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8 00:22:22
红学曾经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20世纪的三大显学，在国人的心目中，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进入21世纪后，红学研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发生了诸多改变。学术研究因为其自身的特点常常作为社会中部分精英人群的专利，似乎距离普通民众距离较远。而2005年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携带着他的“秦学”研究理论登录《百家讲坛》，将红学研究推入了寻常百姓的视野，而他那种掺杂丰富想象力的解读也让市井之间掀起了一场“红楼热”，而“草根红学”这个名词也因此进入了公众视野。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确立的核心和主要命题就是“秦可卿原型”。秦可卿名列“金陵十二钗”正册之末，首次出场是在小说第五回，而至小说第十三会就青春早亡了，出场不多，说话也很少。两百多年来，几乎无人对她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评论。只有少数有关考证秦可卿死因的文章。至上个世纪40年代，红学家考证出在曹雪芹原稿中，秦可卿是因为她与公公贾珍之间的恋情败露而羞愧自缢的。评论秦可卿的文章由此而渐渐增多了。秦可卿本来清晰的形象却由此变得渐渐模糊。其实，作为当事人的畸笏叟已经将其中原委说得很清楚：“‘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夫因有风姐贾家后事二件，嫡（岂）是安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事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可是，后世的学者不肯放过秦可卿这段早已被她的塑造者擦去的“秽迹”。刘心武先生更是对此大家加渲染，极尽所能地美化秦可卿与贾珍之间的恋情，并赋予秦可卿以皇室贵胄的身份，推测秦可卿的原型很可能就是清康熙朝的废太子爱新觉罗・允i的女儿，《红楼梦》的“真故事”其实就是一场失败了的政治阴谋。刘心武先生撇开宝黛的爱情，来强调小说故事的政治内涵，《红楼梦》说成是宫廷政治斗争的产物，附加上雍正夺嫡、弘皙逆案。人们有理由怀疑，曹雪芹如果一直被家族得失困扰着，他能不能写出《红楼梦》这样伟大的艺术作品。显然，文本中优游不迫的笔墨、对人生自然的纵情欣赏说明了一切：曹雪芹不是那种沉溺于一己悲欢的人，更不是睚眦必报的人。曹雪芹的目光穿越了历史，透视着社会，他所忧虑的不是一家一族的盛衰悲欢，而是历史与社会的忧患，所谓“忧愤甚广”“感念殊深”是也。《红楼梦》不是一种家族盛世的回忆，而是作者试图对历史深处决定人民命运的、中国社会陷入恶性循环的“铁律”的探求。刘心武先生用宫闱秘史来解读《红楼梦》实际上是贬低了《红楼梦》的政治意义。
学术研究需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具备严谨的学术态度，每一个结论都需要大量考证的支撑，不能以个人的猜想和推论作为研究的前提。在刘心武先先生所著的《画梁春尽落香尘》《《红楼三钗之谜》《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和《红楼望月》等书中，论证过程缺少严谨的逻辑，而论据又多有不实之处。例如，刘心武先生举证说，《红楼梦》中荣禧堂上的对联“座上珠玑昭日月，堂前黼黻焕烟霞”是根据王士G《居易录》中所记载的清废太子爱新觉罗・允i所作的“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一联改编的。 但是，著名红学家蔡义江先生已经查出“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乃是出自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作《送蕲州李郎中赴任》，与清废太子胤i并无瓜葛。再如，刘心武先生在对贾元春年龄的推论上也自相矛盾，这就不能不让人对刘心武先生的治学态度和研究结论产生怀疑。
刘心武先生的“秦学”虽然经不起专业的学术研究和历史考证，但是，它的出现在红学史上却是并非偶然的。
首先，从早期的红学研究来看，由于小说并非完本，其情节和人物诸多方面存在疑点。在传抄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些谬误，在早期红学研究者中就有人认为《红楼梦》是“一声也而二歌，一手也而二牍”。作者使用“史家之曲笔”进行创作。一时间，“张侯家事说”“明珠家事说”“反清悼明说”“顺治与董小宛恋爱说”等，各执一理，曾经轰动一时的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虽然索引的内容不同，且有肢解《红楼梦》的嫌疑，但是，它们几乎都围绕着《红楼梦》的政治意义做文章。其实，“秦学”从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上看，和以前的索引派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不过是索引的具体结论不同而已。 可以说是索引红学的土壤孕育了刘心武先生的“秦学”。
其次，自王蒙倡议作家“学者化”之后，很多作家也在总结创作经验和探索文艺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其中，就有不少位作家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中颇见功力和成果。作家将自己精湛的写作技巧和形象思维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就好像手持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在学术研究中另辟蹊径，另一方面也可能对严谨的学术研究带来不容小觑的伤害。作家往往要比学者更懂得如何调节读者的兴趣，更清楚如何让自己的观点引起民众的注意。作家的丰富想象力和活跃的思维也很难受到学术规范的束缚。所以，在学术研究中，理解的成分有的还没有想象的成分多。
再次，从刘心武先生自身来看，作为作家的他在进行红学研究时，不是从他所熟悉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欣赏的角度出发，而是从考证和探佚的角度展开研究。人们可以从他的作品中看出他对红学史和清史的了解要比专业的学者逊色得多，作家的惯性思维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依然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他的“秦学”理论往往忽视了历史实证的重要性。例如，刘心武先生在对“秦可卿原型”和“贾元春的原型”的论证中，不能在历史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人物，只凭主观臆断进行猜想。这种“六经注我”的主观随意的方式，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无益的游戏。文学作品是通过具体来反映一般的，没有情感描写，]有人物命运，在《红楼梦》中就无法体现作家对生活的看法和对理想的追求，就无法体现作家的历史认识和社会观念，因为作家既然无法直接将自己的政治见解抽象地摆出来，而只能通过塑造人物，展现一种人生、人生的爱情、婚姻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愿望，来表达作家自己的世界观和对社会、文化的看法，或者说，《红楼梦》的政治意义是附丽于人物命运的。
