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心理学范文

悲剧心理学篇1

 

对于萧红来说悲剧源于这些吗?恰恰相反，应该源于忧伤，源于柔弱、长久的疾病困忧、无穷尽的孤独无望。她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走路似的……”有时，孤独由来以久或是与生俱有，逃也逃不脱。“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也不可缺少的了。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寞的了。”“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童年的萧红在祖父的庇护下是快乐的，但云散后留下空落落的天空，会不会有一种怅惘、失落涌上心头，孤独便悄悄地走近，与之相伴了。

 

孤独于性格有没有关系呢?日本心理学家箱崎总一认为：“孤独是性格。”性格形成的决定因素，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无法单纯地脱离其中一种因素而独立产生。人之所以性格各异，是因为我们与外境的人、事、物交相作用而生起的心意识作用不同，这种心意识作用再与外境相交便成为密集的网状关系，这种网状的状态，我们称谓为“因果”关系，也因此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不是虚幻不实的。

 

下面我们来说说暗示的魔力。心理学谢里夫曾做过一个实验，拿两段文学作品让大学生做出评价，他事先对大学生们说：“第一段作品是英国大文豪狄更斯写的，第二段作品则是普通作家而为。”而事实上，这两段文学作品都是出自狄更斯之手，受了暗示的大学生对两段作品的评价结果极其悬殊：对第一段作品极其推崇，而对第二段则进行了苛刻又严厉的挑剔。这一实验证明了暗示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心理和行为。如前文所说——我好像命定了一个走路似的。萧红的文字，暗示了自己命定的没有同路人。

 

聂绀弩在《回忆我和萧红的一次谈话》中提到，萧红解释说：“你说我是才女，也有人说我是天才。似乎要我自己也相信我是天才之类。而所谓天才，跟外国人说的不一样。外国人所说的天才是就成就说的，成就达到极点，谓之天才。例如恩格斯说马克思是天才，而自己只是助手，是指政治经济学这门学说的。中国的所谓天才，是说天生有些聪明、才气，俗话谓之天分、天资、天禀，不问将来成就如何。我不是说我毫无天禀，但以为我对什么不学而能，写文章提笔就挥，那却大错。我是像《红楼梦》里的香菱学诗，在梦里也做诗一样，也是在梦里写文章来的，不过没有向人家说过，人家也不知道罢了。”——看似只是有关写作的探讨，会不会又是一次暗示的出现?香菱，原名甄英莲，薛蟠之妾，甄士隐的女儿。三岁那年元宵，在看社火花灯时被骗子拐走，十二三岁时，被薛蟠强买为妾，改名香菱。她生得袅娜纤巧，做人行事又温柔安静，夏金桂极为嫉妒她。香菱备受夏金桂的折磨，不仅名字被改为秋菱，还险遭谋害。薛蟠出狱后，把香菱扶了正，后难产而死。香菱的命运正如她原名的谐音――真应怜。而萧红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萧红与白朗告别时的对话：1938年11月底的一天，白朗、萧红来到白沙的朝天咀码头。初冬天气阴冷。握别时，萧红凄然地对白朗说：“莉(白朗原名刘莉)，我愿你永远幸福。”“我也愿你永远幸福。”“我吗?”她疑问着答道，接着是一声苦笑，“我会幸福吗?……我将孤寂忧郁以终生。”1942年1月，萧红病殁香港法国医院。一语成谶，心理暗示如影随行。

 

现实的爱情对萧红来说是冷酷之极，何等敏感细致、柔弱如水的女子，遇到的萧军却是粗线条、强硬如铁的男人。只能感叹际遇将两个截然不同体性的人结合在了一起。一句“我们永远分开吧”结束了种种恩怨纠葛。端木蕻良的一句“这么说，你自由了”，竟引来萧红的掩面痛哭。端木蕻良确有刚柔的一面，而萧红又是喜欢交朋友的，但友情与爱情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交朋友时谈得来和结婚后过得好也是毫不搭界的。正如胡风劝过萧红的话：“我们做朋友的为你能摆脱精神上的痛苦是感到高兴的。但又何必这样快?你冷静一下不更好吗?”心理定式最终使萧红又一次陷入爱情的泥沼。

心理定式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是对某一特定活动的准备状态，它可以使我们在从事某些活动时能够相当熟练，甚至达到自动化程度，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同时，心理定式的存在也会束缚我们的思维，使我们只会用常规方法去解决问题，因而也会给解决问题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

 

命运一次次折磨这个向往自由、渴望爱的女人，萧红是深具抗争精神的，但在爱情方面、在男人女人间的纷扰中，她麻木了、疲惫了……

 

萧红曾在婚礼上讲：“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但就是老百姓式这种生活，对文学大家萧红来说却成了一种奢望。

 

“七月长出的野菜，八月里开花了。我伤感它们的命运，我赞叹它们的勇敢。”——这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心声：感伤萧红的命运，赞叹她的勇敢与内心的强大。

 

悲剧心理学篇2

【关键词】高中语文 悲剧文本 解读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3-0052-02

悲剧有着震撼人心的魅力，悲剧能够让学生逼真地“看”到人类生存的真实状态，珍视人生悲剧美感，容纳悲悯性情绪。为了更好地解读悲剧性文本，教师要重视分析悲剧文本的特点，总结出悲剧性文本教学优化措施。

1.高中语文悲剧性文本特点

悲剧被称为“戏剧之冠”，通过正义的毁灭、英雄的牺牲或主人公苦难的命运，显示出人的巨大精神力量和伟大人格。鲁迅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的确如此，悲剧与喜剧不同，悲剧所展现的震撼力往往带给读者更大的震撼，更多的思考和更为理性的探析。新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引入了不少悲剧课文，通过这些文本的展现，让高中生更为深刻的理解到社会生活中的悲剧和时代悲剧是对整个人生的一种哲理性的感悟与感叹。同时，在悲剧的感染下，学生也会在悲痛中陶冶情操、净化心灵，锻造人格，其积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另外，悲剧也有着阅读美学的特点，悲剧美是美学的主要范畴之一，它是在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和悲剧情境，这种悲剧的程序设计能够使得学生从中学习到悲剧表达手法和艺术特征。而且在阅读过程中，学生和文中的主人公同呼吸、共命运，直面悲剧、忍受苦难、悲悯弱者、仇恨邪恶：激荡起对假恶丑的憎恶，飞扬起对真善美的憧憬，这也是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总之，悲剧美学借助教材文本传递给高中生，教师有责任有义务让学生感受悲剧艺术，激发悲剧情愫，感伤与愤慨中洞悉文学作品的魅力。

