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12 07:11:01
这部小说描写了托马斯与特丽莎、萨丽娜之间的感情生活。但它不是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三角性爱故事，它是一部哲理小说，小说从“永恒轮回”的讨论开始，把读者带入了对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中，比如轻与重、灵与肉。下面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书心得，欢迎大家参阅。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书心得1这部作品无疑是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之一，语言简洁又不失绚丽，形式单纯又富有条理，主题却含混、多义又极为尖锐。正如文艺批评家弗朗索瓦·里卡尔在《撒坦的视角》中所写：“读他的作品，对于我们的精神来说是一种万劫不复的挑战。它的颠覆是简单、柔和隐伏、却又彻底、毫无余地。”对于这一作品，只好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
轻与重一向是一组神秘而模糊的对立，巴门尼德认为轻者为正，重者为负。抛开这一认识的正误不说，轻与重的确值得我们探讨。沙子附着在大地上，它是土壤，漂浮在空中就是尘埃。人之所以能够在地球上繁衍，重力功不可没。我们离大地越近，越能感受到生命的存在。如果完全没有负担，我们是否就如同作者所想，只是半真的飘着，毫无意义?主人公托马斯周旋于情人与爱人之间，他既想要爱情，又不想要责任。他试图完全自由地飘荡，又最终不得不接受现实，坠落地面与爱人特蕾莎了此余生。人不可能没有任何负担，想要达到庄子那般无所恃的境界，岂非痴人说梦?为功名，为善念，为情义，为信仰。入世忍得了负担，出世方了无遗憾。
然而这部作品的核心并不止于此，作者通过论证轻与重，进一步反思人性。二战的背景下，苏联入侵捷克，托马斯、萨比娜等人竭力抵抗着其影响。他们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带来的“媚俗”。这也体现了作者的态度，他无意反对哪种政治，他反对的是政治中对人性的捆绑，反对有政治带来的在大众中的高度符号化、模式化的情感反应。疾苦不是觉得痛苦，而是觉得应该哭;笑不是因为觉得幸福，而是觉得应该笑。这种遮蔽扭曲了人的真实情感，压抑了人性。而托马斯最终返回乡下，他的情人萨比娜迷茫离开，都与反对媚俗有一定关联，都对大众忽视人性产生深深的怀疑与失望。
在全书的最后一节《卡列宁的微笑》中，托马斯与爱人特蕾莎来到乡下生活，从表面看这是一种牧歌生活，即田园生活，建立在和谐基础上的生活。但我觉得这种生活背后却隐含着毁灭。看似矛盾，实则不然。就如媚俗，尽管作者蔑视它，但作者同样承认媚俗总是人类社会境况中的组成部分。特蕾莎虽然追求着牧歌式的生活，但作为爱情中弱势的一方，她往往无能为力，只能一步步地对托马斯诱导，使他变弱，方式便是自我堕落，通过自我毁灭来控制托马斯。在乡下的幸福生活中，忧虑却挥之不去，而他们的狗卡列宁的死亡使最后一张节笼罩上一层愁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托马斯与特蕾莎的退隐与卡列宁的死去，便是毁灭降临的开始。
这部作品的晦涩与深奥，令人难以捉摸清楚。绚丽与死寂并存，彻底的讽刺贯穿全文。弗兰索瓦·里卡尔曾评价昆德拉“是毁灭的作者也是牧歌的作者”。而我想说，这位伟大的捷克作家，是生活诗人也是侩子手。他以枪炮与玫瑰，这部不朽的作品，巡逻于文学世界。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书心得2刚拿到这本书，看到这样的书名，心想:这里到底承载了作者怎样的思想。
开篇是《轻与重》，我想一个人生命的轻还是中重，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很大的联系吧。不管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永恒轮回(因为这个问题会让人陷入窘境)，我们应该做的是关注当下：everyony expeced a bright future,but what the futur life will hold for him is depend much on what he does today.生命的真谛不是我们身上贴了多少标签，而是自己内心的满足与轻松。有时改变人一生的就是一念之差，也行脚踏实地比较安全吧，过山车的落差带来的感觉是刺激，但完了以后也会感到失落。就像托马斯，也许他很感受自己生命的过程，但最终还是归于平淡或是注定孤独。一生都在寻找新的刺激，每天都要编好多谎言，一会儿骗情人，一会儿哄妻子，我觉得这样的生活也是很累的。最后骗的还是自己吧，虽然特蕾莎和他死在一起，但特蕾莎是可怜的，这一生用全部精力爱托马斯得到的只是他的躯壳。也许在享受生命的过程中托马斯感觉飘起来了，但我想在他最后闭眼的瞬间他并不快乐，而是悲伤，自己一生最大的成就难道就是睡了多少女人吗?这难道真是自己想要的吗?当他给别人说200多个的时候也许自己是自豪的，希望看到别人羡慕的眼光。但当他面对死亡时也许还有太多的不舍，不舍的不舍那些情人，而是自己的生命，自己存在的价值还没有看到，眼角或许有一两滴心酸之泪吧，看到生命的历程竟被自己这么亵渎。
《灵与肉》，托马斯每天都在寻求肉体的快感，却忽视了灵魂的价值。在这里面我更喜欢萨比娜，她也是很爱托马斯的，也知道托马斯的不忠与浪荡，所以最终她选择了离开，寻找新的生活。而且还有自己的艺术陪伴，她把自己的开心、失落、惆怅寄托在画上，虽然她在感情上遭遇失败但她在自己的画作上还是能看到一些希望，得到安抚。她更爱自己的灵魂吧，在这片领域她是骄傲而且自信的。我想正因为如此，弗兰茨才会那么爱她，因为只有弗兰茨看到了她的灵魂之美。我认为真正的爱情并不是身体的重叠而是灵魂的交融。荧屏上有无数的爱情让我们感动，因为他们都是坦诚的以自己最大的力量爱着对方，但并不是多么美丽的辞藻表达海誓山盟，而是切实可见的行动和充满爱意的眼神。当他们面对死亡时都是毫不思考的保护对方，而不是想托马斯只为满足自己的私欲，把她们都当成了工具而不是爱人。但特蕾莎为什么最终还是愿意和他在一起，我是不明白的。如果一个男的对女的说：我爱你，女的说：对不起，我已有男朋友了。难道继续说：我知道，但我依然爱你。此时人们会说好痴情的男人。而如果是一个女的对男的说：我爱你，男的说：我已经有女朋友了。女的继续说：我依然爱你。人们就会说不要脸的小三。为啥世界对待男女这样不公平。正因为这样肯定特蕾莎觉得是可以原谅的，因为这是被世界默认的。但世界虽然默认，你也有自己的思想，你可以反抗，可以拒绝，可以say good bye.与其独守空房浪费青春还不如做点有意义的事，只为不虚度自己的生命。因为你不是为他而生，你也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而且应该实现自己的价值。由此看来，特蕾莎的悲剧也不全是托马斯造成的，最大的原因还在自己，因为不会把握自己的命运。只是听天由命，也是最大的绝望吧。无耐!
也许养了卡列林是她最正确的选择，至少在无数黑夜身边还有伴侣。为什么有这么的人喜欢小狗，因为他们最为忠实，不会背叛直到自己生命结束为止。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书心得3《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 第一次读它的时候，居然深感不安和迷惑――那是一部意象繁复的作品，字里行间闪烁着许多“不解之辞”――我的理解力居然很难渡过它艰深晦涩的语意之河。这是一部难于读懂的书!
怀着自我挑战的心理，今年暑假又认认真真地把它重读了一遍。重读此书，却给了我完全不同的感受――好像我从来就未曾读过一样!那是一座感性与理性纵横交织起来的神秘幽深的城堡，看似简单的爱情故事，蕴含着丰富的哲理思辨，闪烁着耀眼的思想的光芒。作者用讥讽幽默而冷静的笔调，剖开人类生命的外衣， 探索灵魂的秘密，揭开人性深处隐秘的真相，展示了社会动荡和命运沉浮的人生图景，揭露了人类“媚俗”的天性。读罢掩卷，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幅现代主义的三维立体图画：破败的城市、游行的人群、缠绵的肉体、忧伤的眼神……这一切杂乱地交织重叠成灰色的梦境，而这一切梦境的背后，则隐约可见无比温馨静谧的遥远的山村图景，那里斜阳暖暖，牧歌悠然。
这的确是一部值得反复读的作品。它就像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以我浅陋的理解和愚拙的笔触，如果勉强能触摸到它的三两片辉煌的树叶，也算很侥幸的了!
一、轻重之间
“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得以无限重复，我们就会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一想法是残酷的。在永恒轮回的世界里，一举一动都承受着不能承受的责任重负，这就是尼采说永恒轮回的想法是最沉重的负担的缘故吧。
作家在小说开头第一章 ，便以一个哲学家高深莫测的姿态，抛出了尼采的“永恒轮回”说，并以大段的哲理思辨使我不得不陷入关于重和轻的凝重思索。
“重便真的残酷，而轻便是真的美丽?”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到地上。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就变得自由而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到底该选择什么?重还是轻?”
