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劝学原文及翻译范文
时间：2023-09-28 19:31:29
孙权劝学原文及翻译篇1
学习是一条慢长而艰苦的道路，不能靠一时激情，也不是熬几天几夜就能学好的，必须养成平时努力学习的习惯。所以我说：学习贵在坚持!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初中语文文言文知识点孙权劝学，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孙权劝学》《孙权劝学》全文只写了孙权劝学和鲁肃“与蒙论议”两个片断，即先交代事情的起因，紧接着就写出结果，而不写出吕蒙如何好学，他的才略是如何长进的。
写事情的结果，也不是直接写吕蒙如何学而有成，而是通过鲁肃与吕蒙的对话生动地表现出来。
写孙权劝学，着重以孙权的劝说之言，来表现他的善劝，而略去吕蒙的对答，仅以“蒙辞以军中多务”一句写吕蒙的反应，并仅以“蒙乃始就学”一句写吕蒙接受了劝说;写鲁肃“与蒙论议”，着重以二人富有风趣的一问一答，来表现吕蒙才略的惊人长进，而略去二人“论议”的内容，并仅以“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一句作结。
(一)课文字词详解①初，权②谓吕蒙曰：“卿③今④当涂⑤掌事，不可不学!”蒙⑥辞⑦以军中多⑧务。
①初：当初，这里是追述往事的习惯用词。②谓：告诉，对……说，常与“曰”连用。③今：现在。④当涂：当道，当权。涂，通“途”。⑤掌事：掌管政事。⑥辞：推托。⑦以：用。⑧务：事务。
权曰：“①孤②岂欲③卿④治经⑤为⑥博士⑦邪!⑧但⑨当⑩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
①孤：古时王侯的自称。②岂：难道。③卿：古代君对臣的爱称。朋友、夫妇间也以“卿”为爱称。④治经：研究儒家经典。经，指《易》《书》《诗》《礼》《春秋》等书。⑤为：成为。⑥博士：专掌经学传授的学官。⑦邪：语气词，后写作“耶”。⑧但：只，只是。⑨当：应当。⑩涉猎：粗略地阅读。?见：了解。?往事：指历史。?耳：表示限止语气，可译为“罢了”。?孰：谁。?若：比得上。
孤常读书，自①以为大有所②益。”蒙③乃④始⑤就学。
①以为：认为。②益：好处。③乃：于是，就。④始：开始。⑤就：从事。
①及鲁肃②过寻阳，与蒙③论议，大④惊曰：“卿今者⑤才略，⑥非复吴下阿蒙!”
①及：到，等到。②过：经过。③论议：讨论，评议。④惊：惊奇。⑤才略：才干和谋略。⑥非复：不再是。复，再。
蒙曰：“①士别三日，②即③更④刮目⑤相待，大兄⑥何⑦见事之晚⑧乎!”肃⑨遂⑩拜蒙母，结友而?别。
①士别三日：有抱负的人分别几天。三，泛指多天。②即：就。③更：重新。④刮目：擦拭眼睛。⑤相待：看待。⑥何：为什么。⑦见事：知晓事情。⑧乎：表示感叹语气，可译为“啊”。⑨遂：于是，就。⑩拜：拜访，拜见。?别：告别。
(二)重点句子翻译1.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
你现在当权掌管政事了，不可以不学习!
2.卿言多务，孰若孤?
你说(你)事务繁忙，谁比得上我(的事务多)呢?
3.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
你现在的才干和谋略，不再是当年吴县的那个阿蒙了!
4.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我难道想要你研究儒家经典成为专掌经学传授的学官吗?
5.但当涉猎，见往事耳。
只是应当粗略地阅读(或：浏览群书)，了解历史罢了。
6.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有抱负的人分别多日，就要重新用新的眼光看待。
7.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长兄为什么知晓事情这么晚啊!
8.蒙辞以军中多务。
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多来推托。
(三)揣摩语言1.“不可不学!”表现了孙权怎样的心理?
表现了孙权对吕蒙要求严格，同时严厉中又可见关心、厚望。
2.“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表达了孙权怎样的心态?
联系句意，隐隐可见孙权对吕蒙不听劝诫的不悦神情和责备的意味。
3.“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
”这样说有何作用?
孙权现身说法，鼓励吕蒙求学，可谓语重心长，言辞恳切。
4.“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一句可见鲁肃当时怎样的神情和心理?说明了什么?
十分惊奇的神态，吕蒙的变化判若两人，使鲁肃既吃惊，又情不自禁地发出赞叹。__这句话从侧面反映吕蒙因“学”而使才略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长进。
5.“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这句话表现了吕蒙当时怎样的心情?
为自己的进步深感自豪，并不是埋怨鲁肃。
(四)课文分析1.《孙权劝学》选自《资治通鉴》，该书是北宋(朝代)司马光(人名)主持编纂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记载了从战国到五代共1
362年间的史事。
2.孙权劝学的原因是“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
孙权劝学的学习方法是“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孙权劝学劝的语言是“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孙权劝学的成果是“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以上均填课文原句)
3.鲁肃的话表现了他惊讶、敬佩的情感，也从侧面写出了吕蒙学有所获;
文末的“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更进一步阐明了这一点。
4.写出出自本文的成语：吴下阿蒙、士别三日、刮目相待、开卷有益。
5.孙权与吕蒙对话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劝学。
6.孙权是用什么方法劝吕蒙学习的?
先一语破的，向吕蒙指出“学”的必要性，即因其“当涂掌事”的重要身份而“不可不学”;继而现身说法，指出“学”的可能性，使吕蒙无可推辞，“乃始就学”。
7.注意下列句子中加点词所表示的语气。
(1)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
邪：通“耶”，表反问语气，相当于“吗”。
(2)但当涉猎，见往事耳。
耳：表限止语气，可译为“罢了”。
(3)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乎：表感叹语气，相当于“啊”。
8.本文告诉我们的道理有哪些?
(1)通过孙权劝告吕蒙读书，吕蒙读书后大有长进的故事，告诉我们开卷有益的道理。
(2)我们不要以一成不变的态度看待他人，要以开放的眼光看待事物。
(3)不能因为事情繁忙就放弃学习，坚持读书是有益的。
(4)要善于听取他人的建议或意见。
(5)告诉我们一个人只要广泛涉猎总会学有所成。
9.本文虽短，但通过人物的对话描写，刻画了鲜明的人物性格。
请概括他们的性格特点。
孙权：豁达、大度，待人坦诚、平易，有幽默感的一位明君;关心部下，对部下要求严格，善劝。
吕蒙：乐于接受劝告，勤奋好学;机敏精干、虎虎有生气的将才。
鲁肃：直爽、敬才、爱才;忠厚的长者。
10.找出鲁肃赞扬吕蒙的语句，并指出这里是什么描写。
其作用是什么?
“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这里是侧面描写。__作用：突出表现吕蒙学有所成。
11.孙权的哪些主张和行动值得我们重视和效仿?
孙权认为广泛地学习很有益处，不能因为事务多、时间少就不学习。
12.鲁肃为什么与吕蒙“结友”?
文章以“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结尾。鲁肃之所以主动与吕蒙“结友”，是因为鲁肃为吕蒙的才略所折服而愿与之深交，表明鲁肃敬才、爱才，二人志同道合。这最后的一笔，是鲁肃“与蒙论议”的余韵，进一步从侧面表现了吕蒙才略的惊人长进。
13.表明吕蒙自己治学的毅力和自信心的语句是哪句?
