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传说范文
时间：2023-09-22 12:57:33
新年的传说篇1
关键词:周大新；小说；民间意识
“民间”这一概念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学术界曾引起过非常激烈的讨论。一般都采用陈思和提出的说法，他认为“民间是在国家权力控制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的，保存有相对自由活泼的形式，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1作家们也正是从这种民间的价值立场出发去挖掘民间的文学价值，使自己的创作具有了鲜明的民间特色。
河南作家周大新最开始以写军旅题材的小说步入文坛，80年代中后期，他开始把艺术的眼光投向了生于斯养于斯的故土，并创作了“豫西南有个小盆地”系列小说。通过不同的侧面,周大新描绘出了生长在南阳盆地中人们的生存面貌，并展现出了南阳盆地特有的地域特色和鲜明的民间意识。
一、民间神话故事的大量运用
每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这种特征是从深厚的民族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根在中华民族这块生活土壤上的中国民间有其独特的魅力。而就像在周大新的《周大新》序中说的那样：“大凡有根基的作家，大都有他们植根于其间的特殊的文化土壤。”2周大新的故乡南阳，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和独特地理环境的神奇土地，南阳民间流行巫术之风和鬼神之说，也流传着丰富的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传说。他自己曾说过：“故乡盛产故事，差不多人人都能讲出一串串的故事。在母亲的膝头上，在生产队的牛屋里，在飘着麦香的田头上，在夏夜纳凉的竹席上，我从乡亲们口中听来了无数个童话故事、神话故事、鬼怪故事和现实生活故事。几十年后我方明白，当初我从鸭嘴叔和其他乡亲们口中听到的那些故事，其实就是故乡给我上的最初的文学课程。”3周大新把从家乡乡亲们口中听到的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当做了文学创作的素材，创作出了很多具有很强故事性的文学作品，其中主要体现在对神话故事或神话传说的引用上。
神话和传说都是一种古老的故事体裁，由于它们经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很难明确地划分它们两者的界限，所以本文将其放在一起进行分析。神话是“古代先民以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为基础，集体创造的部落故事。”4它作为原始初民创造的一种文学形式，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内涵。在小说《湖光山色》中，作者在小说中穿插了楚王岬拇说，在长篇小说《第二十幕》中引用了梅溪河的传说，小说中卓远为了劝慰达志特意到梅溪河畔讲了这样一则传说：“当时被朱元璋封在南阳做唐王的朱，膝下有一女，貌奇丑，却一心想寻漂亮小伙为夫，百寻不如意，后朱对其女说：你自己坐轿出去相，相中哪个小伙，我即刻给他封官为你们完婚！也是巧，那丑女一日从凉河岸上过，恰巧碰见青溪，顿时相中，回报其父，立时就有令下来，招青溪为婿。腊梅和青溪听说，就在凉河岸边抱头大哭，泪珠滚进凉河，河水陡然大涨，两人绝望之中，相抱投河自尽，自此，这河才更名为梅溪河。”5 此外还有很多，如小说《蝴蝶镇纪事》中关于蝴蝶的传说、小说《走出盆地》中关于仙女的传说及三个爱情悲剧神话、小说《武家祠堂》中关于祠堂的传说、小说《风水塔》中关于柳镇风水塔的传说、小说《泉涸》中关于周族祖先的传说、小说《14 15 16 岁》中关于上帝造人的传说、小说《伏牛》中关于人牛感应的传说等等。
这些民间的神话故事，为周大新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提升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也使周大新的小说呈现出蕴藉淡远的艺术风格和奇异怪诞的民间神秘色彩。
二、民间技艺和民俗文艺的精彩刻画
由于各地方的地域特征不同，文学作品对其的展示也不尽相同。就像看到酒店里的曲尺柜台、破毡帽、银项圈、菱角、茴香豆就会想起鲁迅一样，周大新在其文学作品中也尽显了南阳故地的特色，其小说中对南阳民间技艺及南阳地方文艺的描绘让人耳目一新。
素为农业大区的南阳，农林牧副业生产和民间的工匠作业有着千百年的传统。周大新把南阳民间的农业生产和农副业种植等的习俗也纳入了他的小说创作当中。在短篇小说《金色的麦田》中，他对种麦的程序做了一系列的描绘，从整地、选种、除草、浇水等到确定收割日期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其中“牵牛拉楼时牵牛人讲究脚走一条线”，“牵牛人走得不紧不慢像新郎去见岳丈，被牵的牛要走得不慌不忙像新娘去入洞房”，6这种对具体技术的描述更体现了作者细致的观察力。其中还提到了种麦人常背的谚语：“肥田种稀，薄田种密。寒露到霜降，种麦莫慌张，霜降到立冬，种麦莫放松。麦子浇五水，馍馍送到嘴；芒种夏至麦穗黄，快收快打快进仓。”7此外，还有小说《第二十幕》中的织丝绸、小说《铁锅》中的造锅、小说《走出密林》中的耍猴、小说《银饰》中的打制银器等等。这些对民间各种技艺的精彩刻画，使周大新的小说充满着浓浓的乡土气息，更让他的小说笼罩了一层独特的民间文化氛围。
民俗文艺，就是“指在民俗笼罩下与民俗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文艺样式。在中国，学界习惯上冠之‘俗文学’、‘民间文艺’一类的名称。”8周大新的故乡南阳还素有“书山曲海”的美誉，而且被称为“戏曲之乡”、“曲艺之乡”。戏剧和曲艺在南阳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是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艺术表现形式。周大新在这种浓厚的民间文艺的浸染下，不自觉地将这些艺术形式融入到了其小说创作当中。小说《走出盆地》里的民歌《坐花轿》这样唱到：
“地上那个青呦，天上那个蓝，十八岁的姑娘巧打扮；披一身红呦，戴一顶冠，冠上的穗子黄灿灿；慢慢穿上绣花鞋，再用胭脂擦擦脸，双眉儿黑，泪珠子闪，心儿咚咚跳得欢。喇叭那个响呦，花轿那个颠，俺颤颤坐在轿里边，轻轻伸出莲花指，拨开轿帘看外面，云絮儿飘，银雀儿翻，鞭炮屑儿飞上天……”9
小说《第二十幕》中的《绸缎谣》这样唱到：
“绸儿柔，绸儿软，绸缎裹身光艳艳，多少玉女只知俏，不知它是来自蚕。蚕吃桑叶肚儿圆，肚圆方能吐出茧，煮茧才可抽成丝，一丝一丝缠成团。丝经理，丝经染，分成经纬机上安，全靠织工一双手，丝丝相连成绸缎。一梭去，一梭返，一寸绸，一寸缎，经纬相交似路口，路路相连可拐弯。”10
周大新在其小说中对民间技艺和文艺的一系列运用，显示了故乡南阳的物华天宝，其小说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也展现了小说所负载的民间意义。
三、民间传统观念的深刻体现
南阳盆地受中原儒文化的影响，传统观念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家族观念和子嗣观念。中国文化具有深厚的家族传统，这种传统观念的保留主要原因还在于祖先崇拜的观念。
通读周大新的小说，我们会感受到盆地人浓浓的家族祠堂情结。从其小说中关于乡村及人物的称谓上就能捕捉到民间家族观念的影子。如小说里以姓氏而命名的村庄：柳镇、柳林、郜家镇等，对人物的称谓如郜二嫂、四奶、四叔、四嫂、石通伯、五爷等等。这种以某一个姓而聚居的传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民间现象，它保留了我国封建宗法社会的遗风。另外，从有关家世的描写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扎根于民间的家族精神。“家世，是家族世系主要的职业特征所标志的社会地位。”11在家族世系中，祖先所从事的事业对其子孙后代有着很大的影响。在小说《第二十幕》中，尚达志以坚持传承祖先留下的丝织业而历尽千辛万苦，最后成为家族的楷模，尚家的每一代人从小就要很早起床去院子里背诵家训：“列祖列宗在上，生为男儿，有生之年，发誓不忘数代先人重振祖业之愿，力争使尚家丝绸重新称霸于丝绸织造界，再获‘霸王’美誉。”12从这里可以看出，每一个家族成员都要做好牺牲自己的准备，去履行家族使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小说《铁锅》中的郝祖宛和秋芋含辛茹苦地承传祖传的造锅业，小说《步出密林》中沙家祖传耍猴和镇猴的“昏鞭”等等。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儒家思想在民间的主宰力量”。13
此外，与家族清洁相关的还有子嗣观念。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把传宗接代看做家族的头等大事，在这种根深蒂固的子嗣观念的背景下，相应的民间习俗也就应运而生了。小说《走出盆地》中就提到了这样一种古老的民间习俗――“一门双承”，就是兄弟两人中，只要其中有一个儿子，兄弟两人就一起出钱为这个孩子娶两个老婆，而且，两个老婆同一天娶，同住在三间堂屋里面。一个媳妇住西间，另一个媳妇住东间，新郎一夜一换地轮流去她们那就寝，其中一个媳妇生孩子续接哥哥家的香火，另外一个媳妇则生孩子续接弟弟家的香火。小说《第二十幕》描写尚立世和容容的婚礼，在闹洞房前还专门找了一个邻居嫂子来铺床，她拿了一个扫帚把床腿、床撑、床帮扫了一遍，而且边扫边唱：“新扫帚，扫新床，今日娶个俏新娘……床头铺把干麦秸，引个白胖小乖乖:床尾铺棵干白菜，引个闺女做国太:床中铺个小竹筷，引来男女双胞胎……”14，从歌词中，作者表达出了人们对多子多福、儿女双全的强烈愿望，把那种根深蒂固的子嗣观念展现的淋漓尽致。
作家周大新站在“民间”的立场，通过对民间神话故事的运用、民间技艺和文艺的精彩刻画及对民间传统观念的展现，使其小说蕴含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并凸显出了鲜明的民间意识。
注释:
1 陈思和：《莫言论――不可一世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页。
2 周大新：《周大新》（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 周大新：《漫说“故事”》，载于《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
4 夏征农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缩印本，第1920页。
5 周大新：《第二十幕》（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2页。
6 周大新：《周大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7 周大新：《周大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8 陈勤建：《文艺民俗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
9 周大新：《走出盆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
10周大新：《第二十幕》（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8页。
11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885年版，第156页。
12周大新：《第二十幕》（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13曹文轩：《20世纪末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8页。
14周大新：《第二十幕》（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7页。
参考文献：
[1]周大新：《周大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周大新：《第二十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3]周大新：《走出盆地》，北京：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4]周大新：《漫说“故事”》，《文学评论》，1992年1月。
[5]周大新：《蝴蝶镇纪事》，济南：黄河出版社，1989年版。
[6]周大新：《湖光山色》，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
[7]周大新：《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昆仑》，1988年第5期。
[8]陈勤建：《文艺民俗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
新年的传说篇2
【关键词】 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 Keith,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the American Attitude, 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 NShelt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Symposiumon the Language Problem, London 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 Political Analysis, 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 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 Otis W,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in Organizations, Calif1980
2）Stevenson, Robert, Foreign News and New World Information Order lowa State Univ Pr1984
3）（Mowlana, Hamid,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Y1986）
4）Fenby, Tonathan, The Intermational News Services: a Twentieth Century, NY1986
