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9 14:14:20
可是介绍一件事情的真相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直都在等待着另一个地方喜讯从天而降。可是他们一直都在想着好运来临，却从来没有想到在另一个地方也有同样的坏运气吧。
或许这本身就是人之常情吧。每个人都希望好运气来到自己的身边，坏运气也避之不及，我们总是习惯于说那些话，知道很多事情都是祸从口出。
渐渐的我们就学会了如何去生活，如何去在人们面前说话。
或许，这从一开始就是一门比较高深的学问，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时候就会觉得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好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总是会感觉很多事情的原委，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但是也绝对不会那么复杂。别人一想就能想明白的，为什么我们总是要经历那么长时间呢。
我们人人都有人之常情，可有些人偏偏不去接受这个“人之常情”。
当长辈骂你的时候，你哭泣，你流泪，因为你委屈。当你感到开心的时候，你哭泣，你流泪，因为你幸福。不要相信那些“你要坚强”“哭是懦弱的表现”的鬼话，因为那些是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说出来的，他们用怎能懂得？！就算是经历过，但你也不能哭，因为你，相信自己是坚强的，哭了，就没面子了！哭，是一种人之常情，你幸福的哭，你委屈的哭，你开心的哭，因为这是人之常情。为何又要憋住这些痛苦，不去放声大哭，宣泄痛苦呢？藏着这些不必要的痛苦，又有何用？还不是令自己你难受吗？！这只是我们天生所有的人之常情！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和后面一句是：“需要弹时必要弹！”
当你委屈时，请你放声的哭！当你幸福时，请你放声的哭！不必要去憋着它，请你放声的哭出来吧，因为这是人之常情！！
六年级:靠知血??吟
九（下）语文课本第三单元的选文从体裁来看，都属于文学类作品，除《台阶》是小说外，其他三篇都可以看作散文。编者试图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让大家掌握一种读书方法，那就是学会质疑，因为“疑为学之始”。既如此，所选的四篇文章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难度。
有难度，我们阅读起来就会有疑问；有疑问，我们就会寻求解决的办法。高尔基曾经说过：文学应该叫作“人学”。读文学作品所产生的疑问其实归根结底与“人”的情感有关，所以，我们在解决这些疑惑时，就需要让自己走进文本，以“人之常情”去揣度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这样才能找到破解疑惑的钥匙。
与朋友离别本应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这是人之常情。但当送行仅仅成为一种必须要“走过场”的仪式的时候，或许送行人的感觉就会发生改变――变得尴尬、局促，没话找话，希望从这场仪式中及早“解脱”，这也是人之常情。如果让“送行”仅仅沦为一种“仪式”，那么花钱雇人来做“送行人”，完成这场仪式，满足离人的心理需求，到底好不好呢？这就是英国作家比尔博姆的《送行》一文留给我们的思考，你可以说“好”，也可以说“不好”，只要能说出“人之常情”就可以。
读丰子恺的《给我的孩子们（节录）》，我们得明白这是作者为自己的《子恺画集》写的序。既是“自序”，那就要介绍成书的经过和写作的目的。在文章末尾，作者这样说――“憧憬于你们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它不仅交代了这本画集的内容，还交代了写作的目的。我们可以将这本画集看成是一个父亲将自己孩子的童年生活拍成的影集。将孩子的童年生活画下来或拍下来，这是普天下父母的心愿，属于“人之常情”，至此我们可以把握文章记叙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而“憧憬于你们的生活”一句，自然会引发读者思考孩子的生活有什么值得作者憧憬，这样，把握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就很容易了。
任何人都有被尊重的心理需求，这是人之常情。一个“老实厚道低眉顺眼”的农民，他所认为的获得尊重的方式很简单也很朴素――盖房造屋，抬高自己家的台阶，这是他辛勤劳作的不竭动力，为此他几乎穷尽了一生的精力。读小说《台阶》，我们会问自己，“父亲”这样想，这样做，到底值不值得，合不合生活逻辑？但当我们对文中“父亲”所处的环境有一个基本认识之后，你就会发现，“父亲”的所有情感都属于“人之常情”。
读萧红的《呼兰河传（节选）》，我们会惊讶于一个成年人竟然能以孩童般纯粹鲜活的语言将一个孩子的乐园表现得如此自由美好，令人向往。可当我们了解了萧红一生的坎坷经历之后，就会发现：文章字里行间充盈的对童年生活的眷念，恰恰暗示了萧红当时生活的极不安定，她是将回忆故乡、回忆美好的童年，作为她最后的精神寄托。因为对昔日美好生活的深深留念和怀想，在某种意义上，也暗示着现实世界的某种不如意，这也是“人之常情”。
论文摘要:《胡征长诗选》以事记史、以情记史，展现了解放战争时期一个战士的豪情，一个诗人的柔情，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挚情，鼓舞了一代人蓬勃向上的英雄主义精神，以现实主义的夺目光彩概括了一个时代、井在新时代呼唤着神圣文学的回归。尽管极左政治使这位“胡风分子”蒙冤二十余年，直至今日才将他写人当代文学史.但其人格和作品却因此而更加昭示了文学的神圣。
1998年11月27日笔者见到了一位矍砾而慈样，激情与旷达并存的老人—我仰望已久、贸然相扰却赐我促膝长谈的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一胡征，并有幸获赐他签名的《胡征长诗选》。
《长诗选》中的两首长篇抒情诗《七月的战争》和《大决战》，创作并出版于50年代初期，1955年便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与作者一起蒙冤25年。作品虽然距今已半个世纪，但其中所展现的一个战士的豪情、一个诗人的柔情、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挚情.却叩响了我心灵之门，让我挥开经济社会中的冷模和失落，在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面前惊醒。
一、历史诗录
综观中国半个世纪的当代文学史，反映民主主义革命题材者有小说、散文、诗歌.但以长篇抒情的鸿篇巨制去描绘解放战争的过程.尚无前例;同时也正像胡征自己的分析与设想:“·…在宏大的规模抒写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巨大的激情。·一自从荷马到歌德、拜伦、普希金、捏克拉索夫，已为人类完成了叙事诗的使命，而大规模的抒情诗呢正是在这一艺术开创性的意义上、《七月的战争》11951年出版)、《大决战》1953年出版)，在五十年前向我们走来.其中《大决战》承蒙刘伯承元帅审稿和题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当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还没来得及被人们充分认.的时候一场不幸的大祸从天而降，1955年诗人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卜‘而蒙冤数十年，其诗作也因中国当代的极左政治、中国文化的“因人废言”而被批判，使它在补充了艺术空白之后.却未能对艺术创作、艺术研究产生本应产生影响。这不仅是诗的悲哀、艺术的悲哀，也是史的悲哀。
长诗以持久而热烈的情感、宏伟的画面‘记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逐鹿中原的鲁西南战役和挺进大别山，历史的亲历性使得这部诗史有着军事纪录都难以达到的准确、具体和生动;’‘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深夜十.点三十五分大反攻的序战开始了八，二借那通明的月亮门见察这个战场/……乌云盖住月亮/水沫溅在脸上/起先望见船在浪上翻邓迫后只见大浪不见船户…五分钟突破天险，十分钟占领河堤了蒋介石的四十万人马/$作哑巴冻方马其诺防线在历史上留下五分钟的笑话这样准确的实录.这样具体的描绘，这样生动的再现，岂是普通记录所能代替!诗人在诗作中以浓重的情感之笔，表现了数十万军民参加的大规模战役，在雄壮的战斗进行曲中，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一代壮美的英雄群像，那里有将军、士兵、老百姓，也有诗人自己。正像诗人天蓝曾勉励诗人胡征的话:“写出与命运抗战的人民英勇不屈的群像，这是时代赋予诗人的使命卜一胡征优秀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以事带情，以情附事，以亲历的准确记录，以真情的渲染，记录了一段极富感染力的历史。它不仅超越了一般的史料记录，超越了新闻报告，也超越了一般的抒情诗，它是历史的诗录，史料价值、时代价值与艺术价值并存。
以事记史，“诗人必须首先忠于生活，然后才能忠于诗，而诗才能忠于主义，wL}]在对于两大战役的描述中，诗人首先是以战士的身份亲历了战争，其次又以战地记者的身份现察了战役‘然后才用诗人的笔描述战役。诗人尊重历史，严格按照历史进程展现战役的进展，以事记史，客观、准确，具体地记录了历史。写战争序幕时.诗人用具体描写和宏现展现写了‘.出发.、炸弹./捆上驮子!/汽油，嚷上卡车/大炮尹肥绿帆布的新衣穿好/}架队/到广场上集合/驾驶员，坐上司机台漪兵/备马步兵/刺刀出鞘舱上肩/步马炮工错/司政工卫直属机关各种各类各部一切准备好唯备好/我们出发!一如果不是亲历了战争的战士和记者，怎能有这徉详R具体的史料记载。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水正滔滔/向黄河/向古代天险/向天险的南岸 ‘东方马其诺防线’乘风前进”。一如果没有诗人的气魄，怎能展现这迅猛的进军节奏，怎能体现这如同电影的长镜头画面，那收纵自如的推、拉、摇、移。将战役从宏观到具体，表现得层次分明、生动如睹:联络干事沪谁打谷场上借火光点查俘虏勤杂人员厂带着绳子和扁担/借火光检验敌人的大炮/戴口罩的医生护士/在破庙的院子里/借火光绑扎滴血的伤口胆架员/借火光抢救彩号/电话员厂借火光往北岸架线尹漓级指挥员了带着作战参谋，借火光巡视战场J砚察敌人的情况r布置新的大战:”寥寥二十一行一百三十四字，以急促的节奏、细腻的工笔，精练而又准确地描绘了血战汝南最壮烈的战斗—强攻大雷岗的血战间隙，不同身份的工作人员紧张有序的工作场景。用抒情诗做战地实录，这种史料价值延伸了诗的生命。
以情记史。别林斯基说.情感是诗的天性中主要的活动因素.没有情感就没有诗人，也没有诗。”在两部长篇抒情诗中，战土的豪情、诗人的柔情、布尔什维克的挚情，贯穿了长诗的十四章五千一百多行，让我们在真挚热烈的情感渲染中，去感受那“大起大落金属撞击之刚烈美.暴风雨电闪雷鸣之天威美”。在诗史的观照下，看到诗人的情感展现。但胡征为诗为文.深谙张弛之道，宏观展现、细节描写、真情抒发相结合，豪情澎湃、柔情委婉相交错，使诗史体现出高度的艺术价值。
战士的豪情。在诗作中，诗人善用对偶、排比、短句等多变的句式，构成铿锵的诗句，以大气磅礴之势，酣畅淋漓地抒发战士的豪迈之情，描绘壮美的战斗画面。在攻破黄河大险后，战上们骑在马上，面对黄河“刺刀指着黄河饲它几万里的威风沪哪里去了/同它几万里的翻天大浪产催流中国多少世纪隋多少英雄豪杰/像昨夜了我们五分钟就拿到胜利。”指点江山，抒发胜利豪情后，接着是挥师南进的气势:“前进/前进/前进/任何要来的都来啊便凶的狂风来啊便猛的大雨/来啊便亮的电便响的雷便大的水产嘟来啊/都来啊哦们喜欢这个不平凡的夜/惊心动魄的夜/醒着的夜。”对偶、排比和短句加重了感情色彩，加快了诗句的节奏把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必胜的勇气、豪迈的气概滋满诗行，形成势不可挡的威严之势.使全诗通篇响彻.‘金属冲击之声’.。同时.也由于情感的强化和渲染.使得画面真实生动，展读之际，似乎可见可触，为那段壮美的英雄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画卷。
