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南海”之忧

枯水季节的长江，江心有大片岩石。禁渔期要持续到今年5月，渔民的捕捞船成排停靠在岸边，李宪全和同伴一起坐在船上喝茶闲聊，这里是重庆江津区珞璜镇，这里的长江江面变宽，被当地人称为“小南海”，这里也是国家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保护区。

今年年初，环保部调整部级自然保护区公告。按照这个公示，长江上游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有73公里长的缓冲区被调整为实验区。

珞璜镇附近长江江段正在调整范围之内，而这一降格，实际为筹划数年的重庆小南海水电站立项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引起诸多NGO和环保人士的强烈反对。因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缓冲区内不得建设“任何”生产设施，而对实验区，仅规定了不能建设污染性的生产设施。

此前，长江上游金沙江、大渡河已相继完成梯级开发，但重庆江段以上的梯级开发仍值得特别关注。如果石硼、朱杨溪、小南海完成开发，将是中国首次在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丘陵地区驻坝，不仅可能给生存在这里的珍稀鱼类带来灭顶之灾，长江上游宜宾、泸州、自贡等以化工为主要经济支撑的城市，其流经江段的自然净化能力或许将进一步下降。

在人口稠密的长江上游丘陵地区驻坝，需要综合考虑更多复杂因素，损失的绝不“仅仅是几条鱼”。

部级自然保护区与工业镇重叠

重庆有两个被称作小南海的地名，一个在黔江，是地震形成的堰塞湖，还有一个在江津珞璜镇中坝岛附近，后者就是小南海水利枢纽工程的选址所在地。

这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工业镇，但它同时又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部级自然保护区。华能珞璜电站正好在建在小南海，依靠长江源源不断运输发电所需的煤炭，三根高耸的烟囱排出连绵不断的白色烟雾，江岸对面的小南海水泥厂和珞璜电站遥遥相对，它同样需要长江来完成运输。

珞璜镇紧靠重庆主城区，接壤巴东区，和九龙坡区隔岸相对。这似乎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业镇。虽然有水泥厂，有不断运转的水泥搅拌机，却没有崭新的楼房，一切似乎都在尽量维持原貌。“以后修了水电站，我们就要搬到鱼洞去”，当地居民何秀明介绍，她家阳台下就有一条淹没线，两年前她在当地报纸上了解到水电站的消息。

这座小镇的未来可能和规划中的水电站息息相关。小南海若建成，将在江津形成几十公里长的库区，不仅江中心的中坝岛将被尽数淹没，街上较低洼的地段也有可能会被淹没或改建成护堤。

长江设计院重庆小南海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筹备小组办公室的牌子，就挂在从珞璜到中坝岛的渡口边。现在项目组已经搬到鱼洞办公，只剩下仍然挂着筹备组牌子的门面，店主在里面打麻将。

重庆正在逐渐成长为西部的重要城市，水利可能带来电能并成为刺激经济的元素。而另一方面，作为川江上游的一段，生物多样性在江津珞璜镇又随处可见，走进路边的一家餐馆，可以看到品目繁多的鱼被画在一张大广告牌上，“水米子”，“母猪壳”，“岩鲤”，“青龙丁”，“清波”，“翘壳”……

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已远不如前，渔民李宪全在珞璜镇附近上打了30多年鱼，他的经历了正好见证了当地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鱼类资源的锐减。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鲟，当地人称“大癞子”，有1米多长，在几十年前是当地的经济鱼类之一。“我小的时候，70年代，癞子在长江里多得很，还不是国家保护动物”，李宪全比画着鱼身的长度说，农历五月端阳前后，(癞子)幼鱼刚长出来，是最好打捞的时候，在水很混浊的地方撒网，一天一般就能够打捞两三条，拉到市面上才卖几毛钱一斤。

80年代葛洲坝炸坝之后，“鲜美、少细骨”的大癞子就越来越少了，李宪全说。虽然最近几年，渔民误捕过宜宾人工放养的中华鲟幼鱼，但大鱼基本没有捕到。

除了水利设施的兴建，人工捕捞方式的转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李宪全就见过部分渔船电捕，安装了上万伏发电机，“沿着江面开过去，大鱼小鱼都跑不脱，这样下去，迟早大家都没有鱼打了”。

象鱼之死

从宜宾到重庆，部级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的状况令人担忧。

顺长江往上200公里，宜宾渔业社的老人周福荣从50年代开始在长江打鱼，他的祖父、爸爸、儿子都是渔民。在周福荣刚开始打鱼时，长江里的鱼至少有70种。但他说，“现在连30种鱼都没有了”。长江里曾经最常见的铜鱼，从前每条船一年都从江里捕获四五百斤，现在整个宜宾一年总共只能打到200斤。

