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关系范文

金钱关系篇1

论文摘要：金钱在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连爱情也因为有了金钱的参与而变得不再那么神圣，还有什么是永恒的呢？简·奥斯汀以女性独有的细腻的笔触描写了她那个时代的爱情及婚姻。

人们的择偶动机决定人们的择偶标准。择偶动机不同，人们的择偶标准也不会相同。简·奥斯汀用一种轻松的方式对《傲慢与偏见》里的婚姻以及与婚姻相关的一系列活动进行了诙谐的描述。男士们如何挑选妻子，年轻的女子及她们的母亲如何为其挑选未来的夫君，构成了这部小说许多精彩的场景。在这部探讨婚姻关系的作品中，作者着力刻画了几种不同的婚姻和爱情关系。尽管他们都走进了婚姻的围城，但是婚姻的幸福度却各不相同。这是因为奥斯汀笔下的婚姻，不仅涉及到感情，而且还和经济紧密相关。“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为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1］本书的第一句话就点出了影响婚姻的一个重要因素——金钱，然而，这

果真是一条真理吗？通过对小说的分析，可以将书中的婚姻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境界。

一、莉迪亚和威克姆的婚姻：激情之爱

在《傲慢与偏见》中，如果要选出一桩最荒诞且最不被看好的婚姻，无疑就是莉迪亚和威克姆的婚姻了。两个人之间很难说有什么爱情，即使勉强有，也只能算是“肉欲之爱”产生的盲目激情。简·奥斯汀对他们的婚姻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莉迪亚轻浮、卤莽和无知，而威克姆狡诈、有野心又肤浅。理智、感情与道德可以说是婚姻精神层面上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对婚姻不具备其中的任何一项，他们婚姻的失败结局早已注定。

威克姆选择莉迪亚的原因，金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威克姆作为地位稍低的中等阶级，并没有大量的财产可以继承，因而更加重了他对金钱的贪婪欲望。最终是达西先生出面，替威克姆偿还了债务，另外给了莉迪亚一千英镑，并给威克姆买了个官职，最终换来了威克姆和莉迪亚的婚姻。可见在这段婚姻中除了盲目的激情，金钱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二、夏洛特和柯林斯的婚姻：为了巩固家庭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地位

在《傲慢与偏见》中，金钱和爱情婚姻往往是形影不离、难分难舍的。小说里人们谈婚论嫁时总少不了金钱的影子，而阐述金钱对于婚姻的选择，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柯林斯牧师和夏洛特·卢卡斯的结合了。

柯林斯选择夏洛特做自己的妻子，显然不是因为爱上她，在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时就已经详细阐述了他要结婚的理由：第一，给教区在婚姻方面树立一个榜样；第二，增进我的幸福；第三，那位贵妇人特别劝嘱我要结婚。因而当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遭到拒绝后，他毫不犹豫地把结婚对象转向了夏洛特小姐。柯林斯急着完成结婚这项任务，至于结婚对象是谁，对她是不是有感情这些并不重要。

夏洛特·卢卡斯可以说是《傲慢与偏见》里有头脑并富有理性的一位女子，她清楚地认识到了当时英国社会中上层阶级婚姻的普遍本质：“婚姻并不是为了满足个人心理和生理需要的私人结合，而是一种确保家庭和其财产永存的制度性策略。”［2］因而，属于破落贵族家庭的夏洛特没有多少可观的嫁妆，也无法攀高求贵，被迫嫁给柯林斯实际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而且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这也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时代，男女不平等，妇女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法律规定，女性不拥有财产继承权，家庭生活被认为是最适合妇女的天地。妇女要生存，要获得生活上的保障和“财政保证”，婚姻是捷径也是唯一的途径。这就导致了当时的婚姻不仅仅是作为爱情的归宿，还会是“谋生”的手段，也就难免出现一些看似荒唐的事。

三、伊丽莎白和达西：为了个人的感情、友爱和情谊

16至18世纪英国上层阶层的择偶标准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化，注重婚姻的物质基础，强调门当户对，但是并不否认爱和感情是婚姻的前提。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婚姻是《傲慢与偏见》中最美满、最成功的理想婚姻，二人的结合是真正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的。 转贴于

伊丽莎白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有如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荷，有着丰富的个性和内涵。她认识到了当时社会上以财富和社会地位来谈婚论嫁的风气，自己最好的朋友的婚姻也不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但她并没有迷失自己，而是选择继续勇敢地追寻自己的爱情。正是伊丽莎白的这种不凡的谈吐和高贵的情操吸引了达西，让达西对她渐生爱意。这也体现出英国的传统的择偶观念，因为在美貌、血统和财富之外，社会上层也一直注重性格和美德。

伊丽莎白是一位中产阶级的小姐，受过中等教育，是一名绅士的女儿。但同贵族阶级相比家庭地位还是低下，亲友又没有教养，常常在公共场合丑态百出，使她自惭自愧，在这样的环境中就为她性格中的偏见奠定了基础；而达西性格偏内向，不喜欢和陌生人说话。再加上他出身豪门，拥有巨额财富，难免会给人以傲慢的印象。但随着两人接触的增多，慢慢被对方身上的优点所吸引。但是当达西自以为肯定会得到个满意的答案，脸上流露出一副稳操胜券的神气时，却激起了伊丽莎白的怨恨，并断然拒绝了他的求婚，还毫不留情地指责他的傲慢无礼。这里表现了爱情对于婚姻的崇高意义：哪怕再富有、再英俊，如果以一种居高临下甚至傲慢的姿态对待另一方时，那两者很难产生爱情，没有爱情就不会再有婚姻。后来达西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接受了伊丽莎白的指责，并改正了自己傲慢自负的缺点。在达西挺身而出解决了莉迪亚和威克姆的婚姻危机后，他赢得了伊丽莎白的尊重。伊丽莎白逐渐接受了悔过的达西，两人之间终于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并最终结成了美满的姻缘。

通过几桩婚姻的描写，奥斯汀揭露了当时社会中金钱利益在婚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人的感情会受到它的控制。莉迪亚和威克姆的婚姻，不仅完全是受金钱的左右，而且两人的结合，最初也只是因为低俗的肉欲的吸引。这样的婚姻不仅会给自己带来不幸，更会给各自的家庭造成伤害，简·奥斯汀最为反对这样的结合。对于夏洛特和柯林斯充满了现实色彩的婚姻，作者也是不赞成的。不过通过描写，我们也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的感情不得不服从于金钱的无奈，让读者对他们多了一丝理解和宽容。那是否婚姻就是以经济因素作为衡量的标准呢？简·奥斯汀以伊丽莎白和达西的婚姻为例给出了否定的答案。金钱固然重要，“没有金钱的婚姻是愚蠢的”，但是作者也同时指出“没有爱情千万不能结婚”，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婚姻无疑是奥斯汀推崇的婚姻模式。

参考文献：

［1］简·奥斯汀著.孙致礼译.傲慢与偏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

金钱关系篇2

【论文摘要】目的：本研究试图对金钱态度与主观幸福感及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并试图考察主观幸福感是否能够中介金钱态度的作用。方法：采用一般心理健康量表，金钱态度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检核表对230名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除权力-名望维度外，金钱态度对心理健康的回归系数显著（B=0.19；-0.25；-0.18，P0.05）。结论：金钱态度能预测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而金钱态度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会被主观幸福感所中介。

钱越多越幸福，心理越健康么？这个话题无论在学术界还是人们的生活中都偶见争论。Diener等人的元分析显示有钱人比穷人感到更幸福[1]。而Kasser和Ryan发现以金钱为目标的人，通常具有较低的主观幸福感[2]。Srivastava等则从动机的角度对金钱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调查[3]，认为金钱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负性相关取决于寻求权力、炫耀，和克服自我疑虑这两个因素。金钱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关研究不多，但是对于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的研究则已经有很多了，主观幸福感越强，心理越健康[4，5]。那么金钱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会否通过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或者直接作用于心理健康呢？在金钱的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是Yamauchi和Templer编制的金钱态度量表（MAS）[6]，该量表后经Baker等人验证修订[7]，确定为四个维度，分别是：权力-名望维度，指金钱是用来影响或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象征；维持-保留维度，指将金钱的使用焦点放在对未来财务规划的准备情况；不信任维度，指对金钱的使用抱持着犹豫不决、怀疑的态度；焦虑维度，指把金钱当作是焦虑的来源，同时也是免于焦虑的方法。这四个维度分别从金钱的含义、消费的规划及态度、心理地位等角度来对金钱态度进行考察。这四个维度与心理健康、主观幸福感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本研究就试图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该问题进行回答。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通过群体施测的方法，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班级中发放问卷。发放问卷251份，其中回收236份，回收率94.02%，有效问卷230份，有效率97.46%。年龄从21到33岁，平均年龄为24.16±2.09岁（11人该项资料缺失）。男生144人，占62.6%，女生75人，占32.6%，11人该项资料缺失。

1.2研究工具

1.2.1一般心理健康量表（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是由Goldberg编制[8]，共12个题目，采用五点计分，效度较好，在美国受到了大量应用，并有大量的研究关注于此量表[9]，在国内由张建新课题组进行翻译并修订使用（未发表）。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程度越高。

1.2.2金钱态度量表（Money Attitude Scale，MAS）由Yamauchi和Templer于1982年编制，洪雷等翻译和修订[10]。全量表共20个题目，分四个维度：权力-名望，维持-保留，不信任，焦虑。每个维度5个题目，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各维度所代表的含义越强。

1.2.3主观幸福感采用国际上常用的测量方式：结合生活满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和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检核表（Positive andNegative Affect Schedule，PANAS）来共同测量。生活满意度量表共5个题目，采用6点计分。得分越高，满意度越强。正负情感检核表分别包括10个正性情绪词，10个负性情绪词，并请被试按照过去几周内的情绪体验频率进行5点计分的作答。

2结果

2.1描述统计结果

表1显示金钱态度量表的四个维度的平均数和标准差，权力-名望的得分最低，焦虑的得分最高。同时表1还呈现了心理健康量表的总分及主观幸福感测量的三个指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2.2层次回归分析