诗人的柔情。胡征在两部长诗中不是单纯的以激情一贯到底，而是激情与委婉交错展现，抑扬起伏，张弛有度，把一个诗人对人民的热爱、对战友的真情、对故乡的思念.通过对偶、叠词、叠句、长句的渲染，质朴流畅地表达出来。在《七月的战争》之七老不倒的旗杆》中，诗人以极为悲痛的.，表达了对在鲁西南定陶攻城战中英勇牺牲的王克勤同志的无尽的思念和深切的战友之情:.‘喊不应的排长呵了我们找来一顶新军帽/正正戴在你头上/我们展开’人民英雄’的金字红旗准轻地盖在你身上一”这里通过长句铺排。细腻地抒发了战友之情，加深了对战友的怀念:在第一节中。七个小节，每一小节都从‘.排长呵，排长呵.’的呼唤开始一种追思、尊敬和不舍之情，在千声万声的呼唤里.在叠词、叠句的回环往复里，在一唱三叹里，表达得真切、圣洁人泪下。在即将离开根据地南征时，诗人禁不住对人民的思念和惦记:”我们要走了/以后记挂我们的时候f肥地犁得深些.尹把苗种得旺些，我们很远闻见麦花香了位子宽心打老蒋/我们要走了/，一俄们要走了/.一”在这回环的句式中，在这长句的精细描绘中，军民之间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鱼水之情、诗人怀念根据地的柔情战士纯净美好的内心世界和复杂丰富的感情体验，都被细腻而准确地抒发出来。 布尔什维克的挚情。在两部长诗中，通篇贯穿的是一个坚定的信仰追求者、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爱党、爱人民、爱祖国的赤诚之情，从稼七月的战争》第一节开始，诗人便通过诗句表达出对党对人民的热爱:我们是从/晋冀鲁豫边区/三干万人民的肩膀上出发/我们是从全解放区一万万四千万人民的心窝上出发了我们是从咱己的良.心/自己的党性/自己的仇恨和责任/自己的立功事业出发……’.这种对人民的热爱与责任，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对人民的一往深情，正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纯洁党性的体现;这种对敌人的仇恨.对革命事业的追求，正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坚定的党性体现。第八章稼人党表》通过战士的语言更生动地刻画了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爱党之心:.‘指导员/我啥都舍得了我啥都不要识要一张人党表/指导员/..…气厂背包可以扔掉汁生命可以拼掉/名字可要给我写上入党表/指导员户……/只要一张入党表/……球你快把我的名字写上人党表.’面对冲锋号、面刘恶战、面对牺牲，战士想到的只有党，这是多么朴素而又真挚的情感呵;对真理的追求，对党的热爱，成为战士生命的全部，这是怎样可贵的忠诚呵.这忠诚不也正是诗人真实情感的体现吗!
时过而境迁，史实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淡漠.但人类自古以来，唯有真情万古不灭。
以情记史，不仅丰富了史，也延续了史.使史与情同在。然而情贯史，却也显现出史的单薄与片面.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时代局限:如对战争的局部描写、激烈壮美刻画有余，对战争的整体把握、复杂由折表现不足;对人物的政治性表现有余，而对人物的复杂情感表现不够;同时，由于强求气势磅礴恢弘、排比、对偶使用太泛，流于形式，显得累赘和生硬。但贯穿全篇的直觉体验、史料记载，却弥补了这些不足，为解放战争、为历史的英雄群像、更为抒情长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二、文学的社会价值
在长诗出版的五十年代初期，正是新中国百废待兴之时:长诗中所塑造的英雄群像及昂扬的革命豪情，对当时的人民有着重大的教育意义。五十年代单纯、向上的时代精神，正是诗作中心情感的延续和体现。在一个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中国，教育人民，改造群众，使之尽快走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周恩来.总理在1453年9月召开的二次文代会上，提出了英雄形象塑造问题:而长诗的出版是在50，51年，这种创作思想的偶合，揭示了一个本质的必然，那就是一个艺术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坚定追求。这种责任感不仅表现在诗人的两部长诗中，更体现在诗人六十年的创作实践中，无论是在作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岁月里.还是平反归来的日子里.他始终不忘自己的政治使命和艺术追求.每一首诗都是真情抒发.都为时代而作，都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每一个作品都浓缩着历史，概括着时代.都反映了民心、鼓舞了一代人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在这个八旬老人与我的三小时长谈中.胡老谈到了曾经下放的胧县山区、曾经教书的宝鸡师院，也关切地了解当时学校的文学教学和文学探索，他坦荡的胸怀、坚定的信念、敏锐的头脑.无一不让我信服:‘’人常常面对复杂的社会考验，有时会说违心的话。我自己也说过违心的话。但重要的是尽可能少说，尽可能不说。搞文学创作是这样，为人是这样，教书也应该这样。”一席话，让我顿悟诗人不凡的气质及文学的神圣:一一负有强烈使命感的人才有的真正生命价值，一部富有社会价值的作品才会有真正的艺术价值。
在当代文学中，由于八十年代中期商品经济的冲击，文学由强调教化而走向另一极端、兴起了消遗文学和新历史主义。一个把文学变成鼻烟壶，消遣把玩;一个淡化历史背景，在混饨中逃避现实，‘，新历史主义的历史世界是失去了具体时间标示的生活世界，而且在这个世界中，具有价值意义的人消解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充满虚幻自我的个体，是被无意识本能操纵的一个体，是自我欺骗的个体。面对这种一个体，作家既恐惧又无能为力二”川文学已从神殿走下:但走向平民的同时.也走向失落，连文学创作者自身也失落在其中，茫然不知所措。我们在欢呼文学摆脱了政治时，忽视了文学的生存价值。于是，现实开始报复文学，纯文学期刊停办了.地摊文学兴起了一固然，读者的需要是文学的第一生命，但在时代转型期.读者需要导引、需要依托.否定个人崇拜并不意味着否定信仰，人生不能没有信仰，社会不能没有信仰，文学更不能够没有信仰、文学的精英意识、现实主义价值不可丢—年已八旬有余的胡老以其长诗选的出版，在二十世纪末期竖起一杆现实主义的大旗.呼唤着现实主义的回归。
江泽民总书记在“五个一”工程中提出，文学要以优秀的形式感染人，以高尚的精神鼓舞人。这是当代文学发展走向的正确引导。只有把文学的社会功利价值和艺术价值审美价值结合起来，强化二者的统一文学才具有生命力，也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需要。
关键词：事实认定 经验法则 刑事裁判 正当性
中图分类号：DF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4）02-0080-10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一项基本的司法原则，更是刑事司法应该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因为其毕竟直接事关公民的自由乃至生命等重大法益，即刑事司法应恪守谦抑性。在该项司法原则中，“以事实为根据”是前提和基础，其重要性无需赘言，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在刑事司法中，当个案事实部分已知而部分未知时，理案者是否武断地将其定性为所谓“事实不清”？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便是如何解决刑事个案“基本事实清楚”问题。笔者认为，刑事个案的“基本事实清楚”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即“直接清楚”和“间接清楚”。所谓“直接清楚”，是指个案的基本事实有相应的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证人证言等在内的证据予以直接支撑的一种“事实清楚”；“间接清楚”是指在已知事实的基础上通过经验法则的推断而获得的一种“事实清楚”。由“间接清楚”，我们想到了“经验法则”问题。那么，在刑事个案的司法实践中，能够将“经验法则”予以具体落实的就是常识、常理、常情。于是，本文便形成了一个论题，即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这里首先要交代的是：所谓常识，是一般人所拥有的知识，即普遍的社会生活知识；所谓常理，是一般人所明晓的事理，即普遍的社会生活道理；所谓常情，是一般人所怀有的情感，即普遍的社会生活感情。
一、刑事案件客观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
（一）刑事案件关键事实与重要情节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
1刑事案件关键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
在刑事案件客观事实的认定中，常识、常理、常情可以被用来认定刑事案件的某些关键事实。如以下案例：王某与被害人李某系楼上楼下邻居。双方因为安装空调产生噪音问题发生纠纷，后又多次发生争吵。2010年8月3日中午12时许，王某在上楼过程中看到其妻与楼上住户李某及其父母在自家门口争吵拉扯，便参与争吵，后王某与李某父子在王家门前楼梯处抓打，而王妻与李母在上一个楼梯平台处互相抓扯。期间，王某自感不敌李某父子，遂进家门拿出擀面杖击打对方，李某被打后即头上脚下躺在楼梯上手脚抽搐，双方遂停手。经法医鉴定，李某头部左侧顶硬膜外血肿，构成轻伤。案发后，王某只承认用棍子击打李某的肩膀，而其头部的伤是李父拽李某致其倒下摔在楼梯上所造成。但李某父子及李母均指认王某用棍子击打李某的头部造成受伤。王妻及证人胡某均称看到时李某已倒向楼梯。检察人员在审查该案时曾一度在李某头部的伤是否王某所为这个问题上举棋不定，因为虽然有李某及其父亲的指认，但二人之间系因父子而存在利害关系。而当时李母正在与人撕打，证人胡某拉都拉不开，故其看到王某用棍子击打其子头部的证言难以采信。唯一的证人即胡某又没有看到王某是否用棍子击打李某的头部。因此，李某的陈述就变成了孤证。于是，检察人员大胆推理：从双方所处的位置来看，王某和李某父子面对面站在楼梯口，面积不过二三平方，王某若用擀面杖击打李某的头部，其棍子所落部位应该是李某的头顶左侧，除非王某是左撇子才能落在李某的头顶右侧，而李某的受伤部位正好是头顶左侧；从双方的身高来看，加害人和受害人个头相当，击打头顶不存在技术难度；从李某倒地的姿势和地点来看，李某是从楼梯口倒在了台阶上，故不论是楼梯的扶手还是楼梯的台阶边缘磕碰李某的头部，受伤部位均应是头部四周，除非李某是头向下垂直摔在台阶的边角才能形成头顶受伤，但事实上从楼梯口到台阶的高度根本不可能达到垂直摔下的要求。因此，王某供述李某头顶之伤系李父拽拉摔倒在台阶上所致这一说法不能成立。以上推理验证了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公诉机关予以采信，便将该案提起公诉。庭上，诉辩双方就李某头顶轻伤是否系王某所为这一关键事实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而一、二审法院最终支持了公诉机关对这一关键事实的推理认定。对于该案来说，被害人李某头顶所受到的轻伤是否王某所为，是王某是否成立故意伤害罪的关键事实。公诉人员和审判人员抓住双方发生冲突所在楼梯这一特殊地点的面积和构造，结合人体动作的左右习惯，顺乎常识地肯定了被害人李某头顶所受到的轻伤乃王某所为。本案虽然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认，但公诉人的指控之所以使得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显得苍白乏力，并得到一、二审法官的认同，乃是因为其对关键事实的指控较为符合常识。
