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6 23:55:18
历史辗转了千年，那段情爱的绝唱随风而逝了，人们却真切地记住了以肥硕为美的杨玉环。
杨玉环（719——756），号太真，蒲州永乐（今山西省永济）人，蜀州司户杨玄琰的女儿。唐玄宗李隆基的贵妃。
杨氏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734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纳为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王妃，时杨氏年16岁，李瑁也年约16岁。737年，玄宗宠爱的武惠妃死，后宫数千宫娥，无一能使玄宗满意。高力士为了讨玄宗的欢心，向玄宗推荐了寿王妃杨玉环。740年，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至寿王宫召杨氏，令其出家，号太真，住于太真宫。745年，另立左卫中郎将韦昭训的女儿为寿王妃，玄宗册封杨氏为贵妃，“父夺子妻”，成为唐朝宫闱的一大怪闻。
杨贵妃有三位姐姐，皆国色，也人宫，封为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每月各赠脂粉费十万钱。虢国夫人排行第三，以天生丽质自美，不假脂粉。杜甫《虢国夫人》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思，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宛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杜诗详注》卷二）乃为事实之写照。
美人，三千宠爱集于一生，衣袂飘动，暗影浮光，《霓掌羽衣曲》的旋律，淹没历史的钟鼓。
杨贵妃靠一身姿色赢得重宠，她的兄弟均赠高官，甚至远房兄弟杨钊，原为市井无赖，因善计筹，玄宗与杨氏诸姐妹，令杨钊计算赌账，赐名国忠，身兼支部郎中等十余职，操纵朝政。玄宗游幸华清池，以杨氏五家为扈从，每家一队，穿一色衣，五家合队，五彩缤纷。沿途掉落首饰遍地，闪闪生光，其奢侈无以复加。杨家一族，娶了两位公主，两位郡主，玄宗还亲为杨氏御撰和彻书家庙碑。
真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有一次，杨贵妃恃宠骄纵，得罪了玄宗，被玄宗谴归娘家。可是，贵妃出宫后，玄宗饮食不进，高力土只得又把她召回来。750年，贵妃偷了二十五郎的紫玉笛，独吹自娱。事发，以忤旨又被送出宫外。贵妃出宫后，剪下一绺青丝，托中使张韬光带给玄宗，玄宗大骇，又令高力士把她召回。张祜《分王小管》诗云：“金舆还幸无人见，偷把分王小管吹。”（《中晚唐诗叩弹集》卷五）就是咏此事的。杨贵妃知道玄宗没有她，便寝食不安，更为骄纵，杨家“出入禁门不问，京师长吏为之侧目”。时人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之谣。（《杨太真外传》））李肇说：“杨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杜牧《过华清宫》绝句有证：
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一代帝王被几颗“妃子笑”迷倒，那才是历史的真正悲哀啊！
渔阳的鼓点惊醒一夜，马嵬坡、早就为《长恨歌》填上了一个苍凉的休止符。古藤老树昏鸦，有幸与千载难逢的凄美拴到一处。
天宝中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立过边功，深得玄宗宠信，令杨氏姐妹与禄山结为兄妹，杨贵妃则认禄山为干儿子。禄山以入宫谒见干娘为名，竟明目张胆地调戏起杨贵妃来。
这些是为安禄山后来造反奠定了基础，杜牧《过华清宫》诗：
新丰绿树起黄埃，数骑渔阳探使回。
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
万国笙歌醉太平，倚天楼殿月分明。
云中乱拍禄山舞，风过重峦下笑声。
755年11月，安禄山反，玄宗仓皇入川，次年途经马嵬驿（今陕西省兴平县西），军队哗变，逼玄宗诛杨国忠，赐杨贵妃自尽，时年38岁。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叙玄宗与贵妃的悲剧故事。
杨贵妃能诗，《全唐诗》收有其《赠张云容舞》一首云：
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枭枭秋烟里。
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
杨贵妃写女入的舞姿，比之秋烟芙容，若隐若现；复比之岭上风云，飘忽无定，人生无常，更比之柳丝拂水，婀娜轻柔，衬以罗袖动香，可谓出神入化。
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其：“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旅”名句（《李太白全集》卷五）更成为千古绝句。贵妃死后，玄宗人蜀，“行至扶风道，……又至斜谷口，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声，隔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因采其声为《雨霖铃曲》。”（《杨太真外传》）这就是后来宋词《雨霖铃》词牌的由来。
一条丝巾怎能悬住生命的沉重？
一代帝王啊！你不是万人之上吗？却护不住自己柔弱的爱妃；你不是一言九鼎吗？却眼睁睁看着落鱼沉雁闭月羞花的容颜伸向死神的白绫。
把一场战争的罪过，加到妩媚的女人身上，这是男人莫大的悲剧。
红颜祸水？坐在龙椅上的帝王，你这样说吗？
帝王啊！爱江山也爱美人的帝王，江山已失，美人蔫存？
关键词：汉苗交界；清水江下游地区；苗族侗族家谱；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G2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1-0038-08
在边缘族群与中原王朝互动的专题研究中，族谱的价值正受到越来越多历史学与人类学学者的重视。刘志伟以广东族谱为依据，考察了在明代珠江三角洲的开发背景下，土著族群宗族的建构与汉化过程。他认为，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宗族发展历史上，非土著的族群身份，编户齐民的社会身份和士宦之家的文化身份，都是在明代国家制度的变化过程中，成为在地方上寻求正统性身份认同的重要资源。对历史记忆的选择甚至虚构，形成了大致相近的宗族移民叙事结构，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国家认同建立的手段和结果[1]。黎小龙通过梳理正史与方志资料，论证了渝黔土家族大姓冉、田、白、张为三峡地区的古姓，指出这些大姓族谱中的冒籍中原华夏同姓，伪托郡望的现象是西南少数民族汉化进程中的文化现象[2]。日本学者菊池秀明以广西壮族族谱为线索，对广西壮族汉化的构造加以分析，他特别以处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交界线上的强宗豪族莫氏为例，分析了“成为汉族”是怎么回事。他认为读书应试与建功立业是地方豪族融入国家体制的重要途径。作者还强调，在科举制度下，以儒家文化作为“华夷”区别的基准，并通过汉字来传播这种文化的做法，正是中国世界同化周边诸民族并不断膨胀的秘密所在[3]。
贵州清水江中下游流域自古为苗族侗族聚居区。清水江水道“上控黔东，下襟沅芷。囊百蛮而通食货，顺江流而达辰常”[4]。是贵州东下湖南的交通要道。这里出产的优质杉木称“苗木”，自明代始便浮江而下。在木材漂流的过程中，汉族屯兵、商人、农民络绎而来，与土著族群杂居交错。传统 “苗疆”的边缘也由湘黔边向贵州内地西移。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清水江下游的天柱千户所和汶溪千户所改为天柱县，原来的“蛮夷之区”进一步向“文明礼仪之邦”迈进。清朝雍正“改土归流”以后，国家权威的强化促进了边陲与内地的联系，加速了清水江中下游苗侗社会的 “王化”进程。如《乾隆清江厅志》的描述：“经圣天子武功文教，恩威四讫，各大吏承流宣化及职此土者加意抚绥，休养生息，服教畏神数十年。向之言类侏离者，今则渐通礼数矣……苗裔竞有通经应试如内地之仲家者，风会駸駸日上矣。”[5]在此背景下，清水江下游苗侗社会兴起了宗族化热潮，突出表现就是建祠修谱活动的大量出现。
一、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建祠修谱活动
建祠修谱是宗族建构的主要内容。根据田野调查，清水江下游的建祠修谱活动始于康熙年间，而大量兴起于乾隆年代。现在天柱县始建于康熙年间的宗祠有2座，始建于乾隆年间的宗祠有27座。见表1。
家谱的编写时间则相对晚于宗祠的修建时间。我们在清水江下游天柱和锦屏两县收集的家谱资料中，发现首修于清代道光以前的族谱主要有13种，见表2。
家谱的编写时间滞后于宗祠修建时间，主要原因是因为家谱编写是一个系统工程。特别是首修家谱，一般都要远赴湖南、江西等汉族地区寻根问祖，抄录同姓家谱。因而建祠易，修谱难。有些家谱在序言里就记述了与外省汉族联宗的过程。如天柱《乐氏族谱》记载了乾隆甲寅年（1794年）与湖北大冶乐氏联宗的经过：
乾隆甲寅岁，承大冶县宗先生讳和声者，仲春初起程，泛舟跨汉江，飘鄂湖，途经三月，于初夏抵梓，雅意联宗。噫！其惫甚矣！谓非先祖在天之灵，冥中默遣而来欤。亦先生诚意笃宗，不遗其亲以来矣，手出谱本并序小引录遗先君贯公，乃江西太和潜公原谱也。肇自（周代）宋大心公受姓，逮明初，纪年二千余春，序派四十五世。前传后续，有条不紊；宗功祖德，无美弗彰。合族聚观之下，油然兴孝敬之思，蔼然动亲亲之意。百世以上，千里而遥，精意所通，如感格一堂也。①（①（天柱）乐氏族谱（序），民国三十三年刻本。）
乐氏族谱另一则序言则记叙了从建祠到修谱相距45年的经过：主修人乐大成之祖父于乾隆甲午年（1774年）建祠，甲寅年（1794年）获湖北老谱。苦心数十年，与族人每欲玉成谱牒，至嘉庆丁卯（1807年）作古而家谱未成。其父欲继其志，然老而倦勤，便把修谱重任交到了乐大成手里，并嘱咐乐大成说：“子年富力强，笔锋颇得，且正值性成，盍偕各房干事者共襄其美。”于是，有国学生身份的乐大成至嘉庆己卯年（1819年），经过三代人的努力才终于修成家谱。
天柱《蒋氏族谱》序言也记述了抄录同姓旧谱的经过：
丙寅春，阖族草创族谱，余一支族众推翰与兰为首事。因不殚辛勤，广求博访，欲得伯龄公（周公之第三子，封于蒋，为蒋姓始祖。笔者注）以下世系，而历载之未获一见。丁丑之夏，因公在县，有黔阳茶陵溪宗人明伟、明轩、明和携谱至黎平而归。时三房宗廷偶与之相遇于东门客舍，余即接归寓所留而款之。因思吾祖实由黔邑（即湖南黔阳——笔者注）而来，或者有合亦未可知。请谱披阅，彼籍出自广西全州念九郎之后，与吾祖世传河南开封府籍甚不相同。然自伯龄公及建公六十余世在在可稽。由是同归大段（属天柱县——笔者注），约通族首士录其源流。虽其人其事世世相承，未审的否，然亦非无本而来也。兹首登之谱编，不敢忘其所得之故，以昭示来兹于不爽云②（②（天柱）蒋氏族谱（序），民国元年刻本。）。
该段序言虽然说所借阅谱牒与自己家族世传祖籍河南开封不同，但旧谱所记蒋姓得姓始祖西周伯龄公以下六十余代世系在在可稽，脉络清楚。就这样，边缘族群通过与内地汉族同姓联宗而建构了汉族祖先记忆。王明珂认为，移民所造成的新族群环境，除了提供结构性失忆滋长的温床外，也往往促成原来没有共同“历史”的人群，以寻根来发现或创造新的集体记忆[2]32。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土著族群的汉族祖先记忆便是在寻根的过程中发现或创造的。
二、清代清水江下游族谱编写的特点
（一）家谱编写的主要成员是家族中的儒学知识分子
如表1所示，家谱编写的主修人中具有科举功名或官员身份的占到一半以上。有些编撰者虽然从家谱序言中看不出什么身份，但从他们对文言文写作的娴熟程度来看，自然也是饱读诗书的儒林士子。从天柱远口杨氏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二修族谱的执事芳名册看出，11人执事中有生员5人，长官司长官2人。③（③（天柱远口）杨氏族谱，民国二十年刻本。）清代清水江中下游地区的修谱热潮体现了边缘社会土著知识精英们建构华夏正统性文化身份的愿望和对大一统国家认同心理的表达。如下面两则序言：
序1，国学生乐大成嘉庆己卯年（1819年）撰《乐氏族谱》序言辑录：
清世祖撰广训十六条，首敦孝弟，次睦宗族。海隅苍生，罔不率俾。生今之世，为今之民，敢不仰体元首之教，序昭穆，明尊卑，登一族于惇庞，共昭太平之盛哉。④（④（天柱）乐氏族谱（序），民国三十三年刻本。）
序2，贡生袁兆昆撰天柱《袁氏族谱》序言辑录：
庶几尊其祖，敬其宗，敦其本，睦其族，不坠帝廷大孝之风，即圣帝协和之法也。然异姓传道统，同姓传世统。传道统者，祖述；传世统者，希圣希贤，宁不传道统哉？是故谱牒不修，则前何以绳祖武，后何以贻孙谋。余约众族于天柱城之家祠内公修谱牒，前可以绳其祖武，后可以贻厥孙谋，俾子子孙孙勿替引之矣，是为序①（①（天柱）袁氏族谱，民国六年刻本。）。
序1、序2都把敬宗睦族，亲亲之道视为“元首之教”“帝廷大孝之风”“圣帝协和之法”，体现了对国家权威的高度认同。这种认同的形式便是边缘族群中的精英分子通过建构华夏世胄身份，并极力与“苗”类划清界限，进而通过读书应试的途径而跻身国家的官僚系统。从锦屏县亮寨长官司龙氏长官的家谱《迪光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龙氏子弟外出求学时，似乎都要带上家谱作为自己正统华夏身份的证明。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贵州巡抚贺长龄为龙氏家谱所写序言，便是应一位在省城贵山书院学习的龙氏子弟之请所写。贺长龄的序言记叙了这一过程：“一日（龙生）诣署谒予。予观其人，沉静温雅。座间询其家世。次日以家乘进，并呈其先人嘉会、仁山、约斋等诗文及长官禹夫所辑全黔人鉴一书于予。读之，因悉其家学渊源。龙生之所以拔起特出者，其来有自也。龙生勉乎哉！恢先绪即迪前光，尔能为家作白眉，即能为吾副青眼也。”当时这位龙氏子弟远赴省城贵阳求学，家谱却随身携带，足见家谱在身份证明上的重要意义。贺长龄序言中的“恢先绪即迪前光”也就成了龙氏土司家谱取名“迪光录”的来源。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贡士龙绍讷到京城会试，虽然万里之遥，仍然把家谱带在身边，并请当时的军机处官员王积顺为之作序。如王积顺所撰序言：“龙君绍讷，予典试黔南所取士也。今年来会礼部试，携其家乘一册至京，求予一言以为序。”
（二）地方官员积极支持民间修谱
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各个姓氏宗族所修家谱中，大都有地方官员的赠序。当然，能否获得地方官员的赠序还和家族在地方上的声望有关。其中最突出的是锦屏县龙氏土司家谱《龙氏迪光录》，该家谱收录了曾在贵州任职的四品以上地方官的序言6例，见表3。
