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哲理文章范文

短篇哲理文章篇1

弗兰西斯•培根，是英国十七世纪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经验主义哲学家，说起他的名字，大家都会想到他的《培根随笔》。这个暑假，我有幸拜读了他的文章，从书中我看到了他对哲学的执着，对政治的热衷，对生活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和对困难决不轻言放弃、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态度。

《培根随笔》这本书分为《论求知》，《论美》，《论善》，《论真理》，《论健康》，《论家庭》，《论友谊》等多篇随笔，语言简洁，短短的一小篇就可以让人受益匪浅。它深受各国读者欢迎，据说还有不少人曾受到这本书的熏陶。

《培根随笔》中的随笔篇篇都是精品，篇篇都值得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一遍又一遍地品味。在《论求知》中，培根说道:”人的天性犹如野生的花草，求知学习好比修剪移栽.”可见求知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在我们的一生中是相当重要的。在《论美》中，培根说道:“形体之美要胜于颜色之美，优雅行为之美又胜于形体之美”.培根的话语既使人们开阔了眼界，也能使人们顿悟。

在这数十篇随笔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论友谊》了，我觉得，人生中最不可少的就是友谊。我特别喜欢书中的一句话：“得不到友谊的人将是终身可怜的孤独者，没有友情的社会将是一片沙漠，因此那种乐于孤独的人不是属于人而是属于兽的。”然而他在《论友谊》中的另一句话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 这句话使我们体会到友谊真的太重要了。

一本好书可以使人明白一个道理，一本好书可以为人建造一条捷径，一本好书甚至可以改变人一生的命运！就像培根所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

短篇哲理文章篇2

1、宗璞拼音是[zōng pú]。

2、宗璞，原名冯钟璞，女，1928年出生，当代作家，常用笔名宗璞，笔名另有丰华、任小哲等。中共党员，原籍河南省唐河县，生于北京，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之女。曾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全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第六、七届名誉委员。从事小说与散文创作。代表作品有短篇小说《红豆》《弦上的梦》，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和散文《紫藤萝瀑布》等。有著作：《三生石》《我是谁》。2018年，其作品《北归记》获得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

（来源：文章屋网 ）

短篇哲理文章篇3

关键词：《庄子》 汪榕培译本 句式修辞格

一.《庄子》英译本概述

《庄子》的英译本总体上分为两类：全译本和摘译本。全译本即译本包括《庄子》内篇、外篇、杂篇等所有篇目。已知的首个全译本是1881年巴尔佛在上海和伦敦同时出版的《南华真经――道家哲学家庄子的著作》，但此书已失传。此后，翟思理的译本《庄子――道家哲学家和中国神秘主义者》于1889年出版。该译本的语言有维多利亚时代英语的特点，译者在译本中加入了大量的注释和考证，对于研究这一时期英国汉学家的研究状况有一定价值。不足之处在于译者在译本中加入过多的主观思想，因而降低了译本的忠实度。英国汉学家里雅各于1891年出版、1966年再版《东方圣书――道家经典》也收录了《道德经》和《庄子》的英译本。里雅各的译本面向汉学研究学者，因而采用直译的方法，译本中夹杂大量的注释、附录和索引。并在前言部分用37页的篇幅详细讨论了原著每篇标题的含义、篇目的主要内容和反映出的庄子的思想。他的译本反映了当时英国汉学到道家研究的水平。此外，美国汉学家华兹生1964年出版的《庄子》全译本被列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代表作品丛书，梅维恒1994年出版的《逍遥游――早期道家古诗和寓言》注重再现《庄子》的文学特征，因此常以诗歌的形式翻译原著中的散文。

《庄子》的摘译本主要有1981年出版发行的格雷汉姆《庄子》内篇，该译本选择了最能反映庄子思想的内篇。冯友兰翻译《庄子》的内篇，他注重在译文中再现庄子的哲学思想，在前言和附录中讨论了庄子的哲学思想。此外，还有克利瑞翻译的《庄子》内篇和陈荣捷的译本等。

汪榕培的《庄子》英译本是大中华文库的组成部分，是首个由中国人翻译的《庄子》全译本。译者坚持的翻译原则是用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采。[1]译者采用直译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在译本中用原文对应的词语或结构翻译，若出现词义空缺或同一个词反复出现，译文也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如“无为”在译本中有“none-action”“do not take any action”和“do nothing”对于句子结构差别较大，单纯保留原文的形式不足以传达原著的思想内涵时，译者采用解释性翻译和加译的方法，充分考虑了译本的可读性。

二.《庄子》句式修辞格的特点

《庄子》的文字具有磅薄的气势和清新的风格，句子形式摇曳多变，富于韵律。而这种艺术美感的产生则要依赖于书中句式修辞格的大量使用。据统计，《庄子》排比辞格出现253次，对偶辞格659次，覆叠辞格51次，错综辞格101次。[2]整体而言，《庄子》的句式修辞格使用时有以下特点：一、章句修辞格出现频率较高。对偶、排比、反复、复叠、顶真、层递等句式修辞格交替使用，句子长短交替，层层递进，对后世文学形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二、修辞格使用自然，无雕琢的痕迹；三、多个句式修辞格连用，从而使句子结构灵活，长短交错富于变化。

三.汉译英实践中句式修辞格的处理

汉语中的句式修辞格主要有反复、反问、对偶、排比、层递等，英语中的句式修辞格主要有repetition（重复）、rhetorical question（反问）、antithesis（对照）、parallelism（排比）、anastrophe（倒装）和climax（递升）等。对于格式和修辞作用上完全相同的重复、排比、对照等辞格，翻译时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再现原文的形式特征。对于倒装、反复、精警等差别较大以及汉语有的辞格如歇后，翻译时难以采用英语中对应的修辞格翻译，可以考虑释义、归化、切分或者数种辞格并用，在最大程度上再现原文的修辞特征和语言魅力。

四.汪榕培《庄子》英译本对句式修辞格的处理

1.排比辞格的翻译

排比辞格主要出现在《庄子》描述和说理的语段中，它可以使描述细致入微，意象丰富；使说理层层推进，磅礴有力。由于英语中也有与之相似的parallelism辞格，译本对此辞格采用直译的方法。

山岭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y者，叱者，吸者，叫者，嚎者，笑者，咬者。（《齐物论》）

引文出自《齐物论》的第一章。子綦向子游讲三籁中的地籁，即地所发出的声音。他用“似鼻、似口”等八个名词来描述洞窍的形状，用“激者、y者”等词形容不同形状的洞窍发出的声音的差异。排比修辞格的使用使得对窍及其发出的声音的描述细致入微，形象生动，译者将其译为：

There are crags and cliffs in the mountains； there are hollows an caves in the huge trees. They look like nostrils， mouths and ears， like gouges， cups and mortars， and like pools and puddles. The wind blowing past them makes sounds of the roaring water， whistling arrows， scolding， breathing， shouting， wailing， rumbling and chirping.[1]15

译文同样使用了排比的辞格，在意义上再现了洞窍的形状之多和风吹过时发出的声音之多样。描述洞窍形状时译文重复介词like， 将原文中的名词三个列为一组，每个短语内部构成排比，三个介词短语之间也构成排比，从而避免了单词的简单罗列，这样既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也再现了原文细致的描写风格。译文用所有格+名词短语和现在分词做后置定语的模式，避免了译文定语过长。现在分词连用不仅运用了并列的辞格，而且押尾韵，读起来与原文一样朗朗上口。上述处理在语言通顺和完整再现意义这两方面找到了平衡，其中排比与谐音辞格的使用功不可没。

又如：

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行之，心且成之。（《人间世》）

选文出自《人间世》的第一章，借颜回与孔子的对话描述与统治者相处的艰难。面对专横独断的卫国君主，颜回提出的方法并不足以感化卫君，因而孔子反对他到卫国去，孔子认为，若颜回在卫国庙堂上开口劝谏必然使他们抓住颜回的漏洞而展开辩论，从而使他眼花缭乱，脸色不得不平和，口里只顾得营营自救，于是容貌不得不恭顺迁就，内心也无法自主而顺从。这样必然会死在暴虐的卫君之前。[3]译者将该句译为：

At that time you will feel dazzled， but you will pretend to be calm and make excuses for yourself； finally， with submissive expression， you will conform yourself with him. [1]51

原文采用排比的辞格描述颜回直言劝谏的后果。译文用三个“you will+动词短语”的形式再现原文的排比结构，“色将平之”和“口将营之”用并列连词and连接，“容将行之”被翻译成介词短语置于“心且成之”的前边。考虑到英语语言形合的特征，译文用“but， and， finally”等连词表现原文的逻辑关系。总体上看，译者采用直译的方法表现出了原作的意义，同时也考虑到了译文的通顺与流畅，对译文忠实与通顺的两个纬度把握得恰到好处。

