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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愈；人才观；嫉贤妒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22-0131-03
韩愈（768～824）字退之，号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朝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韩愈41岁时在河南洛阳担任真博士一职。43岁曾在河南担任河南令。还撰有《河南府同官记》。）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藩镇割据、朋党相争、宦官专权，唐朝由兴盛逐步衰落。韩愈希望唐朝复兴，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得人”。韩愈的愿望是“乐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韩愈经历曲折的求学之路和坎坷的仕途，使他同情人才。他的《马说》阐明了对人才埋没的痛惜。韩愈的人才观系统而深刻，在他的散文、史论、赠序、杂说等文章中论及人才，反复用“马”和“伯乐”这两种意象的喻义是人才和赏识提拔人才的人。韩愈的人才观，是从当时压抑人才的严酷现实中产生的，是“不平则鸣”。本文首先论述韩愈的人才观。主要从识别人才，培育人才，使用人才，提拔人才四个方面阐述。然后探讨韩愈的人才观对当前中原经济区建设中人才培养与使用的借鉴意义。
一、如何识别人才
人才要精通经书。“士不通经，果不足用。”韩愈在《潮州请置乡校牒》中写道：“赵德秀才，沈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韩愈在《荐樊宗师状》中说：“勤于艺学，多所通解，议论平正有经据，谨洁和敏，持身甚若，遇物仁恕，有材有识。”
人才应有“道义”。道义的含义是道德和正义。韩愈在《争臣论》中写道：“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纵观韩愈的散文和诗，韩愈忧国忧民，他鄙视那些逍遥自在的隐士。虽然他要离开阳山时，对宦海生活的烦恼，曾产生归隐思想。但是，他在《争臣论》主张：忧虑时势不安定，人民得不到治理，自己掌握了道义，不敢只是修养个人的品德，而一定要为天下人民谋利，哪能贪图自己逍遥自在呢？
人才要勇敢。韩愈自己智勇双全。他曾经在平定淮西的战役表现出过人胆识，而且只凭口才，突破王廷凑包围，解救了一个城市。苏轼评价他“勇夺三军之帅”。他在《答吕山人书》中提到“恐不复振起，务欲进足下趋死不顾利害去就之人于朝，以争救之耳”。韩愈在《进学解》中提出：“名一艺者无不庸。”还有，他在《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尧舜禹汤治天下，养叔治射，庖丁治牛，师旷治音声，扁鹊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伦之于酒，乐之终身不言，奚暇外慕？”韩愈将才艺与治国之术相并列，可见“艺”在韩愈心中的地位。
二、如何培育人才
既然是人才，就应该有特殊的待遇。不幸的是，千里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能力，但是由于总是不能吃饱，所以力气不足，无法表现出才能。“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还有《杂说一》：“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龙需要云，才能腾云驾雾。韩愈以龙比喻圣君，以云比喻贤臣。其中“龙嘘气成云”，说明贤臣与圣君互相依附的关系。人才需要有利的条件才能施展才华。人与人的区别取决于机遇。还有，他在《感二鸟赋（并序）》中感叹生不逢时的人，即使有很多美德，也不会被容纳。
三、如何使用人才
真用。官员要有职、有权。韩愈在《蓝田县丞厅壁记》中刻画了一位有职无权，形同虚设的县丞。崔斯立县丞本是一位有才有抱负的官员。由于直言进谏，被贬为丞县。刚上任，他叹息说：“官无大小，只怕自己的能力不能称职。”后来他在工作中，只能签名，只是一个摆设。在无所作为的现实面前，他又感慨地说：“丞啊，丞啊，我没有对不起丞，丞却对不起我！”
严用。韩愈认为，担任职位就应该有所作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还有“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活用。区别对待、灵活对待。韩愈在《原毁》里提倡“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韩愈在《驽骥赠欧阳詹》写道：“驽骀诚龌龊，市者何其稠？力小若易制，价微良易酬。”韩愈用“驽骀”比如庸才、奴才。人们为什么喜欢奴才？因为奴才容易驾驭，而且成本低。对于一般的人才，韩愈主张“校短量长，惟器是适”。根据人才的特长，任用他的长处。他在《进学解》中用木材做屋梁，木匠根据木材的长短和材质，量材使用。阐明人尽其才。提拔人才，公正贤明；选用人才，态度公正。灵巧的人和质朴的人都得引进，衡量各人长处，按照他们的才能品格分配适当的职务。反对优劣颠倒，是非不分。韩愈对现实中小人得势，才子失意，感到痛惜。他在《驽骥赠欧阳詹》写道：“人皆劣骐骥，共以驽骀优。喟余独兴叹，才命不同谋。寄诗同心子，为我商声讴。”“君看广厦中，岂有树庭萱？”韩愈认为栋梁之才，必将有用于社会。