为什么地方官员积极支持民间修谱呢？从他们的序言中可以看出，建宗祠、修家谱等宗族活动正是地方官员推行封建教化的重要手段。如以下辑录部分官员赠序：
序3，赐同进士出身，署黎平府事冯萼舒康熙四年（1665年）撰《龙氏迪光录》序言辑录：
予谓观于前可以励于后。长官之先人有守有为者，班班可考。从此激昂奋发，使宗族人人有继继承承之思，入则为家之孝子，出则为国之良吏。于以鼓吹休明，而匡扶时事，不亦善乎。若乃敬宗收族，以时习礼于祠堂，长官宗族知之矣，予又何言②（②（锦屏）龙氏迪光录，同治三年刻本。）。
序4，知黎平府事王勋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撰《龙氏迪光录》序言辑录：
予惟广教化，美风俗，使地方人知尊祖敬宗，于焉亲睦，固太守事也。……龙氏之先，侯王封谥，代有显宦，载之家乘邑志，其子孙类能道之，予可以不论。至其长官一职，上下数百年，毋亦先泽实有不可斩者耶。君其讲明理一分殊之旨，相与立师以教之，笃恩以联之，于以发其孝弟之心而长其淳睦之意。行见礼族之盛，达于州闾。予守兹土，亦乐夫俗之有成而可为乡里法也。君与宗族勉乎哉。③（③（锦屏）龙氏迪光录，同治三年刻本。）
序5，赐进士出身文林郎任会同县于文骏乾隆十八年（1753年）撰锦屏县茅坪《龙氏族谱》序言辑录：
儒者出宰方隅，苟有关于人心风俗，莫不诱而张之。诚以治乱起于风俗，风俗本乎人心，两者厚而操刀无难矣。……迄乾隆十八年，余奉宪檄修邑乘，（龙）艳衢偕兄侄数人恳以太祖忠悃登志。余命呈谱以验，乃宋世中叶禹官父子也，何为而至今不劂也？……子之来丐我者，诚有关于人心风俗之大，而其量不仅于家也。……凡无所挟而来者，吾皆诱而彰，况殁而祭者之俎豆常馨；生而足师者之学行兼举，而顾不为之掇一言以吹嘘其祖德，可许其子孙以附春秋蔡季之义也乎，是为序。①（①（锦屏县茅坪）龙氏族谱，民国三十三年刻本。）
序6，赐进士出身知天柱县正堂张如相嘉庆十九年（1814年）撰天柱《蒋氏族谱》序言辑录：
圣天子仁孝治人之化，欲使斯人由亲亲以及尊尊，共遵夫荡平之道。今而后族之人其益进而勉焉。饬伦纪，敦礼让，秀者服仁义于胶庠，朴者勤职业于畎亩。以贤劝愚，以善变俗，凛而念先型，笃亲睦而虔爱敬，毋忘兹作谱初意焉。将见人文蔚起，世泽流芳，是固蒋氏之幸，抑司是邦者所甚乐也。②（②（天柱）蒋氏族谱（序），民国元年刻本。）
从以上官员赠序中可以看出，封建士大夫出任地方官，便承担着宣布圣教，移风易俗，以仁孝化人之重任。而宋代以来以亲亲之道为特征的宗族制度正好成为封建地方官员推行教化政策的工具。由亲亲以及尊尊，移孝作忠，“入则为家之孝子，出则为国之良吏”，“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宗族雍睦则天下和平，这正是清王朝“以孝治天下”的本意。序5记叙了乾隆十八年（1753年）会同县修县志时，龙氏族人进呈家谱，要求把相传于北宋入迁湘黔边的龙氏始迁祖龙禹官忠君报国的事迹记入县志的经过。知县于文骏是进士出身，对于龙氏家谱中叙述的这样一位“镇抚苗蛮”的英雄祖先，他应该知道《宋史》等文献无片言只语记载，其真实性很值得怀疑。但他却感叹说：“何为而至今不劂也！”也就是说对于这样一位忠君报国的人物为何至今未载入史册。他认为这种忠君报国人物应该载入方志以教化百姓，因而说：“子之来丐我者，诚有关于人心风俗之大，而其量不仅于家也。”
（三）普遍采用汉族移民记忆与英雄祖先戍边叙事模式
在清水江下游苗侗家谱中，汉族移民记忆或英雄祖先戍边成为普遍的家族历史叙事模式。如龙氏土司《迪光录》的叙事：
至若吾宗之盛于楚南者，则自禹官公始。禹官，采濂公长子也，礼崇所自出，故以采濂公为一世。一世祖讳采濂，字启儒，应天黄地人，宋仁宗嘉佑五年庚子举于乡，任浙江会稽县令。……二世祖（东山支系推为太祖）禹官字相承，生而英勇，沉毅有大志。妣罗氏，金山县令罗公腾万女也。……罗，（江西）泰和人，复归泰和，公乃随罗入吉安，择泰和之白下驿，地名黄龙巷家焉。子五：宗麻、宗朝、宗灵、宗廷、宗旺，皆成立于泰和。
时吐蕃、夏人猖獗，尚武功。我禹官公以澄清自誓，仗策从戎。神宗元丰四年辛酉，任南昌节置（原谱注：《绥宁志》作“节制”，宋郡守或带节制军马衔）副使。治兵临阵，屡著奇勋，当事嘉之，升镇黔省，苗民畏服。未几，南蛮乱，内阁司马光、范纯仁同奏：黔与楚邻，苗民畏服者，武臣龙禹官也，宜调近以服之。于是晋荆湖南路安抚招讨使。公临楚，恩威并用。岁余，诸蛮平。时坐镇常德之花园，以疾乞休，归常五月而卒，时哲宗之元佑二年丁卯八月八日午时也。上闻，赐葬，召其子袭职。
长子宗麻为湖南宣抚处置副使。自黔阳扫清边界，从沅黎交界平息清水江等处。卒于哲宗元佑七年。……朝、廷、旺三祖谓子孙曰：应天、河东、卫辉、泰和俱祖庭也，岂不怀归。历数十年皆为战场，生民受害，绝宗灭嗣者不知凡几。南楚山川秀丽，厥田上上，择地而处，其在斯乎。③（③（锦屏）龙氏迪光录，同治三年刻本。）
龙姓为湘黔边大姓之一。其始迁祖为龙禹官，禹官生五子：宗麻、宗朝、宗灵、宗廷、宗旺。今湘、黔、桂边数十万龙姓都以上述五公为宗祖。询诸湘黔边龙姓父老，概言为宋代五大公之后，春秋祭祀，遗俗至今尤存。龙氏家谱记载，龙禹官于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年）任南昌节置副使，后晋升荆湖南路安抚招讨使，平息黔楚苗民叛乱。长子宗麻为湖南宣抚处置副使，自黔阳扫清边界，从沅黎交界平息清水江等处，卒于哲宗元佑七年（1092年）。禹官、宗麻父子殁后俱谥封王爵。如此高官显爵，而其人其事于《宋史》却不着一笔，难以使人信服。龙氏家谱还记载了禹官、宗麻父子死后英灵不灭，“杀苗民以扶社稷”的传奇故事。
其在哲宗九年元旦（绍圣甲戌），上梦我禹官公身披甲胄，手执干戈以讨苗乱。越日，宴群臣于集英殿，以梦示之。内卿高太尉、内侍罗典奏曰：武臣龙禹官，元祐二年招讨楚南，其子宗麻袭职，皆卒于楚。今杨、沈二臣监其军。禹官父子英灵未泯，杀苗民以扶社稷，报国恩，未可知也。会杨、沈督兵力战，苗势愈炽，夜梦禹官父子亲赐干橹，誓杀苗民。平明交述其梦，共相惊异。是日果风云大变，雨雹异常，苗民自相残杀，寻率服。杨、沈具以闻。上惊与己梦合。十年（绍圣乙亥）十月十八日封二世祖禹官为神威显应扫峒王，三世祖宗麻为天威得胜王。罗太夫人（即禹官夫人——笔者注）自封其夫与子后，英灵日著，苗有复行猖獗者，自见为女将所杀，遍峒瘟疫而死。十一年（绍圣丙子）十一月，杨、沈复以闻。次年（绍圣丁丑九月初一）又封罗妣为一王阴烈夫人，勅立庙祀。始建庙于绥宁之东山里。①（①（锦屏）龙氏迪光录，同治三年刻本。）
上述叙事已经把祖先神化，但它塑造的是一个忠君报国的英雄形象，它不仅不会引起王朝地方官们的讥讽，反而是他们推行礼治，化民成俗的宝贵题材。于是，把传说人物神化并受朝廷谥封为王侯的事例在王朝时代便不足为奇。
天柱宗族移民叙事中也有非军事移民的类型，但也往往把祖先上溯至一位中原的显赫人物。如天柱八甲杨氏②族谱记载，八甲杨氏为隋文帝杨坚长子杨勇之后。宋朝时有杨邠，与平章左右兼理朝政，为政专务苛细，后以过于专恣，被皇帝所杀。族人子弟为避免被灭族，潜身远隐。邠子葵，易杨姓为钱姓，埋迹武陵之青鱼湾，扁舟垂钓。延至元代，复还原姓。祖籍江南应天府凤翔县人，家住剑阁楼前猪市巷。葵生砺，砺生发，发生再琳，再琳生子魁。魁生四子：拔章，洞天，天平，虎威，由湖南靖州飞山脚移居天柱邦洞中高野、岩脚寨居住。明洪熙元年（1425年）于黔省聚坳会劈古器分与4子，长房拔章始居下高野；二房洞天始居蓝田黄家寨；三房天平始居杞寨；四房迁湖南芷江四路铜鼓寨。②（②杨德润主编《天柱弘农杨氏通志（印刷品）》，2001年，第327页。）
该叙事中由钱姓复还原姓杨的叙述，是否也隐含着本身并不姓杨，但为了依附大姓而改姓杨的事实呢？在田野调查中发现，清水江地区小姓依附大姓而改姓的事例并不鲜见。所以，由小姓钱改随大姓杨并编撰一段离奇故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上述叙事中提到的祖籍“猪市巷”是清水江流域家谱中比较常见的移民文化符号，相似的还有“朱市巷”“珠市巷”“猪屎巷”等称呼。以江西泰和县朱市巷的说法最为普遍，另外还有江西丰城县猪市巷，福建福州府猪市巷等说法。当代有些宗族重修家谱时，曾派人到江西泰和县或丰城县等地寻找猪市巷，但都以失败告终。猪市巷的传说，是土著族群利用移民文化资源建构的汉族祖先记忆，是对汉文化认同的表现。“这是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寻求身份正统性的一种文化手段。换一种角度来说，这亦是区域社会逐步建立国家认同的一种强烈表现”[7]。
三、边缘族群的国家认同与身份建构
王明珂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中，对《史记》中“太伯奔吴③（③据《史记卷三十一·吴太伯世家第一》记载：“吴太伯，太伯弟仲庸，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庸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的历史典故进行了重新解读。他认为太伯所奔之“吴”不太可能是长江下游的“句吴”，而很有可能是渭水中游一个叫“夨”的古国。“太伯奔吴”传说产生于战国时代，当时在中原华夏与四周蛮夷戎狄纷争的政治背景下，周人希望在边缘族群中寻找同盟者，而吴国的上层阶层有着深度的华夏化趋向。于是，“太伯奔吴”传说便被用来合理化吴国的华夏身份。把吴国君主的世系与太伯世系衔接起来（并遗忘一些祖先），也就把周王室世系与吴国王室世系联结了起来，从而把“异族”的吴国纳入了正统的华夏族群。由此可以发现：“华夏边缘人群华夏化的普遍策略，那就是寻得或假借一个华夏祖先传说。而对于华夏而言，‘寻回失落的先人后裔’是认可这种华夏化的办法。透过这样的互动过程，华夏与新进入华夏的人群共同建立新的历史记忆。”[6]
在清水江下游的苗侗家谱中，这种华夏祖先移民边疆的家族记忆是苗侗宗族普遍的叙事模式。天柱苗族吴氏家谱也有类似于“太伯奔吴”的英雄徙边故事。据天柱远口吴氏总谱记载，吴氏始迁祖吴盛曾任南宋大理寺丞，因得罪奸臣贾似道，遂弃官回江西吉安县原籍。淳佑年间（1241-1252年），吴盛为避贾似道寻衅迫害，携妻彭氏，子八郎等举家西迁，进入苗疆，在荆湖北路靖州会同县远口（今隶贵州省天柱县）安家落户，置田200 余顷，载税粮600余石，世称“吴半州”。迄今已蕃衍30余世，人口20 余万，分散居住在黔东南、湘西、桂北、四川等地。天柱县远口镇、地湖乡吴姓最集中，为黔湘桂边境数十县吴姓的发祥地。①（①天柱远口《吴氏族谱》（新编印刷本）。）也就是说，吴盛是今湘黔边等地苗族和侗族吴氏的共祖。然而，揆诸史实，吴盛其人不但于史无据，而且在吴盛移民湘黔边之前，吴姓便已是当地土著族群中的主要姓氏。如《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下》记载，乾道十一年（1180年）“沅州生界仡伶副峒官呉自由子三人货丹砂麻阳县，廵检唐人杰诬为盗，执之送狱。自由率峒官杨友禄等谋为乱。”清水江下游即属沅州生界。又“仡伶”是侗族自称“kee lanp”的音译[8]。说明在吴盛移民湘黔边之前，这里便有侗族土官吴姓。宋代对南方少数民族实行羁縻统治，能在“生界”（即未开化地）为土官者，显然是当地土著中的强宗大族。由此可以推断，吴盛移民传说是湘黔边土著吴姓通过结构性失忆，即有意忘记一部分祖先（如土著吴自由等）和特别记起或虚构一部分祖先（如汉族吴盛）而建构的宗族历史记忆，其目的是建构正统的华夏文化身份。我们不排除确有吴盛其人的可能，但显然他从湘黔边一部分吴氏宗族的祖先演变成了所有湘黔边土著吴氏宗族的祖先。
杨氏族谱的汉族祖源伪造痕迹就更为明显。大多数杨姓把祖先附会为北宋杨家将杨业，把传说中的唐末五代的“飞山蛮”首领杨再思说成是杨业之孙杨文广，或者把杨再思和岳飞部将杨再兴并列为兄弟。今湘黔边遍布飞山庙，庙宇或大或小，或繁华或简陋。飞山神是湘黔边不同姓氏的苗族侗族民众普遍信仰的神祗。然而时至今日，湘黔边还有大多数民众不知飞山神是谁，他们似乎也没有知道的必要，只需知道他是村寨的守护神，逢年过节或有所求时来烧香跑拜就够了。正如汉族地区也普遍存在的土地庙，人们并不去追问土地神的姓氏名号。飞山神信仰起源于宋代，清光绪《靖州直隶州志卷十一·艺文》收录了宋淳熙间（1174-1189年）曾在靖州任职的谢繇的《飞山神祠碑记》：“飞山之神自有靖州以来已著灵迹。元丰六年赐庙显灵，三十年封威远侯。” 宋人谢繇碑文未提及飞山神姓氏名号。《靖州志》录入的明人碑文里始有飞山神姓杨的说法。如明嘉靖十六年倪镇《重修飞山神祠碑记》：“越嘉靖丙申，实今清平云崖金公分守之。明年一夜，梦神素服白马相谒。问其姓，答曰木姓也。及谒庙，宛如所梦。因悟杨从木从易，是为神姓。见其倾圮，捐俸修之。”这段碑文叙述了明代嘉靖年间清平卫（今凯里市）指挥金章任靖州参将时，梦见飞山神自言姓“木”，因“杨”从“木”从“易”，因而知飞山神姓“杨”。虽然知道姓“杨”，但还是不知道名字。直到清代，一直有杨家将杨老令公杨业和传说中的飞山蛮首领杨再思两种说法[9]。作为飞山蛮酋身份的杨再思于正史无载，其事迹全出于清人所撰方志、碑文、家谱。《靖州志》载：“再思为宋诚州刺史杨通宝之祖，有功于郡，宋绍兴三十年追封威远侯，淳熙十五年封英济侯。”清朝杨氏编撰家谱时，杨再思开始登上杨氏祖先的神坛。如五品衔翰林院典簿黎平胡长新光绪五年（1879年）撰黎平县佳所杨公墓表：“考侯（杨再思）事迹正史不详。宋史南蛮传：‘诚、徽，唐溪洞州，宋初杨氏居之，号十峒首领。’以其族姓散掌州峒，太平兴国四年，首领杨蕴始来内附，八年杨通宝始入贡，命为诚州刺史，要皆侯之后裔。惟道光间，铜仁杨果勇侯芳自叙家谱，称杨氏系出汉太尉伯起公震，世居关西。”“溯伯起公至再思公二十四世。” 杨芳是清朝道光年间平定新疆叛乱，并生擒张格尔而受封果勇侯的贵州松桃苗族将领。杨芳自叙家谱时，自言为再思后裔，又称再思是东汉太尉杨震的二十四世孙。至于依据，只能相信杨芳的人格，“是虽私家谱牒，然果勇为当代大人，读书博洽能文章，其言当可信。” 于是，杨再思由传说人物演变为飞山神之后，继而演变成了杨氏的祖先，并纳入了华夏的血统世系。
可见，通过远溯汉族移民记忆而建构自身正统文化身份，并通过“征苗”“抚苗”等军事移民叙事来划清汉与“苗蛮”的界限，成为在清朝强盛的政治与文化大一统背景下，清水江下游边缘社会土著知识精英们跻身国家政治体系的普遍策略。由于儒家文化由亲亲以及尊尊的家国同构的特性，使得王朝极力推崇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的汉化宗族制度，使之作为重构边疆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清朝雍正时颁布了圣谕广训，提倡“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于是，在政府与边缘社会知识精英们的共谋与互动下，自清代乾隆以后，清水江下游汉苗边界社会终于由“化外之区”逐步纳入国家的政治大一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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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谢国先.试论杨再思其人及其信仰的形成[J].民族研究，2009（2）.
