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0 13:30:42
被告人俞某，男，34岁，农民。
被告人俞某于2001年3月间，委托他人根据其所提供的本人照片、“谢福弟”的姓名及住址情况，在公安机关办理了内容虚假的居民身份证1张。同年12月13日，公安机关将俞某抓获，并起获其随身携带的上述身份证。
二、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俞某的行为不构成伪造居民身份证罪。主要理由是：俞某的居民身份证尽管内容虚假，但是通过公安机关办理的，形式上是真实的，对于这种内容虚假，形式真实的居民身份证不能认为是伪造的居民身份证，据此，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俞某的行为构成伪造居民身份证罪。主要理由是：俞某明知“谢福弟”另有其人，仍将其本人照片及“谢福弟”的姓名、住址提供给他人，通过公安机关办理了居民身份证，对于这种内容虚假，形式真实的居民身份证，应认定为伪造的居民身份证，俞某的行为构成犯罪。
三、评析意见
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是：行为人向有证件制作权的人作虚假陈述，使该有制作权人制作内容虚假的证件，应如何处理？
我们认为，对这个问题的正确处理，需要准确把握伪造公文、证件类犯罪中“伪造”的含义。
伪造，顾名思义，指假造。从刑法意义上讲，伪造意味着行为人所制作的对象在真实性上有欠缺。对于公文、证件来说，其真实性基于两个因素：一是制作人是否有公文、证件的制作权；二是所制作的公文、证件内容是否真实。在刑法理论上，无制作权的人擅自制作公文、证件，属于形式不真实，称为“有形伪造”；有制作权的人制作内容虚假的公文、证件，属于内容不真实，称为“无形伪造”。在有形伪造的情况下，无论内容是否真实，都属于形式不真实；在无形伪造的情况下，只能是形式真实、内容不真实。
对于我国刑法第280条规定的“伪造”的含义，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有形伪造和无形伪造说”，认为伪造公文、证件，包括有形伪造和无形伪造，而伪造印章仅指有形伪造，即指没有权限而制造国家机关的印章的印形（即私刻公章），或者在纸张等物体上表示出足以使一般人误认为是真实印章的印文。二是“有形伪造说”，认为伪造就是无权制作者制作假的公文、证件、印章，即仅指有形伪造。该说认为公文、证件、印章的社会信用取决于其真实性，而真实性在根本上取决于制作人的合法性，即制作人是否具有合法的制作权。因此，具有合法制作权的人制作的公文、证件、印章就是具有社会信用的法律凭证，有权制作者经过合法手续制作的公文、证件、印章（无形伪造的情形），即使内容虚假，仍不失为合法的公文、证件、印章，因为上述情况下单位的公文、证件、印章制作权并未受到侵犯。相反，不具有合法制作权的人制作的公文、证件、印章，即使内容真实也是非法的公文、证件、印章。
可以看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肯定无形伪造的刑事违法性，即刑法第280条规定的“伪造”是否包括无形伪造。我们认为，否认无形伪造的刑事违法性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刑法第280条第1款、第2款、第3款并未就犯罪主体做出特殊规定，也就是说，一般主体即可实施伪造行为，无论有否制作权，都可以实施伪造行为，否认无形伪造的刑事违法性缺乏规范基础。
第二，第280条规定的伪造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公文、证件、印章的管理秩序（其内涵包括公文、证件、印章的公共信用和管理权），无形伪造行为制造出的公文、证件、印章内容虚假，并不能产生真实效力，具欺骗性，当然侵害了特定单位公文、证件、印章的公共信用；同时，无形伪造对单位对公文、证件、印章的管理权也造成了侵害，因为单位授权制作人代为行使制作权，乃期待其正常行使，而不许可其越权行使，更不允许其利用职权制作具有虚假内容的公文、证件、印章。
第三，刑法对有形伪造定罪处罚出于该行为对公文、证件、印章的管理秩序的侵犯，无形伪造不仅同样侵犯了上述客体，而且由于无形伪造行为具有合法制作的表象，因而更具欺骗性，无论主观恶性还是社会危害性都不轻于有形伪造，不予处罚有悖法理。
第四，国外立法例对无形伪造多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法处罚，有的径行规定在伪造文书罪中。
第五，实践中，无形伪造行为并不鲜见，表现为有制作权的人制作内容虚假的公文、证件、印章，或有制作权的人与无制作权的人相互勾结，共同制作内容虚假的公文、证件、印章，对无形伪造不适用刑法处罚，无异于枉纵犯罪。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应当从理论和实务上肯定无形伪造的刑事违法性，对于有制作权的人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的，按刑法第280条第1款定罪处刑；对于有制作权的人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按刑法第280条第2款定罪处刑；对于有制作权的人伪造居民身份证的，按刑法第280条第3款定罪处刑。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伪造应包括有形伪造与无形伪造。具体到本案来说，尽管被告人俞某的居民身份证是通过公安机关办理的，形式上是真实的，但根据前述分析，对于这种形式真实，内容虚假的居民身份证，仍应认定为伪造的居民身份证。
有观点认为，俞某的居民身份证是公安人员制作的，由于公安人员不知情，显然不能追究公安人员的刑事责任；又由于俞某自己没有实施伪造行为，因此，也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俞某是伪造居民身份证罪的间接正犯。所谓间接正犯，又叫间接实行犯，指利用他人为工具实行犯罪行为的人。在构成间接正犯的情况下，行为人本人并不直接实行犯罪，即不直接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特定犯罪的构成要件客观方面的行为，而是利用其他人的行为达到自己的犯罪目的。利用他人的方式有多种，如利用无责任能力者、利用适法行为等，其中有一种方式是“利用缺乏构成要件的故意”，即利用不知情者的间接正犯，被利用者不知情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自己的过失，也可能是由于受到利用者的欺骗而无法了解真相。无论是利用他人的过失行为还是无罪过的行为，刑法学界通说认为，间接实行犯应对其所利用的人造成的危害结果负直接责任甚至全部责任。