2刑事案件作案手段等重要情节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
在刑事案件客观事实的认定中，常识、常理、常情还可以被用来认定包括刑事案件的作案手段等重要情节。按照现行《刑法》第267条第2款的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由此，携带凶器可以视为抢夺犯罪的一种犯罪手段，而这一犯罪手段可以直接带来犯罪性质的“升级”。学者在讨论携带凶器抢夺这一问题时指出，携带某种物品是否属于携带凶器抢夺，应予综合考虑的因素包括：首先，应根据社会一般观念来判断该物品所具有的对生命、身体的危险程度。当不具有持有资格的人持有枪支时，一般人会产生很强的危险感。但是，并非具有杀伤机能的物品都是凶器，物品的外观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领带可能勒死人，但系着领带抢夺的，不属于携带凶器抢夺。这是因为一般人不会对领带产生危险感。其次，应考虑物品被携带的可能性大小。即根据一般人的观念，在当时的情况下，行为人携带凶器是否具有合理性。一般人在马路上行走时，不会携带菜刀、杀猪刀、铁棒、铁锤、斧头、锋利的石块等，因此，携带这些物品抢夺理当认定为携带凶器抢夺。①在这里，常识、常理、常情也得到了无声的运用。
常识、常理、常情代表着一般人的认知能力和认知水平，能够使得一般人对常见现象或一般现象作出性质判断，同时常识、常理、常情又是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行为规则或行为指引，这就是为何常识、常理、常情可以在刑事个案中被用作关键事实或重要情节认定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刑事案件因果关系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
因果关系问题是刑法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也极其复杂的问题，常识、常理、常情也可在因果关系认定中发挥作用。对于如何认定因果关系，刑法学界已经形成了“条件说”、“原因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合法则的条件说”、“重要说”和“客观的归责理论”。②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有学者选取了以“合法则的因果关系”为主，以“条件关系与危险的现实化”为辅这一立场。在这一立场看来，认定因果关系，意味着将结果归责于某个实行行为。实行行为本身是具有造成法益侵害结果危险的行为，故因果关系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危险的现实化过程。因此，在实行行为合法则地造成了结果的场合，因果关系容易认定或肯定，如开枪打死人、毒药毒死人等，但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故司法工作人员不可能认识到所有的因果法则，于是，在难以根据合法则的因果关系来判断具体案件时，便可以运用条件关系的公式，再进一步判断结果是否是实行行为的危险的现实化。学者所说的难以根据合法则的因果关系来判断具体案件，是指有其他因素介入的情形，而这些情形包括“介入被害人行为的情形”。③
对于“介入被害人行为的情形”，学者作了如下展开：（1）甲对乙的住宅放火，乙为了抢救婴儿而进入住宅内被烧死，应肯定放火行为与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这样的场合，被害人的行为属于“不得不”或“几乎必然”。（2）数个被告人追杀被害人，被害人无路可逃跳入水库溺死，或者逃入高速公路被车轧死，应当肯定被告人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这样的场合，虽然介入了被害人的“异常行为”，但由于被害人属于心理恐惧或精神高度紧张，故其介入行为仍然具有“通常性”。（3）在深水池与浅水池没有明显区分的游泳池中，教练员没有履行职责，不会游泳的练习者进入深水池溺死，则教练员的失责行为与练习者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这样的场合，被害人的异常行为属于被告人的“管辖范围之内”。（4）非法行医的被告人让身患肺炎的被害人到药店购买感冒药治疗疾病，导致被害人得不到正常治疗而死亡，应当认定非法行医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在这样的场合，被害人的异常行为是在被告人处于“优势地位”的指示之下实施的。但如果在寒冷的冬天，甲为了取乐将100元钱扔入湖中，乙为了得到100元钱而跳入湖中溺死，甲的行为与乙的死亡之间便不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在这样的场合，被害人的异常行为并非是在被告人处于“优势地位”的指示下所实施。（5）被害人在旅途中被人打伤，为了尽快回原居住地导致治疗不及时而死亡，则加害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在这样的场合，所介入的被害人的行为仅对结果起轻微的作用。（6）甲杀乙，乙仅受轻伤，但乙因迷信鬼神而以香灰涂抹伤口，导致毒菌侵入体内而身亡，则甲的杀害行为与乙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在这样的场合，死亡的结果并非甲的杀害行为的危险的现实化。再如生气的妻子在寒冷的夜晚不让丈夫进屋，丈夫原本可以找到安全场所，但为了表示悔意而一直在门外站着，结果被冻死，则妻子的行为与丈夫的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在这样的场合，冻死的结果显然不是妻子不让丈夫进屋的危险的现实化。总之，如果所介入的被害人的异常行为对结果起决定性作用，则被告人的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便不存在因果关系，即不能将死亡结果归责于被告人。④在前述所谓“介入被害人行为的情形”的不同场合中，常识、常理、常情对因果关系的认定起到了作用：在第一种场合中，当介入的被害人行为系出自“不得不”或“几乎必然”，则所介入的被害人的行为是符合常识、常理、常情的。就论者所举的例子而言，虽然进入燃烧的房屋对进入者有生命危险，但哪有见死不救之理，特别是当被救者与施救者之间存在着亲情关系乃至骨肉至亲关系而施救者根本就不能被期待“袖手旁观”。在第二种场合中，当被害人被数人追杀而无路可逃时才逃入水库或高速公路，则属于“情急行为”，也能够得到常识、常理、常情的解释。具言之，被害人在无路可逃时不选择逃入水库或高速公路，则被杀死的可能性要大于逃入水库溺死或逃入高速公路被轧死的可能性，被害人的行为选择是符合常识、常理、常情的选择。在第三种场合中，教练员的职责所在维系着“救人于危难”之常识、常理、常情，而其怠于职守的行为便是背离常识、常理、常情的行为。所谓教练员的“管辖范围”，就是常识、常理、常情所及范围。在第四种场合中，非法行医者让身患肺炎的患者购买服用感冒药是不符合医学常识的，而乙为了区区100元钱竟跳入寒冷的湖水中是背离季节常识和“命比什么都值钱”这一常理和常情的。在第五种场合中，被害人返回原居住地的行为符合一个人途中受到伤害后对旅途危险的恐惧和对原居住地安全感的皈依那种常识、常理、常情。在第六种场合中，受害人乙以香灰涂抹伤口以图救治不符合医学常识，而丈夫竟在一种“孩童般的天真”之中用生命危险来表达对妻子的悔意，显然也是不符合常识、常理、常情的。因此，笔者认为，在前述诸种场合中，所介入的被害人行为是否符合常识、常理、常情能够直接说明认为加害行为与某种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所介入的被害人行为符合常识、常理、常情，则加害行为与某种结果之间便存在因果关系，即所介入的被害人行为因符合常识、常理、常情而未能阻断加害行为与某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果所介入的被害人行为不符合常识、常理、常情，则加害行为与某种结果之间便不存在因果关系，即所介入的被害人行为因不符合常识、常理、常情而能够阻断加害行为与某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所介入的被害人行为符合常识、常理、常情，则所介入的被害人行为对某种结果的发生便不具有原因力，即某种结果发生的原因力全部或只在加害行为；而当所介入的被害人行为不符合常识、常理、常情，则所介入的被害人行为至少是某种结果发生的原因力的一部分。那么，所介入的被害人行为是否符合常识、常理、常情决定着加害行为与某种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被阻断，其道理其实很简单：当所介入的被害人行为符合常识、常理、常情，则所介入的被害人行为可以一并看成是加害行为的一种“当然结果”。而此时，加害行为的因果进程是“顺当”或“流畅”的；相反，则所介入的被害人行为便不能一并看成是加害行为的一种“当然结果”，而可以看成是“半路杀出”的另一个原因。而正是此另一个原因的“半路杀出”，加害行为的因果流程被“中途截流”。
从对以上诸种场合的因果关系的常识、常理、常情化说明中，笔者认为，相当因果关系说、合法则的条件说与客观归责理论虽各有千秋但又可相互结合，乃是因为可将常识、常理、常情作为一条方法论和价值论“红线”或共同精髓。而学者所提出的以“合法则的因果关系”为主，以“条件关系与危险的现实化”为辅的刑法学因果关系立场，是对相当因果关系说、合法则的条件说与客观归责理论的一种不言自明的“融合”。笔者在此仅仅要指出的是，此三者为何且如何融合：“合法则性”当然说明着“相当性”，而“合法则性”和“相当性”又当然说明着行为人“制造”了不被允许的危险，且此危险是在“符合构成要件的结果中”被实现。⑤而前述“说明”又都可以看成是常识、常理、常情的一种“发声”。 因此，常识、常理、常情在刑法学的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应该受到重视，
在刑事案件客观事实的认定中，特别是在刑事案件客观事实的推定式认定中，常识、常理、常情对于客观事实的是非曲直确实能够发挥一种分析工具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在于：刑事个案的行为本身都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而常识、常理、常情正代表着一种生活意识并以“经验法则”的形态来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从而制造着行为事实即个案事实。
二、刑事案件主观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
当刑事个案行为人不承认其在行为时的某种主观认识活动，则需进行刑事个案主观事实的认定。常识、常理、常情能够作为刑事个案主观事实认定的一种分析工具，这又逻辑地形成了刑事案件主观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问题。
（一） 罪过形式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
