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情感故事范文

短篇情感故事篇1

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亨利，不但在写作方法上凸显了世纪之交的作品主题，更是在创作方法上显现了承上启下的痕迹。 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即遵循19世纪所倡导的故事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但同时也采纳了开放式的结尾，流露出了主导20世纪短篇小说创作的无故事性，《麦琪的礼物》就是其创作原则的最完美的体现，散发出欧亨利作品中独特的艺术魅力。欧·亨利在这篇不到四千字的作品里，截取了美国大城市纽约生活的一个横断面，塑造了一对互敬互爱的穷困青年夫妻的艺术形象，赞美了他们对爱情的忠贞以及勇于为对方的快乐作出自我牺牲，与此同时，也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下层人物的愁吃愁穿的不幸遭遇。

在创作手法上，欧·亨利仍旧遵循着故事的完整性的创作原则， 在《麦琪的礼物》中，欧·亨利在小说一开篇便为故事的发展做了精心的铺垫， 其效果是使小说的各个部分联系紧密， 故事的首尾形成一个自然不可分割的整体， 使文章全部的故事情节合理。《麦琪的礼物》开篇就刻意渲染了女主人公德拉在圣诞节前夕产生的烦恼，从而突出了构成全篇情节基础的矛盾： 想买礼物而经济拮据。作者有意强调了“一块八角七分钱”的钱数之少和来之不易，使德拉购买圣诞礼物的希望很难实现。而当她把主意打在自己的头发上， 把自己身上那头美丽得像一股褐色的小瀑布一样金光闪闪的头发换成买礼物的二十块钱时，读者似乎随着德拉的狂喜和憧憬感到了一丝丝希望， 产生了一种似乎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欣慰感， 也仿佛感同身受地同德拉一起等待着吉姆归来见到礼物的一个瞬间。然而，小说的情节发展是曲折的，真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德拉手里握着表链，悄声祈祷着等着杰姆进屋时 杰姆那那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又不是不满，更不是厌恶，不是她所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只带着那种奇怪的神情仿若般的表情不但搞懵了德拉，连读者也跟着一同猜测着这个即将揭开的谜底。 欧·亨利在这里恰到好处地运用了德国接受美学理论家伊瑟尔所命名的 “召唤结构”来召唤读者在其可能范围内充分发挥再创造的才能”小说随即揭开了谜底：杰姆好像忽然从恍惚中醒过来。 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东西， 那是杰姆为德拉买的全套发梳，是德拉渴望已久的东西。有了发梳，有了这女主人公心向神往的美丽的发梳，却没有了承受这装饰品的长发，没有了那颜色正好与这发梳般配的头发。新的矛盾代替了旧的矛盾。小说就是这样深刻地揭露了金钱世界的冷酷现实。穷人的愿望，那些善良的、毫不过分的愿望，往往也是难以实现的。

小说若是只写到这里，那当然还未能把杰姆和德拉的内心的世界美好揭示出来。小说的女主人公德拉在不能享受丈夫珍贵礼物的情况下，依然还是泪眼婆娑地又是笑，又是跳，又是叫，对丈夫表示了由衷的感谢。但是，直至这时，杰姆还没有看见德拉为他准备的礼物。小说里是这样描写了这个戏剧性的高潮场面的：杰姆还没有看到送给他的美丽礼物呢？ 她热切地把它握在自己掌心上递给他。 有了漂亮的表链，有了反映女主人公快活和热诚的神情的表链，却没有了祖传的金表，没有承受表链的金表。小说再一次突出了这带有悲剧性质的喜剧性矛盾，如同音乐演奏中的戛然而止，给读者留下了充分思索的余地。

在分析了这篇作品一波三折的情节设置以后， 读者会突然发现有关情节设置上的一个问题，读者倘若顺着小说中故事情节的发展线索去推测，往往会以为事情的结尾将会是怎么样，但小说最后情节一转，竟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尾，与读者猜测的相去甚远，有时甚至完全相反。这种峰回路转式的结尾在把读者的思路沿着表象引过去之后，最后却让读者看到的却是与表象完全不同的结局，从而在惊异中更加清楚地明白事情的真相和问题的实质。而小说中着意缺失的结尾， 则更加有利于调动文学接受中的审美功能，这些被故意制造的缺失不但给读者留有一定的想象空间，更极大地调动了其想象力， 达到“诗贵言外，使人思而得之” 的效果。在《麦琪的礼物》中，作家紧紧抓住了圣诞节前夕一对年轻恩爱的穷苦夫妻互赠厚礼这个中心事件，描写入手，安排了使人难以一目了然的曲折情节的同时，却有意把一些重要的事实按下去，伏一笔，先不向读者明作交代。到了适当的时候，一下子亮了底，使读者恍然大悟，凝神三思。作者出奇不意地将令人惊愕的结局在读者完全不留意的状态下嘎然而止于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中。始料不及的意外结局猛然扣住读者的心扉，令读者出乎意料。 应该说，裁剪精到的构思 使这个短篇在缕缕情感的光束中显露出丰厚的内涵， 激发读者对爱情、金钱的价值之思考。作家细致地描写出德拉没钱为丈夫买礼物的焦灼心情， 写德拉的美发， 甚至写德拉上街卖发和买表链的全过程， 却惜墨如金地避开了吉姆卖金表买发梳的经过。结尾谜底一揭开，小说达到高潮，故事至此而止，令人回味。这种寄实于虚， 并兼用暗示和略写的手法， 是《麦琪的礼物》所独具的特点。为其后二十世纪的小说开方式结局的创作起到了风向标的作用。

短篇情感故事篇2

先来说说时间结构。说到时间结构，必须从开篇艺术讲起。我特别喜欢《锦被花》的开篇：

哪怕化作一撮灰，我都记得那个早晨。那是十二年前，四月的一个早晨……

读到这个开头，我脑子里想到的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篇：

许多年之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据说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整整构思了十五年，却被开头难住了，经过漫长的思考才写成上面这样。我不知道俞妍写下这个开篇花了多少时间。在我看来，两个开篇有异曲同工之妙，两个简短的开篇都引入了令人难忘的意象，化作一撮灰和行刑队，这两个意象都与死亡或者说灾难有关，一下子就导入情节的节奏并引发悬念，把读着带到了故事情景之中。更重要的是，短短一句话，就包括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种时间形态，展示了小说叙事结构的时间特性。对于叙述者来说，一切都已经发生，一切都已经是“过去”，但是叙述者却站在“现在”来讲多年前的事情，讲一个多年前的“将来”发生的故事。然后又从“将来”的口吻回忆过去，俞妍回忆的是十二年前，马尔克斯回忆的是许多年之前。这是作品在时间处理上的一个技巧。小说总的来说是写“过去”，但是它最终的叙述还是会回到“将来”。可以用小说结尾来验证：

我坐下来，想了一下，给张帆发了一条短信：“番薯，好好活着！”我端起大碗猛喝下去，味道真好，那么鲜美的面条随着汤水滑下我的喉咙……

“我”喝下含有大量锦被花壳的面条汤，当然是想寻死，想化成灰，最终却没有化成灰。对应开头的第一句话“哪怕化作一撮灰，我都记得那个早晨”，这是“我”差点就要化成灰之后的回忆。于是从时间结构上来说，小说的叙述完整地形成了一个圆。