本案被告人俞某，利用不知情的有制作居民身份证权的公安人员作为工具实施伪造居民身份证的行为，完全符合上述间接正犯的构成特征，对其应直接以伪造居民身份证罪定罪处罚。
四、处理结果
毋庸置疑，我们都是爱文字的孩子，习惯了执笔作桨，撑纸为船，飘荡在浩渺无际的文海，寻觅海中的孤岛，孤岛中的伊甸园。文海虽广阔，爱文人更多，同漂于海，碰头既为缘，为难得的缘，寄情于最辽阔的海，相伴共觅伊甸园。
我生平兴趣广泛，爱好颇多。喜游山玩水探仙境，赏花听乐观良玉，但这些皆非吾之最爱，唯有文字，似刻于心间的印，难以割舍的情。也不知从何时开始喜文，只知七月的某天，流星划过的夜，孤单一人游走于镇边公园，园内寥寥无几人，孤耸的路灯，昏暗似萤火，无以名状的孤单，唯念远方的家。突兀的灵感好似闪电般袭过大脑，突然很想写文，写关于自己的文。。。。
当时正思乡，念家无人晓，无比思乡的情愁酝酿出了《乡愁》。自此，便爱上了文，阅文作文，衔觞赋诗，以乐其志。自此开始，便慢慢结识了好多爱文之人，他们皆是采华超群，胜我无数，对于他们的敬仰更是无法言喻。
天下之大，倘能多结志同道合之士，何乐而不为？古代文人交往，轻财物而重情谊、才学，大抵多以诗文相赠答，扬才露己，以表心态。唱酬便是古时很流行的一种通行方式，浅意即是以诗词相酬答。在宴饮聚会之时，不可有酒无诗，单饮其酒，唯有共吟诗歌，才可一醉方休！
君子求进需良友，皆因独学而无友，孤陋则寡闻。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多识良人益友，可增进德行，提升仁心。世事扰人忧，在奔波之余，寻一处静地，邀几位好友，同坐于石桌之前，沏一壶清茗，或携一壶浊酒，研文，议文，探讨技巧。浅唱低吟，修身养性，得之自然！淡泊于名利，宁静以致远！
常言所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朋友的道德品行，往往会相互影响。曾子曾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他主张，以文会友，志趣相同，互相促进，共同进步。这便儒家的交友观。孔子把儒家的仁义作为结交朋友的价值标准，注重对方的品德修养与价值取向，曾云“谋道不谋食”，提倡通过学问、修养来增进友情。这样既可通过学习朋友的贤德来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又可以与朋友一起研习仁德之道，此等益事，何而不为？
天宽地广阔，文海君子多。多交文人雅士，多结有志之士。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多与品行正直、思想纯洁、有学识、有品位的朋友，互相磨砺，以求共同进步。总是看别人短处，而看不到别人的长处，这就难以交到真正的朋友，更谈不上知心朋友。
积财千万，无过读书。钱财身外物，学识心中留。学尔必求其益，凡举步，觉无益就莫行；凡启口，觉无益就莫言；凡起念，觉无益就莫思。多结有益之友，莫识混恶之人。文人相倾欢，品诗煮酒谈，指点江山画，风流人世间。
以文会友，倾情于文，识好友，作好文。论文谈字时，其言必也优。
首先，推行“无声食堂”有助于我们卫生进食。从小老师就教导我们做事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边说话边吃饭，不仅两件事都做不好，而且对身体也有影响。因为人在吃饭和说话时，需要打开两个管道开关，一个通向胃，一个通向肺，如果吃饭和说话同时进行，一不小心就会把饭菜送到食管里去，容易引发严重的后果。所以，边吃饭边说话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况且，当我们专心吃饭时，也有助于食物的吸收与消化，更能体验到进食的乐趣。所以，推行“无声食堂”百利而无一害。
其次，推行“无声食堂”也有利于坏习惯的改正和好习惯的养成。有些学生在食堂吃饭时大声喧哗，既影响了别人吃饭，又干扰了食堂秩序。推行“无声食堂”有助于学生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无声食堂”倡导学生安静文明就餐，用微笑、手势与人沟通，文明礼貌待人。“无声食堂”不仅要求学生安静就餐，而且要求文明就餐，这有助于形成文明礼貌的氛围。可以说，推行“无声食堂”是学校文明进程中的一个必然选择。
更重要的是，“无声食堂”不是绝对的无声，绝对的不说话。如果的确需要沟通，在不影响别人的条件下可以轻声进行交流。我认为，这是一种理性。人人都有需要沟通的时候，“无声食堂”允许学生在需要时进行沟通，这样食堂既不会鸦雀无声，也不会变成像菜市场一样嘈杂。这是一个文明、礼貌、安静、理性的食堂。
综上所述，“无声食堂”对个人而言，不仅对身体有利，而且可以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对集体而言，它可以营造文明的氛围，培养礼貌的学生。它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既继承了古训，又拓展了文明的内涵，值得我们去提倡。
教师点评
本文开篇概括了材料本意，态度明确，“无声食堂”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值得我们提倡。然后就卫生进食、改正坏习惯、培养好习惯等好处展开阐述，并对“无声食堂”进行了补充解说，指出“无声食堂”有许多益处，值得我们去提倡。全文围绕“无声食堂”就事论事，分层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教师亮分
关键词 《刮痧》 文化身份“文化无意识” 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对话