2.对偶修辞格的翻译

《庄子》中对偶辞格出现频率最高，但书中的对偶多为宽对，并不刻意要求句式的工整。对偶或与反复、排比、顶真等辞格连用，或层层嵌套，使原文的句式变化多端，错落有致。

对偶辞格可以用英语中的antithesis来翻译，但当多种辞格套用时，反复、顶真很难在英语中能够再现，译者要注意形式忠实与内容重视的平衡度。

彼富，则人归子；归，则下之；下，则贵之。（《盗跖》）

选文出自《盗跖》的第三段对话。无足和知和分别寓指不知足的人和知中和之道、守分清廉的人。无足对知和说：众人没有不愿建立名声和追求名利的。如果他富有人们就会归向他，归向他就会对他低声下气，对他低声下气便使他高贵起来。原文对偶与顶真并用，句式工整，音节和谐。译本将其译为：

When you are wealthy， others will flock after you. When they flock after you， they will take the inferior position. When they take the inferior position， they will worship you. [1]531

考虑到英语语法刚性的要求及语言形合的特点，必然要在译文中增补主语、增加连词，从而使译文符合英语语言规范，而增加主语和连词后译文很难再现原文的对偶和顶真的辞格，因此译文将上述两种辞格转换为英语中“when… They will…”形式的排比句，在充分表达原意的基础上增强了译文的文采和可读性。

又如：

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则不救。（《人间世》）

选文是孔子对颜回的劝诫，告诫他不要到卫国去。道是不宜喧杂的，喧杂了就会多事，多事就会受到搅扰，受到搅扰就会引致忧患，有了忧患就是自救也来不及了。原文综合使用了对偶、排比、顶真等修辞格，说理层层推进，逻辑严密。译者将其译为：

Tao must be kept intact；otherwise there will be too many things to attend to， which will lead to confusion， and then to worries and finally to destruction. [1]49

对偶、顶真辞格所产生的用字精炼、环环相套的特点很难在译文中再现出来，因此译者舍弃了原文对偶和顶真的形式，用解释性的翻译表达原句的意思。译文将原句分为三个意群；“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和“忧则不救”。第一个意群中“道不欲杂”和“杂则多”译成英语中两个独立分句，用otherwise连接，而“多则扰”则译成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后两个意群采用省略的形式与“lead to confusion”构成排比结构，但是译文容易这样处理很容易产生歧义，认为“忧”和“不救”是“杂则多”的结果。

3.错综修辞格的翻译

错综又被称为拗语，为了达到特殊的表达效果而改变语句常态，形成参差交错的结构。[4]它可以避免句式呆板僵化，使行文的句式多样，从而增强文章的语言魅力和感染力。《庄子》中的错综与排比、对偶和反复辞格混用，使其语篇中的句式摇曳多姿，增强了《庄子》的文学魅力。

天地尊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变化之流也。（《天道》）

原文通过交替使用长短句使句式交错。选文试图说明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天地的尊卑，季节的变化和万物化生都是不断变化流转的。译者将其译为：

The heaven is high above and the earth is down below-this is predestined position. Spring and summer go before while autumn and winter follows behind-this is the ordering of the four seasons.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ings in the world have their distinctive signs； their growth and decline are but phases of change.[1]209

译者将原文的前两个分句译为独立的句子，用英语中的antithesis归化原文的排比和错综辞格，使的译文句式整齐，增强了说理的气势，原文的最后一个分句翻译时舍弃了对偶的形式，转而将其语义表述出来。总体上看，用释义和归化的方法虽然不能再现原句的句式多变的特征，但译者在最大程度上再现了原句表达的思想。

四.结语

《庄子》原著中排比、对偶、错综等修辞格的使用增强了其描述的生动性和说理的雄辩性。汪榕培的英语全译本在处理排比修辞格时尽量采用直译的方法，很好把握了再现原文气势和传递原文思想内容两方面的平衡。对于原文中频繁出现的对偶辞格，译本常以英语中对应的antithesis归化之，而对于对偶与顶真、反复等辞格嵌套的情况，译者采用释义的方法或将顶真或反复转换成英语中的排比等辞格。错综辞格使《庄子》的语篇句式长短相间，富于变化，但它很难在英语中再现，译者多采用解释性翻译的方法再现原文的深刻含义。总体上看，汪榕培译本对原文本句式修辞格的处理充分考虑到了修辞格在再现原著文学色彩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于句式修辞格交替使用的情况采用多种译法并用来处理，忠实地再现了原文的哲学思想和文学特色，也保证了译本语言的通顺性和可读性，达到了译者在译者序言中提出的翻译标准。

参考文献

[1]汪榕培.Zhuangzi[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2]杨明明.《庄子》修辞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6：16-18.

[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09：381.

[4]刘红芹.错综修辞格的民族化根由[J].辽东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0）：109.

短篇哲理文章篇4

这篇力作是全国新闻界“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全国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大家为之感动，为之喝彩。

笔者认为，这篇作品给新闻业界的启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感情充沛 议论风生

唐代诗人李白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我们在读这篇通讯时，会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冲击着我们的心扉，这种力量就是作品的内在魅力，而以情感人就是这种魅力的具体表现。这篇通讯在叙述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抒情、描写、议论等手法，渲染气氛，理性思考，通过那些准确表达事实而又富有情感的语言，与读者心灵发生情感的碰撞。

“作者不动情，读者何以动情”。作者自身具有丰富的感情， 是使新闻以情感人， 具有情感美特征的前提。作者只有自己被采写的新闻事实深探地感动， 才能写出足以感动别人的文章来。作者的感情生成是在采访过程中对采访对象的感知生成的，作者只有先感受新闻事实， 才会产生欢乐、兴奋、悲伤、愤怒、忧愁等情感，进而感染别人。如果没有亲身体验，就不会有心灵的震撼，也不会在思想上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新闻素材被采集后，情感思维继续驱动着新闻写作的构思和表述，甚至新闻主题的提炼，也往往是情到深处后情感的凝结。

以下这段文字就是作者深入采访后冷静思考“人为什么而活着？”这个问题的真情流露，抒情与议论浑然一体：

为什么许多人苦思冥想而不得其解的命题，被一个普通的年轻士兵酿成一壶甘醇？

难道说他比别人更睿智、更高明？不，他只是找到了人生价值最佳坐标点，使他的人生摆脱了烦恼，充满光明。他点燃了自己生命的火炬，在温暖别人的同时也照亮了自己的内心。

情感因素是记者采访的内在动力。当作者在感知某个客观对象时，情感总会渗透到客观对象方面去，在情感思维过程中，存在着以情取舍、以情评价、以情而作的情况。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我不是一个解剖学家型或冷眼旁观型的记者，我是带着千百种愤怒感情和千百个问题去采访的。”记者对新闻事实的选择若没有外界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感情因素是主要的决定因素。当然，记者对事实的感情评价不仅是作为一个普通个体的评价，更应作为新闻媒体的代表按照新闻标准对事实进行审视。

以下这段文字就反映了作者和采访对象情感的同构共生、共鸣交融：

但我们知道，他是孤独的。大多数时候，他只能跟自己说话。他曾经在大山里邂逅过一头水鹿，他喊一声，水鹿叫一声；他喊两声，水鹿就叫两声；他喊三声，水鹿居然也叫了三声。

——他是这些生灵的保护神，他30年的孤独，值了；

——狮子口大山自他上山，没有发生一起大的火灾，他30年的孤独，值了；

——春节，两个当过兵的儿子携酒上山，三个老兵开怀畅饮。莽莽万重山，父子泪几行，他30年的孤独，值了……

我们还想再问其他一些问题。但一切勿需再问！

信念如山。守山，就是守护他的灵魂。

二、引经据典 旁征博引

引用是一种常用的写作方法。“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巧妙地运用引用，能使通讯作品生动，雄辩，具有文采，更现魅力。这篇通讯视野宏阔，引用的内容涉及古今中外，气势恢宏，洋洋洒洒。

通讯一开头就引用了一个经典的故事：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三杰之一保罗·高更在自己的精神家园塔希提岛发出的关于人对生命意义那三个惊世骇俗、回响百年的终极追问：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这是将中国的雷锋精神放在世界体系中来观照，与世界对话，显示中国的雷锋精神是追求真、善、美，追求人类幸福的真谛。

接着又引用了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泰、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中国诗人屈原及陈子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名言，电影《泰坦尼克号》主题曲《我心永恒》，美国表现主义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的剧本《卖冰的人来了》台词，墨西哥寓言，《吕氏春秋》故事等。最后以总书记的讲话：“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和他崇高的精神品格，在历史发展中始终焕发着光彩。”作为全文的点睛之笔。