故意和过失是罪过的两种基本形式，且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而过失又包括过于自信的过失与疏忽大意的过失。那么，作为心理事实的罪过形式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便主要指的是故意和过失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常识、常理、常情在故意和过失的认定中能够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它们首先可以用来认定行为人有无罪过。例如：张某、李某、王某、黄某系同一小区相处较熟的居民。某一深夜，张某用自行车带着李某驶入小区。此时，王某与黄某正在一拐角处闲侃。听到张、李二人的说话声，王某便产生了捉弄他们的想法。于是黑暗中，王某在大喝“鬼啊”的同时又将黄某猛地推向张、李二人，结果李某从车上摔下，致后脑颅骨严重受损而亡。本案中，对王某的罪过认定可能存在几种可能性：其一，王某明知其“恶作剧”会引起致人坠地身亡等危害结果，而他还是放任了危害结果的发生，故其罪过形式是间接故意；其二，王某能够预见其“恶作剧”会引起诸如本案的危害结果，而他还是轻信该结果能够避免，故其罪过形式是过于自信的过失；其三，王某能够或应该预见其“恶作剧”会引起诸如本案的危害结果，但其只顾“恶作剧”而没有预见，故其罪过形式是疏忽大意的过失；其四，王某的“恶作剧”只是出于“恶作剧”，应视为刑法上的意外事件而作民事案件处理。笔者认为，基于一般人的常识，如果在本案的特定情境之下认定王某没有罪过，显然与王某行为的心理事实不相符合，亦即常识在本案中将说明王某无罪过难以成立，而用通俗的话说便是“王某的玩笑开得太大了”。如果王某存在罪过，则王某是存在何种罪过形式呢？如果立于“恶作剧”的“好玩”远远不能换来生命攸关的结果，从“命比什么都值钱”这一常理与常情出发，则宜认定王某心存疏忽大意的过失罪过。由前分析可见，常识，常理、常情能够发挥区分行为人心存何种罪过形式的作用。
又如：某甲因养殖的鱼经常遭人偷盗而很气愤，于是，他便在鱼塘周围拉上电线想给偷鱼者颜色看看。但不料若干小孩玩耍到此，一小孩触电身亡。对本案中某甲的罪过认定，应有以下几种情形：（1）被告人在电能电死人的认识即常识之下出于“气愤”和“给偷鱼者颜色看看”而拉电线电死了人，故其导致他人死亡的罪过是直接故意；（2）被告人为了鱼而不是追求他人的死亡，但由于电能电死人是常识，故其导致他人死亡的罪过是间接故意；（3）由于财物的价值毕竟不能和生命的价值相比，故被告人拉电线想让他人受到一定伤害，而他人死亡的结果是其在电能电死人的常识之下“轻信”能够避免，故其导致他人死亡的罪过是过于自信的过失；（4）由于被告人报复偷鱼者心切而导致其对其他人触电应该预见而没有预见，故其对导致他人死亡的罪过是疏忽大意的过失。笔者认为，如果单纯从电能电死人这一常识看，认定行为人具有导致他人死亡的故意也未尝不可。但鱼被偷的财产损失与一个人的生命丧失毕竟有着“天壤之别”，故若从“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常理与常情来看，显然难以认定行为人有导致他人死亡的直接故意。进一步看，如果基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常理与常情，则认定被告人对玩童的死亡结果存有放任即间接故意的罪过，显然也是与其行为时的心理事实不相符合的。而若将电能电死人这一常识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常理与常情结合起来，则应认定行为人对导致顽童死亡存有疏忽大意的过失。但如果是偷鱼者被电死，则将电能电死人这一常识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常理与常情结合起来的结论，似乎应是行为人存有过于自信的过失，因为偷鱼者的再次到来已在行为人的预见之中，发生死亡结果的可能性也在预见之内。由此，我们再次看到了常识、常理、常情在刑事个案中所发挥的区分罪过形式的重要作用。
（二）特殊罪过内容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
作为罪过的内容，除了故意和过失这两种基本的罪过形式，还有“倾向犯”的“倾向”和“动机犯”的“动机”等特殊内容。因此，刑事案件主观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还包含着“倾向犯”的“倾向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和“动机犯”的“动机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等特殊内容。首先，常识、常理、常情在认定“倾向犯”的“倾向”上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如学者指出，一个商店售货员把一个在商店里的12岁小姑娘摁在膝下，拍打其穿有短裤的臀部，只有这些事实很难认定行为人具有猥亵的主观倾向。但如果行为人脱下女孩的短裤拍打其的臀部，则完全可以认定行为人猥亵倾向的存在。⑥因此，为了克服主观超过因素的认定局限，必须强化事实认定的理论意义。当然，事实认定的理论意义并不局限主观超过因素的判断，只不过其对主观超过因素的认定而言尤其重要。在前述事例中，行为人将小姑娘摁在膝下而拍打其穿有短裤的臀部，可以被常识、常理、常情接受为是对小女孩的一种常见的且健康的喜爱；而若将小姑娘摁在膝下，在脱其短裤后而拍打其臀部，则常识、常理、常情便要将其评价为一种猥亵，除非是监护人因小姑娘淘气而出于家法为之。由于猥亵罪在刑法理论上被视为所谓“倾向犯”，故前述例子说明了常识、常理、常情能够被用来认定“倾向犯”的“犯罪倾向”。那么，如果立于常识、常理、常情而对个案中的行为人难以肯定其有某种不良倾向，则其行为便自然难以成立相应的“倾向犯”。由于符合常识、常理、常情的行为可被视为一种健康的行为，而背离常识、常理、常情的行为时常流露一种不健康乃至邪恶的倾向，故常识、常理、常情在刑事个案中可被用作考察行为人是否存有某种“犯罪倾向”的一种标准。
其次，常识、常理、常情能够在认定“动机犯”的“犯罪动机”上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学者认为，对于徇私枉法罪的责任形式，只要排除了因法律水平不高、事实掌握不全而过失造成错判，便可认定为“徇私枉法、徇情枉法”；⑦对于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的责任形式，只要排除了因法律水平不高、事实掌握不全而过失造成本罪结果，便可认定为“徇私”；⑧对于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责任形式，只要排除了因法律水平不高、事实掌握不全而过失不移交，便可认定为“徇私”。⑨笔者认为，所谓法律水平高与不高，实质上意味着行为人是否具有一种法律常识。当行为人具有某种法律常识，则其枉法行为便可相对地被认定为具有“徇私”或“殉情”动机，而若其不具有某种法律常识，则其枉法行为被认定为具有“徇私”或“殉情”动机的难度便相应地要大。或者说，对同一个行为人的枉法行为而言，其具有某种法律常识较其不具有某种法律常识至少能够容易被认定为具有“徇私”或“殉情”动机。由于常识、常理、常情是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一种“自然规则”或“自然指引”，故符合常识、常理、常情的行为通常是“自然而为”，故在刑事个案中得不到常识、常理、常情印证的行为便通常内存某种驱使个案行为的特别动机。
（三） 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认识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
形式案件的主观事实还包括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认识这一内容，故刑事案件主观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便逻辑地包含着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认识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
在构成要件要素的分类中，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与记叙的构成要件要素相对应，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是“不能进行感觉的理解，只能进行精神的理解的要素”，⑩而后者只“要求一种感性的认识”。B11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法律的评价要素，即需要根据法律、法规进行评价的要素；第二类是经验法则的评价要素，即需要根据经验法则进行评价的要素；第三类是社会的评价要素，即需要根据一般人的价值观念进行评价的要素。B12
那么，如何认定个案行为人是否具有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认识，进而认定其是否具有相应的犯罪故意呢？有学者认为，就符合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的认识而言，行为人在认识到单纯的事实的同时，却不一定能够认识到行为的社会意义，故不一定认识到行为的实质违法性，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在贩卖某种书画（单纯事实的认识），却不一定认识到自己贩卖的是物品（社会意义的认识），故不一定认识到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在前述情况下，如果仅要求行为人具有单纯事实的认识，就成立故意犯罪，显然不适合。因此，故意的成立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社会意义。但是，如果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刑法上的规范性概念（如物品概念），也会不当缩小刑法的处罚范围。那么，要成立具有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故意犯罪，就必须要求行为人对行为的社会意义有所认识，但又不能要求行为人像法学家或法官那样理解规范的要素，或不能要求行为人在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面前具有法学家或法官那样的理解能力。于是，外国学者提出了“行为人所属的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理论。B13这一理论针对的主要是社会的评价要素。就法律的评价要素而言，只要行为人认识到作为评价基础的事实，一般就能够认定行为人认识到了规范的要素，如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警察持逮捕证逮捕嫌疑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认识到了警察在“依法”执行职务。就经验法则的评价要素而言，只要行为人认识到了作为判断基础或者判断资料的事实，原则上就应当认定行为人认识到了符合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事实，如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所破坏的是正在使用中的公共汽车的关键部位（如刹车等），就可以肯定其认识到了自己的行为会“危害公共安全”，从而可以认定其有犯破坏交通工具罪的故意。问题在于社会的评价要素。按照“行为人所属的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理论，当一般人将刑法上的物品理解为不能公开的黄色物品时，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所贩卖的是黄色物品，则行为人便具有贩秽物品犯罪的故意。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行为人所属的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实为“一般人评价”，其中“行为人所属的外行人”实为“一般人”。但在这种场合下，法官必须穿梭于立法的语言与民众的语言之间，即穿梭于“理念化”与“一般化”即“通俗化”之间，如当一般人使用“毛片”来表述光盘时，则只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所贩卖是“毛片”，便可以肯定行为人认识到了自己所贩卖的是光盘，从而具有物品犯罪的故意。学者对“行为人所属的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理论的运用是予以肯定的，如当行为人不明知《刑法》第237条的“猥亵”的规范意义，但认识到自己所实施的是“占妇女便宜”的行为时，则也能认定行为人具有猥亵妇女的故意。但是，当行为人不认为其贩卖的是物品，也不认为其贩卖的是黄色物品、下流物品，甚至认为是具有科学价值的艺术作品，但认识到一般人可能将其贩卖的物品评价为物品，且客观上贩卖的确实是物品时，便难以用“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理论进行归责。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社会的评价要素）需要根据一般人的价值观念或社会意义进行理解，故应根据行为人在实施其行为时所认识到的一般人的评价结论来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换言之，即使行为人自认为其贩卖的不是物品，也不是黄色物品、下流物品，甚至认为是具有科学价值的艺术作品，但只要行为人认识到一般人会认为其贩卖的为物品，且事实上也是物品时，便可以认定行为人认识到了自己贩卖的是物品，进而成立物品的故意犯罪，或曰具有物品犯罪的故意。B14
