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1 23:11:19
一、关于效率和体制
在进一步分析有争议的问题之前，我认为应该先明确一下不存在争议的问题，以免再在大家相一致的地方做“无用功”。首先，在我们现行体制下存在大量无效率现象，经济增长和供给扩大因之受到“抑制”，这是没有争议的。在逻辑上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也不存在争议，即：若假定总需求也就是名义国民收入是事先给定的（后面将讨论此假定），那么在所考察的经济时期内经济效率低下或进一步下降，没能生产出与名义收入或给定的总需求相符的产品，自然形成短缺或加剧短缺。其次，关于短缺问题最终应归因于经济体制，特别是基本经济体制，我认为在参加有关讨论的几位同志中，也不存在争议。在如何解释体制结构与短缺的关系上，虽有差别，但多数人都力图从一定的变量关系（无论是总需求还是总供给）入手，将各方面的制度规定，体现在各种变量关系的生成和决定当中，而不是直接从基本制度“跳到”短缺或通货膨胀。②
二、关于“总供给给定”假定与“经济潜在总供给”概念－－体制改革与提高效率
胡文批评短缺的需求决定论，首先批评的是“总供给给定”这一假定。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说明这个假定意味着什么。1．短缺的需求决定论并不依赖于“总供给给定”假定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我们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①（以下简称《大纲》）中，首先，指出了总供给本身也是一个变量，无论是“潜在总供给”还是“实际总供给”都是可变的；其次，特别强调了“潜在总供给”是依一定体制下效率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从经验事实上看，在整个公有制经济的历史上，总供给水平是不断变化的，效率水平也是有所变化的，但短缺的趋势？quot；过热“的趋势却是经常存在的，甚至已被人称为这种经济的一种”常态“。正是基于这种事实，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无论总供给水平多高（任何一种”总供给给定“）、增长率多高（我们的增长率不可谓不高），也无论效率水平发生怎样的变化，总需求总会以更快的速度扩大，从而形成短缺或通货膨胀。因此必须从需求决定方面去寻找短缺的原因，而不是相反。既然短缺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定体制下发生的总需求的膨胀，而与总供给水平高低没有本质联系，因此，为了理论分析上的方便，我们就可以先将总供给的变动问题抽象掉（或者，象我们在《大纲》中所作的那样，先将潜在总供给变动问题，包括效率变动问题加以说明，然后抽象掉），以便集中分析总需求的决定和形成问题。于是，在这样的理论方法背景下，我们采用？quot；给定潜在总供给”这样的假定。可见，并不象胡文所说那样，短缺的需求决定论只是由于采取了“总供给给定”这样的假定才推证出来的；而是为了更清晰地说明需求决定论，才引入了这一假定。放弃或放松这一假定，只是使问题分析起来复杂一些，却并不影响结论的成立。而事实上，当我们说明了短缺形成的基本原因之后，我们也放松了这一假定。比如，我们在《大纲》中阐述“过度增长不能消除短缺”和“过度增长加剧短缺”两个观点时，就指出了无论实际总供给提高得多快，总需求仍会膨胀得更快；本来是为了缓解短缺而扩大生产，结果却使短缺更加严重。1988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1％，而通货膨胀率高达18.5％，创80年代纪录，在一定程度上便可说明这一问题。总之，短缺的需求决定论本质上并不依赖于“总供给给定”这一假定，而是依赖于对一定体制条件下总需求形成以及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关系的分析。为了抽象分析而作一些简化假定，理论工作者都清楚，这是必须的。2．“总供给给定”的“制度涵义”严格地说，我们在《大纲》中一直是假定“潜在总供给给？quot；；同时，我们还区分了”经济潜在总供给“和”技术潜在总供给“，当我们说”潜在总供给给定“时，指的就是”经济潜在总供给“。因此，我们的假定严格地应表述为：”假定经济潜在总供给为一定“。所谓”技术潜在总供给“，我们指的是，当一个经济能够按照客观规律，充分有效率②地利用现有的一切资源，包括劳动、资本、现存技术和创新能力，所能生产出的最大量的产出。但问题在于，由于体制的约束，会产生各种效率损失，迄今任何一个经济都不可能达到”充分地有效率“（只不过有的体制下效率水平高一些，有的体制下低一些），一个经济所能实现的潜在总供给，总是低于”技术潜在总供给“。我们就把这种受体制局限而实际所能达到的潜在总供给，称为”经济潜在总供给“。它所概括的正是胡文力图说明的体制与效率、效率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经济潜在总供给“这一概念所特别强调的一层意思就是：一定的经济体制，只能（充其量）达到一定的效率水平，否则就无所谓”受体制局限“（用胡文的话说是”体制的抑制效应“），无所谓”一定体制下的效率损失“了。而这就意味着：不改变体制，就不可能再提高效率；或者说，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来提高效率。通过技术提高或技术改造所提高的是技术效率，而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才能提高经济效率。胡文的基本主张，是希望通过改变体制、提高效率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但是，《大纲》全书所要论证的问题，不是如何改革体制的问题，而是在给定的体制条件下，实证性地研究这一体制下必然会发生什么；而只要给定了体制条件，效率水平原则上就是给定了的，或者，更严格地说，效率提高的极限就是给定的。”效率“以及潜在总供给，是”真实变量“，而不象”名义国民收入“或”总需求“等等，属于体系中的”名义变量“；而”真实变量“的特征就在于，不动”真格的“，不在资源、技术、体制上有点真的变化，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变化，特别是”效率改进的极限“不会发生变化。胡文也把效率低下归结为体制，比如一定的”分配规则“导致劳动者努力程度低、出现”在职闲暇“等等①，而他所提出的提高效率的措施，都是改革体制，但一论及改革体制，就变换了论题－－我们到底是在讨论一定体制下短缺的形成问题，还是要讨论不同体制下的总供求关系的差异问题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问题？总之，”经济潜在总供给给定“这一假定，本质上根源于”经济体制给定“，这不是我们任意作出的假定，而是服从于实证性地研究一定经济体制下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特别是”短缺“现象）这一目的的。我们在提出论题之前，总要明确我们要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就经验基础而言，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经济体系总是一方面面对既定的资源存量和技术条件，另一方面面对给定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等），从而在理论上总能定义出一个在这一时期内、这一特定自然、技术、体制、文化条件下的”潜在总供给“和相应的效率水平。因此，”经济潜在总供给给定“这一假定，在《大纲》的研究范围内，在对一定体制下短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的理论中，是一个合理的假定。不仅我们，迄今见到的凡进行理论实证分析的宏观经济理论，也都无例外地采用了”潜在总供给为一定“的假定，就其论题而论，也是合理的假定（后面还会论及这种假定的合理性问题）。