国产电影《刮痧》，作为2001年度国产精英电影之一。以热门的移民文化主题，传统的叙述手法，引发了国内学界对跨文化主体讨论的热潮。影片展示了一个中国移民家庭在美国生活的一段插曲。许大同夫妇在美国奋斗八年，试图拥抱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然而，从小在中国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使他们不能完全丢弃中国的文化。他们努力地将自己融合到本地人当中。但是因文化的差异和他自身存在的“文化无意识”，他们与美国本土人必然会产生这些那样的；中突与误解。触发点是大同之父，一位传统的中国老人，在探亲期间替孙子用刮痧疗法治病，从而引发了一场中美文化关于刮痧的冲突。
一、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又称“文化认同”(cultureidentlly)是全球化过程中的又一个重要“文化事实”，也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认同问题关系到个人或集体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也是确定自身身份的框架与尺度。许大同的问题在于对于自己的文化身份混淆不清。他是一个到美国的寻梦者。在年度行业颁奖大会上，他激动地告诉大家：“我爱美国，我的美国梦终于实现!”但随之而来的事情让他如梦初醒。虽然他已移民美国并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也努力遵从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认同异质美国文化。但刮痧事件粉碎了其盲目的认同感。围绕刮痧是否合法，中美文化试图就解释刮痧的权利问题展开了争论。同时也是许大同争夺个体身份与文化认同的过程。经过刮痧一事可以看出，许大同的身份依然是模糊不清的，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他身上根深蒂固，难以消除。如为了给上司昆兰先生面子，他打了自己的孩子：为尽孝道，他去找父亲而让年仅五岁的儿子独自在家，并替父亲去承担所有的过错。
二、文化无意识
(一)意识和集体无意识
意识是心灵中唯一能够被个体直接感知的部分。同时人类心灵最深处，拥有一个超越所有文化和意识的共同基底，这个基底就是集体无意识。所有意识和无意识现象都从集体无意识中生发出来。荣格说，集体无意识对个人而言，是比经验更深的一种本能性的东西，它的存在与人类生理结构的存在同样古老。他认为，“本能是典型的行为模式，任何时候，当我们面对普遍一致、反复发生的行为和反应模式时，我们就是在与本能打交道，而无论它是否是与自觉的动机联系在一起”。徐大同的种种表现说明了这种本能。
(二)“文化无意识”
“文化无意识”的概念是李述一于1988年提出的，指的是人类无意识现象中的一种在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无意识，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支配着人的行为，从而不自觉地、间接地履行着意识对行为的支配作用。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文化上的表现，它通过心里积淀的途径，把人对世界的认识。即把人的意识转化为无意识。表现为观念文化系统中比较稳定和最具根本性的文化因素，即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思想意识，经过长期的甚至是世代传承的积淀而高度内化的结果。便成为一种心里常势和实践定规，以致在某种特定场合不假思索地作出价值判断和行为取舍，从而在行为上形成一种文化无意识现象。
许大同在儿子丹尼斯(Denls)和上司的儿子保罗(Boll)发生冲突后，不问原由，要求儿子向保罗道歉。被拒绝后，许大同当着老板的面打了自己的儿子。他的原意是给老板面子：“Why I hithim?Why?myown son?1 hit himloshowmy respectforyou，coglveyou face，youknow?”而他的美国老板不能理解：“what kindof twistyChineselogicexact!Youhityourson sothat you carl show your respect for me?”这里许大同的文化无意识显然在起着支配作用。还有。为证明刮痧的可信性与合法性。美国法庭让他拿出证据来，他却按中国的思维方式，只说他小时候也是这样的来企图说服理性的法官。
在影片中，许大同扮成圣诞老人上楼见儿子，想通过从前的交情让保卫网开一面，然而保卫却严格按照法律行事许大同让自己的铁哥们――老板帮自己打官司，因为他是自己最值得信赖的朋友。可在老板的出庭指证中，许大同才看清了朋友的“真面目”。只因为老板说了实话，“不够义气”。这一切都是中国式交际的展现，中国人的逻辑……总之，中国人交际的复杂程度令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国这一套伦理道德在他身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他对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定(中国文化)及本土文化的认同感是挣脱不掉的。这是一种明显的“文化无意识”行为。正是这种无意识促使他不自觉运用了从小所受的中国式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来解决这种“突发事情”。
三、“文化无意识”下的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对话
