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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唐代政治家、诗人。白居易终身为官、终身写作，他将自己的诗文编辑整理出“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创作极丰!
他的诗作中，有相当篇幅是有关养生的，既有对前人养生经验的传承，更有自己养生经验的概括。
白居易一生做官，可能会有人认为他的长寿是养尊处优的结果，其实并非如此。白居易为官清廉、勤苦，其政治讽喻诗直刺统治者的痛处。为此，他屡遭打击迫害，仕途蹭蹬。他在诗作《赢骏》中写一匹被主人遗弃的骏马，笔调凄婉：“骅骝失其主，赢饿无人牧。向风嘶一声，莽苍黄河曲。踏冰水畔立，卧雪冢间宿。岁暮田野空，寒草不满腹……”那是白居易被贬谪后悲愤的心声。所以，白居易忧“安史之乱”后国运衰败，忧主上不明，忧百姓疾苦，忧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能实现，加之公务繁累，30多岁就体质大衰，疾病缠身，到40岁已病得不轻了。他在《沐浴》诗中写道：“经年不沐浴，污垢满肌肤。”因重病已快1年没有洗澡了，而当洗澡时，白居易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很悲观、很伤感：“老色头鬓白，病形肢体虚……自问今年几，春秋四十初。”也是祸不单行，恰在这一年，白居易3岁的爱女不幸夭亡，几位挚友也相继故去。白居易精神崩溃，心情坏到极点，苦闷到极点：“朝哭心所爱，暮哭心所亲；亲爱零落尽，安用独身存?”痛苦无以复加．到了不堪独活的地步!“悲来四肢缓，泣尽双目昏。所以年四十，心如七十人。”忧、愤、悲、思，诗人未老先衰。
怎样解脱?
自居易身居官场，心归林泉，做官、做诗、养生，谱就他生命中最美妙的乐章。
“澹然无他念。虚静是吾师”是自居易养生的头条经验。自居易熟读深研老子《道德经》，遵循其精髓，潜心体道，并付诸于实践，习练打坐，常进入虚静恬无状态。他在《隐几》中形容这种情形：“身适忘四肢，心适忘是非，既适又忘适，不知吾是谁。今日复明日，身心忽两遗。”显然，白居易悟道、体道确实达到养生家们所追求的“澹然虚静，物我两忘”的理想境界。而且在诗人笔下，这种境界是那样的富有诗情画意，令人向往。再看《题玉泉寺》：“闲心对定水，清静两无尘。”若非亲身体验，诗心焉能通禅心?自居易虽得老庄哲学“清静无为”之真，但他毕竟身在尘世，且为官理政，哪能没有烦恼?每遇不快，诗人便以“清静无为”而戒之：“既非慕荣显，又不恤饥寒，胡为悄不乐，抱膝残灯前。”长存此念，遂自我解脱。
动与静、虚与实，是生命活动的基本矛盾，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既相辅相成又相互转化。生命的动、实是补充能量，静、虚是吸纳能量。静则虚，虚则纳，纳则气血和畅，输布四肢百骸、五脏六腑，驱邪扶正，固本强筋。白居易之长寿，盖因长寿之道的功效。
“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是白居易养生的另一条经验。他做官基本都是做高官，纵使被贬出京师，也是任州府大员，位高权重，但他总以平常心视之，把自己看做普通老百姓。其诗《卧小斋》：“朝起视事毕，晏坐饱食终。散步长廊下，退卧小斋中。拙政自多暇，幽情谁与同?孰云二千石，心如田野翁!”看，这哪里像高官的骄矜持重、城府深沉?俨然一个天真的顽童!对于物质生活，自居易很知足。他的生活哲学是，能充饥即是美食，可容膝便为安居；形骸为政务所迫劳作不息，心性却始终湛然虚空，故“心宽体长舒”。
白居易很重视繁忙政务后的休闲时光，“心足即为富，身闲乃当贵。富贵在此中，何必居高位?”(《闲居》)他在做京官时，曾患病休假，住在长安郊区渭村，大有鸟出牢笼的：“三年作谏官”“拘牵不自由”“有酒不暇饮，有山不得游”；然而“一朝归渭上，泛如不系舟；置心世事外，无喜亦无忧”。知足，不为物累。工作之余的休闲时光静心独处，或读书，或写作，或散步，或小卧，悠然自得，如此便不为情累。看来，白居易把“清静无为”的真谛贯穿于工作和生活的整个过程，纵使养生大家也会自愧弗如吧。
亲近自然物，“野栽植”是白居易养生的第三条经验。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白居易则是山水林泉、自然万物皆为所乐。自居易被贬作江州司马时，在庐山香炉峰下结茅舍，政务之余来此栖居。他深爱此处的自然环境：岩石清流，松柏翠竹，风岚烟霞，鸟兽时聚；茅屋旁有飞泉溅玉，小院里有白莲净池，恰如“倦鸟得茂林，涸鱼返清源”。白居易意气飞扬，携一壶酒，弹奏五弦之琴，酣畅时，赋新诗，仰天而歌，“如获终老地”而流连忘返。
白居易为官一生，调动颇频繁，每新到一地，他都要在衙门和私宅周围及院中进行绿化、美化。他尤其爱松、竹、柳、荷，这是其工作和居住环境必植之物。《东楼竹》写道：“潇洒城东楼，绕楼多修竹，森然一万竿，白粉封青玉。”白居易特别喜欢在居室窗前植竹，《竹窗》云：“烟通杳蔼气，月透玲珑光”，“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别有一番情趣。诗人把种树栽花看做是休闲，是爱好，是性情使然：“野栽植”。《东涧种柳》：“倚岸埋大干，临流插小枝。”诗人认为“不种东溪柳，端坐欲何为”白居易官至中书舍人时，买得一宅，因院内有10棵松树而喜不自禁，秋有韵，夏有荫，春雨满树珠，冬雪压枝白，“四时各有趣”的景致，对于他来说“至此是益友，岂必交贤才”。
这世上，至真、至善、至美者莫过于自然，只有心灵雅洁之士才能与自然亲和、沟通。白居易尊自然为师，实在是养生之妙理啊!