5）Bamouw, Erik,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Communications 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 Lesie John, Current Lssue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0
2）Merrill, John Calhoun, Global Joumalism: Journe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Y1991
3）Garnham Nicholas,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London 1990
4）Herbert I Schiller, Beyond National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in the 1990s NJ1993
5）Ali Mohammadi,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 A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1997
② 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 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 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⑦ [美]卡尔·多伊奇：《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转引自陈汉文《在国际舞台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页。
新年的传说篇3
江湖，多么遥远而神奇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如此的单纯又如此的沧桑，如此的飘逸又如此的热烈，如此的冷漠又如此的多情。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曾经有一个轰轰烈烈的“江湖梦”。在金庸创造了武侠小说的巅峰又封笔后，大陆新武侠小说的“江湖”又呈现出哪些别开生面的特点？大陆新武侠小说又该如何突围才能走向经典？
何谓大陆新武侠小说
金庸、梁羽生相继封笔，古龙撒手人寰，这一系列事件宣告了中国武侠小说黄金时代的结束与“后金庸”时代的开始。进入21世纪这个风云激变的大时代，武侠小说也在迅速激变。
对武侠小说有多年深入研究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曾说：“大概从2000年开始，武侠小说创作突然有了一个新趋向，涌现了一批20岁上下的年轻人。为避免与港台新武侠重复，它被定名为‘大陆新武侠小说’。”
孔庆东教授所说的“大陆新武侠小说”这一概念是由韩云波和《今古传奇・武侠版》半月刊于2004年共同提出的。关于“大陆新武侠”，韩云波做过如下阐述：新武侠不同于民国的旧武侠和港台武侠，而是一种新的武侠文化理念。新武侠充分继承与发扬了传统武侠作品“侠义”的精神，深入挖掘武侠作品的当代性与时尚性，追求武侠作品的“传奇性”“大众性”“故事性”。
“大陆”自然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意味着武侠小说的中心已经从香港、台湾转移向神州大陆。温瑞安曾在《游侠纳兰》后记中写道：“写前人没写过的；写前人写过的，但是用不同于前人的方式写的；写前人写过或没写过的，但用自己的领悟方式写的都能称之为‘新’。”显然，大陆新武侠小说作者们在这三个方面都有过尝试，故能称之为“新”。
“新武侠”是中国内地“”以来出生的一代新人的武侠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于网络，以2001年《今古传奇・武侠版》创刊为标志大规模地进入纸质传媒，并涌现出凤歌、小椴、小非、沧月、步非烟等一系列优秀作家。
大陆新武侠小说的特点
在传统武侠小说中，侠客在拥有高超武艺的同时，还必须拥有比普通人更高的道德准则，并承担着扬善惩恶的责任。这对于新武侠小说的作者们来说，却是无法承受之重，他们无法理解这些自觉人格的必要性，他们都是年轻人，所以更多注重的是人性和人格的觉醒。他们试图“靠知识，靠想象，靠才情”创造一个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的“后江湖”以及富于时代特点的新侠客形象。
有“大陆新武侠宗师”之称的凤歌曾说，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武侠就是一个梦，是一种魂；2004年获得温瑞安设立的神州奇侠奖的北大才女步非烟说，我希望有朝一日大家能认同，在儒家之侠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侠客。这种侠客也许并不是以为国为民为己任，而是遁世而出，逍遥天地之间；被誉为“大陆武侠双生花”之一的沧月在《荒原雪》中写道：真正的江湖是什么？英雄的长剑和美人的柔情都只不过是传说，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踏入。真正的江湖是一个覆满雪的荒原，充满了秩序和力量，容不下少年的梦想和热血的冲动。而与沧月同称为“大陆武侠双生花”的沈璎璎也说，小说是现实生活和情感的投射……关于爱、关于孤独、关于抗争、关于宽恕。
大陆新武侠小说的“新江湖”更像是21世纪华人社会的象征，是都市的、现代的、复杂的、躁动的、甚至混沌的当代城市文明的缩影，而不同于传统武侠小说善恶互转的江湖。新侠客也不再是金庸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与“英雄才士尽归隐”，也不再是古龙的“虽千万人吾往矣”与“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他们是一群拥有各种弱点、各种缺陷的普通人，他们不再谨遵善恶分明的价值观念，他们与邪恶抗争但更多的是与整个江湖抗争，以争取人格自由、个性解放。
在大陆新武侠小说中，女性写作可说是最大的一个特色，甚至呈现出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态势。这一批女作家都受过大学以上的高等教育，多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意识苏醒、女性主义拥有主流话语之后成长起来的。女性写作赋予了“新江湖”更多的新内涵。女性从被动者走向主动，从传统江湖中男人的附庸真正成长为武侠小说的第一主人公。在行文手法上，女性作者们更擅长于对情感的渲染，感性的投入削弱了传统武侠金戈铁马、豪气干云的气势，使得新武侠小说具有了细腻唯美的审美风格。女子的武侠，宣扬的是发自内心深处的人性原本的善，而不同于传统武侠中从理性的发自道义原则的男性的善。
黄易曾声称，武侠是中国的科幻小说，它像西方的科幻小说般，不受任何拘束和限制，驰想生命的奥秘，与中国各类古科学结合后，创造出一个能自圆其说的动人天地。“幻”即是大陆新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所谓“幻”，就是指描绘虚幻的世界，以营造荒诞离奇或缥缈神秘的氛围。在新武侠的很多作品中，现实和幻想往往交织在一起，人、神、鬼、怪掺杂，术数丹学、仙道之说、巫蛊文化充斥。如步非烟小说的文化背景大多取自佛教和印度教，而沧月、沈璎璎的小说则多取自中国上古的神话传说。
大陆新武侠小说如何突围
目前，大陆新武侠作品中还没有可以成为“经典”的著作，且其自身还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一是受网络游戏影响而形成的设定性，先有框架，模式老套，很多小说情节的设定就像是网上普遍的通关游戏；二是商业操作导致作者的浮躁情绪，混合了商业利益的文学创作势必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三是新武侠小说的作者普遍年轻化，多是70末或80后，创作缺少定性或者说严谨态度，这也可以说是新武侠小说作品多为中、短篇而长篇较少的原因；四是缺乏深度。金庸的武侠小说故事精彩，但最终目的是启发现代，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而这恰恰是新武侠小说作者们所欠缺的。
可以说，金庸把武侠小说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随着他的封笔，又给武侠文化制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空白。面对后金庸时代的巨大空白，大陆武侠小说创作者们该如何突围，找寻出路？
有继承才有发展，武侠创作也是如此。摒弃传统文化，抛弃前人成就的创作无异于闭门造车。新武侠作者们只有充分继承传统文化，集各家之大成，并戒除浮躁心态，通过自身的深度思考，在思想、内容、形式上不断创新，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完成这次突围。
编后语
新年的传说篇4
一、屈“尊”策略
这里所说的屈“尊”策略，是指传者放下架子，贴近受众，与受众进行平等交流。长期以来，有些媒体在宣传引导中经常使用行政命令式的口吻，动辄是“必须”、“务必”、“一定要”之类的词汇，板起面孔、颐指气使，大有咄咄逼人之感。相反，也有一些媒体能注意对受众进行平和的劝导，收效良好。2003年5月，深圳出租车司机因“非典”影响收入下降，出现了罢工行为。对此，《深圳特区报》刊发了《别让人家笑话咱深圳人》等文章，以亲切平和的口吻与司机“拉家常”，指出困难是暂时的，吁请大家要有大局意识，对教育群众、平息事态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些文章摆正了传者与受者的关系，切实做到了以情感人、以理服人。因此媒体在安排版面内容时，可适当增加一些互动性强的栏目，如“××大家谈”、“你说我说”、“对话”等专栏专题，吸引受众踊跃参与话语传播，尽量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
其次，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也是屈“尊”策略的一种方式。国内许多媒体一直存在“报喜不报忧”的现象，严重损害新闻的可信度，甚至给党和政府的工作大局造成了消极影响。比如，“入世”前夕，国内不少媒体大张旗鼓地宣传我国经济社会繁荣富强、改革开放成就辉煌，使得许多外国人误解重重，有些国家因此要求我国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入世”。这种过于高调的宣传，效果常会适得其反。马克思、恩格斯就曾称竭力使用各种正面材料反复证明自己观点如何正确的宣传方式为“卡普勒教士的政治说教”，并指出这种宣传是不能说服人的。
①实践表明，负面报道与正面宣传相辅相成，适度报道负面题材，积极搞好舆论监督，不仅对警示民众、维护稳定具有积极意义，而且有利于增强正面宣传的可信度。西方媒体对国家事务经常采取“小骂大帮忙”的方式，即得法于此。2005年，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关于“受众对媒体信任和满意度”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81%的受众认为媒体的批评性报道太少，舆论监督力度不够。②这无疑令人深思。当前，我国已进入黄金发展期，也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如果媒体永远抱着“报喜不报忧”的习惯不放，对负面题材和敏感问题总是讳莫如深，那么，受众对其认同势必每况愈下。
二、隐寓策略
隐寓策略，指将传者的主张、意图隐含在具体事实之中，亦即融情于物、寓理于事，善于用事实说“话”。随着现代社会的日益开放和受众素养的不断提高，枯燥的宣传、空洞的说教极易引起受众的逆反心理。有项针对外国留学生的调查显示，53.3%的人认为中国传媒最大的问题是不够客观。另有一项针对出国人员的访谈结果显示，受访人员中有76.3%的人认为国内媒体应借鉴国外传媒的观念和做法，增强客观性。③事实上，西方媒体同样具有宣传引导职能，他们自诩客观中立，只是没有裸地宣传自身的价值理念，而是善于将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隐藏在新闻事实中。这对国内媒体改进舆论引导工作，无疑富有启示意义。只有善于将观点与倾向隐寓于具体事实的描述中，所话之“语”才能入脑入心。
在对外传播中，隐寓策略尤其值得重视。西方人士大多反感硬性说教，甚至贬斥“宣传”（propag anda）一词。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隐藏化是中国传媒走向世界的必要策略。如果简单地把媒介产品变成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则必定难以达成世界的通用性，难以让受众理解和接受。④我国媒体要在对外传播中有所作为，在国际舆论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必须淡化意识形态色彩，摒弃宣传的口吻，避免直露的说教。
三、“他说”策略
该策略系指借他人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从受众心理的角度看，实施“他说”策略易于增强受众的认同感。著名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L•Festinger）曾经指出：“人人都具有自我评价的倾向，而他人的认同是支持自己评价的有力依据，具有很高的酬偿和强化力量，因而产生很强的吸引力。”⑤在我国，《参考消息》堪称实施“他说”策略的成功典范。其之所以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所刊内容多是转载式、摘登式的报道和评论。这种源自外部、“仅供参考”的“消息”，给受众提供了另一种阅读视角，契合了读者了解外界的资讯诉求，使受众觉得更客观、可信。
实施“他说”策略的具体做法颇多，一是直接引用权威人士、知名媒体的评价和报道。比如，2004年新春之际，《广西日报》发表美国《侨报》、法国《欧洲时报》、澳大利亚《澳洲新报》等正面报道广西建设“五保村”的消息，并对相关积极评价进行择要摘登。消息刊发后，读者认为其中内容真实可信。二是积极利用“言论”、“短评”、“随感”等形式，吸引专家、学者等社会知名人士和网民“发言”，
藉以说出党和政府想说又不便说的“话”。比如，近年来《人民日报》推出的“网友留言板”、“时事短评”，《广西日报》推出的“百姓茶座”等，即属成功例子。三是针对重大主题性宣传和社会热点问题，开设“××大家谈”、“第三只眼”等栏目，有意识地选择一些不同声音进行交流和碰撞，引导受众自己出来“说话”，或让受众在他人的对话声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要使“他说”策略产生良好效果，必须注重信息来源和引用的准确性。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应当尽量多找一些信源进行甄别核实。
四、“先说”策略