Genealogy Compiling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Royal State： A Research of Miao and Dong Genealogie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Qingshui River in Guizhou
LONG Ze-jiang， LI Bin， WU Cai-mao
（Kaili University， Kaili， Guizhou， 556011， China）
Abstract：
Focu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Miao and Dong genealogies from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llected through fieldwork，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make a survey of the activities of Miao and Dong clans in the lower reaches area of the Qingshui River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erms of ancestral hall constructions， genealogy compiling， immigrant memories， ancestor worship and so on.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lan system centered in Confucian ethics was not only the general strategy of orthodox cultur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he indigenous clans of the marginal social communities in the area， but also an important tool of the royal state to implement its enlightenment policy and to maintain the social order of border areas in th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the junction areas of the Han and the Miao； the lower reaches area of the Qingshui River； genealogy of the Miao and Dong； national identity
主题词：桐梓 土司土官 存在 性质 研究
在人类历史方面，桐梓一地，有着许许多多未解之谜，至今未能破解。譬如，考古研究确定，二十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时期，就有人类活动乃至用火的遗迹。可是其后，旧石器时期的“桐梓人”，就好像在地球上蒸发了似的，居然二十多万年不见踪影。人不见人，墓不见墓，毫无踪迹。直至两万年前，才又在县城郊的马鞍山偶现尊容。随即，又消失在莽莽野山之中几达两万年。仅仅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唐代贞观年间，始在今桐梓县境置了个夜郎县，就此，历史学界的历代专家们还争论不已，这个县置于何处，迄今尚无定论。据说贬了个诗仙李白来夜郎流放，有说来了有说没来，还辈辈代代吵个不休。不管如何，在这块地方，总算又有了人的迹象。但是直到如今，除了县名和李白的流放，中国历史上关于这块地方仍是一片空白。这个夜郎县置于何处，管辖凡几，人为何种，数有几多，官为何衔，姓甚名谁，等等等等，举凡一切封建行政建制所应有的一切，竟然正史、野史、方志全无记载，一片空白，除了传说还是传说。即令县境方志偶有涉及，也难辞牵强附会之咎。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硬要说属于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实物记载，实在说，今存最早的只能首推元代元统元年癸酉（1333）张长官开修松坎堰的摩崖了。可是这迄今仅七百来年的古迹，对于有二十多万年古人类历史的桐梓，对于有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的神州古国来说，这点历史未免也太短了吧。而作为人类活动历史特别重要的佐证之一的墓葬考古，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今，贵州、重庆等省市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在桐梓县境内历五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发掘清理了数十座宋墓，获得了大量有重要意义的丰富成果。但是迄今为止，却从未发现过除清代宋代之外的任何墓葬。这就奇了。文字的历史可以毁于兵燹水火，用泥土石头修之唯恐不牢固的墓葬，却不是可以全部顷刻之间消失于一旦的。就算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都是自生自灭，那么，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前四千年里，周遭都有人群在生产生活，不可能就桐梓这块地方没有人烟吧。既有人群，就不可能不死人不埋人吧。为什么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乃至元明，几千年的这么多朝代都不见墓葬呢？这样整整齐齐的历史断层，不是太有点离奇了吗？！
所以我认为桐梓一县的历史还大有研究的广阔疆域，值得我们为之奋斗。
仅就桐梓一县的土司与土官，自古已有之。但于此的研究，却长期以来几乎是空白。实感遗憾。本文试图就此做一探索，以求教于方家。
经余多年探究，感觉桐梓一县的土司土官，似与他地甚是不同。其特点为出现晚，辖地窄，势力弱，延续短，以汉族为主体，均为外地奉旨迁入，以战功受朝廷封赏，奉朝廷为正统，以朝廷的名义统治辖地，与辖地居民的关系乃官与民、族长与族人的关系，等等。与其说是土司，还不如称其为朝廷封赠的羁縻建制的世袭土官，更为确切。详见于后：
一、唐代置夜郎县以前，今桐梓县境无土司及土官
经本人长期反复搜寻和研究，至今尚未发现，今桐梓县境内在唐置夜郎县以前，有过土司和土官设置及存在过的确凿证据和文字记载。因此，在没有新的证据出现的情况下，似可以认为，在唐代设置夜郎县以前，今桐梓县域内，没有土司和土官的存在。
二、置夜郎县至建播州期间未见土司土官及流官之设置
在唐代太宗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壬寅，下同）置珍州夜郎郡下设夜郎县，至唐僖宗乾符三年（876，丙申）朝廷遣杨端复播州，并世袭其守的234年之中，今桐梓境内亦未见有关于土司土官的文字记载和实物佐证。同理，也可以认为，在此期间，桐梓境内仍然没有土司土官的存在。
三、置播州后桐梓县境长期未见土司土官及流官之设置
在播州的前期，虽然因为战功，朝廷封赏了若干的功臣官职并敕其迁族人居播地“世袭其守，永镇边夷。”但是实际上，分封于桐梓境内的几位杨端属下的重要部将，都几乎是在封赏的同时，因朝廷调用和自返原籍而离开了今桐梓县境，实质上并未赴其职守。（此情以下将详述之）所以，播州前期的两百多年间，今桐梓境内依旧没有土司土官的直接存在。只是笼统地分别归属于南边的播州、北边的珍州、溱州所属的带水、夜郎、溱溪、荣懿、扶欢等县。只有县境南部蒙山以南的地区才属于播州土司杨氏土官的辖区。
四、宋元间始有土司土官设置
实际上，在今桐梓县境内，进入正史的关于土司土官而又和县境直接相关的历史记载，最早的恐怕就只有下述两条了：
《贵州通志·土司土民志》载：“真州副长官骆氏 《宋史·徽宗纪》大观元年（1107），涪州夷骆世华骆文贵内附。二年六月乙酉以涪夷地为珍州。《地理志》珍州下，大观二年，大骆解上下族帅献其地，复建为珍州。《诸蛮传》高州蛮下亦云：大观二年，有骆解上下族纳土，复以珍州名是，是真州之骆，出世华、文贵无疑。”上下骆解，即今之桐梓县与正安县接壤处的黄连乡的上骆解（今已讹称为上螺蟹）下骆解（今已讹称为下螺蟹）两地，该乡该地长期以来一直属桐梓县管辖。迄今两县接壤处骆姓居民甚多。
“珍州田氏 （宋太祖）乾德三年（965），七月，珍州刺史田景迁（“迁”有作“千”、“仙”、“平”者，待考）内附。（太祖）开宝元年（968），珍州刺史田景迁言：本州连岁灾沴，乞改为高州，从之。（考《宋史·高州蛮》云：高州蛮，故夜郎也，在涪州西南。宋初，其酋田景迁以地内附，赐名珍州，拜为刺史，以地多火灾请易（朝廷允准改名高州，时称西高州）。今年（徽宗）（大观二年1108）有骆解上下族纳土，因复以珍州名云。”
这是今桐梓境内土司土民存在史实中，最早、最准确、最完整的正史记载。这足以证明今桐梓境内自宋朝始有土司土官。只是而今的上下骆解仅有两个小小的自然村落孑遗在今桐梓境内，遥想千年前，骆氏两土酋内附时，所纳之土定当不止于此，许应包括今正安、绥阳、道真和桐梓四县的相当大的一片地域，否则，朝廷岂肯以一弹丸之地，在已废多年后复以珍州为名，并封其为副长官，后改称真州副长官。
在今桐梓县境内，川渝黔交通重镇松坎场，有一处史志学界公认的古迹：贵州省境内仅次于遵义县大水田的，建筑最早的人工水利工程——松坎堰。在该堰中部一侧悬崖之上，镌刻着一通摩崖，上书：“大元岁癸酉张长官开修此水元统元年记”。此乃今桐梓县境内于元代即有土司土官的铁证。这里的文字和实物都明白无误地记述了，元代有张姓长官曾经镇守此地，并开修了松坎堰，“陂爬抓溪之水，沿场后石壁三里而入沙湾之田，右沿马鞍山而入黎氏坝之田。……溉田多亩。”虽然，至今我们尚未能考察到该张长官的名讳、职衔、何方人氏、任免时间等等，但有几点则是明确的，即张长官确有其人，张长官开修松坎堰确有其事，摩崖犹存石壁，堰水依旧溉田，民众还在受益，人心依然思张。
“《遵义府志》云：按《元史·地理志》，八番顺元蛮夷官，后有管番民总管。其属诸等处注云，各设蛮夷军民长官，播州军民安抚司所属当亦然。史载府一，等处十九，不称等处十二，大率皆有土官，今其地且半不可考矣。……曰：溱洞涪洞等处，桐梓县郭外有溱溪，有方家洞，水暗达涪州，即其地。……据此则桐梓之有土官固不殊于各等处矣。”（末句见民国《桐梓县志·土官》）
此外，根据家族谱志记载，自元朝起，陆续又有些来自中原的豪雄大户，奉朝廷旨意率兵入播，以战功分封为“世袭其守，永镇边夷”的土司土官，其中就包括再次入播的令狐、成、娄、梁、赵等大族。
五、桐梓县境存在过的土司土官
在桐梓县境内，很久以来就流传着“成、胡（在桐梓方言中，通称令狐为hu）、杨、赵、王、张”的口诀，以前没做深究，天然以为就是藉此通称桐梓的大族，但又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丁兴旺分布亦广，并不亚于上述六姓的大族又不在其内。近来反复研究之下，方才弄清楚这就是土官土司和其他氏族的界限。仅仅是没有包括下娄化里的娄、梁二姓而已。这六姓就是早年的上娄化里的六姓土司土官。其时上下娄化里几乎就是今桐梓县全境。所以，可以认为，在土司土官全盛时期，桐梓的土司土官就是上娄化里的成、令狐、杨、赵、王、张和下娄化里的娄、梁八姓。至于其他久居桐梓的大大小小的氏族，则是在不同年代以不同的原因，先后从外地迁入桐境。以至于今日之桐境，六十八万人口中，早已无一本来意义上的土著、原住民了。关于这一点，虽然史无明载，但根据现有方志及各姓族谱所载，即可互相佐证之。仅引述于后：
《贵州通志·土司土官志》引《瓮安县志》云：“会南诏陷播州，久弗能平。（唐）僖宗乾符二年（875），下诏募（骁）勇士，将兵讨之。太原杨端应募，帅其乡人令狐、成、赵、犹、娄、梁、韦、谢八族复之，（犹）崇义其一也。”令狐、成、赵、娄、梁五姓封于今桐梓境，以归化司名之，隶于杨氏播州。但事实上，该五姓以各种原因均未就任，又几乎都是至元代中期，才又以各种因由再度入桐境定居并仍任土司。犹崇义“封于瓮水”“设司江界河”。其后一支迁桐梓元田坝，五世孙犹道明中进士在朝廷供职，殁后葬于桐梓元田坝，其地有犹道明故宅读书处及其墓。（《犹氏族谱》）
其中，杨氏因其统辖全播，族人世代散居于播州各地，繁衍生息，为当然之义，且以其贵族身份行土司之权也是必然，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其他五姓则情况各别。此下将详述之：
民国《桐梓县志·土官》载：“然而，当日桐梓，仍旧夜郎。时隶播时隶珍时隶渝之南平军，播有宣慰宣抚安抚各土官，……惟桐梓由州而县由县而驿，上而长官下而把目土舍，未必不如真州之郑氏葛孙后裔、骆氏世华文贵，仁怀之袁鐤可以确定其地确指其人者。特以年湮代远方策无存，仅据父老之传闻，乡里之遗迹，土官原委祗得大概而已。”
成姓：《成氏家史》载：“唐僖宗乾符二（应为三）年，帝命我四十五世祖展公率师（十四姓）诸公入播，平南蛮反叛，奋战六年，平定南诏，帝命平南诸将永镇边夷。而我展祖仍返原籍山西太原，又传二十余代，历时四百春秋。至元太祖十六年己卯岁（1280），因古夜郎即川黔地有铁头僧诱惑诸夷作乱，帝命我昌公祖率师平播，力战数月，败铁僧于鼎山城。播地平定捷报传京，元帝加封昌公祖太尉平播大将军，都戎指挥使，赐地夜郎里溱水涧坝（今三座寺上坝一带），领照为业，定居至今。”
“于元须（顺）帝三年乙亥（1335），昌公祖奉命平乌黎之乱，为流矢所中，殁于王事，乃送灵柩回太原安葬，行至（元田）西山铺途中，绳子突断，灵柩坠地，经三续三断，故停柩于此。又名栖丧铺。请巫占卜，意及昌公不愿回原籍，愿安葬于此。于是测定朝阳山腰（今三座村后泥坝）为昌公安息之所，其谭氏亦墓于斯。迄今近七百年，传代二十余世。”
民国《桐梓县志·土官》载：“又按《心斋随笔》载：唐时入播七姓，……之后当亦世为土官，今无考矣。县中令狐、成姓最蕃。即其后裔采册：唐僖宗……成展敕封中军右护卫将军，总领镇戎侯，平播奏凯旋师。其后裔成昌，在元时敕封平播参军，追封奉议大夫，赐剳安居。子成俊袭职，籍管提调重庆播州等处地方。三世成嗣宗袭职管军，升授同知都匀军民府司马大夫，又授云骑尉，升奉议大夫。其墓俱在涧坝村，子孙世居，其官称不可晓。”此即成氏于分封后，返回原籍，四百年后，后裔再度奉命入播，再度立功受封于桐境，遂为土司。
令狐姓：《令狐氏续修谱志》及《令狐氏史话》载：“公元876年即唐僖宗乾符三年，令狐頡第四十九代嗣孙令狐滈，官拜左护卫将军，偕同杨端、成展、安增、郑畋、罗荣、骆世华等七将军领兵入播，，奋战六年平服南诏后，官拜左护卫将军，镇抚播地。后加封为西川节度使，世袭相传，并奉旨永镇边陲。令狐滈殁后，国葬于阆州（今四川阆中县），其子令狐振袭爵，任左护卫将军，镇守葫芦关等关隘。”