叙事结构。《锦被花》是一种故事里面套故事的叙事结构，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设计得非常精美。小说的主要情节是“我”和闻奇、张帆两个男人之间的情感纠葛，里面套着的是父母亲和小琴阿姨、张叔叔之间的情感故事。这是两代人的虐恋，爱情和欲望、忠诚和背叛、死亡和新生，过去和现在，这些互相矛盾又有关联的双方组合在一个文本里面。

作者通过不断地转换时空，精心设计，把“我”的童年和“我”的现在，张帆的童年和现在，闻奇以及“我”父母、小琴阿姨、张叔叔的过去和现在――两代人几十年的情感纠葛铺陈得跌宕起伏，曲折绮丽，使故事情节呈现出一种丰富性，既满足甚至超越了读者的期待，又符合生活的逻辑，真正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我”之所以迷恋闻奇，一个是欲望在作怪――锦被花的口腹之欲，以及喝了锦被花之后的闻奇在绣满花的锦被里的兴风作浪。另一个却和“我”的童年经历有关。父母亲和小琴阿姨之间的故事一直以回忆或者梦境的形式影响着“我”。“我”和闻奇的虐恋其实和自己的童年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童年时，长年生病的爸爸因小琴阿姨长年的照顾，在某一天终于带着小琴阿姨远走他乡，妈妈变得歇斯底里。但是“我”的内心里对小琴阿姨却一点也不排斥。所以当“我”在闻奇那里碰到他和前妻留下来的女儿佳佳时，童年的“我”和佳佳合二为一了，于是没有血缘关系的“我”和佳佳相亲相爱。之所以“我”在和张帆结婚之后又带着女儿去找闻奇，我想除了欲望，佳佳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吧。

叙述视角。《锦被花》之所以读来有一种酣畅淋漓、感同身受的感觉，我觉得是由于小说的代入感极强的缘故。作者选择了一个固定的叙述视角，叙述者本身就是故事中的“我”。通过“我”的眼睛去观察去思考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和事件，去经历“我”的经历，增强了小说的可信度。同时还可以深入到“我”的内心世界，去感受“我”内心世界的波澜壮阔或者风轻云淡。读者在阅读的时候，甚至会产生一个错觉，仿佛不是作者在讲故事，而是自己正在经历那些事情。

主题象征性。象征是指借用某种具体形象的事物暗示特定的人物或事理，以表达真挚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是一种以物征事的艺术表现手法。我认为作者的主题有着非常强烈的暗示性。锦被花是罂粟花的别名，罂粟花，是一种美得让人窒息的花，我在百度上查了一下罂粟花的花语，有很多种说法，我最喜欢其中一种――死亡之恋。人说浪漫的极致是死亡，却偏偏死不了，所以罂粟花语是“死亡之恋”。我觉得这个词就是《锦被花》这个小说情节最确切的评语。

短篇情感故事篇3

以及作为衡量标准的各种“价值所在”。然而，像契诃夫、卡夫卡这类大师级别的天才写作者仅占有凤毛麟角的数量，这也是他们成为众多作家中“这一个”的原因，他们在短篇小说中展现出的才华与抱负让多少写作者望尘莫及，于是更多的写作者便开始在短篇小说的创作中以“精雕细琢”“排兵布阵”等方式达成人为的“袖里乾坤”，这样的作品充满了精致特色和分析探讨的“价值”，却少了那么一些作为作家必须要展现出来的真实的艺术气息和抛却技术层面而带给读者的个性化意味。正如徐则臣在《我的朋友堂吉诃德》的跋中所言及的“意蕴才是短篇小说的目的，故事只是工具；意蕴来自故事和小说。”这种短篇小说意蕴说，我深以为是。

徐则臣作为70后作家中的领军人物，一直以来在短篇小说中展现着自己出色的写作才华与思想刻度。而最近随着茅盾文学奖的热潮，他的入围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以洋洋洒洒四十

万字使这位新锐作家再次以强劲的势头进入大众的视野。这标志着以他为代表的70后作家群体――中国文坛的“准中坚”蓄势待发。

作为长篇短篇两手抓两面硬的作家，徐则臣是清醒而执著的，无论是对于文学和写作的态度还是对于历史和现实的认知。他在《我的朋友堂吉诃德》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似乎有意地向读者传递着他对小说艺术的敏锐感知和张弛有度的把握力。

经验的跨时空性与永恒力

《我的朋友堂吉诃德》收入作者12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无一例外都体现着经验的跨时空性与永恒力。经验无形中影响着作家的选材与创作，然而如何运用经验，使经验在作品中起到跨时空的作用并成为连接读者与作者的有效桥梁却是十分考验作家水准的。这里的跨时空，是指由经验衍生的叙述具有打破时间空间界限的能力，这就要求其中暗含直通人性且反映社会运转本质的一些要素，于是经验便由个体转向了集体，场景成了背景，读者包括作家本身成了故事的主人公，境随心转，达成一种无时空界限的情感意义上的流连，于是小说由情感共鸣达成了经验的混响，至此，文学作品便具备了使读者“忘我”的功能。

徐则臣深谙其道。无论是《露天电影》中露天电影的放映方法，《大雷雨》中连皮狗肉的香气与味道，还是《我的朋友堂吉诃德》中城市居民区邻里之间的冷淡相处，或是《夜归》中牛拉车的描写。作家灵活地调动起关于这些场景的经验并使其在故事中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使故事中的场景直逼读者眼前。不止于此，这些经验并非只作为背景或场景出现，它们产生了一种近乎玄妙的感觉，让读者深陷其中，在意蕴的回味中与自己的经验进行铆合，最终情感与故事交错而行。

在《忆秦娥》中，七奶奶住在几十年前的泥屋子里，屋子里还摆着一口早就打好的大棺材。“我”去给她拜年时，她就坐在小屋里的门槛边，缩成小小的一团。就是这样一位老人，这样的一个小院，一口大棺材，便成为了作者展开故事的起始点。不得不说，作家将自己的经验强有力地调动了起来，将一位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活了多大年纪的老者展现在读者面前，还有同样老朽的院落房屋甚至是阴森可怖的棺材。无论读者是不是有过同样的经验，无论我们生活的时代究竟还有没有这样的场景存在，但作者运用这个场景和人物的刻画为我们调动起了读者自身的经验，关于腐朽的、没落的、当风之烛的。或许是童年的一次夜里的走失或许是目睹亲人的死去，总之文本在读者的脑海中被无限地延展了，而这种延展都为后文的叙述产生作用，经验在此时丰富了文章的外延，时空被打破的同时，读者借助作者经验所营造的意蕴参与到了其间。

再如《奔马》中“黄豆”对于骑马的深切渴望与不惜付出“血淋淋”的代价也要骑马的冒险，这一经验的变型借助文字调动起了读者关于“渴盼”“求而不得”乃至“铤而走险”的经验。这时，马就变成了一种抽象的富有隐喻义的意象，进而虚化成一种感觉，关于欲望牵引力的感受开始引导着读者的阅读并感同身受。

