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7 19:00:13
“渔业纠纷频发，有政治的原因也有经济的原因，但根本上还是政治的原因。”国家海洋局原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许森安对《南风窗》记者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每起渔业冲突的具体原因可能有所不同，但所有这些纠纷，构成了一笔错综复杂的“政治账”。如何算好这笔“政治账”，中国面临着国内和国际双重挑战。某种程度上说，目前中国渔民的处境，也是中国发展海洋经济、走向海洋大国所面临的困境的缩影。
渔业协定是非
渔业协定是指有关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就渔业活动或渔业合作所签订的协议的总称。但从新中国建立后的历史看，渔业协定最初就与政治密切相关，甚至被赋予了一定的政治功能。中日之间首份渔业协定是1955年由两国民间团体谈判后签订的，当时中国推进中日渔业合作，有服务于在对日关系上“以民间外交促官方外交”之意。中日渔业协定的“非官方”身份，一直持续到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
虽然同为重要的海上邻国，但中韩建交前从未有类似的“民间渔业协定”，这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有关。2000年中韩签订渔业协定，也是在1992年两国建交后经贸关系迅猛发展背景下的合理安排。中国与越南于1957年首次签订北部湾渔业协定，此后两国在渔业领域的互动长期随政治外交关系的变化而波动。1990年代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渔民在渔业资源丰富的北部湾冲突频发，中越两国经过多轮谈判在2000年签订《中越北部湾渔业协定》。
渔业协定本应有界定渔业权利、缓解渔业纠纷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近年来与中国相关的渔业纠纷中，渔业协定成了冲突的诱发因素之一。在这一点上，中韩渔业协定表现得尤为明显。中韩渔业冲突开始变得频度高、烈度强，正是在两国2000年签订渔业协定之后。中韩渔业协定确定了“专属经济区”、“暂定措施水域”和“过渡水域”，两国渔民此前在黄海大部分水域自由捕鱼的状况受到限制。更为关键的是，中韩渔业协定把黄海的“黄金渔场”，同时也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渔场划给了韩方。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中韩渔业协定进一步挤压了中国渔民的生存空间，导致某些中国渔民在利益的驱使下选择“铤而走险”。
“渔业协定的签署不可避免地会因种种原因而导致我国渔民传统渔场的丧失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渔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影响。”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鞠海龙教授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说。他表示，渔场是渔民捕捞的主要场所，没有了渔场就没有了渔业活动，渔民就将直接承担这一外交行为的后果。“因此，要实现涉渔各方之间的渔业合作，签订渔业协议等，都必须以渔场作为基本的出发点。”
中国与日韩之间渔业协定留下的“灰色地带”，也是渔业冲突的潜在引爆点。中日韩在东海、黄海所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存在重叠的部分。1965年日韩首次签订渔业协定时，对于东海共同渔区的界定，没有考虑中国的利益关切。1999年日韩签订新的渔业协定，同样也没有与中方商量。当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还就此发表声明，称日韩渔业协定侵犯了中国在东海中、日、韩三国交界水域的专属经济区权利，并申明中国在该区域的专属经济区权益以及渔业活动不受该协定的限制。同样，韩国对于1997年签订的中日渔业协定也持有异议，认为该协定“临时措施区域”与韩国主张的专属经济区有重叠的部分。
与中日韩之间渔业协定“不完美”相比，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文莱等南海声索国之间未签订渔业协定，给渔业纠纷埋下的隐患更大。2002年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没有涉及渔业问题，而现阶段中国与南海声索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大多因渔业纠纷而起。鞠海龙对此解释说，《宣言》签订时并没有涉及渔业合作领域，一是因为渔业属于低敏感度的海洋资源；二是因为渔业资源本身具有国际性和高度洄游性，无法从根本上界定资源所属国家的范围，而能够明确的渔业捕捞权在此之前也没有获得解决。
“中国与韩国等国签订渔业协定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协商，基本上是双边意愿共同的结果。中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没有签订相关协定与南海争端有关，但也与相关国家对待这一问题的基本态度和政策意愿有关。”鞠海龙说。他认为，从技术层面看，渔业协定一般涉及双方的专属经济区中的渔业活动，但是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与中国在南海地区的权益一直存在争议。争议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确定专属经济区的权益是比较困难的。
上海社科院海洋法研究中心主任金永明认为，根据当前的形势，中国可以就渔业合作、渔业管理提出要求，就这些问题与东盟相关国家进行磋商，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渔业纠纷。鞠海龙说：“2004年9月，中国和菲律宾签署了《中国农业部和菲律宾农业部渔业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决定在渔业领域开展层次更深、范围更广的合作。同年，中国和马来西亚进行了3次渔业合作谈判，促成了中马渔业合作论坛的召开。这些努力都是中菲、中马之间渔业合作的重要表现。如果双边关系发展正常，这些协议可能会对渔业协定的签署有帮助。”
