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文学范文

路遥文学篇1

2017年4月23日，由“路遥文学奖”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三届路遥文学奖揭晓颁奖盛典”在中央电视台梅地亚新闻中心隆重举行。颁奖仪式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廖菁和“路奖”研究中心主任高玉涛共同主持。方方的长篇小说《软埋》摘得第三届“路遥文学奖”桂冠。

当享有中国文学界“伯乐”盛誉的《人民文学》原常务副总编、著名编辑专家崔道怡先生，代表评委会宣布她的长篇力作《软埋》获奖时，方方惊喜地表示：“在这样一个时间段，获得这样一个奖，对我是莫大的鼓励”。第二届“路遥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何顿专门从长沙赶来，代表评委会向方方颁发了路遥头像奖章。

颁奖现场，方方发表即兴演说：“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个人表达，因为有无数无数的个人表达，才能汇集起时代的声音，我们从无数无数的个人表达中才能看到社会的一个断面、缩影和精神。在完成《软埋》之后，我会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写作”。

她最后强调：“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我特别想说的是我的作品是我个人的表达，我更想说的是我们不想回到那个没有书读的时代”。”

与《软埋》同时入围的还有五部作品，分别是张忌的《出家》、王刚的《喀什葛尔》、杨志鹏的《百年密意》、刘继明的《人境》、杜禅的《圣人开花》。

“路遥文学奖”是为纪念英年早逝的陕西作家路遥而设立，是一个每年颁奖一次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奖。它由路遥生前好友高玉涛创建，“路遥文学奖”研究中心主办。由资深文学批评家、文艺评论家组成评委会评审，2014年首次颁奖，前两届获奖小说为《活着之上》、《黄埔四期》。

“路遥文学奖”坚守现实主义文学理想，鼓励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作为一个纯民间的公益性奖项，奖金与筹办经费全部由民间募集和自愿捐助。此次向方方颁发10万元奖金的是27年前和路遥一起在“六一”儿童节上合影的小女孩――如今的金融职场高管高睿康女士，她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提供了本届奖金。

《软埋》是批判性与文学性的高度融合

此次，方方作品《软埋》获得路遥文学奖，“路奖”评委给方方的获奖理由是“让批判性与文学性达到了很高程度的融合”。

路遥文学奖评委王向晖说，方方的《软埋》是一部书写个人精神苦斗的作品。

小说开篇的题目是：“自己跟自己的斗争”，女主人公被人从河流中救出来，完成了当时那个时代需要的一个彻底的脱胎换骨。她被河水和岩石冲洗得干干净净，她的身体方方老师用的词是，她过去所有的记忆只变成了一种模糊的痛感，她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丁子桃这个名字是后来救她的人给起的。“从这些细节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斗争的残酷性，社会根本没有留给这样的人生存空间，为了活着，丁子桃必须忘记过去。”

“《软埋》故事虽然基于动荡的时代背景，但我觉得方方面对历史，还是怀有强烈的希望的，这个希望就是丁子桃的内心始终有胡黛云，她是从三知堂里走出来的人，她心里保存着中国传统人的精神，是古代人让丁子桃知道什么是惭愧，让她知道追回，让他不会彻底麻木，宁可走过十八层地狱，也要追寻事情的真相。这种宝贵的自省精神，正是五四精神，这是中国传统文人品德操守的根本。”

《软埋》的成功正是方方老师敢于突破这条红线，回到历史文化本身，回到一个人的存在本身来书写他精神的苦痛，只有这样的苦痛才具有典型的历史文化地位，只有这样的苦痛中蕴含的精神力量才是极其强大的。

王向晖说，“从《软埋》中我也读到方方深深的文化困惑，上一代的文人，就是胡黛云的父亲，还有她的公公都死了，她虽生尤死，我们的文化还活在哪里呢？这样的困惑，我觉得同样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困惑，《软埋》是方方老师发出的文化欲求，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的醒世良药。”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何启治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我们作家就要为人类写一部书。“所谓为人类写一部书，我觉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方方的《软埋》也是。”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路遥文学奖”评委赵勇认为，在2016年发表的诸多长篇小说中，方方女士的《软埋》是一部结实、厚重并启人深思的现实主义力作。小说以精致的结构呈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过程中，大地主兼开明绅士陆子樵槊馄渑斗、受辱而死，做出了与全家老少十多人服毒自尽、挖坑软埋的选择。而埋葬完所有人并有幸出逃的胡黛云则几乎葬身河中，等她被人救起已完全失忆。她遗忘了“旧我”的全部历史，并以“新我”丁子桃苟活于后来五十年的岁月中。

然而，当丁子桃生命垂危、走向十八层地狱的漫漫长旅，痛苦的往事开始复苏，家族的命运也开始在记忆的底片上显影，小说因此以退叙式结构完成了对历史的书写。而当丁子桃的儿子青林终于发现蛛丝马迹并试图寻找事实真相时，小说又以侦探式笔法进入到对历史的打捞之中。但是，在真相就要水落石出时，青林却选择了抽身而退。他没有让自己与父母的历史照面，而是任其擦肩而过，随风飘散。而随着知情者的相继离世，那段历史也成为一个巨大的黑洞。

“软埋”既是这部小说的标题和主题，无疑也是作家回望历史、反观现实的特殊通道。著名学者萨义德指出：“挖掘出被遗忘的事情，连接起被切断的事件”是知识分子的主要职责。方方是中国文坛秉承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重要作家，她始终怀着直面现实、追问历史的巨大勇气。而当她写到《软埋》时，这种直面与追问既显出一种紧迫与冷峻，又带着一种苍凉、悲悯和“了解之同情”，小说因此具有了强大的历史穿透性和美学丰富性。她固然不是第一个书写题材的作家，但她却是今天能把同类题材处理得恰到好处的作家，让批判性与文学性达到了很高程度的融合。

“路奖”：只认作品不认人

当笔者提问高玉涛，与国内几个经典文学奖项比较，“路遥文学奖”究竟有何特色时，他给笔者的答复是：

首先，为纪念作家路遥，高举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旗帜。除了颁奖外，一系列纪念路遥先生的活动也在陆续开展。例如，每年清明时节，为路遥扫墓；积极开展路遥精神学术研究；举办路遥逝世廿周年纪念会；开设路奖公众号、创办《路遥文学报》等纪念、传承及传播路遥文学活动。

第二个目的是，发现超越路遥的优秀作品，鼓励超越路遥的杰出作家。截至2017年4月，“路遥文学奖”评委会已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路遥文学奖”评审工作，产生了《活着之上》《黄埔四期》《软埋》三部获奖作品和《一座营盘》《圣人开花》等13部入围作品。

除此之外，这个文学奖倡导的是走民间道路、发民间声音、立民间立场。他坚称，由文学界专业评委、文学批评专家观察员和监事会监事组成的“路奖”工作团队，不被任何团体和组织所左右，充分发挥团队的文化智慧，确保了“路奖”民间立场的贯彻落实。

“路遥文学奖”坚持“只认作品不认人”的公平公正的评奖规则。评委来自著名高校文学专家学者、大型文学期刊和出版社资深编审及文学批评家，以作品的思想深度、艺术高度与文学性为评审，独自行使职权、独立投票表决。

除此之外，奖项发起人带头自掏腰包捐款已达一百多万元，包括联络陈伟、冉劲松、周武发、陈畏、冯韵明、高睿康、邹黎等亲朋好友、油画艺术家、工艺美术大师等人士捐款捐物，为“路奖”提供了必要的经费，使这项公益事业一路前行已近五个年头，取得了“路奖”作品阅读、专业评审、Vl视觉形象设计等一系列公益文化丰硕成果。

早在奖项设立初期，高玉涛和他的团队就确定了路遥文学奖要面向全球华语写作，走向世界文化舞台的发展目标。他要求，获奖作品必须彰显普通人的文化觉悟、文艺情怀、文学理想。因为路遥，因为文学，不图名，不为利，已成为参加、参与“路奖”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愿望，共同价值取向。从而使这种文化觉悟、文艺情怀和文学理想，在这群普通人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和印证。

