃了，再要我走一段路似乎都不可能了。母亲一再埋怨：“半路有的是人家，咋就不知道借一宿歇歇脚。”父亲说：“这小子有点拼搏的精神！”我从中似乎能听出一种隐隐约约的夸赞。

我庆幸那一次的策略，虽然其中搀和着许多的盲目和无意，但我却得到了一种自觉的、可以永久使用的奔向最终目标的思想和行为方式。

我们常说“人生之路”，如果人生真是一条路的话，那么它就肯定是一条长长的弯弯相扣的山路；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上路的话，那么你就肯定是负重在身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长远目标，但是，如果一心想着那个遥远的地方，那么很可能在行程中就会失望，就会泄气，甚至会躺倒不干，半途而废。

路是一步一步走的，日子是一天一天过的，事情是一件一件办的。如果按照“山路原理”，把一步路、一天日子、一件事情都看成人生的一个“弯”的话，那么，走一步看一步，过一天算一天，干一件是一件的分段前进办法就不失为一种智慧了。只要下决心走好每一步路，踏踏实实过好每一个日子，拼死拼活干好每一件事情，才配得上有一个远大的奋斗目标，也才能走向那个寄托自己一切心情的精神家园。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是一个走惯了山路的人，走在任何路上都有一种走山路的感觉。

（摘自《时代读者》）

追求理想的过程犹如一条长长的路，如果我们只看到它的终点，则会感到路漫漫矣，但如果我们把长路分成短路，一段一段去走，每结束一段就取得了一个小成就，再向新的目标进发就又有新动力。这样一步一个脚印，一段一个成就，在不经意间，你会发现，你已经成功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作文篇5

以“丝绸之路”命名的杨晓阳大型个展于2016年10月29日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了他从早年写实至今的350幅绘画。当部分作品之后，不少人感叹其速写、素描和写实绘画的精湛，这似乎是对坊间传闻和质疑的最好回应，当然这也是杨晓阳30年来首次向美术界和大众汇报他的艺术之路。 2017年5月27日，端午节前夕，“丝绸之路――从写实到写意”杨晓阳美术作品暨创作文献展来到重庆，身为巴渝之源，两江交错、如诗如画的“山城”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大赏。

“丝绸之路――从写实到写意”主题画展是杨晓阳30多年来围绕“北方丝绸之路”实地行走、考察、探索和创新的艺术成果集中展示。1985年，杨晓阳骑着自行车，开启的是一个在当下看来最为热点的艺术创作主题――丝绸之路。而在当时新思潮占据年轻人主流思想的时代，这样的主题无人问津，至今已30年。

“三十年，好像阴差阳错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我们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总是一个周期，现在的气象学家也说地球气候的变化，三十年是一个周期；美术界的学术探讨，这三十年也是变化非常大的三十年；之于我而言，画丝绸之路三十年，完成学业工作至今也恰好三十年。”展览前夕的访问，杨晓阳面对雅昌艺术网侃侃而谈，讲述了他的成长历程、创作习惯和一个真实的院长身份。

成长于传统

1958年出生于古都长安，名门世家。中医、美术、文物――杨晓阳总结他的童年，就是泡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这一地域是黄河文化的发祥地，充满了平实与安宁，从这里走出来的杨晓阳，体高、脸大、浓眉，很多人说他不像正宗的汉族人，但他的做事风格和讲话语气却充满了西北人的踏实与厚重。

从小跟太爷爷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如今很多习惯都受到太爷爷的影响。太爷爷是陕西当地有名的老中医，“曾经在抢救中医的范围之内，身边有十几个助手，总结他的医道。”杨晓阳最开始记忆中的太爷爷就已经七八十岁了，国学基础深厚，博通经史。

“我不会认字的时候我就开始写字，我拿着毛笔在那儿瞎画，随便画一下他说一，胡乱画一个叉，他说十，我就知道原来写字认字这么简单，其实就开始写了。因为我太爷爷是中医，他经常笔墨在那儿伺候着，他上厕所我就给他胡画，小孩捣乱，一般大人就要训斥一顿赶走，他不，他老远看你在那儿画，他看你画一道说是一，没有批评，受到鼓励就乱画，接着加一道，画一个叉他就说十，这样就开始写了，我从两岁就拿毛笔，一直写到现在。”

