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6 16:09:44
蒲公英们等待着，终于……
胖子，大雄他们回来了，“捣鬼团”回来了，并且，还多了好几个小鬼，笑嘻嘻地，“这就是我们的㈣号坡，大家欢呼吧！”大雄激昂地吼道，他话音未落，胖子他们早已开始疯狂地嘶叫起来，吓得像蚂蚁这样威武的昆虫也全躲进了洞穴，天上的云被震得“缺胳膊少腿”似得变了模样，而坡上的植物呢，文静的杨柳，便用柳枝叶捂住了自己的耳朵，拒绝这豪放，时尚的杂音，有的则处之泰然，像老树爷爷，则是若有所思似的，完全沉醉在自己的思维空间中，对这剌耳的声音毫无反应，而调皮的蒲公英，那可是不得了，跟着小鬼们一起疯狂着，在微风中猛烈地摇曳着，追随着小鬼们狂热的节奏舞蹈着，（看样儿，蒲公英们一点都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胆小，柔弱，嘻嘻！他们倒像是一群顽皮劲十足的疯孩子
半晌，这群小鬼疯够了，噪子也吼哑了，像山谷里的乌鸦，仰天趴在地上，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云，又变回了以前的模样，捂住耳朵的柳树，终于松了口，放下了柳枝，随风轻盈地摇摆着，只有树爷爷，仍在沉思着，对所有的一切无动于衷，蒲公英们，也折腾够了，像一摊泥似的，赖在大地妈妈的怀里，动弹不了了。
喘足了气儿，大雄兴奋地说：“啊呀，㈣号坡真是爽啊，真够舒坦，是咱们几个的天堂啊，在这里简直是无忧无虑！”
“大雄，这回，你相中的这地儿，真是极品呢，太棒了！不仅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空气清新，最重要的是这了无人烟，大人们一定找不着，你真行！”
众人附和着。
“啊呀，啊呀！”大雄的脸像秋天的枫叶一样红，这一定是小伙伴们捧得有些醉了——为众小鬼找到一处如此美妙的“世外桃源”，既兴奋又骄傲，脸不红才怪呢。
“太好笑了！”蒲公英们看到这情景都咯咯地笑了起来，特别是小喇叭更夸张，捧着肚子笑得直不起腰来，幸好他们的笑声没被那群小鬼听见，要不可糟糕了——他们还不知道植物会发出声音呢，（在此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其实，植物都有自己的语言，会说话，甚至比人类说话还早，只是没有表达出来而已）……
异常兴奋的大雄话格外多：“眼镜，祥姨还用鸡毛掸打你屁股吗？我想啊，你最好把你家沙发垫垫在屁股上，这样打你的时候就没那么疼了，对吧？刚子，你那酒鬼老爸想喝酒的时候，你就帮他把酒杯里倒上水，以水充酒，反在他都醉得一塌糊涂，能哄就哄呗，省得他又打你，这主意怎么样？（全是馊主意啊，如果被反现了，不用说都知道后果是什么啦……）
桃李待日开，荣华照当年。
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
枯枝无丑叶，涸水吐清泉。
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
功名不早着，竹帛将何宣。
桃李务青春，谁能贳白日。
富贵与神仙，蹉跎成两失。
金石犹销铄，风霜无久质。
畏落日月后，强欢歌与酒。
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
【前言】
《长歌行》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作品。这是作者借乐府古题而创作的一首五言古诗，表达的是作者期望尽早建功立业、功垂千古、名留史册的强烈用世之心。此诗共二十句，分为两个部分，以十句作为一个部分，前后思想贯通，展示作者理性与悟性相互作用的心象。全诗熔叙事、抒情、议论手法于一炉，诗情跳荡，变化莫测，意脉妙结，自然浑成。
【注释】
⑴长歌行：乐府旧题。《乐府诗集》卷三十列于《相和歌辞·平调曲》，属乐府相和歌平调七曲之一。题解云：《乐府解题》曰：“古辞云‘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言芳华不久，当努力为乐，无至老大乃伤悲也。”魏改奏文帝所赋曲“西山一何高”，言仙道茫茫不可识，如王乔、赤松，皆空言虚词，迂怪难言，当观圣道而已。若陆机“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则复言人运短促，当乘间长歌，与古文合也。《长歌行》古曲今不传，惟留歌辞近十首，李白这首为其中之一。
⑵待：一作“得”。
⑶荣华：草木茂盛、开花。《荀子·王制》：“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
⑷东风：春风。李白《春日独酌》诗之一：“东风扇淑气，水木荣春晖。”百物：犹万物。《礼记·祭法》：“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脩之。”
⑸“枯枝”句：谓枯枝生新叶，皆可爱也。
⑹羲和：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人物。驾御日车的神。《楚辞·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注：“羲和，日御也。”
⑺竹帛：竹简和白绢，古代初无纸，用竹帛书写文字。引申指书籍、史乘。《史记·孝文本纪》：“然后祖宗之功德着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
⑻务：需要。青春：指春天。春季草木茂盛，其色青绿，故称。《楚辞·大招》：“青春受谢，白日昭只。”王逸注：“青，东方春位，其色青也。”
⑼贳：出借，赊欠。
⑽蹉跎：失意；虚度光阴。南朝齐谢朓《和王长史卧病》：“日与岁眇邈，归恨积蹉跎。”
⑾销铄：熔化，消磨。汉枚乘《七发》：“虽有金石之坚，犹将销铄而挺解也。”
⑿欢：一作“饮”。
⒀倏（shū）忽：迅疾貌，形容出乎意外之快。《吕氏春秋·决胜》：“倏忽往来，而莫知其方。”蒲柳：即水杨，一种入秋就凋零的树木。蒲与柳都早落叶，这里用来比喻人的早衰。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篇》：“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经霜弥茂。”
【翻译】
桃李花得日而开，花朵缤纷，装点新春。东风已经复苏万物，草木皆似欣欣欲语。枯枝上发出了美丽的新叶，涸流中也清泉汩汩，一片生机。造化运转着天地，太阳乘着日车不停地飞奔。如果不早立功名，史籍怎能写上您的名字？桃李须待春天，但谁能使春日永驻不逝？时不我待，富贵与神仙两者皆会错肩而过。金石之坚尚会销蚀殆尽，风霜日月之下，没有长存不逝的东西。我深深地畏俱日月如梭而逝，因此才欢歌纵酒，强以为欢。就像是秋天寒霜下的蒲柳，倏忽之间，老之将至，身已衰矣。
【赏析】
李白这首《长歌行》深受同题古辞的影响。长歌行古辞或写及时建功立业，不要老大伤悲；或写游仙服药，延年长寿；或写游子思乡，感伤人命短促。陆机《长歌行》恨功名薄，竹帛无宣；谢灵运《长歌行》感时光流速，壮志消磨；梁元帝《长歌行》写及时行乐；沈约《长歌行》写羁旅行后倦恋金华殿，功名未着，竹帛难宣。总之李白之前运用长歌行古题者，均触景感时，抒写悲伤之情，寄寓着他们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以及追求不得的怅惘感伤的心灵。李白由此感悟人生，联想反思自己功业无成，游仙不果，重蹈古人的覆辙，陷入痛苦之中，不抒不快。于是尽情倾吞，激昂文字，悲歌式的心灵，融汇着千古人所共有的情愫，感发着人意，体验着人生的苦乐。
此诗前十句为第一段。开端两句，总述桃李迎春得朝阳而鲜花怒放，争芳吐艳，然而它也只是荣华当年。一年一度春芳桃李，这是自然规律，因而桃李花开是春天的象征，是美好的象征。经过幽闭冬藏的寒日笼照之后，转而接受春日温暖的朝阳抚摸，使大地万物顿感复苏，呈现了活跃的旺盛的生命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精神倍增，昂扬奋进，这是物之常理与人之常情。故人们把人生美好时刻称之为青春。可是作者认知不限于此，而更深入探索桃李迎春吐艳，其条件是须春阳细腻的化育，苦心无私地用功，生存发展离不开春日阳光。由此作者更悟出君臣关系的相互依存的道理，预伏后面“功名不早着”之因。日这个描写意象在古诗中曾有象征君王之意。桃李遇春阳而开，贤相逢明君而荣，自然常律与人事常理，有其相似之点，明写桃李，暗喻君臣事理。这可能是用“得日开”的甘苦用心吧!美好意象的描写，深含着美好感情与对美好事物的追求。美虽美；但尤感不足之处，只是荣华当年，因而更值得珍惜。
接著作者连用四句诗赞美春光之妙用，“东风动百物，草木尽欲言。枯枝无丑叶，涸水吐清芬。”东风送暖，遍吹大地万物，阳气萌发，万物从蛰伏中苏醒，争现新姿，构成了一个生命律动的美的境界。因而草木尽欲显露英姿，冬日的枯枝丑叶败落净尽。“无丑叶”的对应之意是“竟美叶”。已经干涸的水泉，也喷吐着清香的水柱。这四句从开端的桃李花开一点，铺叙春回大地的全景。桃李艳美又衬托东风不停地化育万物，草木换新颜，涸泉复吐清芬，尽现出春之美，写出春之境界。总上六句诗正是诗人触景所生之美感，又以平淡自然的文字与诗句，绘成春光美的形象与意境，诗人入于境中，而又出于境外，妙笔生花，与境冥合。于平淡的描写中凝聚着深蕴美与哲理性认知，然而它绝不同于自然教科书的说理。这一段后四句则由上面春光境界的描写而转入讨论，发抒感慨，寻求造成这一美景的力量来源。“大力运天地，羲和无停鞭。功名不早着，竹帛将何宣。”作者依据中国古代哲学家见解，也认为这是自然界的神力，运转天地，故而有春、夏、秋、冬四季，因而也就生成了宇宙中万物的自然生存、发展、死亡的各自规律，形成了不同季节的不同景象。不过人们总是偏爱春日，而厌恶冬日，不过这是当时人们无法改变这一阴阳变化的规律。