2.悲剧性文本教学优化措施

2.1 创设情境，感受悲剧魅力

悲剧性文化的优化教学要重视创设悲剧的情境，以此来让学生更好地感受悲剧魅力。创设悲剧情境的途径有：第一，教师情感投入。教师要率先表现出与课文内容一致的情感表现，要利用朗读来创设情境基调。例如：教学《包身工》，教师可以设计导入语“孙中山先生一生倡导天下为公，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越来越广泛。（语气沉重）但是，同学们你们知道吗？70年前，中国上海的包身工却过着完全丧失人权的生活。（板书）第二，多媒体技术应用。创设情境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例如：教学人教版必修3《祝福》时，教师就要播放一小段旧中国的照片和简单录像，通过发黄的照片，衣衫褴褛的人物，还有照片上人们呆滞的表情展现旧中国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的双向匮乏。必要时，还可以进行旧照片与现代照片的对比，通过人物笑容的对比创设悲剧的基调。第三，走入角色。教师要鼓励学生走入悲剧的角色，例如教学鲁迅先生的《祝福》时，学生可能会对祥林嫂的形象有诸多的不理解，为了更好地让学生感受到人物的悲剧性，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走进祥林嫂，设身处地想一想：没读过书、丈夫死了、强迫再婚、第二任丈夫死了、孩子死了、没有心理辅导、没有亲人安慰、工作不顺心。在如此的设想之后，学生会更深刻地体会到人物的悲哀。总之，创设情境是感受悲剧魅力的关键。

2.2 研读文本，感受悲剧意境

悲剧性文化的优化教学要重视研读文本，在文本的细节之中感受悲剧意境，而悲剧意境是悲剧魅力的主要体现。第一，赏析细节。例如：《红楼梦》是我国著名的悲剧文学，而新人教版选择的《林黛玉进贾府》的片段没有表现出最有悲剧张力之处，但是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进行拓展阅读，然后反过来寻找教材文本的悲剧细节。例如：教师指出“今黛玉见了这里许多事情不合家中之式，不得不随的，少不得一一改过来，因而接了茶。早见人又捧过漱盂来，黛玉也照样漱了口。盥手毕，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这段请同学们仔细研读。通过学生仔细探索就可以发现：（1）林黛玉寄人篱下必须要转变生活方式，试想一下小小年纪就要改变这些，不得任性，不免让人觉得悲哀。（2）“盥手毕，又捧上茶来，这方是吃的茶。”从这段想到了“如厕吃枣”笑话，可见黛玉为人聪明，这么聪明的人却落得悲剧下场，更让人觉得悲哀。第二，欣赏结尾。悲剧的结尾往往更引人深思。教师要重点指导阅读研究。例如：教学必修2第二单元《孔雀东南飞》结局时，要重点分析“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让同学分析结尾悲剧气氛对人对己的影响，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而深刻感受悲剧意境。

2.3 分析人物，感受主体个性

悲剧性文化的优化教学要重视分析人物，感受人物的主体个性，例如：教学必修2第二单元《孔雀东南飞》时，教师可以指导学生重点分析兰芝的人物形象，通过“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六为君妇，心中常苦悲，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慕名求婚者接踵而来”指导学生说一说兰芝的个性和能力如何？然后再分析非主体人物，指导学生评点“阿母怒遣兰芝”、评点“逼迫改嫁”。从中感受到阿母和兰芝哥哥的人物特征，以及对悲剧结局的影响。总之，教学要指导学生主动分析人物，感受人物的主体个性，保证学生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整理出人物的主要个性，并将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个性结合起来分析。

2.4 透过表象，感受深沉理性

悲剧最大的魅力就是要进行理性思考。第一，要从人文角度分析。例如：教学《孔雀东南飞》时教师带领学生分析了人物的悲剧性和人格特征，然后进行对比“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六为君妇”一“阿母怒遣兰芝”。“慕名求婚者接踵而来”一“逼迫改嫁”。从中更深刻地体会到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的悲哀，感受现代社会制度的美好，以及对人权的尊敬。基于此，可以让学生以现代人的角度给兰芝写一封信。第二，要尝试进行社会化理性思考。例如：教学必修1第二单元《荆轲刺秦王》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分析封建社会的情境下“荆轲重视太子丹厚遇重任”的心理，以此来综合地评价荆轲的历史价值，最后总结，荆轲行为有着延伸的社会价值，也正因此千百年来，受压迫的人们敬仰荆轲。透过表象进行深沉理性思考是分析悲剧的关键，教师要组织学生全面思考，深入思考，并给予一定的启发。

综上所述，针对悲剧的教材文本教师要创设情境，并鼓励学生进行人物分析和文本分析理性分析，最终实现教材文本的深入理解。

参考文献：

悲剧心理学篇3

中国悲剧理论到了晚清时期才在部分文论中出现。从悲剧理论引入中国以来，很多学者都开始对中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进行研究，但是很多对它持怀疑态度，从而得出中国没有悲剧的说法。笔者认为，无论从悲剧的结构、悲剧意识还是悲剧人物的美育性来看，中国古典悲剧都无愧于世界悲剧的行列。

完整的悲剧结构是悲剧之所以为悲剧的一个基本因素，只有具体的表现悲剧冲突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完整过程，才能充分达到悲剧艺术的美学效果。我国古典悲剧作家也完整的构造了一个完整统一的悲剧结构。悲剧人物因外界势力的强大含冤而死，这反映了个人与昏暗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类戏剧在悲剧主人公遭到毁灭之后往往安排一个沉冤得雪的结局。这样的结局不仅不会影响悲剧结构的完整，反而会带给人痛苦的沉思。还有一部分常以象征性团圆结尾，悲剧人物的愿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只能在虚幻中得到补偿。在这样的情节安排中，悲剧主人公美好的愿望被无情地摧残，悲剧人物香消玉陨，实际就把悲剧冲突推到了高潮，实现了悲剧情节的完整，更增添了悲剧的色彩，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悲剧人物梁山伯与祝英台以死殉情，双双化为蝴蝶。虽然死后化蝶可以比翼双飞了，但是二人以死为代价，死后再比翼双飞也难遣生前的遗憾，反而更让人觉得难过。

作为一部悲剧，必须要有深刻的悲剧意识。当作家意识到自身个体的短促性，渺小性，悲剧性的时候产生的一种个体的孤独感，价值的空无感，生命的无奈感，通过作品对这种悲剧性进行文化把握，就构成了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悲剧性是戏剧的核心，它使悲剧具有最激动人心的、最具持久性、含有最深的文化意义的力量。中国古典悲剧作家们用戏剧表达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借戏剧表达自身的苦闷，从而显示出鲜明的悲剧意识。他们把悲剧的现实生活上升为悲剧性的艺术真实，因而他们的作品中融入了一种积极的忧患意识与对黑暗现实的战斗性。

悲剧作品能够引发观众的共鸣，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这就是悲剧的美育作用。我国带有大团圆结局的古典悲剧同样具有这个美育作用。我国古典悲剧作品中，虽然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主人公往往都有一个悲惨的遭遇，他们的悲剧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观众接受作品之后与之产生共鸣。岳飞精忠报国却遭受到秦桧的陷害；窦娥一案官府昏庸最终窦娥受刑。悲剧人物遭受到的这些摧残使人们对黑暗的社会产生怀疑，悲剧人物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代。还有一类作品中，悲剧人物虽然自身性格上有一定的弱点，但是从某一个角度上来看，其要求也是合理的，但是他合理的要求因为自己的过失没有得到实现，这个悲惨遭遇也会给广大观众带来启迪。这类作品比较典型的是洪的《长生殿》。一方面观众为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的不幸感到惋惜，另一方面，也认识到统治阶级过度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必将导致国家和人民陷入灾难。这就使观众的精神得到了净化，作品起到了美育的作用。

