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31 03:39:27
身份证过期去补办需要带居民户口薄、两张本人彩色相片和原申领的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在办理手续时，要填写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和进行身份证指纹收集。
根据《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一条规定，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公民姓名变更或者证件严重损坏不能辨认的，应当申请换领新证;居民身份证登记项目出现错误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更正，换发新证;领取新证时，必须交回原证。居民身份证丢失的，应当申请补领。
（来源：文章屋网 ）
办证流程：1.首先去工商部门领取《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2、拿着《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的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别的资料，去当地县区级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办《餐饮经营许可证》；
3、办好《餐饮经营许可证》，去工商部门办理工商营业执照；
4、拿到营业执照30天内去地税、国税部门申办《税务登记证》，需要营业执照、房产证明文件、租赁合同、身份证以及复印件等资料；
5、组织机构代码证，根据实际需要决定是否去当地县区级的质量技术监督管理局办理，需要的这个证的话，带上材料有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去质监局办理，费用大概是100块上下。
1、毕业生毕业证的原件或复印件。
2、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就业协议或接收单位出具的接收函。
3、人才交流中心的调档函。
4、考取研究生的凭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及研究生录取学校的调档函。
办理流程：
1、各系上报录取名单，录取学校招生办先发出调档函，发往报名时所填写档案所在的地址，然后寄回录取学校。
2、写某单位人事处收，会发到人事处，人事处协助调档，按照人事处要求补全各种手续。
3、档案寄存在人才交流中心，需要自行办理和协调办理。
首次办理身份证需要到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办理，在办理身份证时需要申请人的居民户口簿，并填写居民身份证申领登记表，然后照相，办理完成后派出所会出具相关单据，并在一定时间内通知领取身份证。
十六周岁以上公民的居民身份证的有效期为十年、二十年、长期。十六周岁至二十五周岁的，发给有效期十年的居民身份证；二十六周岁至四十五周岁的，发给有效期二十年的居民身份证；四十六周岁以上的，发给长期有效的居民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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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寸免冠照片3张。
3、身份证原件或户口复印件。
4、学历、学位证书原件（学生提供学生证原件）。
5、资历或资格证件原件。
6、与原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
7、体检合格证明。
8、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保密协议、职位说明书。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一些职务犯罪案件被告人在庭审中以受到刑讯逼供为由庭前供述，而负有举证责任的公诉机关对被告人庭前供述的合法性证明不力，导致一些言词证据不被法庭采信；有的职务犯罪案件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过程中没有严格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犯罪嫌疑人翻供后造成认定犯罪证据不足：一些网络等媒体对个别以刑讯逼供为由翻供的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过度炒作，造成不良社会反映。影响了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2010年7月。两高、三部“两个证据规定”颁布实施，“两个证据规定”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规范执法办案行为，提高执法办案水平，依法保障人权，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严格执行落实“两个证据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0年12月制定下发了《关于适用和的指导意见》，结合检察机关办案实际，对如何进一步规范检察机关的办案行为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中规定了“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和“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由人民检察院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以证明”等内容。虽然这个草案尚未通过，但对证据的合法性举证责任明确由检察机关承担是今后司法工作的一个发展趋势。
一些职务犯罪案件之所以出现翻供、甚至个别关键证人翻证问题，个别检察机关难以应对，反映出一些检察人员在办案中对言词证据合法性证明工作的重视不够，给了一些人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两个证据规定”实施后，一些地方出现了被告人在法庭上翻供、称遭到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风潮。在这些案件中，确有刑讯逼供的是极少数甚至极个别，绝大多数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就被告人来说，如果编造谎言、诬称遭到刑讯逼供，其结果充其量仅是其编造的谎言得不到认定而已，而不会给其带来任何风险。如果这种风潮一旦蔓延。则不仅会妨害司法活动，影响庭审的效率，增加诉讼的成本，而且不利于打击犯罪，也不利于保护侦查人员的合法权益。为了适应证据观念发展的新形势和新要求，进一步规范言词证据的取证行为，防范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非法言词证据的出现，有效应对和反制一些人以滥用被刑讯逼供或暴力取证为由对检察机关办案人员进行的不实反映和诬告陷害，确保办案工作严格、依法、规范，且不受干扰地进行，探索建立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预防非法取证行为的倒逼机制，即建立办理职务犯罪案件防范非法言词证据机制，已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防范非法言词证据机制的构建