当然他们也从天地运行不止，时光流速，永无停止中，观察万物的生衰，包括人的生老病死，悟出了一个人生道理，人亦应如春日桃李花一样，要在青春的美好时刻，展示怀抱，建立丰功伟业。生时为人们仰慕赞美，死后美名留青史，千古流芳。可是在现实中的李白，虽有美好的理想和作人的价值观，以及奋进不止的精神，但由于得不到“日”（皇帝）的温暖抚育，年华老大，驾着六龙的日神车，驭手羲和又催赶不停，如不能在青春时早立功名，就更不能留名于竹帛的史书之中。默默无闻地离开人世，故深为痛恨。外在的无形压力与内在愤激之情的积郁，终于迸发出忧患不平的心声。从过去的借鉴，目前的现状，到未来的预测，拓展时空，言浅而意深，雅正而浑厚，发展了五言古诗的传统特点。诗写到这里诗情与意旨都该停顿，但留给人们的是为何功名不早立，结局又是如何的悬念。
诗的后十句为第二段。头两句照应开端，深化诗意。桃李既然是专在追求青春，应青春而显美容。那么有人能赊取太阳，使其不动，青春不是永在吗？“谁”字有疑问之情，本是不能之事，设想其能，从幻想中慰勉自己，从幻境中享受快感，从而减轻了心里压力，从困境得到解脱。然而幻想是暂时的，当其转化为现实之时，也就从狂热转化为冷静，用理智滤取生活的轨迹，明确是非与得失，于是铸成“富贵与神仙，蹉跎两相失”的痛定思痛的诗句。对于自己的言行作出了新的判断，知昨日之非。追求富贵功名，神仙长生，这是统治阶级的享乐意识和人生价值观。当了官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标志，自然富而且贵。于此又滋生长生不死的幻想和妄求，目的永远保持自己的权贵地位与富裕的生活条件，名与利两收。求官不得则游仙，表示超然物外，清高自恃，平等官吏，也能获得美名。可在唐代它又是作官的终南捷径，初盛唐的封建士人多通此径。李白亦不例外，拜谒官吏，寻访名山高僧仙师，获取功名富贵。于今两相失败，一事无成，虚度年华，悔恨不及，再次跌入痛苦的深渊之中。进而想到古人曾说的“人生非金石，”“寿无金石固，岂能长寿考”，于是发展成为“金石犹销铄，风霜无久质”。就算人生如金石之固，可金石在长久的风霜侵袭与磨蚀之下，也会使完整之体粉碎为沙砾，更不用说人又不是金石。
春之桃李、草木、清泉等也自然难以保持它们春日美姿了。言外之意，人不能长生，其功名富贵就要及早得到，否则就有得不到危险；既或得到了也难以长存。所以古人求仕的经验，“早据要路津”，实现竹帛留名的人生价值。表面上看这两句与前两句无关，然而它是似断实连，是对游仙长生的否定。诗意的发展，感情跳荡，思潮起伏的写照，因而表现为诗句的跳跃性，留给人们以悬念，追求究竟，诱人深入，弄得水落石出。当其悔恨昨非之时，必然改弦更张，作出新的抉择，“畏落日月后，强欢歌与酒。”及时行乐，纵情歌唱，酣饮消忧。否则就要落在时间的后面，衰朽之躯，想行乐也不可能了，空空地走向死亡世界，白活了一生。一个“强欢”，透露出其内心曲隐之愁情，是不情愿地造作欢情，是无欢心地造作欢情，是借歌与酒消解胸中愁情，是一时的麻醉。这种有意识麻醉自己是心灵更痛苦的表现，这是李白艺术上超常的表现，发人人所感而尚未意识到的内心深曲。这是大家路数，而非小家捉襟见肘的手法。然而，就是这一点强作排解的自我克制的希望，也难以达到与满足，痛心地写下了结尾诗句：“秋霜不惜人，倏忽侵蒲柳。”严酷的秋霜从无仁爱之心，萧杀万物，于人也无所惜，突然间降临，侵害蒲柳之姿。蒲柳为草木之名，体柔弱而经不起风霜，经霜而枯枝败叶，苦无生机。
这里是用典，《世说新语》记载，顾悦与梁简文帝同岁，而顾发早白。简文帝问顾“卿何以先白？”顾答：“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经霜弥茂。”蒲柳之姿是顾自指，松柏之姿喻简文帝。李白用此典切合自己身份，微贱之躯，经不得风霜摧残。秋霜这里既是自然的威力，同时又是象征邪恶的政治势力的残酷打击。以不可抗御的力量打击毫无准备的柔弱微贱之躯，其结果不言自明。结句不仅含蕴丰厚，而感情也至痛。令人不平，催人泪下。真是可以称作长歌当哭之作。
李白这篇乐府诗综合前人同题之作的长处，而自成一格，以气为主，以自然为宗，清新俊逸，奇伟特出，是大家手笔。诗以比兴诗句开其端，触景生情，但它并非泛咏桃李荣谢，人生无常，及时行乐之作，而是表现出用常得奇，抒写出超出常人的胸怀壮思，生命的价值。绝非庸庸碌碌的小人私欲，它是盛唐时代精神的高扬。它描写出一代人的精英的爱国衷肠，对美好的自然春景的赞颂，对爱美与追求美好理想的倾诉，对自己事业无成的愤懑及自我解脱不成的痛苦，敞开心扉，让人们尽情了解他的内心衷曲。一颗跳荡的心，激荡的变化，万端的感情，牵动着优美的自然画面，透视出社会的不公正。美好理想总是难以兑现，为此而忧患着，抗争着，终不免遭受秋霜的厄运。美好的人性遭受摧残，不是一个时代的现象，而是阶级社会中共有的现象。盛唐社会尤其如此，令人深思。
困境中求生存
2003年初，在外当厨师的蒲万金对打工生活有些厌倦，萌生了在老家县城做生意的想法。他认为，自己的手艺在大城市里能挣到钱，在小县城里一定能挣到更多的钱。可是，事与愿违，他开的小吃店，基本上没有赚到钱。
随后，蒲万金又先后做起了瓜子和水果生意，可都因为竞争激烈，缺乏经营经验而白忙一场。
蒲万金有些后悔自己做出的决定了，准备继续外出打工。可一想到孩子上小学身边需要父母照顾，他只好自制了一个烤炉，在大街上推车卖起了烤红薯。不久，蒲万金发现南部县的火锅生意特别红火，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南部人喜欢吃辣味。蒲万金想，烧烤不就是辣味吗？经营它一定能吸引顾客。于是，他让老婆卖烤红薯，自己推着小车卖起了烧烤。夫妻俩的生意合起来做，引来了不同胃口的顾客，结果他们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2004年春节过后，蒲万金想把烧烤生意做得上规模上档次一些，于是在南部县紧靠着柳林文化广场的路口租了面积约70平方米的两个铺面。其中一个铺面他用来专卖烧烤，另一个铺面他准备经营小吃。这一次，蒲万金撇开传统的小吃，经营起了南部县绝无仅有的冰粉。为了使冰粉既能解暑又能解渴同时还能解馋，蒲万金在冰粉制作上费了一番心思。他十分注重颜色的搭配，比如西瓜瓤的红色配芝麻的黑色，银耳的白色配上果冻的水晶色泽，这样一来，既好看又解渴消暑的冰粉给他招揽了大批食客。一些到柳林文化广场游玩的人还特意到他的小店吃上一碗冰粉才走。2004年6月，5角钱一小碗，1元钱一大碗的冰粉为蒲万金夫妇带来了近万元的利润。可由于新品的开发力度不够，两个月后人们就逐渐冷落了冰粉。
让浪漫和小吃联姻
一天下午，店里没有什么生意，蒲万金极不情愿地被儿子蒲国状“要挟”到县城灵云山公园游玩。儿子在一旁尽情地跑呀，跳呀，他却在旁边默默地思考着他的冰粉生意。儿子玩累了，蹦跳着来到公园里的市民健身场所荡起了秋千。荡着，荡着，一个挑着担子，叫卖凉粉、凉皮的老人过来了，蒲国状“呼”的一下从秋千上跳下来，冲着老人招了招手，“凉粉，给我来一碗，不要辣椒!”
“爸爸，在秋千上吃凉粉舒服极了，就像神仙在腾云驾雾一样。”儿子冲着他非常夸张地做了个鬼脸，然后微闭着眼睛，尽情地享受着秋千上吃东西的惬意。 蒲万金一听下意识地轻轻荡了一下。这一荡，他沉闷的心情立刻舒畅了许多，满脑子的生意经也跟着荡然无存，嘴里热辣喷香的凉粉在秋千的作用下，竟像兴奋剂一样让他产生了小鸟翩飞的感觉。
“真是太神奇了，我何不在小吃店里安上秋千试试看呢?说不定这将改变小店的命运。”当天晚上回到家里，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老婆。老婆一听，非常赞成，第二天他们就停下了冰粉店的生意，请来装修队伍安装秋千。
2005年6月，蒲万金的浪漫小吃店经过几天的精心准备再次开张了。当他打开店门时，做工考究的秋千、整洁的方桌，洁白的墙壁，水晶一般的冰粉与秋千上红绿相间的花草一下把浪漫情调、时尚元素与异国风情展示给了路人。一对有些疲惫的情侣牵手走进去，一起坐在秋千上轻轻荡着，兴奋地叫起来：“哇，好爽啊，给我们来两碗冰粉!”两碗冰粉递过去，一对情侣笑起来：“简直太有创意了，呵呵，这才叫真正的吃喝玩乐啊。”情侣的“示范”作用不到两分钟就充分发挥出来，小学生、中学生、路人等等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纷纷涌进去要体验体验浪漫感觉，有几桌的小学生竟为争秋千座位而吵闹起来。蒲万金看着满满一屋的客人高兴得嘴都合不拢，从上午8点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1点才结束。忙活一天下来，他和老婆抱着重重的钱匣子一清点，妈呀，开业当天就进帐2000余元!第二天，蒲万金担心顾客会比第一天少些，店门开得稍稍迟了点，店内打开卷闸门那一刻，他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只见20多个中小学生像抢风水宝地一样冲进来，然后各自挑选着最佳位置的秋千坐下：“老板，快给我们上冰粉，我们还没有吃早饭呢。”蒲万金赶紧吩咐老婆去做，自己则去市场上购回了往常足够用半个月的冰粉原料。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那些原料卖到晚上11点就全部用光了。当从柳林文化广场转悠过来的几对情侣走进小店后，他只好十分遗憾地给人家解释：“几位，实在对不起，今天的原料已经用完了，要不你们进来坐坐!”