“第六十五世（令狐）元，字维新，配谢、李氏子益、武。（注：明太祖时即公元1368——1398年期间，四川阆中人，令狐元任镇殿将军、义勇侯，监管粮饷，督军事。时年七十多岁，率子益、孙彪，平乱入播。益袭父职。武回山西原籍猗氏县承宗祀。）……令狐元……率子益、孙彪，平溱、播二州，大战捷阵溪，智夺鼎山城，功成留守，镇抚播地。”“……智诛蛮僧，安抚余众，逆者逐于不毛之境。令狐元三代获功，受赐永镇边陲。其子孙世承祖业，后世居川黔滇三省，尤以黔北桐邑为多。”“子益孙彪俱世袭，曾孙昌官封宣慰使司宣慰使，兼管军民事。生八子，钦、鉴、镜、钟、锡、铨、鏞、钢。迄今一、二、三、五房仍居原籍（桐梓）”“元、益、彪、昌四代祖墓葬蒿芝坝团圆堡（即今桐梓县城南三里旧城坡南侧）。”此即令狐氏入播分封升迁、再入播、再受封、定居桐邑并传承至今的历程。 民国《桐梓县志·土官》载：“鼎山城土官 (黄志）明初明玉珍据有蜀地，遣铁头和尚前来鼎山争据县城。相传，铁头和尚身硬如铁，枪刀难伤，土官令狐氏知其不可力争，扬为欢迎，阴怀毒计，一日酒后，餂以甘言。和尚自言，惟喉下难逃武器。令狐土官遂醉而杀之。据此令狐氏亦任鼎山土官。特缺其名，无由参考。又芦里仙凤山宝藏寺钟上铸有‘正都阃杨、管长官令狐、提调府鲁智宗、头目赵青等施主’，惟鲁与赵有名，而杨与令狐只有姓。后书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吉旦，可知明之中叶桐梓土地仍归土官管理。”据前令狐氏家谱所载，其土官即是令狐元及其子孙无疑。
赵姓：《天水赵氏西南总谱》载：“扶欢赵氏远祖赵贵之八世孙赵赞，于唐德宗建中四年以户部侍郎迁判度支，同年被李怀光诬劾，贬迁播州司马，为扶欢赵氏入播始祖。唐僖宗乾符三年，太原杨端平蛮入播，赵赞之六世孙赵开黄应募参赞军务，因功世袭綦江扶欢长官司，落业四川綦江扶欢堡。开黄曾孙赵祯，官讳高峰，宋神宗元年登进士第，出任长沙太守，政绩卓越。……峰祖年八十，三续焦氏，生一子名参仰，又名一娃，后复任长沙太守。……参仰生二子，长子外政，为乐山房其后居夜郎剑坝、吼滩、杉木台等地。次子学政，为西山房，其后居四川綦江扶欢坝。”扶欢坝一支后裔又迁居桐梓夜郎坝，传承至今。
民国《桐梓县志·土官》载：“夜郎坝土官 在今夜郎坝，土官坟墓至今尚存。旧传夜郎坝有太白坟，其实皆前代土司坟也。查坟上碑碣，有绝诗四首，中有“赐姓随龙，金枝玉叶”等语。惟宋代皇族系属赵氏。按《宋史·诸蛮传》大观二年，木攀首领赵泰以地内属，或者赐姓于宋，世为土官欤。且《何志》称，赵泰墓在夜郎坝凤凰阁下，亦足互证。又据《何志·寺观门》，夜郎显灵庙系明时敕建有祀土官赵二司赵五司等语。据以上诸说，唐宋以来夜郎坝土官系属赵姓，但名灭不传，无由参考。又赵氏家谱，其先祖赵世禄任明代土司官。”《志》《谱》两相对应，至少可以证明赵氏族人从宋代起，即在扶欢和夜郎两地长期担任土官（扶欢一地曾长期隶于桐梓县，）。
王姓：《太原王氏》载：“……元开祖字民康，室马氏，宣德初，因大败云贵叛逆，战阵有功，正德四年己未（1439）授渝州提督总戎。正统五年，为平荆州（今赤水土城）蛮夷之乱，公奉命率八卦（？或为封）南征。至天顺二年（1458）加封奏凯将军，克定留守播州仁怀，择地小溪里官坟坝，又名王村。后落业桐梓县桑园坝（今三元坝），是为吾族入桐始祖。元开公生九子，即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晟是也。元开祖以战功起自陕西省周至县八甲里巫坝黄板桥……因之入播，上谕镇守各地，分承宣慰世袭掌边，略地承粮受丈，各经数十里，各房分镇各地相厥攸居。”“成化元年（1465），元开公正寝桑元坝，葬于水龙岩。……故祀公为入黔始祖。公生九子……三子礼字艮斋，配李氏生良恭，配刘氏生辅、佑二祖，分承宣慰世袭掌边，驻节柜岩，其子孙落业桑元新站。”
张姓：《张氏族谱》载：“张之先自……今北直广平府清河县，此清河郡之由来也。后迁江西吉安，再迁楚北麻城。至统、总二祖，因避红巾，潜奔巴蜀，派衍荣、华、富、贵、金、玉、满、堂八房，聚处五世，各分东西。……如侬一支，荣祖分派由璧山入播。张烨始（任）武骧卫。至嘉靖元年，播州宣慰司杨鉴，拨黄平头目移立松坎驿。伯曾祖张涌授安抚司。十四年，曾祖洵继司位。……传祖绍宗及父烛。及应龙肆虐……堂叔炉时为草塘头目，从总兵马孔英入南川，陷阵桑木关。父烛从总兵刘綎，三溪交锋……父陷阵战殁（于娄山关），汉、土官兵暴骨无算，自此司卫俱亡。此老谱之所以不留，人丁之所以仅存者也。后贵州苗叛，……烛子张承胤为总兵，戊午（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胤殁于王事。秋七月上诏，为死事总兵官赐名旌忠，加祭三坛。令礼官议谥，云嗣无传。荣宗亦无传，嗣亦无传。此入播之长房休矣。”《嘉靖四十二年一月廿八日立分关遗嘱 父张绍宗》称：“……祖父由璧山入播，业于松坎，世授朝廷安抚司。……以烛继，受管地方，上抵三元坝王应界，下抵锣鼓池綦贵芳界，横抵魟头（原谱阙二字）祖父遗置田土山场人民。”
又，《赵氏家谱》载：“明天顺成化时，一世祖伯善住播川驿，在张长官衙内任教读，其子清生随父读书。张长官见其聪颖，以女妻之。称婚媾焉。据此则播川土官多系名族，惜代远而名无考，难详颠末。去播川驿四里有地名官家湾（未设流官以前，惟土官可称官家）想亦当时土官别院云。”民国《桐梓县志·土官》亦有此载。
民国《桐梓县志·土官》载：“松坎沙湾土官 （桐筌）考沙湾水堰为元时张长官所开。而张氏家谱乃谓松坎安抚司张烛来于明时。岂讳其土官而饰为宣抚乎？况烛既籍松坎，即为杨酋所属，家谱又谓死于征播之难。岂元时长官一人，明时安抚又一人耶？盖松坎当入川驿路，当未设安边同知之先，官斯地者大率皆土人而已。”
娄姓：《续修娄氏家史序》载：然我娄氏因何而居斯土？查谱，天福之孙凌云之子长殿辉、次殿扬，我祖殿邦行三，受总戎之职，镇江南徐州沛县，同山西太原杨端将军讨南诏。唐乾符四年平播后，杨端封播疆侯，殿邦祖开拔牂牁关险有功（高岩山黑神垭，即后娄山关），奉旨敕为夜郎边副土司侯，裂播地之壤接綦南者五百里之地，名曰娄化里，以为世守封邑，代袭其职。遵义与桐梓连界地名高岩山黑神垭，殿邦祖守此关，生一子名珊，故曰娄珊山。珊祖十六岁即膂力过人，与梁宗理同为守关副将，故有娄山梁关之说，后名娄山关。接着，珊祖继续讨南诏，平安顺后升安顺提督，遂居安顺普定县，历唐末五代宋元明约五百年。至明洪武七年，华国祖自安顺归桐梓，明廷仍敕华国祖世袭殿邦祖之职。然上娄化里已属他人，仅得下娄化里——狮溪、水坝塘、羊磴、及綦江、南川县境之地而已。……世守封疆。”
《娄氏家乘叙略》（明世宗乙卯科举人嗣孙娄麟于焚经草堂）载：“……至唐乾符四年，天福之孙凌云之子长殿辉、次殿扬，我祖殿邦行三，受总戎之职，镇守江南徐州沛县，与大将军杨征蛮入播。而蛮酋授首没族。旨下以杨封为播疆侯，以慰苗民之心。加封宣劳。又以殿邦祖开拔牂牁关险有功，奉旨敕为夜郎边副土司侯，裂播地之壤接綦南者五百里，名归化司，以为世守封邑，永为司镇，代袭其职。……生一子名珊，扼守黑神垭，取名娄山关，与梁宗理同为守关副将。后任安顺提督。”
民国《桐梓县志·土官》载：“归化司土官 在今娄里水坝塘。据娄氏族谱云，其先娄殿邦从杨端引兵攻取高砦山黑神垭，生子娄珊，继守其地，更名娄山关，以记功勋，世袭归化长官司职。至明万历庚子改土归流，称曰娄化里。谓是里皆开化于娄家也。至今附近有官仓坝，即官家立仓之地。有城隍庙，即归化司之城隍也。是为归化司设土官之始。”
梁姓：《梁氏族谱》载：“……而等天祖家声丕振，七世则成鸾祖入川落籍。我祖宗理，忠勇著于楼山关，殁葬黑沙坝。越一世，迁南川箐溪沟，越二世，复移我桐梓下坝。嗣是而瓜瓞繁昌，兰牙迭出。……”
《梁氏族谱》载：“据娄梁二姓族谱记载:唐僖宗乾符三年，（梁）等天祖之九世孙梁宗理同郎舅娄殿邦同为副将，奉旨随大将军杨端入播，驻守现遵桐边界之高岩山黑神垭。其后殿邦之子娄珊、宗理之子梁关继承父业，镇守黑神垭。再后娄珊梁关奉命南征，在安顺一带立业。黑神垭一带百姓怀念与娄珊梁关驻军的鱼水之情，遂将黑神垭更名为娄珊关，后称之为娄山关。”
民国《桐梓县志·土官》载：“又按续修通志采册：有唐自宣懿来，南诏迭陷播州。逮僖宗乾符三年，太原杨端应募率令狐、成、赵、娄、梁、韦、谢七族复之。朝命世有其地，遂仿分封之制，以随征之有功者分司其土，仍命世袭。后遂名之曰土司官。”（韦谢二族未封于今桐梓县境）
又按于凖《请广举贡疏》云：“贵州土官，世系皆楚豫秦晋之人。时因有功分封袭职世守其地，并非本地之土苗也。其子孙族属，原系汉人，自应照汉人之例，一体考试举贡，俾图上进等语。邱《志》混列苗族。讵知苗族酋长称为夷目，而土官则在未改流之先，以其本地汉人充任之，或世袭之。如所谓土知府土同知土知县土县丞，各职衔名称不一，通谓之曰土官云。”
此即为桐梓县境的有名有姓有谱录有志载的土司土官存在的状况。基本上可以反映出今桐梓县境历史上的土司土官的面貌。此外，尚有所谓陈头箐土官、新站土司城、铜佛坝土官、司土坝土官、石门隘土官、溱溪、涪洞等处土官等等，只因代远年湮，档册无存，其姓氏、籍贯、职衔、任免时间、传承世系、所辖疆域等等，均全无记录，又无旁证，仅有历代方志抄录辗转，愈渐渺茫。是以无法考证，无以确认，无奈只有付诸阙如矣。
至于而今在桐的若干大姓氏族，如金、傅、李、胡、苏、苟、邓、周、陈、程等等，则全系元明清民国时期以各种因由移民入境，均从未任过土官土司之类职衔。
《遵义府志》云：“唐蒙谕夜郎侯多同，约置吏，使子孙为令，西南始郡县焉。而蛮夷王侯君长，相承不废，有丞，比郡县，即后之土官也。遵义在汉以夜郎旁小邑为县，其时必有如漏卧、钩町侯、苴兰君长比者，特史未之及耳。自唐末归杨氏，统诸姓八百余年，宋中叶间设州、军未闻有流官及播、珍、溱者，其皆土人为之可知。元之宣抚、招讨、万户，明之宣慰、安抚长官，亦不出数姓。…… ”
《贵州通志·土司土官志》引赵翼《簷曝杂记》云：“凡土官之于土民，其主仆之分最严。盖自祖宗千百年以来，官常为主，民常为仆，故其视土官休戚相关，直如发乎天性，而无可解免者。土官虐使土民，非常法。所生女有姿色，本官辄唤入，不听嫁，不敢字人也。有事控于本官，本官或判不公，负冤者惟私向老土官墓上痛哭，虽有官辖土司，不敢上诉也。贵西之水西，本朝初年已改流矣，而四十八支子孙为头目如故。凡有征傜，必使头目签派，辄顷刻集事，流官号令不如头目之传呼也。倮人见头目答语必跪，进食必跪，甚至捧盥水亦跪。头目或有事，但杀一鸡沥血于酒，使各饮之，则生死惟命。余在贵西，尝讯安氏头目争田事，左证皆其所属，倮人争奉头目所约，虽加以三木无改语。至刑讯，头目已吐实，诸倮犹目相视，不敢言，转令头目谕之，乃定谳。”
《贵州通志·土司土官志》云：“《志》云：土司之职类于封建。其先世皆有功德于民，懋赏酬庸，始食其报，其保世滋大，亦非倖获。惟封虽成，为国纪纲法度皆凛王朝，故日进于文化，土司则多取羁縻，竟存放任。如太公之洽治齐，简其礼，从其俗。朝廷不事苛求，但其地皆边系，人尽苗蛮，非有变之道，即当为夷所变，大较然也。……盖其流积者厚，用能变夷，而不变于夷也。今者土职已罢，然其溯其祖宗，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其勤劳有如在目前者，故为论次如左。”
综上所述，桐梓境内历史上的土司土官，和云贵川大多数地区的土司土官有所不同。桐梓境内的土司土官，尽管也是朝廷赐命，家族统治，世袭罔替的，但都是由汉人奉朝廷旨意，从外地率兵进驻该地，因战功获得朝廷奖赏，奉旨将族人由原籍迁居该地，“世守其地，永镇边夷”的。并非当地土著倚势大族众，割地自雄，以武力扩充地盘，迫使朝廷承认其所索地位和需求，朝廷往往也因国力不逮，鞭长莫及，有限度的降诏“从之”，以示“恩宠’，视作”羁縻”。对于这样的土司，只要一有机会，朝廷就将毫不犹疑的予以血腥镇压，夺回失地。而桐梓的土司土官全属朝廷任命，以朝廷的名义进行统治，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是官对民、族长对族人的关系。绝非奴隶主与奴隶那样的人身依附关系。土官与族长对属下居民和族人并无生杀予夺，随意买卖赠与的权力。而且，一旦土官犯了朝廷法度，或没有归降新建立的王朝，其职司和权力就会被褫夺，将不再存在。桐梓境内的土司土官，设置较晚，疆域较小，势力有限，且多为随着朝代的更迭，历史的变迁，渐渐自行消亡了，从未出现过举兵反叛朝廷的情况。因此，称桐梓历史上存在过的这种现象为土司，并不准确和贴切。我认为应当直接称为土官更为恰当。实质上，桐梓一县的土司土官，是属于封建制度下的羁縻建制，且出现较晚，延续较短，势力较弱，实管区域较狭，与朝廷关系更为密切，与民间关系更为松散，迥然有别于其他一些地方存在过的奴隶制度下的土司土官。仅从民国《桐梓县志》只设志，而仅将土司列于其下的编纂方法，也可以看出昔日志界前辈对此的态度和严谨的治学精神。
参考文献
《贵州通志·土司志》 《史记》 《汉书》 《后汉书》
《旧唐书》 《新唐书》 《遵义府志》 《续遵义府志》
《平播全书》（李化龙著）
《桐梓县志》（1930年版）犹海龙 侯树涛 赵元隽编
《桐梓县志》（1997年版）胡大宇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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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州杨氏族史》（2000年版）杨金鳌主编
《关西杨氏族谱》 《关西杨氏宗谱》（杨昌智主编1997年版）
《令狐氏史话》令狐昌淮汇编（2007年版）
《令狐氏增修谱志》（令狐世强编1988年版）
《娄氏家谱》（1988年版） 《梁氏族谱》（戊辰季春版）
《梁氏族谱》（梁隆炎 梁后火编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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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梓傅氏宗谱》（傅伯能傅辅坤编修2008年版）
《太原王氏》（王光德等编1997年版）
《张氏族谱》 《成氏家史》（成佑贤主编2001年版）
《天水内江魁山赵氏仲生祖房族谱》（赵光华主编2004年版）
《天水赵氏西南总谱》（赵用书主编2005年版）《犹氏族谱》
《程氏家乘》(程绪攀编2002年版) 《黄氏宗谱》（1994年版）
距京城十里有个二荒村，二荒村有个百姓叫杨义，杨义家养了条狗叫大宝。那天早晨，杨氏照旧做好了三碗饭，全是榆树皮碾成面熬的糊糊。两碗稀的一碗稠的；两碗稀的是她和10岁的儿子杨占山的，一碗稠的是杨义的。因为杨义吃完饭还得去修造皇帝的第十八个宫观庭院，活苦重得难以言表。
酷暑难耐，屋里闷热，杨义端着饭碗走到院里。他正要吃，西墙头露出一张猥琐的小黄脸，此人便是里正胡夫子。胡夫子阴阳怪气地叫道：“杨义过来，跟你说个事儿。”
杨义随手将饭碗放在一块石板上，不紧不慢地向胡夫子走去。其实胡夫子也没什么大事儿，依旧是喋喋不休地叮嘱杨义把活干好，否则龙颜大怒之时就是你杨义掉脑袋之日。杨义不耐烦地听完胡夫子的絮叨，扭回去要吃饭时，大叫一声“不好！”只见那饿急的大宝正疯子般吞食那碗稠糊糊。急坏的杨义飞奔过去，一脚踢开大宝之时碗已见底儿了。杨义捧着个空碗欲哭无泪。
扒在墙头还没走的胡夫子兴奋异常地说：“好个杨义，你竟敢踢狗；胆敢违反皇命……”胡夫子边说边走远了。