这篇通讯引用如此之多，显得恣肆，纵横捭阖，波澜壮阔，反映了作者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扎实的文史功底。中国新闻通讯向来有旁征博引的传统。20世纪30年代范长江的西北通讯《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内容充实，反映了时代的脉搏，笔墨简洁生动，谈古说今，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充满革命乐观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充分表现了长江勤于学习，知识渊博的风格和素质。

新闻工作者要加强学习，博览群书，特别是加强文史方面的修养，陶冶自己的情操，这样才能写出文采斐然，充满激情的作品。

三、散文化的笔调

上世纪60年代，穆青就提出“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新闻”的主张。1982年初，穆青再次提出新闻散文化问题。散文化新闻的结构因借鉴了散文不拘一格、灵活多变的布局手法后就形成自己的结构特点，也就是把新闻的时间、人物、事件、原因等通过叙述、议论、抒情、描写、说明等表达方式，精心地组织安排起来， 使之成为完美的篇章。一改新闻写作中死板、老套、枯燥和充满政治术语的现象。

这篇通讯围绕“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这一雷锋精神的核心，依靠事实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组织成篇，叙述事件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造成跳跃式推进的节奏，形散神不散。而采用的主要手法就是断裂行文法，就是通讯作品中所写的新闻事实相互间没有直接联系，但所有写进作品的新闻事实必须为主题服务，并一定要符合某种逻辑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作品中所列的新闻事实之间，不需要承上启下，不需要伏笔铺垫，需要的是最能表现主题，并符合内在逻辑次序。因而形式上就是分段多，句子和段落都非常短小，各层意思独立成段，段与段之间没有过渡段，甚至连过渡性词语都没有，显得非常简洁明快。

这篇通讯用鲜活的事例再现了雷锋精神一代一代薪火相传的感人历程，用深刻的反思昭示了时代对雷锋精神的热切召唤，通篇采用了断裂式行文法，节奏明快，富有思维的跳跃感，利于读者阅读并有思考的余地。

四、诗一般的语言，经久难忘

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高超，在用词、修辞、句式等方面精心锤炼，为文章添彩，使作品的语言之花完美绽放。全文诗一般的语言，简约、清新、流畅，富于感染力、哲理性，充满节奏感和韵律美，意蕴深沉丰富，升华了对雷锋精神的礼赞，是一部精神史诗。主题就是告诉人们：雷锋精神，正是当代社会，同样也是未来社会的价值坐标，是对我们心灵的永恒召唤！

作品长句、短句、整句、散句交替运用，句式灵活多变，多姿多彩，美感迭生，读来摇曳生姿，朗朗上口，极富表现力，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精神的天空，雷锋以他流星般的生命光彩，铸就了人生的价值永恒：

在那里，如果雷锋是太阳，那么就会有众多的行星环绕运行；

在那里，如果雷锋是月亮，便会有满天繁星簇拥闪烁；

短篇哲理文章篇5

今天，我读了《鹿》这篇文章，深深地被它吸引了。

这篇文章讲了：有一头小鹿，它去小河喝水时，发现自己的角很美丽，

自己的腿很柔弱，一点也不美丽。眨眼之间，一头凶恶的狮子蹿了出来，

想吃了小鹿，受惊的小鹿疾速地奔跑着，跑到了森林，可是它美丽的角挂到了树枝上，它临死前说：“我以角为荣，它却给灾难;我以腿为耻，它却给了我生命。”

读了这篇短文，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认为的缺点可能就是我们的优点。也许你觉得你的眼睛很小，但其实它让你看到了光明;也许你嫌自己的腿粗，但它却能让你自由跳跃;也许你觉得自己长得太矮，但它却给你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我们要善于发现自己的优点，不要做那头愚蠢的小鹿。

短篇哲理文章篇6

关键词：《老子》；散文艺术；研究；述评

20世纪初，诸子学兴盛，“以子证经”的学术传统被打破，《老子》及先秦道家学统得到重新审视。本世纪的《老子》研究大致上围绕两大问题展开了几次热烈的讨论：一是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生平里籍考证、篇章辨伪及校注，二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探究。老子的哲学思想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深不可测，因而，“五千言”的真谛，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老子其人其书扑朔迷离，纷纭之议两千年，迄今也很难说已真正解决，但是《老子》成书当晚于《论语》，定稿约在战国初期；全书思想理论一贯，文体文风一致，大体出于一人手笔，则取得了大致一致的意见。较之于哲学思想研究的繁盛，《老子》文学研究尤其是散文艺术研究要寂寞得多。80年代以前除了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单列“老庄”一章略加论列外①，大多只是只言片语的涉及，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80年代以后随着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老子》文学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出现了一批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纵观20世纪的《老子》散文艺术研究，主要集中在文体形式、艺术特色和文章风格等几个方面。本文从以上几个方面对百年的《老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进行简要回顾，并对其得失和未来的研究趋向作一个粗浅的评说与瞻望，以期对未来的《老子》以及先秦诸子散文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借鉴与启示。

一、文体特性研究

《老子》虽为语录体却无对话与场面描写，也无设教授学的痕迹，是更为纯粹的“立意”、“见志”之作。今本《老子》八十一章，结构完整，文辞精练，大体有韵，体近诗歌，加之“玄之又玄”的哲学思想，使“五千言”蒙上了一层朦胧的诗意。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鲁迅指出《老子》“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1]（第三篇《老庄》），认为其之所以讲究用韵，是为了供人诵读传记。张振镛认为：“其文理精而词简，整齐而有韵，盖冲口而出，自有声律”，认为《老子》用韵并非有意为之，而是“发之于天籁，本之于自然”的结果 [2]（P32）。柳存仁认为“其书为有韵口诀体”[3]（P64）。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老子》的诗体特征，然而声韵律调却是诗歌的基本特性之一。惟钱基博谓《老子》“辞以简隽称美”，“意以微妙见深”，“其文缓而旨远，余味曲包”[4]（P30），似含有诗意品味的意味。朱谦之对《老子》用韵研究用力甚勤，在所撰《老子校释》中专列《老子韵例》作专题研究，并独有心得：“余以为《道德》五千言，古之哲学诗也。既曰诗，即必可以歌，可以诵；其疾徐之节，清浊之和，虽不必尽同于三百篇，而或韵或否，则固有合于诗之例焉无疑。”[5]（P313）至此对《老子》诗性特征的认识已趋明朗。任继愈称之为“哲理的诗篇”[6]。陈鼓应亦认为：“《老子》五千言，确是一部辞意锤炼的‘哲学诗’。”[7]（P7）

对《老子》诗性特征的系统深入研究当在80年代以后。汤漳平《论〈老子〉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8]认为，《老子》是一部“具有完整哲学体系的哲理诗”，不但是“继《诗经》之后，《楚辞》之前的一部重要诗作”，而且是“我国诗歌史上的鸿篇巨制”。汤氏并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对《老子》作了评说：“作者采用诗的形式，以简洁的文字，流畅而富于音乐美的语言，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章沧授认为《老子》散文的“显著特征是诗歌化”，表现为“押韵独密，音韵悠扬”，“长短变化，错落有致”，“词约义丰，生动形象”，“多用复叠，尽理穷义”[9]。陆永品虽然认为“不如说它是哲理散文诗更为确切”，但作者的论述仍然是从诗歌艺术的角度展开的：“运用音乐的旋律，轻松的笔调，来阐释枯燥乏味、窈冥深邃的哲理”，“言辞简要，旨意深远”，“能够引起人们的兴味”，“既是诗，又是歌，读之能给人以轻松愉快之感” [10]。一些研究者还从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探讨了《老子》所具有的诗的“意境”。朱俊芳认为《老子》是“以纯熟的诗体写作的”，它“将哲理与诗，精妙地熔为一炉，铸成一种亘古不衰的艺术魅力”，既具有“朦胧的诗意”，又具有“深厚幽远的意境”，因而“它不仅具有思辨的说服力，更有美的感染力”[11]。李严认为“不妨把它视为中国文人哲理诗的开端”，“老子创造性地运用了意象化和形象化的创作手法”，“是创造朦胧美的能手” [12]。许结认为老子“是以诗人的情感与形象去表现哲思”，“在创作上，老子对‘天道’或‘人道’的探究首先充满着诗人的情感，而表现出强烈的抒情性”，“老子运用比兴手法将宏深的哲理转化为形象，以表达精微玄妙的内心世界”[13]。许结另撰有《〈老子〉与中国古代哲理诗》一文[14]，探讨了《老子》五千言作为哲理诗的特色及其影响，认为构成《老子》作为哲理诗的主要审美特征，是“处处表现出形象化的情节、抒情性的描写和深婉的理趣美”，以及“《老子》带着诗意的微笑融自然、人生、艺术于一体的审美意境”，并指出，以诗寓理，于自然中悟道豁情、探索人生哲理，在情景意兴中蕴藏机锋理趣，这些《老子》哲理诗的特点，决定了中国古代哲理诗的基本精神，对后世的哲理诗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老子》独具特色，虽是文的形式，却有“诗”的风致，然而是否即可迳称之为“诗”？有的研究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陈柱认为：“老子多对句矣，多韵语矣，然仍不可便谓之韵文，便谓之骈文也，谓之骈文之祖可耳。”[15]（P32）詹安泰认为应称之为“诗文骚赋的混合体”[16]。谭家健称之为“散韵结合的格言体散文”。[17]（P89）张松如也指出：“老子是在做诗吗？以其用韵语，也可以作如是观吧。……但一不入乐，二少抒情，吾人只得于惊叹其超凡的智慧中，领悟出丰富的诗的乐趣，难以风雅、骚赋相比附也。”[18]蔡靖泉《〈老子〉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一文[19]认为：“就整体言，《老子》应归于散文类，故不妨称之为‘诗化散文’”，“《老子》有着较高的艺术性，的确可以称之为精妙的美文。”“《老子》有机地糅合中原和楚地的语言艺术形式而成的诗化散文，一方面将春秋以前韵散结合的语言艺术形式发展到极致，另一方面也宣告了从口头文学向书面文学转化的完成。”[19]我们认为，先秦尤其是春秋诸子大多具有良好的“诗学”修养，为文多用韵语与偶句，然而说其具有“诗味”尚可，直接称之为“诗”则难免削足适履。实际上，称《老子》为“诗”的研究者，在阐释其艺术特性时，又往往自相矛盾，多是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立论。凭心而论，《老子》在哲学概念与语言选择的困难中与“文学”不期而遇，诗情、哲理、文思、玄言，熔铸为一，从而把它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大道之精微，用“可道”的方式会意于它的“不可道”，《老子》贡献于后世“文学”者，正在于哲理与文思的会通处，可谓先秦文章中的别一体，很难于“散文”或“诗”的发展线索上为其找到准确的位置，因此，对于《老子》做出符合实际的文体定位，需要谨慎从事。