发展的困境
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06年至2010年，中国海洋捕捞产值分别为969.14亿元、971.13亿元、1092.88亿元、1155.38亿元、1272.13亿元。但逐年稳步增长的产值背后，却伴随着愈演愈烈的涉外渔业冲突。据韩国媒体统计，2006年至2011年，韩国共扣留约2600艘中国渔船，近5年来韩方对中国渔民罚款高达294亿韩元，约合1.64亿人民币。中国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的统计显示，1989年至2010年，在南海海域共有约750艘中国渔船、1.13万名中国渔民遭到过外国船只的攻击、袭扰或扣留。
“中国与邻国渔业冲突主要表现在中国渔民远海捕鱼过程中遭遇别国‘执法’方面。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划界问题尚未解决。”鞠海龙分析说，中国渔民远海捕捞的范围，承袭的是历史以来的传统渔业活动范围。然而，近年来随着周边国家力争首先制造“争议”、继而扩张海上权益等政策的出台，中国渔民在传统渔场的活动也随之遭到越来越多的挑战，面临争议国家严酷执法的压力越来越严重。我国对远海作业渔民的政策支持虽然有所改变，但仍然无法弥补渔民在传统远洋渔场捕鱼所遭遇的损失。
涉外渔业纠纷的增多，折射了中国渔民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同时也反映出目前海洋捕捞产量逐年增长的局面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渔业资源萎缩是世界性问题，但在中国表现得更加突出。近年来中国渔民更多地走向远海捕鱼，是中国渔业发展趋势使然，也是近海渔业资源枯竭背景下的无奈选择。中国沿海环境污染、围海造地以及破坏性捕捞，迫使中国渔民不得不到更远的南海海域捕鱼。金永明说：“国内因素是涉外渔业纠纷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沿海大片海域被‘包产到户’的人占有，近海渔场大幅减小。我们要尽快理顺相关法律以及配套法规，确保渔民在不能从事捕鱼活动的情况下有其他出路。”
渔业转型已成为中国海洋渔业必须破解的难题，这涉及渔业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一系列配套措施的跟进。韩国1990年代初开始推动渔业转型，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实施“减船政策”，减少大中型渔船数量，推行捕捞限额制度，以保护渔业资源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中国近年来也开始实施类似政策，但效果不尽如人意。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中国从事海洋捕捞的渔船数量从2006年的21.13万艘减少到2010年的20.45万艘，减少约6800艘，但同期渔船吨位却从546.33万吨增加到601.09万吨。中国从事海洋渔业的人口仍在逐年增加，2010年已达578万。
“一般意义上讲，渔业转型涉及内部转型和外部转型。前者包括渔业产业结构、渔业生产方式、渔民角色转变、渔业企业发展战略等方面，后者包括资源环境、管理法制等方面。”鞠海龙分析说。他指出，目前我国单一近海捕捞状况未能改观，公海大洋性渔业比重小、国际竞争力不强，而渔民劳动力过剩、技术与渔业设施落后，渔业企业受自然和贸易因素制约等问题也比较突出。
海洋权益角力
在黄海、东海以及南海海域，渔业纠纷的实质是海洋权益争议问题，渔业纠纷也正被某些国家当作撬动海洋权益这盘棋局的杠杆。鞠海龙以南海局势为例分析说，当前南海争端凸显在海岛和海域管辖权两个方面。从国际法的角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界定的海岛，可以向外划领海、专属经济区、外大陆架等海洋管辖权。然而，由于南海争端的矛盾发展，很多国家对海岛和海域管辖权执行了“分头并进”的政策。“强化某一海域的管辖权在某种程度上会增加最终解决争端问题的便利和优势，这就是最近几年南海渔业管辖权冲突日益严重的原因。”
韩国加大在黄海相关海域的渔业执法力度，目的绝不仅仅在于保护渔业资源，而是想通过强化管辖权来影响未来专属经济区的划定。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中，日本在扣留中国船长后立即启动国内司法程序，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英国海洋法专家罗宾·丘吉尔曾对渔区与专属经济区之间的关系做过论述，他指出：“理论上说，渔区与专属经济区的划分是有些不同的，专属经济区要比渔区给沿海国更多的权力和管辖范围。然而渔区边界受到由专属经济区划界所支配的习惯国际法的影响，从目前国际实践来看，渔区边界往往与专属经济区边界是一致的。”
在东海、黄海海洋划界问题上，中国主张公平原则和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而日本和韩国则坚持中间线原则。中日渔业协定和中韩渔业协定对渔区面积的划分，总体上遵循的是有利于日韩的中间线原则，这显然对海岸线更长的中国不利。尽管在渔业协定谈判过程中，中国与日本和韩国都表示渔区的划界不影响将来的海洋划界，但近年来日韩在有关渔区管理执法上的强势，势必使中国在未来的海洋划界上处于不利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有必要从战略高度重视渔业协定问题，而如何处理和应对渔业纠纷，也已经超越了渔业问题本身。
南海的局势更为复杂。在中国主张拥有、管辖权的200万平方公里的南海海域中，与邻国存在争议的多达150万平方公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唯一一份有关南海问题的政治文件，随着南海争端频现，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的呼声越来越高。5月23日，东盟国家在柬埔寨举行会议，完成了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草案的核心和关键要素内容。东盟已将该草案提交至东盟高官会与外长会议进行审批，随后还将同中国就草案的内容进行谈判。
【关键词】国土 南海
一、政治途径
（1）谈判与协商。谈判与协商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为了解决纠纷或者对有关争议获得谅解而进行交流。谈判与协商以其高效、简洁等优点成为解决国际争端的首选方法。在国际实践中，大量的国际争端都是通过当事国直接进行谈判和协商解决的。