又气又饿的杨义也没把胡夫子的话太当回事儿。妻、儿闻声出来问询，杨义急忙把空碗撂在嘴上，很夸张地吞咽着唾液说：“没事，胡夫子叫我赶紧去干活呢。”
饥肠辘辘的杨义刚到工地，胡夫子就领着几个如狼似虎的衙役来了。胡夫子指着杨义对衙役们说：“他就是那个踢狗的杨义。”
衙役们不由分说，上来就绑了杨义，押着他直接投入县衙大牢。
得知杨义被抓，杨氏急火火跑到胡夫子家问询。胡夫子眨巴着小眼睛酸酸地说：“我的小娘子，杨义打狗触犯皇命，老夫也爱莫能助呀！”杨氏扑通给胡夫子跪下了。胡夫子急忙去搀扶：“娘子你这是干啥，夫子已想你很久……”胡夫子鸡爪样的脏手趁机在杨氏身上乱抓乱摸。杨氏轻轻但很果断地拿开胡夫子的手，流着泪继续求他：“好里正呀，你可千万救救我夫杨义吧，我们母子全靠他……”
胡夫子色眯眯地盯着杨氏漂亮的脸蛋说：“小娘子，如果我救了杨义，你该怎么谢老夫呢？”胡夫子说着就扑上来抱住杨氏的身体，像老狗般胡啃猛亲。杨氏拼命挣脱，并愤怒地说：“胡夫子你休想趁人之危！”然后夺门而去。老夫子望着杨氏的背影恶狠狠地说：“哼，小娘们儿，你还会来找我的。”
三日后，杨义被县衙过堂。大堂之上，胡夫子指证说：“大老爷，杨义将狗活活打死是我亲眼所见。那狗叫大宝，死得惨呢！”杨义高喊：“胡夫子一派胡言！大老爷，我冤枉呢！是大宝偷吃了我的糊糊，我气急了才踢它一脚，也没使多大劲儿。况且大宝也没死，它就在我家里呢。不信你们去看。”
端坐大堂的县官赵财对杨义的话置若惘闻，抹着山羊胡看着胡夫子问道：“胡夫子，你说杨义打死了大宝，可有尸体乎？”胡夫子早有准备似的说：“回大老爷，大宝尸体我已交给县衙。”赵财大声说：“来人啦，将大宝尸体抬上来，当堂辨认。”
两个衙役抬上来一条死狗。胡夫子扫了一眼抢先说：“回大老爷，它就是被杨义打死的大宝。”杨义扭头看看，大叫道：“不是不是，不是我家大宝；我家大宝根本就没死。胡夫子你这小人偷梁换柱、陷害良民……”
赵财一拍惊堂木：“大胆刁民杨义，人证物证俱在还敢抵赖；给我动大刑！”
几天后，杨义受刑不过，“招认”了。遂被判了死罪，单等秋后问斩。那县官赵财邀功心切，迅速向上奏报。一级报一级，折子很快就到了蔡京手里。说假话陷害他人已成习惯的蔡京奏明圣上时又添枝加叶地说：“刁民杨义凶狠暴虐，将一位叫大宝的贵犬活活勒死，惨不忍睹呢，圣上！”皇上赵佶当即龙颜大怒道：“此等刁民，实属可恶；传旨下去，诛灭九族！”
很快，杨姓族人一百多口被统统抓捕归案。此时的胡夫子也着急了，他原想只把杨义置于死地，继而霸占杨义的美貌娇妻杨氏；没想到闹成了将要诛灭九族、血流成河的惊天大冤案，一百多口人命呢！已无力回天的胡夫子便冒死偷偷将杨义之子杨占山送出村子，要他赶快逃命去吧。
孤苦无助的杨占山领着大宝一口气跑进了深山老林。又渴又饿的杨占山遇上一位白发道人。道人听了杨家遭遇之后，也是唉声叹气、爱莫能助。他说：“孩子你能逃到哪儿去呀？用不了几天，官兵就会把你抓住的。”
小小的杨占山一下子不哭了，他拱手道：“您老说的对，多谢！我这就下去跟他们拼命，反正也是个死！”道人叹息着说：“要不我给你写个状子，你进京告状吧；万一碰上个清官，就算是死马权当活马医吧。”杨占山双膝跪地说：“谢道长，我来世再报您的大恩大德！”
杨占山拿着状子、领着大宝进了京城，没走多远，就被两个官兵上来扭住了杨占山的胳膊。大宝见状，扑上来叼走了杨占山手中的状子，像离弦之箭般直奔皇宫而去。大宝闯第一道皇门时，有个小太监举鞭要拦截，被老太监拽住并低声喝斥：“小崽子你不要命了！没听说有个叫杨义的踢了自家狗一脚，就要被诛灭九族呀！”
大宝就这么畅通无阻地闯过了一道又一道皇门，最后，它一股风般进了皇帝和大臣们上朝的大殿。当时，宋徽宗正和大臣们议事。大家见一条狗叼着纸进了朝堂，都很惊讶，更为吃惊的是那狗呜呜地叫着，且两条前腿像人似的跪了下来，狗嘴高举着状纸指向端坐龙椅的皇上。
徽宗越发觉得好奇又好笑，便命身边的太监：“把犬嘴里的纸呈上来。”
太监迈着小碎步从狗嘴里拿过状纸，呈给了皇上。皇上细细看完状纸，龙颜又怒，拍案大声道：“御史左怀忠听旨，朕命你速去二荒村复查此案，查清后具实奏报。不得有误。”左御史领旨而去。
左御史到县衙后，立即升堂，传讯了杨义、杨氏、胡夫子等人，胡夫子意识到自己的祸闯大了，低着脑袋思考着脱身之策，不顾县令赵财的一再暗示，竹筒倒豆子般如实招供了，查明的事实与狗闯皇宫所递状纸之述完全一致。在事实面前，县令赵财蔫着脑袋无言可辩。真相终于大白了，左御史回朝复命，向皇上如实奏报了案情。
一百多口杨姓族人全被释放。因杨义毕竟踢狗一脚有罪，屁股上挨了20大板。胡夫子为谋人妻而陷害人夫，更为严重的是胡夫子当时为了给杨义安罪证，他竟然把自家的一条狗打死后冒充杨义家的大宝之尸交给县衙；故而被下大牢判死罪，秋后问了斩。那个县令赵财，因为有蔡京、童贯从中周旋，结果既没治罪也没削职，换个地方继续当县官去了。救下一百多人的义犬大宝深得皇上喜爱，被留在宫中，成了徽宗赵佶的宠物之一。就这样，大宋朝这桩狗案落下了帷幕。
1.出自姬姓。2.出自赐姓。三国时，诸葛亮平定哀牢夷（湖南、贵州的僚族分支）后，赐当地少数民族为赵、张、杨、李等姓。3.出自他姓改杨姓。4.出自他族改姓。如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施行汉化，有三字姓莫胡卢氏改为杨氏。5.以封地为姓。
迁徙分布
杨姓的发源地在今山西省境内，后为晋所灭，其子孙因避乱，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杨姓自山西迁至江苏和安徽省境内，散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至秦汉之际，有的迁居河内，有的迁居冯翊。杨姓为晋所灭后，便向西发展繁衍，其先迁入陕西，后迁入山西省汾水中游的霍县一带，而后繁衍至今河南境。
至汉时杨姓已广泛分布于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杨姓入川也于此时，多由湖北、陕西迁去。与此同时，又有杨氏族人自山西迁至江苏和安徽，散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晋、唐这一时期，是杨姓在南北方繁衍的重要时期。至宋代起，杨姓已广布江南广大地区。
总之，杨姓族人在隋唐以前，除集中于今河南、陕西、山西三省外，还有以甘肃天水为中心的一线，以湖南、江西为中心的一线，直至遍及全国各地。
杨姓向海外比较大范围的移民，是在元末以后，尤其是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以后，这是中国南部福建、浙江、广东等省的杨姓人向海外迁移的发轫时期，主要是为了避免天灾人祸而向海外谋生的。移居的主要地区是在今天东南亚一带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孟加拉、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
鸦片战争以后直到20世纪初叶，或因政治避难，或为追求西方科技，或为寻找革命真理，杨姓人迁居的主要地区则面向西方欧美一带，这也是杨姓人飘洋过海的第二个重要时期。
郡望堂号
郡望
弘农郡：西汉时置郡，治所在弘农（今河南灵宝北）。东汉至北周，曾一再改名恒农郡。
天水郡：西汉时置郡，治所在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北）。
河内郡：楚汉之际置郡，治所在怀县（今河南武陟县西南）。
堂号
“关西堂”：东汉时有关西人杨震，博览明经，时人称他是“关西孔子”。
“四知堂”：杨震当荆州刺史时，非常清廉。有一次，有个人在夜里带着黄金到杨震的家里行贿。杨震坚决不受，并严厉地斥责了那个人。那个人还是不死心，笑着对杨震说：“现在是深夜，地点在您的府上，绝不会有人知道的，请您收下吧！”杨震义正词严地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说没人知道呢j快滚出去！”杨氏因此以“四知”为堂号。
历代名人
杨震，名声最大的古代杨姓名官。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东汉时有“关西孔子”的称誉。
杨炯，唐代著名诗人。幼年聪敏好学，10岁就被称为神童，与王勃、骆宾王、卢照邻齐名，称“初唐四杰”。
那么，姬祖师所练习专长的枪法是什么呢？在前文《心意拳枪法与六合枪》、《水氏心意六合枪与六合枪》中我们已经讨论过，心意拳中的枪法和明时盛行的六合枪是渊源承传。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封建经济高度发达，文化、艺术等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武术也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已经具备了丰富的武学理论，形成了诸多风格各异的流派。可以说，明代是中国武术全面走向成熟的时期，无论拳术、器械，还是软硬内壮功等等都已形成体系。当时少林武术已经久有盛名，还有从少林翻之的“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的内家拳也著称于世。民间武术派系有温家七十二行拳、三十六合锁、二十四弃探马、八闪番、十二短（明何良臣《阵纪》）、巴子拳、宋祖三十二势长拳、六步拳、猴拳、拳（明戚继光《纪效新书》）等等，戚继光还广采民间十六家拳法的精华，创编了三十二势，形成一个新的学派。武术器械更是多种多样，有“十八般武器”之说。枪为“百兵之王”，明代的枪术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精妙丰富。明王圻《续文献通考》云：“枪之家十有七”，其著名的枪法流派有：杨家枪、马家枪、李家短枪、沙家竿子、石家枪、峨嵋枪、少林枪、汊口枪等。尤其是杨家枪法，流传广泛，备受推崇。杨家枪法是当时的主要枪法，“山东、河南各处教师相传”（明茅元仪《武备志》，俞大猷《剑经》），“先有圈枪为母乃历传之论也”（明程宗猷《长枪图说・散扎拔粹》），可见其相传年代已久。《纪效新书》中枪法以杨家枪为尚，戚氏称其“有虚实，有奇正……不动如山，动如雷霆”，何良臣也称“虚实尽其宜，锐进不可挡，速退不能及，而天下称无敌者，惟杨氏梨花枪法也。”（《阵纪 卷二》）《纪效新书》中所收录的有杨家枪之八母枪、六合枪、二十四枪势。马明达先生曾说：“六合枪是我国明代以来枪法的正脉。”明唐顺之《武编选》中记载有六合枪，与戚书中所载大同小异；明程宗猷《秘本长枪法图说》也记载了六合枪，与戚书中所载更为接近，仅有几处字词之差。可见，在明人的典籍中都不约而同的以“六合枪”为主，也足见六合枪在当时的盛行，《阵纪》（卷二）中说“能杀人于二十步之外者，六合枪法也”，可见当时人们对他的推崇。在明代这样的武术环境下，姬祖师所专擅的枪法也即是“六合枪”。
“合”古代指交战，六合指六个回合，即六组相应变化，此处六合枪指的是六组枪法变化的常用技法。又“六合”本是“天地四方”之意，在传统文化里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在此处借来记述枪法，意境开阔，琅琅上口，从而沿传下来。据《杨家枪谱》载：“六合枪为杨、高、沙、马、罗、刘六家枪之正宗”，可知六合枪正是当时最广泛流传的枪法。或说六合意为“动手不离平进、下截、上挑、中扎、外拦、里拿之法”，故称六合枪。传于宋宁宗时义军将领李全之妻杨氏（杨妙真）为梨花枪。戚继光独尊杨家枪，称“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天下咸尚之”，并引入书中作为军事训练的内容，即在明代杨家枪是既普及又公开的技术。
对于六合枪、杨家枪的源自历来尚无确论，据说大梨花枪法始自后汉名将赵云。赵云以大梨花枪驰骋于曹氏百万军中，冲锋陷阵则用通沉吞吐，斩将搴旅则用摇圈凤点头，挡马拨箭则用抖护梨花摆头，所向无敌，威震当时。赵氏后取大梨花八母演化成六套，俾使学者联合练习。又以枪头摆动时白光闪闪，如梨花片片，遂名之曰大梨花枪。然其后师承无可考证。迨唐之末叶，有寿州刘康又者，沉然有膂力，善用矛槊，尤善大梨花枪法，始属于黄巢，后随梁太祖袭巢破蔡，累迁至元从都将。康又而后，至宋李全以梨花枪威震天下。然以成法多有改易，师弟相承，遂为家法。顾李曾为盗，弟子讳言之，以其妻氏乃托为杨家枪。又云清之中叶有张安邦者，得大梨花枪之真传。张世居江都邑属东编之东岗镇，初以武孝廉为扬州缉私营官，调尧狼山游击，累迁扬州参将，署理漕中，人称“盖三江”。这里说到杨家枪即梨花枪，梨花枪源远流长，古已有之，后世得其真传者，勇盖天下。
杨家枪是否始是自于宋杨妙真呢？戚继光认同此说，“夫长枪之法，始于杨氏，谓之曰梨花”，“二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手”，（《纪效新书 卷十》）后一句话源自于《宋史卷四・李全下》中李全妻杨氏所说。同时代的一些武术家对此持怀疑态度，如程宗猷《长枪法选・长枪说》写道：“器名枪者，即古之丈八矛也，其法遵杨家，然未稽杨之为何时人也。”清初武术家吴殳也说“杨家枪、沙家枪、马家枪，其人不可考。”（《手臂录・自序》）可见，即使在明朝时候，对于杨家枪的源流也已经无可稽考了。也有人认为杨家枪是宋朝名将杨家将杨六郎之枪法，多为附会小说家言，尚无实际可证。那么，“梨花枪“是什么呢？明崇祯八年兵部侍郎毕懋康著《军器图说》中说：“梨花枪以梨花一筒，系缚于长枪之首，发射数丈，敌着药昏眩倒地，火尽则用枪刺敌。宋李全曾以此种枪雄霸山东……”原来梨花枪是当时的一种火器与冷兵相结合的产物，枪前装有药筒，临阵点燃，火焰可出枪前丈余，目的在于烧伤敌人，“火尽则用枪刺”，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利器，是以红袄军凭此二十年天下无敌手。（详见于林伯原、周佩芳《试析杨家枪法》，《中华武术》1986.11/12）然而后人们多误以李全的“梨花枪”为古之“（大）梨花枪”，此所以误以杨家枪为李妻杨氏所创。想来杨家枪正是古之梨花枪的一支，所以称“杨家梨花枪”，简称“杨家枪”或“花枪”，但此处的花枪还是大枪，和后世舞花的小花枪又是两码事了。
据考在明中叶至清初期，最为流行的枪法就是杨家枪、马家枪、少林枪和沙家竿子。杨家枪在明代时“河南、山东各处教师相传”（俞大猷《剑经》），体系最完整，流传最广。马家枪，长九尺七寸，属短、硬枪，枪法以二十四枪势为主。马家以杨家为本兼用棍法，“枪为神骨而棍为皮肉”。身短而法奥，其势紧密而迅疾，其用在手，身如轻风随云，手如青蛇渡水。沙家竿子枪长丈八至二丈四，头重腰软，适用与战场。其势阔大而迅疾，其用在足，身随其足，臂随其身，腕随其臂，乃合而一，腾挪进退，身如电光击石。少林枪以少林寺僧洪转和少林俗家弟子程宗猷（冲斗）为代表。少林寺僧洪转著《绿梦堂枪法》载有八母、六妙、五要、三奇之法，并说：“八母本也，六妙用也，五要变也，三奇巧也”。少林八母为：封、闭、提、掳、拦、拿、还、缠。与《纪效新书》所说的八母枪“拦、拿、提、撸、颠、缠”大体相同，与南阳水氏心意拳六合枪的“六枪头”异曲同工。程冲斗在少林寺学艺十年，曾得高僧洪转、洪纪真传，后又得河南李克复杨家枪法，其枪棍俱精，卓然成家。程在少林枪法的基础上突出了以力度见长的“大封大劈”和猛崩硬扎的特点，大力提倡“崩枪法”。程冲斗指出：“深思临敌便捷可望常胜者，无过大封大劈为最。”（《长枪法选》）清初吴殳指责程冲斗以棍法为枪，“少林尚刚柔相济，不致以力降人”，而冲斗则“学于少林，惟取其刚强者”，“去柔存刚，几同牛斗”。另有峨嵋枪法，始创者为峨嵋山普恩禅师，普恩传程真如和月空行者，程真如传朱熊占，朱传太仓吴殳，有扎法十八和革法十二。扎法即进攻技法，革法也称倒手，为格挡、防守之法。峨嵋枪法“不言立势，不言步法”，其技术体系和中原枪法差别较大，不予详述。