所以说，大团圆结局是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悲剧结尾。由于中国古典悲剧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地把西方悲剧理论运用于研究中国古典悲剧。那么大团圆结局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形成都有它独特的原因，受我国古代社会、历史条件等的影响，我国古典悲剧大团圆结局的形成也有很多复杂的因素。

首先它受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影响。“和”是中国古典美学极为重要的思想范畴，“非和弗美”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中和”这条美学原则反映到中国古典悲剧上，就是悲剧之后的象征性团圆。这样，作品既充满了悲怆的情调又交织着苦涩的寄托，观众也不至因为过于悲伤的气氛而过于难过或紧张，从而达到了“哀而不伤”的艺术效果。

探讨悲剧结局大团圆的成因问题，还可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入手。早在上古时代，我国先民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奋斗中就形成了自己充满浪漫灵动富于幻想乐天的民族精神。中国古典悲剧象征性团圆结局也是这种乐观精神的形象体现，是一种精神不死的艺术象征。在长期的生活中，我国人民还造就了一种典型的民族性格――爱憎分明，善恶有报。反映在古代戏曲中，就是对黑暗势力的惩罚，对悲剧主人公的同情，现实中实现不了的，就来一个假定。

所以说在教学过程中，看一部戏剧作品是否是悲剧，不能只看戏剧的外在形式。分析我国古典悲剧的大团圆结局，一定要综合多方面的因素，这是在阅读教学别需要注意的。

悲剧心理学篇4

关键词：悲剧冲突；悲剧冲突的“和解”；悲剧效果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063-01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悲剧理论是他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黑格尔的悲剧论自然成为其美学体系中璀璨夺目的明珠。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对悲剧问题发表自己见解的理论家不乏其人，但是，真正能与亚里士多德项背的却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黑格尔。黑格尔以其哲学巨人的恢宏气度，在亚里士多德之后，第一个以独创的精神对悲剧作了系统而又深刻的研究。他对悲剧理论的杰出贡献就在于:他首先认为悲剧是最适合表现辩证法规律的艺术。他第一个把矛盾冲突的学说真正运用于悲剧学说。

一、悲剧冲突

黑格尔认为悲剧冲突的本质就是表现两种对立的普通伦理力量的冲突及其和解.黑格尔将悲剧冲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单纯的物理的或自然的原因所产生的冲突。这种冲突的情形就其性质来说是消极的和邪恶的。第二种是自然条件所产生的心灵冲突。这种冲突就其范围而言是颇为广大的，其中包括那些由自然形成的家庭出身、血缘关系、阶级地位、王位继承和其他权力世袭等。此外，还有人的自然秉性和脾性等，如有人生性好斗，有人生性软弱，有人生性心胸狭窄，嫉妒心强等。总之，这种冲突不是以自然的家庭出身为基础，就是以天生的性情所造成的主观为前提。第三种冲突，就是“由心灵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黑格尔认为，这才是真正本质性的冲突，也是最理想的冲突。在这种性质的冲突中，它既包含着动机与效果的矛盾，又包含着意志与客观情境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根源就在于“精神的力量以及它们之中的差异对立”。一切深刻的矛盾冲突，双方之中无论哪一方，其行动都不应是无意识的，而应该是由心灵所使然。

二、悲剧冲突的“和解”

所谓的悲剧冲突的解决，其实就是通过代表片面性和特殊化要求的悲剧人物的毁灭，使破坏伦理的实体和统一的片面的特殊因素遭到否定，即“把伦理的实体和统一恢复过来”，以显示“永恒的正义”。这是黑格尔悲剧冲突说的核心思想。也就是说，悲剧人物性格和行动的矛盾冲突本身还不是悲剧的要义所在。黑格尔认为，真正的悲剧性冲突可以通过这样两种方式达到和解：一种是冲突的双方均遭毁灭；另一种是冲突的双方，其中有一方实行退让，撤回原先的那种片面性要求，并与对方和解。第一种“和解”方式是一种通过惨烈的，即冲突双方两败俱伤甚至均遭毁灭的途径达到和解的方式。第二种“和解”方式，这种“和解”其结局虽然也表现为伦理力量的胜利，但它是通过冲突的某一方认识到自己的片面性，从而撤回自己的要求来实现的。

三、关于悲剧效果

在谈到悲剧效果问题时，黑格尔对亚里士多德悲剧定义中关于“怜悯”、“恐惧”和“净化”的论述持一种批判和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把“怜悯”和“恐惧”理解为一种单纯的情感，之所以说这种看法肤浅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人感到恐惧不外有这样两种原因:一是遇到了外界有限事物的威力，二是认识到自在自为的绝对真理的威力。人应该感到恐惧的不是外界有限事物的威力及其压迫，而是伦理的力量。这种力量代表着“人自己的自由理性中的一种规定”。 如果人一旦违反了它，“那就无异于违反他自己”。 与恐惧的情形一样，哀怜也有两种对象:一种是对别人的不幸和苦难的同情；另一种是对受灾难者寄予伦理意义上的同情，这种同情对于那些自身缺乏正义感或伦理力量的人所不具备的。因为这种同情必然要显现出那种正面的伦理力量，所以，黑格尔将这种哀怜称之为不平凡的“真正的哀怜”。 作为悲剧人物，如果他要引起人们“真正的哀怜”，他自身就必须具有“丰富的内容意蕴和美好品质”。黑格尔认为悲剧的效果并不在于哀怜和恐惧这两种单纯情感的净化，而只是在于用艺术表现的伦理内容来净化恐惧和哀怜的情感。在悲剧的单纯的恐惧和哀怜之上还有“调解的感觉”，那就是由于悲剧通过冲突的展开与“和解”的实现，揭示了永恒正义的胜利，从而给人以胜利的欢愉和满足。

以上我们从三个方面概述了黑氏悲剧论的主要内容,不难看出,其中不乏精彩绝伦的新见,也有荒乎其唐的谬论,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美学史上又一座高耸的峰巅。任何一个后继者,无论是继承还是批判,你都无法回避它。黑格尔的悲剧学说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在悲剧学说史上树立起来的又一座丰碑。

参考文献：

悲剧心理学篇5

[关键词]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悲剧理论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号观塘，又号永观。出生于浙江海宁县一个兼营商业的地主家庭，对哲学、史学等均有研究，著作颇丰。他是最早运用西方美学观念审视中国文学的文艺理论家，“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美学发展的新阶段”。[1]

