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问题论文范文

南海问题论文篇1

关键词 南海问题 海洋政治

南海，又称南中国海，遍布大小岛屿，包括东沙、西沙、中沙及南沙群岛，南沙群岛陆地面积虽然只有2平方公里，但是整个海域面积达823 000平方公里。典型的热带植物资源、丰富的水产资源、奇异的海岛资源、潜力无限的海底资源，显示着这片区域特别的价值。南海问题其实并非新问题，从19世纪始，西方殖民者及南海周边国家不顾历史事实，入侵我南海岛礁及海域，南海问题便产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且伴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海区域巨大的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等自然资源储量被侦查确定，南海周边国家在此区域资源争夺的公开化，南海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并不断复杂化、国际化。与此对应，我国南海问题相应研究横纵推进，通过梳理，大致可以发现两条研究主线：史地研究与法律研究，并逐步呈现多学科交叉相融的态势。面对夹杂有领土争端、资源开发、共同安全、权力角逐、国际卷入的繁杂现实，更高层面的海洋政治分析研究，即积极主动实施综合性国家行为战略，以海洋科技为先导、以发展海洋经济为目标、以有效的海洋管理为保障、以具有威慑力的海上武装力量为后盾，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国家海洋利益，呼之欲出。

南海问题的发展阶段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然而自19世纪以来，先有西方殖民者后有南海周边国家，他们不顾历史事实，公然入侵我南海岛礁及海域，南海问题由此产生，时至今日已逾二百余年。我们可以将我国南海的领土及海洋权益按照侵犯程度和形式差别，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西方列强侵犯我南海岛礁管辖权阶段。“1800年，英国船只Bombay号就曾窜入我国西沙群岛海域”孙冬虎：《南海诸岛外来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历史影响》[J]，载《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第217-224页。，开启了西方列强侵犯南海的先河，“南海问题”由此而生。随后，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先后侵犯南海。德国对南海的侵犯始于“1883年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进行调查测量”刘文宗：《我国对西沙、南沙群岛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之一）》[J]，载《海洋开发与管理》1997年第2期，第47-51页。。法国对南海的侵犯始于“1898年12月，法国殖民者法布里埃向殖民部提出，欲在西沙群岛上为渔民建立供应站”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37页。的企图。日本对南海诸岛的侵犯始于1907年日本商人西泽吉次带领200多人入侵东沙岛，动用刀枪，驱逐在这里捕鱼的中国渔船，拆毁岛上的天后庙，将岛上中国“坟百余座用铁器掘开，取出各骸骨”，“进行焚化，推入水中”。陈天锡：《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东沙岛成案汇编》[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65-66页。这一阶段从19世纪初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主要表现为西方列强在南海进行测绘、以西文或汉语音译命名岛屿、擅自开发海岛资源，其实质是对我南海管辖权的侵犯。

第二阶段是西方列强侵犯我南海岛礁领土阶段。随着中国持续衰弱，1933年4月，法国炮舰“阿美罗德”号（Alerte）和测量舰“阿斯德罗拉勃”号（Astrolabe）由西贡海洋研究所所长薛弗氏（Chevey）率领，遍历南沙群岛其余各岛，详加“考察”，以示“占领”，从而制造所谓的“法国占领九小岛事件”，南海问题的性质发生根本改变。随后，日本于1933年8月21日由日本驻法代办泽田致文法国外交部，对于法国占领九岛表示抗议，并声称“诸岛应属日本”李金明：《抗战前后中国政府维护西沙、南沙群岛的斗争》[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第68-75页。。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于1939年3月占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4月9日以所谓“台湾总督府”发表第122号文告，宣布占领“新南群岛”（即南沙群岛），连同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一并划归台湾总督管辖，隶属高雄县治《海军巡弋南沙海疆经过》[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版，第13页。。1946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依据《波茨坦公告》陆续接收和派兵驻守南海诸岛。与此同时，法国重新将侵略的魔掌伸向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1946年10月5日，法国军舰“希福维”号（Cllevreud）入侵南沙群岛的南威岛和太平岛，并在太平岛竖立石碑。对我国政府决定收复西沙、南沙群岛，法国立即提出抗议，并派军舰“东京”号（Tonkinois）到西沙群岛，当驶至永兴岛，发现该岛已有我国军队驻守时，则改驶至珊瑚岛，在岛上设立行政中心陈鸿瑜：《南海诸岛与国际冲突》[M]，台北：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62-63页。。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民国政府及时采取了包括重新命名南海诸岛群体和个体的名称、绘制南海诸岛地图并向世界公布中国在南海的管辖范围等一些必要措施，从而有效维护了南海诸岛的领土。

第三阶段是南海周边国家侵犯我南海岛礁领土及海洋权益阶段。在1951年9月的旧金山会议上，南越当局发表了对南海诸岛所谓的声明吴士存：《南海争端的由来和发展》[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1956年，南越政府侵占我西沙群岛的珊瑚岛、甘泉岛和南沙群岛的南威岛，并宣称对我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传统贺鉴、汪翱：《国际海洋法视野中的南海争端》[J]，载《学术界》2008年第1期，第254-259页。。就菲律宾而言，1946年7月23日时任菲律宾外长季里诺声称：“中国已因南沙群岛之所有权与菲律宾发生争议，该群岛在巴拉望岛以西200海里，菲律宾拟将其合并于国防范围之内”曾达葆：《新南群岛是我们的》[N]，载《大公报》1946年08月04日。，其觊觎南沙的企图昭然若揭。1956年菲律宾人克洛马频繁到南沙群岛进行活动，从而制造所谓“发现”南沙群岛的“克洛马事件”。1956年5月19日，菲律宾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加西亚公开宣称，菲律宾在南海中发现“既无所属又无居民”的岛屿，“因而菲律宾继发现之后，有权予以占领”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683页。。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海地缘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前苏联在南海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南海“边缘地带”特性进一步凸显。1969年5月，埃默里等人的《亚洲近海地区矿产资源勘探协调委员会技术报告》发表。在两者的共同刺激下，与二战后联合国系列海洋法会议所催生的海洋意识相结合，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等南海周边国家强占南海岛礁、瓜分海域、掠夺资源，南海问题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直持续至今，并呈现出日益复杂化、国际化的趋势。

南海问题的研究历程

随着“南海问题”的不断演进，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也就应运而生。总体而言，1928年以前主要是用地图疆界线段表达国家疆界的主张。其中代表性的地图有：1880年王之春著的《国朝柔远记》，即已记载东沙群岛属广东省管辖吕一燃：《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概论》[J]，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1-22页。。“1901年陈寿彭译的《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卷一第二图《中国滨海及长江一带下至中国海南洋群岛》，此图是由英国海军海图局编制的，图中把南海诸岛标绘为中国领土。1908年英国出版的《地图集》，也是把南海诸岛绘属于中国”林琳：《国际社会对南海诸岛中国的确认》[J]，载《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第103-106页。。1905年王兴顺重订《大清天下中华各省府州县厅地理全图》，将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以“万里石塘”的名称划入我国版图。图中用长方形图例把“万里石塘”标明为府一级行政单位韩振华：《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09、311-312页。。1912年，地图学家胡晋接、程敷锴编绘出版了《中华民国地理新图》。在这幅系列地图册里，有一幅《中华民国边界海岸及面积区划图》，图中出现了南海的连续疆界线标示胡晋接、程敷锴：《中华民国地理新图之中华民国边界海岸及面积区划图》[M]，上海：亚东出图书馆1912年。。

1928年陈天锡编辑的《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则开启了南海问题研究的新起点张明亮直接把1928年陈天锡编辑的《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视为南海问题研究的起点。参见：《早期的南中国海研究》，载《东南亚研究》2007年第3期，第44-47页。。在随后的长达84年的时间里，前50年基本上以史地调查与考证或者介绍居多，后30年才进入大规模、多学科复合研究阶段。

1933年“九小岛”事件发生后，激发起国内学者对于南海问题开展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徐公肃的《法国占领九小岛事件》、胡焕庸的《法日觊觎之南海诸岛》以及陆东亚的《对于西沙群岛应有之认识》凌纯声等：《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M]（吾行健辑），南京正中书局， 1934年、1939年渝三版；台湾学生书局1981年再版。等。以上论著都对法国侵占中国南海诸岛的事实进行了揭露，并指出法国所占领的南海九小岛属于南沙群岛而非原来国人认为的西沙群岛。但是，囿于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上述学者还无法拿出有利的证据证明南沙群岛确系中国领土。

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国政府于1946年接收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从而激发起国内学者再次对于南海问题开展研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杜定友的《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杜定友：《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M]，载《西南沙志编篡委员会》1948年版。一书。该书不仅收录了前人关于南海争端的研究成果，批评了30年代国内学者对于南海诸岛研究的错误言论，还介绍了当时南海诸岛史地资料的收集情况。此外，重要的研究成果还有郑资约编著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郑资约：《南海诸岛地理志略》[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以及杨秀清主编的《海军进驻后之南海诸岛》杨秀清：《海军进驻后之南海诸岛》[M]，载《海军总司令部政工处》1948年。等。

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着南越政府侵占我西沙群岛部分岛礁、“克洛马事件”以及菲律宾与南越针对南海诸岛的相关言论，激发起国内学者对南海问题展开研究，从而揭开了新中国成立后南海问题研究的序幕，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李长傅、崔琦、邵循正、朱契、王斤役、陈栋康等李长傅：《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南海诸岛简史》[N]，载《光明日报》1954年9月16日，第7版；崔琦：《奇怪的发现》[N]，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5日，第3版；邵循正：《我国南沙群岛的不容侵犯》[N]，载《人民日报》1956年6月5日，第3版；《西沙群岛是中国之领土》[N]，载《人民日报》1956年7月8日，第4版；朱契：《南沙群岛和东、西、中沙群岛一向是中国的领土》[N]，载《光明日报》1956年6月7日。学术论文主要有：王斤役：《唐代以来西沙群岛已是中国的领土》[J]，载《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11期；王斤役：《南沙群岛史》[J]，载《史学月刊》1958年第1期；陈栋康：《我国的南海诸岛》[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在这一时期，学者们仍然主要从历史地理角度研究中国人民发现、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历史过程，以及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管辖。

20世纪70年代以后，原来相对平静的南海波浪乍起。南海沿岸国家及地区纷纷对南沙提出要求，南沙群岛的主要岛礁被侵占，其海域被分割，并且这种侵占和分割呈现蔓延的趋势，南海问题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基于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以及20世纪80年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逐步走向繁荣，国内学者对于南海问题的研究由点到面逐步走向活跃并一直持续至今。我们可以将近40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根据研究内容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的历史地理研究。早期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史棣祖、谭其骧、劳祖德史棣祖：《南海诸岛自古就是我国领土》[J]，载《地理知识》1975年第9期；谭其骧：《七洲洋考》[J]，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6期；劳祖德：《清末关于东沙岛的一次中日交涉》[J]，载《历史与文物资料》1979年第3期。、林金枝、韩振华、戴可来等。其中林金枝与韩振华林金枝：《南海诸岛范围线画法的由来演变》[J]，载《南洋问题》1979年第4期；林金枝，吴凤斌：《祖国的南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韩振华：《西方史籍上的帕拉塞尔不是我国西沙群岛》[N]，载《光明日报》1980年4月5日；《南海诸岛史地考证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七洲洋考》[J]，载《南洋问题》1981年第3期；《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南海诸岛史地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坝葛鐄、坝长沙今地考》[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三辑）》1988年第12期。通过自身研究赋予成立于1956年的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今南洋研究院的前身）以新的学术生命力，自此以后该研究所成为我国南海问题研究的重要基地；戴可来戴可来：《漏洞百出，欲盖弥彰》[N]，载《光明日报》1980年6月9日。通过自身研究奠定了我国南海问题研究的又一基地郑州大学历史系（今越南研究所的前身）的基础。1983年，中国社科院成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随后该中心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南海史地研究的重要基地，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吕一燃、李国强吕一燃：《南海诸岛：地理·历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诸岛概论》[J]，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林荣贵，李国强：《南沙群岛史地问题的综合研究》[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第1期；李国强：《民国政府与南沙群岛》[J]，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6期；李国强：《南中国海研究：历史与现状》[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及郑州大学历史系在我国南海史地研究方面依然具有活力，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林金枝、韩振华、李金明、郭渊林金枝：《中国最早发现、经营和管辖南海诸岛的历史》[A]、《中国人民对西沙、南沙群岛物产开发的悠久历史》[A]，吕一燃：《南海诸岛：地理·历史·》[C]，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韩振华：《有关我国南海诸岛地名问题》[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李金明：《南海诸岛史地研究札记》[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5年第1期；《我国史籍中有关南海疆域的记载》[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元代“四海测验”中的南海》[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越南黄沙长沙非中国西沙南沙考》[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我国南海疆域内的石塘、长沙》[J]，载《南洋问题研究》1998年第1期；《抗战前后中国政府维护西沙、南沙群岛的斗争》[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中国南海疆域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南海争端的现状》[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2年第1期等。郭渊：《晚清政府的海洋主张与对南海权益的维护》[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等。、戴可来、于向东戴可来、于向东：《〈抚边杂录〉与所谓“黄沙”“长沙”问题》[J]，载《国际问题研究》1989年第3期；戴可来、童力：《越南关于西南沙群岛归属问题文件资料汇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1996年，中国南海研究中心（今南海研究院的前身）成立，并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南海问题研究的又一重要基地，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吴士存吴士存：《南海资料索引》[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南沙争端的由来与发展》[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9年版；《南海问题文献汇编》[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等。此外，陈史坚、张良福、陈启汉、林琳、刘南威、陈克勤、黄盛璋等学者在这一领域从不同角度分别作出了一定的研究陈史坚、钟晋樑：《南海诸岛志略》[M]，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张良福：《南沙群岛领土的争端》[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3-4期；陈启汉：《中国渔民是开发南海诸岛的主人》[J]，载《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林琳：《汉代以前中国人民对南海诸岛的开发和经营》[J]，载《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刘南威：《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克勤：《中国南海诸岛》[M]，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黄盛璋：《南海诸岛历来是中国领土的历史证据》[J]，载《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总之，国内学术界在宏观上对我国拥有南海诸岛的历史依据、基本史实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微观上则涉及到地名考证、史料辨析等更多的方面，从历史、地理等多个层面进行了综合性研究。他们通过自身研究，以不可辩驳的史实从法理上证明了中国在世界上最早发现、最早命名、长期不断经营开发与定居利用，并且历代均进行有效管辖与行使。所以，中国拥有对南海群岛的历史事实和法理依据是充分的、确凿的、无可争辩的，并对越南所谓南海的“历史及法理依据”予以批驳。