“先说”策略，指在重大突发事件报道中要尽快报道，争取舆论引导的主导权。实践表明，面对危机传播和突发事件，越是捂、堵，越容易导致舆论混乱。在当下日趋开放的信息环境中，主流媒体若在重大事件面前“沉默寡言”或“反应迟钝”，必然导致小道消息乘虚而入、混淆视听，使舆论引导工作陷入被动。从塑造媒介形象乃至国家形象的意义上来说，积极实施“先说”策略同样至关重要。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新华社的发稿领先全球媒体10秒钟，成为一时美谈。其对树立我国媒体形象、引导国际舆论显然十分有利。
近年来，许多媒体在提高新闻时效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有些媒体甚至提出了“挑战零时效”的口号，有些纸质媒体（如《扬子晚报》、《潇湘晨报》等）还实行“一天两投”等措施。在今后的宣传引导中，特别是对重大事件的报道，主流媒体通常应遵循及时反应的报道原则，强化受众“关键时候看‘主流’”的阅读心理。这是有效实施正确引导的重要前提。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专业博士生、中共广西区委宣传部干部）
注释：
①参见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第11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转引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与规范管理》，载2005年9月30日中国传媒学术智库智维网
③见丁柏铨等：《加入WTO与中国新闻传播业》第157～15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④参见沈国芳：《中国传媒大趋势》第8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新年的传说篇5
【关键词】“改造说书”运动；“新说书”；韩起祥；社会功效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1―0123―06
延安时期，边区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新文艺运动，对诸如秧歌、民歌、说书、道情等陕北民间文艺资源进行了搜集、整理、研究和改造，产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推动了边区文艺事业的发展。其中，“改造说书”运动是继“新秧歌运动”之后文艺工作者面向大众、面向工农兵普及的又一实践。它既是陕北说书史上的重大变革，又是延安时期改造旧文艺的成功范例。本文重点考察边区“改造说书”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并通过对“新书词”内容的分析，深入总结“新说书”所产生的宣传与社会功效以及历史启示，以期引起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研究的关注。
一、“改造说书”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1935年至1949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历史背景下，以延安为中心，在解放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和发展历程，是为延安文艺运动。边区“改造说书”运动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下应运而生和发展的。
（一）“改造说书”运动的兴起
陕北说书是流行于陕北黄土高原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形式，是极富陕北地方特色的传统曲艺。传统的陕北说书由盲艺人手执三弦或琵琶，左膝系檀板按节拍，独自坐场说唱，其历史悠久，现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清康熙十二年重修的《延绥镇志》卷六《艺文志》：“刘第说传奇，颇靡靡可听。”[1]563据此可知，陕北说书在清初已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陕北说书流传久远且独具特色，可以说是陕北文化的百科全书，被誉为“陕北农村的民间叙事诗”[2]。就其书词内容而言，表现主题大都具有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乐观开朗的人文主义精神，这是在近代陕北农民与恶劣自然环境和兵祸灾荒的斗争中形成的；就其表演形式而言，盲书匠“一人管三事”，自弹自唱，多采用方言俚语，形式灵活，语言风趣。作为民间文化的一种，陕北说书虽然秉持了通俗活泼的文化形式，但其自身又“具有藏污纳垢的特点”[3]203。首先，与封建迷信的结合是其基本特点之一。说书艺人一般都身兼算命先生的双重身份，“过去的陕北说书，多以单人串乡说书为主，他们除过说平安书、口愿书外，为了糊口，还要进行一些其他附带的活动。如保锁娃娃、扣娃娃、算卦、揣骨等。”[4]140其次，传统说书的题材内容受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影响较深。传统的陕北说书“绝大多数还是‘奸臣害忠良，相公招姑娘’那一套，有意无意地在宣传封建伦理道德、因果报应的思想，或多或少总是含着对群众有害的毒素。”[2]这与延安时期提倡的社会新风尚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改造说书具有必然性、急迫性。
早在1938年，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就已认识到改造旧文艺工作的重要性，“旧有的民间文学艺术，是我们制造抗战大众文艺的一个最中心的基础，同时也是改进民众娱乐的工作对象”，进而指出：“利用一切过去的文化遗产，利用一切新的旧的形式，使一切优良的民族遗产，变成我们今天的一部分血和肉”。[5]1940年1月召开的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也达成了“大量利用一切有用的形式进行艺术的创作，努力使艺术走向大众，反映现实，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抗战教育和普及教育”[6]815的共识。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再次强调了普及化、大众化的文艺政策：文艺创作“必须到群众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积累素材。在党的民族化、大众化文艺思想的指导下，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群众，掀起了向陕北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并对传统文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与创新。改造说书就是在这一时代语境下展开的。
1945 年4 月，边区文协正式成立了说书组，负责人为林山，安波、陈明、高敏夫、王宗元、程士荣等也先后参加了这一工作。说书组的任务不仅是发展民间曲艺，更重要的是联系、团结、教育和改造说书艺人。这些旧艺人“对旧社会生活相当熟悉，对民间形式掌握得很好，有技术，有创作才能。他们缺乏的是新的观点，对新生活新人物不熟悉，他们却拥有听众、读者。”[7]115由于乡村说书艺人的分散性，对说书艺人改造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具体帮扶，个别改造。其中，韩起祥的转变是边区文艺工作者改造民间艺人的典范。说书组对韩起祥的改造是分了三个步骤进行的。第一步，记录旧书目，了解说书人，同时对其进行教育，启发他在原有书目的基础上，去掉糟粕，并添加有关边区生活的新内容。第二步，向说书艺人灌输新思想，提高其思想境界，并由知识分子和说书艺人共同创作新的说书作品。正是在林山等人的引导下，韩起祥明确了自己“文化娱乐我承当”[8]11、“一段一段宣传人”[2] 的社会责任感。第三步，在说书组的安排下，由“进步了”的韩起祥现身说教，以期改造更多的说书艺人。在韩起祥的影响下，一些边区艺人开始了“新说书”创作：杨生福、高永章、冯明山等先后创作或改编了《狼牙山上五神兵》、《劳动英雄李兰英》、《血泪仇》等新曲目。
改造说书人的运动无疑是成功的，韩起祥被誉为“多产作家”、中国“荷马”、“红色宣传员”，他一个人的表演“俨然是一小队乐手的合奏”[9]。韩起祥由“过去的穷瞎汉成了先生”[10]118，昭示着陕北说书从旧民间艺术到新文艺的转变。
（二）“改造说书”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林山等知识分子与韩起祥等说书艺人的努力创作与配合下，“改造说书”运动在边区迅速、深入地开展起来。
改造说书，编写新书词是重点。为了能使说书为政治宣传、工农兵群众服务，在知识分子和说书艺人的共同努力下，众多优秀的“新说书”作品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如：韩起祥和说书组的同志们共同创作的《刘巧团圆》、《张家庄祈雨》、《张玉兰参加选举会》、《宜川大胜利》、《时事传》、《血泪仇》、《红鞋女妖精》、《四岔捎书》、《阎锡山要款》、《王丕勤走南路》等二十余部作品，杨生福、高永章的《狼牙山上五神兵》、《红军打清涧的故事》、《劳动英雄李兰英》，常栓、刘子有和石雄俊等人创作的《捉活鬼》、《刘志丹打延长》、《赶走何绍南》、《打日本》、《自由结婚》、《皖南事变》等作品，冯明山改编的《抗日英雄洋铁桶》、《反内战》。这一时期优秀作品涌现，丰富了边区民众的精神生活，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对说书的改造并没有停留在书词内容的改革上，也创新了书词的形式和曲调。首先，新书词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七字或十字的字数，而是采取更加自由的、只是略带韵律的三四字至十字组成的诗歌，著名的汉学家李福清认为这“发展了久具雏形的中国诗歌传统”[11]。其次，韩起祥改革了说书的音乐伴奏，增加了梆子、甩板等乐器，并创造性地把陕北民歌信天游以及道情、碗碗腔、秦腔、眉户等剧种的曲调融于说书中，使这一艺术形式更加丰满、生动。
报刊杂志的频频报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45年8月5日，《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林山的《改造说书》一文，介绍了解放区改造说书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指出了改造说书的重要性。该报同时刊登了傅克撰写的《记说书人韩起祥》，高度评价了韩起祥改造旧书说新书的事迹。这也是《解放日报》自创刊以来，第一次用全版的篇幅来介绍陕北的民间说唱艺术。两天之后，《张家庄祈雨》在《解放日报》上全文发表。林山在《附记》中写道：“他（韩起祥）有很强的创造力，自己改编、创作了许多新书，在农村演唱很受欢迎。”[12]为了彰显韩起祥编说新书的事迹，1945年8月至1946年9月的短短一年之内，《解放日报》17次刊登了韩起祥的作品和从艺活动。[13]195 这一系列拔高韩起祥的宣传攻势，提高了说书在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地位。
1947年8月中旬，韩起祥在延安杨家岭给说新书。夸奖他新书说得好，群众语言很丰富，将来要推广到全国去。8月25日、26日，在枣园连听了两天韩起祥的说书，鼓励他多编新书，学讲普通国语，将来去更多的地方说书。韩起祥得到中共领导人的认可，巩固了陕北说书在新文艺运动中的地位，引起了更大范围的关注。
说书组举办了“说书训练班”，在成功改造韩起祥的经验基础上，更多的旧艺人接受了改造。据统计，“全陕北有盲艺人483人，参加训练班改为说新书的有273 人。”[14]4边区新说书从此蔚然成风，“至1946年，到处都有新说书，陕北说书已成为新文艺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4]143“改造说书”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延安时期改造旧文艺的典范。
二、“新说书”的社会功效
说书的主要艺术手段是“说”和“唱”，它运用从日常生活中提炼而出的生动形象的、说唱化的语言来讲述故事、状物写景、描绘人物、抒发感情，合乎大众的欣赏习惯，为大众所喜闻乐见。作为有效的宣传手段，说书历来为政治家、教育家所重视。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巩固皇权，很重视利用说书来教化民众、讲经劝善。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开展平民识字运动的时候，也曾组织了五十多位说书艺人向民众宣传识字的重要性。 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对民众思想的控制，在不同时期陕北说书所宣扬的内容是不同的，也就具有了不同的社会功效。延安时期的“新说书”是解放区新气象的反映，其宣传功效是积极的、强大的。
（一）开启民智，教化民众
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甚至几乎不需要文字的社会。这一特点在落后、闭塞的陕北体现得相当明显。近代的陕北社会，真正对农民的世界观起架构作用的并不是学校教育，而是诸如说书、道情以及民歌等民间口头叙事。可以说，陕北说书于开启民智、教化民众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新说书”在传播新思想方面更是居功至伟。
首先，较之传统说书，“新说书”更加贴近时事、通俗易懂。旧书词按内容大致可分为：历史演义类、公案传奇类以及爱情故事类，如：《杨家将》、《清官断》、《玉簪记》等。听旧书，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加之众多说书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一些历史人名、地名被混淆、讲错的情况时有发生，让听者如坠云雾之中，不知其所言。而“新说书”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和革命战争，广大群众耳熟能详，更加通俗易懂，更易被接受。
