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7 02:31:55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我国宋代范仲淹的千古名句。诚然，范仲淹有忠于封建君主思想的局限性，但是在豺狼当道的社会里，能够以天下为重，也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古代，忧国忧民的英雄人物就不乏其例，像屈原、岳飞、文天祥等等，他们为了国家民族，不惜慷慨捐躯。他们的事迹，将流芳百代，为人们所称颂。
在革命年代里，为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中国，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英雄人物更是数不胜数。同志，双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革命英勇献身。鲁迅先生的一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伟大领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革命，为缔造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为了建立新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敬爱的，为人民披肝沥胆，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革命的征途中，正因为有千千万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英雄人物，革命事业才兴旺发达，历史的车轮才能滚滚向前。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伟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急需一大批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专门人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青年人应当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为国分忧，为民尽力，用青春的光和热换来祖国的繁荣昌盛、人民的幸福康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在我们青年中，也有少数人只顾个人的安逸享受，不顾国家的前途命运，他们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些人鼠目寸光，心胸狭窄，连封建时代的范仲淹都不如，更不用说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质了。在伟大的时代面前，这些人应当感到惭愧和羞耻。
我读了李楠枫同志的“谈谈我的认识”一文后，感觉这篇文章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情绪和“论点”都是很不正确的。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们，无论从工作条件或从生活条件上来讲，都是比较艰苦的。这一点我们完全承认，而且我们对这些同志也是极其尊敬的。但是如果像李楠枫同志那样要求国家目前用大量的资金购买自行车、手表等日用品贷给农村工作干部，大大改善生活，这样，才能使他们安心农村工作，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正在飞快地发展，眼看着就要在全国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的任务了。同时农业生产的高潮也接踵而来了。为了适应这个需要，农民自然要求供给大量的新式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首先大量供应农业生产资料发展农业生产呢，还是去首先改善干部生活呢？显然，在目前情况下，我们应该首先去发展生产。李楠枫同志把生
活条件不好做为不安心农村工作的正当“理由”提出来，这就反映了他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因为他想到的只是改善个人生活条件，而不是要安心工作，不避艰苦，努力发展农业生产，改变农村面貌。李楠枫同志那里是“先天下之尤而尤，后天下之乐而乐”呢？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在农村工作的同志要永远吃苦，毫不应该改善生活。但是我们革命干部绝不能脱离当时当地客观条件，孤立地要求改善生活，现在我国城市和农村还有很大的差别（城市与城市之间在物质文化条件各方面也不完全一样），因此城市工作干部和农村工作干部的生活工作条件，也就必然会有所不同，如果在农村工作的干部在生活和工作条件方面，事事要求向城市看齐，这种要求就是脱离现实的。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农村的经济繁荣，随着农民生活的提高，农村干部的生活条件是会逐渐好起来的。现在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已经给农村带来了美好生活的萌芽，不是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有了自己的图书馆和俱乐部了吗？党不是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公布了农业发展网要四十条，给农村指出了美好的远景了吗？我确信，在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农村工作同志的生活条件也会逐步得到改善的。但是正因为这样，我们就应该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努力。如果按照李楠枫同志的逻辑，个人生活不改善（也就是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不安心农村工作，就是理所应该，即大家都可以从农村逃走，那农村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幸福生活就是空想。
在发展农业中当然国家是要尽力帮助的。党最近在发展全国农业的网要中，向工业、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都提出了要求，这就是证明。解放几年来，国家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帮助农民改善生活条件，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例如兴修水利、建立水力发电站、发放农业贷款、帮助农民消灭病虫害等等。这些工作对农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无比巨大的！怎么能说国家忽略了农村呢？如果说今天农村生活还有些艰苦的话，我认为这也只是前进道路上的一种过渡性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需要一段时间，并不是国家把农村“忘记”了。
怪招之一：欲擒故纵法。