其二，南海问题的国际法研究。据有案可查的资料，早在1980年，张鸿增张鸿增：《从国际法看中国对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J]，载《红旗》1980年第4期。开始明确将国际法引入南海问题的研究之中。1990年以后，随着南海诸岛史地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学科间相互交叉不断加强，对南海问题的研究已不局限于单纯对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而是将历史地理研究与国际法研究相结合，拓展南海问题研究的空间，这是这一时期该领域研究十分显著的特点。于是，国内学术界从事国际法研究的学者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南海问题，其中赵理海赵理海：《从国际法看我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J]，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关于南海诸岛的若干法律问题》[J]，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4期；《海洋法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杨翠柏杨翠柏、唐磊：《从地图在解决边界争端中的作用看我国对南沙群岛的》[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杨翠柏：《时际国际法与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1期；《“发现”与中国对南沙群岛的》[J]，载《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2期；《“承认”与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3期。等学者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南海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他重要的学者主要有王可菊、马涛、赵建文、王建廷等王可菊：《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兼评越南在南沙群岛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行为》[J]，载《法学研究》1990年第2期；马涛：《从国际法看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J]，载《东南亚研究》1998年第5期；赵建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在南海的既得权利》[J]，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王建廷：《历史性权利的法理基础与实证考查》[J]，载《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3期。。与此同时，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及国家海洋信息中心的学者们许森安：《南海断续国界线的内涵》[A]，“21世纪的南海：问题与前瞻”研讨会论文集[C]，2000年5月；高之国：《国际海洋法的新发展》[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贾宇：《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年第2期；李令华：《关于南海U型线与国际海洋边界划定问题的探讨》[J]，载《现代渔业信息》2005年第12期；《南海传统九段线与海洋划界问题》[J]，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划界立法与实践》[J]，载《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系统研究了南海断续国界线及海洋划界等问题；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将国际法研究与史地研究进行了密切结合，产生了丰硕的成果林金枝：《外国确认中国拥有西沙和南沙群岛的论据》[J]，载《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李金明：《从国际法看菲律宾对我国南沙群岛的侵占》[J]，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97年第2、3期；《从历史与国际海洋法看黄岩岛的归属》[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4期；《南海争端与国际海洋法》[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3年版；《海洋法公约与南海领土争议》[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5年第2期；《南海局势与应对海洋法的新发展》[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南海断续线的法律地位：历史性水域、疆域线、抑或岛屿归属线？》[J]，载《南洋问题研究》2010年第4期。郭渊：《从近代国际法看晚清政府对南海权益的维护》[J]，载《求索》2007年第2期；《对南海争端的国际海洋法分析》[J]，载《北方法学》2009年第2期。李国强：《对解决南沙群岛争议几个方案的解析》[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在上述研究中，学者们先后运用地图与国际边界争端中的作用、时际国际法、“发现”与“承认”等国际法中的各项原则，并对国际法中与此类原则相关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国际法的相关原则均可证明中国拥有对南海诸岛的唯一，任何国家对南海诸岛提出要求都是违反国际法的，从而以详实的法律驳斥了南海周边国家侵占我“断续线”内岛礁及其海域的国际法主张，并对南海断续线的性质、历史性权利、以国际法路径解决南海争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其三，南海问题的地缘政治研究。进入21世纪，域外大国纷纷插手南海争端，南海问题呈现出日益复杂化、国际化趋势，一批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海权研究的学者们及相关研究机构逐步参与到南海问题研究之中。其中代表性的研究机构主要有中国社科院亚太所、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南海研究院、郑州大学越南研究所、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等，其中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东南亚研究所）李金明：《从东盟南海宣言到南海各方行为宣言》[J]，载《东南亚》2004年第3期；《南海波涛——东南亚国家与南海问题》[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年版；《南海问题的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J]，载《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郭渊：《从睦邻政策看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4期；《冷战后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J]，载《学术探索》2008年第1期；《20世纪50年代南海地缘形势与中国政府对南海权益的维护》[J]，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南海地缘形势与中国政府对南海权益的维护——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南海争端为考察中心》[J]，载《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5期；卢明辉：《南海争端与东南亚国家的扩军》[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4期；邱旺土：《印度对南海争端的介入及其影响评估》[J]，载《南洋问题研究》2011年第1期。、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张秀三：《南中国海问题的国际因素与我国的对策论析》[J]，载《东南亚》2001年第2期；鞠海龙：《中国海上地缘安全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亚洲海权地缘格局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美国奥巴马政府南海政策研究》[J]，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3期。张明亮：《冷战前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2期。、南海研究院吴士存：《纵论南沙争端》[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5年版；吴士存、朱华友：《聚焦南——地缘政治、资源、航道》[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郑泽民：《南海问题中的大国因素》[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的研究人员在此领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地缘政治研究作为新的研究领域在南海问题研究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其他重要学者主要有王传军、邱丹阳、刘中民、蔡鹏鸿、何志工、张小稳、马为民、张瑶华等王传军：《区外大国对南海地区的渗透及其影响》[J]，载《当代亚太》2001年第11期；邱丹阳：《中菲南沙争端中的美国因素》[J]，载《当代亚太》2002年第5期；刘中民：《中美关系中的海权问题及对策》[J]，载《学习月刊》2005年第8期、《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述论》[J]，载《东北亚论坛》2006年第5期、《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与中国的对策思考》[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2期；蔡鹏鸿：《美国南海政策剖析》[J]，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9期；何志工、安小平：《南海争端中的美国因素及其影响》[J]，载《当代亚太》2010年第1期；张小稳：《近期美国升高西太平洋紧张局势的战略意图及其影响》[J]，载《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1期；马为民：《美国因素介入南海争端的用意及影响》[J]，载《东南亚纵横》2011年第1期；张瑶华：《日本在中国南海问题上扮演的角色》[J]，载《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3期。；这一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到关于南海争端国家的国别研究，分别探讨了南海周边国家的海洋政策、扩军、海洋划界等问题；关于南海问题中的台湾因素研究，探讨了台湾的南海政策及动向，以及两岸南海合作问题；卷入南海争端的大国研究，分别探讨了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卷入南海争端的原因及后果等问题。

其四，解决南海问题具体对策研究。正如前文所述，南海问题产生以后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目前南海问题的焦点主要是南沙群岛及其海域，其基本形势是：南沙群岛的主要岛礁被五国六方控制，其海域被六国七方分割。针对南沙的争端，有关各方纷纷提出了关于南沙群岛争端的解决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寻求解决南沙争端的有效可行方案、或对目前各种方案进行分析研究也就逐渐成为南海问题研究的重点所在，并形成了以下研究领域：一是关于南海资源共同开发的基本理论及具体实践的研究，基本理论研究方面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廖文章、肖建国、余民才、蔡鹏鸿、罗国强等廖文章：《海洋法上共同开发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国家实践》[J]，载《人文暨社会科学期刊（台湾）》2007年第2期；肖建国：《论国际法上共同开发的概念及特征》[J]，载《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余民才：《论国际法上海洋石油共同开发的概念》[J]，载《法学家》2001年第6期；蔡鹏鸿：《争议海域共同开发的管理模式：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罗国强：《“共同开发”政策在海洋争端解决中的实际效果：分析与展望》[J]，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4期。，具体实践研究方面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李金明、于文金、李国选、周忠海、安应民、邵建平等李金明：《南沙海域的石油开发及争端的处理前景》[J]，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于文金、朱大奎：《中国能源安全与南海开发》[J]，载《世界地理研究》2006年第4期；李国选：《南海共同开发制度化：内涵、条件与制约因素》[J]，载《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1期；周忠海：《论南中国海共同开发的法律问题》[J]，载《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3年第5期；安应民：《论南海争议区域油气资源开发的模式选择》[J]，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邵建平：《如何推进南海共同开发？——东南亚国家经验的视角》[J]，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6期。；二是关于解决南海争端的具体方案的研究，代表性的学者主要有李国强、鞠海龙、葛勇平、蔡鹏鸿等李国强：《对解决南沙群岛争议几个方案的解析》[J]，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3期；鞠海龙：《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的现实思》[J]，载《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葛勇平：《南沙群岛争端及中国对策分析》[J]，载《太平洋学报》2009年第9期；蔡鹏鸿：《试析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J]，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6期。；三是关于南海问题的国家海权战略研究，主要涉及军方的学者，如军事科学院的张世平与王生荣、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石家铸、海军政治部的吴纯光等，其他重要学者主要有鞠海龙等张世平：《中国海权》[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王生荣：《海权对大国兴衰的历史影响》[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9年版；石家铸：《海权与中国》[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吴纯光：《太平洋上的较量——当代中国的海洋战略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鞠海龙：《中国海权战略》[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

基本结论与反思

南海问题不是一个新问题，而是一个已经历时两百余年的老问题了。研究由问题而生。南海问题研究也不是一个新领域，而是一个历时近百年的老研究领域了。通过上述对于南海问题研究的概述，我们可以对国内学者关于南海问题的研究作出如下总结与反思。

一条主线：以史地研究与法理研究为主线，并逐步实现多学科研究的融合。在南海问题研究领域里，史地研究是一个传统的研究领域，从1928年南海问题研究的新起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可以说是一个投入研究人数最多、生命力最强、产生成果最为丰富的领域。史地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力图向国人及世界证明中国对于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对此，中国有充分的历史与法理依据。可见，史地研究的本质就是法理研究，两者实质上是融合在一起的。因此，随着史地研究的不断深入，必然与国际法研究相融合。当然，早期包括国际海洋法在内的国际法主要是习惯法规则。1958年四个海洋法公约的制定，使海洋法由习惯法开始向成文法转变，但基本上代表的是海洋大国的利益。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召开以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产生了一部系统的体现包括第三世界国家利益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利益的成文的海洋法体系。于是，从成文的国际法角度研究南海问题成为一个基本趋势。1990年以后，随着法学在国内学术界逐步走向繁荣，在南海问题研究领域逐步实现了国际法研究与史地研究的融合，并将国际法逐步渗透到地缘政治研究及资源开发研究领域之中，极大拓展了南海问题研究的空间，从而形成了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局面。这在史地研究领域诸如李金民、李国强、吴士存等学者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个缺陷：综合性国家行为战略研究相对不足。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然而在南海问题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21世纪以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是史地研究和法律研究，而对策研究相对不足。在世纪交替之际情况稍有改观，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政府提出了着眼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搁置、共同开发”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的主张；二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南海问题逐渐成为美、日、印等域外大国遏制中国崛起的一枚棋子而不断插手其中。于是，国内学者将对策研究聚焦于地缘政治研究和我国政府所提出的相关对策研究之中。可见，国内学者关于南海问题的对策研究主要围绕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及我国政府所提出的相关对策而展开，即使目前较为充分的关于海权战略方面的研究，也主要是围绕军事战略而展开的，缺乏前瞻性、综合性的国家行为战略研究。

一个现实：问题越来越复杂。尽管40年来国内学者在南海问题研究领域结出丰硕的成果，但现实情况却是问题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其一，侵权被强化。目前，南沙群岛的主要岛礁被侵占，海域被分割，并且各侵权国家还通过行政管理及国内立法等手段对其侵权行为不断予以强化。如菲律宾于1988年设置 “卡拉延市”对其侵占的岛礁及海域行使行政管理之责，并于2009年制定领海基线法对其侵占行为予以法律确认。越南则分别于1982年设置黄沙县、2007年设立长沙县，分别对其所侵占或主张管辖的岛礁及海域行使行政管理之责，并于2012年 6月21日制定《越南海洋法》对其侵占行为予以法律确认。其二，资源被掠夺。虽然我国政府提出了着眼于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搁置、共同开发”的主张，但是南海周边国家在抓紧抢占南海岛礁及海域的同时，还不断加快对所占海域资源的开发活动。仅以油气资源为例，据世界权威能源咨询机构HIS公司2002年数据显示，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四国在中国南海断续线内的油气田至少有53个。仅2001年四国在中国南海断续线两侧的原油开采量就高达3 746.9万吨，约等于中国近海原油产量的2.1倍；天然气384.2亿立方米，约等于中国近海天然气产量的9.3倍萧建国：《国际海洋边界石油的共同开发》[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其三，结成同盟共同对抗中国。尽管中国政府提出以双边谈判的方式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但南海争端国家丝毫没有诚意，反而以结成各种形式的同盟共同对抗中国。这种同盟主要表现为：各争端国家相互结成同盟，其中以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为代表，试图结成“南沙集团”以共同对抗中国；以东盟为舞台频繁向中国发难，使中国疲于应付；拉拢美、俄、日、印等域外大国，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或结盟共同对抗中国。上述结盟形式使南海问题日益复杂化、国际化，解决难度日益增大。

一个呼唤：南海问题研究呼唤海洋政治分析。目前，南海问题日益复杂化、国际化，解决难度日益增大。维护南海权益不仅是历史问题、法律问题、地缘政治问题，而且也是海洋政治问题，要求我国必须在国家层面对内对外积极主动实施综合性国家行为战略，否则必将陷入更加被动局面。

海洋政治分析的基本要点

海洋政治学是目前国际海洋界最盛行的学科之一张森森、俞丽虹、梁钢华：《“海洋意识”的缺失困惑》[J]，北京：《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第36期，第24-26页。。最著名的研究机构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该中心对涉及海洋的公共政策及法律问题予以研究、教育和讨论。再如澳大利亚，虽然涉海纠纷并不多，但研究海洋政治的专家学者却非常多，其最著名的研究机构是卧龙岗大学海洋政策研究中心，直接为海军部门提供决策支持。海洋政治的过程就是国家通过自身积极主动的行为战略使海洋由“公有地”转变为国家或国际组织对海洋的某些区域享有特定管辖权甚至拥有完全的过程。因此，海洋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国家与海洋权益的关系问题，其目的是国家如何通过积极有效的行为战略稳定实现和拓展国家的海洋利益。“由于海洋政治由来已久，牵涉广泛，其内容绝非任何一部著作所能包罗”[加拿大]巴里·布赞：《海底政治》[M]（时富鑫译），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页。，但我们仍然可以抓住海洋政治的基本要点予以分析。