其次，“新说书”中宣传的新思想、新文化启蒙了落后、愚昧的陕北民众。（1）“新说书”宣传了自由、民主思想。在新书词中，出现了大量的新名词：“民主”、“婚姻自由”、“思想”、“为人民”、“选举”等等。新说书作品《黑白分明》介绍了乡村选举会上的风波，宣传了人民当家作主人的边区新气象。结尾所讲的“边区事事讲民主，检查政府能批评”[15]，反映了这一时期乡村政治民主化建设的巨大成绩。（2）“新说书”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与封建迷信思想的结合是传统陕北说书的主要特点之一。经过改造，说书成了反对迷信的重要工具。李寄的《卜掌村演义》分六回：“骗百姓编造神鬼”、“揭鬼计英雄学医”、“露马脚神官丢脸”、“讲真情阴阳求救”、“破迷信斗争十年”、“讲卫生人财两旺”，[16]254-273批判了“不会治病，就会骗钱”的阴阳巫神，提倡讲科学，讲卫生。（3）“新说书”提倡教育，反对愚昧。近代的陕北一直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是文盲[17]1 。《四岔捎书》讲述了在外经商的文盲王氏父子找人家信，结果错把“忙”写成了“亡”、把“雇”写成了“故”，令人啼笑皆非。该书的结尾讲道：“没有文化的苦处说不完，新社会的年轻人……学好文化为人民。”[18]95说书对学习文化知识重要性的生动宣传，使扫盲运动更加深入人心，正是“学习文化脑袋新，不信鬼来不信神”。（4）“新说书”提倡新生活，主张革除陋习。近代陕北，鸦片盛行，土匪、娼妓、巫神等二流子众多。针对这一现象，边区政府发起了“禁烟”、“改造二流子”、“讲卫生”等运动。“新说书”极大地宣传、推进了相关政策的实施和推广。《吃洋烟二流子转变》、《卜掌村演义》、《老蔓菁偷麦》等新说书作品对吸食鸦片、游手好闲、偏信巫医、不讲卫生等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5）“新说书”促进了女性的解放。旧的传统的陕北婚姻习俗为包办、买卖婚姻，女性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新说书”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鞭挞。《刘巧团圆》热情地颂扬了勇于抗争买卖婚姻的刘巧、赵柱等形象，嘲讽、批判了热衷于婚姻买卖的二流子刘彦贵、刘媒婆、王寿昌。《刘巧团圆》以其生动的表现主题和丰富的地方色彩风靡解放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民众转变思想观念。新说书作品《大翻身记》中所描写的妇女生活“我母亲苦撑苦熬往前过，每日里眼泪洗脸过光阴”[19]3 ，也唤起了民众对妇女的同情。而《张玉兰参加选举会》更是直接为广大受压迫的妇女们送来了民主的光辉。
（二）宣讲时事，评议新闻事件
说书是延安时期重要的传播方式之一，也是“一个宣传时事的好办法”。1946年9月7日、8日、9日，《解放日报》全文连载了王宗元、韩起祥合编的《时事传》。随即，林山发表了评论：《一个宣传时事的好办法――读〈时事传〉后几点意见》，认为只要把宣传时事的新说书作品，如《时事传》、《刘善本飞延安》、《李敷仁走延安》等，教给各地的说书人，就能达到很好的时事宣传效果。另外，他针对如何通过说书人宣传时事这个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办法：首先，发动文艺界和民间艺人经常地编写所谓的《时事说书》；其次，出版机关迅速编印，并下发各地；最后由各县宣传机关负责把收到的《时事新书》传教给当地说书人。这个宣传时事的新办法颇有成效。据孙犁回忆，当时“对群众进行时事教育的方式不外：报纸、黑板报、讲报、广播。但想起来，哪一种方式也没有说书这种方式好，因为说书人的创作，和他的技艺，这是活的时事教育。”[20]255
通过说书表演宣传时事，虽难免有主观色彩，但在当时新闻媒介不发达的情况下，亦属不错的选择。也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主观色彩，赋予了说书评议新闻事件的功能。说书对新闻事件的评价一是体现在书词，一是体现在艺人。在书词方面，写到时为“一轮红日照乾坤”、“是人民大救星”，而“口似砂糖眼似刀，心似老虎一般狠”、“心中藏刀暗伤人，疯狗一弯要咬人”[21]，善恶是非，一语道明。另一方面，对新闻事件的评判，也体现在艺人的表演中。艺人韩起祥说唱《时事传》时，唱到民主运动胜利，时局好转之时脸上的阴云消逝了，喜上眉梢；当唱到破坏和平的时候，他的脸上又乌云密布。民间艺人正是用这种舞台表演的情感流露，使时事宣传更加深入民心。
（三）传递战争信息，稳定民心
战争年代，人民大众急于了解当下的战争信息，对新闻媒介的依赖更加强烈。为了满足民众对战争信息的需求，在知识分子和艺人的努力创作下，“新说书”在战争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较好的媒介作用。1947年3月军队重点进攻延安地区，各党政机关、团体被迫迁移。许多群众不明真相，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韩起祥毅然留在延安，并坚持在农村搞宣传工作，到情况紧急之时，甚至白天躲在山洞里，晚上去村子里说书。这一时期，艺人们经常表演的新说书作品有：《三大胜利》，反映的是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的首次胜利；《时事传》，写在三次谈判中的丑态；《西北时事传》反映了在沙家店等战役中的胜利。1948年春，在解放宜川战役中，西北人民歼灭敌军4个整编旅，正所谓“胡匪军，没路逃，个个举手把枪缴。”[22]128 韩起祥根据这一事迹，编成《宜川大胜利》。“延安光复后，韩起祥率先第一批进入延安，当天下午就在新市场沟口说《宜川大胜利》……深受群众欢迎。”[4]143-144这个时期坚持在延安农村的“新说书”活动，作为唯一的宣传工具，及时地告知了群众有关新闻和战争信息，起到了稳定民心的重要作用。
在陕甘宁边区“改造说书”运动的影响下，对旧的说唱艺术的改造在各解放区兴起。晋察冀革命根据地的说唱艺人李国春致力于编写新鼓词，为宣传服务。他所在的文工团跟随主力部队，四处编演新鼓词，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志和勇气。据《冀中导报》1946年10月26日报道：在扫除新城据点的战役行动中，文工团的“李国春同志在拿岗楼的时候说大鼓，一个小段未完，前方又传来胜利消息，于是又赶到前面去说。”[23] 1947年6月12日，我军在攻打永清城的战斗中歼灭了国军第三保安纵队。李国春根据这一讯息，立即编成《鏖战永清城》的鼓词，在军民中广泛演唱，起到了很好的战争动员作用。
（四）引导舆论，唤起大众的斗争意识
舆论是“公众对其关心的人物、事件、现象、问题和观念的信念、态度和意见的总和……并对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影响。”[24]36“改造说书”运动兴起于1945年，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尾声，内战阴云密布。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难免人心不稳，各种舆论四起。“新说书”作为重要的宣传手段和传播媒介，发挥了较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首先，新书词体现了民众对国统区黑暗统治的控诉，歌颂了边区新气象，引发大众对新生活的向往。正如韩起祥在《翻身记》里所唱的：“我说书把舌头磨成锤尖尖，指头磨成了光片片，每天累的喉咙疼，还是半饥半饱度营生。风天跑，雪地奔，赚的钱都被官府勒索清。每月捐税三元整，欠了捐税了不成……想红军，盼红军，我弹上三弦唱红军。横山县无法无天难存身，四年，我夜走延安找红军。延安、横山隔架山，两下里天地不一般。解放区人民生活好，共产党领导穷人翻了身，不愁吃来不愁穿，学习生产都起劲。”[19]12-13其中对国统区人民悲惨生活的描述，唤起了大众的同情，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号召受压迫的民众团结起来的反动统治，翻身做主人。
其次，新书词凸显了我军战士的英勇，鼓舞了士气，宣传了军民团结。1948年春，艺人韩起祥赴前线慰军，受到战士和新区群众的热烈欢迎，其说书次数高达19次，听众约八千人，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期间所说的多为描写战争时事的《宜川大胜利》、《慰问词》等新说书作品。其中多有对战士们的不吝赞誉：“，是英雄，勇敢作战保人民，二月打仗到十月，仗仗得胜仗仗赢。”[22]118也有对良好军民关系的描述：“水担满，院扫净”、“又规矩，又亲近”、“一路走，一路行，到处的百姓都欢迎。”[25]121勾勒出了一幅军民和谐的新画卷，与国统区军队欺压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三，新书词讽刺了敌人的丑态，增强了民众的斗争信心。与对我军战士的赞扬相对，新书词中充斥着对敌军丑态的嘲讽。“延安的敌人着了个慌，一个驴滚倒缩跑出了延安”[26]275 ，――艺人用诙谐、通俗的语言描绘了国军逃离延安的狼狈情形，极大地增强了民众的斗争信念。又如前文已经提到的《时事传》中说，“口似砂糖眼似刀，心似老虎一般狠”、“心中藏刀暗伤人，疯狗一弯要咬人”，[21]一个妖魔化的形象跃然纸上，唤起了民众对反动统治的憎恶，增强了他们斗争到底的决心。
“新说书”对社会、战争的描述和评价，较好地发挥了舆论导向作用。这些有利于战争进程的舆论，配合了军事威力，鼓舞了军心民心，发挥了巨大的宣传功效。
三、“改造说书”运动的启示
“新说书”从兴起到完成历史使命，经历了一个从旧说书到新文艺的发展历程，不仅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功效，也极大地促进了说书艺术自身的发展。这些都对当前说书保护工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注重说书艺人的培养
说书艺人的培养和自身艺术创作对于艺术的发展具有决定作用。“改造说书”运动中，对艺人的培养可谓不遗余力。首先，给予他们崇高的社会地位，如韩起祥被誉为“红色宣传员”、“三弦战士”。其次，物质方面的奖励也很可观，如编写新书词所获稿费八成都由说书艺人获得，参与编书的知识分子仅获两成。[25]160 这在当时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韩起祥曾用稿费购买316个芝麻饼劳军。[10]146再次，加强对艺人创作的鼓励和引导。“改造说书”运动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式，即知识水平、文艺素养较高的专家和民间艺人亲密合作。
（二）关注社会题材，重视大众需要
说书作为一门群众艺术，必须大众化。要做到这一点，说书艺人必须深入群众，感悟生活。在“改造说书”运动中，文艺工作者深入体验群众生活，积极向民间艺人学习。在作品的选材上，通常针对陕北农村特殊的环境和需求，将一些现实和容易理解的事件展现给群众。比如在宣传改造生活陋习时，他们选择的大多是关于破除迷信、讲卫生、禁烟等题材；在宣传战争事件时，则更侧重于解放区武装斗争方面的题材。
（三）发挥说书的批判功能
“改造说书”运动中，艺人和文艺工作者们充分发挥了说书针砭时弊、抑恶扬善的批判，赋予新说书作品以强烈的斗争性，对“二流子”、封建迷信、军队的反动统治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嘲讽，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达到了感染人、启发人、教育人的目的。这也是增强说书艺术自身生命力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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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的传说篇6
关键词 新闻领域 中国模式 反思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面对中国发展的奇迹，关注、探讨、总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已经成为世界性话题。人们以不同姿态、不同价值取向甚至不同心理出发，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对“中国模式”等话题展开描述、分析、评价、展望和反思，形成了比较广泛且浓厚的具有一定世界性的学术交流场域与氛围，①这对中国未来发展观念的创新、制度的建设、方式的设计，总体道路的探索，总体上看无疑是好事。但不无遗憾的是，新闻研究领域对这一问题，至今关涉甚少，更谈不上系统的、有影响的观念或看法；即使有，也大多是对30多年来中国新闻业改革、改进过程的历史性呈现，缺乏足够的理论总结、抽象和概括。因而，本文试图就新闻领域业已显现的中国模式做一些宏观的事实描述、总结和概括，并进行一些初步的反思，以引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为中国新闻传媒业的改革发展提供学术支持。 一、新闻领域中国模式的内涵解释
模式概念有多方面的含义，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或方面：一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模式，主要是指客观事物存在、运行的机制和结构方式；一种模式就是事物存在、运行的一种样式；这样的模式既是相对稳定的客观存在，也会在事物演变过程中不断变化。二是认识论、方法论意义上的模式，主要是指主体阐释认识对象的一种方式方法，②通常它是对客体对象的一种程式化的、简明化的把握。本文所说的“模式”，首先是指本体意义上的模式，是指中国新闻业实际存在的运行结构和方式；当然，我们对这种模式的认识、描述是否真实准确，则取决于我们的认识姿态与认识能力。但需要预先说明的是，我们并不先入为主地在价值论上评判新闻领域中中国模式的优劣。
当前学术界所讨论的“中国模式”，有广义和狭义两说：广义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模式，③具体包括政治模式、经济模式、文化模式、社会（狭义）模式、外交模式、军事模式等方方面面。狭义特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至少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模式。事实上，世界意义上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直到现在也主要聚焦于经济发展问题。但是，对于一定社会来说，并不存在孤立的经济活动，因此，关于经济模式的讨论必然会延伸到以政治领域为核心的各个领域。
毫无疑问，不管是在社会有机论视野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结构理论中，或是在关于新闻业的“社会中心观”（society-centric view of journa lism）解释框架中，④人们关于中国整体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探讨，对我们关于新闻领域中国模式的考察，都具有重要的前提意义或基础价值，同时也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作用。因此，离开全球化语境、离开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环境，我们不可能理解和把握中国新闻业的基本模式。这是我们在讨论这一重要问题时应有的自觉。
新闻领域的中国模式，或中国的新闻模式，构成了中国整体发展模式的重要构成部分，正像新闻业构成了中国整体发展的重要部分一样。进一步说，中国新闻业在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始终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任何其他社会系统都难以替代的功能作用。因此，探讨新闻领域的中国模式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