生意一天天好起来，蒲万金和老婆忙不过来，就请来乡下的父母帮忙，并将烧烤店的一部分店面“挪用”作了浪漫小吃店。与此同时，他抓住机遇，新增了冰冻银耳汤、果脯冰粉、香蕉冰粉、西米露冰粉等品种，引进了香港冰粥，将一碗普通的冰粉由当初的一元卖到了两元。为了满足一些顾客的要求，他还购买了打价机和包装机，提供冰粉打包服务。冰粉的价格涨了，可顾客却没有少，最多时一天要卖出1500碗左右，最少时也能卖出300来碗。2005年，蒲万金的一冷一热两个小店给他带来了近20万元利润，其中冰粉这一项就超过了10万元。今年初，蒲万金靠着开小店的积蓄，在南部县买了一套价值17万的商品房，并再次对浪漫小吃店进行了装修，他的浪漫小吃店每天一早就有人前来光顾，每天晚上至少要等到12点钟才会关门。
关键词：蒲松龄;喻成龙;交往;事迹;诗作系年;考辨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一
当时可待成追忆，无奈后世多讹传。
历史长河中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传说，但大多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在《聊斋志异》传播史上出现的王士G欲购《聊斋志异》书稿的传说，即后世以讹传讹之一例。
如果追根溯源，这个传说最早的文字记载，应该是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前附赵起杲的《刻〈聊斋志异〉例言》。此《例言》凡十条，其第三条云：
先生毕殚精力，始成是书。初就正于渔洋。渔洋欲以百千市其稿，先生坚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今刻以问世，并附渔洋评语。[1] 2457
赵起杲是山东莱阳人，他于乾隆年间主持编刻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其底本间接来自淄川蒲氏，但他本人与淄川蒲氏并无直接往来。他的“渔洋欲以百千市其稿”之说本是无根之谈，但却随着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的一再印行和多次翻刻而广为流传。清人倪鸿的《桐阴清话》卷一有记载云：
国朝小说家谈狐鬼之书，以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为第一。闻其书初成，就正于王渔洋，王欲以百千市其稿，蒲坚不与，因加评骘而还之。[2] 367
倪鸿，字延年，清道光年间在世，广西桂林人。其《桐阴清话》的这段话，简直就是赵起杲《刻〈聊斋志异〉例言》的翻版。其说出自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事实自不待言。
这个传说，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变异。如清邹|《三借庐笔谈》卷六有云：
蒲留仙先生《聊斋志异》，用笔精简，寓意处全无迹相……既而渔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执不可。又托人数请。先生鉴其诚，令急足持稿往，阮亭一夜读竟，略加数评，使者仍持归。[2] 366
邹|是晚清著名报人，江苏无锡人。清光绪十四年（1888），他曾在距蒲家庄仅四里之遥的大荒地淄川煤矿为人做幕。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五日，他与同事孙逸如到蒲家庄寻访过蒲松龄的故居并凭吊蒲松龄墓，其《三借庐剩稿》中有《祭蒲留仙先生文》并附跋文，详细记载了他寻访蒲松龄故居与祭墓的经过。他的这条记载，应该是得自于蒲松龄家乡的传说。
此外，清陆以《冷庐杂识》卷六记载：
蒲氏松龄《聊斋志异》流播海内，几于家有其书。相传渔洋山人爱重此书，欲以五百金购之，不能得。此说不足信。蒲氏书固雅令，然其描绘狐鬼，多属寓言，荒诞浮华，奚裨后学？视渔洋所著《香祖笔记》、《居易录》等书，足以扶翼风雅，增益见闻者。体裁迥殊，而谓渔洋乃欲假以传耶？[3] 310
陆以，字敬安，浙江桐乡人。他生于嘉庆六年（1801），道光十六年（1836）中进士，其《冷庐杂识》则自序于咸丰六年（1856）。《冷庐杂识》辨王士G不可能购《聊斋志异》书稿，原因是王士G所著《香祖笔记》、《居易录》等书较《聊斋志异》更为雅正，其理由不足以服人。君不见王士G所著《池北偶谈》，分为“谈故”、“谈献”、“谈艺”、“谈异”诸卷，其谈异卷中即颇多与《聊斋志异》相类的篇什，甚至有自《聊斋志异》采录、加工者数篇。
这个传说一直流传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直到笔者的导师袁世硕先生考辨欲购《聊斋志异》书稿的不是王士G，而是另有其人，才算了结了这一桩历史的公案 [4] 220-243。
袁先生考得，想从蒲松龄手上购买《聊斋志异》书稿的人是在山东做官的汉军旗人喻成龙。这一考证结果已得到研究者的公认，穷书生蒲松龄成为臬台座上客一事常常被人乐道而不疲。然而笔者看到，2006年8月4日，在袁先生的相关著述出版近二十年之后，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上海的美仑大酒店做一个题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的讲座，他在讲座的末尾说了这样一段话：
他（按，指蒲松龄）的小说写了以后，当时有一个学者叫王渔洋，非常有名的，听说有这个书，看了以后告诉他，给你十万两银子，你不要出书，书归我出。蒲松龄不干。后来，王渔洋给他写了一个序言，中间有首很好的诗，怎么写呢？
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孤坟鬼唱诗。[5]
南先生不是研究《聊斋志异》的专家，他不了解有关蒲松龄研究的情况，说了些外行话，这似乎是情有可原的。但他老先生征引了王士G的《戏书蒲生〈聊斋志异〉卷后》一诗，这是有出处可查的，见于《带经堂集》中的《蚕尾诗集》卷一。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的序跋、题辞中也列了这首诗，但与《带经堂集》有数字之异，其末三字也不是“鬼唱时”，而是南先生所引的“鬼唱诗”。众所周知，《聊斋志异》的手稿本、各种钞本和南先生所见的青柯亭刻本俱无王士G序，怎么会是“王渔洋给他写了一个序言，中间有首很好的诗”呢？南老先生讲的是大众传播，但他的这段话显然缺少可靠可信的依据，属于以讹传讹的传言了。
王士G欲购《聊斋志异》传说演变之梳理，因为与喻成龙其人有关，权作本文的入话。后人的以讹传讹，盖缘于喻成龙倾慕蒲松龄的文名，想向蒲松龄购买《聊斋志异》的著作权一事。因为这件事，一个乡村穷秀才和一位地方大员之间发生了往来，生平中出现了交集。然而，就蒲松龄与喻成龙的交往关系而言，笔者以为仍有较多的事实需要进一步廓清和考辨，下面次第而作辨析。
二
到目前为止，研究者几乎众口一辞，认为喻成龙请蒲松龄到他的山东布政使司（习称藩司）或按察使司（习称臬司）做客，事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
现代研究者中，最早提出蒲松龄于康熙三十二年去省城喻成龙官署中做客的是路大荒先生。他撰作的《蒲松龄年谱》于此年之下写道：
喻成龙转山东布政使。喻成龙正庵，见先生诗倾慕，饬邑令尽礼敦请。邑令驰驿遣吏伴送之藩署。馆之幕中者数日，为赋诗《题梅花书屋图》而还。诗云：“腊月梅花繁满枝，千朵万朵纷离披。时杂书香抱书屋，横斜疏影白如簇。庭院无风香自流，寒蕊堕地芳尘扑。翘想屋内白雪人，品似梅花淡烟拂。频倚画槛笑吟生，墨沈飞霞散珠玉。崩雷裂石青天惊，直探骊龙握双角。大雅真能起浮衰，宁止仁声遍空谷！剡溪安道消作图，千里云山满尺幅。身入罗浮梦依稀，恍对旃檀闻清馥。我分笔札忆梅开，如坐春风登春台。”
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至喻方伯成龙（正庵）见诗倾慕，饬周邑侯兴安尽礼敦请。先生高卧不起。毕刺史载绩[积]（际有）父子劝驾，乃肯一往。邑侯驰驿遣吏伴送之藩署，方伯仪礼有加，馆之幕中者数日，为赋《梅花书屋图》而还。此可以知孤介之性情矣……” [6] 42-43
路先生把蒲松龄到喻成龙的官署做客之事系于康熙三十二年，称其做客的地点是“藩署”，即布政司衙门，依据是他在《年谱》中引录的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因为据王洪谋的记载，喻成龙此时已是“方伯”，即山东布政使。而据《山东通志》，喻成龙升任山东布政使在康熙三十二年;如果事在康熙三十二年之前，那么喻成龙的官职就不是方伯，而是臬台，即山东按察使。
此后，张景樵先生撰《清蒲松龄先生留仙年谱》 ① 、刘阶平先生撰《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 ② 、盛伟先生撰《蒲松龄年谱》 ③ 、罗敬之先生撰《蒲松龄年谱》 ④ 俱沿袭路《谱》之说，系喻成龙邀蒲松龄至省城做客之事于康熙三十二年。
关于蒲松龄省城做客的史料，在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之外，还有另外两条。其一是蒲箬撰《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
至喻方伯成龙见诗倾慕，饬周邑侯尽礼敦请。我父倦于奔波，高卧不起。毕刺史载绩[积]父子劝驾，乃肯一往。邑侯驰驿遣吏，伴送藩署，方伯仪礼有加，馆之幕中者数日。此可以知孤介之性情矣。[7] 3440
蒲箬的记载，与《柳泉居士行略》大同而小异。这是因为按照古代志墓、作传的通例，传主之家请人为自己的先人立传，首先须提供传主的生平资料。王士G为高珩撰写的《诰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东高公神道碑铭》收入其《蚕尾续文集》卷十一，其中有云，“按状公讳珩，字葱佩，别字念东”。这里的“按状”二字，意思便是依据高珩后人所提供的高珩行状。王洪谋的《柳泉居士行略》是依据蒲箬撰《柳泉公行述》写成的，脱胎于《柳泉公行述》，这是两处记载大致相同的原因之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条相关的史料，即蒲立德《东谷文集》中的《呈览撰著恳恩护惜呈》：
生祖父贡生松龄，字留仙，固山左之文学，而淄邑之著述者也。享帚无惭，编苫自喜。每乘督课馀隙，辄作记录生涯。见见闻闻，尽成于[干]宝之记;奇奇怪怪，非仿齐谐之书……在昔喻廉宪购以千金，未敢庭献;迨后黄臬台征来一札，旋即领还。[8]
所谓“黄臬台征来一札，旋即领还”，说的是康熙四十九年（1710）黄叔琳任提督山东学院时，曾写信向蒲松龄索阅《聊斋志异》一事，见笔者《蒲松龄与黄叔琳》一文所作考证 [9] 92-101。蒲立德的呈文言及此事时出现了一个错误，即他把黄叔琳当时的官职由宗师（提督山东学院）说成了臬台，即提刑按察使。实则黄叔琳任山东按察使在乾隆元年（1736）至乾隆二年（1737），那已经是蒲松龄辞世二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呈文中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在昔喻廉宪购以千金，未敢庭献”一句。与《柳泉公行述》《柳泉居士行略》不同，蒲立德在这篇呈文中记载的喻成龙的官职，不是“方伯”，而是“廉宪”。清代各省的提刑按察使，因为主管一省的刑名案件和官员的按劾等事，职司略同于唐代的观察处置使、宋代的诸路提点刑狱和元代的肃政廉访使，故有廉使、廉宪、宪台、臬台、臬司等称。而承宣布政使主管一省之行政、财赋诸事，为一省官吏首领，如前代之藩镇，故有方伯、藩台、藩司等称呼。
蒲箬、王洪谋和蒲立德关于喻成龙邀请蒲松龄赴省城做客时官职不同的记载，揭示出了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如果此时喻成龙已由按察使擢升布政使，那么他邀请蒲松龄做客的时间应为康熙三十二年;但如果此时喻成龙仍在山东按察使任上，那么他邀约蒲松龄前往省城的时间则在康熙三十二年之前。