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
14.这篇短文省略了一部分内容，你知道是什么吗?结合我们已掌握的写作知识，谈谈这样写的好处。
省略的内容：吕蒙的学习过程。__好处：这一部分与中心内容无关，可以省略，这样既节省笔墨，又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孙权劝学原文及翻译篇2
心理世界的顺应包含顺应交际双方的认识和情感等各方面的因素,在翻译学领域,心理“顺应论”突破了传统的“语言”观念,将“语用”引入进来,强调“翻译”形在语言转译实则文化交流的本质功能。杰夫·.维素尔伦在《语用学新解》中对“顺应论”做了全新的解释。他认为,语言的选择需要顺应于语境,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在不同的意识程度下为适应交际的需要而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所谓顺应就是顺应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的心理世界,社交世界和物理世界。杰夫·维素尔伦把语境细分为交际语境和语言语境,而交际语境包括心理世界(mental world),社交世界(social world)和物理世界(physical world)。在杰夫.维素尔伦看来,心理世界的顺应是研究语用学顺应论的重要部分。本文就选用该理论,分析《傲慢与偏见》孙致礼译本的具体方法,观察语用学翻译理论在名着翻译中所呈现的语言艺术魅力。
心理世界的顺应主要指交际双方的个性、情绪、愿望和意图等认识和情感方面的因素。曾文雄指出心理世界可以理解为语言使用者的心智空间,它包含信念系统,情感和欲望(曾文雄,2007)。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把原文中的每句话都看成是交际活动中的一部分,充分考虑到当时交际双方的心理世界,从而在翻译中选择最恰当的措辞,同时通过心理世界的顺应可以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传递给译文读者。
在孙致礼译本中,翻译家注重对人物的心理世界进行研究,通过语言直抵人物心理活动,将说话人当时的心理世界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同时将原文作者的意图也完美地呈现在译文读者的眼前。比如:
His coming into this country at all, is most insolent thing indeed, and I wonder how he could presume to do it.(P.98)
孙译:他跑到这个地方来,就是蛮横无理到了极点。我真是不懂,他怎么胆敢这样做。
这句话是彬格莱小姐以礼貌却又鄙夷的语调向伊丽莎白透露乔治·威克汉姆的相关信息。由于彬格莱小姐时刻铭记自己是出生在英格兰北部一个体面人家的小姐,她只喜欢结交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在各个方面自视过高、小看别人,因此对于作为已故达西先生的管家老威克汉姆的儿子——威克汉姆更是不放在眼中。同时,由于乔治.威克汉姆给她的心上人达西先生的名誉带来了不利,于是在翻译时孙致礼用了“就是”和“胆敢”充分表达出了彬格莱小姐说话时对身份低下的乔治.威克汉姆的厌恶和鄙视,同时也突出了她作为上层人士的高傲。
不过,孙致礼并没有局限于对原文进行“原汁原味”的转述,还充分照顾到翻译文化在不同的社会语言环境中的接受运用,过将作品对白与人物关系、对话环境及社会文化语境等充分结合,选择细腻别致的词汇进行译介,达到了同时关照到原着与译介受众的同文化心理的妙处。
“Indeed I am. I shall entreat his pardon for not having done it earlier. I believe him to be Lady Catherine’s nephew. It will be in my power to assure him that her Ladyship was quite well yesterday se’nnight.”(P.100)
孙译:“当然是啦。我将恳请他原谅我这晚到的问候。我相信他就是凯瑟琳夫人的外甥。我有权利告诉她,上个星期时他姨妈的身体还十分健康。“
这是柯林斯先生在舞会上发现了她的赞助人凯瑟琳.德布尔夫人的外甥——达西先生时,愣头愣脑想主动打招呼,套近乎的表现。柯林斯先生在小说中初次登场时,简.奥斯汀就告诉我们,他并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先天的缺陷并没有从教育和人际交往中得到弥补。在当时英国的社交背景下,在不经人介绍就主动打招呼是不礼貌的,即便是想与人交谈也是地位高的人主动来做。然而在伊丽莎白极力劝说之后,柯林斯先生仍然我行我素,坚持要主动上前向达西先生问好,结果达西先生毫不掩饰他的冷漠和不客气,只是微微躬了下身就扭头走开了。
孙致礼将“I will in my power…”翻译成“我有权利……”,而王科一将其翻译为“我可以……”(1997:114)。相比之下,孙的翻译更能反映出当时柯林斯先生自命不凡的心理世界。一方面柯林斯先生在权贵面前表现出唯唯诺诺,另一方面在向别人提起凯瑟琳夫人是他的赞助者时又表现出一副自命不凡的神情和语气。因此,孙的翻译顺应了当时柯林斯先生想巴结讨好凯瑟琳夫人的外甥——达西先生的心理,同时也向译文读者传达出了原文作者的描述该人物时的意图。
孙致礼译本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在表达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及对白等叙事情节的翻译时,特别注重语言为情节服务、为作品风格服务的功能,因此,翻译家慎重地选择词汇,在他的翻译中,通常能够观察到一些别致的词汇,然而正是这样别致的翻译能传神地呈现原着的叙事魅力,也能显现出翻译的别样趣味。
“What is Mr. Darcy to me, pray, that I should be afraid of him? I am sure we owe him no such particular civility as to be obliged to say nothing he may not like to hear.”(P.103)
孙译:“请问:达西先生与我有什么关系,我非要害怕他?我看我们犯不着对他特别讲究礼貌,好像他不爱听的话就讲不得。”
这是在内瑟菲尔德的舞会上,贝内特太太毫无顾忌,扯着大嗓门向鲁卡斯夫人炫耀她的大女儿简不久将要嫁给彬格莱之类的事。伊丽莎白想要阻止她母亲夸夸奇谈,滔滔不绝的话语,因为达西先生就坐在她们的对面。不料贝内特太太却说出了这样一番令伊丽莎白气恼的话。小说中达西先生初次登场时,人们认为他比彬格莱体格高大,五官清秀,举止温文尔雅,于是马上就成了众人关注的对象。可是不多一会,达西先生的傲慢,自高自大使他成为众人心中最讨人嫌的人,即便是他在德比郡(Derbyshire)的财产也不能改变他在贝内特夫人心中的印象,因为达西先生对于众人的讨好不屑一顾,而且还得罪了她的一个女儿。
孙的译文用了“犯不着对他特别讲究礼貌”。“犯不着”三个字准确传达出了贝内特太太当时的心理世界。简·奥斯汀告诉我们贝内特太太是一位智力贫乏,喜怒无常的女人。她平生最大的事,就是把女儿们嫁出去。在了解到达西先生家财万贯,却对于众人的殷勤讨好不屑一顾的情况下,他觉得想要把其中一位女儿嫁给他着实有困难。于是,对达西先生的态度由讨厌变成了深恶痛绝。对于嫁女儿没有帮助的“讲究礼貌”都是“犯不着”的,这就是贝内特夫人的思维方式和内心世界的真实想法。于是,在达西先生在场的情况下,她能口无遮拦地说出对他不尊敬的一番话。用“犯不着”三个字顺应的了贝内特夫人当时内心真实的想法,同时使译文读者更确切地体会贝内特夫人肤浅的性格。
孙权劝学原文及翻译篇3
关键词：暗引典故 《晋书全译》 误解
古诗文中经常引用典故。《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对典故的解释是：“诗文里引用的古书中的故事或词句。”[1]《汉语大词典》对典故的解释是：“诗文等作品中引用的古代故事和有来历出处的词语。”[2]引用典故有明引，有暗引。明引是指出古事或指明古语的出处，人们容易看得出来。如：
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司马迁《报任安书》）
诗曰：“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荀子《劝学》）
暗引则不指明出处，讲究剪截融化。所谓剪截融化就是裁取古事古语并加以改易，使之适合作者自己的本意和对仗严切等方面的需要。如：
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王勃《滕王阁序》）
或者如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说的“有时候甚至把典故只融化成一个词或词组，表面上就更看不出有什么出典，但是作者却是有意识地在用典”[3]。如：
望长安于日下，指吴会于云间。（王勃《滕王阁序》）
意思是遥望太阳下的长安，手指云中的吴会。但这里其实是用了典故。《晋书・陆云传》记载，陆云与荀隐相遇，互通姓名，陆云自称“云间陆士龙”（陆云是云间人，即现在的上海市松江区，古属“吴会”），荀隐自称“日下荀鸣鹤”（荀隐是西晋首都洛阳附近的人，“日”隐喻首都洛阳）。这里就是不知道典故的出处，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也是可以的。但有些时候，如果不知道这些词语实际上是浓缩了的典故，照字面意思来理解，就容易误解文意。如：《隋书・卷三十七・列传第二》：“吾荷国恩，年宦已极，启足归泉，无所复恨。”《二十四史全译》翻译为：“我蒙受国家之恩，年龄和官职已经极高，现在迈步往黄泉路上走，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把“启足”翻译为“迈步”，显然没有认识到“启足”是用了典故。“启足”是开启衣被查看手足，后世指善终，语出《论语・泰伯》：“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朱熹《四书集注》：“曾子平日，以为身体受于父母，不敢毁伤，故于此使弟子开其衾而视之。”[4]
我们用《二十四史全译・晋书・第三册》里面的误译来说明准确识别和理解暗用典故的重要性。《二十四史全译》是国家“十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重点项目，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规划重点项目。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出版。绝大部分译文准确、流畅。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晋书》包含大量的章表奏启，多用骈文，文字艰深，经常暗用典故。这些地方的翻译容易出错。举例如下：
1.《卷六十二・列传三十二》（1429页）
（原文）若必月旦，则颜回食埃，不免贪污;盗跖引少，则为清廉。
（译文）如果一定要按月品评人物，那么颜回俸食少，不免贪得卑下;盗跖任官时短，则成了清廉之士。
这里没有认识到“颜回食埃”和“盗跖引少”用了典故。“月旦”泛指评论。应译作：如果一定要加以评论，那么颜回吃沾有尘埃的食物，不免被认为贪得卑下;盗跖分赃时拿得少，则成了清廉之士。《孔子家语・卷五・在厄》记载颜回吃掉孔子沾染了尘埃的饭食，子路发现了，误认为颜回贪而不廉。“盗跖引少”出自《庄子・外篇・l箧》，即所谓“盗亦有道”，盗窃时勇敢而分得少，才能成为大盗。
2.《卷六十四・列传三十四》（1454页）
（原文）故华元厚葬，君子谓之不臣;嬴博至俭，仲尼称其合礼。
（译文）因此华元厚葬，君子认为不合身份;嬴博极俭，仲尼称赞他符合礼仪。
这里没有认识到“华元厚葬”和“赢博至俭”都用了典故。应译作：因此华元厚葬其君，君子认为华元没有尽到臣子的规谏的道义;季札把儿子葬在嬴博之间，仲尼称赞他符合礼仪。《史记・宋微子世家》：“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讥华元不臣矣。”《说苑・卷十九》记载楚国的贤人季札到齐国出使，其子死于齐国的嬴博之间，就葬在那里，葬礼简单合礼，“孔子曰：‘延陵季子于礼其合矣。’”
3.《卷六十七・列传三十七》（1508页）
（原文）敦大逆，宜加斫棺之戮，受崔杼之刑。
（译文）王敦大逆不道，应该掘棺戮尸，依崔杼那样处理。
这里没有认识到“受崔杼之刑”用了典故。应译作：王敦大逆不道，应该掘棺戮尸，像春秋时齐人对待崔杼那样。“戮尸”就是挖坟开棺，将尸体枭首示众。《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春秋时齐国权臣崔杼杀害齐庄公，后崔杼被齐人戮尸。
4.《卷七十・列传四十》（1590页）
（原文）乃崎岖寇难，契阔艰虞，匪石为心，寒松比操。
（译文）在外患内乱中崎岖前行，在艰险中历尽离散，心比石坚，操比寒松。
这里没有认识到“匪石为心”用了典故，应译作：具有不像石头那样可以转动的坚定不移的心。《诗・邶风・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转也。”孔颖达疏：“言我心非如石然，石虽坚尚可转，我心坚，不可转也。”
5.《卷七十一・列传四十一》（1594页）
（原文）昔宋杀无畏，庄王奋袂而起，衣冠相追于道，军成于宋城之下。
（译文）以前宋杀无畏，庄王拍案而起，士族士绅相追于道，在宋城之下排列好军阵。
“衣冠相追于道”是“剑及屦及”（又作“剑及履及”）的改写，非“士族士绅相追于道”。《左传・宣公十四年》记载宋国杀了楚国的使者无畏，“楚子闻之，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围宋。”言楚王急欲出兵为使者报仇，迫不及待地跑出去，捧鞋的人追到窒皇之路，捧剑的人追到寝门之外，驾车的人追到蒲胥之市，才追上他。
6.《卷七十四・列传四十四》（1645页）
（原文）有人伦识鉴，拔才取士，或出于无闻，或得之孩抱，世人方之许、郭。
（译文）善于品评鉴别人才，选材取士有的出自默默无闻的平常之家，有的在幼年就得到赏识，当时的人们把桓彝与许迈、郭璞相提并论。
