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鲁迅比较论

路遥很敬佩鲁迅，他曾说自己最喜欢的中国名著是“《红楼梦》、鲁迅的全部著作和柳青的《创业史》”。在中国作家中，他喜欢到这种程度的只有鲁迅一家。打开路遥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其小说中有时会信手拈来地提及鲁迅及其作品。《平凡的世界》中有这样一段议论：“生活中有那么一种人，你蔑视甚至污辱他，他不仅视为正常，还对你挺佩服；你要是在人格上对他平等相待，他反而倒小看你！这种人的情况在伟大鲁迅的不朽著作中有详尽诠释。”当李向前为了深爱的人而失去双腿时，却意外地收获了田润叶的感情，他不由得想起了阿Q临死前没把那个圈画圆的遗憾，相比之下，他认为自己要比阿Q满意。《人生》里的黄亚萍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发出了类似子君的呐喊：“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权利干涉”。可以看出，路遥对《呐喊》、《彷徨》、《野草》等作品烂熟于心，而且能够和鲁迅的深邃思想发生共鸣。

首先，鲁迅小说的题材选择对路遥很有启发性。鲁迅终其一生，着力于农民题材的挖掘。对农民群众的描写，在《呐喊》、《彷徨》的整个艺术图画中居于心的位置。鲁迅总是将自己最热烈、最深沉、最诚挚的感情，倾注在农民群众身上的。他对农民怀着一腔热烈而又厚重的感情，他像一个成年的儿子对自己年迈的父亲一样，了解中国的农民，关怀中国的农民，默默地而又是赤诚地爱着中国的农民。

路遥的小说大多描写城市和农村“交叉地带”的生活，在这纷繁复杂的“立体交叉桥”上，路遥始终把描写的重心放在农村生活上，对农民寄予了深沉的爱。他的作品有一个主旋律，就是对农民的真挚理解，对他们生活状况的焦灼，反映农村中小知识分子对于生活幸福的追求、人格解放的渴望和对于现代文明的接受和向往。这个主旋律始终贯穿于从《人生》到《在困难的日子里》，并且在《平凡的世界》中进一步升华和强化。路遥曾说，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彩的关注。所不同的是，鲁迅对农民的“爱”是以“憎”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路遥则是以赤子之心的依恋，把自己融入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鲁迅着重于揭示传统农民的愚昧与麻木，而路遥则着力表现青年农民心灵中可喜的变化。对农民热烈的赞颂过多，但缺乏鲁迅那种竣切的审示。

鲁迅在现实主义的方向上开拓生活，并不以奇异取胜，而是始终从平凡的人事中选取创作的素材，写落魄的知识分子、写乡村农民、写流浪雇工、写逃难妇女等等，都是“下层社会”中平凡而又平凡的人物，但他们“几乎无事的悲剧”却蕴含着极丰富、深广的生活内容。路遥的选材倾向与此颇为一致，他坚持在日常细碎生活中演绎出让人心灵震撼的巨大内容。他说，“我不喜欢利用生活中的一些偶然事件而制造惊人的作品，我喜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实际上是真正惊人的东西，有些巨大的东西往往在日常细碎之中。”

其次，鲁迅那种文学家和思想家紧密结合的独特身份，使他的作品既洋溢着诗意的光辉，又蕴含着深邃的哲理。“鲁迅式”的文学，是一种将思想家的识见化作文学家的形象，把对现实的关注思考升华为感性与理性高度统一的艺术。路遥在创作中也总是在追求思想的深刻性，他认为：我们应追求作品要有巨大的回声，这回声应响彻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这回声只有建立在对我国历史和现实生活广泛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因此，在路遥的美学追求中，既向往情感的热烈和真诚，同时也注重思考的理智与冷静。这种冷静，主要体现为作家对历史与当代生活具有深刻的感悟、理性的透视与整体的把握。路遥在创作上所表现出的思想深度，在某种意义上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指出的：哲学家还只在理论中预料到的真理，那些天才的作家却能够从生活中把它把握住。为了有效地传达思想的力量，路遥对鲁迅的那种时常跳入作品议论风生而又不致损害形象性、情绪性的笔法，予以积极的借鉴，发一些类似于“路”、“爱”、“吃人”等精辟警策的议论。路遥在创作中相当重视议论的适度穿插，并努力做到叙议结合、情理交融。在他的代表作《人生》、《平凡的世界》中，这类议论随处可见，仿佛影视配置的解说词或画外音，常常能够起到引发共鸣的作用。 再次，在审美趣味和美学风格上，鲁迅和路遥也有许多共同之处。鲁迅反对静穆，倾向于阔大苍凉的审美意识，倾向于对立崇高的“力之美”。路遥曾公开表白：“我喜欢生活和艺术中一切宏大的东西，如史诗性著作，交响乐，主题深邃的油画，大型雕塑，粗犷的大自然景象，未加修葺的古代建筑和观看场面狂热的足球比赛等。”也是倾向于“力之美”和崇高之美。

鲁迅的小说最突出的特征是把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达到悲喜交融的艺术境界。鲁迅说“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对那些不觉悟的下层民众，鲁迅既揭示出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被封建思想、封建伦理道德、封建等级制度毁灭的悲剧，也批评他们身上的精神残疾。他笔下的阿Q等人物形象既是令人同情的悲剧人物，也是荒谬可笑的喜剧人物。

路遥的小说创作，虽然包含着巨大的悲剧内容，但作者突破了传统悲剧的局限，他更忠实于生活运动中的偶然、多向性、复杂性，在现实生活中，因果关系、偶然和必然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统一的。这使他在发掘生活时，不幸中有万幸，痛苦中有欢乐，充满着悲喜剧的交织与转换，把悲剧中的崇高壮美，喜剧中的滑稽讽刺这些不同范畴的美学手段交织融合使用，构成了超越悲剧，也超越喜剧的艺术效果。路遥的小说总是给人们显现出在“庄严”地进行着的悲剧中所潜藏着的喜剧情境。《平凡的世界》中的王满银、孙玉亭等人物身上都融合了悲剧和喜剧的双重因素。王满银因为贩卖了总价值不足一元的老鼠药而被批斗和劳教，引起两家人的担忧、惊恐和痛苦。然而，被庄严地批斗的对象却是一个对什么都已经毫不在乎的嘻皮式的农村流浪汉，对象本身还在继续扮演着他那些轻松式的滑稽角色，让人感觉到“无事的悲剧”以及愚昧中混合着的可笑。由田福堂、孙玉亭等人发动的一场神圣的“无产阶级”的大会，变成了以批斗“老憨憨”田二为中心的一幕闹剧。可以说，路遥是鲁迅所执着的现实主义审美规范的受惠者。

参考文献：

[1]路遥：《答〈延河〉编辑部问》，《延河》1985年第3期。

[2]路遥：《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路遥文集》第2卷）。

[3]路遥：《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路遥文集》第2卷）。

[4]杜勃罗留波夫：《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收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5]李继凯：《论中外文学视野中的路遥》，《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

贺智利：榆林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