喻成龙是汉军正蓝旗人，以荫生得官，也能诗，《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一百六十一卷、《国朝诗人征略》第二十卷有传。他后来累官至刑部、兵部侍郎，安徽巡抚，湖广总督，作为康熙一朝的朝廷高官和封疆大吏，《满洲名臣传》第三十四卷、《八旗通志》（初集）第二百卷也为其立传。由传记可知，喻成龙为奉天金州人，康熙五年（1666）以荫生任安徽建德县知县，十四年（1675）以府同知衔管安徽池州府通判事，十七年（1678）后任池州府、临江府知府，二十八年（1689）任山东盐运使，三十年（1691）任山东按察使，三十二年（1693）任山东布政使。
确定蒲松龄应喻成龙之邀至其署中做客的时间，须结合蒲松龄的具体作品进行考察。路编《蒲松龄集》本、盛编《蒲松龄全集》本的《聊斋诗集》卷三，俱收录蒲松龄《喻廉宪命题〈梅花书屋图〉》七古一首、《又二律》（盛编《聊斋诗集》题作《又七律二首》）二首，共诗三首。由内容可知，这三首诗为蒲松龄应邀至喻成龙署中居停时所作;中山大学图书馆藏《聊斋诗文集》钞本，《又二律》题作《题梅花书屋图喻廉宪命题》，可见三首诗为一时之作。这三首诗，路编、盛编两种《聊斋诗集》俱系康熙三十二年癸酉。
笔者认为，将这三首诗作系于康熙三十二年癸酉，说喻成龙在这一年请蒲松龄至其官署中做客是存在问题的，其理由有三：其一，蒲松龄在《喻廉宪命题〈梅花书屋图〉》的诗题中称喻成龙为“廉宪”。由这一称呼可知，蒲松龄至其署中做客、作诗的时候，喻成龙还在山东按察使任上。如果这时喻成龙已经升任山东布政使，或者其出任山东布政使的任命已由朝廷下达，只是还没有履新，那么蒲松龄在此诗题中对喻成龙的称呼都应该是方伯、藩司而不是廉宪。
其二，《喻廉宪命题〈梅花书屋图〉》诗作内容已见本文所引路大荒先生《蒲松龄年谱》，其首二句为“腊月梅花繁满枝，千朵万朵纷离披”，可知诗作于某一年的腊月。《又二律》其一，首句则为“季月阳和满齐鲁”。季月是每季的最后一个月。结合前诗来看，这里的季月同样指的是腊月。
笔者在《清圣祖实录》中检出了喻成龙升任山东布政使的具体时间。《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载：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冬十月辛未朔……调山东布政使杨廷耀为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升山东按察使喻成龙为山东布政使司布政使。[10] 752，757
清廷于康熙三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辛未这天任命喻成龙为山东布政使，这一任命传达至山东的时间也应在这年的十月间。清代的布政使品级与巡抚相同，都是从二品的官员，而按察使则是正三品官，其地位低于布政使。如果与当代作一类比，布政使与按察使，大致相当于一省的省长和副省长。由《清圣祖实录》的记载看，到康熙三十二年的腊月，喻成龙已经在山东布政使任上任职两个月上下，蒲松龄又怎么可能在《喻廉宪命题〈梅花书屋图〉》的诗题中仍以旧职称他为“喻廉宪”呢？
其三，淄川张庆林藏《聊斋诗集》钞本也收录了《喻廉宪命题〈梅花书屋图〉》和《又二律》两题诗作，但编年与路编、盛编两种《聊斋诗集》不同。在张藏本《聊斋诗集》中，这两题诗作俱系康熙三十一年壬申（1692）。
张庆林藏本是一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淄川发现的钞本，赵蔚芝、张庆林在《蒲松龄研究》总第四期撰文作过介绍 ① 。据此钞本中这三首相关诗作的系年，可以确定如下事实：蒲松龄在康熙三十一年腊月应山东按察使喻成龙之邀到济南的按察使司署中做客，期间喻成龙言及购买《聊斋志异》著作权一事，被蒲松龄婉言谢绝，蒲松龄为喻成龙所藏的《梅花书屋图》题诗三首而还。而到康熙三十二年的腊月，喻成龙已经升任山东布政使两个月上下，蒲松龄自然不会在诗题中仍称他为“廉宪”。因此，系《喻廉宪命题〈梅花书屋图〉》和《又二律》于康熙三十二年癸酉，说蒲松龄是在康熙三十二年的腊月应邀去省城的“藩署”会见喻成龙，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相关事实的记载之误，源头出自蒲箬撰《柳泉公行述》，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依样葫芦进行了转述。后来，路先生撰作《蒲松龄年谱》时于此事失考，其他年谱撰作者亦未详考此事，遂使喻成龙于康熙三十二年邀蒲松龄做客之说长期流传。
三
路编、盛编《聊斋诗集》卷三康熙三十三年甲戌（1694）之下，收录《送喻方伯》五古一首、《又闻喻方伯迁京尹》古体一首。这两首诗作，都是蒲松龄在得知喻成龙由山东布政使升任京官之后写下的送别之作。
喻成龙于康熙三十二年十月升任山东布政使后，可谓一路顺风顺水，官运亨通，几年之后就入京做官，其事迹则入选《山东通志・宦迹志》。宣统《山东通志》卷七十四《国朝宦迹・布政使》记载：
喻成龙，字武功。汉军正蓝旗人。荫生。康熙二十七年授山东盐运使，尝题其门曰：“经盘错以见节，处脂膏而不润。”迁按察使、布政使，轻徭减羡，大法小廉。内转刑部侍郎，官至湖广总督。[11] 39-40
喻成龙离开山东赴京师任职在哪一年？据宣统《山东通志》卷五十一《国朝职官・表一・布政使》，喻成龙之后任山东布政使者为汉军镶黄旗人张牵他接替喻成龙任山东布政使的时间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
这样，喻成龙离任的时间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在康熙三十三年的岁末离任，张怯诖文甑哪瓿踅尤;第二种可能是他在康熙三十四年岁中离任，张且虼嗽谡庖荒甑哪曛腥沃啊B反蠡南壬撰《蒲松龄年谱》于康熙三十三年甲戌下记载：“是年喻成龙离山东，先生赋古体一首送之……” [6] 43就是以《山东通志》所载喻成龙的任职时间为依据，就第一种可能而作出的推断。此后出版的张景樵先生《清蒲松龄先生留仙年谱》、刘阶平先生《蒲留仙松龄先生年谱》、盛伟先生《蒲松龄年谱》、罗敬之先生《蒲松龄年谱》也皆沿袭路大荒之说，定喻成龙离山东布政使任、蒲松龄赋诗相送之事在康熙三十三年甲戌。
但笔者翻检《清圣祖实录》，却在卷一百六十七发现了这样的记载：
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五月…………己丑，……升山东布政使喻成龙为太常寺卿。[10] 812，814
《清圣祖实录》是当时官修的历史文献。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喻成龙由山东布政使升任太常寺卿的时间为康熙三十四年五月的己丑日，即五月二十八日。由于需与继任者张墙唤拥仁拢喻成龙离任赴京的时间还要晚一些。《满洲名臣传》卷三十四《喻成龙列传》记载：
康熙……三十四年六月，迁太常寺卿。时议征噶尔丹，命协同左都御史于成龙督运中路军粮。十二月，迁大理寺卿。[12] 995-996
《清圣祖实录》与《满洲名臣传》的记载表明，路大荒先生的《蒲松龄年谱》将喻成龙离山东布政使任的时间系于康熙三十三年，与历史事实是存在差误的，此后的张、刘、盛、罗诸《年谱》则沿袭了路《谱》的这一错误。路编、盛编《聊斋诗集》系蒲松龄的《送喻方伯》《又闻喻方伯迁京尹》于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同样有误。这两首诗作的作期，应以《清圣祖实录》和《满洲名臣传》的史料为据改系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六月。
须要一说的是《又闻喻方伯迁京尹》一诗。“京尹”即京兆尹，是清代顺天府府尹的别称。张德泽先生撰《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一书介绍顺天府云：
清沿明制，以京师及附近州、县为顺天府，作为“京府”……定为正三品衙门，与中央的通政使司、大理寺、詹事府、太常寺等衙门等级同。比一般的府（从四品）高三级，其地位犹如各省巡抚，故可直接向皇帝奏事（一般的府呈由督抚转奏）。[13] 203
顺天府地处京畿重地，其长官称为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可谓位高权重，喻成龙由山东布政使升任顺天府府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又闻喻方伯迁京尹》诗题中的这个“又”字表明，这首诗应该是在喻成龙升任太常寺卿的任命下达之后，在其尚未离开山东之时，又曾经有过他赴京改任顺天府府尹的传闻。由此来看，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应该比《送喻方伯》一诗稍晚，但同样是作于喻成龙于康熙三十四年六月离开山东之前。
四
路编、盛编《聊斋诗集》，皆收录《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七古一首。所不同的是，路编《聊斋诗集》将此诗置于不能系年的续录部分，盛编《聊斋诗集》则以张庆林藏钞本的编年为据，系此诗于康熙四十年辛巳（1701）。
就这首诗而言，一个十分关键问题是，蒲松龄歌颂的这位“俞公”是谁？在蒲松龄写下这首诗作颂扬其德政的时候，这位“俞公”担任的是什么官职？
从诗题来看，“舆颂”，是民众的舆论，“恭纪”，是恭敬地记录。“舆颂恭纪”就是恭敬地记录下百姓的议论。“大”、“老”，都是对为官者的敬称;宗师，狭义指提学道，提督学政、学院，广义则泛指为人所敬仰，堪称师表的人。蒲松龄曾给真正的学臣，曾任山东提督学院的黄叔琳写过两封书札，札题分别为《上圃黄大宗师启》《又呈圃黄大宗师》。从作者称黄叔琳为“大宗师”而称这位“俞公”为“大老宗师”的情况看，此人可谓身份甚高，起码也应该是与黄叔琳地位、品级相埒相匹的人物。
这首七言古诗起首写道：“秋宪堂上三尺霜，直将上天驱天狼。冰壶皎月生寒光，关节不到阎罗王。孝妇碧血成亢D，谁者能雪廷尉张。”秋宪，狭义指都察院的监察御史，广义指司法、监察官员。廷尉张，指的是汉景帝时掌管司法、刑狱的廷尉张释之。诗的前六句表明，这位“俞公大老宗师”的身份，应该是一位掌管司法、刑狱之事的官员。
下面十二句云：“属车载酒吹春阳，化为甘霖洒青苍。经纶独画保赤方，法良意美筹精详。为立社宰平低昂，鼠雀不噪令尹堂。弭盗且复念痍疮，令甲申重言侧怆。羁縻勿教苦锒铛，民情倾吐无隐藏。焦思务除败群羊，鹰眼化尽鬼蜮亡。”“属车载酒”两句，说这位“俞公”曾经外出巡察以了解民情。次后说他善于筹划，保护百姓，减少了民间的争讼。他负责的是“弭盗”“羁縻”“除败群羊”，即社会治安、逮系和惩治不法诸事。这一层意思，仍然是进一步说明讼狱、治安是他的职责所在。
以下这一段，则显然与蒲松龄自己的生活经历出现了交集：“广平每拟石作肠，梅花赋成锦绣香。秋怀粲发云汉章，遒逸欲过谪仙郎。怜才辄流齿颊芳，骏骨不惜千金偿。一顾能空冀北良，姓名无须曹邱扬。”广平，指唐开元年间的尚书右丞相宋Z，《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宋Z本传，称其“累封广平郡公”。宋Z所作的《梅花赋》，在后世流传甚广。“广平每拟石作肠，梅花赋成锦绣香”二句，即典出唐人皮日休的《桃花赋》。《皮子文薮》卷一《桃花赋并序》之《序》有云：
余尝慕宋广平之为相，贞姿劲质，刚态毅状。疑其铁肠石心，不解吐婉媚辞。然睹其文而有《梅花赋》，清便富艳，得南朝徐、庾体，殊不类其为人也。后苏相公味道得而称之，广平之名遂振。[14] 9
蒲松龄为什么要用唐人宋Z《梅花赋》的典故？答案是喻成龙有书斋曰“梅花书屋”，他并且请蒲松龄在其所藏的《梅花书屋图》上题了诗。喻成龙能被收入《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和《国朝诗人征略》《国朝诗别裁集》等书，说明他的诗名还是有的，他所作的《闻笛》七律一首，后来还曾受到的圈点，见《批阅古典诗词曲赋全编》 [15] 1028 。所以，“秋怀粲发云汉章，遒逸欲过谪仙郎”两句，实为蒲松龄对喻成龙诗歌成就的颂扬。“怜才”二句，自然说的是喻成龙“倾慕”蒲松龄的“诗名”，把自己这样的一介寒儒请到省城的臬台衙门去做客的事，而其中的“骏骨不惜千金偿”一句尤值得玩味，很容易使人想到松龄长孙蒲立德所说的“喻廉宪购以千金，未敢庭献”一事。
赵蔚芝先生的《聊斋诗集笺注》，在《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一诗的解题中说了这样一段话：“这首七言古诗是歌颂山东按察使喻成龙的。诗中赞颂了喻成龙居官廉肃，执法平允，能冤狱，爱护人民;重教化而不尚刑罚，首恶必除，民情无隐;富有文采，诗文可观;尊贤重士，善于发现人才。作者祝愿他职位高升，富贵绵延。” [16] 685-686从上面对这首诗的相关内容所作的考察看，笔者以为赵先生的认定无疑是正确的，诗题中所谓的“俞公大老宗师”，指的就是正担任山东按察使一职的汉军旗人喻成龙。