周福荣的儿子也在江上打鱼，但收获已远少于父辈。也有渔民改行养鱼，但周福荣家里不愿效仿，因为“风险太大”，连续两年的夏天，长江干流宜宾江段发生死鱼事件，渔民网箱养鱼成批死亡。

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令保护区内的稀有鱼类不断减少。上世纪末，白鳍豚的功能性灭绝成为长江环境恶化的象征，现在，越来越多的水生动物正在步其后尘。比如另一种大型水生动物白鲟，也已多年难觅踪迹。

白鲟是最大的淡水鱼类，有“水中大熊猫”之称，在川江流域，它被老百姓叫做象鱼。法国传教士普拉特在1892年出版的传记中记录，他曾经在长江见到重约900公斤的白鲟。20世纪20年代，中国生物学家秉志在南京记录过长约7米的白鲟。

这种体形巨大的鱼位于长江食物链的顶端，它们的生存范围覆盖整个长江，从四川宜宾延伸到入海口的上海的崇明岛。

上世纪80年代在长江中下游，几乎每年都有误捕白鲟的记录。但现在它们的数量正在急剧减少。50年代，周福荣刚开始打鱼，白鲟还是经济鱼类的一种，平均每年可以捕获十来条，卖五角二分钱一斤。70年代，一年仍然能够捕获4-5条白鲟，80年代，每年误捕的白鲟下降到个位。90年代以后，宜宾当地便很少再有捕获白鲟的记录。相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江津。

白鲟和江豚一样面临着人类活动的威胁，不同之处在于，它还会受到人工水利设施的影响。白鲟的产卵场分布在金沙江和长江上游，但在1981年葛洲坝合龙之后，被困在水坝下游的白鲟已经无法到上游产卵。

1983年之后，白鲟被禁止打捞。

现在若想睹其真容，只能去看标本。在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标本库，可以看到很多浸泡在福尔马林里的白鲟幼鱼，它们大约只有一指长，来自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

抢救，无法抢救

还有活的白鲟吗？鱼类学家、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刘焕章也不能确定，在他从事鱼类研究的过去30年里，已经见证了长江水生物种种群逐渐萎缩。

珍稀鱼类学家或许是当代最具有危机感的职业之一，因为他们要研究和保护的对象，正逐渐在自然界中消失。物种灭绝的速度很快，通常人们意识到只能通过人工繁殖来保留它们的时候，很可能已难以在自然界寻获它们的踪迹，就像上个世纪末白鳍豚的灭绝。

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同样的过程见之于长江的珍稀鱼类，它们中很多都是这条江河的特有品种。和人类经济活动施加的负面影响相对应的，是另一种试图恢复和保存生物种群的力量，这20年里双方一直在拉锯。

对中华鲟产卵场的研究始于50年代，科学家们发现它的产卵场分散在长江上游600公里长的攀枝花-宜宾-重庆江段。自从上世纪80年代葛洲坝合龙之后，长江中下游的中华鲟不能再进入上游。鱼类学家、中科院院士曹文宣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在水坝中预留鱼道，它们也无法洄游。

大坝下游中华鲟开始寻找新的产卵场，“但现在葛洲坝下游的产卵场只有3公里长”，长度甚至不到过去的1%，刘焕章说，“产卵场面积的萎缩，中华鲟也随之减少。”

中华鲟的状况并不是最差的，如白鲟，葛洲坝截流之后，坝下没有发现白鲟繁殖幼体，刘焕章告诉笔者，“1995年之后，整个长江干流没有捕获过白鲟幼鱼”。

2006年至2008年，农业部曾启动长江上游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的资源环境调查，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的白鲟也在调查范围中。2007年，农业部还特别批复了四川和重庆渔政申请捕捞白鲟和达氏鲟的报告，同意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在长江上游捕捞白鲟2尾、达氏鲟4尾，用于驯养繁殖研究。

然而，农业部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处向南都笔者介绍，在两次科考活动中，都未捕获白鲟，不仅如此，最近几年也没有渔民报告过发现白鲟。

事实上，自2002年误捕的白鲟死亡以来，中国捕获白鲟的记录已经空白了9年。

妥协的调整

最近10年，和鱼类资源持续下降几乎同步的是，长江珍稀鱼类保护区一再调整。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部级自然保护区，其前身是长江雷波-合川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于2000年由宜宾市珍稀鱼类保护区和泸州市珍稀鱼类保护区合并成立，主要保护对象包括白鲟、达氏鲟、胭脂鱼、大鲵、水獭等国家一级和二级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然而，2005年，为了给向家坝和溪洛渡水电站让路，该保护区边界被迫作出调整。