其一，海洋利益是国家的重大利益之所在。海洋利益以海洋价值为基础，海洋价值是一个历史范畴。早期海洋给人类提供了渔盐之利、舟楫之便的价值。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海洋给人类社会不仅提供了诸如资源、通道等经济层面的价值，而且提供了国家发展战略及安全层面的价值，如马汉所言的 “英国的强大应更多地归功于海洋”[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论》[M]（范利鸿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及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中所言的“被大陆分割的全球水域，只要控制了七大洋就能控制陆地上的事务；控制海上的交通线和咽喉要地，而后采取封锁，或向陆地派遣军队，就可以达到控制陆地的目的”即是。而国家所拥有的具体的海洋价值观直接决定着海洋利益的实现程度。仅以美国为例，“自1789年以来，美国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36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二亿一千万人口的世界大国，但它从未失掉过与海洋的密切联系。虽然十九世纪美国曾一度转向内地开发国土，但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突出了海洋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美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海洋对国家利益、目标的至关重要的关系，由此而改变了对海洋科学和拓展利用的态度，“国会的各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对有关美国在海洋事务方面新权益的立法及拨款要求迅速作出反应”[美]杰拉尔德·丁·曼贡：《美国海洋政策》[M]（张继先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充分认识到海洋价值并采取积极有效的行为战略充分实现和维护海洋利益是美国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重要原因。美国的案例告诉我们，对于一个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国家，成为海洋大国是成就强国的唯一选择，因为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其获得成为伟大国家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一切价值。

其二，海洋利益的稳定实现有赖于海洋秩序的形成和确立。在人类经略海洋的早期阶段，国际海洋秩序的形成和维系主要由包括武力在内的国家海上力量而确定。在各海洋大国海上力量的反复较量与平衡中，相应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也开始逐步确立。随后，随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走向独立，国际海洋秩序也逐步由少数大国主宰的“海洋霸权”时代走向众多国家共同参与的新时代，国际习惯法规则也逐步向成文法转变，以武力为后盾的“海上力量”逐步被以法律为后盾的“海洋权益”所代替。由于现代国家所享有的海洋权益是由国际海洋法律制度所确认的，因此海洋政治的核心问题实质上就是国家与海洋法的关系问题。海洋法是国际法的一个分支。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因此，海洋法是国家积极主动行为的结果。从形式上来说，现代海洋法经历了由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转变，这既是时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积极主动行为的结果。从内容上来说，现代海洋法所确立的各种制度，包括领海制度、专属经济区制度、大陆架制度、国际海底制度，都离不开国家积极主动的行为。即使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也离不开国家的支持，其在立法工作过程中“进行的争论和妥协以及它所提出的建议的模糊笼统，清楚地表明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政治论坛”[加拿大]巴里·布赞：《海底政治》[M]（时富鑫译），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31页。。可以这样说，海洋法的制定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海洋政治过程，没有国家积极主动的行为战略，就没有现代海洋法律制度。

其三，国家积极主动的行为战略是推动海洋法发展的基本动力。由于海洋法是国家之间的法，而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法，它是沿海国家的利益、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平衡协调的结果。现代海洋法律制度的表现形式是1982年签署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它本身就是各国家协商一致、各方利益折中妥协的产物，因此必然存在大量的空白点、模糊和不确定之处，有待于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例如，关于海域划界的问题、关于大陆架划界的规定、海洋与外空的关系问题、海洋的军事问题、南极洲海域的地位问题、专属经济区与国际海底区域内的剩余权利问题、岩礁与岛屿的区分问题、历史性权利问题等。因此海洋法是不断发展的。目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影响力随着越来越多国家的加入尤其是海洋大国的加入而不断扩大，以至于任何国家都不可无视其存在及其价值。国家对待公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充分尊重公约，在坚持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主动地维护、实现和拓展国家管辖海域内及国家管辖海域外的各种海洋利益。面对因海洋法所客观存在的模糊和不确定之处而导致的包括海域划界在内的各种矛盾，沿海国家也应该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其中，在敏锐把握海洋法发展趋势的前提下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战略推动海洋法的发展。

其四，综合发展国家海洋能力是充分实现海洋利益的基本路径。国家海洋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包括了海洋科技能力、海洋经济能力、海洋管理能力、海洋军事能力等内容。目前国际海洋竞争实际上就是海洋科技的竞争，谁能在海洋科技上领先，谁就能拥有海洋开发的主动权，并能够为海洋管理与海洋军事提供技术支持，从而在国际“蓝色竞争”中赢得主动，因此海洋科技能力是国家海洋能力的前提和基础。发展海洋科技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发展海洋经济，没有现代海洋科学技术便没有现代海洋产业，因此国家海洋经济能力就是通过各种海洋开发手段实现国家海洋利益的能力，是国家海洋能力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发展海洋经济离不开国家有效的海洋管理，海洋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海洋开发的科学性、合理性、有序性，保证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国家的海洋管理能力是国家海洋经济能力的根本保障。对于沿海国家而言，需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就是完善海洋立法，提高立法的层次和法律的效力等级，将国际海洋法向国内法进行转化。并以此为基础完善海洋行政管理体制和执法体制，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将公约赋予沿海国家管辖海域内的、权利、管辖权、管制权等落到实处。质言之，“只有国家的事实的管理，才能保证国家海洋权益的最终实现”鹿守本：《海洋管理通论》[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7年版，第117页。 。自人类经略海洋以来，海洋军事经历了一个由前台逐步走向幕后的过程，尽管目前军事手段不再作为一个解决海洋矛盾与问题的有效手段，但其始终是作为一个海洋政治中的威慑手段和最后手段而存在的。因此，国家海洋军事能力是国家海洋能力的后盾。当然，国家海洋能力还包括国家海洋地缘政治的运用能力。地缘政治环境是国家发展海洋经济、实现海洋利益的外部环境。充分研究国家所面临的海洋地缘政治环境，能够为国家持续稳定实现海洋利益提供外部环境支持。总之，国家海洋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其综合功能在于提升国家海洋利益的获取能力和保障能力，从而使国家在海洋竞争中居于主动地位。

具体到南海问题而言，必须充分认识到南海是我国的重大利益之所在。这是因为我国海岸线被双重岛链束缚，缺乏有效的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国中，我国的海上周边环境及安全形势是最为严峻的。唯一拥有战略纵深的广阔海域就是南海。南海不仅给我国提供了包括资源和航线在内的最为丰富的经济层面的价值，而且提供了政治、军事及安全层面的价值。而且南海问题又具有特殊性，它并不涉及到谋求海洋扩张或海洋霸权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维护合法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的问题。因此国家更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行为战略去应对这一问题。

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不少规定是“不完善的，甚至是有不少缺陷的”，这是“通过协商一致达成全面谅解的必不可少的妥协，在制定错综复杂的海洋法律制度时必须付出的代价”赵理海：《我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问题》[A]，载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157页。。也正因为如此，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以来，南海周边国家纷纷选择公约中对自己有利的条款来支持自己声称的和管辖权，并积极主动地付诸实际的管理和控制行为，致使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争端的南海问题日趋白热化。截至目前，南海周边国家非法侵占我国南海岛礁最长已逾四十年，我国的持续拖延，一旦使得周边各国对于南海岛礁的占领形成一种国际法上的有效占领并为国际社会所认可，南海争端的解决便会更为艰难。反观我国，尽管在应对南海争端中也付诸一些包括立法、行政管理、开发、战争等国家行为，但基本上是一种被动的选择，缺乏积极主动的国家行为战略，这也是造成我国在南海争端中日益被动的根本原因。

因此，对于目前我国南海问题研究方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通过历史地理研究虽然可以证明我国对于南海诸岛及其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但实际上却停留于自说自话的境地之中；通过国际法方面的研究虽然可以依据国际法的相关原则证明我国拥有对南海诸岛的唯一并有效驳斥其他南海周边国家的国际法主张，但实际上由于国际法所存在的自身缺陷而导致出现互相争斗较劲的局面；通过地缘政治研究使我们对我国海上周边安全环境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但实际上往往使我国陷入理性与民意的矛盾之中而无所适从；通过共同开发方面的研究虽然为我国实施南海资源共同开发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与实践准备，但实际情况却是“争议没有搁置，开发没有共同，资源都给别人开发了，而中国却没有得到任何利益”李金明：《南海问题的最新动态与发展趋势》[J]，载《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1期，第35-41页。；通过海权战略方面的研究虽然可以为我国维护南海权益提供宏观战略指导，但在解决海洋权益纠纷方面军事手段往往只是作为一个威慑手段而存在。不可否认，上述研究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南海问题论文篇2

关键词：南海问题；公共外交；软权力；巧实力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224-03

南海问题主要是指南海周边国家在南海地区各岛礁沙滩的归属权、海域权划分及资源分配等问题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与争端，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等多个领域。［1］在中国南海岛礁争夺中，主要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中国，加上中国的台湾，形成“四国五方”的争议。在南海海域争夺中，涉入的国家更多，形成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中国以及中国的台湾，共有“六国七方”的争议。

一、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的现状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以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和保护其“航行自由”为名，在愈演愈烈的南海问题上从“消极中立”转变为积极介入但不陷入的立场，并明确偏向与中国有争端的东盟国家，积极推进南海问题的国际化。

（一）公开的外交表态，上门挑唆

“美济礁事件”后，美国宣称，“一旦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动武，美国将会出面制止”。2011年6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菲律宾进一步明确承诺，美国要在“所有问题”上都将和菲律宾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包括眼下最热的南海问题。

（二）公开发表刊物、报告等

美国公开发表一些报告，南海周边国家会利用这些舆论储备作为对抗中国的“合法后盾”。2010年11月，美国公开公布了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中国自2007年以来在南海地区采取的一系列强势作为是影响南海地区形势趋向恶化的主要原因。［2］

（三）积极的舆论、媒体渲染

美国号称是南海诸国的“保护神”，南海诸国借助美国的势力来抗衡中国，恰好为美国予以借助“南海问题”遏制中国提供了契机和突破口。2010年6月，越南声称中国渔船“干扰”其在南海进行油气勘探活动。美国共和党议员詹姆斯?英霍夫不调查事实原委就以其“在和平解决南海争端中拥有国家安全利益”为由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予以“谴责”中国的决议，硬是将中国正当的回应行为描述成为“中国的干扰活动”。［3］

（四）频繁的军事操纵，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

美国将亚太地区作为全球战略的重点，以美日同盟为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石，进一步重视并扩大与菲、泰等盟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加强与东盟国家在军事互访、联合演习、后勤支援、军事培训及军售等领域的合作，努力提高美军在东南亚地区对危机做出反应的能力。

（五）积极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南海能源合作

南海其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产以及可燃冰等资源，使美国力争在南海资源开发中分一杯羹。2005年，越南与埃克森---美孚就达成了一项油气初步勘探合作协议。美国对其石油公司在南海的勘探业务持默许态度，一旦南海冲突危及公司利益，美国便能够以保护其海外利益为由出面干涉，对南海问题的发展和最终解决施加潜在、间接的影响。［4］

二、南海问题中的美国政策走势

冷战时期，美国并没有制定过什么南海政策。由于东南亚战略位置重要、自然资源丰富，而且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大市场，在美国的亚太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南海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冷战后初期，美国对南海采取不介入政策。第二阶段是1995-1997年，以“美济礁事件”为标志，美国采取积极干预南海争端的政策。第三阶段从1998年至今，美国把其对南海问题的干预放到亚太安全战略的框架下。第四阶段，“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为契机，提升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朝着有意干涉中国的方向发展。

可以说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遏制与威慑、主动与扩张将成为美国未来南海政策的主要特点；以南海问题牵制中国崛起将成为美国未来南海政策的基本方针、参与和构建新的南海多边安全机制将在美国未来南海政策中日益凸现。

周边邻国急于借助外力留美制华，与美国寻机重新强化其亚太地区领导地位和加强对华牵制的战略需求正好一致。美国以此为契机，顺势利用中国与周边邻国关系出现的矛盾、分歧和裂隙，在没有动用太多“硬实力资源”的情况下，充分调动“软实力资源”，大搞“巧实力”外交，利用三个“重要工具”，利用各种偶发事件，加紧推进所谓“前沿部署外交”战略。

三、中国对美国干预南海问题下的若干思考

自2009年以来，美国宣称美国在南海地区有利益。美国干预南海问题从幕后正式走向台前，由主动介入走向了有意干预。因此，美国作为南海争端最重要的“第三方”，只有与“第三方”和南海周边国家建立政治、经济、安全合作体系是解决南海问题的根本出路。

（一）充分利用“争端中的公共外交”，争取国际话语权和战略主动权

所谓争端中的公共外交是指国与国之间存在争端的情况下，通过有针对性的公共外交活动专门降低特定问题的舆论压力，从而维护良好的国家形象，确保政策环境和国家安全。［5］强化争端中的公共外交能力，既承认周边舆论环境中无法回避的负面因素，正视争端可能产生的舆论压力，提高对外传播中的反应能力和动员能力。

1.公开发表声明，注意时效性和针对性

目前，美国介入南海问题，美国高层领导人频繁在东盟地区性论坛等公开发表声明，主动上门挑唆等。中国应该针锋相对，坚定立场，灵活处理，刚柔相融。因此，通过媒体、报纸、网络等介体对美国的声称做出有效、争锋相对的回应，我们要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努力争取在南海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和战略主动权，同时进一步提高我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的透明度，最大限度地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可。