二、现实关怀与情感内涵研究

老子以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为其哲学根基，以“无为”、“不争”为处世准则，然而老子并未忘怀世事。鲁迅独具慧眼，认为：“老子之言亦不纯一，戒多言而时有愤辞，尚无为而欲治天下。”[1]《老子》文多“愤辞”的忧世之言和“欲治天下”的救世之心为当代学者所认识，研究者大多是从现实关怀与情感投入两方面进行探讨。

汤漳平认为：“《老子》最富于现实主义精神，最少宗教迷信色彩”，是“对《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8]。陆永品亦发表了相同的意见：“我国古代文学，从《诗经》开始，就深深地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上，具有反映社会生活和批判不合理的黑暗社会的优良传统。老子的散文也继承的这个特点。”[10]朱俊芳认为，形成《老子》艺术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深沉的批判现实的精神，指出：“《老子》的许多言词诗章都是关注社会人生的，对现实社会中许多至关重大的大小问题发表深刻见解，抒发愤激之情”，“《老子》所表现出的批判现实的精神对后世的叛逆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11]蔡靖泉对《老子》文章中所体现的现实意义作了具体分析，认为老聃疾伪求真，所著《老子》充分反映出他对真实的执着追求，真实地描写生活，如实地批判现实，“既是他求真精神的具体表现，又是他作品的艺术特色的鲜明体现。”[19]显然，研究者对《老子》现实品格的挖掘，不过是传统“君人南面术”之说在现代文化语境下的另种说法。《老子》以五千言之精妙，表现了囊括天人、包孕万象的心胸，眼冷心热，于表面的“虚静”中蕴含对现世的执着关怀，仅以“现实主义”一语论之，终显流于皮相，因此，如何认识老子的忧世之言与救世之心，尚须深入地体察与感悟。

《老子》所重在天道自然，有情之“我”于“五千言”中似乎是不存在的，然而老子以虚静自然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社会碰撞，因理想人格被否定而激发起愤世之情，“五千言”乃以天地之“无情”看待人间之“有情”，发而为文，又时时于精微中吐“愤辞”，于玄妙中露真情。80年代以来的研究者对此也作了一些探讨。蔡靖泉认为：“老聃之所以作《老子》，正是其愤世嫉俗的丰富而强烈的感情所激动而不得不发”，“老子在抒情之时，往往因感情强烈而不由自主地将自我融入作品中直抒其情，从而鲜明地展现出自我形象”，甚至从中可以看到“老聃那忿懑之极的音容和表情”[19]。朱俊芳认为：“《老子》以叙事、抒情、议论多种方法，刻画了老聃复杂而鲜明的形象”，他坚执理想而遗世高蹈，既是一个“古之博大真人”，又是一个充满愤世之情的“忧世疾俗的士者”。[19]李严则对此作了更带学理性的阐述：“《老子》寓情于理，情、理交融，在对哲理的阐发中渗透着抒情性”，“哲理为感情所浸透，与感情相融合。作者以其蕴含哲理的感情感染读者，使读者在体验其感情的同时，接受其哲理。”[12]《老子》以五千言精妙，将自然与人生囊括其中，包含着对宇宙本体、天人关系、社会现象的深沉思考与热切关注，研究者论述的范围仅局囿于社会现象这一层面，而《老子》于宇宙人生的永恒性的关照中所融含的“太上忘情”之“情”，将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

三、写作艺术研究

老子倡言“绝圣弃智”、“美言不信”，似乎不像儒家孔孟那样重视语言表达，罗根泽即认为：老子“既然反对美，反对言，则借助于美与言的文学，更不必说了。”[20]（P60）老子诚然无意于沉思翰藻，然而正如鲁迅所云：“然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五千言精妙凝练，表现出高度的语言写作技巧则是无疑的。鲁迅所谓：“时亦对字协韵，以便记诵”[1]，即是指其无心为文，自然成采而言。明人朱得之《老子通义》有云：“非善辞章者不能为《老子》。”对于《老子》的“辞章”之“善”，研究者的探讨基本上集中在语言修辞技巧、声韵和审美效果几个方面。

关于语言修辞技巧，研究者普遍认为《老子》在比喻和排比的运用上独具特色。汤漳平认为：大量使用形象性的比喻，从而“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他的哲理”。[8]陆永品亦认为，《老子》“善于运用生动的比喻，鲜明的形象来阐发哲理，赋予虚无缥缈的自然道论以形象化、具体化。”[10]章沧授对《老子》的语言修辞手法作了更为全面具体的研究，认为《老子》在句式的运用上独具匠心，“他善于使用排比、对偶、连锁、递进等各种句式，表情达意，形式新颖，变化灵活”。文章重点分析了排比和对偶两种句式：《老子》中的排比句数量多，格式齐备，形式灵活，运用巧妙，“这些排比句的运用，既使论述的事理主次分明，条理清晰，层层递进，详尽通达；也使文章雄健有力，气势磅礴，若悬河飞泻，注而不竭”；《老子》大量运用对偶句，“这些对偶句以整齐的句式有机地错置在各章中，不仅给人以美感，而且含有深刻的哲理，令人启迪无穷。”章文对《老子》用喻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指出：老子大量地运用明喻、博喻、隐喻来说明事理，并且不拘一格，形式灵活，风格多变，有其独到之处，“有时如江河尽泻，一气贯通，有时又像逆流回旋，顿挫抑扬；有时若短兵相接，锋芒毕露，有时又含蓄不露，回味无穷”，“这些活泼动人、丰富多姿的比喻，给《老子》增添了艺术光彩，增强了感人的力量。”[9]文章梳理有序而持论平和，在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蔡靖泉从散文艺术的角度对《老子》的语言表达技巧进行了全面研究，认为它的句式往往随言理抒情的需要而自由组成，“一章之内是三言五言不定、七言八言相杂，较之当时已经形成参差错落风貌的楚辞更加散文化了”，“明显地表现出散文的特征”，因为“长短不一的句式交错出现在作品中，其形式便有参差变化之妙，其语气也有起伏顿挫之感，自然亦能够更加自由而充分地抒情，更加明晰而透彻地说理”；《老子》中比喻不仅仅是一般的“举他物以明之”的修辞手法，而是“往往借助丰富的想象以构成鲜明的形象”，丰富的想象表现为联类无穷的思维运动，使比喻具有联想功能，从而形成了其独有的抒情色彩。[19]