首先以心理健康为结果变量，人口学变量为第一层的预测变量，其中性别以对照编码的形式进入方程，男性为1，女性为-1。第二层进入金钱态度量表的四个维度，发现除权力-名望外，其余维度对心理健康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第三层进入主观幸福感，结果发现，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三个指标都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而金钱态度量表的三个维度的预测作用都从显著变为了不显著。这分别是方程一到方程三的检验。为了进一步探讨发生中介作用的变量，分别在方程四到方程六中，分别在第三层中只进入主观幸福感的某一个指标。除方程一外，其余的五个方程的R2都在0.001水平上显著。见表2。

而为了进一步探讨中介作用是否成立，必须检验金钱态度量表的四个维度是否对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指标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见表3。

3讨论

从结果可以看到，在控制了年龄和性别这两个人口学变量之后，金钱态度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测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指标。其中，权力-名望正向预测负性情绪，维持-保留显著的正向预测正性情绪和生活满意度，并负向预测负性情绪，而不信任负向预测正性情绪，正向预测负性情绪，焦虑则只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的三个指标分别从两周内的情绪体验和一般性的生活感受的角度来测量，而金钱态度分别从对待金钱的意义、花钱的意义和态度以及金钱对心理的影响的角度来测量。Srivastava等的研究中指出[3]，金钱会通过对权力的追求而导致主观幸福感降低，与本研究的结果相类似，即权力名望确实会导致较低的主观幸福感，而且本研究揭示出这种降低主要体现在权力-名望会带来更多的负性情绪，同时需要注意到权力-名望对正性情绪的预测虽然不显著，但是仍然是正向的作用趋势，可以假设权力-名望会带来更强的情绪体验，无论正向的还是负向的，但是负向情绪会更大。同时，他们还提出金钱可能因为对金钱的疑虑而影响到主观幸福感[3]，不信任就是测量了这样一种态度，即越是对金钱不信任，就越会产生花钱后的疑虑，这种疑虑会通过对短时间内的情绪体验来影响到主观幸福感，越多的不信任，越多的负性情绪体验，同时压抑正性情绪体验。而焦虑是一种长期的，对能否拥有足够金钱的持续的怀疑，这种怀疑影响到了长期的生活满意度，如果金钱成为了一种焦虑源，那么就会影响到生活满意度。

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之间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与之前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但是在本研究中主观幸福感的解释率过大，到了差不多一半。除了主观幸福感本身与心理健康具有较强的相关外，主要是因为本次研究所采用的工具，心理健康量表[8]也是测量一个月内的心理健康情况，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的测量是最近两周内的情绪反应[1]，所以测量的内容之间会有更强的相关。

本研究还发现金钱态度对心理健康的预测作用完全受到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具体而言，维持-保留和焦虑维度同时受到正性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不信任维度只受到正性情绪的中介，而负性情绪并没有起到中介作用。首先，负性情绪为什么没有产生中介作用，需要将来的研究进行深入的探讨。其次，从结果可以看到，金钱态度确实影响到心理健康，越多的焦虑和不信任，都会产生心理上的压力，从而导致心理健康水平下降。但是这种压力会首先影响到对生活的态度和在生活中的情绪反应，主要是指正向的情绪反应，然后通过对生活的满意与否，以及在生活中体验到的正性情绪的多少来影响最后的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1 Diener E，Biswas-Diener R.Subjective well-being:Threedecades of progress.Psychological Bulletin，1999，125：276-302

2 Kasser T，Ryan RM.A dark side of the American dream:Correlates of financial success as a central life aspira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3，65：410-422

3 Srivastava L，Bartol.Mone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It’snot the money，it’s the motives.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Social Psychology，2001，80(6)：959-971

4岳颂华，张卫，黄红清，李董平.青少年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及其与应对方式的关系.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3：93-98

5张宁.研究生主观幸福感与SCL-90的关系.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6，20（1）：63

6 Yamauchi KT，Templer DJ.“The Development of a MoneyAttitude Scale.”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1982，46：522-528

7 Baker PM，Hagedorn RB.“Attitudes to money in a randomsample of adults:Factor analysis of the MAS and MBBSscale，and correlations with demographic variables.”The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2008，37：1803-1814

8 Goldberg DP.The detection of psychiatric illness by questionnaire(Maudsley Monograph No.21).Oxford，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9 Makikangas A，Feldt T，et al.The Factor Structure and Factorial Invariance of the 12-Item 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GHQ-12)across time:Evidence from two communitybased samples.Psychological assessment，2006，18(4)：444-451

10洪雷，曹慧，方格.金钱态度量表(MAS)的信度和效度验证.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9，17(2)：139-141

金钱关系篇3

关键词：洗钱；反洗钱；金融业；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05-0050-04

洗钱活动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逐步与全球经济体系融合，走私、贩毒、偷税逃税、贪污受贿、金融诈骗等活动大量产生，洗钱活动在海内外日益猖獗，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反洗钱实践表明，无论洗钱方式如何，洗钱者主要通过金融机构进行洗钱活动，所有国家都把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置于核心地位，国际社会进行反洗钱的合作也主要是在金融领域。本文就我国金融业反洗钱的现状、存在问题及改进建议做一探讨。

一、我国金融业反洗钱工作的现状

1.我国反洗钱法律制度建设情况

我国的反洗钱法律制度建设起步较早，1988年联合国《禁毒公约》生效后，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0年12月颁布了《关于禁毒的决定》，规定了“掩饰、隐瞒毒赃性质和来源罪”，并在1997年修订的《刑法》中以专门条款规定了洗钱罪。“9.11”事件以后，我国最高立法机关于2001年12月在《刑法修正案》中，又将恐怖主义犯罪列为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此后，我国相继了行政法规和一系列金融法规，确立了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银行账户管理制度以及大额现金管理等制度，中国人民银行也于2003年3月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明确提出了对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监管要求，从而确立了我国反洗钱报告和反洗钱信息监测制度的基本框架。

2004年10月，欧亚反洗钱与反恐融资小组(EAG)在莫斯科成立，我国成为创始成员国；2005年1月，我国成为“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的观察员。2006年10月31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以下简称《反洗钱法》)明确了我国反洗钱行政管理体制，规定了金融机构和特定非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以及我国反洗钱国际合作的原则等。

2006年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严格遵循《反洗钱法》的相关规定，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对2003年人民银行的《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做出重要修改，将反洗钱监管和义务主体范围由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到证券、期货、保险业金融机构等，统一了本外币反洗钱管理，调整了大额和可疑交易报送的标准、路径、时间等内容。《反洗钱法》在国家立法层面上明确了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职责和分工，从而确立了我国“一部门主管，多部门参与并协调配合”的反洗钱监管体制。

2.我国金融业反洗钱执行机构的建立情况

目前我国主要的反洗钱工作部门都建立了反洗钱执行机构，具体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局、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等。2005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内，从事反洗钱工作的专职和兼职人员已超过4000人。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履行金融机构的反洗钱义务，银行类金融机构陆续在内部设立或指定了专门的反洗钱机构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从事反洗钱工作的专职和兼职人员已超过13万人。[1]此外，证券类和保险类金融机构开始陆续建立相关的反洗钱工作部门和配备相关人员。

3.我国金融业反洗钱业务开展情况

一是从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收集范围情况来看。从2005年2月开始，我国大额资金交易报告的联网报送工作开始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推开。截至2005年末，全国应报送银行业金融机构共计313家(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国家邮政局邮政储汇局、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联社及外资银行)，其中已经开始报送数据的有285家，占报送机构总数的91%，尚未报送数据的有28家，占报送机构总数的9%，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收集范围持续扩大。

二是从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统计情况来看。2006年以前我国金融机构主要依据原《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所规定的客观标准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报送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2004年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共接收人民币大额资金交易数据460.30万笔(系该年8月至12月的统计数据)，外汇大额资金数据414.99万笔；人民币可疑资金交易数据3.61万笔，外汇可疑资金数据16.63万笔。2005年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共接收人民币大额资金交易数据1.02亿笔，外汇大额资金数据935.26万笔；人民币可疑资金交易数据28.34万笔，外汇可疑资金数据198.90万笔。从2004年和2005年的统计情况来看，大额和可疑资金交易报告报送数量呈现出逐年大幅增长趋势。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报送机构覆盖面迅速扩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力度增强、金融机构反洗钱意识提高、反洗钱措施逐步得到落实。但同时也表明报送机构存在“防卫性”报送行为，可疑交易报告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我国金融业反洗钱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缺乏对反洗钱危害性的认识

一些金融机构的管理者对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认为反洗钱是发达国家的专利，我们国家没有必要跟风，加之目前我国将反洗钱的重点放在金融部门，金融机构需要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制定专门的规章制度，这必将加大金融部门的经营成本，同时还有可能失去大量客户，减少资金来源，影响收入。事实上，洗钱犯罪对老百姓个人利益所造成的损害可能是间接的，但是它对社会带来的危害却是直接的和重大的：危害经济体系的稳定，造成经济扭曲和经济秩序的混乱；为其他严重犯罪活动“输血”，日益成为贩毒、恐怖活动、走私、贪污、诈骗、涉税等犯罪活动的伴生物；洗钱犯罪给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带来巨大风险，损害整个金融体系和国家的信誉；洗钱会导致资金外流，影响国家的外汇储备和税收，甚至会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等。[2]目前，一些国家已将我国银行业的反洗钱情况作为市场准入的必要条件，并将我驻外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作为监管重点。因此，做好反洗钱工作关系到提高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声誉，关系到树立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

2.缺乏反洗钱有效的社会信息支持平台

反洗钱先进国家的优势体现在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社会信息、信用体系比较健全，建立了专门分析和收集情报的金融情报中心(FIU)，同时还建立了功能强大的反洗钱分析系统。2005年9月我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反洗钱信息系统正式启用，标志着我国在反洗钱信息系统建设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该系统的推广和使用将减轻金融机构和反洗钱监管部门的工作量，丰富数据分析手段，及时准确地发现涉嫌洗钱和违法违规行为线索。然而，反洗钱工作涉及金融、房地产、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很多领域，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工作，而我国目前还缺乏功能完善的征信服务体系，企业、个人的信用信息系统涵盖面窄、信用数据零散、信息交互共享程度低、管理不够规范，反洗钱还是以金融领域为主要监测对象，相关行业(如房地产业、珠宝业等)在反洗钱领域中难以自我定位，不能有效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甚至会因反洗钱不力而造成损失。[3]