太爷爷喜欢读书，读的书不多，但很精，反复的读。“有人说，你要注意那种只读一本书的人，我太爷爷就是这种人。”杨晓阳觉得自己如今的阅读习惯都来自于太爷爷，也造就了他在工作之外随时都在看书的习惯，从小跟着太爷爷读《老子》，以至于后来一本《老子》在他的枕边一放就是九年，所以他总是在诸多讲座发言中讲“道”，推崇中国传统精神。“过去说不要躺着看书、卧着看书，不要在公共汽车上看书，我好像相反，每天不看书就睡不着觉，汽车在沙漠上开我照看，颠簸的面包车上我看书写字，很多文章都是在飞机上写的。”繁s的行政工作之外，画画、读书、写字，对于杨晓阳来说只能借助早晚和零碎的时间。

父亲杨建果，吕斯百的学生，油画专业科班出身，古建筑研究专家，诗书画兼擅。早年就读于西北师范学院，当时的班主任就是吕斯百，还曾经协助美学家洪毅然先生总结美学与理论。“我父亲是80岁的时候才办第一个展览，名字叫作‘平常状态’，其实这就是他的生活态度，不求名不求利，画画也不爱参加展览。”父亲的生活态度也是全家的生活态度。

陕西是文物大省，母亲则是陕西的文物干部，所以杨晓阳又对陕西的历史和考古再熟悉不过。“从小就跟着我母亲的单位待在考古现场，看着他们鉴别古代文物，就像一个宝塔要移走，我也去参与拍照、登记、分类，搬移，最后再在新的地方恢复宝塔，这些工作我都做过。”

即使这已经是上世纪六十年生在西安的故事，杨晓阳所勾勒出的依然是典型的传统文人式的家庭教育，即使父亲是画油画的，但在学油画之前，也经历了多年的中国画训练。成长在70、80年代的年轻人，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西方思潮影响的叛逆一代，但是杨晓阳很乐意接受自己家庭的氛围：“你在这个家庭出生、成长，你就带有这样的痕迹，我在中国生出来我代表的就是中国文化。”深厚的家学传统和陕西这片厚重的土地的滋养，就是杨晓阳成长底色。

骑车重走丝绸之路

三十年来，杨晓阳的绘画从写实到写意，即使受到质疑他也一直在坚持。而这三十年来，对于他而言没有变的就是在一直坚持对丝绸之路主题的描绘。

如今再谈及为何会选择丝绸之路时，他这并不是偶然想到的：“我就生长在丝绸之路的起点上，自然而然的就接受到这样的营养，丝路的概念对于我而言就像是与生俱来的一样。不止是我，所有的西安人对丝绸之路都是非常熟悉的，它就流淌在我们西安人的血液里，所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都是丝绸之路发展而来的。刘曦林先生曾经开玩笑的问我是不是西域人、波斯人，他说老画家哈孜・艾买提也戏言说：正式宣布杨晓阳是维吾尔人。我说是，我同意。”

回到文章开头，1985年的杨晓阳是骑着自行车踏上的这条路，从最开始的七个人一起，最后走到两个人。

“那年7月10日，我们从西安出发，11月10日从新疆返回，整整四个月的时间。”在杨晓阳的回忆中，可能是由于年轻气盛，无所畏惧，才能走完这一条路。“由于河西走廊白天的太阳太晒，湿度指数是0，走不成，我们经常是整夜整夜的走夜路。”幸运的是，同行之人中有一位家里是军方，所以他们携带的是军用地图，靠着一张军用地图，骑行了四个月。“其中艰难险阻，现在想想都后怕，记得还有那种情况，感觉天还没有完全黑就慢慢亮了，却越走越亮，我跟哥们问说，天怎么是亮的？”他开玩笑的说，“如果要写回忆录，把当年途中遇到的细节写出来，吓唬人是随便的。”

“而且在河西走廊，我说那里是举目四望，每个方向都望一望，四个方向都是一条线，只有一条天际线。在这种天地人的关系中间，人特别渺小。我想，我们丝绸之路上世世代代不知道多少人走过去，都跟一个小小的沙粒一样，一场风过去埋掉就完了。真的是一场风过去，一个沙丘就会移动很远。当时偶然间就会想到，我们算什么？就像历史的变迁，有多少东西值得记载在其中呢？当时就觉得很多事情无所谓了。”

“有一次我们经过一个农场，农场主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能走，我们农场里的羊昨天被狼咬死了几十只。他说你们两个人能在这里骑过去吗？我说应该可以吧，就这样过去了，也没有遇到狼。”他又开玩笑说：“如果现在再遇到这样的情景我是不会过去的，党培养我们不容易的！”但是当时走在沙漠里，他就觉得自己是一颗沙粒，不算什么。

最后一段路，杨晓阳在新疆卖了自行车，买皮衣御寒，方才得以冒大雪返回。四个月的行走，正是他三十年创作的源泉。三十年来，杨晓阳又不断踏上丝绸之路的其他国家，继续他的丝绸之路行走和创作。