笔者认为，无论是就法律的评价要素，还是就经验法则的评价要素，抑或是就社会的评价要素来认定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认识，都离不开常识、常理、常情的运用。就法律的评价要素来认定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认识而言，如警察持逮捕证逮捕嫌疑人，行为人作出警察是在“依法”执行职务的认识是一般人的常识，故据此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妨害公务罪等犯罪的故意；就经验法则的评价要素来认定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认识而言，之所以说行为人只要对自己破坏正在使用中的公共汽车的关键部位（如刹车等）有认识，便意味着其对“危害公共安全”有认识，从而具有破坏交通工具罪的犯罪故意，乃是因为正在使用中的公共汽车的关键部位事关“公共安全”是一般人的常识，正如“经验法则”这个词汇所直接说明的那样；就社会的评价要素来认定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认识而言，之所以只要行为人对自己所贩卖的是黄色物品有认识，便意味着其对物品有认识，或曰只要行为人对自己贩卖的是“毛片”有认识，便意味着其对光盘即物品有认识，从而具有物品犯罪的故意，乃是因为“黄色物品”或“毛片”在一般人的常识中已经形成了与“物品”的观念性对应。至于“行为人所属的外行人领域的平行评价”理论的例外，即如行为人不认为其贩卖的是物品，也不认为其贩卖的是黄色物品、下流物品，甚至认为是具有科学价值的艺术作品，但认识到一般人可能将其贩卖的物品评价为物品，且客观上贩卖的确实是物品，则仍然是立于一般人的常识来认定行为人的犯罪故意（至少是间接故意）。 而此时，当行为人已经认识到在一般人的常识中可能将其贩卖的物品视为黄色物品或物品，便可推定行为人也有了一般人将其贩卖的物品视为黄色物品或物品的常识，此曰“知你所知便（可）知我所知”。
其实，所谓法律的评价因素，其最终来源于社会生活中的常识、常理、常情，或曰法律的评价因素不过是社会生活中的常识、常理、常情的法律化而已；而所谓经验法则，其实就是常识、常理、常情法则；至于社会的评价要素所指向的一般人的价值观念，更是以常识、常理、常情为直接表达。因此，常识、常理、常情可以“全面地”渗透在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认识的认定之中。对于一般的民众而言，常识、常理、常情是一种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同时或从而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标准，故在刑事个案中，当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在常识、常理、常情的词汇中被有所认识，则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认识不仅存在着，而且更加“朴实”同时更加“真实”地存在着，因为此时，常识、常理、常情已经将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由专业词汇和专家语言演绎成了通俗词汇和大众化语言。
在刑事案件主观事实的认定中，特别是在行为人不予明白承认或避重就轻而刑事案件主观事实需要予以推定式认定中，常识、常理、常情对于主观事实的是非曲直确实也能够发挥一种分析工具的作用，其根本原因同样在于：刑事个案的行为本身都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而常识、常理、常情正代表着一种生活意识并以“经验法则”的形态来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从而制造着行为事实即个案事实。于是，常识、常理、常情能够将已经形成的行为事实“反射”到行为人行为时的内心世界而“扫描”其主观内容，包括是故意还是过失以及何种故意和何种过失，包括“犯罪倾向”与“犯罪动机”是否存在，还包括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认识是否发生过。
四、刑事案件事实认定常识、常理、常情化的提升
（一）刑事案件事实认定常识、常理、常情化的方法论根据
俗话说：“常识是两点之间最短的直线”，而“常识很少会把我们引入歧途”。B15如果把刑事案件的证据事实与案件事实或已知事实与待证的未知事实分别看成是“两点”，则常识、常理和常情为何会有俗话所说的那种作用，进而成为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一种分析工具呢？对此问题的追问便牵扯出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的方法论根据问题。
有学者认为，把常识这样的词汇引入到司法裁判或者法律领域，对于习惯了把司法活动作为精英理性、专业思维的人们而言，似乎不可理喻，但其仍倾向于把司法活动视为精英理性和专业思维的活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法官的精英理性和专业思维就是排斥常识的。这两者之间不但不排斥，反而是同构关系，因为：首先，法律是常识的结晶和升华，而不是抛弃了常识的闭门造车。法律越远离常识，越不具有可操作性。法律与常识的关系决定了司法活动不外乎对常识的运用。其次，纠纷是因生活常识的交往行为而引起，故纠纷的解决自然需要在日常生活的常识或规定性中寻求解决的方案。当常识已被升华为法律时，司法活动是对法定的常识的适用；而当常识尚未被升华为法律时，司法活动则是对日常交往事实之常识的发现、提取和适用。再次，司法是对法律这一常识的运用。事实推理是司法活动适用常识的前提，而常识裁判是司法应对事实推理的一般结果。复次，虽然法律方法对普通人而言，已然逃离常识的范畴，但它总是针对着案件事实，从而针对着人们交往行为的常识问题而运用。因此，尽管它不属于常识，但并不远离常识。反之，它必须为发现、提升和运用常识准备条件。最后，司法的结果最终归结为生活的常识。司法裁判的最终结果意在将被扰乱了的社会关系恢复到合乎常识的日常状态或正常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司法的守成性不仅是对作为常识的法律的守成，而且是对法律背后的作为常识的人们交往行为规定性的守成。B16由此可见，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一种方法，其根据在于常识、常理、常情是人们日常行为的规则或指引，是人们生活行为事实自然形成的一种“沟渠”。而顺此“沟渠”，法官便能够判断在某种行为场合已经发生的事实全部。有学者指出：“事实认定是法官根据间接证据推理认定某一待证事实，从而获得内心确信”，但“通常，证明实体法上权利根据的要件事实是依据直接证据来证明，法官根据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判断权利产生、变更以及消灭。如果当事人所提供的直接证据出现难以证明的情形，法官可能会根据间接证据，通过运用思维法则、经验法则、自然法则以及证明标准对某一待证事实获得内心确信。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事实认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它是法官根据思维法则、经验法则、自然法则以及证明标准来认定间接事实，从而获得内心确信”。B17学者虽然是立于民事诉讼来考察事实认定问题，但其所欲表达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刑事诉讼即刑事案件中的事实认定。特别是对于需要进行推定的刑事案件事实认定，包括常识、常理、常情在内的思维法则、经验法则和自然法则相当于大前提，已知的部分案件事实相当于小前提，而有待认定的未知案件事实则相当于结论。同样，既然待证事实被称之为“间接事实”，则已知事实便可称之为“直接事实”。而在由“直接事实”到“间接事实”的过程中，“直接事实”即已知的部分案件事实便起着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证据事实”的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若干证据的规定》第9条规定：“根据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认定出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若将该条规定的道理联系到刑事诉讼中来，则在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的场合，之所以无需再举出其他犯罪证据，乃是因为已知事实中已经蕴含着待证事实，只不过待证事实需要运用常识、常理、常情将其从已知事实即“直接事实”中化解出来或予以“发酵”而已。
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的方法论根据，不仅意味着常识、常理、常情化是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一种方法，还意味着将复杂问题简单化。那么，能够较好解决我们在实践中所遇到的许多难题包括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往往不是那些争吵不休的玄奥理论，而是“下里巴人”般的朴素知识与观念，而常识、常理、常情就是这样的知识与观念。
（二）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的价值论根据
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不仅能够从方法论上得到证成，而且能够从价值论上得到证成。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勾连着法官断案的内心确信，而此确信包含着对裁判正当性的确信。有学者认为，内心确信是法官基于在审判活动中出现的一切资料和状况，对赖以作出裁判的案件事实内心形成的确定不疑的认知和信念。而法官的内心确信是从已知的判断出发探求未知判断的结果，是一种具有逻辑性质的认识过程。法官的内心确信的意义在于：法官的内心确信架起了案件证据和案件事实之间的桥梁，离开了法官的内心确信，案件事实将一直躺在材料堆里，永远难见天日。但是，内心确信除应当遵循认识论的逻辑法则外，还由于确信的形成要结合各种不同的证据综合进行，故经验法则也应当起到指导作用。经验法则即日常生活中的常理，是根据已知事实来推导未知事实时能够作为前提的任何一般的知识、经验、常识等。它是人们从个别经验的积累中抽象、归纳出来的一般知识或常识。法官亦是常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他不必具有超凡脱俗的智慧，他的灵感与聪明来自于对常理的认识与遵循，并在那里形成他的威望。要求法官的内心确信合于常理，实际上即是要求他的判断能够经得起普通人所具有的常识的评价，它一方面构成了对法官心证的限制，另一方面也使法官的判断获得了正当性。B18易言之，包括常识、常理、常情在内的经验法则可以保障从证据事实到案件事实的认定的妥当性，而此妥当性正是法官裁判正当性的基础。在肯定学者的前述认识之余，笔者认为，在从已知的即部分的案件事实到未知的即同样是部分的案件事实过程中，包括常识、常理、常情在内的经验法则同样能够发挥学者所说的“指导作用”，甚至更加需要发挥这种“指导作用”，而前述在楼梯口发生的伤害案即印证了这种“指导作用”。因为正如卡多佐所言：“即使法官是自由的时候，他也仍然不是完全自由。他不得随意创新。他不是一位随意漫游，追逐他自己的美善理想的游侠。他应从一些经过考验并受到尊重的原则中汲取他的启示。他不得屈从于容易激动的情感，屈从于含混不清且未加规制的仁爱之心，……他应当服从社会生活中对秩序的基本需要。”B19笔者认为，常识、常理、常情便是一种“经过考验并受到尊重的原则”，从而是一种“社会生活中的秩序”，进而常识、常理、常情这种“原则”和“秩序”即可限制法官在刑事案件事实认定中的“随意漫游”。前述限制是常识、常理、常情在刑事案件事实认定中的“指导作用”的另一种说明。那么，在常识、常理、常情的“指导”与“限制”之下，刑事案件事实认定以及以之为基础的裁判便能够具有普遍的可接受性与正当性。有学者认为，“司法之所以产生作用，相当部分依赖于人们的知识或理性崇拜。因为普通的人们都相信只有理性与经验的完美结合才能实现真正的公正”。B20那么，当常识、常理、常情是社会生活的一种“理性”，则人们对运用常识、常理、常情对刑事案件所作的事实认定以及以之为基础的裁判便能够产生“公正感”。而公正性便是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的价值论所在。