是的，究竟该选择什么?重还是轻?直到小说结尾，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或许这是个连作家本身也尚未找到答案的人生谜题吧?我只能试图从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寻找作者思想的蛛丝马迹。
二、人物肖像
托马斯――原为布拉格著名的外科医生，生性自由，以交往众多情人为嗜好，同时深爱着特蕾沙。 苏联占领捷克后，携特蕾沙流亡瑞士。后又为了爱情重返布拉格。曾因政治迫害沦为玻璃清洗工，又在环境重压下隐居山村，当了一名卡车司机。他一生漂泊，不断地在生命的重与轻的漩涡中挣扎。最后与特雷莎双双死于车祸。
特蕾莎――一个柔弱，忠诚，纯真，善良的女子，一个不断审视自己灵魂的爱情信徒。原为布拉格附近某小镇乡村酒店的女招待，后为布拉格某新闻图片社的摄影记者，托马斯的妻子。深爱托马斯，不堪承受由于托马斯的不忠带来的嫉妒和痛苦，生活在噩梦和眩晕之中。也是一生漂泊，由小镇来到托马斯的城市布拉格，之后流亡瑞士，在感情的痛苦折磨中离家出走回到祖国，然后和托马斯一道隐居山村，做了一名牧羊女，最后和托马斯一起死于车祸。
萨比娜――布拉格年轻的女艺术家，托马斯的最重要的情人。弗兰次的崇拜对象。思想自由独立，生性叛逆，反对媚俗。她不断地背叛原来的位置：背叛家庭，背叛父母，背叛祖国，背叛爱情，抛弃了深爱她的弗兰次;她不断地叛己所叛，最后到了无可背叛的地步。她的生命无限轻盈，了无分量，没有何牵挂和责任，像漂浮在半空中半真的存在。她不停地流浪，从布拉格流亡到日内瓦，然后到苏黎世，最后到美国和一对喜欢她的画的老年夫妇生活在一起，而不久那对老年夫妇也将离开她到自己的女儿那里去。在无尽的背叛和漂泊中，她感受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残酷重压，在无限凄凉孤独和忧伤中，渴望着一扇遥远的童话中亮着温馨灯光的窗户。她是四个主人公中唯一存活下来的人，也是最悲惨的命运的牺牲者。
弗兰茨――日内瓦某大学的教授，梦想主义者，英俊健美，思想单纯，崇拜并深爱着萨比娜。曾为了追求萨比娜而离开不爱的妻子，在萨比娜不辞而别之后，他又把年轻的女大学生当做萨比娜的影子，最后为了缥缈的爱情幻想投身到支援柬埔寨的国际医疗队伍的“伟大进军”中。他加入到“伟大进军”的理由也非常富有反讽意味――因为柬埔寨和萨比娜的祖国都是同样遭受被侵占的厄运的国家，他想：如果萨比娜知道他加入到支援柬埔寨的伟大进军，一定会感受到他对她的祖国遥远的支持和同情，她也就会因此而高兴的!当他终于从寄托在“伟大进军”上的爱情梦想中幡然醒悟的时候，却不幸被砸死于偶然的抢劫事件。
三、托马斯——重与轻博弈中的真实存在
“托马斯站在寓所的窗前，茫然地望着对面楼房的墙”。-----他在脑海里回忆着和特蕾莎相识的情景，并反复思忖着：究竟该选择什么?是接受特蕾莎来和她一起生活，背负起爱情之沉重责任，还是继续享受以往的自由轻盈?这是故事一开始作者为我们描述的场景。而且这一场景在小说中意味深长地反复出现了多次。
“人永远不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和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世加以修正”。所以，每当他面临生命中重与轻的抉择的时候，他都会这样茫然无措，犹豫不决。事实上，托马斯短暂的一生的确是在重与轻的抉择和倾轧之中渡过的。他是布拉格的著名的外科医生，原本活得自由洒脱，自从爱上特蕾莎之后，身上便背负起一个女人全部的爱的重量和责任，这重量使他不堪重负，不断地下坠，下坠，像一片空中漂浮着的飞絮被雨水打湿，坠入地面，和大地融为一体。他的生命也因此被赋予了意义。在他的观念里，灵魂和肉体是截然分开的，他追逐众多女性的嗜好丝毫不会损害到他对特蕾沙独特而深刻的爱。一方面，他深爱着特蕾莎，认为特蕾莎是“漂在涂了油脂的篮子里的孩子，偶然漂到了他的床榻之岸”，他对柔弱的特蕾莎有着深刻的同情和“无法表达的爱”。另一方面，他又不肯放弃以往自由不羁交往众多女友的生活方式，不断的背着特蕾莎和其他女友约会。 他生活在特蕾莎因嫉妒无助而产生的痛苦的噩梦的缠绕中，穿梭在谎言和爱情之间， 对自己不忠的内疚，对特蕾莎的同情怜悯以及深刻的爱，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漩涡，把托马斯这叶自由飘荡的轻舟，一次次不断带入命运的深谷。
托马斯追随离家出走的特蕾莎从日内瓦回到祖国，应该是他继流亡瑞士之后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也是他在轻与重之间抉择的最为显著的例证。我在想，如果在特蕾莎出走之后，托马斯没有回布拉格找她，而是留在日内瓦继续“风流”他的“韵事”，享受自由甜美的生命之轻盈，那么他的命运一定会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图景。我们也就不会看到小说结尾的悲惨结局了。事实上，当他又一次徘徊在轻与重的十字路口，站在寓所的窗口茫然地望着对面楼房的墙，他内心深处却反复重复着一句贝多芬的乐句：非如此不可!为何“非如此不可”?这可能就是他灵魂深处的声音。在特蕾莎离开他的最初几天，他一个人流浪街头享受自由空间的短暂的甜美，但他无法再去接触任何一个女性，他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特蕾沙无限悲哀的眼神和痛苦的表情。他在心里感受并放大着特蕾沙的痛苦，他无法摆脱特蕾莎的柔弱对他精神和情感的强大控制，他无法承受离开特蕾莎之后的“生命之轻”。于是，他放弃了轻盈的生活，重新回到祖国，回到了特蕾莎身边――他选择了“重”。
特立独行的托马斯在无限自由轻盈的生命状态下，被一次又一次地拖入命运“重”的泥潭，而这“重”的泥潭，除了他的爱情之责任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根源，那就是强大的无法抗拒无处可逃的 社会**和“政治黑暗”。作者似乎在告诉我们，平凡的个人在社会政治的强大漩涡中无异于一只弱小的蚂蚁，个人的生活在无序癫狂的国家机器的碾压之下会被轻而易举地碾成粉碎。他厄运的开始源自一封影射当局的信件：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在完全无知无觉的情况下，犯下了弑父娶母的大罪，当他知道真相后，深感罪孽深重，无颜面见世人，于是自挖双目，流亡他乡，以残酷的自我惩罚来为无知犯下的罪过忏悔。难道无知者犯下的罪过就不该承担责任吗?一些苏联共产党当局以“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来搪塞以逃脱罪责，他认为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就是这样一封对他个人生活看似“无关紧要”的信件，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于是，他由一名外科医生变成了街头的“玻璃清洗工”。
然而，使他写下这封信的动机是什么?是对政治的单纯热衷吗?我觉得不是。以托马斯特立独行的个性来看，他是“媚俗世界的恶魔”，他是不会热衷于政治的喧嚣去参与什么激进言论的。使他写下这封信的更为隐秘的原因，来自他那 “危险 的比喻”，这同样关乎他的爱情。
他无数次的深刻地感觉到，特蕾莎是一个被放在篮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有一天偶然地漂到了他的床榻之岸。是他收留了她。这个危险的比喻使他对柔弱的特蕾莎产生了深刻的同情和无法表达的爱。这难道不是命运?而俄狄浦斯这个希腊神话中的赎罪之神，不也正是一个被放在篮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吗?这和特蕾莎有着多么致命的相似!所以，有一天当托马斯偶然在书架上翻到《俄狄浦斯》这本书的时候，又联想到了那个致命的比喻。于是，鬼使神差地写下了那篇改变他命运的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我想， 这就是所谓的“命运 的阴谋”吧?于是，当他以知识分子的率真和孤傲拒绝在脱罪文书上签字的时候，他被政治巨手紧紧攫住的命运便不可逃脱了。于是，他失去了医生的优裕生活，成了玻璃清洗工。
那个时期，布拉格正被笼罩在斯大林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红色恐怖中。大街小巷到处是政治话语的喧嚣，每一个生活的角落，似乎都有秘密警察的耳目，人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都似乎有被监视偷拍录音作为反动证据的危险。日复一日，人们惶惶然生活在这阴云密布的异常沉重的政治高压下。然而此时，托马斯的生命居然以空前的“轻”的形态展现出来。因为他终于卸掉了多年来一直郑重地信奉并身体力行的医生的“拯救人类生命”的神圣使命，一身轻松，一如继往甚至更为“狂热”地投入到探索不同女性的“事业”中， “用生命的解剖刀剖开不同女性身上的那神秘的百万分之一的不同”， 乐此不疲。
这真是一支“重”与“轻”合奏的别具意味的的人生回旋曲!
当政治的混乱和社会的黑暗代替了人道和文明，当“政治媚俗”堂而皇之地跻身博爱民主的殿堂，渺小的个体，只能挣扎在不能承受的“重”与“轻”交织的漩涡中。我们很难用道德家的眼光来评判他，――-托马斯，在他身上，实在是存在太多的“卑劣”――放浪，好色， 不忠，欺骗，他有着一切被道德君子所不耻的“无耻之徒”的特性，然而在他身上，同时又存在着正义，善良，仁慈，悲悯，率真，清高，自由等许多可以称之为“美好”的东西。他是一个在生命之“重”和“轻” 的博弈中苦苦挣扎的真实存在。作者对他未加任何道德的评判，――在道德沉沦的世界，“一切都被预先谅解了，一切也都被卑鄙地许可了”。
五、生命是一张成不了画的草图
“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检验哪种抉择是正确的。因为不存在任何比较。如果生命的初次排练就已经是生命本身，那么生命到底会有什么价值?正因为这样生命才总是一张草图。但“草图”这个词还不确切，因为一张草图是某件事物的雏形，比如一幅画的草稿，而我们的生命却不是任何东西的草稿，它是一张成不了画的草图。”
小说主人公的悲剧，不仅是他们所属的那个时代的悲剧， 同时也是我们许多现代人的悲剧。或许，作者正是在托马斯他们的身上，寄托了自己对人生无限未知可能性的探索吧。当看到小说结尾，我已经不能轻松地微笑，一缕深切的悲凉从遥远的天际袭来。
正如作家所感慨的那样，生命的初次排练便已经是生命本身，生命永远是一张成不了画的草图! 生命之画图是如此的潦草，还未来得及修正，也根本没有机会修正，就画完了匆匆的那一笔。也许一切的结果，无论暗淡还是辉煌，都不值得追悔或者赞叹，一切的抉择也没有什么正确和错误的区别，那只是一道生命的轨迹，因为对于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比较其优劣!而使我们必须这样走的理由，便是无数偶然表象下的必然，是你命中注定的“非如此不可”。“这非如此不可”是加载在我们身上的一道命运的符咒，那或许就是你最想要而不能得到的部分，是你内心真正的渴望。我们总是会在一个地方反复犯着相同的错误，反复重演着同样的悲剧， 我们正是从这反复重演的悲剧中，看到了自己生命的潦草画图，看到了自己的本性。它无关道德，只来自人心。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书心得4“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那么，到底选择什么?是重还是轻?”
这是小说开头作者抛出的问题，我在全篇中寻找答案，在最终还是把注意力移向小说的名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既然“轻”是生命所不能承受的，那是要选择“重”么?真是这样的么?