调整后的保护区跨越四川、贵州、云南、重庆三省一市，自向家坝下横江口开始，下游延伸至重庆马桑溪。

这次调整是环保人士和野生动物保护者的噩梦。四川省地质调查大队总工范晓提供图示说明，多种珍稀鱼类的产卵场――四川宜宾市安边镇以上金沙江江段的核心区被全部剔除，不仅如此，从宜宾南溪往下游直到合江望龙的江段，从核心区调整为实验区。

作为替代，望龙至重庆珞璜江段新增进入保护区，成为缓冲区，意味着部级自然保护区从经济活动较少的金沙江调整到人口相对稠密的长江江段，这种替代被视作一种妥协。

一些环保人士认为当时的调整本身就不科学。重庆本地环境NGO、绿色志愿者联合会会长吴登明就指出，这是在向家坝和溪洛渡水电站占据珍稀鱼类自然保护区之后的“不得已而为之”，有点像挖东墙补西墙，他说，“事实上，重庆江段作为缓冲区，靠近主城区，很难承担保护功能”。

这种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重庆绿联作为本地的环境NGO，表示在经过调查之后，不反对小南海水电站建设。据绿联调查，在2005年调整之后，长江上游珍稀鱼类保护区又发生多次污染事件。2008年7月，从四川宜宾金沙江至四川合江200多公里的长江江水污染，死鱼无数。2009年、2010年在七八月涨水期均发生了同样的水污染死鱼事件。据当地政府环保部门检测分析，主要因为城镇面源污染。

而在位于三峡库尾的重庆，污染物淤积亦成为当地环境问题。据当地媒体报道，2009年2月底到3月初，重庆朝天门码头平均每天都有2-4次冒黑水的情形，引起重庆主城区居民恐慌。经重庆环保局公布调查结果，其主因就是从长江上游进入长江水体的有机质沉积到长江三峡库区重庆库尾段，2月天气回暖，存活于江底的微生物活动加快。

值得注意的是，缓解淤积，同样成为支持小南海水电站的依据之一。

长江要全部渠道化吗？

然而，诸多NGO组织指出，虽然保护区或许存在问题，但仍然是野生珍稀鱼类所剩不多的栖息之地。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张抗抗提交《关于慎建小南海水电站的提案》指出，此次调整的22公里江段看似有限，但由于保护区的调整和计划中的小南海水电站建设相关，其对保护区的影响将是严重和难以逆转的。

事实上令环保人士担心的不仅仅是小南海水电站，自然之友调研部主任张伯驹忧虑的是，自然保护区调整一旦获得批准，更上游规划的石硼、朱杨溪水电站或许也将得到小南海水电站的鼓励――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此前，长江上游支流的渠道化已经基本完成，从岷江到大渡河，再到金沙江，都分别修筑了一梯多级的水电站。此次重庆江津江段部级自然保护区的调整，被认为是长江中上游渠道化的信号，如果石硼、朱杨溪、小南海全面竣工，将意味着长江除宜昌以下平原地区，主要江段将全部被人工化和渠道化。

虽然水流的落差可以带来电能。但河流的渠道化对生态的影响通常是不可逆的。以小南海水电站为例，在2009年初，农业部组织的小南海专家研讨会上，包括中科院院士曹文宣，复旦大学教授陈家宽、陈家宽、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在内的专家共同论证，“根据相关调查，长江小南海江段是保护区珍稀特有鱼类重要的栖息地和生态通道，近年来每年有约150亿尾(粒)鱼类的苗(卵)通过该水域。小南海水电站的修建将会改变该区域的鱼类栖息地，淹没部分鱼类产卵场，阻隔鱼类洄游通道，水轮机和溢洪道会造成鱼类特别是卵苗的损伤，对水生生物资源以及保护区的功能造成一定影响”。然而，这仍不能阻止保护区规划的调整。

一种误解是，水电站的建设或许只是影响几种罕有鱼类。然而，保护区规划调整后，全流域的渠道化也会带来其他问题，比如河流净化能力的下降，而它们很难在水电站项目的评估过程中得到重视。

重庆绿联会长吴登明在一份名为《自然保护区困惑与现状》的报告中，阐述了对保护区现状的忧虑。保护区所在江段，仅宜宾、泸州两市沿长江居住的城镇人口就达500多万，城镇面积800多平方公里，如果加上规划中成为重庆主城区的江津，计算未来的人口迁徙，这一区域或许将容纳近亿人口。