笔者要求高玉涛对此次入围的六部作品做一番点评时，他说，《圣人开花》《软埋》他全书读过外，其余四部都是大概流览过、认真看了每部书的序跋后记、网友评语、网络舆情及专家评论文章，参与了专家评委们对每部作品入选理由的讨论。他个人提出推荐语既要反映出“路奖”专家评委对每部作品的思想深度、艺术高度和文学性的品读认可，又能体现评委会的学术素养、独特见地、专业水准、审美情趣及集体智慧。

高玉涛还将评委会确定的“入围理由”给了笔者：

方方的《软埋》叙写了一个人内心的苦斗，是一部《罪与罚》式的记述人类精神战斗的作品，让批判性与文学性达到了很高程度的融合。

张忌的《出家》在写底层生活艰辛的同时，也写出了一个底层农民真实的精神需求；在揭露寺庙利用众生愚昧敛财的同时，也写出荒凉的人生中佛音救赎的希望。

王刚的《喀什噶尔》是近乎一部多声部的华美乐章，主旋律是青春、革命、爱情，而呈现这些音符的是一个个复杂的社会、政治、人生舞台。

杨志鹏的《百年密意》在恶中适时回头，以内心的佛性寻找人生的出路。

刘继民的《人境》是一部展现中国城市与乡村六十多年巨变的现实主义力作，是一部思考农村、农民出路的作品。

杜禅的《圣人开花》将个人生活、社会形态和文化寻根粘乎在一起，打碎了重新组合，互相诘问。诘问的力量来自知识分子怀疑、批判一切的精神。

当笔者与高玉涛谈起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人民的名义》，为何热播好评如潮、街谈巷议，乃至家喻户晓，人所共知？他感慨道，推动时代进步的、引起读者和观众共鸣的、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品，基本都是现实主义的，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人民的名义》之火热就是因为它对社会现实的直接介入和深度影响。

他还谈到，首届“路奖”获奖作品阎真的《活着之上》，出版首印10万册，仅半年就一销而空。现在已再版六七次、印发量达二十多万册了，成为全国图书排行榜上的畅销书、常销书。原因依旧是对当下现实生活的真情反映和对高校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由此可见，现实主义文学不仅是现实的需要，发展的需要，更是社会进步的需要。还因为现实主义文学是一切艺术创作的灵魂。

与作家来一次“亲密接触”

常言道“近水楼台先得月”。通过参加第三届“路遥文学奖”作品年度评审工作，高玉涛有幸与三位入围作家相识，并且面对面交流。

“他们的文品、文风和文气截然不同，各具特色。但有一c不约而同，也是我与人交往最看重的一点，即三位作家都没有极左观念，令人欣慰。”作家们给他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

当作家方方得知她的作品《软埋》入围“路奖”、并名列2016中国长篇小说年度排行榜榜首时，起先不相信，曾专门电话核对确有其事后，方才愉快地接受了正式邀请。

身为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和著名当红作家，方方是公众人物，行政和社会事务颇多，加上个人创作时间，每天忙的不可开交。但她二话没说，更不摆谱，而是自订机票赶来北京出席揭晓颁奖盛典。

高玉涛说，无论在颁奖现场，还是午餐饭桌上，来自全国各地二十多个省市的上百名读者，纷纷递书找她签名、人人要求合影，方方总是笑脸相迎，不分男女老幼，一视同仁，全部予以满足。

“记得颁奖会后第三天，方方发来信息询问她的奖金是否纳过税？我说没有，并表示民间奖项，个人自掏腰包实属不易，就不必要纳税了吧？方方认真地说她自己会照章纳税。她多次获得过奖金，无论数额多少，她都要纳税。与方方的接触虽然仅有几次，但她的品德与操守，让我肃然起敬，留下深刻良好的印象。”高玉涛强调。

“文品一流的方方老师，生肖金羊，耳顺之年长我四岁，看上去却至少比我年轻六岁，一多一少整年轻我10岁。哈哈！问题是，一般来讲，年龄相仿男人不显老，女人皆显老，可人家方方老师愣是不显老。而且她是纯脑力劳动工作者，按路遥的说法作家是熬脑油的营生，老得快。再看看俄，才刚过40岁，头发一满白成个甚么了！。”即使在说玩笑话，高玉涛也带着那口浓郁的陕西音调。

“路遥文学奖”颁奖后的第二天上午，高玉涛约上一众文化圈人士，有佳子、杜雅萍、勾超、影集等，与作家方方在梅地亚咖啡厅聊《软埋》、聊路遥、聊文学。聊着聊着，方方竟唱起了同学的父亲骆文先生在延安时期创作的湖北民歌《纺棉花》：

“太阳出来磨盘打

你我都来纺棉花

棉卷轻轻地捏在手

棉线不断地往出拉”

方方目光深情并茂，瞬时把大家带进了棉花地里……

大作家方方，整个一文艺女青年，娇美！

“再聊《百年密意》作者，文风老道的杨志鹏先生，其年龄与方方同年同月。杨先生一脸的憨厚，一口的陕西秦腔，浑身上下散发出洞悉人生百态、熟知世事变迁的睿智与禅意。”高玉涛与杨志鹏是老乡见老乡，分外热情。

熟识之后，高玉涛把“我的私生子叫高问――《高问是谁》公众号开场白”发给杨志鹏后，对方回复：“语言幽默，文字简洁，人物形象基本出来了。要说有什么建议的话，就是文学作品细节的真实、人物的真实，更注重典型性。艺术的真实比生活的真实应更为典型。”

“杨老师真人真言真性情，我喜欢。”在《百年密意》入围第三届“路遥文学奖”后，高玉涛邀请杨志鹏来北京参加颁奖典礼，并用微信转付其往返高铁车票1000元后，杨老师直接回复：“小事情，不麻烦了。”欲懂志鹏先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必须阅读《百年密意》，答案自在其中。

要说三位作家，谁的性格最活跃，非杜禅先生莫属。

高玉涛初次与文字幽默的杜禅先生握手，便感慨“一如故，相见恨晚”。彼此互称“是滴，是滴”。

第三届“路遥文学奖”颁奖会期间，高玉涛与杜先生吃过一次兰州拉面，喝过一杯小啤酒，华夏出版社资深编审高苏在场见证，并赠送两人六个字：“话投机，对脾气”。

不过，杜先生给高玉涛的第一印象是“人高马大，一幅墨镜遮眼，感觉很酷，有股好莱坞男一号的范儿劲，还真看不太清其庐山面目”。二人时常微信交流。

“此刻重新品读《圣人开花》，感觉杜先生还会有惊人之作问世”。高玉涛对杜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他还记得与杜禅的那次切磋：“杜老师好！我自己业余时间学习写的《我的私生子叫高问》，纯山寨版，让您见笑了！今年起，只做自己内心真正喜爱的两件事儿，一个是路奖自愿者，一个是学习写作。而且心平静气，不图任何回报什么的。向您学习！”

杜禅回音：“文白相间灰谐风趣。思路清晰文字飞扬。”

杜先生美言抬举，让高玉涛一阵窃喜，于是《我妈叫我学雷锋》一文呼之欲出。杜先生又评价道：“非常真情感人的怀念文章！尤其场面细节对话能破纸而出，浮现眼前。”

当高玉涛同样把来京往返车票费1000元微信转发杜先生时，他马上回复：“不啊！你是公益，我理当自理。”杜禅先生看淡钱财、为他人着想的态度让人心生敬意。

说起杜先生，高玉涛还向笔者说起了一件有趣事儿。在颁奖现场，一位美女要求与杜先生合影，摄影师抓拍的角度让二人看上去有些亲密，杜先生看到后吓坏了，一边致电高玉涛赶紧撤了照片，称害怕单位、熟人及太太误会，在郑州熟人圈会“地震”的，一边发微信说明“合影者是某知名教授的博士后美女，这照片是哪位神照的？”高玉涛答复杜禅：“将错就错挺美，引发“地震”更好！”