四、提拔人才
苦心发掘人才。韩愈三次落选吏部考试，上书宰相，以求推荐，在《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中他反问宰相：“今虽不能如周公吐哺握发，亦宜引而进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现在您虽然不能像周公那样吐哺握发，也应该积极推举他们，考查表现而后决定去留，不应该冷漠对待、无所反应。）他在《进学解》中说：“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他在《马说》中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常人不擅相马，故不能满足千里马施展才华的种种条件，无法保证其发挥才能。千里马的悲惨遭遇是“祗辱于奴隶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是暗指人才被不识货的领导埋没。事实上，由于缺少识才之人，社会上很多人才被埋没。韩愈主张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推荐选拔各种人才。“可举而举焉，不必让其自举也；在下者，也要可进而进焉，不必廉于自进也。”反对不公正地选拔人才。唐代对于君主或自己长辈的名字、谥号等不能直接说出来，遇到非说不可的时候，可以用别的字代替，或将原字缺笔处理，这叫避讳。李贺父亲的名字叫晋肃，“晋肃”两字与“进士”相犯（声母相同），所以，李贺要避父亲的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此事对李贺打击很大。韩愈写了《违辩》，反问：“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韩愈辛辣地反驳了避讳的荒谬。最终，李贺还是没有通过审核，没能取得参加进士考试的资格。软弱的李贺，忧郁过度，年仅27岁就染病而死。韩愈对此感到非常惋惜。韩愈在《上考功崔虞部门》提到考试不公正，一些应试者凭着文辞华丽被选中，而且还得到升迁。自己没有拜谒权贵，没有考中。他质疑当时的考试选取制度。还有，韩愈提倡公正平等地选拔人才，体现了他博爱、平等的人道主义观。他在《原人》中写：“是故圣人一视同仁，笃近而举远。”韩愈谈道：“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韩愈憎恨嫉贤妒能的小人。他在《利剑》中写到：“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谗夫，使我心腐剑锋折。”韩愈希望社会形成推荐人才的良好风气，“蔽能者诛荐受”。他希望压制排挤人才的人应该得到惩罚，推荐人才的人应该受到嘉奖。韩愈既是千里马，也是伯乐。韩愈推荐人才，用人不避亲，用人不避仇。韩愈是英雄爱英雄的模范。韩愈推荐的人才出身大部分是下层，有的甚至是“操耒铝而耕于野”的贫寒之士。例如孟郊、李贺都出身贫寒。贾岛，家境贫寒没有生计，出家为僧。然而贾岛爱好诗歌，受韩愈器重。孟郊、李贺等，都是生活极度贫困的人。韩愈推荐过张籍。其他如《荐樊宗师》里的樊宗师，《荐士》诗里的孟郊等等，韩愈都不是着眼于他们的家世和本人的地位高低，而是看重他们的“有德、有才、有艺、有文”。平庸的领导用人唯亲或用人唯媚，优秀的领导用人唯才唯德。以上是对韩愈人才观的总结。
韩愈的人才观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先进性。当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是因为韩愈受孔孟之道影响深远。孔子在《论语・为政》中提到“君子不器”，意思是有文化的人不应该做具体的事情，而应从事脑力劳动。韩愈在《圬者王承福传》提到“圬之为技，贱且劳者也”，可见韩愈对体力劳动有偏见。事实上，体力劳动者也是人才，不应该视其“贱”。现实中，正如韩愈所说的“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嫉贤妒能是人性之一。自古以来，不怕英雄爱英雄，只怕英雄恨英雄。现实中一些贤者郁郁不得志，因为妒贤嫉能是人性之一。《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对才能与智谋高于自己的诸葛亮，发出感叹“既生瑜，何生亮？”嫉贤妒能是人的本性，但是人性也有光明的一面，就是“英雄惜英雄”。随着社会进步，我国十的人才强国战略提出深化干部制度改革，建设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和坚持党管人才的原则，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的政策。我们可以借鉴韩愈的人才观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使各尽其才，人人尽展其才。“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提高民主质量，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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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川.韩愈人才观初探[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2.