《纪效新书》中辑录了“二十四枪势”，二十四势是枪法中的经典枪势，流传广泛，一般认为是杨家枪内容。其实二十四势无非是六合枪的变化，如在“四夷宾服势”后的注中云：“乃中平枪法，作二十四势之元，为六合之主。”意思即说中平枪是二十四势的基本技法，也是六合枪里的主要技法。清时枪术大家吴殳在其著述中臧否天下枪法，详论了七家枪法，但没有具体记载六合枪，只有二十四势重复出现，说“其传已久”，并为之做了评注，可见对其颇有研究。只不过吴氏凭“六合乃马家枪名”断定二十四势为马家枪法，似乎太过武断。《手臂录》中的“马家枪二十四势”除了排列顺序的差别外，与《纪》书中的“二十四势”基本相同，唯“琵琶势”称作“抱琵琶势”。吴殳认为“马家以杨家为根本，而兼用棍法”，二十四势中唯上平、中平、下平、青龙献爪、苍龙摆尾、滴水势、骑龙势、美人认针、抱琵琶势、太公钓鱼、闯鸿门十一势是枪法，另铁牛耕地、铺地锦、白猿拖刀“或可一用”，“外此则皆棍势，与枪无干”。枪、棍形制相似，必有相通之处，本不必严格分野，吴氏所言权作为一家之言参考。二十四势枪法有名有实，体系完整，至今在许多门派里还有传承，例如心意拳、太极拳等。二十四势枪法都是变化中的枪法，更非是固定的套路。唐顺之说“拳有定势，而用时无定势。”（《武编前集・卷五》）吴殳的《马家枪二十四势说》中也提到：“行枪不可有势，势乃死法，存于胸中，则心不灵便。况势遇庄则得益，遇会家则受损。”这里指出了有枪势，但不能执死势，还要灵活运用，正是古诀所说“他法行，随法行”。
在南阳地区水氏心意拳和唐氏心意拳体系里的“六合枪”和以上所说的明代的六合枪如出一辙，正是一脉相承的枪法。在邓州心意拳里面有“沥泉枪”、“六总枪”等和明代的六合枪互相对应，也显见是一脉相承。尤其是二十四势枪法，在邓州、水氏、唐氏各支脉里面都有传承，唐万仪师祖还进一步将二十四势枪“枪化”为拳，融入到了单把的练习中。在邓州心意拳里面此“二十四势”枪法被称作“六合枪”，或许是误传，或许其中正向我们透漏出一个信息：二十四枪势和六合枪原本是一家！这样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戚继光把他们归在一起的原由了，也很容易解释为什么现在的杨家枪仍旧以二十四势作为重要内容了。
现在心意拳里的枪法和明代六合枪的传承关系，说明了心意拳枪法正是姬师祖枪法的正脉，也说明了姬老夫子的枪法之正宗，五百年后我们这些后学们还能和古人丝丝入扣。后世枪法也多有称作“六合枪”的，但和明人典籍所载迥异，也许此六合非彼六合，也许根本就是两棵藤上的瓜，也许是不同枪法的附会和挂靠。
姬师祖的六合枪造诣登峰造极，但在枪化拳以后却并没有原本的直传六合枪，而是又作了提炼和精化，直指枪术核心之秘，总结出大枪的劲路和规律。心意门珍秘的有十三枪、二十一枪等，十三枪即是十三种枪劲：撑、、盖、扎、合、拦、支、秀、前、后、左、右、中定。十三枪劲直指枪法核心，概括了枪法的普遍规律，练熟以后随心变化，涵盖无穷的枪势枪法。心意拳枪法是明代成熟枪术发展出来的，是明代枪术丰厚壤原上盛开的花，是明代武术高度发达的结晶。心意拳继承总结了明代的枪法理论，吸收了当时成熟的武术成果，继往开来。同时心意拳也是明代文化积淀的必然产物，是中华武学进化到明代而厚积薄发推陈出新的必然结果。心意拳是由枪法中化来的，在每一个动作中都留有扎枪的痕迹。与大枪技术原理上的相通，使心意拳功效殊异，心意拳的发力浑厚、功效卓著，对枪劲的把握和运用是其秘诀所在。
（马雷石指导）
（1．克拉玛依市绿成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造林减排作业区，新疆，克拉玛依 834300；
2．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新疆，石河子 832003）
摘要：利用杨十斑吉丁虫（Melanophila picta Fabricius）幼虫为替代寄主，繁殖落叶松吉丁肿腿蜂（Sclerodermus sp．）、白蜡吉丁肿腿蜂（Sclerodermus pupariae）及管氏肿腿蜂（Schlerodrmus guani）3种寄生蜂，3种寄生蜂均成功繁殖出成蜂。人工繁蜂条件为温度26 ℃，相对湿度70％。杨十斑吉丁虫不同龄期幼虫对3种肿腿蜂的繁蜂效果存在差异，1龄幼虫的寄生率和平均出蜂量均低于2、3龄幼虫，龄期大的幼虫繁蜂效果好，子代雌性率无明显差异，均能达到90％以上；不同比例接蜂的寄生率、平均出蜂量和子代雌性率差异不明显，但接蜂比例大的繁蜂效果较稳定。
关键词 ：落叶松吉丁肿腿蜂（Sclerodermus sp．）；白蜡吉丁肿腿蜂（Sclerodermus pupariae）；管氏肿腿蜂（Schlerodrmus guani）；杨十斑吉丁虫（Melanophila picta Fabricius）；人工繁殖
中图分类号： S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5）01－0078-03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5.01.019
Reproductive Effects of Melanophila picta （Coleoptera：Buprestidae）
on Three Kinds of Bethyloideas
NIU Chun－lin，ZHANG Fu－hai，CHEN Liu－sheng
（1．Karamay LvChe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Karamay 834300， Xingjiang，China； 2．College of Agriculture，reproduced Shihezi University， Shihezi 832000， Xingjiang，China）
Abstract： Three kinds of Bethyloideas Sclerodermus sp. Sclerodermus pupariae and Schlerodrmus guani were reproduced by the larvae of Melanophila picta successfully under 26 ℃ and RH 70％． The larvae was used as substitute host for Sclerodermus sp． for the first tim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2nd， 3rd instars of M． picta were better than 1st instars in parasitic rates， average number of emergence offspring，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offsping female ratio with up to 90％．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parasitic rates， average number of emergence offsping， offsping female ratio in different number of bees. The effect was stable in highly numerous bees．
Key words： Sclerodermus sp．；Sclerodermus pupariae；Schlerodrmus guani； Melanophila picta；artificial reproduction
收稿日期：2014－09－29
基金项目：石河子大学高层次人才专项（RCZX200907）
作者简介：牛春林（1978－），女，辽宁盘锦人，助理研究员，学士，主要从事林业有害生物控制工作，（电话）18999306132（电子信箱）
273344218＠qq．com；通信作者，陈刘生（1978－），男，安徽怀宁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林业有害生物控制工作，（电话）15276302638
（电子信箱）lshchen2008＠163．com。
杨十斑吉丁（Melanophila picta Fabricius）是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西北地区干旱半干旱区杨树常见的毁灭性蛀干害虫之一，幼虫先蛀食树皮层，随后进入木质部，当虫口密度较大时，树木长势衰弱，甚至整株干枯死亡［1－3］。在新疆的南、北疆均有发生［4，5］。杨十斑吉丁曾在克拉玛依大农业开发区杨树林暴发，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目前对克拉玛依杨十斑吉丁虫的生物学特性、发生与发展规律、防治技术等方面有了较为全面的研究［6，7］。
肿腿蜂是多种钻蛀性害虫幼虫和蛹的体外寄生蜂［8］。中国对该蜂的应用技术研究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在种类、生物学特性、人工繁殖技术及林间放蜂防治害虫等方面均已取得较好的进展。就目前所知，肿腿蜂科昆虫大约有100属650种。在欧洲、北非、中亚、印度、北美、日本和夏威夷群岛等地都有分布［9，10］。全世界肿腿蜂科共有2 000多种［11］。目前中国学者研究较为深入的是管氏肿腿蜂（Schlerodrmus guani），主要分布于河北、山东、陕西、山西、河南、广东、湖南、江苏等地。目前利用多种替代寄主进行人工繁殖的技术日益成熟［12－19］，随着人工繁殖技术的不断进步，该蜂已广泛运用于林业、药用植物、经济作物、木材建筑等方面蛀干害虫的防治，在内蒙古、吉林、辽宁、甘肃、安徽、北京、贵州、湖北、浙江、江苏、广东、山东、青海、新疆等地被大规模地用于生物防治［10］。白蜡吉丁肿腿蜂（Sclerodermus pupariae）发现于天津市［20，21］，该蜂可取食多种吉丁和天牛的幼虫并完成后代正常发育，雌蜂寿命长，繁殖力、扩散力、耐寒力、搜索和攻击寄主能力均较强，是一种有效的天敌［22－24］。落叶松吉丁肿腿蜂（Sclerodermus sp．）是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生物防治研究室新发现的肿腿蜂，本研究首次应用杨十斑吉丁幼虫为替代寄主，研究其人工繁殖效果。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落叶松吉丁肿腿蜂、白蜡吉丁肿腿蜂、管氏肿腿蜂由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生物防治研究室繁育提供。寄主是从林地内有杨十斑吉丁虫危害的木段中剖开获得，劈开木头取出幼虫，挑选活力较强的作为寄主带回实验室。
1．2 接蜂方法
不同龄期杨十斑吉丁幼虫对3种蜂的繁殖效果研究。先将指形管（100 mm×8 mm）消毒，取健康的杨十斑吉丁幼虫，根据虫体大小和头壳分成1、2、3 三个龄级，然后分别对不同龄级幼虫每管接幼虫1头，每个龄级分别15管，各设3个重复；再接入雌蜂，管口用脱脂棉塞紧，放进26 ℃、相对湿度70％的人工气候箱中饲养。每日观察雌蜂产卵、孵化、幼虫、羽化情况，直至全部羽化，统计出成蜂的数量和雌性率。不同接蜂数量对繁殖效果的影响。先将指形管（10 mm×8 mm）消毒，将健康的杨十斑吉丁幼虫1头接入管内，再将3种肿腿蜂雌蜂按1头、2头和3头3种数量水平，不同处理分别接5管，各设3个重复。接蜂后指形管放进26 ℃，相对湿度70％的人工气候箱中饲养。每日观察雌蜂产卵、孵化、幼虫、羽化情况，直至全部羽化，统计出成蜂的数量和雌性率。
1．3 数据分析
应用SPSS11．5软件对各项数据进行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龄期幼虫对3种肿腿蜂的繁殖能力影响
2．1．1 繁殖落叶松吉丁肿腿蜂的效果 由表1可知，落叶松吉丁肿腿蜂对杨十斑吉丁虫不同龄期幼虫的寄生率（df＝2，6；F＝55．5；P＝0）和平均单管繁蜂量（df＝2，6；F＝10．81；P＝0）有显著差异，子代雌性率差异不显著（df＝2，6；F＝0．644；P＝0．558）。
2．1．2 繁殖白蜡吉丁肿腿蜂的效果 由表2可知，白蜡吉丁肿腿蜂对杨十斑吉丁虫不同龄期幼虫的寄生率（df＝2，6；F＝3；P＝0．125），平均单管繁蜂量（df＝2，6；F＝2．40；P＝0．103）以及子代雌性率差异并不显著（df＝2，6；F＝0．664；P＝0．549）。
2．1．3 繁殖管氏肿腿蜂的效果 由表3可知，管氏肿腿蜂对杨十斑吉丁不同龄期幼虫的寄生率（df＝2，6；F＝14．330；P＝0．005），平均单管繁蜂量（df＝2，6； F＝7．400；P＝0．002）有显著差异，但子代雌性率差异并不显著（df＝2，6；F＝0．178；P＝0．841）。
2．2 不同接蜂比例条件下繁蜂效果比较
2．2．1 繁殖落叶松吉丁肿腿蜂的效果 由表4可知，1头寄主分别接1头、2头和3头落叶松吉丁肿腿蜂雌蜂的寄生率（df＝2，6；F＝0．079；P＝0．925），平均单管繁蜂量（df＝2，6；F＝0．500；P＝0．610）以及子代雌性率差异都不显著（df＝2，6；F＝4．872；P＝0．055）。
2．2．2 繁殖白蜡吉丁肿腿蜂的效果 由表5可知，1头寄主分别接1头、2头和3头白蜡吉丁肿腿蜂雌蜂的寄生率（df＝2，6；F＝0．600；P＝0．579），平均单管繁蜂量（df＝2，6；F＝2．840；P＝0．07）以及子代雌性率差异都不显著（df＝2，6；F＝4．840；P＝0．056）。
2．2．3 繁殖管氏肿腿蜂的效果 由表6可知，1头杨十斑吉丁虫幼虫分别接1头、2头和3头管氏肿腿蜂雌蜂的寄生率（df＝2，6；F＝0．059；P＝0．943），平均单管繁蜂量（df＝2，6；F＝0．345；P＝0．710）以及子代雌性率差异都不显著（df＝2，6；F＝6．150；P＝0．035）。
3 小结与讨论
试验发现，在室内条件下落叶松吉丁肿腿蜂和管氏肿腿蜂对杨十斑吉丁1龄幼虫的寄生率和平均单个寄主出蜂量较2、3龄幼虫的普遍较低，分别为20.00％和46．67％；观察发现寄主1龄幼虫虫体过小，生命力较弱，在肿腿蜂未完成一个世代的时间内出现干瘪发黑、死亡的现象，造成肿腿蜂不寄生或寄生后不能完成发育世代。寄主1龄幼虫繁殖白蜡吉丁肿腿蜂的寄生率和单个寄主繁蜂量虽然也比2、3龄的低，但差异不显著。各龄期寄主繁殖出的肿腿蜂子代的雌性率都较高，均超过90％，无明显差异，武辉等［22］认为这种现象可能与肿腿蜂自身调控能力有关。