三、”总需求为一定“假定及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胡文批评了”总供给为一定“的假定，采用了”总需求为一定“的假定；并在此假定下论证短缺的供给决定论。该文虽承认”供给决定论“的模型中实际上也会有一个”国民收入货币增广“或”超分配“模型，但解释有所不同，其解释逻辑是名义货币收入是给定的，但过度需求是由效率低下从而供给不足造成的。这使我们非得回到关于收入和需求形成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来，再来仔细看看：（1）对短缺问题究竟应遣责”没生产出东西却发钱“，还是应遣责”发了钱怎么没生产出东西“；（2）宏观经济学能否采用”总需求为一定“假定；以及（3）在解释”短缺“的问题上能否采用总需求为一定假定。1．”为什么没生产出东西却发钱“还是”为什么发了钱却没生产出东西“？
今年夏天毕业后，我拿着为之奋斗数年的“红本本”去人才市场谋职，没想到我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专科生却四处碰壁。每当面试主管人员听说我是大专学历时，便无奈地摇头。按理说我在学校也算是个高材生，寒窗苦读数载，到头来还是不顶一纸本科文凭管用。腰包里的“银子”越来越少，吃饭坐车也要精打细算，这样坐吃山空实在挺不了几日。还好，最近有一家企业打电话让我携带各种证件去复试。为了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吃尽了学历之苦的我不得不把心一横，办了一张假本科文凭。
那天上午，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走进了面试地点。递过材料的一刹那，我的心顿如浮云般虚幻起来。但我还是强忍着不安，面不改色地完成了面试，并且我感觉到主考官似乎对我也很满意。经过这段时间的奔波，我深深感到现实是残酷的，竞争是激烈的，特别是想起前几次求职中因为自己的“迂腐”而屡屡受挫的尴尬和辛酸，我终于坚定起来。应聘者中流行这么一句话：“适者生存，假胜真汰”，求职中不知有多少弄假者，凭什么失败的总是我？我要在不公平的竞争中“公平”地胜出。
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在这漫长的等待中，那张假学历总是如幽灵般在脑海中晃动，弄得我茶饭不思，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好几次梦见自己的丑陋行径被人识破并公布于大庭广众之下，周围的人都向我投来鄙夷和奚落的目光……
经过反复思量，我决定在招聘结果出来之前主动向企业承认自己的过错，退出这次竞争。因为我已深深感到：就算侥幸被录取了，我的心也不会得到安宁。只为了眼前利益而放弃了做人的原则，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与其永远背上这沉重的思想包袱，饱受良心的谴责，不如给自己一个改过的机会。
拿起电话，犹豫再三。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一旦揭发自己，我将和这家企业永远地失之交臂。但我终于鼓起勇气，拔通了企业办公室的电话。连一句客套的问候也没来得及说，我一口气向总经理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告诉他因为我的虚伪和自私，我欺骗了企业，我没有资格参加应聘，我主动退出这次竞争，并对给他们工作上带来的不便表示诚恳的歉意。
电话那边一阵沉默。良久，总经理才柔声问道：“你叫什么名字？编号是多少？”他这一问我才反应过来，因为唐突，我连自己的姓名都忘说了。报上姓名和编号后，话筒里传来了亲切而和蔼的声音：“小伙子，其实我们已经通过各种途径查出了应聘者中有部分人的学历是假的。现在你总算没有令我们失望，坦白了自己，加上你在学校时的优异表现和其他方面的才华，你应该是很有潜质的可造之材……”稍停片刻后，总经理提高嗓门有些激动地说，“可是你一定要记住，一个丢掉了诚实的人，再有才华都等于零！”
放下电话，沉浸在总经理的赞赏和教诲中，我长舒了一口气，心情轻松多了。虽然我已经失去了那份工作。
但是，三天后，我意外地收到了一份特快专递。里面夹着那家公司的聘用通知，还有那张假学历证书！
关键词：假日经济；商机；经济分析；透视
一、我国假日经济的发展状况
根据2008 年最新的《国家法定节假日调整方案》，我国在“国庆和春节”七个假期实行了“黄金周”制度，即：将每个假期的休息时间由以前的三天经调休后调整为七天。在“元旦、清明、端午、五一、中秋”这五个假期实行了“小黄金周”制度，调休后调整为三天。这样一来，有更多的老百姓有相对更加集中的时间出行旅游、购物、消费、休闲娱乐。商务部新闻办公室2010年的《“十一”黄金周消费品市场总体情况及特点分析》也充分显示了假日经济对经济的拉动作用：2010年十一期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9%左右，客流量比平日增加2.45 倍，家电、汽车、建材等商品成为节日期间的消费热点；各地餐饮企业特别是大饭店、餐饮名店经营火爆，销售普遍增长；客流相对集中，大型商场和超市成为销售“主渠道”。我国消费市场在假日期间出现火爆现象，商品销售总额激增，一些行业如旅游业、饭店业、电影业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
二、我国假日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在“假日经济”带来的假日消费中，旅游业是整个假日消费的中坚力量，它主要包括旅游景点、交通运输业、宾馆酒店等与旅游行业相关的设施和服务部门。但是，假日旅游的产业化水平较低，有限的资源没有进行合理安排和利用，仍以观光为主，旅游产品消费结构有待改善，各地旅游企业和部门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还亟待提高，旅游企业“低、小、散、弱”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消费者消费的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消费意识不成熟，存在盲从心理。二是消费者对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缺乏正确的认识，权益保护意识还不成熟。许多时候，在假日出游期间消费者因为旅行社的原因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旅游服务，或者商家利用节假日进行促销、让利时发生了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
其次政府部门对“假日经济”的宏观调控和积极引导的不到位。例如公共交通等与大家息息相关的公共设施和部门没有因为商家营业时间的延长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长假期突出暴露了供需双方信息不畅的问题，旅游者需要的旅游路线、景区接待、订票订房等，都欠缺准确、及时、实用的信息渠道。