[关键词]白居易；琴诗；音乐审美观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20-0072-03
琴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乐器，距今已有3000年历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所以说琴是文化瑰宝，是因为琴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紧密关系：古琴并非是一种简单的乐器，我们在欣赏琴曲的同时不能将它同中国文化相剥离，古琴文化也不是简单的音乐文化，它与文人阶级的精神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尤其是儒家文化。《礼记》云：“士无故不撤琴瑟。” 琴棋书画不但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修身养性之具，也是他们才能的体现，而琴居其首，由此可见琴在古代文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提到琴诗我们就不得不谈到白居易，白居易是酷爱音乐的文人，笔者以朱金成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为底本作了统计后发现，白居易的琴诗共125首，是唐代琴诗最多的诗人。他对琴有着特殊的爱好： “本性好丝桐，尘机闻即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清畅堪销疾，恬和好养蒙。尤宜听三乐，安慰白头翁。”（《好听琴》）此时的琴是抚慰诗人的灵药，空灵静好。“晚坐拂琴尘，《秋思》弹一遍。”（《冬日早起闲咏》）琴是寂静时默默诉说心声的朋友。“琴中古曲是幽兰，为我殷勤更弄看。欲得身心俱静好，自弹不及听人弹。”（《听幽兰》）“今日北窗下，自问何所为。欣然得三友，三友者为谁。琴罢辄举酒，酒罢辄吟诗。 三友递相引，循环无已时。”（《北窗三友》）琴是与诗人志同道合的道友。《琴史》记载：“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以文章德范称于宪穆文武之间。自云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先拂酒罍，次开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官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在日常生活中，白居易以琴来自娱，而在失意时以琴作为抚慰。白居易还十分重视社会大众对琴乐审美的变化，他对和琴音效果、古琴为何衰微的原因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说白居易的一生几乎是与音乐为伴的。
一、白居易琴乐审美观——恶俗倡雅
唐代以来，自西域胡乐开始盛行，打破了原有的音乐系统，中原的旧乐与西域的胡乐相融合，形成了与旧时雅乐和清乐不同的音乐系统，曾经用于郊庙祭祀的雅乐也只不过成为仿古的模拟品来装点礼仪仪式。与此同时，西域的乐器如琵琶、觱篥、羯鼓也开始在中原流行起来，所以琴的地位也逐渐“曲高和寡”。“嗟嗟俗人耳，好今不好古。所以绿窗琴，日日生尘土。”（《秦中吟十首》）“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五弦弹》）都说明了当时琴乐的衰落。《新唐书·音乐志》载：“至唐，东夷乐有高丽、百济，北狄有鲜卑……凡十四国之乐，而八国之伎列于十部。”由此可知，唐代的音乐艺术总体呈现出一种异彩缤纷的局面，残存的清商乐已经走向没落，而中亚及西域康国、安国、高昌、疏勒、龟兹等外来音乐占据了唐代音乐的主要舞台，进而形成了以龟兹乐为基础的新音乐。新音乐在初期以节奏明快的乐曲和热烈优美的舞蹈为主流，这在当时是符合人们的社会审美需要的，而从容雅缓、曾被隋文帝称之为“华夏之声”的清乐便逐渐淡出了人们视野，白居易《废琴》便是当时琴乐衰落的真实写照：“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玉徽光彩灭，朱弦尘土生。废弃来已久，遗音尚泠泠。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何物使之然？羌笛与秦筝。”如果仅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首诗，白居易主张废去古琴，因为古琴声淡无味，遗音冷冷，与现代人的情感格格不入，而羌笛与秦筝才是世人喜欢和热爱的对象。但若仔细分析便会发现，这首诗实际上是白居易对古琴音乐衰落现象发出的沉重感慨：即使我不辞辛劳为你演奏，你也并不爱听，这多么令诗人伤心！白居易是诗人，是热爱生活的文人，他喜欢酒，喜欢诗，喜欢琴乐。诗人视琴为知己，他自然明白这位清高的朋友从传世以来就有不可克服的缺点，但是当他看着琴乐的处境不佳，依然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伤感。诗人还说明了导致琴乐衰落的直接原因——“羌笛与秦筝”。这里的“羌笛与秦筝”不是特指专门的乐器，而是泛指羌笛、琴筝一类的胡乐器。唐玄宗时“胡部新声”在内地广泛传播，乐器种类极其繁多，不但有音域宽广的琵琶弹弦乐器，还有羯鼓等打击乐器，笙、笛、觱篥等吹乐器，尤其是琵琶在当时极为流行。隋唐燕乐都依琵琶定律，出现了许多琵琶高手，“尽日听弹无限曲”（元稹《琵琶歌》），便是当时琵琶流行场面的真实写照。将琴与当时俗乐演出的局面相比较，琴之缺陷便更加显而易见：“秦筝箫管和琵琶，兴满余尊酒余赊，歌舞留春春似海，美人颜色正如花。”（唐彦谦《春日偶成》）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当时俗乐的热闹场面：几种乐器混用，有箫管、秦筝、琵琶，不仅如此还有美人歌舞，试想象下那是怎样热闹的场景，人们相聚在一起尽情欢乐，纵情起舞，这样的繁华又怎是琴所能够企及的。与喧闹的俗乐器相比较，琴的疏淡平和更为低调，这也是它逐渐不被大众重视和喜欢的原因之一。古琴音乐音量偏小，更偏向于自娱，于是它更多保留了文人的雅趣，始终没有走出文人阶层，一直与普通的老百姓保持着遥远的距离，也是其衰落原因之一。