美国心理学家罗兰德的一项治疗忧虑的措施很独到。他不是让忧虑者不去忧虑，而是让忧虑者来个“欲擒故纵”，每天拿出一段时间专门进行忧虑，即“用忧虑战胜忧虑”。专家们发现，尽情地忧虑一段时间，更能驱除忧虑。这有点像一个人闻了一阵腌白菜之后就会停止闻它的情形，也有点像越怕失眠就越失眠，索性就不睡，困意反倒袭来的情形。你怕忧虑的困扰吗?那么好，索性就专心致志地忧虑一会儿。
心理学家建议这样做：
1．平时通过想象、放松、转移注意力等方法打断忧虑，告诉自己，会有时间专门去忧虑的；
2．每天专门用于忧虑的时间最好30分钟；
3．专门忧虑时不要坐自己平时常坐的座位，以免以后一坐这座位就产生忧虑，也不要在晚上睡觉前安排专门忧虑；
4．不能“偷工减料”，要保证时间，要专心致志。这样做的结果是，人往往不能一门心思地去忧虑，逐渐地忧虑便悄然消失。
怪招之二：转换视角法。
一位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卖伞，二儿子晒盐。为两个儿子，老太太差不多天天忧虑重重。每逢晴天，老太太念叨：这大晴的天，伞可不好卖呦!每逢阴天，老太太嘀咕：这阴天下雨的，盐可咋晒?如此忧心忡忡，老太太竞忧虑成疾。两个儿子不知如何是好。幸访得一智者，智者为老太太出一怪招：晴天好晒盐，您该为小儿子高兴；阴天好卖伞，您该为大儿子高兴。如此转念一想，保您忧虑全消。老太太依计而行，果真无忧无虑心宽体健起来。
心理卫生专家忠告人们：“当人在审视、思考、评价客观事物或情境时，要注意从多方面看待问题，如果从一个角度来看，可能会引起消极的情绪体验；如果从另一角度来看，就可能发现它的积极意义，从而使消极的情绪转化为积极的情绪。”这便是“转换视角法”的妙处。
原本，事情常有两面理，是是非非，好好歹歹，得得失失，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何必非把一件事情想得那么糟不可?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凡事只要换个视角，常常会看到另一番情景，你说何愁不转忧为喜?
怪招之三：嘴角上翘法。
消除脸上的阴云，您就会告别心中的忧虑。怎么办?现在请跟我做：先请少许调整一下，使情绪平静一些。好请您嘴角上翘，尽力上翘。好，请尽力保持较长时间，一秒，五秒，三十秒……好!不管您刚才索然无味也好，百无聊赖也罢，抑或阴云满天，现在，保您乐起来了。朋友，你不妨当真再试，肯定效果更佳。这怪招将让您受益终生。
这是为什么?
主要是个“笑”与“喜”的关系问题。什么是笑?笑就是露出愉快的表情，发出欢喜的声音。什么是喜?喜就是高兴、快乐。不同之处是什么?从心理学角度说就是，笑是情绪的机体变化，喜是情绪的内心体验。二者孰先孰后，孰因孰果?用俗话说，是先喜后笑，还是相反?推而广之就是先有情绪的内心体验后有情绪的机体变化，还是相反?一般认为是先有情绪的内心体验后有情绪的机体变化，就是先喜后笑，先愁后哭，先怕后跑等等。这自然有其道理。
但不能把事情看绝对了。美国的詹姆士认为：情绪的心理状态，不是情绪的生理变化的原因，相反，情绪的生理变化，才是情绪的心理状态的原因。他用生动的事例说：当你看到一只老虎，听到它的吼叫时，老虎的形象和声音，通过眼、耳等感官传导大脑皮层，使你产生对老虎的认识，于是你又联想到老虎是野兽，很厉害，会吃人。而后，在大脑皮层的指挥下你的肌肉(横纹肌)收缩，同时有心跳、呼吸加快等反应，于是就“跑”。这种生理变化再传回到大脑时，就产生了一种主观体验，即“怕”。丹麦的兰格几乎同时也提出这种看法。所以这种学说就称之为“詹姆士・兰格学说”。后来的研究表明，生理变化(内脏、横纹肌的变化)不是情绪的决定因素，但情绪的内容确与内脏、横纹肌的变化有关系，情绪的内容是从内脏、横纹肌反馈回大脑的信息。具体说到笑与喜的关系，一般是先喜后笑，有时候，也会先笑后喜。就是说，外表颜面肌肉的变化可以改变内心的情绪状态。
余之所谓忧士者，其忧必发乎于心也，其忧必有义。义者，忧之天下，忧之人民，忧之命运，忧之后世。其士必有能，能者，一曰爱国，二曰属文，三曰有志。非此无以为真忧士也。
若乎无以忧之天下，则事不关己而不为。无以忧之人民，则民之所艰不察，无以忧之命运，则盛衰之道不顾，无以忧之后世，则道德之光不厚。士何以有能者为真忧士？余之能者，一曰爱国，爱国之士，所以为国捐躯而不悔，知史而明理。二曰属文，属文之士，有文方能著书立说以导后世，属文必博文强涉，博文强涉者，其胸怀也大，其见识也超远。三曰有志，有志之士，不为一时之得失尽意，况有志者理想甚大，品节高雅，纵美色丝竹无以耽其意也，故处污淖之地犹能奋发自勉。
古之忧士者，楚有屈原，汉有贾谊、扬雄，三国之时有诸葛孔明，魏晋之际有嵇康、阮籍，唐之时有陈子昂、骆宾王、韩愈，宋之朝有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虽古谓之忧士而吾不谓之忧士者，董仲舒、赵普之流是也。
忧士者不逞匹夫之勇，无孟贲之力。忧士者不窃一时之显贵，无李斯、杨素阿谀之耻。又非赵括、张昭夸夸之辈耳。或问曰：“然则忧士者何利于士焉？”
余谓之曰：“忧士者行为与思想合于道也，其利不言自明。余之所道，非道之所道，余之所道，其类乎儒家，儒家有道，因而儒者学而优者士，积极入世而功施万物，其利形如雨之于禾苗。虽被当世者所黜，出入尚思有朝一日能用矣，沉屈下僚亦勿忘忧国忧民也。
或问曰：“汝之所谓忧士者，足以当其任乎？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汝之所谓忧士者，与杞人忧天何异？”
余可叹斯人何其谬矣，孔子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意是使天下人民各安其道，顺其周礼，尽其职不越为不法之事而已，今世者可为耶？方今天下人民耽于享乐，多失其职分也，若长此以往，我中华人民不知其重任也，况今人不知其忧患，稍遇之苦难而不振者百万甚矣，又不知扬其所才，常欲鄙薄自身而甘于堕落，我中华子弟何至于此，呜呼哀哉！
是人之不欲为忧士耳，为忧士者，既因心忧而困己身，又因众人之鄙笑而窘步，盖原本为忧士者，亦多随其流俗不为之，凡真忧士者，又岂关切众人之菲薄流言？若真关切，恐其德之不厚，必时而学习以求奋进当其任也。凡真忧士者，心足以昭之日月，行足以为君子示范。怎肯下于世人，以世人寻常之追求论焉！故世之忧士常孤独而慎言，高傲而无友。与其志所同者，幸之者数十年有知己矣，不幸之者数百年而独矣，因而忧士与圣贤俱难求也。
或问之曰：“汝之所谓忧士者，是先关乎饭耶，抑先关乎志耶？真忧士者，境界虽高，然合于当世乎？”
问之者是不知忧士之所求也，忧士之所求者，犹如庄周所谓鲲鹏翱翔于青天也，忧士之所求，岂独乎己哉！忧士之所求，是孟子舍生取义之操行，忧士之所求，固合于世无疑也，然忧士何以常为当世者绝弃？盖恒于心，恒于心，故志有所不违，刀火加于身不变其初衷。当世者不知其所能，又无卓然之品德，又常惑于奸佞小人，因而忧士者欲全其所能而恩之于人民者更少矣，吾知忧士全其能者，惟诸葛孔明一人庶几而已。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千古名句出自宋代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作者借古仁人之口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忧乐观。而今A股市场也有一个忧乐观的问题。正常情况下，跌时忧，涨时乐。当然，因为仓位不同，也有跌时乐，涨时忧。而现在偏偏还有跌时忧，涨时亦忧的。湖北卫视股评栏目有一位超级投资顾问，在今年大盘下跌和低位调整时，他声称只保持30%的仓位，而当前上证指数已冲上2200点、上涨近200点时，他仍然声称持仓30%。这表明，他对当前大盘的上涨存有不小的戒心。这种一味地忧，显然与当前的行情不合拍。
股市确有“跌亦忧，涨亦忧”的问题。不过，“忧”的原因可能比较复杂，比如主板涨，可惜没有主板的股票，而自己拿股票多的创业板却在跌。又比如大盘涨，自己的股票却在跌。这些自然都高兴不起来。股市中的“忧”，与“先天下之忧而忧”不是一回事，但可借彼“忧”说此“忧”。从风险角度来说，如果能先于大多数投资者对风险即将来临感到担忧，而且能采取行动，这个先“忧”就是很值得的。今年二月，当创业板最高达到1571点的历史新高、市盈率超过65倍时，一些风险意识强的投资者开始撤离创业板，就是一种明智之举。至于“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更不是一回事了。在股市，要做一个成功的投资者，就要乐在大多数投资者之前，而不是之后，等大家都乐了，恐怕你就乐不起来了，因为这时正是风险即将来临的时刻。