最后，农村消费额仅占全国总消费额的40%左右。假日消费，特别是旅游，主要针对的是工薪阶层，以高中档收入的家庭为主。对于潜在的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假期对之作用却很小。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月度报告》2010年1 月的报告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在实行长假之后，农村居民的出游率基本上没有超过50%，和城镇居民的出游率相比，仅为城镇出游率的一半。在这样相对较低的出游率下，长假对农村居民的影响相对于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来说就非常之低。
三、“假日经济”的发展途径
1、整合资源，充分发挥假日旅游的“龙头作用”
一是要加强旅游业的一体化发展，这需要旅游景点、宾馆、酒店、交通等行业相关部门，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注重互利合作，满足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各方面的需要。二是旅游城市要在提高自身承载力上下功夫。应该开展坚持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改变旅游管理体系中条块分割、职能弱化等弊端，使旅游管理由单一变为综合，由部分转向全局。三是要提高服务质量。各地旅游企业和部门应当努力在企业管理、人员素质上下功夫，从而提高游客的旅游满意度。同时，针对消费者在假日期间的旅游、购物等消费行为存在盲目性和从众性，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对假日休闲的指导力度。对于消费者，媒体应当进行广泛的宣传，倡导健康的消费理念，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丰富而详实的消费指导。而对于商家，应该提供多层次的服务。再者，政府相关部门在帮助消费者维权方面应大力宣传《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告诉消费者如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避免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等。
（二）发展和改善假日经济的软硬件环境
“假日经济”不尽如人意的硬件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消费者的热情。在交通运输方面，应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挖掘现有运输潜力，合理安排运力，增加临时应急措施，让人们“出的去、回的来”，达到假日休闲的目的。在软环境方面，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该加强营业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增强他们的假日服务意识和其服务知识与技能，使“消费者至上”的经营理念深入到每个员工心中，同时，建立健全服务管理制度，优化服务管理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质量。此外，要建立全国旅游城市及景点的信息网络，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该网络系统的涵盖内容，向假日市场其他消费领域扩展，为消费者提供准确、及时、全面的假日休闲信息服务。
3、将假日消费推广到农村，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假日经济”这条巨龙更应“舞”到农村这片广阔天地中去。企业应调查分析农村市场的需求特点、收入水平、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并据此组织货源，拉动农村这个广大的消费市场。随着假日经济渗透到农村，还会随之引入许多新的观念和思想，为扩大农村市场奠定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尤其是党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的深入解决，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将有所增加，配合消费理念上的变革，农民群体有望会成为假日经济的新生力量，进而为假日经济的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群众基础。做好农民增收和以人为本的大文章，提升广大农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热情，也是“黄金周”所要面临的课题。
纵观我国假日经济自身的发展状况和特点，我们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假日经济”将会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成为市场繁荣的持久动力，推动我国的经济结构，特别是消费结构的日趋合理，从而真正成为大家的经济，最终实现假日经济”的全面升级！
参考文献：
1、厉以宁.西方经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468- 480.
2、王旭.节日消费与商机[J].商业研究，2003，（9）.102- 108.
3、步迎德.给假日经济支点招[J].特区展望，2002，（7）007- 011.
4、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黄金周”期间国内旅游调查情况汇总[R].调研参考，2005,(10):76.
5、天津市商业委员会，天津市旅游局. 关于加强商旅结合发展假日经济的专题研究[R].2004，6.
一、关于效率和体制
在进一步分析有争议的问题之前，我认为应该先明确一下不存在争议的问题，以免再在大家相一致的地方做“无用功”。首先，在我们现行体制下存在大量无效率现象，经济增长和供给扩大因之受到“抑制”，这是没有争议的。在逻辑上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我认为也不存在争议，即：若假定总需求也就是名义国民收入是事先给定的（后面将讨论此假定），那么在所考察的经济时期内经济效率低下或进一步下降，没能生产出与名义收入或给定的总需求相符的产品，自然形成短缺或加剧短缺。其次，关于短缺问题最终应归因于经济体制，特别是基本经济体制，我认为在参加有关讨论的几位同志中，也不存在争议。在如何解释体制结构与短缺的关系上，虽有差别，但多数人都力图从一定的变量关系（无论是总需求还是总供给）入手，将各方面的制度规定，体现在各种变量关系的生成和决定当中，而不是直接从基本制度“跳到”短缺或通货膨胀。②
二、关于“总供给给定”假定与“经济潜在总供给”概念－－体制改革与提高效率