文化集体无意识是先在的，我们无法逃避的。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没有与西方对话的可能。文化对话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共识，对话已经成为希望的寄托。人们都尽力寻找在文化对话中实现文化多元化存在的可能性。文化所认同的文化观念来自于民族文化传统。它不排斥外来文明，而是要求对外来文化观念的吸收立足于本民族国家的诠释，并有利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许大同的老板愿意理解和敢于亲身体验“刮痧”这一中国传统疗法就是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对话。美国人们对许大同设计的“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喜爱也证明了这种“对话”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一、血站文化内涵与血站文化建设
血站文化属于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文化理念、价值理念、行为准则以及生活方式，其是广大血站工作者在长期采供血中逐渐形成的，其已经成为所有血站工作人员共同奉行的行为、价值总和。血站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团体，由于其具有特殊的行业特点，从而形成了特殊的文化特色，其主要以血站价值观为核心，以血站发展目标为宗旨，以凝聚人心为动力，以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为发展内容，从而构建其一个集理论文化、思想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以及环境文化为一体的血站文化体系。
血站文化建设必须建立在业务拓展过程中，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一个全体采供血人员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血站的文化建设需要与血站未来发展实际紧密联系，并注重在现有文化基础上进行总结分析与升华。建设血站文化的核心目标是促进全体血站工作人员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其中主要包括：建设的理念、使命、目标、精神等等，最终文化建设则需要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制度，以此来达到树立良好的血站社会形象、提升血站服务质量与水平、规范血站工作人员行为之目的[1]。
二、血站文化建设的新思路
（一）进一步健全血站制度文化
制度作为血站文化建设的关键组成部分，是形成各种行为准则的重要依据之一，同时也包括了血站工作人员对血站工作的态度与认识。血站管理部门应该根据不同部门、不同岗位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及规范操作标准，通过制定完善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促使血站工作人员形成强大的向心力与约束力；建立血站综合目标管理责任机制，进一步明确各个岗位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切实规范相关操作流程和技术标准，并严格实施岗位目标考核机制，将激励机制落到实处，通过科学地、正确地创造性运用文化制度，才能保证血站文化逐渐走上科学化、系统化、规范化发展道路。
（二）完善血液采供服务文化
服务文化作为一个单位的“面子”工程。血站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其所面对的服务对象均是无私奉献的广大的无偿血液贡献者，如何构建良好的血站服务文化，笔者提出八字服务原则“以人为本、一心一意”，其中“以人为本”主要是对献血者进行人性化关爱，在服务过程中提供热情、细心服务，时时为他人着想，积极营造良好的人性化献血氛围[2]；“一心一意”主要是指用我们要用一种“爱心服务”理念去赢得献血者的满意，在服务过程中尽量做到满足献血者的多层次服务需求，将以往的单纯的“服务态度”逐渐转换为“人性化”服务理念。
（三）加强血站工作人员培训文化
在血站文化建设中，提升血管工作人员的基本理论知识及技能也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为了能够快速、有效、全面的提升血站工作人员的基本理论知识及技能，我们需要建立完善的员工培训体系，一方面需要加强工作人员的思想培训，定期组织工作人员学习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以及党在新时期所提出的一些方针政策，帮助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荣辱观，同时提升工作人员运用理论知识决解实际问题的能力；另外积极引进新理念、新技术，定期组织工作人员业务培训和参与交流学习，落实工作人员的岗位继续教育，以此来提升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技能，
（四）健全血站无偿宣传招募文化
血站工作承载挽救人们生命安全的重要职责，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公益事业，健全血站无偿宣传招募文化，将有利于深化无偿献血者的价值观念，强化无私奉献精神，激发无偿献血者的献血热情。为了能够进一步健全血站无偿宣传招募文化，一方面需要开展以“传播”为目的的宣传活动，改变以往多变的宣传口号，确立以“献血储蓄健康，救人功德无量”为核心的无偿献血宣传口号，这样便于将无偿献血理念深入民心[3]；组织“6•14”主题宣传活动，可根据地区实际情况举办多种形式的活动，例如：无偿献血知识竞赛、主题辩论赛、演讲比赛等等，以此来提升无偿献血的社会影响力。
[关键词]无人机；飞行控制；动态逆控制；自适应反推控制；智能控制
中图分类号：V279；V2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7-0131-01