1993年至1996年，杨晓阳为八达岭的长城博物馆绘制了一幅64米长的主题绘画《丝绸之路》，这件作品绘制结束之后就挂在了博物馆里，直到这次大型个展的举办才得以重新拍摄获得大尺寸图像。这幅画上，他画了400多个人物，而其实隐含着纵横两条线索的融合，横向描绘的是从长安到罗马，纵向的线索则是上下五千年。横向的线索主要画的是丝绸之路的故事、风土人情和重要节点；从红色到蓝色，红色是东方的中国，黄色则是黄河文化、中原文化，蓝的是海洋文化，逐渐的从东方走到黄河文化、走到草原、沙漠，再走向海洋。

谈及创作思考，杨晓阳说这条横向线索遵循的是自己间接的导师王子云先生的一本书《从长安到罗马》，王子云先生是民国政府任命的西部考察团的团长，他在法国看到了中国流失到法国的敦煌的文献，毅然回到国内，致函重庆教育部，建议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长安到罗马》是先生诸多著作中的一本。

如果说横向的这条线索能够有所遵循的话，那纵向的线索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从开天地到现代的文化，只有少数的文献资料作为参考，“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绘画已经开始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从写实主义到浪漫主义――写意。”

如今，已近耳顺之年的杨晓阳要推出自己的首次个展，这是他第一次认真梳理三十年来的创作，学生让他回忆此前画过的重要作品，很多他早已忘记的才慢慢被回忆，包括曾经为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长城博物馆、军事博物馆等地创作的巨幅作品，画完之后就放在各处，没有发表过，很多都忘记了，而这次被重新找回的时候，他连自己都感叹说：“看来我是经常为人民服务，很少宣传自己啊！”

“为人民服务”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这样的集体主义观念，在今天的80后看来或许并不以为然，但是在杨晓阳以及他这一代人看来，却是一种信念。就连自己的首次个展，直接起因都是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之下“丝绸之路国际美术工程”，因为这一美术工程杨晓阳才把以前画过的关于丝绸之路的资料梳理一下，梳理的过程中才发现原来这些年的创作非常系统，不同阶段也很清晰，于是他把这个展览定位为“丝绸之路国际美术工程”之下中国国家画院学科带头人的阶段性工作汇报。

作为院长的杨晓阳

杨晓阳说，从小成长的环境让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己就该成为一个画家，家里人也希望他成为画家，没有想到会像现在这样艺术创作与行政工作“双肩挑”。

“研究生毕业之后，我在系里是青年老师，很多学生工作系里就安排给我去做，或许是因为勤快，有人就说：‘我看这个杨晓阳想当系主任’。现在30年之后，我心里再想，我当时心里绝无此想法，从一个传统家庭氛围里走出来，君臣父子观念很强，所以有人这么说，我的心里就很不舒服。当时刘文西老师从系主任成为副院长，他的夫人陈光健老师成为系主任，遇到了出国的事情同时她说一家都做行政工作太辛苦了，就主动退下去了，于是原来的副系主任成为系主任，还需要再民主选举出一位副系主任。当时我就为了回避有人说过我的那句话，我跑掉了，我跑到陕西韩城司马迁的故里禹门口，黄河到了禹门口这里变得很窄，当时在那里新建了个建筑，让我去画一张壁画，到现在为止那张壁画还是我30年前画了个半截，没画完，就被学校召回去，回去之后告诉我说选举让我做系副主任，什么都不用解释，赶紧去报道准备上任。”这就是他在行政工作上的开端，杨晓阳说，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也是学画早、出道早，学什么成什么，也就成了个“双肩挑”。

1994年出任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1995年主持全院工作，1997年任西安美术学院院长。逐渐成熟和强大起来的杨晓阳遇上了一个时代，那就是从1999年国家实施的高校扩招，得以让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他的敢作敢为远近闻名。作为教育部的试点，杨晓阳率先主持了西安美术学院的扩招，这在美术学院的改革里是名列前茅的，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美术教育。

当然，对于美术学院的改革，杨晓阳并非盲目为之，而是提出了“大美术、大美院、大写意”的概念。“大美术的概念就是眼目所及无非美术，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都跟美术有关系，就像一栋房子、一个杯子、一个书架、一个纽扣都需要美术家来设计。”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都是美术，叫大美术；社会需要人才，美术学院要办大，才能适应改革开放的需求，这是大美院；还需要中国精神，就是大写意；形式、内容和精神，这三个是一个体系，他在美术学院的时候不遗余力的推动这三大理念。

