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海上丝绸之旅

17世纪以来，数以万计的中国瓷器乘船流入欧美各国成为贵族富商的奢侈品或一般民众餐桌上的器皿。作为中国清代的第一大外贸港口――广州，西方人在这里成立起一批让人瞩目的大型东印度公司。洋人们将整船的银元运到广州黄埔港，以购买品质上乘的中国瓷器、启程返航，赚取暴利。广州口岸各国商船连成一片，遮蔽海面，货物更堆积如山。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在这整整100年里，广东外销瓷制造业经历了一个从逐步繁荣到盛极而衰的过程。

“物美价廉”的清广瓷

17世纪，欧洲各地出现许多经销和承接委托订制华瓷的商店，他们接到订单后，委托本国或外国的外贸公司向广州订制。很快，景德镇的产量无法满足庞大的出口量，加之，那里离广州路途遥远，外商无法与当地瓷工取得直接联系，导致瓷工在生产制作时偶有失误。于是，广州商人舍弃景德镇的高成本粉彩瓷，开始从景德镇购买素胎，又在广州开设作坊，请景德镇的加彩艺人到广州工作和授徒，并在外国人的监督下描画并烧瓷，这种瓷器就是著名的广彩瓷。

如此一来，成品质量不仅得到保证，同时又缩减交货期，因此，广彩瓷得以迅速发展。尽管欧洲各东印度公司在厦门、宁波等地都有贸易往来，但广州仍是主要的瓷器贸易地。在广州有上百家瓷器加工坊，这些工坊主要是服务于私人订购，而这种交易对船员来说利润可观。通常，外商会先到当地瓷器店寻觅合适的品种，如果没有的话，他们交由中国瓷器商负责代购。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人员每年都从欧洲各国收到返航货物清单。

当时，外销瓷被西方商人视为“价值极高但价不高的商品”。清代时，广州河南三江交汇处的洲头咀码头，就设有名为“公和兴仓”的大仓库，以储存大量从北江水路运来的胎瓷。据当时广州十三行的商人回忆，每年到广州采购广彩瓷的洋船多达数百只，由于黄埔港无法容纳过多的船只，外商只能把商船停泊在澳门，再乘小船到广州购瓷。

18世纪中，广州的外销瓷加工场已具一定规模，一个作坊可容纳200人。当时全广州有2万从业者进行手绘劳作，这个数字在当时实属惊人。这些绘图工人采用雇佣形式，商人出钱工人出力，工人有相对自由的选择权和流动性，这使得广州瓷业拥有充沛的人力资源。美商约翰・拉提摩在游历广州时，曾用文字记下其所见所闻：“加工场有素描、染色、上釉、包装等作坊。在素描作坊里，坐满了男工和童工，就像在课室般拥挤。工人们用毛笔忙碌地描着图案，描完1件要经过80到100人的手。最熟练的工人每月赚8到10元的薪水。”

除了专业工场外，广州很多农户也以加工外销瓷为家庭副业。这种家庭式作坊各有分工，小孩负责描画图案，难度最大的部分分配给成年人。18世纪末，一名英国水手目睹了这一情景：“许多农民在其农舍旁有小炉窖，他们利用农闲时制作茶杯和茶盘，然后卖给村里替商人购瓷的包买主。这些瓷器很便宜，一打（12件）精美的茶具才花25先令。”

为了迎合欧洲人的审美趣味，广彩瓷融合西洋画法。欧洲画家完成设计图稿后被送往中国进行制作。流行的主题有自由、平等、航海、名人、政治事件等等。1850年代，这种加工订货的方式达到高峰，特别是英国贵族经常向广州订购绘有他们家族图案的广彩纹章瓷。此外，各国东印度公司和商人们则把印有公司商标或产品图案的纹章瓷作为纪念品，赠送给贸易伙伴和老顾客。

这种工序耗时的纹章瓷，属于特殊类订制，与以欧美名作为模版绘制的普通型不同。在款式上，广彩瓷比以往更强调实用性，制作各式西方人生活用具，包括汤盆、盖盅、咖啡壶、马克杯等。瓷器从过去奢侈品走进百姓之家，比如一套270件瓷器售价从12到75两银不等。后来，广彩的广告出现在欧美国家。一位名叫彦石华的华瓷商经常在美国媒体上刊登广告：中国广州瓷器商彦石华恭敬地告知美国商人、大班和船长，他可以按照要求订做各种精致的徽章、符号及其他装饰的瓷器，且价格公道。

远洋航海之旅

清代广州贸易丝绸之路主要通向欧美诸国。欧洲航线由明代通向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国扩展到与英、法、荷兰、丹麦、瑞典、奥地利等许多个欧洲国家直接通航，还开辟了中国直达北美洲航。当时，作为中国朝廷允许外国商船湾泊的八个海港之一的澳门，是外销艺术品对外贸易的中转站。明清政府曾规定：凡外国商船来广州进行贸易，必须向澳门的中国海关领取进入广州的“部票”（入港许可证），并缴纳关税，聘请通事、买办和引水员，最后由引水员引航进入广州贸易。