由此可见，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只能算是作家学者化与中国传统的索引红学结合下的畸形产物。但是，它使社会上的“红学热”再度升温。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秦学”是在借助《红楼梦》经典名著的地位进行炒作。而《红楼梦》以一书名学，绝非寻常之事。古时有“选学”之说，那是因为萧统所遗之《文选》备受后世推崇。唐代以后，《文选》更是与儒家经典一样成为文人士子必读之书。这与《红楼梦》的“家置一编”颇为相似。所以，钱钟书将“选学”与“红学”并称，赞之“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红学之所以能够获此殊荣，正是因为《红楼梦》所拥有的广博精深的内蕴及其精致多维的表现形式。清代曾经有人以一句竹枝词“开言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惘然”来描述当时《红楼梦》的受众之多，影响之深。在国人心中，《红楼梦》所具有的文化影响和品味是其他作品难以超越的。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人们的文化视野也越来越广阔，欣赏品味也不断提高。人们开始追求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刘心武现象”正是借助《红楼梦》自身具有高雅的文化品位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博取大众的关注。
其次，刘心武先生的“秦学”自身所具备的某些特征是其导致“红学热”再度升温的内因。特征之一就是“学术的娱乐化”。所谓“学术娱乐化”就是把学术与娱乐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它巧妙地避开关于学术研究中的研究方法与治学依据的讨论，把理论之争转变为价值争论，用草根红学之名转移学术争论的重点，严肃的学术讨论变成了人人都可以参与的群众座谈会，不仅无需再陷入学理之争的漩涡，还可以获取人人参与的热度。而大多数人都是在对名著崇尚的民族心理意识下，以娱乐的心情去听刘心武先生的讲座，而未必会有人认真地研究《红楼梦》。你讲得热闹，我听得有趣就可以了。
特征之二就是“探秘的趣味性”，“秦学”以学术的名义出现，但是其揭秘的解读方式可以制造大量悬念，而普通民众对于野史秘闻的猎奇心理正好因此得到满足。特别是对“宫闱秘事”的猜谜更深化了探秘的兴趣。 曾有人揶揄道，中国满清三百多年的历史对后世最大的贡献就是养活了一批电视编辑，清宫戏是一个常青的主题，总能演绎一出又一出的故事，从《太祖秘史》《孝庄秘史》到《皇太子秘史》，还有《西施秘史》和《武则天秘史》都因为迎合了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和想象，具备了争权、阴谋、秘闻、传奇等“畅销DNA”而大受欢迎。几千年的皇权政治使得国人对于宫闱秘史尤为热衷，而“秦学”恰恰恰恰拽住了通俗历史最大的这个卖点。那些发生在皇宫和深宅大院里的故事则统一成为话题的中心。 因为这些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最能普通民众产生无限遐想。 这样的一场“红学热”正体现出这个古老民族在文化上的畸形。
特征之三就是“受众的平面化”，在这场红学草根化的热潮中主要的观众是没有读过《红楼梦》或者对《红楼梦》了解不多的人，他们普遍缺少有关“红学”方面的基本常识。因此，刘心武先生以“文人说书”的风格，层层铺设悬念的讲述方式，通过对名著《红楼梦》的解读，娓娓道出骇人听闻的宫闱秘事，很容易抓住他们的注意力。当刘心武先生打出“平民红学”的旗号，声称“我觉得我为民间红学拱开了一道樊篱，为研究群体出了口闷气”，并且大谈“学术空间共享”的时候，很容易在感情上得到这些人的支持。但是，这样一来，名著《红楼梦》在他们的眼中就变成了一部“谜语大全”， 而且作为文学小说所散发的艺术魅力可能会受到忽视，也会影响他们对《红楼梦》艺术价值的评定。
再次，媒介的宣传与炒作也大大提高了“秦学”的影响力。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媒体纷纷介入学术研究，在文化推广方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相对于阅读书籍的枯燥，试听宣传所具有的优势是阅读难以比拟的。《红楼梦》作为古典名著，与普通大众而言，与其捧着那么厚厚的一本书去阅读，不如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来观看一下相关的视频。而“秦学”正是借助《百家讲坛》这样一个媒介，用趣味性极强的揭秘方式来给大家讲述《红楼梦》的“真故事”。精彩的讲述，再配以形象的视频资料，令观者感觉与名著之间的距离瞬间就被拉近了。一直被高高地置于圣坛之上的经典似乎已经走下圣坛，变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凡人，无需任何文化积淀，只需要一边休息，一边看看视频就可以轻轻松松了解一部经典名著隐藏的秘密，这对普通观众而言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的。同时，电视、网络等媒体本身也拥有大量的观众，以此为平台来传播自己的想法，其受众之广泛是任何级别的学术会议都无法与之比肩的。而媒体为了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又往往会为其构筑强大的宣传网，借助各种渠道来打造品牌效应，扩大影响力。而“秦学”正是借助电视播讲的方式走进大众的视野，变成了红学的电视代言人，将传统的红学研究从书斋带进了电视媒体，而在观众的心中，也就成了颇具权威的红学代言人。这种现象其实就是传统学术与新媒体结合后的一种异变。
最后，风起云涌的学术论争也是导致“红学热”的一个重要因素。刘心武先生的“秦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大，红学家的公众担忧也日益加剧。但是，草根红学的提出拉近了“秦学”与观者之间的距离。而那些用严谨的考据资料和深奥的学术理论来研究《红楼梦》的学者也因此被放到了大众的对立面。在普通观众的心中，这些学者是遥远的、模糊的，他们的理论和考据枯燥乏味，他们的形象都是皓首穷经的刻板的老学究，无法引起大众的注意和兴趣。所以，诸多t学研究者对于“秦学”的口诛笔伐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草根红学与精英红学之间的争论。支持不同学派的红楼迷也饶有兴趣地加入了这场论争，却在客观上扩大了“秦学”知名度。
《红楼梦》诞生了两百多年，一直倍受世人的关注，“红学热”更是长盛不衰，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滚滚红潮。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几轮“红学热”完全是探秘历史政治的一部分，只是要借红学做政治批判、权力斗争的文章。而由“刘心武现象”掀起的这场“红学热”则凸显了严重的商业化倾向。换言之，就是说红学这片肥沃的土壤不仅仅吸引了学者与政治家的目光，连商家也希望能在这里开辟自己的种植园。而至此以后，草根红学更是一次次被提起，对于《红楼梦》的解读越来越生活化，通过《红楼梦》来解读职场风云，分析人际关系等，《红楼梦》和红学完全从学术圣坛走入公众生活圈，红楼迷也开始在微信，腾讯等社交平台上建立自己的讨论群组，或抒发阅读感想，或阐述自己偶然获取的研究灵感，各种言论异彩纷呈。甚至在网络原创文学平台上还产生了大量的红楼同人网文，为《红楼梦》续写结局，或为其中的某个人物改写故事，或为原书写番外故事。总之，红楼爱好者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这部经典名著的喜爱，也借助这份喜爱来展示着新生代红楼迷的风采。传统红学在经历了“秦学”带来的草根红学风潮之后，不得不面临更多的挑战，也必须开始调整自身的发展模式，不仅要坚守学术研究的规范，还要紧跟时展的脚步，尝试将自身与各种新媒体想结合，以便更好地引导公众正确阅读名著。