无人驾驶飞机是一种带动力的、无线电遥控或者是自主飞行的、能执行多种任务的、能多次使用的飞行机器，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战的时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发展起来，在越战、冷战、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战争里，在侦查、监视、获取目标、目标指示、中继通讯等多个方向起到了较重要的作用。实现无人机的无线电遥控或者是自主飞行，就需要对飞行机的飞行控制技术进行研究。下文就针对无人机飞行控制技术的现状进行分析，并指出无人飞行机的控制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
1 无人机飞行控制技术现状分析
就传统意义而言，飞行控制的目的是为了改善飞机的稳定与操纵性能，进而减轻飞机驾驶员的工作负担，进而提高飞机执行任务的能力、效果、效率。无人机的核心就是飞行控制技术系统，无人机在进行自主飞行时，要结合控制系统对内回路与外回路都具备良好的控制性能，即姿态回路与水平位置高度回路的良好控制性能。有人驾驶飞行向UAV自主飞行的发展，实质上是飞行自动化向着飞行自主化转变，飞行控制系统需要扮演决策以及控制的两重角色，先进飞机控制技术是实现飞行自主化重要支撑技术。就无人机的发展历程来看，无人机飞行控制技术由经典控制技术转变成现代控制技术，再发展成为智能控制技术。
研究无人机的飞行控制过程必须要考虑的相关问题，其一是运动方程的非线性，各个通道间存在的耦合性能，存在的时滞性、惯性，输入以及模型的不确定性，无人机飞行控制性能的要求愈加复杂，经典飞行控制技术已经无法协调与处理系统的多变量输入输出特性。随着现代控制理论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很多非线性控制的新方法，飞行控制系统中比较常见的是智能PID控制反馈线性化、反馈线性化、反步控制、滑模变结构控制、非线性H∞、μ综合鲁棒控制等，智能PID控制包括专家系统的PID控制器、基于模糊控制的PID控制器、基于神经网络PID控制器，以上提到一些设计方法运用在飞行控制方面能还处在理论与仿真阶段，结合常规的PID智能、PID算法运用在无人机上，主要基于神经网络的PID算法与部分回路中使用的模糊自适应PID算法。传统单一的飞行控制方案无法满足飞行器的性能需求，因此复合控制方法已经是未来必然发展的趋势。
2 刀锋300C无人机飞行控制技术
刀锋300C无人机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一款小型低空无人机其航拍飞行控制基本实现了自动化，然而其智能化程度还有待提高，导致操作人员工作强度比较大，一旦出现操作失误，会出现严重的飞行事故。
（1）飞行控制流程。当收到飞行任务之后，首先会在现场勘察进行航拍的区域，将航拍起始点坐标、航线长度、航向等都要确定好。然后根据相机的参数、分辨率、像元尺寸以及重叠度继而确定最佳的飞行高度、拍照与航向的间距。最后通过上述参数来编写飞行文件，其中包括航迹规划与降落回收，同时还要传上到无人机自驾仪，这样就实现了无人机的飞行控制。
（2） 实现飞行参数计算的自动化。航迹规划前，要计算出无人机的航拍高度、航向间距以及旁向间距。
（3）航迹规划设计与实现。当计算出飞行的相关参数后，开始航迹规划。
（4）增加航路点设计与实现。在原有的飞机控制文件中，航路点有些单一，只有在完成任务的必要节点才设为航路点，未考虑航拍时突变风向的处理，不能实现快调航线。
（5） 实时上传方案设计与实现。实时上传飞行文件保证了刀锋300C 无人机灵活的完成任务，提高了无人机的安全性与可控性。
3 无人机飞行控制技术的未来发展趋势
（1）人工控制为主，程序控制为辅助的趋势
经过对国内外无人机飞行控制技术的研究与分析发现，无人机控制体系结构的发展趋势是由人工操作变成自主控制，再发展成为融合控制，结合自主控制与人工决策的控制技术研究，提供无人机飞行操纵过程的自主控制能力，降低认为操纵的干预，而且人工操纵主要是借助发送操纵指挥引导指令，实现无人机控制系统的安全性得到提高。在实际技术发展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自主分级、逐步分层实现自动化的方式，在不同等级情况下界定人工干预与自主间的关系，实现决策优先级化规则的问题。针对我国无人机系统的应用环境，提出两级无人机的飞行操控模式，其就是一种以人工控制为主、程序控制为辅的形式，系统具有自动检测的性能，系统状态信息也能获得，主要是有故障报警、辅助操作信息，哦判嗑霾叩男阅埽设定出控制系统。这种模式下飞行操控人员需要扎实的专业技能，操控人员的素质可能会直接影响到飞行系统的安全性能，由此操控人员需要需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只有经过技能培训之后才能进行飞行次操控工作。还要促使操控人员进行飞行经验的积累，系统正常个性条件下，无人机可以按照设定的程序与任务进行信息规划，完成程序控制的飞行，操控人员在行链路上发送一些控制指令，使得无人机系统状态得到有效控制；一旦系统出现一场情况，操控人员要对系统提供出故障报警的信息，判定出故障情况，结合复辅助操作信息，对无人机飞行进行控制。
（2）提升系统安全装备的自控能力
无人机飞行控制技术的发展需要建立出高级的管理模式，无人机控制系统安全基于装备本身的自主控制能力，具备对设备与环境的感知与决策能力，飞行过程中基本上是不依赖人工干预能力。在无人机飞行系统中无法感知到外界威胁，操作人员能决策与辅助控制系统外的信息，控制最高优化权，飞行系统则需要具备自主检测、诊断、修复的能力，提升自我保障的系统的飞行安全性能。具体来说，其系统分层构架设计有自主诊断与重构、感知与规避、协同控制、决策与指挥。这种模式对操控人员的专业技能要求不高，而系统的自主呢你则会影响到系统的安全性。无人机系统在飞行条件下，无人机安全会在顶层规划信息的指引下，不能参与到系统控制中；一旦飞行系统出现异常，无人机则可以自主诊断决策与控制，保证飞行系统的安全性，操控人员结合系统外信息，评估系统状态，并做出相关决策，保证无人机能获得一定指挥信息并完成飞行，对飞行操控能力进行划分。
4 结语
总而言之，无人机飞行控制发展技术的应用，需要解决飞行其性能、稳定状态性能、控制器复杂程度进行合理的决策，就现阶段无人机飞行情况来看，无人机飞行控制技术会向着符合控制方法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杨遵，雷虎民，刘玉浩.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非线性设计技术研究[J].战术导弹控制技术，2008，30（2）：57-63.