[4]林鸿荣.韩愈“人才观”之我见.韩愈研究论文集[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5].党的十报告[R].2012.
唐宪宗十分迷信佛教，在他的倡导下国内佛事大盛。公元819年，又搞了一次大规模的迎佛骨活动，修路盖庙，人山人海，官商民等舍物捐款，劳民伤财，一场闹剧。韩愈对这件事有看法，用奏折一递，就惹来了大祸。于是，宪宗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了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他被押送出京不久，家眷也被赶出长安，年仅12岁的小女儿也惨死在驿道旁。韩愈自己觉得活得实在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儿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与水土而言，这里条件不坏，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当时北方早已告别了奴隶制，唐律明确规定不准没良为奴，这里却还在买卖人口，有钱人养奴成风。其习俗又多崇鬼神，有病不求药，杀鸡杀狗，求神显灵，人们长年在浑浑噩噩中生活。
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比之于北方的先进文明，这里简直就是茹毛饮血，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按照当时的规矩，贬臣如罪人服刑，老老实实磨时间，等机会便是，决不会主动参政。但韩愈还是忍不住，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当时鳄鱼为害甚烈，当地人又迷信，只知投牲畜以祭，韩愈“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广普通话。不可想象，从他贬潮州到再离潮而贬袁州，八个月就干了这四件事。我们且不说这事的大小，只说他那片诚心。
当我手扶韩祠石栏时，我就想，宪宗佞佛，满朝文武，只有韩愈敢出来说话，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上书直谏呢？如果在韩愈被贬时有人出来为之抗争呢？历史会怎样改写？还有，在韩愈到来之前，潮州买卖人口、教育荒废等四个问题早已存在，地方官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任又一任，其任职超过八个月的也大有人在，为什么没有谁去解决呢？如果有人在韩愈之前解决了这些问题，历史又将怎样改写？但是没有，什么都没有。长安大殿上的雕梁玉砌在如钩晓月下静静地等待，秦岭驿道上的风雪、南海丛林中的雾瘴在悄悄地徘徊。历史终于等来了一个衰朽的书生，他长须弓背，双手托着一封奏折，一步一颤地走上大殿，然后又单人瘦马形影相吊地走向海角天涯。
李渊父子虽然得了天下，大唐河山也没有听说哪山哪河易姓为李，倒是韩愈一个罪臣，在海边的一块蛮夷之地施政八月，这里就忽然山河易姓了。历朝历代有多少人希望不朽，或刻碑勒石，或建庙建祠，但哪一块碑哪一座庙能大过高山，永如江河呢？这是人民对办了好事的人永久的纪念。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我遍读祠内凭吊之作，诗、词、文、联，上自唐宋，下迄当今，刻于匾，勒于石，大约不下百十来件。1300多年了，各种人物在这里将韩公不知读了多少遍。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师者，所以传道、受①业、解惑也。②
――《师说》
博爱③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物之谓德。④
――《原道》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⑤
――《原毁》
龙嘘⑥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⑦
――《杂说一》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马说》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⑧
――《进学解》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⑨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
――《送孟东野序》
注释：
①〔受〕同“授”。
②〔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是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释疑难的。
③〔博爱〕对人类普遍的爱。
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物之谓德〕对人类普遍的爱叫做仁，行动适宜叫做义，从仁义出发去立身行事叫做道，自己本来就具有而不需要外来影响叫做德。
⑤〔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古代的君子，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对待别人宽容而简约。
⑥〔嘘〕 呼气。