2.丰富公共外交中的舆论储备

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不仅注重高层领导人的动态，而且动员学者、专门的智库等通过报告的形式来增加舆论储备。相比之下，中国仅仅涉及外交部长、军队系统的领导人。因此，充分利用公共外交的作用，动员可以动员的一切力量来给美国以及南海周边国家施加舆论压力。一方面，加强中美学者之间的交流，增进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政策的理解，同时学者可以通过媒体公开自己的立场。另外，建立一个专门研究南海问题的委员会，对南海问题的现状、发展趋势等进行研究，作为处理南海问题的智库，时常一些有关南海问题的数据、报告等等，让国际上始终能感受到中国对南海问题的高度关注。这样不仅可以提高中国在解决南海问题上的影响力，而且可以增强国际上随中国拥有南海的合法性的认同性。

（二）充分利用软权力、巧实力来强化中美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在南海问题中，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都处于安全困境中，进退维谷。因此，合作是解决南海问题的必然选择。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如果博弈不是重复的，合作就相对困难。所以促进合作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安排同样的两个博弈方多次进行博弈，使他们彼此认识过去的行为并能回忆至今是如何行动的。［6］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中国与美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存在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国家间合作的基础，因此，以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为突破口，加强与美国全方位的合作，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是南海问题得以解决的剂。

1.发挥软权力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

软权力是通过精神和道德诉求，影响、诱惑、和说服他国相信和同意某种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拥有软权力一方所希望的过程和结果。归根到底，软权力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力和规制力。［7］

一是充分利用制度性软权力。通过制度性软权力来影响国际机制，进而促进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目前，中国关于南海问题解决的相关法律依据仍然比较滞后，一方面可以通过海洋立法，增强其国内法律的时效性，为南海问题提供法理依据；其次，可以加强与南海周边国家积极的磋商和谈判，加快制定《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的进程；另外国内积极制定解决南海问题的战略规划。通过这些制度性文件，凭借公共外交来影响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

二是充分利用认同性和同化性软权力。美国与中国在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领域存在共同利益，这是中美合作的基础。另外，中国与美国的合作也体现在方方面面，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重要。因此，加强与美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安全，尤其是非传统安全，如反恐、核武器等方面的合作，加强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2.发挥“巧实力”在中美关系中的融合作用

美国奉行“巧实力”外交主要是改变美国片面强调军事力量、单边主义的政策，不去追求绝对霸权，但还是希望当“世界领导”，即所谓的“平等中的第一”。因此，我国也应该针对美国的“巧实力”外交作出相应的“巧实力”外交。南海周边国家纷纷“搭便车”，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大国来共同抗衡中国。美国也借助南海周边国家和东盟国家来牵制中国发展经济。但是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绝对的朋友，这是国际关系的真谛。因此，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借力打力”措施来处理中美关系。

一是处理好中越关系。越南是南海问题的核心。中国对越南在历史上给予了很大的援助，因此美国与越南的合作是最不可靠的。目前越南国内通货膨胀严重，民众对政府的不满程度很高。因此加强与越南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安全领域的合作，同时加大对越南的援助和扶持，和越南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增强中越之间的交流，加深两国之间的信任，让越南认清美国维持其全球霸主地位的真实意图，竭尽首先突破中越之间的安全困境。

二是处理好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中国应该凭借地缘政治学说加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交流，加强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首先，认清南海问题的实质---争端和海洋划界。其次，区别南海问题和南海相关问题。再次，南海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双边磋商，南海相关问题主要依靠多边协商。最后，认清美国介入的实质――单边霸权主义。因此，中国应该联合东盟各成员国以及东盟整体的力量来抗衡外国的干涉，避免南海集团来与中国抗衡。

三是处理好中日、中澳、中印之间的关系。日本、澳大利亚、印度是南海周边国家依靠的“第二把刀”，也是美国介入南海问题联合的主要力量。因此，加强与这些大国之间的合作，中国也可以享受“搭便车”的低成本，高收益。日本、澳大利亚、印度与西太平洋的安全息息相关，在这一点上和中国是一致的。以此为契机，共同维护西太平洋的航行、贸易等安全，是西太平洋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让这些大国认清美国所强调的在太平洋有安全利益的真实意图。

四是巧妙地处理中美关系。首先是加强中美全方位的合作，尤其是全球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反恐以及防止核武器扩散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中美可以达成这样一笔交易：中国可以在对朝鲜和伊朗的制裁上配合美国，但要求美国不插手南海问题，不与东盟国家进行军事合作。其次有效利用东北亚和中东地区与美国的矛盾与冲突来牵制美国。中东的局势越紧张、越复杂就越牵制美国的精力，进而美国在东北亚地区无法施加影响，东北亚地区的缓和和中东地区局势的紧张对中国极为有利，可以使中国把精力用在南海上。再次，通过与美国的交流，利用美越之间微妙的关系让美国认清南海周边国家的扩张野心，让美国警惕小国的“格鲁吉亚”行动。最后，加强海峡两岸的合作。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南海问题也涉及台湾，海峡两岸在解决南海问题上有着很大的默契和合作的意向。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陷入了“谈不拢，打不起，拖不了”的困境，中国一贯主张通过和平的磋商来解决南海问题。中国只有坚持四立---立德、立信、立规、立威，反对南海问题的“四化”现象①，坚持克制、冷静‘建设性的态度，坚持在我的立场，刚柔相融，怀柔惩戒并存，通过与美国进行反复的博弈和合作来建立政治、经济、安全体系，从根本上解决南海问题。

注释：

①四化现象，即反对其他国家占领南海合法化、反对把南海问题国际化、反对“南海南极化”以及反对南海的多极化。

参考文献：

［1］檀有志.南海问题风波再起的背景［J］.国际资料信息，2009，（6）.

［2］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2010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2010，pp.134－135.

［3］省略/lg/xszh/201108/t20110811_101501.htm

［4］周正平.越南再挑中越南海争端，美国增加不安定因素［D B/OL］.news.sohu. com/20080724/n258347383.shtml.2008-07-24.

［5］周庆安.从南海问题看“争端中的公共外交”［J］.对外传播，2011，（9）.

［6］卢芳华.试析南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J］.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4）.

南海问题论文篇3

：陆地海洋建都论战东西之争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2-0086-08

一、东西之争与南北之争

抗战后期，胜利在望之际，民国学人对战后中国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系列的探讨。在这些讨论中建都之争无疑最为引人注目。正如魏晋贤所言：“时贤讨论战后新中国问题者已甚多，但众说纷纭，纠缠错综，不免予人以迷离惝恍之感。一种取精用宏，提纲契领的看法，我觉得应该先从战后的国都一题谈起。”魏晋贤：《建国与建都——陆主海从政策》，《陇铎》1944年第2期。这次论争也是民国时期关于建都问题的第四次争论。相关学者对民国历次建都之争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徐畅认为，民国时期发生的四次建都之争分别为：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期间，江浙和湖北的地方政治集团发生的建都武汉还是建都上海之争；第二次是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南京与北平之争；第三次是北伐战争期间，和其他政治势力关于南昌、武汉和南京建都之争；第四次是抗战后期关于战后建都问题的大辩论（详见徐畅：《抗战后期建都之争》，《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沈卫威则认为，民国期间关于建都的地点问题的四次争论分别是1927-1928年、1935年、1941-1942年、1946-1947年（详见沈卫威：《对民国时期建都问题论争的回顾》，《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沈氏对历次建都之争的时间段划分明显侧重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而其把抗战后期的建都论争分为1941-1942年、1946-1947年两个时间段，则是笔者不能认同的。正如本文即将论证的，抗战后期的建都之争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并非这两个独立的时间段，且在1942-1946年之间，建都论争从未停止过（如本文引用的资料多为1943-1944年）。而且学界其他学者也未有把抗战后期的建都之争进行过相似的划分。因此，本文认同徐氏对民国历次建都之争的划分，即把抗战后期的建都之争看作是民国第四次建都之争。各界学人相继从各个层面和领域阐发了对战后建都问题的见解。论者主张可以建都的城市有南京、西安、成都、重庆、兰州、长沙、武汉、洛阳、济南、北平、长春等。虽然这次建都论战没有最终的结果，也没有直接影响到国民政府建都的决策，但从中却折射出诸多问题，反映了战时和战后国人在国家定位和国际关系上的某种心态。

对于这次建都之争，学术界进行了初步研究，徐畅较为全面的介绍了建都论战中持论者在战时心态、建国理念、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判断以及如何利用传统历史资源等问题（《抗战后期建都之争》，《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沈卫威分析了贺昌群、钱穆、张其昀三人在首都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得出“南京十一代国都，其特点所在，非偏安，既年促”的结论。（《对民国时期建都问题论争的回顾》，《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何方昱主要以《思想与时代》月刊社为平台展开对建都问题的讨论，认为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未来中国的发展走向，而谋全国均衡发展则是学人的共识。但作者侧重于分析《思想与时代》及其同人的特殊地位以及战后的政治环境，强调本次论争以学术之外的含义，彰显学术与政治之间一定程度的互渗与互动（《学术、媒介与政治——论20世纪40年代〈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关于建都之争》，《求是学刊》2008年第3期）；刘海军详细论述了各种建都观点的由来，并初步分析了各种不同的建国理念（《抗战结束前后关于战后国都的大讨论》，《钟山风雨》2011年第2期）；钟少华：《中国首都研究的近代观》，《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第四次建都之争，争论之点固然集中在南京和北平这两个最主要的城市，并且后来的论者也多关注于建都的南北之争，如一些人直接认为此次建都之争，“先在高层北方籍元老和南方籍元老间展开，不久便议满朝野，继而扩及史学界、地理学界和政治学界，争论的结果，仍以南京为首都，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黄立人、郑洪泉：《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意义与作用》，《民国档案》1996年第2期。其实，这完全颠倒了时间关系，也忽视或者掩盖了建都问题上的东西之争。事实上，虽然主张建都北平者从不乏人，但就第四次建都论战来说，从1942年论战开始到1943年底傅斯年在《大公报》上发表《战后国都问题》支持北平之前，主张建都北平的声音一直没有出现。相反，各界学人关注的焦点却在于建都的东西之争。正如1943年10月20日的《东南日报》发表的评论性文章《战后建都问题》，对之前的建都论战总结说：

最近国内舆论界对于战后建都问题，讨论颇为热烈，大致说来，可分为三派主张，一是建议以西安为首都，二是力持仍以南京为首都，第三派则或建议迁都武汉，或建议建都成都，或建议即以重庆为首都。《战后建都问题》，《东南日报》1943年10月20日。

总体来讲，北平与南京的南北之争夹杂了更多政治色彩，而西部各地与南京的东西之争则集中体现了理念和原则冲突。建都之争初起时，争论主要在学界范围内进行，大家都较为认真地探讨建都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标准。到了后期，随着北平政治集团和南京政治集团的加入，论战才越来越充斥了政治氛围。学术争鸣要么远离政治而很难解决政治问题，要么过于贴近政治而失去学术准则。正是由于建都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所谓建都原则与标准也就很难确定。虽然论者动辄引用古今中外的名人著作来证明自己提出的建都原则、标准，实际上却很难在此问题上达成概念和理念上的一致。本文并不打算探讨本次建都论战中的政治因素，而是将我们的目光和视线投向论战初期相关学者对建都原则问题的集中探讨过程。与后期论战相比，前期充满学术性质的建都原则讨论中，学者们针锋相对的观点，并非聚焦于南北问题，而是东西之争。东西之争，即论者关于西安、洛阳、武汉、兰州、重庆、成都等城市与南京孰为首都的争论。可以说，东西之争是这次建都论战之所以爆发的最原初、也是最核心的理念冲突。争论的表面问题是“陆防”与“海防”的冲突、开发西北与发展东南的争执，而其实质则是近代以来的“海国精神”与传统的“陆地中国”观念的对抗。

二、东西之争及其合法性的重建

建都问题的东西之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后遗症之一。抗战爆发后不久，作为中国首都的南京被日本轻易占领，南京市民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这给国人留下了异常深刻而难忘的历史伤痕，同时也招致了许多人对南京是否有资格成为中国战后首都的质疑。为了避免这一惨剧再次出现，西部建都论者努力否定南京作为首都的合法性，甚至直斥南京为“国耻首都”，并在此基础上为西部建都树立理论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东部建都论者则采取迂回策略，刻意回避抗战问题，并将南京称为“革命首都”、“胜利首都”。俞振基：《国大代表激辩白热化的焦点：建都南北之争》，《新闻天地》1947年第19期。在东西之争中，为了实现各自建都主张合法性的目的，论战双方在建都理念和原则上进行了你来我往的激辩。西部建都论者往往旗帜鲜明，自创新说，形成了林林总总的学说和主张。东部建都论者则往往在批驳的基调上立论，从而使其观点难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尽管论战双方在理论基础上或有不同，但最后总是会落脚在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

1学理论衡：各取所需的建都理论

西部建都论者的学术观点异常多元，可谓人言人殊。论者多从自身的知识背景出发，使用各不相同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各取所需，自创新说，几乎每个人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建都主张，每个人都代表着一个不同的建都学派。大致来讲，可以将西部建都论者的观点划分为民族生物学、历史文化说、地理中心论、建国方针与国策论等视角。