3.缺乏反洗钱的激励性措施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金融交易的日趋频繁和复杂，“黑钱”被更好地包装，更不容易被识破，这给中央银行辨别“黑钱”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在2004年包括人民币和外汇在内的所有共20.24万笔可疑交易中，最终被确认为“黑钱”并受到法律惩罚的只有50笔，仅占全部可疑交易笔数的万分之二点四七，而美国这一比例有时可达我国的数百倍。可见，仅就反洗钱目标诉求而言，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上报的可疑交易中，“有效信息”极其有限。反洗钱虽然可以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一系列的好处，也有利于金融机构自身加强内控、提高声誉、遏制腐败等，但是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必然要加大对客户信用、资质的审查，这样原来相对宽松的管理变得严格和复杂，势必会损失部分客户，带来一定程度的直接收益下降。因此，如果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金融机构就缺乏足够的动力主动配合中央银行进行反洗钱工作，而2006年10月通过的《反洗钱法》中对反洗钱激励机制仍然缺乏明确的规定。

4.缺乏反洗钱人才

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多数人员对反洗钱工作仍然比较陌生，专职和兼职的反洗钱工作人员数量有限，质量参差不齐，加之培训力度不够，对反洗钱知识的了解和掌握普遍不够深入，专业反洗钱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对洗钱犯罪很难甄别，难以发现和有效制止可疑的金融交易或与洗钱有关联的交易，降低了金融业反洗钱的效果。一些金融业一线从业人员对洗钱犯罪案例接触较少，普遍缺乏反洗钱工作经验，即使发现了一些涉嫌洗钱的可疑支付交易，但由于无法掌握每个开户单位的经营范围、注册资金和经营活动，而只凭开户单位提供的支付票据和凭证，很难区分其支付交易是正常或是异常，所以往往因难以界定而作罢；而另一些从业人员则凭感觉、凭经验工作，业务处理随意性较强，单纯为业务竞争，违规甚至违法开展业务，使洗钱犯罪有可乘之机，直接影响了反洗钱工作的顺利和有效开展。

三、完善我国金融业反洗钱工作的对策建议

1.加强反洗钱宣传、培训，强化反洗钱意识

要通过广播、电视，出版图书，开办研讨会、培训班，悬挂宣传横幅，张贴宣传海报，设立宣传台等一系列措施，引起全社会对洗钱这种违法行为的关注，提高人们对反洗钱的认识和自觉性，要让大家对洗钱和反洗钱的概念有所理解，对国内外洗钱活动和反洗钱行动的现状与趋势有所了解，对洗钱活动的危害性和我国开展反洗钱行动的重要性及紧迫性有所认识。通过宣传教育，促使金融机构、社会中介机构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的参与者认识到有义务参与反洗钱工作，认识到反洗钱不是哪个人、哪个部门的事，它需要大家积极支持、协助、配合，共同承担责任，对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必须向人民银行或外汇管理局报告，依法协助、配合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打击洗钱活动。

2.加快反洗钱社会信息支持平台建设，完善部门工作协作机制

为了提高对洗钱交易的监测、分析水平，加大对洗钱违法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有效性，在反洗钱监测工作中应更多地运用科技手段，借鉴西方国家的监测系统，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系统程序，增强反洗钱实时监控处置能力。提高反洗钱实时监控处置能力的有效途径是变被动报告制为主动采集制，通过建立和完善诚信系统、客户信息数据库系统及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检测报告系统等三大系统，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反洗钱资金监测分析指标体系，构建起一套科学规范的反洗钱监测信息采集平台和分析系统，快速识别出各类潜在的具有洗钱特征的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并实时发出预警，使大额和可疑交易得以迅速确认并终止其后续交易。还要加快对新兴支付手段的反洗钱研究，加快对自助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反洗钱手段的研究，弥补在这些新兴支付手段下反洗钱技术的不足，有效堵塞制度或防范手段上的漏洞。同时要进一步统一协调国家反洗钱联席会议制度，加强政策协调、执法合作和情报交流工作力度，特别是要明确各成员单位应履行的职责，以保证各司其职，并为下级政府提供参照。

3.进一步完善反洗钱法律制度，使反洗钱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按照2006年颁布的《反洗钱法》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已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两个规章。当前，应在新的法规基础上，加快制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反洗钱规定，明确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及个人的反洗钱义务和法律责任，使法律能够涵盖银行、保险、证券等不同金融领域和从事相关业务的各类主体。在反洗钱工作制度中，要明确对金融机构及工作人员有“银行保密义务的免责条款”，使金融机构在保守客户秘密和提供(下转第57页)(上接第52页)客户信息之间能找到法律依据，增强金融机构与反洗钱监管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要尽快确立反洗钱激励机制的合法性和制度性，在《反洗钱法》中或在相应的反洗钱规章中增补反洗钱激励内容，采用“强化约束、适度激励，约束与激励搭配实施”的政策选择，从而最大限度地变商业银行“不得不反洗钱”为“我愿反洗钱”、“我要反洗钱”，激励的表现形式可以是收益分成和奖励。同时，还需要制定《银行保密法》、《现金交易法》、《外汇管理法》，修订《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海关法》、《信托法》、《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现金管理条例》等，使这些法律、法规在银行保密制度、刑事处罚、调查取证等方面与《反洗钱法》保持一致。此外，还应该加强计算机安全立法，防止并严禁少数人利用高科技手段从事洗钱犯罪。另外，在跨国反洗钱行动中，应建立起利益分成制度或利益互动机制，将加强国际或地区间合作的良好愿望落在实处，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4.加大反洗钱人才培养力度，提高反洗钱队伍整体素质

所有的反洗钱措施的有效实施，归根结底都需要人来完成，只有把法律规则和对反洗钱人员的培训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在反洗钱过程中应有的作用。当前，由于反洗钱工作的特殊性，需要选拔一批政治素质好、文化程度高、具有良好计算机操作水平和一定外语交流能力、熟悉经济金融及法律等方面知识的人才，充实到反洗钱队伍中来，特别是对处于反洗钱第一线的部门和人员来讲，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尤为重要。因此，应加大反洗钱人才培养力度，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地对监管部门、执法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反洗钱相关人员进行职业道德和法纪教育及金融业务知识和法律知识的培训，使他们格尽职守、遵纪守法，不断增强业务能力，从而造就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反洗钱队伍。同时，要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联合开展反洗钱研究，为反洗钱前沿理论研究成果提供交流平台，促进反洗钱高端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反洗钱报告2005[R].2006.8.24.

[2] 张若思.我国金融系统反洗钱之我见[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金钱关系篇4

一、充分认清国际国内反洗钱工作形势

所谓“洗钱”，是指为了掩盖非法收入的真实来源和存在，通过各种手段使其合法化的过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洗钱犯罪，特别是利用金融系统和金融工具的洗钱犯罪活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公害。世界各国执法机构和金融机构对此高度关注，反洗钱的呼声日益高涨。进入本世纪，反洗钱更成为衡量国家信誉、政府能力和经济安全环境的标志。特别是“9·11”以后，反洗钱又与打击恐怖组织联系起来。据国际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评估，全世界每年涉及的洗钱量，接近3万亿美元。“洗钱”这一黑色的产业，正以极快的成长速度成为仅次于外汇和石油的世界第三大商业活动，已经对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从当前国际洗钱犯罪趋势看，主要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一是洗钱犯罪大宗化。国际洗钱犯罪的标的越来越大，涉及人员、组织越来越多。

二是洗钱犯罪智能化。当网络银行、电子货币、电子交易等全新的金融概念和工具出现以后，洗钱者也瞄准了这些高技术工具用于犯罪活动。他们通过互联网络，用普通电话线和“智能卡”进行直接的电子货币转帐。有些交易系统不通过银行就可建立起来，某些系统可以进行面对面、点对点的交换，而不留任何记录。

三是洗钱犯罪国际化。原创：“黑钱”在国际上四处游动，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存在管理漏洞，“黑钱”就会乘虚而入。同时，国际洗钱犯罪组织相互勾结联手跨国洗钱。虽然近年来许多国家通过制订新法律、建立调查洗钱案件的专门机构，加大了打击力度，但尚未形成全球一体化的反洗钱机制。单个国家不可能有效地打击非法洗钱以及制止洗钱犯罪向国际金融体系渗透。

四是洗钱犯罪专业化。经过多年发展，跨国洗钱专业化趋势日益严重。许多具有专门行业知识和技能的人员，例如律师、会计师、金融顾问和证券商等都参与到了洗钱犯罪当中。

随着全球一体化以及我国市场化进程和对外开放步伐的日益加快，境内“洗钱”活动日益增多，涉及的洗钱数额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做过估算，中国每年洗钱数量高达二千亿元至三千亿元人民币，反洗钱形势十分严峻。与国外相比，洗钱在我国的主要特点表现为：

一是公职人员利用各种渠道洗钱的现象十分严重。近年来，国内公职人员洗钱不断发生，这类洗钱犯罪的案例和数额已经远远超过了黑社会组织。贪官们通过各种途径给自己贪污受贿的黑钱披上合法收入的外衣。之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和享受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

二是存取、搬运和藏匿大额现金是洗钱的重要渠道。经手大额现金是洗钱犯罪的一个突出特征。如在美国，现金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而我国目前以现金结算为个人消费使用最多的结算方式。而且，我国的结算制度主要是针对现金支取，现金收存几乎不受限制。储蓄存款实名制的实施虽然对犯罪分子有一定威慑作用，但是由于个人使用现金所受限制极少，从而使得存取、搬运和藏匿大额现金成了洗钱的重要渠道之一。