阐释新闻领域的中国模式，就是要揭示过去30多年以至更长历史时期中国新闻业的核心特征或实质性的内容构成；正是不同向度上的核心特征或内容，整合构成了中国新闻业的特有模式。观察新闻业的视野很多，但最根本的是新闻业的基本制度、性质定位、功能指向、运行机制等，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支配整个新闻业运行的核心观念或“主义”层面的指导思想，也即新闻意识形态。下面，我们就循着这样的路径，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二、新闻领域中国模式的内容构成⑤
实质性的内容构成，是我们描述新闻领域中国模式的核心任务。我们将以新中国新闻传播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业演进到今天的主导性实际情况为对象（当下的基本事实是以往历史积淀的结果），省略细枝末节，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模式做出描述。
（一）核心理念：“宣传新闻主义”
所谓“新闻主义”，就是相对比较系统的新闻观念体系；它是对新闻（广义）是什么、应该是什么的反思性回答，主要包括关于新闻（狭义）、新闻传播、新闻媒介、新闻媒体、新闻业之本质、属性、功能、价值等的基本观念，以及新闻、新闻传播、新闻媒介、新闻媒体、新闻业与社会环境关系的基本观念。⑥简单点说，一种新闻主义，就是一种关于新闻的本质观（事实观）、价值观，也就是一种新闻意识形态。从原则上说，任何新闻活动主体，都有自己的新闻主义或新闻意识形态，不同层次的新闻意识形态或新闻观念构成了一定社会整体的、庞杂的新闻意识形态系统。⑦
一般而言，在特定的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主导性的新闻观念，构成该社会的主导新闻观，或者说是主导性的新闻意识形态。主导性的新闻意识形态必然是该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有机构成部分；主导性的新闻意识形态引导着新闻业、新闻媒介、新闻传播的总体价值取向。
我曾在《新闻观念论纲》一文中对“主义”层面的新闻意识形态进行过基本划分和阐述：
在全球范围内，在历史向度上，出现过三种“主义”层面的新闻意识形态：宣传新闻主义、商业新闻主义和专业新闻主义（新闻专业主义）；⑧在当前的共时状态中，同样存在着这样三种“主义”层面的新闻意识形态。宣传新闻主义，商业新闻主义，专业新闻主义，是几种差异不小的新闻意识形态。从理论上说，宣传新闻主义以政治利益为至上目标，商业新闻主义以经济利益为至上目标，专业新闻主义以社会公共利益为至上目标。但新闻实践中的新闻主义，更多的是由各种主义形成的混合主义、混合观念，实际中很少存在、实行单纯的某种新闻观念体系或新闻主义。⑨
那么，我们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主导性的新闻意识形态（新闻观念、新闻主义）应该做出怎样的描述和概括呢？我以为，当代中国的新闻主义或新闻意识形态可以名之为“宣传新闻主义”，是三种“主义”层面的新闻意识形态之一。我的这一概括，只是一种新的概括性说法，其实并没有什么原创性，是人所共见的事实。
所谓“宣传新闻主义”，最直接、最简单的内涵就是：宣传既是新闻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新闻的主要归宿处，新闻在宣传新闻主义的实践中，作为宣传的工具和手段是其本质特征。中央电视台名牌栏目“焦点访谈”的标志性口号“用事实说话”，典型反映了“宣传新闻主义”的精髓，“事实”其实就是新闻，“说话”就是宣传，新闻是宣传的基本手段之一。
宣传新闻主义的实质大致有这么几点：首先，新闻媒介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坚持党性原则、服从党的领导，新闻业、新闻媒体、新闻工作者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作为党和政府（包括各级机构与组织的负责人）则要“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⑩使传媒成为党的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宣传新闻主义坚持把新闻作为极为重要的舆论引导手段，并把舆论引导提高到关乎党和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地位。同志在1994年1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说：“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11进入新世纪，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重视新闻宣传工作，重视舆论引导、舆论导向问题，强调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同志在2008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时明确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12再次，宣传新闻主义要求，新闻宣传要坚持正面宣传（报道）为主的方针。在1989年11月召开的全国新闻工作研讨班上，李瑞环同志作了题为《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的讲话，对这一方针作了权威性的解释，他说，“我们所说的‘正面’，所说的‘为主’，就是要着力去宣传报道鼓舞和启迪人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热爱伟大祖国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东西，鼓舞和启迪人们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而斗争的东西。总之，一切鼓舞和启迪人们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和社会的进步而奋斗的新闻舆论，都是我们所说的正面，都应当努力加以报道。”13“坚持这个方针，就是要准确、及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主流，让人民群众用创造新生活的业绩教育自己，形成鼓舞人们前进的巨大精神力量，在当前就是要造成一个有利于稳定局面的舆论环境。”14这一解释与要求直到目前并没有新的或大的变化。最后，宣传新闻主义要求新闻媒体、新闻宣传人员要积极践行“三贴近”原则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理念和方法，15获取良好的新闻传播效果。
中国的新闻改革，始终是在宣传新闻主义核心观念指导下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专业新闻主义的观念和做法、商业新闻主义的观念和做法被不断批判性的接收和吸纳。但就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占主导性的新闻主义或新闻意识形态仍然是宣传新闻主义，坚持的仍然是发展新闻学的基本理念。
（二）资产制度：国家所有16
从新闻资产所有制来看，中国新闻业实行的是全民所有制，也就是是国家所有制。在实行中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任何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新闻媒体。这方面已经有明确的规定，2005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其中明确规定了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的范围，具体包括：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等。二是新闻媒体要么直接隶属于国家机关（自然国有），要么必须有国家认定的主办单位和必要的上级主管部门，而这些上级主管部门也是国家机关或者党的组织部门。17
新闻资产所有制是新闻业作为事业和产业的根本，谁掌握了这个基础或根本，谁就掌握了新闻话语权。而新闻话语权当然不是简单的新闻信息传播，而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体系、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体系的宣传与建构问题，也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传承问题。因此，不难理解，新闻资产所有制一定是新闻体制改革中的根本，也是最核心之所在。
基于上述基本认识和判断，我们可以对新闻资产国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作进一步阐述：其一，新闻资产所有制是经济权力在新闻业中最根本和最核心的要素，决定了新闻话语权的性质和归属，而新闻话语权则是政治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宣传新闻主义的核心理念下，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必然也必须统一，一旦把经济权力（资产所有制就是最大的经济权力）放开，也就意味着在相当大程度上削弱了政治权力，因此，新闻资产国有制是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新闻业中达成统一的必要保证。其二、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中国一直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并会在将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持续下去，社会转型期也是社会矛盾凸显期和多发期。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复杂和尖锐，可以想象，一旦新闻资产可以以其他形式所有，这就意味着在社会常态或非常态情况下，极有可能出现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或冲突，必然对我国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以至经济发展带来冲击，这对国家、民族都不是有利的事情。
事实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或者说在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中，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能够团结一心、步调一致，振兴中华、复兴民族，其中重大原因之一就是，党和国家始终牢牢掌握着新闻传媒资产的所有权，从而从根本上保证了新闻传媒为党和政府的工作“帮忙”而不是“添乱”，使其成为描绘实现政治、经济、社会建设目标与理想的有力武器，这是中国新闻业的一贯精神和做法。
（三）业态性质：三种基本属性中定位
关于中国新闻业的性质，有一个通俗的、比喻性的说法：新闻传媒（它们的活动整合为新闻业）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18那么，这样的新闻业具有怎样的属性呢？到目前为止，主导性的观点认为中国新闻业是在双重属性中定位的；但近来也有新的观点提出，认为除了双重属性，也应该强调新闻传媒业的公共属性，应该在三种基本属性中确立中国新闻业的定位。
所谓双重属性，是指新闻业既有意识形态属性、事业属性，又有一般产业的属性。前一种属性意味着新闻媒体是舆论机构，是事业机构，是思想宣传中心，一句话，它是党的事业，新闻媒介是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因而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统率作用，坚持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以追求社会效益为最高目标，不能屈服于市场压力；后一种属性意味着新闻媒体是信息生产企业、文化产业的一部分，因而它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像其他企业一样在法律和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追求最大经济效益。19构成当代中国新闻业主体的所有新闻媒体，就是在这种既有事业性质、又有产业性质的双重属性中定位的。
从理论上说，意识形态属性从本源上受制于产业属性，经济是命脉，传播是表现。新闻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新闻市场，来自人们的信息需求、新闻需要。但意识形态是方向盘，把握它的是政治体制。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新闻体制改革的步伐是紧紧跟随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推进和发展的。
在政治与经济之间，在两种属性之间，当代中国新闻业中的新闻传媒并没有成为完全的市场经济主体，这是由新闻媒体是在这种既有事业性质、又有产业性质的双重属性中定位所决定的，各种传媒集团组建过程中的行政推力也表明了这一点。
就已经表现出的事实来看，产业属性意味着商业利益的至上性，意识形态属性意味着政治利益的至上性，而这两种属性能否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如何从根本属性上保证新闻业、新闻媒体、新闻职业自身的应当或理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即如何把新闻业建设成为真实的公共事业，如何把新闻媒介建设成为真实的公共平台，如何把新闻领域建设成为真正的公共领域，如何使新闻职业人成为真正的社会公仆，很多人以为在产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之外，还必须强调新闻业的公共性。只有在根本属性上确立新闻业的公共性，才能保证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对此，我将在后文的反思部分做专门的阐释。
（四）传播取向：两种主要功能中展开