在这些观点当中，民族生物学是最为刺耳，也是被附会和批判得最多的一种观点。张君俊是这一学说的始作俑者，他说：“我们站在民族生物学的立场，一再警告国人，东南之繁荣，不是民族之福，反为民族发展中最大不幸的障碍。东南愈繁荣，全国优秀的人力，愈向东南移动，殊不知该处优秀人力愈多，彼优秀民质生理的退化亦愈大。”张君俊：《战后首都问题》，《大公报》1943年9月7日。因此，他认为，我国北方气候最宜于科学文化之发展，南方气候只宜于高度农业文化之培养，南京决不能成为战后的国都。柯璜紧随其后，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柯氏认为：“北方水气质点稀疏，生物组织结实坚强，南方则反之。……中国大江以南，地面之气质点饱和而温暖，所生动植物细胞组织，大概浮慧而软弱，大河以北空气质点稀疏而寒冷，所生动植物细胞组织，大概结实而坚强，……北人南走，壮实者，往往变为羸弱；南人北居，羸弱者往往变为壮实。”柯璜：《定都之我见》，《大公报》1943年9月25日。其他学者如丘良任、朱文长等在论说当中都夹杂着这一观点。历史文化说是西部建都论者使用最多的一种研究视角，在他们看来，历史文化是南京不能成为战后国都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显在的原因。他们从古代历史中得出了建都南京“非偏安即年促”的结论，又从对近代历史的分析中，给南京戴上“权宜之都”、“国耻之都”的帽子。而西部诸城市如西安、洛阳均历史文化气息浓厚，历史上的建都时段和国运要好于南京。这一观点最具权威性的代表人物是历史学家钱穆。钱穆坚定的主张建都西安，并结合历史、艺术、军事、政治、哲学、文化、经济、地理诸学科自创了“国家逆势动进”一说。他认为，“一国的规模与精神，有时取顺势，而有时则取逆势。有时守动态，而有时则守静态。取顺势守静态则为退婴时代，取逆势守动态则为进取时代。”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1942年第17期。故中国人之东南发展常在顺境静态下完成，而有退婴之象；反之，中国人之西北发展则在逆境动态下完成，而有进取之致。同时，中国历代大敌外患在北不在南，所以战后中国之首都，断然应向北迁移，尤其西北应该重于东北，中心重于偏隅，大陆重于海疆。地理中心说也是西部建都论者经常使用的一种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两位地理学家。一是当时已经闻名全国，时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的胡焕庸，一是当时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地理教师而不久之后即成为有名的地理学家的陈尔寿。胡焕庸认为，国都位置不外乎两种：一为处于比较中央之地位，一为处于比较偏僻之地位。在分析比较了世界各国国都设置方位之后，他认为，我国的国都应处于比较中央之位置较为适宜。随后他就地域中心、人口财富之中心进行了分析比对，并提出建都武汉的主张。胡焕庸：《战后我国国都——武汉》，《新中华》1943年第12期。陈尔寿则进一步提出，国都不必居于疆土中心，而必接近综合人文自然因素之地理中心。他运用当时流行的地理中心划分方法，对疆土、总人口、农户、都市人口、高等教育、总耕地、旱地、水田、田赋、铁路、公路、铁储、铁产、煤储、煤产等因素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分析，并最终得出我国的中心，约在东经118°40′，北纬39°45′，而武汉则是接近这一地点的最大都市。陈尔寿：《国都位置与地理中心》，《大公报》1943年9月16日。从战后中国的建国方针和国策出发展开论述是西部建都论者的另一个通行做法。如章枫丹提出，“说到战后建都问题，应该先认清战后我们国家整个建国方针的趋向。”他认为，战后的中国要做到工业区域与农业区域的兼顾、利用外资以接近海洋与国防安全考虑以远离海洋的兼顾，而最合适的地区就是武汉。章枫丹：《论战后新都》，《新中华》1943年第12期。郑励俭也认为，国都为全国首脑，常因国土国策之变更而迁移。我国战后应以开发内部为国策，故国都宜向内迁，建都西安或者兰州。郑励俭：《战后新国都问题》，《时事月报》1943年第1期。丘良任提出战后我国的建国基础在西北，故首都自以西北为宜，而以西安为首选。丘良任：《论建都》，《大公报》1943年9月5日。殷祖英认为我国战后应取大陆内充政策，主张建都内陆。殷祖英：《论战后国都》，《西北日报》1943年10月2-4日。

与西部建都派在立论方法和立论依据上的多样化相比，东部建都派的理论来源显得相对匮乏，几乎没有提出什么独创的理论方法。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往往是站在辩驳的基调上立论，在言说当中经常要拿南京与多个城市进行对比，从而使他们的立论难以系统化。但如果我们将归纳的范围设的宽泛一点，仍然可以发现东部建都派中一个相对集中的论点，那就是基于三民主义的政治学说。叶青就直言不讳的言道：“国都不是民族生物学的问题，而是政治学的问题，它属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用不着的。……国都不是军事问题、国防问题、外交问题、经济问题、历史问题、地理问题、民族生物学问题，而是现实的政治问题，应从统治全国上着眼。”他用三民主义观点来论证南京建都的合理性，认为民族主义指出民族运动和文化运动之中心在南方，因而指出民族国家之中心在南方；民权主义指出民权运动之中心在南方，因而指出民权国家之中心在南方；民生主义指出民政运动之中心在南方，因而指出民生国家之中心在南方。因此应该建国都于三民主义的中心——南京。朱梦麒辑：《建都论战》，《华侨先锋》1944年第4期。孙甄陶的观点与叶青相仿，他认为，此次战后欲就其中选定一个首都，自以具有革命性及浓厚的民族和民族权意识的地点为最适合，而这一地点自然是南京。孙甄陶：《战后仍应建都南京》，《学生杂志》1946年第3期。张其昀则以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及实业计划为文本，认真考证分析了孙中山对南京的态度，认为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对南京都市的计划指示周详，并称之为中国之新都。张其昀：《再论建都》，《思想与时代》1947年第42期。李旭旦则引用近代政治地理学的观点，认为国家的首都位置，“一应求积极性国防之安全，二应位于一国精华所在之中心，三应其地能代表一国地理特性，四应海陆并顾，策应国际形势。以衡我国情形，南京实为建都之首选。”李旭旦：《让我们还都南京》，《新中华》1943年第11期。

综合来看，西部建都论者的立意旨趣相对宽泛，论者多立足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展开论说，在理论方法上各取所需，自立门派。而东部建都论者则往往以政治学说作为最大的挡箭牌和后盾，对西部建都论者的观点予以辩驳。同时，东西双方在学理层面上的诸多交锋，一旦细化下去，必然要落脚在具体的论据当中。分析东西双方的论据，又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

2军事论衡：陆防与海防的冲突

南京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及其惨重后果，是所有反对建都南京者最直接的理由。魏晋贤就直截了当的指出：“近世数百年来，中国之国都，均建于沿海，然北平古都，当八国联军之役，皇室有出奔西安之事，而南京新都，于此次抗战之始，政府有播迁重庆之举，此种意味，均值我们谈建国问题者深长思之。……这种铁的事实，构成了我们的奇耻大辱，颇值得痛切的反省。”魏晋贤：《建国与建都——陆主海从政策》，《陇铎》1944年第3卷第2期。在这种反思中，西部建都论者大多从海防脆弱性角度入手，批评南京离海太近，在中国没有海军的情况下，定都南京无疑是把国家最大的目标暴露在敌人眼下。他们认为：“以此次中日战争而论，更知南京之脆弱。一闻国际有警，南京即须立刻迁都，否则更有无法行使职权的危险。”海防之脆弱不仅是因为当时中国无海军，“根本不配建都海滨”，更在于“当现代飞机发展它威力的时候，我们即使建设了伟大雄厚的海军，也不应该建都海滨”，在他们看来，飞机轰炸威力之大，将使得再坚固的海防也形同虚设。因此，“首都应在内陆，乃为最安全的策略了。”张君俊：《战后首都问题》，《大公报》1943年9月7日。柯璜认同此论，他说“今中国海军未兴，寇敌未平，凡近海岸线，如燕京、金陵，只可权作临时之都，不可长为久安之计。”柯璜：《定都之我见》，《大公报》1943年9月25日。当然，他们并不否认海防的重要性，认为战后中国应该建立强大的海军，但是“不建都南京，尽可振奋海军，例如苏联建都莫斯科，亦把太平洋岸的海森崴，海军办得很好”。葛绥成：《建都之我见》，《东南日报》1943年11月23日。西部建都派对中国海防脆弱性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战争预期判断的基础上。他们普遍认为，战争可能再次爆发，即便日本帝国主义完全崩溃，但“谁能担保其他假仁假义之帝国主义者，将来不会再有兵临城下之厄运呢？”

对于西部建都派赖以为基础的“海防之脆弱”一说，东部建都派大都试图稀释这一观点。他们强调国防已不是建都的关键问题，“在今日的海陆空的普遍状态之下，任何国家，无论大小，专由国防方面言，首都所在地已无关系”。雷海宗：《战后国都问题》，《时事新报》1943年10月24日。“国都和国防不宜混为一谈，而且现代化的国家，国都位置和国防建设也无太大的关系，因为日新月异的战争利器，已可克服任何地形的阻碍，如无坚甲利兵，普天之下便没有能够永久防御的地方。”陈正祥：《战后国都的选择》，《文化先锋》1943年第3卷第5期。但同时他们又强调，自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除俄国是中国陆地上的危害以外，其余的祸害都来自海洋，“现在虽是科学战争的时代，但致胜的关键，还是在控制海洋”，王康：《我们应当还都南京》，《国防周报》1944年第7卷第4期。所以国都应该建在离海洋较近的南京。他们一方面强调海防的重要性，一方面持着“首都作要塞，以天子守边境”的传统观念，主张通过快速的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来彻底解决海防问题。

在战争预期上，他们普遍认为经过抗日战争，日本的海上势力必将彻底击破。“则自胜利获得之日起，至少在十数年中，东方海上的威胁，可以不致存在。我们就应利用这宝贵的时日，与英美合作，建立我国在太平洋上之海权，以奠万世之业”。虽然中国目前毫无海军之可言，而建立一强壮之海军，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但是此次战争结束之后，正因为我国海军落后，所以战后才应着力发展，否则“在心理上先示弱于人，则全部建设计划，均将搁浅”，到那时不仅首都非安全之区，沿海口岸和工商经济荟萃之地，都会成为敌人的囊中之物。进而，他们提出建都西部是“自缩于三峡以内，造成锁国状态。”李旭旦：《让我们还都南京》，《新中华》1943年第11期。

对于战后的中国，论者或强调陆防的重要，或强调海防的重要。观点不同的背后贯穿着对未来战争预期的分歧，西部建都论者往往认为战争迟早还会来临，而东部建都论者则强调海上的大敌已经不复存在。西部建都论者迷恋于“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战胜利之经验，强调中国广袤的陆地在战争中的重要价值；东部建都论者则力图汲取抗战初期东部沦陷的教训，力图迅速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解决海防的困扰。强调陆防者并非不要海防，而强调海防者也并非忽视陆防，争论的核心在于孰为“国防之关键”。若以陆防为国防关键，则建都中国内陆就具有了天然的合法性；而若以海防为国防关键，建都南京就继续保有了合法性的基础。

3经济论衡：建设西部与发展东南之间

晚清以后，随着中国农业经济向商品经济、内陆经济向海洋经济的转型，中国的经济中心进一步东移至沿海地区，广大内陆地区逐步被边缘化。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沿海工业大批内迁，有效促进了内陆地区的工业化发展。在这一有效经验的支撑下，为了防止抗战结束后内陆地区在经济上重新被边缘化，西部建都论者往往将西部与东南对立起来，提出战后应首先发展西部经济。

张君俊特别指出，战后若仍奠都南京，政府有意无意之间，必又侧重东南之发展，沿海城市又重整旗鼓，而在最短期中，东南将又为我国经济中心。倘若中外战争再起，势又难免再遭威胁。他从民族生物学的角度反对优秀人才的“东南飞”，认为“我们站在民族生物学的立场，一再警告国人，东南之繁荣，不是民族之福，反为民族发展中最大不幸的障碍。东南愈繁荣，全国优秀的人力愈向东南移动，殊不知该处优秀人力愈多，彼优秀民质生理的退化亦愈大，须知劣等民质之退化，自不值得注意，但多数质本优秀的民族偏向东南移动，而不知不觉的走入了东南最不利于民族健康的地理环境。”他进而分析说：“华北建设了，然后可以掩护华中的建设，亦正如华中建设了，然后可以掩护华南的建设。但不幸得很，我国过去的建设，以南北为秩序，是先建设南方，然后建设北方，……此次抗战，所谓南京的建设那里去了，所谓下游的建设又何处去了，不被敌人摧毁，即被敌人利用。”张君俊：《战后首都问题》，《大公报》1943年9月7日。

丘良任认为经过二战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由东南转向西北，“抗战六年，我国政治上进步很多，而经济地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过去经济重心由西北向东南移，是因为漕运和海运的关系；现在空运陆运突飞猛进，和后方工业水利的兴建，经济重心更自东南转向西北。”他认为建都南京必然在经济上依赖上海，“殊不知上海为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大本营，上海的繁荣完全建筑在洋行买办阶级上。如果我国财政不能脱离对上海的依存关系，就永无自力更生的机会。”他引用的一句话“吾国抗战基础在西南，建国基础在西北”，进而得出结论说：“建国基础既在西北，首都为国本所系，自不能偏于东南。”丘良任：《论建都》，《大公报》1943年9月5日。龚德柏也主张“应建都西北，才能开发西北，使西北空无人烟之地，渐渐有人居住，以挽救此偏重东南之势。”龚德柏：《武汉与西安孰宜于建都》，《大公报》1943 年9月12 日。