哈哈，这就是杜禅先生吗？遇到美女，“胆小如鼠”。

除了上述三位作家外，另两位写出《出家》、《人境》而入围的作家张忌和刘继民，因有事未能出席颁奖盛典，但作为70后实力派文坛新贵，他们都很看重能入围“路奖”，积极配合发来简历工作照及诵读作品的原声音频，令人尊敬和称道。

出国在日本的凭借《喀什噶尔》力作入围的王刚先生，是国内一线当红重量级作家，声名显赫，常有名作轰动文坛，更有多部作品翻译到世界各国出版发行。他在颁奖盛典开幕时刻发来致词：

路遥文学篇2

不知我的同学达当初和路遥谈恋爱的时候，是否就预见了路遥后来的成就和声誉。记得我曾给路遥画过一幅油画—他伏在窑洞窗前的一张书桌上奋笔疾书，那孔窑洞是达住的，是达在延川县委通讯组办公兼住宿的地方，挂着绿色的窗帘。我的画架支在里面，这是一幅绿调子的逆光侧面肖像画。但之后由于我急着画另外一幅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画布，就盖掉了这幅路遥的肖像。刚开始我们这帮同学并不看好他们的恋爱，其实也没有明确的观点，只是觉得北京知青找当地青年，合适吗？

开始知道路遥是在达与他交往之前，我们村一起插队的同学兰被抽调到县宣传队干了一段时间，她重新回到生产队后隔三差五就会接到一封厚厚的来信，她趴在从北京带来的大木箱上羞涩地看信，然后幸福地写回信。她突然变得那么爱笑，一点小事她都觉得好笑，她的笑声像串串银铃飞出窑洞。我们听说那位男青年叫王卫国（就是路遥），是当时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兰在队里待的时间最短，一年后她就被招工走了。听说兰离开延川后很快和路遥断了恋爱关系，原因是遭到了兰的家长的强烈反对，他们的恋爱夭折了。我们队几个女生想象着路遥该是多么难过和痛苦，于是就无端地牵挂起了陕北青年路遥，其实到那时我们还没见过他本人呢！

这以后，延川县委申书记大胆使用北京知青，达被选到县委宣传部通讯组，我则到了县文化馆。路遥在县委大院与达相识，不久路遥又开始和达谈恋爱了。这下我们就对路遥更加关注了，大家分析这路遥一定有着非同寻常的本事和魅力，两个优秀的北京女知青都对他一见倾心，而达更是我们在清华附中时的班长和才女呢。路遥和达的恋爱一时成为延川县城里青年人热议的话题，许多陕北青年也跃跃欲试，他们试探地问我们：你们怎么看这件事啊？

无奈，我们接受了自己的同学和陕北青年谈恋爱这个现实，并甘愿充当了他们之间的“媒介”。达因工作常常下乡，我们这些知青干部则分散在各个公社，并经常来往于县城，路遥便委托我们传带书信。那时路遥信任达的所有女同学，他交给我们的信并不封口。我和另一个女同学也就不客气地抽出信来“审查”（替达把关），这次路遥写给达的是一首自由体长诗，我们俩用挑剔的眼光边读边用红钢笔勾改我们认为语句不通的地方，结果好好一封信被我们像批改小学生作业一样，弄得乱七八糟。我们就这样把信交到达手上，而她欣然接受。

陕北青年路遥有着极强的充实自己知识的欲望，他是文化馆阅览室的常客。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延川县文化馆面山靠水，一个小院几孔窑洞，一间临街的半地下的阅览室。阅览室里读物少得可怜，空荡荡挂着为数不多的几份报纸和杂志，其实每天真正进来看报纸的人几乎没有，也就是每逢集日，会进来一两位老乡撂下些东西让我们帮忙照看。而路遥却能在里面待上整整一个上午。现在我就想，对于学习来说读物真的不需太多，能认认真真吸收充实自己就是上好。当时文化馆编辑的《山花》是延川县文学的开端和摇篮，这本小小的文学刊物在七十年代的中国也应该是领潮流之先呢，路遥的诗歌在《山花》上初露头角。

印象中初恋时的路遥对达的指示言听计从。有个叫彦的北京女知青爱着我们的同学赤脚医生孙立哲，但好像出了点情况。作为好朋友达责成路遥去给孙立哲做思想工作。事后孙立哲总拿这事说笑：“路遥上关家庄找我来了，我不知他有什么事？路遥坐在那，脸憋得通红，吭哧半天说出一句话‘彦这人确实不错’。”孙立哲学着路遥的陕北腔，笑道：“路遥就不会做思想工作嘛，光说这么一句哪儿行啊？”

由于达的关系，路遥渐渐融入北京知青的圈子。他交了许多知青朋友，我们也熟悉了路遥和他的家人。路遥的老家在清涧，因家境贫困孩子众多，路遥7岁时就被父亲从清涧老家带到延川过继给本家大伯。路遥的大伯母自己没有儿女，对这个儿子倾注了全部的母爱。每到赶集的日子，这位矮小、朴实的妈妈都会挎着一个盖着毛巾的篮子，爬上革委会的高坡，来给路遥和达送好吃食。往往没等路遥妈找见儿子，革委会大院的年轻人早都一窝蜂围住老人，抢先揭掉篮子上的毛巾，哇！红薯、玉米、白馍馍。

一年春节路遥邀请我们去他家过年。大年初二，我和伯梅（北京知青）一同赴约。冬天出门要等到太阳出山，我们踩着厚厚的积雪，拐进县城南边的一条山沟，十里地走了一个小时。路遥和达站在村口迎接我们。路遥妈把窑洞收拾得干净利落，窗明席（炕席）净，新糊的窗纸上贴着窗花，热炕上已摆满待客的大红枣、南瓜子、炒黄豆和油馍馍。我们连说带笑爬上炕，玩了一天扑克，笑闹中第一次领略了路遥的妙语连珠和冷幽默。路遥大（养父）沉默寡言，满脸慈爱，蹲在灶台后拉风箱。路遥妈看着儿子和准儿媳，看着准儿媳的北京同学，喜不自禁。她在灶台前和后窑掌不停地忙乎，然后从炕下给我们传递食物，几个人没下炕就连吃了三顿饭，直撑得打着饱嗝弯不下腰。那温馨的场景至今令我回味、令我感慨。

1973年几经挫折后路遥考上了延大中文系，而达没有参加考试，在路遥上学的几年里，她节省每月三十几元的工资资助路遥的学业。同年我也考上西安美院去上学了。毕业后由于一些说起来复杂的原因我又回到延川县文化馆。见到达和路遥还在恋爱（没结婚）。我的男友（现在的先生）每逢节假日都要到延川来看我，于是我们和路遥、达等几个朋友经常在一起做饭吃，然后热火朝天地聊天，聊到高潮就开始唱歌。路遥给我们哼陕北道情，我们和路遥一起唱前苏联歌曲。大家正是“恰同学少年”，我们谈论最多的是理想。还是在达那眼位于县委通讯组住宿兼办公的窑洞，烧火的土炕在后窑掌，办公桌放在窑洞窗前，女知青们耷拉着腿在炕沿上坐成一排，男人们或坐、或站在书桌周围，路遥一手扶在桌子上，略弓着背，微偏着头，侃侃而谈，他壮硕的身体里充满着宏大的抱负。路遥涉猎的知识面很广，他聊国内形势和国际政治，聊陕北的民俗和民歌，聊他最喜欢的小说《红与黑》，说于连这个人物塑造得好，还向我和男友煽惑说：你们画画的一定要去看看黄河和黄河上的船夫。虽然黄河从延川县界流过，但要看到黄河并非易事，从我们当初插队的地方到黄河边要二百里地，从县城走也有一百多里山地，所以在延川待了多年我们还没到过黄河呢！路遥煽起了我们的好奇和热情，于是第二天我们俩就骑着自行车，沿着山路骑上骑下直奔黄河而去。