(一)原则规定
为了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防范出现非法言词证据，遏制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保障案件当事人和侦查人员的合法权益，确保办案工作严格依法进行，切实维护司法公正，结合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工作实际，应当对一些原则规定作出明确。一是将非法言词证据的范围明确为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二是明确在侦查、审查逮捕、审查时发现有非法言词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意见、决定逮捕、提起公诉的依据；三是要求办理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严格依法收集、固定言词证据，既要收集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又要及时固定证明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证据。四是明确检察机关侦查、侦监、公诉、监所等部门应当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共同做好职务犯罪案件言词证据的合法性证明工作。
(二)侦查环节的特殊规定
1 对讯问犯罪嫌疑人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作出严格要求。实践中，一些检察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过程中没有落实好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这也是检察机关执法规范化检查中发现的较为突出的问题，因此，应当对严格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做出强调，要求执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时，应当按照全面、全部、全程的要求开展，特别是对作为证据使用的每一份讯问笔录，都要求应当随案移送相应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以此规范取证行为，也有利于在审查逮捕、审查环节鉴别讯问笔录的合法性。通过强化对侦查过程的记录和保全，充分利用录音录像这一科技手段对言词证据加以固定，能作为日后证明侦查行为合法的有力证据。
2 严格规范询问证人、被害人的取证活动。明确规定严格规范询问证人、被害人的取证活动。询问证人、被害人，可以到证人、被害人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也可以通知证人、被害人到检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严禁在宾馆等地询问证人。对关键证人的询问，征得证人同意后，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实践中，有的行贿人翻证导致受贿案件证据不足，影响对受贿案件的处理，因此对行贿人等关键证人进行询问，征得证人同意后，应当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有利于增强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同时还起到固定证据，规范办案行为的作用。虽然现有规则对证人没有就“应当”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作出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十二五”检察发展规划纲要要求从2012年起询问关键证人要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我们现在提出相关要求，可为今后相关工作的全面开展提前打下基础。
3 规范和完善笔录的制作。除执行案件笔录基本制作要求外，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还应当对笔录的制作作出特别要求：一是要求讯(询)问笔录的内容应当客观、完整地记载讯(询)问的全过程。讯(询)问笔录的内容不得与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有实质性出入：二是运用计算机制作讯(询)问笔录的，不得采用复制、粘贴的方式记录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等内容，防止多次讯(询)问过程中笔录出现雷同情况，以排除对讯(询)问笔录客观真实性的合理怀疑：三是通过检察长、职侦局长、侦查人员等多层次分别进行讯问，必要时可以要求犯罪嫌疑人亲笔书写供述材料，全方位收集犯罪嫌疑人口供材料；四是讯(询)问笔录不得有“两个证据规定”中所提及的瑕疵问题。
4 明确立案后首次讯问前对犯罪嫌疑人的身体健康检查规定。对职务犯罪嫌疑人立案后首次讯问前，应当要求其自述病史状况，并由法医或到符合条件的医院作身体健康检查，避免职务犯罪嫌疑人有其他身体疾病影响讯问。
5 明确犯罪嫌疑人羁押入所规定。明确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逮捕强制措施后，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人送往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人所羁押时，应当对其进行身体健康检查。必要时建议看守所采用录像或拍照等形式记录犯罪嫌疑人人所时的身体状况。侦查人员应当将身体检查结果附卷备查。驻所检察部门应当制作职务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卡，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填写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讯问过程有无违纪违法
行为，并签名确认。
6 规范讯问场所。明确侦查人员提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在看守所进行。确因搜查、辨认、指认现场、扣押物品等法定情形需将职务犯罪嫌疑人提押出所的，应当制作提押审批表，详细注明提押的时间、地点及理由，经检察长审批同意后。由两名以上司法警察负责押解出所，并附相应的说明材料备查。
7 明确在押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检查规定。考虑案件的特殊性，需对犯罪嫌疑人每一次出入看守所进行身体状况检查作出严格规定。侦查人员应当协助监管人员对在押犯罪嫌疑人出入所时的身体状况进行检查，并提取健康检查登记表备查。必要时建议看守所采用录像或拍照等形式记录犯罪嫌疑人身体状况备查。
(三)审查逮捕和审查环节的特殊规定