[2] 刘志成，朱铁夫，郁万鹏.基于动态逆的综合非线性飞行控制方法[J].飞机设计，2009，29（5）：29-31.
关键词：公证证明；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注意的问题
公证证明债权文书有强制执行效力是公证机关的一项特殊职能，但这种证明并非随意出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以下称《联合通知》）第一条规定：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的内容；（2）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疑义；（3）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凡是符合上述条件的债权文书，只要当事人自愿申请，公证机关均可受理并出具强制执行公证书，确认该债权文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
公证证明债权文书有强制执行效力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即哪类债权文书可以证明有强制执行效力，哪类不可以证明。《联合通知》第二条对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范围作了具体规定，但是公证机关在办理此类业务时应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一、合同文书不等于可以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追偿债款、物品的债权文书
《联合通知》第二条规定，公证机关可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为：（1）借款合同、无财产担保的租赁合同；（2）赊欠货物的债权文书；（3）各种借据、欠单；（4）还款协议。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使被执行的当事人履行其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因此公证机关只有对无疑义的追偿一定数额的债款或物品债权文书，有条件的给予司法证明，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才能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其他任何公证行为无论在证书上有无强制执行的记载，都不发生这种效力。在办证实践中，如果审查不严，把合同当事人既相互享有权利又相互承担义务的双务合同认为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债权文书而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使公证书出现错误而无法执行。因此公证机关在办理强制执行公证时，必须严格审查合同内容。这类合同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要真实、无疑；二是单务的债权、债务关系要明确肯定；三是双方当事人对债权、债务无疑义，切不可把一切合同文书等同于可以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追偿债款、物品的债权文书而办理。总之，公证机关对一般的合同文书无论在签订阶段还是在履行阶段都不宜出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证明，否则，将给人民法院的直接执行带来困难，实现不了不经诉讼直接执行的目的，也就失去了强制执行的实际意义。
二、公证机关在办理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时，应审查当事人对强制执行的意见和看法
在《联合通知》第五条第三款中规定：公证机构在签发执行证书时应当注意审查债务人对债权文书规定的履行义务有无疑义，这就是说在债权文书中必须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在办证实践中，有些公证员认为，强制执行的约定不能产生强制执行效力，因为强制执行为国家权力，只能由特定的国家机关赋予，而忽视了当事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效力约束的承诺与公证机关在公证书是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是同等重要的。因此公证机关在办理此项业务时，应当注意债权文书必须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这样既说明有争议而无需进行诉讼，也说明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对债权债务关系的内容没有争议，及时调整债权债务关系，预防纠纷，减少诉讼。
三、赋予强制执行债权文书中给付标的必须清楚、准确，并适于强制执行。
赋予强制执行的债权文书，债权债务关系必须明确，双方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的性质、名称、种类、数量、质量、规格、坐落地点、履行约定、履行情况等清楚，明了，不需要进一步调查就可以认定，便于执行机关执行。如对动产中的种类物，因其具有可替代性，使得执行对象不明确，任意执行又容易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因此这类财产不能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如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必然使其无法执行而极大地影响公证书的效力。再如对共有财产出具强制执行公证书时，由于涉及共有人的利益，对共有人也一定要严格审查，看其是否同意执行，如没有共有人的承诺，这类财产就无法适用强制执行。
