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30 06:22:52
我有做一个很大的表格，从去年9月开始到现在，大约发表40余篇文章，这个表格里有约稿的媒体名称、题目、交稿时间、发表时间、刊登页数、网络版地址等等信息，当然还有一栏是稿费是否有付，当然一半多都还没付，拖欠3-6个月的居多。但是依旧在写，很爽快地写，不问价格地写，因为还没到有资格谈条件的时候，用我妈的话讲：“人家肯给你个舞台，你就要亮好相！”
馒头是我的好朋友，擅长写商业软文，我帮她做广告，获得了一些小小的机会。馒头说她也有被欠账还被欺负的时候，我鼓励她说：“挺过去，挺过去！我以前也这样。”没有人知道我是从写商业软文被训练出来的，那是我工作半年以后的日子，因为经常投放软文，在某次媒体用极差的文章交差，我还没时间再让他们去改的时候，我自己写了文章发上去，然后便被媒体看上。可是，写自己家产品的软文和给别的客户写软文是完全不一样的，前者我是客户，我写的就是标准；而后者，我已经成为了战战兢兢的小鬼，每次交差后等待着被宣判。有时候1000字的稿子要写10遍，有时候客户都把文章发得满网络都是，却声称写得不好不付钱；有时候用产品抵钱，就像倒闭的工厂用发毛巾的方式抵工资的感觉；有时候一个2000字的文章要写四个不同的风格：清新版、宅人版、青春版、雷人版。那些日子，听了很多客气的话，比如“这个还是不行，客户说要……”；也听见很多噩耗：“哎呀，客户突然决定不投放了，所以这次的稿子作废了。”周末，都堵在家里写商稿，那个时候写东西不够快又好，客户的脾气捉摸不透，产品从化妆品到奢侈品汽车各种各样，每次都让人抓狂揪头发。
那些仨瓜俩枣的稿费钱不记得干了什么，但却记得，那些文章是我老老实实写东西的开始，不浮躁，不抱怨，一直写，写不好就一直改，直到客户满意，顺利排版。对于商稿，作者是谁不重要，名字通常被忽略，或者印到夹缝里，小得还不如绿豆大，经常想拿来跟我妈炫耀，却苦于根本找不到名字写在了哪里，被更改成别人的名字更是家常便饭。
写了近20篇商稿，被20个不同的客户百般折磨了半年之后，我终于开始写博客，每天大于1500字的坚持之后，我第一次接到媒体的约稿，2000字的跨版文章，战战兢兢地写好，恭恭敬敬地发邮件过去，对方需要照片，认真到周末专门到照相馆化妆去拍，虽然拍出来极傻，但是足够认真努力，我终于开始写有我名字的稿子了。
后来开始陆续接到很多媒体的约稿，有外公十几年前就订阅的《文汇报》，有大学时每月必读的《大学生》等等，有时候一次要写好几篇，有时候一期要上好几个，有时候好几家的稿子一起写。我对很多事情都马马虎虎，唯独对写稿子这件事情持续的认认真真，不管多辛苦都坚持在清晨6点以前让编辑见到，到后来当了好几个媒体的专栏作者、特约撰稿人也依然这样，可能是因为我有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因此就特别努力认真地做好一个能做好的，做到极致、极致、极致！
能做的我都做了，不该我做的我也做了，所以我每天睡得香，吃得饱，只是偶尔在书店看到温美的文字，读到细腻的柔情，总会怨念自己是文字大条，写不出那样的古道柔情与曼妙丝长。
《异类》里说，一个事情练习一万个小时就会得很美美的了。每当我要开辟一个新领域的时候，比如乐词，比如讲课，比如那些已经开始的各种还没什么眉目的事情，我总是用写字的过程来激励我自己，要勇敢的开始，然后要认真，要坚持，要谦卑，才会看到一点点光亮。
文献记载有稿费
据文献记载，延安时期的稿酬至少从1936年8月就已实行。此时，红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和党中央尚在保安，而且硝烟未熄。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为此，8月5日，、杨尚昆联名向陕北一方面军各部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希望大家积极撰稿，展示长征宏图。征稿信说：“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此书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于1942年11月出版。这里的“薄酬”是钱还是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写稿还是付给报酬的。
1936年10月28日，中国抗日红军总政治部《(红军故事)征文启事》，这是一次在部队中进行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启事”说：“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
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总司令，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节10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特组建了一个包括11人的强大编委会，他们是：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等。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1939年1月，致周扬的信中不仅有付稿费的表述，而且还有付酬的具体标准。当时为了向全国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民政等真实情况，以粉碎的造谣歪曲，决定编写一本《边区实录》。初稿由他的秘书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委托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信末特写明：“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这本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为它题写书名并题词。稿费也及时兑现。
1941年9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其中谈到稿酬问题。他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从以上文献可知，延安时期尽管生活艰苦，但对文化人的精神劳动是尊重的，稿件采用发表，都付给报酬。
报刊登稿付稿费
延安时期物资十分匮乏，文化人在困难中拼搏，创办了不少刊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不论是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在征稿启事中，都说明来稿刊用后，即付稿费。
《红中副刊》“征文启事”，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延安时期党报最早的“稿约”。它刊于1936年12月24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内称：“红中副刊已出刊四期了，我们热烈地欢迎同志们替红中副刊写些文章。文艺的、时事论文的均所欢迎。来稿一经登载，将给予相当物质报酬。”这个“征文启事”的落款是“红中编委”。“红中”即《红色中华》报，创刊于1931年的江西苏区，是中共的机关报，长征中停刊，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由编委会征文启事，足见其郑重。
《大众文艺》，1940年4月15日创刊于延安，题写刊名，肖三主编，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该刊第一期的“稿约”说：“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
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为它题写刊名，后又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它在创刊号登出的“约稿”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报。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为它题写报名和发刊词。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它在“创刊号”的右报眼刊出“本报启事”(二)：“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
总之，延安时期的其他刊物，如《文艺战线》(周扬主编)、《文艺月报》(肖军、舒群、丁玲等主编)、《诗刊》(艾青主编)等，都刊有说明“付酬”的征稿启事。采用来稿而不付稿费的刊物，当时是不存在的。
征文入选有稿费
为了活跃文艺，促进创作，延安时期组织过几次群众性的征文活动，入选作品均付给稿酬。有些文艺团体，面向社会征集剧本，也都明码标价，付给报酬。