在白居易的音乐审美观中，他在继承前人以古琴为雅正之音的基础上，以崇雅、平和、清淡作为审美标准，而且对雅乐与俗乐的爱憎态度极为明显。白居易在《和答诗十首·答桐花》中表达了他的喜好：“泠泠声满耳，郑卫不足听。”“郑卫之音”原是指春秋时郑国、卫国的民间音乐，后因《论语·卫灵公》有“郑声淫”之语，后人便以郑卫之音作为的音乐。在这里，郑卫之音指的是当时俗乐，白居易认为俗乐是不堪听的，他甚至丝毫不掩饰对俗乐的厌恶之情，他在《五弦弹》的副标题上便直接发出自己内心的愤怒：“恶郑之夺雅也。” 这与《论语·阳货篇第十七》“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的思想是一致的，批评郑卫之音有喧宾夺主之嫌。他在文中说道：“远方士，尔听五弦信为美，吾闻正始之音不如是。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庙歌。一弹一唱再三叹，曲淡节稀声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更从赵璧艺成来，二十五弦不如五。”他认为一唱三叹，曲淡声迟，能够恢复人的元气，使人精神爽朗的音乐才是真正的“正始之音”，这样的音乐可以使人回归心灵上的平静，也符合音乐的审美标准。而对于世人喜欢热闹欢快的俗乐而将雅乐抛至一边的现象，白居易显得有些无奈。
二、白居易与文人琴——琴之雅趣与高志
梁昭明太子肖统《陶洲明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琴以寄其意。”他对陶渊明抚无弦琴以寄情这一举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无弦音乐也曾被认为是音乐美的最高境界。有人认为这里的无弦琴是指能够发出具体声音之外的大音（大音希声），又或者是空明的佛家境界，更有人提出无弦琴寄托了亡国之音和知音难觅的情感。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的无弦音乐并不是指琴的表面上有弦无弦，而是指音乐内在的神韵，与演奏者或者倾听者所想表达的情感有关。琴所带来的并不仅仅是音乐，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心态，是与世俗截然相反的高雅的情趣与格调，是日常生活中闲适的心情，是演奏者与琴与世间与自己内心沟通的桥梁，是追求与琴同在寂静美好的状态。“琴中趣”便在此处，与音乐是否动听、旋律是否优美没有关联，有弦无弦，甚至有无真实的声音都不能影响琴的美感，这也是“但识琴中趣， 何劳弦上声”的真实意思，而白居易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白居易的诗中有很多对于琴声的描写：“蜀桐木性实，楚丝音韵清。调慢弹且缓，夜深十数声。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夜琴》）“清泠由木性，恬淡随人心。心积和平气，木应正始音。响余群动息，曲罢秋夜深。正声感元化，天地清沉沉。”（《秋夜琴兴》）从白居易对于琴声的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归纳出琴声淡，调声缓，清冷甚至是“无味”，与能够千变万化的琵琶相比，琴声过于淡雅、平和、沉稳，不适合作合奏乐器，更适合独奏，这便更加突出了琴的萧瑟与寂寞。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出琴对环境还是有要求的，琴是能够带领我们去往宁静世界的媒介，它与喧嚣和热闹是不可调和的。有两首诗都提到了“夜深”，当然并不是要夜深才能够弹琴，而是在夜深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万籁俱寂，人声俱灭，弹琴不会受到外界的干扰，琴和诗人能够更好地进行交流。“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说明琴的归属性是很强的，诗人自得其乐，陶醉在琴声之中，而不愿也不屑与他人分享。这并不是诗人不愿意与他人分享美妙的音乐，而是琴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除了环境，琴对于弹琴之人也有苛刻的要求：在弹奏琴曲时，首先要平和自己的内心，除去暴戾不安与躁动，只有将自己的心灵沉静下来才能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才能与琴共为一体，才能真正体会琴之趣味，达到“感化天地”的境界。而正是因为琴对弹琴者有着苛刻的要求，以及琴的疏淡平和之音可以使人内心平静安宁，琴也是修身正己和复兴礼乐的最佳乐器，这也是诗人所倡导的。
除去琴声的淡雅，琴独立的姿态与脱俗的品质象征也是琴的另一特征。这点要从琴的历史谈起。琴自古就是正统的乐器，是承载儒家文化的重要器物，它在社会秩序的方方面面都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古琴可以奏于宗庙，可以用于和谐夫妻感情，可以使君臣恭肃，可以造就培养人的德行，用于家中则长幼有序。琴所面对的主要对象——古之君子，无论是积极入世还消极避世，琴都是文人高雅情趣的象征，自然也是后代人所敬仰的典范。