⑦〔龙嘘气成云，云固弗灵于龙也〕龙呼出气形成云，云固然比不上龙灵异。
⑧〔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勤奋使学业精进，玩耍使学业荒废；不断反省使德行更加完善，放任自流使德行逐渐泯灭。
⑨〔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大凡一切事物得不到平静、平衡就会发出声音。
韩愈，字退之，世称韩昌黎，又称韩文公，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为后人留下了许多佳作，被后人推为“唐宋家”之首。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后人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后人将其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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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被称为韩文公。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
韩愈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政治家以及哲学家，他作为当时的文坛泰斗和古文运动的领袖之一，有着十足的气场。苏轼称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同柳宗元并称为“韩柳”，明代有尊崇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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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号称“文人之雄”，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又是唐宋家之首。他的教育思想大体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如“五原”学说；二是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如《进学解》；二是尊师重道的教育实践理论，如《师说》。韩愈为了整顿当时秩序和振兴儒学道统而提倡学习古文，又为了宣传古道而写作古文。曾倡导古文运动，他的儒学思想对后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成为我国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在此笔者就韩愈的教育观点展开探析。
一、人格培养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
韩愈的教育目的主要强调的是人才培养的目标即人格，与我们当今的现代教育目标是不谋而合的。韩愈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其政治主张也就是他的教育目的。在韩愈的“五原”（原道、原人、原性、原毁、原鬼）学说中，他把性分为三品，上品人“善焉”，中品人“可导而上下”，而下品人则是“恶焉”，除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善、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也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的人要求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乏有上品之人，远古的舜就是上品之人，他要求自己严格而全面，对待他人宽松而简单，所以处事不怠惰，对待别人乐于善举，他的为人是仁义之人。韩愈在“五原”说中究其原因：仁义之人做事都会由己推他，便会常常责问自己说：“他，是个人；我，也是个人。他能够这样，而我却不能这样。舜、周公，是大圣人，后世没有能及得上他的人。”于是便有人说：“不如舜，不如周公，是我的不足啊。对他人要求多，所以他人不容易有善举；对自己要求少，所以自己进取少。看到我的见解而记住它，那么国家差不多就能够治理好啊！”[1]这就是韩愈的原始教育理念。当今世人，指望自己的名誉美好、道德得以弘扬，在高尚的情操上想有所作为的人，就要培养自己的人格，人格更应该作为我们现代人的培养目标。
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的，是“不移”的，不能相互转化。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改变，也就是我们现代人强调的教育与法制。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内使其性移动。看中他人好的一方面，而不求全责备要求其他的方面；认可他人现有的，不追究他人的过去。诚惶诚恐惟恐他人不能因为做善举而有好报。[2]一方面的善是容易做到的；而一种技艺就更容易做到，所以我们在培养人才技术的同时要及时传授新的思想，注意性情的疏导和引领。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的观点，说明教育的作用具有局限性。他提出的“性情”说对宋明理学产生很大影响，也包括对现代心理学中性情说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怠惰和忌妒就是所说的根源，怠惰的人不能修养身心，而忌妒的人害怕他人有修养，所以在高尚情操的培养过程中，首要的是身心培养与性情的修炼。只有引导、修炼怠情和嫉妒，才会使人向善的一面去转化，这样才不失我们对人才培养和教育的目的。