人民抗日剧社，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组建的演出团体，直属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领导，社长危拱之，随军长征到陕北。1936年6月3日，剧社在《红色中华》报上“征求剧本启事”：“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作品，一律给以酬报：一、话剧、歌剧，一般每出大洋贰元；二、活报每个五角；三、歌及土调每个两角；四、倘有特别出色，表演有很大成功而受看者称许的，给以特等酬报；五、双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与活报大洋贰角。”
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是民众剧团的前身，诞生于1938年5月23日。它重视民间歌谣、小调、戏剧的搜集、改编和整理。7月17日，改进会在《新中华报》刊登“征求各地歌谣启事”，说明要“组织评判委员会，按成绩奖励”。
延安时期，发动过几次规模较大的写作活动，对入选作品均给稿费。除了前面谈到的《红军故事》、《红军长征记》之外，还有《苏区一日》：1936年12月由中国文艺协会发起，仿照高尔基组织的《世界一日》和茅盾发动的《中国一日》征稿方式，号召“部队党政机关和文化人，把1937年2月1日这一天陕北苏区有意义的事记下来”，“入选作品均给酬金，以资鼓励”。《五月的延安》：边区文协于1938年4月发起，艾思奇、林山、柯仲平等任编委，要求用各种形式的文字，记下“红五月”某一天的经历、见闻，“征稿截止日期是六月五日，并准备现金薄酬，酬劳写稿的同志们”。此外，还有《我怎样来到陕北》、《十年牢狱生活》、《警区一日》、《秋收特写》等征文活动，无一不给稿费。
为了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编审委员会计划出版大批中级读物，包括社会科学、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为此，它在1941年5月22日的《解放日报》上刊出《征稿启事》，明确说：“来稿一经采用，稿费从优。”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延安时期唯一一则申明稿费“从优”的征稿启事。
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集魔术、
武术、双簧、大鼓、相声等稿件，说：“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未经采用，但本团认为有保留与研究价值者，亦致稿酬，余稿一律退还。”这个启事的特别之处有二：一是以千字为计酬单位，同时照顾到稿件质量；二是留下的稿件也给一些稿费。这是比较合理的。
延安作曲者协会和音协，1942年4月发起的“聂耳创作奖”，是当时奖金较高的有奖征文活动。合唱：甲等90元，乙等60元，丙等40元；齐唱与独唱，甲等70元，乙等50元，丙等30元(得奖作品之歌词另致稿酬)。
稿酬形式多样化
延安时期的稿费有钱、物两种形式，都是薄酬。“物”的种类是多样化的，都属于生活必需品之类。
前面谈到的《红军长征记》、《红军故事》征文启事，都说明备有钱和物作为稿酬。后来的征稿也有类似情况。大体说，1941年前，是“钱物稿费”并存的时期；之后，则多是“现金稿费”，但“物酬”并未绝迹。在前一个时期中，文化人的稿酬大都付现金，其他多是给“物”。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物”是人们生活所必须的，同样珍贵。
“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有严格的登记制度。人们写稿子多是一张纸当做两张用(两面写字)。当时，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就属于“上档次”的人物了，令人羡慕不已。所以，写稿得到“物酬”，是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
还有的“物酬”则是“赠送书报刊”，或是“我们的歌谣出版时酌量赠送”(民众娱乐改进会)；有的刊物刊用后以“本刊为酬”(《文艺突击》、《艺术工作》等)。《歌曲月刊》(1940年9月创刊)的“稿约”更具体些：“来稿发表后，以本刊一册为酬，版权归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选编权。”一年后该刊改为《歌曲半月刊》，仍是“来稿选用者，可以本刊为酬”。当时一本刊物值多少钱呢?为2―5角。
稿费的使用
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写了《延安一月》。其中说：“假如他们(指作家)有作品(发表)，所有的稿费和版税也都是私有的。”作者对稿费自由支配，使用情况各不相同。
当年，和其他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和发表，都有稿费。他们大都把这些“外快”用于赞助公益事业，或是个人应酬方面。
的捐助较多，出手也大方。据史料不完全记载，仅1939年前后的捐助就有下面这些：
民众剧团是在关心支持下，于1938年7月4日成立的，主要运用边区群众熟悉的秦腔，演出新戏或优秀传统戏，为老百姓服务。成立伊始，演出服装、道具、汽灯等物资奇缺。无奈之下团长柯仲平找“诉苦”。当即从自己《论持久战》稿费中，拿出300元大洋，给民众团购置设备。柯仲平亲自保管这些钱，锱铢必较地使用。后来，民众剧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每个村寨，为民演出，成绩卓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扬了他们。
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各类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并颁奖，又是慷慨解囊，捐赠300元做奖金。、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这样才使征文圆满结束。
此外，为支持创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捐助100元(1939年3月)；为支持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100元(1939年9月)；为陕北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捐款1万元，赈济灾民(1939年9月)；为烽火剧社捐款200元，以鼓励他们节俭演戏(1939年11月)；为边区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400元，慰劳小学教师(1941年8月)。
的稿费收入，还用于资助亲朋好友。如1941年9月，他为军委机要处代处长黄有凤出资办婚礼，花了200多元。瓜果、饭菜、新被子，都是用这些钱买的。、任弼时等光临，自愿做主婚人，喜庆热闹，黄有凤终生不忘。1941年11月5日，给当年湖南一师同学林若虚“寄奉百元，聊作薪水”；还为自己的孩子购书，以及用于以个人名义的宴请等等。
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在这个问题上的“小气”，会受到人们的非议。在延安生活过的作家卞之琳回忆说：“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致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一书，详细记述了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场面：“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
文献上的有关记载
据文献记载，延安时期的稿酬至少从1936年8月就已实行。此时，红二、四方面军正在长征途中，和党中央尚在保安，而且硝烟未熄。为“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中央决定出版《长征记》。当年8月5日，、杨尚昆联名向在陕北的红一方面军各部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电报和信函，希望大家积极撰稿。征稿函说：“来稿请于九月五日以前寄到总政治部。备有薄酬，聊志谢意。”该书后由徐梦秋、成仿吾、丁玲编成，于1942年11月出版。这里的“薄酬”是钱还是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写稿还是付给报酬的。
1936年10月28日，中国抗日红军总政治部《征文启事》，这是一次在部队中进行的群众性创作活动。《启事》说：“为着供给红军部队的课外教育材料，为着宣传红军的战斗历史，特决定编辑《红军故事》丛书。每稿至多不超过二千字……来稿采用后，酌致现金或物质报酬。”