这样，也就出现了两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既然蒲松龄这首诗歌颂的对象是喻成龙，为什么诗题中写作“俞公大老宗师”？为什么这里的文字是“俞公”而不是“喻公”呢？
就笔者数十年来所知见的《聊斋诗集》钞本而言，收录了《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一诗的《聊斋诗集》钞本有以下四种：（1）国家图书馆藏《聊斋诗集》钞本;（2）栾调甫原藏《聊斋诗集》二卷钞本;（3）马立勋原藏《聊斋诗集》钞本;（4）张庆林藏《聊斋诗集》钞本。就性质而论，这些钞本钞录的时间都较为晚近。可以断定，这四种《聊斋诗集》钞本都不是直接据蒲松龄的《聊斋诗集》手稿钞录而成的。
清人孙济奎在《〈聊斋诗文集〉跋》中说：“其尤可惜者，闻先生所作藏于其家一小楼，后阴雨楼圮，遂多损坏。” ① 有证据表明，在这些后出的《聊斋诗集》钞本钞成之前，原收《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一诗的蒲松龄《聊斋诗集》手稿（即《聊斋草》）第三册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损坏，其装订线已经断裂，有些诗叶成为极易颠倒次序的散叶，上面的字迹有些也已经剥落非旧。十分可能的情况是，嘉庆年间松龄的五世孙蒲庭橘据家藏的手稿本重钞《聊斋诗集》时，《聊斋诗集》手稿的字迹已经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损坏，这个“喻公”的“喻”字也已经剥蚀掉了其“口”字的偏旁。所以，极有可能在蒲庭橘钞录的《聊斋诗集》五卷钞本中，“喻”字就已经变成了“俞”字。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山东督学使张鹏展因为编辑《国朝山左诗续钞》，曾经从蒲庭橘的手上借过这个《聊斋诗集》五卷钞本。这个供外借的五卷钞本，正是后来出现的多个《聊斋诗集》钞本的源头。笔者以为，说“喻”变为“俞”是蒲庭橘钞录《聊斋诗集》五卷钞本的过程中，因手稿本字迹剥落而形成的一处讹误，应该大致不误。
第二个问题，《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一诗应该如何系年？
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应从内证和外证，即诗作涉及的历史事实和诗集钞本收录情况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从诗作涉及的历史事实看，蒲松龄和喻成龙的交往，始于康熙三十一年腊月“喻方伯成龙见诗倾慕，饬周邑侯尽礼敦请……邑侯驰驿遣吏，伴送藩署，方伯仪礼有加，馆之幕中者数日”之时。但相关的记载只说蒲松龄“为赋《梅花书屋图》而还”，没有言及其《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一诗。
康熙三十二年三月，山东盐运使李兴祖重建济南大明湖上的历下亭工程竣工。蒲松龄这一年曾到过济南，作有《古历亭赋》，并有《重建古历亭》七律一首，两篇作品都提到了李兴祖重建历下亭之事。蒲松龄的这首《重建古历亭》诗，于同一年被收入为纪念李兴祖重建历下亭而刊刻的《历亭诗文会编》第四卷中。《历亭诗文会编》全书十卷，为此前担任过盐运使的喻成龙和时任盐运使的李兴祖二人选定诗文并付刻印。
蒲松龄的《重建古历亭》诗被选入本年刊刻的《历亭诗文会编》的事实说明，在康熙三十二年十月喻成龙升任山东布政使之前，蒲松龄赴济期间，两人还曾有过交往，《古历亭赋》与《重建古历亭》诗即为蒲松龄应喻成龙的邀约而作。笔者由此推断，《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一诗也应该是蒲松龄本年寓济期间，在与喻成龙会面的时候面呈山东按察使喻成龙的。正因为有这一次会面，才有了蒲松龄应喻成龙之邀撰写的《古历亭赋》和《重建古历亭》的诗作。
从诗集钞本的收录情况考察，在上述收录《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一诗的四种《聊斋诗集》钞本中，国家图书馆藏本和张庆林藏本的编排次序一致，此诗排列于《莱芜范邑侯太公》七律一首、《绝句》七绝二首、《代民谣》七绝五首之后，《和王春谷诸咏》五古十三首、《赠新城邑侯》七律一首之前。二卷钞本和马立勋原藏本因为都是选本，较国家图书馆藏本和张庆林藏本前缺《代民谣》七绝五首，后缺《赠新城邑侯》七律一首。
二十余年前，笔者在考察二卷钞本《聊斋诗集》时，就曾对包括《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在内的一些诗作的系年问题作过考察，今将考察的结果移录于下：
路编《聊斋诗集》卷三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四十年间的诗作，在编年上多有差误。如《赠新城郎邑侯》系于康熙三十六年，然据民国《新城县志》卷十一《职官志》：“郎廷槐，汉军旗人。贡生。康熙三十七年知新城县事，在任十二年，政简刑轻，民安乐业。升四川通判。”则此诗显然应是康熙三十七年之后的作品。今路编《聊斋诗集》中，康熙三十六年丁丑诗达十七题四十六首之多，而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三十八年己卯无诗，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仅一首，康熙四十年辛巳二题三首。细检诸诗，《自嘲》一首本见于作者手稿《聊斋草》，为康熙四十一年诗作，当因诗中有“皤然六十一衰翁”句而被移置于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俚言奉送大司寇先生假满赴阙》一首录自新城王启磊《系河饮饯图》，本不见于《聊斋诗集》;而系于康熙四十年的《辛巳冬，闻历友自湖北归，怀以二律》诗题中已自标干支，当自今系于康熙三十六年的一组诗中录出。这种情况说明，在编入路编《聊斋诗集》康熙三十六年的诗中，十有八九是包括了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四十年的诗作的。
张藏本以上诸诗的编年与路编《聊斋诗集》有较大不同。上举诸诗在张藏本《聊斋诗集》中已被分别系于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四十年的五年之中。张藏本对上举诸诗的编年证实了我们前面的推断，但其编年也有不尽可靠之处。如《挽高念东先生》一首，据王士G《诰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东高公神道碑铭》，高珩卒于康熙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诗前小序云“闻讣泫然，因成长句”，诗当作于高珩卒后的数日之间，张藏本却系于康熙三十七年。又，《赠毕子韦仲》诗张藏本系于康熙三十八年，然诗中“十八年来类弟昆”所言并非虚指，盖指作者自康熙十八年到毕家设馆以来所历岁月，当系于康熙三十六年。从现存的蒲松龄诗集手稿《聊斋草》一册自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起，至康熙四十九年庚寅止，正与路编《聊斋诗集》卷四相合的情况推测，今路编《聊斋诗集》卷三所收的诗在作者原稿中亦当为一册。上述编年混误的情况当系诗集原稿卷三的后一部分在存传的过程中散乱所致。[17] 267-268
因为路编《聊斋诗集》卷三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四十年间的诗作编年差误较多，而张庆林藏本这部分诗作所署的干支同样不尽准确，故对这部分诗作的系年尤须依据历史事实作审慎考订。
在被路编《聊斋诗集》系于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四十年之间的这些诗作中，《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一诗的情况显得更为特殊一些。其特殊性在于，通过相关历史事实的考订，我们发现它并不是康熙三十六年至康熙四十年之间的诗作。这使得笔者想到了不久前考察蒲松龄诗集手稿《聊斋草》（即《聊斋诗集》手稿第四册）时的一些重要发现。这里不妨把笔者对今存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聊斋草》第四册中的一些版本现象介绍于下：
从字形和墨色观察，作者应该是过一段时间即汇抄一次诗作入册。一次汇抄的诗作，或几首，或十数首乃至几十首不等。由此推测，作者平时写成的诗作底稿应该是散叶置存的，故在将散置的诗叶汇抄入册时，往往会有以下两种情况出现：一是有时会将同一年中后写的诗作抄录在前，而将先写的诗作抄录于后。二是在抄录诗作时，因某散置的诗叶恰好不在手边，于是将某年某首诗作漏抄;而后来发现了此散置的诗叶，又将此诗补录于后。[18] 131
在《聊斋草》手稿第四册中，蒲松龄将某一年的诗作漏钞又予补录的情况，较为明显的有三见：一是《病齿》一诗，被作者钞录于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之下，但诗题之下作者注有“乙酉作”三字;二是《挽朱子青》一诗，被作者钞录于康熙四十八年己丑（1709）之下，未作任何说明;三是《代王玉斧呈宋观察》一诗，被作者钞录于康熙四十九年庚寅（1710）之后，但此诗与其前的《大雪连朝》之间留有三个半叶的空白。
收录于蒲松龄《聊斋草》手稿第三册的《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一诗，应该是与《聊斋草》手稿第四册所收的《病齿》《挽朱子青》《代王玉斧呈宋观察》属于同一类情况，即作者在钞录康熙三十二年癸酉诗作的时候，因为散置的《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诗叶不在手边，故将此诗漏钞;后来，在钞录《莱芜范邑侯太公》《绝句》《代民谣》等诗的时候又发现了《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一诗的散叶，于是将其钞录到了这些诗作之后。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作出判断，《舆颂恭纪俞公大老宗师德政》一诗作于康熙三十二年蒲松龄与喻成龙在济南再次会面之时，与《古历亭赋》和《重建古历亭》诗为先后之作。
参考文献：
[1]蒲松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M].任笃行，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
[2]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G].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
[3]陆以.冷庐杂识[M].北京：中华书局，1984.
[4]袁世硕.蒲松龄与朱缃[C]//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济南：齐鲁书社，1988.
[5]南怀瑾.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南怀瑾先生演讲录[C].上海：文汇报，2006年8月22、
23日.
[6]路大荒.蒲松龄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0.
[7]蒲松龄.蒲松龄全集[M].盛伟，编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8]蒲立德.东谷文集[M]//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第33册.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
[9]邹宗良.蒲松龄与黄叔琳：从蒲松龄的青州组诗说起[J].蒲松龄研究，2014，（3）.