杨晓阳坦言，这样的改革同样也受到了很多质疑，认为扩招之后人数增多了，但是质量降低了。对于这一点杨晓阳就像坚信他的艺术一样坚信改革的正确：“本来美院招200人，我招了1000人，这200人还在里面，原来没有机会的1000个人也得到了机会。”

今年已经是杨晓阳调任国家画院的第八个年头，到这里之后，他又提出了“大美为真”，这是对中国美术最高目标的探索。提出这样的院训，他认为国家画院要有国家担当，不能只是考虑到每个画家的个性，要考虑到国家、民族、历史、天地、自然、生存环境，现在全世界都重视环境，那么重视生态、重视环境，其实古人的思想是最先进的，天人合一是一个永久的主题。

在担任院长的同时依然带学生，至今已经带了三年高研班，杨晓阳在教学中提出新的教学创作理念：“题材模糊化，主题多义化，造型意象化，章法多维化，用笔的书法化。”在这里，他依然反对艺术的流行样式，“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他希望教出来的学生是一人一品，自己不重复老师，他也要求学生不照着自己画，“照我画就不及格”。

在画院的行政事务上，杨晓阳则找到了自己的同道。“我们国家画院的班子很团结，大家也都很信任我，有事情商量我说个什么，大家觉得不行也就直说，说行立刻决定，能办的事情立刻办，不要拖。”杨晓阳坦言，73个人的团队在这几年里靠的都是科学的用人办法，才能完成画院的日常工作、展览展出、学术活动，并完成国家交给的工作与作品上交，同时画院还担任着每年国家领导人出访、接待的赠予礼品的创作。

“除此之外，我们每年也去扶贫，去年我们去广西山沟里，把一个快要塌了的村子70户整体搬迁到附近的平地上盖新村。我们在延安领了500个小孩儿，他们中学以前的所有费用都是我们出，我们还在那里包了一座山来绿化，所有中国画院的画家都要栽树，这些都是我们自筹资金。所有这些工作完成之后，我们还要每年为国家画院的画库上交创作。” 所以，工作日的杨晓阳每天早上到单位开始，经常忙半夜两三点才从办公室离开。

走在回家的路上作文篇6

我通过观察和实验，发现了蚂蚁的一些秘密，现在让我告诉你吧。

一次，我在观察蚂蚁搬食，我发现蚂蚁们像一条竖线一样走到食物面前搬完食物，然后又走原来的路线回蚁穴。我想：“明明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为什么它们偏偏走原来的路回家呢？”回到家里，我去问爸爸。爸爸说：“看《十万个为什么》。”于是，我便专心致志地看起来。原来蚂蚁是在走路的过程中留下了气味，然后闻着气味回蚁穴。知道这些后，我想试试看，就到蚂蚁办事的地方开始了我的”恶作剧。我用手指在蚂蚁的路线上狠狠地画了一道，果然，刚走到划线处的两只蚂蚁就迷路了，找来找去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只好向别的地方开始探路了。哦，原来蚂蚁真的是靠闻气味认路的，这是我发现的蚂蚁的第一个秘密。

还有一次，我发现蚂蚁成群地在搬家。刚刚还晴空万里，顿时天上乌云密布，眨眼间大雨“哗哗啦啦”地倾泻而下。我马上跑回家，回到家里，我被淋成了落汤鸡。我想起了蚂蚁，就又去问爸爸。爸爸说：“快下雨时，蚂蚁就要搬家，因为它住的蚁穴太低就会被淹没，所以要搬家。”哦，原来下雨前蚂蚁会搬家，它们真是一种聪明的小生灵。我发现了蚂蚁的第二个秘密。

我愿做生活的有心人，去观察更多的大自然的秘密。

河南南阳南阳英才阅读作文班三年级:马健翔

走在回家的路上作文篇7

那是漩坪到达擂鼓最近的一条路，按他最快的速度，要走4小时。而一年前女儿李星果带着5个孩子走出漩坪的路，比这条路远得多，也险得多。说到女儿曾经历的跋涉，这个沉默寡言的红脸汉子至今心有余悸。

从漩坪上游的禹里乡，经漩坪到达擂鼓，原本有302省道和乡村公路相通，汶川地震发生后，公路全部中断，大山里的人只得徒步翻山脱离险境。禹里以上的9个乡镇，和茂县一些乡镇总计近10万人，从不同的地方，经大致相同的路线，经擂鼓到达相对安全的绵阳。很多路是302省道和沿途乡村公路修通之后废弃的山路，有一些，则是人们披荆斩棘，硬生生踩出来的。