胡文批评短缺的需求决定论，首先批评的是“总供给给定”这一假定。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说明这个假定意味着什么。1．短缺的需求决定论并不依赖于“总供给给定”假定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我们在《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①（以下简称《大纲》）中，首先，指出了总供给本身也是一个变量，无论是“潜在总供给”还是“实际总供给”都是可变的；其次，特别强调了“潜在总供给”是依一定体制下效率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从经验事实上看，在整个公有制经济的历史上，总供给水平是不断变化的，效率水平也是有所变化的，但短缺的趋势？quot；过热“的趋势却是经常存在的，甚至已被人称为这种经济的一种”常态“。正是基于这种事实，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无论总供给水平多高（任何一种”总供给给定“）、增长率多高（我们的增长率不可谓不高），也无论效率水平发生怎样的变化，总需求总会以更快的速度扩大，从而形成短缺或通货膨胀。因此必须从需求决定方面去寻找短缺的原因，而不是相反。既然短缺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定体制下发生的总需求的膨胀，而与总供给水平高低没有本质联系，因此，为了理论分析上的方便，我们就可以先将总供给的变动问题抽象掉（或者，象我们在《大纲》中所作的那样，先将潜在总供给变动问题，包括效率变动问题加以说明，然后抽象掉），以便集中分析总需求的决定和形成问题。于是，在这样的理论方法背景下，我们采用？quot；给定潜在总供给”这样的假定。可见，并不象胡文所说那样，短缺的需求决定论只是由于采取了“总供给给定”这样的假定才推证出来的；而是为了更清晰地说明需求决定论，才引入了这一假定。放弃或放松这一假定，只是使问题分析起来复杂一些，却并不影响结论的成立。而事实上，当我们说明了短缺形成的基本原因之后，我们也放松了这一假定。比如，我们在《大纲》中阐述“过度增长不能消除短缺”和“过度增长加剧短缺”两个观点时，就指出了无论实际总供给提高得多快，总需求仍会膨胀得更快；本来是为了缓解短缺而扩大生产，结果却使短缺更加严重。1988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高达11％，而通货膨胀率高达18.5％，创80年代纪录，在一定程度上便可说明这一问题。总之，短缺的需求决定论本质上并不依赖于“总供给给定”这一假定，而是依赖于对一定体制条件下总需求形成以及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关系的分析。为了抽象分析而作一些简化假定，理论工作者都清楚，这是必须的。2．“总供给给定”的“制度涵义”严格地说，我们在《大纲》中一直是假定“潜在总供给给？quot；；同时，我们还区分了”经济潜在总供给“和”技术潜在总供给“，当我们说”潜在总供给给定“时，指的就是”经济潜在总供给“。因此，我们的假定严格地应表述为：”假定经济潜在总供给为一定“。所谓”技术潜在总供给“，我们指的是，当一个经济能够按照客观规律，充分有效率②地利用现有的一切资源，包括劳动、资本、现存技术和创新能力，所能生产出的最大量的产出。但问题在于，由于体制的约束，会产生各种效率损失，迄今任何一个经济都不可能达到”充分地有效率“（只不过有的体制下效率水平高一些，有的体制下低一些），一个经济所能实现的潜在总供给，总是低于”技术潜在总供给“。我们就把这种受体制局限而实际所能达到的潜在总供给，称为”经济潜在总供给“。它所概括的正是胡文力图说明的体制与效率、效率与产出之间的关系。”经济潜在总供给“这一概念所特别强调的一层意思就是：一定的经济体制，只能（充其量）达到一定的效率水平，否则就无所谓”受体制局限“（用胡文的话说是”体制的抑制效应“），无所谓”一定体制下的效率损失“了。而这就意味着：不改变体制，就不可能再提高效率；或者说，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来提高效率。通过技术提高或技术改造所提高的是技术效率，而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才能提高经济效率。胡文的基本主张，是希望通过改变体制、提高效率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但是，《大纲》全书所要论证的问题，不是如何改革体制的问题，而是在给定的体制条件下，实证性地研究这一体制下必然会发生什么；而只要给定了体制条件，效率水平原则上就是给定了的，或者，更严格地说，效率提高的极限就是给定的。”效率“以及潜在总供给，是”真实变量“，而不象”名义国民收入“或”总需求“等等，属于体系中的”名义变量“；而”真实变量“的特征就在于，不动”真格的“，不在资源、技术、体制上有点真的变化，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变化，特别是”效率改进的极限“不会发生变化。胡文也把效率低下归结为体制，比如一定的”分配规则“导致劳动者努力程度低、出现”在职闲暇“等等①，而他所提出的提高效率的措施，都是改革体制，但一论及改革体制，就变换了论题－－我们到底是在讨论一定体制下短缺的形成问题，还是要讨论不同体制下的总供求关系的差异问题或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问题？总之，”经济潜在总供给给定“这一假定，本质上根源于”经济体制给定“，这不是我们任意作出的假定，而是服从于实证性地研究一定经济体制下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特别是”短缺“现象）这一目的的。我们在提出论题之前，总要明确我们要说明的是什么问题。就经验基础而言，在一定的时期内，一个经济体系总是一方面面对既定的资源存量和技术条件，另一方面面对给定的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等），从而在理论上总能定义出一个在这一时期内、这一特定自然、技术、体制、文化条件下的”潜在总供给“和相应的效率水平。因此，”经济潜在总供给给定“这一假定，在《大纲》的研究范围内，在对一定体制下短缺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的理论中，是一个合理的假定。不仅我们，迄今见到的凡进行理论实证分析的宏观经济理论，也都无例外地采用了”潜在总供给为一定“的假定，就其论题而论，也是合理的假定（后面还会论及这种假定的合理性问题）。
三、”总需求为一定“假定及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胡文批评了”总供给为一定“的假定，采用了”总需求为一定“的假定；并在此假定下论证短缺的供给决定论。该文虽承认”供给决定论“的模型中实际上也会有一个”国民收入货币增广“或”超分配“模型，但解释有所不同，其解释逻辑是名义货币收入是给定的，但过度需求是由效率低下从而供给不足造成的。这使我们非得回到关于收入和需求形成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来，再来仔细看看：（1）对短缺问题究竟应遣责”没生产出东西却发钱“，还是应遣责”发了钱怎么没生产出东西“；（2）宏观经济学能否采用”总需求为一定“假定；以及（3）在解释”短缺“的问题上能否采用总需求为一定假定。1．”为什么没生产出东西却发钱“还是”为什么发了钱却没生产出东西“？