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主席、总司令，联名发出《中央军委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以纪念“八一”节10周年。为编好军史材料，特组建了一个有11人参加的超强编委会，人员包括徐梦秋、张爱萍、陆定一、丁玲、吴奚如、舒同、甘泗淇、傅钟、黄镇、肖克、邓小平等。《通知》明确说：“一切创作稿件和纪念品，送来经采用后，均给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现金酬报。”
1936年1月，在致周扬的信中不仅有付稿费的表述，而且还有付酬的具体标准。当时为了向全国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教、民政等各方面真实情况，以粉碎的造谣歪曲，决定编写一本《边区实录》。初稿由他的秘书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并委托周扬“全权负责修正此书”。信末特写明：“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这本书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出版社出版，题写书名并题词，稿费也及时兑现。
1941年9月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讲话，其中谈到稿酬问题。他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从以上文献可知，延安时期尽管生活艰苦，但对文化人的精神劳动是尊重的，稿件采用发表，都付给报酬。
报刊登稿均付稿酬
延安时期物资十分匮乏，文化人在困难中拼搏，创办了不少刊物。不论是铅印的，还是油印的；也不论是内部出版，还是公开发行，在征稿启事中，都说明来稿刊用后，即付稿费。
《红中副刊》的“征文启事”，是我们所能见到的延安时期党报最早的“稿约”。它刊于1936年12月24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内称：“红中副刊已出刊四期了，我们热烈地欢迎同志们替红中副刊写些文章。文艺的、时事论文的均所欢迎。来稿一经登载，将给予相当物质报酬。”这个征文启事的落款是“红中编委”。“红中”即《红色中华》报，创刊于1931年的江西苏区，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长征中停刊，1936年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由该报编委会征文启事，足见其郑重。
《大众文艺》1940年4月15日创刊于延安，题写刊名，肖三主编，隶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延安文抗”）。该刊第一期的“稿约”称：“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
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大众读物社创刊《大众习作》，为刊物题写了刊名，后又致信社长周文，对该刊赞赏有加。该刊创刊号的“约稿”说：“寄来的稿子，凡是登载出来的，每一千字送稿费一元。”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是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的机关报。题写报名和发刊词，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任社长。该报创刊号刊出的“本报启事”称：“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治、译著、文艺作品、诗歌、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揭载，当奉薄酬。”
此外，延安时期的其他刊物，如《文艺战线》（周扬主编）、《文艺月报》（肖军、舒群、丁玲等主编）、《诗刊》（艾青主编）等，也都刊有说明“付酬”的征稿启事。这说明，采用来稿而不付稿费的刊物，当时在延安是不存在的。
征文入选也有稿费
为了活跃文艺，促进创作，延安时期曾组织过几次群众性的征文活动，入选作品均付给稿酬。有些文艺团体面向社会征集剧本，也都明码标价，付给报酬。
人民抗日剧社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组建的演出团体，直属红一方面军政治部领导。社长危拱之，随军长征到陕北。1936年6月3日，剧社在《红色中华》报上“征求剧本启事”：“凡是经过审查后，有小部分修改尚可表演的各种剧作品，一律给以酬报：一、话剧、歌剧，一般每出大洋贰元；二、活报每个五角；三、歌及土调每个两角；四、倘有特别出色，表演有很大成功而受看者称许的，给以特等酬报；五、双簧及滑稽的短小作品与活报大洋贰角。”
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是民众剧团的前身，诞生于1938年5月23日。它重视民间歌谣、小调、戏剧的搜集、改编和整理。7月17日，改进会在《新中华报》刊登“征求各地歌谣启事”，特别说明要“组织评判委员会，按成绩奖励”。
延安时期曾发动过几次规模较大的写作活动，入选作品均给予稿费。除了前面谈到的《红军故事》、《红军长征记》之外，还有如《苏区一日》——1936年12月由中国文艺协会发起，仿照高尔基组织的《世界一日》和茅盾发动的《中国一日》征稿方式，号召“部队党政机关和文化人，把1937年2月1日这一天陕北苏区有意义的事记下来”，并说“入选作品均给酬金，以资鼓励”；《五月的延安》——边区文协于1938年4月发起，艾思奇、林山、柯仲平等任编委，要求用各种形式的文字，记下“红五月”某一天的经历、见闻等，“征稿截止日期是六月五日，并准备现金薄酬，酬劳写稿的同志们”。此外，还有《我怎样来到陕北》、《十年牢狱生活》、《警区一日》、《秋收特写》等征文活动，无一不给稿费。
为提高干部的文化水平，编审委员会计划出版大批中级读物，包括社会科学、文化艺术、自然科学等方面。为此，委员会在1941年5月22日的《解放日报》上刊出“征稿启事”，并明确说：“来稿一经采用，稿费从优。”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延安时期唯一一则申明稿费“从优”的征稿启事。
1941年9月，延安业余杂技团登报征集魔术、武术、双簧、大鼓、相声等方面的相关稿件，并特意说：“来稿经采用者，致以每千字三至五元稿费。未经采用，但本团认为有保留与研究价值者，亦致稿酬，余稿一律退还。”这个启事的特别之处有二：一是以千字为计酬单位，同时照顾到稿件质量；二是留下的稿件也给一些稿费。这是比较合理的。
延安作曲者协会和音协于1942年4月发起的“聂耳创作奖”，是当时奖金较高的有奖征文活动。合唱：甲等90元，乙等60元，丙等40元；齐唱与独唱，甲等70元，乙等50元，丙等30元（得奖作品之歌词另致稿酬）。
稿酬形式灵活多样
延安时期的稿费有钱、物两种形式。“物”的种类多样化，大都属于生活必需品之类。前面谈到的《红军长征记》、《红军故事》征文启事，都说明备有钱和物作为稿酬。后来的征稿也有类似情况。大体上说，1941年前是“钱物稿费”并存时期；之后，则多是“现金稿费”，但“物酬”也并未绝迹。在前一个时期中，文化人的稿酬大都付现金，其他人多是给“物”。
“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有严格的登记制度。人们写稿子多是一张纸当两张用，两面写字。当时，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十分令人羡慕。所以，写稿得到“物酬”，是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
还有的“物酬”则是“赠送书报刊”，或是“我们的歌谣出版时酌量赠送”（民众娱乐改进会）。而有的刊物则以“本刊为酬”（《文艺突击》、《艺术工作》等）。《歌曲月刊》（1940年9月创刊）的“稿约”更具体些：“来稿发表后，以本刊一册为酬，版权归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选编权。”一年后该刊改为《歌曲半月刊》，仍是“来稿选用者，可以本刊为酬”。当时一本刊物多少钱呢？2至5角。
稿费使用各不相同
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写下《延安一月》。其中说：“假如他们（指作家）有作品（发表），所有的稿费和版税也都是私有的。”这说明，当时作者可以对稿费自由支配，使用情况自然各不相同。
当年，和其他中共领导著作的出版和发表，也都有稿费。他们大都把这些“外快”用于赞助公益事业，或是个人应酬方面。
的捐助较多，出手也大方。据史料不完全记载，仅1939年前后的捐助就有下面这些：