――这条线，便是北川关内数万百姓自救、互救以及救援部队进入最初的生命线、无名的英雄路。迄今，已有数十万人次走过。

走出去

如果不是地震，39岁的宋桂华还没有真正意义上走出过治城。

治城是大禹故里，建城已有一千多年，1958年前是北川羌族自治县的县城，繁盛一时，迄今仍是绵阳经北川西去茂县、北上松潘，以及北川关内9个乡镇的商品集散地和交通枢纽、红色旅游重镇。1992年，治城、青石、禹里三乡合并为禹里乡。

宋桂华的父亲宋宏已经年过六旬，在治城开了30年相馆，养大了三个儿女。姐弟三人成年后，一起经营着生猪生意和茶馆，基本衣食无忧。

宋桂华在地震发生后，第一次走出治城。似乎，父母兄姐呵护备至的老幺这才真正长大成人。

那个恐怖的时刻之前，宋桂华和往常一样，在自家的茶馆打牌。作为茶馆老板，经常要在茶客缺人手的时候替补。地动山摇的瞬间，他一下想到了上小学的儿子，拔腿就往学校跑。几分钟后，他见到了被血染红半个身体的儿子。

整个治城已经瘫痪了。因为左臂骨折，儿子疼得厉害，当天晚上，宋桂华决定带着儿子走出去，到北川的医院治伤。

第一次离开治城，宋桂华茫然而又坚定。省道已经中断，到处是巨石、滑坡，唯一能想到的，是沿着高压电线的方向走。路上得知北川已夷为平地，几人只得改道擂鼓，前往绵阳。5个大人抬着孩子，花了两天一夜，翻过7座大山，终于住进了绵阳的医院。

16岁的李星果和5个孩子自禹里与擂鼓中段的漩坪出发，路程比宋桂华近上一小半，却也走了整整12小时。5月15日，漩坪中学连同湔江对岸的漩坪镇都已被堰塞湖淹没。担任学校伙食团长的二舅马本清每天向家长无法接走的800多名学生发放干粮，持续不断强烈的余震让他很悲观，发放的时候非常“抠门”，希望能多支持些日子。当日，有村民决定到北川去寻找上中学的女儿，马本清便让妻子带着女儿和外甥女一道出去。他告诉外甥女李星果，不要怕，你们是学生，离政府近一些，就安全一些。

李星果走的时候，不敢向河对岸的家望一眼。她的母亲马本芳一次次在对岸挥着红色上衣，一边哭一边喊她的名字。她的外婆在破碎的家里，看着岸这边的学生一点点往山上搬东西，像蚂蚁一样和上涨的河水赛跑。地震之后，很多同学哭过很多次，她一滴泪都没掉。她是班长。

5月16日，马本芳的家在越搬越高仍无法保证安全之后，也开始和村民们一起撤离。马本芳拎着简单的行李，在长达四五百米的人流里，奔向绵阳的女儿。崎岖的山道上，他们不时迎面遇到救援部队和寻亲的人们。那个扶老携幼逃离的场景，马本芳一辈子也忘不掉。5月17日，马本芳终于见到了女儿。远在新疆打工的丈夫李明国，也终于在这一天联系上了母女俩。得知妻女安然无恙，李明国决定不回来――回来也没用，还需要大笔路费。

2008年春节前，李明国回到了漩坪。自此，他就常在妻女逃生的路上往返，有时是为家里的事，有时是为住在另一个村的父亲送生活用品。每走一趟，他都能发现更省时的捷径。他带着记者走的那条路，翻过两座大山，比妻子当初少翻了两座，却足足走了8小时。

回家

2009年清明节，郑烈贵和大多数在外工作的北川人一样，回乡祭奠故去的亲人。原本，他是要祭奠在地震中遇难的外婆。却没有想到在这个特殊的清明节，悲伤变成了双倍，在地震中幸免于难的奶奶，前几天去世了。

郑烈贵在绵阳一家网络公司工作。地震后，他想回到北川去，觉得那里比较安全。但许多灾难性的消息接踵而至，让他几乎无法承受。15日，他找到一些从家乡治城徒步逃出来的人，得知禹里沿线仍然没有得到外部救援，家里仍然音讯杳无。17日，他再也按捺不住，决定回家。

当天下午2点，郑烈贵在距擂鼓10公里处开始翻山，一路上遇到不少出逃的灾民和回乡寻亲的人。在第一座山脚下，他追上了徒步翻山准备进入茂县的大批官兵。晚上10点，狂风大作，暴雨倾盆。3个半小时之后，在距治城3公里的小马桩地界，风停雨住，两名战士昏迷过去。这些十七八岁的新兵，每人身负60斤的背包，外加重约10斤的钢钎、铁锹等装备，走过了5座近百公里的大山。