如果收入与产出价值相等，自然就不会有什么”超额需求“。再进一步，如果只有”生产出的东西“构成人们的”真实收入“，即使在一个货币经济中，只要名义收入与真实收入相等，也就不会有什么”过度需求“。这一基本原理应该先确定下来。现在我们就按胡文的思路，假定存在一个”事先确定名义收入“①的经济。那么如何”事先确定“呢？合理的方式显然就是根据对生产能力、生产规模，包括经济效率等等的”预期“来确定－－既然是”事前“，一定有预期。比如工资收入，不仅我们是事先确定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也实行”工资合同制“，在劳动行为发生之前就确定工资率。如果对劳动效率的预期是正确的，劳动报酬与劳动成果相一致，也就自然会有名义收入与真实收入相等和供求相等。而如果出现了”超分配“和供求不等，显然我们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应该是：怎样事先确定工资率？怎么对劳动产出进行”预期“？如果供求不等是因预期的劳动效率高于实际发生的劳动效率造成的，那么首先要问的问题便是：为什么没有预期到、认识到现实当中存在着”普遍的效率低下“？有人或许要说，在我们的经济中工资根本不是根据对劳动生产率的预期确定的，而是根据其他因素确定的，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体制下工资按这样一种方式确定？一定的分配规则总与一定的效率水平相联系，不管其是高还是低，为什么不能按照那一定的低下的劳动效率水平来发工资？这可以简单地说是”预期错误“的问题，但若在一定体制下人们有规则地不断地犯同样的”预期错误“，便是体制本身的问题。同样，如果是”明知故犯“，即明知道一定分配规则下劳动者总是会追求最大程度的”偷闲“，却不得不还是发那么多的工资，那就更是体制的问题－－是体制决定着”没有生产出东西也要发？quot；，而不是相反：“只有干活才发钱”。如果说“不干活也得发钱”还可算作先定下货币工资，然后由于效率低下没有足量的产出导致“供给不足型短缺”的话，那么，现实中更常见的现象“不干活也得涨工资”就更是属于“收入超分配”了。不发些基本的钱不能“生存”，但为什么还要涨工资、增发奖金，又怎么能够涨工资、加奖金？这显然不能用“无效率”来解释，而只能用国民收入货币增广或“超分配”机制来解释，用名义货币收入与实际真实生产供给的脱离来解释。严格说来，劳动工资这个例子还有点特殊，因为工资的确有一个“下限”－－至少得保证生存。即使我们只发“生存工？quot；，若仍然是”不得解雇“和”干好干坏一个样“，理论上说人们照样还是会追求那个”角上解“，即劳动努力程度为零②，还是会出现”由供给不足“造成的短缺。现在我们来看普遍认为在传统体制下造成需求膨胀的主要原因，即”投资膨胀“。从根本上说，人们只能用生产出来的投资物品进行投资，因此，如果人们的投资支出不超过其”预算约束“，就自然不会造成投资需求过度（”瓦尔拉斯定律“的基本论证方式就是”支出不超出预算约束“）。无论资本的效率如何低，无论人们怎么因为资本效率低而想要有更多的资本，如果投资资金的”盘子“是根据对能生产出多少投资物品的预期制定的③，就不会出现”投资过度需求“。如果说我们在工资的问题上还能问”不得不发了这么多（生存）工资，怎么没生产出与之相符的（生存）物品“，那么在投资需求的问题上，我们却只能问：本来不可能生产出那么多投资物品，为什么要搞那么大的投资计划，投放那么多的投资资金？现在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胡文所引用的卡莱斯基模型。胡文用这一模型来论证短缺的”供给决定论“，颇令人费解。这一模型以及任何一种这类”增长模型“，通常有以下两种”用法“：一是研究增长途径问题，即探讨可以通过提高哪些自变量值，如n（劳动力就业增长率）、m（劳动生产率增长率）、k（投资率）、i（增量资本产出比）和u（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改善系数）等等，使因变量g（增长率）有所提高。第二种用法是用于计划制定问题，即研究在一定客观条件（包括体制条件）下，当n、m、i、k等取值为一定时，计划增长率应订得多高？而无论在哪种用法中，有一条是不变的，那就是：增长率g总是因变量，而其他几项总是自变量（有的则被假定为常量即当作给定的前提，如劳动就业人口增长率）。而胡文的作法恰恰相反，把g设为给定的前提。在具体论证过程中，他给定g，指出资本效率越低，对资本需求量越大。这个逻辑虽然不错，但我们却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明知资本效率低，明知效率低下抑制增长，为什么要订那么高的增长率，从而提出那么高的对投资的需求？效率越高自然可以有较高的增长率，但效率高低受一定的体制制约，体制不变，效率提不高，意味着只能有较低的增长率，在订计划时，就应该订较低的增长率目标，为什么还要订那种不现实的增长目标？由此产生？quot；短缺”，不正是应该归罪于那个“给定的增长率”么？应该注意到的是，在模型中的各个变量中，只有“目标增长率”这一变量是“人为”制定的，而其他都是多少由各种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我们怎么能恰恰把“目标增长率”当作宏观经济问题的给定前提来对待？值得一提的是，卡莱斯基自己实际上也用这一模型来解释“投资膨胀”及短缺现象，而他的结论也恰恰是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政府增长计划订得过高，当经济体系的实际增长结构（即那些“自变量”）不能支持某种高增长计划时，就会发生供给的短缺，而选择合理的、适度的计划增长率，便是他所认为的避免短缺的措施，他的“增长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如何选择“适度增长目标”服务的①。这一点使我对胡文选择此模型来支持自己的供给决定论，特别是支持“总需求为一定”（在这里即“计划增长率一定”）这一假定，更为费解。2．宏观经济分析中能否采用“总需求为一定”假定？
上面的分析已使我们逐步涉及到了总供给（我们这里主要指“潜在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在宏观经济理论中的地位差异问题。二者在与经济体制的关系上具有共同性，即二者的取值都是与一定的经济体制相关联的。经济潜在总供给是由一定体制下所能达到的效率水平决定的，而总需求在许多情况下也是由一定体制下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决定的。但是二者也存在差异：潜在总供给更体现着经济面临的各种客观条件，包括体制条件，因此，它是一个真实变量（本身在计算上也是由实际产出加总构成的）；而总需求，在一个货币经济或信用经济中，则更受“主观性”的影响，它是一个与纸币发行量或信用扩张程度相关联的“名义变量”，并可由“预期”、“计划”等主观因素所决定。因此，在选择理论分析的前提假定时，我们首先要思考选择什么样的变量为不变的假定。是选择“客观变量”即不可由人的主观意志随意改变的客观条件为不变前提，还是选择多少可“人为选取”的变量为前提？显然，我们只能选取客观经济条件作为前提假定。不仅如此，在设定理论前提时，我们还要看看理论任务究竟是什么。宏观经济分析的根本任务有别于微观理论和增长理论，宏观经济理论的根本任务在于说明人们的主观“预期”、“计划”和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如何导致名义变量的总量与结构脱离了各种客观经济条件和生产能力所决定的实际变量，说明经济波动的原因，从而探讨如何避免总供求失衡，实现经济稳定。而这时如果我们将总需求这个名义变量假定为不变或给定，我们就什么也不要做了，宏观经济学也就不成其为宏观经济学了。最重要的一点是，“短缺”或“超额总需求”本身是一个名义变量！无论我们说短缺由需求膨胀引起，还是供给不足引起，短缺或通货膨胀本身无论如何总是总需求这一名义变量大于总供给这一真实变量而形成那一块“虚值”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如果在解释一个派生的名义变量时，我们将另一原生的名义变量假定为一定，我们还能说明什么呢？最后，一个浅显而又实际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经济体制下，生产能力、资源条件、技术条件以及劳动生产率等等往往还是能够在做计划时估计到的，有些效率指标有时事后发现低于估计水平，也差不了太多，每年的生产计划（即总供给）从实物指标来看也大都能够完成（许多年份我们都是超额完成）；而名义国民收入、货币发行量以及总需求，却是经常“失控”、经常突破计划；年年喊压缩总需求却总是压不住，有时变动幅度还大得令人“难以容忍”。在这样一种客观、现实状态下，以“总需求为一定”这样一个假定为前提的宏观经济理论，究竟又有什么现实的意义？