1 明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随案移送工作。规定侦监、公诉部门对侦查部门报请审查逮捕、移送审查的案件，在收案时应当审查其是否移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未移送或移送不全的，应当要求其补送。这是侦监、公诉部门对移送职侦案件加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审查和制约，能起到一定的倒逼作用，有利于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执行，有利于侦查部门规范办案。
2 对审查逮捕和审查环节的讯问作出特别规定。明确在审查逮捕和审查环节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当核实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环节的供述是否属实，侦查人员是否存在违法违纪行为，并且讯问其涉嫌的全部犯罪事实，必要时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现有规定对审查逮捕部门是否对犯罪嫌疑人涉嫌的全部犯罪事实进行讯问，未作明确规定，但考虑到职务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固定贯穿于侦查、侦监、公诉全过程，通过在侦查、侦监、公诉等环节进行讯问，同时进行全面讯问，可以多次对犯罪嫌疑人口供进行固定，客观反映不同阶段的详细供述情况，确保对不同环节的口供合法性证明工作形成合力，所以有必要对审查逮捕环节提出特殊要求，对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言词证据进行再次固定，对于犯罪嫌疑人之后翻供，侦监环节也能起到证明作用。
3 明确审查逮捕和审查环节的讯问技巧。规定在审查逮捕和审查环节，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注意讯问方法和策略，防止因讯问不当造成犯罪嫌疑人不正常地有罪供述，影响诉讼活动正常进行。实践中，个别案件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环节的供述比较稳定，进入审查逮捕、审查环节口供就发生了变化，这种情况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个别办案人员讯问方法和策略不当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因此。对审查逮捕、审查环节讯问方法和策略提出严格要求是十分必要的。
4 明确调查核实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聘请的律师提出受到刑讯逼供的，办案人员应当告知其如实提供相关证据或线索，及时收集审查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相关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出入看守所的健康检查记录：监管人员的谈话记录；侦查部门出具证明讯问过程合法的说明材料：其他相关证据等材料，进行全面调查核实。
5 明确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规定。规定侦监、公诉部门对侦查部门移送的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严格审查。对于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以及无法排除侦查人员使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证嫌疑获取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依法排除，不能作为认定案件的依据。
6 明确相关出庭预案规定。规定公诉人员应当充分预测法庭审理中言词证据可能出现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制定详尽的出庭预案，必要时通知侦查人员做好出庭作证的准备，及时应对一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聘请的律师对检察机关的不实指责甚至诬告陷害，有效防范不正常的翻证行为。
(四)与相关机关的配合、监督规定
1 日月确与纪检监察机关的协作配合规定。实践中，个别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后，纪检监察机关要求检察机关协助调查。为规范相关调查工作，明确在协助调查过程中，协助调查人员不得以检察人员身份出现，不得以检察机关的名义采取传唤、拘传等强制措施，不得将被调查对象带至检察机关进行调查。明确规定纪检监察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原参与协助调查的检察人员不得参与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目的是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检察人员在协助纪检监察机关开展调查工作中的相关质疑。
2 明确与看守所的配合监督规定。一是要求看守所切实履行好监管职责，认真做好谈话记录、出入所身体检查记录、有关照相、录像资料等工作，维持科学、规范的监管秩序。二是驻所检察部门应监督看守所认真、详细地做好谈话记录、出入所身体检查记录、有关照相、录像资料等工作，发现违反有关规定的，及时提出纠正意见。三是侦查、侦监、公诉等部门应加强与看守所的协调、配合。需要证明犯罪嫌疑人供述合法性时，可以要求看守所提供监管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谈话记录、出入所身体检查记录、有关照相、录像资料等材料。
(五)责任追究规定
1 进一步明确对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行为的处理规定。规定办案人员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获取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的，应当追究相关责任人的纪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明确不严格执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造成不良后果的处理规定。规定办案人员未严格执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规定，或在执行中弄虚作假，造成不良后果的。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3 明确公诉人员的举证责任。规定公诉人员在有较多证明取证合法性材料的情况下，因工作不负责，举证不力，导致言词证据不被法庭采信，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执法过错责任。这是在限定了严格条件前提下的责任追究，也是有必要的。
一、证券类犯罪及现行法律框架概述