突破时空的经验在徐则臣的小说中同时被赋予了一种永恒力。这里的永恒与其说被理解成永久的存在或运转，毋宁说是作者的经验借助文本形成了另外的一种新的经验，在读者的意识里达成了一种难以消却的境地。

同名短篇《我的朋友堂吉诃德》中，老周所反反复复强调的邻里关系，冷漠与猜忌是作者以经验衍生出的情节，从而构成的一种压抑、无奈的氛围。这样的阅读感受使得读者开始有意无意地思考自己的人际处境，文字引起的反思和思考在意识里开始进行重构，于是具备了外化的可能。文学的意义即在于站在高于生活的高度点明事实并对生存与生活进行引导。这种文本与双方经验的互文所达成的“永恒”不是永久不变的，而是延伸发展的，“变”，构成了永恒的本质。这也是文学作为艺术形式的魅力所在。

艰难处境下的多维主旨与之力

对于作为人的艰难处境，徐则臣表现起来得心应手。作家借助方寸之间的故事讲述，旨在借助文字描述人的各种两难甚至四面楚歌的艰难处境，从而将人性的矛盾与光辉共同在读者面前，于此同时，故事也在这种处境描写上营造出了一种模糊的难以名状的多维主旨。

优秀的文学作品无一例外都不会在固定的一个或几个主题上进行有限的突出。试想昆德拉、海明威、鲁迅、蒲松龄这些文学大师，他们的作品都是在主题上呈现出含混的散放状态，因此作品具备了永恒的美感。尽管就徐则臣当前的创作来看并没有达到上述作家的超一流水平，但他的短篇小说却确实在艰难处境下的多维主旨上展示出了这样的特点，这或许预示着作家之后的作品因此成为经典的可能。

在《如果大雪封门》中，主人公慧聪在难以维系的生活状态与对一场大雪的期待中同时面临着各种原因造成的赖以生存的鸽子的死去构成了一种艰难处境。在这种日益严重的处境之下，慧聪承受着煎熬却又坚守着那份对大雪的期待隐喻了人对于生存和梦想的处理，但似乎又不止于此，“我们”对于慧聪的同情、对于鸽子的渴望、“我”和慧聪关于行健、米萝鬼祟的行径的猜测、被打成傻子的宝来等都在各种层面上预示着文章的主旨，很难说清究竟哪个才是作者要展现出的“写作核心”，而这些含混的主题性因素又无限地丰富着文章的内涵。甚至作家本身也没有在起笔时思考到这些因素，然而却在自然而然间被文章本身所引导。在很多优秀作家身上，这样的创作特点十分鲜明。值得注意的是徐则臣展现这些因素的手法，无论是掩盖起来的隐藏叙事（如鸽子消失的真正原因）还是作者巧妙变化着的叙述时间（倒叙与插叙的使用）都不是刻意为之的，而是在一种主观的描写过程中自然完成的，这有别于精心的雕琢，虽然弱化了精致性，却在展现多维度主题上产生着“水到渠成”般的效果。

在描写这种艰难处境中，作家十分重视之力的叙写。

《大雷雨》中冯半夜为了得到丹凤而杀死嫖客，《养蜂场旅馆》中“我”与旅馆老板娘的第一次露水情缘而导致的长达数年的等待，《露天电影》中“我”关于当年风流韵事的遗忘与被迫的想起，几乎所有作品中，徐则臣都会侧重描摹之力对于故事的主人公（或可理解为人）的强大支配力量或冰山式的影响力。最高超的展现是在《逃跑的鞋子》中六豁老太长达一生的对真正爱情的渴盼，这种渴盼以逃亡、隐忍、腐朽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得主题在模糊中达到深刻的多元。再如《忆秦娥》中七奶奶一直活着，衍生了这么多的故事，最终却只是在等待一句爱的确认，于是安心地离开人世。《如果大雪封门》中，行健和米萝拎着鸽子去一女人门里也巧妙地暗示了一些隐藏起来的材料，以之力来引导读者对于真正情况的推演。徐则臣对于之力的处理办法是高超的，有别于庸碌作者为了吸引眼球或是单纯推动情节或展现人物来描写，他对于之力的使用，是为营造那种他提及的“意蕴”，为了对小说内核的包抄。

《我的朋友堂吉诃德》真诚展现了作者对于短篇小说的态度，他在一定的“规训”中肆意描写，在自恣的“自我表达”中消弭了技术层面的“艺术”，从而达到了真正的艺术层面：文字与结构飘逸而适之有度，主题与中心深刻却具有多元的张力。

此处，无招胜有招。

短篇情感故事篇4

一、故事类阅读理解技巧点拨

1.选材特点

高考记叙文阅读，以短篇故事类居多。这类文章一般描述的是某一件具体事情的发生发展及结局，有人物、时间、地点和事件。故事一般取材于真实的生活事件，通过故事来赞美或谴责等等抒发某种情感。

2.故事类文章的命题特点

此类文章的命题往往从故事的情节、人物或事件之间的关系、故事前因后果的推测以及故事的主旨大意等方面着手，推理判读能力。

3.故事类文章的解题技巧

（1）理清文脉与主要信息

阅读故事类文章，理清人物或事件之间的关系，有的以事件发展为线索，有的以一句富有寓意的话为主线。只有抓住了主线索，才不会在解题时偏离正轨。

故事类阅读理解所涉及的题目多是文章的主要内容，几个小题的正确选项结合在一起基本上构成了文章的主脉络或文章的提纲。因此在解题的过程中，考生如果能关注文章的主要细节，就能一气呵成，保证做题的准确性。

（2）注意作者的议论和抒情

高考英语故事类文章常伴随着作者思想情感的流露和表达，因此，议论和抒情往往夹杂其中。这些体现作者观点或思想的语句在阅读时可以画线，它们往往体现文章中心或者写作意图，属于必考点，要仔细体会。

二、科普类阅读理解技巧点拨

1.科普说明文特点

科普说明文的文体特点：（1）大量使用专业词汇、复合词、缩略词及利用前后缀构成的派生词。（2）句子结构复杂，长难句较多，考生对其望而生畏，不知如何下手解题。

教师首先要消除学生的畏难心理，使其了解近几年内容越简单的文章，题目的思维含量更高，难度越大，如故事类。相反，内容庞杂、生词术语较多的文章，在事实性更强的情况下，阅读理解的题目却相对会简单，如科普类说明文，这也是命题者调控试卷难度的手段。

高考试题中科普说明文以总分总的结构模式最为常见，即先引出说明对象，然后阐述说明对象，从而使读者有深入的理解，最后对说明对象做总结，或做一些补充性的说明，或开拓读者视野，或增强说明的准确。