三是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体系洗钱呈发展趋势。使用票据结算和转帐结算是结算发展的趋势。我国目前企业间除小额零星收支采用现金结算外，其他一般采用票据和转帐结算。由于各类企业注册后开立银行帐户非常容易，有些专门为转移资金而成立的公司或开立的帐户屡见不鲜。在现金使用愈来愈受限制的将来，通过银行的支付结算系统短期内转移巨额资金并使之合法化，无疑是洗钱分子的首要选择。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反洗钱工作，反洗钱已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提上议事日程。早在1997年，我国《刑法》就有了关于洗钱犯罪的条款；2003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又专门出台了一个《规定》和两个《办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目前《反洗钱法》正在抓紧制定之中。而且，自2001年以来，人民银行、国家外管局、公安部、各商业银行相继成立了有关反洗钱工作机构，初步搭建了由中央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金融机构、公安部等部门共同构成的反洗钱组织体系。

二、进一步提高对反洗钱工作的认识

洗钱犯罪不仅破坏我国的金融体系，影响金融业的健康发展，而且还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产生严重的破坏作用。因此，对反洗钱工作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形成共识，克服各类麻痹思想和畏难情绪，从维护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的高度，认真把握和抓好这项工作。

1.开展反洗钱工作，是加强国际经济金融合作和打击经济金融犯罪和恐怖融资的要求。洗钱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一大公害，洗钱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洗钱犯罪的国际化和反洗钱斗争的国际合作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当前，我国在国际社会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参与国际社会共同打击国际经济金融犯罪，特别是洗钱犯罪活动，是世界各国的一致希望，同时也有利于维护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为我国广泛开展双边和多边国际经济、金融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2.开展反洗钱工作，是支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洗钱工作关系到打击刑事犯罪、推动反腐倡廉、防止国内资产向国外流失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等重大问题，是维护国家经济秩序和经济体系安全的迫切需要，关系到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事实证明，洗钱犯罪活动极易对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特别是金融市场秩序造成危害：一是容易动摇和破坏社会信用，诱发金融危机，威胁国家安全；二是造成资本外逃，使腐败资金转移境外，助长腐败产生，导致社会财富流失；三是助长刑事犯罪，破坏社会稳定。当前，反洗钱已成为我国政府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整顿经济金融市场秩序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提高金融企业竞争力的一项重要内容。

3.开展反洗钱工作，是金融机构防范金融风险的必然要求。金融企业参与或被利用参与洗钱活动，其金融运行就会脱离经济规律，人为改变资金的流量和流向，扭曲资产和商品的价格而导致资源分配不当，这必然会破坏一个国家在一段时期内资本和货币供求的平衡关系，造成利率和汇率的剧烈波动，加大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金融是必须具有良好信用的行业，一旦在金融系统中引发信用危机和支付危机，必将破坏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安全，进而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三、认真落实我市反洗钱工作的各项任务

反洗钱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必须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紧密协作。金融系统在其中承担了重要责任，同时也需要公安、海关、税务、工商、国安等诸多职能部门的积极配合，以及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刚才市人民银行、公安局已分别就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市的反洗钱工作进行了专门部署，应该说，任务明确，各有侧重。在此基础上，再强调几点：

1.提高思想认识，发挥金融机构的主体作用。金融机构是资金流动的载体和媒介，不法分子利用现金交易、支付结算、离岸业务、信贷等金融工具，将非法所得合法化，客观上使得金融机构成为整个“洗钱链条”的重要环节以及不法分子实施犯罪的有效掩体和重要渠道，甚至成为洗钱机器。对此，全市金融机构必须高度重视，按照人民银行和上级行的统一要求，切实履行好各自的反洗钱工作职责，规范反洗钱操作程序，加强对员工的反洗钱培训，原创：提高对可疑资金的识别和分析能力。同时，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反洗钱与业务发展的关系，围绕科学的发展观，牢固树立严格、规范、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规范，把自身的经济效益与整体的社会效益统一起来。决不能为了拉客户、争市场，而放松管理，甚至置金融法规和制度于不顾。

2.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我市反洗钱组织体系。首先，要健全金融机构内部反洗钱工作机制。从单个金融机构来说，反洗钱工作往往要涉及到结算业务、个人业务、公司业务等各个方面，必须加强内部的协作，要做到职责明确，任务到岗，责任到人。其次，要健全整个金融系统的反洗钱工作机制。人民银行要切实加强组织协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赋予了人民银行“指导、部署金融业反洗钱工作，负责反洗钱资金监测”的职责。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要各司其职，积极配合，主动开展工作，密切资金监测，及时沟通信息。三是要健全跨系统的反洗钱合作机制。要加强金融、公安、工商、海关、财税、国安等多个部门的协调配合，发挥部门优势，合力打击外汇黑市和“地下钱庄”等洗钱犯罪活动。金融机构对业务活动中发现的一些涉嫌洗钱和与洗钱犯罪有关的重要线索，要及时采取堵截、控制和向司法机关报告等措施。同时，要根据反洗钱工作要求，依法协助相关部门调查涉嫌洗钱案件。四是进一步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健全工作制度，严格工作程序，强化对洗钱信息的监控，对工作人员的道德风险切实采取防范措施，化解相应的金融风险。

3.扩大社会宣传，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我国的反洗钱工作毕竟刚刚起步，社会各界对于反洗钱工作的认识不足。因此，要充分利用宣传媒体，把握舆论导向，不断扩大正面宣传教育，普及金融法规和反洗钱法律知识，及时澄清对反洗钱工作的种种误解，努力争取公众对反洗钱工作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积极引导单位和个人，提高对金融机构实施了解客户原则、可疑交易报告制度与为客户保密原则的一致性，以及金融机构维护正常金融交易义务的认识，着力营造反洗钱工作良好的社会环境。

这次会议是全市召开的第一次反洗钱联席会议，既是一次部署工作的大会，更是一次统一思想的大会，我们一定要从维护我市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出发，进一步提高认识，明确职责，扎扎实实地开展好我市的反洗钱工作。

金钱关系篇5

关键词：金融情报机构；类型；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8-0058-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8.11

建立金融情报机构（Financial Intelligence Unite，简称FIU）是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的国际惯例①，也是履行有关国际公约的基本要求。《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7条、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8条以及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inancial Action Task Force on Money Laundering，简称FATF）、2012年2月的《打击洗钱和恐怖、扩散融资国际标准》（简称FATF新标准）第29条）②等规定了各国应当建立金融情报机构，负责接受、分析和移送可疑交易报告和其他洗钱相关上游犯罪方面的信息。埃格蒙特集团是由各国（地区）金融情报机构组成的非正式国际合作组织，其宗旨是促进其成员进行洗钱信息交换和反洗钱专业知识共享，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该组织，埃格蒙特安全网络已成为各国（地区）FIU情报交换的主要渠道，是全球最大的情报网络之一。

一、金融情报机构的工作原理

洗钱犯罪活动区别其他犯罪的特殊性在于没有直接可识别的受害者，而且常常利用高科技手段和最新的创新金融工具，进行非面对面的网上支付等复杂的交易方式，隐蔽性强，难于通过监控犯罪主体发现洗钱犯罪线索。多数的洗钱犯罪收益只能通过金融系统存储并迅速转移巨额资金，金融机构便留下并记录了这些资金运动的轨迹，金融情报机构按预设规则对可疑交易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利用开发的监测系统对异常交易进行监测，从而达到发现洗钱线索的目的。金融情报机构的主要功能是接受可疑交易报告、分析情报、移交结论性的金融情报，这是金融情报机构区别于其他反洗钱机构的本质特征。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金融情报机构还可能被赋予反洗线合规性监测、阻止可疑交易、反洗钱培训、相关课题研究以及反洗线宣传方面的职能。FIU的工作流程如图1。

（一）收集接收大额、可疑交易信息

金融情报机构依法收集来自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房地产、珠宝及贵金属销售等容易被洗钱犯罪活动利用的特定非金融行业，以及来自于有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异常交易数据和可疑线索，收集交易信息主要包含大额支付交易和可疑交易两类信息，还包括少量的举报信息。FIU的情报收集部门收到以上信息后进行整理、汇总，满足要求的数据导入到交易分析部分析界面的数据库，将收到的可疑支付交易信息汇总并移交给交易分析部。

（二）分析甄别大额、可疑交易报告

金融情报机构内设的交易分析部对所有交易报告的分析可以分为可疑支付交易和大额支付交易报告两个方面，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的分析主要是通过建立的计算机分析系统来完成的，大额支付交易报告的分析主要通过交易分析人员自身的信息掌握情况、知识结构、经验、报告本身所带有的疑点进行分析。

（三）移送涉嫌洗线犯罪线索

金融情报机构将经过分析认为有可能涉嫌洗线犯罪的线索直接向执法、司法等部门移送，或金融情报机构根据法律认为必要的部门移送，并确保情报传递的安全。

二、金融情报机构的类型

根据金融情报机构的隶属关系可将其分为行政型、执法型、司法型和混合型四种类型[1]。由于隶属关系不一样，不同类型的金融情报机构除保证其接收、分析和移送等核心职能外，在功能和运作机制等方面均有各自的特点。

（一）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

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是指那些金融情报机构是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部分，在执法和司法机构以外的另一个行政机构的监督或行政管理之下。美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金融情报机构就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类型的金融情报机构有较高的行政权力，有些国家的FIU还被赋予部分行政调查和行政处罚权，在报告机构和执法机构之间起到中心枢纽的作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The 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后称FinCEN）是美国的金融情报机构，属于典型的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FinCEN成立于1990年，隶属于财政部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司，“9.11”事件后，美国国会通过的《爱国者法案》将FinCEN提升为财政部的一个局，是美国最重要的反洗钱职能部门之一。下面以美国的FinCEN为例，分析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动作模式和特点。