从16世纪中至19世纪初，广州开辟了7条主要贸易航海路线：

1.欧洲航线：广州-澳门-果阿-里斯本；这是16世纪中通往欧洲的最长航线，全程为11890海里。

2.东方航线：广州-澳门-长崎；这是葡萄牙人进入澳门后开辟的东方航线，通过这条航线，广彩在东亚地区得到了人们的认识和喜爱。

3.美洲航线：广州-澳门-马尼拉-墨西哥；这是1575年开辟的新航线，由广州经澳门至马尼拉中转，过太平洋直达墨西哥和秘鲁的利马，再往南到巴西。

4.东南亚航线：广州-澳门-望加锡-帝汶航线；这是广州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的老航线，当时葡萄牙人利用这条航线，主要是到帝汉岛购檀香经澳门运入广州出售，然后购买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经澳门运往世界各国。

5.美国航线：广州-澳门-纽约；这是一艘纽约“中国皇后”号商船起舷开启的中美贸易路线图。

6.俄罗斯航线：广州-澳门-俄罗斯，首次从广州返航时途径马尼拉、夏威夷，进入太平洋，绕南美洲的合恩角，再横过大西洋，最终到达圣彼得堡。

7.大洋洲航线：广州-澳门-大洋洲，最终抵达澳大利亚。

1785年，来到广州贸易的外商船只有19艘，继而在广州设立贸易机构的有法国、丹麦、奥地利、美国等，到了19世纪，欧美国家每年对华贸易数额不断扩大。最早涉足中国的葡萄牙商人，他们首先在1514年运输了10万件中国彩瓷到欧洲，但不幸被荷兰人截获。1573年，两艘西班牙船又载着22300件华瓷从马尼拉港驶往墨西哥海岸的阿卡普尔科，从此拉开了“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序幕。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是早期华瓷的贸易地。葡萄牙商人运回的中国瓷器，也时常出现在欧洲各地。1600年，广州经澳门出口往印度、欧洲货物中有大量瓷器，其利润率最高可达200%，高出丝货利润率的50%。在整个16世纪，葡商利用在澳门、马尼拉以及与广州直接通商的有利条件，不仅垄断了欧洲地区的中国瓷器贸易，而且也在东南亚从事转口贸易以保障购买瓷器的资金来源。但因葡商守旧且贸易据点分散，17世纪以后，葡萄牙受到后起的荷兰和英国的挤压逐渐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荷兰掌控了欧洲瓷器贸易的垄断权。

令人垂涎的中荷贸易

1602年，刚成立不到一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劫获了从中国满载货物归来的葡萄牙商船“凯莎琳娜号”。他们将船上的数十万件中国瓷器运抵阿姆斯特丹拍卖，引来大批富豪贵族的关注：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购买了一套精美的餐具，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争着购入瓷器。几日之内，所有货物被一抢而空。据《欧洲瓷器史》中记载，“拍卖这一船瓷器，商人获利500万荷兰盾”。

17世纪华瓷出口总量约为2500万件，其中荷兰占4/5。1695年，荷兰的华瓷销售额达到10.4万荷兰盾。起初，荷兰人是从葡萄牙人手中购买中国瓷器，后因里斯本港关闭了与荷兰船只的通航之后，迫使荷兰人直航远东，并于1602年初在广州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商凭借其敏锐而灵活的商业触觉，迅速打开了华瓷在欧洲的市场。

尽管清政府在17世纪末已设立粤海关，但那时荷商仍较少直接从广州购货。荷兰先是以台湾为基地进行瓷器贸易，直到1728年、1729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每年派3艘到6艘船直接到广州进行贸易，每年运回荷兰的瓷器量从60万到150万件不等。另一个因素是由于荷商在华过多地买入茶叶导致茶价在荷兰市场暴跌，瓷价却一路猛涨，因此，华瓷贸易再次获得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重视。

在侣世纪中，荷兰人独揽了广州的欧洲对华贸易。当时，驻在广州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人员每年依照市场需求向中国订货。在1700年的一份出口订单中就列有：鱼缸、腌菜缸、盐瓶、麦糊杯、长颈瓶、梳妆用具、大口水壶、茶盘、茶叶罐；等等。1730年前，荷兰在华购买瓷器的数量才不过450万件，但1730年至1789年间，经荷兰东印度公司贩往欧洲的广彩数量共约4250万件，到18世纪80年代末则超过4500万件，其中，在1771年光是一年的瓷器出口量竟高达93.8万件。