2.科普说明文解题技巧

（1）运用Skimming（略读法）和Scanning（查读法）阅读技巧，巧妙解答细节

①采用略读法，快速阅读短文，考生不需要逐字去读，而是要重点留意文章的开头、结尾以及段落的首句和段尾句，把握主题思想与段落大意。

②摸清文章结构后，读阅读问题，抓住题干中的关键词，到短文中圈定大致的答题范围。

（2）精读首尾两段或段落首尾句，准确解答主旨大意和结构题

科普类说明文通常有主旨大意判断题，以考查考生对通篇文意或某一段落的理解。解答此类题，结合这类文章的篇章结构特点考虑。首段与结尾往往提出或归纳了文章的某一要点或中心思想，因此正确理解文章首尾两段是解答全文主旨题的关键。

三、新闻类阅读理解技巧点拨

1.选材特点

新闻类阅读材料的内容多数是与人们的生活和学习息息相关的话题。如：国内外有影响的事件和最新的科技发明、科技进步等等。根据报道的内容兼具记叙文或说明文体裁的特点。

2.切入点

短篇情感故事篇5

关键词：莫泊桑　欧・亨利　短篇小说

法国作家莫泊桑(1850-1893)与美国作家欧・亨利(1862-1910)是响誉十九世纪世界文坛的两大短篇小说巨匠。虽然来自不同民族地域，拥有不同文化背景，他们的作品中却有诸多惊人的相似性：简练生动的语言文字、对弱小人物的满腔同情、精巧灵动的构思布局冷静客观的创作手法，让我们频频感叹，欧・亨利岂不就是“美国的莫泊桑”。正如学界正盛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一平行研究所述，但凡文学、作家、作品“相似”、“类似”、“卓然可比”，都可以相较。因此对两位大师的文风比照，有重要意义。

莫泊桑走上创作之路，正是法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兴盛的19世纪后期，但他的创作大多遵从现实主义，在囊括生活的广度、挖掘思想的深度、概括典型的高度上都有极高的水准。因自小受教于福楼拜，“客观而无动于衷”的理念，是他毕生所追随的。他的小说，无论涉及普法战争、农场工人、诺曼底农民还是巴黎小公务员，都保持着冷静客观的现实态度洞悉他们的生死悲欢。《菲菲小姐》里，德国侵略者对法国艺术品肆意疯狂的毁坏，对法国从人格到肉体的侮辱摧残，以至愤怒的拉歇尔突然刺死“菲菲小姐”的瞬间定音，作者都真实而不动声色地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自己的爱憎隐于作品视线之外。他的自描手法、精炼语言、明确表述、几乎不含比喻的句型，让我们看到他坚持的不见作家意图、只见词语本身之美的匠心。而从不具象描绘人物的心理，却让它在人物的言行中自然显露，也是莫泊桑对传统现实主义的发展，这使短篇小说更简洁流畅，合乎现代读者的阅读需求。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外，莫泊桑又是“梅塘集团”的中心成员之一，对左拉的自然主义也有清醒认识，短篇《一个儿子》中的生理学描写就是范例。自然主义扭曲了现实主义，又不失为一种观照现代人心灵的方法。

美国文学起步较晚，彼时正青春年少，西欧诸国现代主义风行时，欧・亨利的创作正值全美现实主义的鼎盛时期。欧・亨利出身贫寒，受教不多，幼年就遍尝人间疾苦，流浪生涯使他接触了社会中形形的人物，为他的创作积累了丰厚素材，也使他深知世事艰辛。为生计所迫，他对社会既有憎恶又有屈从，有时也迎合小市民趣味而写作。虽然有的作品内容尚浅，但大部分仍是现实主义的杰作。他客观真切的“写实”传统、别具一格的幽默风格，皆从马克，吐温那里得来。在讽刺揶揄、夸张嘲讽的背后，是世态人情的可笑可叹、可怒可悲。作家仿佛从高处俯瞰众生、描摹现实，却能尽相。他的写实，又含带着美式特别的诙谐风趣，将小市民的琐细生活娓娓道出。不同于莫泊桑，欧-亨利的主观情感更为明朗，并不掩饰对自己笔下人物深沉的爱。如《灯火重燃》中，他对于舍豪门而选清贫、终与丹相守真爱的南希，流露了无比的钦佩和赞赏；对卢最后的放声痛哭，也给予了深挚同情。欧・亨利的语言虽质朴明白、不加润饰，却饱含感情，有极强的感染力。文字生动传神，常常使用的谐音、双关、俚语，又显弦外之音，耐人品读。

莫泊桑对资本主义生活种种黑暗面的剖析和鞭挞，笔锋犀利、毫不留情。《羊脂球》的小车厢，十个人，政要、商贾、贵族、修女、破落子弟加上羊脂球。在法军溃败、普军侵城的风雨时局下，上层社会及其附庸都奇妙地进了这小小马车了。这些为已私利的资产者、贵妇甚至以“灵魂的抚慰者”自称的修女们，有意“屈尊”逼善良纯朴的羊脂球就范，达成目的后却轻易地撇弃了她。作者截这一社会横断面，无动于衷却又鲜明深刻地传达了他对人情世态的愤慨!纨绔子弟浮面的放浪伪善和内心的肮脏丑陋在《橄榄园》和《遗嘱》中都有体现。莫泊桑笔下的小人物，多是小公务员、小职员、、下层劳动者，他们大多生活寂寞、孤独、贫乏、苦涩，受约于大人物的威势却又不免有爱慕虚荣、飞黄腾达之心，现实往往给他们沉痛一击，在这里，作者隐匿幕后、直观人性、对他们的平庸、自私、狭隘、势利不吝嘲讽。如《我的叔叔于勒》中，误以为于勒发迹时“我”的父母急于与他相认，而得知实情时却避之尤恐不及。这正是被金钱腐蚀的人性的尽致淋漓的展现。同类还有《项链》、《散步》、《骑马》、《勋章到手了》等。但如伊凡・蒲宁所说，莫泊桑是“在自己内心里渴望着全世界幸福的作家。”明里态度越是冷峻严肃，暗处同情越是深挚真诚。他“道是无晴却有晴”的文风，发人深省。纵然严酷的现实给了玛蒂尔德项链登台，却成了她的梦魇，这些富人的宝贝却让贫人遭难，莫泊桑怎能不起忧思?