郑烈贵见到父母，已是18日凌晨两点。知道彼此平安，一家人都舒了口气。

仅仅半个月过后，唐家山堰塞湖告急，治城全镇淹没，水位接近半山腰的大禹雕像。6月3日，郑烈贵决定再次回家，探望不肯离家的父母。比上次多走了10公里淹没区后，郑烈贵到达父母在山上简陋的棚子，家里的房屋，连影都看不到了。6月7日，郑烈贵带着母亲，登上了飞往绵阳的直升飞机。固执的父亲，一直守在山上，待二十多天水退之后，返回家里清洗衣物。家里淤泥深达小腿，父亲被钉子划破了脚，瘸了几天。而奶奶自地震后，就病倒了，再也没有站起来过。

远在深圳上班的黄清华5月13日就飞回了绵阳，但一直被阻隔在九州体育馆。直到第四天，才得以通过擂鼓踏上回漩坪的路。为了尽快回家，他和同伴选择穿越北川县城，走最近也最危险的一条路。幸运的是，还没走到三分之一，就遇到了逃生出来的家人。

他家所在的漩坪乡石龙桥白溪村四组，房屋大部分垮塌，人员伤亡不大。因为离堰塞湖较远，6月份，乡里即号召村民们返乡重建。这个村，成为漩坪乡第一个重建的村。10月份，父母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建好了新房。黄清华春节回家，一家人在新房里相见，恍如隔世。

2008年11月，从擂鼓到禹里的公路擂禹路抢通，被称为沿线百姓生产和生活的“生命线”。此前禹里以上乡镇的救灾物资，都要经江油多走近500公里转运。如今，擂禹路上有40多辆越野车往返载客。黄清华回家，

车辆可直接到达生产队，步行几分钟便可到家。

郑烈贵春节回家，仍然徒步翻山，“这条路是死亡之路，同时也是生命之路，我们关内人特别有感情。”他回家前，父亲特意花200多元安装了电视接收器。一家人守着唯一完好的电视机，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那时候，奶奶虽不能下地，精神还好，天气好的时候，他就推着奶奶到面目全非的镇上走一走。

这样的情形再不会有。

生计

宋桂华第二次离开治城，是擂禹路通车的时候。几个月的与世隔绝让他憋闷，渴望呼吸到山外的空气，通车之后就骑着摩托车出去转了一圈。

山外的空气质量其实远不如治城。这个节奏缓慢的小镇，让所有治城人眷恋，不想离开。

然而生计问题随着紧急生活补助的停发摆到面前。地震后，母亲身体一直不好，经常要到绵阳治病。加上两个孙子在绵阳上学，父亲宋宏便在绵阳租了房子照顾他们。相馆的生意落到了二嫂头上。地震前，小镇只有一家相馆，如今，因为各种证件照需求大增，一下多出三家相馆，生意大不如前。茶馆地震后就停业了，包括空调在内的很多物品，在水里泡过二十多天，已经无法使用。

二哥提议把茶馆改成火锅馆。不再适合坐在茶馆里蹉跎人生的治城，也许真需要一个麻辣鲜香的火锅店。

开火锅店的启动资金是政府发放的每家25DC元的临时安置费和城镇户口居民获得的2.5万元房屋补偿费。开业近半年，火锅馆的生意不冷不热。一天四五桌，营业额在千元左右。这点收入仅够姐弟三家人维持日常生活，所有货品需经擂禹路到绵阳购进，成本不低。

小小的四合院，一家人既做生意又做住宅，用电量不小。宋桂华烦恼的是，电力部门把所有用电都当作营业用电，费用比居民用电高出许多。禹里的重建方案，他们只知道学校将建在哪个地方，其他一概不知。因为唐家山堰塞湖水位无法确定，禹里的重建方案也迟迟无法落实。所有居民，也只有等。但光等不是办法，宋桂华希望能有一些更切合灾民实际的措施出台。

几百米之外的郑烈贵家，就在新学校范围内。按照规定，他家的房屋和土地被征用，能够得到7万多元的补偿。父亲迟迟不愿在文件上签字，地震后已经无地可种的老汉无法接受未来的日子都无地可种。每天，年过五旬的他都外出找活干，最多一天能挣六七十元。但地震后生活费用激增，剩不下多少。这7万多元，要买房子，要供小女儿上大学，还要维持余生的生活，他想都不敢想。