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会带动文化发展，经济发展带来物质生活的富足，也同时提升了人们的文化需求，大众的文化视野得到扩展，开始关注部分学术领域，这是一种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大众文化向主流文化发起进攻的第一块阵地就选择红学界，也并非偶然。《红楼梦》以一部并未完成的古典小说在历时两百多年间发展成一门学科，并衍生出诸多流派，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而《红楼梦》雅俗共赏的特点也使它不同于经学、玄学、儒学、佛学等，《红楼梦》在任何时代都拥有庞大的阅读群体，而不像经学、玄学、儒学、佛学等学科需要有相当的知识积累才能读懂其经典著作。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可能不会想到他的作品会在两百多年后获得这么高关注度和推崇，他原是希望他创作的《红楼梦》的故事不必为世人称奇道妙，也不一定要世人喜阅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省些寿命筋力就是了”。但是，未完本的《红楼梦》本身就给后世读者留下了一个永远猜不出真像的谜团，而书中“草蛇灰线”“伏线千里”的写作方法也很容易触动阅读者的探索兴趣。另外《红楼梦》虽然是古典文学名著，但是书中所描述的是世态炎凉、人生琐事以及各种人情世故，书中人物的生活形式与今日相去甚运，而那些隐藏在故事背后的人情冷暖似乎又与今时并无太多差别。也因此，红学会比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更容易受到大众的关注，也更容易被文化所影响。而且，红学不像经学、佛学、诗学等学科那样拥有厚重的历史背景和牢不可摧的正统学术地位。再加上《红楼梦》与大众群体的紧密联系就使得红学处在大众文化和正统文化的边缘，在大众文化与正统文化的碰撞中，它自然会首先受到冲击。因此，传统红学在大众文化影响下发生变化并非偶然，而是大势所趋的必然。
“刘心武现象”的出现，是大众文化向传统学术界发起挑战。多年来，传统学术界如静卧雪山之巅的冰湖，孤立在世界的边缘，遥远而冷漠。所以，当一种将具有亲民性的学术范式出现后，就很容易获得大众的认可，因为对于传统的学术研究不甚了解，普通民众往往无法辨别学术研究的优劣，反而更容易被以通俗性和娱乐性为内质的伪学术所吸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传统学术研究仍旧固守书斋，不肯接受大众文化的检视，不愿走下学术圣坛，仍旧游离于公众视野之外，不仅使得自己的学术研究缺少民众基础，也会使得自己的研究空间越来越狭窄。所以，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刘心武先生抛出“平民红学”这块石斗，投向学术界的深潭，荡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这在客观上使得埋首于书斋中的学者如梦初醒，开始正视大众文化来势汹汹的冲击。也就是说，学术界会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冲击而更加完善，以适应社会转型期文化发展的新格局。就学术发展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件好事，风浪越大，才能促使人们建造更为坚固的行船，学术领域也是这样，只有不断经历各种学术纷争，其本身才能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从而变得更加完善。
此外，传统红学若想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获得新生，还必须注意到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隐患。陈维昭在《红学通史》中指出了胡适提出的“新红学”的“实证与实录合一”的研究方法存在巨大的隐忧。用“实证”来进行科学合理的学术探究工作，是坚持学术严谨的最好体现，但是“实录”的理念与索引红学一样把还原《红楼梦》中隐含的历史事件作为学术研究的目的。这就有悖于严谨的科研精神了。然而，这种“实录”的研究观念在红学研究历史上获得了强大旺盛的生命力。从与曹雪芹同时代的神秘的脂砚斋开始，持有这种理念的研究者一直不乏其人。从学术大家胡适到红学“泰斗”周汝昌，再到霍国玲、刘心武等人，都是用这种“实录”的理念来解读《红楼梦》的。由此看来，红学研究因为自身的某些特性而使它无法彻底跳出猜谜的“泥潭”。在红学史上，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的每一次出现，基本上都是“大受群众欢迎”的。 刘心武用的是探佚红学与索隐红学的方法，作为作家，刘心武先生的想象力是学术规范所无法束缚的。《红楼梦》在结构、人物、环境等方面的描写存在着某些漏洞，而且在传抄的过程中又出现了许多谬误。刘心武先生把这些漏洞认为是深藏玄机，然后到历史文献中去寻找答案，为这些漏洞编造一个又一个神秘动听的历史故事，以迎合大众的猎奇、窥阴的心理。在红学发展的两百多年间，希望反照“风月宝鉴”、猜透“红楼真谜”者，大有人在，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红楼梦》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如迷雾中的高楼，人们可以仰视它的奇伟，却无法看清它的面容。
《红楼梦》作为一部优秀的文W作品，它那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迷人的人性光辉、动人心弦的审美力量使它拥有了永恒的艺术价值。《红楼梦》让人们穿越百年光阴，透过作者精心构建的艺术空间，看到了一个苍凉的时代背影，如爱恨生死、喜怒哀乐、人性在众生皆苦的叹息中执着坚守的美丽与沉溺、痛苦挣扎的无奈与丑陋。它淡化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每个人都好像在那个艺术世界里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因此，不同生活体验、文化层次的读者都会在《红楼梦》中找到与自己灵魂相契合的地方。而红学研究也会因为研究者的人生体验不同而不断产生新的理论。从1980年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第一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开始，红学研究就已经开始走向世界。红学研究也应该在“刘心武现象”中得到启示，时代已经变了，如何在这个复杂、多元的社会中进行学术研究，借助媒体来成功地与公众进行愉快、顺畅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其实，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根本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在当前的文化背景下，人们不能用单一的态度去看待任何一种文化现象。“刘心武现象”是中国传统红学在文化转型期发生的异变，它的出现会使传统的红学研究在经历冲击之后变得更加完善。传统红学也必然会在社会发展的文化转型期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拓展红学研究的新领域。
这本《风筝点灯》，收录了刘心武的散文新作。有刘心武对自己的早年回忆，也有与师友交往的记述、追忆，还有关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思考性文字。全书分别生春天的气、阳台上的蝴蝶、有杯咖啡永远热三辑，共 30 多篇文章。作家直面芜杂纷繁的众生相，将笔触伸向人的心理层面，探幽掘微、深入剖析，所生发出的见解不偏不倚，有助于大众对世道人心和社会公义的认知。全书文字生动细腻，真切感人，文风严谨，读之为美的享受。字里行间流淌着深入的思考和诚挚的情感，给人以启迪，发人深省。
刘心武的散文，总是从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感悟人生，饱含着浓郁的人情味。虽平淡如水，却耐人回味。如在《风中黄叶树关于逆境的随想》等篇目中，大至宇宙、人生、历史，小至一片树叶、滴水、片云，甚至风吼、鸟鸣，刘心武都能找到切入点，加以生发，涉笔成趣。如对于逆境，他写道：不要颂扬逆境，颂扬坎坷，颂扬磨难，颂扬含冤，那样激励不了逆境中、坎坷中、磨难中和被冤屈、被损害的人。要做的只应是帮助逆境中的人走出逆境，只应是尽量减少社会给予人生的坎坷，只应是消除不公正给予人的磨难，只应是尽快为含冤者伸冤。读后，让人有深刻厚重之感。