二、韩愈倡导“古道”的学说
韩愈倡导吟读六经的文章翻阅百家的著作，对记事的作品—定记下它的要点，对立论的撰写一定探索它的头绪。对学问永不满足，务求有所收获，攻击异端邪说，排除佛、老学说，填补儒学的缺漏，阐发精深的道理；寻找那茫无头绪、行将失传的儒家道统，孤独地广泛搜寻远远继承；力挽已经倾泻的狂澜回到正途。对于儒学沉没在芬芳醇厚的典籍滋养之中，咀嚼体味当中的精华，[3]写出来的文章堆满房间。上古的典籍，先生学习《尚书》中的《虞书》、《夏书》，内容博大深远，无边无际；周代的诰文、商代的《盘庚》，文词艰涩拗口：《春秋》谨严精当，《左传》铺张夸大；《易经》奇妙变化却有法则可循，《诗经》内容纯正而文辞华美；六经以下，直到《庄子》、《离骚》，《史记》，以至风格不同，却又各有特色的扬雄、司马相如的辞赋。昌黎先生的文章，可说是内容深博而文辞奔放流畅。
韩愈的《进学解》，内容深博而文辞奔放流畅，很有正义感。韩愈通晓治学的方法，更能融汇、吸收不同方向的学问。提倡公开、公平地提拔人才，使用聪明的、老实的人才，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各方面的人才都得到任用。沉着委婉的人，可以表现他们特有的美态；卓越超群的人，可以显露他们非凡的才能。衡量各人的长短，恰当地加以分配任用，使每人都能人尽其才各尽所能。韩愈认为：从前孟子喜欢辩论，孔子的学说由他而得以阐明。孔子周游列国，车辙遍布天下，最终在不获重用中了结一生；荀子坚持儒学正道，博大精深的理论得以弘扬，为了逃避谗言而跑到楚国，最终被罢免官职，老死在兰陵。这两位儒者，说出来的话就是经典，做出来的事就是榜样，超出了常人的思想境界，优秀到足以进入圣人的境域，他们在世的遭遇又怎样呢？当时韩愈虽然学习勤奋，他本人认为还不是正统之学，言论虽然繁多，却未能掌握要领，文章虽然奇妙却不切实用，德行虽然有一定修养却没有传颂给别人。而现代人在陈旧的古书中抄袭一些说法，有一些行动便遭到诽谤，那就等于质问木工为何不用小木条做大柱，批评医师用菖蒲来延年益寿。
韩愈在《马说》中宣扬重用人才的观点，文章匠心独运，用“伯乐——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比喻“大夫乌公一镇河阳，而东都处士之庐无人”，赞颂乌重胤慧眼识贤、善于荐拔人才；又用“私怨于尽取”反衬乌公“为天子得文武于幕下”的难得可贵，似“怨”而实颂，且比正面称赞更为有力。文中也不直写温生之贤能，而是从多方面叙说温处士出仕后给东都带来的“不良”影响，反面衬出其过人之才，十分含蓄而巧妙。原本是士大夫的“冀北”有真才实学而隐身不仕的。
三、韩愈尊师重道的教育实践理论
韩愈在教育教学活动中除亲自执教之外，还对科举制度和传统教育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观点，指出当时科举制度的流弊是：“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他认识到靠科举考试是选不到人才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识别人才、培养人才的有见地的学说，如他在杂说四《马说》一文中提出了“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观点。这就是说，他认为人才总是有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要善于鉴别又培养得当，人才就会大量涌现出来。韩愈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提出了批评。他做四门博士时，请求恢复国子鉴生徒，要用学校来培养人才；做国子博士时，作《师说》、《进学解》，倡导尊师重道，指出成才之道；做国子祭酒时，奏请严选儒生为学官整顿国学。韩愈作《子产不毁乡学颂》，批评了当时不重视地方教育的现象，歌颂郑子产的不毁乡学。他重视地方教育，在潮州做刺史时，拿出自己的薪俸兴办州学，发展地方教育。
韩愈倡导的“道”也有特定的含义。其内容是要“忧天下”、“兼济天下”，而不是像传统儒家那样。韩愈是不主张“独善其身”的，而更重视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因材施教。韩愈在《进学解》一文中强调“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奋，而荒废在于嬉玩的态度；德行的成就在于思考，而失败在于随便。”[4]韩愈运用事实“粗大的木材做屋梁，细小的木材做屋椽，柱上的斗拱、梁上的短柱、门臼、门坎、门插、门楔，各用合适的材料建造，用以做成房屋，这是木工的心思。贵重的地榆、朱砂、天麻、青芝，粗贱的牛溲尿、马屁菌，破鼓的皮子，都收藏起来，以备使用时无有遗缺，这是良医的修养”来例证学习是一个积累过程。