小说的主要人物有托马斯、特蕾莎、萨比娜、弗兰茨。托马斯是个风流成性的外科医生，有过无数女人，但在六次偶然的促成下爱上了特蕾莎，并为其结束了单身汉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托马斯认为爱与性爱是分离的没有关系的两件事，他爱特雷莎但他同时和其他女人发生关系，在他看来，两者并不矛盾。这让特蕾莎非常得嫉妒并时常陷入噩梦。特雷莎的不安和痛苦让托马斯感到负罪，这也使他更爱特蕾莎了，但是他仍没有停止与其他女人的约会。这一行为使两人的感情一度出现隔阂。
文中，托马斯一直和一句德语紧密相联——“Esmuss sein!”，意为“非如此不可!”。托马斯曾认为特蕾莎是他爱情中的“Esmuss sein”，但后来他发现他与特蕾莎的相爱源于六次偶然，绝不是“非如此不可”。后来他在梦中梦到了他爱情中的“Esmuss sein”，但当他醒来看到特蕾莎时，他心里想着他还是要和特蕾莎在一起。托马斯是外科医生，他的使命是做手术、救治病人。他自己这么认为，其他人也这么认为。所以，做手术便是“Esmuss sein”。但因为政治原因，他在后来放弃了医生这一职业，变成了一个擦玻璃工，最后成了个卡车司机。这是他第二次放弃了“Esmuss sein”。我隐隐发现托马斯一直在背弃他生命中的“Esmuss sein”。他追求的是自由——“当你发现自己是自由的，没有任何使命时，便是一种极大的解脱。”单从托马斯看，他自身享受这种轻飘的自由，享受这种生命的轻。
而另一个人则与其相反，那就是萨比娜。萨比娜可以说是托马斯最亲密的情人了，她喜欢背叛。背叛，就是脱离自己的位置，投向未知。萨比娜觉得再没有比投身未知更美妙的了。因此，她背叛自己父亲的愿望，离开自己的丈夫，她背叛过很多次，一直到她离开了她的情人——弗兰茨。萨比娜突然发现自己的周围一片虚空。当亲人、丈夫、爱情、祖国一样也不剩时，还有什么好背叛的?这时候，她感受到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是自由最终所带给她的。
萨比娜同样与一个词密切关联——“媚俗”。萨比娜厌恶媚俗，她说过，媚俗是自己一生的敌人。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同样存在着媚俗。什么是媚俗?“无产阶级专政还是民主制?拒绝消费社会还是提高生产?要断头台还是废除死刑?这无关紧要。将一个左的人造就为左的人的，并不是这种或那种理论，而是将任何一种理论都纳入所谓伟大的进军这一媚俗之中的能力。”将任何本身美好的理论归为伟大的进军一类，极力鼓吹好的一面，将其夸大，然后摒弃坏的一面，也将其夸大。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因而只剩两面，不是好就是坏。不是盲目崇拜就是愤世嫉俗。人们往往被这一绝对思想所左右，因而受其驱动，却仍旧无动于衷。这就是媚俗。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选择什么呢?轻还是重?我们不是托马斯也不是萨比娜，在之后的人生中细细体会，步步体验，或许能得出答案吧。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读书心得5翻开这本书的第一章，我以为这是一本高深莫测的哲学探讨书，讲述着永恒轮回的秘密。然而当我看到第三章，我又心想这是一本描写关于男女之爱的书。其实知道后来才发现，这本昆德拉的杰作就像是一个硕大的迷宫。你也许很久都找不到一个入口，因为摆在你眼前的入口太多了，多到你不知道该从哪进去;而你一旦进入这个迷宫，里面又是如此地吸引眼球，以至于使你绝不甘心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路走出迷宫;当你一转头，你就迷失在里面出不来了，因为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吸收和理解。
一次就是从来没有。这是一句贯穿于全文的话。主人公在生活中碰到了种种问题需要做决定：决定是否要背着妻子和自己已经爱上的女子在一起;决定是否应该告诉妻子;决定是否写自我批评的声明或在早已拟好的声明上签字等等。但是“人只能活一回，我们无法验证决定的对错，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只能做一个决定。上天不会赋予我们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生命以供比较不同的决定。”但不管做什么样的决定，我们都没办法去比较，只能是做出假设。只是做了决定，就不要再后悔了。因为我们生活在一张不是草图的历史中。
永恒轮回。所以接着这个话题，作者提出的观点是永恒轮回之说。如果有朝一日，我们曾经历过的将无数次地重现。那么这个永恒轮回的世界就是尼采说的“最沉重的负担”。可以想象，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画面不断在眼前重现的时候，生命不就变得沉重得不能再沉重了吗?那么这时，我们的生活就展现得轻盈灿烂。我不得不赞叹作者的思辨能力，轻与重的区别大概也就在于此了吧。
自由。当萨比娜离弗兰茨而去之后，当托马斯这个医院最优秀的医生离开医院而去擦窗的时候，他们都获得了自由，尽管这种自由是来自于一种他们从未想到的方式。但这种自由真的能给他们带来快乐吗?作者说“当负担完全缺失，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他们就是进入了“轻”的境界中，这不但是没有了负担，内心也会变得空虚了。
偶然。另一方面，特雷莎选择的应该是相对较“重”的生活。她与托马斯的相遇来源于6个偶然。所以托马斯也曾质疑他们的关系是否真的'这么的认真。然而特雷莎有她唯一的武器——“忠贞”。她经常做噩梦，这些噩梦源自于她对托马斯缺乏安全感，总是不信任他。而托马斯也因为这些噩梦逐渐被特雷莎的爱束缚。但总之特雷莎用她的实实在在的爱得到了托马斯。我们也不能因此说选择“重”就是好的，正如后来特雷莎自己反省的那样：“为了证实他是否爱她，以至于把托马斯拖到这个地步：头发花白，精疲力竭，指头僵直，再也握不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了。”
平衡。所以这就是我认为的作者所要给出的结论。我们到底是应该选择重还是轻?我认为是平衡。过于轻则浮于空中太虚无而不可及;过于重则沉于大地太实在而不自由。我们应该学会去过一种实在而内心自由舒适的生活，也就不必非得通过永恒轮回来验证每个决定对与否了。
又是一本难读懂的书，看来还是自己书读的太少，对很多方面还处于弱智状态，对于心理学和哲学这些涉及到人类本性的东西了解太少，进而影响了对各种伟大作品的理解能力。
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描写的爱情和性的小说，至少从文章标题灵与肉就能隐隐约约觉察些出来，可是看完后才发现爱情和性只能占这部作品中比例很小的一部分，作者在书中讨论了很多更高层次以至于我还难以理解的东西，比如媚俗，比如牧歌，比如存在。
如果把这本书看成是一部茶余饭后进行消遣用的小说，那绝对是天大的错误。小说的情节并不是特别吸引人，背景设在二战后捷克被苏联入侵的那段时间，主要人物托马斯，特蕾莎，萨比娜，弗兰茨，其他都可以算是配角了。在对这四个人物的生活描写中，有爱情，有性，有对时局政治的看法，还有就是那些我尚未理解的存在，轻与重，媚俗等等。人物的心理描写一直体现着这些方面的冲突性，托马斯和特蕾莎在灵与肉之间的纠结，而萨比娜和弗兰茨则是在媚俗中选择，作者在不同的篇章中表现了不同的主题，甚至切换了主人公，切换了时空，但每一次切换都是在不断加深着对这些方面的理解，反复迭代，直到终了。
我觉得看过豆瓣上的这篇评论应该能加深读者对这部作品的理解，其中确实涉及到很多哲学上的问题，并且作者并没有给出任何解答，所以进一步体现了读懂这部作品的艰难。媚俗是什么？和粪便又有和关系？这和斯大林的儿子之死又有和关系？这些问题在初读小说的时候一个个冒出，让人云里雾里。如果要我说，我可以把媚俗看成是作秀，你看那些去柬埔寨的国际组织，他们走到泰柬边境又悻悻返回，留下的不就是几张以后可以宣传的照片么？弗兰茨之死则更体现了对这种作秀的讽刺。至于萨比娜看见美国参议员对孩子微笑宣传美国如何如何好，她却不以为然，没错，有时候幸福是一种表面现象，苏联宣传的未来的社会两个人之间最大的矛盾仅仅是爱与不爱，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媚俗的政治美学理想。
托马斯和特蕾莎最终回归农村不得不说是这部小说最好的部分，他们抛弃了一切，过着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日子，体会到的反倒是幸福，卡列宁的微笑是一种牧歌精神，这让这部作品的最后与之前作者对世界的批判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看似矛盾的东西反倒体现出了这部作品的伟大。在这最后一部分作者提到和不少关于真正的和谐的论断，动物绝不是笛卡尔所说的那些所谓的，人类并不是地球的拥有者而只是管理者。作者提到被火星人套在马车上的人类，可能会被银河系的居民挂在铁杆上烤着吃，这是他也许才会想起过去常在碟子里用刀切着吃的小牛排，会向母牛道歉，不过一切都太迟了。人类真正的善心，只对那些不具备任何力量的人才能自由而纯粹地体现出来，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是看他与那些受其支配的东西如动物之间的关系如何。尼采会抱着被车夫鞭打的马哭泣，这真的是一种所谓的精神病么？
卡列宁的微笑是因为它感受到了幸福，感受到它与特蕾莎之间一种牧歌式的爱，动物没有被逐出伊甸园，在它们眼中，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人类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动物与人类相比更容易感受到幸福。
关键词：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诗化意象；特蕾莎；萨宾娜
米兰-昆德拉曾说过：“世界过去表现为男人的形象，现在将改变为女人的形象。它越朝技术性、机械化的方向发展，越是冷冰冰、硬邦邦，就愈需要惟有女人才能给予的温暖。”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创造了特蕾莎和萨宾娜两位女性形象，赋予其诗化意象以揭示灵与肉、轻与重及身体言说等存在主义思想：一个是通过自身的脆弱占据托马斯的诗化记忆，来表达自己灵与肉不可分割的情爱观，藉由身体来言说生命之重：一个是通过自由、灵肉二元论来不断背叛世俗世界的束缚，藉由身体来言说生命之轻。