作为侨委干部，达的母亲比较开通，对于达与路遥的恋爱，她无奈地说，“女儿爱上了，我有什么办法呢？”然后达妈妈要招见这位陕北女婿。达带着路遥回北京了，达还带着路遥去看望在北京的许多同学和同学的家长。家长们好奇地观察着随和的、内敛的、敦厚的、健壮的路遥，有的评价说，路遥长得像当时的体委主任王猛，比想象得好（不知他们原先想象的是什么样子？）。又有的家长说了，这个陕北小伙子真不错，但如果是和我闺女，我不同意。

终于，路遥和达要结婚了，一场持续了六七年的恋爱马拉松就要冲刺了。这一天是1978年元月25日。他们的婚礼是县城文化圈的一件大事，轰动了上百人来送礼。那几天朋友们一起出动，布置新房的，筹备婚宴的，进进出出，忙里忙外。婚礼定在晚上六点举行，人们陆陆续续地来了，宣传部的贺陛在门口招呼着。路遥来了。达姗姗来迟半小时，她穿了件深紫红色的棉袄罩衫，翻出浅粉色的内衣领子，女知青彦和孟霞陪在左右。文化馆的张仁钟担任司仪，两位新人在事先布置好的讲台后就坐。讲台后的墙上正中自然是像，两旁的对联编得不错，好像一边是“遥”什么什么，一边是“达”什么什么，可惜时间太久忘记了，桌子上摆着两盆开小花的植物。首先由县文教局局长给新人佩戴大红花，贺陛代表宣传部讲话，李世旺代表来宾发言。最后是路遥代表达致词，路遥穿着件略显宽大的蓝布制服，新理的头发，有些土气，但精神焕发。可能是过于紧张，达的脸色苍白，达与路遥站在众人面前显得挺不自在，他们两人分别都向外拧着身子。有人提议，路遥唱歌达和诗，但两位新人几经推脱，最后不了了之。不知怎地，气氛就是出不来。简单走了这么几个过场，便开始宴客，新郎新娘巡回敬酒。一个小时后有人开始离席了，经多方筹备、多日操办的婚礼就这么没有悬念地结束了。说没有悬念，是因为我们在农村和县城见识了很多的结婚场面，众人玩闹得天翻地覆，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这群年轻人玩不到的，那样的热闹也着实令人期待啊。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路遥走出了陕北，那个陕北青年路遥的样子永远留在了我们的记忆中。在陕北青年中，有才气的人很多，有抱负的也不少，路遥的不同是他的实干。路遥出生和生长于社会的最底层，饱尝饥饿和贫穷，他立下愤愤之志，他要挣脱命运的安排，他选定了文学之路以出人头地，文学是他的道路也是他的目的地，他的道路和他的目的都是为了一件事：那就是记录和歌咏那块养育自己的、贫瘠的、让他又爱又恨的陕北大地，和那块大地上的穷苦的乡亲们。路遥豁出自己的性命来，在文学的道路上朝目标疾跑……

路遥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他的中篇小说《人生》大获成功；他的《人生》拍了电影；他用四年时间筹备，六年时间写出《平凡的世界》，获中国文学的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记得他在写完《人生》后，曾对我说他的体会：“你要让自己觉得你的作品是全世界最好的。”还记得他在完成《平凡的世界》时的样子，似乎一下老了二十岁，瘫坐在陕西作协大院门口的一把破藤椅上，叹息着说：“太累了！”是啊，路遥就是这样的人，他永远给自己设定令旁人生畏的目标，永远给自己千斤的压力，作为陕北青年迎娶北京女知青令他的朋友们既羡慕又生畏惧，他在文学的道路上爬一个山头又上一个山头还盯着那世界上最高的山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啊！

一九九二年我已回到北京，一天办公室的同事对我说，“刚刚有一个电话来告诉你一个噩耗，说你的一个朋友死了。”我闻听心里一阵狂跳，我想不出来我的哪个朋友死了？我们都是才四十岁出头啊！

我不知道路遥是否早在冥冥之中知道自己的限期，要以赛跑的速度完成自己的创作？还是因为他一生都在跑百米，致使自己提前到站？可惜可叹路遥还没有好好品味他的果实，路遥把果实留给了他身后千千万万的农村青年，那千千万万的不甘于命运的青年。

路遥去世后我们又过了二十年，现在提起笔来纪念他，印象中最鲜活的路遥还是那个陕北青年……

路遥文学篇3

不久前，我国第3次出版《路遥全集》。

作为新版《路遥全集》的特邀编辑，我情不自禁地沿着那条熟悉的山径，又一次来到延安大学校园后山路遥墓园。

在平凡的世界里匆匆走完42年人生后，路遥与他深爱的故土融为一体。山丹丹花开得正艳，仿佛在诉说着对他的思念。

农民的儿子

1949年12月2日，路遥出生在陕北清涧县一个叫王家堡的小山村。路遥是父母的长子，属牛，乳名叫“卫”。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陕北像洋芋蛋蛋一样极其普通的生命，后来竟成长为一位著名作家。

1957年，父母因家境异常贫困，无法供“卫”上学，把他过继到延川县的伯父那里。苦难让“卫”过早懂事，并拥有超乎寻常的自控力。

就这样，“卫”由清涧走到延川，成为小学生“王卫国”。伯父也是个农民，只能勉强供他上完高小。但是，王卫国在全县一千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延川县的最高学府——延川中学。整个初中3年，是王卫国人生最困苦最难熬的一段经历，他基本是靠同学们的勉强接济，才读完中学的。

饥饿和苦难，不但没有打倒正拔节成长的王卫国，反而更激发了他的人生志向。他经常出入于县城书店和文化馆阅览室，在饥不择食的阅读中，获得了精神的愉悦。有一天，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在太空遨游的消息后，竟兴奋得彻夜难眠，遥望夜空中如织的繁星，寻找着加加林乘坐的飞船轨道。他后来在创作中篇小说《人生》时，给主人公起名的第一感觉就是“高加林”3个字！

童年与少年时代苦难的人生经历，成为路遥一生都难以排遣的生命记忆。后来，他借用《在苦难的日子里》主人公马建强的心理活动，说出自己对苦难的理解：“正是这贫穷的土地和土地上贫穷的父老乡亲们，已经教给了我负重的耐力和殉难的品格——因而我又觉得自己在精神上是富有的……”

用文学表达苍生情怀

1970年，王卫国开始狂热地喜爱上诗歌创作。他第一首以“路遥”笔名发表的诗作是《车过南京桥》。从此，王卫国成为文学青年路遥。

“无论沿着哪一条‘皱纹’走进去，你都能碰见村落和人烟……”新时期之初，就在许多作家忙于创作“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之时，路遥却以深沉严峻的历史眼光，敏锐地关注着生活在黄土地皱褶里的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变迁和悲欢离合，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融汇到了普通劳动者的身上。他在“城乡交叉地带”这个属于自己独特生命体验的区位，找到了文学表达的发力点。

1981年夏，路遥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创作完成中篇小说《人生》。“每天工作18个小时，分不清白天和夜晚，浑身如同燃起大火，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视文学为生命的路遥，仅用21个昼夜就完成了13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这部深入思考中国广大农村有志有为青年人生出路问题的中篇小说，在《收获》杂志1982年第3期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以至于1982年被文学界称为“路遥年”。

永远与黄土地同在

《人生》等多篇中短篇小说的巨大成功，给路遥带来荣耀，但他从成功的幸福中断然抽身，进行更加艰苦的文学远征。

1983年以后，路遥潜心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路遥最初决定以黄土高原农村孙少安、孙少平兄弟的奋斗为线索，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全景式地书写中国1975年至1985年10年间的城乡社会变化。他设定这部小说的基本框架是“三部、六卷、一百万字”，决心要把这一礼物献给“生活过的土地和岁月”。