刘心武的散文充满了智慧的观察与醒悟。他不仅提供了细腻的生活枝节，而且直接指向精神的内核，当然，还有观察世界的角度。如《炸酱面》，一碗面里时空交错，五味杂陈。炸酱面于我便包蕴着生活的常态之美，人在沙漠中渴望生命之绿，头脑中未必浮现出风景名胜的修林茂竹，倒是很可能油然的显现着家乡最平凡，然而也是最生动的一角绿野。而在《有杯咖啡永远热》中，世事多变，咖啡会凉，但有一杯咖啡永远是热的，那里面满盛超越世态炎凉的宽厚与善意。这些都来自作家的切身体验和对生活的深入思考，亲切自然，读后，令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刘心武散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颂扬人性的真善美，揭示人性中的假丑恶，含有劝世的功能。如《萧红的神秘魅力》，写萧军为人潇洒，端木蕻良儒雅，骆宾基性情中人。他们三位家里别的方面差异很大，有一点却绝对相同萧红的照片，大大小小，出现各处，他们三位妻子对此绝无意见，子女们也都安然接受。萧红究竟有什么样的魅力，能把这三位都绝非庸常之辈的男士，在穿越炼狱后，仍能丝毫不减对她的挚爱，甚至可以说是崇拜？而且，这份如同对待女神般的真爱，还能渗透到他们后来的家庭，究竟秘密何在？读之，人与人的心灵交流，令人深思，让人在细细的品味中感悟到人生的真谛。
刘心武为什么这么热爱散文随笔的创作？这是因为，对于他这样一个勤于思考，时刻关注社会人生的作家来说，散文随笔是最适合的载体，承载着作家对人生、人性的探寻，以及对人的灵魂深入细致的开掘。他在序言中说：好文章要见作者真性情，而且最好能为时代留下真痕真影，努力地探测人性，却又不因时间的推移而霉变，甚至还能与最年轻一代的某些读者隔代共鸣。在现实生活和写作里，刘心武都继续坚持着一个原则，那就是：对个体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而这也是他给我们的一句肺腑之言。
一、新版所据后四十回是悲剧
乾隆五十六年(1791)辛亥,程伟元和高鹗通过萃文书屋推出《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程甲本),此书迅速传遍神州大地。从那时开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鲁迅说:“后四十回虽数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与所谓‘食尽鸟飞独存白地’者颇符,惟结末又稍振。”[2]这是合乎《红楼梦》文本实际的学术论断。显而易见,对于后四十回,鲁迅大体上是肯定的,赞许的。
关于后四十回的作者,目前尚有争议,有一点可以断定,他生活于乾隆年间,和曹雪芹同时或稍晚,熟悉当时的世态人情。这个身份优势,嘉庆以还各种续书的作者均不具备。因此,后四十回能够取得相当可观的文学成就,两百多年来深入人心。其中的一些章回,如“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如“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病神瑛泪洒相思地”,一直脍炙人口,深深感动过无数的读者。悲剧和喜剧的观念源自古希腊,将其系统引入中国的第一人是王国维。他指出:“《红楼梦》一书,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也。”此项学术判断的文本依据,正是一百廿回,“彻头彻尾”当然包括后四十回。《红楼梦评论》第三章中大段征引的一节原文,来自九十六回“泄机关颦儿迷本性”。王国维叹赏,那是“最壮美者之一例”――“《红楼梦》之为悲剧也如此”。[3]王国维再三强调后四十回属于典型的悲剧,而今刘心武等人却硬说它是喜剧,不晓得他们的具体理由是什么。
后四十回确实存在“结末又稍振”的问题,不妨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这里边包含着曹雪芹的构想。甲戌本第五回《晚韶华》曲云:“气昂昂头带簪缨,气昂昂头带簪缨,光灿灿胸悬金印;威赫赫爵位高登,威赫赫爵位高登,昏惨惨黄泉路近。”[4]这是讲贾兰的结局为春风得意,高官厚禄,李纨遂得以安享晚年。至于死亡,谁也躲不过去。可见“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只是一种隐喻,而非具体的情节安排。“结末又稍振”合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物极必反嘛。另一方面,这是作者所涂抹的保护色,具有讽刺意味。据梁恭辰《北东园笔录四编》卷四记载,工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那彦成(乾隆五十四年进士)说:“《红楼梦》一书为邪说行之尤,无非糟旗人,实堪痛恨。我拟奏请通行禁绝,又恐立言不能得体,是以隐忍未行。”[5]兵部尚书兼军机大臣玉麟(乾隆六十年进士)亦有同感,且在安徽焚板禁毁过《红楼梦节要》一书。这表明,当时《红楼梦》的生存环境极其险恶。作者预先摆出一副颂圣的姿态,显然是在刻意躲避文字狱,设法保全《红楼梦》。何况,当那些美丽而年轻的生命,黛玉、元春、迎春、凤姐、司棋、鸳鸯、香菱……相继凋谢的时候,作恶多端的丑类贾赦、贾珍、薛蟠、贾环、贾蓉竟能归宿于法外逍遥,这本身就暗含着辛辣的讥嘲――那是一个善无善报、恶无恶报乃至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鬼蜮世界。同样是一出悲剧,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具备深刻的社会内容。
在学术上区分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主要肇始于“新红学”的兴起。即便如此,胡适和俞平伯也没把后四十回一棍子打死。胡适说:“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最可注意的是这些人都写作悲剧的下场。还有那最重要的‘木石前盟’一件公案,高鹗居然忍心害理的教黛玉病死,教宝玉出家,作一个大悲剧的结束,打破中国小说的团圆迷信。这一点悲剧的眼光,不能不令人佩服。”[6]俞平伯也说:“将宝黛分离,一个走了,一个死了,《红楼梦》到现在方才能保持一些悲剧的空气,不致于和那才子佳人的奇书,同流合污。这真是兰墅底大功绩,不可磨灭的功绩。”[7]胡适和俞平伯的眼光一样,跟王国维及鲁迅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后四十回完成了全书的悲剧。
二、新版拒绝腰斩《红楼梦》
《红楼梦》佚稿研究是“新红学”的衍生物,俞平伯是它的开山祖师。1923年春出版的《红楼梦辨》中有两个章节,一是“八十回后底《红楼梦》”,二是“后三十回的《红楼梦》”,它们是佚稿研究的最初成果。彼时俞平伯还不晓得何为脂批,他所依据的是戚序本上的批语,四年后胡适购得甲戌本后才知道,那些批语就是脂砚斋评。在毫不知情的条件下能够慧眼识得真品,俞平伯的鉴赏能力令人惊叹。佚稿研究现已发展成了一个红学专题,俞氏的开创之功不可埋没。照理说,他最有资格藉口“雪芹原意”来否定后四十回,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20世纪80年代,佚稿研究掀起了一股热潮,有严肃的、科学的一面,可惜后继的发展有所偏离。旧版电视剧《红楼梦》抛弃后四十回,而据所谓的“雪芹原意”另起炉灶,自编了六集的结局,就是上述学术背景下的产物。有感于此类状况,俞平伯在弥留之际用颤抖的手写道:“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纸又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8]这是一个纯净的学人思索了一生的学术结论,特别发人深省,催人猛醒。新版电视剧拒绝腰斩《红楼梦》,结局部分依据后四十回,奥秘正在于此。学界经过八十多年的反思获得的宝贵认识,理当得到尊重。
后四十回是《红楼梦》的有机组成部分,理当受到尊重。前八十回是原著,是经典,后四十回也是原著,也是经典,而且《红楼梦》悲剧正是由后四十回来完成的。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是一个整体,学术研究当然可以区别对待,普通阅读则宜维持它的完整性,尤其是面向大众的电视连续剧。严谨的佚稿研究,其成果只能是零零碎碎的细小片段,不足以构成完整的情节,永远都无法取代后四十回,除非涌现大量可靠的新材料。