王国维的思想及学术观点是一个驳杂的矛盾集合体，受到西学和国学的双重影响。在西学中，主要是以康德、席勒、尼采、叔本华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尤以叔本华的影响最为突出。他的人生哲学就建立于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哲学观念之上。叔本华是德国19世纪唯心主义哲学家，他认为，“意志”是世界的本质和核心，“意志”本身又表现为“欲”，“欲”永远不能满足，随之而来的就是无止无尽的痛苦。因此，人生就是痛苦，人生悲剧的解脱就在于拒绝意志。途径有两个，一是“宗教式”的涅槃，另一个是沉浸在艺术欣赏之中，即“美”之中。这些思想成为王国维美学思想和悲剧观念的基础。在中学方面，王国维深受老庄哲学厌世思想和对梦境追寻的影响，这些又与叔本华哲学中的悲观主义融合在一起，经过王国维的过滤、熔炼、体验和深刻反思，成为了他思想的一部分。他对《红楼梦》评价极高，认为《红楼梦》写尽了欲望带给人的苦痛，并指明了解决苦痛的方法。本文将以《〈红楼梦〉评论》为例，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王国维的悲剧理论 。

其一，悲剧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哲学问题，而哲学最根本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也就是人的本质、人的自我发现、自我觉醒的问题。人是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更是悲剧的出发点和归宿。从悲剧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会发现，悲剧的欣赏主要是一种独立于个人利害之外的审美经验。在观赏悲剧的时候，“人”应排除自身的利害关系，全身心地投入到悲剧之中，并从中体会“同情”和“怜悯”，探索人类普遍的本质性问题。

其二，王国维认为，《红楼梦》以最成功之笔向我们展示了“生活之欲”、“意志自由”给人生造成的不堪忍受的巨大痛苦，涵盖了四大家族必将走向衰亡的社会悲剧，宝黛爱情不被世俗认可的道德文化悲剧，以及众多人物形象的人生悲剧。作品用鲜活的文学语言将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现象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昭示人们看破人生苦难本质，拒绝“生活之欲”而走解脱之路，并对以仁爱为核心和以个人服从社会为前提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大胆的质疑。

其三，王国维深刻地总结了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庸俗与狭隘，并入木三分地对之进行了批判：“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在这里，王国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传统审美心理不敢正视现实的软弱性。的确，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生命优化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而不喜欢大毁灭、大悲痛，所以中国悲剧必定要加上一个喜剧的尾巴。另外，由于受佛教思想的长期浸染，中华民族相信善恶报应的现实因果。坏人一定要受到惩罚，好人一定要有好报，作家也就顺从人们的这种情感需求。所以，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悲剧基本上都有一个相当美满的结局，而不是西方文学史上传统的悲剧，成了悲喜参半的正剧。他认为，在《红楼梦》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作品。

其四，王国维依据叔本华的悲剧学说，把悲剧分为三类：“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及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所致。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行至于意外之变故也，但有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由此，王氏认为前两种悲剧属于常见者，可以避免，而第三种如《红楼梦》如宝黛之爱情悲剧，是“由于自然之势与当时道德观念所致，而不是邪恶观念与非常变故所致，因此，更具有悲剧震撼力”。[2]

其五，在王国维看来，悲剧最能体现真善美的结合。他首先引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所谓悲剧者，所以感发人之情绪而高上之，殊如恐惧与悲悯之二者，为悲剧中固有之物，由此感发，而人之精神于焉洗涤”。也就是说，悲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感发人的情绪、洗涤人的精神。悲剧的这一价值，王国维称之为“伦理学上，美学上最终之目的”。

总之，王国维是在中国尚未建立现代美学的历史条件下，率先以西方美学理论的新视点、新方法来审视悲剧这一审美范畴的，其悲剧理论的出现使中国近代悲剧美学有了开山之作。王国维的悲剧理论尽管有其不尽人意之处，但它改变了中国传统悲剧的发展。他肯定普通人的悲剧是可取的，鼓励人正视生命历程中无法避免的矛盾、痛苦和不幸，打破了人们对未来玫瑰色幸福天国的美丽幻想，启发了后来关注变革现实和确证个体存在价值的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的悲剧性思考。

参考文献：

[1]任访秋.中国近代文学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470

[2]杜安.王国维悲剧理论的三个命题[J].聊城大学学报，2006（6）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1BWX002.

悲剧心理学篇6

【论文摘要】西方悲剧理论一直以来缺少或忽视对悲剧性问题研究视角的考察。借助尼采有关悲剧的研究路径并结合“本土化”的中国传统审美质素，通过对“悲剧性”的构建性分析，重新确认和建构悲剧性存在的元素，达到对悲剧性问题的新认识，期待对现代主体有所启发。

一、“悲剧性”问题的提出

在西方悲剧理论中，自从亚里斯多德“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悲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宣泄，”[1]这种原始性的悲剧概念被提出之后，西方的美学理论家对悲剧问题的讨论大都延续着这一主线，多涉及悲剧的情节、结构，以及悲剧引起的效果等，对于悲剧中悲剧性这一人类学美学的实质特征却很少涉及。对悲剧问题，文艺复兴时期的维伽认为，悲剧是“王室和贵族的行动”，17世纪的高乃依说，悲剧是“崇高的、不平凡的和严肃的行动”。莱辛把悲剧看作是“模仿一个值得怜悯的情节”。甚至连席勒也没有摆脱“悲剧是一个值得同情的行动的诗意的模仿”。在西方，对悲剧性问题思考跳出西方传统古典悲剧理论的惯习，对悲剧性问题进行开创性探讨的是尼采，他突破了传统西方悲剧理论的模式，从悲剧性精神出发来探讨悲剧的产生。从古希腊的酒神祭拜仪式中，尼采悟出希腊悲剧是日神阿波罗(Apollo)和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精神结合的产物。“阿波罗是光明的造型与预言之神，睿智而宁静，眼睛似太阳一般。即使当他发怒的时候，在他眼前仍呈现美丽的梦幻。狄奥尼索斯是狂欢醉饮之神，他漠视任何的悲苦忧伤，只是不停的欢笑和舞蹈。”[2]在尼采看来，由日神和酒神所构成的希腊悲剧所传达出来的是，生命在面对各种艰难困苦时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的精神。尼采想在一种沉醉的境界中体验人生的豪情，感受生命最猛烈的冲突、人生的壮烈。尼采在西方美学史上，开启了人类学视角研究悲剧性问题的先河。