1.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运作模式

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主要职能就是收集涉嫌洗钱信息报告、分析甄别报告信息以及移送涉嫌洗线犯罪线索等，还包括一些反洗钱相关的研究性、分析及培训、咨询、协调事项等。在美国，反洗钱工作由多个部门共同参与，由隶属于财政部的FinCEN负责日常业务监管、行政调查以及行政处罚；由国土安全部、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等调查机构负责反洗钱立案侦察工作；由司法部、检察署和法院等司法机构负责执法工作。FinCEN按照适用的法律条件，维持一个政府范围上的数据服务系统，负责来源于金融领域、执法机关和工商业等全美洗钱信息收集，并对情报报送机构进行合规性检查，保证报送数据的质量。借助高科技和电子手段建立的一套人工智能系统将数据分类与研究，审查、甄别出可能与洗钱或恐怖融资相关的信息。FinCEN有完备的数据库，收录了收集到的信息及分析的结果，监管部门和执法部门均可以随时进入该数据库，查询并获得所需要的信息，作为执法的依据与证据。

2.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的特点

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具有技术性、中立性、专业性等特点，有利于同信息报告主体、执法机构、司法机构及其他的金融情报机构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避免了报告主体直接面对执法机构、司法机构时心理上的恐惧和情绪上的抵触。同时，也提高了移送给执法和司法机构的情报质量。但行政型的金融情报机构没有执法权，在实际动作的过程中，除少数国家的金融情报机构有权在一定时间段内可以暂停交易外，大多数国家的分金融情报机构只基于披露的金融信息难以冻结可疑交易或逮捕嫌疑人，在申请执法措施时可能会有延误，一般也没有赋予法定取证权利，易受行政当局的直接监管。

（二）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

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是一国或地区的金融情报机构设立在执法机构内，英国，德国、新西兰、新加坡、我国香港等国家（地区）的金融情报机构采用这种类型。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可通过执法机关对报送的可疑线索或严重经济金融犯罪进行司法调查。英国的金融情报机构隶属于2006年成立的打击严重有组织犯罪局（Serious Organized Crime Agency，SOCA），负责收集分析与犯罪收益和恐怖融资有关的可疑交易报告，识别犯罪资产，开展对未知犯罪或恐怖活动的先期调查，向执法部门提供线索，并提供协助以打击洗钱和恐怖活动。

1.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运作模式

执法型金融机构要求各情报报送主体设置反洗钱报告官，报送主体在对客户处理各种金融交易时，应审查这些交易是否有明显的经济或合法理由，尽可能核查这些交易的背景和目的，由报送机构根据实际情况判断交易的可疑性。金融情报机构即是情报的收集和管理者，也是情报的使用者，金融情报机构收集到可疑交易信息后，就可以通过金融情报机构系统查询情报，调用详细资料和案件卷宗，对可疑对象进行查询，同时在确定可疑对象之后，就能够及时展开调查。

2.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特点

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不仅具可疑交易信息情报的收集和分析职能，还赋予了金融情报机构调查、可疑冻结和查封银行账户、传唤证人甚至直接逮捕罪犯等执法权力，能够对洗钱和其他严重犯罪的迹象做出快速的反应。基于主观标准的可疑报告制度增强了情报信息报送机构的主动性，避免了违法犯罪人员针对公开的报送标准进行刻意规避，而且可以节省成本，有效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提高信息的质量。但该类型金融情报机构要求报送机构员工较高的业务素养和执法自觉性，在与情报信息报送主体的沟通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而且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往往只倾向于关注调查而不是预防措施。

（三）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

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建立在国家的司法系统里，并且通常具有检查部门的权限。大陆法系的国家通常会选择这种设置，澳大利亚、塞浦路斯、卢森堡、泰国等国采用这种类型金融情报机构设置。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The Australian Transaction Reports and Analysis Center，AUSTRAC）是根据澳大利亚国会1988年制定颁布的《金融交易报告法》，经澳大利亚联邦议会批准设立的，直接向澳大利亚国家司法和海关部部长负责，是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的下属机构之一。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属于司法型的金融情报机构。

1.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运作模式

按照法律规定，情报报送主体将大额现金交易、可疑交易及其他相关信息报送给FIU后，由金融、法律、情报、计算机方面的专家和警察局、国家税务局、国家犯罪局、海关等相关部门派驻的专员共同组成一个专门的分析机构，对收集的金融情报进行分析，在主要城市设置联络员，专门负责与当地执法部门的联络，可以对调查上游犯罪的收益和资产的查封与没收、保存及处置，强制中止交易等执法和司法权力。也履行对报送机构进行合规监管的职责。

2.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特点

司法型金融情报机构具有高度独立性，不受政治干预，可以直接交给授权机构去进行调查或诉讼，独立行使自己的各项职能。如查封资产、冻结账户、进行审问、拘留和搜查，使反洗钱工作具有实效性，减少犯罪行为的发生和由此可能造成的损失。但类型金融情报机构往往倾向于关注调查而不是预防措施，在与非司法型或非诉讼型金融情报机构交换信息可能会存在困难。要获得金融机构那些未报告交易的数据通常要通过正式的调查程序。

除上述三种类型的金融情报机构外，还有一种混合型金融情报机构，一些金融情报机构结合了行政型和执法型金融情报机构的特点，还有一些金融情报机构将海关和警察部门的权力结合在一起。丹麦、泽西岛、根西岛和挪威的金融情报机构采用这种形式。

三、我国金融情报机构建设及启示

中国人民银行下设的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是我国的FIU，于2004年4月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是作为接收、分析大额、可疑交易报告并向有关方面移送可疑交易线索的专门机构。其职责主要包括：制定大额与可疑资金交易信息报告标准、接收并分析大额与可疑资金交易信息报告、建立国家数据库妥善保存金融机构提交的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按照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报送报告分析结果、与境外有关机构信息资料交换等。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属于行政型金融情报机构，内设办公室、研究部、情报收集部、交易分析一部、交易分析二部、交易分析三部、交易分析四部、交易分析五部、调查部、技术支持部、国际交流部、财务部、人力资源部等13个部门。

2004年，我国建立了反洗钱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加大了各部门反洗钱的协调和打击力度。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完善了刑事没收制度，标志着我国反洗钱的系统网络初步建成。但从我国反洗钱的实践分析，情报中心的中心地位尚未得到充分体现，反洗钱的整体效率有待提升。2013年2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新的反洗钱法案，该法案包括《有关防止犯罪团伙利用金融系统进行洗钱与资助恐怖主义的指令》和《有关跟踪资金转移活动的规定》两个指令（后称欧盟反洗钱指令Ⅳ），对打击洗钱犯罪、腐败以及逃税犯罪法律进行了重要补充。《欧盟反洗钱指令Ⅳ》体现了FIU在反洗钱工作中的重要性，强化了其职责、权限，包括要求客户及其资金活动信息透明，以便能够准确判断资金的性质、客户记录保存、成员国FIU之间的合作等[2]。

分析比较世界各国金融情报机构的类型特点及其运行机制，对我国金融情报中心的建设可有以下启示：

（一）立法明确反洗钱金融情报中心的法律地位，细化职责

《中国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后称反洗钱法）第十条规定：“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设立反洗钱信息中心，负责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接收、分析，并按照规定向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分析结果，履行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职责。”从法律层面我国FIU职能主要有：收集大额和可疑交易信息、整理分析交易信息，提交分析结果、开展情报交流四项。实践上还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FIU法律地位不明，职责没有细化；二是没有独立的调查权，主体作用受到一定制约；三是其接收的信息不完整，反洗钱是一项系统工程，仅依赖金融机构报告的信息是不够的，FIU应该是整个反洗钱体系的信息中心。

借鉴《欧盟反洗钱指令Ⅳ》，可在反洗钱立法中明确FIU作为反洗钱工作信息中枢的法律地位，信息情报的收集范围应涵盖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的交易报告。同时，赋予FIU独立的调查权，强调FIU调查职能的重要性，增强FIU在反洗钱中的主动性。同时，赋予FIU特殊情况下采取紧急行动中止交易的权力，避免洗钱可疑交易的持续。要求FIU加强案例库的研究和建议，强化FIU战略分析职能。在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上采取主动披露与查询制相结合，在打击犯罪的前提上保护个人隐私权的指导原则，并设定严格的法律责任。

（二）创新义务主体报送规则，加强FIU和报送机构的互动

有效的洗钱可疑交易情报收集是反洗钱工作中的关键环节，发现和报告涉嫌洗钱活动的情报线索是金融系统反洗钱的核心任务。我国要求各金融机构按照有关规定，甄别和分析可疑交易行为，并定期向监管机构报送。各金融机构在进行可疑交易的计算机自动分析时，基本上都是采用在现有业务系统加规则过滤系统的方法，根据以往洗钱案件的一些规律和监管机关的制度条款，将那些符合判别规则的交易数据过滤出来加以报送， 这一基于预设判别规则的做法虽然易于实现，但在实践中产生了高数据报送量与高误报率、预设标准易于为洗钱分子规避、无法自动适应洗钱形势变化、缺乏对上报数据的解释能力等一系列的问题[3]。因此，可借鉴《欧盟反洗钱指令Ⅳ》的规定，将义务主体报送原因和内容修改为“账户+资金性质”模式，提高报送主体向FIU报送可疑交易报告的触发原因的可操作性，重新规范报告的格式和内容，增强可操作性。同时，还要对报送主体受理来自FIU的查询进行规范，以便提高分析效率。

（三）贯彻“风险为本”反洗钱国际标准，建立健全风险预警体系

“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国际标准要求根据风险状况及程度配置反洗钱资源，包含对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两个层面的要求[4]。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在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原则下，应当审视哪些区域或领域更具洗钱威胁，分析哪些产品或服务类型存在薄弱环节，识别哪些客户洗钱概率更大，要求金融机构根据自身对风险和危害程度的判断，灵活地选择实施与风险程度相应的反洗钱措施。对于反洗钱监管部门而言，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原则要求其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有深入和完整的了解，对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洗钱威胁有全面的认识；能够运用合理的方法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程度进行评估，并将评估认为存在较高风险的金融机构确定为监管资源分配中需要优先考虑的部分；制定和优化制度措施，提示其他金融机构风险，防范风险的蔓延。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应通过上述措施，优化资源配置，确保以有限的资源实现洗钱危害最小化的目标。FIU要不断地优化交易报告系统，发挥监测系统的统计分析功能，通过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分析方法，开展对国家、区域、产品等洗钱风险的分析和预测，为金融机构提供风险预警[5]。