[10]清实录（第五册）圣祖实录（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杨士骧，孙葆田，等.山东通志[M].济南：齐鲁书社，2014.
[12]吴忠匡，校订.满汉名臣传・满洲名臣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13]张德泽.清代国家机关考略（修订本）[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1.
[14]皮日休.皮子文薮[M].萧涤非，郑庆笃，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5].批阅古典诗词曲赋全编[M].毕桂发，主编.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
[16]蒲松龄.聊斋诗集笺注[M].赵蔚芝，笺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17]邹宗良.二卷本《聊斋诗集》探考[C]//邹宗良.蒲松龄研究丛稿.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
[18]邹宗良，杨括.蒲松龄《代王玉斧呈宋观察》一诗的本事与作期[J].蒲松龄研究，2015，（2）.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u Song-ling and Yu Cheng-long
Zou Zong-l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China）
Abstract： Differ to the opinions which the previous researchers has insisted，I find that Pu Song-ling being invited to Yu Cheng-long's government office as a guest was in December of 1692，the year before Yu Cheng-long taken up the post of commissioner of Shandong，rather than the year 1693. And Pu Song-ling must have written his poem“Song Yu Fang Bo”and“You Wen Yu Fang Bo Qian Jing Yin”in June of 1695，the year before Yu leave Jinan to Beijing for an advancement，Lu Da-huang and Sheng Wei may both made a mistake here. The poem“Yu Song Gong Ji Yu Gong Da Lao Zong Shi De Zheng”，which Pu Song-ling wrote to commend Yu's benevolent rule，should be written in the year 1693，when Pu Song-ling meet Yu at his second time.
《聊斋志异》广泛地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观念及改造的佛教因果报应观念，以此为武器严惩贪官污吏、歹恶之徒，以此为手段来促人改过自新，来鼓励善行，树立道德范例。《聊斋志异》中善恶报应作品具有强烈的神秘性、喜剧性、恐怖性，强化了劝惩效果。
【关键词】 蒲松龄；聊斋志异；善恶报应；因果报应
善恶报应是中国人历史上最为久远的最为普遍的基本信仰，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小说家深受其影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写得大量的善恶报应内容，占到全书近五百篇故事的三分之一左右。可以说善恶报应思想是全书的核心思想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的学者对《聊斋志异》中的善恶报应内容进行了广泛研究，研究者们众口一词地把《聊斋志异》中的善恶报应说成是“因果报应”、“果报”，“因果报应”、“果报”是佛教术语，把中国固有的善恶报应观念称之为“因果报应”，将其纳入佛教的“因果报应”体系是不妥的，是陷入了一个误区。
在佛教传人之前，中国在春秋时代就已产生了善恶报应观念，两者后来有融合交汇之处，有互相吸取的地方，但还有相当的不同之处。在分析《聊斋志异》中的善恶报应内容之前，有必要对两者进行分辨。
一
因果报应(也有译作“异熟”的)是佛教的基础理论之一，是佛教用以说明世界一切关系的基本理论。佛教认为宇宙间的一切现象和事物都离不开因果关系的。因果报应观念是高度理论化的、思辨化的，理论非常繁复深奥，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能涵盖得了的。
中国本来固有的善恶报应观念是由儒家、墨家、道家、理学学派的观念汇聚而成的。上述诸家都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这一观念。中国善恶报应观念主要讲人的善恶行为所招致的后果，而不涉及其他。内容明确单一，表述简洁化、信条化、格言化，是对生活经验的直观概括，多是零碎的表述。缺乏细密深入的理论分析，缺乏理论阐述的严密性，即使是后来将善恶报应念理论化的“天人感应”说、“负载”说，也不像“因果报应”理论那样深奥、繁琐。
中国的百姓难以理解深奥繁琐的因果报应的教义，倒是本土的善恶报应观念深入人心，流行了几千年。
在报应的实施方式、实施者方面两者有很大不同。佛教认为，业是实现因果报应的推动力。《华严经·人法界品》云：“一切诸报，皆从业起。”业在冥冥中起作用，一个人的一念、一言、一行都会造成一种业力，业力导致祸福之报。业力是推动轮回来实现报应的。中国的传统善恶报应观念认为，善恶报应是由上天和神明来实施的。《尚书·汤浩》云：“天道福善祸淫”。《墨于·明鬼》云：“鬼神之能赏贤罚暴”。《晏子春秋·内篇·谏上》云：“人行善者天赏之，行不善者天殃之。”中国百姓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觉得佛教的“业”、“业报”的教义太抽象、太玄虚，对此说弄不懂，也不感兴趣。对神明报应之说深信不疑，认为由上天、神明实施报应更有权威性、公正性。
在引起报应的原因方面，佛教因果报应论讲得非常复杂，小乘佛教提出有六因：能作因、俱有因、同类因、相应因、遍行因、异熟因。一个人身上的一念、一言、一行都引起果报，佛经说，一日一夜有八万四千念，每一念都可以引出一生乃至多生的异熟果，实在是太繁琐。中国的传统善恶报应观认为，一个人明显的善恶行为才有报应。《太上感应篇》说：“故吉人语善、视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佛教认为，由善恶业引起的苦乐果报，并不一定是由当世实现的，佛教有三世报应之说，即现报、生报、后报，一般是轮回到来世时受报。中国传统善恶报应观念中，有人死为鬼。有的鬼能复活之说，并不存在来世之说，所以善恶报应都是当世报。在当世中到了一定的时辰，就实现报应，俗语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马上就报”，“多行不义必自毙”。中国民众的心理希望报应要来得快，一个人行善作恶的结果，周围的人、同时生活的人要能看到，善恶行为和报应要同时相连的，这样心理才平衡，断开二者的联系，来世报就使人莫名其妙了。武当山下伍家沟村有一则民间故事《难道前世没有天》，讲雷公将一个老奶奶三岁的孙子击死。老奶奶对雷公说，我孙子还是一个吃奶的孩子，没做坏事，你不该抓他，雷公回答说，你孙子前辈没做好事，是雷打前世冤的。老奶奶提出抗议：“雷打前世冤，前世没有天!”质问雷公，上一辈子的坏事，为啥没在上一辈子降罪呢?前世的天干什么去了呢?雷公觉得自己没有理，把孩子救活了。此故事表现了民众希望现世报的强烈愿望。
在报应的承受者上，佛教的业报轮回说讲，有情众生之生命个体为业力作者及报应的承受者，自作自受，不延及家庭、子孙，如《泥洹经》所言：“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善自受福，恶自受殃。”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观念，以家庭、家族为基本承受单位，在一个家族内个人善恶行为决定着其家庭或家族后代的祸福。《易经》有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因为中国是宗法社会，特别重视个人与家庭的关系，家庭是人生的依赖，个人与家庭不可分割，融为一体。家庭成员受报等于全家受报，无论善报、恶报，都直接影响全家人的命运。
佛教因果报应观念与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观念的构筑基础不同，立足点不同，是两者最大的不同，最根本的不同。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是建立在否定现世，否定人生的基础上，是出世的。佛教认为，人生是苦海，人的生命没有价值，不要贪恋人生，人修炼最好的善报是脱离人世，放弃生命，跳出轮回，进入不生不灭的状态，即涅架境界——极乐世界，才是最大的幸福。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观念的构筑基础、立足点是人世的。是建立肯定现世、肯定人生、肯定人的生命价值的基础上的，报应的目的是提升人性，人人如都能弃恶从善，世俗世界会变得和谐美好。由于两种观念立足点不同，也派生出报应的价值观念不同，从中国的善恶报应观来看，现世报中最严重的恶报是失去生命，给人带来最大的痛苦。人如被变成禽兽也是最严重的报应，是最大的耻辱。中国人的心目中，视人为万物中心，人高于禽兽。佛教却认为人的生命不足惜，人的身体只是臭皮囊，死了还可轮回，失去生命并非严重的恶报。不停地轮回才是最痛苦的。佛教还讲众生平等，人与动物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只是外部形态的不同，况且这种区别只是暂时的，在轮回中随时会转变。因此，人受报变为牲畜，是恶报，但不是最严重的恶报。这些观念与善恶报应观相比，弱化了报应的威慑力。
转贴于
二
通过上述两种报应观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聊斋志异》中的报应内容的主体是中国传统的善恶报应观念，只有极少篇章涉及到轮回形式，表现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如《江城》、《蹇偿债》等，还有一部分作品对佛教因果报应说进行了改造，蒲松龄借此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和愿望。《聊斋志异》中的佛教因果报应内容只是作为中国传统善恶报应观念的补充。