在我国的古代艺术中，戏剧没有像西方发展得那么早，也没有像西方那么系统的悲剧理论，但在古代的传统文学中，沉郁的悲剧性色彩却是中国古代艺术重要的审美质素之一。中国的悲剧性传统由屈原发端，之后贯穿于中国诗歌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从《离骚》的悒愤、建安七子的悲凉，到杜甫深挚的哀凉、李白的牢骚、李商隐的郁怫悲凉、南唐后主与李清照的悱恻哀婉、陆游与辛弃疾对祖国统一的哀盼，直到黄遵宪的幽忧之愤、徐志摩的甜蜜忧愁、舒婷的候鸟悲哀”等等，从古到今，中国的诗歌理论无不贯穿了这种悲凉的传统气愤。在美学理论上，孔子提出了“诗可以怨”这一美学理念，这里的“怨”不仅仅是指对统治者的反抗，也不仅是对不良政治的“怨”，它应该有更宽泛的内容，当人们在遭遇挫折和打击的时候也可以产生对社会、对人生的“怨”。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悲剧性”问题。当个体人格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遭到社会的打击和挫败，形成个体人格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就形成了悲剧性，“主体人格自我实现的要求在人生实践中惨遭否定，就是悲剧性”。[3]11我们在这里应该超越或跳出西方古典悲剧理论的框架，继承或采纳尼采的悲剧性研究思路，并在本土化的语境下借鉴中国传统对“悲剧性”审美质素研究，对悲剧性问题的产生过程以及对现代社会的意义进行思考。

二、“悲剧性”的构建性分析

对悲剧性的建构性分析是在解构其形成的过程及元素的基础上进行的分析。首先，在悲剧性的艺术作品中，总会设置一个倔强的性格和对命运不屈的决心孤独的个体，作为一种顽强的力量与整个社会的背景或社会的意识形态相抗衡。正因为悲剧主人公的这种顽强的斗志，才实现了悲剧性，换句话说就是，悲剧主人公的顽强生命力是造成悲剧性的逻辑前提。

其次，现代心理学认为，人都有一种有助于保持和增强机体的方式中发展人的一切能力的内在倾向。马斯洛说“自我实现”作为某种需要，“就是指促使他的潜在能力得以实现的趋势，这种趋势可以说是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相称的一件事情”。[4]人的这种自我实现需求是人体机能的一种内在要求，但人生来就是社会的产物，因此人的需求除了要求实现基本的生物潜能以外，还要有心理潜能要实现。实现先天的生物潜能，这是人类学的事实，但心理潜能的实现，则是社会实践发展的产物，是不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过程。人就是在不断的自我超越过程中，使个体的机能保存在社会伦理和审美这个他物之中。人在不断的自我超越过程中，促成人格的不断形成，而且在人的自我超越过程中，把人格当作实现自我的目的，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不但包括生物性的实现过程，更重要的是包括人格的实现过程，以及人的思想、道德价值、灵魂规范等等超生物性的价值倾向。这是一个双重需要和实现的过程。由于自我实现的动机来自机体的需要，因此它“尽管受到否定，仍在永不妥协地执着地实现自己”，[3]14这是悲剧性存在的动力因素。 转贴于

最后，个体具有自我实现的本能需求，这是就历史的、先验的形式来讲的。但对于具体的个人来讲，每个人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下，因此个体自我实现的实践中介也不一样。悲剧主体在社会实践中，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必然要把自身的自由性与社会的必然性相结合，但在现实的历史条件下，还不具备这种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在现实境遇下，悲剧主人公将会发生两种可能性行动，其一就是悲剧主体在遭受到社会历史的拒绝之后，主体人格就此降解，这种没有可贵人格的人生妥协，不可能产生新的实践方式与旧形式抗衡，也就不会构成悲剧冲突，从而也就不会引发悲剧主人公对自我实现与社会必然性之间矛盾的抗争和生存动力，也就排除了悲剧性。因此卖国贼的下场也就只能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却不可能引起人们内心的崇高或更深层的内心体验;另一种情况是，悲剧性主体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遭受到历史的否定，内在的目的性与客观现实性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主观目的性被现实的秩序所否定，甚至到了毁灭悲剧主体的地步，当然这一毁灭性是有限度的，因为“人对苦难的体验与个人的心理照应及承受力关系甚大，当生命阻力等于或大于生命动力时，人才遭受苦难;只有当苦难还未能耗尽生命的动力时，人才体验苦难;一旦一个人彻底丧失生命活力，那就不可能体验苦难，人从最低限度上看，仍是生命力蛰伏却没消失的标志。”[3]14悲剧主体在生命的限度之内，面对毁灭性的处境，并没有放弃和退缩，仍然坚持自我的实现形式，而且现实的苦难反而更加激起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决心，使他们的人格呈现出超历史的形式，只有这样悲剧性才能得以完整地体现出来。悲剧主人公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与旧有的社会形式发生冲突，社会形式否定了主体人格的构建，但主人公仍然以新的实践与社会做斗争，在新的实践的摧毁中暴露了社会形式的不合理性，这样悲剧就在否定形式肯定人们的实践中具有了美学价值，悲剧也就是在这种“反目的合目的性”[3]14中具有了悲剧性的实质内涵，这便构成了悲剧性存在的矛盾性基础。

三、“悲剧性”问题的现代启示

在悲剧性的遭遇中，随着个体自我实现的合目的性遇到阻碍，主体激起更强烈的斗志，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去，在新的斗争中，主体必然强烈地拓展自己的主体性，与既定的社会现实做斗争，并最终超越、修正给定的现实。这一潜伏在主体内的必然性激活，就是悲剧性质中最重要的人类学特征。实践的主体在给定的历史必然性面前，惨遭失败之后，激发起更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去追求自己的目的，坚持给必然以自由的形式。尽管在这一历史时期，主体的目的性与社会的必然性之间根本不能统一，但它却极大地高扬了人的实践主体性，促进了人的自我发展，在这一点上也有重要的人类学意义，对现代社会必然带有启发性。

从悲剧性看现代人生活中的苦难问题，也许能给我们现代人一些更有价值的人生问题的思考。“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着的，一旦我们感到幸福或遭到苦难时，它便醒来。如果说幸福是灵魂的巨大愉悦，这愉悦源自对生命美好意义的强烈感受，那么苦难之为苦难，正在于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打击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因而使灵魂陷入巨大痛苦。生命意义仅是灵魂的对象，对它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否定，只要是真切的，就必定是灵魂的出场。外部的事件再悲惨，如果它没有震撼灵魂，仅仅成为一个精神事件，就成不上是苦难。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震醒，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生机的紧张状态，应该说必具有某种精神价值。”[5]幸福与苦难都体现了人对生命的强烈体验，然而苦难相对于幸福来说，给人以更高的启示，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应该学会去积极的思考人生过程的自我、他人以及社会的苦难甚至悲剧的产生原因;我们要带有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去审视“他者”的悲剧或苦难，对自我的不幸要拥有斗争的意识、坚强的意志力以及学会把苦难压力转换成生命动力的能力;在悲剧性思考中要学会对社会现存制度的批判性、思考力以及不妥协的斗争。

参考文献

[1]亚里斯多德.诗学[M].陈中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63.

[2]常健，李国山.欧美哲学通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73.

[3]刘小枫.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4]林方.人的潜能和价值[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68.