民众剧团是在的关心支持下，于1938年7月4日成立的。其主要运用边区群众熟悉的秦腔，演出新戏或优秀传统戏，为老百姓服务。成立伊始，演出服装、道具、汽灯等物资奇缺。无奈之下，团长柯仲平找“诉苦”。当即从自己《论持久战》的稿费中，拿出300元大洋给民众剧团购置设备。柯仲平亲自保管这些钱，锱铢必较地使用。后来，民众剧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每个村寨，为民演出，成绩卓著。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扬了他们。
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各类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并颁奖，又是慷慨解囊，捐赠300元做奖金。、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这才使征文圆满结束。
此外，还为支持创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捐助100元（1939年3月）；为支持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100元（1939年9月）；为陕北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捐款1万元赈济灾民（1939年9月）；为烽火剧社捐款200元，以鼓励他们节俭演戏（1939年11月）；为边区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400元慰劳小学教师（1941年8月）。
的稿费收入，还用于资助亲朋好友。如1941年9月，他为军委机要处代处长黄有凤出资办婚礼，花了200多元用于购买瓜果、饭菜、新被子等；1941年11月5日，他给当年湖南一师同学林若虚“寄奉百元，聊作薪水”；此外还有为自己的孩子购书，以及用于以个人名义的宴请等等。（下转57页）
（上接52页）而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在延安生活过的作家卞之琳回忆说：“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致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一书，详细记述了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细节：“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
一、参赛对象：
小学、初中、高中（包括职高）在校学生。
二、参赛要求：
1.参赛作品必须为作者原创，且未在省级（含省级）以上的出版物公开发表过；
2.参赛者可自选题目，体裁不限，不得套作，不得抄袭；
3.参赛篇目不限。同一参赛者可选送多篇作品参赛，取其中成绩最高的作品计入名次。参赛作品须注明作者的学校、年级、指导教师、通讯地址、联系电话及邮政编码；
4.参赛者可单独参赛，也可集体参赛；
5.截稿日期：2016年6月30日（以当地邮戳为准）。
三、参赛费用：
每篇作品交参赛费10元（以后将不再收取任何费用）。
四、奖项设置：
本次大赛根据年级段分别进行评选。设为小学（低、中、高年级）组、初中组、高中组。每个组分别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若干名。获奖作品的指导教师均获优秀指导奖。参赛的单位，参赛稿件达到一定数量，可获集体组织奖。以上奖项均颁发荣誉证书。本报还将开设“‘神笔杯’获奖作品专栏”，刊登部分获奖作品，获奖名单将在《作文周刊》各年级版刊登。
五、注意事项：
1.大赛专用电子邮箱：；
2.参赛稿件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为便于评审，20篇以上的电子稿件请按年级分别放到不同的文件里，并附上参赛信息名单，发至大赛专用电子邮箱，邮件主题格式为“参赛单位（作者）+神笔杯参赛稿件”（已经发来电子稿件的无须再邮寄纸质稿件）；
3.参赛作品邮寄地址：（邮编030009）山西省太原市第232号邮政信箱 作文周刊社 收（请在信封上注明“神笔杯”字样，不要在信封内夹带现金，以免丢失）；
4.参赛费邮局汇款地址：（邮编030009）山西省太原市第232号邮政信箱收款人：作文周刊社（请在汇款单附言栏标注“神笔杯”字样）
参赛费也可以通过银行汇款，如需汇款账号，请联系大赛办公室或各组联系人。
六、咨询电话：
大赛办：
0351-7075201
0351-7045608 7069466
转811小学组 张老师
转812 初中组 卢老师
转813 高中组 张老师
作文周刊社
第二十八届“神笔杯”全国中小学生作文大赛办公室
盒上开花――用完了的纸巾盒总是被人们随手扔掉，其实，这些“废物”还是大有用场的。为了不让纸盒被水浸湿，先用塑料薄膜把纸巾盒内壁垫好，再把大小合适的植物栽入盒中即可。很多纸巾盒都有漂亮的花样，选择一些花色相配的小花，就是一道很可爱的风景呢。
鲜花“沙拉”――用家里盛沙拉的玻璃盘或是玻璃碗，装上时下很流行的水晶花泥，放上一棵开着花的郁金香，用水晶花泥盖好花的根，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鲜花沙拉”了。水晶花泥可以为花儿提供需要的水分和养分，又干净漂亮，正是家庭装饰的好选择呢。
“壶”光花色――家里用旧了的洒水壶，千万不要忙着扔掉。在水壶里面填上土，再把您喜欢的小花小草栽进去，它们灿烂的花朵将是对您劳动的最好回报。还有，不再玩的玩具小桶，破了的皮球，都可以让它们变成有创意的花器。
水中花影――家里没有了金鱼的鱼缸，擦去灰尘，把它变成一个鲜花容器吧。找两片足够大的叶子，叠在一起围成一圈，利用张力把它们贴在鱼缸的内壁上。把喜欢的鲜花剪短，穿插在几片叶子中间，当然，要选择茎比较软的花儿，比如郁金香、洋桔梗、马蹄莲等等。插好了花，就可以向缸内加水了，加到能让花儿够到水就可以了。这样，一个水映花影，花香满缸的小作品就做好了，摆在茶几上，写字台上，真是怎么看都好呢。
最后是给大家开出的“花单”了。春夏季可以选择的小盆花有郁金香、风信子、报春花、矮牵牛、三色堇、百日草等等，都是很漂亮的，如果您还希望了解更多花草的知识，就请到专业的花卉展上去看看吧。
2007年4月1 1日到1 4日，上海虹桥地区的上海世贸商城和上海国际展览中心将举办由中国花卉协会主办的“第九届中国国际花卉园艺展览会”，这可是目前国内花卉园艺界内规模最大，最权威的专业贸易展呢。最新的花卉品种，最时尚的花艺，都将在展会现场，展览同期还将举办大型插花表演，国内外知名花艺大师将现场表演创意插花。想认识最新的花卉品种吗?想感受最新的花艺潮流吗?那就去现场亲身体验吧！
约稿
栏目诚向各位专家、花友征集以下方面的稿件：各类适于室内、阳台、庭院养玩的花卉(植物)的品种选择、莳养技巧和经验以及独到的心得体会；具有创造性的养护技术；各类新问题的探讨及解决方法；室内花卉(植物)的装饰点缀、摆放技巧、经验等等。
所有来稿必须有较强的针对性、实用性或欣赏价值，3000字以内，相关照片4－8张。稿件须形式活泼，文宇简练，照片清晰背景纯净，尤欢迎电子稿件和数码照片(不低于300万象素)。来稿一经采用刊出，即奉送稿酬和样刊。
7月28日，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法院一审宣判了一起挪用公款案：杭州市教育局原教研员郑子罕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案情引起了广泛关注，焦点集中在郑子罕在本案中被指控挪用的款项――教材编写稿酬，到底是个人合法所得，还是代单位收取的公款。
审计爆小金库丑闻
2010年初，杭州市审计局按惯例对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作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审计中发现，市教育局下属事业单位市普教室存在私存和发放账外资金亦即人们常说的小金库问题，牵出了郑子罕涉嫌挪用公款一案。
2010年1月21日，一份《杭州市审计局关于杭州市普通教育教研室等单位违纪违规问题的移送处理书》传到了市教育局，要求市教育局会同市教育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进一步调查处理。
市审计局审计查明，2005年至2008年9月，市普教室以现金形式收取版税后直接用于支付稿酬和职工福利。2008年9月至审计当时，教材版税直接汇入该单位职工赵越的个人工资卡后再提取发放，至当时该卡上尚有版税结余7.5万余元。同时为避免收入入账，市普教室将部分版税收入滞留账外，截至审计日止，尚滞留在出版社未收回的版税达258万余元。且市教育局的其他教研室也存在类似问题，有待进一步查证。
《移送处理书》同时称，审计发现，《中小学信息技术》的8%部分教材版税主要由市普教室教研员郑子罕掌握分配，除该单位职工李伟参与了小学部分稿酬发放外，单位其他人员基本没有参与，该部分版税由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直接汇入郑子罕个人工商银行卡，郑子罕收到上述资金后，除部分用于发放相关编委稿酬外，其余汇入另一张银行卡用于购买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等从事个人赢利活动。