（2）斡旋与调停。斡旋与调停是在第三方的参与下解决争端，斡旋中第三方一般只需为当事方提供谈判机会转达意见，不需提出实质性建议，调停中第三方需要积极参与。斡旋和调停多是在谈判陷入僵局时进行的。
（3）调解（和解）。调解是一种解决争端的程序， 其具体步骤是由当事国将争端提交给专门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调查事实真伪，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争端建议，提交报告，帮助争端方解决争端。调解与前几种方法一样对当事方不具有约束力。
二、法律途径
（1）仲裁。仲裁又被称作公断，是指当国家间发生争端时，在各当事国同意的基础上签订协议，将争端提交仲裁人处理，并且事先约定服从仲裁裁决。仲裁人由双方事先选择。裁决按照多数仲裁人的意见作出。裁决一经正式宣布， 并通知各当事国人之后， 即对争端作了最后的决定， 不得上诉。
（2）国际法院。联合国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下属部门，依据《联合国》其管辖权主要有咨询管辖权和诉讼管辖权两项。但是，诉诸国际法院也存在着巨大困难：中国和越南并不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而且中国于2006年8月25日，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规定，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针对海洋划界、领土争端、军事活动等争端，排除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的书面声明，如果中国不撤回此书面声明，则包括国际海洋法法庭在内的司法机构也无法审理我国与东盟某些国家之间的岛礁归属争议问题。
（3）国际海洋法法庭。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成立了国际海洋法法庭，但是从大量的理论、实践来看，国际海洋法法庭只能处理诸如专属经济区的划分、大陆架划界等小争端而不能处理领土争端。我国南海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争议，国际海洋法法庭对此无权管辖。另一方面，如前所述，我国于2006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的声明也排除了国际海洋法法庭的管辖。
三、军事途径
采用武力解决南海争端，是三种途径中最不应该被考虑的一种，采用武力违反了《联合国》，违反了我国所承担的“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国际义务。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我们拥有自卫权，可以对侵犯我的行为进行正当的防卫，但是不得不承认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那个单纯以野蛮武力来解决国家之间争端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世界是高度一体化的世界，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一旦卷入到战争中，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而且中国对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捍卫的正义之战在世界人民的眼中却可能变成一场大国对小国的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继而遭到国际舆论的唾骂。在黄岩岛发生的对峙事件已经表现出武力对抗的趋势，如果当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就可能演变成一场局部战争，通过国际法院来解决南海问题也许在目前情况下并不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相对于战争这种野蛮的方法，司法途径还是极具优越性的。
四、对政治、法律、军事途径的比较分析
在政治、法律、军事三种途径中，政治途径和法律途径都有其合理性在解决领土纠纷中被广泛采用，但是军事途径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而应予排除。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就像是我们生活中为邻里纠纷，最好的方法就是协商或者找人调解，实在不行只能诉诸法院解决，但是采用打架的方式，甚至是由打胜的一方来获得利益这显然是荒唐的，最后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无序状态。
如前所述，我国目前主要采用政治途径而排除法律途径的使用。采用政治途径可以体现出对他国的尊重，方法灵活多样。一方面，经过充分谈判、协商而得出的结果不仅照顾到了南海争端各方的利益也可以兼顾美日等海洋大国的权益，谈判得出的结果可以得到很好的执行。另一方面政治途径的应用可以体现我国一贯的睦邻友好政策，有利于维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政治途径解决的难度在于，各国是否存在根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的政治意愿以解决争端； 同时，由于其他国家已抢占了南海特别是南沙群岛中的多数岛礁并正在实施开发活动，所以相应地缺乏实施共同开发的现实利益需求，以及争议海域模糊、共同开发海域难以界定的困境，从而出现实质性的操作困难。
正是由于政治途径解决存在着巨大的难度，在中国南海，争端各方提出的政治与外交方式已经陷入长期的困境，而法律途径尤其是国际法院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却显示出勃勃的生命力，通过国际法院解决南海争端可以很好的解决政治谈判久拖不决的问题。这时，我们能否转换思路从法律途径寻求一条解决出路呢？
参考文献：
[1]周忠海.国际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3]詹丹凤.南海争端的国际法研究一以争端邻国为视角[D].上海：复旦大学，2011.