比起擂鼓镇特别是“吉娜羌寨”建设的红火，治城显得过于平静。一切跟去年水刚退时无异。期望的新生活遥遥无期，这并不妨碍治城人脸上绽放笑容――相比一些地方死伤无数，治城是幸运的。人在，希望就在。

房子

马本芳觉得自己很幸运。不仅仅因为自己从深山里逃得命来，更因为女儿安然无恙。

女儿李星果曾考上北川中学，但在漩坪民族中学管后勤的哥哥马本清说：就让她在漩坪读吧，我好照顾。这个决定拯救了马本芳。从外地赶回漩坪的人说：北川中学已经垮完了，数百学生罹难。

李星果是夫妻俩的掌上明珠，在她三岁的时候，便为她买了漩坪镇的城镇户口。然而如今，乡里告诉她，李星果是“半边户”(即有户口无房子)，不能像其他城镇户口那样，将来被安置在新县城，而要随父母留在原地。马本芳觉得既然是城镇户口，女儿就应该跟其他人一样。

房子问题是她的另一个心病。原来的房子成了废墟，所有人的房子都往高处修，她的宅基地，选了自家最高的一块地。在这儿搭棚住了几个月，突然知道一条高压电线要从房屋右侧经过，一座10千伏的高压铁塔将建在右侧两三米处。

记者在她“家”看到，铁塔已经打桩，工人正在施工。马本芳给几名施工者递上烟，半是委屈半是强硬：“我看了有关规定，说高压线塔最近也要在十米距离外，可你们看看，这才两三米啊。”她知道通电利国利民，线路也不可能为她而改变，她要的只是乡里的个答复出面协调和别人换一块远一点的宅基地。

2007年，这个勤劳的小个子女人在山那边种了二十多亩药材。2Da8年下半年是收获季节，能收入上万元，却因一场地震化为泡影――村民们放生的牛羊将药踩踏一空。丈夫李明国还会前往新疆打工，她自己，则想在安县找个活干，也离在绵阳上高一的女儿近一些。房子问题，沉甸甸地压在她的心上，让她不得不一趟趟从安县的板房回到漩坪。

女儿最终会像凤凰一样飞出去，夫妻俩，却要在这里过完下半生。

生命线上的守望

2009年2月19日，是李明国父亲72岁生日。姨侄李旺兵从临时居住的安县赶来为他祝寿。

李旺兵一家三口在上海已经呆了十几年了。地震前，他已经做到了保安队长的位子，同时做着二房东、批发禽鸟，日子过得不错。

他的家乡在北川曲山镇。地震当日，70多岁的老父亲上山播种玉米，地在一刹那裂开，当家人找到地里的时候，地已合拢，只有粪桶和粪勺还静静地摆在那儿。父亲遇难，和回乡后耳闻目睹的惨状，让这个38岁的汉子在几个月里眼泪未干过。他突然意识到，一家人在一起，是多么奢侈但又多么易得的幸福。他把即将上高中的儿子转回绵阳的学校，自己也准备在家乡发展。

谈及往事，姨父已经很平静。除5月底乡里要求全都撤离那段时间，李老汉都一直呆在漩坪乡清洁村。他离不开这个家。地震期间，他的家成了灾民必经之地，很多人在这里歇息。最多的时候，有二三十人在家里留宿。每天，老汉都满山搜寻救援部队空投的大米和食物，为歇脚的人提供热腾腾的饭菜。李旺兵说，姨父至少煮过600斤大米。可以想象，满怀恐惧、疲惫不堪的人在茫茫大山中看到那一点灯光，嗅到那一缕饭香的时候，心里盈满怎样的希望和力量。

老汉做着这一切的时候，儿媳马本芳在漩坪做着同样的事。家里没有粮食，她把自己和丈夫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给从茂县逃生出来的人穿。生命的接力，在大山之间无言地完成。

从禹里经漩坪往擂鼓的山路上，有不少李老汉这样的留守老人。记者一行徒步穿越这条生命线的时候，遇到几位从擂鼓回来的老人，他们日常生活所需，或者从治城，或者从擂鼓购买。即使擂禹路修通后，因为车费不菲，不少人也宁愿多花些时间走路往返。有时候，他们需要花上一天的时间走一个来回。