因微薄的出身和窘迫的家境，欧・亨利也对世情冷暖体察人微，对丑恶的资本主义上流社会的奢侈享乐、金钱至上和冷漠势利，借讽刺之笔加以抨击，在表面祥和承平的社会温情脉脉的面纱下，直见它的虚假内质。幽默中见哀伤，讽刺中见愤然。如《警察与赞美诗》开头的景色渲染出凄清萧飒之气，这标榜“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度，其实比枯叶都无情，像苏比这样的底层百姓，生活是毫无幸福可言的。但欧・亨利更着意于描画繁华纽约都市中的小市民、办事员、流浪汉，展现他们的患难与共、贫能守志的高尚品格，连“无赖骗子小说”都旨在表现“反面人物”们向善的那面。他尤以描写纽约曼哈顿市民生活万象的作品著称，被誉为“曼哈顿的桂冠诗人”。他笔下看似轻淡，却淡处见真情，于微言大义外，更有悲悯情怀。《麦琪的礼物》中，德拉和杰姆因生计所迫，分别为对方卖掉自己最珍贵的东西置办圣诞礼物，但他们的质朴真情远胜过达官贵人的玉食锦衣。《最后一片藤叶》中那位重病在身、贫寒无依的老画家，在风雨之夜出门为病中的少女画出老树上最后一片藤叶，永远不会被刮掉的藤叶，她生命的希望，自己却永远离去了。欧・亨利总是在活泼泼生动诙谐的语调中讲述着令人心酸的故事，从平凡小人物身上发掘人性本来的真善或是扭曲，娓娓道出，意味隽永，饱含“含泪的笑”和“含笑的泪”，又使人感叹怅然。可以说，一生历经坎坷、颠沛流离的他，仍然热爱生活、相信生活，他既是冷静严肃的社会批评家，又是乐天知命的达观幽默者。

谈到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我们自然想到“欧・亨利结尾”，即意出尘外却又理在其中。这包括两方面，一是结构的明暗重叠，明线掩暗线，在故事进展中始终隐瞒一些环节。保留最重要的秘密，也即对“情节空白”的运用。二是反笔。就是在小说的铺垫中巧设机关，给读者造成错觉，却又“草灰蛇线，伏脉千里”，在结尾处真相大白。这样独特新奇的构思，巧妙安设的情节，缜密精深的笔法，一唱三叹的结局，正是欧-亨利独有的。《麦琪的礼物》可算是代表，德拉卖掉了美丽的长发为杰姆买表链，可杰姆送给德拉的整套发梳，却正是用自己的金表换来的!《警察 与赞美诗》中的流浪汉苏比几经努力，试图人狱过冬都奇迹般地无法实现，当他听到赞美诗时心底的美好情感被唤起，却又莫名地被警察带走，送去了他原本朝思暮想的地方!“蓄势艺术”的娴熟运用，使结尾新高潮的拔起，形成了艺术的持久冲击。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称其为“有意味的形式”。一句“布莱克威尔岛，三个月’11顷泻出19世纪纽约社会底层的全影，作者的态度也明见其中：现实冷酷，是美国社会把苏比推向绝望的深渊，毁了一个有理想的正直青年。类似情境，在《爱的付出》、《华而不实》等许多作品中都有完美体现。文末的恍悟，总将全篇思想一举升华，启人深思。

莫泊桑的设置情节也跌宕起伏。名篇《项链》，仿佛是欧・亨利结尾的再现，文章首尾不凡，结构上点线串联、虚实错杂、明暗相间，在周密的心理活动和细节描写中，层层递进。平凡人家的女主人公玛蒂尔德从偶遇机缘实现上流梦，到失去项链顷刻间跌落现实，本已是双重转折，却不料。她不幸丢失、并耗尽自己十年光阴和全部幻想的项链是假的，这对她那小资产阶级虚荣心是多大的讽刺!末旬既道出19世纪中叶法国社会的所谓时尚，将境界托起。又使作者的褒贬爱憎沉淀其中。《一个修软座椅的女人》、《珠宝》等也在情节上呈现了这种戏剧般的“陡转”、“惊变”，结局发生意想不到的逆转。而在故事进程中，作者也已巧设机关，便使结局合乎情理、余蕴无限了。

虽然都追求情节精巧，但他们着眼点不同。欧・亨利追求新奇的巧、“不奇之奇”，即化生活之常为艺术之奇，从都市、城镇、民家的平凡生活中，提炼出妙趣横生却又真实可信的情节。而莫泊桑追求自然流畅的巧。他在选材上并不以离奇情节取胜，而善于运用对他题材有益的具有特征性的细节、不露痕迹的转换手法，巧妙布局，以突出表现那些被观察者忽略、却对作品意义重大的情节。

叙述方式在小说创作中至关重要。欧・亨利和莫泊桑都能充分根据小说的情节内容的需要，在叙述人称和角度上巧作安排，用“全知叙述”(第三人称)或“自传体叙述”(第一人称)，将其娓娓道出。

不同的是，欧・亨利小说的叙述方式较少变化，他的小说以传统讲故事方式进行，无论置身事外的第三人称，还是身处事中的第一人称。一般都由一个人称叙述到底。客观叙述中，他还会时时加些“插入语”，即自己的见解，或在小说的开头或结尾来一段看似与主题无关的议论，实际却是别有深意的。如《财神与爱神》结尾提及了执爱之箭、胖胖又淘气的小男孩丘比特，《灯火重燃》以与读者对话的形式开篇。又以愉快的口气引入对两位女主人公的介绍：“六个月过去了，我请求读者诸君与她们见面”。其间，作者一直流露着对受压抑被损害的人们的人文关怀。

但莫泊桑却破单一叙述的旧路，开创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叙事技巧。他的叙述人称常常有变化。最常用的是大故事里套小故事的框架式，这很像《十日谈》，一个特定环境中几人相遇，其中一人讲故事，大家评论。而讲故事的人往往又是故事中的角色，有时听故事的也被带入故事，一同寻找故事中的人，参与故事。如《一个诺曼底人》中，一位朋友向“我”讲述了当地教堂看守人的故事，又不觉把“我”带到那里，让“我”结识了那个看守，并和他一起亲历故事中的事。《米龙老爹》里的米龙叙述他杀死德国鬼子的场面，人称转换了三次，使读者从不同侧面，看到这个传奇式的农民的朴素的英雄气概。作者的思索也彰显在叙述人称的变化中。

因此，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比对，可以看出，这两位生活于19世纪末期的短篇小说大师，艺术里程起终并不一致，思想也并不尽像，但许多创作仍有异曲同工处，富有研究的价值。一位冷静其笔，一位笑中含泪，都在讽刺或批判的背后寄予了对人生与社会的深忧。笔法上的出奇相似，也来自对日常生活的细微体察和自我表达习惯。但不论爱憎在文本之外，还是感怀在讽喻之中，两位大师都以对现实人生的坚守和魔法般幻化出精彩结局的笔力。触及人物的灵魂深处，留给我们无尽感思。

参考文献：

[1]陈，欧・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评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4)

[2]杜鹃，莫泊桑与欧・亨利短篇小说创作手法比较，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7)

[3]李辰民，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短篇小说比较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2)

[4]汪泽洲，惊人的相似：《警察与赞美诗》和《项链》的结尾，世界文学评论，2007，(1)

短篇情感故事篇6

[论文摘要]： 蒂利·奥尔森，美国最为著名的女性作家，以其独特的生活感悟和创作风格，震惊了美国文学界。文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该作家的独特创作风格：（一）蒂利·奥尔森的生活经历。（二）其作品的主题内容。（三）蒂利·奥尔森的独特创作技巧。

由于受到社会的、历史的、以及经济地位的限制，与男性作家相比，女性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更多的挑战。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在现代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女性作家开始为争取更多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呐喊，从而给文学界增添了一股新的生机与活力。

蒂利·奥尔森就是这些杰出女作家之一。尽管她一生中只写了四部短篇故事，一部小说和一些随笔，她的独特生活感悟和创作视角使其成为美国最为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从而赢得"女权主义文学先锋"的美誉。