葛绥成则从治国方略的角度论述了建都西部的重要性，他认为“复兴北部和中原以及开发西北，却为我国永久整个的大问题”，如果建都南京，虽可遥顾内陆地区，但毕竟“离心力太远，中央总未能尽全力注重。”葛绥成：《建都之我见》，《东南日报》1943年11月23日。因此，为了避免使内陆因为“离心力太远”而边缘化，必须把国都建在内陆。钱穆提出了建都南京的“半边麻痹论”，他指出，中国本是一个大陆农国，“中国传统文化亦是一个最标准最理想的大陆农国的文化。中国人已往在大陆，中国人之将来依然要在大陆。中国人已往是农国，中国人之将来依然仍是农国。只不过要成为一个新大陆的新农国而已。”由于“中国人的以往是农业国，中国人的将来依然是农业国”，“建都西北，则东南人物经济不断向西北输送，于是乃可以血脉流通，要不然，则西北人物经济群趋东南，必成半边麻痹状况。”钱穆不仅强调要重振农业国家的经济基础，还强调要促使农业文明的重新复苏，“若果效法隋唐东西两都的形势，则新中国之建都应在长安，而以北平为陪都。从长安到北平划一横线，约略相当于黄河平原之地带，即代表前期中国汉唐精神的地带，应使成为新中国之首脑指挥地带。”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思想与时代》1942 年第17期。通过缅怀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宣传汉唐文明中西安之辉煌，钱穆试图重建陆地中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西部建都论者的这一观点遭到了东部建都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延续了近代以来中国海洋性发展的思路，认为“中国将来如不能立足于太平洋上，就不能立足于世界。” 李旭旦指出，未来中国的前途，在求海权之建立，“诚然，南洋与东北是我国民族之两大出路，要经营南洋与东北，则以海上之联系为最重要，也最为便捷。我国以陆国而兼海国，故我来日的建国大业，一方注重在大陆的开发，一方又应注重海外的发展。”李旭旦：《让我们还都南京》，《新中华》1943年第11期。雷海宗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分析认为：“既据大陆又临海洋的国家，国都位置应在能够兼顾海洋活动和大陆开发的地带”，雷海宗：《战后国都问题》，《时事新报》1943年10月24日。所以战后建都南京，有利于大力发扬海洋精神，从而达到立足太平洋的目的。沙学浚明确提出：“不可完全根据抗战教训，提出海洋可怕，内地退缩政策。”沙学浚：《中国之中枢区域与首都》，《大公报》1943年12月19日。张其昀强调要消除人民心理上“重陆轻海”的旧观念，他认为：“谁都承认二十世纪将为太平洋的世纪，而此次大战结束以后，太平洋势必代替大西洋而为世界政治的中心，因为战后四国中的中、美、苏，都频临太平洋，英国也因印度、澳洲而与太平洋发生密切关系。”基于此种情形，中国就不能让自己的首都远处于内陆，对海洋采取无形的闭关政策。“且由于过去的惨痛教训，中国深感无海军之苦，所以中国之必须成为陆海权并建的国家，而欲中国建设强大海军，则亦不能将首都建立于远离海洋之内陆，使人民心理上仍无法消除‘重陆轻海’的旧观念。”张其昀：《论建都》，《思想与时代》1941年第5期。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西部建都派往往把建都西部与开发西部联系起来，并将削弱偏重东南之势以开发西北作为建都西部的重要经济基础。东部建都派则往往强调近代以来中国海洋性发展的大趋势，并要求破除“重陆轻海”的旧观念，认为海洋性的成长才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基本途径。

三、论争的实质：陆地中国还是海洋中国？

中国历来是个农业大国，在传统时代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从来都是国家的基本战略，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的陆地性。由于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性，传统中国一直没有把海洋贸易作为国民经济的必需，也没有认识到从陆地向海洋转变的重要性。从晚清魏源的《海国图志》开始，近代中国渐渐开始了从陆地转向海洋的曲折过程。通过沿海的各个通商口岸，中国与整个世界的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的经济重心也越来越向海边移动。同时，治国方略在某些方面发生了转变，即从传统的“用夏变夷”转向“师夷长技”，且“长技”之内涵在不断深化，由单纯技术层面向制度层面延伸，再向精神文化层面发展，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自强。正如彭慕兰所言，“这种新的经世方略既改变了国家专注的任务，也改变了它认为最为重要的地方。随着中国地位的改变，中国内部地区的地位也在改变：既有一个区域的核心和边缘的地理界线，也有一个社区成为核心或边缘的政治和经济含意。”[美]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页。在追求现代化的自强运动中，中央政府日益将其注意力投向富庶的沿海地区。随着而来的是资源的转移和重新分配，资源向较为富裕而又直接面临列强威胁的沿海地区倾斜。再加上海洋贸易的广泛兴起，中国的广大内陆尤其是西部地区愈益变得边缘化。但是，抗战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内陆和西部地区的边缘化，并大大收缩了近代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发表宣言称：“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四川省政府公报》第100期。沿海地区的相继沦陷使国民政府不得不重新依靠中国内陆的广袤空间与日军进行对峙。“以空间换时间”策略的成功，使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识到中国内陆的重要性。同时，中国海洋化的过程一再受挫，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中法、中日战争，中国的海上力量甫经发展即遭完败。民国政府建立以后，中国长期没有事实上的海军，更妄论维护国家的海疆。抗战爆发后，长期以来象征中国现代化和海洋化成就的沿海地区几乎全部沦陷，这就使人不禁要考量陆地中国与海洋中国孰轻孰重的问题。

因此，主张南京建都者往往刻意强调近代以来中国海洋性发展的大趋势，并要求破除“重陆轻海”的旧观念，认为海洋性的成长才是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基本途径。但是，抗战胜利以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预见到，国民政府如果还都南京，在国策上势必要重新重视代表现代化建设的沿海地区，而使内陆地区再次边缘化。因此，他们均以为中国仍然是一个陆地国家。魏晋贤非常明确地指出：“海都论者，往往忽视了民族的本质。中华民族由于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根本是农业民族，而不是商业民族。农业民族主要的凭藉是陆地，而不是海洋。鹜海上之雄风，不计本身力量，妄谈海洋发展，是颇为危险的。我们今后建国大业的决策，应该是陆主而海从。”魏氏认为，那些主张建都南京的人，“似乎忘记了这次战争的教训，同时也没有估计我们战后的力量。”魏晋贤：《建国与建都——陆主海从政策》，《陇铎》1944年第2期。魏氏的“陆主海从”说，代表了大多数西部建都论者的主张，也充分揭示了这场论战的实质。从抗战经验出发，西部建都论者认为，建都西部才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也有望中止因现代化所造成的内陆与西部地区边缘化的趋势。建都论战中的东西之争，其核心命题也就在于此。

对于西部建都论者而言，消解因国家现代化发展而带来的边缘性，是他们参与建都论战最为重要的初衷。这种消解边缘性的努力，有一个较为极端的案例，那就是论者将一直默默无闻的西北城市兰州列入首都的候选名单当中。“陆都”兰州与“海都”南京的对决，进一步凸显了这次论争中反抗边缘性的强烈诉求。

兰州在传统中国的疆域观念中一直位居边疆，但是辛亥革命以来，“长期处于丝绸之路咽喉要冲的兰州，地理位置的优势忽然‘复活’，从名不见经传的边疆小城一下子提升到中国‘中心’的地位”。彭南生、邵彦涛：《民族命运共同体话语下的“兰州中心说”》，《人文杂志》2011年第1期。早在1906年，孙中山在新加坡的时候，就曾提出：“统一十八省之后，可都南京；统一满、蒙、回、藏之后，可都兰州”，苏全有：《孙中山与建都设置问题》，《天府新论》2004年第2期。也就是广为流传的“孙中山主张五族共和时建都兰州”观点的由来。其后，孙中山在1919年完稿的《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中又提出要以兰州为中国铁路和公路网络的中心。随后，他又提出了“海都”和“陆都”的说法，把南京称为海都，把兰州称为陆都。在孙中山的总理遗教中，曾有“中国的国都，须设在兰州”之语。邵力子：《开发西北与甘肃》，《西北开发》1934年第2期。孙中山的这一观点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它不仅大幅提高了近代兰州的政治地位，更赋予建都兰州的合理性。

张其昀紧跟孙中山的思路，首先提出应设兰州为陪都。他说：“在中国之版图上，求一疆域之中心，四至八到道里维均者，即为兰州”，“二金者（指南京和兰州，南京古称金陵，兰州古称金城）建国大业之要领也。”他总结了兰州的十个特点，即大陆中心、半壁枢纽、水利渊薮、林牧宝库、织造巨镇、石油总站、贸易焦点、铁道动脉、各族会堂、国际名都等。他认为今后陆都兰州规模之宏远，将远超汉唐盛世之金城，“建国宏业之完成，要当赖我国民皆能深体陆都之新使命，奋发有为，克服环境，以集成我先民建国之精神于茫茫大陆之上也。”胡焕庸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应该把“兰州定位西京，可作经营西北之根据”。胡焕庸：《战后我国应都武汉》，《新中华》1943年第12期。

朱文长是更坚定的“建都兰州”的拥护者，他认为建都兰州能够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的根本究竟在大陆上。不论是自立，或是立人，不能不先将根本立稳。这需要在一最适中的地点来建都以控制全国（包括新疆、、蒙古、东三省），而最适于这条件的，是兰州。”他又对孙中山的海陆两都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建国需要相当掩护，屋基必须首先巩固，有兰州则可以治国；世界正义须树立，弱小民族待援手，有南京则可以平天下。所以这海陆两都都是各有任务的，然而‘国治然后天下平’。”朱文长：《战后应建都兰州》，《东方杂志》第39卷第16号，1943 年10 月30日。他其实是从“国治而后天下平”的传统出发，提出建都兰州要优于建都南京。周开庆也提出：“在抗战胜利以后，为国家千百年来的长久大计着想，为加紧开发西北着想，我以为我们理想的国都应该是在兰州。兰州这个地方的重要性，真是谁也不能否认。”周开庆：《西北剪影》，中西书局，1934年，第135页。

对于这种建都兰州的主张，论者多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翁文灏就批评说，若首都在“一部分人所主张之兰州，则环顾皆山，气候干旱，粮食较少，人口无多，对于根本重地如东北华北江淮及东南各要区，一律距离甚遥，交通不便。”翁文灏：《建都济南议》，《大公报》1944年1月2日。其实，兰州建都说是中国大陆性认同者反抗边缘性的较为极端的一个个案，从孙中山到朱文长，建都兰州的逻辑基础都在于，以兰州作为中国之陆地中心的天然合法性来消解其边缘性地位，以达到建设民族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最终目的。正是在 “陆都”兰州与“海都”南京的这种极端个案的对立，凸显了这场建都论战的实质性内涵。

南海问题论文篇4

关键词：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所谓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是具有特定教育职业背景的专业性学位，主要培养面向基础教育教学及其管理工作需要的高层次人才。

相对于内地高校，海南师范大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开展较晚，如何让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培养跟上全国的步伐，如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如何创新、完善培养模式，这是我们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研究生发展现状

1.在职培养和全日制培养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的培养方式比较灵活，分为在职和全日制两种。在职人员以业余时间学习为主，在每年的10月份参加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全国联考，全日制专业硕士在每年年初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海南师范大学全日制教育硕士培养时间是两年，比学术硕士少一年，这样可以更早走上教育实践岗位学以致用。“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研究生在乡镇及以下农村学校任教服务期三年，并在职学习研究生课程，第四年到海南师范大学脱产集中学习一年，毕业获得硕士研究生毕业证书和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2.培养模式

学术型硕士的培养模式注重理论化，不重视实践，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专业硕士注重培养实践能力，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有较好的发展前景。海南师范大学在2009年获得了培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资格，不断扩大专业硕士的招生规模。海南研究生教育与内地比还有较大差距。

3.招生比例和招生专业

海南师范大学专业硕士的教育水平逐年提高，招生比例和招生专业都在逐年增加。海南师范大学从2010年开始从应届本科毕业生中招收农村教育硕士，每年招收50人，2010年和2011年共招收100名农村教育硕士，2012年改招特岗教师在职攻读教育硕士，录取了48人。到2012年止，文学院共招收学科教学语文专业硕士研究生计133人，加上学科教学数学、教育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大约200人。

二、海南师范大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存在的问题

1.海南师范大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起步比较晚，与内地有很大差距

全岛只有海南大学和海南师范大学招收研究生，海南师范大学2009年获得教育硕士培养资格，2011年开始招生，到今年（2012年）才完成两届招生，可见海南专硕培养的先天不足。

2.教育规模不大

海南师范大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规模总体上还不是很大，形式也比较单一，涉及的职业领域与学位类型也不是很多，不能满足海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对于研究生教育的完善和可持续发展也是不利的。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有教学管理、学科教学语文、学科教学数学、“硕师计划”、特岗教师在职攻读的方向设置，可见专业设置覆盖面还不够宽泛、全面。

3.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

由于海南的专硕刚起步不久，海南师范大学专业硕士培养模式还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的特色，课程的设置、教学方式等还是仿照、借鉴学术硕士培养模式。

三、海南师范大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建议

1.培养目标的改革

在学位层次和地位上，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是在一个级别上的，不同的是培养目标，专业硕士应该突出自主性、研究性、实践性的培养。海南师范大学的“硕师计划”和特岗教师在职研究生就是很好的培养模式，结合了农村教师的实践和理论的培养，并且他们都是在职的。特岗教师在职研究生第四年到海南师范大学脱产学习，这样的培养目标具有很好的针对性。

2.培养方式的改革

培养方式的改革包括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方法、学位论文选题及研究、质量考核等各个环节。海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的教学实践课组织工作有待加强，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教育实践经费没有到位。值得指出的是，笔者作为教育硕士研究生参加了较多学术讲座，这些讲座对于专业的培养是不无裨益的。

3.课程设置的改革

专业硕士的课程应该按照本专业领域的培养目标来设置，加大专业实践课程设置的比例和数量。结合海南省的特点和人才市场的需要，利用国内外最新技术，设置有操作性、实践性和有特色的课程。作为海南省培养教师最重要的师范学校，海南师范大学应该在教师培养的课程设置方面有所创新，可以结合海南丰富的旅游和民族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1］张晓明.论设置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的意义.现代教育论丛，1998（2）：1.

［2］杨宁.我国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大连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10-04-29：27.