究竟是“潜在总供给为一定”这一假定更具有现实基础还是“总需求为一定”这个假定更具有现实基础？究竟哪一个更有利于实证地说明短缺或通货膨胀？3．也谈“政策含义”我们在《大纲》中所提供的理论分析本身，没有“政策含义”，而只有“体改含义”。由于从长期看，计划者或政策决定者总能从“计划失误”中学习，不断调整政策，减小因政策失误造成的短缺或通货膨胀。因此，最后凡是现实中发生的总需求膨胀以及由其引起的短缺或通货膨胀，将主要是由一定体制下的各种利益集团、各种利益目标的相互冲突内在地引起的，并且是政策所未能“医治”掉的。所以，说到底，从长期看，也就是从基本经济关系的角度看，总供求失衡的问题只能通过体制改革才能解决；只有去除引起总需求膨胀的那些特定体制条件，我们才能真正医治短缺。可能有些“需求决定论者”如胡文所批评的那样认为这一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只要控制政府支出、投资计划和货币发行就能医治短缺（如前面提到的卡莱斯基），但《大纲》并不持有这样的观点（我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与科尔奈是一致的）。不过，上述观点并不排斥在短期内，政府可以、也可能通过采取一定的宏观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一些指令性行政手段，减轻总需求膨胀和短缺或通货膨胀的程度；在一定时候，政府还可能通过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政策，实行紧缩与调整，使过热的经？quot；冷却“下来。这就是说，虽然我们将紧缩政策只看成经济过热到一定程度、无法进一步再热下去的时候，政府或中央计划者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手段，调整和紧缩不过是特定经济体制下打断”短缺过热常态“的一种特殊方式和”非常态时期“，但我们也不否认它们能够对压缩总需求、缓解短缺起到一定作用。这一点已被历次紧缩与调整所证实。而胡文指出”供给决定论“的”政策选择“是”提高经济效率“。宏观经济理论中所说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只是指政府对它所能够操纵、能够控制的那？quot；政策变量”或“政策工具”进行调整的方案，用其影响宏观经济运行，其中主要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等，迄今还没有人能够把“经济效率”当作一个“政策变量”。这不是因为别的，而只是因为经济效率是由体制内在规定的，不改变体制就不可能提高效率；对于政府来说，它是一个客观的、外在的条件，是政策制定的前提，而不构成它的一个政策工具。政府可能每天都鞭策，号召人们提高经济效率，但人们未能提高，它也没有办法（想想我们的现实），因此无法将其当作政策手段，而只能求助于其他“工具”。不过这还无关紧要，因为可以注意到胡文所说的提高经济效率的各种措施，实际都是体制改革措施，因而可以视？quot；定义“上的一种差别：我们不妨就将体制改革也定义为一种”长期政策“，毕竟体制本身在长期内也是可以改变的。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一些更基本的问题：第一，从短期看，当短缺严重，或通货膨胀加剧，经济发生过热，需要采取应急措施加以对付时，能否指望依靠”提高效率“来缓解短缺？体改是件长期的艰巨的事业，一时难以奏效，效率提高不上去怎么办？我们这些年有时短缺或通货膨胀能得到一定的控制和缓解，但无论哪一次都不是依靠”提高效率“，相反，在改变总供求失衡状况的过程中，经济效率还在继续下降！（比如1989年以来的治理整顿就无论如何不是靠提高效率实现对通货膨胀的控制的）。这首先令人怀疑实际经济工作者怎么能在面对短缺和通货膨胀时去”选择“提高效率作为”政策措施“。第二，从长期看，假定体制改革能够进行，如果仅进行那些着眼于提高效率的体制改革，而不进行那些有利于抑制需求的改革，还是不能解决总量失衡的问题。事实是，80年代在实行放权让利、承包制以及逐步放开价格等项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之后，我国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整个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应该说有所提高，但是，正因为没有触及那些决定需求膨胀的更基本的体制因素，包？quot；预算软约束”和企业内部缺乏对收入分配和“公款消费”的内部制约机制等等，所以在80年代中的同一时期，总需求膨胀问题的严重性有增无减。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究竟应该以怎样的理论来加以概括，又究竟应该提供怎样的“政策选择”？
四、小结：正确区分不同的理论问题
【关键词】假设检验；统计推断；经济模型
0 前言
在经济生活中，由于某些原因，我们并不一定要知道或者能够知道总体的参数值是多少，只想知道参数是否超过或者不超过某个值就可以了，例如企业的促销是否带来了显著的效果？企业生产的产品的成分是否达到了规定的比例等等[2].因此，就需要使用假设检验，通过对样本数据的分析，做出假设，然后根据一定的检验方法和概率原则对假设做出判断，从而得出总体的情况.
1 假设检验概念的引入
1.1 问题提出
现实生活中，人们常要对某个“假设”做出判断，确定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在研究领域，研究者在检验一种新的理论时，首先要提出一种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即假设.用统计的语言来说，就是对总体参数的具体数值所作的陈述[1].
在经济分析中，我们常常通过从现实中所观察到的数据，来判断所需要的可检验假说是否成立，从而做出最大效益的决策.
1.2 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
统计推断是由样本的信息来推测母体性能的一种方法，它又可以分为两类问题，即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2].实际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大量的问题是在获得一批数据后，要对母体的某一参数进行估计和检验.
表1 牙膏销售量与销售价格、广告费用等数据
所谓参数估计，就是用样本统计量来估计总体的参数，比如用样本均值x估计总体均值μ，用方差s2估计总体方差σ2，用样本比率P估计总体比率π，等等.
2 假设检验的实例应用
某大型牙膏制造企业为了更好的拓展产品市场，有效的管理库存，公司董事会要求销售部根据市场调查，找出公司生产的牙膏销量与销售价格、广告投入等之间的关系，从而预测出不同的价格和广告费用下的销售量.为此，销售部的研究人员收集了过去20个销售周期（每个销售周期为4周）公司生产的牙膏销售量、销售价格、投入的广告费用以及同期其他厂家生产的同类牙膏的市场平均价格，见表1.是根据这些数据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分析牙膏销售量与其它因素的关系，为制定价格策略和广告投入策略提供数量依据.
解：（1）分析与假设.由于牙膏是生活必需品，对大多数顾客来说，在购买同类产品的牙膏时更多的会在意不同品牌之间的价格差异，而不是它们的价格本身，因此，在研究各个因素对销售量的影响时，用价格差代替公司销售价格和其他厂家平均价格更为合适.
记牙膏销售量为y，其他厂家平均价格与公司销售价格之差（价格差）为x1，公司投入的广告费用为x2，其他厂家平均价格和公司销售价格分别为x3和x4，x1=x3-x4，基于上面的分析，我们仅利用x1和x2来建立y的预测模型.