西塞罗在其《论责任》中说：“让我们记住，公正的原则必须贯彻到社会的最底层。”B21如果刑事判决的公正性要得到占多数的社会最底层即社会一般人的认同，则首先是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本身必须经得起常识、常理、常情的检验而后才有公正性可言，因为常识、常理、常情所来自的群体即常识、常理、常情的话语群体便包含着或主要是“社会的最底层”。“社会最底层”既蕴含着方法论，也蕴含着价值论。那么，形成并升华于“社会最底层”的常识、常理、常情当然也同时蕴含着方法论和价值论。
结 语
有学者认为，“无罪推定根本不是一项真正意义上的推定。它是一种方法，用来向陪审团有力地强调控诉方有义务排除合理怀疑地证明犯罪的每一个要素”。B22笔者认为，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方法”，即认定刑事案件事实的“方法”。但正如前文论述所说明的那样，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意味着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的一种对应，即刑事案件的无罪事实认定即犯罪事实不存在的认定和有罪认定即犯罪事实存在的认定。当运用常识、常理、常情对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时，便发生着刑事案件的有罪事实认定。此时，所排除的是来自控诉方的合理怀疑；反之，便发生着刑事案件的无罪事实认定。此时，所排除的是来自犯罪嫌疑人一方的合理怀疑。那么，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可否有着刑法观的某种勾连？有学者曾言：“刑法学似乎越来越脱离公众的生活常识，越来越成为公众看不懂的东西。”B23而“脱离常识必然会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在刑法学中内耗严重，共识越来越少”。B24因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常识性的东西，或者哪些生活经验上特别值得重视的东西，是刑法学研究时需要仔细考虑的”。B25那么，刑事案件事实认定的常识、常理、常情化，权且被看成是常识刑法观甚或共识刑法观的一种具体运用或体现吧。
General Knowledge， Common Sense and Normal Emotions
for Fact-finding in Criminal Cases
MA Rong-chun
Abstract： Fact-finding in criminal case is a rather important and complex task in criminal judicial activities. With regard to fact-finding in criminal cases， general knowledge， common sense and normal emotions， which conform to the experience rule， can be applied in identifying key details of objective facts and causality， as well as the subjective facts including forms of fault， criminal inclinations and motive of offense. As behavior rules and guidance in people’s daily lives， general knowledge， common sense and normal emotions can function as methodology and value judgment to ensure the justifiability of fact-finding and criminal trials.
一直传到这南方
神经末端的小半岛了吗？
一阵毛细雨后
泥土被新芽咬得发痒
斜向北岸的长坡路上
随手拣一块顽石
抛向漠漠的天和海
怕都会化成呢喃的燕子
从小时的檐下
飞寻而来
这首诗是诗人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时所作。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址在香港九龙半岛的沙田，这里与大陆连接成片，因而诗人生疑中国的初春有胎动来到了这南方神经末端的“小半岛”。古往今来，咏春的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余光中的这首《初春》却独有新意。
第一是雨后春芽萌发，诗人用一“咬”字，由“芽”及“牙”，此其一也；赋芽以勃勃生命，此其二也。故有“泥土被新芽咬得发痒”之奇句，一切景物皆着诗人主观之色彩。
第二是诗人突发奇想，抛石化燕。抛石化燕，本已反常，更为反常的是石燕是“从小时的檐下”穿越时空“飞寻而来”，这就更奇异了。化石为燕，显然不合情理，不合春季北燕南飞之自然常理，但是却合道，合思念故乡之道。这种反常的现象，在我国古诗文中，不乏其例。
宋代大诗人苏轼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1]。”所谓“反常”，是指诗的内容或表现手法不符合人所共知习见的常情、常理、常规；“合道”，则指这种反常的表现其实恰恰传达出诗人对生活独特的感受和发现，从而创造出不一般化的新奇的形象和意境，因而符合艺术创新的规律[2]。在灿若星河的中国古诗词作品中，反常合道、奇趣横生的警句宛若无数闪烁的明星。如“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客中行》)，“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杜甫《羌村三首》其一)，“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唐金昌绪《闺怨》)，等等，都是反常合道的典型，也是广为流传的名句。“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两句在内容上违反了人们通常写客愁的一般规律，无思乡之情，无哀怨之气。说它“合道”，是因为诗中写了酒美、酒具美、景美与主人的热情好客，表现出诗人流连忘返于客中的陶醉情状，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诗人重友情、嗜美酒、爱游历的独特个性，将五湖四海当做故乡的广阔胸襟。“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亲人久别重逢，按理应当喜悦，而不是“惊”和“怪”。诗人却用一个“怪”字，将妻儿们对自己突然归来而产生的惊、骇、疑、喜、怨等种种复杂的感情都表达出来了。这一反常的细节，生动地表现出“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这首诗也描写了一个反常的细节，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黄莺应当是喜爱有加的，可诗中的女主人公却十分反常，竟打起了黄莺，不让它啼叫。原来，黄莺的宛转啼鸣吵醒了女主人公的美梦，因为此时，女主人公已远赴丈夫戍边的辽西，正沉醉在和丈夫相会的美梦之中。反常的表现，衬托出人物至真至纯的感情。
《初春》一诗中的反常，就集中体现在寄情于无生命的顽石，让它捎来故乡的消息，由此，诗人思念故乡之情，可窥一斑。
诗人流沙河在读到此诗时，认为结句是诗人的笔误，他认为在北半球春燕应当北飞，而秋燕才南飞。因此，据眼前之景，应当是春燕由九龙半岛飞往诗人的老家南京（诗人祖籍为福建，父亲为福建人，母亲为江苏常州武进人，诗人生于南京，童年在江南武进度过），鉴于此，他将结句改为:
向小时的檐下
飞寻而去[3]
这样一改，确实符合余光中在香港的实际地理情况，也符合唐人“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的旧习，也就是诗人托燕子寻找旧家之意了。
但事实上，诗歌的巧妙之处除了上文所述的“化石为燕”之外，还在于这两句诗有“对面着笔”之妙。如流沙河先生所言，以诗人作诗时环境来看，应当是“向小时的檐下/飞寻而去”，但如余光中所说的“从小时的檐下/飞寻而来”又有何不可？
在我国古代诗歌中，运用 “对面着笔” 这种写法的诗作很多，佳句也不少。诗人写思乡怀人之情，不说自己如何思念亲人，却说亲人如何思念自己，反而更加曲折深婉地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在中学语文教材中，这样的例子也不少，如“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明明是李商隐怀人，却由“君问”着笔，岂不巧妙？又如“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诗人李白初出夔门，远游他乡，思念故乡之情是挥之不去的，妙在诗人说“故乡水”依依不舍，送我东来，思念之情不言而喻。笔者在分析冰心的《纸船――寄母亲》一诗时，也谈到了“对面着笔”之妙。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不要惊讶他无端入梦。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万水千山求他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诗歌不说让纸船捎去思念，不说自己思念母亲，而是说母亲如若在梦中见到一只白色的小纸船，请不要惊讶。这就是“对面着笔”的写法，借此来抒写自己强烈的思亲之情。女儿强烈的思念之情，母亲毋庸置疑应当感受得到，这便是人们所常说的心灵感应，也是符合人们的情感规律的[4]。
此外，这种“对面着笔”的名句还有许多，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诗歌以写兄弟们登高时发现少一人来突出大家对自己的思念，更写出了自己思念兄弟之深情，不再着一言，加倍出真情。再如杜甫《月夜》中“今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诗句不写自己困于长安，望月怀人，而写妻子于州独自看月，更有趣地是写自己的儿女不理解母亲为何望月，“不解”二字，既写出孩子的天真可爱，又写出妻子携儿带女的负担之重，更写出诗人与妻子之间刻骨铭心的相思之情。清人许印芳说：“少陵此等诗从《诗经・陟岵》篇化出。对面著笔，不言我思家人，却言家人思我，又不直言思我，反言小儿女不解思我，而思我者之苦衷已在言外。”[5]
由此观之，余光中的《初春》结句，如果不按照流沙河先生的理解，保留为“从小时的檐下/飞寻而来”，应当更好。故乡旧时燕子，穿过重重大陆，来寻海外的游子。这是一只怎样深情的燕子呀！写故物思我，而不写我思故物，其深情可见，其委婉深致可见。
参考文献
［1］清・孙涛续辑.《全唐诗话续编》卷上，转引自《中华古诗文》软件.