白居易当然也不例外。“信意闲弹秋思时，调清声直韵疏迟。近来渐喜无人听，琴格高低心自知。”（《弹秋思》）《论语·泰伯·第八》：“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音乐可以使人的心性完善，在白居易的诗中琴声同样具有这样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琴不仅仅是修身养性的工具，作者还融入了自己的道德理想与高洁品质，使琴产生了与作者心灵心心相通的品格——琴格。这里的琴格是作者内心空明无扰的写照，不需要世俗的赞赏，不需要世间眼光的认可，琴思与作者孤傲的心灵相通，获得一片清净便可。古琴低调淡雅的品格与热闹喧哗的其他乐器相比自然是逊色一筹的，但是即使不被理解、不被重视，琴声依然坚持自我。但正是因为这种寂寞使诗人与琴结下了不解之缘：“古琴无俗韵，奏罢无人听。寒松无妖花，枝下无人行。春风十二街，轩骑不暂停。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众目悦芳艳，松独守其贞。众耳喜郑卫，琴亦不改声。怀哉二夫子，念此无自轻。”（《邓鲂、张彻落第》）在这里，古琴的实用性消退，象征意味加强。“古琴无俗韵”是不被世人喜欢的原因，但也代表了古琴是与俗相对立的，是雅的代表。在白居易的诗里，诗人将古琴与寒松相比较：“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天冷了才知道松柏是最后才凋零的，倘若更进一层去理解这句话，孔子是用松柏来比喻君子，在污浊的社会里松柏依然坚持着自己的一席之地，不被世俗所感染，保持着自己坚韧的姿态，所以寒松历来都是坚韧的代表。“无俗韵，无妖花，守其贞，不改声”，这是诗人对琴和松柏的描绘，又何尝不是诗人对自我的要求与真实形象的写照？可以说，这里的琴与诗人是融为一体的，琴即诗人，诗人即琴，同样落寞，同样坚韧。诗人也用琴的孤洁品质来鼓励邓鲂、张彻，劝慰他们不要轻视自己，不要轻易放弃。事实上诗人难道没有自我勉励的意味吗？答案不言而喻。此外诗人还在《池鹤八绝句·鹤答乌》中用“吾音中羽汝声角，琴曲虽同调不同”的诗句直接来表现自己与众不同的高洁志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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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J郭令原.中国古代文论讲疏[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早发白帝城》等;
杜甫：字子美，汉族，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有《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太原人，唐代著名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其诗早年与元稹齐名，称“元白”；晚年又与刘禹锡齐名，称“刘白”，有“诗魔”和“诗王”之称，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 白居易 镜子 览镜诗
铜镜是古人整容照面用的生活用品,镜背大多铸有钮和花纹,花纹构图设计精巧,体现着当时的习俗和匠师们的技艺,因而不仅是实用器物,而且是一种艺术品。相传盛唐时期定八月初五玄宗生日为“千秋节”。据《唐书・礼乐志》记载,这一天群臣献甘露寿酒,并以制作的铜镜作为礼物,故“千秋节”又称为“千秋金鉴节”,唐玄宗本人还撰有《千秋节赠群臣镜》诗:“铸得千秋镜,光生百炼金,分将赐群臣,遇象见清心……”同期文士的咏镜诗也因此奇巧争胜,如杜牧的《破镜》诗:“佳人失手镜初分,何日团圆再会君?今朝万里秋风起,山北山南一片云。”镜初分,比喻夫妻离别,此诗以镜破喻夫妻因征战分离,从而引起绵绵相思;长孙佐辅的《对镜吟》:“忆昔逢君新纳娉,青铜铸出千年镜。意怜光彩固无瑕,又比恩情永相映。每将鉴面兼鉴心,鉴来不辍情愈深。”此诗以镜衬托夫妻深情;李益亦有一首《立秋前一日览镜》:“万事销身外,生涯在镜中。唯将满鬓雪,明日对秋风。”此诗则以镜显忆满腹辛酸的坎坷生涯。
在众多咏镜诗作者中,白居易是作品最多的一位。他不仅有专门歌咏镜子的诗歌,如《百炼镜》、《新磨镜》、《以镜赠别》等,而且有很多诗是歌咏览镜所见的,如《览镜喜老》、《秋思》、《白发》等,对于这些诗,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咏镜诗来统一称之,为以下行文方便起见,在此将白居易的所有和镜子意象有关的诗歌统称为览镜诗。白居易的览镜诗据统计约有60首,虽然在白居易现存2800余首诗歌中数量并不占绝对多数,但这些诗中投射出作者的情感,是白居易思想的载体,对于这些诗的研究有利于我们客观、深入地了解白居易的思想和创作全貌。
一
根据诗中的思想内容,白居易的览镜诗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劝谏和自省为目的的,另一种是以叹老惜时为主题的,两种类型分属于白居易诗歌创作的两个创作阶段。以劝谏和自省为目的的代表作是他的新乐府诗《百炼镜》:
百炼镜,熔非常规。日辰处所灵且只,江心波上舟中铸,五月五日日午时,琼粉金膏磨莹已,化为一片秋潭水。镜成将献蓬莱宫,扬州长史手自封,人间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飞天龙。人人呼为天子镜,我有一言闻太宗。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
唐代扬州铜镜制造手工业极负盛名,历来有关记载颇多,其较早者如《国史补》卷下云:“扬州旧贡江心镜,五月五日扬子江中所铸也。或言无有百炼者,或至六七十炼则已,易破难成。”白居易此处所咏当即此镜。《元白诗笺证稿》云:“此篇疑亦是乐天番检《贞观政要》及《太宗实录》以作《七德舞》时,采其余义而成者也。”表面上看此篇是歌颂唐太宗“以人为镜”的美德,实际上是讽喻宪宗应向唐太宗学习,希望宪宗能够以古为镜,以人为镜,正如在《新乐府》序中所言,此篇乃是“为君而作”。
在作于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的《赠友五首》其一中,白居易写道:“一年十二月,每月有常令。君出臣奉行,谓之握金镜。由兹六气顺,以遂万物性。……”在该诗的序中白居易说明:“吾友有王佐之才者,以致君济人为己任,识者深许之。因赠是诗,以广其志云。”从中可以看出,他期望友人能够像魏征那样,敢于直言恳谏,能够成为君王明鉴的臣子。另一首《以镜赠别》亦是借镜子来表达对友人的劝惩:
人言似明月,我道胜明月,明月非不明,一年十二缺。岂如玉匣里,如水常清澈,月破天暗时,圆明独不歇。我惭貌丑老,绕鬓班班雪。不如赠少年,回照青丝发。因君千里去,持此将为别。
当时男女情侣之间互赠铜镜之事也时有所载,李白《代美人愁镜二首》中“美人赠此盘龙之宝镜,烛我金缕之罗衣”即是一例。白居易此诗作于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表面看来此诗是以明镜永远明亮不缺比喻友情万古长青,但在送别之时以镜子为赠物,其含义是不同于前引李白诗中青年男女之间的以镜为赠的,其中所包含的亦是白居易对友人的殷切希望,他不仅自己力图成为君王优秀的“镜子”,匡扶天子,救民水火,而且热情勉励友人,希望友人不论世事如何都以明镜自期。
在当时诗歌中的镜子主要是女性闺怨象征的观念流行之际,白居易独出流俗,在诗歌中赋予镜子以政治的意义,用诗歌来阐发以往诸子散文和史书中的道理,一方面可以说是白居易诗歌趋于通俗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从中看到白居易自励自强、坚明劲削的思想品格。元和初年在担任左拾遗期间,恰逢宪宗有心求治,白居易正躬直词,临事不挠,以兼济天下为己任,大胆上书,评议朝政得失,谏诤之外又与元稹一道,针对大历至贞元前期诗坛出现的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远离现实、放情山水的倾向,积极强调“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政教功能,倡导了一场创作新题乐府、反映现实的诗歌革新运动。他作于此时的《新乐府》等大批讽喻之作,继承并发扬了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抨击社会黑暗,同情人民苦难,反映了当时社会中许多尖锐重大的问题,充满着诗人忧国忧民的仁者情怀。联系《百炼镜》等诗歌可以真切体会到白居易早年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为维护王朝统治献计献策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王道政治理想和主张,及积极参与补益社会工作的满腔热情。
二
纵览白居易60余首览镜诗,除了寓含自省和劝惩之意的作品外,大多数都是以叹老惜时为主的。如《对镜吟》中“闲看明镜坐清晨,多病姿容半老身”,《秋思》中“何况镜中年,又过三十二”,《对镜偶吟赠张道士抱元》中“闲来对镜自思量,年貌衰残分所当”,《对镜吟》“白头老人照镜时,掩镜沉吟吟旧诗”,《叹老三首》中“晨兴照清镜,形影两寂寞”,《醉歌》中“腰间红绶系未稳,镜里朱颜看已失”,《初见白发》中“白发生一茎,朝来明镜里”,《自咏》中“夜镜隐白发,朝酒发红颜”,《感时》中“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秋寄微之十二韵》中“览镜头虽白,听歌耳未聋”,等等,这些诗大多作于白居易贬江州司马之后,向我们真实地反映出了白居易在生活中闲适的一面。
自元和十年因越职上书言事,触怒当权被贬江州之后,除大和五年至七年曾任河南尹外,白居易多任太子宾客分司、太子少傅分司等闲职,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后,无官职在身,又闲居洛阳,早年的政治理想破灭,政治态度由积极转向消极,随着仕途生活的急遽变化,政治上的失意情绪使白居易有大量的时间来关注自身的衰老。对于年龄的增长、衰老的降临,白居易是有恐惧心理的,他还在壮年时就对年华的流逝很敏感,分别在三十二岁和三十四岁感叹道:“何况镜中年,又过三十二。”(《秋思》)“朝见日上天,暮见日入地。不觉明镜中,忽年三十四。勿言身未老,冉冉行将至。”(《感时》)闲居生活的无聊使他更加关注岁月留下的痕迹,明镜中的白发总是让他感到人生有限、年华老去的不可抗拒,如《照镜》中“皎皎青铜镜,斑斑白丝鬓”,《叹老三首》中“晨兴照清镜,形影两寂寞。少年辞我去,白发随梳落”,《悲歌》中“白头新洗镜新磨,老逼身来不奈何”。但白居易思想中的道家的虚无、佛家的寂灭思想使他克服了这种对时光流逝的恐惧感,他在六十四岁所写的《览镜喜老》中虽然亦感叹“今朝览明镜,须鬓尽成丝”,但仍然能微笑面对衰老,其原因在于“生若不足恋,老亦何足悲?生若苟可恋,老即生多时。不老即须夭,不夭即须衰。晚衰胜早夭,此理绝不疑”。面对镜中老去的容颜、如雪的须鬓,想到的是自己仍然还活着,能够终老天年,如此的乐观通达,可以从中感受到白居易儒家入世思想之外自足、闲适的心态。