（四）构建有效的反洗钱协调机制，建立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层级结构体系

由于洗钱犯罪跨境、跨国的特点，凭借一国的力量打击洗钱犯罪效果是有限的，世界各国已经普遍认识到反洗钱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开展国际合作逐渐成为各国执法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中心之一。反洗钱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金融部门外，还涉及商务、民政、邮政、海关、司法、财政、税务、公安、司法等部门或领域，处于反洗钱中心地位的FIU必须加强和相关部门的合作和及时、有效的交流，才能达到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的目的。当然，反洗钱的主战场在金融领域，FIU要加强同金融行业监管部门之间的联系，提供可疑交易监测有关信息、技术、调查等方面的支持。因此从反洗钱协调机制而言，应该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1.FIU反洗钱的国际合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积极开展了双边和多边反洗钱国际合作，坚决支持国际社会及组织制定的反洗钱标准，主动履行反洗钱义务，参与反法钱国际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在国际及区域性反洗钱合作领域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签署、批准和执行联合国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的国际公约和决议，积极参与反洗钱和反恐融资国际合作框架，全面参与FATF各项工作，在司法合作方面，先后与多个国家签署了有关警务合作和打击犯罪方面的合作协议、谅解备忘录和纪要，并多次协助国外有关机构和人员到我国境内进行反洗钱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得到了有关国际社会和组织充分肯定。今后要更进一步地加强法律层面的国际合作，参与政府间高层会谈，通过外交途径或其他方式交流洗钱犯罪信息、防范和打击洗钱犯罪的措施和技术等，根据FATF反洗钱标准对各国金融情报交换的要求，利用埃格蒙特集团情报交换的技术平台，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FIU进行金融情报交换与共享。还包括同国际刑警组织的警务合作、刑事司法互动、引渡、技术援助等方面全面合作。

2.FIU与国内相关机构的合作。我国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人民银行与公安部反洗钱会商机制、海关与人民银行之间的反洗钱信息通报机制等在预防和打击洗钱犯罪活动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3.FIU与报送主体之间的合作等。2004年4月19日，成立了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参加的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领导小组，具体协调我国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在内的整个金融行业的反洗钱监管工作，建立了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协调机制。2004年6月16日，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工作小组制定了《金融监管部门反洗钱工作小组工作机制》，定期召开年度例会，通报金融机构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送等相关情况，建立健全了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反洗钱工作协调的制度基础和运行机制，提高了我国反洗钱工作效果。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参照反洗钱工作部际会议制度模式，建立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反洗钱协调机制，有力推动了各地反洗钱工作的深入开展，通过加强反洗钱监管信息的通报与分享，提升反洗钱监管的整体有效性。为了提高反洗钱监管工作水平，丰富反洗钱监管手段，中国人民银行借鉴国际反洗钱监管的成功经验，建立了反洗钱对话机制。金融机构结合自身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交易报告、客户身份识别、接受中国人民银行反洗钱监管过程中的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对话的具体要求。对话机制的建立搭建了人民银行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制度化的信息沟通渠道，有利于监管部门在反洗钱工作中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也利于反洗钱监管部门了解相关信息，使金融机构能够深入地了解监管政策意图，提高反洗钱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1]刘连舸，欧阳卫民.金融运行中的反洗钱[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2]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强化FIU职能 促进反洗钱合作――欧盟新版反洗钱指令解析[EB/OL].[2013-12-11]，http：///com/info.do？action=detail&id=342.

[3]韩光林.中国反洗钱监管制度变迁的路径锁定及对策[J].国际金融研究，2010（11）：73-80.

[4]童文俊.金融机构洗钱风险评估监管体系构建研究[J].金融与经济，2013（2）：71-74.

金钱关系篇6

关键词：金融机构 反洗钱 科技应对能力

一、当前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反洗钱工作机制缺位。我国现行的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基层行的反洗钱工作监督、检查机制都不很完善，在反洗钱内控制度落实上也有不到位的地方。首先，银行在客户尽职调查中制度落实不到位，对客户的调查仅限于一般情况，资金的真实来源和去向等与反洗钱密切相关的信息调查有许多缺失。其次，反洗钱协调机制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对一些客户提供的假身份证、假工商税务登记证，银行人员难以鉴别，也不能得到相关部门在鉴别这些假证方面的帮助和支持，难以获取真实完备的客户信息。此外，人民币和外币反洗钱缺乏信息互通和有效联动，工作相对独立，步调不一，不利于对跨境洗钱犯罪的全程跟踪。

2.反洗钱工作的技术手段比较落后。由于金融机构还没有开发和建立一套反洗钱的软件和系统，尚未建成与支付清算系统对应的支付交易监测系统，不能对大额和可疑交易及时进行监测、记录，这给反洗钱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另外，随着电子商务等新兴网络工具的发展，以及随之产生的多种网上支付方式以及在线媒介，使得利用网络洗钱的风险性较之传统洗钱大为减小，越来越多的网络洗钱出现了。由于我国信息网络建设相对滞后，整体信息化水平不高，对网络洗钱的监控更未涉足。

3.一线员工识别分析可疑交易的能力较弱。一线金融人员甄别和分析可疑交易的能力明显不足，我们缺乏高素质的反洗钱工作人员。从整体上说我国对金融业工作人员的反洗钱教育还不够深入，金融工作人员反洗钱意识缺乏，法制观念和政策水平低，不熟悉与其业务相关的金融法规和行业制度规范，缺少良好的经验积累，其综合素质同当前的反洗钱工作现实需要还有相当的差距。

二、有效提高打击洗钱犯罪科技应对能力

国际反洗钱经验证明，改善金融机构反洗钱的技术条件是打击洗钱犯罪的有力保障，针对当前洗钱犯罪出现的新特点和新动向，我国应大力提高对洗钱犯罪的科技应对能力。

1.健全金融机构反洗钱协调机制。金融监管部门要督促金融机构履行反洗钱职责，监管机构通过执法检查，不仅可以发现金融机构执行政策规定中存在的问题，还能够对政策本身进行审视，有针对性地提出有效的反洗钱措施，加大对大额外汇收付和无交易背景的大额人民币支付的监测，完善收支预警系统，提高监测的灵敏性。此外，金融机构要正确处理好反洗钱内控制度和内部经营管理制度的关系，金融机构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将反洗钱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要求，分解、细化落实到具体的管理和业务流程中，做到与内部经营管理制度同布置、同检查、同考核，并监督所管理的分支机构制定严格有效的反洗钱措施。

2.大力提高反洗钱的科技监控能力。关注可疑交易报告是发现洗钱线索的关键，根据我国《反洗钱法》规定，商业银行应将其客户账户内所发生的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情况及时向有关监管机关报告。其中，大额交易报告是从定量方面界定交易信息报告的内容，凡是交易金额在规定限度以上的交易，不论是否可疑，都要报告。而可疑交易报告则是从定性方面界定了交易报告的内容，即针对金额、频率、流向、用途及性质等有异常情况的交易。这样可以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效率，并加强对网络银行、电子货币、银行卡等新兴业务的反洗钱监控。

3.改善反洗钱的技术条件。澳大利亚反洗钱工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一个先进的反洗钱信息管理系统，采用了先进的网络、数据库、数据计算等技术。我国应结合工作实际加速科技进程，提高反洗钱工作的技术手段，加速研发网络互联的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监测报告系统，完善反洗钱软硬件条件，推行完整、规范和真实的电子化数据采集方式，不断完善数据筛选和分析工作，提高数据筛选的准确性和分析报告质量，增强反洗钱监测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同时，统一全国的金融网络，建立有效监控和管理资金账户系统，改进银行账户管理手段，在对洗钱犯罪的监控、取证、防范等方面都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

金钱关系篇7

一、税收犯罪与洗钱的关系概述

税收犯罪与洗钱犯罪的密切关系最早可追溯到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有组织犯罪集团就将非法收入混入洗衣营业收入中存入银行，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使犯罪收入变为合法收入，形成了现代意义上最早的洗钱。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反洗钱工作最初也都是由打击税收犯罪发展而来的，目前仍有一些国家的反洗钱职能是由税务部门执行，如英国的税务总局就在反洗钱执法部门之一。税务犯罪与洗钱犯罪有着深厚而密切的历史渊源。而在我国，税务犯罪与洗钱犯罪的关系则是随着近年反洗钱工作的深入开展逐渐被认识与关注的。

2010年，国家权威部门做过一项中国洗钱犯罪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洗钱犯罪活动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在人民银行协助破获的洗钱案件主要涉及地下钱庄及非法买卖外汇活动、偷逃税等危害税收征管犯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金融诈骗等诈骗犯罪、犯罪、走私犯罪、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等。其中，以偷逃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税为代表的各种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约占总数的9%，成为继地下钱庄和非法买卖外汇之后第三大引发洗钱行为的犯罪类型。税收犯罪案件之多，与洗钱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2012年2月，FATF了指导反洗钱工作的新40条建议中，建议各国将关注的领域扩展到税收欺诈、国际贸易等非传统领域。税收犯罪与洗钱的高度关联性开始在我国理论界引起关注。

二、国内外涉税洗钱监管概况

（一）国外涉税洗钱监管概况

美英等国作为发达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活跃的金融市场，洗钱问题也是由来已久，与此同时，反洗钱监管也较为成熟，成为许多国家反洗钱工作借鉴的典范。美国既是全球最大的洗钱中心，又是世界上最早对洗钱活动进行监管的国家之一。在涉税洗钱监管方面，财政部下属国税局的刑事调查部承担该领域监管职责，负责管辖范围涉及洗钱行为和洗钱犯罪案件的调查、侦查、与执行。英国的税务总局在财政部的全面指导下负责英国的海关和税收事务。在反洗钱方面，税务总局承担了相关的执法与监管职能，负责调查并贩毒、税务犯罪及相关洗钱案件，并依照反洗钱条例，审查、许可和监管货币服务业和珠宝业。亚洲邻国韩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反洗钱工作也取得了较快发展。在涉税洗钱监管方面，韩国金融情报分析院内设机构税收信息与系统管理部，负责分析有关逃税交易信息，按照国税厅作出的信息要求来分析信息，建立并运行信息系统。2007年，韩国金融情报分析院共向检察厅、国税厅等6个执法部门移交涉嫌洗钱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线索共计7381份，其中向国税厅移交1300件，国税厅对移送信息进行调查后成案率相当高，在处理终结的为454件中有345件存在涉税违法犯罪，突显了金融情报分析对于发现和打击涉税违法犯罪的重要价值。