“许、郭”应指许劭和郭太。二人均善于鉴识人才。《后汉书・许劭传》：“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后汉书・郭太传》：“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其奖拔士人，皆如所鉴。”许迈和郭璞都是西、东晋之交的人，都喜欢寻山访道，追求长生，不以“有人伦识鉴”出名。
7.《卷七十八・列传四十八》（1751页）
（原文）圣上宽明，宰辅含弘，虽射钩之隙，赏之故行，雍齿之恨，侯之列国。
（译文）圣上宽弘明达，宰辅胸襟博大，即使有射中带钩的仇隙，奖赏照样赐予，有雍齿那样的怨恨，照样封为列侯。
这里没有认识到“雍齿之恨”用了典故。“雍齿之恨，侯之列国”应译作：即使像刘邦对雍齿有切齿痛恨，也照样把仇人封为列侯。《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刘邦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功臣们争功，疑惧不安，张良劝说刘邦急封多次反叛窘辱刘邦而后归附刘邦的雍齿为侯以安众心。
8.《卷七十九・列传四十九》（1792页）
（原文）虽植德无殊邈，犹欲教养子孙以敦厚退让。或以轻薄，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
（译文）虽然种植的情趣不很高远，但还是要教育子孙有淳厚退让之风。有时因为狂放，或许让他们举鞭策马，与万石的风度相似。
这里没有认识到“庶令举策数马，仿佛万石之风”用了典故。后半句应译作：有时子孙轻薄，希望让他们学习万石君石奋的儿子石庆举起马鞭数马的数量后才告诉皇帝马的数量的谨慎的作风。“万石”指西汉万石君石奋，与其四子均官至二千石，故以万石为名。《史记・万石张叔列传》：“万石君少子庆为太仆，御出，上问车中几马，庆以策数马毕，举手曰：‘六马。’”非“举鞭策马”。
9.《卷八十七・列传五十七》（1943页）
（原文）景、亳垂统，本吞燕之开基。
（译文）景、亳承袭帝位，靠的是兼并的开创之业。
原文标点应作：景亳垂统，本吞燕之开基。应译作：商朝帝王把帝业传到后代，靠的是先祖高辛氏与简狄所生之子契开创的基业。景亳是地名，为商都，在今山东曹县。传说简狄吞吃了燕子遗下的蛋而生了契，契即殷商的始祖。
10.《卷八十八・列传五十八》（1960页）
（原文）殷若复尔，恐招华士之诛，故不敢不至也。
（译文）刘殷如果再像以前那样，恐怕要招致华士的诛罚，所以不敢不来。
“恐招华士之诛”非“恐怕要招致华士的诛罚”，应译作：恐怕要招致像太公望对华士一样的诛杀。《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齐国隐士华士自己耕种而食，织布而衣，不出仕，隐居山林，姜太公望认为他无益于国，把他杀了。
11.《卷八十九・列传五十九》（1971页）
（原文）愿明公思高祖纳娄敬之策，悟张良履足之谋，远临深之危，保泰山之安。
（译文）愿明公思考高祖接纳娄敬的计策，领悟张良为人穿鞋的谋略，远离面临深谷的危险，确保泰山般的安稳。
前两句应译作：愿明公思考汉高祖接纳娄敬迁都的计策，迁移都城;领悟张良踩刘邦的脚示意封韩信为齐王的谋略，封赏成都王濉＃ㄒ蛭当时成都王迨屏很大，威胁朝廷。）汉高祖六年，刘邦建都洛阳，娄敬劝说刘邦“都关中”，刘邦“即日驾，西都关中”（《史记・留侯世家》）。本文非用张良为圯下老人穿鞋的典故，为老人穿鞋，算什么谋略呢？《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韩信平定齐地后，派人请求汉王刘邦封自己为临时的齐王，刘邦正要生气，张良“蹑汉王足”，示意刘邦当时控制不住韩信，于是刘邦封韩信为齐王。
12.《卷九十・列传六十》（1989页）
（原文）元帝比少康之隆，处仲为梗，海西微昌邑之罪，元子乱常。
（译文）元帝追求少康的兴盛，处仲从中作梗，海西察办昌邑的罪行，元子扰乱纲常。
应译作：晋元帝司马睿像夏朝的少康中兴夏朝一样中兴晋朝，但王敦叛逆;海西公没有西汉昌邑王一样的罪过，但是桓温废掉海西公，立简文帝。王敦字处仲，晚年叛逆。桓温字元子，为东晋权臣。西汉霍光废掉昏乱的昌邑王，立汉宣帝。桓温伐燕失败，为树立权威，效法霍光，废无罪的海西公，立简文帝。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90页。
[2]罗竹风：《汉语大词典》（第二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1993年版，第114页。
[3]郭锡良等：《古代汉语》，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68页。
[4]朱熹：《四书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2页。
孙权劝学原文及翻译篇4
摘要徐道邻、张培基、许渊冲的译文在译界影响广泛，而三人对《葛底斯堡演说》的翻译则各有千秋：徐译最早完整地将该演说译为中文，但其译文部分地方词句不够精炼，有些地方存在欧化表达，文气略显涣散；张译紧扣原文，字比句对，一一相应，是难得的对照读本，但有些译句值得商榷；许译比较“神似”原作的风格，但有些表达过于追逐简洁，没能完全传达原文的思想内涵。本文认为政治演说类文献的翻译重点是传达演说者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目的。
关键词：林肯 《葛底斯堡演说》 翻译文本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是美国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于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致词。林肯发表此演说一则告慰死者；二则阐发这场战争的意义；三则呼吁生者继承先烈遗志，为实现真正的人人平等和国家的民主而殊死奋斗。虽用时不足三分钟，但它历经岁月考验而成为广为传诵的经典之作。它不仅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政治文献，也是英语语言和文学的一大瑰宝。本文以徐道邻、张培基、许渊冲的译文作为文本，结合这一演说思想内涵和语言特色，从组词造句、谋篇布局、修辞、标点和互文等方面对以上三个译文进行比较分析，从而说明政治演说词的翻译应以再现演说者的思想理念为根本，译文字句的选择应服务于此。
二 《葛底斯堡演说》的精神内涵与语言特色
1 《葛底斯堡演说》的精神内涵
林肯此篇演说的目的是劝说美国民众维护国家的完整，开创“自由的新生”。在林肯看来，葛底斯堡国家公墓落成典礼是一契机，不仅是题献一块墓地，更是要确保“民有、民治、民享之政体免于凋零”。林肯在演讲中，重新定义了这场战争的意义：不只是为联邦存续而战，更是为“自由的新生”，将真正的平等带给全体公民，创立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定义民主为“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定义共和为“freedom,equality and democracy”，明确地阐释了他的民主思想。林肯在此阐释的民主思想对美国乃至世界现代民主理念有着深远的影响。之后的很多美国政治演讲，包括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以及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演说，都有林肯演说的印记在其中。在中国，孙中山更视林肯所阐发的民主思想和民主政体为圭臬，用它来诠释“三民主义”。
2 《葛底斯堡演说》的语言特色
为了实现这一次演说的目的和阐释他的民主思想，林肯的选词用字特别精当，整篇演说短小精悍（272词，10句话），措辞精练，然而字字句句都蕴涵丰厚，朴实中又不乏优雅，可以说是演说的典范。首先，林肯选用了大量的单音节词（204个）和双音节词（52个），声音刚强，含义朴拙。从词源学的角度考量，这篇演说中有226个单词都源自Anglo-Saxon语，是简易的古英语，非常亲近普通民众。其次，为了劝说美国民众为维护国家的完整而奋斗，林肯大量地使用了代词our、we、us等，突出了一种团结精神。林肯也非常善于用宗教来团结各派力量，借助上帝的名义说服民众。这体现在他选用了许多拉丁源单词（46个），如consecrate、hallow；尤其是一些直接或间接引自《圣经》的话，如：“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再次，林肯通过被动语态的句子，如：“We are met on a great battle field of that war”，意在表明我们前来这里集会是响应上帝的召唤，这是一神圣的行为。还有，文章结尾在“this natio”和“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之间插入“under God”，意在提醒民众他们都有统一的信仰，都生活在上帝的指引下。此外，林肯把Liberty一词首字母大写，将其置于与God一样崇高的地位，足以见得林肯对自由的信念。
《葛底斯堡演说》被评论家称为散文诗般的创作，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这不仅体现在它精雕细琢的选词用字，还体现在大量修辞手法的使用。首先是隐喻，它把国家的建立比作婴儿的“诞生”，婴儿的父亲是《独立宣言》的颁布者，母亲是自由之神（Liberty）。文章结尾的“a new birth of freedom”也是一隐喻，林肯借此呼吁民众都来呵护这一新生命，使其健康成长，使自由、平等、民主永世长存。其次是平行对照（antithesis），如第8句的“what we say here”和“what they did here，little note”与“long remember”，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了烈士的不朽功绩。再如第7句中的living与dead，以及add与detract；第10句中的we take与they gave。这些语句形式整齐对称、音律节奏铿锵，不仅使语势得到加强，而且给人一种听觉上的美感。再次，使用大量的头韵和尾韵。头韵如第1句：“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中的/f/、/s/，尾韵如第4句：“…those who here gave their lives that this nation might live.”中的/v/，增强了演讲的节奏，聆听和阅读时给人以诗歌的韵律感。在演说辞的组织上，林肯以时间为顺序，层层推进，如剥笋抽丝，最终把演讲推向高潮，实现劝说民众的目的。
三 《葛底斯堡演说》三个翻译文本的比析
下面我们以徐道邻、张培基、许渊冲三位的译文（以下简称徐译、张译和许译）作为文本，从组词造句、谋篇布局、修辞、标点和互文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第1句仿自《圣经》，三种译本都采用了“八十七年”，没有译出原文的“古雅”风格。将其译为“八十有七年”，从而求其尔雅，则是值得探讨的。对于这种模仿的互文信息，我们一般还是应该假定读者了解文化背景，翻译时尽量直译，保持原文的结构特点。此句中的“conceived”一词，当“孕育”解是正确的，应直译出这个比喻才能呼应下文的“a new birth of freedom”和“perish”，统筹整个篇章的连贯。林肯的这篇演讲辞是名人名篇，属权威语篇，翻译时要照顾原文的语言，仅传递信息还不够，文中的比喻要尽量有所反映。许译采用“意译”，没有表现原文的隐喻，有所欠妥。句尾的“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也应照直译为“人人生而平等”。
另外，“dedicate”也应直译，因为下文反复提到这个单词，是作者有意强调。张译“奉行”虽译出了原文的意思，但不如“献身”贴切。接下来的“proposition”应该译为“主张”，无论是译为“原则”、“宗旨”还是“理念”，都是译者根据上下文的意译。其实，“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不是对《独立宣言》的单纯引用，而是发挥和引申。大写的Liberty很难翻译出其深厚的蕴涵。因为表音的蟹形字母表意后，表意的象形文字很难求得一个对等的表达。为了体现作者对这一思想的特别强调，不妨给“自由”一词加双引号以示强调。
第2句原文中用了3个逗号，极富节奏感，而且用语简短有力，尤其体现在两个“so”字的运用。张译虽然很忠实地译出了原文内容，但比较冗长臃肿。许译也使用了3个逗号，保留了原文的节奏，而且表达也比较精练。徐译虽然用了3个逗号，但凭空添加了两个破折号，这使得结构显得有点松散，而且在“试验”前加主语“我们”是理解错误，好像这场战争是我们为了考验这个国家而故意发起的，这与林肯发表这篇演讲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另外，此句原文用了被动语态，三个译文都化被动为主动，很好地运用了这一翻译技巧，但是这样的译文没有真正地译出原文被动的内涵。英文的被动结构本身通常并没有什么意义，在某些微妙而含蓄的场合它可避重就轻地放过真正的主语。这里运用被动结构含蓄地表明了我们是不得已而战的，故译为“现在我们被卷入……”会更好。
第3句。此句中的被动语态更有深层的含义，说明我们来这里集会是受到神的昭示，是在烈士献身精神的感召下才来的。所以，这里的被动结构需要在译文中有所体现才能表达林肯的虔诚。但如果把这句话直译作汉语的被动结构，则显得生硬。我们不妨通过加词而译出这一内涵：“我们循着上帝的昭示在这一伟大的战场上集会。”
第4句。张译把其中的定语从句和主句拆开来译，很好。但是他把定语从句先行译出，造成与第一句的衔接不够紧密。许译则把第3、4、5句合译为一句，用逗点断句，结构紧凑，文气十足，简明练达。
第6句。这里的三个动词dedicate、consecrate、hallow在语义上成递进关系。张译把它们分别译为“奉献”、“圣化”、“神化”，体现了原文语义上的层层加深，而且也译出了原文的节奏。但“神化”与“土地”搭配似乎不太妥当。许译则充分发挥了译语的优势，用成语“流芳百世”和“永垂青史”来译原文所表示的“使神圣化”的含义。然而，这样的翻译过于自由，而且土地本来就是永恒之物，是无所谓“流芳百世”和“永垂青史”的。另外，许译没有译出原文“dedicate”一词的意思，没能传达出林肯演讲的意图：呼吁奉献精神。徐译的处理较为妥当，而且“形似”地保留了原文的破折号。至于译文中是否应该保留原文的标点，研究翻译和从事翻译的人莫衷一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著名编辑、翻译家苏福忠主张尽量保留原文的标点。思果则认为中文不大能容忍破折号，遇到英文里的破折号，尽量通过文字解决。我们认为，翻译名家的作品应该尽量体现原著的语言特色，包括标点符号。林肯的这篇演讲辞字斟句酌，他在多个地方使用破折号，并非随意的添加。