《老子》句式整齐，不仅用排比而且多用韵语以齐其句、密其意，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显得十分突出。对于《老子》用韵，自宋代起，不少学者通过与《易》、《诗经》、《楚辞》音韵的比较，进行了深入研究，所及范围包括韵例、韵部、韵谱等，属于音韵学的范畴，关涉散文艺术者无多。朱谦之《老子校释》，每章后有“音韵”一目，罗列众说，间出已见，多有对其艺术效果的抉发，朱氏认为，若不知其用韵，则“不但不达五千言铿锵之妙，且不足以语诸子之文矣。”[5]因此，论及《老子》艺术的论著，鲜有不及其音韵之美者。汤漳平认为，《老子》不但文体兼有《诗》、《骚》的特点，其用韵亦是融合了二者而成，“语音节奏和谐，合韵悦耳，读起来朗朗上口。”[8]章沧授认为，《老子》八十一章几乎章章押韵，“押韵不仅多而密，而且形式多种多样，变换灵活。有一句或数句一转韵的，有一章一韵到底或一章数韵的，还有句中、句首、首尾、双声、叠韵等韵例。这些韵句‘随语成韵，随韵成趣’，可歌可诵，金声玉振，韵味悠长”，加之《老子》句式长短变化，错落有致，造成了音节的抑扬顿挫，缓疾协律，“既有形式参差之美，又有明快雄健的节奏美，给人以美的艺术享受。”[9]李严也探讨了其音律之美，认为《老子》五千言大都排列整齐，声韵和谐，节奏感很强，富有韵律美，“有些文字虽然表面看似乎参差不齐，但是有很强的韵味贯穿其中，情调与音调契合，内在的韵律美跃然纸上”，因此，“《老子》在音乐性上内容与形式统一，寓情、理于声，以集中意义、强调感情，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12]

另外，在有关《老子》散文艺术研究的论著中，还涉及到了《老子》五千言的结构特征、总体风格及其成因等诸多方面，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相对于《老子》哲学思想研究来说，其文学研究论著不多，领域不够广阔，论述不够深入；加之理论的陈旧和思维方式的僵化，《老子》深广的审美意蕴和独特的散文艺术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掘发，因此，新世纪的《老子》文学和散文艺术研究仍将是一个大有作为的领域。

注释：

① 本篇是1926年鲁迅在厦门大学担任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原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中山大学讲授时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改用今名，此前未见正式发表；收入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9卷。

参考文献：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A].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3]柳存仁.上古秦汉文学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

[4]钱基博.中国文学史[M].前国立师范学院铅印本,1939，北京:中华书局,1994.

[5]朱谦之.老子校释[M[.龙门联合书局,1958;北京:中华书局,1984.

[6]任继愈.老子今译[M].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

[7]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价[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北京:中华书局,1984.

[8] 汤漳平.论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J].中州学刊,1981(2):115-120.

[9] 章沧授.论〈老子〉散文的艺术特色[J].安庆师院学报,1985(1):61-67.

[10] 陆永品.老子的散文[J].齐鲁学刊,1982(2):68-72.

[11] 朱俊芳.论〈老子〉的艺术魅力[J].沈阳师范学院学报[J].1987(4):62-67.

[12] 李严.老子的文学特质述论[J].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哲社版）,1998(1):86-91.

[13] 许结.从创作看老子的文艺思想[J].中州学刊,1992(3):81-91.

[14] 许结.〈老子〉与中国古代哲理诗[J].学术月刊,1990(2):58-64.

[15] 陈柱.中国散文史[M].商务印书馆,1937.

[16] 詹安泰等.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

[17] 谭家健、郑君华.先秦散文纲要[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18] 张松如.〈老子校诂〉商兑[J].社会科学战线,1992(4).

[19]蔡靖泉.的艺术成就和文学地位[J].荆州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3):45-49.

[20]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M].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初版，商务印书馆1943年重排本。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Prose Art of Lao Zi in the 20th Century

NIE Yong-hua

Abstract: Since the 20 century, Lao zi’antecedents and philosophy was studied extensively in the 20th century. Literary research which was one of the research fields on Lao Zi achieved much but failed in some aspects in last century . In this essay the prose art of literary research on Lao Zi is reviewed briefly in three aspects: style character, sensibility connotation intension , and skill of language and style character ,etc. Its achievement and failure is reviewed , and prospected for the research in the 21st century is also mentioned.

短篇哲理文章篇7

关键词：人教版教材 苏教版教材 高中文言文 选文研究

一、选文篇目与数量的比较

人教版必修教材共五册65篇课文，其中文言文有17篇，占到课文总数的26.2%。而苏教版必修教材也是五册，共113篇课文，文言文仅有24篇，占到课文总数的21.2%。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教版教材文言文选文的比例要高于苏教版。人教版是单元编排，每册课本中都有四个单元，其中有一个独立的文言单元。而苏教版是专题编排，每册课本中有四个专题，文言文则是散见于每个专题中。人教版教材中，每册课本分布的文言文近乎相同，而苏教版的分布则很不均衡，在必修1-5册教材中，文言文的选文数量分别是4篇、2篇、8篇、4篇、6篇。必修3和必修5的文言文最多，其中必修3还专门以一个专题的形式安排文言文，其他各册的文言文则穿插在各个专题中。从这样的编排中我们发现，人教版比较重视文言文整体性的学习，而苏教版则侧重对专题的理解和把握，即对人文情感的熏陶和人文素养的培养[1]。苏教版教材在把握语文教学人文性的同时却忽略了学生学习文言文的特点和能力，苏教版教材中各册文言文不均衡的分布必然给学生的学习增添了压力。而人教版教材中各册文言文均衡的分布却考虑到了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兴趣，凸显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二、选文题材和体裁的比较

我将两版教材文言文选文的题材分为人物形象、哲理情思、人格精神、观点论辩四种类型[2]。人教版和苏教版都将“哲理情思”题材作为选文的重点。人教版选文6篇，苏教版选文10篇，在文章的选择上也尤为相近。《陈情表》以细腻的笔触，把作者对祖母的孝心与对朝廷的忠心表现得淋滴尽致；《兰亭集序》以轻快的笔调，表达了作者对诗意人生的感慨。从这些文章中，学生既可以学习丰富的文言知识，也可以挖掘古代人思想的精华，体现语文课程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其次，选文以“观点论辩”这类题材为主。两版教材《劝学》、《师说》和《寡人之于国也》这三篇课文充满了论辩的色彩。学生学习这些课文，不仅学到了论辩的方法，而且培养了思辨的意识。但议论文本就是高中学生学习阶段的一个难点，初学者很难把握其思辨思想。如果把它放在3册以后，学生也容易理解。因此，人教版的设置比较妥当；而苏教版把它放置在第一册中，我认为是不太恰当的，这将给初学者在学习上造成极大的困难。

无论是人教版还是苏教版都更倾向散文的选编，骈文和韵文的量相对较少。人教版选取了15篇散文，苏教版选取了23篇。散文包括史传文、论说文、杂记文和应用文等不同体式。两版教材都将论说文作为主要的体式进行选编。在高中阶段，学生主要由对记叙文的学习转变为议论文，为了适应学生文体学习的转变，教材选编也积极作出了调整，将几乎一半的论说文安排在教材中，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考虑。从文体编排这个层面看，人教版和苏教版编排都较为妥当。

三、选文的衔接比较

为了全面考察教材衔接的情况，有必要对两版教材的文言文选文进行纵向分析。所以我选取了九年级下册选文和高一年级选文进行比较，从而推断出两版教材在初高中选文的衔接上是否合理。

从两版教材的比较得知，人教版教材选取的九年级下册文言文选文的篇幅都比较短小，平均字数仅391个字，而高一年级必修1教材的选文平均字数却翻了一倍不止。虽然初中和高中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学段，但是他们的选文内容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初中知识的奠基，高中知识的学习就好比空中楼阁。不管处于哪个学段，文言文都是学习的难点。初中学生刚适应了短小的文言文，高中选文的篇幅却大出初中一倍多，这必然给学生学习造成很大的挑战，特别是文言基础薄弱的学生。在文言文学习过程中，如果前一阶段的基础不扎实，将直接导致后一阶段学习的吃力，从而影响整体的学习效果。相反的，在苏教版教材中，高中必修1文言文选文的篇幅却小于九年级下册选文的篇幅。这样逆向的安排，虽然减轻了初入高中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压力和困难，但从长远考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能力却受到了制约和压抑，很难有质的提升。

短篇哲理文章篇8

关键词：朱谦之；史料学；中国哲学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5-0169-08

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领域，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一向被视为该学科的开创性著作。而事实上，在冯著之前的1957年，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就曾以油印本刊行。2002年9月，该书收入福建教育出版社发行的《朱谦之文集》第4卷。其中，朱先生明确指出该书“一九五四年六月初稿，一九五七年三月增补”。之后，他又于1959年8月完成《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通论三部，9册）的手稿。遗憾的是，这部手稿并没有出版。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是在1962年4月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作为任务之一纳入其工作计划的，1962年12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此我们说，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才是该学科真正的开创性著作。