而且，这一地带还是四川传统的工业重镇所在地。岷江和沱江都在重庆以上江段汇入长江，它们承担了四川主要经济城市的排污功能。加上干流保护区江段，也有四大化工和造纸产业，包括云天化、泸天化、赤天化、川天化、泸州化工城、宜宾造纸城都在长江边，还有上万家中小企业向长江排污。

如果从宜宾到江津规划的三级水电站建成，对排出这些工业城市的污染物会产生什么影响，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珍稀鱼已灭绝”不成立

小南海水电站的修建，在自然和社会效益方面引出诸多争议。比如专家指责小南海发电效益不高，长江水利委员会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也向南都笔者指出，缺电可以通过三峡综合调度来实现。

此次保护区规划调整，也被知情者称为“出乎意料，180度转弯”，调规评审的专家委员会“百分之百通过”，而其中一些专家之前对此却完全持否定态度。

调规和建水电站的支持者曾指出，“白鲟、达氏鲟、胭脂鱼”三种珍稀鱼类实际上在自然保护区已经不存在，比如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在一篇题为《专家为何认为小南海水电站非建不可》的文章里这样写道，“高度怀疑‘白鲟、达氏鲟、胭脂鱼’三种鱼的真实存在，曾经悬赏50万元号召当地渔民打捞到其中任意一种。然而，几年下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打捞上来过一条”。

不过，笔者发现，根据中国水产科学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农业部重点实验室的监测数据，在长江上游珍稀和特有鱼类部级自然保护区(2005年调整为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部级自然保护区)内，从2004年至2008年，每年都收集到误捕的达氏鲟和胭脂鱼，逐年的数量达氏鲟为8、6、5、8、12尾，胭脂鱼为1、3、2、5、4尾。采集地为江安、南溪、宜宾和屏山等地。

笔者在江津采访期间，也听当地渔民提到最近几年捕捞到胭脂鱼，不过数量较少，而且多为人工放流的小鱼。

换言之，至少达氏鲟和胭脂鱼仍然生活在这片保护区之内。但有别于长江淡水豚保护，由于缺少声呐系统，只能凭目测或者鱼探仪来监测，人们还不能比较准确地掌握长江珍稀鱼类的数量。

“保护珍稀鱼类，最好的办法就是干流有计划开发，比如在干流和支流相通的江段，留出自然保护区。”刘焕章研究员说。

保护区难自保

野生动物保护和自然区保护不能截然分开，国际上公认的保护濒危动物的最好办法也是连带自然保护区一起保护。自然之友调研部主管张伯驹在和同行交流时发现，长江上游珍稀鱼类国家自然保护区面临的问题具有普遍性，因为很多自然保护区都没有为公众广泛熟悉的旗舰物种，比如大熊猫、滇金丝猴、白鳍豚、江豚等，所以，激发公众参与保护也更有相应难度。

人的经济活动留给鱼类的空间越来越小。即使是被污染的江段，可能也难以保全。地质学者范晓在呼吁保护珍稀鱼类保护区的公开信中指出，“自然保护区是长江上游干流能够维系众多鱼类种群及其生境的仅存的唯一自然江段，也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种群赖以生存繁衍的最后场所。而2005年调整之后，当时国家环保总局明确指出：“在规划修编与建设中应明确调整后的保护区内不得再进行水利水电开发活动”。

然而，在自然保护和经济开发的博弈中，保护区仍然频频让路。

这让很多参与自然保护区规划调整的专家学者也非常不解。如环保部南京环科所研究员蒋明康，他曾经在2008年参与撰写了《小南海水利工程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生态影响预测》一文，文中指出，小南海工程将可能对珍稀特有鱼类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威胁。

蒋明康是生态学家，常需要担任部级自然保护区的评委，他说，自然保护区是从1995年到2005年前后设立，在预见到未来的经济大发展可能给环境保护带来挑战之后，环保部集中设置了一批自然保护区，对野生生态资源进行抢救性保护。

“当时这么着急，主要是因为在大开发之后，我们再建保护区就更困难”，蒋明康说，事实也证明了这是先见之明，已经建立的保护区，对野生保护起了很大作用。而在2005年之后，新建保护区受到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越来越难获批。

另一方面，已有的国家自然保护区也有被蚕食的危险，因为其先天的弱势，只有适用条例，没有法律。如果发生保护区和别的区划重合，保护区往往只能让位。蒋明康说，最近几年，有关学者也在呼吁建立和保护区有关的立法。

保护区很抽象但也很具体，对于打了一辈子鱼的渔民，鱼是最真实的存在。“那些鱼硬是造孽哦(四川话，意为可怜)”，打了50多年鱼的周福荣老人说，“现在就只剩下一个名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