悲剧心理学篇7

【关键词】曹禺;悲剧;文化审美;转向

中国传统戏曲的悲剧观念与西方的悲剧观念有着严格意义上的区别,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其理由大致是由于中国戏曲中的悲剧都是以喜剧性形式结尾,不像西方戏剧那样一悲到底。

其实中国戏剧经过无数代艺术的不断丰富探索与发展,形成了自身与西方戏剧不同的显著特点。正如王国维所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也”(《宋元戏曲考》)。然而,如果按照戏剧的呈现方式来划分,在中国传统戏曲中很难切分出喜剧与的悲剧的界线,即使是悲剧也充满了喜剧性的色彩。从这种文化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剧作家的文化审美心理以及受众的文化审美心理是有别于西方的。我以为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主要因素导致这种文化审美心理差异性的产生。

一、农耕文明的文化心理对传统戏剧的影响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农耕文明”著称于世。古老的中国自黄淮流域到江汉流域、珠江流域,应该说是土地肥沃,气候温润,非常适应农作物的生长,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极其优越的物质条件,比起“游牧文明”和“海洋文明”来,具有其先天性的优势。农耕文明其最大特点就是依赖着固有的土地,长期以来自给自足,休养生息,充满了生活的善意与温情。游牧文明与海洋文明同样也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他们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不断地扩张,从而形成了特有的攻击性与掠夺性。他们对疆域之外的世界充满了想象,为了拓展生存的空间就得靠冒险与征战去完成。尤其是海洋文明,那种冒险心理攻伐心理尤为强烈。这种文化差异导致的心理差异表现在了戏剧形态之中,因此,西方悲剧的涵义与中国古典悲剧的涵义有着严格以上的区别。

二、中国哲学“天人合一”对传统戏剧的影响 。

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就是“天人合一”,其实这种哲学观念含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空想的成分,哲学家们将“天人合一”这种看上去貌似“自然观”的理念(实际上是“神道”与“人道”的关系)转化为一种和谐统一的社会观,因此,他们过分强调矛盾的调和与化解。因此,中国传统戏剧中出现了不少有关“忠孝节义”的剧目,而这些剧目所宣扬的就是“以人为本”的道德规范。所谓道德规范,就是调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准则。这种哲学理念甚至渗透在为数不多的传统悲剧之中,使之无不充满浓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浪漫情怀,且像感天动地的《窦娥冤》也是如此。因此,中国传统的悲剧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悲中有喜”、“以喜化悲”的中国特色的戏剧理式。

三、孔子的艺术观对中国戏剧审美的影响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将礼乐教化为中心的道德意识,侵入政治领域,衍射到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对文学艺术都有其直接影响。因此,在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中,以美养善、美善统一的观点,由孔子建立之后,一直为儒家继承和发展”。 的确,孔子对艺术立下的标准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孔子对《诗经》的内容的整体评价,那就是“思无邪”;从他对韶乐的欣赏中看艺术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那就是“ 尽美矣,又尽善矣”;从他对《诗经》中《关雎》的分析可以看情感表达的“中庸”之度,那就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一切都是强调艺术的思想内容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必须做到美与善的统一以及哀乐有度。

四、佛教文化对传统戏剧的影响

佛教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传统戏剧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但作为佛教理论体系中所宣扬的“因果报应”,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剧作家,并且形成了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无疑会影响到戏剧思想内容的表达与戏剧艺术形式的呈现。因此,即便是悲剧作品也含有“因果报因”所带来的喜剧色彩。

总而言之,中国之所以没有像西方那样纯正的悲剧,其原因是多维的。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一大批知识和文化精英以他们特有的睿智和闪光的思想激切抨击中国传统的悲剧文化,并审慎地注视、融解、吸纳西方的悲剧观以及在推崇西方的悲剧形态的同时创作符合本民族的特色的悲剧作品。曹禺无疑就是其中一位最富有影响的思想者和文学巨匠,他与其他的文学家们不一样,主动而直接地采用了西方特有的悲剧呈现方式,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戏剧创作,用他的伟大的艺术实践完成了中国现代悲剧的审美转向,或者说是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悲剧审美的历史性超越。当然,这种转向与超越必然要经过历史的颠簸和阵痛。

我认为,曹禺先生在他的戏剧创作中所做的努力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解构中,获得了文化心理的重塑。

西方人采用悲剧这种特殊的文化样态来呈现人类生活自身所表现出来的永远不能克服甚至不可战胜的某种的悲剧冲突,在这种呈现中以期达到对悲剧本身的解释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而这种悲剧的特点往往与中国人所欣赏的“悲中有喜”的悲剧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就是矛盾的不可避免与不可调和。西方人从心理上能够正视人生的重大危机与不幸,希望认识造成这种危机与不幸的根本原因。中国人似乎没有这种“悲剧”的心理承受能力,不愿也不敢正视生活给人们带来的深刻矛盾与尖锐冲突,不敢在戏剧乃至其它文学样态中呈现出人生与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荒诞、堕落所带来的不合理甚至悲惨的现象,即使偶尔予以揭露,也是以“喜”的结局给人们以心理安慰。

然而,一部悲痛的近现代史给全体中国人以极大地震撼,苟活的中国人不得不重新审视现实,不得不对自身的命运产生巨大的疑问。于是,缺乏悲剧观念与悲剧意识的中国文化传统正在走向崩溃,一种新的文化心理在一个满目疮痍的古老土地上逐步形成,那就是“中国文化心理中间足以容纳和意识人生的尖锐冲突”。 置身于一个颓败、荒唐、堕落世界里的曹禺与时代的精英们尤其是觉醒的整个民族一起注视着这个悲惨的现实,曹禺曾经对自己的心理进行过深层次的分析,他说:“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痛苦的人海里”。

第二,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解构中,获得了对人本主义哲学的认知。

曹禺在他青年学生时代通过阅读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和哲学著作获得了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他在谈到莎士比亚作品时,认为是“宇宙与人性的颂歌,是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奥秘,是寻常却永恒的哲理的玉珠,是阳光灿烂的人道主义的精华”。在他的短短的评述当中就多次出现“人性”、“人道主义”等字眼。

资产阶级人本主义哲学实际上是西方古代哲学思想的延续。“西方的人本主义把‘人’作为单个的个人,强调个性解放,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而中国过去社会理的‘人本主义’可以说是一种‘道德的人本主义’。它把‘人’放在一定的关系中记忆考察”。文艺复兴运动将此推及于一个巅峰与极致,强调个体人格、价值与尊严是这场运动的核心。哲学上的革命或者说是复兴顺应了西方社会变革的需要与历史的发展必然。

哲学上的差异导致文化的极大差异,“中国文化向以‘平衡’‘守常’为特点,而不像西方文化中‘片面’‘突破’”。“前者强调个人价值、自我觉醒,而有拉娜的离家出走;后者强调的是个体融于整体之中,而有翠鸾与负心人的破镜重圆”。

似乎可以这样讲,曹禺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是从对现实朦胧的感受到内心的觉醒与彻悟的过程,是从东西方哲学的比较中获得伟大升华的过程。有人曾经评价过曹禺,说他“是一位重感情轻理性的人”。虽然这种哲学思想的获得不是来自系统的理论性著述的自觉学习与研究,但大量的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文化对曹禺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他也曾经说过自己找过宗教找过民主,也就是在这种寻找的过程中,让自己的感情注入了理性的因素,以至在后来的创作中使自己的悲剧作品熔铸了值得宝贵的哲学品质,凸显出一种人类终极关怀的精神与情怀。

第三,在对东西方文化的解构中,获得了新的艺术审美观的生成。

“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 作者借助于西方的话剧这种呈现方式并称之为“攀上高山之巅”,那么,作者是如何“望穿”、“判断”他所“非常厌恶”的那个社会的呢?