本文所称的证券类犯罪，主要是指《刑法》第3章第4节涉及的内幕交易罪、泄露内幕信息罪、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操纵证券市场罪等罪名，限于篇幅，本文暂时主要讨论内幕交易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现有证券类犯罪的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除了《刑法》及刑法修正案的相关规定外，还包括《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监会《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贯彻执行有关问题的通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等。
其中，对司法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是2012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两高”《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内幕交易解释》），该《内幕交易解释》对内幕信息人员的认定，内幕信息的形成时间，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数额标准等[1]，都有了突破性的明确规定，在指导司法办案的同时，也对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大的影响。
二、办理证券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案件中发现的若干问题
（一）“知情人员”范围的认定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知情人员”的范围，一直是司法实践中容易引发争议的一个问题。
201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74条对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做了列举式规定。从国内、外的司法实践看，如果仅仅将上述的“知情人员”作为内幕交易和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主体，显然过窄，所以《刑法》第180条还规定“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也是内幕交易和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主体，这一规定既符合世界通例，也能够更有效地打击证券犯罪。
（二）“内幕信息”范围的认定
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中“内幕信息”的范围，一直也是司法实践中容易引发争议的一个问题。
我国《刑法》第180条内幕交易犯罪中对内幕信息范围的表述是“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可见，《证券法》对内幕信息的定义具有原则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同时也采取了列明方式对内幕信息的具体内容予以规定。即内幕信息是指“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由此所知，内幕信息具有“秘密性”和“重要性”两个重要特征，“秘密性”即该信息尚未公开，“重要性”即该信息可能影响该证券的市场价格，这里的“可能”影响证券交易价格，并不要求必然影响到证券交易价格。
当然，还有观点认为内幕信息具有三个特征，[2]或者认为具有四个特征，[3]无论持有哪种观点，其论述的核心是一致的，而对于在实践中如何具体界定内幕信息，仍存在争议。
三、办理证券类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问题的研究
（一）“知情人员”范围的认定
笔者认为，该罪“知情人员”的范围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
1.典型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按照《刑法》第180条的规定，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的主体范围是“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知情人员”的范围，我们上文已经对《证券法》第74条的列举性规定予以介绍。除上述列举人员外，证监会根据《证券法》第74条授权而规定的其他人，这种授权性规定为司法实践留下了更大的认定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争议。证监会在《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第5条中，对上述授权予以进一步列明，主要包括发行人、上市公司及其管理者；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参与方及其有关人员；因履行职责而获取内幕信息的人；上述自然人的配偶。
上述人员可以称之为典型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这些人员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因其职务地位或者工作关系而能够得到公司内幕信息，这些人都是 “纯粹的”公司内部的人员；第二类是因为服务、业务或者监管而获取公司内幕信息的人员，这些人员在美国的法律中也称“准内部人员”[4]。
2.非典型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除了上述典型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外，不是基于职务或者业务关系，而是通过非法或者其他途径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员，我们不妨统称为非典型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
对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刑法》第180条明确将其列入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主体范围，但对“非法”的理解，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一定争议。按照包含的主体范围由小到大主要有三种理解：
第一种观点认为，“非法”是指“手段非法”，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是指采取骗取、套取、偷听、监听、行贿、私下交易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非法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对于没有采取非法手段，也不是内幕信息知情人员，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内幕信息并进行交易或泄露的，当然不能按照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论处[5]。持该观点的是从《刑法》第180条中“非法”二字文意解释角度得出的结论，这种观点在2012年“两高”《内幕交易解释》颁布之前占主流地位。