启功曾赋诗说:“三曹之后数芹侯,妙笔高程绩并优。神智益从开卷处,石狮两个一红楼。”[9]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版的结局依据后四十回,这是一个理性的抉择。
三、关于黛玉裸尸镜头问题
事物的复杂性在于,有了一部完备的文学名著做基础,还不能保证电视剧必定成功。关键是如何真正做到忠实原著。新版的一些明显偏差,当与此相关,譬如选角失当、妆饰奇异、服装无季、剪裁欠妥……某些经典场景,如弄权铁槛寺、小红说奶奶、龄官画蔷、香菱学诗等踪影皆无,让人目瞪口呆。不该删的删了,不该增的增了。买椟还珠的同时画蛇添足,在学术和艺术上均不可取。《红楼梦》本身就是一尊精致的艺术品,学术研究是认识艺术真谛的一条途径。影视艺术涉足名著改编,若态度严肃认真,是不会排斥学术支持的。在《红楼梦》面前,学术与艺术相互依存,并不构成矛盾对立,两者都应当服从原著,服务于原著精神实质的展示。艺术上的错位,结果与学术上的谬误一样,形似尚且不能,遑论神似?个中教训,不妨从容探讨。此处只谈跟后四十回有关的一个例证,即黛玉裸尸镜头。
根据原著,从黛玉卧病到宝玉哭灵,一个来月,贾母根本就没去过潇湘馆,那是作者在鞭笞这个头号家长的冷酷无情与自私刚愎,笔法格外冷峻。在故事层面上,贾母是戕杀黛玉的罪魁祸首,理应受到严厉谴责。新版却借助黛玉的裸尸来凸显贾母的温情与忏悔,有待商榷。当初审阅的剧本中,本没有这场戏。[10]6月份在部分省市地面播出的定版,我们直到7月底才看到。作为《红楼梦》的首席女主角,黛玉是爱情的符号、圣洁的象征、美丽的化身,代表着真善美,承载着人类最美好的憧憬。暴尸属于极端性的惩罚之一,暴露裸尸则意味着天谴,黛玉何等无辜。
少女的可以展示冰清玉洁,但让少女的裸尸横陈在众目睽睽之下,则只能令人极度反感。那不是一件破碎的瓷器,而是一条惨死的人命。瓷器是物,人命是人。瓷器无遮无掩,黛玉的尸体却是穿着寿衣的。有原著为证。九十七回写李纨对紫鹃说:“林姑娘的衣衾还不拿出来给他换上,还等多早晚呢。难道他个女孩儿家,你还叫他赤身露体,精着来光着去吗?”此指换穿寿衣。九十八回始则叙述:“探春紫鹃正哭着叫人端水来给黛玉擦洗,李纨赶忙进来了。”继则描写:“探春李纨叫人乱着拢头穿衣,只见黛玉两眼一翻,呜呼……”[11]黛玉死前擦洗完毕,已穿寿衣,其事甚明。所以说,新版让黛玉裸死,完全没有根据,没有可能,没有道理,没有必要。
作为该剧的文学统筹,我们早就把上述意见反馈给了制片方,八个月来反复劝说、交涉、批评乃至抗议,坚决要求彻底删除黛玉裸尸镜头,半点痕迹不留。[12]遗憾的是,今晚看到,我们的忠告最终全被当成了耳边风――只是把那块像玻璃纸一样透明的薄纱打上了荧光而已。由于肩膀、颈胸和胳膊照旧,暗示非常明晰,故视觉效果仍然十分刺目。面对此景此象,我感到痛心。当初审阅剧本时,我们对旁白的设置提出过明确异议,后来选用额妆时,又提出过书面反对意见,均未获采纳。为了避免制片方产生掣肘之感,我们充分尊重导演的改编自由,故学术介入一直比较消极。年初审看了样片,才意识到问题相当严重,但大局已定,为时已晚。嗣后的沟通,我个人失于简单生硬,没有收到显著实效。目前的状况,我也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现借此机会,向观众致歉。
注释:
[1] 卜昌伟:《刘心武痛批新红楼太喜剧,称欲拍“真故事”》,《京华时报》2010年8月14日娱乐版。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册)第232页至2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
[3] 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王国维学术经典集》第49页至72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4] 参见《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7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61年。
[5]一粟编:《红楼梦卷》第367页,中华书局,1963年。
[6]胡适:《红楼梦考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1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7]俞平伯:《红楼梦辨》(上卷)第118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
[8]韦柰:《俞平伯的晚年生活》,《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
[9] 启功:《哈尔滨红楼梦研讨会开幕》,《红楼梦学刊》1986年第4辑。
[10] 新版编剧之一青枚说:“被网友热炒的‘黛玉裸死’,更是让红学家直斥‘太大胆’。要知道这个画面,在剧本中无迹可寻。”可见黛玉裸尸镜头确属后来塞进去的私货。参见勾伊娜:《谁在编剧新版红楼梦》,《新京报》2010年9月17日C08故事版。
[11] 参见《红楼梦》第1341页、第13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
[12] 张庆善已先期对黛玉裸尸镜头提出公开批评。参见李洋:《中国红学会会长:新红楼还行,人物“额妆”不好看》,《北京日报》2010年8月5日文体新闻版。
沈治钧: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教授、
关键词：朱熹；理学；论战；学术传统；心态
朱熹是中国古代哲学重要流派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活动自然能反映古时学术风气与发展演变的一些特点。在中国，哲学向来不是独立于其他门类的学问，也不像西方哲学一样极富理性。借用今天的概念阐述，哲学孕育在春秋战国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总体大发展中，既不能抽离出来，又确确实实是从中提取的一般性总结。所以，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脉络也同样体现其整体学术传承的情况。本文旨在由朱熹与同时代人的学术争辩、对比古今中外学者对于学术分歧的态度，透视中国学术传承重“争”的特点。
一、 朱熹的“理学征服主义”
虽然朱熹很早就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是当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是他的思想还未能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不少思想家的成果对他有颇具威胁力的挑战。这里所说的“挑战”，其实是朱熹的视角，或者是身处学术之争人们的视角。最终可以达到统治地位的思想根本无需与他者争辩，自会经过时间的淘洗浮现出来。
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吕祖谦为了调和朱熹和陆九渊的理论分歧，邀集了著名的“鹅湖之会”。辩论的中心是“教人之法”，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认识论。 朱熹理学强调“格物致知”，先尽览世事穷极道理，然后进一步思考，得到一般性、抽象的总结与认识。陆氏兄弟则认为“心即理”，主张“发明本心”，即体认心中的天理，平和的思考、内省，尊德性、养心神，然后再去观察外部世界。
面对陆氏兄弟的挑战，朱熹当然不能大意，一则他需要稳固自己的学术地位，二则陆氏的观点颇有禅学顿悟的意味，与儒家整体立场本就有冲突。
虽然朱熹认为陆九渊的理论带有禅宗的色彩，不符合儒学正统，但是他自己也借鉴了其他流派的思想精髓。朱熹继承道南传统，还曾向周敦颐学习太极图说，在他的的思维世界中，易学其实有不小的影响力。他本身也对易学很有天分，在懵懂的孩童时代就可以绘出八卦图，后来也认同易学的内在道理。因而有“朱子道，陆子禅”的说法。但朱陆之辩是针锋相对的意见分歧，与林栗的学术之争却是又一种性质。