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时任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的朱谦之先生调入北京大学工作。最初，他研究戊戌维新思想，但和同组之间在康有为、梁启超的评价问题上以及商业资本的理论问题上争论不休。为了避免纠纷，朱先生改而专心研究史料学，前后写成《老子校释》《王充著作考》《新辑本桓谭新论》等个案史料研究著作。此外，他还为进修教师和北大及科学院研究生设立“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课，并写出讲稿。此讲稿就是1957年付诸油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以此为中心，我们从6个方面探讨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

一、重点选题：设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篇章体例

作为学科开创者，朱先生写作《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时并没有可资参照的对象。因此，如何将其编成有组织的系统，亦即篇章体例的设计就成为他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从书名来看，其写作内容应该是包括整个中国哲学通史的史料学。而史料学是史学的主要分支学科之一。那么，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重要分支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能否仿照“中国哲学史”设计篇章体例呢？应该说，这不失为一个可行的路径。1957年之前，“中国哲学史”的代表作有两本：一是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二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冯著上卷完成于1929年底，1931年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下卷完成于1933年6月，1934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上下两卷。胡著只有古代哲学部分，但其中明确说“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冯著是通史，它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并以人物、派别为中心写作，这表明二人认可的篇章体例都是以时代为序，分别介绍各流派、各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对这种中国哲学史的篇章体例设计，朱谦之先生是赞同的，他在1953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提纲》的体例就是这样安排的。然而，他并不主张“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体例也要如此设计，这应该是基于其反对“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坚决立场。他在设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篇章结构时，特意与“中国哲学史”的体例区别开来，以表明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二者都是不同的。

朱先生的油印本《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除了书末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正误表”和“关于孙中山思想史料的改写”之外，共有11个部分，分别为：第一讲“史料学”、第二讲“殷周哲学史料”、第三讲“中国人的智慧——易经”、第四讲“老子的史料学”、第五讲“庄子书之考证”、第六讲“桓谭与王充著作考”、第七讲“列子书与魏晋清谈家之关系”、第八讲“弘明集之研究”、第九讲“四朝学案批判”、第十讲“近代思想史料选题”和附录“古典哲学著作要目”。此书的篇章安排与后来的史料学著作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版）、刘建国《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萧萐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文英《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和商聚德、韩进军《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都是不同的，这些论著一般包括史料学通论和具体史料学两个部分：通论部分讲史料学的定义、分类和方法等；具体史料学部分仿照中国哲学史的体例以时代为经、人物或著作为纬介绍哲学史料。而朱谦之先生却试图通过将重点著作作为选题的方式来设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著述结构。如上所示，其对先秦哲学史料，有专门讲述《易经》《老子》《庄子》的章节，但对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经学著作如《诗经》《尚书》《春秋》《礼记》等并没有涉及，另外，对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孙子、惠施、公孙龙等也是或稍带提及或根本不提；对两汉哲学史料，以桓谭和王充的著作考证为中心，却没有讲名儒董仲舒以及汉代非常盛行的谶纬神学著作；对魏晋哲学史料，以《列子·杨朱篇》的真伪考订为中心，而属于哲学史史料范围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重要玄学家的著述情况却没有探讨；对魏晋以后只讲三教斗争的史料，以《弘明集》为中心；对宋元明清的哲学史料，以对“四朝学案”的批判为中心，等等。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哲学史有一个内在的逻辑线索：“易经的思想以殷商卜辞为前提，老子的思想以易经的思想资料为前提，庄子的思想是以老子的思想材料为前提”；王充的思想以老庄为前提；之后的魏晋玄学从清谈开始，而“魏晋清谈的思想来源，不但出自‘推分命’的王充论衡，更重要的是出于‘贵放逸’的列子书中的杨朱思想”；玄学演变而有三教斗争，“弘明集的研究，也可以说主要地就是关于三教斗争史料的研究”；“四朝学案”几乎涉及所有宋元明清时期的重要哲学思想，因此，以之为中心讲史料批判的范式便能知道这个时期哲学史料的大致情况。

我们认为，尽管朱先生说明了这种篇章体例设计的原因，亦即揭示了它的合理性，但客观地说，它是难以保证其论著中哲学史料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的。虽然该书附录部分按古代哲学（包括群经哲学、诸子哲学、子部伪书类）、中古哲学（包括两汉哲学、魏晋哲学、六朝隋唐哲学）、近古哲学（包括宋元哲学、明代哲学、明清之际哲学、近代思想）三个阶段列举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著作，但是作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专著，仅仅这个目录是远远不够的。然而，朱先生这种重点式选题的设计方法对于今天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以及研究范式的多样化是有启发意义的。

二、三层递进：界定“中国哲学史中料学”

任何一个学科的创立，首要的理论前提都是要知道其所要创立的是什么？亦即，如何界定该学科。例如，创立哲学学科，要知道哲学是什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的创立当然也能不例外，它也需要知道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什么。朱谦之先生是通过三层递进的方式完成这个概念的界定的。

第一，什么是史料学？关于这个问题，朱先生区分“叙述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认为前者是历史学，后者是史料学。他说：“搜集材料和分析材料的工作，就所谓研究的方法，而历史研究的方法，则就是所谓‘史料学’。换言之，即搜集和分析从事历史研究时之所依据的各种各式材料。”简单地说，史料学的任务是搜集和分析材料，而这个工作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前提。因此，“史料学还只是史料学，不就等于是历史学”。这种观念是在批判傅斯年先生“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中形成的。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发表了“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表明其意欲摆脱传统史学束缚从而建立实证客观的“科学史学”的学术取向。而提倡现代史学运动的朱谦之先生早在1935年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主任时就反对“史学即为史料学”的说法。1940年，他又著《考今》一文作进一步的解释：“因认史学只是考古，所以读史只要蛮记事迹，而不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历史学当然只好是史料学了”，“最后，我们以为历史乃是时间的学问，时间的意义就是现在……现代史学与从前史学的不同，即在从前史学以‘考古’为目的，现代史学则以‘考古’为方法，而以‘考今’为目的”。这样，史学的生命中心就是“现代”，而不仅仅是史料的罗列。写作《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时，朱先生已深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因此他认为把史料学等同于史学是资产阶级史家对历史学的有意歪曲，其意图是“可以唯心主义的精神解释史料，乃至直接捏造史料”。如此，就会脱离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斗争来整理史料，而完全忽略了“历史资料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这一个社会发展规律。

第二，什么是哲学史史料学？朱先生认为，就研究方法来说，哲学史史料学和一般史料学没有什么不同。在哲学史叙述社会背景时，一般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适用，而从史料来源的维度看，二者就有分歧了。因为普通历史的史料来源有遗物（考古学的史料）、传说（民俗学的史料）和文字记载（文献学的史料）三大类，而哲学史的史料来源是哲学著作本身，即只限于文献学的史料，不出文字记载的范围。虽然哲学史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但也必须通过古文字史料。因而，朱先生说：“有效地利用这些哲学文献史料，全面地批判分析，确定其来源、阶级性质和用途，以及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这就是所谓哲学史史料学”。

第三，什么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根据这个原理，朱先生主张，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方面要注意哲学史史料学的普遍法则，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因为，各国所用的文字情况不同，因之所用以处理文字史料的学问，也将具有其特殊的不同的面貌。

中国保存有极其丰富的哲学史料，就四部而论，不但经部、子部是哲学史的主要史料，而且史部、集部也都部分包含哲学史的主要史料。所以朱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来源很久，历史上存在很多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关系著作”。他在介绍了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密切相关的辨伪学、校勘学、目录学、训诂学和辑佚学等方面的“关系著作”之后明确指出，其中包含着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和成绩，为今后这一门新学问创立了有利的历史条件。他还指出，编纂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要有正确的史料作根据，因此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这一门学问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此种认识，朱谦之先生第一个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作出界定：“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则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研究方法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关于哲学著作之考订、校勘、分类、训诂、辑佚等特殊工作统一起来的学问。”这是一个极富洞察力的见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很重视整理中国哲学史料的方法。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50多年来的发展历史表明，史料学方法论在该学科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肯定。