一、蒂利·奥尔森的生活经历

众所周知，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作家的生活经历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创作源泉。弗吉尼亚·吴尔芙在她的《生活与小说家》一书中就曾指出：生活是小说最好的创作目的。①蒂利·奥尔森，这位美国最为著名的女性作家，将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充分地融入自己的写作之中，为广大读者创作出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

蒂利·奥尔森的父亲是一名政治避难者。由于受到父亲的影响，她在早年便拥有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她十几岁时，她便加入了青年社会主义者同盟，后来又加入了青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她的许多作品便反映了这一政治抱负。但最为重要并不在于此，而是她的女权主义创作倾向。

蒂利·奥尔森在19岁时，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部小说yonnondio.但不幸的是，她在生了第一个孩子之后被丈夫抛弃。在她的自传性故事i stand here ironing,便写到这件事情。一些年之后，她再婚嫁给了杰克·奥尔森，又生了三个孩子。照料孩子以及从事政治事业占据了她大部分时间，直到1953年她才重新开始文学创作。1961年由于tell me a riddle 她.获得欧·亨利文学奖。作为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锋，奥尔森为丽贝卡·哈丁·戴维的无产阶级小说life in the iron mills作序。1980年她又获得优秀女作家奖。

蒂利·奥尔森丰富的生活经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正由于她的独特生活阅历才使得她敢于大胆创新，为美国文学界增添了一股新的力量。

二、蒂利·奥尔森作品的主题

由于其工人阶级的生活背景以及其致力解决工人阶级困境，蒂利·奥尔森的许多优秀作品有力地描写了工人阶级的需要﹑奋斗以及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但有一点需要引起注意：

蒂利·奥尔森的作品不仅局限于工人阶级问题，她的许多作品还谈论到女权主义问题。

在作品silences, 蒂利·奥尔森探讨了女性作家的创作欲望如何被生育子女以及在创作领域中男性作家的支配而被抹杀掉。在这本书中，蒂利·奥尔森谈到了著名女作家艾米莉·迪金森和弗吉尼亚·吴尔芙，并探讨了她们的生活以及她们所描写的生活如何受到男性主宰的社会以及文学创作领域本身男性作家所占支配地位的影响。

在作品i stand here ironing, 蒂利·奥尔森探讨了女权主义作品中另一个被广泛讨论的主题：母女关系问题。在这部作品中，蒂利·奥尔森揭露了广大女性所面临的不公正待遇。在这部作品中，蒂利·奥尔森还探讨了母女在寻找各自身份以及想独立于社会对女性的期望时所遇到的困难。此外，蒂利·奥尔森还探讨了亲密这一问题的本质。

总之，在她的优秀作品中，蒂利·奥尔森揭露了由于受到性别以及社会地位的限制，女性在创造力﹑成长以及机遇方面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并且表达了她对男性主宰的社会中女性所面临困境的极大关注。

三、蒂利·奥尔森的独特创作技巧

i stand here ironing是蒂利·奥尔森所创作的最为出色的短篇故事。它充分显示了蒂利·奥尔森的独特创作技巧和她惊人的写作水平。因此，对奥尔森创作技巧的分析可以从分析这部作品入手。

首先，i stand here ironing主要是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可怜母亲对她教育子女方式以及对大女儿前途的矛盾心态。通过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蒂利·奥尔森使自己的作品充满了准确的证词﹑直接的目的和敏锐的洞察力。正如新小说派的代表作家所言：作家在他的作品中通常要引入一个人物来代表自己，也就是说，使用"我"作为故事的讲述者。很明显，它对于作家来说是非常有力的，因为"'他'把我们丢弃在外，但'我'却把我们引入故事的内部。"②

使得i stand here ironing这部作品独特的另一个原因还在于它将母亲身份作为隐喻与经验融为一体。这个短篇故事将母亲身份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因而使它失去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充满了作家对现代社会中自我问题的真知灼见。

这个短篇故事还采用倒叙的方式来展开故事。倒叙将事件的结局或某个最突出的片断提到文章的开头叙述，然后再使文章的叙述回到"顺序"按事件的发生﹑发展顺序进行叙述。这对于故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必需的背景知识。

此外，这个短篇故事还采用了另外一种独特的叙事技巧：意识流。意识流是一种具有开创性的叙事方法。通过这种方式，小说家可以不用借助于客观的描述和传统的对话来描写人物的思维及情感，而通过描写处于觉醒状态的内心中连绵不断的思想来直接再现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感情的细微变化。③意识流在展现人物的思想﹑印象﹑感情和回忆时，通常没有逻辑顺序和句法，它标志着小说写作形式上的革命。

在短篇故事i stand here ironing中，蒂利·奥尔森采用意识流的方法来展开故事。从头到尾，母亲一直不断地将自己与女儿做比较，边讲故事边熨烫女儿的衣服。因此在整个故事当中，并没有多少事情发生，故事的叙述者只是在一直熨衣服，偶尔同女儿说几句话。在这个故事的其余部分，仅有叙述者的内心思想﹑情感和回忆的不断变化。

综上所述，蒂利·奥尔森是西方现代主义短篇小说的创造者。通过其独特完美的写作风格以及丰富的观察与想象，蒂利·奥尔森的作品深刻反映了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在遵循传统写作方法的同时，她大胆创新，以其脍炙人口的作品丰富了文学创作的主题及艺术风格。她突出的艺术成就使小说写作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参考文献

[1] virginia woolf, life and the novelist,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1958.

[2] 陈国安. 《小说创作的艺术与智慧》，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4.

短篇情感故事篇7

关键词：京本通俗小说； 短篇白话小说； 诗词；通俗关风； 宋代

一：诗词与白话小说相融合

小说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体，可以在诗歌中融入多种多样的其他文学形式如诗词歌赋来表现人物、刻画性格、抒发感情。这形成了小说开放性的文体样式。《左传》中诗文结合的趋势已经初露端倪。到唐代，唐诗繁荣于天下，唐诗的繁荣也进一步体现在了小说创作中，以唐传奇为代表。到了宋代白话短篇小说兴起，小说中插入诗歌的同时又有大量的词篇进入，这与宋词的兴盛也大有关联，下面将从小说中运用诗词运用白话来探讨两者是如何结合的。 

（一）小说运用诗歌：小说中用诗的传统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从西周到宋, 我们这大半部文学史, 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2]在抒情文学甚至在史传文学中诗歌都作为其中一员进行融合。如《史记·高祖本纪》中刘邦的大风歌。诗歌作为人物语言在史传文学中传达感情，描绘人物形象。     

至唐代，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被称赞为极具史才、诗笔、议论。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在谈到唐代小说时说“：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3]可其中不仅引用诗歌来表情达意，更将小说塑造为一个非常具有诗意的文本，给人无限的审美情趣。如《莺莺传》中的《明月三五夜》语言优雅精致有包含情意，给莺莺增加了文采也为全文增添了诗意。