这部长篇巨著花费了路遥6年左右的时间。其中，仅准备工作就断断续续准备了3年——他潜心阅读了100多部长篇小说，确立自己的小说大纲；阅读了大量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以及农业、工业、科技、商业等方面的书籍。为了准确还原历史，他还翻阅过这10年间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陕西日报》与《延安报》。不仅如此，路遥还多次重返陕北故乡，深入到农村、城镇与煤矿中，进行生活的“重新到位”，加深对农村、城镇变革的感性体验。

路遥动笔创作《平凡的世界》时，中国新时期文坛正刮起“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过时论”的风潮。路遥却一头扎进铜川矿务局的陈家山煤矿，坚持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书写普通劳动者的命运。《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后，评论界几乎是全盘否定。路遥并没有被打懵，而是以极大的艺术自信心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行，相继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的创作。

就在路遥逆风而行、创作完成第二部的时候，他健壮如牛的身体出了问题，“身体状况不是一般地失去了弹性，而是弹簧整个地被扯断”，“身体软弱的像一摊泥。最痛苦的是吸进一口气就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一下坐，就会睡过去……”他甚至想到过放弃、想到过死亡，结果是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在简单的保守治疗后又开始第三部创作。

整整6年，路遥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以惊人的毅力为世人奉献了书写人民的煌煌巨著《平凡的世界》。在这部小说中，他既展示小人物不甘于屈从命运的不懈奋斗，更传达一种温暖的情怀，给读者提供向上与向善的正能量。

1988年5月25日，路遥终于在陕北甘泉县为《平凡的世界》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他从书桌前站起来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手中的圆珠笔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此刻的路遥已经泪流满面。他再一次想到自己的父亲，想到父亲和庄稼人的劳动……

从1988年春天开始，这部小说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长篇连续广播”节目中播出，一连播了152天。《平凡的世界》乘着广播的翅膀飞到千万读者的耳畔与心头，并产生了强烈共鸣。可以说，是亿万读者把路遥推到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

1992年11月17日，路遥因积劳成疾，在42岁时英年早逝。路遥离世时，离他生命的第43个年头仅差16天！

路遥文学篇4

很小的时候，我在农村听广播，有一阵子小说连播讲的是路遥的《人生》。我母亲是个没文化的普通农村妇女，她爱听《人生》。我常听她在向别人津津有味地讲小说中的情节种种。我只记得小说里提到了孩子们说“高加林、刘巧珍，老婆老汉逛县城”。我小时候和小朋友看见青年男女在一起走路，就在一边起哄，说“婆姨汉汉，香油罐罐”，与之何其相似。路遥笔下写的是他的家乡陕北，盐池、陕北一步邻近，小说浓浓的生活气息和令人亲近的平民意识，是让普通人最喜闻乐见的。

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路遥说，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壮丽的生活，也用她的乳汁哺育了作家、艺术家。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因此，对我们来说，今天的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是终点，而应该是一个新的起点。路遥一生甘于寂寞，不跟风，不追赶潮流，他是用自己的灵魂与心灵在写作。路遥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和人民，他的创作实践证明：一个作家只有根植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中，只有在与时代、社会、人民建立的血肉联系中，他的作品才能获得丰沛的元气和鲜活的生命力，才能真正把作家自己的理想融入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是真正的人民作家。

很惭愧，我是1999年才读《平凡的世界》。参加工作后，我每年春节都要回闵庄与父母过年，1999年春节我妻子临产，行动不便，我第一次在城里过年。对我来说，在城里过年是件极其无聊的事。无聊的我没事就看小说，《平凡的世界》翻开就放不下，我看到深夜两点。大年初一一大早，城市里隆隆的炮声把我从梦中炸醒时，我本能地又把《平凡的世界》捧起。我是一个随性的读书者，我非常同意鲁迅先生说的“无聊才读书”。在我的阅读生涯中，没有一本书如此让我着魔。读《平凡的世界》是我阅读史上最难忘的一次奇妙体验。

路遥是一个最关注时代命运的伟大作家。《平凡的世界》也是小说化的家族史。作家高度浓缩了中国西北农村的历史变迁过程，作品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特别是主人公面对困境艰苦奋斗的奋斗精神。这是一部全景式地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站在云端俯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一部作品会照亮你的人生，一个人的精神会成为你的信仰。《平凡的世界》被誉为“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这一点当代作家没有人能超过路遥。

我以为，路遥有雄才，在小说创作上，路遥是大手笔，如果我们把作家手里的笔比作兵器的话，路遥舞的如果不是吕布的方天画戟，便是关羽的青龙偃月刀。改革开放十年后，路遥就全景式地精彩展示了中国的伟大变化。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近二十年了，我们没有发现有全景展示中国社会和人心变化的巨著。这么一说，你还怀疑路遥的伟大么？他本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值得期待的作家，可惜天不假年，痛哉！

因为路遥英年早逝，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他为写作写到油尽灯枯。这一点，我并不苟同。路遥是当代作家中，一提起来就让人景仰让人心痛的作家。英国女王说，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宁愿少读一部《平凡的世界》，也不愿失去一个不凡的路遥。关于路遥的早逝，一度曾有人说与长期抽劣质烟有关，我就此一度感到悲愤、悲哀、悲凉。也有人说路遥是累死的，他们的证据是他写过《早晨从中午开始》的书。但是，贾平凹先生说，路遥不是累死的，他昼伏夜出，是职业的习惯，也是一头猛兽的秉性。有人说路遥是穷死的，因为他死时还欠人万元，但那个年代都穷呀，而路遥在陕西作家里一直抽高档烟，喝咖啡，为给女儿吃西餐曾满城跑遍。这个观点我基本认同，但有所保留。要知道，比路遥早功成名就的张贤亮先生在那个时候也不阔绰。大概1993年，张贤亮有一次骑着自行车开会时发牢骚，说宁夏的厅级干部唯他没车。当然，这与他后来自己开宝马无必然关系。这里只想说的是当时文化人尴尬的生存境地。路遥曾说过，“靠写小说挣稿费赚钱，就和靠卖血赚钱一样。”他让朋友帮忙联系给企业写报告文学挣钱，有人给他介绍了一单，5000元。后来，据说，路遥的病是家族遗传，继他肝硬化腹水去世后，他的两个弟弟也因此病逝，现在他的其余弟弟妹妹也有了肝病症状。如果这么说，我宁愿相信宿命。

路遥是文坛中少有的英雄，他不仅把写作当成了一种责任，更当成了一种无比神圣的使命。贾平凹对路遥的评价最高，他这样说，路遥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干渴的路上。这个隐约与路遥的一个真诚的朋友对他的评价相关。说有人说他虽然是个优秀的作家，然而他却是个人格分裂的人，就像梵高、卡夫卡、毕加索……路遥的出身卑微、少年磨难决定了他性格的极度自卑与极度自负，两样极端的东西：一是超凡的雄心与才能，一是出身的微贱与贫苦，造就了他一生都在追求两种方向：努力去做大事，去证明自己的才干；努力去战性命运，去抛弃卑微的出身……天纵雄才的自负与天生贫贱的自卑。这个朋友还说：路遥的人格分裂造就了他的英年早逝，尽管人们还在说他的病属家族遗传。为什么在临死的病榻前他的夫人林达还要毅然与他离婚，况且此时的路遥已获得了茅盾文学奖，陕西省作协换届在即，并已定他为新主席人选……当然，爱与不爱有时与许多世俗的或是崇高的东西无关，有时真不需要理由。所以，我们也别怪林达有眼无珠。