三、三重证据：诠释殷商哲学史料

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朱谦之先生专设“殷商哲学史料”一讲。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从史料学角度对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种纠偏。因为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以来，殷商时期的哲学思想一直备受冷落。客观地讲，时至今日此种情况也没有明显改观。这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1914年，北京大学开办“文科哲学门”，陈黼宸、陈汉章二先生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陈黼宸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始于伏羲，终于姜太公。陈汉章先生的授课也是从伏羲开始，一年才讲到《尚书·洪范》。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信古”阶段，还没有达到近代化的高度。此时，殷商“哲学”尚在研讨范围，虽然他们所谓的“哲学”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然而，1917年胡适先生担任北大中国哲学史课程后，开始“截断众流”（蔡元培语），从老子、孔子讲起，并用西方学术方法整理中国传统哲学。这些开创性的做法集中反映在其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该书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进入“疑古”阶段的标志，也是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的标志。这时，殷商哲学史料就被列入不被认可的领域。之后，史学界的疑古思潮更是加剧了中国哲学史领域对殷商哲学的搁置。1923年5月，为了从崔述《考信录》的“儒者式辨古”转变到客观公正的“史家式辨古”，亦即为了旧的古史体系而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从而掀起了疑古思潮，使得三皇五帝成为神话，殷周以前的古史整个被看做神话传说史。但是，历史学界并没有把殷商放进神话时代。然而，哲学界却因疑古过头的影响连殷商也弃而不论。冯友兰先生虽然自称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已从“疑古”到“释古”，但该书也没有介绍殷商哲学。而事实上，作为中国文化之源的殷商乃至上古时代是有许多有价值的哲学思想的，所以这种断然舍弃的做法是值得反思的。朱先生就是较早反思这一现象的学者之一。

朱先生认为，舍弃上古尤其是殷商哲学的做法是把哲学史料看得太狭窄的表现。他主张，只要其中具有哲学思想，就是哲学史的史料。孔子时“文献不足”的商代哲学史料，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甲骨文中重见天日，因此“孔子所不能证实的，现在我们却能从殷墟甲骨文字里，考究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乃至于其意识诸形态，这虽然不算有系统的哲学著作，却不能不说是古代有系统的哲学著作的起源”。这些甲骨文字史料，不同于“大同思想”、“禅让制”等等传说史料，它们是比较真实可靠的，可以作为已经发现的中国最古的哲学史料。

然而，仅以甲骨卜辞为殷商哲学史史料是不行的，它只能算是研究殷商哲学的原始史料。除此之外，与殷商有关的文献史料，如《尚书·商书》《诗经·商颂》中有不少关于意识诸形态的材料，《史记》之《殷本纪》《三代世表》和《竹书纪年》《世本》《楚辞》等中有关于殷人事迹的史料，虽与哲学的史料无关，却可用以证史。这些都是研究殷商哲学的辅助史料。甲骨卜辞是地下史料、原始史料，《尚书》《史记》等是地上史料、辅助史料。因此，朱谦之先生推崇王国维先生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他说：“晓得殷商的原始史料，最重要的是甲骨文字，就知道殷商的哲学史的原始材料，也只有在甲骨文字中去探讨了。固然甲骨文字作为史料看，只是一鳞半爪，不成为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但只要我们能博搜旁证，用了一番爬罗搜别的工夫，也可以在很贫乏的史料之中，整理出一个头绪，组成一个系统”。

在此基础上，朱先生指出，甲骨文字中的哲学史料包括多神崇拜、五行说之起源和殷礼三个方面。因而，殷代思想也应从诸神的神话中去探求，在《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中取得二重证据之后，还要再求助于民俗学、神话学。这就是其所谓“三重证据的史料研究法”。显然，这是朱先生对王国维之说的合理推进。

四、三个阶段：展示易学哲学史料之演变历程

朱谦之先生素重易学研究。1920年10月，由于参与无政府团体散发传单，他被捕入狱，《周易》就成为其狱中研读的书籍之一。1923年，其唯情哲学的代表作《周易哲学》由上海学术研究会出版。1957年，朱谦之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设“中国人的智慧——易经”一讲，开始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研究《周易》，从“易经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位置”、“易经的作者及年代问题”和“易学的流派”三个方面讲述易学哲学史料。

不可否认，“易学哲学史史料学”至今为止还没有成为正式学科。而易学哲学史的专门研究需要这一基础学科的出现。众所周知，中国哲学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注疏经典的形式完成的，《周易》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经典之一。历代哲学家往往通过注解《周易》来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而《周易》本身又有其特有的概念术语和符号体系，因而易学哲学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一条特殊的线索或路径。这就要求我们重视易学哲学史的研究。正如著名易学史专家朱伯崑先生所说：“研究我国易学哲学发展的历史，对了解中国哲学的民族特点、中国文化思想的传统以及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如魏晋玄学和道教哲学同易学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不研究易学哲学，对玄学的形成和演变，对道教的炼丹理论都难以作出正确的评价……易学哲学所提出的范畴，如太极、乾坤、阴阳、道器、理事、理气、形而上和形而下、象数、言意和神化等，都对古代哲学的发展起了深刻的影响。弄清这些范畴的起源、演变及其哲学的性质，同样要研究易学哲学发展的历史。”事实上，以他的《易学哲学史》为发端，学界对易学哲学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进展。我们认为，与之相应，易学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也必须加强。

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一些广义上的易学哲学史史料学论著，如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卷第一中“论《易》之三名”、“论重卦之人”、“论三代《易》名”、“论卦辞爻辞谁作”、“论分上下二篇”、“论夫子《十翼》”、“论传《易》之人”、“论谁加‘经’字”等文章，宋欧阳修《易童子问》，冯友兰《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里“辨《彖》《象》《文言》《系辞》等非孔子作”部分（《燕京学报》第二期，1927年12月），《古史辨》第三册（1931年）中16篇讨论易学的文章，等等。然而，首次把《周易》放入史料学专著里介绍的却是朱谦之先生。

朱先生不同意古史辨派的考证结果，却继承其考证精神。在断言“周易作者和时代虽有问题，如云卦辞为文王作，爻辞为周公作，十翼为孔子作，证据虽均薄弱，但即使弄不清楚这些问题，仍不能否认周易是一部古代极有价值的代表中国人的智慧的书”之后，他对《易经》的作者和年代问题作出自己的判断：“卦爻辞虽著作人无考，却可决定其为西周初卜官所作的书”，“说卦、序卦、杂卦，均属后出，文言、系辞均有‘子曰’，当属孔子弟子述孔子之言，孔子所作，依我所见，只有彖传上下、象传上下二种”。朱先生认为，人们可以对《易经》这部卜筮书进行附会解释，无论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都可以托始于《易经》，因而就使易学中产生许多流派、许多不同观点的不同著作，对这些易学哲学史料的介绍，“不但可以使我们得以明了易经这一门学问的历史，也（引者按：油印本“也”字前有“而”）可以越发明白中国人智慧的来源”。他依时代把易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并概括其特征：易汉学以象为主，偏于感性的知识；易宋学以理为主，偏于理性的知识；近代易学不但要那种包含有周邵图书成分的易宋学，而且综合易汉学宋学的长处，义理考据并重，把《易经》从信仰的对象变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带有浓厚的新哲学倾向。当然，作为史料学专著，朱先生还对各个时代易学著作的流传、版本和辑佚等情况做了具体介绍。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一讲可以视为缩略型的“易学哲学史史料学”。

1964年6月22日，朱先生在辽宁大学东北文史研究所又谈到研究《易经》首先要做的几方面工作：“（一）《易经》今本尚非定本，所以首先要像我作《老子校释》那样，搜集各种版本，进行文字校勘，整理出一个定本来。（二）要恢复其原来的样式，所谓做到‘思想归位’，《易经》并不是不可动的（特别是文言、系辞等传）。（三）要进行正确的解释。首先从文字、音韵（《易经》是一部哲学诗）上下手。闻一多、高亨等作了一些工作，他们作的也不一定全对，但开始这样做是很好的。总之，研究《易经》就要采用‘蜜蜂的方法’。”这些史料研究的具体步骤，不仅适用于《易经》，而且适用于大多数哲学史料，所以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

五、三个派别：分疏老、庄哲学史料

对于《老子》《庄子》这两本道家哲学史料，朱谦之先生用“三派”分析法进行分疏。他自己明言，这种研究方法是“往昔研究黑格尔哲学学派时受到启发而应用于对先秦诸子的研究的”。在他看来，德国黑格尔哲学学派有左党（die Linke）、右党（die Reehts）及中央党（das Zentrum）三派。借此，他指出《老子》《庄子》著作本身就包括中派、左派和三个派别的思想。

1 《老子》史料学研究

朱先生对《老子》用力甚勤，先后有《老子新探》《老子哲学》和《老子校释》等论著问世。其“三派”分析法也并不是始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老子之史料学”，而是早在1948年12月著的《老子新探》中就已使用。不同的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对《老子》的版本、校勘、训诂（包括音释）和辑佚等史料学相关问题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可以说，“老子之史料学”一讲是以《老子》为例对史料学方法的具体讲解。