一、“孩子”意象的意蕴
“对这个几乎不认识的姑娘，他感到了一种无法解释的爱。对他而言，她就像是个被人放在了涂了树脂的篮子里的孩子，顺着河水漂来，好让他在床榻之岸收留她。”对于托马斯而言，特蕾莎就是那个放在篮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顺水漂流的摇篮的意象，起源于法老的女儿在水中抓住的那个放了摩西的摇篮，正因为摩西被搭救，世上才有了《旧约》，才有了文明的开始，才流传下来那些古老神话。这是一个初生婴儿的脆弱形象，得到搭救才开始了新的生命。特蕾莎的身上被赋予这种神话色彩，带着脆弱的躯壳来到托马斯的面前，得到了他的同情，走进了他的爱情世界。“一个简单的比喻，便可从中产生爱情。”正因为特蕾莎的这个简单比喻，托马斯在悄然之间放弃了自己追求生命之轻的原则，心甘情愿的负担了特蕾莎的爱情重负。
（一）诗化意象
特蕾莎之所以能走进托马斯的诗化记忆区域，可以说是一种偶然与必然的结合。“六次偶然”让他们在一家酒吧相遇，对于急于走出母亲的羞耻世界、找寻自我独特性的特蕾莎而言，托马斯的出现唤醒了她的爱情，这成为一种必然。
她感受到“为了这一份难以忘怀的爱情，偶然的巧合必须在最初的一刻便一起降临，如同小鸟儿一齐飞落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肩头。”当特蕾莎出现在托马斯的城市，出现在他的门前，他们立即投入中，这时托马斯的行为仍受着“性友谊”原则的指引；然而在特蕾莎病倒后，才见识到她的脆弱与渺小，如同一个顺水漂来的孩子赫然占据了他的诗化记忆，正因为她的脆弱与托马斯的强大形成鲜明的对照，托马斯的爱情受着同情心的指引才成为另一种必然。
（二）灵肉一元论
“昆德拉曾经指出他作品中的人物常常产生于一个特定的场景，在这定格了的瞬间场景画面中即可显示出人物的存在的境遇，如同特蕾莎产生于肚子咕咕叫的那一刻，暗示了灵与肉的不可调和性。”特蕾莎身兼灵与肉统一的俗世观念，以自身的极度脆弱捆缚住托马斯的一生，以至于拖累成“怀中的小兔”。
作为深受压迫的特蕾莎，她渴望自由，渴望挣脱同母亲相似的肉体，寻求自己的灵魂，是崇尚自由的女性之一；只可惜她没有将命运像萨宾娜一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而是交付给灵肉分离的二元论者托马斯，这注定得不到真正自由的灵魂。特蕾莎没有退路，退路就是母亲那无羞耻、堕落的“肉体集中营”；没有未来，未来就是托马斯为他铺就的“性友谊”中芸芸众生里的一员，她痛苦的挣扎在其中，惟有以噩梦来诉说一切的压抑，并急切向往着牧歌式的伊甸园。对特蕾莎来说，她一生的关键词可以概括为：“肉体、灵魂、晕眩、软弱、田园诗、天堂。”
在昆德拉的另一部作品《玩笑》中，露茜同样被赋予诗化意象，路德维克把她看作是“仙女”，带领他走进了她那对历史一无所知、模模糊糊的天堂。露茜在路德维克面前更是一个软弱的存在，不敢有丝毫的违抗，可是在上却极力守护，不仅仅因为当初经历过的恐怖经历，更是因为她是个坚定的灵与肉统一论者，坚信爱与性的不可分割，因而当路德维克要跟她上床时才会抗拒，并在被打后反复哭喊“你不爱我”。特蕾莎和露茜从本质上看属于同一种人――坚信性与爱、灵与肉的和谐统一。
（三）身份言说
有学者认为，特蕾莎代表的是“女性的沉沦，是一种脱离自我的非本真存在，以男人的眼光来筹划自己的生活而放弃自我的独立性”，按照这种说法，特蕾莎确实是依附于男性的附属品，为了“独一无二”逃离了母亲世界，却把托马斯视作命运的主宰者，即使托马斯游离于众多情妇之间，她也只能以梦境来诉说自己的痛苦挣扎，并未寻求自我独立的权利。她宁愿将自己视作托马斯的另一半，与他一同与情妇们交欢，也未曾想过割舍掉托马斯的变态世界。因为特蕾莎坚守着灵与肉的不可分割，她将“忠贞”奉到托马斯的面前并渴望得到同样的回报及其“独一无二”，无奈托马斯却将她与众情妇画上了等号。特蕾莎痛苦之余，曾尝试过灵与肉的分离，与工程师的一段经历虽说达到让灵魂俯瞰肉体的目的，而正是这种堕落肮脏的肉体行径更让她痛苦不堪，特蕾莎用身体的沉沦言说生命之重，最终仍旧走上了灵与肉不可分离的道路。
二、“圆礼帽”意象的意蕴
在昆德拉笔下，萨宾娜是最富有智慧的女性，不受亲情、爱情、国家等外在俗世的限制，一如既往地背叛。她本真豁达，肯定自我，遵循原始生命力和原始欲望的召唤，行事作风都是本着灵魂上得到自由空灵的信念。萨宾娜是个戴着圆礼帽的富有诗化意象的画家，用身体言说女性的独立和自我，在媚俗的道路上大肆背叛，走上了追求生命之轻的不归路。
（一）诗化意象
“圆礼帽”的真正寓意在作品中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首先，它是上个世纪在波西米亚的某个小镇当过镇长的一位已被遗忘的祖辈流传下来的印记”。“其次，它是萨宾娜父亲的纪念物”。“其三，这是她与托马斯游戏中的小道具”。“其四，这也是她公然培植的个性的标志”。“其五，在异国，这顶圆礼帽成了感情寄托”。圆礼帽在萨宾娜的心中占有极大的分量，这也难隆她不论到任何地方都会把它放在自己的行李箱中。
萨宾娜一生都是在追求极致的轻，贯彻这一主题的就是“背叛”：她先是选择嫁给第一任丈夫只因他的名字奇特来背叛父亲的压制：继而通过绘画抽象作品来背叛现实主义作品代表的正统体系；继而离开被占领的故国来背叛国家的重负：继而在费兰茨为她放弃家庭的时刻逃离费兰茨来背叛爱情-婚姻-家庭模式的捆缚……“可一旦旅程结束，又会怎样？可以背叛亲人、配偶、爱情和祖国，然而当亲人、丈夫、爱情和祖国一样也不剩，还有什么好背叛的？”萨宾娜追求、维护的美的法则和超越充满谎言和虚假的世界之理想，圆礼帽唤醒她心目中的极致
那荒谬而又富有诗意的“轻”。
（二）灵肉二元论
如果说特蕾莎代表的是女性的沉沦，那么萨宾娜代表的就是“女性的本真，是一种自我的存在，是一种尊重原始生命力、追寻原始欲望的状态，处于此种状态中的女性将不断超越了世俗的道德标准而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塑造”。相比于特蕾莎的灵与肉不可分离，萨宾娜是典型的灵肉二元论者，她不是通过来拉拢男人的心，相反，是通过来昭显个性，托马斯和费兰茨只是她的情人。
尤其是和费兰茨时，他闭着眼睛运动、享受着黑暗世界里冲刺的，但在萨宾娜的眼中就成了急切需要母乳的大婴儿，没有自己的个性和背叛举动，引起强烈反感，因此身体在行着男欢女爱之事，灵魂却在上方冷眼的看着，排斥着情人忠诚之重，心理谋划着永远摆脱这一切。
（三）身份言说
萨宾娜戴着圆礼帽的对象主要两个对象：托马斯和费兰茨。
对于托马斯而言，带着圆礼帽具有深层含义，尤其是在苏黎世酒店的那次，“再也没有了嬉闹的位置，因为他们的重逢，不是为了像从前那样在游戏的延续中玩出什么新的鬼花招，而是对往昔时光的回顾，对他们共同经历的过去所作的赞颂，对一个湮没于久远处的并不伤感的故事的感伤回望。”圆礼帽在萨宾娜和托马斯之间，除了是的工具外，更在异国中增添了对往昔的一种缅怀，他们都是在追逐生命之轻中的伴侣。
对于费兰茨而言，圆礼帽只是一种无法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他奇怪的看着身子、带着圆礼帽的萨宾娜，只把它当作萨宾娜屈服妥协下表达的怪异行为。萨宾娜与费兰茨之间是绝对的“背叛”与“忠诚”对立关系：萨宾娜走向了极致的生命之轻，只留下一片虚空给自己。而费兰茨则不然，他因为受母亲伟大的爱的影响，即使是在不爱妻子的情况下依旧忠诚地对待婚姻关系，只因他要负担妻子身上那具有崇高的爱的女人；他爱上萨宾娜，不仅因为萨宾娜的个人魅力，还有她身上流动的“故国气息”，那是他向往的伟大而正义的事业：进而在她离开后仍去参加“伟大进军”这一媚俗队伍……费兰茨正是站在背叛的对立面，他忠诚地拥护着一切被认为正统的世界，走在媚俗这条康庄大道上，因而他不可能理解圆礼帽的内涵，只能与萨宾娜越走越远。
萨宾娜用身体言说自己的思想，一反传统意义上对男性的绝对服从，她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在中张扬自我的独特性，反抗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和束缚。
关键词:卡列宁;隐喻;特丽莎;他们夫妇;命运;艺术作用
在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一条叫卡列宁的小狗。对于它的来历，小说中是这样写的:
为了能够减轻特丽莎的痛苦，托马斯娶了她，并且还送给她一只小狗(终于他们退掉了她那间经常空着的房子)。
小狗是一位同事的一条圣.伯纳德种狗生的，公狗则是邻居的一条德国种牧羊犬。没人要这些杂种狗崽，而同事又不忍杀掉它们。
托马斯知道如果不要这些小狗的话，它们只有死掉。他觉得自己就像总统站在四个死囚面前，而只有权利赦免其中一个。最后，他选择了一条母狗。狗的体形如德国牧羊公犬，头则像它的圣.伯纳德母亲。他带它回家，交给了特丽莎，那只狗当即在特丽莎的胸前撒了一泡尿。
他们随后设法给它取个名字。托马斯要让狗的名字能够表现主人是特丽莎。他想到她来布拉格时带了一本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就建议狗的名字叫“托尔斯泰”。
“不能叫它托尔斯泰，”特丽莎说，“它是女孩，叫它安娜.卡列尼娜吧，怎么样?”
“不能叫安娜.卡列尼娜，”托马斯说，“女人不可能有它那样滑稽的面孔，它倒是象卡列宁，对，他是安娜的丈夫，就是我想象的样子。”
“叫卡列宁会不会影响她的性机能吧?”
“完全可能，”托马斯说，“一条母狗有公狗的名字，被人叫得次数多了，有可能发展至同性恋趋向。”
真是奇怪，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虽然母狗大多数钟情男主人而不是女主人，而显然卡列宁是个例外，决定与特丽莎相处好。为此托马斯非常感谢卡列宁，总是敲敲小狗的头:“卡列宁，干得好!当初我要你就为了这个。我没能将她安顿好。你可一定得帮我。”(《第一章.第11节》，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下同。)
孔德拉在书中说:“作品中的人物不像生活中的人，不是女人生出来的，他们诞生于一个情境，一个句子，一个隐喻(《五.15》)。”根据这个思想，这个叫“卡列宁”的狗，显然也是有隐喻的。
托马斯建议给狗起名“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俄国人，把狗用俄国人的名字命名，首先隐喻了托马斯对俄国人1968年侵占捷克的憎恶;更重要的是: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把这狗称“托尔斯泰”，即隐喻着这个小狗也通一点人性，或者说这狗的命运就隐喻了人的命运。
哪这狗的命运又隐喻着书中谁的命运呢?