四、对设置抵押、担保的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时，必须明确抵押人、担保人是否愿意接受强制执行
传统的民法理论认为，抵押权具有从属性，即抵押权具有从属于被担保债权的属性，被担保债权为利，抵押权为从权利，依照从权利依附于利的原则，抵押权的发生、转移或消灭，从属于被担保的债权，这种从属性就使得我们在办理此类合同时，只对主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办理了强制执行公证，而忽视了抵押人、担保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这必然使得强制执行公证书成为一纸空文，直接影响到公证执行效力的实现。因此，我们在办理此类合同时，必须注意，主合同与抵押、担保合同是两个独立的合同，各有其合同当事人、内容、标的等条款，故抵押、担保合同可单独或与主合同一起赋予其强制执行效力，使得抵押担保合同的强制执行效力完全具有可操作性。
近年来，民用无人机迅速兴起，引起全球广泛关注。各国纷纷完善相关监管法案，试图规范行业发展。国际民航组织（ICAO）也于3月25日表示将协助成员国起草各国国内无人机法规。ICAO目前正在制定大型远程遥控飞机的全球安全标准，预计将于2018年实施。此类大型遥控飞机可飞越边境。ICAO不能干涉各国国家，但是制定统一的安全规范已经成为其各个成员国共同的心声。本文在此梳理了欧美及中国民用无人机监管法规的发展演变过程，以供行业决策者参考。
美国政策变化趋势
美国是全球无人机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在美国，关于无人机的监管，如果属于国家航空器，可以采用获得授权证明（COA：Certificates of Authorization） 的方法，如果属于普通民用飞行器，可以申请特殊适航证，两者必居其一。但进入21世纪后，民用无人机大规模出现，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原有的监管方法无法适应新的监管需求。据悉，到2010年，仅排队等候取证的无人机型号就有155个：而到2013年颁发特殊适航证的型号仅28个。
2005年，FAA成立了过渡工作组，虽然只是过渡性的组织，但FAA对它十分重视，其组织设计规格也很高：由时任副局长的NickSabatini和法规部门负责人TonyFazio领导，飞标、适航和空管部门均派高级负责人参与。这个过渡工作组的主要工作是参考EASA的临时法规，制定影子文件作为过渡方案，筹备成立专门的无人机管理部门。2005年9月16日，在过渡工作组的努力下，FAA颁布了《无人驾驶飞行器系统运行批准指南》，直到目前，这份指南及其衍生文件仍然是美国民用无人机管理的重要依据。
2006年1月，过渡工作组撤销，FAA成立了专门的无人机管理部门：无人机项目管理处，由Kenneth D Davis负责。该部门的职责是在宏观上制定无人机监管法规的中长期工作规划，计划用15年、分3个阶段完成无人机立法工作。在具体工作方法上，该部门采用了小步快跑、循环迭代的办法，计划先制定一系列特殊联邦航空条例（SFAR， Special Federal AviationRegulation），然后在这些条例的基础上逐步构建起整套监管法规。同年，FAA还与美国航空无线电技术委员会合作，双方联合建立了一系列无人机最低性能标准，并把G类空域划分给民用无人机使用。随后，FAA了《无人驾驶飞行器运行指南》，全面阐述了FAA对无人机使用的空域政策。两年之后，2008年3月13日，FAA又将该指南修订为《无人驾驶飞行器系统运行指南》。这部指南遂成为美国沿用至今的无人机管理的核心法规文件，它规定了在美国空域里运行的所有无人机均需遵守除少数免除条款之外的FAR 61和FAR 91的全部要求。
事实上，在无人机立法方面，美国人并不是单打独斗，当时，欧洲关于无人机的立法工作进展比美国快，FAA-直在关注EASA的立法工作，并认为要借鉴EASA的法规框架。于是他们对EASA的《无人驾驶飞行器取证政策》（Policyfor Unmanned Aerial VehicleCertification）进行了详细评估，吸收了其中很多可取之处，比如基于最大起飞重量的无人机分类监管方法。
2007年，FAA开始考虑把小型无人驾驶飞行器系统（SUAS）单独拆分出来，制定监管政策。第二年，也就是2008年4月10日，FAA成立了小型无人机系统（SUAS）航空法规制定委员会，正式推进该项工作。一年后，2009年4月，该委员会正式向FAA提出建议，如何将小型无人机系统纳入到国家空域系统中运行和监管，并最终产生了前文提到的FAR 107。
如FAR 107生效实施，它将解决小型无人机适航、注册、运行、空域管理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主要内容如下：
（1） FAR 107的适用范围为重量不大于55磅，用于非娱乐或爱好用途的民用无人驾驶飞行器系统，最大飞行速度不超过100英里/小时。
（2）最大飞行高度500英尺，仅限白天在视线距离范围内运行，且飞行器必须保持在操作员或观察员视野之内。气象能见度大于3英里。
（3）适航管理：不要求取得型号合格证（TC）或效用类似的特殊适航证、COA等。这一要求相对于现行法规有着本质性的放宽。也不要求按照FAR 43或FAR 145建立持续适航和维修管理系统，仅要求做飞行前检查，运营人要确保飞机处于安全运行状态。
（4）在G类空域运行无需ATC事先批准。在B、C、D和E类空域运行则需要ATC事先批准。