朱先生认为，《老子》一书实非一人所能作，因为如果那样，就会矛盾百出。因此，他将老子其人和其书分别开来，并主张老子其人在孔子前，而其书有在孔子前的，也有在孔子后的。他看到，《老子》书中重复语很多，而且最早解释《老子》的书如《庄子》和《韩非子》的《解老》《喻老》等讲述老聃的话便已不同，因此断定“今本老子不必出于一人之手，可能在成书之时，已包含三种学派的见解在内”。具体而言，老聃最早，是中派即正经派，也是和左派的渊源，该派注重世界观；老莱子是老聃弟子，是即近儒派，该派注重伦理思想；太史儋时代最后，是左派即近法派，该派注重社会政治思想。然而，在朱先生看来，这三个派别也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因为从思想方法上看它们都是用辩证的方法。

此外，朱先生对《老子》史料学的另一比较突出的贡献在于把《老子》版本整理为两个系统：一是河上公本，“属民间系统，文句简古，其流派为景龙碑本、遂州碑本与敦煌写本，多古字亦杂里俗”；二是王弼本，“属文人系统，其流派为苏辙、陆希声、吴澄诸本，多善做文章，而参错自己见解，和古老子不同”。他指出，景龙碑本最善，其次是敦煌本和遂州本，其余如石本、刻本等在考订文字等方面也可供参订。

如所周知，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老子》，1993年湖北荆门的郭店楚简中又发现了“简本老子”，它们极大地推动了《老子》研究。然而，这些出土文献都是1972年逝世的朱谦之先生所未能见到的。但是，朱先生的《老子》史料学研究却在他所处的时代闪烁着真知灼见，代表了其时代的水平。从1961年12月开始，朱谦之先生相继在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广东暨南大学和辽宁大学等地讲学，《老子史料学》就是学术报告之一，在当时造成一定影响。

2 《庄子》史料学研究

“三派”分析法之应用于《庄子》始于朱先生1949年完成的《庄子哲学》。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第五讲“庄子书之考证”中，这种方法得到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

朱先生反对关于今传《庄子》33篇的两种极端的说法，即“完全是庄子原作说”和“完全是伪书说”。他认为，《庄子》是庄子学汇编，包括庄子、庄子弟子乃至庄子后学的撰述。进而指出，现存版本中，“以续古逸丛书宋刊本为最善，其次则唐写本古钞卷子本可供参考，宋刊本尚有古逸丛书注疏本、赵谏议本、及宋末元初之元和纂盾互注本。明刻本有世德堂本、闽刻本、邹之峄刻本、古蒲崇德书院本，清刻本惟王闿运所据善本于文字校勘上有用处”。

《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庄子》有52篇，没有内外篇之分。晋代郭象《庄子注》则综合司马彪注本与崔误向秀注本，删定《庄子》为33篇，并分内外杂篇。自此，内外篇之间的关系便成为古今学者研究《庄子》时的重要问题。朱先生总结了前人在此问题上的6种观点，即“内外篇互相发明说”、“内理外事说”、“内篇明无外篇明有说”、“内圣外王说”、“内外篇为师徒之间所著不同说”和“内篇皆有题目，外杂篇只取篇首之字为标题说”。之后，他以“三派”分析法疏解《庄子》各篇。朱先生认为，属于庄子自著的有内七篇及外篇《寓言》、杂篇《天下》，其中《逍遥游》与《养生主》为人生哲学，《齐物论》为哲学方法，《人间世》为处世哲学中之积极面，《德充符》为处世哲学中之消极面，《大宗师》为世界观，《应帝王》为政治思想，而其他“外杂篇实为庄子门人及后学传述庄学……不是出于一人之手，而实同出于一个源泉”。他主张，中派是庄子学之正统派，代表庄子及其直传门人的思想，偏于世界观方面，包括《至乐》《达生》等篇；是儒家化的庄子学，与内篇的关系不如中派密切，偏于“静”的人生哲学，包括《徐无鬼》《天运》等篇；左派是极端的无治派，受老子学左派影响，与内篇关系较浅，偏于无为的政治思想，包括《马蹄》《盗跖》等篇。然而，庄子学的最大特点是“分之有中右左三派，合之则又是完整之庄子一家之言”，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要“返于自然”。在“庄子书之考证”中，朱先生不仅把《庄子》各篇分为三派，而且认为后来的《庄》注也有以中派和旨趣进行注解的，但左派《庄》注尚未发现，而以道教和佛教解庄的著述则与庄子学无关。这些看法无疑很有见地的。

六、去粗取精：整理近代思想史料

与古代哲学史料相比，近代思想史料有两个特点：其一，数量太多；其二，有一部分文献在外国的记载中。再者，近代思想史的第一任务是怎样理解目前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思想的大转变，亦即，使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工作和现代思想发生密切联系。鉴于此，朱先生说：“近代思想史的史料学，应该方向转变，即从单纯的辨别真伪一变而尤注重史实的解释与历史的现代性。当然在史料的搜集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校勘考订和一般改正文字错误的方法。但即在改正文字错误的时候，也须联系时代背景。”因而，与古代哲学史料的整理方法主要在“去伪存真”有些不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史料整理方法主要在“去粗取精”。其中，“精”是指民主性的精华，“粗”则是指封建性的糟粕。朱先生认为，这个关于思想史料的选题标准，适用于中国哲学全史，但尤其适用于近代思想史，因为“近代思想史是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并且标志着民主主义逐步胜利的历史，民主主义是从唯物主义哲学出发，封建主义则从唯心主义哲学出发，因此这种漫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标志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对立面的斗争过程”。

以“去粗取精”为选题标准，朱谦之先生用“鸦片战争时期的思想史料”、“太平天国思想史料”、“戊戌维新思想史料”和“辛亥革命思想史料”等4个方面组成“近代思想史料选题”一讲。在这一讲，他对太平天国思想史料的研究尤为深入。从主观原因分析，这是因为他曾在抗战期间专门研究这一阶段，并完成《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一书。从客观原因分析，这不仅因为此一时期的革命思想材料更多，而且因为这些材料的整理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专门学问。他指出，自从孙中山为《太平天国战史》作序开始，以后国内研究太平天国的便分史料考订和史料整理两大派分途并进。前一派注重史料之考订而缺乏史料之解释，后一派注重史料之解释而缺乏史料之考订，而“到了现在，太平天国史料的研究法，基本上有了改变，从前注重史料考订的一派，如罗尔纲等都已转变方向，综合了两派的所长，而去其所短，以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为依据，将史料考订和史料解释联系在一起，这是太平天国史料学的新倾向”。朱先生将太平天国的文献史料分为官书、诏谕、供状、战纪、类纂、奏疏、文集、笔记、方志、传记、外人著作、今人著作、史料丛刊和新闻杂志等14类，并强调海外所藏史料在纠正清政府官书对太平天国的歪曲记载上的意义。

在其余3方面中，鸦片战争时期，主要介绍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要求社会改革的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著作材料。戊戌维新时期，首先介绍戊戌维新思想先导人物冯桂芬、王韬、陈炽、陈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郭嵩焘、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的思想史料，之后重点介绍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等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推向高潮的思想家的著述情况。辛亥革命时期，则以孙中山为首，宣介章炳麟、邹容、秋瑾、陈天华、吴樾诸人的思想史料。

鸦片战争给中国文化历史造成重大影响，中国哲学也因之经历了从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历史性转变，比如赋予古代哲学范畴以新的内涵、将西方传入的哲学思想和古代哲学融合起来等等。因此，朱谦之先生以“去粗取精”的方式对近代思想史料的特殊处理是值得称赞的。然而，其在人物的选择上并没有做到“去粗取精”，因为陈炽、陈虬、容闳、马建忠、秋瑾等人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并不密切，将他们选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未免失之宽泛。

七、结语

概括言之，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学科观念鲜明。我们知道，在中国，近代意义的学科诸如物理学、化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等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影响才成为专门学科，中国哲学史学科也是时人运用西方学术方法从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剥离出来的。作为学科建立标志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虽有关于哲学史料的审定和整理方法等内容，但其中并没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名，更无所谓学科观念。朱谦之先生则首次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作为一门新学问加以研究，从而将其确定为一门学科。

2 学术立场坚定。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朱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自觉运用现有的唯物史观知识研究和分析中国哲学史料。从其自传可知，他“五四”前期信仰无政府主义和虚无哲学，20年代倡导唯情哲学，1938年研究太平天国时已初步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社会背景分析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建国后则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尝试以之为学术研究方法。因此，在定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以及具体分析哲学史料时他都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

3 方法论意识强烈。这表现在他对史料学方法研究的重视。具体而言，就是他看重校勘、训诂、辑佚、辨伪等传统朴学方法并在考证《易经》《老子》《庄子》《列子》等著作时对这些方法进行具体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