[4]郑巍.浅析国际法视野下的南海问题[J].法制与社会，2011，（6）.
[5]Kivimaki Timo，War or pea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M].London：Denmark NIAS Press，2002.
[关键词]江桥抗战;民族觉醒;爱国热情
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使中国进入了黎明前的最黑暗时期。日本侵略者长驱直入,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占领了辽、吉两省大部。1931年11月4日至19日的嫩江桥阵地阻击战,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遇到东北爱国官兵的第一次大规模抵抗。东北军爱国将领马占山率领广大官兵进行的江桥抗战,阻击日本军北犯,许多将士为国捐躯,血染嫩江大地。以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守军誓死抗击日本侵略者,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战死官兵2 461人,战伤2 385人[1]。在战斗中,日军死亡1 181人[2]。共死伤5 000余人(含伪军)[3]。
江桥抗战代表了中国人民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反侵略的意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唤起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
江桥抗战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自“九一八”侵占东北以来,遇到的首次抵抗与打击。黑龙江省的官兵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东北人民的爱国精神,为全国人民揭起抗日浪潮,揭开了东北义勇军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
江桥抗战开始后,赢得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赞扬和支持。首先在爱国学生中产生极大反响,他们纷纷响应,组织学生会、抗日救国会、请愿团,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上海大中学生,于12月23日组织万余人的督促政府出兵请愿团,分三批乘车开赴南京请愿,第二天又有暨南、光华、大厦、中大高学院、中国公学、同济、东吴、商船、美专、无锡学院、镇江中学等学生陆续抵京。26日上午,这些上海学生赴国府请愿,他们高举缠竹布的条幅,上写“督促政府立即出兵,民众速起共作后盾”十六字。南京各大、中、小学共七十六所学校,两万余学生举行大游行。武汉学生组成武装请愿团共一万余人,排队向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举行总请愿。学生的请愿要求引起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的重视和支持,根据请愿给以相应答复。广州、杭州、天津、太原、济南、汉口、汉阳、徐州、厦门、安庆、南昌等全国各个城市的学生纷纷组成请愿团、义勇军或进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对日作战。
全国各大、中学教职员工也纷纷组织起来,进行各种抗日声援活动。北平法学院教职员工联合会致电国府和特电正在抗日前线的马占山将军:“海伦探投马主席勋鉴:将军孤军血战,虽败尤荣,倘全国军人,聚能如此,则中国万无亡理。全国人民刻正督促政府,援救贵军,尚冀一息尚存,不忘杀敌,国民必能为公助也。”[4]各地学生、教师同声要求政府抗日,支持马占山领导的抗战,有力地推动全国抗日形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
富有爱国传统的国内各人民团体,在这一关键时刻,以自己实际行动积极支援抗战。当时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支部,分别致电声援马占山的抗日行动。上海各区党部分别致电慰问马占山,驻外总部也纷纷致电,支持抗战。
黑龙江省各地人民,奋起自发组织起来,电请马占山待命出发。“龙江各县民众多自动组织民众自卫军,军械自备,向马占山主席请投效,为数已在万人以上,计绥棱约八百,庆城一千二百,青冈约两千,拜泉九百,望奎一千八,克山三千五百,海伦四千,通北一千,巴彦四千五百余,均待命出发,各地胡匪均投顺军队,愿作先驱……”[5]
上海等各地各界人民组织援马抗日团。中共满洲省委和北满特委动员广大群众组成“抗日援马代表团”奔赴前线进行慰问与宣传,并组织人员自愿到马占山部参加抗日斗争。当地群众还自发组织去支援前线,为战士们赶制棉衣,送米送面,帮着挖战壕,一起打敌人。全国各大报纸相继对江桥抗战进行实况报道,高度赞扬爱国官兵的抗日举措。各地举行报告会,各地商会纷纷捐款支援,爱国青年奔赴前线。
旅居越南、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及美国、加拿大等国的侨民纷纷打电报给马占山,赞扬该部“饮血前方,连败日寇,忠勇义烈,举国同钦”。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不仅慷慨解囊还组织青年侨胞远渡重洋回国直接参战。
江桥抗战向全世界宣告了东北人民的正义立场,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不仅激发了东北人民的抗日热情,也唤起了全国人民的觉醒,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代之而来的是: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西安发生了事变,张、杨兵谏逼蒋抗日,国共两党实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本帝国主义如一头困兽陷入了中国人民战争的大海之中,使中华民族迎来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全面胜利。
江桥抗战唤起了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李茂杰.嫩江桥抗战、东北沦陷史研究
[M].2002.