我曾经在《曹禺“悲剧精神”的内涵及其美学意义》一文中对曹禺的戏剧创作特点作过简要的分析,认为曹禺的悲剧作品首先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作者在剧作的命题、舞台环境的设置、故事情节的打造和人物形象的刻画上都具有象征意味。曹禺先生将西方早期诗歌创作的手法巧妙地运用到自己的悲剧创作中,通过戏剧中的意象群来“连绵不断地若隐若现地闪示这一点隐秘――这种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以及表现“对宇宙这一方面的憧憬”。其次是具有浓郁的抒情性。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着力于戏剧内容的理性思辨淡化,努力发掘悲剧情愫,在有限的时空中培植受众的观赏情感,导引受众心理运动的走向,使受众的心理与精神产生颤栗与感动。第三,具有表现主义色彩。作者在写实中将西方的表现主义手法用于戏剧情节构建与人物内心表现之中,甚至用于舞台环境对人物的烘托之中。应该说表现主义手法的运用是曹禺先生对中国戏剧创作的大胆尝试和一大贡献。第四,具有复杂的命运“规定性”。作者将剧中人物的命运推向一种“极端”,即“毁灭”;并且将这种“极端”搁置在人物无法超越的社会因素、人物自身生存的特殊的环境因素。

也就是说,曹禺在他的戏剧创作中强化象征意味,强调主体感觉,追求剧情对受众的一种心理支配的张力,巧妙地运用人物命运的“规定性”,这几者的有机结合与高度统一,便构成了他“极端”悲剧精神的内核和悲剧创作的美学原则。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分富有社会责任感与时代潮流精神的作家在接受西方悲剧观念影响的同时,他们努力把西方的文化思潮融进自己的创作理念之中,努力把对现实社会的解剖与探索人的心灵世界结合起来,建构起了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文化观念及其呈现方式。的确,我们在研究他们的作品时,不难发现这些作家们都有着同样的价值指归与社会定位,这就是着力探讨反封建的思想文化革命问题,高度张扬主人公反封建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想;同时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不管是作家的心灵还是其作品全然荡漾着浓烈的悲剧色彩。

由此,我们可以说,曹禺的悲剧创作道路并非他一个人的历史,曹禺以他的睿智以他博大的胸怀和恢弘之气铸造的悲剧,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现代史的社会图景,以及在悲剧中所折射出的各种文化现象应该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精神记忆。我们认为,任何一种“民族精神,包括民族的心理素质、思维习惯、表情达意的方式和价值观,虽较为稳定,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但也要在外来文化冲击和自身规律的作用下,发生微妙的有时是深刻的变化”。 曹禺先生所做的一切真诚努力和坚实的艺术实践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在他极度真实地使现实矛盾凸显出来的同时,对矛盾作出了极大限度的探索。在这种“凸显”与“探索”之中表现出对中国传统悲剧创作理念的大胆悖离与超越,对西方悲剧创作理念的接受与融汇。我们认为这种文化审美的突围与转向,不仅回应了那个时代的深切呼唤,同时无疑在中国戏剧舞台上建构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在中国文学领域里诞生了一种全新的文化样态,尤其在文化审美的天地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美学空间。

参考文献

[1]江巨荣《古代戏曲思想艺术论》M学林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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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心理学篇8

关键词：莎士比亚 奥赛罗 悲剧结构 悲剧冲突 悲剧结局 正义

关于《奥赛罗》的悲剧根源，历代的莎评学者众说纷纭。“嫉妒说”、“轻信说”和“身份危机说”这三种观点影响较大，且被广泛接受。嫉妒、轻信等性格弱点在奥赛罗身上的确得到了体现，但这些决不是造成其悲剧命运的最重要的原因。有学者从社会学和后殖民主义理论出发，将本剧的悲剧根源归因于主人公“外来人”的身份以及身份认同障碍，积极的丰富了《奥赛罗》的解读范式。上述观点虽然为奥赛罗的悲剧成因提供了颇有见地的解释，但关于奥赛罗这部悲剧何以必然成悲剧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三种解读都难免略显单薄。本文将从悲剧结构的设置、悲构冲突的形成以及悲剧命运的结局三方面出发，结合文学伦理学理论，多元化视角系统论述造成奥赛罗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并非性格缺陷或身份危机，而在于门第之差为悲剧埋下了祸根，奥赛罗本人内心关于纯洁爱情的痛苦又无法消解，最终选择亲手扼死苔丝狄蒙娜。然而，在真相大白之后之后，悔恨交加的奥赛罗再无颜面留存于世，只能饮恨自杀以谢天下。

一、悲剧结构的设置

相比背景均设置在宫廷的另外三部悲剧――《哈姆雷特》、《麦克白》和《李尔王》， 《奥瑟罗》的爱情题材似乎有点不够宏大。虽然主人公奥赛罗同麦克白一样，于公，他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但是于私，麦克白乃是国王的表弟，出身高贵。而卑微出身的黑人将军奥赛罗并不符合莎剧主人公皆出身名门这一传统，以至于后来奥赛罗的悲剧命运都与此出身有着莫大的关系。《奥赛罗》的主题是爱情与婚姻，然而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之间的爱情，包括婚姻，自产生之时就存在着重大的隐患，这种隐患对于日后其二人的悲剧命运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种隐患并不是简单的世俗门第之差，想要理解这至关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对比莎士比亚另一部经典的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剧中罗密欧与朱丽叶二人都正处于青春年华，且二人皆出身名门，我们可以说，此二人的爱情基础是相对比较牢固的，因为这对男女的年龄相差无己，出身旗鼓相当的名门望族。虽然两家世仇的隔阂难以逾越，但这种外部矛盾非但不会影响二人的感情，反而促使二人更加坚定对爱情的执著信念。反观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这对恋人，不少人讴歌他们敢出冲破封建桎梏，追求美好爱情，但这背后却是以生命作为沉重的代价。苔丝狄蒙娜出身贵族，父亲是威尼斯公国的元老，可谓权倾朝野。年轻、美貌、温柔体贴是莎士比亚赋予苔丝狄蒙娜的天使标签。这样一位正值芳龄的白人贵族小姐身后定然有许多的追求者，但是，苔丝狄蒙娜没有选择他们，而是选择了年纪比自己大了不少的摩尔人奥赛罗。当得知自己的女儿与奥赛罗秘密成婚时，勃拉班修十分愤怒，并在元老会上，当众指责奥赛罗，认为对方“用邪恶的法术把她蛊惑了，用什么药物糟蹋她脆弱的青春，使她迷失了心窍”关于奥赛罗，他对自己的评价是生得黑丑，缺少绅士们温柔风雅的谈吐，年纪也老了点儿，伊阿古也以“老黑羊”暗指奥赛罗。一个是养在深闺的白人贵族小姐，一个是英勇善战的黑人将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可以说，二人迥然不同的生活环境，这对恋人之间的爱情在年龄、价值观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等意识形态方面天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鸿沟，这种巨大的鸿沟为日后二人的悲剧埋下了隐患。