宋代小说来源于说话，话本小说实为说话者的底本，多为白话。其中也有诗歌的成分。胡士莹在《话本小说概论》一书中论及《庐山远公话》时明确指出：“它的体制有诗有文, ? ?在描写景物或某一事件结束时, 往往插人一首律诗或绝句来加强故事的气氛。? ?宋代话本诗文相间的形式即本与此。”[4]所以说，宋代话本小说中用诗是对唐传奇的继承，是对唐代话本的继承，更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用诗的传统的继承。

（二）小说运用词：宋词的繁荣

鲁迅先生说：“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5]小说的发展属于后者，在羼杂的过程中不断地发展进化。宋元话本小说中不仅引人律诗绝句，还大量引入句式参差、声情并茂的词篇, 形成与唐话本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 从而使话本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更加成熟与完善。

词产生与隋唐之际，至宋代达到鼎盛。成为两宋代表文学形式。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奉劝列为功臣“歌儿舞女以终天年”。[6]宋词的繁荣必定会进入到小说的创作之中。除此之外，话本小说中多用词还有以下原因：词和话本小说有着相同的功能即娱乐，符合市民的审美情趣；词与话本小说有着相通的思想内容；词与话本小说语言风格类似。“无论是通俗的语言,还是世俗的内容, 都使话本小说与词结下不解之缘。”[7]

（三）诗词与小说结合的方式

自古小说创作就融入了辞赋、诗歌等等，所以，在白话小说中运用诗歌是延续传统，而用词则是吸取新生事物的表现。小说与诗词的结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推导情节发展：《菩萨蛮》主要是写陈可常落第后遁入佛门，得到郡王赏识，后被诬陷与新荷私通，可常不加辩解受到处罚，最后真相大白时，他却已圆寂了。这篇小说情节曲折，其中穿插着四首《菩萨蛮》词，这些词一步一步的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用于劝惩：《错斩崔宁》中因刘贵一句戏言丧失自家性命，又牵连了两条无辜的性命。奉劝人要出语谨慎。

描写外貌：《西山一窟鬼》就用两首词来描绘李乐娘和锦儿的外貌。作者用词来描摹人物形象，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却也留下了一些诸如陈词滥调的弊端。

描摹环境烘托氛围：《西山一窟鬼》中王七三官人约吴教授去坟头看桃花，来到苏公堤上，看到那游春的人，便用了一首词来描绘当时游春的盛况。

预示故事结局：在宋代的话本小说中，由于入话的设置，作者会在入话中插入各种诗词，一般都会明了的预示出故事的结局，如《拗相公》入话里的诗词便是照应了后文王安石因为才高得到皇帝重用进行变法，却最终使民怨恨，无人感激其功劳。

作者炫耀才华：《碾玉观音》中，小说开头的各种关于春天的诗词主要就是为了因此郡王游春这件事，有七首诗词连篇累牍的罗列实在是无甚大用，是作者逞才之作。

（四）小说使用白话：

鲁迅先生说：“宋一代文人之为志怪，既平实而乏文采，其传奇，又多托往事而避近闻，拟古且远不逮，更无独创之可言矣。然在市井之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8]可知话本小说兴起于市井细民之间，用白话俚语写书，叙述故事。《经本通俗小说》便是保留下来的短篇白话小说。但用白话作书却不始于宋，因为在敦煌千佛洞便有许多宋初所藏的俗文体之故事，宋代话本之所以闪光，“以意度之，则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9]

话本产生于唐代，在敦煌石室发现的文献中, 就有《庐山远公话》、《韩擒虎话》、《叶净能话》三种唐代话本。虽然其情节还比较简单, 语言还不够通俗, 但毫无疑问是宋元话本的先驱。[10]而纵观宋代之话本，以《京本通俗小说》为例，便可以看出话本中已完全使用白话，全篇小说通俗易懂。

二：诗词与白话小说相妥协

宋代短篇白话小说极具通俗性，它与诗词的的关系并不仅仅是结合，更有相互妥协的一面。词本为艳科小道，与小说旨趣大类相似，然而诗歌是历来文人抒情言志的工具，在小说中也开始用世俗的语言来描摹世俗人情甚至是天命等迷信思想。总之，诗词与小说 相妥协主要就表现在用世俗的语言与思想来做诗词，将世俗的诗词点缀与世俗的小说中来迎合世人的审美情趣。

其实，在唐传奇中便有词被运用与小说创作，但是，由于唐传奇是由文人所作，在词的选择和表达方面更加文人化，更加有意味一些，而不是像宋代话本小说中的词那样通俗。词产生与民间，以俗艳为美，因为词产生的环境和适用的场合制约了词的内容，使其只能写男女恋情与离别相思，可是当他与小说结合在一起，却有了一致性。即都是满足市井细民的娱乐要求，所以，词置于小说不能说是两者的妥协，而是一种互相的映衬。所以小说中的词也必定会为了满足世俗需要，更多的描绘一些世俗情趣。如《菩萨蛮》中可常和尚的咏粽子词，即表现了当时人们在端午的活动情景。

对于宋代话本中的诗歌，也一反之前诗歌的常态，被用在小说里迎合世俗口味。宋人用通俗的诗歌来推动故事情节的波澜起伏，不像唐传奇极具抒情色彩，宛转有思致，更注重的是情节，是巧合是娱心是劝惩。如果说唐传奇中小说与诗歌是相映生辉，那么在宋代白话短篇小说中两者则是相映成趣，而这趣，则富有世俗色彩。

三：话本小说与诗词都通俗关风

宋代的话本小说是宋代小说的代表，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话本脱胎于说话，它是从口头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散文叙事文体, 并且自始至终保留着口头文学表达方式的文体特征, 有着深刻的“说话”的烙印。宋人罗烨曾经称赞说话人的口头表达功夫为“白得词，念得诗，说得话，使得砌”。 [12]可见“说话”中有叙述有议论，叙述中夹有诗词和调谑,由“说话”转变而来的话本小说自然也具有这些特点。

话本小说在许多的方面表现了市民的思想情感与价值取向，与市民阶层的习惯与认识息息相关。以《京本通俗小说》为例，《碾玉观音》是写一个女奴大胆反抗封建制度，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至死不渝。《菩萨蛮》则写了一个甘为他人受罚却不加辩解的和尚陈可常，最后以轮回报应来结局，体现了世人因果轮回的思想。《西山一窟鬼》则写了吴教授所遇皆为鬼的惊悚故事，体现了人们追奇求险的心理。《至诚张主管》则写了一个做人十分正直，不肯不义于他人的张主管，因为他的诚使他最终免于鬼的纠缠。劝诫人们至诚做人的道理。《拗相公》则是关于宰相王安石的故事，大抵是一种事实的反映，因为宰相的执拗最终使得变法后民众生活更加的困苦，致使天下哀声载道，纷纷赋诗作词抒发怨恨。《错斩崔宁》则是一句戏言引发的灾祸。小说侧重对巧合的描写，在文章最后发表了自己的评论，批判判官无能，急于结案，致使本来可以明白的案情糊涂了之，残害了性命。《冯玉梅团圆》也是一个巧合，即在战乱中，失散的两对夫妻经过巧合又再度团圆的故事。