狗的主人是特丽莎，当然它首先隐喻的是特丽莎的命运。
自托马斯把卡列宁送给特丽莎后，它“当即在特丽莎的胸前撒了一泡尿”，可以说，一见主人就和主人“贴了心”了。从此，它日夜都陪伴着特丽莎，不远万里，跟着他们夫妇俩从布拉格去了苏黎世，又悄然地跟着特丽莎一人回到了布拉格;托马斯追特丽莎回到布拉格后，由于时局混乱，他丢掉了外科大夫的工作，成了一名窗户擦洗工，但他却仍晕晕乎乎地过着日子，和过去一样，不断地去搞他的所谓“性友谊”，这就使抱着“她的身体不能成为托马斯唯一的身体，那么她一生中最大的战役已经失败(《四.6》)”的特丽莎，也仍和以前一样，不停地做噩梦，整天生活在惊恐当中。卡列宁就忠实地跟着她去上街买东西、到野外去散心、到她上班的酒吧去……，伴她度过了多少个痛苦难耐的日日夜夜啊。特丽莎买东西时，也总忘不了给卡列宁嘴里叼个面包圈，她和它就这样常常形影不离，以至到乡下去后，卡列宁还紧跟着特丽莎整天去放牛。一直到特丽莎亲自选好墓地，最终把它葬了。它是特丽莎喜就喜，特丽莎悲则悲，可以说，见了卡列宁的悲喜，就可知道它的主人特丽莎内心的悲喜，生活中它是她的影子。
再从“卡列宁”这个名字本身看，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卡列宁是安娜的丈夫，安娜在外面风流，卡列宁“戴了绿帽子”，还为顾及面子而左右为难，这就是托马斯把有“滑稽的面孔”的狗叫“卡列宁”的原因;但托马斯在嘲笑别人的时候，不料，“真是奇怪，托马斯的话果然言中”，他自己不断地追寻别的女人，却让妻子特丽莎做噩梦，卡列宁这条狗“滑稽的面孔”，不就正像它的主人的尴尬处境嘛。
这都表明，在卡列宁的遭遇中隐喻了特丽莎的命运。
但卡列宁又是托马斯送给特丽莎的，是替托马斯去为特丽莎解闷的;它的起名也有一个从“女(安娜.卡列尼娜)”到“男(卡列宁)”的过程，它是他们夫妇俩走到一起的见证，应该说，它的命运，实际上也隐喻着他们共同的命运。这样理解，就正好对应了它“杂种狗崽”——女头男身、又女又男的身材特点;对它为什么“母狗有公狗的名字”也有了最合理的解释。
卡列宁因为与特丽莎相处得好。“为此托马斯非常感谢卡列宁，总是敲敲小狗的头:‘卡列宁，干得好!当初我要你就为了这个。我没能将她安顿好。你可一定得帮我。’”特丽莎带着卡列宁悲伤地一个人从苏黎世回到了布拉格，正晕眩欲倒。“第五天，托马斯突然回来了，他们还来不及互相做出必要的表示，卡列宁就向他猛扑过去(《二.28》)。”
卡列宁不仅深情地依恋着它的主人特丽莎，看，它对它的男主人托马斯也是多么喜爱，也因此使托马斯对它很是满意。
卡列宁无儿无女，恓惶依顺地陪伴着在凄苦多变中生活的他们夫妇二人，最后它得癌症凄凄惨惨死了，不久他们夫妇也就离开了人间。在卡列宁生活的最后日子里，它曾挣扎着狺狺叫、摇尾巴向他俩“微笑”，用三条腿陪他俩散步。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它这样做只是为了我们，”特丽莎说，“它并不想散步，只是为了让我们快乐。”她的话中透出一种悲哀，她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快乐的。他们不是没有悲哀而快乐，恰好是因为悲哀而快乐。他们拉紧了手，眼睛中都闪动着共同的景象:一条跛脚的狗代表了他们生命中的十年(《七.3》)。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卡列宁的微笑”是悲哀的笑，他们夫妇的快乐是悲哀的快乐，卡列宁的命运隐喻着他们夫妇的命运。
把卡列宁作为特丽莎及他们夫妇命运的隐喻，在艺术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首先，借卡列宁的形象特点，表现了人物性格。
书中说“人类真正的道德测试，最一般的测试，包括了对那些受人支配的东西的态度，如动物。”照作者的这种观点，我们读文中多次出现的这个情景:“特丽莎总在我脑海中出现。我看见她坐在树桩上，抚摸着卡列宁的头，反复思考着人类的溃裂(《七.2》)。”就可以看出:特丽莎是一个善良、充满仁爱心的人，如同卡列宁喜欢“一个象样的活动场地(《五.21》)”一样，她也爱好“一幅田园生活的图景(《七.1》)”，对人世生活充满了非常天真的浪漫情调;如同卡列宁的嗅觉特别灵敏一样，特丽莎的鼻子也很敏感，“她像一条狗将他(托马斯)全身嗅遍才辩明怪味(头发中的)是什么:一种女人下体的气味(《四.1》)。”这种隐喻，实际上揭示了特丽莎很重要的一种性格特征:敏感。——她能“体验到奇异的快乐和同样奇异的悲凉(《七.7》)。”而这敏感性，正是影响她幸福感，造成她一生命运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用卡列宁这一可爱的形象，创造出了鲜明生动的场景氛围，使文章有了浓郁的抒情气氛，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如:当特丽莎满怀着希望和托马斯去了苏黎世，她本想着托马斯到了苏黎世后就避开了他在布拉格的那些情人和国内政局的骚扰，但到苏黎世后，忽然发现托马斯又被别的女人勾引去了。她一下子感到自己心烦意乱，浑身疲软，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心头的思绪不断乱翻: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生活，就像在空中踩钢丝一样，时时都有被掉下去的危险，在这危险中生活，事事也就只有靠托马斯了。如果她被抛弃了怎么办?她一辈子都要生活在怕失去他的恐惧中吗?……
她对自己说着这些，把脸贴在卡列宁的头上低声道:“卡列宁，对不起，我想你只能再搬家了”(《二.27》)。
在这异乡他国的土地上，特丽莎除托马斯就再没有一个亲人了，而托马斯又把她耍了，她以前总是喜欢把头靠在托马斯的肩膀上，看，这时候她只能抱住狗，把脸贴在狗的头上，低声和不懂人话的狗说话了，可以想象她此时内心是多么孤独、多么悲痛啊!读了简直让人心碎。这种以狗衬人、对比鲜明的写法，其场景形象会长久留住在读者心中，耐人咀嚼。
尤其典型的是小说的最后一章《卡列宁的微笑》，对卡列宁的生病、挣扎、最终死去、以至埋葬的过程，写得很是详细，浓墨重绘，毕形毕肖。通过对卡列宁悲惨而去的场景描述，特别是对卡列宁所谓“微笑”的描写，把他们夫妇俩生活由高到低、最终被逼得无路可走，内心凄楚悲伤，而又强装笑颜，故作快乐的神态，完完全全、明明白白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但读起来仍是含蓄隽永，意味深长。由于本小说是“思索的小说”[1]，前面六章侧重的是对人物所作所为及其命运轨迹的思索，似乎缺乏对人物命运的情感投入似的，而读了这最后一章，在卡列宁与他们夫妇俩生死离别的具体交往场景中，读者对主人公命运的情感一下子被调动了起来， 尽管文已读完了，读者对狗、对人的深切印象，却久久不能挥去……
第三，通过卡列宁命运的描述，隐喻了象征人物的命运，暗示了主题。
像在卡列宁临死前的那些日子，眼看着卡列宁所受的种种苦痛，他们夫妇俩实在无法忍受下去了，最后托马斯一针，就让卡列宁提前“上路”了。这个细节就很值得思考:既然卡列宁是他们夫妇命运的象征，卡列宁的“命”是提前结束的，哪他俩从山上翻车甩死是不是自杀呢?想想他俩当时的处境:他们穷的要死，再出国、回布拉格、甚至移居到另一个村庄，都不可能，他们已走完了所有的路程，这样熬着差不多就等于是在延缓死期，而托马斯早就盼望“一个绝对的假日，从所有职责中解脱，从一切‘非如此不可’中解脱(《五.21》)”。这样看来他俩自杀解脱的可能性是大大存在的。——而如果说他俩最后是无奈中自行寻死的，这样，就比说他俩是因车祸而死的更能引起读者对他们命运的思考。可见，作者写“卡列宁提前上路”，显然是隐喻着他俩的突然而去是他们自己无奈的选择。而且，这还不仅仅是从死的方式上说的，也是从本质上说的。
他俩的处境为什么一步步下降，最终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呢?托马斯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对自己的儿子无责任，对自己“原先当成使命”(《五.8》)的外科事业后来也背着觉得过于沉重，“想去探询‘非如此不可’的另一面藏着些什么(《五.8》)”，结果在现实面前避“重”就“轻”，茫茫然然，糊里糊涂地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特丽莎呢?出于对母亲庸俗的厌烦，天真地，“像一个草篮里顺流漂来的弃儿似的(文中类似这样的话出现了八次之多)”，随随便便，就做了托马斯的妻子，她自认为自己漂亮的身体是独一无二的，但托马斯却把他这个轻易得到的“弃儿”的身子，看得和别的女人的“肉”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她痛苦不堪，噩梦不断，似乎软弱，却拖着托马斯和自己一步步向下跌。生命只有一次，容不得第二次、第三次选择，对于他们命运的结局，他们至死也不明白是什么造成的，作者也未直接回答。但“kinmal ist keinmal(德国谚语:只发生一次的事，就是压根儿没有发生的事。《一.3》《五.15》均出现)。”任何事情的出现，任何人一生的命运，那都不是偶然形成的，它有本人自我素质的必然性，人已经成了那样，他的命运就是“非如此不可”了。作者写他们夫妇俩命运的象征卡列宁是被“托马斯自己一针送走了”，其实也就是隐喻说:他俩的命运是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是被他们身上各自的“轻”所压垮的。这样，作者就把对他们的批评，通过卡列宁这一象征形象死的方式含蓄地表达了出来，同时还给人留下了无限的回味空间。
参考文献
看到“轻”字时，你会想到什么？轻快、轻巧、轻柔等等，这样的词语让人感受事物的美好，可是如果是轻佻、轻蔑、轻浮、轻信等等，你还会觉得它美好吗？其实，“轻”往往又与“重”相连，“生命”二字用“不能承受”来修饰时，让人首先联想到得是“沉重”与其要带给生命的责任感，觉得它是要阐述生命的意义，让理想照进现实要付出的汗水，在生命中要承担的责任，甚至于把它提高到民族大义的高度。重担才让人难以承受，为什么昆德拉说“轻”也不能承受呢？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关于“轻”与“重”的故事：
国王让他手下的大臣们比赛，看谁是大力士。比赛的办法居然是让大臣们把一根鸡毛扔过高墙。几乎所有的大臣们都失败了。他们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但是鸡毛却还是那样轻飘飘地在空中回旋，仿佛是在挑衅。只有一位大臣，他抓住身边的一只鸡，一把扔过高墙，然后对国王说：我能把整只鸡都扔过高墙，何况一根鸡毛？难道其他人就没有力气吗？可是他们却不能将一根鸡毛扔过高墙，因为他们将“轻”与“重”停留在了最表面的理解上，认为这只是重量的比拼，因此当他们拿到这根鸡毛的时候变得手足无措了。但是这位大臣却不一样，靠着他的智慧，他赢了。鸡毛虽轻，但是它离开了母体却这么让人难以承受。
科学揭示，保持宇宙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万有引力，对此，我们所能够感受到的最直接的经验就是地球带给我们的重力，它使我们不至于脱离开地球表面而进入可怕的游离状态。宇航员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就是失重。“轻”之让人不能承受，答案居然如此简单。看来，对常识的漠视，以及对“轻”和“重”根深蒂固的偏见会对人产生迷惑。有时，轻，真的让人无法承受。像一只鸡毛，你很难凭借力气将它扔过高墙。