[2]赵东辉.九一八全史[M].
[3]谭译.九一八抗战史[M].
[4]陈觉.国难通史第三卷第一节[M].14.
W为《世界博览》，H为黄金荣。
W：菲律宾声称将纠纷提交国际海洋法法庭裁决，黄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公约》究竟是什么样的国际公约呢？
H： 从法律的角度言之，这实际上完全是菲律宾政府演出的一出拙劣法律闹剧。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合国开始致力于制定有关海洋法方面的国际条约。为此，联合国自1958年以来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国际海洋法会议。1973年12月3日在纽约召开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开始致力于制定一部“处理一切有关海洋法的问题”的公约。由于争议较大，这次会议一共持续了9年，直到1982年12月10日，这个由167个国家参与的会议才通过了《公约》。该公约通过后将近12年后，也就是1994年11月16日才正式生效，到2011年6月3日止，已经有162个国家批准了该公约。
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96年5月15日批准《公约》的决定，由此成为世界上第92个《公约》缔约国。《公约》由一个序言和17个部分组成，共有320条，另有9个附件。它不仅篇幅巨大，而且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海洋法大”。《公约》几乎涉及了海洋法的所有方面的问题。
W: 《公约》规定了沿海国家有哪些权利？
H： 首先，《公约》明确规定沿海国有权确定不超过12海里的领海宽度，对于领海、领海上空及海床和底土享有等同陆地领土的；沿海国也有权在毗连其领海的区域建立从领海基线起不超过12海里的毗连区, 并在毗连区内有权为实施其领土或领海内有关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而进行必要的管制。
其次，《公约》明确规定沿海国可以建立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不超过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在专属经济区，沿海国可以以勘探和开发、养护和管理海床上覆水域和海床及其底土的自然资源为目的的权利，以及关于在该区内从事经济性开发和勘探的权利。
第三，《公约》也确认沿海国对于大陆架的权利。沿海国的大陆架包括其领海以外依其陆地领土的全部自然延伸。如果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到大陆边的外缘的距离不到二百海里，则大陆架可扩展到二百海里的距离；如果超过，则大陆架一般不应超过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三百五十海里。沿海国为勘探大陆架和开发其自然资源的目的，对大陆架行使专属性的权利，任何人未经沿海国明示同意，均不得从事勘探和开发活动。
此外，《公约》也确认各国在公海享有航行自由、飞跃自由、铺设海底电缆管道自由、建立人工设施的自由、捕鱼自由以及海洋科学研究的自由，同时还确认国际海底及其资源是人类共同继承的遗产的原则。
W：能不能谈一谈，如果根据《公约》的话，现在的南海问题能够有什么解决的方法？
H：有一些国家为了获取本国最大的利益无视适用《公约》的一些前提条件，而片面地理解、甚至故意曲解《公约》的规定。南海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某些国家不顾南海作为半封闭海域以及中国对南海拥有的事实，企图以《公约》有关沿海国有权设立专属经济区以及沿海国对大陆架享有权利的规定，作为其占领相关海域岛屿的借口。这次菲律宾挑起的黄岩岛事件的借口就在于，黄岩岛在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内，因此它应该属于菲律宾的领土。
然而，依据《公约》的规定，无论是专属经济区还是大陆架都是以边界的划定为基础，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了大陆或者岛屿的，才有可能享有该陆地或岛屿附近海域的权利和管辖权。目前《公约》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只是适用于解决海域划界争端，而不适用于解决岛屿归属争端。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划定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方式，将原属他国的岛屿领土归为己有的观点，在《公约》中找不到任何依据。
对于各国可能出现的海洋权益争议，《公约》规定了一种复杂而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公约》首先明确争端各方有权选择解决海洋争端的和平方法，提倡争端解决方式的极大灵活性。这种由争端国家决定进行友好协商解决的方法是《公约》为海洋法争端提出的首要方法。
其次，如果用和平方法得不到解决时，《公约》又规定，如果争端是属于《公约》第297条所限制的类型或者争端已由当事方依据《公约》第298条作出排除适用导致有拘束力裁决的强制程序的声明，那么争端应交由《公约》附件五规定的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但这也有一个重要例外：《公约》第298条特别规定，一国在签署、批准或加入本公约时，或在其后任何时间，可以书面声明，那些必然涉及同时审议与大陆或岛屿陆地领土的或其他权利有关的任何尚未解决的争端，关于军事活动的争端以及正由联合国安理会执行《联合国》所赋职务的争端，不接受《公约》第十五部分第二节规定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程序。
第三，如果争端不属于《公约》第297条所限制的类型或者当事方未依据《公约》第298条作出排除强制程序声明，则适用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性程序，这些强制性程序包括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法院、仲裁法庭、特别仲裁法庭。除了国际法院是联合国早就成立的国际司法机构外，其他机构都是根据《公约》设立的海洋法纠纷解决机制。
W：既然《公约》中有规定纠纷的解决机制，那么在领海争端问题上，中国采取过行动吗？
H：《公约》规定的海洋权益纠纷解决机制是非常多元的，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灵活选择最能保护本国权益的纠纷解决机制。
一、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一)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
1.张晶廷与衡水子牙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25号民事判决书〕
2.范俊杰与亿辰公司侵犯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23号民事判决书〕
3.广东雅洁五金有限公司与杨建忠、卢炳仙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87号民事判决书〕
4.洛阳晨诺电气有限公司与天津威科真空开关有限公司、张春江、天津市智合电器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193号民事判决书〕