在路遥去世二十周年之际，在这喧嚣而浮躁的时代，我们非常怀念路遥，我们追忆这位“文坛夸父”时，不要有所瞻顾，不需要太多讳饰。我们不能否认路遥是个伟大作家的事实，比如，许多人自发地在网上建了“路遥吧”、“平凡的世界吧”，以此怀念路遥，这是路遥受之无愧的哀荣。但是，作为人，路遥是平凡的，他也许还有许多我们不知道的真实和缺点，但这不影响我对他的景仰和追思。当然，我更欣慰的是路遥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怜、可悲。相反，我觉得他更可敬，他的人生很绚丽很壮美。

路遥文学篇5

学界关于路遥的研究多围绕《平凡的世界》、创作心理、作品题材这三部分进行，其间涉及路遥对于城乡文化的态度、对于《平凡的世界》人物形象的分析、“城乡交叉地带”主题等。有学者认为就路遥研究的问题意识来讲，并未超越学者李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成果①。《人生》标志着路遥进入第一个创作高峰，当下对《人生》关注较少且多对人物形象进行道德评判，应当注意到以叙事空间中的城乡文化的二元对立切入确有所需。 

文本中城乡冲突折射出路遥对城乡文化二元对立的思考，随着他后续作品对于现代性的思索与表现，城乡二元对立这一特点被逐渐削弱。通过塑造“高加林”这一形象，且设置不同的叙事场景，路遥表现他徘徊于“交叉地带”的冲突、城市文明与乡土传统的矛盾，构建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人物和环境作为叙事空间存在的重要表现在小说当中反差明显：县城、乡村两个故事空间里，刘巧珍、高加林、黄亚萍三人的感情纠葛实质是高加林抉择于城乡之间对人生道路选择的产物。除此之外，视角的转换在文學研究中的迫切性在相关学者也显而易见。莱辛“文学是时间艺术”的论断为文学研究多立足于叙事时间的视角定下基调，在“现实主义时期，大多数文学作品因空间性特征并不明显而采用线性叙事方式，所以在经典叙事学中，人们垂青“叙事时间”，对叙事空间视而不见。”[3]当下在对以往现实主义作品的再解读时，叙事空间作为区别于通常参照的“线性时间顺序”的另一角度，需要“从对叙事文本的整体体验上把握作品的空间性”，在这一前提下分析城乡文化冲突与人物塑造的关系，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一、《人生》文本中叙事空间的划分 

主人公高加林在《人生》中经历回乡、短暂进城、回城、再度返乡的过程，串联起一系列人物（巧珍、亚萍、克南、德顺老汉等）。叙事空间将小说分成两大故事空间（乡村、县城）；而按照时间的线性顺序则分为三阶段：（见表1） 

城乡二元对立的整体格局下，叙事空间需要联系与融合才能避免文本的分裂、情节的脱节——“大马河川道、桥”这一连结点应运而生。“大马河川道”是山间的平坦道路，象征乡土文明的自然传统；“大马河桥”一定程度上则象征现代文明，带有象征意义的二者是沟通城乡的必经之地。路遥在多个关键情节中都选择 “大马河川道（桥）”作为的故事空间：无论是“高加林在失去了民办教师资格后进城卖馍，途中面对进城人群内心萌生身份意识”，还是在“他与巧珍同行回村经过此地时接受后者热烈的告白”；抑或是“巧珍进城看望他，两人关系悄然变化，临别之际他在川道路口为巧珍拢上红头巾”，还是“在大马河桥上，他结束与巧珍的恋情”，甚至是“再度返乡途中他走过这必经之地，‘腿猛一下子软得再也走不动’”。 

大马河川道作为小说叙事空间中一个独特的存在，不再是简单的地理名词，而是融注着人物之间复杂、交织的感情与思想，进而成为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的重要连结点。 

二、叙事空间中的城乡二元对立与路遥的“交叉地带” 

路遥作品格外关注陕北，形成了独特的乡土叙事风格。有学者指出：“路遥在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乡土人生哲学的价值偏爱，实质上是乡土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面临西方现代思想的压迫时所产生的现代性焦虑的反映。” [4]这种风格展现在路遥“交叉地带”的创作题材中。“‘交叉地带’原本没有特殊的含义，仅是指农村的某些东西与城市的某些东西交叉。但是路遥赋予它以积极的意义，之所以关注这个‘地带’是因为这个‘地带’作为农村与城市的生活空间，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两者间没有平等的‘交叉’，有的只是农村处在城市的绝对优势之下，因而被禁锢和封闭。由于生产方式不同，农村和城市在生活方式或其他方面当然会存在差别。”[5]乡土叙事的风格、创作题材的范围设定都表现出路遥乡土文化的鲜明立场，审视现代文明及其产物。小说描写高、黄二人对物质生活的追求、黄亚萍被加林父亲称为“洋女人”等细节表现出路遥对城市生活方式和思想持有非善意的态度以及对传统朴素的乡土伦理道德的珍视。 

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为路遥“交叉地带”题材的创作服务，文本中除了物质性的“大马河川道（桥）”是叙事空间的连结地，高加林心灵深处对乡土浓厚的感情同样也是叙事空间的连结点。他在离乡进城工作之际，“心里一下子涌起了一股无限依恋的感情，尽管他渴望离开这里，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生活，但他觉得对这生他养他的故乡田地，内心依然是深深热爱着的！”[6]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城乡二元对立设置给读者带来的消极影响；路遥在小说中没有被叙事空间结构掣肘，反而是巧妙地利用这一连结点，通过抒发感情表现出叙事空间结构的张力，也使得人物的正面特质得以凸显。 

路遥不拘泥于乡土传统的立场，用辩证的眼光进一步表现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关系。“感性层面上，伦理主义的目光让路遥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无比的眷恋和怀念；而理性层面上，历史主义的目光告诉路遥要坚定的走向新生活的彼岸——也就是拥抱现代文明，路遥深知现代文明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寻求现代文明也是路遥骨子里理性的自主抉择。”[7]这体现在小说开放式的结局，在城乡之间位置、身份的变换：高加林回到乡村，在乡土伦理的评价体系中失分，但终究不会在乡村自我放逐。开放式结局暗示：只有城市才是他才能的真正舞台。

   　三、城乡二元叙事空间下的“高加林”形象 

“路遥喜欢在以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为题材，他的作品中经常出现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冲突，也经常出现离乡和恋土的矛盾，这就为农村青年的人生选择增添了一重历史转折的巨大背景，从而显示出一种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双重目光。”[8]高加林作为典型人物，依仗自己的文化资本试图完成从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身份转变，却不幸失败。在城市长期处于话语体系、政治经济的中心的年代里，高加林这种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有自己人生追求的青年丧失了社会的上升路径，不得不面对成为农民的事实，他们的挣扎不可避免。小说中这种挣扎尤其体现在高加林失去民办教师职位后，大大推动了情节发展。民办教师的职位对不愿做农民的他来说，意味着不用参加农业劳动就可以给家里贡献一份男劳动力的工分的优待，意味着对自己才能和人格的尊重。后来他被迫再返乡土、陷入困顿的起因，则是对纯朴乡土道德的背叛、是個人追求的膨胀，更是时代的悲剧，充分折射出创作时期的社会现实。 