由于荷兰远洋航船多，贩运规模大，加之国际商港数量多，成为中国瓷器销往欧洲腹地的转运中心。当时，欧洲报刊经常刊登满载瓷器及其他中国商品的商船抵达阿姆斯特丹的通告。当地的一些大瓷商或商行，他们单次成交的瓷器达数万件，有时甚至在10万件以上。在18世纪7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红利和股息却从75%急速跌至12%，加上英荷之战爆发，中荷瓷器贸易迈入了衰退。180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宣告解散，从此结束了持续近200年的中荷瓷器贸易。

不甘示弱的英美强国

171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开设贸易机构，法国、丹麦、瑞典也相继在广州设立了贸易站。随着英国的崛起和其他国家的挑战，英国逐渐取代荷兰，在华瓷贸易中占首要地位。从18世纪30年代开始，中英瓷器贸易进入黄金时期。1751年，到达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共17艘，其中英国9艘、荷兰4艘、法国2艘、丹麦和瑞典各1艘。1773年后，英国进口的广彩量约是荷兰的2倍，而法国和瑞典进口的华瓷量也接近荷兰。到1790年，抵达广州的56艘洋船，其中英国船占总数的82%。同时，英语也成为广州对外贸易中使用最频繁的语言。

过去，英国贵族喜欢从广州订制纹章瓷，用以昭显他们身份和地位的荣耀。随着英国经济在18世纪的进一步发展，纹章瓷逐渐从奢侈品变成舒适品，而普通瓷器则变成必需品。当时，一名英国牧师家中就藏有一套108件的中国青花瓷餐具和一套青花茶具，价值合为20英镑6先令。普鲁士皇帝举办婚礼时，曾以600名骑兵和一位临近的君主换取一批中国瓷器。18世纪末始，欧洲人纷纷模仿华瓷，并逐渐发展起他们本国的制瓷工业，因而对华瓷进口的数量日趋下降。1801年，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不再进口华瓷。恰恰在此时，中美直接通商的道路被打通。

正当荷、英、法等欧洲商船相继驶入广州黄埔港时，美国自然也不甘示弱。1784年2月22日，一艘由一群纽约商人集资合建的“中国皇后”号，正缓缓地驶出纽约港，经过6个月之后抵达广州，返程时运回962担华瓷、491担丝绸等中国商品。这批货物到达美国后被抢购一空，连时任美国总统华盛顿忍不住买了一把中国茶壶摆放在家中。该船于1786年再次远航广州时，又运走了大量的青花瓷、瓷塑观音、瓷塑宝塔等华瓷。这艘在商业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船只，后来被描绘在广彩瓷上，现存于美国新泽西州立博物馆。

这一消息很快便传遍波士顿、费城等美国东部城市，接着，一艘又一艘的美国商船陆续驶往广州。尽管中美瓷器贸易相比欧洲国家较晚，但其华瓷的入口量迅速领先首位。一时间，华瓷成为美国民众的消费必需品之一，其重要性甚至可与面包相提并论。根据费城瓷器商人罗伯特・沃思当时的描述是：“中国瓷器迄今已取代了英国的器皿，各个阶层人士无不在使用，就连最贫困的家庭也会购买几件华瓷并对此夸耀一番。姑娘出嫁时，几乎很少有不以中国茶具作嫁妆的。”

从1784年中美通商始，仅时隔6年，美国对华贸易量占中国出口贸易总量的1/7。1786年，美国政府开始对本国船载华瓷征收15%关税，而对外国船载华瓷征收16.5%关税。这反映了美国政府鼓励本国船只进口华瓷的政策。19世纪初，中美贸易进入高潮，以1804年到1809年为例，美国驶入黄埔港的商船达154艘，每年从广州订购价值300万至600万美元包括华瓷在内的中国商品。1816年，中美瓷器贸易达到高峰，美国富豪约翰・雅各布・阿斯托的一张瓷器订单包括265箱青花的咖啡套具、600箱茶具和102箱混合瓷器，总值约7305美元。

在清末中美瓷器贸易这50年里，为了适应美国市场的变化，中国人对外销瓷在样式上不断进行变化，并大致划分成三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以仿英国洛可可式风格为主；第二个时期开始模仿法国样式，同时呈现出古罗马、古希腊的古典风；第三个时期则以法国样式为主，但之后又渐渐恢复了民族形式。例如，18世纪末，一款以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会成员之一托马斯・菲茨休命名的广彩青花瓷――菲茨休瓷，这在当时颇受美国人欢迎。

随着各国制瓷业的兴起，外销瓷在国际市场上面临激烈的竞争，世界瓷器市场被重新瓜分。从18世纪末起，中国瓷器的出口额日渐减少，转而近销至东南亚地区。这时，欧洲人开始兴建自己的制瓷场，并成功地打进美洲、中东、北非等地的市场，欧瓷开始替代华瓷。1792年，广州瓷器输出的价值仅占全年总额不到1%。1833年-1834年的贸易季度中，从广州返航美国的43艘商船，只有其中四五艘装运瓷器，总数不超过1322箱。中国从原本的瓷器输出大国，沦落为瓷器进口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