5.欧瑞康纺织有限及两合公司与北京中丽制机化纤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中丽制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杭州翔盛纺织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2)浙知终字第331号民事判决书〕
6.湖北工业大学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奖励、报酬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鄂民三终字第109号民事判决书〕
7.蔡绍基与温瀚泉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7号民事判决书〕
8.法国SEB公司与广东旗峰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279号民事判决书〕
9.惠州强宏达塑胶用品有限公司与泛爵投资有限公司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粤高法民三终字第513号民事判决书〕
(二)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件
10.张晓燕与雷献和、赵琪、山东爱书人音像图书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049号民事裁定书〕
11.华盖创意(北京)图像技术有限公司与哈尔滨正林软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57号民事判决书〕
12.王巨贤与绍兴市水利局、绍兴神采印刷有限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13.苹果公司与麦家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2619号民事判决书〕
14.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北京世纪鹤图软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等侵犯著作权、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3)海民初字第27744号民事判决书〕
15.上海森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天津酷溜正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纠纷上诉案〔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津高民三终字第10号民事判决书〕
16.白先勇与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83号民事判决书〕
17.章曙祥与江苏真慧影业有限公司导演聘用合同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苏知民终字第185号民事判决书〕
18.肇庆金鹏酒店有限公司与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615号民事判决书〕
19.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与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深中法知民终字第328号民事判决书〕
20.刘爱芳等与覃迅云等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3)桂民三终字第65号民事判决书〕
21.乔天富与重庆华龙网新闻传媒有限公司侵害著作权纠纷上诉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渝高法民终字第261号民事判决书〕
(三)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
22.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王碎永、杭州银泰世纪百货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4号民事判决书〕
23.浙江喜盈门啤酒有限公司与百威英博(中国)销售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1182号民事裁定书〕
24.希杰(青岛)食品有限公司与延吉美笑食品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纠纷案〔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3)延中民三知初字第14号民事判决书〕
25.路易威登马利蒂与安徽白马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合肥盛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董党伟、丁姝珣等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合民三初字第203号民事判决书〕
26.美商NBA产物股份有限公司与特易购商业(青岛)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三终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
27.拉芳家化股份有限公司与潍坊雨洁消毒用品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潍知初字第341号民事判决书〕(四)不正当竞争、垄断纠纷案件及其他
28.娄丙林与北京市水产批发行业协会垄断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3)高民终字第4325号民事判决书〕
29.迪尔公司与九方泰禾国际重工(青岛)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终字第382号民事判决书〕
30.合一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北京金山安全软件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一中民终字第3283号民事判决书〕
31.北京永旭良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与北京泽西年代影业有限公司、北京星河联盟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及泽西年代公司反诉永旭良辰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中民初字第6412号民事判决书〕
32.派诺特贸易(深圳)有限公司与上海派诺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仇刚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3)浦民三(知)初字第483号民事判决书〕
33.威尔德摩德公司与济南慧邦汉默实业有限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三终字第98号民事判决书〕
34.滚石国际音乐股份有限公司与武汉滚石娱乐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鄂民三终字第395号民事判决书〕
35.杨汉卿、北京新范文化有限公司与恒大足球学校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630号民事判决书〕