第7句，许译对“add or detract”进行了化“虚”为“实”的处理，增加了原文中已有但没明说的词语，译为“增光、减色”，或“增一分光辉、减一分荣耀”，语义明白，节奏鲜明。
第10句是本篇演说辞中最精彩的句子，它不仅明确了摆在时人面前的任务，而且阐述了林肯总统的民主思想和他的远大理想――让民主永世长存。但这一长句也是最难翻译的。首先我们来分析这里的几个that从句。张译用了三个“以便”，把五个that从句都看作是目的状语从句，这显然是错误的；许译把前两个that从句看作是与主句并列的。虽然许渊冲教授对这个句子作了一番语法分析，但最终还是忽略了作者的意图和文章的内容，难于说明“the great task”指的是什么。要说并列，也只能是这个主句与前面一个句子并列，构成排比句。实际上，前两个that从句应该是task的同位语，补充说明“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是什么；后三个that从句是resolve的宾语，表明了林肯的决心。另外，这后三个从句中都使用了情态动词shall，它不仅是表将来时态的语法符号，还在语义上具有呼唤功能。现在，让我们来看以上三种译文。张译不仅没有明确译出the great task为何，更没有突出林肯演讲的意图，即呼唤民众为争取自由民主而献身；许译虽然没有明确译出the great task为何，但它用“一定不让”、“一定要”、“一定不能”译出了原文shall所表示的呼唤功能，而且行文优美，措辞精当，尤其是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来译“they gave the last full measure of devotion”。另外，perish最好翻译为“灭亡”或“消亡”等，从而与前面的“新生”以及文章开头的“创立”、“孕育”呼应，保持译文在篇章上的连贯。
四 结语
总体上讲，徐译词句不够精炼，有些地方存在欧化表达，文气较为涣散；张译紧扣原文，字比句对，一一相应，作为翻译教材的参考译文，供学生翻译习作之用，是十分难得的对照读本；许译较好地发挥了译文的语言优势，照顾到了原作的风格，可谓比较“神似”。但有些地方表达过于简洁，没有完全传达原文的思想内涵。本文认为，翻译《葛底斯堡演说》这样经典政治演说类文献，应以传达演讲者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目的为出发点和归宿。在翻译过程中，采用文从字顺的直译策略为佳，尽量保持原文的行文风格、修辞手法，甚至标点符号、语态、语气等，这样才能更好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涵。
参考文献：
[1] 刘勰：《文心雕龙》，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2] 思果：《翻译研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年版。
[3] 苏福忠：《译事余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4] 徐道邻：《美国政治思想文献选集》，今日世界社出版，1959年版。
[5] 许渊冲：《翻译的理论和实践》，《翻译通讯》，1984年第11期。
[6] 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孙权劝学原文及翻译篇5
西汉初年，匈奴赶走了月氏、乌孙，占据了河西。匈奴不仅在占领区征收赋税，还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中西交通；并与羌人连结，威胁着汉朝的安全。面对这种情况，汉高祖刘邦曾经出兵抗击，但是不幸失败，被围于平城（今大同市东），后用陈平之计才得以脱身。此后，双方签订了和亲盟约。匈奴通过和亲，每年从汉朝获得大量的絮、缯、酒、米等衣食。但是匈奴仍不断地派兵南下，骚扰汉朝边境，杀戮吏民，虏掠人口。汉朝初建，无力反击，只有忍让。
在西汉建国的六七十年间，匈奴势力变得更加强大，史称其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匈奴贵族为了满足其贪欲，对汉朝的边境侵扰日甚。在公元前201年至公元前133年间，匈奴骑兵连年南下，虏掠人畜，劫夺财物，践踏庄稼，汉朝北方广大地区受到严重危胁。在此数十年中，西汉王朝经过长期的休养生息，特别是经过“文景之治”后，国势变得十分强盛。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登上皇位时，对匈奴反击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汉王朝制定了以武力防御和抗击匈奴的方针。建元二年（前138），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前去寻找被匈奴迫逐西迁的大月氏、乌孙等民族，以联合他们共同抗击匈奴。张骞在中途两次被匈奴扣留达十一年之久，于元朔三年（前126）方才还归长安。这此出使，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对西域的地理物产、风土人情却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坚定了汉武帝以武力抗击的决心。于是他任命卫青和霍去病为大将，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战役：公元前127年的河南（河套以南）之战，前121年的河西之战和前119年的漠北之战。
河西之战主要是由青年将领霍去病领导进行的。据记载，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西行过焉支山，深入匈奴地千有余里，大破匈奴，斩获甚多。同年夏，汉王朝乘胜出击，再次进军河西。这次，霍去病从北地出发，至居延，然后南下打到祁连山，俘、斩匈奴三万多人，并“得单于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众降下者二千五百人。”[3]这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4]从此，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朝的版图。
河西归汉后，汉王朝便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和经济措施进一步开发河西。元狩二年河西之战结束后，汉王朝即以匈奴之地为武威、酒泉郡，元鼎六年，又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至此，历史上有名的“河西四郡”完全建立起来，使河西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为了防御匈奴的侵扰，保障河西地区的安全，汉王朝又在敦煌以西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以扼守西域进入河西、中原的大门。同时，还将秦长城向西延伸，修筑了从令居（今永登县）到敦煌，一直延伸到盐泽（今罗布泊）的长城。并在长城沿线按一定距离修筑烽燧亭障，由侯官、侯长和都尉等率戍卒把守。这样就形成了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为保卫河西地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和“丝绸之路”上往来使者、商贾的安全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由于西汉王朝对河西走廊的牢固占有，原住匈奴诸族的迁徙，河西地区一时变得人烟稀少。为了巩固对河西走廊的统治，汉武帝采取了移民实边的政策，将关东贫民或罪犯迁来进行屯田和垦荒。
徙民措施的直接结果便是河西地区人口大增。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到西汉平帝时，河西四郡共有71270户，28万多人[5]。
这些大量迁入的徙民和戍卒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再加上河西走廊广袤肥沃的土地和祁连山丰富的冰川融水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还有中原地区先进农耕技术随着移民的传入，使河西农业生产飞速地发展了起来，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不仅保证了移民和驻军生活的需用，而且在中原地区发生饥荒和灾难时，还能调拨出大量的粮食支援中原灾区，使河西地区成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有名的商品粮基地。居延汉简的有关简文即生动地为我们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太平广记》说：“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关中粟麦藏于百姓。天子幸五岳，从官千乘万骑，不食于民。”唐代晚期，张议潮驱逐吐蕃在河西的统治，归义军治下的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敦煌文书中就有“荷锸如云”，“家家都有十硙水，男耕女织不相失”的记载。唐僖宗时，中原发生饥荒，河西归义军节度使张淮深还将大量的储粮运往中原，供给中原王朝，助其渡过难关。[6]
移民不仅为河西地区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促进了河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带来了中原发达的汉文化。汉时，许多朝廷命官，如戾太子事件中受到牵连的许多官员就被流放到河西地区。这些人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的到来，使中原发达的汉文化也随之传播到了河西地区，他们本人及其后裔也成为当地的望族和大姓。如敦煌地区的翟姓，即是汉朝著名宰相翟方进的后裔。这些望族大姓的活动往往带有较强的文化意识和很浓厚的宗教色彩。莫高窟的一些题记和榜文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7]
西汉末年，中原大乱，群雄割据。窦融从内地来到河西，拥兵自保，被推为河西五郡（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大将军。他“抚结雄杰，怀辑羌虏”，遂使这一地区“上下相亲，晏然富殖”，“匈奴惩乂，稀复侵寇，而保塞羌胡皆震服亲附，安定、北地、上郡流人避凶饥者，归之不绝”[8]。相对稳定的河西地区吸引了不少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地区的人前来。《后汉书·孔奋列传》载：“遭王莽乱，奋与老母幼弟避兵河西。……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今甘肃武威）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河西之安定富庶于此可见一斑。
东汉时期，由于北匈奴的不断侵扰，丝绸之路西域段曾经“三通三绝”，但经窦固、班超等的苦心经营，仍然保持着繁荣景象。尤其是东汉后期，敦煌更成为经营西域的中心，控制中西交通孔道的咽喉要冲。
到曹魏时期，由于东汉以来形成的豪强大族的势力更加强大，他们兼并土地，压榨农民，敲诈勒索西域商贾。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凉州刺史徐邈和敦煌太守仓慈便采取措施，解除豪强的私人武装，打击了豪强大族的器张气焰。特别是仓慈，处事公正，平等对待少数民族，鼓励胡汉通婚，为丝绸之路上往来的各国胡商提供种种方便，极大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使敦煌成为商贾云集、贸易发达的商业都会。
这样，河西走廊从张骞通西域，霍去病破匈奴开始，经过六七百年的开发经营，到魏晋初期，业已成为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空前繁荣的一个独特地域，它为学术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和肥沃的土壤。
到东晋十六国时期，整个中原地区战火弥漫，干戈不息，而河西地区则“秩序安定，经济丰饶，既为中州人士避难之地，复是流民移徙之区，百余年间纷争扰攘固所不免，但较之河北、山东屡经大乱者，略胜一筹”[9]。前后相继或交错并存的五凉政权，彼此之间虽有征战，但和中原地区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等相比，无论其规模还是造成的破坏都要小得多。相对来说，在当时的中国，河西走廊无疑是一片人间的乐土，因而“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10]。据记载，永嘉之乱时，京城士大夫就认识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建兴之乱后，晋王司马保败亡，“其众散亡凉州者万余人”[11]。大量中原庶士的避居河西，使河西文人学士大为增加，这对保留中原先进文化和推动河西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如胡三省所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12]
中原文人学士涌入河西，只是河西“多士”的一个原因。随着汉代对河西的开发，丝绸之路的畅通，河西文化与河西经济一起迂回上升。一批作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士”，便在西北边陲的河西一隅，破土而出。因此，自汉以来，河西地区特别是敦煌，已是文化极盛之地，文人学士早已大量涌现。而西晋王室内乱，中州云扰，安定世族张轨出牧凉州，保境安民，兴办文教，选拔人才，为河西的地主阶级创造了保存和发展自己家族和家学的有利条件，从而吸引了不少的中州人士流向河西，这就使本来“多士”的凉州，更加地灵人杰。[13]