从打假很自然就谈到造假，对此人们从来都不缺少话题。从假烟、假酒、假种子、假化肥，到假发票、假证件、假车票、假车牌，再到假唱、假球、“假老虎”、假神医、假古董。假新闻、假广告……林林总总，真可谓无行不造假，无时不遇假。而且随着造假者“智力水平”的不断提高，造假行为已经由以次充好的初级阶段，上升到能够充分“转化”先进科技成果的高级阶段。难怪有人不无调侃地说：“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更令人担忧的是，假货不光在国内大行其道，有的还堂而皇之地流到国外市场，严重损害国家形象。
假货何以屡禁不绝?我以为，从深层次来说，是一个责任缺失的问题。
有人讲，当前最稀缺的资源是人才、非也，当前最稀缺的资源是责任，如果一个政府不负责任，就会民意；一个人不讲责任，便会为所欲为。也有人讲，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责任缺失都是市场经济惹的祸。非也，我以为市场经济应有一套约束各方行为的游戏规则。企业讲效益，个人讲发财，这话说起来没有错。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为了追逐效益和财富而不讲规则，不择手段，那这样的罪过不应记在市场经济名下。还有人讲，责任缺失源于我们对制假售假在立法、司法、执法上的缺陷。我以为，这样的判断仍不失偏颇。众所周知，各级政府开展的打假行动从未停顿过，但假货依然能够大行其道，甚至在有些方面，还有愈演愈烈之势。因此说，营造良好的责任环境，既要靠法治，更需要道德。道德根植于信仰，信仰迷失，道德难免沦丧。
诚然，我们离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尚有一段路程，但在一个充满诱惑和纷纭变幻的世界，如何重树人们高尚的道德和信仰，显然更为迫切。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信仰GDP，不能信仰金钱，不能信仰功利；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放弃良知，不能放弃责任，不能放弃爱!
责任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人的“软实力”，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倡导“责任立国”、“诚信树人”。我们与其评选“财富500强”，不如评选“责任500强”；我们与其热捧“富豪榜”，不如热捧“好人榜”；我们与其宣扬“首富们”，不如宣扬“方舟子们”。我以为，一个社会什么时候不再把钱财作为一种信仰，不再把公正作为一种奢望，不再把攫取作为一种荣誉，不再把竞争作为一种理由，不再把责任作为一种羁绊，不再把“方舟子们”作为大战风车的游侠骑士……这个社会的“假祸”就有了根绝的希望。
关键词：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经济增长
作者简介：皮建才(1977―)，男，山东临沂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主要从事企业理论、增长理论和转型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6―0015―03 收稿日期：2006-09-05
一、引言
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三个阶段。在这个演进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所起的重要作用，技术变量也由模型中的外生变量演变为内生变量。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制度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逐渐为人们所发现并重视，诺斯就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由于认识层面上的原因，国内外很少有学者把制度写进经济增长模型。实际上，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所以很有必要对它们在模型中进行整合。
笔者查阅了近期的国外经济学文献，没有发现把制度囊括在内的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虽然有分析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比如，AcemoSlu and Johnson and Robinson，2004；Huang and Xu，1999)。国内已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刘红和唐元虎建立了一个制度名义上内生化的经济增长模型；董静则从经济增长理论的角度对激励进行了分析，实质上是对制度进行了分析。本文试图发展由刘红和唐元虎提出的模型，把由制度作为内生变量的增长模型拓展为基于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实际上，通过适当的改变假设条件，本文的模型可以把董静的分析包括在内。
根据有关的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和有关的新制度经济学文献，笔者作了以下概括总结：
总结1：不考虑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长期经济增长依赖于人口增长。
总结2：在人口增长不变的条件下，不考虑制度创新，技术进步对长期经济增长起很重要的作用。
总结3：在人口增长不变的条件下，不考虑技术进步，制度变迁对长期经济增长起很重要的作用。
笔者之所以作这些总结，是因为可以运用这些总结来验证我们的模型，这将在后面的讨论中进行。
二、模型
本文的模型作了以下假设，实际上假设1-5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基本假设，而假设6～7才是本文所特有的假设。
假设1：单一产品。
假设2：外生储蓄率。
假设3：固定资本折旧率。
假设4：固定劳动增长率。
假设5：新古典生产函数。一般来说，资本用K表示，劳动用L表示，生产函数用Y＝F(K，L)表示。它具有以下性质：
(1)F(K，L)有连续的一阶和二阶导数。
(2)各要素的边际产出大于0且递减。
(3)规模报酬不变。
(4)满足Inada条件。
假设6：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相互作用，它们都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具体地说就是，制度变迁变量和技术进步变量的边际产量大于0且递减。
假设7：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劳动来表现，即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表现为哈罗德中性。制度和技术变量同劳动变量有效结合在一起时的劳动，称为有效劳动。
根据假设5，生产函数可以表示为
Y(t)＝F[K(t)，N(t)] (1)
其中t为时间，Y(t)为总产出，K(t)为资本存量，N(t)为有效劳动。
根据假设7，有效劳动可以表示为
N(t)=I(t)×T(t)×L(t) (2)其中I(t)为制度变迁变量，T(t)为技术进步变量，L(t)为劳动。
根据假设2和假设3，如果总资本为K，折旧率为6，储蓄
由上图可以看出，随着制度因子α的增加，长期经济增长率将得到提高。换句话说，在技术不变时，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会导致制度因子的增加，从而促使经济增长。这与总结3是相符的。
三、结语
我们的模型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有着很好的解释力，下面我们将以不同的对象为例进行分析。在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伴随着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中国的人口基本上呈波浪式的增长。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制度变迁变量和技术进步变量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的这种特殊现象在制度经济学上被称为“内卷”)，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导致了人口的增加，即导致了劳动增长率的增加，而这种增加反过来又促进了长期经济增长。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期阶段，特别是在工业革命阶段，技术进步变量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就显得尤为明显。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导致了技术因子的增加，而技术因子的增加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增长。在中国的改革过程中，制度变迁变量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非常明显。实际情况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导致了制度因子的增加，而制度因子的增加又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对一个国家而言，要想经济得到长期的增长，必须从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角度出发，使制度因子和技术因子得以提高。