另一方面,身体的病况也在白居易的览镜诗中时有反映。通观白居易一生七十五年的岁月中,有四十五年的时间是患有各种各样久治难愈的疾病。他的呼吸器官、循环器官、视听器官等都遭到严重破坏,他最主要的疾病是眼疾、肺病和中风头痛。中国中医学治病讲究望、闻、问、切,虽然目前没有材料证明白居易懂得医术,但照镜子却是他观察自己病况,进行自诊的最直接方式。如他因多年苦读多哭导致眼病严重,照镜所见便是“夜昏乍似灯将灭,朝暗长疑镜未磨”(《眼暗》),即使能看得清楚,也是“病肺惭杯满,衰颜忌镜明”(《浔阳岁晚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元外》),但即便面对病魔,白居易依然能满足于生活,在《对镜吟》中他写道:“闲看明镜坐清晨,多病姿容半老身。谁论情性乖时事?自想形骸非贵人。三殿失恩宜放弃,九宫推命合漂沦。如今所得须甘分,腰佩银龟朱两轮。”面对身体的病痛与政治上的失意,白居易都能够以自足的心态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平静和安宁,这正是白居易晚年闲适思想的重要表现。
总之,白居易的览镜诗打破了镜子意象的女性色彩,不仅在诗歌中阐发镜鉴的劝谏和自省的道理,而且通过览镜诗表现出自己的闲适情怀,赋予镜子意象新的内涵,在唐代诗歌盛行的文化氛围中显示出独特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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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人最重白居易。在他们看来，国风古奥，乐府平直，屈原愤怒，魏晋感激，有唐一代，李白诗才虽高，为人颇有可议，而且故为高远之辞，不近人情，杜甫太老实，每有屡空之忧，又煞风景，其余或诗或人，或出或处，总有不如意的地方，要说完美，只有一个白居易了。
北宋文人不只推崇白居易的诗，他们真心实意地模仿他的性格和生活。比如白居易七十四岁时，曾在洛阳办七老之会，一时佳话，北宋人纷纷效法，四老五老，七老八老，至于十三老，层出不穷。甚至年纪还轻，就等不及了，先把雅事做了再说，欧阳修初预八老之会，就只有二十五岁。
什么是文人的理想经历?第一要正途出身，且不要太迟，如果四五十岁还下科场，岂不快要和子侄辈同年了?第二，词臣和地方官都要做过。翰林院最是清要，不能不去，而又不能久驻，以免穷死。地方官也要做一做，写起忧怜民瘼的诗文来，才有话可说。第三，要被贬斥过，可落下直言的名声，最好是贬到既荒僻又有山水之胜的地方，悲则猿泣虎啸，喜则竹舞松蹈，再在病中写些信，必可传世。第四，既不能豁出脸来捞钱，又不能坐食清俸，连个园子也造不起。所有的雅好，都得钱来支撑，与其贫而乐，不如富而好礼。第五要长寿，长寿是对德行的报酬，但凡挣扎到七八十岁，都是德行圆满之人。
白居易是十全之人。他的被贬江州，说起来莫名其妙。宰相武元衡被地方军阀刺杀，白居易上了一道奉章，要求缉凶。这本是一时公议，但白居易是宫官，按规矩不能议论朝政，便有人趁机罗织了一些罪名，把他从朝中赶掉。这事很冤枉，自然人人要同情他。白居易到江州，刺史亲率僚属，出城相迎，那是极看重他的名声了。
白居易平生最杰出的诗文，有一半是在江州作的，包括不朽的《琵琶行》和《与元九书》。他在《与元九书中》谈到自己的幸运，说：
“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迪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逮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
他的话说得谦虚，其实他的诗才，不让那些人中的任何一位。他又说自己的诗篇，如何令小人失色，权贵扼腕，如何万人传诵，“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这又说得骄傲了，而他有理由骄傲。自古文章为小道，到白居易这里，一种新的态度成熟了。对他来说，诗就是道，就是信心，就是归宿，用不着什么修齐治平。士人的使命，一直是治国安民，如不遵行这正道，便叫背离，虽然风雅，毕竟不是常规。而唐宋以后，文人与政治，可离可即，清则濯缨，浊则濯足，是谓从容，因为多了一条路。对那些诗才不及白居易万一的人来说，指望诗文名身，是没谱的事，不过信徒不必皆为圣徒，有信心就可以了。
从容，是宋人最佩服白居易的地方。白居易的生活态度，可以说是不离不即，不陷不溺，比如他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但绝不会让同情心把自己弄到狼狈的地步。中古士人有三种精神解释，儒道禅，可以利用，对白居易来说，三者何为表里，何为体用，我们完全分辨不清，有时自以为捉到了他的根本，略一思量，又觉不是。看来白居易是自成一种境界，难怪后世有人奉他为文人之宗。