［2］陶文鹏.《古诗名句掇英》，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
［3］《台湾三家诗精品》，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
［4］诸定国.《反常合道的不朽佳作》，《语数外学习》，2002年第6期.
［5］《瀛奎律髓汇评》卷二，转引自《中华古诗文》软件.
[关键词]:诗词 情感 悖谬现象
诗词是诉诸感性的，诗人常常借助多种表现手法来传达情感，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来影响读者。诗人表达的情感是精妙深微含蓄蕴藉的，不是对生活作机械的模仿，而是对生活本来的形式加以改变来反应生活的本质，正因如此，诗词中时常会出现似乎无理悖谬的描写。
“无理”是从人之常情和事物的常理来说，它好像是违反常情和悖于常理的；可是经过一番认真思考，深入体味此情、此境、此人的内心世界，设身处地地为他（她）想一想，就会觉得虽“无理”却有情，而且，比按照生活的常情和事物的常理直观地描述出来，反而更深刻地表现了人的各种复杂感情以及因这种逆常悖理而带来的鉴赏者所意想不到的诗美、诗味。正所谓于无理处见精妙！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几个这样的范例。
敦煌曲子词中有一首《菩萨蛮》，词云：“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词中叠用六种自然界绝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作为盟誓，表达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真挚爱情。从自然事物的常理上看，它是荒谬的，但从人的意识活动上看却是符合心理特征的自由联想。因为社会伦理道德束缚了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由纯真的爱情的表达；人们对爱恋的渴求，在环境的压抑下却愈加强烈，心中的情感一旦倾吐就如同熔岩奔涌。读者从作品中感受到的是诗人所抒写的激荡在心灵中的强烈情感，却不会去指责诗人在作品中瞎编乱造那些违背客观事理的事情。以“无理”、“不通”的描写来凸现和渲染人物心灵深处强烈而复杂的感情活动，于事理虚假，于情感真切。这样描写不但没有妨碍诗意的表达，反而在诗境上曲折而更深一层。
又如，张先的《一丛花令》：“伤高怀远几时穷？无物似情浓。离愁正引千丝乱，更东陌、飞絮蒙蒙。嘶骑渐遥，征尘不断，何处认郎踪！双鸳池沼水溶溶，南北小桡通。梯横画阁黄昏后，又还是、斜月帘栊。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这首词写独居闺中女子的相思寂寞情怀。自从心上人离去之后，每日只能登高望远，伤心愁苦。“不如桃杏，犹解嫁东风”，化用李贺《南园》诗中“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东风不用媒”之句，写忽然无端对自然界的桃花和杏花羡慕起来，羡慕它们在晚春快要消逝之时还知道把自己嫁给东风，有所归宿，自己却自愧不如，只能在形影相吊中消尽青春。其实，桃花和杏花只是在季节的晚风中飘落，而思妇怀着深深的怨恨，说“桃杏犹解”，言外之意是怨嗟自己未能抓住“嫁东风”的时机，以致无所归宿。词句正是通过这种于理不通，与常情相悖的写法，委婉而深致地写出了思妇的独居之寂寞，怨愁之深沉，以及对自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的忧伤相思之苦痛。贺铸《踏莎行》与此词有异曲同工之妙，“杨柳回塘，鸳鸯别浦，绿萍涨断莲舟路。断无蜂蝶慕幽香，红花脱尽芳心苦。返照迎潮，行云带雨，依依似与骚人语。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红色的莲花能“嫁春风”么？自然不能。其“红花脱尽芳心苦”能归咎于秋风么？自然也不能。然而，这“无理”之语却是词人人格与际遇的写照。不“嫁”春风，不与群芳为伍，正彰显其品性高洁；孤芳自赏，不随其流扬其波，终于落得“被秋风误”的悲剧性结局。此句正道出众多怀才不遇的封建士子的无限感慨。
由此看来，诗可以容纳联想、奇想、幻想、痴想，诗人可以自由地飞翔他的想象之翼，却在感情的表达上有可以引起读者共感之处。也就是说，诗的语言突破常理，但又可以为读者所理解，看似反常离道却又充满奇趣。这样的悖谬巧用在表情达意上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奇妙效果。此外，在写景状物上，有时看似“无理”的诗句也常常能曲尽其妙，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景物的特征。在特定情境下，景物有时会给人带来一种异于常理的错觉，这是景物的特殊性所在。抓住这些细节刻画渲染，所写诗句乍一看似乎荒谬，但细细品味，正表现出了景物的神韵，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令人不得不叹服！
如柳宗元《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觉闻繁露坠”写半夜诗人辗转反侧，夜不成寐，百无聊赖中，连露水滴落的细微声音也听到了，露水坠地的声音是觉察不到的，诗人却用这违背情理的写法写出了环境的寂静！“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写一轮寒月从东岭升起，清凉月色，照射疏竹，仿佛听到一泓流水穿过竹根，发出泠泠的声响。“泠泠”两字用得极妙，月光照射本无声响，诗人赋予其“泠泠”声，点染出一种幽清的意境，令人有夜凉如水之感！“石泉远逾响”，看来难以理解，似乎这泉声愈远而愈响，然而，这个“逾”字却更能显出四野的空旷和寂静。诗人所处环境的空旷寂寞和谪居中郁悒的情怀就这样表现了出来。这首诗，构思新巧，通篇有“无理”之言，细细品来，却无不精妙，令人拍案叫绝！
又如，曾公亮的《宿甘露僧舍》“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打开窗户，大江就能奔涌而入吗？看似荒谬不经。但是，开窗北望，目光掠过林莽千峰，壮阔的长江卷起拍天之浪，恍如向窗奔腾而来。这幅眩目惊心的画面又似乎如在眼前，非如此不足以生动表现长江的恢宏气势。其笔触之恣肆，造语之神奇，正可谓“信手拈来世已惊，三江滚滚笔头倾”（坡）。不惟如此，它还表现了这位以年老自请罢相，力荐王安石的贤相广阔的胸襟、非凡的气度。贾岛的《题李凝幽居》颈联“过桥分野色，移石动云根”，移石如何会动云根呢？原来诗人是说李凝的“幽居”在很高的山上，云雾缭绕，那云好像是从石上生出来的，搬动石头岂不是动摇了云的根了吗？所以这里如果以习以为常的生活逻辑去理解，那就是“无理”的。而在这别开生面的想象中无理之趣味与美丽也就生发出来了。
论文摘要:卞之琳诗歌风格的形成受中西诗歌多种风格和元素的影响。法国象征主义派就是其中一个元素。本文主要分析了法国象征主义诗派代表魏尔伦对其诗歌风格的影响，通过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更精确的把握和了解卞之琳的诗歌，对于在 经济 全球化、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背景下，
中国的新诗一开始就受到西方诗歌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西方象征主义诗潮于20年代传人中国，以李金发、穆木天为代表的早期象征派诗歌运动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诗坛可谓盛极一时。三十、四十年代成长的一批诗人如艾青、戴望舒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受过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卞之琳也不例外。卞之琳诗歌具有明显得西方 现代 现代品格，比如他诗歌中常用的戏剧化手法、对照手法、具有复调风格的对话模式、对事物间相对关系的思考以及借事、借物冷抒情的气质，同时又继承了中国诗歌长于抒情的传统，有中国古诗词的意境笔法。正是他诗歌具有得这种特点，所以他被誉为“化欧、化古”“中西合璧”的诗人。