（二）国内涉税洗钱监管概况

在反洗钱组织机构方面，我国已经确立了“一部门主管、多部门分工合作”的反洗钱监管模式，建立了23个部门参加的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制度明确了各部门职责。在涉税洗钱方面，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规定，税务总局参与研究打击和防范涉及洗钱的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等税收违法行为的政策措施，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建立相应的信息传递和执法合作机制。但在反洗钱合作方面，人民银行反洗钱与税务部门在实务方面的合作交流还无较大实质性进展，反洗钱机制对预防、打击税务犯罪的积极作用未有效的发挥。但在反洗钱实践中，众多洗钱案例显示，反洗钱资金监测对于发现、追踪涉税犯罪有其特殊优势。在上述中国洗钱犯罪调查中，以偷逃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骗税为代表的各种危害税收征管犯罪约占总数的9%，成为继地下钱庄和非法买卖外汇之后第三大引发洗钱行为的犯罪类型，足以说明涉税洗钱的严峻性，更用事实证明了反洗钱机制在打击涉税案件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应加强反洗钱主管部门和税务部门的情报合作与信息交流，以充分发挥反洗钱机制对于打击涉税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作用。

三、反洗钱机制在打击涉税洗钱方面的优势

自2007年开始，我国反洗钱工作全面启动，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和进步，特别是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稳步发展，反洗钱机制不断得到完善与发展，为国家反洗钱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笔者认为，反洗钱机制在发现、打击税收洗钱案个件中主要有以下两大优势。

（一）反洗钱机制搭建的金融数据库，成为发现和追踪税务犯罪线索的重要渠道

在经济领域，金融机构成为社会资金运动的中枢，社会成员资金交易绝大部门是通过金融机构提供的支付或其他中介服务完成的，因此金融机构拥有庞大的社会资金交易数据库。犯罪分子掩盖犯罪事实，隐藏犯罪证据，也大都经过金融体系来藏匿和转移非法收益。尽管洗钱行为越来越隐蔽，但“黑钱”只要在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间流转就会留下记录。2004年，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成立，成为人民银行履行反洗钱职责而设立的专门分析情报的机构，负责接收分析金融机构上报的大额和可疑交易。经过几年发展，反洗钱数据采集网络初具规模，其接收的大额与可疑交易覆盖了所有金融机构，从分析资金异常流动入手，大大拓宽了发现和追踪税务及其他犯罪线索的渠道。

（二）金融机构拥有较为专业的反洗钱队伍，成为发现税务犯罪线索的前沿力量

金融机构柜员是直接为客户办理金融业务的一线人员，对客户异常交易、异常行为最为了解，通过关注与分析客户的交易活动，发现犯罪线索。如，2007年的上海竹川公司骗税案中，招商银行临柜人员在整理客户企业回单时，发现该企业4～5月间该企业向法定代表人转款687笔，共计3375元，用途均为差旅费。经调阅其开户资料，其注册资金只有50万元，于是作为重点可疑交易进行了报告。该案成为全国首例利用国家对软件行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骗税案件。在2006年广东佛山“4·17”偷税、骗税洗钱案中，犯罪分子黎某及其妻子名下资金交易总额达11.08亿，远超其经营实体的交易总额，黎某不通过单位账户结算，货款均由私人账户结算，以达到偷逃税款的目的。在反洗钱工作中，诸如此类的异常交易十分频繁，经统计山西某地方性银行2013年1季度单位资金向个人账户转账资金达108亿，其目的可能是资金拆借，可能是违规放贷获取高额利润，也可能是为新单位虚假验资提供资金，但是涉嫌偷逃税款占有较大比重。2012年7月，该地方性银行柜员发现客户李某频繁个体工商户账户的开立与撤销，两个工作日共撤销14个账户，行为可疑，并后台核实该客户共开立19个账户，账户的资金交易均是李某办理，随即作为重点可疑交易进行上报。经查，该客户涉嫌偷漏税款。事实证明，金融机构通过履行反洗钱义务，可以及时发现税收洗钱活动，从而为追查出相应的上游犯罪提供线索。同时，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拥有专业分析人员，借助于专门的分析系统，对上报的大额与可疑交易进行收集、整理、分析也会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因此，金融领域反洗钱工作对弥补我国税收管理部门监管资源有限，手段不足，对有效打击税收犯罪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四、政策建议

（一）修订现有法律体系，为反洗钱在打击涉税洗钱中的应用提供政策支持

一是要尽早修订《刑法》，扩大反洗钱上游犯罪范围，将税收犯罪列入上游犯罪，同时将自洗钱列入洗钱罪的主体，这已是理论界的共识。2012年2月，FATF在其的新40条建议，再次建议各国将关注的领域扩展到税收欺诈、国际贸易等非传统领域，因此将税收犯罪列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更是与国际接轨，履行国际反洗钱义务的需要。在反洗钱实践中，诸多可疑交易线索经调查后涉及税务犯罪，但以洗钱罪宣判的极少，将税收犯罪列入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更是反洗钱工作和打击税收犯罪的现实需要。因此，立法部门应加快修订《刑法》的步伐，为有效发挥反洗钱在打击税收洗钱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提供政策支持，为减少税收流失保驾护航。同时，将自洗钱主体列为洗钱罪主体，体现法律罪责相当原则，便于司法判决。

二是要修订《反洗钱法》与《税收征收管理法》，以法律形式明确、具体地规定税务部门的反洗钱职责与义务，明确反洗钱主管部门与税务部门的反洗钱协作，为推动反洗钱机制在打击税收犯罪领域的应用提供法律政策支持。

（二）加强反洗钱主管部门、税务部门、公安部门及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合作

一是加强税收犯罪研究，正确指导金融机构加强交易监测与分析水平。税收犯罪专业强，犯罪分子多为经营主体的负责人或财务人员，具有一定的税收、会计、企业经营等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属高智能犯罪。税务部门作为税收主管部门，应发挥专业优势，并会同反洗钱主管部门加强税务犯罪与洗钱手法的研究，更好地指导金融机构识别、发现有价值的税收犯罪线索。同时，金融机构也应主动加强对国内外涉税洗钱案例的研究与分析，完善涉税资金异常流动的电子化识别，加强交易数据的挖掘与分析，提高资金交易监测能力与分析水平。

二是要加强反洗钱主管部门与税务部门信息交流和合作。税务部门可借鉴公安部门做法，向人民银行派驻反洗钱联络员，负责日常涉税洗钱合作事务。同时，各级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要加强与当地税务部门的情报交流与信息沟通。

三是加强与公安部门的多边合作。税务犯罪大量存在于经济生活中，导致国家税收严重流失，但与此相反，公安机关查处的税收犯罪案件在绝对数量上却明显偏少，所占经济犯罪案件总量的比例也明显偏低，与实际犯罪态势严重背离。因此，反洗钱主管部门、税收部门要加强与公安部门的多边合作，推动对税务犯罪的查处。

（三）加强国家反洗钱数据库建设，构建高度电子化的反洗钱体系

金钱关系篇8

摘要：近几年，我国影子银行在金融脱媒、资金脱媒的不断演进中迅速发展起来，尤其各类理财产品、非银行金融机构销售的信贷类产品等创新性影子银行不断发展壮大。然而，金融市场的监管却没有及时为新兴行业保驾护航，经营不规范、风险不可控等问题仍然存在，极易沦为为不法分子清洗黑钱的通道。本文对我国影子银行的洗钱风险进行分析探究，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影子银行;研究;洗钱风险

一、影子银行基本内涵

(1)涵义

影子银行(Shadow Banking System)的概念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麦卡利(McCulley)在2007年美联储年度会议上首次提出，他认为影子银行是从事银行业务却没有收到政府监管的各类实体的活动之和，包括投资银行、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债券、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SIV)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准银行体系，指出影子银行不仅仅指代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还包括一系列可以替代传统银行业务的部门或金融工具。目前，较为权威的定义是由国际金融理事会提出的定义：在银行监管体系之外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组织实体和业务活动，涵盖投资银行、货币市场基金、私募股权基金、金融公司等。

(2)特点

1、交易模式采用批发形式。商业银行的零售模式以强大的资金支持满足不同的贷款需求，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整体违规概率趋于下降;影子银行的批发模式是汇集多方资金去满足某一个人、企业或组织的资金需求，其违约率与商业银行相等，但由于所占资金量的扩大而可能导致违约金额上升。

2、场外交易不透明。影子银行对其结构复杂的产品公开披露的信息较少，在运作过程中使用了多层次的金融衍生工具，产生的多种金融衍生品交易大都在柜台交易市场进行，信息披露制度很不完善。

3、使用较高的杠杆率。影子银行长期处于监管之外，又不具备商业银行那样丰厚的资本金，却具有和商业银行类似的中介功能，因此影子银行在融资贷款过程中使用较高的杠杆率，放大其可贷资金规模，大量利用财务杠杆举债经营。

(3)分类

本文从监管部门管理的角度出发，按监管的力度强弱将我国的影子银行分为三个类别：一是从事增信或抵押类金融业务，如信托公司、财务公司、担保公司、私募基金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二是具有以银信合作式银行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银行表外业务，如银行理财产品、委托贷款等;三是广泛的民间金融借贷业务，如商会、互助基金、P2P网络借贷等。

二、国内影子银行监管情况

(1)增信或抵押类金融业务

从事增信或抵押类金融业务的影子银行，我国已通过分业监管的模式对其做出了相应监管，如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等已纳入反洗钱监管范围，这些机构执行反洗钱政策和制度，履行反洗钱职责，业务运转相对良好，风险相对较小。而担保公司、私募基金公司等尚未纳入反洗钱义务主体范围，根据《融资性担保公司关联暂行办法》规定，融资性担保公司由各省市政府确定监管部门具体负责本辖区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准入、推出、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并向部际联席会议报告工作;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公司进行自律管理，实现准入登记制度，按规定向基金业协会报送基本情况，而私募股权基金则由证监会负责监督管理。