这个故事帮我们揭示出“轻”的一层含义，即个体的游离，游离于它所依附的整体之外。这种游离状态使人没有归属感，让人无法承受。书中有一段关于特丽莎的心理描写：“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他自己国土之网来支撑他：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他轻易地说他想说的话。”正是这种游离于母体之外的不安定感，像离开了鸡的鸡毛那样轻飘飘，使特丽莎坚决地离开瑞士，与她深爱的托马斯不辞而别，回到她正处于灾难中的祖国。在布拉格，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里有她生长的土壤，有自己的朋友、还有喜爱的摄影，她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里，不需要全然依靠托马斯。而在瑞士，由于失根，她像一个附属品一样，失去自我，事事都得依靠托马斯，不能自主，因此她不得不不断重复深夜里的恶梦。
昆德拉从一开始就和我们探讨“永劫回归”的问题，大意是说如果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不断重复，那么这件事本身无论是美丽、丑陋，高尚、低劣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本来只发生一次的事情像影子一样不断萦绕在身边，它本身所具备的特性已经没有任何分量了，那它还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吗？关于这一点，昆德拉从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某次未能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谈到法国大革命。如果这些事情不断上演人们就不会对在战争中逝去的生命叹息了，法国历史学家也不会因为罗伯斯庇尔的出现而感到自豪了。这都是有深远意义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用“重”来形容它，但是当它们重复又重复的时候，他却反而变“轻”了，所以“轻”与 “重”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呢？
昆德拉也在思考：“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有无数次的重复，我们就会象耶稣钉于十字架，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个前景是可怕的。在那永劫回归的世界里，无法承受的责任重荷，沉沉压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可是，沉重便真的悲惨，而轻松便真的辉煌吗？最沉重的负担压得我们崩塌了，沉没了，将我们钉在地上。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我们常说有“压力才有动力”，小时候，也经常写关于“失败是成功之母”之类的作文。无论出于哪个时期，何种境界，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学生时代时，因为成绩不好而忧虑，也有的因为成绩太好害怕被赶超而产生压力；快要踏入社会时，会对未知的前途产生迷茫，事业有成后又会担心自己的事业是否会长久；社会、舆论或多或少会对自己的生活有影响……我们经历着压力，经历着失败，但是我们却在这样真实而充实的生活中不断成长。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这些而选择逃避，去过轻松的生活，那我们就是在拒绝成长，人在安逸的环境中生活太久会变得堕落，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的时候，最后也只能是不知所以了。
[关键词]米兰昆德拉；轻与重；西方文化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米兰·昆德拉作品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其品种之全、数量之多、影响之广，为中国当代翻译史上前所未有。对于此令人瞩目的奇迹般的热点，究其原委，恐怕应该归功于米兰·昆德拉小说中对我们曾经所处的“”情境相类似的历史情境的精确描写和深刻思考。这些描写和思考，既令我们感到历史的熟悉，又让我们在精神上感到陌生和惊讶，仿佛有种如梦初醒的感觉：原来事情是这个样子的!相形之下，我们80年代初曾经红火一时的“伤痕文学”显得感性而青涩。
米兰·昆德拉小说较早被译介的有韩少功译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景凯旋、徐乃健译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吕嘉行译的《笑忘录》等几种，不久米兰·昆德拉的全部著作都有了中译本且大多不止一种版本，国内学界对米兰·昆德拉作品及其思想的研究也迅速升温。在这些研究中，很多目光都投向了“轻与重”、“媚俗”、“牧歌”这些极富哲理、意蕴深长的文学主题。但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和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原因，在各种学术和非学术的讨论中往往充斥着对米兰·昆德拉作品及其思想的误读和曲解，甚至出现了“用媚俗的姿态去理解米兰·昆德拉的反媚俗思想”的笑话。有鉴于此，有必要首先对米兰·昆德拉的文学思想进行文化上和历史上寻本溯源的考察，方能避免上述误读和曲解。本文即从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轻与重”的文本解读出发，力图从西方文化传统中寻找和分析米兰·昆德拉的思想进路，以期能够以更加深刻、更加全面和更加清醒的目光来认识其作品的思想内涵。
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轻与重”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米兰·昆德拉开章明义，落笔之始就残酷地向我们抛出了一个永恒的难题：生命，是轻还是重?
在米兰·昆德拉看来，“沉重还是轻松”，这是一个永恒而又难解的问题。种种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并最终归结为对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哲学沉思。我们可以说，几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全部的内容，都是在这种哲学沉思的基础上展开的。在小说中，作者运用了大量富有哲理意味的议论，并且在叙事过程中多次重复暗示这一主题。如：
星期六和星期天，他感到甜美的生命之轻托他浮出了未来的深处。到星期一，他却被从未体验过的重负所击倒，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没有什么比同情更为沉重了。一个人的痛苦远不及对痛苦的同情那样沉重。
他和她一起上了停在房前的汽车，直奔火车站，取出箱子(箱子很大，重极了)，带它和特丽莎一起回家。
在小说中，主人公托马斯始终徘徊于灵与肉、性与爱之间，对爱情进行着“轻与重”的追问。他视简单的肉体之爱为真正的、“轻松的”爱情，并且以这种可以随意与多个异性发生性关系的自由单身生活为达到“生命之轻”的标志之一。为此，托马斯甚至放弃了与妻子、父母、孩子之间的人伦之爱。他认为那种“爱”是责任，是负担，是让人生活受压抑、生命被扭曲的“重”。但是在托马斯遇上特丽莎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单身的托马斯出于“奇怪的同情”而接受了萍水相逢的乡下小酒馆女招待特丽莎，但同时意识到“箱子很大，重极了”。这说明他的这种接受是近乎无意识的、困惑不解，甚至疑虑重重的。因为这个举动使得他背叛了自己的“轻松”。托马斯进而发现，同情——这种向来被人们认为是“与爱情不甚相干的二流感情”，居然是最高档次的爱情。它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最真诚的至高无上的感情。这种出于生命本质的感情使得生命随之变得沉重，“连俄国坦克数吨钢铁也无法与之相比”。就这样，米兰·昆德拉通过托马斯的爱情观的重新定义，达到了对生命轻与重的解构和反思。
不仅如此，米兰·昆德拉还通过对托马斯的社会活动的描写，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进行了“轻与重”的思考。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托马斯先是竭力把自己置于一种绝对轻松的环境之中：没有家庭的束缚，职业简单独立(专业医生)，不过问政治和社会事件。但是随着时局的动荡和政治高压的到来，残酷的现实使托马斯意识到：不与或尽量不与社会打交道是不可能的，世俗生活的“沉重”归根结蒂也是人的生命必须承受的东西，因为人毕竟不可能像动物一般地“轻松生活”。如果说对爱情的重新定义是个人生命体验的“轻与重”的颠覆的话，那么对人的社会角色的反思则是作为一个“社会人”的不可逃避的宿命。
最终，对爱情和社会两方面的“轻重之辨”归结为对生命本身意义的反思。在小说里，这是以对贝多芬的音乐的议论为象征的。音乐象征着生命。
贝多芬把琐屑的灵感变成了严肃的四重奏，把一句戏谑变成了形而上的真理。一个轻松的有趣传说变成了沉重，或者按巴门尼德的说法，积极变成了消极。然而，相当奇怪，这种变化并不使我们惊讶。……
我感到，那严厉、庄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长期以来一直使托马斯暗暗恼火。他怀有一种深切的欲望，去追寻巴门尼德的精神，要把重变成轻。他与第一个妻子以及儿子完全决裂，也领受了父母对他的决裂，他得到了解脱。在整个事情的最深层，他除了反抗自称为沉重责任的东西，除了抵制他的“非如此不可”，除了由此而产生的躁动、匆忙和不甚理智的举动，还能有什么呢?
这是一种无限二律背反的哲学反思：生命的意义或许就是轻松的“戏谑”，是“一个轻松的有趣传说”。但是作为生活于社会中的、具有不同于动物的感情的人类，却不得不把它变成“形而上的真理”和“严肃的四重奏”。人们不再像动物那样轻松和自然，而是戴上了沉重的面具。在这二者之间，到底何为积极、何为消极?轻还是重，哪个才是生命的意义?
一个倍感生活沉重的人，厌倦于“那严厉、庄重、咄咄逼人的‘非如此不可”’的社会规则，满怀渴求地去追逐生命之轻。像托马斯，他抛弃了婚姻、家庭甚至是亲情，独自享受着“躁动、匆忙和不甚理智的”生命之轻。但是难道生命真的就是轻的吗?托马斯的困惑告诉我们，没那么简单。
综上所述，针对生命之本质的形上思考，形成了米兰·昆德拉小说“轻与重”的主题。昆德拉用简洁生动的情节描写以及大段夹叙夹议的抒情性文字把这个深奥晦涩的主题表现得入木三分。那么，关于这个主题的基本思想线索在哪里呢?这就需要把眼光投向作者所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语境。
二、“轻与重”的文化溯源
如果把上述对生命之本质的形上思考放到更大的历史环境中去考量的话，我们会不难发现，它不仅是米兰·昆德拉的主题，而且也是自古以来西方世界的哲学思辨中争论不休的主题。因此，对其进行一番溯源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和更深刻地把握米兰·昆德拉小说中“轻与重”的内涵。
在古希腊神话中，西绪福斯滚石上山，每次石头都从山顶滚落，如此循环不已。这个简单的神话让人着迷之处，就在于它暗示了上面所提到的难题：生命的本质——是轻，还是重?
神话文本提供给了我们两个“关键词”：目的和循环。相应地，关于生命轻重的问题也就分割成两个方面：
生命的意义何在?——是有目的的，还是无目的的?
历史的真相何在?——是无限循环的来回往复，还是一去不返的虚空?