股市中的忧与乐，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当大盘大幅下跌，尤其是系统性风险降临时，投资者一般会感到恐慌、担忧，但同时大幅下跌时又蕴含着上涨的因素和投资机会。创业板的近期大幅下挫，是因为去年以来的牛市行情积累了过高的涨幅，透支了未来的成长空间。而当风险大幅释放以后，它又具有一定投资价值。本周创业板的反弹就是这个原因。蓝筹股的超跌反弹也是这个道理。今年二月，主板指数跌至低位，市场担忧还会继续下挫，但也就在这种氛围下，一些精明的机构投资者就在布局买入超跌的蓝筹股，近期主板市场的强劲反弹竟成为气候。在这波行情中，表现突出的蓝筹股大都是今年主板市场最低迷时开始起步涨升的。如交通银行，今年三月最低价3.33元，至今年7月29日最高4.35元，上涨约30%。万科A，今年二月最低价6.11元，随后一路振荡攀升，至今年7月29日最高10.09元，上涨约65%。厦门钨业，今年二月最低价19.56元，至今年7月28日最高33.27元，上涨约70%。当前这波行情，蓝筹股由于已经熊了7年，有些个股价值严重低估，如今有国企改革的动力，又将有沪港通的助力，因而主板市场的牛市行情还处于开始阶段。值得注意的是，蓝筹股的走势会分化，有改革和重组并购题材的，业绩出现上升拐点的，会继续强势攀升。另一方面，以创业板、中小板为代表的各类题材股和成长股，经过调整，还会震荡攀升。大盘很可能在蓝筹股稳步上升的基础上，迎来各类题材股、成长股的交投活跃期。这正是投资者期盼的投资获利良机。
[论文摘要]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邓小平、、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问题上，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矛盾，都告诫我们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现阶段党员干部应当具有的忧患意识是多种多样的，但从领导干部的职责使命和现阶段党的历史任务来看，党员干部应当具有下面几种忧患意识，即：使命意识、执政意识、忧党意识、忧国意识、忧民意识、忧己意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8年、执政6O年、领导改革开放30年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特殊形势下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笔者理解，《决定》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决定》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这就是为什么要增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对全体党员提出这样的要求，既寄予殷切的希望，也隐含着高度的政治警觉，表明了我们党理智清醒的头脑。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具有深远意义。它关系党的命运，而党的命运决定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强弱和人民的福祸。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
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从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可以看到，当时“百家争鸣”中的各个学派几乎都有自己的忧乐观。例如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学而》)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学而》)。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到战国时代中期，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所谓忧患意识便成为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炼出来的。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我国古代哲学中辩证观有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对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深刻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 即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极点时，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易传》一书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要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有句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换言之，古代的安危观实际上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受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的重视。
在中国历史上忧患意识影响深远。由于它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言，也不是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因而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秦一统天下，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的忧患意识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观点。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仲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呼唤。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为范仲淹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他始终心怀天下，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自励。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才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所在。