白居易(公元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居于下邦(今陕西渭南县)。他在二十九岁进士及第之后，仕途顺利，年轻人血气方刚，意气风发，赋诗撰文，上书献策，锐意于对现实社会的改革。他在《新制布裘》诗中说:“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所以在这个时期很少见到白居易有养生活动的记录。有的是对求仙长生不老的批判。如其代表作《新乐府》组诗中的《海漫漫》，就是这方面突出的一首。这首诗写于元和五年(公元810年)。唐代统治阶级上层人物中，很多人迷信道教，炼丹服药，为求长生不老，常常吃“金丹”而中毒致死。像唐宪宗、唐穆宗都是因此丧生。白居易写此诗向唐宪宗提出讽谏。他在诗中对服药成仙作了深刻的揭露:“君看骊山顶上茂陵头，毕竟悲风吹蔓草!何况玄元圣祖五千言，不言药，不言仙，不言白日升青天。”由于白居易积极参与朝廷的政治活动，以诗文为武器抨击守旧势力，终于得罪了权贵。白居易四十四岁(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被贬官江州司马。这是他一生政治生活的转折点。之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尽管他竭力摆脱朝廷中“牛李党争”，忠于职守，在职责范围内尽力为百姓做些好事，但是当年那种宁折不屈的斗争锋芒却已减弱了，不复谔谔直言，政治态度也转向消沉，佛道思想在白居易头脑中逐渐滋长。有时他很感慨，想抛掉一切，离开仕途。他在五十岁时写的《自问》一诗说:“黑花满眼丝满头，早衰因病病因愁。宦途气味已谙尽，五十不休何日休？”加上健康的原因，“眼昏久被书料理，肺渴多因酒损伤。今日逢师虽已晚，枕中治老有何方？”(《对镜偶吟赠张道士抱元》)于是白居易便在养生、醉吟中寻求思想寄托。
(一)
白居易原本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主张贤人治国，渴望兼济效世。但在贬官江州之后，现实政治带给他的遭遇，使他在思想上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变化。他看到了现实中的问题，他关心国事民生，但他无法改变现实。这也使他在养生活动中充满着思想矛盾。他既否定神仙的存在，但他自己又想当神仙。写《海漫漫》诗的目的在于“戒求仙”。他在《戒药》一诗中也说:“早夭羡中年，……药误者多矣!”表明了白居易反对服食仙药。然而在四十六岁时他却在庐山香炉峰下东林寺边筑起草堂，用大部分时间烧药、学佛。五代・冯贽《云仙杂记・卷一》说:“白乐天烧丹于庐山草堂，作飞云履。玄绫为质，四面以素绡作云朵，杂以四选香，振履则如烟雾。乐天着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云，计不久上升朱府矣。’”宋・朱弁《曲洧旧闻》说:“东坡因与方士论内外丹，仍有所得，喜而曰:白乐天作庐山草堂，盖亦烧丹也。丹欲成则炉鼎败。”白居易诗中讲到烧丹炼药的，不少于三四十首。如《题别遗爱草堂》:“曾在庐峰下，书堂对药台。”《对酒》:“丹砂见火去无迹，白发泥人来未休。”《烧药不成命酒独酌》:“白发逢秋至，丹砂见火空。不能留姹女，争免作衰翁。”
冷酷的现实使白居易的思想充满着苦恼和忧郁。养生并非是他真正的目的。如《对酒》诗所说:“未济卦中休卜命，参同契里莫劳心。无如饮此销愁物，一饷愁消直万金。”正表达了白居易这种复杂的心理。
白居易后期思想更突出的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如果说杜甫是禅宗的信徒，李白是虔诚的道士，白居易则自称“乐天，佛弟子也”。(见《苏州南禅院》)在四十岁时，白居易居渭村时贫病交加，他练佛教坐禅。贬官江州之后也练坐禅，目的是为了打发寂寞，消除心中忧闷。他在《冬夜》诗中说:“长年渐省睡，夜半起端坐。不学坐忘心，寂寞安可过？”他既相信养生是有益的，却又以乐天知命、追求佛道境界来安慰自己。“回思往事纷如梦，转觉余生沓若浮。浩气自能充静室，惊飙何必药虚舟？腹空先进松花酒，膝冷重装桂布裘。若问乐天忧病否？乐天知命了无忧。”(《枕上作》)直到他七十二高龄，仍是“或伴游客春行乐，或随山僧夜坐禅”。(《达哉乐天行》)在白居易晚年写的诗中所表现的，更多的是“不如厚无生，无生即无灭”、“求无生、返觉路、归空门”的佛教思想。这与他年青时期“不能发声哭，转为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不惧权豪怒，亦任亲朋讥。人竟无奈何，呼作狂男儿”，(《寄唐生》)两者相对照，判若两人。这种转变也正是黑暗的社会现实对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压抑的结果。
少年时代的白居易，为了能在京城长安崭露头角，拼命苦读，勤奋写作，以致严重影响了身体健康。刚刚20岁，就出现了“未老而齿动发白”的症状。以后他被贬，“谪居卧病浔阳城”，按常规难以高寿。然而，诗人却活到75岁。奥秘何在呢？
首先，白居易乐天如命，始终保持心情的开朗、豁达。他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心是自医生。”(《达哉乐天行》)《旧唐书》本传说他“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为意”。他高歌“无忧乐性物，寡欲清心源”(《养拙》)，“寡欲身少病，乐天心不忧”(《求崇里观居》)。就是对人类无法避免的衰老现象，他也是旷达视之。比如他的头发脱落严重，他不忧不躁，认为这样“既不劳洗沐，又不烦梳掠”，反倒省事。正是由于树立了这种乐天知命的思想，白居易总是处于一种安然自得的恬淡心境，于身心健康极为有益。
其次，白居易十分注重饭食之补。他的早餐很简单，不外是“一杯云母粥”，或“烹葵炮嫩笋”。嫩笋其味鲜美，增人食欲，据现代科学分析，还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对高血压、高胆固醇症有一定疗效。他的午、晚餐也以素食为主。“饥闻麻粥香，渴觉云汤美”，“午斋何简洁，饼与蔬而已”。就是开荤，不过是“饭热鱼鲜香”。