36.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正泰电力电气成套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川知民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书〕
37.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河南省大京九种业有限公司等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52号民事裁定书〕
38.敦煌种业先锋良种有限公司、新疆新特丽种苗有限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四团侵害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
39.河南金苑种业有限公司与甘肃泓丰种业有限公司植物新品种追偿权纠纷案〔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兰民三初字第12号民事判决书〕
40.楚雄老拨云堂药业有限公司与云南龙发制药有限公司、楚雄彝族自治州中医院侵害技术秘密纠纷上诉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云高民三终字第89号民事判决书〕
41.泉州市琪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与胡国凤、泉州市南安特易通电子有限公司、林家卯侵害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闽民终字第960号民事判决书〕
二、知识产权行政案件
(一)专利授权确权案件
42.斯倍利亚株式会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专利无效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知行字第84号行政裁定书〕
43.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与王伟耀、福田雷沃国际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实用新型专利权无效行政纠纷申请再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3)知行字第92号行政裁定书〕
(二)专利侵权行政处理案件
44.覃德元与宜昌市知识产权局等不服专利侵权行政处理决定纠纷上诉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鄂知行终字第1号行政判决书〕
(三)商标授权确权案件
45.采埃孚转向系统有限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台州汇昌机电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提审案〔最高人民法院(2014)行提字第2号行政判决书〕
46.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行终字第1696号行政判决书〕
47.上海城隍珠宝有限公司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争议行政纠纷上诉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行终字第485号行政判决书〕
(四)商标行政处罚案件
48.江苏祥和泰纤维科技有限公司与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处罚纠纷上诉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苏知行终字第4号行政判决书〕
三、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49.谢汝周等假冒注册商标罪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穗中法知刑终字第21号刑事判决书〕
[关键词]南海问题；解决对策；中国政府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南海问题的解决对策在已有的理论上或有继承，或有创新，都为我国更好地解决南海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方法，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中国政府早期的解决对策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就开始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也为当时的中国解决领海问题包括南海问题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后来陆续有学者针对邓小平的这一战略思想进行研究与解释：其是在属我、维护我国国家的前提下，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也有学者认为，邓小平这一观点的提出和战略运用，主要是从解决利益争端、维护和平的海洋战略需要出发的，成为了解决祖国统一问题以及南中国海争端等问题的基本方针。而童伟华认为，我国近二十多年来的南海对策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无论是“搁置争议”， 还是“共同开发”， 都未取得预期成效， 南海争端反倒愈演愈烈。
在这一决策基础之上，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南海问题的解决对策又有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论断。
二、国内外学术界的观点
（一）国外学术界的观点
近年来，国外的许多学者围绕南海问题的解决对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
美国海洋政策专家Mark J.Valencia曾提议成立一个“南沙管理机构”，以此来和解争端。马来西亚的学者汉萨曾提出在南沙群岛的重叠海域的地区成立“共同开发署”的建议。在1992年越南提出了一个所谓的“U形方案”（即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中国就南沙群岛领海划分的方案）。
以上的这一系列方案都在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中国的地位，所以没能够得到具体实施。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发表的《南海共同开发：一种新的尝试》一文中提到，南海的政治情况十分复杂，牵涉到众多国家利益。
（二）国内学术界的观点
由于南海的重要战略位置极其丰富的油气和渔业资源，引起了周边国家及美等大国的重视。国内学者纷纷展开讨论：
首先，多数学者从角度进行阐述。
有学者总结了20世纪中国南海政策的演变。也有人提出关于中国政府建设南海秩序的政策建议像南海秩序应有中国主导等。也有学者认为，面对复杂的南海局势，在具体战术上应采取综合手段。
其次，从对美政策的角度。
有学者针对美国介入南海积极化、扩大化，提出中国的相应对策。也有学者认为，美国的介入，为南海周边其他国家创造了平衡中国影响力的机会，触发了区域外其他国家对南海资源及其战略地位的觊觎。郑华芳从法律、经济和军事手段及美国和台湾方面分别总结了南海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在中美关系的战略背景下将对南海问题的相关政策进行谋划。
再次，对东盟决策的角度。