河西的文人学士，多出自西州大姓。如安定张氏、陇西李氏、略阳郭氏、西平田氏、金城宗氏以及敦煌宋、阴、索、汜等，都是“以儒学显”、“以儒学致位”、“以儒学见称”的西州右姓。当中原板荡、京洛公学沦废，学位下移之时，西州大姓在相对安定的河西一隅，“专心经籍”，致力儒学，既可以发展本地的学术文化，又能保存、继承固有的传统文化，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刘（渊）石（勒）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遂渐具地域性质。”[1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河西地区的文化事业在两汉以来的基础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繁荣兴盛的局面，并一跃而成为北方文化中心，形成了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河西文化圈。
这一文化圈的形成又与河西各政权的执政者对学术文化和教育事业的重视提倡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张轨到凉州不久，即“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15]，并广泛征求高才硕学、经史著述等有识之士，如宋配、阴充、汜瑗、阴澹等为股肱谋主，为其政权服务。至张骏时，更“立辟雍、明堂以行礼”[16]，选派官吏主管教育事业。张祚、张天锡执政时期，多次派出使者，厚礼征聘隐逸有学之士。张天锡还以文人自居，在朝卿士、郡县守令纷纷拜师求学，形成风气；他还亲自组织了《首楞严》等经的翻译，稍后，凉州即高僧辈出，人才济济。
南凉秃发氏，最初致力于征战拓土，奖用武士，不大重视教育事业。后采纳史暠“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的建议，积极办学，“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17]。至傉檀时，又延纳后凉、后秦文士为己所用，使境内尊师重教之风依然兴盛。当后秦姚兴欲吞灭南凉，遣其尚书韦宗窥其虚实时，韦宗仅以“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凭山河之固，未可图也”回报[18]，足见南凉兴学之举，影响已传诸境外。
西凉主李暠执政后思贤若渴，“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19]，广泛地吸收文人学士，并积极兴办教育，于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就学[20]，他本人亦于从政之暇，训戒诸子，潜心向学，并亲自修补破损的书籍，在文化事业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刘昞一生著述颇丰，就与他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21]。沮渠蒙逊及其继承者对儒家文化和佛教的保护提倡更是史不绝书。
于是，河西地区便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学术成就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代表性人物。如郭瑀、刘昞、索靖、索敞、索袭、索紞、索绥、张穆、张斌、张湛、祁嘉、宋繇、宋纤、汜腾、阚骃等。他们不但自己勤奋好学，纷纷著书立说，而且还兴办学校，聚徒授业，传播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以其多样的学术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空气，为河西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所取得的丰硕的学术成果标示着当时河西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高度。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少年游学受业于张掖郭荷，尽得其传。他“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郭荷去世后，他守孝三年，然后隐居于临松薤谷（今张掖马蹄寺景区），从事于撰著和教学，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等，受业学生多达千余人，名噪于时。张天锡派人具书持节，前去征召，他指着飞翔于天际的大雁说：“此鸟也，安可笼哉！”遂深逃绝迹。使者拘系了他的弟子，郭瑀感叹说：“吾逃禄，非避罪也，岂得隐居行义，害及门人！”乃出而就征。后仍归隐于南山。前秦时，苻坚又派人去征聘他，正遇上他父亲去世而罢休。太守辛章派遣书生三百人前去受业。苻秦末年，王穆起兵酒泉，郭瑀与敦煌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响应。王穆任用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他“虽居元佐，而口咏黄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踪”。后卒于酒泉南山赤崖阁。[22]
刘昞，字延明，敦煌人，大儒郭瑀的女婿和得意门生，曾经隐居于酒泉，从事讲学和著述，远近从其受业者，多达数百人。刘昞生历西凉、北凉和北魏三朝，都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极大重视。刘昞在西凉朝任儒林祭酒、中郎、护军等职，深得西凉王李暠的重视。其得刘昞，用比三国蜀主刘备之得诸葛亮。西凉为北凉沮渠氏所灭，刘昞再入于北凉，沮渠蒙逊拜其为秘书郎，掌管著书证史工作，并在西苑之中建造“陆沉观”作为学府，供其教授学生之用。沮渠蒙逊死后，其子沮渠茂虔对刘昞的尊重更是有增无减，尊其为国师，并令文武百官一律听其讲学。北凉时期，还将所著的《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作为河西文化的典范作品，献于南朝的刘宋。可见刘昞影响之大。在公元5世纪，北魏灭掉偏处河西的北凉政权，年近古稀的刘昞再入北魏，被拜为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刘昞对于北魏政权朝政和文物制度的建立多有贡献。后于凉州患病而卒。在其卒亡之后，在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太保崔光奏称：“敦煌刘昞，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美，颇足可观。”[23]刘昞一生著有《略记》一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二卷，《靖恭堂铭》一卷；并注疏《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书。其中《略记》、《凉书》和《敦煌实录》，是三种不同体裁的著作，各具特色；特别是《敦煌实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实录性的史书，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这些著作，即可见出刘昞学问之渊薮。说其为南北朝时期敦煌乃至全国的一位大儒、大学者，当是不谬的。
阚骃，字元阴，敦煌人，著名史地学家。祖父阚倞，父亲阚玖，都是当时河西的著名学者。阚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儒”。在沮渠蒙逊的北凉政权中，他官至秘书考课郎中。公元436年，北魏灭北凉，占据河西走廊，阚骃官拜北魏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乐平王死后，他流落到北魏的首都平城，“家甚贫敝”，饥寒而卒。他生前曾注疏王朗的《易传》，撰《十三州志》等。《十三州志》是一部继《后汉书·郡国志》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史地著作。书中对河流山川、地名物产等都作了认真的考证，在很多地方纠正了前人的错谬，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巨著，备受学者的重视。[24]
索靖（230—303年），字幼安，敦煌人，西晋著名书法家。生于累世宦族之家，在西晋王朝曾任驸马都尉、雁门都尉、酒泉太守等职。公元303年，率秦、雍、凉三州之军讨伐司马颙的叛军，受伤身亡。被追赠为“司空”，封安乐亭侯。索靖为人有胆有识，人称其有“逸群之量”。曾与同乡人汜衷、张甝、索玠、索永同在太学学习，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他博通经史，在文学和书法艺术上造诣尤深，受到士林极高的赞誉。其书法浅浓适度，气势雄厚，古朴似汉隶，转折似今草，在我国书法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著有《五行三统正验论》、《索子》、《晋诗》以及书法学专著《草书状》等。
祁嘉，字孔宾，酒泉人。少清贫，好学。二十多岁时，西游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后又“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征拜他为儒林祭酒，让他传授儒学。他性情宽厚温和，教诲学生、传授知识从不倦怠，“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著作有《二九神经》。[25]
宋纤，字令艾，敦煌效谷人，东晋时期著名的经学大师、教育家，节高德隆，颇为人所重，弟子受业者三千余人。前凉敦煌太守杨宣画其像于壁以奉之，并作颂曰：“为枕何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马岌，亦为当时之名士，备礼仪欲求见，纤则入处高楼重阁，拒而不见，马岌退而喟然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今而后知先生人中龙耳。”遂题诗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室迩人遐，实劳我心。”此后张祚数遣人征聘，拒之不就，所赠财物亦皆不受。宋纤勤奋好学，年八十仍笃学不倦，所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26]
宋繇，字休业，敦煌人。婴孩时，父母先后亡，事伯母张氏以孝闻。少有宏志，随张彦至酒泉，“追师就学，闭室读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糜不综览”。后凉吕光据凉州时，官为郎中。后奔段业，官散骑常侍。后又奔敦煌太守李暠，佐暠成霸业，历位通显。公元420年，北凉沮渠蒙逊灭西凉后，曾感慨地说：“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遂任繇为尚书吏部郎中，委以考核官吏之重任。蒙逊临终时又将其子沮渠牧犍托付于宋繇，令其辅佐。牧犍以其为左丞。北魏灭北凉后，繇随牧犍到平城并卒于平城。宋繇酷爱读书，尊重知识和人才，“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在处理政务上，是非分明，秉公无私。虽官居显位，但家无余财。蒙逊平酒泉，“于繇室得书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27]
索绥，字士艾，敦煌人,十六国时期著名学者。幼时家贫好学，前凉时举孝廉，后因母丧而去官。后又举秀才，为儒林祭酒。在前凉张骏时，任搜集内外大事之官。著作有《凉春秋》五卷，又作《六夷颂》、《符命传》十余篇。以著述之功，被封为平乐侯。
赵 ，敦煌人。十六国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历学家。曾任北凉太史令。著有《七曜历数算经》、《河西甲寅之历》、《阴阳历书》等。在英人李约瑟所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赵 被列为中国古代科学家之一。
索袭，字伟祖，敦煌人，十六国时期著名学者。常常闭门读书，不交当世。精通阴阳之术，著有天文、地理方面的著作数十篇。
除了上述以儒学见称的文人学士外，河西文化圈还孕育出了一大批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的高僧大德。如凉州人宝云、智严、竺道曼、道泰，酒泉人慧览，张掖人沮渠京声，金城人玄畅等。他们不辞艰辛，跋涉于冰天雪地和荒漠沙碛之中，西行求经，瞻仰圣迹。归来时又携回大量梵文或胡语佛经，在河西境内开窟建寺，或聚徒讲经，或从事译著，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使佛学成为河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8]