二、悲剧冲突的形成

悲剧冲突是构成悲剧的重要一环，尽管冲突的表现多N多样，但大体上可以归为两类：内部冲突和外部冲突。内部冲突可以借助心理学加以解释，即人的精神内部各种心理力量之间的冲突；外部冲突是指人作为个体同整个世界的矛盾。复杂的悲剧往往是内部冲突与外部冲突错杂交织的结果。出于对奥赛罗以往的辉煌战绩及凯西奥的升迁的嫉妒， 奥赛罗的旗官伊阿古心怀怨念，设下阴谋， 对他们进行报复。在妻子爱米利娅无意识的帮助下， 伊阿古得到了奥瑟罗送给苔丝狄蒙娜的定情礼物， 他们爱情的象征――一块绣花手帕， 并将它置于凯西奥的房中。正是伊阿古的这一行为造成《奥赛罗》的外部冲突，即伊阿古与奥赛罗之间的冲突。听信了伊阿古的挑拨和所谓的“证据”，奥赛罗被嫉妒与仇恨冲昏了头脑， 盛怒之下， 他杀死了忠贞无辜的苔丝狄蒙娜。这一悲剧则是爱情的现实要求与爱情的纯洁忠贞理想之间的内部冲突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奥赛罗的心中对于纯洁爱情的追求与妻子背叛婚姻的事实之间的冲突，无法得到消解，最终造成了手刃妻子的悲剧。而在奥瑟罗最终了解事情的真相时，却又后悔莫及， 自刎身亡。这一悲剧则是真相与正义与欺瞒后悔之间的人物内部冲突。在内心冲突中， 阻碍愿望实现的内在条件是客观存在的心理环境， 是愿望冲动的内在屏障， 一旦产生作用就是在客观上不可摆脱、不可改变、不可消除的心理事件，内心冲突的解决只能限于精神内部， 这种解决或者以生命毁灭的形式实施冲突一方对另一方的抑制， 或者以人格分裂的形式寻求冲突双方变态的平衡， 或者以灵肉双重痛苦的形式达成冲突双方暂时的和解。俄狄浦斯自残、麦克白夫人发疯、无一不是如此。在《奥赛罗》中，主人公正是承受着灵与肉的双重痛苦，美丽妻子的“不忠”使尊贵的将军痛苦不堪，备受精神的折磨之后，奥赛罗选择亲手杀死“不忠”的妻子，以捍卫纯洁的爱情和自己不容污辱的高贵名声。然而在真相大白之后，这种精神上的重压使奥赛罗不堪重负，在饱受心灵上的折磨之后，同样是出于为了维护自己刚正不阿的将军形象，奥赛罗选择肉身惩罚――自杀，结束了这一切。

三、悲剧命运的结局

在西方传统文学看来，死亡并不仅仅指肉体的毁灭，更代表着精神的净化，死亡不是惩罚，而是救赎。死亡并不意味着失败，相反，它彰显了莎士比亚关于人类本质的反思，鲁迅曾指出，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种“有价值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在《奥赛罗》中，有价值的不仅是男女主人公宝贵的生命，还包括夫妻之间的信任以及关于行为正当正义合法性的理解。悲剧主人公的正义追求具有一种道德高度，至少是一种值得钦佩的事业，它具有严肃性。奥赛罗是一位刚正不阿、忠诚奋勇的将军，对于正义的追求是他毕生信奉的准则和信条。在奥赛罗看来，女子的贞洁以及爱情的纯洁都是必须的，己婚女子与他人乃是罪大恶极。在这正义观的指导下，奥赛罗终于亲手扼杀了自己无辜的妻子。那么奥赛罗的这种正义观有没有问题呢？古希腊著名思想家苏格拉底认为，法是正义的化身，公民遵守法律就是遵守正义。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最重要的标准。然而，在奥赛罗中，即使妻子苔丝狄蒙娜对婚姻不忠，这样的错误完全可以诉诸法律去解决，而奥赛罗却凌驾于法律之上，代之行使正义，杀死妻子，维护自己所谓的正义。然而，在发现真相之后，悔恨交加的奥赛罗自无颜面留存于世，只能饮恨自杀以谢天下。

文学是因为人类伦理及道德情感或观念表达的需要而产生的，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秩序的变化及其变化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和导致的结果，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可以说，没有任何可以超越道德的文学作品。《奥赛罗》是一出富有道德伦理和哲学意义的伟大悲剧，回到历史时空中探究《奥赛罗》真正的悲剧根源在于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之前的门第之差为悲剧埋下了祸根，奥赛罗本人内心关于纯洁爱情的痛苦又无法消解，最终选择亲手扼死苔丝狄蒙娜。然而，在真相大白之后之后，悔恨交加的奥赛罗再无颜面留存于世，只能饮恨自杀以谢天下。奥赛罗和苔丝狄蒙娜之间的关系是家庭内部的夫妻关系，代表了家庭伦理。奥赛罗本人在在家庭伦理层面做出的错位的伦理诉求，违背了当时社会正常的道德伦理秩序，经历了从尊贵将军到挥刀自刎的悲惨命运，在《奥赛罗》中，莎士比亚将这种扭曲的家庭伦理的危害意义暴露在观众面前，从而起到巨大的震动和警告作用。

四、结语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指出，悲剧的概念着重在于“严肃”，而不是“悲”。所以，悲剧的本质不在于追求悲惨恐怖或者主人公的死亡结局，而是通过悲剧主人公人格的深化和升华传递一种严肃的崇高感，从而在审美效果上给人以崇高的美感。正如古希腊悲剧的表现主题不在于悲剧性的故事本身，不是死亡与毁灭，而在于人面对悲剧性灾难时体现的崇高的英雄主义思想和高贵的人性力量。在这个意义上，悲剧的精髓是命运威压下的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反抗。虽然悲剧主人公为了追求心中的信仰而失去了生命，但他为此投入的情感意志、理想激情却散发着同样的生命热量。奥赛罗正是因为对纯洁爱情和忠贞婚姻的坚定信仰，才促使他不惜杀死爱人以捍卫他心中的理想。悲剧正是以美的毁灭达到对美的肯定。通过精心编排奥赛罗个人的家国悲剧，莎士比亚表明了他对其所处时代的家庭伦理道德秩序进行的深度思考，揭示了稳固的家庭伦理对于个体自身以及他人和社会的重大意义，更意在告诫人们扭曲的家庭伦理终将会给自身和他人带来毁灭性的灾难，遵守正常伦理道德关系和维护社会秩序对于国家安定、人心稳定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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