我们的模型在实证方面也可以得到应用。我们知道，经济活动是不可重复的，存在着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根据我们的模型，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在制度几乎没有发生变迁的标准国家，设定标准国家的制度因子α为零。也就是说，对标准国家来说，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是技术因子β(可以算出)。我们认为，技术因子正比于可测量的技术指标。比如，为了求出制度贡献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所占的份额，我们可以先求出我国的技术因子(即我国的技术指标与标准国家的技术指标的商乘以标准国家的技术因子)，然后求出我国的制度因子，进而求出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的份额。当然，标准国家和技术指标的选取需要很高的技巧性并且其可行性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思考，但是我认为从这个点出发，至少或许可以做出一些有益的尝试。
一、 会计假设的定义与基本内容
会计假设定义
会计假设可称之为会计假定或会计前提条件。
当前，我国会计理论界对其认识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陈今池认为，会计假设是指会计人员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对某些情况做出的推断，是进行会计工作的前提。二是，娄尔行认为，会计假设不是毫无根据的虚构和幻想，而是对客观经济情况作出合乎事理的推断。
我们认为 ，其定义的基本内容：会计人员对那些未经确认或无法论证的的经济事物与现象，根据客观的正常情况或趋势作出合乎逻辑的推理和判断。
会计假设的基本内容
会计主体假设。其主要是指会计所服务的特定单位或机构。该假设是从空间的角度假定，明确了会计所服务的对象及所服务的空间范围。
持续经营假设。其主要是指会计核算应当以企业持续、正常的经营活动为前提。这是从时间的角度假定的。我们认为企业的经营具有延续性和不间断性即会按照所有者的意图在市场中无限经营下去。
会计期间假设。其主要是指将无限的经营期限人为地划分为一个个间隔相等的会计期间。例如，每月，每季，每年等。
货币计量假设。其主要是指运用一般等价物即货币对企业的经营事项和交易进行计量，并把经营结果加以传递的一个过程。该假设还隐含包括币值稳定假设。
二、 基本假设的具体分析
（一）基本假设分析
会计主体假设。其主要是确定会计服务的空间范围——特定的机构和单位。换句话说，这些都是我们能看到的，能验得着的，感受到它们的真实存在。当今时代，随着科技和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发展，推动网络经济的强劲发展，它们也是客观存在的会计主体，是会计人服务的对象。只不过我们看不到或者感受不到，但不代表不存在。同时，跨国公司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会计主体变得模糊，其界限有时难以把握。
持续经营假设。其主要是确定会计的时间范围，具有无限性和延续性。该假设为会计分期假设提供了理论基础。笔者更认为该假设为投资者主动投资，债权人理性放贷，经营者积极经营提供信心、愿景和勇气。同时，该假设使企业经营者从长远角度考虑、组织和规划企业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发展定位。投资者和债权人也会进行长期投资。不过事物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当下，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风险无处不在，竞争激烈，很多企业因经营不善，经济不景气等因素面临倒闭、破产。这些事实的存在无疑对持续经营假设形成挑战。
会计分期假设。其主要是通过人为的方式，对时间轴进行等间隔划分，据以结算账目，编制财务报告。一般按月、季、半年和年划分。该假设和持续经营假设有机结合，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22期2013年第39期-----转载须注名来源为会计核算基础（权责发生制和收付实现制）和会计核算方法（摊销、预提等）提供了有效地理论支持，也促进其更进一步的发展。分期假设的提出，使得企业的不同期间的会计信息具有可比性，有利于企业的财务信息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从而进行有价值的分析和决策，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和股东价值最大化。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资本市场的快速成长，使得投资者或决策者要求在最短时间内获取及时有效的会计信息，这也对最短会计分期造成影响。
货币计量假设。其主要是以货币为计量标准或手段进行价值核算。货币具有价值尺度和交换媒介的作用。通过货币计量，可以使企业发生的经济业务或事项以总括性的方式反映其一定时点的财务状况（如资产负债表和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利润表）。货币计量假设的运用，使得会计信息的反映更加简洁明了。同时，有助于财务工作者进行财务分析，从而挖掘出数字背后的经济含义和会计含义。以上分析隐含着币值稳定假设，因为这样可以保证财务信息纵向比较的稳定性和有效性。但是，经济发展有自己的周期，只不过有时候长一点，有时候短一点。当发生经济衰退或更严重的经济危机时，尤其通货膨胀等现象长期存在，使得币值发生严重波动，对会计计量的可靠性与可比性产生不利影响。
通过对基本假设的全面具体的分析，我们发现四大假设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代，科技快速发展的时期，互联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受到很大冲击和影响。
（二）基本假设的相互联系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它们既相互独立，同时也相互联系。所谓独立，是说它们之间都有自身的属性，从而相区别开来。四大假设分别从空间、时间、分类和计量的角度区分开来。所谓联系，是说它们相互间的存在着交集或相通的区域。会计主体假设的提出，使得企业所有者必须要考虑企业的经营问题，从而推动持续经营假设的出现。持续经营假设是指企业无限期经营下去，但企业的管理者或所有者需要考虑会计上如何处理。换句话说，该假设看起来好像有点空洞。但这正使得会计分期假设的出现成为必然，从而促进会计核算基础和方法的发展。在考虑计量的问题时，货币计量假设被提出。它与其他三个假设的相结合，使会计的核算更加直观明了，会计信息更加具有总括性。因此，四大基本假设的提出与运用，推动了会计理论的发展，指导了会计实务的具体应用。
三、 会计假设的未来发展
我们应该用联系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构想会计假设的未来发展。
关于会计主体假设。我们认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网络的频繁使用，我们应该做的是发展和完善主体假设，拓展其空间的外延。也就是说，它不仅包括实体的机构和单位，而且还包括虚拟的机构和单位。
关于持续经营假设。顾名思义，它指企业会不断地经营下去。但笔者认为，在其绝对的无限性中，包含着相对的有限性的意义。在企业破产清算前，它都是持续经营，破产后重建只是取代之前的另一种持续经营。
关于会计分期假设。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代，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需求从时间上要求更短和速度上要求更快，有助于他们作出及时准确的经济决策。所以，我们认为，会计分期假设的最短期间即每月可以适当的缩短，从而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关于货币计量假设。我们认为，首先，我们要继续使用货币计量假设。其次，我们应该要增加除货币计量之外的其他计量假设。即非货币计量假设。如果说货币计量可以用市价来衡量，那么非货币计量可以用另一种价格即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来衡量。如，付出的时间，未来期望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也可以从合约或者契约的角度去理解这四大基本假设。就是说，基本假设是会计人和使用者之间的合约。双方都需要遵守条约，履行承诺，从而达到降低会计信息的不对称。同时，也促使会计有序健康的发展。四位一体的会计基本假设主体地位不可动摇，它们将持续的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发挥不可替代的理论作用和实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