其代表人物是被后人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竺法护，原名竺昙摩罗刹，是世居敦煌的月氏人，八岁时就出家，拜外国僧人竺高座为师。晋武帝时，曾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了36国语言和文字，并获得《贤劫》、《大哀》、《法华》等梵本佛经165部，携带东归。回敦煌后遂致力于梵文经的翻译。於元康四年（294年）在酒泉译《圣印法经》，后在敦煌又译出《道地经》及《不退转法轮经》等，并围绕译经，发展了大批僧徒，培养出不少高僧。如其第子竺法乘亦“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29]，以及竺法行、竺法首、孙伯虎、聂承远、聂道真等。每次译经，大师、弟子、劝助的信士，都组成规模不小的译经团体，如太康五年（284年）在敦煌翻译《修行道地经》，笔受者、劝助者及书写者近四十人。这为河西佛教的发展起了极大作用。竺法护自武帝太始二年至怀帝永嘉七年（266－313年）先后译经47年，除他后来去长安、洛阳等地的时间，大部分时间在敦煌与酒泉，他所译的《光赞般若》、《法华》、《维摩诘经》等为敦煌一带所流行。法护一生共译经210部394卷[30]，包括了大乘佛学的主要部分，如《法华》、《华严》、《涅槃》、《般若》等，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译经大师，为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做出了贡献，故《高僧传》说：“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十六国时期的两位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和昙无谶都在河西有过活动并对河西地区的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鸠摩罗什（344年—413年），龟兹人，早年深受小乘佛学的影响，青年时改宗大乘，尔后主要从事弘扬大乘佛学的活动。他的弘法活动，曾对当时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佛教产生过巨大影响。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苻坚派大将吕光率军进攻西域，次年，吕光进军龟兹，大破龟兹诸国联军，东归时，将高僧鸠摩罗什带到凉州。途经敦煌时，罗什所骑的白马病死，葬于沙州城内，并留下了一个神奇的传说，至今还在敦煌一带流传。为此，后人特意建塔纪念，名“白马塔”。此塔经历代维修，至今仍耸立在沙州古城东南隅[31]。白马的传说及白马塔的修建，说明罗什对敦煌地区的佛教确实产生过影响。罗什在敦煌稍事停留后，便随吕光到达凉州，建精舍，授弟子，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使凉州佛教盛行一时。弘始三年（401年）后秦主姚兴亦好佛教，遂出兵凉州，从吕光手中夺得鸠摩罗什，罗什被请到长安，继续从事佛经的翻译。罗什在凉州与长安共译经74部384卷[32]，现存39部313卷。主要有《大品般若》、《法华经》、《弥陀经》、《金刚经》等大乘经典；《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等禅宗经典及《十诵律》、《大智度论》、《成实论》、《马鸣传》、《龙树传》等律本、论著和传记，这些佛典成为后来中国佛学学派和宗派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学说的基本依据，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后人将他和唐玄奘、义净并称为古代的三大翻译家。
昙无谶，原为中印度僧人，后辗转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龟兹、鄯善（今新疆若羌）来到敦煌，在这里熟悉了汉语。沮渠蒙逊灭西凉后，将他作为“圣人”接到姑臧主持翻译佛经。在译经过程中，有僧道数百人参加，遇到的许多疑难问题，独有昙无谶“临机释滞，清辩若流”[33]。再加上他的文字修养很好，故其翻译工作完成得十分出色。由昙无谶翻译的佛经共有11部，即《大般涅槃经》36卷，《悲华经》10卷，《金光明经》4卷，《海龙王经》4卷，《菩萨地持经》8卷，《菩萨戒本》1卷，《方等王虚空藏经》5卷，《方等大集经》29卷，《方等大云经》4卷，《优婆塞戒》7卷，《菩萨戒优婆戒坛文》1卷。
昙无谶早习小乘，后从一白头禅师改习大乘，喜其义理，于是专攻大乘。他主持翻译的11部佛经，都属于宣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乘教经，其中以《大般涅槃经》最为重要。据记载：“谶既达此（凉州），以玄始十年，岁次大梁十二月二十三日，河西王（沮渠蒙逊）劝请令译。谶手执梵文，口宣秦言。其人神情既锐，而为法殷重。临译敬慎，殆无遗隐；搜研本正，务存经旨，惟恨胡本分离残缺未备耳。”[34]此经进一步发展了大乘教的佛性说，不仅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还进一步认为，断灭一切善根的“一阐提”（缺乏信心者）也都有佛性，皆能成佛。这一新的提法，是对佛教思想的一大突破，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大般涅槃经序》译成后，在河西等地广为抄写流传，对大乘佛教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35]
河西佛教文化的兴盛不仅表现在佛经翻译和聚徒讲经上，还表现在开窟建寺和静坐苦修方面。河西地区现存的石窟寺之多，在全国是少有的。这些石窟寺虽没有兴盛于汉魏，但若追溯其建窟渊源，则大都产生于十六国时期。《高僧传·昙摩密多传》说：“昙摩密多，此云法秀，罽宾人也……博贯群经，特深禅法……遂渡流沙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林，极为严静。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寺，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凉州石窟开凿时说：“凉州石崖瑞相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尤其是著名的敦煌莫高窟，虽盛于隋唐，下迨宋元，但其开窟建寺之始，却在十六国时期：“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36]这些活动同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一样也有力地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发展，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可资考证研究的洞窟壁画及其他实物资料。
伴随着河西地区佛经翻译和开窟建寺等活动，十六国时期，一度出现了“西天取经”热。河西地接西域，成为西行求法者的必经之地。西行求法者，不仅有河西僧人，也有中原、江南的僧人，东晋著名僧人法显就是从河西经敦煌到达西域的。《法显传》记载：“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元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西秦统治者乞伏乾归的都城，先后设在金城和苑川）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耨檀国（南凉）。度养楼山（今青海西宁市北、大通河南之山脉）至张掖镇。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段业遂留为作檀越。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欣于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讫，复进到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余日。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复与宝云等别。敦煌太守李暠供给度沙河。”由于凉州是北方的译经中心，中原、江南僧人也有到河西取经的，河西僧人也有东去南下，对中原、江南的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如北魏太武帝灭佛，至文成帝兴佛，其领导佛教复兴的重要人物师贤、昙曜等大多原为北凉僧人，他们对北朝佛教禅学及戒律方面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昙曜与现存大同云岗石窟的开凿与兴盛更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十六国时期，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河西从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组织实施对匈奴的反击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开始，历代统治者相继采取移民实边和屯田垦荒的正确措施，经过六七百年的开发和经营，再加上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处中西交通孔道的优越地理位置，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已持续发展成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一个地区。在当时北方大混乱的情况下，中原文人学士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固有的汉晋文化得以保存、继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有长足的发展，使河西一度成为汉文化的中心；佛教东渐，河西又得近水楼台之便，沙门僧人西上东下、求法译经、开窟建寺使这里成为佛教的圣地；五凉各政权的执政者对儒家文化教育和佛教文化的崇尚倡导更为河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外部条件。终于，河西地区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学术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化圈，涌现出了一大批硕儒高僧，以其卓越的文化活动创造出了光照千秋、泽被后世的文化成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书写了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
[注释]
[1]《汉书》卷96《西域传》
[2]《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3]《汉书》卷55《霍去病传》
[4]《汉书》卷6《武帝纪》
[5]《汉书》卷28《地理志》记载：武威郡，户万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七万六千四百一十九；张掖郡，户二万四千三百五十二，口八万八千七百三十一；酒泉郡，户万八千一百三十七，口七万六千七百二十六；敦煌郡，户万一千二百，口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计户七万一千二百七十，口二十八万二百一十一。
[6]参阅孙修身《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第10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7]参阅孙修身《敦煌与中西交通研究》第11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8]《后汉书》卷33《窦融传》
[9]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30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0]《晋书》卷86《张轨传》
[11]同上
[12]《资治通鉴》卷123文帝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条胡注
[13]参阅武守志《五凉时期的河西儒学》，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
[1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23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5]《晋书》卷86《张轨传》
[16]《资治通鉴》卷96
[17]《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18]《晋书》卷126《秃发乌孤载记》
[19]《晋书》卷87《凉武昭王传》
[20]同上
[21]《魏书》卷52《刘昞传》
[22]《晋书》卷94《隐逸·郭瑀传》
[23]《魏书》卷52《刘昞传》
[24]《魏书》卷52《阚骃传》
[25]《晋书》卷94《隐逸·祁嘉传》
[26]《晋书》卷94《隐逸·宋纤传》
[27]《魏书》卷52《宋繇传》
[28]参阅杜斗城《陇右高僧录》，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9]梁·慧皎《高僧传》卷4《义解》
[30]据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竺法护译经数目，史载不一：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为154部309卷，《开元释教录》为175部354卷，《贞元新定释教录》同《开元录》。今人吕徵先生曾作过详细考证，见于《中国佛教源流略讲》、《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
[31]参阅《敦煌简史》第47页，敦煌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编印，1990年
[32]据唐《开元释教录》
[33]梁·慧皎《高僧传》卷2《译经》