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并且提出了进行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例如，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忧患意识促使有远见的思想家将希望寄托于未来。思想家龚自珍的诗文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气息，他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反映了他对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20世纪初，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资料。民主革命先驱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由此可以看出，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就在于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蕴涵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这种忧患意识提醒人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人们都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主流来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二、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复杂的形势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我们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党有资格在中国长期执政。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能够长治久安。但是，究竟能否做到这一点，除了客观的规律和条件外，在相当程度上，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矛盾双方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转换。今天一路顺风，明天可能逆水行舟。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正在领导人民实现的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在这条道路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要经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风险。增强忧患意识就是要对风险和困难高度关注，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头脑高度清醒，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实践中高度警觉，才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
、邓小平、、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问题上，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矛盾，都告诫我们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都以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为忧患的出发点，都以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为忧患对象，都以防范执政风险为忧患重点。
忧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巩固。早在延安时期，他就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表示我们不当李白成的决心。明末农民领袖李白成率军一举统治达276年之久的明王朝，然而农民军将领进城后骄傲自满，丧失民心，仅一个多月就被入关的清兵赶出北京城。郭沫若针对这一教训写出名篇《甲申三百年祭》，受到的高度重视，告诫全党以史为鉴。新中国成立前夕，要求全党牢记“两个务必”，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把执掌全国政权比做“进京赶考”，从整顿作风和提高本领两个方面提出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
邓小平忧党内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邓小复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人，关键在党。邓小平曾经对党内的思想僵化状况表示过极大的忧虑。他认为，错误的认识和落后的观念是改革最大的障碍，面对党内一度存在的思想僵化、一些干部素质不高和新时期腐败现象蔓延问题，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邓小平晚年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现在看来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的问题小。
忧党的建设方向发生失误，忧党风不正，忧我国科技落后。他把深人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引用孟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和欧阳修“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名言警示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御风险，战胜困难。在庆祝我们党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
忧党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能力不强。党的十六大刚一闭幕，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同中央书记处全体同志来到革命圣地西柏坡，重温“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谆谆告诫，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为实现党的十六大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开拓进取、团结奋斗。指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们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决不能停滞。“成绩越大，喝彩声越多，我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他要求大家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坚持重实际、鼓实劲、求实效，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不提脱离实际的高指标，不谈脱离实际的空口号，不搞劳民伤财的假政绩。