（5）对于无人机驾驶员，FAA设置了两个新的岗位――操作员和视觉观察员。操作员要求进行基本的无人机航空知识培训，并需在FAA的考试中心通过测试，获得小型无人机等级签注执照，此外，还需要每24月复检一次。视觉观察员没有培训和证书要求，不是硬性要求的人员配备。
（6）飞行器要求注册。
（7）飞行中，小型无人机要给其它所有类型飞行器让路。
据悉，FAA还在考虑再拆分出一种微型无人机系统（MUAS）的监管法案。这一方面是由于航空法规制定委员会的推动，另一方面也有民间组织在积极推动此事。FAA目前内部讨论的微型无人机标准为重量不大于4.4磅。微型无人机系统的监管要求比小型无人机系统低，笔者预计下一部推出的FAR有可能就是针对微型无人机系统的。
针对55磅以上的无人机系统，其实也应当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法规，但是因为现有政策法规需要改动之处很多，估计FAA会在随后几年内开展相关工作。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美国在无人机监管法规的制定方面，步子一直走的很扎实，并且有非常长远的考虑。据悉，2013年11月6日，美国交通部长Anthony r.Foxx曾代表交通部、联邦航空局、宇航局在内的7家单位向参众两院提交了《无人飞行器系统综合规划》，并获得了批准。这份规划提出了以下目标：
（1） 2015年实现小型无人机系统在国家空域系统中视线内的常态化运行。
（2） 2015年实现公共无人机系统在国家空域系统中的常态化运行，初期采用现行的监管方法。
（3） 2020年实现所有民用无人机系统在国家空域系统中的常态化运行。
（4）培养美国在无人机系统能力和标准制定方面的领导地位。
笔者以为，第一个目标的实现现在看来问题不大，主要是依靠FAR 107的推行，我们认为FAR107征求意见稿是比较合理、务实可行的；第二个目标要想实现，如果不对现行法规做修订，则很难；另外，这涉及到NextGen的进度，除了监管法规的保障，技术监管手段也是一个限制因素，而目前看来，NextGen的进展是偏慢的。其他几个目标，仍在努力中，笔者对它们的实现抱有谨慎乐观的态度。此前FAA曾提出过多个规划，要么进度一再延误、要么目标缺乏实施的微观基础成为空谈。
就在笔者写作本文的同时，美国方面关于无人机的商业运营又传来好消息。2015年3月24日，FAA颁布了一个临时政策，将简化企业获得《FAA2012现代化改革法案》第333条关于商用无人机系统运营豁免的条件。
根据新政策，FAA将对满足如下条件的无人机运营商颁发商业运营授权：运营高度在200英尺以下、已取得第333条豁免、飞机重量小于55磅、白天目视飞行规则下工作、视距内飞行、远离机场或直升机场并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
此前，运营商必须通过繁冗的申请才能获得这个授权，过程可能需要60天。而新政策将使满足条件的无人机公司和个人通过更便捷的流程在更短的时间内实现飞行。新政策下，第333条豁免的持有人将自动获得200英尺空域的商业运营授权，而对于新的豁免持有人，FAA将在豁免批准的同时颁发商业运营授权。当然，在200英尺以外空域飞行时，运营商仍需获得针对特定空域、特定任务的商业运营授权。
欧洲政策变化趋势
欧洲的无人机法规建设工作启动于2005年。当年6月，FAA和EASA在科隆举行无人机适航会议，双方约定共同协调、建立和实施无人机的适航、运行标准、政策和法规。2005年11月5日，EASA了无人机认证政策，它确定了最大起飞重量小于150千克的无人机由EASA成员国民航局自行监管，最大起飞重量大于150千克的无人机由EASA统一监管。
由EASA进行监管的这些无人机，监管方式非常类似于有人驾驶飞行器的监管。它的初始适航管理有两种方式：（1）传统的认证模式，符合要求颁发TC，按照法规要求生产，飞机投入运行前颁发适航证；（2）安全目标法，设定特定任务环境下的安全目标，如果达到则颁发限用类适航证或特许飞行证。
2009年8月25日，EASA又提出了《政策说明，无人机的适航认证》。它确定了无人机TC管理的基本原则，但EASA也提出，这份文件只是建立欧洲综合民用无人机法规体系前的过渡方案，要一边试行、积累经验，一边不断修正。
2012年7月，根据先前几年的研究，欧洲议会设立了欧洲远程遥控飞行器系统指导小组（ERSG），它由EASA和欧洲空中航行安全组织牵头，多家欧洲无人驾驶飞行器系统的利益相关方参与。2013年6月20日，在巴黎航展的一个庆典仪式上，ERSG正式向欧洲议会提交了“路线图”文件，该文件提出了2013-2028年无人机监管工作的进度安排，包括立法工作。“路线图”提出了欧洲内民用无人机运行监管的三个先决基础条件：符合ICAO要求、运营人持证、驾驶员持证。路线图也明确提出，轻型无人机相关企业大都为中小企业，可能无法承担过重的法律监管带来的负担，应该研究建立针对性的法规。
路线图也提出，由于很多原因，对于150千克以下的无人机，如由各国独立监管，会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障碍和经济负担，且与统一欧洲市场战略相抵触；此外，有些国家监管能力太弱，难以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它提出将150千克以下的无人机的监管在2016年左右由各国转交给欧盟。现阶段，EASA正在研究制定欧洲的统一监管法规。
为了鼓励中小型企业积极参与150千克以下无人机的监管立法工作，欧盟中小企业管理局（EASME）在2014年2月13日颁布了一项文件，拟将提供一定资金扶持。这项工作到今年2月18日已经结束，预计新法规会很快出台。
从2009年起，欧洲议会组织了广泛调研，颁布了一系列文件阐述欧盟的政策和总体方针。这些文件包括2012年9月颁布的《欧洲无人机民用发展战略》、2013年6月颁布的《将无人机纳入欧洲航空系统的路线图》以及2014年4月8日颁布的《航空新纪元――以安全和可持续的方式向民用无人机开放航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