作为党、政府和人民耳目喉舌的中国新闻业，在“宣传新闻主义”观念的指导下，新闻传媒的宣传功能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新闻业的功能开始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化，新闻本位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新闻的延伸（派生）功能得到了有力全面的提升。20但不管功能怎样变化，宣传功能并没有被弱化或淡化，而是得到了进一步的突显和强化。可以说，在新闻与宣传两种主要功能的实现中进行传播，是当代中国新闻业的突出特征之一。
中国新闻媒体进行宣传工作是公开的、旗帜鲜明的。中国新闻传媒从事的工作主要被称为“新闻宣传”工作，而不仅仅是“新闻工作”或“宣传工作”。中国的新闻传媒明白无误地表明要进行政治宣传和思想宣传，要引导人民、教育人民，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现党和政府的意志，要通过新闻媒介进行宣传和组织，统一思想和精神，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新闻媒体，不像西方媒体那样，即使做了宣传，也要遮遮掩掩。在中国，在党、政府和普通百姓的心目中，新闻工作者不仅是职业新闻人，也是职业的宣传工作者。普通大众，则更是把在新闻组织机构中工作的人员，看成是政府的人、党的人。因而，不管是党和政府，还是民间，甚或是新闻工作者自己，都把职业新闻工作者称为“新闻宣传工作者”。
对中国的新闻媒体来说，它们一方面把传播报道新闻本身作为直接目的，另一面则把报道新闻作为手段，以实现宣传目的，所谓“新闻宣传”正是这样的含义。早在1989年，同志就开始使用“新闻宣传”概念。“‘新闻宣传’不是指新闻传播和宣传，而是指通过新闻传播媒体进行宣传工作”。21而“用事实说话”不过是对这一含义略带学术味的表达，被称为新闻宣传的规律。新闻媒体通常追求的一种境界则是在传播中将新闻与宣传统一起来，即在新闻报道中实现宣传，在宣传中报道新闻。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对于不同的具体新闻媒体来说，它们在处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上有所差别。一般说来，产业属性较强的新闻媒体，也就是党、政府管理相对宽松的市场化媒体，更注重新闻报道，但在政治与新闻问题上，它们往往会自我把关；而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新闻媒体，比如各级党报、党台（电台、电视台）以及一些重点新闻网站等，由于往往受到某一级党组织和政府的直接管理，因而更注重新闻宣传。这是中国新闻业在长期的事业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图景。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两种主要功能中传播，并没有否认当代中国新闻业其他功能的存在和发挥。实际上，当代中国新闻业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媒体、媒介功能的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化。但就当代新闻业来说，将新闻与宣传自觉、明确且有机地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无疑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国个性、中国特色甚至可以称作是中国气派或中国模式。因此，我们可以在功能论的角度说，当代中国新闻业的模式就是：在两种主要功能中传播，并以宣传功能优先。
（五）演进机制：多元逻辑中运行
与改革开放前的新闻事业相比，尽管中国新闻业仍然保持着自身特有的性质、地位与作用，但当代中国新闻业已经处于全新的环境中。中国新闻业是改革开放中的新闻业，是处在全球化、信息时代、知识社会中的新闻业，是处在中国社会转型或大变革中的新闻业，是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的新闻业，是处在新的媒介生态、媒介格局中的新闻业，是处在新的传播技术和其他相关技术日新月异中的新闻业……；所有这些环境或条件，使当代中国新闻业的整体运行处在多种逻辑或多种力量形成的复杂机制之中。
首先，当代中国新闻业是在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定位中运行的，也是在越来越加突显的公共属性中演进的。因此，新闻媒体既要遵守作为意识形态机构的诸多政治规范，按照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方式进行传播，又要以企业角色（至少是准企业角色）适应市场经济的逻辑规则，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经营管理，同时还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维护公共利益，为社会大众服务。可见，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公共逻辑成为新闻业、新闻传媒遵循的基本逻辑，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成为传媒运行的总体方向。
在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和公共逻辑中，政治逻辑决定着新闻传媒的根本价值取向、意义追求，经济逻辑决定着新闻传媒生存的基础、发展的命脉，公共逻辑则在深层次上、以社会大众作为公民、作为市场的角色左右着新闻传媒的前途和命运。就三种逻辑形成的现实状况来看，政治逻辑是“稳中求进”，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新闻传媒始终把党性原则放在首位，在组织上、思想上始终坚持党对新闻传媒的领导。经济逻辑是“变中求稳”，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新闻业一直在探索实践各种经营管理方式；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如今已经在整体上开始步入市场经济体制，西方世界具有的各种经营新闻媒体的方式几乎在中国的土地上都已出现，报业集团、广播电视集团到处都是，跨地区的媒体经营方式、跨媒介、跨行业的经营方式成为事实，跨国经营也已迈出了步伐，提高和加强中国新闻传媒的国际传播能力成了国家的自觉，也成了大多数新闻传媒的自觉，“软实力”观念已成为新闻领域的普遍认识；市场经济的逻辑和机制已经开始作为一种巨大的力量支配着中国新闻业的生存与发展。公共逻辑则是初步显现，还没有形成看得见的机制，这也正是需要我们反思探讨的（见后文反思部分）。
其次，传播技术进步是当代中国新闻业迅猛发展的巨大力量，成为建构中国新闻业宏观景象、新闻传播宏观图景的极为重要的力量，22自然也成为影响各个层次新闻观念、新闻思维、新闻生产、新闻收受等等的重要力量。23顺便说一句，技术进步也成为影响新闻传播研究宏观走向的重要因素，24塑造着新闻传播研究的整体面貌。
在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影响下，中国新闻业的生态、格局正在变化，一个新的时代（后新闻业时代）已经开启，民间新闻与职业新闻的融合景象初步显现，25全媒体、融合媒体及其相应的全媒体新闻、融合新闻已经成为新闻图景的整体趋势。一言以蔽之，技术逻辑正在塑造着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图景。
从上述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政治逻辑、经济逻辑、公众或公共逻辑、技术逻辑等已经成为中国新闻业运行的基本逻辑，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构成了中国新闻业运作的基本机制。
注释
①只要我们大致浏览一下中国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些重要学术期刊，看看最近几年的目录，就可以发现以“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北京共识”、“中国特色”等为主题词的论文比比皆是。各学科都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关注这一问题。人民网的理论频道还设了专门的主题“聚焦中国模式”，参见http：//.cn/gb/40557/149513/。
②模式“是科学研究中以图形或程式的方式阐释对象事物的一种方法。”，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0页。
③有人将这样的整体模式描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具体包括这些内容：第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第二，坚持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循序渐进实行政治改革；第三，高效率和高度负责的政府；第四，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遵循国际规则；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逐步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参见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
④参见ari heinoene and heikki luostarinen，reconsidering “journalism” for journalism research， p227， see global
journalism research—theories ，methods， findings， future， edited by martin loffelbolz and david weaver， by blackwell publishing，2008。
⑤本部分的2、3、4、5诸小点，我曾在有关论文中有所论述，参见杨保军：《当代世界新闻业与中国新闻业总体特征分析》，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但本文对一些问题、观点作了新的解释或补充。
⑥参见杨保军：《“新闻观念”论纲》，载《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3期。
⑦作为意识形态的新闻观念，也像一般意识形态一样，可以依据不同主体存在，分为不同类型或层次，比如，人类的，社会的、媒体的和个体的。参见刘少杰：《意识形态层次类型的生成及其变迁》，载《学术月刊》，2011年，第2期。另参见杨保军：《“新闻观念”论纲》，载《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3期。
⑧关于专业新闻主义的历史、内涵与实质，以及在中国的表现，可参阅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载《新闻学研究》（台北），2002（71）。
⑨参见杨保军：《“新闻观念”论纲》，载《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3期。
⑩参见http：///cctvsurvey/special/01/20100105/103427.shtml.
11：《视察人民日报时的讲话》，参见《新闻工作者必读》，文汇出版社，2001年2版，第65页。
12：《在人民日报社考察时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一版。
13李瑞环：《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参见《新闻工作文献选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1版，第206页。
14李瑞环：《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参见《新闻工作文献选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1版，第202页。
15参见http：///newscenter/2003-05/20/con tent_878286.htm.
16注意，这里关于资产所有制的说明，主要关注的是新闻传媒，并不是针对整个传媒业。
17新闻媒体属国家所有，在现实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实行方式，即由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作为宣传文化系统全部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委托监管主体，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委托监管的国有资产自然包括新闻媒体。比如，上海市委、市政府就委托市委宣传部作为上海市属宣传文化系统全部经营性和非经营性国有资产委托监管主体，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责。构建上海文化领域国资监管体系的原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牵头领导，上海市国资委、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发改委等政府部门参与，遵守共同规则，实施单列操作。
18这一说法的原创者是。他在1985年2月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发言中说：“党的新闻事业是，自然也是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的喉舌，同时也是人民自己的喉舌。”参见：《新闻工作的性质问题》，见《新闻工作文献选编》，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288页。
19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两种属性中定位，意识形态属性是明确的，但产业属性定位实质上是模糊的。因为，新闻媒体到底是不是企业，一直没有明确的官方说法，或者说说法是模糊的。从1978年开始的关于媒体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制度至今没有改变。新闻媒体定位模糊也被看作是新闻改革难以有重大突破的重要原因。这其中暗含的理由仍然是新闻资产的所有制问题。
20参见杨保军：《论新闻的本体功能与派生功能》，载《理论月刊》，2010年，第3期。
21参见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7页。