多次强调，要不断提高党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能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是我们党重视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深刻历史根据和规律性认识，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近20年来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启示。
三、党员干部树立忧患意识的基本要求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是党中央对党员的基本要求。只有全党同志自觉忧党、兴党，把忧党、兴党作为自己的重要责任，党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现阶段党员干部应当具有的忧患意识是多种多样的，但从领导干部的职责使命和现阶段党的历史任务来看，党员干部应当具有下面几种忧患意识：
(一)使命意识。带领中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担当的历史使命。经过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和艰辛探索，我们已经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通往伟大复兴光明未来的发展道路。今天，党的事业的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里，每一位共产党员都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对党的事业满怀信心，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顺应时代潮流的进步的事业，是体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事业，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趋势的正义的事业。同时，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充满艰辛的壮丽事业，前进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面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面对改革发展的繁重任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陶醉于已有成绩而沾沾自喜，没有任何理由满足现状而畏葸不前，没有任何理由故步自封而不思进取，必须谦虚谨慎、居安思危，忧党、忧国、忧民。要善于从承平中预见危机，从机遇中看到挑战，从有利中发现不利，从成绩中看到差距，时刻保持对形势的清醒判断，始终保持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乱、存而不忘亡的强烈忧患意识；常砺复兴之志，时刻铭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常念人民之托，以人民的忧乐为忧乐，以人民的甘苦为甘苦，时刻不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
(二)执政意识。党的兴衰取决于执政的成效，执政的成效取决于真抓实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要把关注党的前途命运、塑造党的执政形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贯彻到治国理政的执政实践中，落实到具体工作中，自觉把自己的理想和奋斗同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与时俱进、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埋头苦干、精益求精的踏实作风，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一流的工作业绩，以坚强的党性原则、闪光的人格力量和创造性的工作成果赋予党的先进性以新的时代特征，赋予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以新的时代内涵。
(三)忧党意识。忧党意识就是对我们党可能出现的危机和考验保持的一种警觉。这是党员干部应有的一种忧患意识。我们党是执政党，并将在中国长期执政。党的前途命运不仅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而且每个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联系在一起。领导干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是党的干部队伍的中坚力量，必须把党的前途命运与自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时刻把党的命运放在心上，只有这样，才能自觉地维护党的形象，忠诚于党的事业，才能为实现党的历史任务而努力工作。我们党的历代领导人都是将忧党意识放在第一位。正是有了强烈的忧党意识，他们才能对党的历史方位作出科学判断，才能重视党的自身建设，才能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领导干部只有树立强烈的忧党意识，才能自觉地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执政兴国、执政为民的本领。
(四)忧国意识。忧国意识就是对国家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和风险保持的一种警觉意识。热爱祖国、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是领导干部应有的道德责任。领导干部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栋梁，是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具体组织者和执行者，历史的使命和肩负的职责要求领导干部要把国家的前途命运与自己的职责使命联系起来，自觉做到忧国兴邦。虽然我们的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我们也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还会出现很多风险与考验，因而，不能对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沾沾自喜、骄傲自满。领导干部有了强烈的忧国意识，才能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责任感，才能自觉地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抓好经济社会的发展。