路遥在上篇适时运用插叙，交代高加林在城里上学时期表现突出，而当时体制下城乡的鸿沟限制了他的发展。正如黄亚萍所想：“她后来之所以和克南好了，主要是因为加林回了农村，她再没有希望和他生活在一块儿。不必隐瞒，她还不能为了爱情而嫁给一个农民；她想他她一辈子吃不了那么多苦！”[9]高加林两次进城深刻体会到城乡不平等，对自己的农民身份愤懑不平；之后对城市的渴望表露得更明显：“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哪里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10]进城工作后则表现为：“一路上，他忍不住狂热的张开双臂膀，面对着灯火闪闪的县城，嘴里喃喃地说：‘我再也不能离开你……’”[11]面对选择时他毫无迟疑地投入城市怀抱，数十年乡土文化的浸染抵不过接受教育后对现代文明的皈依。结尾处他被迫返回家乡后的反思，也提升了小说对城乡二元对立的反思高度，“他进一步地想：假如他跟黄亚萍去了南京，他这辈子就会真的幸福吗？他能不能和幻想的那样在生活中平步青云？亚萍会不会永远爱他？南京比他出色的人谁知有多少，以后根本无法保证她不再去爱其他男人，而把他甩到一边，就像甩张克南一样。可是，如果他跟巧珍结婚，他就敢保证巧珍会永远爱他。他们一辈子在农村生活苦点，但会活的很幸福的……”[12]面对爱情，城乡身份的差别却成了最大的限制：无论是黄亚萍无法忍受牺牲的想法，还是刘巧珍独自凝望的自卑，都成了对纯真爱情的莫大讽刺。高加林爱情抉择的矛盾紧张激烈，但追求个人的发展的深层命题一直贯穿全文；表面爱情的演进深深地被这个命题影响，融入并成为其个人发展的一部分。高加林最终没有按照预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设想在巧珍和亚萍之间选择安稳或前景，在另一维度暗含出人性中的私欲。 

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下，爱情悲剧和人物性格问题同时从侧面表现出人固有观念中巨大的城乡差距。路遥在塑造“高加林”时赋予他城乡对立的思维，即使随着身份的转变也无法消解，反过来这种设计也折射出作家的内心世界。从小说结局来看，路遥为主人公设置重回乡土文化怀抱的出路，体现出乡土哲学的思想倾向：“（路遥）以乡土人生哲学的博大和深邃为乡土子民的奋斗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尊严的后盾，他以乡村的道德人伦的温暖安慰着在生存价值的比较中饱尝创伤和屈辱的心灵。”[13]但造成悲剧的、人性方面的深层原因也应当引起反思；以此来看所谓“城乡交叉地带”的客观影响存在又有着被部分夸大的嫌疑。 

四、结论 

路遥在《人生》中建构起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空间，在表现现代文明与乡土传统的差异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作用显著，取得了良好的艺术效果。路遥一系列作品中个人的奋斗故事、潜藏的手法、叙事空间模式的不断发展，成就了他“乡土传统”以及“城乡交叉地点”的题材；另一方面也制约了作品思想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文化层面上，“高加林”式的人物在现实中并不少见，人们现实中面临着剧烈冲突，“一方面向往着现代城市文明，另一方面又难以割舍掉传统乡土伦理在其身心所留下的巨大烙印。”[14]作品中高加林的抉择与当时中国处在传统社会与现代化的转折点这一节点紧密相关，路遥在时代浪潮中的经历、心路历程与叙事的城乡二元对立模式同样相伴而生，从此入手也使研究获得更广阔的社会内涵和思想深度。 

注释： 

①李星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路遥作品中的道德承诺及其潜在的人生信仰，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的变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选择及其突破，地域文化、童年经历对创作心理的影响等，更多地从整体发现问题。 

参考文献： 

[1]路遥.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路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陈占彪.论路遥小说创作的心理机制，《路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 

[3]乔以钢，李彦文.近三十年“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中的“新才子佳人”模式[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4]陈娇华.城乡互视中的“奇观”[J].广西社会科学，2013（6）. 

[1]李星.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路遥论[J].文学评论，1991（04）：88-96. 

[2][3]陈晓辉.叙事空间抑或空间叙事[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03）：156-159. 

[4]魏家文.从路遥的小说创作看乡土中国的现代性焦虑[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7（5）：24-27. 

[5]安本·实（著），刘静（译）路遥文学中的关键词：交叉地带[J].小说评论，1999（1）： 91-96. 

[6][9][10][11][12]路遥.人生[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13，137，109，127，208. 

[7][14]迟令刚.立足于现代文明的乡土守望[D].浙江大学，2013：28，35. 

[8]陈占彪.论路遥小说创作的心理机制[A].路遥研究资料[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179. 

路遥文学篇6

关键字：at89s51 遥控发射系统 遥控接收系统 编码

1．设计方案

本文设计的遥控器可以实现对多台电器进行遥控，其主要功能如下：

(1)8×4键盘可以遥控32种电器产品；

(2)对每个键的号码进行显示；

(3)0号键控制继电器的开关，同时显示键号：

(4)1号键控制扬声器，当选中的时候唱一首歌，同时显示键号；

因为可控电器产品较多，所以本文就选择其中的两个键作为代表设计，其他键可以通过数码管显示的键号观察即可。

2．系统硬件电路的设计

单片机遥控系统硬件电路分为遥控发射器电路和遥控接收控制器电路两部分。

发射端硬件电路将具有在线下载功能的at89s51芯片作为控制中心，同时配有键盘扫描电路和红外发射电路。

接收端控制系统主要由at89s51单片机、红外接收电路、扬声器及继电器控制电路等组成。遥控器发射的红外信号经红外接收头sm0038进行放大、解调、滤波后传送给单片机，单片机经过信号识别后可根据不同的控制信息码进行对32个设备的控制操作。

3. 编码设计原理

遥控码采用脉冲个数编码，不同的脉冲个数代表不同的码，最小为2个脉冲，最大为17个脉冲。为了使接收可靠，第1位码宽为3ms，其余为1ms，遥控码数据帧间隔大于10ms，其输出编码波形如图2所示，分别是扬声器和继电器的遥控输出码波形。

当某个操作键按下时，单片机先查键，然后根据键值设定遥控码的脉冲个数，再调制成38khz的方波由红外线发光管发射出去。

当红外线接收器输出脉冲帧数据时，第一位码的低电平将启动中断程序，实时接收数据帧。在数据帧接收时，将对第一位码的码宽进行验证，若第一位低电平码的脉宽小于2ms，将作为错误码处理，当间隔为的高电平脉宽大于3ms时，结束接收，然后根据累加器a中的脉冲个数，执行相应输出口的操作。

4.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利用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利用程序设置红外遥控编/解码来实现一个遥控器控制多台电器产品的方法。它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很广阔的市场前景。

参考 文献

[1]周春明：《at89s51多功能遥控器的设计与制作》，《 电子 制作》2007年第6期。

[2] 梁延贵、王裕琛：《 现代 集成电路实用手册》， 科学 技术文献出版社

路遥文学篇7

路遥和贾平凹走得比较近。路遥请贾平凹到家里吃烩面,一边狠狠地削土豆,一边对贾平凹说:“我弄长篇呀,你给咱多弄些中篇,不信打不出潼关!”等到《平凡的世界》拿了茅盾文学奖,贾平凹向路遥道喜,路遥说:“你猜我在领奖台上想啥?我把他们都踩在脚下了!”

大气,霸道,使劲用狠,痛快豪爽,这就是贾平凹眼里的路遥。其实,两个人骨子里有诸多相同之处,只不过贾平凹为人更温和,路遥处世更嚣张。

虽然出身贫困,路遥向往富裕、体面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初,他第一次吃西餐。当时,他和对门邻居王晓新翻遍衣袋,凑不足饭钱,又把单位的旧报纸卖掉,才算开了洋荤。为了让女儿吃西餐,他满城跑遍。宁可借债,他也要过舒服日子。以前的朋友下海赚了上百万,他说,做生意,我也可以做,我也要发财,然后就开始热闹的策划。这种策划,自然没有下文。

高档香烟和雀巢咖啡也是路遥的精神慰藉。准备动笔写《平凡的世界》,他带了两大箱资料和书籍,还有10多条香烟,2罐咖啡。他工作时,“一天抽两包烟,直抽得口腔舌头发苦发麻,根本感觉不来烟味如何。有时思考或写作特殊紧张之际,即便顾不上抽,手里也要有一支燃燃的烟卷。”

路遥苛刻,实说:“路遥在创作那些普通人生存形态的平凡世界里,不仅不能容忍任何对这个世界的过去和现在、历史和现实的解释的随意性,甚至连一句一词的描绘中的矫情和娇气也决不容忍。”

完美主义者总要付出更多,尤其是生活上追求完美。离异后,家庭让路遥头疼,一走到自家楼下,他心里就难受。做饭洗衣,都要自己动手,既当爹又当妈。他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结束。