[34]释道朗《大般涅槃经序》，见任继愈《佛教经籍选编》5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35]参阅齐陈骏等《五凉史略》第159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6]《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龛碑》，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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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齐陈骏等.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12]张澍.续敦煌实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13]释理元.酒泉佛教沿革(打印稿)
孙权劝学原文及翻译篇6
关键词：字幕翻译 文化差异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国际间的人际交往愈加频繁，要想全面、具体、真实、完整的了解国外文化，欣赏其影视文学作品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渠道，因为影视文学作品的一个突出功能是向我们展示世界各民族的生活图景，由此，影视字幕翻译的存在便成为了中外跨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我国每年引进国外影视作品的速度、数量都是非常惊人的。优秀的影视字幕翻译能够让观众在没有丝毫文化障碍的情况下，酣畅的欣赏到原作的风采、领略各民族的生活图景。针对影视翻译形式上的短暂性和同步性，内容上的通俗性和融合性，要想翻译出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必须要熟知国外文化，因为不熟悉国外文化，会对影视字幕翻译产生如下影响：
一、文化差异引起词汇歧义
如在英国电影《呼啸山庄》中的一段对白：
Isabella：It’s a brother’s duty，dear Edgar。to introduce his sister to some other type than fops and paleyoung poets。
Edgar：Oh，you want a dragon？
Isabella：Yes，I do With a fierymustache。
在这段对白中，dragon一词在中西方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西方人认为dragon是邪恶的象征，是一种恐怖的动物，在英语词典中的释义为mythical monster like reptile；而在汉语言文化中，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权力、力量、吉祥的象征。所以在这段对话中，如果译者不熟悉西方文化，按中方文化将其译为“龙骑兵”，就完全改变了这段对白的真实含义。根据西方文化，试将该对白译为：
依莎贝拉：埃得加，这是当哥哥的义务，你总不能把自己的妹妹介绍给花花公子或弱不禁风的诗人吧。
埃得加：哦？难不成你想找一个粗鲁的人？
依莎贝拉：是，不仅如此，还要长着红棕色的胡子。
如在被青年观众多喜爱的美剧《吸血鬼日记》中的一句话：
But when life gives you lemons......
在这句话中，lemon的字面意思是柠檬，但在美国俚语中，lemon的意思是次品、令人讨厌的人的意思，若不了解这点，把lemon直译成柠檬，就会造成目标观众的不理解，试将该句翻译成：但是，如果命运真的如此......
二、文化差异引起语言差异
在影视翻译中，不难发现语言差异，如《吸血鬼日记》中：
I suggest you reconsider.我劝你三思而后行。
I make a deal， I keep a deal.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另外，语言差异尤其体现在对电影名的翻译中，如：
Speed译为《生死时速》，Pygmalion译为《窈窕淑女》，Waterloo Bridge译为《魂断蓝桥》，Gone with the Wind译为《乱世佳人》
从上述影片名的翻译中，不难看出，英文电影片名往往比较直白，而中文电影片名比较凝练，这是因为西方人比较重视个体差异，反映到语言上，强调个体性，重形合；而中国人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主张天人合一，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到语言上，就表现出一种重视整体和意合，强调整体的和谐感、统一感，在语言表达上倾向于凝练的语句，如四字成语，所以在翻译电影时，用四字成语和中式俚语不仅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
三、中西方不同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知识
在电影《木乃伊归来》中的一句台词“He went out west，” 这句话看着很简单，如果不熟悉西方民族文化背景知识，很容易将其译为”他去了美国的大西部“，而在西方，went out west是指某人去世的委婉表达方法。
在《老友记》中瑞秋和众人谈及其逃婚原因时说了一句“How much Barry looks like Mr. Potato Head”. Mr. Potato Head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卡通人物，其面孔与笑容滑稽可笑，而中方国家的人一般不了解Mr. Potato Head的样子，文化形象的空缺就阻塞了幽默效果的传递。由此可见，影片对白中可能会出现大量涉及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内容，若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在影视翻译中就无法正确、合理地翻译。
综上所述，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影视字幕的翻译存在着很大的影响，针对影视翻译这种特殊的翻译，要想译出一部优秀的影视作品，译者就必须从以下方面入手：
1.经常阅读一些有关中西方国家风土人情 、历史地理、政治与文化、文学艺术、宗教等方面的书刊资料，熟悉中西方文化差异，以便完整准确的理解原文语言之外的内容，清晰地判断出语言中的典故、双关语、俚语等，在翻译时，对这些内容进行对等切换，方便目标观众理解。
2.亲身到中西方国家去领略其风土人情，只有具备中西方国家的生活经历，才能更加深刻的了解中西方国家的语言特色和差异，以便翻译时，使译文语言更符合目标观众的日常习惯。
3.经常观看中西方影视作品，并对其做对比，了解中西方影视作品各自的特点，以及中西方人思维方式和审美的区别，针对这些特点进行翻译，使译文更容易被目标观众所接受和喜爱。
总之，只有不断掌握中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知识及其差异，才能在影视字幕翻译中尽量缩小文化差异对其的影响。或者说，对中西方文化知识和各个领域的知识掌握的越丰富，对中西方国家的风土人情越了解，对中西方语言特色越熟悉，对原作品的理解才会越深透。其译文表达才能更符合受众的审美，从而更吸引受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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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孙建宗. 世界优秀电影赏析 [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
孙权劝学原文及翻译篇7
关键词：张之洞；中体西用；劝学篇
一、“中体西用”思想的形成
“中体西用”自“师夷”之风渐露端倪。先进地主阶级发展这一风气，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促进了学西历史潮流的形成。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学日盛，中学之根本无法撼及，两者间结合提上议程。1861年，冯桂芬在《校庐抗议》中说：“以中学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揭示这种思想。
1895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次年，孙家鼐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至此，“中体西用”渐已成形。1898年4月，张之洞作《劝学篇》，系统地论述“中体西用”思想。
二、从《劝学篇》看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在其《劝学篇》得到系统论述，为践行这一教育思想提供理论支持。面对当时新旧冲突、西学渐盛、顽固势力抵制西学的局面，他作《劝学篇》“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但其根本目的还在于维护封建统治。张之洞将“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归结为“其表在政，其裹在学”，他特别重视教育，在此表现特别突出。他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强调“中学”是主体，是学“西学”的先决条件，在《循序》篇中指出“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中学”内容有“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治、地图”。“四书”、“五经”是“中学”的核心。学习“中学”的要求“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缺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族者取之。斯其有益而无害。”即以“中学”为先导，为本。
“西学”是辅助，内容有西政、西艺和西史。书中写道“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点，西艺也”。文中还涉及游学、仿西设置学堂、改革学制、广译等。他引进西学的原则是：“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也就是说，只要有益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和维护封建纲常的“西学”，就可以大胆地引进和学习。即以“西学”为补充，为用。
在具体实践中，“中学”与“西学”是如何结合的呢？他指出：“十五岁以前诵《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式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自十五岁始,以左方之法求之,统经史、诸子、理学、政治、地理、小学各门,美质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学堂专师,或以此纂成学堂专书,中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兼习西文。过此以往,专力讲求时政,广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骛功名之士愿为专门为学者,此五年以后博观深造,任自为之。”
他还强调“会通”即“中体西用”，“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终古枘凿，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在处理“中体西用”关系时，不仅表现了他极力维护封建传统文化，同时也表现出了他考虑时局，希望通过“换个新装”达到预期教育目的，造就封建士大夫加会通外事的综合人才，最终实现保社稷之目的。
三、对“中体西用”教育思想的评价
“中体西用”思想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幻想性和矛盾性，主张学习西政、西艺、西史，却要剔除里面关于资产阶级的民主与自由成分，主张向西方看齐，却放不下封建伦理纲常。
“中体西用”教育思想是有其积极意义的：（1）打破了顽固派思想禁锢，让西方先进文化得以传入，资本主义的“民主”与“自由”思想得以流入，促进人民大众的思想解放。（2）在当时西学东进情况下，当时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主张全盘西化，放弃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思想从某种程度上说，保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3）“中体西用”思想主张自我改制，而不是依靠外部势力，体现了“自强”精神。（4）主张广设学堂、广泛翻译、广泛阅读，提高了人民大众的文化素养。
“中体西用”思想也有其不足。首先，就其目的而言，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试图阻碍历史的进步。其次，对于当时的维新变法造成了很大打击。另外，后期它成为清统治者对抗资产阶级维新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
总之，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在试图阻碍历史的发展中，反而成了历史的一部分，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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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瑞.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J].教育时空，2009：176.