林栗在当时易学方面的研究很有成就，事实上朱熹思想的逐渐形成少不了易学发展的影响，但是他对林栗学说有着激烈的反对态度。也就是说，他对事实上正在发生的哲学思想合流非常抗拒，并不认为各家思想可以相通相融，而是觉得在南宋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儒家需要依靠新儒学重振其地位。朱熹要的是新儒学压倒其他学说流派，是理学的强势征服。
二、 西方哲学史剪影
事实上，面对学术之争，古今中外没有人愿意退让，像苏格拉底，一生中不知和多少人、有过多少次辩论。但是在学术传承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思想家们在心理上与西方思想家有很大不同。与中国古代哲学流派横向征讨、互相补充以求发展不同，西方哲学的集大成者多是接续前人的成果，进一步思考、探索而得到新的成就。
以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米利都学派为例，最初，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他的朋友同时也是学生的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泰勒斯的本原说逻辑上不够完美，自己造出了一个概念apeiron，中文译为“无定”。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无定”是难以把握的东西，提出“气是万物的本原”。其实，在这三个人生活的那一个时间段里，并没有米利都学派，虽有师承关系，，但他们三人并非一个“团队”， 学术上他们每个人仍然独立，只是各自借鉴先有的思考进行完善、修正，在后人“心目中”形成了一个有内在相似性的思想流派。他们没有想过谁的成果应该占有什么样的地位。
时间跨度大一点，到康德，他是在前人的肩膀上，看到太多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总结、、思考……得出自己的理论。在我粗浅的感受中，这是哲学思想合流的体现，因为毕竟每个流派都有其精华所在，人的认识一步步发展，看到别人的正确之处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拿过来。但是回到我们中国的古代学术环境中，大多数人是不愿承认学术合流的，包括朱子，他借鉴了易学却又不坦白，看到陆九渊心学的合理之处也不并表示友好。
三、 中西方其他学科的学术传承方式例举
上文从哲学思想的演变展开论述，接下来将选取西方民族学与中国文学两个学科入手分析。
西方民族学逐渐摆脱萌芽状态后开始有了系统的理论体系，最开始、影响力最大的便是古典进化论，相应的就有古典进化论学派。在理论形成过程中，泰勒、卢伯克、麦克伦南、斯宾塞、巴斯典等人，通过各自专长的领域，给后来研究者留下大量的经验与成果。到摩尔根，他总结所有人的成果，依靠自己进一步的调查与实践，系统的完善了古典进化论。但是古典进化论学者们借鉴生物学的进化论时，取舍有些失当，因而使得学说本身有了诸多不合理之处。因而后来民族学界又相继出现历史主义、解释分析论等理论，到上世纪，西方民族学理论体系自我完善，出现了新进化论。我们看到，在西方民族学的整个传承过程中，横向是各有专长、互相补充，纵向是总结借鉴、逐步完善，与前述的西方哲学是同样模式。
转谈中国，今年公众学术热兴起，特别是有一批“学术性讲坛”节目产生，可以从《百家讲坛》讲来。曾经有一个时间段，“红学”（红楼梦）甚是红火热闹，其实“红学”研究向来有很多人在做，譬如学界公认的周汝昌先生以及他的弟子们。但是在社会大众中深受欢迎却是新有的现象，这恐要归功于作家刘心武。虽然刘心武读《红楼梦》很细致，分析也确实看似到位，但是有些地方总显牵强。后来，百家讲坛又出《红楼梦》解评，主讲不是刘心武，而是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笔者本以为周思源讲红楼，可能会有新内容、新角度，不曾想他所言基本都是在驳斥刘心武的观点，颇有针锋相对的意味。后来，刘心武还在媒体上有所回应。只可惜周思源只说刘心武不对，也不说什么才对，让人顿生烦恼，只觉得这样的辩驳毫无意义，又因为《红楼梦》只是拿来消遣着读，所以他们的争辩，我并不感兴趣，现在提笔写“争”，因他们也算在中国传统学术脉络之中，便举之以为例，作为文章观点一个证据。
现在回想，又觉这种“争”的现象其实再正常不过，文人、学者大多潜意识里有“争”的心态，无关人的心性品质，是几千年来的传统遗留的印记。
中国历史上，战国儒墨争，秦重法，汉罢百家，魏晋佛统……直至元代强力的少数民族政权强制推行朱熹理学，儒学在民间才渐渐有了所谓的“统治地位”。一直以来，这种互不相容“争”的状态始终存在，而且遍及各个学术领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今天人们的心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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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
[4]何乃川，《闽学困知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8月。
江城武汉，蛇山南麓，绿树丛中掩映着一组红色的建筑，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辛亥革命遗迹——鄂军都督府旧址。一大早一行人出发来到这里。站在大门外，看到院内那幢典型的西方议会大厦式建筑的的时候，依稀能够窥见当年的辉煌。院内很安静，绿树青草和红色的砖瓦相辉映显得格外的和谐宁静。可是当年的此地确没有今天的这份祥和！
1911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指引下，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敢为天下先，发动了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随即在红楼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前清的咨议局蝶变为革命党人的反清司令部。可以说武昌起义为辛亥革命拉开了序幕，打开了“民国之门”，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政治。可以说这里是中国共和纪元的开端。
进入展厅，里面陈列着孙中山、宋教仁等人的画像，拾级而上，便是当年的武汉租借地，靠近江滩的地盘基本全部沦为租借，当年的中国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展馆内展出了大量的历史图片，展现恢弘壮阔的武昌起义。看到当年的文献，革命刊物，还有当年打法国租借的石碑。最令我感到震惊的是彭刘杨烈士就义的照片，斩首示众这种我只在电视上看到过的场景，当亲眼看到真正的历史图片的时候，心还是深深地震颤，为了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真的让我感动，让我肃然起敬，让我想更好的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据说现在的彭刘杨路也就是为纪念这三位烈士。
走在红楼的长廊上，脚下的木质地板呀呀作响，那声音仿佛传达了些什么。外交部、会议室、礼堂，一切井然有序，只是风云变幻后，楼还在，人已去。今天已是艳阳高照，静谧和谐。独留红楼供人们去回味那个时候的场景，一切就像是一个极为逼真的梦，历历在目，却又看不清楚了。
走出红楼，人们在门口愉快的合影，不知是什么心情，五味陈杂。新一代的少年无法深刻感受当年的激情，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崛起。而我们也有自己新的使命，在看不到的硝烟的战场上，我们也会同先辈一样，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国更加美好的明天。
刘水清
站在庄周梦蝶的翅膀上，进入哲学王国，拜问马克思：“您的梦是什么？”我得到坚定不移的回答：共产主义！
叩开华夏先祖的柴门，请教轩辕黄帝：“您梦中的华胥国在哪儿？”从黄帝给我的历史图标上，我看到了这样的乐土：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还有“中国梦”照耀的五星红旗。