《聊斋志异》中的善恶报应作品散论
郑春元 (本文字数：2988) 《浦松龄研究》 2006年第2期 字号： 【大 中 小】
《聊斋志异》中的施报者绝大多数为天帝、神仙、鬼、人，而不是什么业报。如王六郎(《王六郎》)、祝生(《水莽草》)、张不量(《张不量》)、马二混(《蕙芳》)、夏氏(《纫针》)等都是上天对其施以善报；瑞云(《瑞云》)、金永年(《金永年》)、钟生(《钟生》)、席方平、席廉(《席方平》)、柳和(《宫梦弼》)、陈生(《西湖主》)等是神仙对其施以善报。虐待婆母的杜小雷之妻(《杜小雷》)、盗鸭者(《骂鸭》)、在酒中掺水投毒的酒商金陵乙(《金陵乙》)、暴虐成性、残害家人的尹氏(《马介甫》)、杀人如麻的宋国英(《潞令》)等受到上天的谴惩。作恶多端的李司鉴(《李司鉴》)、邑中的无赖(《邑人》)、行为轻薄好色的士人方栋(《瞳人语》)、害主的恶仆(《董公子》)、有隐恶的丘生(《彭海秋》)、炫耀身份的邑贵(《颠道人》)受到神仙的恶报。骗色的恶霸南三复(《窦氏》)、好色被鬼所迷的王生(《画皮》)、扬人隐私的霍生之妻(《霍生》)、侵占他人钱财的商人申竹亭(《任秀》)、受贿诬人为奸的典史(《梅女》)受到鬼的恶报。蒲松龄在《阿霞》篇末强调了天报的严厉：“噫!人之无良，舍其旧而新是谋，卒之卵覆而鸟亦飞，天之所报亦惨矣。”蒲松龄这样写基于中国民间广泛存在的天帝神鬼信仰，与民间善恶报应信仰相通，易于与百姓的民间信仰引起共振、共鸣。
蒲松龄与中国民众希望善恶快速受到报应的心是相通的，《聊斋志异》中广泛地反映了这种强烈的心理。即善恶在当世受报，而不是来世。他不能让一个恶人无休止作恶下去，害人害下去，逍遥法外，然后寿终正寝，来世再受报。他也不能让行善的人一直终贫到死没有回报。如那样的话，民众就太失望了，人间一点点希望的光亮就熄灭了。《聊斋志异》中对行善作恶者的处理原则是：“恶积则天殃自至，罪成则地狱斯罚。”积善终当有报。《聊斋志异》中涉及到“轮回”的内容很少。绝大多数作品是行善作恶的报应，短则数日，长则数年或几十年，都会在自身现世到来。《布客》中的布客得知自己大限将至，出钱造桥方便行人，寿命立即得以延长。《水灾》中弃儿救母的孝子的孝心感动天神，弃儿在洪水涌来时被水包围却安然无恙。《博兴女》的恶豪淫杀民女后，当即被神龙攫去脑袋。恶霸南三复诱骗窦女，致其母子冻亡，几年后，鬼魂使其犯下盗墓奸尸罪，被判死刑，负义的武孝廉石某，欲杀有恩之狐妻，被索回救命灵药，半年后病死(《武孝廉》)，无行小贩梁有才欲卖妻，受众婢簪刀猛刺后，被弃之绝壁危崖上，半年后死于狱中(《云翠仙》)。这种当世报应是很符合百姓心愿的。
《聊斋志异》中大多是以家庭、家族为单位承受报应的，不是像佛经所讲的自作自受。蒲松龄接受了道家的负载说。在《钱卜巫》中借巫者言：“先人有善，其福未尽，则后人享之；先人有不善，其祸未尽，则后人亦受之。”《席方子》中陷害他人的恶霸地主羊某被二郎神严惩，家产被抄，其子也遭报，家业衰败，楼阁田产尽归席家所有。蒲松龄在有些善恶报应的作品中，加重了负载的力度。按负载理论，承担报应主要部分的是行善作恶的当事人，余下部分才由子孙承担。蒲松龄让作恶者的子孙也承受重报。《果报》中的某甲贪财背义，受神报，暴病若狂，自割腹流肠而死，不久，儿子也死去。蒲松龄还使受报的范围扩大，受报者的父母妻子也承受报应。不仅是下延子孙，还上溯父母，旁及妻子。《梅女》中受贿三百钱诬人为奸逼死人命的典史，自己遭鬼报而死，其妻先遭报，妻顾氏年少而死，并沦为鬼娼，为典史赎罪。《画皮》中好色的王生，受鬼报被挖去心肝，其妻也受强食乞人痰唾之辱。在善报篇章中，席方平为人忠孝，为父报仇，自己得以重返人间，得到羊某的家产，其父席廉因儿子的善行得到二郎神赐阳寿三纪(《席方子》)。钟生孝母，他为疗母疾，舍弃功名，其母得到善报，冥王赐其阳寿一纪(《钟生》)。《聊斋志异》的扩大范围的恶报，有点株连的味道，对这些恶人有斩草除根之意。一方面表现了蒲松龄对这种行为愤恨，另外，也告诫世人，作恶害人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至于善报惠及父母，则表现了“百善孝为先”之意。
支撑《聊斋志异》中善恶报应内容的基础是人世思想。书中善报的内容是延寿、得妻子、得子嗣、得财产，都是肯定现世生活、珍视现世生活，肯定人的生命、肯定人的价值、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行善者的生活质量，弥补其生活缺陷。书中的恶报是作恶者丧命离开人世、失去子嗣、失去家产、变为禽兽，不能享受人世生活，认为离开人世是痛苦的，是严重的惩罚，从反面表现出人世的可贵。作品不是宣传离世，不是宣传脱轮回、超生死，不是鼓励人们进入涅架境界，而认为人生和人世是高于一切的。《莲香》中有云：“天下所难得者，非人身哉!”由此可见，《聊斋志异》的报应内容并非是佛教因果报应思想。
《聊斋志异》中有少量的佛教因果报应内容，但蒲松龄不是将其原封搬来，而是对其进行改造。如佛教因果报应理论主张，善恶报应不能相互抵消，作恶必须受恶报，行善必须受善报，作善业后又做了恶业，则先受善报，再受恶报。一般人往往既作善业，也作恶业，那么就会时而升天，时而堕入地狱，不断轮回，升沉不止。在《聊斋志异》中善恶报应是可以抵消的，而且是一善抵多恶，只要有一善就可以免除多种恶报。《某公》中的陕西某公，做过许多恶事，阴司按律将其转生为羊，后查到某公曾救过一人，就仍判其投胎为人。刘姓恶霸作恶多端，恶贯满盈，被阎王捉去，所作恶行，按阴刑当油煎火炼，来世变牛，查其记录还做过一件善事，用三百钱救一对夫妇团聚，因此事，阎王免他死罪，让其回到阳世(《刘姓》)。蒲松龄打破佛教善恶报应不能相抵的铁律，以善抵罪，对报应进行了人性化处理，对少量的善也给超值的回报，在极力劝善，让做过恶事的人看到希望，以免破罐破摔，把坏事干到底。
佛教的善恶报应主要是通过六道轮回实现的，人因善业、恶业，在轮回中处于不同的生命层次。《聊斋志异》常写到作恶者与受报者之间的关系，蒲松龄的处理方式与佛教六道轮回的说法不同，作恶者没有轮回转世，而是受害者轮回转世，来向作恶者进行报复。《柳氏子》中的柳氏与人合伙经商，私吞合伙人的钱财，合伙人死后转世为柳氏子，把家财挥霍一空，死后，又约柳氏前去，揭露其不义行为。《拆楼人》、《四十千》情节与《柳氏子》相类似。都是仇人投身作恶者之家为子，向作恶者进行报复，蒲松龄这样安排，是为了缩短恶报的时间，作恶者受到当世之报。《聊斋志异》还对“六道轮回”进行简化。杜小雷之妻虐待婆母，按佛教的说法“横暴不如悛悔，宜堕畜牲道”。她作恶后受丈夫的斥责，没经死后投胎转世，就直接变为猪。这也是为了缩短报应的时间，让家人尽快直接看到她受报应的恶果。
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农历四月十六日深夜。传说他出生当晚,其父蒲般做了一个怪梦,但见一个病恹恹的和尚走进室内,身披破袈裟,手持一旧钵,右胸上似乎还贴着一片膏药……蒲般不禁一惊,醒后恰好蒲松龄出世。他看了看这个又瘦又小的孩子,前胸上恰巧也有块黑痣,于是为他取名“留仙”,然而却又认为此梦并非吉兆,担心孩子终生凄苦。不幸的是,他的预感应验了。蒲松龄后来回忆起父亲的这个怪梦,认为自己尽管与佛无缘,但一生“萧条似钵”,正像那个破落和尚。当然,这个怪梦与他的科举之路并无必然联系,或许是其屡试不第的一个托词而已。然而这种天人感应的说法,对他日后自由自在地浪言狐鬼,确实有某种诱导、启发和激励。
蒲松龄降生灵异说演义色彩太浓,姑且不去考究,但他天赋确实很高,小小年纪就能吟诗作对,“神童”之称闻名乡里。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19岁的蒲松龄开始去考秀才,他拿到试卷,文思泉涌,在“起讲”中挥笔写道:“尝观富贵之中皆劳人也,君子逐逐于朝,小人逐逐于野,为富贵也!至于身不富贵者,则又汲汲焉伺候于富贵之门,而犹恐其相见之晚。若乃优游宴起而漠无所事者,非放达之高人,则深闺之女子耳!”就是凭这篇文字,蒲松龄被取为县、府、道三个第一。说来也算有缘,这次的主考官山东学政施闰章是当时的著名诗人,他看了蒲松龄的文章,虽然觉得语蕴剌刺,但细品之下韵味殊俗,于是提笔写下了“观书如月,运笔如风”的上好评语。淄川县令费续更是看重这位本地才子,称许他为“凤凰池上客”,一时间蒲松龄才名远播,亲友厚望前程似锦,似乎来日富贵“恐难免耳”。
然而命运却与这位大才子开起了残酷的玩笑,半生为科考,场场皆心酸。顺治十七年(1660年)和康熙二年(1663年)的两次乡试,两次名落孙山,让蒲松龄颇感意外。而京城传来的消息更加意外:朝廷宣布改变考试制度,将三场改为两场,而且不再考八股文了,蒲松龄将信将疑地打起精神再到李尧臣家读书。谁知康熙四年(1665年)又恢复原先的考试办法,结果康熙五年的应考还是榜上无名。康熙十一年(1672年),蒲松龄好友、江苏宝应县的知县孙蕙写了封推荐信,想让山东的考官重视这位淄川才子,可是考官们并不理睬,蒲松龄还是望榜兴叹。
三年复三年,蒲松龄从青年考到了中年。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48岁的蒲秀才再一次走进了济南府的考场,抱着不登黄榜誓不休的决心,他接到考卷后全神贯注倾心用笔,哪知写完一看,文章超过了规定的字数!纵然字字珠玑,也是一文不值。接着,蒲松龄被逐出考场,他又羞又悔,几乎痛不欲生。然而蒲松龄并未消沉,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他抖擞精神再去应考,结果头场卷子答得很好,孰料进入第二场后却突然病倒了,无论怎样强撑都难执笔答卷。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63岁的蒲秀才再次步入考场,结果还是榜上无名。至此,他完全绝望了。人老了,心累了,不考了。但一个个文才不如自己的人都先后中举,为何自己偏偏难跃龙门?怀着满腔的不解和孤愤,他只好一心一意地坐到聊斋南窗下面去写他的书了。
清代著名藏书家汪启淑在《水曹清暇录》中说:相传轩辕帝有面很厉害的宝镜,能把人们看不到的妖魔鬼怪都映照出来,然而也只是看看罢了,却难起到应有的震慑作用。后来大禹想了个办法,把这些妖怪的形象都铸在大鼎上面,并让人们全部熟记下来。而蒲松龄在读圣贤书的同时,竟然喜欢上了鬼狐故事,不但喜欢,还用笔十分逼真地描绘它们,取名《鬼狐传》(《聊斋志异》原名)。
后世不少人,把蒲松龄屡试不第的原因,归结在考官们的身上,认为他们要么是不学无术,哪能识得蒲松龄的才子文章之精妙?要么是腐败昏庸,敲诈勒索,唯“财”是举。然而细究之下,这些观点好像都经不起推敲,一是主考官们可能确有不懂文章之草包,甚至遇上判卷不公,但不可能主考官们个个外行,而蒲秀才也不可能就那么倒霉命苦,几十年里每场皆遇不称职的考官。二是,从史料上看,蒲松龄家中薄田破屋,膝下又有四子一女,以他教书那点进项只够勉强度日,确实没有多余的银子孝敬考官。然而有些考官爱财不假,但决非所有的秀才都是靠金钱去买功名,也不是所有的考官都喜勒索。更何况,清代科场设有一整套严格防范和惩治考官受贿的办法,拿前程去冒险、要钱不要命的官员毕竟只是少数。除非蒲秀才就是倒霉命苦,天下的混蛋考官场场都让他巧遇!