《移送处理书》还明确说到，目前审计涉及的郑子罕、李伟稿费仅为2005年至2008年间的收入规模。郑子罕个人账户中个人合法收入与公款有待进一步区分核实，特别是用于投资牟利部分资金。
市审计局认为，郑子罕等个人涉嫌挪用公款，违反了《刑法》和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根据《审计法》有关规定移送市教育局。
从稿酬到公款
市教育纪工委随后找郑子罕谈话。一头雾水的郑子罕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保存在银行卡中的稿酬怎么变成了公款？自己将自己的稿酬汇入其他账户理财，又怎会是挪用公款？
原来，市普教室早在2005年新的负责人曹宝龙上任后，在郑子罕等作者不知情的情况下，与出版社签订了另外的出版合同，乙方（著作权人）从郑子罕，被更改成了市普教室。
记者调查获得的资料载明，2005年9月30日，杭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即后来的市普教室）主任曹宝龙作为甲方代表，与乙方浙江科技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甲方（著作权人）”由之前的郑子罕变身为杭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合同第十一条约定：乙方出版社以20%的版税率向甲方市普教室支付“报酬”。第二十条双方约定，“本合同版税含甲方的编写稿酬和组织编写费。”合同有效期为3年。
2008年5月，曹宝龙再次以甲方身份与浙江科技出版社签订合同，甲方著作权人变更为杭州市普通教育研究室。版税仍为20%，其他相应约定也与2005年合同基本一致。
但直到2009年，出版社仍还是将郑子罕的稿酬，在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直接打入其个人银行卡账户。郑子罕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获取劳动所得，丝毫没有察觉有什么不妥。
面对审计移送书，杭州市教育纪工委给出了郑子罕两条路：承认违纪挪用公款，教育局作党纪政纪处分，不承认，则移送司法。
郑子罕拒绝了承认。由此，教育纪工委将郑子罕事件推入了司法程序。2010年8月11日，郑子罕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此前十余年相安无事
保存在郑子罕账户中的钱到底是稿酬还是公款，要从十几年前谈起。
“出事”前的郑子罕，是杭州市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省教育学会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教育部特聘专家。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始，曾经长期担任物理教师的郑子罕对电子信息技术发生了浓厚兴趣，逐渐转向了对此门课程的教学研究。1996年，郑子罕从学生家长中了解到，当时在中小学的电脑课中，那些有关电脑程序之类的教学并不适合学生的实际电脑应用，便开始编写信息技术方面的教材。郑子罕妻子邹弘至今记得，那一年，郑子罕在陪护因病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的父亲时，仍常伏案于病床床头柜编写讲义，以至于感动了不少医生护士和病友。
郑子罕随后联络召集了杭州多所中学的教学骨干，充实力量编写教学讲义，打印试用，并在其后增删修改逐步完善。这种以一位主要成员召集同行合力做某项事的临时组织，在杭州当地方言中，被称为“凑拢班子”。
这批志同道合的教研员和学校老师持续不断利用业余时间编写讲义，两年后“凑拢班子”终成正果。1998年8月，《信息学基础》一书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了杭州市学校信息技术课程的试用教材。
记者在最早版本的该书看到，书的封面，标明该书由“《信息学基础》编写组编”，版权页上署名主编为郑子罕，主审为浙江大学计算机系教授陈增武，编委由倪望跃等杭州十余所中学的老师担任。
邹弘提供了浙江大学出版社作为乙方与甲方郑子罕签订了《图书出版合同》，在甲方一栏特别加括弧注明为“著作权人”郑子罕。作者一栏共有郑子罕、倪望跃、虞国强等十五人。合同第八条明确了“乙方向甲方支付稿酬的方式和标准”，为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8%。
1999年7月16日，浙江大学出版社再次与郑子罕签订出版合同，第八条支付稿酬的方式和标准改为版税制，稿酬比例仍按图书定价的8%版税率支付。
2000年8月，本书的出版方转到了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书名改为《中学信息技术》。该出版社在作为“乙方（出版者）”与“甲方（著作权人）郑子罕”签订的出版合同中，第十一条明确“乙方采用版税的方式向甲方支付稿酬，版税率8%”。2001年，《中小学信息技术》通过省级审定，成为正式教材，由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此后，教材一版再版，并改编演绎出《小学信息技术》等系列教材，出版社不定期将8%版税在扣除个人所得税后直接打入郑子罕的个人银行卡账户，尔后，由主编郑子罕再根据工作量的多少将稿酬按不同的数目分发给其他作者。
至2009年年底，十余年间，出版社与郑子罕等作者各得其所，相安无事。
罪与非罪之辩
数次退回补充侦查，数次开庭未作判决，郑子罕案审理一波三折。2011年1月13日，该案在下城区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控辩双方对郑子罕的罪与非罪展开了激辩。半年多后的7月28日，法院作出判决：郑子罕被控贪污罪不成立，被控挪用公款罪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法院的审理焦点，集中在郑子罕编写教材的工作为职务行为，由此认定涉案款项为公款性质。
控方认为，被告人郑子罕在担任杭州市普教室教研员期间，在组织《中小学信息技术》编写并经手稿费发放工作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自2004年12月31日至2010年1月7日期间，将浙江科技出版社按照约定支付到被告人郑子罕开户于工商银行的账户中的稿费转入其开户于工商银行的另一账户中，用于个人购买基金进行营利活动，共计挪用稿费人民币84万余元；郑子罕在经手该教材编写稿费发放工作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采用虚报手段侵吞公款人民币12万余元。根据《刑法》相应规定，构成挪用公款罪、贪污罪，应予数罪并罚。
被告人郑子罕辩称，涉案钱款是其与编书作者个人的稿费而不是公款，其没有贪污的主观故意。
被告辩护人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一级律师田为郑子罕作无罪辩护。田认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相关条文，《中小学信息技术》系列教材的著作权归属于郑子罕等人，它既不是法人作品，也不是职务作品，而是自然人作品，因而8%版税的稿费不是公款。郑子罕的行为不符合挪用公款罪、贪污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郑子罕以杭州市普教室教研员的身份，组织在校老师编写教材，应视为代表教研室主持编写，代表教研室的单位意志进行创作；教研室支付给编写者的8%报酬包括编写中的开销费用，应视为教研室对教材编写的物质支持；该教材由教研室负责征订并承担相应责任，且参与编写的教师与教研室之间并无劳动雇佣关系，故该教材的著作权应归属于杭州市普教室；包括郑子罕经手发放8%报酬在内的20%的利润均系公款性质。法院认为，被告人郑子罕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挪用公款罪。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争议：著作权成审计漏洞？
田指出，郑子罕被控挪用公款罪一案最根本的依据，是杭州市审计局的《移送处理书》。然而，被审计单位――杭州市教育局直属事业单位杭州市普通教育研究室（下文简称市普教室）提供的审计资料，是从2005年开始，离本案所涉的教材最初编写时间1996年已有9年，离正式出版的1998年已有7年之久。而按照著作权法的相应规定，著作权从作品完成之时就已形成，归属作者。这直接牵涉在此基础上杭州市审计局作出的审计结果是否准确合法。
有法律专家认为，在本案中，有着一个绕不开的主题，即教材著作权的归属，只有明确了著作权的归属，才能区分涉案款项的性质究竟是“姓公”还是“姓私”，法庭理应对此展开深入调查和审理。
田说，综观判决书，在审查被告人编写教材之初的时任教研室领导王效乾出具的证人证言时，未就本教材著作权形成之初的客观事实对照《著作权法》相应法律规定作深入查询和说理，而是轻率认定了王效乾证明“著作权归属于作者”的证言系其个人认识而不予采信。而“该教材由教研室负责征订并承担相应责任，且参与编写的教师与教研室之间并无劳动雇佣关系，故该教材的著作权应归属于杭州市普教室”的说理，则显得逻辑混乱，对《著作权法》的无知。