继续神游，我来到山东曲埠，采访曾担任过公安部长的孔子。孔子知道我的来意，对我说：“我老了，不再梦见周公，是因为周公去了盘龙城，他要目睹，2500年之后，一位高明的公安局长，是怎样带领两万民警创建一个‘群众最满意的平安城市’！”
哦，群众最满意的平安城市！
这不就是我，一个老警察的梦！
这不就是我们，全体江城警察的梦！
这不就是一个，可以载于公安史册的武汉公安梦！
梦，是一种希望，希望“武汉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像和煦的春风，染绿三镇的大街小巷。
梦，是一种向往，向往“党性最强、作风最硬、业务最精、纪律最严、表率最好”的一流公安队伍，像秦叔宝、尉迟恭，忠贞地守护在千万父老乡亲的梦乡。
伫立黄鹤楼，我不断纵情地呼喊：“平安武汉！”四空给我以回音：大江大河大武汉，汉警汉民捍平安！
仰望龟山塔，我仿佛看到一座巨大的奖杯——全国综治最高奖“长安杯”，它标志着我市跨入全国最平安城市的行列。
音乐响起，我知道这是伯牙在给为梦想而奋斗的汉警弹琴。蓝天白云下，高山流水间，社区民警王群在挨家挨户地嘘寒问暖；“追赃哥”王勇向同行们解读着他破案的秘密；25万个监控探头认真地编织着“捕鸟”的“天罗”；八千基层民警精心地筑造着“擒狼”的“地网”……
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
记得多年前,王朔发表《我看金庸》一文,写文章攻击金庸是“四大俗”之一,一时引起轰动。那时金庸借用孟子的话,回应了四个字: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意思就是一心想保全声誉,反而受到了毁谤。一心想要达到十全十美,结果却招来诽谤。由此,有时会得到意料不到的赞扬,有时也会遭到过于苛刻的诋毁。很平和的态度,不管王朔的批评是否有理,金庸都表现了他的大家风范。
如今,“朔金”之战早已烟消。但长久以来,类似于这样的风波或者事件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影视领域尤为如此,各种被数落、被取笑声,总是不绝于耳。
2010年,新版《红楼梦》的播出,将这一现象推向了高潮。新红楼一经问世,便成为众矢之的。不少文人、学者纷纷抨击,大部分观众也就势就此人云亦云。新闻报道,满是弊端;网民评论,多为辱骂,那种阵势恨不得要把新红楼一棍子打死。为此,李少红还一度发表声明称不少媒体“断章取义”,也曾明令剧组人员拒绝回答有关“新版《红楼梦》的质疑”的问题。李少红导演面对各种责难,甚至哭红了双眼。“《红楼梦》16个月的拍摄过程,没经历过拍摄的人不能体会个中辛苦。”只能说是,我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最终,不得已,李少红以邮件采访的形式向媒体解答了众议之说。
最先引发争议的是在最核心的环节,演员和剧本上。有人说,演员的人选问题,其实,并不是李少红的问题,客观的原因何其多,她已经做到了最大的妥协,而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谁拍林妹妹谁死”。小说中“黛玉之灵窍”、“宝钗之仙姿”,永远不可能在现实的人间烟火中找到升腾的空间。正是这一点,《红楼梦》才触动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那点不满足感。所有会有“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的悲哀。新《红楼梦》,因几位主角的外形与原著有差异而备受争议,不少人认为剧中的薛宝钗“瘦”而林黛玉“胖”,面对他们之间的“角色错位”,李少红这样理解:“其实演员主要看的是神似。”她说当初让蒋梦婕演黛玉就是看中她的“味道”:“她有着典型的古典骨骼。你去看那些古画里头,不管女人是胖是瘦,不管年龄是大是小,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骨骼不是很明显,都是很柔和的。蒋梦婕就有这样的骨架。”
而在剧本上,李少红出人意料地选择攻势。
新版《红楼梦》编剧队伍中几乎是清一色的80后,九位编剧当中,八位女编剧,只有一位男编剧。无论是那种角度来看,九位编剧似乎均不够“级别”,但“我要拍的红楼,是一个有关青春和成长的故事,希望能让每个正在青春的人和青春已逝的人都能在新版《红楼梦》里获得最大的心灵共鸣,你们写,自然有着天然的感觉,这挺好的。”李少红曾对她的80后编剧说。冷静细想,任何一部若要传世,它必须有符合当下的养分,有当下的价值,作品才会显得有意义。而《红楼梦》的主角们恰恰又是以年轻人为主,他们的年龄普遍介乎16―20岁左右,恰恰是不够“级别”让人充满期待感。
于是,我们看到台词几乎一字不漏照搬原著全文,李少红直言,一个好的艺术家,对一部作品有所发挥,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用在翻拍名著上,这一规律并不可行!《红楼梦》的艺术价值已经到了无需导演延伸发挥的境界,“按照原著重新拍的过程中,我也不觉得乏味,因为它本身的娱乐成分很多,它的幽默、它的诙谐,你们可以在细读中慢慢体味。它的艺术冲突非常多。”出于对原著的尊重,李少红最终在众多版本中选择了全本《红楼梦》:“《红楼梦》伴随着几代人的成长,它的版本多得让人惊讶。我们拍这个版本,不仅仅是意味着拍出所有的内容,还意味着拍出与其他版本本质上的不同。”
其后,“金陵十二钗”满头的“铜钱”贴片也被争论不休,从开拍至今就屡遭批评。李少红对这一效果却颇为满意:“这个装束效果挺好,让大家牢牢记住了这个扮相。”
她认为,剧中这种戏曲化的表现手段,与曹雪芹的初衷不谋而合:“曹雪芹喜欢昆曲,书中他有大量文字是用了戏曲的表现形式。比如宝玉出场时,他头顶的龙球和那种发式本身就不是生活中的;少年宝玉的头发是箍起来的,成年宝玉是散落下来的,这些也是舞台的造型,而非现实生活的造型。书里还有很多贵族化的生活,我们只能用戏剧的表现形式,在仪态和妆容等方面表现这批人身份上的特殊性,这也符合小说的出发点。”
李少红以王熙凤贵族化的“额妆”为例:“金陵十二钗平时都戴额妆,睡觉时才摘下,唯独王熙凤不是。只有她,甚至连生病的时候都会戴上额妆。因为她要坚持表现自己强势的一面。”她再以黛玉的额妆举例:“黛玉因心病病到奄奄一息之际,听说宝玉要娶园子里的姑娘,她心下琢磨,宝钗不在园子里,那宝玉娶的不就是自己吗?于是,她突然间好起来,人都精神了,高高兴兴地起来梳了个额妆。这种装扮也是人的精气神的表现。”
还有人说到,新版《红楼梦》配乐诡异阴森,多处场景像鬼片,李少红自问:“风格很强的作品就要有这样一个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认识过程?”她强调,曹雪芹在《红楼梦》里不但写了美梦,也有噩梦;有天堂仙境,也有阴曹地府;有警幻仙子,也有黑白无常和判官;有风月淫欲,也有纯美爱情,自然有光明也有黑暗,曹雪芹善恶分明。”
正所谓,爱之深,便责之切,恨之切。新版《红楼梦》也有它的不虞之誉和求全之毁。
为红消得人憔悴
有一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大师论坛上,有观众问李安愿不愿意挑战一下拍《红楼梦》,李安说:“《红楼梦》是每个导演的梦想,我也愿拍,但现在还不敢碰,还是先尝试一下拍张爱玲吧。”
在中国,不论是普通大众,还是作家学者,为红消得人憔悴的自古以来就大有人在。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俞平伯、林语堂、张爱玲,再到后来的王蒙、刘心武、周汝昌、夏志清、唐德刚,都是《红楼梦》的忠实拥趸。
1973年,又风趣地问许世友:“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的万人空巷,刘心武在“百家讲坛”上“揭秘《红楼梦》”带来的激烈争辩,安意如“红袖添香”的红学著作大为走俏,似乎都证明,中国人的心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红楼梦》情结。
要让中国人冷静地对待新版《红楼梦》,恐怕先要去了这汹涌澎湃的“情结”,才能做出一些客观的评价。
《红楼梦》中的贾府。家大业大开销大,外面风光一片,里面问题一堆,正如《红楼梦》第十六回写到贾妃省亲时,赵嬷嬷所说:“银子都花得淌海水似的”,图个“虚热闹”罢了。面对如此奢华的开销和排场,连善于理财治家的王熙凤也双手一摊,无计可施。更何况“局外人”的李少红?