我们可以看到，西绪福斯的命运给我们的答案是：人生是有目的的，历史是循环的。在西绪福斯那里，人生的目的就是滚石上山，这是神的旨意，是命运。而历史的循环，就是那永远往复不停的大石头。这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它构成了生命的意义。因此，生命的本质是重的。
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的关于生命本质的探索和暗喻之一。对生命本质的这样一种理解，表明了远古时代人的处境以及他们对世界和生命的看法。物质的匮乏，条件的落后，人力的渺小，对自然的困惑和敬畏，无不使远古的人们感到一种不自由的束缚感，这种无法摆脱的束缚仿佛是冥冥中注定的，是令人敬畏的“神”加于人们头上的命运。可以说，这是一种伴随着原始而生的哲学思想。它认同了自然对人的束缚，并将其归结为生命的终极意义。
按照这种思路探寻下去，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西绪福斯式的观点贯穿于整个西方思想的历史。这种暗喻式的观点达到更高的形上层次的产物，是表现在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的宗教教义之中的一些观念。如最早的赫西俄德把世界和历史划分为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三个历史循环学说，就带有明显的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历史在不断循环，最好的黄金时代过去是稍次一等的白银时代，接着是最糟糕的青铜时代，当青铜时代毁灭后，整个世界又回到黄金时代。如此循环往复。这与西绪福斯的巨石何其相似!而人处于这种无限循环的、已经被安排好了的历史之中，怎能不感受到生存的沉重——同时又是坚定?人生的方向已经确定，人所需要做的就是走下去。
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认为，没有什么事物是变化的。人生和历史都是一成不变的，有着固定的目标。而继承巴门尼德思想的柏拉图，更是建立了一个“理想国”，设计了人类所理应生活的最美好的世界。在他看来，“理想国”是宇宙问的至真至善的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人的生命的目标和历史的最终归宿。总之人生有方向，有先验的规则和目标，历史亦然。因此生命是沉重而有意义的。
这样的生命观、历史观的思维模式延续到中世纪，仍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只不过“上帝”战胜了“理念”，天堂代替了理想国，祈祷福音取代了追求真理。相比之下，宗教外衣下的这种生命观和历史观比以往更具有情感因素和价值判断倾向，顺从命运、坚定信仰被赋予“至善”的定义。而那些异想天开特立独行的思想，自然就被看作“异端”而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在这种情况下，“生命之重”被彰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的轻松自由的生存本质已经被“上帝的荣光”所遮蔽。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对“重”持肯定态度的生命观，已经从最初的自发地对自然敬畏、对命运顺从的感性认识发展为具有价值判断的哲学观念，它强调了社会的责任、历史的循环和生命的目的性，在西方世界漫长的古代，尤其是中世纪时期，占据着“正统观念”的地位。
但是与上述观念针锋相对的，还有另外一种生命观念，即：生命是无目的的，历史是虚无的。这最早可以溯源到酒神狄奥尼索斯：
狄奥尼索斯或者说巴库斯，原是色雷斯人的神。……巴库斯在希腊的胜利并不令人惊异，正像所有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于原始事物的
爱慕，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的、更加热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对于那些由于强迫因而在行为上比感情上来得更文明的男人或女人，理性是可厌的，道德是一种负担与奴役。……审慎也很容易造成丧失生命中的某些最好的事物。巴库斯的崇拜者就是对于审慎的反动。
酒神精神“用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来解脱我们：不管现象如何变化，事物基础之中的生命仍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这种出于对人性的渴望而反抗“审慎的”社会规范的思想，可以看作是最早的追求“生命之轻”的宣言。而在托马斯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那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更加热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而到了依壁鸠鲁，这种观念就更加成熟和理论化了。依壁鸠鲁认为“快乐就是善”，尤其是心灵的快乐。主张追求宁静的心灵快乐，“要逃避任何一种教化的形式”。他尤其反对宗教，认为那是“恐惧的根源”应该抛弃。他并且还否定“天命”，反对灵魂不朽。
这种精神在宗教专制的中世纪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排斥，被视为异端邪说。但人性的张扬不可能被永远压抑，酒神精神也永远不缺乏继承人。哪怕是在清规戒律多如牛毛的中世纪，也不仅仅只有骑士们在追求爱情和自由。而一嗣文艺复兴伊始，对于人性的呼唤和赞美更是如春雷般滚滚而来。无论是《十日谈》还是《巨人传》，都令正统思想卫道士们瞠目结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涉及对世俗幸福的赞美以及对人性的肯定的段落也比比皆是；通俗的骑士小说中，就连修士也挥舞着大棒，跟骑士们狂欢作乐，口中赞美着酒神和美好的生命。
而到了现代，这种酒神精神的狂欢形式就是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性解放大潮中，“人”被重新发现，轻松的生命本质被讴歌和张扬。尼采公然声称：“我，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的最后一个弟子。”酒神精神被赋予了更新、更深刻的涵义。这条思想进路对于理解现代性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沿着它，在进入视野更广阔、生活更复杂的20世纪后，这种对生命之轻的肯定从原先的“狂欢”转为深层的哲学思考，人性之自由被抬高到价值论范畴。萨特著名的命题“存在大于本质”，意即反对先验的“生命目的”或“历史归宿”的设置，主张存在即存在本身的意义，生命的目的和意义都不是而且不应该被设置、被约束。
而米兰·昆德拉无疑倾向于后一种生命哲学。即：生命的存在本无固定意义可言，历史的发展是一去不返的直线而非往复循环的圆形。前者最明显的表现为托马斯对爱情的困惑：
他望着外面院子那边的脏墙，知道自己无法回答那一切究竟是出于疯，还是爱。……他生
着自己的气，直到他弄明白自己的茫然无措其实也很自然。
他再也无法明白自己要什么。因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把它与我们以前的生
活相比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
而后者则表现为他对历史的思考：
尼采常与哲学家们纠缠一个神秘的“众劫回归”观：想想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吧，想想它们重演如昨，甚至重演本身无休无止地重演下去!这癫狂的幻念意味着什么?从反面说“永劫回归”的幻念表明，曾经一次性消失了的生活，象影子一样没有分量，也就永远消失不复回归了。无论它是否恐怖，是否美丽，是否崇高，它的恐怖、崇高以及美丽都预先已经死去，没有任何意义。它象十四世纪非洲部落之间的某次战争，某次未能改变世界命运的战争，哪怕有十万黑人在残酷的磨难中灭绝，我们也无须对此过分在意。
然而，如果十四世纪的两个非洲部落的战争一次又一次重演，战争本身会有所改变吗?会的，它将变成一个永远隆起的硬块，再也无法归复自己原有的虚空。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米兰·昆德拉也并非毫无保留地倒向酒神和萨特。这在他的小说的标题中就得到了充分的说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份自由存在的“轻”，居然是生命不能承受的。生命的本质却无法被生命本身所承载，这不是很奇怪的么?为什么在充满着解构“生命之重”的倾向的当代社会，昆德拉会用这样一种对“轻”的反思和疑虑的方式达到对“重”的辩护和回归?
我认为，米兰·昆德拉用这种方式对酒神精神和存在主义进行了深沉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根源，一方面在于他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自13世纪以来，捷克就一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查理一世的一手遮天，雅盖隆王朝的漫漫黑夜，哈布斯堡的无尽噩梦，再到希特勒的“慕尼黑阴谋”，最后是“布拉格掷窗事件”和苏联入侵。其间每一次的反抗行为都导致了捷克民族堕入更为深重的灾难。捷克长期以来几乎完全丧失独立。捷克人民在历经数百年的苦难沧桑后，已经变得麻木，早已习惯了一切，再大的灾难在他们看来，也只是“永劫回归”的一场游戏。人生充满了悖谬精神。在这一点上，捷克人民的遭遇与2000多年前的犹太人非常相似。犹太民族在饱经苦难之后创造了历史感异常沉重的宗教哲学；而捷克环境下的昆德拉，则在对“生命之轻”有充分向往和认识之后，油然产生了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反思。这是一种哲学上的深层次反思。
另一方面，“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也可以看作是哲学思想的历史性循环往复，是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物极必反，哲学思想的发展总是在左右摇摆中前行。呼唤张扬生命之轻之后，必然是对轻的反思和对重的回归，对理性的回归。
【关键词】 米兰·昆德拉；存在；存在之轻；存在之重；生存困境
一、存在主义
存在是什么？柏拉图曾说：“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亚里斯多德曾说存在是个自古以来就发问的问题，现在仍然要问的问题，将来永远要发问的问题，是我们永远不得安宁的问题。但是他并没有解决存在的解释问题。“存在”是德国存在主义的概念。海德格尔承认：“‘存在’这个概念是不可定义的”。存在主义者萨特又提出“在”是第一位的，“存在先于本质”。米兰·昆德拉立足于前人踏出的存在主义之路，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昆德拉不是从存在的本体论，而是从人类存在的现实境况出发来看待和思考存在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存在？就昆德拉的理解，存在不是既成的东西，它是“人类可能性的领域，使人可能成为的一切，使人可能做的一切”。“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得。”
“人的存在”，或者说人的可能性是昆德拉所有小说的主题核心。存在是昆德拉小说的阵地，小说是存在的版图，他要在小说中揭示存在不为人知的方面：存在之境况、存在之复杂性、存在之可能性。《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主题核心就是叩问存在。面对生存境遇中的轻与重，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以生命为代价所做出的选择，只是存在的一种可能性。
二、存在之轻重:
在小说中，托马斯、萨比娜和特蕾莎这三个人，形成了一个对人生拆解的坚固三角。昆德拉从托马斯开始，提出存在之轻重的议题。
主人公托马斯托马斯崇尚自由，婚姻对他来说是一种责任的束缚，阻碍了他体会生命的，离婚以后的托马斯是愉快自在的，他认为单身是自由的最好表达方式。他别出心裁地制定“性友谊“规则，在交往中拒绝爱，在无数的”性友谊“中，他获得了美好的生命之轻，并以此保证了自己生活的完整性和自在性。可是他的生命中出现了特蕾莎，他一直在爱恋特里莎和追求自由之间徘徊选择。对于托马斯来说，独居还是与特雷莎结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问题，而是关涉到他对存在的可能性的理解。一向轻松的他在六个偶然事件的推动下，选择了“非如此不可”。七年之后特雷莎的出走，将托马斯重又置于自由之身，使其身上的重负突然间释放，甚至感到悲伤过后的美好，托马斯嗅到了温馨的生命之轻。可是，随之而来的沉重却将他彻底击倒，他已经学会了感受别人的痛苦，他终于明白，自己再也不可能回到从前虚无缥缈的生命了。他回到了布拉格，追回了特雷莎，也追回了存在的重量。
托马斯的情人萨比娜是真正的“存在之轻”的代表，当托马斯在不断追求着从轻到重的过程中时，她却用背叛，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在她的眼中，美是一个被背弃的世界。背叛，就是脱离自己原来的位置，背叛就是摆脱原位，投向未知。在她看来，背叛是世界上更美妙的事情。在背叛中，她将生命的重的意义抛在脑后，但是在不断的背叛中萨比娜最终得到的也只是一种虚空，她的背叛旅途的终点只不过是虚无和茫然 ，最终她开始明白；“赋予我们行为以意义的，我们往往全然不知”到最后发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自己的追求没有任何意义。
与托马斯和萨比娜生活选择不同的是.特蕾莎选择了以一种“重”的存在方式。托马斯认为爱情与没有直接的关联，甚至认为爱是通过“和她共眠的欲望来体现的”，而不是性。爱情与性是互不相干的，爱情不会使人产生的欲望，却会引起同眠共枕的欲望。爱与性在托马斯身上是分离的着，他一边深爱着特丽莎，一边又和不同的女人。对于托马斯来说性是了解一个人的手段，它帮助他认识到女人与女人之间那些最本质的差别，通过与不同情妇的交往，他窥视着她们的内心，找到她们身上与那百万分之一的不同只处。而这些在特蕾莎的眼里成为了一种巨大的背板，一种对她灵魂的藐视。
特雷莎也尝试着去接受托马斯的“轻”存在哲学。她也曾渴望逃离沉重，获得轻松，但一次在肉体上背叛托马斯的尝试只给她带来了更深的痛苦，更重的负担，认真是特雷莎的行为方式，执着于对托马斯的爱让她陷入痛苦的绝境，她永远背负沉重的负担，最终还是选择了存在之重。
三、人类的生存困境
就好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生存还是死亡毁灭”一样，“重”或“轻”也是一个经典的二元命题。在这部小说中，读者可以看到：放纵有失重之后难以承受的轻，而压抑又是不堪负荷的重。面对生存境遇中的轻与重，小说中的主人公们以生命为代价所做出的选择，只是存在的一种可能性。轻与重，这组相对的概念，交织在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关系中。小说中的人物把自己流放到存在的困境之中，痛苦着，思索着。苏格拉底说：“未经过独立思索的人生，不值得一过。”昆德拉说：“只有一次等于一次也没有，只活一次等于一次也没活。”有时候，面对生活中那些不得不做的选择，我们也会产生跟昆德拉笔下的托马斯一样的困惑，因为“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即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每个读者都可以在书中看到自己生命中那轻重交织的生命的印痕。昆德拉以小说唤起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境况的警醒，唤起了现代人的反躬自问。米兰昆德拉用他的哲思，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人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存在？
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究竟是选择轻还是选择重，轻重选择的对立与两难，构成了人类的一个基本存在境况，昆德拉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也给不出答案，因为存在就是可能。他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并给与了阐释。在无法重演的过去和无法预定的未来，我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价值光亮，在“存在之轻”与“存在之重”的选择中走过我们人生的路。
参考文献
【1】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许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2】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北京：三联书店，1995.