(五)忧民意识。忧民意识就是亲民意识，是指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识民情，体民意，解民忧。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忧民意识是基本的为官之德，以忧民意识为核心的亲民思想早在几千年前就被古代先贤们所推崇。夏禹曾提出“德惟养政，政在亲民”，《大学》中提出“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孟子具体地把亲民思想化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在新的历史时期，作为一个领导干部，更要与人民同快乐、同忧愁，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作为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当牢记党的教导，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在思想意识上、文化理念上、言行举止上，以爱民、亲民、为民为最高理想和行为规范。
论文摘要：当代大学生忧患意识教育存在内容单一、充满祝福意识的问题。对其忧患意识的教育和培养应有针对性的加以改进并进行积极的探索。
忧患意识是主体在对自然、社会和人生一定问题的思考中所呈现出的压抑感受和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是具有理性意义和意志倾向的沉重情感。它既包括对个人自身命运的关注和忧虑，也包括对自然和社会危机的一种感受和预知能力。它是一种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强调增强执政党的忧患意识的时刻，作为未来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当代大学生，高校对他们进行忧患意识教育就显得更为紧要和迫切。
一、当前我国忧患意识教育存在的问题分析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民族，并有着忧患意识教育的良好传统。但反思以往的忧患意识教育，可以发现仍然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不利于大学生忧患意识的培养和形成，也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1．忧患意识教育内容单一并缺乏时代感。建国后，我们延续了对青少年进行忧患意识教育的良好传统，建立了一大批相应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积累了大量忧患意识教育的素材，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忧患意识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但是，多年来我们对忧患意识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却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总是停留在民族的存亡、国家的振兴这一层面上。这当然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忽略了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忧患意识的内涵和外延已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按照忧患意识所指向的对象分析，忧患意识可分为对自然的忧患意识、对人自身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的忧患意识。而这三者的表现又具有历史规律性，存在轻重缓急的次序。
对自然的忧患意识源于人们对大自然不可抗拒力量的警觉。当人类通过双手劳动，把自身分离出动物界，发展出清醒的自我意识时，就深切体会到大自然的威力无法为自身所抗拒，于是对自身的存在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当时的人们在规范自己的行为、道德，在探求上苍意志的同时，也摸索出一些客观世界的规律，进而推动着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而对人自身的忧患意识不再是以揣测上苍意志为宗旨，而是更努力通过完善人类自身的道德修养、注重自身发展、展现人类现实的力量而应“天命”。儒家圣人孔子谆谆教诲人们注重自身道德修养，强调礼仪仁爱；诸子百家努力探索人性善恶；爱国者屈原泪罗之滨九问苍天等等，都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而社会忧患意识，则体现为对天下兴衰和政权交替的忧虑。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典型写照。很显然，以往我们在学生忧患意识的教育中更注重的是忧患意识的最高层次即对社会忧患意识的教育和培养，而对自身的忧患意识尤其是对自然的忧患意识教育要么重视不够，要么则根本没有提到议事日程。这一教育的结果给人强烈的反差，那就是：一个缺乏最基本的自我忧患，也没有对自然忧患的学生却具有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还没有走出校园成为社会的主人时，却跃跃欲试，把民族、国事不时挂在口中，而同时却不思进取，对自己的行为不负责任，在自身修养和对自然的关注如人口爆炸、生态失衡、能源危机、核战阴影、社会邪恶和道德沦丧等一系列问题上更是漠不关心，对自己身边的环境破坏熟视无睹甚至自己就成为环境的破坏者。这种角色的错位，与我们忧患意识教育内容的单一和缺乏时代感不能不说有密切的联系。
就我看来，忧与爱，看似丝毫没联系的两个字，其实大有联系。古人就给我们诠释了忧与爱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范仲淹对忧与爱的诠释。在面临着数次贬官之后，范仲淹一直对国家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由此可见，忧夹杂着爱，忧中有爱，爱中有忧，忧与爱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文天祥对忧与爱的诠释。在面临着敌军的严刑拷打，文天祥依然为国尽忠、不屈于敌军的严刑拷打，为爱献出生命，这种爱是至高无上的、值得每位赞颂的。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是孟郊对忧与爱的诠释。在孩儿将要远行时，孟郊母对孩儿挂肠悬胆，最后只能将担忧寄托在爱的棉衣。忧是母亲对孩子的担忧，爱是母亲不愿与孩子分离，其中爱也是孟郊母为孩子穿针缝线做爱衣。
忧与爱相互共存、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有忧必有爱，有爱必有忧，然而两者间的关系就如母亲与儿子，病毒与活细胞，病毒就像刚出生的宝宝，然而活细胞就是母亲，假若没有活细胞这个母亲，病毒宝宝就不能生存了。这爱的内容可能不同，可都源自于那份深沉的爱。
此时想起一位哲学家的话：世界是普遍联系的。爱之深，忧之切，忧源自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