法国象征派诗人中除了波德莱尔对卞之琳的影响外，魏尔伦是另一位在卞之琳执起诗笔之初就给予其影响和启发的法国象征派诗人。卞之琳说叹长途》这一首写北平效区的诗，是有意按照魏尔伦一首无题诗的整首各节的安排。”据张曼仪考证，这首无题诗就是魏尔伦《遗忘之歌》的第八首。许多评论者也述及魏尔伦对卞之琳的影响，可参见张曼仪《卞之琳著译研究》、江弱水《卞之琳诗艺研究》等著作，本文不再赘述。笔者在此想补充一点:卞之琳曾在1932年译尼柯孙《魏尔伦与象征主义》一文，并在译文前加了一段按语“其实尼柯孙这篇文章里的论调，搬到中国来，应当是并不新鲜，亲切与暗示，还不是旧诗词的长处吗?可是这种长处大概快要—或早已—被当代一般新诗人忘掉了”。所谓的“暗示”就是尼柯孙所说的魏尔伦“两种处理景物的手法”;所谓的“亲切”则是针对魏尔伦惯常使用的意象而言。作为卞之琳个人诗风的恒久标志的“亲切”风格显然与魏尔伦的启示有关。以下将从这两个方面来加以阐述。
一、两种处理景物的手法
魏尔伦诗歌的杰出之处正在于他对景物的处理。景物在魏诗中不再是情感的陪衬、戏剧事件的背景，而是“最敏锐、最美妙的表现感觉的空间”。这种做法显然与中国古诗词所追求的人与物化、情与景融，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兴象超逸的境界是一致的。卞之琳曾在1932年译尼柯孙《魏尔伦与象征主义》一文，他也见出了魏尔伦诗歌与中国古典诗词的相似之处，可以说，魏尔伦是与中国古典诗词共同结合着对卞之琳发生影响的。
在《魏尔伦与象征主义》一文里，尼柯孙认为魏尔伦处理景物有两种方式:一是善于抓住稍纵即逝即景而生的感触，二是以景物来唱和心情。而这两种处理景物的方式颇类似于中国古诗词中的“比”“兴”手法。关于“比”“兴”的界定中国文论界莫衷一是。按照叶朗先生的说法，兴是物在心先，心因物所触所感而生情，在观物之前心中并无某种特定的情感(情绪)，观物之时因物激发，突然产生了某种感情，这是“兴”。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开始时并没有悠然自适之情，而是在采菊的过程中，不经意间抬头望见南山，因南山的触动自胸怀中涌出，佳句也随之 自然 而然涌自肺腑。这不正是尼柯孙所说的“稍纵即逝即景而生的感触”吗?“比”则与“兴”相对，是心在物先，心已有情，而索物托情。在观物之前，诗人已有了某种特定的感情，带着这种感情去观物以寻求合适的景物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使物皆着“我”之色彩。这是“比”。如李清照的《声声慢》，诗人在观物之前已有了一片凄凄惨惨的心情，因此，所观之景物“满地黄花堆积……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都染上一片哀凄之情。这不正是尼柯孙所说的“以景物来唱和心情”吗?魏尔伦的诗歌随手掂来都可见出这种情景交融的特色，试看以下诗句:
微弱的晨曦
将夕阳那样
恢恢的忧戚
洒向了四乡
—(魏尔伦《夕阳》)
诗人以忧戚之眼观物，只见夕阳、晨曦也染上了忧戚之情，因而才会将“饭惬的忧戚洒向四乡”，这是典型的索物托情，是尼柯孙所说的以景物唱和心情;《希望像牲口圈的麦草在闪耀》亦是如此。光从诗名我们就可以看出，诗人先是心中有了希望，然后再把希望比喻为麦草，再寓情于景，借景物把心中的希望表达出来;再看《我不知道为什么》，诗人一开篇就写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愁苦的思想/扇动不安而狂热的翅膀在海上飞翔。”直抒胸臆，点明满腔愁苦，接着索物托情，把愁苦外化为海鸥:
像忧郁中翱翔的海鸥，
我的思想紧随着浪潮，
在各种风向之中飘摇，
海浪倾斜，它也斜里兜，
在忧郁中翱翔的海鸥。
沉醉于灿烂阳光，
也沉醉于自由中，
本能引导它穿越这片无边的苍弯，
夏天的和煦微风
在光闪闪的海浪
轻轻地载着它，半醒半睡之中暖洋洋。
这里诗人的忧郁并非为海欧所激发，而是先有忧郁愁苦，然后借对海欧的描绘含蓄的抒发自己的满腔郁闷，海鸥因而被人格化，成为诗人的情感载体。让人想起中国古诗词中咏梅、咏菊等咏物诗，表面上咏的是物实际上寄托的是诗人自己的情志。所谓托物言志，也是先有情志在胸，然后再托物言之，按照叶朗先生的说法.这就是“比”。也就是尼柯孙所评价魏尔伦的处理景物的手法—以景物来唱和心情。再看尼柯孙所说的另一种处理景物的方式—抓住即景而生稍纵即逝的感触。这在魏尔伦的诗中亦不乏其例，如《天空在屋顶上面》:
天空在屋顶上面，
多蓝多静!
棕桐在屋顶上面，
摇曳不定。
钟在可见的天空
悠悠长鸣。
鸟在可见的树丛
低回。
天主，天主，这生活
简单宁谧。
这喧嚣声多安乐，
来自城市。
—你在这儿做什么，
不停哭泣，
讲吧，你做了什么，
在青春期?
显然，是湛蓝的天空、摇曳的棕搁、悠悠的钟声、鸟儿的惆啾在诗人心中引起了一片祥和宁静，诗人遂抓住这即景而生的感触将之付诸诗笔。《秋歌》同样也是因街头的提琴声触发心中怀旧的感伤。按照叶朗的说法这就是“兴”—是心因外物兴发而产生感情。这两种处理景物的方式都有一个共同处，那就是寓情于景.情与景融，都是暗示、含蓄、委婉的抒情达意。以卞之琳深湛的古典诗词的修养，他 自然 不难看出魏尔伦这两种处理景物的方式与 中国 古典诗词的相似处，读来自然觉得亲切熟悉，所以才在这篇译文前加上这一段按语:“其实尼柯孙这篇文章里的论调，搬到中国来，应当是并不新鲜，亲切与暗示，还不是旧诗词的长处吗?可是这种长处大概快要—或早已—被当代一般新诗人忘掉了。”所谓的“暗示”正是指魏尔伦对景物的处理与把握，借景抒情，融情于景，使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也正是中国古诗词含蓄的抒情风格。他既然不满于这种含蓄、暗示的抒情风格快要被当代一般新诗人忘掉了，那么潜心揣摩魏氏的这一手法，并运用于笔端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也因此在他最受魏尔伦影响的1932和1933年，诗风最趋近古典一路。同样的处理景物的方式也可见之于卞之琳的诗歌中:以墙头草枯了又黄，黄了又枯来寄寓岁月在荐的感概(《墙头草》);《傍晚》一诗以三幅图画:与夕阳相对无言的廊墙、半空中突然腾空而起的乌鸦、骑着瘦驴的老汉来婉转含蓄的表达日薄西山时那种难以言喻的感伤;《群鸦》中的群鸦就像上述魏尔伦诗中的海鸥一样，是诗人的情感载体，盘旋在空中的群鸦不知飞往何处，一如诗人自己不知何去何从的茫然，表面写的是群鸦，实乃诗人自况。即使是1933年以后的某些拟古之作仍可见出魏氏的痕迹:如《无题二》以一片欢腾活泼的景象来衬托自己看到情人来临时的一片欢愉之情，这是以景物唱和心情;《装饰》中窗外游丝使女主人公的心情转慎为喜，这是“即景生情”了，又由照镜子，镜中的容颜联想到装饰的意义:“我完成我以完成你”，这同样是以景物为触媒激活深邃诗思。 二、“亲切”的风格
卞之琳喜欢魏尔伦诗歌的亲切，而“亲切”同样是卞之琳个人诗风的恒久标志。那么，他二人是如何形成这样一种亲切的风格的呢?用尼柯孙的话说就是“较为细心地处置亲切事物的手腕”，写平常景、平常事，作平常语。魏与卞都善于以联想联缀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事，把最平常不过的偶然生起的感触拾缀人诗，形成一种亲切平易的风格，尼柯孙称之为“小格局”。二人所选用的诗歌意象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物事，如魏尔伦喜欢用夕阳、月光、树林、喷泉、大理石雕塑、枯叶、秋风、鸟儿等。卞之琳亦然。其诗歌中所用物象皆为日常生活中常见物事，人物意象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用来构筑戏剧情境的事件也是日常生活琐事。魏氏诗歌之所以亲切还在于他只关注个人情感，其诗歌鲜少涉及社会现象，一般侧重抒写个人内心深处细致幽微的感受。故有评论者称之为“心灵咏叹调”。这与当时卞之琳“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的心境显然十分契合，自然更容易向魏尔伦靠近。魏尔伦与波德莱尔虽同属象征派诗人，但二人有个最大的不同，波德莱尔的象征物往往是奇特的、丑陋的，魏尔伦的象征则总是运用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且往往是美好的，给人美的享受。卞之琳几乎是同时接触波德莱尔与魏尔伦的，显然在这两种迥异的风格中，卞之琳选择了魏尔伦的亲切。事实上，魏氏诗歌的“亲切”对卞之琳的影响是久远而深刻的，不仅在当时促使卞之琳拒斥了波德莱尔的怪诞之风，即使在1935-1937年接受艾略特与瓦雷里的影响时，也拒斥了他们诗歌中采用神话意象所形成的诞幻风格，同时在学习艾略特、瓦雷里的智性手法时，也是从身旁的小事物写起，把深邃抽象的哲理之思灌注人平常不起眼、随处可见的事物之中，也因此获得了一般智性诗难以具有的亲切的风格。仍然是魏氏“较为细心地处置亲切事物的手腕”。卞之琳还潜心学习魏尔伦诗歌的亲切，写平常景、平常事，作平常语。魏与卞都善于以联想联缀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事，把最平常不过的偶然生起的感触拾缀人诗，形成一种亲切平易的风格，尼柯孙称之为“小格局”。因而“亲切”也成为卞之琳诗歌的恒久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