有学者主张睦邻政策，也有学者认为，针对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变化，中国未来的南海政策应该侧重在以下几点：继续将“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作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保持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沟通；力争中国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和海洋安全维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邹立刚提出了与周边国家和东盟持续合作、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以及与台湾联手争取南海权益和勘探开发等建议。
三、研究的不足之处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南海问题的解决对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一些学者仍是立足于传统的观点。而就中国政府如何应对东盟的统一战线问题，实际上并未提出什么有建设性的意见。所以，针对南海问题的解决对策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东西还有很多。
结语
由于南海的重要战略位置极其丰富资源，引起了我国周边国家以及美、日等的重视，在近些年来也是一直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国政府现在的主要解决对策主要还是“和平谈判、协商解决；根据公平原则进行海洋划界以及做好预防外交，缓和南海紧张局势；努力研发勘探技术”等。所以，解决好南海问题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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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邹立刚.南海问题与中国的对策.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
8月2日，我乘着飞往海南的飞机来到海南岛。下了飞机，我们随着路边的风景，随着导游的介绍，随着汽车的前进，我们来到第一个景点——热带植物花园。那儿种植了奇花异草，让我不知看什么好。
最让我难忘的是第二天的海洋之旅，这是我人生中的一次挑战。我们经过导游的介绍，纷纷报名去潜水。我穿上潜水衣，准备下水。穿潜水衣的感觉可不好，让我在炎炎夏日下，像是中暑一样。在下水前，我们先进行了水上培训。教练教我们了几个手势，在紧急情况下使用，我们反复地操练着。接着，我们乘着游艇来到海的另一边进行潜水。轮到我了，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不知不觉地跳到了喉咙口。我穿上了重重的腰带， 再背上氧气瓶，咬上换气的咬嘴，我先试了试潜下去，一低头看见很多美丽的热带鱼和电人的水母，石头老弟争着说：“还没说到我呢？”珊瑚妹妹娇气地说：“我都没说到，何况你呢？”感觉海底是一个缤纷世界，是一个美丽家园。第二次，我深吸了一口气就潜下去，我潜到了底，有种征服海洋的感觉。但是可恶的水母迎面扑来，我被它哲了一下，虽然有些痒，但在海底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一天，两天``````五天，时间悄悄流逝，海南岛五日游结束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美丽的风采之都——海南。
从表面看这一签约仪式只持续了不到15分钟，但从前后的筹备过程来说，中印双方就萨蒂扬落户南京软件园一事已经斡旋多日。
据了解，萨蒂扬、Infosys、塔塔咨询(TCS)、Wipro为四大印度软件外包巨头,早在2002年就开始进入中国,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以人力为本的软件外包公司，目前没有一家员工超过500人的企业，似乎此前中国的业务并不是其战略重点。这种情况在2007年的开年之即就有了新的改观，塔塔亚太区执行副总裁潘德表示，合资公司计划在中国招募5000名咨询师。
南京市副市长许慧玲透露:萨蒂扬希望政府给予500多亩建筑用地，但本着资源节约的原则，南京市为其在高新园区以较优惠的价格提供了106亩的场地。
中国城内的“外包星火”
2005年以来，中印软件外包的“龙象之争”似乎成了中国软件业发展的一个主流话题。
国家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副司长许勤曾认为，中国软件业与印度相比尚存在产业规模小、创新能力弱、软件产业附加值较低、软件出口能力不强、软件开发的标准化和工程化程度低等五大差距，因此与印度企业合作首先是学习对方的长处。
萨蒂扬就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印度IT企业之一，其第一个研发中心于2002年在上海成立，仅有10名员工。现在，萨蒂扬在上海、北京、大连和广州成立了分公司。中国是萨蒂扬亚太客户的一个近岸中心及北美和欧洲客户群的风险消除地，现有员工400多名，其中97%为中国本土人才。
为了降低在印度运作的风险，同时考虑到运营成本和人力资源的原因，萨蒂扬自2003年开始进入中国，萨蒂扬首席执行官拉玛拉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和世界500强进入中国步伐的加快，中国将发展成为仅次于印度的软件外包基地，而我们的一些大客户也都纷纷进入中国市场，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市场非常有信心。与上海、北京、深圳、大连分公司相比，萨蒂扬软件技术（南京）研发中心规模最大，将承载的使命也更为重要。”
南京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近两年已成为国内外软件企业集聚发展的“热土”。微软、摩托罗拉、西门子、爱立信、朗讯、三星、甲骨文、IBM、阿尔卡特、菲尼克斯等国外软件巨头纷纷抢滩南京，华为、中兴、东软等中国知名软件企业也相继挺进。
不难看出拉玛拉祖对于南京研发中心的重视，而萨蒂扬公司落户南京高新技术开发区还经历了一个痛苦的选择过程。
目前在国家大力发展软件行业的倡导下，很多大中城市都在倾力把自己打造为软件名城。他们纷纷打出人力资源牌以及抛出诱人的政策，萨蒂扬就是经过了两年的考察,其中考察过的园区包括西安、成都、广州、大连、武汉等地。在权衡利弊与高新区经过10轮的艰苦谈判后，最终决定落户南京，主要是看中了南京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各级领导推进IT产业上的努力和比较开明的政策环境。
软件外包的人才之争
随着中国本地软件产业的发展，除了跨国公司到中国来选拔优秀人才，本地信息服务公司也需要大量优秀软件工程师。 今年，中国兴起了一批包括中软、东软、海辉、大连华信等在内的优秀软件外包服务公司，推动了软件人才的竞争升格。
无独有偶，西安等内地城市与南京一样，也开始真切地感受到外包热潮向中国“腹地”转移的趋势。正如萨蒂扬CEO所说，成本和人才是中国承接全球服务外包业务的两大优势，这些优势如今在南京这样的城市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
据了解，在南京的人力成本平均比北京、上海低20%以上。而南京市副市长许慧玲介绍，南京目前有48所大学和640所科研院所，对于服务外包业有充足的人才供应。此外，中国商务部曾在2005年确定了北京、大连、西安、上海和成都等五个首批“中国服务业外包基地城市”，计划投入1亿元资金扶持这些城市的外包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