田认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教材的著作权在书稿写就时就已存在并且明确归属郑子罕等作者个人，所以因著作权而形成的稿酬不可能是公款。“退一万步讲，即便该作品算做是职务作品，按此案情况对照《著作权法》相应条款，著作权仍为郑子罕等编者所有，稿费当然仍不能作为公款。”
田据此认为，本案源起的审计局审计存在严重误区，在审计过程中针对的是基于被截断的时间范围内即2005年后的出版合同材料，由于市普教室提供的这一审计原始材料并没有溯及本书形成的历史渊源，而是片段性地提供了市普教室于2005年、2008年强权式单方面修改后的出版合同，违反了《审计法》对审计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原则，从而导致了错误的审计结果。
手稿卖了350万
赵庆伟1963年出生在北京，虽然父母从事的工作几乎和艺术不沾边，但他从小就喜欢标新立异，很有“文艺特质”。最早赵庆伟迷上了电子元件，不久，他又迷上了篆刻，之后又迷上了摄影……
1988年，赵庆伟花几百元买进邮票，倒腾3年后，竟赚了10万元。他拿这笔“巨款”，与朋友在中关村开起了计算机电源公司。
赵庆伟收破烂，纯属偶然。开公司赚到一些钱后，从1996年起他又迷上了老油画。一次，赵庆伟在一位古玩商那里买艾中信的画，对方问：“他的手稿你要不要？”赵庆伟心想，既然自己喜欢艾中信的油画，为什么不同时收他的手稿呢？于是买下，结果一下子就沉迷其中。后来，他发现从手稿中可以更好地理解画家的创作意图，于是就有意打听，得知古玩商的手稿大多来自旧货圈，从此便开始在旧货圈里“寻宝”。
收破烂的经历充满着意外之喜。2003年7月的一天，赵庆伟接到“线人”电话，说有家杂志社清理出33箱东西，每箱1000元，共3.3万元。赵庆伟是个文艺青年，平时也偶尔有散文、小说在报刊上发表，当时他暗想，这家著名杂志第一次大规模清理文档，里面极可能有大量作者的投稿，于是就买了下来。
没想到，当他拂去积在手稿上近20年的尘埃时，竟看到那些泛黄的纸片上有石鲁、吴冠中、李可染、冰心等人的名字，他的心狂跳不止。面对这些大家的手稿，赵庆伟除惊喜外，又感到十分怜惜：“每篇稿子发表前都要经过6次校对，每一小摞文稿下面都是作者的原稿。每一处改动，都凝结着作者与编辑的心血。若将它们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该多可惜呀！”于是，他就精心将这些手稿保存了起来。
几个月后，赵庆伟又从一家出版社收到一批“破烂”，其中有大量著名画家为图书画的插图，因为对之兴趣不大，他便转手卖给了一位海外收藏家，令赵庆伟目瞪口呆的是，一下竟卖了350万元！虽然赚了钱，但他心里并不痛快，他找到这家出版社的社长，告诉他，剩下的文稿该好好保存。社长却说：“这种东西根本没必要留着。”一句话激起了赵庆伟的“斗志”，因为如果他不买，很多东西将彻底消失。“当时人们热衷收藏玉石翡翠、名人字画，没人在意这些记录着文化与历史的字纸。别人不要，那我就收！”
街面上虽然也有专门收废纸的，但都是小打小闹，赵庆伟则是用麻袋装，用卡车运。“量大，收到好东西的概率就大。”他的公司本来在精英云集的中关村经营得有声有色，可是因为迷上了当“破烂王”，却关门了。他天天拎杆特制的大秤，不是去潘家园，就是去各处垃圾回收站转悠，气得爸妈大骂他“不务正业”！
《苍蝇・门牙》手稿，
无偿归还莫言
当时中国的拍卖市场刚起步，人们对于收藏的理念还很幼稚，局限于书画和瓷器等传统收藏大宗项目，书信手稿根本不被重视。再加上1985年到1995年那十年间，北京大拆大建，许多单位为改善办公条件而搬家，导致大批早期的文档资料和名人手稿、画稿、书信、日记被当作垃圾扔掉，或被当做废品处理。看到天天都有不少具有收藏价值的东西惨遭抛弃，赵庆伟心急如焚，“什么钱不钱的，顾不上了，先把有价值的东西抢救出来再说。”
赵庆伟的“线人”大都是以收破烂为生的外来农民，他们知道哪儿正在搬家，哪儿有大量的破烂要卖，哪儿会有赵庆伟喜欢的货。这些东西可能数十年被堆在北京各大政府机关、科研院所、出版单位的储物室里，一旦所在单位搬家，便被当做垃圾卖给上门收废品的。
“每天总有几拨人打来电话说，某某单位又出了捆东西，多少公斤，多少钱，不能验货，要不要？我根本不考虑，直接说搬过来。”相比废品收购站，“线人”们更愿意把破烂卖给赵庆伟。“卖给废品站每公斤4元，卖给我每公斤10元。”每次赵庆伟一到潘家园，就会有百八十号人围上来，把给他准备好的货，一麻袋一麻袋地装上车。
冰心的《记一件最难忘的事》、丁玲的《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铁凝的《来了，走了》、王蒙的《一九八四部分短篇小说一瞥》等名人大家的手稿，就是这样“收破烂”收来的。
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日子里，赵庆伟仍然一卡车一卡车地收，结果银行账户里的钱迅速缩水。不仅如此，为了堆放破烂，赵庆伟租的一幢别墅也被塞得满满当当，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
因为手头太紧，2010年年底，赵庆伟听从一位收藏家朋友的建议，举办了第一场“小雅・观心”拍卖会，处理部分“破烂”。拍品中有1.4米长的周思聪素描，有《半夜鸡叫》的原稿等。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被很多人瞧也不瞧就扔出门外的“破烂”，最后竟拍出了2000多万元。
事实上这只是他废品中数量极少的一部分。拍卖会结束后，记者们围着这位很有文艺范的“破烂王”问：这么多钱打算拿来做什么？赵庆伟回答得非常干脆：“买一部保时捷，开着豪车继续收破烂。”有媒体调侃说，这是赵庆伟的“行为艺术”：用豪车刺激人们的神经――既然你用金钱称量一切，那么我告诉你，财富或许就在你扔掉的一袋垃圾里！
早年，赵庆伟就曾用这种“行为艺术”的方式调侃自己，他让朋友给自己拍了一张跨着“轻骑”，驮着双卡六喇叭录音机，手拿大秤收破烂的照片。一些珍贵的名家书稿、手札等，都是他这样“收破烂”收来的。其中就包括莫言的一部小说手稿。
2003年，废品站的人打电话给赵庆伟，说一家出版社卖出一整辆面包车的废纸，3000元。《苍蝇・门牙》的手稿，就这样被夹杂在大堆泛黄的残书破纸中，进了赵庆伟的家门，避免了被打成纸浆的命运。
莫言的短篇小说《苍蝇・门牙》最初发表于1986年的国内某大刊物上，是他早期军旅题材的代表作品，被收录进多部文集。当时来说，很多人是看不出它有什么价值的，偏偏赵庆伟是莫言的“粉丝”，很喜欢他笔下浓郁的乡土气息，于是，就将其珍藏。谁也没有料到，莫言后来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14年春天，赵庆伟和朋友举办了一个小型拍卖会，全场95件拍品，70多件是名家书稿、手札，其中就有莫言的《苍蝇・门牙》手稿。它刚在预展上露脸，就有不少人表达了竞拍意向，还没开拍，价格已近百万元。很快，此份手稿的私洽价格火箭般窜到400万元。
然而，当得知这一情况后，莫言说不想让自己的作品被商业纠缠。希望赵庆伟归还书稿，让他将其捐赠给现代文学纪念馆。很多人认为这事不大靠谱，一部价值400万元的珍贵手稿，谁肯轻易送人！
赵庆伟的朋友、著名电视主持人崔永元也喜欢收藏，为筹建电影博物馆，赵庆伟曾捐赠给他1万多个电影胶片。恰巧，崔永元也是莫言的朋友，于是经他牵线搭桥，双方一聊颇为投缘，赵庆伟什么条件都没提，就痛痛快快地将手稿无偿归还给了莫言;而莫言也如约将手稿赠予现代文学纪念馆。
在捐赠仪式现场，莫言对赵庆伟说，自己当年全无意识，还曾险将《红高粱》手稿生火烧炉子，不曾想现在作家手稿都成了重要的收藏门类。而刚拔完两颗牙齿、肿着半边脸的崔永元，则幽默地说：“十年前，有三个人一起吃饭，一个人是我，一个人是莫言，还有一个是大江健三郎。现在其中的两个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至于另外一个人的手稿，我觉得文学馆晚要不如早要。”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同时，诺贝尔奖得主与“破烂王”成为好朋友的事，也一时被传为美谈。
财富或许就在你
扔掉的一袋垃圾里
10年前中央美院搬家，赵庆伟花了3000多元钱买了一捆废品，竟然发现其中有张油画是王沂东的作品。而在另外一个文化单位的大院里，他从一户人家的废纸里买到了价值百万元的董其昌手稿。“《美术杂志》杂志社、中国艺术研究院这些单位搬家，我都介入了。”赵庆伟说。
说到他开着百万豪车收“废纸”这件很拉风的事，被朋友称为“中国最文艺破烂王”的赵庆伟说：“保时捷、大秤都是我的道具，我希望它们带给人们强烈的刺激――我炒高了‘废纸’的价格，人们才会懂得珍惜，知道这些废纸带着历史与文化的余温。”
薄薄的“废纸”，在赵庆伟心里重千斤。比如那张茅以升设计建造、最终又亲手炸毁的钱塘江大桥的设计蓝图。“这座大桥在当年创下很多第一，这是最早的设计版本。这样的宝贝就该在部级的档案馆里搁着，不该流散在民间。”
除收集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大批文学巨匠的手稿外，赵庆伟还有的信函，宋庆龄的批件，郭沫若以为已在日军轰炸闸北时被毁的作品手稿;还有人民大会堂建设工程的详细图片史料，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排练的文字和图片……所有这些，这位“破烂王”都等着有一天能高高兴兴地把它们交还给国家。