其实世事诚如佛家所言,是讲究因果的。蒲松龄吞凤之才却终生难得登龙之誉,决然不能单以命也运也来解释。纵观这位淄川才子生平,不难发现,他的考场失意虽然意外,但在情理之中。首先,蒲松龄在李尧臣家读书时,尽管“一心致力古文辞”,也对史汉庄列及唐宋古文用心不少,但他对于八股文或策论表制似乎用心不够,更没有熟谙此类文字写作技巧,有时甚至答卷字数超过规定,自然难得考官青眼。其次,科考自古要求“代圣人言”、“为社稷说”,务必合乎孔孟之道。而蒲松龄生平雅好谈狐说鬼,必然易受“异端”、“邪说”影响,思想自由,立意行文上便难免会偏离考题主旨。加之累累落第后,孤愤在心,有时甚至还会有讥讽世情、针砭时政的言论,如此格调,纵然文字奇巧无可挑剔,却既不合考官品味,更不合八股文标准,结果可想而知。
而从蒲松龄的生活内容上看,他是一边准备科举考试,一边汲汲于谈狐说鬼,并且似乎是以后者为主。《三借庐笔谈》中说,蒲松龄为了写《聊斋志异》,在他的家乡柳泉旁边摆设茶摊,吸引过往行人,以茶换故事,听后便回家加工成文。此说虽未必尽然,但也非空穴来风。而据考究,《聊斋志异》里有很多小说,是改写前人作品。由此可见,他的另一取材途径就是穷搜古籍,从古人那里寻找素材。如此这般,他既无分身之术,就难免会顾此失彼。从已发现的《聊斋志异》的4册手稿本与铸雪斋抄本对校来看,蒲松龄早在他31岁时就开始了此书的创作,历时40多年才算完成,所费心力可想而知。此外,蒲大才子竟然还著有《省身语录》、《怀刑录》等书,并编撰了《日用俗字》、《农桑经》等,还写了不少戏曲、诗词及名为《醒世姻缘》的长篇小说,可谓文章无数,洋洋大家矣!如此驰心旁骛,自难专攻学业。他的好友孙蕙曾写信说:“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寥寥数语,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屡试不第的要害。只是,蒲松龄好像并不开悟,在他看来,以自己的才学和坚强,却总写不好区区几百字的八股文章,并非技巧问题或不努力,只是因为命运不济!因而每次落第之后总是怨天尤人,他在《闱中越幅被黜》中道:“问前身何孽,人已彻骨,天尚含糊。”不知他是真不明白自己屡试不第的症结所在,还是深明此理却仍我行我素?反正他一生都是阴差阳错地与举人无缘。
等待日上中天，刘氏俯卧在太阳底下，手脚都被捆绑起来，在距离他头部半尺多远的地方，放置美酒。日头毒辣，刘氏口渴难耐，然而酒香阵阵，馋火愈来愈旺却抿不到一口美酒。忽然，他只觉咽喉那里奇痒难耐，接着哇得一声吐出一物直接就掉在酒中。解开捆缚的绳子，走过去一看，一条长约三寸，通身赤红的肉虫，如同游鱼一般在酒中蠕动，口眼都看得极为分明，这就是酒虫。更奇特的是，酒虫能点水成酒，真是虫中极品。和尚索要酒虫离开之后，长山刘氏从此极为厌恶喝酒，身体也日渐消瘦，竟导致家中也日渐贫困，最后落得饮食不能自给的下场。文中结尾，异史氏评论道：“每日喝酒一石，并未伤及财富；喝酒不及一斗，家庭却日益贫困。这是固有的命数吗？酒虫究竟给刘氏带来福气，还是带给刘氏灾祸呢？”
蒲松龄在结尾评论中的疑惑虽是轻轻一点，但品味起来，大有文章。我们得要了解酒对于作者的意义以及酒这一道具的深层次意蕴。
酒对于蒲松龄的意义有两点。首先，在创作上，酒是重要元素，没有酒，聊斋的艺术表现力就要打折。没有酒，许多聊斋故事就没有生发的源动力。没有酒，聊斋故事情节的展开就显得滞涩。更为重要的是酒使聊斋人物性格活色生香，如其笔下的刘氏。其次，因为酒的存在，直接作用于蒲松龄的日常生活，带给他人生之福。在《暮饮》中，作者写道：“一盏四肢暖，三杯五色迷”，深得酒后微醉的奇妙之悟。可惜的是蒲松龄并非豪饮之人，相反，其酒量甚小，他酷爱饮酒追求的不是“酒”，而是“醉”，是因酒醉而进入的忘怀尘世，超然无我的境界。
蒲松龄年轻时家境贫寒，不得不外出坐馆教书，长达五十年。加之科场不顺，从二十岁开始到六十一q，经历四十多年的乡试，命中与科场无缘，唯有借酒来浇胸中块垒。待七十岁的蒲松龄从毕府撤帐归家，在享受天伦之乐的悠闲时光里，饮酒也有了新的生活意义，酒成了他生活中大大的福气。晚年的蒲松龄以酒为媒，与众多好友如沈燕及、王观正、袁藩和李尧臣等把酒和诗，谈文论艺。由此看来，《酒虫》中未被取走酒虫的长山刘氏就是蒲公的缩影，酒，对于蒲松龄而言就是福气。
在《酒虫》这部短小的作品中，长山刘氏每日豪饮，但富足依然，待吐出酒虫，不再饮酒，却生活穷困潦倒。这是有违正常的逻辑的，通常酒徒戒酒往往是迷途知返，浪子回头的表现。为何蒲松龄要给出这样有违正常逻辑的情节安排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酒虫》中不仅表达了作者对于酒的态度，更是表达了他对于自我性情，人生选择和自我坚持的充分肯定。作为一位感情丰富，气质浪漫的小说家来说，《聊斋志异》这部作品就是他的“魂”，蒲松龄如若不能坚守，反倒像长山刘氏那样从身上将“魂”――酒虫剥离，那么蒲松龄将不会成为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蒲松龄了。
虽然，这份坚守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将其个人情感和社会阅历融入其中，针砭时弊，刺贪刺虐，以表达自己的救世苦心才是初衷。因此，蒲松龄的个人价值和全部的人生理想全都融进了这部伟大的作品《聊斋志异》，它就是蒲公的人生之“魂”。蒲松龄的一生都在坚持自我，坚持他的人生选择，他没有像《酒虫》中的刘氏那样放弃饮酒，甚至与酒为敌。面对社会的冷落，朋友的劝阻，他胸怀抱负，坚持写完了《聊斋志异》，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十年落拓悲吾柳，千古文章赖我曹。世上莫愁无知己，少年坚志欲持牢”（《九日赠九如昆仲》），诗中对坚持自我终有所成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关键词：陕西苹果；网络营销；困境
随着经济的发展，网络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营销作为产品营销的一种新兴方式，越来越广泛的使用在各类产品的营销中，而其对依赖传统营销方式的农产品而言是一种新的挑战。陕西省苹果种植主体以分散的农户为主， 全省总值规模较为可观，2015年陕西省苹果种植面积达1775万亩，产量稳居全国第一。陕西苹果主要种植在关中的“蒲白”二县及陕北洛川县，相对而言这些地方居于内陆地区，民众观念相对沿海农民观念落后，特别是在苹果销售中，苹果销售方式单一，目前主要依靠当地“能人”和“外地客商”在当地的代销点收购实现苹果对外的市场输出，也有部分果农民成立了果业销售合作社向外输出苹果，但这些销售方式落后于市场发展的节奏，农民在苹果的销售中难以把握苹果的销售市场状况，往往出现苹果销售“大、小”年，这使得农民的收入不稳定，农民对苹果的种植和销售存在很大的疑惑和焦虑。
随着国家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以及大力发展“互联网+”产业，这使得一些农副产品借助新的国家政策、新的技术等多项利好的环境下，打破原有的销售方式建立新的网络营销奠定了基础以及提供了可能。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顺利的，只有认清现状，才能事半功倍，笔者通过对陕西“蒲白”二县苹果销售过程的调查发现，陕西苹果未来在发展网络营销的基础较差，存在的各种困境较多，总结如下：
一、农民销售苹果观念落后
在陕西有“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俗语，陕西人思想普遍保守、易满足感强。特别开发市场，在新事物、新技术的运用方面，陕西较为落后，容易丧失机遇。陕西发展苹果业是全国最早的省份之一，“蒲白”二县苹果曾红极一时，但是近年来就全国范围而言，后发展的一些省份的苹果无论是在销售量、苹果知名度等方面都有超越陕西苹果的趋势，这与陕西苹果种植者和经营者观念落后，不能与时俱进的开发和维护市场有关。
陕西苹果目前主要的销售方式是依赖当地“能人”把苹果带出去或者是“外地客商”来乡收购，当地的农民在苹果销售中主要是坐等这些经销商收购，这是非常落后和被动的销售观念。笔者通过对淘宝网的调查发现，搜集“蒲城苹果”和“白水苹果”的字段，弹现的店铺数量不过50余家，相对发达地区的水果网络店铺而言，陕西苹果网络店铺无论是在数量、消费者关注度、销售数量都严重滞后。2012年作为生鲜电商元年后，“褚橙、柳桃、潘苹果”等网络时代的水果销售迅速占领了市场，这些水果无论是发展年限、产品原有知名度都不能与陕西苹果比拟，但是其借助网络营销快速占领了市场、扩大了销售、提高了产品价格、塑造了产品品牌。这些是陕西苹果种植者和经营者在新的市场环境下以及消费者消费方式转变下，改变现有销售理念值得借鉴的。
二、陕西苹果网络营销人才缺乏
借助网络实现陕西苹果销售转变还需要懂得一定网络知识的人，陕西作为一个农业大省，农民的知识水平相对较低，对新技术、新手段的使用更是欠缺，网络营销人才的缺乏是陕西苹果实现转变营销观念的重要困境之一。以“蒲白”二县为例，20世纪末通过种植苹果富裕的农民年龄现在大约在“50岁至70”岁左右，他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已经明显老化，富裕后的农民一心把孩子送出农村，能在城市发展的尽量不回农村务农，当下陕西农村严重缺乏中青年人才，而这部分人对新事物接受、对农村的理解接纳相比其区域的中青年更容易些，但人数奇缺。笔者通过与淘宝陕西苹果网店店主的交流发现，目前陕西苹果网络店铺的经营者95%是家有果园目前自己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子女，他们也只销售自己家的苹果，把网络苹果销售作为第二职业或者替家庭分忧而已，也有一部分农民的子女或亲朋好友利用“微博、微信朋友圈”销售陕西苹果，但这些人都不是专门性的从事陕西苹果网络营销的人才。
三、陕西农村网络硬件欠发达
陕西农村的网络设施非常落后，虽然通过 “村村通”工程，农村基本面的网络覆盖已经实现， 但宽带网络主要以铜缆为主，不少区域线路老化、被盗等问题严重， 总体的宽带速率落后。 农户家庭电脑的普及率不高，农民使用智能手机的网络覆盖不稳定，专业从事苹果销售网络店铺设计、产品图片设计的基础设计甚至为零。以蒲城县苹果生产大村“蔡邓”为例，80%的家庭没有电脑，70%的农民使用非智能手机，可见在这样的硬件基础上借助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苹果的网络设施非常困难。
四、陕西苹果网络营销组织及营销资源欠缺
（一）政府引导不足，发展陕西苹果网络营销的意愿不强
近几年，陕西省政府虽然鼓励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但成效不大。陕西在农业发展中也鼓励市、县、区等基层政府发展电子商务，建立了一些网站、但是农民的使用率低，自建苹果销售网站的更新率低，甚至有的苹果销售网站上信息一直停留在2014年，网站设计的内容甚至与苹果无关，以“蒲白”二县为例，县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对其农副业主要收入的苹果介绍非常稀少，相关支持的政策性文件也鲜有，可见政府对苹果发展网络营销的意愿不强。
（二）陕西苹果产品标识不强，产品标准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