孙权劝学原文及翻译篇8
摘 要：《圣经》不是某个人写的一本书，而是一个系列的有关经典，共有六十六本之多。前三十九本合称为《旧约》，完成于公元前一千年，用的是希伯来语，后二十七本合称为《新约》，主要是用希腊语写的。《圣经》对英语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将就《圣经》对英美语言和文化的影响进行探讨。
关键词：《圣经》 语言 文化 影响
英语是世界上词汇量最大，使用范围最广的语言之一，在当前国际往来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语言做为一种符号系统，往往会同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紧密地联系着，如果想对其语言有深入的理解和恰当的运用，就必须对这一特定的文化系统有相应的认识和了解。毫无疑问，宗教对英语的影响是巨大的，那么做为西方第一大宗教的基督教的圣书《圣经》对英语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一、《圣经》对英语语言发展的影响
英语语言中留有基督教文化的痕迹。而谈及基督教文化，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其教义《圣经》。首先，现代英语的形成就与《圣经》的英译有密切关系。《钦定圣经译本》（以下简称《译本》）出版于1611年，它一问世便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的出现不仅进一步确立了规范而统一的英语，而且大大拓宽了它的使用面，成功奠定了现代英语的基础。《译本》为英语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增添了大量的习语、格言、典故词、派生词等，从而丰富、发展和完善了这一语言。
首先，《译本》在流传中形成了大量的习语，这些习语鲜明生动，成为现代英语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 an eye for an eye （以眼还眼） 在《圣经》中多次出现，如《圣经.旧约.申命记》的19篇，摩西受上帝之命，成为在埃及做奴隶的以色列人的领袖。他法令： “The punishment is to be a life for a life， an eye for an eye， a tooth for a tooth， a hand for a hand and a foot for a foot”“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汉语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即源于此，表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其次，《圣经》中有大量的格言。这些格言在《译本》中译的典雅工整，韵律极美，加之内容隽永深刻，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的一部分。如: Do as you would be done by，己所不欲，勿施于人。Better is a neighbor that is near than a brother far off，远亲不如近邻。A tree is known by its fruit，观其果知其树，观其行知其人。由于《圣经》在基督教世界中的权威地位，源于《译本》的格言往往具有特殊的力量。 它们在书面语和口语中经常出现，形成了一种民间的道德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如：劝善戒恶的格言All who take the sword will perish by the sword，玩火者必自焚。When words are many，sin is not absent，言多必失。
英语习语中的表达方式也有很多出自于《圣经》。如:A kiss of death （死吻）指表面友好实际上却害人的行为。此意来自犹大出卖耶稣时以吻耶稣为暗号提示犹太教当局把耶稣抓走的典故。Job （约伯）源出《圣经.旧约》，他本来是个富翁，生有七子三女，非常敬畏上帝。为了考验约伯，上帝让撒旦毁掉约伯的一切，但约伯没有因小失大，见利弃义，此语源自指“极能忍耐的人”。非利士人的领袖求Delilah诓哄参孙，她是大力士参孙的情妇，以了解参孙为什么力大无比，参孙被Delilah纠缠不过泄露了秘密，于是被非利士捕获，后来，人们常以Delilah比喻“不忠实的女人”。
二、《圣经》对英美文化的影响
《圣经》中有众多人物，这些人物各有自己的形象、性格、信仰和经历，经过人们长期的传诵引用，他们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成为一类人物的典型代表，从而具有特定的形象或含义。犹太民族（古以色列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但他们又认为自己的民族保护神耶和华上帝是统治世上万族的惟一真神。他们深信上帝必将派遣一位英雄来复兴他们的民族，这位民族的拯救者被称为Messiah。Messiah 在现代英语中是救世主的意思。Moses是古代以色列的先知和领袖，是《圣经.旧约》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Moses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 又在西奈山上接受了上帝的律法诫命。现在人们用Moses来喻指“领袖”“立法者”。
《圣经》中有许多历史传说，记述了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描绘了不少想象中的战争场景，其目的是以历史事件为内容，传达上帝的旨意，警世喻理。这些传说成为牧师、神父布道施教的重要内容， 其中某些词语因此得到广泛应用。据《圣经》记载 Joseph’s coat （约瑟的彩衣）中雅各偏爱幼子约瑟而给他做了一件彩衣的故事。约瑟的哥哥忌妒怀恨，剥掉约瑟的彩衣，并将约瑟卖掉，又将彩衣涂上羊血后带给父亲，使父亲相信约瑟已被野兽所害，悲痛不已。因此， Joseph’s coat成了“因福得祸”的典故。
《圣经》中提到的某些动物或植物，在一定的背景中具有特定的含义，现在有关这些动植物的词语也常以其喻意出现在各类英语文学作品中。在西方古典绘画和雕塑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的人物身上有一小片树叶遮住下体。这种用以遮羞的叶子，就是fig-leaf （无花果树叶）。当亚当和夏娃意识到自己赤身时，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用以“遮羞”。现在fig -leaf常用来喻指“遮羞布”。
由于人们经常引用《圣经》典故，《圣经》在英语语言中的地位愈来愈突出，而且继续不断地丰富着英语语言。《圣经》语言已经成为英语语言中不可分割的精华部分。英语中涉及《圣经》的词语比任何其他语种都要多。英语中所出现的大量《圣经》语汇正是英语民族浓厚宗教观念的真实写照。
三、《圣经》对英美文学的影响
《圣经》为英美文学作品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材料，最突出的表现是有许多作家直接取用《圣经》上的素材，创造出了无数优秀的作品。以英国文学史上最古老的长诗《贝尔武夫》为例，诗中便已谈到上帝，并说妖怪格兰代尔是该隐的后裔。该隐的故事取自《创世纪》。该隐是上帝造出的第一个男人亚当和第一个女人夏娃的儿子，他出于嫉妒把弟弟亚伯诱杀，因而成为世间的第一个罪人。说嗜血成性的格兰代尔是该隐的后裔是合乎《圣经》的精神的。杰佛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说到亚当的堕落，情节取自于《圣经》的《创世纪》，说的是上帝开天辟地，从一片混沌中造出天地、江河、鸟兽、树木花草，还用泥土造一个男人，名叫亚当，又在他睡去的时候抽出他的一根肋骨，造一个伴侣给他，这个女人就是夏娃。他们的住处美妙极了，到处是奇花异草、果实硕硕、群鸟在空中悠闲地翱翔，群兽在地上自在地走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一切应有尽有。后来夏娃受蛇的挑唆，违令吃了禁果，还叫亚当吃，男人听信女人，便照办了。上帝发现以后，盛怒之下，把他们赶出乐园。这就是“原罪说”的来源。
四、结 论
《圣经》内容丰富，影响深远，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而且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支柱。要想深入细致的了解英美语言和文化，就必须要认真学习《圣经》中的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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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青.宗教文化与翻译.《文化与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
[3]张亚利.论《圣经》对英语语言的影响[J] .福建外语.1999 . (1) .
[4]张会森、陈启明译.《圣经故事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
[5]《圣经》.简化字现代标点和合本.2000年.
作者简介：
1.张艳艳，女，郑州经贸职业学院，教师，从事高职高专英语专业及大学英语教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