当然，在积极的练功方面，白居易更是深知其中三昧的。坚持散步，是白居易多年的习惯，少则，“绕庭行数匝”；中则，“散步中门前”：多则，远足“劳童仆”。参禅打坐，精习气功，也是白居易养生健身的重要手段。有时“淡然临水坐”(《约心》)，有时面对前庭挺拔的松树，“月好好独坐”(《松声》)，还常常“夜半起端坐”。经过一番气功锻炼，“浩然心委化”，融溶进一种凝神静习的佳境(《冬夜》)。由于白居易具有很深的气功功夫，俨然达到了“坐稳夜忘眠”或“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的奇妙程度，从而蕴蓄起旺盛的精力。“庭前尽日立到夜”，不觉得累；“灯下有时坐彻明”，也无倦意，这就从身体条件上保证了诗人写出了那么多的传世之作，白居易身体力行，潜心钻研，最终成为古代养生的大家之一。
白居易把养生、钓鱼、饮酒、吟诗四位融为一体，这是白居易养生活动又一特点。这“一体”，实际上是他慰藉心中的苦闷，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感慨。白居易五十八岁称病退稳回洛阳，便纵情于田园闲放，诗酒逍遥。
在“强酒”诗中，他说：“若不坐禅销妄想，即须行醉放狂歌。不然秋月春风夜，争那闲思往事何？”他借酒浇愁，却又“肺渴多因酒损伤”。在苦闷之极也顾不了许多了，“肺伤虽怕酒，心健尚夸诗。”（“对酒自勉”）他在“效陶潜体诗十六首”序中说自己“往往酣醉，终日不醒”。过量的饮酒，严重地影响了身体的健康，使他不得不放下酒杯，去学练养生术。“病来道士教调气，老去山僧劝坐禅。辜负春风杨柳曲，去年断酒到今年。”（“负春”）有时，他也以钓鱼来调节自己的心情。“咏拙”诗说：“静读古人书，闲钓清渭滨，优哉复游哉，聊以终吾身。”但是，当他真正提起钓竿，就马上想起从前的姜太公，从而想到自己的仕途。在“渭上偶钓”诗中，他把自己与姜太公作比较，诉说自己不得志的情怀：“昔有白头人，亦钓此渭阳。钓人不钓鱼，七十得文王。况我垂钓意，人鱼不兼亡。无机两不得，但弄秋水光。”在这时候，他深感失意，于是“兴尽钓亦罢，归来饮我觞”。在“垂钓”诗中，他回忆起十年来的政治生涯，感慨万分：“临水一长啸，忽思十年初。三登甲乙第，一入承明庐。浮生多变化，外事有盈虚。今来伴江叟，沙头坐钓鱼。”白居易在前期“累登进士、拔萃、制策三科”。诗中所说“三登甲乙第，一入承明庐”，指的就是这段飞黄腾达的仕途。后终因“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遭受权贵的打击和排挤，长期宦途蹭蹬，使他陷入极度的苦闷中。这就是诗中所说的“浮生多变化，外事有盈虚”。现实的打击，也使他的政治态度转为消极，以至于参禅、学道、饮酒、钓鱼、赋诗，从中去寻求“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闲适之乐。他在“醉吟二首”中说：“空王百法学未得，姹女丹砂烧即飞。事事无成身老也，醉乡不去欲何归？”“两鬓千茎新似雪，十分一盏欲如泥。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他在“醉吟先生传”中说自己“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当他在六十八岁“有酒病不饮，有诗慵不吟，头眩罢垂钓，手痹休援琴”的时候，便进行养生静坐，“竟日悄无事，所居闲且深。外安支离体，中养希夷心”。（“病中宴坐”）白居易在七十五岁时写的“醉吟先生墓志铭”序中总叙了自己的一生行事，说：“前后历官二十任，食禄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琴酒乐其志。”这确实概括了白居易后期的生活境况和思想面貌。
（三）
白居易在“醉吟先生传”中谈到自己在养生过程中所走过的弯路：“吾好药，损衣削食，炼铅烧汞，以至于无所成，有所误。奈吾何？今吾幸不如彼，而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放则放矣，庸何伤乎！”可见白居易的养生活动以儒、佛的静坐、禅定养生法为主。“竹楼宿”一诗：“小书楼下千竿竹，深火炉前一盏灯。此处与谁相伴宿？烧丹道士坐禅僧。”这很形象地反映了白居易这种养生活动的情景。他在四十八岁时写的“负冬日”：“杲杲冬日出，照人屋南隅。负暄闭目坐，和气生肌肤。初似饮醇醪，又为蜇者苏。外融百骸畅，中适一念无。旷然忘所在，心与虚空俱。”这首诗很生动地描述了静坐过程中的身心感受。他在家坐禅也达到一定的境界：“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唤妻呼多不应。”（“在家出家”）他还体会到养生的好处：“学调气后衰中健，不用心来闹处闲。”（“咏怀寄皇甫朗之”）“犹觉醉吟多放逸，不如禅坐更清虚。”（“改业”）他在“病中诗十五首并序”中说：“……余早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恚，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旬月以还，厥病少间。”经过一番养生实践，的确也给他带来或多或少的好处。他能活到七十五高龄，这不能不说其中也有养生所起的作用。
（四）
白居易的养生观点主要表现在“动静交相养赋并序”一文中。他主张养生要动静兼养，动静结合。在该赋序文中，他说：“居易常见今之立身从事者，有失于动，有失于静。斯由动静俱不得其时与理也。”他认为，“天地有常道，万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终静，济之以动；性不可以终动，济之以静。养之则两全而交利，不养之则两伤而交病”。他在“草堂记”中也提及“外适内和”的养生观点。这是非常可贵的。他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劳逸结合、又动又静、以和养生的理论，也正表现了诗人基于现实、基于人生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