注：本文系海南师范大学2012年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第一批），24号。

南海问题论文篇5

关键词：南海问题;复杂性;大国介入;有效控制

中图分类号：D8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8-0082-02

所谓南海问题，指的是南海周边的6国7方，即中国大陆和台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在南海岛礁归属和海域划分上存在的分歧和争端。南海岛礁由北至南大致可以分为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大群岛。目前东沙群岛由中国台湾控制，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黄岩岛之争后）为中国大陆实际控制，只有南沙群岛岛礁最多、分布最广、争议也最多，因此南海问题集中体现为南沙群岛及其海域争端。

一、南海问题的历史由来

南海问题由来已久，但真正成为问题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主要归因于三个因素：一是油气资源因素。20世纪60年代末，南海盆地发现大量油气资源，引发南海周边邻国的广泛关注。这些国家国土面积狭小，油气资源比较贫乏，所以蕴藏丰富油气田的南沙岛礁、暗沙就成为它们竞相抢占的目标。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出台。1982年颁布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沿海国除拥有传统的领海和毗邻区外，还享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最远350海里的大陆架的重大权益。为了抢先于新制度确立前夕造成占领的既成事实，在围绕《公约》谈判的十年（1973―1982年）里，南海周边小国掀起了抢占南沙岛礁的高潮。三是地缘因素。南沙群岛距离中国大陆遥远（距海南岛约1000公里），而距离南海声索国却近得多（如距离菲律宾的巴拉望岛约100公里），加上南沙岛礁多为礁盘、暗沙，难以长期立足坚守，这就使得中国对南沙海域的维权成本和困难比周边其他国家高昂得多。尤其是当时我海军力量相对薄弱，长期以近海防卫为主要职责，远洋力量几乎空白，故而对南沙海域的管辖总体处于不利地位，这就使部分邻国有机可乘侵犯我南海权益。

二、当前南海问题的基本态势

1.南海声索国不断强化其在南海的存在

经过多年的经营和建设，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已占据了一些岛礁，并逐步实现“驻军常态化、工事永久化、阵地纵深化”。它们改变了过去通过抢占岛礁扩大“”范围的政策，转为以军事控制、行政管理、经济开发并重的方式强化对南沙群岛的“有效占领”，企图谋求对南沙群岛“”的合法化。

2.南海声索国竭力推动南海问题的多边化、国际化

南海问题原本属于中国和南海声索国之间的双边矛盾，但是南海声索国执意主张在国际框架内解决这一问题，力图通过“抱团取暖”取得在南海的政治优势。一是依靠东盟。越菲马等南海声索国以东盟为平台，力求在南沙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企图通过“集体性政治谈判”解决南沙争端。二是拉拢大国。越菲马等南海声索国力邀区域外大国介入南海争端，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邀约、联合国际大型石油公司在南海勘探和开采油气，实现经济利益捆绑，进而借助上述公司背后的西方国家在南海争端中对中国施加政治压力;二是通过购买军备、举行联合军演、开展军事合作乃至提供军事基地等活动，拉拢美、日、印、俄等亚太大国，妄图编织南海问题的对华“国际联合阵线”。三是制造舆论声势。自2009年以来，越菲马等国分别将南海争端闹上国际法庭，挑战中国关于南海权利主张的法理依据。这些国家还有计划地举办国内外研讨会，质疑中国南海断续线的法理基础，调动海外人员加大对美国议会的说服工作[1]，在国际上不断抹黑中国，中国南海维权舆论环境日趋恶化。

3.域外大国主动加大对南海问题的干预

以美国为首的大国主动介入南海争端，是这一问题不断升温、日益复杂化的主要原因。一直以来，美国对南海争端持中立态度，但是“自2010年7月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开始，奥巴马政府决定在推动解决南沙群岛争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表明对海上贸易至关重要的南海稳定是美国的重要利益”[2]。美国公开染指南海问题，是将其作为重返东南亚的重要抓手，从经济、军事、外交全方位介入东亚，借助与亚洲盟友合作的“巧实力”，牵制、遏制中国，从而实现所谓的“亚太战略再平衡”。可以说，南海周边一些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强势，背后都有美国因素。

美国制造的南海“航行自由”问题，不仅迎合了越、菲等国的战略需求，也得到了日、印等国的附和。日本搅局南海不只是为了追随美国盟友步伐、力图主导东亚海洋合作机制和缓解国内能源压力之需，更为重要的是“借扩大南海问题的国际影响给中国的东海政策施加压力，增加日本在问题上对华谈判的筹码，逼迫中国在领土领海问题上软化让步”[3]。印度的“东向”政策由来已久，近年来更是有意染指南海油气资源，缓解国内资源紧缺局面，又拟借南海问题增加中印边界谈判中与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同时拖住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步伐，增强自己在东亚地区的政治影响力。

三、解决南海问题的对策思考

1.区别对待，加速推进东亚一体化进程

南海问题论文篇6

【关键词】 中美博弈；南海问题；东南亚局势

南海，又称南中国海，是我国最大、最深的海，也是世界仅次于珊瑚海和阿拉伯海的第三大陆缘海，拥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浩瀚海域。南中国海除了拥有传统意义上的丰富的水资源、渔业、盐业资源以及深海动植物资源以外，更主要的是南海海底超乎世人想象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有“第二个波斯湾”的美誉。再加上这个“亚洲地中海”处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是多国海上贸易的必经通道。因此，南海争端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一大焦点。

一、南海问题的现状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南沙群岛，最早并持续对南沙群岛行使管辖。对此我们有据可考，国际社会也长期予以承认。由此可见，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

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南海丰富的石油资源及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高度关注，东南亚诸国近水楼台地掀起了“海洋圈地”运动，南海局势开始进入到“六国七方”雄踞南海的战国时代，即中国包括台湾当局、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分别宣布对南海的全部或部分岛屿、岛礁拥有。中国则控制了8个，南海最大的岛子，唯一有可饮用淡水的岛子太平岛，被中国人控制，实际上是台湾现在驻军。越南迄今占领中国南沙群岛29个岛礁,是占据岛礁最多的，并且还在这些岛礁上不断增派兵力和军事装备、修建飞机场等军事设施、建立行政管理体制等手段,企图进一步实施有效控制和管辖。越南侵入我国南海传统海疆线以内达到100多万平方公里,触及南沙群岛的多个海域。菲律宾占据南海最早。按照1976年颁布的总统令，菲律宾侵占我南沙群岛8个岛礁并对其他45个岛、礁、沙洲、滩及其附近海域提出领土要求,并将上述区域整体命名为“卡拉延群岛”。与此同时，菲律宾总统还颁布法令,宣布设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把南海的多个岛礁及其周边海域收入囊中。菲律宾共非法侵占中国传统海疆线内的海域面积达40余万平方公里。马来西亚是在南沙海域油气勘探开发最为活跃、勘探和开采油气最多的国家，可以说占得最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派兵先后占领了弹丸礁、南海礁、光星仔礁,后又不断在其他所占岛礁上搭建高脚屋、派兵驻守，跨越中国传统海疆线内27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并把南沙的16个沙洲、礁、滩划入其领土范围。马来西亚已在我南沙海域钻井100多口,其油气勘探开发范围已深入我传统海疆线内约120海里。印度尼西亚向来与中国关系平稳健康发展，两国建交61年来通过多渠道、多领域的双边活动不断开启中印关系新篇章。两国不存在任何陆地或者岛屿等领土争端，但其在纳土纳群岛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已侵入中国传统海疆线内，侵入南沙海域约5万平方公里。纳土纳气田位于南沙海域曾母暗沙盆地西北部，在中国传统海疆线内，是世界最大气田之一。1995年，文莱对南通礁和附近海域提出要求。1966年文莱设立石油招标区,吸引外国石油公司进行勘探开采,其区域深入曾暗沙盆地的海域面积达4.4万平方公里。

二、美国对南海问题的态度

25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曾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中国明朝著名航海家郑和也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19世纪末，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在其《海权决定历史论》中提出了“所有国家的兴衰，决定因素在于海洋控制”的类似主张。这足以说明海洋、海权的重要性。在美国之前有很多国家深知这个道理。历史上的世界霸主都曾是海洋强国，中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近代以来的英国、日本等。而现在的美国，它拥有着任何一个国家都可望不可及的当今世界最大的航母战斗群，堪称强国中的强者。

越南、菲律宾等国既要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进而损及其他利益，又想倚仗美国等大国强权势力作为其强大后盾、为其提供保护。这种想法恰好适时地迎合了美国东南亚战局的重新部署，现在的美国俨然已从幕后走到了台前。美国站在维护自身海洋霸主地位、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角度,通过系列军事活动加强了对南海局势的掌控。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政府的亚洲外交策略已经做出了重大调整。一直对南海问题采取不直接介入政策的美国一反常态，从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到国防部长盖茨，再到国务卿希拉里纷纷表示南海问题事关美国国家利益，使中美关系面临重重考验。

南海问题堪称是一面“照妖镜”，它对于探察美国的复杂心态、政策取向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南海问题一路持续升温之际，美国所发挥的作用不是降温、维持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是借机炫耀武力、强化其军事存在、甚至试图渔翁得利。更有甚者，美国个别媒体、学者公开“鼓励”美军染指中国南海。《华盛顿邮报》的社论甚至要求五角大楼给菲律宾以军事支持。2011年6月28日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巴拉望岛展开的为期11天的美菲联合军演和7月16日拉开序幕为期7天的美越联合军演，使美国利用南海争端牵制中国的战略意图暴露无遗。

三、解决南海问题之道

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地大物博的神州大地共同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炎黄子孙的眼睛只是紧紧盯在“长江、长城、黄山、黄河”的范围内，很大程度上淡忘了我们还有那3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一片深蓝。然而，时至今日，那一片蓝已成为我们无法割舍的痛。

“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我国政府在1984年首次提出的旨在解决南海问题的基本方针。但是，东南亚诸国却一直不顾我们的强烈反对在南海明目张胆、大张旗鼓的开采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权益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一直保持克制，运用先礼后兵的战略战术，是出于顾全大局的考虑。在南海争端时不我待的今天，既要维护中国在南海的领土和海洋权益，又要争取周边环境、地区环境乃至国际环境的和平稳定，处理好与东南亚诸国以及与美日俄等世界大国的关系，在国际法的框架内争取和平而非军事手段来解决南海问题应该说是不二法则。

在越南、菲律宾等国如此肆意妄为蚕食我蓝色国土的同时，我们更要看到美国在南海争端中的态度对南海局势的重要影响。美国应该展示出尊重、互信、平等、互惠的诚意，这是同中国交往的必备基础，也是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应该具有的担当。

总之。南海争端愈演愈烈，除了要避免东南亚各国抱团来应对中国，还要充分考虑到美国等大国的战略调整，如何统筹全局，做到“鱼和熊掌兼得”，不得不说考验着我们国家的智慧、谋略与能力。

【参考文献】

［1］ fmprc.省略/chn/gxh/tyb/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2］ 深圳卫视.军情直播间.2011-10-27.

［3］ 张铁根.南海问题现状与前瞻.亚非纵横，2009.5.

［4］ 人民日报.2011.7.13&2011.8.2.

南海问题论文篇7

关键词：南海问题；政策；配合；崛起

一、

南海问题的由来及现状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无论从南海诸岛的考古发现还是从历史典籍，都证明了这一客观事实。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也都承认中国队南海诸岛的主权。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质考古发现我国南海地区储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后，相关的周边国家开始蚕食、侵吞其中的一些岛礁。而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加刺激了这些国家对南海诸岛的分割占领。这些国家利用《海洋法公约》中的某些对其有利的条款，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与中国公然抗争，大大提高了南海问题解决的难度，从而逐渐造成了今日南海的局势。目前，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南沙群岛虽然主权属中国，但189个已有命名的岛、礁和暗滩、暗沙中，中国仅控制着9 个岛礁，其中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大部分岛屿都不在中国控制之中。有关国家抢占我南中国海岛礁约50个。其中越南占据着南沙的29个岛礁，菲律宾占据9 个，印度尼西亚2 个，马来西亚抢占9 个，文莱1 个。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开始分别在所占据的岛礁上修建飞机跑道，建渔港、灯塔和旅游观光点，并纷纷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南沙地区的油气资源。一些国家自从涉足这一海域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已从南海获取了重大经济利益，有的甚至从贫油国变成了油气资源出口国。到90年代末期，这些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余个和油气田180个，仅1999年就年产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我国1999年整个近海石油年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目前，南沙海域已经有200多个油气田，超过1000口油井被东南亚国家勘探和开发，每年开采的石油超过5000万吨。各国对中国渔业资源的掠去是惊人的，并且还经常抓捕中国渔民。90年代东南亚的中国威胁论风嚣尘上，也是中国开始关注南中国海时，中国所处的地位十分被动。主要岛屿除太平岛为台湾所占之外，其余均控制在越、菲、马等国手上。

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南海问题主要包含着主权、领土、资源之争。但对于中国来说，则更事关国家崛起的大业。综观近代世界大国历史，海洋权益与其兴衰紧密相关——荷兰、英国都是借海洋而登上历史舞台，俄国彼得大帝发动对瑞典的战争、数次瓜分波兰以获取出海口，美国的领土扩展到太平洋东岸，才有了今日美国。今天，美国无疑要借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一个国家海洋权益的强弱，事关一个国家对海洋权力的争取、保护能力。中国的崛起，解决南海问题是题中应有之意。

其次，南海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对于中国来说，南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缘价值，它是我国东南部战略防御的前哨阵地和华南地区的海上屏障。获得对南海（尤其是南沙）的支配地位，使中国的战略防御纵深向南推进数百海里，对于保障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重要意义。南海问题不解决，则中国与东盟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将长期存在。而且南海是海上交通要道，控制南海，对于中国的海上贸易安全有重要经济意义。

二、

中国政府南海政策的执行阻力分析

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贯政策是“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关于政策的提出、发展等与本文关系不大的地方不再论述）。这一政策使争议双方有可能将注意力放到经济的优先发展上来从而有利于将双方引向和平解决争端的轨道上来，“共同开发”也可以避免南海问题被美日等国利用。为此，中国在经济、外交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签订了中、菲、越《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发表了中越双方《联合新闻公报》，但从目前南海各国所发生的事端来看，这些条约、公报都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实质的约束作用。

中国的政策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我认为，其原因在于：

1.大国的介入，南海地区国际形势复杂。南海各相关国家为造成既成事实，加紧对南海资源的开发，借助美日等国家的力量抗衡中国；其次，南海是重要国际贸易通道，主要各国（美、日、印、欧）在此有重要利益。而且，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地区不稳定、中国的崛起，美国加紧对中国的遏制等因素，利益纠缠，国际形势复杂。[1]

2.南海争端复杂。南海的争端，不仅仅在于南海相关国家对南海的资源开发，更在于对我主权的侵犯，使“主权在我”的前提形同虚设。各国在所占的岛屿上修筑机场、跑道、灯塔，并通过各种海基法案，无视本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肆无忌惮地侵犯我国主权。

3.南海各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共同合作，抗击中国，使中国面对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外交上十分被动。