(2)银行表外影子银行业务

银行理财产品分为两种，一种是保本型理财产品，应纳入银行资产负债表，属于表内业务;另一种是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其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属于表外业务，可计入影子银行。我国适用于金融业的反洗钱法律法规是银行表外理财产品的监管依据，但缺乏针对性，目前还没有对银行表外理财业务制定专门的反洗钱规章制度。

(3)民间借贷金融服务类影子银行业务

三、影子银行洗钱风险分析

(1)增信或抵押类金融业务洗钱模式

1、担保公司。一是将非法资金注入融资性担保公司，通过黑白混合，利用中介融资机构不仅实现清洗黑钱的目的，还能获得收益。二是洗钱分子注册成立空壳公司，由洗钱集团控制的担保公司为其做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利用一系列的虚假信贷资料和评估证明材料骗取银行信贷资金，再通过提前还贷等手法将资金洗白。

2、私募基金公司。一是由几个合伙人把资金聚集在一起以工作室或投资咨询公司的形式组建黑私募，其中可能存在一些资金来源不正当，但黑私募一般不会开展客户身份识别工作，也很少关心合伙人的资金是否合法。如果黑私募将资金投入股票市场，证券公司通过一般的身份识别很难判断客户是否拥有私募资金，也难以判断客户的资金来源是否合法。二是借助信托公司发行阳光私募基金。信托公司虽然已纳入反洗钱义务主体，但对阳光私募基金在客户身份识别、可疑交易分析判断等方面仍然存在缺陷，例如信托公司缺乏信息技术手段识别利用虚假证件与私募机构签署理财合同的客户，不了解客户资金的真实来源和银行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无法判断阳光私募受益权转让的合法性等。此外，私募机构可能与客户合谋通过违规交易获取非法利益，并反复操作清洗黑钱，或通过关联交易将资金隐蔽地转移给第三方，实现利益输送[2]。

(2)以银信合作式银行理财产品为代表的银行表外业务洗钱模式

1、银行表外理财产品。一是银行在代销信托计划过程中，只在销售前期对客户进行尽职调查，而在关系存续期间，缺乏持续跟踪识别，从而为不法分子通过合法化的外衣购买到高利率产品提供了便利通道，使其既获得了高回报，又达到清洗非法资金的目的。二是银行为盘活不良资产，实现资产优化，在打包、再打包转让一些信贷资产的过程中，缺乏对跟踪者的了解，给洗钱分子可乘之机。三是在银保合作业务中，洗钱分子将大量非法资金投入理财产品，一般青睐于投资收益型加保值型保险，并在短时间内频繁投保、退保，通过小损失大清洗的方式，实现洗钱目的。

2、委托贷款。在委托贷款业务中，一些银行对借款人资格审核不严、对贷款资金来源了解不清、用途监控不严，可能存在洗钱风险。一是银行违规接受社保资金、企业年金、财政预算外资金、工会经费、住房公共维修费等单位委托人办理的委托贷款，导致资金来源不合规;二是借款人利用委托贷款向国家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的行业或不达标的企业、项目投入资金，导致资金使用不合规。

(3)民间金融借贷业务洗钱模式

2、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缺少相应的行业准入、经营管理制度约束，交易手续简单、程序不规范，内容不公开，基本上靠一张借据来保持借贷关系，且没有相关的身份识别程序，对资金来源、交易目的及交易受益人等也没有进行审查，一定程度上洗钱分子获取高额回报提供了便利。

四、影子银行产生洗钱风险的原因

(1)反洗钱监管制度存在缺陷

一是监管制度缺失。我国金融业实行分行业监管，人民银行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一行三会各司其职，但对界定不明确的影子银行和某些业务交叉环节的监管却无法可依，如第三方理财、非金融机构资产证券化、民间借贷等。二是监管主体缺位。部分影子银行机构有主管部门，但监督主体缺乏完善的反洗钱管理办法，形成监管真空。例如，银行由表内移到表外的业务也具有影子银行的功能，但至今未出台专门的反洗钱规章制度;典当行由商务部、公安部管理，但监管主体未明确规定该类机构的反洗钱义务。

(2)行业内控管理机制不健全

部分新兴行业机构内控管理相对薄弱，经营不规范情况突出，公司治理不合规，人员整体素质偏低。部分融资性担保机构偏离主业，发展合法经营范围以外的高风险、高收益业务，参与非法集资、违规经营等风险事件，业务偏向异化，部分担保机构在账外挪用客户保证金，或利用关联企业套取银行信贷资金用于高息放贷和洗钱风险领域。一些私募基金、信托、担保公司在巨大经营利益驱动下，吸收大量资金的同时，对资金来源、性质的甄别能力有限，忽视了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对客户的资金来源缺乏深入调查，产品销售环节存在洗钱风险[3]。

(3)客户身份识别制度落实不到位

《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对银行理财产品、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产品(如信托)在身份识别方面作出了一些规定，但开展这些业务的机构基于维护客户隐私和吸纳客户的考虑，在完成基本的客户身份识别后，并未深入了解客户的身份背景和职业信息，尤其当前私人银行运作模式盛行，商业银行基于维系客户的角度考虑，未做到强化的尽职调查，甚至迎合客户需求，采取简化的身份识别程序，存在反洗钱工作漏洞。

(4)资金来源去向缺乏控制

交易的隐蔽性特点为影子银行成为不法分子的洗钱工具提供了可乘之机。一是信息披露不完善，不利于核查真实交易。影子银行进行的交易往往不透明，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鲜有公开的、可以披露的信息，不法分子通过合法业务将非法所得转变为形式上的合法财产，影子银行机构可能超出合法业务范围进行非法集资等活动，再通过合法业务清洗募集资金;二是产品结构的复杂性使资金来源去向难以掌握。影子银行的产品设计往往比较复杂，在运作过程中使用一系列的金融衍生工具和信用中介工具，真实的资金关系难以掌握，资金的来源去向监测困难，为不法分子进行隐蔽交易提供便利。

(5)从业人员反洗钱意识比较薄弱

一是纳入反洗钱义务主体的影子银行，如财务公司、信托公司等，从高层管理人员到基层业务人员还存在缺乏反洗钱风险意识的问题，没有对反洗钱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财务公司领导层普遍认为，内部银行不会发生洗钱行为，成员单位不可能出现洗钱风险;信托公司更多关注的是项目的收益性高低，对反洗钱法律法规和洗钱风险的认识比较淡薄，与客户直接接触的一线人员反洗钱专项培训机会极少，识别洗钱风险的敏感性较差。二是尚未纳入反洗钱义务主体的行业，如私募公司、P2P网络借贷则担心履行反洗钱义务会影响到与客户的关系，限制业务发展，从而降低效益，因此这些行业主动配合开展反洗钱工作的意愿较低。在日常业务中，这些行业工作人员担心的是资金安全和效益问题，考虑更多的是业务风险和操作风险，而不顾及或较少顾及洗钱风险防范，容易使从事行业成为犯罪分子洗钱的工具。

五、建议和对策

(1)健全反洗钱相关法律制度

一是出台高于部门规章的行政法规，遵循反洗钱法确立的一部门牵头、多部门配合原则，进一步明确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影子银行各行业主管部门的反洗钱职责以及影子银行各行业应当履行的反洗钱义务，分行业深入推进反洗钱监管制度。二是对已纳入反洗钱义务主体的行业，人民银行应适时出台相关反洗钱风险控制和防范措施，落实当前影子银行体系客户身份识别、大额可以交易等制度;对未纳入反洗钱义务主体的行业，遵循有序推进、差别监管的原则，会同相关主管部门制定反洗钱监管要求，逐步将其纳入到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机构范畴。三是充分发挥影子银行各行业协会在反洗钱监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与本行业机构之间的协调作用，妥善引导影子银行各行业协会发挥自身资源优势，通过制定行业反洗钱指引等措施，发挥行业自律组织协调监管的潜力，完善和补充反洗钱工作机制[4]。

(2)实施影子银行差别监管

根据影子银行各行业的业务特征和反洗钱履职情况，采取不同的监管措施，实施差别监管。一是对于有金融机构参与的影子银行业务，如银行表外理财等业务，参与的金融机构具有相对完善的反洗钱内控制度，在现有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反洗钱规章制度和工作要求;二是对于非金融机构参与的影子银行及影子银行业务，如民间借贷等，应采取有扶有控、有保有压的政策，开辟多种投资渠道，使民间金融体系转型为新型金融机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资金的供求矛盾，还可以压制地下钱庄等非法机构的生存空间;三是对于无实体经营场所的影子银行，如P2P，应建立网络借贷平台的准入审批制度，完善信息披露，加强资金交易监测，抵御洗钱风险。

(3)加强行业内部管理

一是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影子银行业务管理的规章制度和风险监测体系，充分考虑洗钱风险和防范措施，将反洗钱制度嵌入业务流程中，引入反洗钱专项审计制度，为影子银行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二是强化反洗钱各项措施。充分发挥一线人员的客户身份识别作用，有效落实账户实名制，认真收集、核对并记录客户的身份信息、资金来源、资产状况、交易对手、担保人、受益人等证明材料;切实开展客户尽职调查，运用多种措施了解客户的资金来源去向、经营状况、身份信息更新等情况，整合资源重点加强对高风险客户和高风险账户持有人的监控，完善客户身份识别的措施和流程，深入了解账户和交易的实际控制人、交易目的及交易背景，切实提高客户身份识别工作质量。

(4)提高从业人员洗钱风险防范意识

一要树立正确的洗钱风险防范意识，正确认识大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业务拓展与风险防范的关系，克服利益至上的思维习惯;二要积极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开展反洗钱知识普及及宣传工作，提高金融消费者的自我保护能力，不要盲从银行理财产品、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合理选择投资及获取资金的渠道，防范洗钱风险。

参考文献：

[3]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中心支行反洗钱处.我国影子银行洗钱风险分析及监管对策[J].中国反洗钱实务，20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