当今世界的科技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最可贵的品质是创造性。而创造教育应成为一种发展趋势。新世纪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使我们在教育战线工作的人感到欣慰的同时，更感到了压力。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必须要加强自身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教书育人，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劳动的知识性、专业性、艺术性、创造性、复杂性、长期性和示范性的特点，决定了教师素质构成的特殊性。为此，我们只有加强自身的修养与磨练，才可能成为称职的教育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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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冷成金.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文起八代之衰。这句话是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对韩愈的赞誉，赞扬他发起古文运动、重振文风的历史勋绩。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四家”之一，是豪放派的主要代表。他的代表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和《东坡乐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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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愈；墓志铭；女性观
韩愈（768-824）是中唐杰出的文学家。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哲学思想等方面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而有关韩愈的女性思想方面的研究却相对匮乏。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韩愈撰写的女性墓志铭的分析，探究韩愈视野中的女性。
一、韩愈所撰写的女性墓志铭
据韩愈的女婿李汉所收集的韩愈的散文数量统计，碑志文共有76篇，其中墓志铭类的有50多篇。韩愈所作墓志备受推崇，《唐才子传》说“时韩碑铭独唱”，而明人吴讷在论及韩愈这类文章时说：“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叙事，面目首尾，不再踏袭”。在这50篇中，其中为女性所撰写的墓志铭有9篇，虽然为数不多，但在历来的研究中却甚少有人涉及。在这些女性墓志铭中，韩愈表露出了他的女性观。
这9篇中的6篇都是写给官员夫人的墓志铭，而剩下的三篇则是写给生活中亲近的人，岳母、女儿和乳母。
女儿、乳母和岳母都是韩愈生活中最为亲近的人，所以这三篇墓志铭与其他6篇不同，在这三篇墓志铭中，除了常规的描述性语言外，浓厚的感彩更是穿插于字里行间，在哀悼逝者的同时诉说自身的命运多舛。在给女儿的墓志铭中提到自己因书写《谏佛骨表》而遭贬斥连累家人，致使年仅12岁的四女因在途中生病，不得修养和治疗而离世。
女年十二，病在席，既惊痛与其父诀，又舆致走道，撼顿失食饮节，死于商南层峰驿。
客观事实般简练的陈述，却将女儿死前的惨状描述地生动形象，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自身境遇的无奈和作为一个父亲眼看女儿离世的自责与痛心。
在给乳母的墓志铭中，开头描绘了乳母待自己视如己出的母爱，接着又借乳母哺育自己的过程来叙述自己孤苦的童年。之后便是记叙自己如何摆脱童年阴影，发奋图强在考取功名后报答乳母的养育之恩。从“卒三日，葬河南县北十五里。愈率妇孙视窆封，且刻其语于石，纳诸墓为铭。”中可看出，韩愈对乳母的感情是发自肺腑的真诚。
二、韩愈笔下的女性形象
中国古代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深受限制与束缚，经济上、政治上处于被压迫地位，在家庭中则受男子的奴役，社会地位卑下，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妇女的形象标准。那么韩愈笔下的女性形象以及他理想中的女性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闺秀淑女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在讲究门当户对的大环境下，官员夫人也都系出名门。韩愈也极其重视女性的出身，所以他花了很大的笔墨在渲染她们的门第。例如《河南府法曹参军卢府君夫人苗氏墓志铭》，在墓志铭开端便这样写到：“夫人姓苗氏，曾大父袭夔，赠礼部尚书；大父殆庶，赠太子太师。父如兰，仕至太子司议郎，汝州司马。”当然在第一部分这样写无可厚非，但在最后一部分还写到：“赫赫苗宗，族茂位尊；或毗于王，或贰于藩。”可以看出全文都在极力渲染苗氏的母家地位。在《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中，更是用了一大段来写韦氏的家庭出身。详述其“七世祖父封龙门公”，其祖父“太原少尹”，其父“太子少保”等官职。