22参阅杨保军：《简论新闻的技术建构》，载《当代传播》，2008年，第3期；或杨保军《新闻理论研究引论》第7章第2节相关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3参见蔡雯：《从面向“受众”到面对“用户”——试论传媒业态变化对新闻编辑的影响》；张征，马海燕：《从“单打选手”到“全能选手”——新媒介环境下的新闻采写变化探析》，均载《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5期。
24陈力丹：《新传播技术条件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的视野》，载《新闻战线》，2011年，第2期。
新年的传说篇7
【关键词】 杜拉斯；《情人》；传统；现代
杜拉斯的创作在70年代后就逐渐走向低迷，因为极端的晦涩难懂使得人们越来越多的害怕杜拉斯，害怕读她的作品，在人们认为杜拉斯已经江郎才尽之时，没料想70高龄的杜拉斯以一部《情人》重振江湖，掀起来文坛的热浪，并且冲出了欧美文坛，席卷了整个亚洲，1984年，杜拉斯因《情人》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再次获得了新生。《情人》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作品呢，能够带给杜拉斯新的辉煌呢？下文我们分析一下《情人》是怎样的一部作品，何以赢得人们的如此喜爱。
一、《情人》传统与现代的光影结合
在《情人》中，杜拉斯给我们带了前所未有的体验，既迎合了喜好传统小说读者的胃口，亦获得了偏爱现代小说读者的好评。杜拉斯一改往日的偏激，在晚年时，给人们带来了她的温柔。70多岁高龄的杜拉斯开始追忆60多年前的年华，把笔端再一次落在了逝去已久的东方，此时，埋藏在心中的印度支那情结再一次占据了杜拉斯的身心。杜拉斯决定将一段尘封已久的爱恋重新演绎在纸上。然而，当读者们在满足好奇心的同时，始终看不穿猜不透杜拉斯讲述的这个东方恋情亦真亦假，然而杜拉斯也并未做出任何解释，依然自顾自的沉浸在一种玄幻而真实的讲述中，这部作品也被定性为杜拉斯的自传体作品，而不是自传，因为人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推断杜拉斯生命中第一个也是最难忘的情人是否就是书中这位中国男子，但我们更愿意去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杜拉斯在《情人》中，讲述了美丽的爱情故事，在这传统的讲述中，仍然掺进了杜拉斯式风格，因此，这就是为何《情人》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与审美体验，原来传统的爱情悲剧也可以这样被讲述，爱情的悲剧在被杜拉斯独特的审美后，呈现出了一种很轻很飘渺的美感，那就是光与影的交幻，让人们分不清真实与虚构，一切都像梦幻般柔美。
1、后现代小说结构与传统故事素材的结合
《情人》讲述了一个很传统的爱情悲剧，法国贫穷的白人少女在越南与一位中国富家少爷的短暂爱情。看似是对传统文学中的爱情故事的一种模仿，但仔细去研读就会发现杜拉斯这则爱情故事的气质远远不同于传统的爱情故事，尽管开始结尾都很相似，然而主人公的气质与行文风格都与传统小说大相径庭，因此读者在读到这样一部作品时，并未觉得枯燥乏味，并没有审美疲劳，反而感受到了震撼的爱情，在叙述者看似很不经意很轻的叙述中，读者感受到了作者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伤痛与忧郁，这种情绪要比传统文学中的直接抒情议论更能打动人心，更具真实性。
叙述者在叙述时，时而是一位八十岁的老妇，时而又是十八岁妙龄的少女，而画面又跳到了一位十五岁少女的眼前，叙述者的年龄段转换，使得小说的结构被打乱，被零散化了。不再拥有传统小说的整一的叙述结构。在看不清楚杜拉斯要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故事时，只要耐心去拨开迷雾，拨开这些洒落在小说中的零散段落，便会清楚地发现隐藏在其中的故事。杜拉斯摧毁了传统小说的单线条结构，用无数个碎片编织了小说的结构，看似零乱，但却更加立体，时空的变换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读者在阅读小说时，犹如欣赏一副立体画，不能仅仅满足于画面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那些零乱的段落而窥到小说的深层结构，这时，小说便成了浑然一体的艺术品。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零碎段落都成了小说中不可缺少的部件。杜拉斯这种追求看起来和新小说的追求完全一致，但这种一致仅仅是表面的，她和新小说在本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情人》中有一条很明显、与传统叙事方式很接近的故事主线，这故事便是《情人》的故事，这也是杜拉斯拒绝接受后期新小说家这个称谓的原因。杜拉斯把传统和创新密切地结合在《情人》这部作品中。
2、主人公是谁
在《情人》中，叙述者“我”叙述了自己与情人的爱情，在叙述中回忆着情人，然而我们却感受不到情人的具体精神，也抓不到他的外形特征，一切都被叙述者消解了，反而，叙述者“我”却成为了小说的主人公。被叙述的情人不再是传统小说中认为的主人公，在传统小说中，被叙述的人物一定是主人公，就好比在《堂吉诃德》中，被叙述的堂吉诃德与桑丘是主人公，虽然叙述人也偶尔蹦出来面对读者，但仍是辅助作用，舞台主人依然是被叙述的对象。杜拉斯在这里对传统主人公的消解，可以被看作是在诉说真实的另一种手法，她将叙述者“我”演绎为主人公，故事的发展都得依赖叙述者的回忆，读者也就在真实与虚构中迷失了，似乎这位叙述者“我”就是杜拉斯，那么这个充满了东方神秘情调的爱情故事也变得真实可信了，甚至杜拉斯年轻时的模样被读者想象成了小说中那位美丽的白人少女，在湄公河与中国阔少相遇的正是当年生活在越南的杜拉斯。
用反传统的手法去演绎传统故事，更符合当代人的心理特征。如果没有“我”这个叙述者取代了情人的主人公地位，这个爱情故事定然会索然无味。杜拉斯在对人物形象处理上所采取的手法看似是属于新小说的创作手法，但是在本质上却不同于新小说，新小说的这类创作手法仅仅是为了形式上的创新，却没有内容的支撑，譬如，新小说对人物形象的消解仅仅是为了反传统，没有任何的思想意蕴，而杜拉斯在讲述一个传统故事的同时，采取了反传统的创作手法，会让读者耳目一新，同时不失去内容的支撑，反传统的创作手法在杜拉斯的笔下仅仅是为了更好的讲述一个传统的故事而服务的。
杜拉斯通过对《情人》这部小说结构的创新、对人物形象处理的创新，集传统与创新于一身，打破了历史与现实的隔离，传统与创新的界限，这也是杜拉斯晚年为何获得再一次辉煌的原因之一。
二、暧昧的诉说――游离于自传与自传体
杜拉斯在晚年的创作中，一方面致力于回归传统的创作文风，一方面仍然在创新的路途上不断开创着新天地。她在《情人》中，充分展示了自己驾驭文字的功底，确切说，在这部作品中，杜拉斯熟练地玩转传统与现代完美交换的更替游戏，用暧昧读者的文字诉说着关于60年前发生在湄公河上的爱情故事，在巨细无遗的文字描述中，读者没有理由去质疑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的真实性，潜意识里就认为故事讲述中的那个18岁的法国白人少女的名字就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然而这部作品却定义为杜拉斯的自传体作品，她自己默认，那么，读者不免有一种奇幻的感觉涌上心头，这般的文字效果则是来自传统与创新互相撞击带来的美学感受。
一般意义，自传是属于传统文学的范畴，然而《情人》被定位为自传体的或者自传性质的作品，则是对传统与现代的创作理念结合碰撞之后的一个概括容纳。杜拉斯一方面用传统的强调讲述了自古以来万变不离其宗的爱情悲剧故事，男女主人公相爱，分离直至永别。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读《情人》的故事没有感到审美疲劳，怀着一颗好奇的心热切的读下去，没有觉得杜拉斯的可以诉说，我们完全被她的情绪牵引，走进她的记忆，走进东方，游离在她的记忆之上，徘徊在她的模糊不清的意识流之中，然而突然的画面的切换，使我们陡然被带回现实，拉回镜头，我们似乎发现这并不是杜拉斯的事实，主人公又似乎和她没有联系，但是却又不甘心，读者在这般颠沛流离的阅读中，感受到了一种旷世恋情所带来的震撼，在小说结尾，杜拉斯写道：电话那头，情人说，是我。这头，我没有做声，但是我听出了他的声音。这样的简短一句言语，让我们感到心头一颤，很久未被感动的情绪被带了出来，这也许就是杜拉斯的独特魅力――杜拉斯式风格不仅仅在反转杜拉斯统颠峰时期的风格中有全面的体现，在后期回归传统的创作中，杜氏文风依然完美演绎，更加成熟，贴近人性。
我们没有必要去探究杜拉斯的爱情历史，我们不需要去追求这样一个中国情人是否真实，我们不需要去破坏这样一种暧昧的感觉，因为这都是杜拉斯带给我们的一丝模糊的美感。倘若真的翻开历史，寻根究底一番，会对文字的美感有所破坏，也是对作者一种不尊重，因为她在创作的那一刻，念头是美好的，初衷是纯文艺的，与世俗划清了关系，因此，我们在读这样一则传统的爱情悲剧时，需要保有一颗后现代的心，消解了一切，解构一切，一切都不重要，因为我们的生活没有一个所谓的权威，那么，作为一个后现代作家，杜拉斯的作品也同样具有了一种颠覆时代，颠覆权威的理念，这恰逢生活在现代的人们的精神。这也许是杜拉斯最后晚年创作为何再次大获成功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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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新年的传说篇8
关键词：研世说新语；作注；成书时间
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极为后人所推崇，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文选》李善注并称为“四大古注”，实为注家之楷模。宋高似孙《纬略》云：“梁刘孝标作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谓：“孝标所注，特为典赡。其纠义庆之纰谬，尤为精核。”2其为称誉若此。然由于时代的绵邈久远，有关《世说注》成书时间的记载已不甚明晰，所能勾稽的相关史料也极为有限，由此就造成了学术界对此问题众说纷纭的局面。据笔者粗略统计，有关刘孝标《世说注》成书时间的问题目前主要有六种看法。为直观起见，现将六种代表性观点与所持论据一并列出，见下表：
早持论者。余先生在《世说·文学》篇“僧渊初过江”条注文下留意到有“尚书令沈约撰《晋书》亦称其有义学”之按语，3据此认为刘《世说注》应在沈约任尚书令期间所作。《梁书·武帝纪》载：“天监六年冬闰月，以尚书左仆射沈约为尚书令、行太子少傅……九年春正月，以尚书令、行太子少傅沈约为左光禄大夫，行少傅如故。”4则沈约任尚书令的时间为天监六年冬十月至天监九年正月。另一方面余嘉锡又认为“世说注中孝标自叙所见，言必称臣，盖奉武帝敕旨所撰。”5因此将《世说注》成书时间的下限定为天监七年五月刘孝标离开京师远赴安成王荆州府前。萧艾则对余说作进一步修正，认为天监六年十月至天监七年五月仅六七个月的时间不足以完成如此浩博的著述工作，而应是在天监七八年即入安成王府后所作。另萧艾还认为《世说注》应与《类苑》同时所作，“编《类苑》与注《世说》并不矛盾，甚至《世说注》还是《类苑》编撰过程中的副产品。”1与萧艾观点截然相反的是范子烨。范子烨认为注《世说》与编《类苑》不可能同时进行，应是在《类苑》编成后的次年即天监九年开始为《世说》作注，下限则为普通二年孝标卒。唯如此，为《世说》作注的时间才能得到充分保证。赵建成也认为《世说注》的时间应在《类苑》之后，2与范说的差异仅在有关《类苑》的编成时间上存有分歧。王能宪则持论应作于天监初孝标入西省校书时，并认为注《世说》“非借皇家秘阁所藏之书不可”。3魏世民的意见则是将刘孝标注《世说》的时间与藏书条件两种因素一并考虑，从而得出“本书写作年代当不会超出梁天监元年至普通二年（孝标卒年）间”的结论。4
综合上述分析考量，除余嘉锡外，其余五说均围绕刘孝标作注所需的时间与藏书条件进行主观推测，并无具体文献史料的支撑作依据，实不足征信。而余嘉锡的观点也有未惬人意处，刘孝标要在短短六七个月的时间内撰成引书多达四百余种的《世说注》，于情理上毕竟难以讲通。笔者认为应将刘孝标作注的行为与梁朝修礼撰史的大背景及与刘孝标相关联的其他学士的情况结合作进一步探索。
一、《世说新语》为史部秘书
《梁书·王泰传》云：“天监元年，（王泰）迁秘
书丞。齐永元末，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乱殆尽。王泰为丞，表校定缮写，高祖从之。”5又
徐勉《修五礼表》载：“（天监元年）诏旨云：‘礼坏乐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定，以为永
准。’”6《隋书·经籍志》亦载：“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7结合三条史料可知，在梁朝禅代南齐的动乱之际，战火殃及秘阁所藏图书，因此梁武帝即位之后，就下诏进行校定缮写秘书的文化建设工作。秘阁所藏图书：
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8
显然校书工作也应分类按部进行。据史载：
天监初，（张率）直文德待诏省，敕使抄乙部书。9
天监二年，（到洽）直待诏省，敕使抄甲部书。10
俄有敕直寿光省，治丙丁部书抄。11
高祖闻其（任孝恭）有才学，召入西省撰史。12
则校书工作不仅分门别类进行，且校书地点也分设多处：文德省、寿光省、西省等。而据“任孝恭在西省撰史”的记载可知西省应负责史部的校书工作。另《隋书·经籍志》云：“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13那么西省所负责的史部是否即四部中的丙部呢？按《隋书·经籍志》将史部细分为正史、古史、杂史、杂传、旧事等十三类。丙部中的“史记”对应《隋
书》中的“正史、古史”，“杂事”则对应“杂史、
杂传”。据《隋书·经籍志》载：“杂传，因其事
类，相继而作者甚众，名目转广，而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14可知杂传、杂事即是稗官野史。因此“史记”、“杂事”实各为正史与野史，而囊括了正史与野史的丙部为史部无疑，则西省所负责典校的秘书正是丙部。另《隋书·经籍志》载：“《杂传》四十卷贺踪撰。”15而贺踪正是与刘孝标一同入西省校书的学士，《梁书·刘峻传》云：“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1也可证明西省在天监初年承担的职责应是典校史部秘书即四部中的丙部。
那么刘孝标的《世说注》会是这一时期的校书成果吗？或者说《世说新语》在当时的观念中果然属于史部秘书吗？
首先，从时代观念来看，《世说·轻诋》第二十四条记裴启《语林》向壁虚构谢安的语录而遂被废书一事，就已经表明当时人们对于《语林》是作为信史来看待的。《世说新语》与《语
林》皆为小说家言，则《世说新语》在当时也应被看作信史。此外，东晋史官干宝在撰正史《晋纪》的同时，还著有志怪小说《搜神记》，干宝在《搜神记》的序言中曾云：“今之所集……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明神道之不诬也。”2可见干宝是将《搜神记》当作可以与正史相提并论的信史来看待的，这也可以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视小说为史料的普遍观念。另外，宋人董弅刊刻《世说新语》，跋语云：“晋人雅尚清谈，唐初史臣修书，率意窜定，多非旧语，尚赖此书以传后世。”3唐修正史《晋书》也多参取《世说新语》，这更加说明《世说新语》虽为杂史小说，但却具有补充正史不足之处的史料价值作用。