仔细分析,不管是87版还是新版,各有优缺点。旧版《红楼梦》虽也是全国选角,轰动一时,但毕竟那是个认真的还不那么浮躁的年代,讲究慢工出细活。在长达一年多的培训班里,演员每天的任务是学习琴棋书画,听先生讲读原著,过起了古人的生活。人手一本《红楼梦》,随时研读,等到开机,一切水到渠成。所谓原汁原味是自然流露而出,哪里是一个“演”字能解。
新版《红楼梦》,一位专家抱怨,当年他给老版《红楼梦》剧组上课时,每一堂课,演员都悉数到场,一边听一边做笔记。而如今的新版《红楼梦》剧组,专家讲课,演员们全部到齐的时候凤毛麟角。即使演员到场,十几岁的小孩子,那一脸天真迷茫的表情,怎么能明白什么叫“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什么叫“开辟鸿蒙谁为情种”?讲了几次了无生趣的课后,连他自己都打起了退堂鼓。
当年,旧版因文化责任感而启动筹拍工程,新版则是为了不使准拍证过期而匆忙上马。动机不能决定结果,但必定影响过程。87版的《红楼梦》的发起单位,是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主要任务就是为全国迅速发展起来的电视观众制作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电视剧作品。他们也希望,通过拍摄名著来弘扬民族文化。据导演王扶林回忆,之所以萌生拍《红楼梦》的想法,是因为80年代初期曾做过一个统计,有一所名牌大学文学系的学生竟然没有看过中国的四大名著。这无疑让王扶林感到震惊和寒心,“作为一个中国的电视工作者、文化传播者,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应该是有责任来普及中国的古典名著、古典文化,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它当中的精髓。”
新版《红楼梦》重拍事宜一波三折,前后历时5年,曾先后报批两次,第一次就是因筹备工作不到位一再搁置,最终导致准拍证过期。第二次立项报批是由广电总局唯一授权拍摄许可证的华录百纳协同中影集团在2006年启动该项目,3月拿到了拍摄许可证。按照规定,他们必须赶在2007年3月份之前开拍,否则准拍证可能失效。由此可看,留给新《红楼梦》的准期时间并不长。
再从制作环境来看,87版拍摄起来受到的压力其实远超于新版。据王扶林透露,拍摄《红楼梦》的计划被采纳后,在筹备阶段却遭遇巨大压力,其中最大的压力来自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陈荒煤。陈荒煤曾找台里领导开会,要求下马,“因为当时很多电影老导演毕生的愿望就是要拍一部《红楼梦》,是不是应该让给他们拍?但央视没有搭这个茬儿,继续筹备。”后来陈荒煤又找央视的领导谈话,说既然你们坚持要拍的话,能不能跟电影界合作?“跟电影界合作是什么意思呢?就大鱼吃掉小鱼了。电视台当时是什么资历都没有啊,拍摄古典名著的经验也没有,你跟大导演、大摄影师一起合作的话,肯定是拉拉电线、做做场记、跟跟班、做做助手啊,如此而已。最后央视坚持顶着雷决定要拍这部戏了。”
而新红楼的压力中,一部分来自观众情绪,但毕竟还是得到了北京电视台、中影集团和一些民营影视公司的大力支持,最大的干扰应是来自投资方,投资方比创作团队出现“内乱”,为了不错过拍摄许可证的期限,李少红无奈做了妥协。
还有创作团队的比较。剧本是一剧之本,剧本对于一部戏有多重要,已不消多说。87版红楼的顾问团队是大师级的,包括沈从文、曹禺、周汝昌、周扬、启功、吴世昌等。他们在各种领域的成就、治学严谨的态度都直接导致了电视剧在审美品位上的段位。新版红楼组织了20人的红学顾问团队,还有细分到文本、文学、昆曲等种种百般的顾问。有争议的是编剧团队,从原来的黄亚洲变成80后集体创作,以年轻人的文化修养跟知识架构底蕴能不能驾驭《红楼梦》,多少会受到很多人的质疑。
除此之外,在场景制作、资金来源、演员筛选、配乐制作、服装造型上也都因时代、因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不同。
她恨《红楼梦》,实际上她想拍的是《聊斋》
对于李少红那一代人来说,《红楼梦》是本坏书,表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那些无事生非蝇营狗苟磨磨唧唧的破事儿,倒不如《聊斋志异》来得真切,这个判断当然受到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学价值观影响,至今都难以修正。在地面频道新鲜出炉2010年版,开篇就在向《聊斋》致以诚挚的敬意。荣宁二府几为兰若寺,庭院草木稀疏、灯光昏暗、白昼也是阴气森森、布帘血红压抑、女人们脸色苍白、神情寡淡凄楚、服装廉价、铜钱额妆根本分不出是媳妇还是姑娘,甚至有老妈子抬轿、所有的房间都好像是半地下室,完全可以套拍《倩女幽魂》。贾宝玉从太虚幻境中跌落,又冒出不明来历的水鬼夜叉,面目狰狞到可以去叶伟信剧组报到。李少红那么想拍《聊斋志异》,大可不必借着《红楼梦》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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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的蛋挞:因为学校网速不太好,第一次的时候,我还以为是电脑卡住了然后缓过来又快进,但是连着几次,我都怀疑是不是天气太热,电脑烧坏了!!!后来才发现,这是一种被反复使用的莫名其妙的特技。
她恨《红楼梦》,其实想拍的是《白蛇传》
从一开始,李少红确定与叶锦添继续合作,就让观众好生忐忑,一公布概念图,就依然是天雷滚滚响彻云霄,这哪里是《红楼梦》,分明是徐克版《青蛇》的再出发。薛宝钗就是那白娘子,而林黛玉则是青蛇,她们在争夺贾宝玉版的许仙。徐克版《青蛇》境界开阔、情怀高古、结构格局都相配。徐克的古装电影对于第五代导演来说,一直是羡慕嫉妒恨三部曲的参照物。2010年版《红楼梦》尽管参照《青蛇》来做,但剧中的景语和情语都很呆板粗鄙,动辄是错,创意、诚意、执行力和完成度,都不及格。以顾小白为首的编剧群,国学知识基本空白,而专家组几乎没有提供到位的服务,完全由着李少红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搞。即便完全没有原著和1987年版电视剧,李少红导演的《红楼梦》也只是一般的电视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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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比CAT:当时觉得铜钱头是最雷的,现在看来,所有雷中,铜钱头已经是最被人忽略的了。
她恨昆曲,她想拍的是一部评书
李少红口口声声说喜欢昆曲,并复牌了27段昆曲,即使有10段早已经失传,依然难以抗拒“人有多大胆,剧有多么雷”颠扑不破的定律。画面一再忽而快进忽而慢放,密度太高拧巴到极点,再加上呀呀咿咿不知所云的女声,走火入魔的光影音响组合,令观众诧异这就是学习昆曲?哪位观众能够找到一部影视作品,有着比李少红版《红楼梦》更多的旁白。曾经在张纪中版《水浒传》出演林冲的周野芒,那一平到底的男中音,是堪比嗡嗡祖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活生生将《红楼梦》演绎成图解版分角色朗读,你让刘兰芳、单田芳和袁阔成情何以堪。这部配音连环画自诩“完全忠实于原著”,却错误百出,第一集中林黛玉之母死于扬州,你还让他路过扬州北上。贾雨村娶个二房,也能够穿大红嫁衣裳拜堂,这是哪门子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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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动下鱼粥:书房里群魔乱舞,喊叫声,旁白声,背景乐,还有RAP!
其实,我们还看到了盗版《宫心计》、枪版《金枝欲孽》、洁版《金瓶梅》
如同《红楼梦》这种被历史一再验证过的文学杰作,一切艺术形式的再创作,演员都不可能超过角色,而李少红麾下的演员们,多数和导演一样没有对原著做文本细读,只是通过一些流行读物和剧本来做功课,于是,我们在雷版《红楼梦》中还看到了盗版《宫心计》、枪版《金枝欲孽》、洁版《金瓶梅》。那些丫鬟仆妇之间,往来折冲都如《宫心计》,但又摆不开阵势。小姐贵妇的心态又是交待不清,诉求直接,哪里会有草蛇灰线伏延千里的埋伏,影影绰绰的大有枪版卡带的感觉。而贾宝玉和袭人搞那一出床上戏,太过猴急,袭人不害羞,几乎要成为《金瓶梅》,可是书中王熙凤午睡,其实是与贾琏,本剧又配上类似迪斯科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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