年轻人们都出去打工去了，房屋大批重建，为他们提供了很多机会。老人们，依然守在家里。

这些散落在北川最初的生命线上的家，是他们不灭的希望。

《家人》编辑部向“天堂作文”主人公捐款

汶川大地震周年之际，《家人》编辑部向什邡灾区的廖继均一家捐赠了11500元。

廖继均是去年曾经感动无数人的“天堂作文”――《我的父亲》的主人公。文章的作者、13岁的廖雨梦在地震中遇难。她在作文里写道：“我常常认为这些都是做父母的应该做的，长大后，才明白，他们想用自己所有的爱去呵护自己的子女，让他们幸福、快乐。自己不高兴时，做父母的要比我们还伤心；我们自己开心时，做父母的要比我们还开心百倍、千倍。”(本刊2008年9期、10期曾作报道)

女儿去世后，廖继均想要完成女儿的愿望：盖房子。为此，他不顾自己因患小儿麻痹残疾的腿四处打工。2009年4月，用政府发放的补助和打工所挣的钱，廖继均盖起了四问新房，外观按照雨梦曾经描述的那样：有两根大柱子，房顶上有象征和平的白鸽。但要完全建好住进去，夫妻俩的钱不够了。得知这个消息，一直关注廖家的《家人》编辑部决定筹措款项。帮助他们圆梦。

走在回家的路上作文篇8

10点左右，我们来到了将军山景区。班主任一声“解散”，同学们便按事先约定，分成五六个小组，自由活动。

我和陶建宇，周天昊，张哲，叶尔文一起走。在玩了一些“小儿科”的项目后，我们的目光停留在在一条由许多巨石垒成的“小路”上。大家都是男生，准确的说都是身强体壮的男生，为显摆身体的壮实，便开始了爬山攀岩。

攀到一半，碰见了一群人正往下“走”，说上面啥都没有。我们便折了回来。四处逛了逛，觉得没什么好玩的，刚好碰到了另外两个女生；她们说想爬山，于是又和他们一起登上山路。

我们爬上了一个小平台。上面有个小亭子。稍事休息，我们决定沿一条没有被完全开发的小道前行。

小道很曲折。周围全都是深绿的植被。高高低低，枝叶全都伸到了小道上。小道的路面若隐若现，如草蛇灰线，很是神秘。

起先，大家有说有笑。因为路很平坦，是人都会走。张哲和叶尔文还装神弄鬼，有时还恶作剧，突然尖叫：“啊！救命啊！”可渐渐地，大家都认真起来了。因为路越来越陡，越来越难走。稍稍不注意，就会滑跤或被树枝刮破手脚。

小路时高时低，时坦时陡，不知通向何方。渐渐的，我们感到有些迷茫，不知是不是越走越深了。周围静悄悄的，偶尔才能听到几声虫鸣，还有就是我们脚下枯叶发出的沙沙声。突然，只听罗欣雨一声惨叫。我回头看去，只见她跌坐在一块地上。好在并没有摔伤，更庆幸的是作为女生，她也没哭；但确实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渐渐的，光线越来越幽暗。我们好像已经走到了山的最深处。不过最让我担心的不是山路陡峭，而是草木茂密，万一碰到蛇、蜈蚣、蜘蛛之类的不速之客，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对付。一阵风刮过，微微出汗的身子不禁打了一个寒战。伴随着沙沙的树叶声，我的眼前浮现出了一幕幕惊悚电影中场景。

艰难地行进了一段时间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张哲和叶尔文要走左边的路，而周天昊和陶建宇则执意要走右边。他们的目光都落在了我的身上。我思考了一下，觉得左边的路可能越走越深，而右边的路偏向来的地方，应该可以出去。经过了一段紧张的争论，大家一起选择走右边。

渐渐的，渐渐的，路平坦了起来，光线也有些亮了。再往前猫着腰走了一段路（枝叶实在太密），渐渐地听到了人声。我们加快了脚步，甚至小跑起来。光线越来越亮，人声越来越响。啊，我们看到了出口！冲了出去后，叶尔文竟然大喊起来：“我们还活着！我们还活着！”犹如经历了一场原子弹爆炸，绝处逢生，兴奋难抑。

而我，却有一丝隐隐的失落，似乎感觉这一切结束的太突然。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那个谜一般的岔路口。我想，如果我们选择那条左边的路会是怎样？是越陷越深呢，还是会豁然开朗呢？或许，我永远不会知道那另一条路是什么样的。就好象人生：路虽然很长，但关键处只有几步。这关键处的选择，或许永远不会有第二次……

【评析】本文的亮点在记游悟理。秋游爬山，开头是跟风随大流，上山和折回都是盲目的；走小路起初恶作剧，寻刺激；面对路陡林茂，开始迷茫和惊悚，于是有岔路口的慎重选择。经过慎重分析判断，做出正确决断，终于走出困境，“绝处逢生”，由此引出人生关键处选择重要性的感悟，既贴切而又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