田慎鹏等［18］研究表明蜂虫比例对肿腿蜂的产卵量和子代的数量具有较明显的影响，本试验结果表明，按1∶1，1∶2，1∶3的虫蜂比接蜂，3种肿腿蜂的寄生率、单个寄主繁蜂量上有一定差别，但差异不显著，管氏肿腿蜂子代雌性比1∶3接蜂量与1∶1和1∶2接蜂差异显著，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虽然试验结果表明3种接蜂比例繁殖子代蜂的数量上差异不明显，但接入雌蜂量越多繁蜂效果越稳定。为了获得更好的繁蜂效果，要尽量加大接蜂比例。试验过程中发现，由于观察时需要对寄主和肿腿蜂不断地扰动，容易对寄主和肿腿蜂造成伤害，最低限度减少干扰，是人工繁殖肿腿蜂需要考虑的。
肿腿蜂的替代寄主和人工繁殖研究甚为广泛，目前管氏肿腿蜂能够寄生的寄主已多达3目22科50多种［11］，利用黄粉虫、雄蜂蛹等替代寄主能够大规模繁殖肿腿蜂［10，15，19］。孙普等［25］曾用杨十斑吉丁虫幼虫成功繁殖管氏肿腿蜂，本试验进一步证明了肿腿蜂能够做为杨十斑吉丁虫的天敌昆虫进行使用。肿腿蜂对新疆地区杨十斑吉丁虫的野外寄生能力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致谢：衷心感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生物防治研究室杨忠岐教授在试验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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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播州;遵义;土司;土兵
2013年3月5日，遵义市海龙囤土司遗址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将在2015年进入表决阶段，它被预计为贵州最接近世界文化遗产的土司城堡。加快开展海龙屯价值研究工作，探索播州土司史，也成为了历史研究者的重要任务。虽然播州杨氏土司军队颇具特色，但过去全面探讨其建置者较少，本文试就播州土兵的称号、战力、数量和指挥等方面作一些抛砖引玉的探析。
一、播州土兵的称号
播州杨氏土司军队自唐至明的兵制状况，现存史料的记载分布不均。时代愈前，可考者愈少。时代愈后，可考者愈多（1）。唐时播州之地的土司军队名号已难知，在宋有“手军”之名，在元有“手号军人”之称，其特点相同，即在手上刺字。道光《遵义府志》说：“播兵在宋亦健军也！惜史逸其制。其军名有所谓手号者，见《元史》”。作者引《宋史・兵志》言：“庆历二年（1042），种世衡奏募番兵五千，右手虎口为忠、勇字，此其比也”。作者又引《元史・世祖本纪》所记：“至元三十年（1293）五月癸亥，有思、播等处之亡宋手军”。又引《元史・兵志》所记：“至元三十年（1293）五月，命思、播、黄平、镇远拘制亡宋避役手号军人，以增镇守”。可见，“手军”、“手号军人”即是在右手虎口刻刺上“忠”、“勇”等字，并染为黑色。“忠”、“勇”二字为单刻一字或连刻“忠勇”二字，皆有可能。
播州土司杨氏第十七任为杨汉英，史载：“（大德）六年（1302），闽妇蛇节宋隆济叛，诏合湖广、四川二省兵征之，命汉英以民兵从”。则在元代，播州之兵也有“民兵”之称（2）。
到了明代，播州土兵在右手虎口上刻字的传统，也许还保留了下来。当万历年间末代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之时，其播州土兵也还被总督李化龙称为“民兵”（3）。时杨应龙又把自己所统之多招苗族为主力的土兵中之精壮者，名为“老虎兵”或“老虎军”或“硬手”。《平播全书》载：“杨酋统马步四万，名为老虎兵，二路包围关隘”（4）。又载：“时报黔兵于乌江河渡失利，贼中奸细倡言：‘杨应龙亲统老虎军十万，专力攻楚’。一时将领莫不疑惧，以退守为请”（5）。这些记载中的“老虎兵”或“老虎军”即杨应龙所辖之精锐土兵部队。杨应龙家族是当地的少数民族仡佬族，汉化程度高。但为了增强反叛实力，更是大量“招苗”，多用苗兵以壮大力量。自然崇拜为苗族主要的信仰之一，其中有老虎鬼的说法。故杨应龙将自己多苗族成分的军队自称“老虎兵”或“老虎军”，是可以理解的。《平播全书》还载：“（杨应龙）取诸苗健者，谓之‘硬手’，劫殷户以养之”。又记：“（杨应龙）招引红脚、黑脚生苗居之，设为四牌、七牌，统制诸所，名为‘硬手’。用以战胜攻取，所向无前”（6）。故杨应龙统属下之苗族军队又称“硬手”。
二、播州土兵的数量
《遵义府志》引《史记》言：“夜郎精兵可得十万”。该书又引《唐书・南蛮传》所载，杨端占据播州之前，“首领姓谢氏，至龙羽有兵三万。武德三年遣使者朝，以其地为州，拜龙羽刺史，封夜郎郡公”（7）。两相比较，则播州之地可出兵约三万至十万人。夜郎乃播州之古地，不过“夜郎精兵可得十万”之说，长期未得重现于播州土司的历史活动中，直到末任土司杨应龙方曾昙花一现。
杨氏自唐末杨端统治播州开始，军事实力并不强大。据说杨氏居播十三传，至宋代之杨粲始大。他对外平邻境之敌，攻击“闽酋伟桂”，“声罪致讨，败其众于滇池，斩首数千级，辟地七百里，获羊牛铠仗各千计”。又对内平定族内之乱，史载：“焕违盟抄掠界上，粲遣兵诛之。归焕所掠地，赋于珍州下杨平，边患遂熄”。故播州土司领地及兵力之盛当从杨粲的统治时算起，之前十二任土司拥有的军事实力还太有限，其土兵的数量有限，难见有用兵过万数的史料记载。播州第十三任土司杨粲的征伐“武功”是如此出色，但其用兵的数量，史料中却似又缺少详述之者。
直到下一任土司为杨粲之子杨价之时，方可考其大规模之用兵数量，他所拥有的兵力已经非常雄厚。史载：“端平中（1234～1236），北兵犯蜀，围青野原。价曰：‘此主忧臣辱时也，其可后乎’？乃移檄蜀阃，请自效。制置使赵彦讷以闻，诏许之。驰马渡剑，帅家世自赡之兵五千戍蜀口。围解，价功居多”。又载：“嘉熙初（1237～1240），制置使彭大雅镇渝，檄价赴援。价督万兵征江南，通蜀声势，北兵不敢犯”。则在宋代播州第十四代土司杨价能调动的土兵至少在一万人以上。由此推之，之前土司杨粲拥有的土兵数量也不会低于此数，杨粲的个人才能为杨氏家族的壮大力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十一任土司为杨铿。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朱元璋遣使赍敕谕铿：“比闻尔听浮言，生疑贰。今大军南征，多用战骑，宜率兵二万、马三千为先锋，庶表尔诚”。则到明朝初年，杨铿竟然已经有能力至少调动土兵两万人以上出战，其中尚有三千更具战斗力的马兵（8）。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明太祖朱元璋又赏播州有功将卒士，凡二万三千三百六十一人，钞一十二万三千四百四十二贯（9）。可见，播州在明初洪武朝用兵时已能至少调发二万三千三百六十一人。
到第二十九任土司杨应龙造反对抗明朝时，由于他又新招徕了不少关外的“九股生苗”为兵，所以兵力较播州前代的土司更盛。《史记》所言“夜郎精兵可得十万”之说，终于被证明并非虚言。约在万历二十七八年时（1599-1600），平播的明朝总督李化龙与人讨论杨应龙造反时的兵力总数道：“然贼又未必真有二三十万战兵也，盖贼大众自不下二三十万，此是通男妇并虏掠之众言者，未为实数，而精兵则又自有数。今言彼人人皆以一当十，亦未必然也。大抵极富强之国亦不过战兵十万，精兵二三万而已。贼势大约如此，今我须以十万精兵视之”（10）。他说：“贼初用兵时不过二三万，且皆五司七姓五十四里之人。自连年讦构，抚剿无常，贼遂内自惊疑，多方设备，招集九股恶苗给以杀戮五司之土地，赏以抢掠各省之妇女。又擅立三十六统制、三十六巡警、十三亲管。各有头目，各有兵众。每一人名下多者二三千，少者一二千，总之不下十四五万。羽翼已成，居然劲敌矣”（11）。他说：“播人恒言：‘关内男女可十万，成兵者可五六万，精兵可三四万’。此从来相传之说，今自开刀以来虽屡有斩获，然皆关外人，关内人惟与刘总兵一阵。出关者万三千人，回者多半，则关内实有三万兵矣。向来处处设守，自是不足。今我兵入关，彼必聚而敌之。若三万必死之寇，亦自劲敌，何谓弱也？今宜三四路齐入，彼自无能为。若以一路当之，端非胜算”（12）。当刘入娄山关后，杨应龙曾倾几乎全部精兵来战，时李化龙说：“彼虽报贼数万，问来人，言实只二三万，可见贼之精锐止此矣。（13）”此次遭遇战后不久，他又说：“贼兵原只四五万，今败残之余不过二三万。彼凡应敌必留一半守囤，此其多寡，居可知矣”（14）。李化龙这些言论涉及到对播州杨应龙调动总兵力的不断估测，由于是对不同的人说，或有故意夸大的成分，或有故意低估的成分。但据他在平定播州后的《叙功疏》载：“总计八路生擒贼首、贼从一千一百二十四名，斩级二万二千六百八十七颗，俘获贼属五千五百三十九名口，招降播民一十二万六千二百一十一名口，全活被虏男妇一千六十四名口”（15）。若不计算“被虏男妇一千六十四名口”，则杨应龙造反前可统治和拉拢的在播州各民族男女人口总数不低于155561人。即便男女性别比为1：1，杨应龙所可发动的从军男子无论老幼，总数不低于77780.5人。再加上很多逃窜未能统计之人，可能会有数万。再据上节所说：“至安杨雄据，愈益尚武，以千里之地，为兵者三万人”（16）。那么综合来看，杨应龙造反时对抗明朝的土兵总数约为李化龙所说的“不过战兵十万，精兵二三万”。虽然杨应龙在其中“选枭勇善战者七八千人，豢养之，名老虎军”对抗明朝（17），但由于数量有限和缺少火器，骁勇的播州土兵也终难抗衡指挥有方的明朝总督李化龙所率二十余万明军的进剿。
三、播州土兵的装备
考道光《遵义府志》卷三十一《土官》，仅可略知在杨应龙之前的历代播州杨氏首领所部用兵时曾使用到的重要利器为“劲弩”，另有刀或斧之类。
播州首领杨氏第八世为杨光震，史载：“泸南夷罗乞弟叛，泸遣使乞师。光震督兵行，时闽党宋大郎与乞弟通遏其归道。光震与战连七日不决，遣帐卒王龙间道走播，趣谢都统济师。谢至武婆山见二酋纵骑横槊驰骋若指麾其众，谢以劲弩射其一应弦毙。其一大拔力冲阵，谢斫伤其首，杀之，即宋兄弟也。二彝惧而退囚，不能为泸患”（18）。可见，“劲弩”为播州军队重要利器。另外谢都统“斫伤”对手所用之武器，可能是某种刀或斧。
其无文献可征之播州土兵军队，只能以考古资料为最重要的补充。据介绍杨氏墓群的考古资料，可知其中数墓出土的石刻中，有反映播州军队的内容。
先看杨粲墓，修建于宋淳佑年间（1241-1252），为杨粲夫妇合葬墓。从墓中可以看到不少宋代播州土兵军队的画像。当时之兵将，穿戴头盔和衣甲。有人扛长斧，有人执长剑，有人持弓和箭。武人的装扮和非战斗人员的形象迥然不同。武人显得体格魁梧，全副武装，威猛善战。其头盔上少长条状的装扮，更紧贴头部。而且其袖口很窄小，便于战斗，增加动作的灵活度。而非战斗人员则体格显得柔弱，一副文质彬彬状，袖口更宽大，当为文职人员和服杂役者。
第十五世杨氏首领为杨文，据《杨文神道碑》载：“淳佑壬子（1252），虏酋铁骑火鲁赤寇蜀，嘉定为四川巨镇，顺势帅急调其军赴援，君选马步五千，委总管田万部从间道攻凌云，播军周夜杀贼过江。嘉定一城，唯万山、必胜两堡最要，专以播军任责。我军以强弩射中青一大酋应弦诸军相继，贾勇获胜，重围遂解”。另一史料也载此事：“（淳佑）十二年（1252），北兵围汉嘉，文使总管田万率兵五千，间道赴之。夜济嘉江，屯万山、必胜二堡，万以劲弩射之，敌不能支，遂却，加右武大夫”。可见，“强弩”是播州军队的重要利器。
第十六世杨氏首领为杨邦宪，史载他“善骑射”，则使用弩箭是其所长。
再看杨辉墓。杨辉（1433～1483），杨氏第二十四世首领，明正统十四年（1449）袭任播州宣慰使。杨辉墓1988年出土仪仗陶俑70件，他们有力地反映了正统之后的明代中期播州土兵的形象。这些陶俑们大部分戴尖顶小帽，少数俑戴尖顶圆檐帽或短脚幞头。多数俑着交领右衽长袍，少数穿圆领右衽长袍、圆领对襟长袍或马甲，皆着统靴。骑马俑造型不一，或吹长管喇叭，或负行军锅、包袱、文书，或腰佩大头刀，或双手捧印信、执汗巾。人物俑中有击小圆鼓和腰鼓者，担负火炮者。将这些和杨粲墓的石刻人物画像相比较，杨辉墓反映了更多的内容，如行军锅、长管喇叭、圆鼓、腰鼓等物品在播州军队中的使用。行军锅在播州土兵中使用，肯定是无疑的。长管喇叭、圆鼓、腰鼓既可供军队外的场合娱乐用，也很可能是军队中充当信号装备的重要物品。
在第二十四世杨辉之后，惟有末代土司杨应龙统治时期留下了最多的文字史料，反映在《平播全书》中。因为杨应龙造反，明朝急忙派二十余万大军前去镇压，故而留给后世的史料很多，对了解万历时期播州军队的特点尤其是其中武器装备提供了便利。弩、药箭、苗刀、扁刀、斩马刀、长刀、倭刀、偃月刀、标枪、长枪、铁矛、捞钩、锄刀、滚木、石、脑包、皮盔、皮甲、铁甲、铜甲、绵甲等物为明代万历中期杨应龙军队的主要攻防作战武器装备。杨应龙所统的播州土兵还是有少量的火器。上文已经说到，第二十四世杨辉（1433～1483）的墓中已经出土了有担负火炮的人物俑。播州土兵的火器数量应该不太多，可能是明朝调拨或赏赐之物。到了万历中年杨应龙造反对抗明朝之时，应该还缴获了部分战败明军的火器。除了攻防用的武器装备之外，饭米、草鞋、絮被、草把、水牛、战马、船、篾缆等，是播州军队重要的行军物品和后勤供应物资。
四、播州土兵的指挥
播州土司杨氏世袭播州之地，共历二十九任，为军政合一之地方最高政治首脑。杨氏之下尚有众多管事头目，名号众多，历代有相沿者如“总管”等职，也有土司杨氏新置者如“军师”等职。或以亲子担任，或以杨姓同族之人担任，或以非杨姓之异族担任。杨氏自唐末杨端统治该地任土官开始，历代继任者获得过中央政府给予的众多官衔，有实职，亦有虚职。