显然，要解决南海问题，必须排除或者最大可能减少美、日等国的干预，加强军事建设，分化瓦解东南亚各相关国家，争取各个击破。

三、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四政策的要素及其可行性

1.经济政策

通过发展对东盟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加大东盟各国对我之经济依赖。

历史上，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用经济手段达到加紧联系德意志诸邦、孤立奥地利的目的，并最终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联邦。今天的欧盟，也正走着通过市场的统一走向政治的统一的进程中。古今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决定政治，市场的统一使双方休戚相关、产生共同利益，最终导致政治上的统一。这是值得我们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借鉴的。我们当然不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达到与南海各相关国实现政治统一的目标，但通过发展东盟与我国的经济贸易，可以大大加强南海各相关国的在华利益，从而增强其对华的经济依赖。这对于中国在南海争端较为不明显的时代，可以随时约束相关国家在此问题上不轻易作出冒进的政策举措。而日后在南海争端激化的情况下，则也给中国增加了一份筹码，中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对南海各相关国家进行经济制裁，这对于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的相关国家来说，将造成极大打击。

但是增加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人口、科技等方面的禀赋差异不如东盟与美国那么明显，中国于东盟处于同一国际市场梯次，传统经济领域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对东盟吸引力不大。在国际社会，我国生产的那些基于科技地段、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玩具等）甚至与东盟相关国家存在竞争的局面。因而中国政府应在非传统经济领域与南海各相关国家展开合作。中国应当积极与东南亚努力建立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开发的合作机制，在不同的国际市场梯次中实现进一步的合作。以“海洋开发为例，如果各国能够从海域管辖权划分、油气田勘探开发、资金投入、技术开发、产品加工等多个层面探讨对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问题， 那么在外部环境日益改善的前提下 ， 南海问题争议各方将很可能在海洋资源开发领域形成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2]一旦这种合作形成，经济的力量将把东盟与中国紧紧捆绑。而随着南海相关国家在这一领域经济利益不断扩张，它将很难离开南海。而中国根据现有的南海开发状况，保持对南海资源的较低依存度，就可以使中国在南海争端激化时游刃有余，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 其次，中国应加强同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欧盟等的经济联系，因为当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轻易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发展与中亚、俄罗斯、非洲的友好关系，保证石油进口渠道多元化。

相比较纯粹军事行动的政策而言，使用长久而渐进的经济政策显然不损国力，不伤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感情，不引起国际舆论对华的指控和世界大国对华的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孤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2.外交政策

在南海争端中，美国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区外角色。中国欲解决南海问

南海问题论文篇8

在海洋法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主张各沿海国有权根据本国自然条件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本国的安全和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合理地规定其领海范围。1973 年3 月20 日，在海底委员会第二小组委员会上，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庄焰就领海和专属经济区问题发言指出: 世界上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各不相同，各沿海国海岸的长短曲折，沿岸海底的深浅、陡缓，沿海资源的具体情况，以及同一海域内的国家的接界情况也是多种多样沿海国家根据本国自然条件的具体情况，考虑到本国民族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合理地确定自己的领海，这完全是正当的，合法的，无可非议的。中国代表亦对菲律宾等八个国家提出的关于领海和海峡通航的条款草案表示欢迎，指出这个草案基本上反映了海峡沿岸国要求维护领海主权的正当愿望，同时又适当地照顾到国际航行的便利，因此是比较合理的，可以作为第二小组委员会工作小组讨论的基础。

中国代表团经过深入讨论后，在1973 年提出的《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的工作文件》中，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在领海问题上的立场，指出沿海国有权根据自己国家的地理特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要，并照顾到邻国的正当利益以及国际航行的便利，合理地确定领海的宽度和范围。文件还指出，同一区域的沿海国，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规定该区域的统一领海宽度或限度。沿海国确定的领海宽度和范围，原则上适用于其所属的岛屿。岛屿相互距离较近的群岛或列岛，可视为一个整体，划定领海范围。中国代表亦对该文件有关问题进行了说明，指出各国在确定自己的领海宽度时，既要考虑本国的地理特点和维护本国安全的需要，也应照顾到邻国的正当利益和国际航行的便利，这是确定领海宽度问题的根本原则。在此基础上，同一区域的国家由于自然条件和国家利益的共同性，可以通过平等协商，规定该区域的统一领海宽度或限度。至于在国际上是否需要规定一个领海的最大限度，这应该由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商定。1974 年7 月2 日，海洋法会议全体会议进行一般性辩论，中国代表团团长柴树藩在会上再次阐述了中国政府在领海问题上的立场。

中国代表的主张对于会议在领海宽度这个难题上最终达成一致发挥了重要作用。关于领海通航问题也成为与会各国争论的焦点。海洋大国为了使其军舰取得更大自由，竭力主张包括商船和军舰的一切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权; 另一些国家从国家的安全利益出发，反对海洋大国的观点，认为无害通过制度不适用于军舰，外国军舰在通过领海时必须事先通知或取得沿海国的同意。中国和其他20 多个发展中国家一再提出联合提案，建议增加有关要求外国军舰通过领海时应事先获得批准或予以通知的规定。但是，这些建议未被接受。最后，《公约》的规定采取了使用模糊语言的做法: 所有国家，不论沿海国或内陆国，其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 《公约》的上述规定容易引起分歧并由此产生国际争端。在签署和批准1982 年《公约》时，20 个国家就领海无害通过问题发表声明。其中一些国家要求军舰通过领海要事先通知，另一些则要求事先批准，中国属于后者。中国在1996 年批准《公约》时重申: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领海内无害通过的规定，不妨碍沿海国按其法律规章要求外国军舰通过领海必须事先得到该国许可或通知该国的权利。

二、中国政府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方面的立场和主张

在海洋法会议上，关于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范围划分问题引起了各国的争论。在会议中，协调组主席经过与各国反复协商，最终形成了一个折中方案，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同意，被列入海洋法公约草案，后成为《公约》条款。中国代表自始至终都积极参加了会议讨论，并阐述中国政府的立场和主张。

( 一) 专属经济区

专属经济区是国家管辖区域，沿海国必须具有对整个经济区的专属管辖权和多项专属权利，否则专属经济区就会有名无实。中国代表在会议上多次发言，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出建立200 海里专属经济区的主张。1972 年7 月21 日，陈志方代表在第二小组委员会会议上就捕鱼问题发言指出: 沿海国家根据本国的地理条件，考虑到民族经济利益的需要，完全有权利在其领海外划定一定的经济区，以便保护其渔业资源。其他国家到沿海国邻近海域捕鱼时，应在沿海国主权不受侵犯的前提下，通过有关国家间的谈判，求得合理的解决。1973年4 月5 日，庄焰发言指出: 发展中国家为了捍卫本国的民族经济利益，要求合理地划定专属经济区，这是完全正当的。关于沿海国在该区域内的权利，中国代表指出沿海国家是否有权在领海以外划定一定范围的专属经济区，这也是一个带有原则性争论的问题。

《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内海域的工作文件》集中阐述了中国在专属经济区或专属渔区的具体建议: ( 1) 沿海国可以根据本国的地理、地质条件、自然资源状况和民族经济发展的需要，在邻接其领海外，合理地划定一个专属经济区。经济区的外部界限最大不得超过从领海基线量起200 海里。( 2) 经济区内的一切自然资源，包括整个水域、海床及其底层的生物、非生物资源，均属该沿海国所有。沿海国为了保护、利用、探测和开发上述资源，在其经济区内行使专属管辖权。( 3) 一切国家的船舶和飞机在经济区内的水面和上空的正常航行和飞越，应不受妨碍。在经济区海床敷设电缆和管道，其路线应经沿海国同意。( 4) 沿海国为了对其经济区进行有效管理，可以制定必要的法律和规章。其他国家在沿海国经济区内进行的一切活动，必须遵守沿海国有关的法律和规章。( 5)未经沿海国批准，擅自在经济区内进行渔业、采矿或其他活动，或虽经准许但违反沿海国有关法律和规章的，沿海国有权进行必要的处理。

在提交该文件时，中国代表团还力图区分专属经济区和领海: 领海与专属经济区均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内，但二者是有不同的法律地位。领海是沿海国领土的一部分，沿海国行使其全部主权。而在专属经济区内，沿海国主要享有经济区内经济资源的所有权，包括生物的与海底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专属经济区的性质是一个既涉及沿海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又涉及反对他国谋求海洋霸权的重大问题，中国坚决主张专属经济区是国家管辖区域，不是公海的一部分。1975 年4 月24 日和25 日，海洋法会议第二委员会举行非正式协商小组会议，讨论了专属经济区的性质和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权利问题。柯在铄代表发言指出: 建立经济区的目的，首先是维护沿海国的主权和资源，免受海洋霸权主义国家的掠夺、侵占和破坏。在4 月25 日的会议上，张炳熹代表驳斥了某些国家提出的经济区是公海的一部分、沿海国在经济区内行使权力时应顾及公海的其他合法利用之说，指出这些观点都是有意把专属经济区和公海等同起来，歪曲专属经济区的地位和性质，其目的就是要继续在公海自由的口号下，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任意行动，并企图使某些不法行为合法化。

1976 年8 月15 日，许多中小国家代表在第五期会议上坚决反对把专属经济区作为公海。中国代表在发言中对此表示完全支持，指出专属经济区只有明确规定为国家管辖区域的地位，才能有效地保障广大中小国家200 海里范围的正当权益，免遭海洋霸权主义的继续掠夺和威胁。如果专属经济区仍是公海的一部分，那就是否定沿海国在经济区内对资源的主权权利和其他专属管辖权，这与专属经济区的实际内容是不相符的; 如果又承认沿海国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又规定经济区是公海一部分，那在逻辑上是不通的。而内陆国和地理位置不利的国家应该在它相邻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内享有合理的权益。为此，中国代表认为应当删去《订正单一协商案文》( 1976 年5 月6 日) 中关于规定专属经济区适用公海条款的第46 条第2 款和关于剩余权利问题的第47 条。

三、中国利用国际舞台捍卫国家海洋权益

中国拥有广阔的大陆架，为保护和充分利用大陆架资源，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确立大陆架制度之前，中国就在海洋法会议及相关会议上开始了维护大陆架权利的历程。1972年3 月，中国代表在海底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就强调: 我国台湾省及其所有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在内，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些岛屿周围的海域和邻近中国的浅海海域的海底资源，都完全属于中国所有，决不允许任何外国侵略者染指。 1974 年4 月2 日，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30 届会议上讨论亚洲近海矿产资源的勘测议题时，黄明达发言重申中国沿海海域及中国所属岛屿附近海域的海底资源所有权完全属于中国，中国沿海海域及中国所属岛屿附近海域的海底资源，其所有权完全属于中国。只有中国才有权勘探和开发这些海底资源，任何无视中国主权，任意在中国沿海海域及其所属岛屿附近海域进行的勘探和钻探活动，都是非法的。

就日本和韩国《关于共同开发大陆架协定》的签订、批准、互换及钻探试采一事，中国政府多次发表严正声明: 根据大陆架是陆地领土自然延伸的基本原则，中国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不容侵犯的主权权利。东海大陆架涉及其他国家的部分，理应由中国和有关国家通过协商加以划分。日本政府背着中国与韩国政府签订协定，片面划定所谓的共同开发区，这是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1974 年中越西沙海战后，中国亦利用参加国际海洋会议场合，发表过一系列的南海主权声明，批驳南越对南海诸岛主权的野心。1974 年1 月，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的贡萨洛法西奥曾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赞成南越为西沙战事在安理会中提出控诉。为此，庄焰提出抗议声明，指出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他不应该发表意见。庄焰还重申了中国立场: 西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在那里采取的行动是中国的内政。2 月26 日，毕季龙在日内瓦外交会议发言中，严正驳斥了西贡当局代表在会上对中国的诽谤，重申西沙、南沙群岛历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完全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3月30 日，在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第30 届会议的全体会议上，西贡代表在会上声称对西沙、南沙领土拥有主权，并攻击中国。季龙发言揭露事实说，西贡当局不仅把南沙群岛的南威、太平等十多个岛屿划入其版图，而且悍然对中国进行武装挑衅，用武力占领中国领土。西贡当局企图用诡辩手法来掩盖它的侵略行径是徒劳的。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7月2 日举行全体会议进行一般性辩论时，柴树藩发言指出: 西贡代表在6 月28 日的发言中提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的问题，完全是颠倒黑白的无耻谰言。在该次会议上，朝鲜代表团团长金国勋在会上发言，驳斥了西贡对中国西沙、南沙群岛主权的无理要求，强调指出西沙、南沙群岛从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南海岛礁和大陆架资源面临被周边国家勾结他国进行非法勘探和开采的状况下，中国政府进行了维权斗争。1976 年6 月14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菲律宾在我南沙群岛礼乐滩地区开始石油钻探作业一事授权声明: 南沙群岛，正如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东沙群岛一样，历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对这些岛屿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些地方的资源属于中国所有。任何外国派兵侵占南沙群岛地区，勘探、开发石油和其他资源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都是不能允许的。任何外国对南沙群岛的岛屿提出主权要求，都是非法的、无效的。

1979 年2 月27 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开会辩论东南亚局势。中国代表陈楚在会上据理驳斥苏联和越南代表对中国的无端攻击和诬蔑，陈楚指出: 越南政府以及苏联政府过去一直公开承认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属于中国。越南总理范文同的正式文件和越南过去出版的地图和教科书也一直肯定这一点。只是在一九七四年以后，它自食前言，并且公然向中国提出对这两个群岛的领土要求，并强行占领了南沙群岛的一些岛屿，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加紧推行民族扩张主义。 1980 年7 月21 日，就苏越签订的在越南南方大陆架合作勘探、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协定，我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 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东沙群岛、中沙群岛一样，历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及其附近海域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上述区域内的资源理所应当地属于中国所有。任何国家未经中国许可进入上述区域从事勘探、开发等活动都是非法的。任何国家与国家之间为在上述区域内进行勘探、开采等活动而签署的协定和合同都是无效的。1985 年6 月12 日，中国就菲律宾宣布卡拉延群岛范围致函联合国秘书长，严正指出: 所谓卡拉延群岛是中国领土南沙群岛的组成部分，中国对南沙群岛和邻近水域及其资源有无可争议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