1992年11月,结束的时候到了。路遥给朋友打电话说:“我快要完蛋了,你们来看我吧!”42岁,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路遥,在人生的中午结束生命。死的时候,他欠债万元。

常年干旱、千沟万壑的陕北出了杨家将、李自成、张献忠,也出了痴情到令人落泪的民歌《走西口》。路遥的狂暴与激情是对贫困的抗争,也是对平庸的抗争。不过,他不是革命者,每一次文学革命都不从陕西开始。

来自陕南的贾平凹饱受争议,他自称呆人、病人。陕南地处亚热带,山清水秀,空灵浪漫。陕南的山,起伏大,贾平凹行文也诡异,有“鬼才”之称。他自嘲道,我没有倾国倾城貌,却有多病多愁身。写完《废都》,他一年有三四个月住在病房。多病者善感,《秦腔》也好,《废都》也好,《高兴》也好,都浸满忧伤。

贾平凹曾在父亲坟头立誓,要以《秦腔》为故乡的过去立纪念碑,所以《秦腔》是怀旧。古都西京今遭废弃,往昔辉煌深埋地下,于是有了《废都》,但废掉的岂止是都城,还有一座城市的信心。《高兴》的字里行间,是活着,是挣扎。在贾平凹看来,人生本来是很苦难的,不管你是当官的,还是要饭的。不管你从事任何职业,纵观人生来讲,它是痛苦的。

与路遥相比,贾平凹生活上宽裕许多,但他绝不铺张。在女儿的婚礼上,他告诫说,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要做普通人,干正经事,可以爱小零钱,但必须有怀。

我见犹怜的桃花,贾平凹也写出怀:雨却这么大的下着,花瓣纷纷零落。我只说有了这场春雨,花会开得更艳,香会蓄得更浓;谁知它却这么命薄,受不得这么大的福分,片片付给风雨了。再看路遥写桃花,不如贾平凹的举重若轻,几乎要用尽身心:走在山山川川沟沟峁峁之间,忽然看见一树盛开的桃花、杏花,泪流满面,心就要碎了。今生今世,是离不了这块地方。

如此看来,路遥是写不出《废都》那样奇怪的文字的。关中的实也写不出,因为他太沉重,《白鹿原》的题记写着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实的家乡白鹿原距离喧闹西安约50华里,却是截然两个世界。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与乡亲一起聊天、下棋、吼秦腔。

实吃尽穷困的苦,读初中时,因为助学金没有申请到,他只得休学一年。父亲弥留之际,只说了一句话:我一生中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不应该叫你休那一年学。不过,金钱不能改变他的性格,现在已经抽上雪茄的实依然忠实于白鹿原。

关中人重闲适,实自写尽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白鹿原》之后,未有惊世之作。“油泼辣子彪彪面,羊肉泡,肉夹馍,除了神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就像西安的千年青砖一样,坚实,沉稳。虽然位至中国作协副主席,喜欢看翻译作品,实依旧农民本色,没有盛气凌人,吃完饭照旧用手抹嘴。

路遥文学篇8

关键词：陕北方言；路遥小说；陕北民俗

路遥，是厚重的黄土地孕育出来的陕北后生，有着颇深的黄土情结。正如他自己所说：“正是那贫瘠而又充满营养的土地和憨厚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民养育了我。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更没有我的作品。”他的作品扎根于黄土地，以陕北高原作为自己抒写的根据地。在这块独具地域文化特色的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他一路吟咏着苦难的壮丽悲歌，满噙着泪水。在对乡土苦难的深刻领悟中，他以一种赤子的真诚和热忱，一种百折不挠的硬汉风格，丰富地展现了地域文化背景下乡村的深层现实，深刻地揭示了不同时代远景陪衬下农民所面临的文化困境，又以一种超越苦难的意识和艰苦奋斗的情怀，适时地融入了时代的大和弦，率先为我们呈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乡村的生活面貌和农民的心理流变。基于此，我们可以说路遥的抒写是成功的，他的思想艺术价值也是值得肯定的。同时，我们又不难发现，路遥的成功其实还得益于对陕北民俗的真切反映，以及大量陕北民歌与方言在作品中的灵活

应用。

路遥小说的一个特点就是陕北方言的大量运用。路遥在陕北生活了二十七年，对陕北人的语音习惯和口头俗语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陕北方言经过路遥的精心采撷、提炼，流贯、融化于他小说的字里行间，进而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也为他的作品增添了一股特殊的韵味。

首先，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专有名词和习惯称谓的运用，表现出了鲜明的地方色彩。路遥的小说，大多是写陕北的山川村落，在他的作品中，也就常常出现具有陕北高原特色和地域文化积淀的独特的事物、形式独特的专有名词，如“屹崂”“山峁峁”“跌水哨”“硷畔”“脑畔”“脚地”“锅台”“窑掌”“炕崖下”“门楼”等，反映的是陕北的地质地貌、村舍院落及居室环境，路遥利用这些富有地方特色的词汇，往往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幅形神兼备的陕北农村风俗画。路遥小说中长辈称晚辈为“娃娃”“碎脑娃娃”，叫姑娘为“女子”，称妻子为“婆姨”，把年青人叫“后生”，称呼岳父为“老丈人”，称掏炭工人为“炭毛”；骂人常用“龟孙子”“爬熊”等，把做事莽撞又好强容易冲动的人称为“二秆子”，吹奏唢呐的乐队叫“吹手”，像王满银那类跑外不守家的人叫“逛鬼”，把正午时光说成“亮红晌午”，看着不顺眼叫“扎眼”……

一些方言的运用使得作品读起来具有张力，艺术效果也更加明显。“方言土语往往具有传神、富有张力等当代官话无法比拟的特色和韵味，使用得好，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加林哥，再亲我一下……”“加林哥，我看见你比我爸我妈还亲……”这是巧珍先后两次对高加林说的话。第一句中的“亲”相当于普通话中的“吻”，但似乎比“吻”包含的爱更醇厚，更显地方风味；后一句中的“亲”包含“亲近”“亲爱”“疼爱”等，表现出巧珍对高加林母性般的深沉感情。叶圣陶曾经指出：“方言土语的成分也不是绝对不用，只是限定在特定的情况下使用。譬如作品里某个人物的对话，要是用了某地区的方言土语，确实可以增加描写和表现的效果，这就是个特定的情况，这时候就不妨使用。又如作家觉得方言土语的某一个成分的表现力极强，普通话里没有和它相当的，因此愿意推荐它，让它转化成普通话的成分，这就是个特定的情况，这时候就不妨使用。”这一点路遥做得很好。读路遥的小说，你会发现，那些地道的农民，像刘立本、高玉德、刘巧珍、德顺爷爷、孙玉厚们所说的话，方言味较浓。如《平凡的世界》中孙玉厚对孙少平说：“你也不小了，得看着给你瞅个媳妇。只要有你合心的，财礼多少不怕，咱们打闹着借。”地道的陕北话，读起来是那么亲切。但是像田晓霞那些从小就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所说的话则几乎没有方言。可见路遥并不是一味地用陕北土话来塑造人物形象，而是恰到好处地用方言来写人物对白，尽量做到了在“特定情况下”使用，所以能准确传情达意，很具有表现力。在路遥的作品中像“烂包”“受苦”“苦情”“穷家薄业”“刨挖”“骚情”“瓷脑”“张狂”“跌跤马趴”“哭鼻流水”“眼红”等陕北方言随处可见，每个字都不只一层意思，特别具有张力，如“烂包”一词就包含糟了、坏了、倒塌、无法维持等意思，艺术效果也更加明显。同时，读者朋友也可以从中领略到一股陕北的民间气息，进而了解陕北方言所具有的文化内蕴。

参考文献：

[1]路遥.路遥文集（2）[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2]贾平凹.答《文学家》问[J].文学家，198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