考道光《遵义府志》卷31《土官》，则杨氏所得历代中央王朝所授予之职衔，并杨氏所领管事头目有更详的记载。杨氏第一代创始人为杨端，唐乾符初被命领插州，尚未有宣抚使之名。当时其舅“谢将军”所在之谢姓家族对杨端夺得播州，出了很大的力。五代以来，子孙世袭其职。至宋代杨粲以下诸人，始袭安抚使。宋开禧间，又赠杨端为太师。元代始改安抚为宣抚。第四任土司为杨三公，史载当他“幽于闽（水西）半载”而逃归时，曾“遣卫兵檄召谢巡检，谢帅彝獠逆之”，则有谢巡检为杨氏可考之部属。第五任土司为杨实，史载：“会小火杨及新添族二部作乱，实同谢巡检讨之”。第六任土司为杨昭，其弟杨蚁曾发动内乱。时“谢巡检子都统谓昭子贵迁曰：‘蚁召仇雠，而贼同气，罪不容于死，盍讨之？’遂大发兵”。可见，谢姓家族有在土司杨氏下任巡检、都统之职者。第七任土司为杨贵迁，官至武功大夫、德州剌史。第八任土司为杨光震，官至从义郎、沿边都巡检使。当“泸南夷罗乞弟叛，泸遣使乞师”时，“光震与战连七日不决，遣帐卒王龙间道走播，趣谢都统济师”。可见，有谢姓家族之谢都统为杨氏之得力部属。第九任土司为杨文广，官至武节大夫。史载：“仲父光荣潜谋篡立，众弗与。光荣奔高州，欲藉蛮兵以危宗国。文广与部将谢石近、谢成忠谋奉书币逆光荣以归，事之如初”。史载：“会老鹰寨獠穆族亦叛，文广命谢都统讨彝之，斩理郭，戮穆獠，释其党七人”。史载：“初西平视诸苗尤桀黠难制，文广偕成忠夜入其栅擒获之。寻数其罪，贷焉”。可见，有谢姓家族之谢石近、谢成忠为杨氏之得力部将。谢都统疑为谢石近、谢成忠二者中之一。第十任土司为杨惟聪，官至修武郎左班殿直。第十一任土司为杨选，官至武经郎。播州土司杨氏第十二任为杨轸，官至秉义郎。第十三任土司为杨粲，官至武翼大夫，累赠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卫大将军、忠州防御使。第十四任土司为杨价，先授雄威军都统制，迁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后赠开府仪同三司威武宁武忠正军节度使。第十五任土司为杨文，以功转武德郎、阁门候，进武功大夫、阁门宣赞舍人，迁左卫大将军，加右武大夫，转左武大夫，拜亲卫大夫，加忠州团练使，进中亮大夫、和州防御使、播州沿边安抚使爵、播川伯、食邑七百户、诏雄威军加御前二字以宠异之。卒于咸淳元年，赠金州观察使，元赠荣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柱国。如上文前节所述及，到了第十五任土司杨文之时，杨氏除了重用亲弟杨大声之外，非杨姓家族之外的总管赵暹、总管赵寅和总管田万等将已经代替了杨氏早期发展史上谢姓家族的重要助手地位。第十六任土司为杨邦宪，始冠授成忠郎雄威军副都统、通管州事，进武节大夫、沿边安抚使，拜利州观察使，迁金吾卫上将军、安远军承宣使、牙牌节度使。宋亡，至元十五年（1278）入朝，诏袭守如故，拜龙虎卫上将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抚使、播州管内安抚使。至元十八年（1281），升宣慰使。累赠推忠效顺忠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柱国。第十七任土司为杨汉英，授金虎符龙虎卫上将军、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播州军民安抚使。加播州等处管军万户。升播州安抚司为宣抚司，授军民宣抚使。拜汉英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以功进资德大夫。进上护军。赐推诚秉义功臣、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国。第十八任土司为杨嘉贞，累官资德大夫、湖广行省右丞、沿边宣慰、宣抚使。第十九任土司为杨忠彦，累官资德大夫、播州军民宣抚、宣慰、都指挥使。第二十任土司为杨元鼎，累官资德大夫、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播州军民安抚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
第二十一任土司为杨铿，明太祖朱元璋仍置播州宣慰使司。洪武五年（1372），播州宣慰使杨铿、同知罗琛、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相率来归，贡方物，纳元所授金牌银印铜章，诏赐铿衣币。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铿、琛皆仍旧职。领安抚司二，曰草塘，曰黄平。长官司六，曰真州，曰播州，曰余庆，曰白泥，曰容山，曰重安，以婴等为长官。可见，在洪武五年（1372）之前，杨铿之部属有宣慰同知罗琛、总管何婴、蛮夷总管郑瑚等人。到洪武年间，播州土司杨氏之部属官职又变为了播州宣慰使领宣慰同知、二安抚司、六长官司。到了明代，播州土司最高首领宣慰使下之职官建置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已经是非常严密。第二十四任土司为杨辉，正统未时有宣慰同知为罗宏，依然以罗姓家族世袭宣慰同知一职，为杨氏之副手。并且其下有部属安抚宋韬、长官毛钊、容山长官韩、重安长官张通等人可供其调遣。第二十六任土司为杨斌，明武宗升播州宣慰使杨斌为四川按察使，仍理宣慰事。当其时，有播州安抚宋淮、罗忠等人为其下属。
第二十九任土司为杨应龙，隆庆六年（1572）接任管事，万历元年（1573）方得敕书正式袭职。他造反前因与自己统治集团之五司七姓头目内讧，除了继续利用播州宣慰使司所领六长官司、二安抚司中之少数附己者，又另立军师、谋士、衙门大总管、文书、督军总管、内司总管、提调、巡警、苗头总管、各里头目、目把等管事名色，以便对抗明朝的征讨，强化在播州的统治（19）。海龙屯为杨应龙造反时主要据点之一，为规范屯内管理，杨应龙曾于万历年间勒石警示，即《骠骑将军示谕龙岩囤严禁碑》铭文，现尚存其地并见于《遵义府志》。这对了解杨应龙统治时期其下部属的建置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可见其上守囤者又设有总管、总领、把总、提调、书吏、守衙小童、守仓户、打扫户、总旗、小旗、军士、苗军并住囤医生、匠作、主持人等名色。当杨应龙用兵之时，就挑选各头目带兵出战。有一则史料，对此反映比较典型。《平播全书》载：“据贵州左监军道报称缉获杨酋老虎兵刘奇才刘恩供称：‘应龙闻知各省大兵分作十二哨进播，应龙与心腹庄局家丁、内亲管，估刻共一万七千人，同上海龙囤拒守，本囤实在仓米大小三四千间。其未上刻外亲管苗兵并里民兵于养马城、养鸡城、李三窝等处硬扎营寨。应龙号兵二万于于溪头铺扎一大营拒川路。杨朝栋号兵二万于桃溪坟、坝头扎一大营拒水西并乌江兵。田氏号兵一万于毛坪扎一营，防永宁截龙囤后路。令太监刘元、提调颜和、罗留、元尚意等集六统制所辖汉夷民赴板山囤，敌水西猡兵。令总管何汉良统集湄潭夷汉，拒马脑等囤，敌思南、龙泉、偏桥兵。令伪安抚杨珠并杨留、陈天恩、杨三等统集西平、瓮水司地、黑坝夷汉士兵，敌河渡江界牛场平越兵。令夷头罗刚等领安罗三寨苗兵，拒合江永宁之兵’”（20）。
五、播军的寓兵于农
早在杨文之前，播州杨氏所统土兵已经形成了寓兵于农的用兵传统。当第十一世杨选之时，《遵义府志》已经记载：“始立，值徽、钦二帝播迁，高宗南渡。（他）慷慨负翼戴志，务农练兵以待征调，士大夫韪之”（21），或记载：“（他）务农训兵以待征调”（22）。第十五世为杨文。据《杨文神道碑》载：“时杨播州间，岁必荐福皆其惠。当忠烈（第十三世杨粲）御郡都，士类羽流，皆称其东善而种德，喜儒而好礼，最是寓兵于农，（且）耕且战，得富国强（兵）之策，有古规模。自忠烈至忠显（第十四世杨价），世守疆场”（23）。又载：“君（杨文）领郡式遵家法，于农隙之时，作新政，教以坐作进退，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军民两利，乐为之用”。可见，“务农练兵”、“务农训兵”、“寓兵于农，（且）耕且战”、“无事则耕，有事则战”为播州土兵的重要特点，至迟自杨选开始“务农练兵”，后被历任杨氏首领继承了该家法。地界川贵的“都蛮”之地万历初年被明朝政府征剿，“都蛮”之地割据势力也有寓兵于农的特点。史载：“凡九丝内各村寨土人强壮者，三酋皆佥点为兵，随伍出劫。其老弱者，一般在寨屯种”（24）。播州土兵之寓兵于农特点，大概与之类似。寓兵于农可以减少播州土兵的军费开支，又可使得土兵不至无战事之时趋于怠惰，所以能取得“军民两利”的效果。
六、播州土兵的战力
播州土兵的战斗力很强，主要是与该地民风彪悍熏染和多民族构成的特点密切相关。据相关学者研究，播州的非汉文化除了主体仡佬文化之外，还有彝文化、苗文化、土家文化，表现出山地游耕的特征（25）。虽然播州的汉化进程有所加速，但该地的风气长期是“好战斗”、“刚劲之风”、“射猎伐山为业”的土著色彩最重，且耕且猎的经济社会特点比较鲜明。
宋代的《遵义军图经》说到当时的播州虽然“世转为华俗，渐于礼。男女多朴质，人士悦《诗》、《书》，宦、儒户与汉俗同”。但当时“边夷则椎髻披毡，以射猎伐山为业。信巫鬼，好诅盟。婚姻以毡矢为聘妆，燕乐以歌舞为佳会。凡宾客会聚，酋长乃以汉服为贵，出入皆佩刀弩自卫”（26）。《遵义府志》还载：“《华阳国志》谓：‘喜佩刀剑’，斯固刚劲之风也。至安杨雄据，愈益尚武。以千里之地，为兵者三万人，虽牛犊乎刀剑之矣！近约文教，此风已戢，然尚有以竹弩守门、以刀自卫者”（27）。到了清代，道光之前的遵义旧志也记：“仁怀俗淳土瘠，人性犷悍，类分四种，好战斗以劫杀为事”（28）。当道光时，遵义所属之“青苗”尚“性强悍，好争斗”（29）。到光绪时，《平越直隶州志》尚说：“平越自辟蛮荒后，卫所、士绅多来自中州，崇文尚礼，不改其旧。惟杨义司土民多苗种、猡，愚狠好斗，迩来衣服言语渐如华人”（30）。同书记：“苗种有大寨，渠长蓄养悍苗，谓之老虎苗，以作爪牙，为人讲歹”（31）。同书记当地的“紫姜苗”说：“轻生好斗，得仇人辄生啖其肉。……多力善战，间入行伍”（32）。同书记当地的“打牙仡佬”说：“其性皆剽悍好斗”（33）。同书还记当地仡佬族中之一支说：“四时佩刀弩，入山捕禽兽。其药箭伤人，见血立死”（34）。平越即万历时播州被分割后之地，清时记载如此，则明代万历年间播州该地之彪悍民风肯定更盛。
在“刚劲之风”、“好战斗”的民风长期熏染之下，自唐至明的播州土兵，敢战斗，不畏死，所以军事力量在西南民族地区是相对较强的。杨氏得以世据播州之地，不被其它势力吞灭，并在协助中央王朝出境作战时经常取胜，正是播州土兵战斗力颇强的证明。下节之土司杨文用兵时的“三战三捷”、“九战九捷”等记载就是较好的例子。尤其是当末代土司杨应龙在叛乱前被调从征时，表现出了很强的战斗力。当明军在海龙囤前与杨应龙的播军主力决战时，总督李化龙也说：“兵以八路进，贼势难应援，亦难防守。故只集兵关内，以俟鏖战。三月二十九，战水西兵。四月初三日，战綦江兵。此二枝于八路中称最劲矣，然皆先败而后胜之，可见贼亦劲敌，未易与也”（35）！这正是播州土司军队战斗力较强的证明。故明朝开始几次小规模用兵征播都失利，不得不派遣二十余万大军，经过苦战才将杨应龙剿灭，这也反映了播州军事力量在西南民族地区的不凡实力。
注释：
（1）（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26《兵防驿递》，《中国方志丛书》，成文出版社，1967年，第569页。
（2）（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26《兵防驿递》，第569页。
（3）（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9《行道镇破酋狡计》，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1937年，第534页。
（4）（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4《攻克娄山、崖门等关四报捷音疏》，第153～165页。
（5）（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5《叙功疏》，第223～319页。
（6）（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4《攻克娄山、崖门等关四报捷音疏》，第153～165页。
（7）（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39《年纪一》，第873页。
（8）（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31《土官》，第681～700页。
（9）（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5《播酋杨应龙列传中》，续修四库史部436册，第340页。
（10）（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12《刘参议》，第669～670页。
（11）（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1《请内帑增将兵疏》，第34～42页。
（12）（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13《张监军》，第763～764页。
（13）（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14《张监军》，第776页。
（14）（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14《史同知》，第788页。
（15）（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5《叙功疏》，第223～319页。
（16）（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20《风俗》，第427页。
（17）（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5《播上》，第187～212页。
（18）（明）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31《土官》，第681～700页。
（19）（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5《播上》，第187～212页。
（20）（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9《行道镇破酋狡计》，第534页。
（21）（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31《土官》，第681～700页。
（22）（明）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5《播酋杨应龙传上》，第338页。
（23）《杨文神道碑》，见贵州省博物馆：《遵义高坪“播州土司”杨文等四座墓葬发掘记》，《文物》1974年第1期，第69～70页。
（24）（明）诸葛元声：《两朝平攘录》卷2《都蛮》，四库存目史部54册，第714页。
（25）（明）陈季君、党会先、裴恒涛、魏登云、谢东莉：《播州民族文化研究》，未刊。
（26）（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20《风俗》，第419页。
（27）（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20《风俗》，第427页。
（28）（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20《风俗》，第420页。
（29）（清）郑珍：道光《遵义府志》卷20《苗蛮附》，第432～433页。
（30）（清）瞿鸿锡、贺绪蕃：《平越直隶州志》卷5《风俗》，光绪三十三年刻本，第72页。
（31）（清）瞿鸿锡、贺绪蕃：《平越直隶州志》卷5《风俗》，光绪三十三年刻本，第84页。
（32）（清）瞿鸿锡、贺绪蕃：《平越直隶州志》卷5《风俗》，光绪三十三年刻本，第85页。
（33）（清）瞿鸿锡、贺绪蕃：《平越直隶州志》卷5《风俗》，光绪三十三年刻本，第85-86页。
（34）（清）瞿鸿锡、贺绪蕃：《平越直隶州志》卷5《风俗》，光绪三十三年刻本，第86页。
（35）（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14《内阁赵沈二相公、田东翁大司马》，第799-8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