部级的藏品还给国家，更多的东西如何保存和传承？“社会认为重要的，我会把它留下来;社会暂时没发现其价值的，我也会把它留下来。”
除了手稿，赵庆伟还收集了自清代到上世纪80年代的100多万张老照片。在北京市郊崔永元电影传奇馆的旁边，有座小院是赵庆伟的“老照片档案馆”，其中有少见的清代立体照片，有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清末人物照，亦有新中国成立后各时期领袖的照片，包括与电影工作者在一起的留影，邓小平与日本天皇、皇后的合影等。
当时以每麻袋200元收进的老照片，如今单张有的就能卖上万元了，可赵庆伟依然守着这个门庭冷落的“老照片档案馆”。偶尔有研究者、专业人员来参观，赵庆伟就觉得这种守候是值得的。
至于手稿，他想另建一个档案馆。“拍卖部分名家的手稿，是为了回笼资金，不然我没法活下去了，也是为了刺激大众，我手里还有成千上万人的手稿。”
赵庆伟还想办各种文化专题的档案馆、博物馆：比如“中国诗歌博物馆”，因为他手里攥着数万篇诗人的原稿;比如“中国音乐博物馆”――为此他已累积五线谱原稿数百公斤，以及众多文艺演出团体的广告单、节目单、剧照和录像带、录音带、唱片，其中包括全国总政文工团200多本各地巡演、采风的图文资料;比如“中国戏剧博物馆”――他藏有数千张戏曲唱片，及大量的戏剧脚本;比如“中国版画博物馆”――他搜集有各个时期不同艺术家、不同风格的版画作品七八千件……
但场地、资金哪里来？整理这些“破烂”已非赵庆伟一人之力可以办到。他开始把藏品送朋友，只要对方与自己志趣相投，不谈钱。
什么是文化？赵庆伟对文化有着自己的理解。“文化有实物的部分、技艺的部分，也有纸上的部分。那么多老建筑，它们的价值在被人们认识到的时候，已经被拆得七七八八了，对纸上的文化更是没有个清晰的认识，天天在毁。”于是赵庆伟至今仍然坚持“收破烂”：“我这个人是比较善于等待的，我等着人们认清破烂里的价值。”
17年来，他持续不断地通过“线人”，大量收购各个文化单位处理的废品，包括书稿、插图、连环画、版画、海报、老照片、地图、电影胶片等，涉及40多个门类。说出来吓人一跳，他现在租着5个仓库，拥有上百吨名家手稿、1万多幅油画，还有许多杂七杂八的好东西。
有人说，如果赵庆伟开一家“手稿收藏馆”，肯定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从草根华丽转身为亿万富翁，赵庆伟总结说，世界上没有真正的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贝！
资料链接：大师艺术家手稿频创天价
在相对成熟的欧美艺术市场，艺术家手稿作品已经成为收藏门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专收艺术家手稿的私人收藏家大量涌现，公共博物馆也非常注意对艺术家手稿作品的收集。拍卖场上艺术家手稿作品也是一路高价迭出，早在2001年苏富比就曾以840万美元的高价，成交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家手稿 《哀悼的女人》，这个价格已与当时古典大师油画的成交价相差无几。2009年12月在伦敦佳士得“古代大师和19世纪艺术”的夜场拍卖中，拉斐尔的素描《缪斯的头像》，以2920万英镑的成交价再次刷新了世界纪录，创出有史以来拍卖场上成交价最高的纸上绘画作品。从艺术市场发展的角度看，艺术家手稿在中国也会逐渐受到藏家和市场的关注与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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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利益；林纾；转变；作用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古代文人，读书与做官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即“中国文人下的是宦海”[1]5，而非“商海”。近代以降，西方对国人浮游于“宦海”的行为不以为然，认为“民四之中，亦惟士为最穷，盖读书而发迹，百人中一人，而其余皆刻苦用功，耻言货利。苟不上进，则终其身于教读而已，而其子若孙犹复世守青毡，不知变计，何自苦为哉？”[2]194。随着时间的发展，国人的“浮游于‘宦海’的思想渐次消弱、著书立说‘以易笔墨之资者’日见其多”。转变过程中，“孔方兄”这个为历代文人所不耻谈论的词语起了决定性作用。林纾因其在近代社会中的地位而成为典型代表人物之一。
林纾（1852―1924），字琴南，福建闽县（今福州）人。中国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文学家。1897年，因母亡妻丧而情绪低落的林纾在王寿昌的提议下，与其合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就是这部译作，改变了林纾的命运。
一、“山人无计奈他何”
当林纾的译著《茶花女遗事》经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在出版界打拼多年的汪康年看到此书巨大的经济效益，想出版此书“以津贴馆中经费”。[3]1160林纾认为“此举至妥至善”[3]1160，但获取稿费的思想却与此时的林纾无任何关联，他认为译书的目的是“冀吾同胞惊醒”，而非“谋利”。高凤谦与汪康年商谈“《茶花女遗事》印成，即托尊处代售”[3]1652，但售书只是“欲收回成本，并无图利之心”。汪康年想在报纸上连载此书，还是高凤谦提出“报章风行，得阅者既多，恐碍此书销路”，如果汪康年能提供雕、刷费用，便“可将原版奉送”[3]1653。作为商人的高凤谦认可收取费用以转让“版权”，这只是书商个人的想法，因此汪康年在报纸上曾提到曾付“润笔费”，林纾对此极为反感，他认为自己“游戏笔墨”原无“受资之念”，[3]1159书中虽隐去其名，“而冷红生三字颇有识者，似微有不便”，[3]1159所以要汪康年登报，“下用小字写：前报所云，致巨资为福建某君翻译此书润笔，兹某君不受，由本处捐送福建蚕学会”[3]1159。此时的林纾仍未跳出窠臼，固执于传统文人的“清白”。随后，汪康年在报纸上再次提到“重价购买”，使得林纾极为不满。在要求汪康年无果的情况下，转而诉求于高凤谦，力求汪康年“将[重价购取]一语删去，但云译书人不受酬资，只收版价而已”[3]1654。高凤谦在与汪康年的信中提到“此书魏君所刊，林、王二君不愿得酬资，尊处之款，自当以归魏君”[3]1654。
既然林纾不受酬资，因此就“断无虚被重价购买之名”，[3]1655但林纾的交游范围很广，“此书虽不署名，然人多知为出其手也”，[3]1655所以他才多次要求汪康年登报说明“译者不受酬资，只收回刻工而已”。[3]1655经过高、汪协商，在确定了版价“亦拟以助蚕学”的原则后，林纾就要求汪康年用大号铅字登报，声明“此书闽中某君所译，本馆现行重印，拟以巨资酬译者。承某君高义，将原版寄来，既不受酬资，又将本馆所偿版价若干元捐入福建蚕桑公学。”[3]1656进而再登告白曰“此书为福建某君所译，本馆喜其新颖，拟用重价购买。承译者高义不受酬资，只收原刻版价，并将原版寄来”。[3]1658以此表明自身清白。与其相反，此时曾出国留学的陈寿彭却明确要求汪康年给予翻译费用，他要求“译费至少实收一千五百元”[3]2039。二人思想的差异证明了此时的知识分子正处于一个巨大的转型期。林纾虽然同陈寿彭、严复一样，也是“家累极重”，其夫人甚至“患先生贫薄，莫能赡养家人，为私请于外舅，更助膏火”，[5]9，他也曾写诗自嘲道“山人无计奈他何”。但他宁可“教读笔墨之馆”，[3]1160也不要汪康年提供的“润笔费”，或者说其力拒“润笔费”，甚至不惜放下书生架子与汪、高多次交涉，就是担心收取费用影响到自己的名声。从双方交往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林纾当时确实无收取费用的思想。因此，此时林纾的思想仍未脱离传统“重名声高于重利益的思想”，侧面也证明“稿费”思想在传统知识分子中还未形成真正的市场，他们的思想仍停留在近代以前的水平。
随着时间的发展，正处于转折期的林纾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翻译西方小说上，他认为“中国积习，人非得官不贵”，[4]57但爱国却“当争有心无心，不当争有位无位”，[4]58此时爱国之心占据了其思想的主导。林纾为人耿直，如他在1895年分校试卷时“有谋生者，怀百金，过先生，冀夤缘得首列”，[5]9被他拒绝。耿直的性格、无固定收入使得林纾生活艰难。此时的晚清社会已经流行稿费，当时还未出现职业作家，收取稿费的是一些职业翻译家，林纾的翻译虽需与别人合作，但较高的国学素养使他已具备了职业翻译家的素养。各种迹象表明，距其思想发生变化已为期不远。
二、“笑骂由他耳自聋”