而且第二段又写到她的夫君出身不俗“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其后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遗。
在《楚国夫人墓志铭》中也有类似的描写：
楚国夫人，姓翟氏，故检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书令许国公之妻。韩氏族大且贵，又太尉刘公甥，内外尊显。
此段文字除了写翟氏出身名门，也强调了其夫家的煊赫家世。由此可见在韩愈看来门楣对于女子是相当重要的。
闺秀除了具备不俗的家世外，就其女性自身魅力而言，韩愈还十分重视女子的容貌和举止气质。
同样是《监察御史元君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的最后一部分，以《诗经・硕人》的庄姜来比拟韦丛。《诗经・硕人》中庄姜是一位不仅家世显赫，而且，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美女形象。由此传递给我们的一个信息是，在韩愈看来女子除了有高贵的出身外，还应有如花的容颜。或者并不单纯是指外表的美丽，更是举止的高雅，与气质的不俗。这便与传统意义上的淑女形象不谋而合。
（二）知书达理，相夫教子
由前文所述，这些女子皆系出名门，所以在韩愈撰写的墓志铭中，也极力赞扬这些女子的家教。在韩愈撰写的墓志铭中，赞扬女性的为妇之道，像唐代许多文人一样，充斥着指代贤良的形容词，如顺、婉、柔、恭及勤。如《扶风郡夫人墓志铭》中有这样的描写：“卢某旧门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闻教训，有幽闲之德，为公子择妇，宜莫如卢氏。”和“婉婉有仪，柔静以和。”（《河南缑氏主簿唐充妻卢氏墓志铭》）
韩愈还充分地认识到妻子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在家庭生活中，妻子的行事有着很大的主动性，她们是整个大家庭的管家。韩愈笔下的女性都显示了管理家庭事务的超凡承受力。扶风郡夫人卢氏“入门而媪御皆喜，既馈，而公姑交贺。克受成福，母有多子；为妇为母，莫不法式；天资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与颜色，人人莫不自在；仗婢使数，未尝过二三，虽有不怿，未尝见声气。”
中国传统儒家观念认为，孝道是子女道德情操的第一要义，所谓百善孝为先。但女性的孝行之所以受到表彰，往往不是因为她们对于生身父母尽孝，而更多的是因为她们能够代替丈夫侍奉公婆。虽然孝道对于男子和女性是一样重要的，但是侍奉老年父母的任务却主要由女性承担。楚国夫人翟氏“肃恭诚至，奉养不怠。皇姑以夫人能尽妇道，称之六亲。”韩愈认为，媳妇侍奉公婆的孝行是衡量一位女子是否尽妇道的标准。
韩愈还认为女性应该具备教育子女的能力，重视母亲作为教育者对子女成长的重要作用。在韩愈为女性撰写的9篇墓志铭中，几乎每个做了母亲的女性都因为教育子女有方而受到称赞。《楚国夫人墓志铭》“其事夫，义以顺；其教子，爱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贵富，不危溢者，楚国有助焉耳。”他最亲近的乳母李氏也是这样的慈母，“入韩氏，乳其儿愈。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怜不忍弃去，视保益谨，遂老韩氏。”（乳母墓铭）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论述，笔者可以描述出韩愈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在现实生活中，一个女性必须对大家庭负责，孝敬公婆，处理好和家庭其它成员的关系；她还必须是一个贤明的管家，不仅从事妇工，还要训育子女，主持家庭事务。韩愈还认为对这些事情的处理，反映了女性对于大家庭的巨大作用。而所有的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都间接或直接反映出了韩愈的女性观，就是那一时期的女性并不是作为个体独立存在的，她们没有自己独立的身份，独立的人格，她们的存在必须依附着某种介质，例如她们的母家或者她们的夫家，她们的价值也必须通过她们所依附的介质才能得以实现
韩愈理想女性观的突出特点就是在家庭范围内，突出的是女性的“贤德”和“恪尽职分”。封建社会妇女做人的规范，尽其职分，显示出“以丈夫为重”、“以家庭为重”、以“礼”为重的贤德。她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担当家庭重任，无私奉献于男性，尽到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妇的责任。韩愈并没有把她们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所以说其视野中的女性形象大体未摆脱传统女性观念的藩篱。韩愈通过对女性墓志铭的写作，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建构出了他心目中的女性形象，以此为所有女性树立一个理想的榜样。（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清]董诰等《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
[2] 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