【3】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北京：三联书店，1995.
【4】周国平：《守望的距离》。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
然而,与上述观念针锋相对的,还有另外一种生命观念,即生命是无目的的,历史是虚无的。酒神狄俄尼索斯所代表的狂欢精神,这种出于对人性的渴望而反抗审慎社会规范的思想,可以看作是最早的追求“生命之轻”的宣言。之后,在人类关于生命本质的探索和思考中,西绪福斯式的“生命之重”与酒神精神的“生命之轻”交替出现,构成人类哲学史上循环往复、永不停歇的话题。
米兰・昆德拉在1982年出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最为我们熟知的、关于讨论生命轻重话题的小说,它以极快的速度风靡全球,成为当代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普・考夫曼把这部小说搬上银幕,拍摄为影片《布拉格之恋》,该片被评为1988年美国十佳影片之一,获得戛纳电影奖。尽管菲利普・考夫曼把米兰・昆德拉带有哲学性质的复调式小说改编成颇具商业娱乐性的影像文本招致了不少非议,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出导演对生命轻重的细微探讨,《布拉格之恋》不失为我们t望米兰・昆德拉内心世界的另一种角度。
带着卡列宁的特蕾莎
有人说,朱丽叶・比诺什像春天里的第一口雪糕,她的美既是天生丽质,又像一架经过精心设计的复杂装置,钟摆在上面弧形地摆动,左侧是古典的欧洲,右侧是在深渊上的欧洲。比诺什饰演的特蕾莎,按照昆德拉的人物编码关键词来说,就是肉体、灵魂、眩晕、软弱、田园诗与天堂。她如美人鱼一般的游动,深深打动托马斯的心,那纯洁的眼神,孱弱的气质,以及红扑扑的脸蛋,使得托马斯打破惯例收留了她。
然而这奇异的,略带同情的爱才是问题的开始,特蕾莎孤身一人前来投奔托马斯,把全身心的爱交给他,却不料托马斯早已是情场老手,身边有数不清的女人,还有一位红颜知己萨宾娜。仿若菟丝花的特蕾莎忍受着背叛的折磨,紧紧依附托马斯那唯一的怜悯,每日在睡梦中惊醒,常常泪流满面。之后,在萨宾娜的帮助下,特蕾莎从女招待上升为新闻从业人员,并发表了她第一张摄影作品,在庆祝的晚宴上,不谙世事的小女孩折射出成熟女人的魅力,再加一点甜蜜的醋意,托马斯向特蕾莎求了婚,并且购买了小狗卡列宁,这一切表明,似乎幸福的日子会走到永久。
然而,特蕾莎的噩梦再一次浮现,托马斯与其他女人不断调情,与萨宾娜藕断丝连,这对于全身心地爱着托马斯的特蕾莎而言,无疑是最大的侮辱与伤害。在政治事件与日常生活中逐渐走向成熟的特蕾莎这一次选择了带着卡列宁坚定地离开,在留给托马斯的信中她这样写道:“我知道我应该尽力来帮助你,但是我现在做不到了,不但没有成为你的支持,我还成了你的负担,生活对于我来说正是如此沉重,而对你来说却是那么轻松,我的生命无法承受这种轻,这种自由!”在特蕾莎看来,她生命的轻就是托马斯对性的放纵,肉体的纠缠而非心灵的契合就是她生命不能承受的轻,这种轻是托马斯表层行为的轻,却重重砸在特蕾莎最脆弱的深层。
托马斯的放纵除了带给特蕾莎伤害,也促使特蕾莎成长,如果说托马斯一开始爱的是惊艳之中的特蕾莎,顺便夹带同情的感受,那么之后他与特蕾莎成婚,则是出于对特蕾莎具有自己独立人格时而衍生出的尊重与爱慕,这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膜拜,而非毫无情感的亵玩。特蕾莎的出走,正是她自我意识逐渐完善的见证,她从不能离开托马斯到勇敢地向爱情说不,正是人格战胜浅层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逐渐征服托马斯,使他尾随她,从安全的日内瓦回到战火纷飞的布拉格。托马斯表层的轻刺伤了特蕾莎心灵的重,反之,特蕾莎用这受伤之后心灵的重所衍生出的勇气,打开托马斯潜藏已久的心灵之重,两人才能重回牧歌般的田园生活。
只有卡列宁,那只懵懂乖巧的小狗温润如水的眸子,永远守护在特蕾莎的身边。特蕾莎说在某些时候,卡列宁要比托马斯更加贴近她的心灵,从托马斯的背叛到回归,从日内瓦到布拉格,无论生命是轻还是重,卡列宁总会摇晃着小尾,轻轻微笑。
托马斯和他的手术刀
用花花公子或者玩世不恭这样的语言来形容托马斯丝毫不为过,尤其是丹尼尔・戴・刘易斯那深邃迷人的绿眼睛望着你,嘴里轻轻吐出“请脱下你的衣服”这样的话语时,世上没有几个女人能抵抗如此的魔力。
对他来说,是独居还是与特蕾莎结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选择问题,而是关系到他对存在的可能性的理解。因为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的理想主义者所面临的最大困扰就是无法判断生活中被给定的伴侣是否就是命中注定的另一半,这另一半永远只能以可能性的方式存在,而永远不能变成现实性。托马斯看似轻盈的脚步,实则是一种执着的沉重,即用存在的“可能性”来对抗生命的“一次性”。
托马斯关于爱情的唯一诗性记忆是留给特蕾莎的,他打破从不留宿女人的惯例收留特蕾莎,并拜托情人萨宾娜为她觅得一份体面的工作,更难得的是托马斯还拥有嫉妒之心,这醋意促使两人走上婚姻的殿堂。此时,婚姻对于特蕾莎来说,意味着神圣、沉重和不可思议的奇妙,而对托马斯来说,则是特蕾莎的微笑。托马斯的游戏仍在继续,他认为自己与其他女人的性友谊并不妨碍在灵魂深处爱着特蕾莎,灵与肉、性与爱的分裂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托马斯的目光,用电影镜头在那些女人的表情、曲线和骨骼上描摹,试图探索出每个女人时不同于其他女人的百万分之一,他把对医学的激情和对女人的激情视为一体,就像一把巨大的手术刀,把每一次视为一次对女人灵魂实施的手术。
国家危难,政局动荡,打破了托马斯与特蕾莎之间的尴尬处境,现实环境的险恶,将两人的情感聚集在一起,当国家受到威胁,生命得不到保障,到处是逼迫、暗杀或者禁令的时候,真正的爱情和友谊往往从细微处爆发。出于对国家民族的热爱,特蕾莎拍摄了多张暴行时的照片,托马斯也发表了讽刺当局的文章,历史的命运与个人的使命结合在一起,特蕾莎的生命之重在环境的巨变下逐渐变得醇厚,而托马斯的轻松态度也在社会的熏染下发生转变,由表层的玩世不恭走向道德的主动承担,总体而言,从单纯的个人隐秘生活到广大的公众事件,生命的意义是由轻到重,由浅薄到深厚。
放下手术刀的托马斯,就如同放弃了调情的权利,他与特蕾莎回到田园乡间,开始一段幸福生活。晨光、草木的清香、卡列宁奔跑的身影,影片画面也一反前段的灰白影像和快速剪接,而呈现出平缓宁静的乡间景象,从混乱的都市回到诗意的田园,生命的轻重取得最均衡的状态。
萨宾娜的黑色礼帽
萨宾娜有一顶黑色礼帽,那是她祖父流传下来的,无论她穿什么衣服,缎带睡衣也好,黑色蕾丝也好,萨宾娜总喜欢把礼帽戴在头上,并在镜子前仔细端详自己。这顶黑色礼帽怪异、冲动,与她的身体格格不入,礼帽是激情时的必备物品,萨宾娜在礼帽的催眠下会变得异常兴奋。然而,与其说礼帽是萨宾娜表达激情和个性的道具,不如说它是通向她灵魂深处的通道,这顶男式礼帽在践踏女人自尊的同时却又带给她使用时的,她憎恨它,鄙视它,但又怀有奇异的情感,深深陶醉。
托马斯之所以能成为萨宾娜的入幕之宾,并保持长久的和谐关系,是因为托马斯理解她,理解礼帽的含义,他们是同一类人:向往自由,释放个性,拒绝媚俗。萨宾娜为这理解而落泪,并敞开自己的灵魂,迎接托马斯的到来。而真正深爱着萨宾娜的情人弗兰茨却没有这么好运,他深爱萨宾娜的眉目、身体和灵魂,却独独觉得这顶礼帽过于怪异,与萨宾娜不相匹配。当弗兰茨说出这一句话时,萨宾娜也就明白他们永远不可能走到一起,因为弗兰茨跟不上她的脚步,理解不了她的梦想和心灵,而这无缘无故的爱怎么能承受生命的重呢?所以当弗兰茨望着空空一室时,萨宾娜的离开已是必然。
对萨宾娜来说,无论是生命的轻,还是生命的重,她都无意沾染。生命太轻,承载不了她天马行空的创意和才气;生命太重,会使自我崩溃,媚俗横生。或者这样的女人,要注定一辈子生活在宁静的孤单的自我天地,有时偶遇像托马斯那样的男人,温暖一下,再静静走开。
《布拉格之恋》也许只是米兰・昆德拉小说里的一小部分,但就是这一小部分,化成影像呈现于我们面前时,也足够我们认真思考生命的轻重问题。影片结尾,早晨回家的路上,特蕾莎甜蜜地望着托马斯微笑,问他此刻正想什么,因为特蕾莎很快乐很满足,托马斯也笑着回答他非常快乐,然后就是一道白光,生命归于无限。
远方的萨宾娜收到托马斯与特蕾莎车祸身亡的消息,在悲痛中留下眼泪,这泪水也许是为情人托马斯而流,也许是为朋友特蕾莎。就像自己身体的某些地方已经消逝,失去那些可亲可敬可爱的朋友,这或许就是萨宾娜生命中最沉重的记忆。不同于小说悬念的设置,导演菲利普・考夫曼直接将生命的怅惘遗留给观众,由插叙开始,把最精致的死亡故事放在结尾,让观众仔细体味快乐中的悲凉,亦即生命轻重的融合,都在灵与肉的死亡中化合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