第二种观点认为，“非法”是指“状态非法”，从“非法获取”的内涵分析，实际上应指“不该获得而获得”的情况，即不管非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只要最终的结果是获得了其不该知悉的内幕信息，就属于非法获取。[6]这种理解方式的优点在于不会给那些介乎合法知悉内幕信息与采用“非法手段”获取内幕信息中间一类人因主体范围问题出罪的空间。
第三种观点认为，除了法律规定的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以外的任何人，只要知悉该内幕信息就是“非法”[7]。该观点采用了客观的不法理论，“体现了法律对于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罪主体规定应有的周延性”[8]。这种理解方式是从法律的目的解释出发，较第二种理解更进一步，更多考虑到有利于司法实践中对该类犯罪主体的认定。
笔者对非典型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范围界定，比较接近于上述第二种观点，即“非法”是指“状态非法”而不是获取的手段非法。第一种对“非法”的观点在2012年《内幕交易解释》出台前，在学术界一直是一种主流观点，产生这种观点的根源笔者认为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理解的局限。这种局限性的理解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按此理解，那些没有采取“非法”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非典型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如“道听途说者”或者某个“看到废纸篓中内幕信息的保洁员”，利用该信息进行证券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的行为，即使情节严重仍然无法入罪，这不利于打击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也无法体现法律的公平原则。第三种观点是对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界定，扩大到任何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员，显然范围过广，不符合法律解释的逻辑。
第二种“状态非法”的观点较原来的“主流观点”更进一步，没有局限于《刑法》第180条中“非法”二字的一般文意，而是采用了扩大解释的方式，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的主体范围恰当而务实的界定。“当刑法条文所使用的文字失于狭隘，不足以表明刑法的真实意义，于是扩张其含义，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实意义”[9]，这就是扩大解释。需要明确的是，扩大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矛盾。“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不只是保障人权主义，还有民主主义，解释刑法时必须二者兼顾，当不进行扩大解释就不足以保护法益，而且扩大解释无损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时，理所当然应当进行扩大解释”[10]。这些“不该获得而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纳入主体范围后，还要结合其他犯罪构成要素来综合认定行为人是否构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所以不存在打击范围过大的顾虑。
上述第二种理解和第三种理解在范围上比较接近，但在实质上还是有区别的。首先，这两种理解的基础不同，第二种来源于现行法律的适当的扩大解释，第三种来源于目的解释，前者的稳定性更强；其次，第三种理解在范围上有可能扩大化，一些证券市场专业分析人士，根据市场公开信息分析、统计得出接近“内幕信息”实质内容的“研报”、“策略”，按照第三种理解，该类人员有可能也会纳入犯罪主体，这明显超越了行为人的预期，也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最后，司法实践中对犯罪主体认定的便利性不应成为第三种理解的丝毫理由。
2012年《内幕交易解释》中，关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范围实际上也是做了适当的扩大，扩大至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员，以及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联络、接触的人员，上述人员“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也认定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这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特定身份”+“推定”的方式增加了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认定的范围。《内幕交易解释》实质上还是从可操作层面采取了一种暂时能够解决突出矛盾的办法，并未从理论层面实质性解决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范围的认定问题。
（二）“内幕信息”范围的认定
笔者认为，内幕信息的范围认定，需要把握好对内幕信息特征的判断。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内幕信息“秘密性”的判断。“秘密性”是内幕信息第一属性，是内幕信息具有“含金量”的基础，不为公众投资者所知，因此才具有可利用的价值。司法实践中，围绕内幕信息“秘密性”主要的问题是认定秘密的时间段，或称“内幕信息敏感期”。对此，《内幕交易解释》第5条表述为“内幕信息自形成至公开的期间”。
（1）内幕信息“秘密性”的起点问题。黄光裕等人内幕交易案件及“上海祖龙”内幕交易案件反映出，因部分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具有决定公司重大事项的权力，虽然形式上仍然经过董事会讨论、中介机构磋商等环节，但实际上其个人内心确定某重大事项的时间就是内幕信息开始形成之日，而不必等到公司开会宣布、讨论等形式上的时间点。否则，大量的“提前”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行为都要逃脱法律的应有制裁，削弱刑法对证券市场的保护力度，这完全不符合立法本意。
（2）内幕信息“秘密性”的终点问题。内幕信息“秘密性”的终点是“内幕信息公开或者该信息对证券的交易价格不再有显著影响”。我国《证券法》第70条规定“应当在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媒体，同时将其置备于公司住所、证券交易所，供社会公众查阅”。这是我国对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一般性规定，同时也是披露方式的形式要求。