其次，从刘孝标本人对《世说注》性质的认识看，刘孝标的《世说注》是以裴松之《三国志注》为蓝本。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云：
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收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事出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4
裴松之上表所言乃是说明自己为《三国志》作注的原因、体例与宗旨，而刘孝标为《世说》作注的宗旨体例与裴注极为相似，即纠正《世说》中的错误，补充相关史料，阐释原文意旨以及列出同一史事不同说法以存异等。此外，刘孝标还继承了裴松之首创的“别传”这一注释体例。对裴注体例的有意借鉴，本质上采用了注史之法。另据笔者统计，刘孝标为《世说》作注征引古籍达453种，其中史部典籍占305种之多，引涉如此众多史书作注，显然刘孝标是以史的意识来看待《世说新语》的。张明博士则通过对《世说注》中处理所引文献作者的方法进行考察，也认为“刘孝标是以史家观点来注《世说》的。”5
综上，无论从时代观念，还是《世说注》的体
例性质，都可证明《世说新语》应归属于史部秘书。结合前引《隋书·经籍志》所载“（杂传）推其本源，盖亦史官之末事也”，可知贺踪所撰的《杂传》与《世说新语》在内容上同属稗官野
史。这就是说，天监初年与刘孝标同入西省的学士贺踪编撰《杂传》四十卷，而刘孝标在西省的具体典校工作则为《世说新语》作注，即两人共同负责典校丙部中的野史即“杂事”类。
二、《世说注》为奉敕之作
《世说注》既然是刘孝标在西省的具体典校工作，那么按此逻辑推，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实际上属于奉敕行为，下面结合各家观点进一步考辨。
前曾引余嘉锡的观点“世说注中孝标自叙所见，言必称臣，盖奉武帝敕旨所撰。”6余先生所谓“言必称臣”即指刘注中出现的“臣按”、“臣谓”语，如《汰侈》“王君夫有牛”条刘注作：
“臣按其《相经》云”，《贤媛》“王公渊娶诸葛诞
女”条刘注云：“臣谓王广名士”。据此余先生推断《世说注》应是刘孝标奉梁武帝之命而作。徐传武也认为“孝标多次自称作‘臣’，所以刘注应是奉敕——即奉梁武帝之命而作的。”7当然余嘉锡与徐传武二人的观点只是一种推测性意见，之后范子烨提出疑异，认为“臣按”、“臣谓”之语乃是赵宋人羼入，并非奉敕之作。1笔者以为，刘《世说注》为后人增附、删减确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通过遍检史书，并没有发现宋朝曾下诏典校《世说新语》的相关记载，范先生也没有指出具体的史料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对《世说注》记载的真实性在整体上持信任态度。结合前引《梁书·刘峻传》“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的记载可知，《世说注》中出现“臣按”、“臣谓”之语正是对刘孝标入西省奉诏校书的呼应。另《隋书·经籍志》载：“《小说》十卷，梁武帝敕安右长史殷芸撰。”2则殷芸曾奉敕编撰与《世说》同属“杂事”类的《小说》，可作为《世说注》为奉敕之作的辅证。笔者还以为，正是由于《世说注》为奉敕之作，注文中才会有“尚书令沈约”的称呼。徐勉《修五礼表》云：
五礼之职，事有繁简，及其列毕，不得同时。《嘉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七日上尚书，合十有二秩，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条；《宾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书，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条；《军礼仪注》以天监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书，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条；《吉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书，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条；《凶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书，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条：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又列副秘阁及《五经》典书各一通，缮写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获洗毕。3
从此表中可知，秘阁四部中的经部在各项礼仪校注完毕后，按照既定程序当上报尚书令，则可推知四部中的史部也应按此固有模式上呈尚书令。换言之，《世说注》撰成也应由尚书令过目检核。刘孝标既然引及沈约所撰的《晋书》，又需呈报于沈约，才会有此敬称。这是《世说注》确为奉敕之作的另一条有力证据。
梁武帝为何要敕诏刘孝标入京撰写《世说注》？或者说，刘孝标本人在奉诏前是否已经具备为《世说新语》作注的条件？陈垣指出“以今日观之，孝标之注《世说》及撰《类苑》，均受其在云冈石窟寺时所译《杂宝藏经》之影响。
印度人说经，喜引典故；南北朝人为文，亦喜引典故。《杂宝藏经》所载印度故事，《世说》及《类苑》载中国故事，当时谈佛教故事者，多取材于《杂宝藏经》；谈中国故事者，多取材于《世说新语注》及《类苑》，实一时风尚。”4陈垣认为刘孝标早年在北魏云冈寺翻译佛经的经历对其后来作《世说注》善引典故这一方面有很大的帮助。笔者则拟从刘孝标自身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来进行分析，因为正如清人叶德辉在《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自序中所言：“《世说注》中所引书凡得经史别传三百余种，诸子百家四十余种，别集廿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释道三十余种。”引涉的书目遍及经史子集，可见为《世说》作注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能够做到博闻强识。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梁）天监初召入西省”之前的刘孝标在学识上已经达到这一要求吗？
《梁书·刘峻传》云：“齐永明中，从桑乾得还，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
借，清河崔慰祖谓之‘书淫’。”5《南齐书·崔慰祖传》则谓：“好学，聚书至万卷。邻里年少好事者来从假借，日数十帙。慰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6结合这两条史料可知，崔慰祖乃是刘孝标在南齐时曾同游书圃的好友，而且刘孝标祈借“异书”的途径多从崔慰祖处所得。高似孙《纬略》云：“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别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记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7
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时所引“出于正史之外”、“闻见未接”的这些文献资料极有可能在南齐“更求异书”时已经有所涉阅。
另据《隋书·经籍志》载：“《海岱志》二
卷，齐前将军记室崔慰祖撰。”1按，《海岱志》在《隋书》中属于杂传类，那么刘孝标所祈借的
“异书”中一定也包括杂传类。前已考知，《世说新语》与《杂传》在内容上同属稗官野史，则刘孝标在崔慰祖处借阅“异书”时对《世说新语》这类小说家言也定会有所涉猎。此外，《南齐书·崔慰祖传》中还有“建武中，诏举士，从兄慧景举慰祖及平原刘孝标并硕学”的记
载，2可见刘孝标在南齐建武年间时已被推认为博览强记的硕学之士，对经史子集各个门类知识的掌握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更不用说《世说新语》之类的小说野史。还有，据《梁书·刘峻传》载：“时竟陵王子良博招学士，峻因人求为子良国职，吏部尚书徐孝嗣抑而不许，用为南海王侍郎，不就。”3又《南齐书·武十七王
传》云：“永明五年，（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4尽管因为其他客观原因求萧子良处国职失败，但刘孝标的求职本身就已经表明他能够胜任“抄《五经》、百家、《四部要略》”的工作，而为《世说新语》作注的能力更是不言自明。
以上分析可知，从刘孝标自身的学识来看，在“（梁）天监初召入西省”之前已具备为《世说新语》作注的条件。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感慨：“嗟乎！以峻之才识，足堪远大，而不能探赜彪、峤，网罗班、马，方复留情于委巷小
说，锐思于流俗短书。可谓劳而无功，费而无当者矣。”5刘知几更是认为，刘孝标的才识可与班固、司马迁相颉颃，为《世说新语》这类小说野史作注更是大材小用。这也说明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确是被动接受的行为，即受梁武帝之命入京奉诏校书。
总之，撰写《世说注》应是在梁朝天监年间修礼撰史的大背景下刘孝标奉诏校书时的具体工作，而刘孝标奉诏校书的时间与撰写《世说注》的时间二者之间必然有紧密关联。下面将首先对刘孝标在梁朝奉诏校书的具体时间进行考证，进而考察《世说注》的成书时间。
三、刘孝标奉诏校书时间考
有关刘孝标在梁朝奉诏校书的时间问题，与其在天监年间的行迹有密切关联。笔者通过比勘史料发现，刘孝标在天监年间实际上有两次奉诏校书的经历，考证如下。
《文选》李善注引刘孝标自序云：“梁天监中，诏峻东掌石渠阁，以病乞骸骨。”6而《梁
书·刘峻传》则谓：“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峻兄孝庆，时为青州刺史，峻
请假省之，坐私载禁物，为有司所奏，免官。”7虽然这两则材料的内容都是记述刘孝标在天监年间校书离职之事迹，但细加寻绎，我们发现二者所指并非一事。首先，在时间的表述上存在差异。《梁书·刘峻传》记为“天监初”，而《文选》作“天监中”；其次，校书任务不同。《梁
书》是参与典籍校订，《文选》则为主持“石渠
阁”典校工作。8刘孝标曾撰有“《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四卷”，9因此“东掌石渠阁”应是指刘孝标掌持文德殿秘阁藏书目录的编撰任务，而不是在西省典校秘书；再次，离职原因也不同。《梁书》是“为有司所奏免官”，性质为被动离任，而《文选》则为“以病乞骸骨”，乃是主动辞职。因此，刘孝标在天监年间应有两次受梁武帝之命入京奉诏校书，而有关这两次奉诏校书的具体时间也可以考知。
《梁书·王泰传》云：“天监元年，王泰迁秘
书丞。齐永元末，后宫火，延烧秘书，图书散
乱殆尽。王泰表校定缮写，高祖从之。”1则高祖梁武帝在天监元年就已经下诏典校秘书，结合《梁书·刘峻传》“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书”2的记载，可知刘孝标入西省校书的起始时间也应在天监元年。
另《南史·刘峻传》云：“峻兄孝庆，时为青州刺史，峻请假省之，坐私载禁物，为有司所奏免官。”3刘孝庆任职青州刺史的时间因史料的缺乏已失考，因此刘孝标被免官的时间也不能考知，然其下限仍可推之。如上文所言，刘孝标第二次奉诏的任务是掌持文德殿藏书目录的编撰任务，《梁文德殿四部目录》四卷即是其编撰成果。南朝目录学家阮孝绪在其《古今书最》中存有《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我们认为其中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目录”应指刘孝标所撰的《梁文德殿四部目录》，理由如下。
《隋书·经籍志》云：“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4则术数应归属于四部中的乙部类。《隋书·经籍志》又云：“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梁有秘书监任昉、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5由此可知，“梁有《五部目录》”即是指刘孝标所编纂的文德殿四部目录以及从乙部中分离出并由祖暅撰名的术数书之目录，也就是阮孝绪在《古今书最》中所收存的《梁天监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则刘孝标在文德殿编撰四部目录的起始时间至迟在天监四年。换言之，天监四年也应是刘孝标第二次奉诏校书的下限时间。
徐传武在《〈世说新语〉刘注浅探》一文中指出“刘孝标入梁以后，曾被召入西省典校秘书，奉安成王之命抄录事类，编纂类苑，未成，因病去职。后被梁武帝以文学之士召用。”6显然徐先生也推测刘孝标应有两次奉梁武帝之命的校书经历，这与上文的考证结果是一致的。但他认为刘孝标第二次奉诏校书的时间在天监七年入安成王荆州府之后的观点则不能成立。《梁书·刘峻传》云：“及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抄录事类，名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7结合前引《文选》“梁天监中，诏峻东掌石渠阁，以病乞骸骨”的记载，可知天监七年入荆州后的“复以疾去”正是对刘孝标第二次典校秘书时“以病乞骸骨”之事的呼应。否则“复”字该作何解释？因此第二次奉诏校书的时间必定在入安成王府前，也由此推导出第二次校书离职的下限时间应为天监七年。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刘孝标在天监年间共有两次奉诏校书的经历。第一次为天监元年至天监三年（免官下限）在西省参与典籍校订，第二次为天监四年至天监七年（入荆州前）在文德殿主持秘阁藏书的目录编撰工作并继续典校秘书。第一次奉诏校书即初入西省的时间为天监元年，这也是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的起始时间。前引《世说注》曾有“尚书令沈约撰《晋书》亦称其有义学”之按语，而沈约始任尚书令的时间为天监六年十月，则表明至迟在天监六年十月《世说注》还没有撰成。这就是说，刘孝标在被免官前即第一次奉诏入西省时并没有完成《世说注》，第二次奉诏后又接续其作注工作，当然撰成《世说注》的下限应为天监七年入安成王荆州府前。
综上所述，刘孝标为《世说新语》作注的起始时间为天监元年，完成的下限时间则为天监七年五月。
[作者卫云亮（1983年—），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