1903年，林译《伊索寓言》在商务出版，这时的林纾已经出现了变化，即他已经有了“稿费”思想，他的作品不但收取费用，而且远远高于其他著作者。林纾与商务的合作源于张元济，当时的《伊索寓言》是严璩、严培南参与翻译的，林纾曾提到“严君潜、伯玉兄弟适同舍，审余独嗜西书，遂出此书，与即笔之于牍，经月书成”，[4]6伯玉即严复的长子严璩，所以此书可能是通过严复、张元济等人的关系进入商务的。此时的严复已经有了完备的著作权思想，其子严璩也深受影响，这部译作收取费用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翻译书籍虽然还是为了“唤醒国人”，但收费和“救国”并不矛盾，所以林纾此时也逐渐认可了“著作收费”这一现实，但文人自视清高的思想，使他暂时没放下面子谈论“金钱”罢了。
随着时间的发展，林纾越来越依靠稿费谋生了。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在小说界已经流行按字计费的稿酬标准。据包天笑回忆当时社会上小说的价格是“每千字两元”[6]317，他说“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普通是每千字两元为标准，这一级的小说，已不需修改的了。也有每千字一元的，甚至有每千字仅伍角的，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但是许多出版家，杀穷鬼，粗制滥造也是有的。更有一些穷文人，为了生活所迫，虽然他的稿子很不坏，但深入窘乡时，也不待善价而沽了”[6]324。从这里可以看出，“每千字两元”稿费标准已为世人认可。这已经是很高的一个价位了。据鲁湘元考证“当时在上海，最好的米叫‘常白米’，每担（100斤）在四元左右”[1]126；不过陈明远考证后却认为，一担应当是“10斗=160非50斤，完全能满足一个多口之家的生存，所以此前“山人无计奈他何”的林纾难免不为之心动。到1916年商务的稿费不过是每千字三元左右“梦旦来言、历史演义、以意匠经营。更加参考。每月约二千字、每千字三元”[8]93。但商务在1903年提供给林纾的稿费却远远高于此标准，包天笑回忆道“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它出版社译写小说，商务送他每千字五元，但林先生不谙西文，必须与人合作，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与学生，五元之中，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亦不过千字三元（后来商务印书馆给林先生每千字六元）[6]325。这样多的、合法的“金钱”收入刺激了林纾这个自命清高文人的“顽固”思想，加之同期的文人都纷纷要求稿费，他也难免不为之心动，如此时的严复更是因稿费而收入颇丰，可以“坐洋车、抽大烟”，所以“稿费”这种合情合理的收入就为此前“顽固的”林纾所接受。
当林纾接受了稿费后，生活质量随之提高，写小说也就“乐此不疲”，最终“成为赚钱机器”[9]144，他的老朋友陈衍曾和他开玩笑“说他的书坊是造币厂，‘谓动即得钱也’”，[10]542林纾对此并不否认，甚至还有些沾沾自喜。在此后的多年中，林译小说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到1906年即有50多种林译小说面世。他去世时共翻译作品181部，平均每年8有部作品问世，可谓数量数量惊人，平时“日或五六千言”，[4]23按照“千字五元”的稿费，他每天收入就达25―30元，按陈明远先生的考证“1901年米价为每旧石4银圆，也就是每斤2.2分钱。这时期的1块银圆大约折合今人民币70元左右”[7]，也就是他每天的收入换算成人民币就高达1750―2100元左右，真的令人叹为观止。难怪林纾这样的“顽固”人也为之心动，后期他的作品不像前期那样受人追捧，也和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有一定关系。商务印书馆对于林纾后期的做品怨言颇多，“林琴南译稿《学生风月鉴》不妥、拟不印。《风流孽冤》、拟请改名。《玫瑰花》字多不识，由余校注，寄与复看”。[8]265这样的作品确实让人大跌眼镜，但是商务印书馆高层对其作品颇为重视，仍是照收不误，“竹庄昨日来信、言琴南近来小说译稿多草率、又多错误、且来稿太多。余复言稿多只可收受、惟草率错误应令改良。候梦归商办法”[8]233。商务印书馆收到他的作品就给付费用，与当时流行的出版后才付费做法截然不同，“向来杂志上的稿费，都是分期付的，而且要出版以后付的”。[6]381这些都是因为林纾前期作品销路颇畅、与出版商关系尚可有关，不过照收不误的做法自然影响了印刷商的销路。导致最后，以赚钱为目的的商务高层人物高凤谦也颇有微词，认为“今年自正月至八月收稿十一种。共五十七万二千四百九十六字、计资三千二百零九元零八分”，[8]102这样多的费用是后期销路不畅的林纾作品难以收回的。印刷商本来就以盈利为目的，如不加选择的“照收不误”只能背上一个包袱，但主管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并未按常理处理此事，无论林纾作品质量如何还是照收不误，原因出了林译的前期作品有很大市场，作者与出版方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外，同时也可以保证林纾的作品不会投往别处，不给自己制造潜在竞争对手。这既是张元济的高明之处，但客观上也保障了当时文人的创作积极性。
至于晚年的林纾，已不再讳言“金钱”二字，在1916年他曾专门写信给高梦旦，认为“商务对他所译的小说，支付稿费时计算字数不太准确，前后少算甚巨，要求补找”[10]543，并且最终得到“六百多元了事”[10]543。这里的林纾真正到了“笑骂由他耳自聋”的境界，与前期“山人无计奈他何”相比可谓有天壤之别，晚年的他对于稿费真的是“一丝不苟”，他自己按作品字数计算收入的多少，并且与商务印书馆进行金钱交涉，这绝不是前期林纾能够做到的。所以从这点上看，是“经济利益”改变了他，也就是“金钱”改变了林纾。
三、结语
林纾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有名的人物，但他生活背景同严复、陈寿彭略有不同，他本身没留过学，生长于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社会，思想不易变化，前期的他生活困苦但从不言“钱”，视“金钱如粪土”，并且当别人把钱送到眼前时仍是“某君不受”[3]1159；到了后期却为了金钱而游弋于笔墨之间，不否认林纾的翻译是为了“振作志气、爱国保种”，而不单纯是为了金钱，但也不能否认是金钱刺激了他的创作欲望，如果他还生活在别人“资助膏火”的时期，他也不能有如此大的作为；如无商务的支持，它也只能默默无闻的度过一生，因为好的作品还要有大的出版机构支持才能行销于世，否则只能埋藏于故纸堆中，等待后人的开发。包天笑笔下的向恺然既是如此，当时其刚从日本回国“写了一部小说，名曰《留东外史》，回国售稿，却没人要。后某君以极廉价购了，出版后，销数大佳”[6]383，作品卖的再多、赚的钱再多也与向恺然无关。所以一个好的作品还要遇到识货的行家，才能卖得好价钱，从这点来说林纾是幸运的，他遇到了张元济，所以在作品流行的同时也给自己带来大笔的“金钱”收入，因此他思想的巨变更具代表性，更能体现国内文人的转型。虽然能同林纾相媲美的人为数不多，但林纾这个“顽固、守旧”之人都有了变化，就更能体现出社会的进步。晚年林纾曾自嘲地写道“老来卖画长安市，笑骂由他我自聋”，就很形象的说明他这个很有主见、特立独行之人对“金钱”观念的转变。当一种思想被更多的人接受，或被那些自诩为“正统”代表的人所认同时，说明这种思想已经触动了社会的最后守卫者，更说明整个思想界已经处于大变动的前夕，所需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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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邵之棠皇朝经世文统编・卷六[C]台湾：文海出版社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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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纾林纾文选[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5]贞文先生年谱[M]民国丛书第三编76册
[6]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C]台湾：文海出版社1974
[7]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M]网络版（）
[8]张元济张元济日记[C]上册湖南师大图书馆电子版
[9]黄林晚清新政时期图书出版业研究[M]湖南：湖南师大出版社2007
[10]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作者简介：高合云（GaoHeyun）（1974―）男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研究生
课题号：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07C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