内幕信息依照《证券法》的规定动作公开是一种应然的状态，但是否存在一种“事实公开”的状态？如上述“杭萧钢构”内幕交易案中，事实上杭萧钢构公告前，因为公司开了一个表彰大会，会上公司的中、高层，甚至是基层都知道了公司在境外的项目。该案辩护人认为，2月12日下午3点之后，那份经过事先张扬的“境外项目”信息事实上已经被公开，不再属于内幕信息。所以，被告人透露的是已经公开的信息，不能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对此，笔者认为，杭萧钢构董事长于2月12日在员工大会上的讲话，仍然是在公司内部范围内，出于对员工鼓励的目的谈到海外项目的良好发展形势，从形式上不属于《证券法》和证监会有关规定中的信息披露行为；从实质上，公司内部300人知悉仍然属于特定范围内的主体，即便公司中低层人员及其家属已经部分了解该内幕信息，但这个范围仍然不属于社会一般公众投资者了解，并且事实上该信息依法公布后仍然对证券的交易价格产生了显著影响。所以该境外项目信息当时仍然属于内幕信息。“杭萧钢构”个案不存在“事实公开”的问题，但不代表所有案例都不可能“事实公开”，笔者认为，虽然没有经过法定的信息披露行为，但只要辩护方能证明信息已经被社会一般投资者知悉，该信息就失去了内幕信息的最重要属性――秘密性，就不能成为“内幕信息”。比如在现在的互联网时代，有些上市公司高管或者受争议的公众人物也是微博名人，粉丝几百上千万，其对上市公司内幕信息在微博中有意无意地泄露并经过广泛转载（先不论其是否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犯罪或其他违规违法），微博中登载的信息已经让大量的、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知悉，已经形成事实的公开，因该信息已不具有“秘密性”，故不能再认定为内幕信息。
2.内幕信息“重要性”的判断。内幕信息的“重要性”，有人称之为“价格敏感性”，即该信息可能对该证券的市场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该信息只要求“可能”影响证券市场交易价格，但并不要求“必然”或“已经”影响到证券交易价格，也不要求该信息涉及具体事项一定会实现。
如果说内幕信息“秘密性”是从定性角度分析的，那么内幕信息“重要性”就是从定量角度对其分析的。量到什么程度？就是重要到可能对价格产生重大影响。评判的标准是什么？理论上有一种“一般理智投资者标准”，这种标准其实来自于美国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判例，主要指：如果一个理智的投资者，在他作出投资时，可能认为这个被忽略的事实是重要的，那么他就是重要的。换句话说，这个被忽略的事实公开后，极有可能被理智的投资者看成是改变了自己所掌握的信息的性质，那么，这些事实就是重要的。[11]这种判断标准是一种相对客观的标准，不以行为人主观来判断。这样的好处是解决了一个普遍而现实的问题，通常被抓到的内幕交易者都会辩称自己是出于高超的技术判断、投资或者为了长期持有该股，甚至是为了“珍藏”等出奇的目的买卖该股票，而并不是因为得知该信息而决定买卖，辩解该信息对其不重要，不构成内幕信息。以客观的标准判断，不需要一一反驳行为人对信息重要性的辩解。“一般理智投资者标准”的判断仅限于影响买卖行为阶段，而不要求该信息是否实际与一般理智投资者预期同向影响了证券的市场交易价格，有可能最终该内幕信息公开后未引起证券的市场交易价格波动，甚至反向波动。从证监会公布的2008年至2011年10月对21起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行为行政处罚案例来看，其中有5起内幕交易行为最终亏损收场，但这并不影响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行为的认定。
内幕信息的重要性还有题内应有之义，即内幕信息是真实的，与公司具有特定的关联性。但是对于内幕信息必须是和相关上市公司有关的信息问题，之前学术界和实务界都持肯定意见，这也是和现行法律对内幕信息的概念表述有关，但自从2013年“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之后，很多人意识到，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种的丰富，将内幕信息的认定限于上市公司相关信息的观点亟需有所突破。
所谓真实问题，一般是指内幕信息需要是客观真实存在的，任何传言、猜测都不是内幕信息。所谓关联问题，一般是指该信息必须与特定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那些有关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利率、税收、汇率等变化的信息，可能对整个证券市场产生重大影响，这种信息不应纳入内幕信息的范畴，如果有泄露行为，可按照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等罪处理。
内幕信息的认定是惩处证券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重要的环节之一，也是行为人辩解较多的环节，因此厘清概念、统一认识尤显重要。从内幕信息的“秘密性”和“重要性”两个特征出发，能够相对科学地把握内幕信息的认定，有利于证券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犯罪的惩治。
注释：
[1]参见桂万先、黄旭巍：《对内幕交易犯罪司法解释的再解释》，2013年度金融检察学年会宣讲论文，第88页。
[2]参见祝二军著：《证券犯罪的认定与处理》，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页。
[3]参见高铭暄主编：《新型经济犯罪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680页。
[4]参见张小宁著：《证券内幕交易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5]参见李宇先、贺小电著：《证券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页。
[6]参见刘宪权著：《证券期货犯罪理论与实务》，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350页。
[7]参见陈海鹰、朱卫明、叶建平著：《泄露内幕信息罪、内幕交易罪的若干问题探析》，载《法治研究》2008年第3期。
[8]同[7]。
[9]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10]同[9]，第17页。
1、申请人签署的个体开业登记申请书(填写个体户申请开业登记表)。
2、从业人员证明(本市人员经营的须提交户籍证明，含户口簿和身份证，以及离退休等各类无业人员的有关证明;外省市人员经营的须提交本人身份证、在本地暂住证、育龄妇女还须提交计划生育证明;相片一张。
3、经营场地证明，家庭经营的家庭人员的关系证明，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应提交的有关专项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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