这七篇小说，或为娱心，或为劝惩。与老百姓的思想意识相吻合，都是宋代市民的真实生活与心理。小说的叙写十分贴近市民的现实生活，具有通俗性。同样，在小说里夹杂的诗词，也是通俗易懂的。

小结：宋代话本小说与诗词的关系是既相融合又相妥协的，融合的一面体现在在小说中运用诗词来描摹场景人物抒发思想感情等等，妥协的一面则表现在诗词向小说的倾斜，尤其是诗歌，不再仅仅是抒发怀抱的正式作品，更成为了小说中与其格调相符的表情达意的通俗方式。而且小说和诗词具有一致性，即通俗关风，是与宋代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体现了市民的生活情趣和审美情趣。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讲小说史》 凤凰出版社

[2]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北京 三联书店 1982 第203页

[3]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

[4] 何春环《论宋元话本小说词文结合的创作模式》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第32卷第3期

[5]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载于《鲁迅讲小说史》第174页

[6]元·脱脱《宋史· 石守信传》 卷二百五十??〔M〕北京 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

[7] 王易《词曲史· 衍流第四》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宋之话本〔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宋之话本〔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短篇情感故事篇8

[关键词]反讽凯特•肖邦 《一小时故事》 自我意识

凯特•肖邦(1851—1904)是19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 《一小时故事》是她短篇小说中的精品,在这篇小说中,肖邦成功地运用反讽手法来突现了主题。《一小时故事》记录了路易斯一生最后一小时的生命历程,情节极其简单,主人公由楼下走到楼上,再由楼上回到楼下。而作者着力渲染的是路易斯跌宕起伏、大喜大悲的情感世界:由初闻丈夫死讯时真诚的悲伤到向喜微妙的变化,直至喜不自禁。最后,当丈夫出乎意料地站在她面前时,她因狂喜或因失望而突然死亡,故事至此戛然而止。

小说自始至终充满着张力,而反讽是它的主要支撑点。反讽就是说的话与真实意图间存在反差, 或预期的事情与真实发生的事实之间存在反差。反讽可以分为很多种,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和戏剧反讽等等。通过反讽的绝妙运用来反映主题是《一小时故事》艺术上的一大亮点。作者言此意彼,采用暗含嘲讽性质的创作手法,以对照性的描写和叙述,及逻辑和常理的故意违反造成强烈的反讽效果,使读者需要从反向上理解文本的主题意义。

本文主要探讨情景反讽和戏剧反讽。情景反讽就是一个动作或情况的结果与人们预料的极其不同。首先,反讽出现在马拉德夫人对待她丈夫死讯的态度上。丈夫的死亡对一个患有心脏病的妻子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所以“大家都知道马拉德夫人心脏有毛病, 所以在把她丈夫的死讯告诉她时是非常注意方式方法的”。而她的反应并没有像当时的大多数妇女那样“精神崩溃, 无法接受现实”。 在“她猛地扑在姐姐怀里突然嚎啕大哭起来”之后, 她平静下来, 坚持一个人回到自己的房间。这里存在这大家的期待与马拉德夫人的实际情况的对比, 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也为后来马拉德夫人女性意识的觉醒埋下成功的伏笔。

随后在马拉德的房间里, 作者对马拉德通过窗户看到的自然景象的描写具有很强的反讽性。“树梢在新春的活力中颤抖”, “空气中充满春雨芬芳的气息”, 隐隐约约的“歌声”和无数麻雀的“鸣叫”。这一切都预示着“新的春天”来了, 新的人生就要开始了。作者在这里通过反讽及象征的运用, 向读者揭示了女主人公此时的内心世界, 对丈夫的死亡她不是悲痛欲绝的, 相反, 丈夫的死给她带来自由的希望。自然界中新生命的复苏暗示着她女性意识的觉醒, 对自由的渴望和憧憬。紧接着就是对马拉德夫人走向追求自由过程的描写: “什么东西正向她走来, 她等待着, 又有点害怕。那是什么呢? 她不知道, 太微妙难解了, 说不清、道不明…”,“她挣扎着决心把它打回去…”——一个人能主动地感受到春天的活力和美丽应该是在心情愉悦的时候。这里马拉德夫人的身体和心情又是一种对立。马拉德夫人在她本该最悲痛之时却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这无疑是强烈的讽刺。在这一段里, 作者对马拉德夫人对自己丈夫的死的反应作了充分的解释, 同时也揭示出19 世纪社会中婚姻家庭, 传统习俗和社会制度对女性的束缚, 男权社会对女性意识的压迫。

在小说中构成反讽或张力的因素还不止于此。路易斯丈夫的朋友理查兹最早将“死讯”传给了路易斯。他自以为比其他朋友更“小心”、更“体贴”,因此他抢在别人之前“赶忙捎来这一不幸的消息。”在小说结尾处,当马拉德突然出现在妻子面前时,理查兹试图挡住路易斯的视线,然而这位行动在别人之前的朋友这时的动作却“太晚了”,致使路易斯不治身亡。这位“小心”、“体贴”的朋友其实是个爱管闲事的人(busybody),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是这出悲剧的“肇事者”,因为没有他悲剧就不会发生,路易斯就不会死,至少暂时不会。这一“早”一“晚”、“体贴”与“多事”构成了小说的另两对反讽。

戏剧性反讽指读者意识到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所不知道的事情。故事的结局才是这篇小说的最大反讽。丈夫竟平安归来,玛拉德夫人意外死亡, 医生的诊断极具讽刺性,“他们说她是死于心脏病———说她是因为极度高兴致死的”。我们知道其实她的死是因为脆弱的心脏承受不了从幸福的巅峰回到痛苦的深渊的巨大改变, 是因为自己刚刚获得的自由又突然消失了, 还要面对残酷的现实。因此她的死是必然的, 不可避免的。在这里“高兴”一词具有很大的反讽意味。这说明除了女主人公, 故事中的其他人物无一例外地认为她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本已使她无法自拔, 而突然的死而复生使她受到强烈的刺激, 悲喜交加的情感变化变成了她脆弱生命的杀手。这里作者运用反讽绝妙地讽刺了社会现实的无情。可以想见,她对丈夫的重现会感到多么失望、多么痛苦。在无法面对这一突变的情况下,她宁愿选择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死亡是她唯一的选择。这一点可以在肖帮于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觉醒》中找到注脚。该小说中的女主角艾德娜(edna pontellier) 在19 世纪末期是个离经叛道的女子。她信奉爱情自由,坚持男女两性关系上的单一标准,追求自由、独立的价值取向,当她发现无法实现自我、无法摆脱社会约束的时候,她选择自杀了其一生,宁死不愿放弃自我,以死来维护对自由的向往。路易斯的死虽没有艾德娜的死那么悲壮,但我们已可以从她身上看到艾德娜的影子。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路易斯的死是由于过度悲伤而绝非兴奋而死。通过故事中的这些矛盾和反讽,作者似乎告诉我们自由胜于爱情,甚至高于生命。

肖邦的这篇短篇小说正是通过这些巧妙的反讽,构成了一个反映马拉德夫人渴求自由却又无力冲出婚姻樊笼的内心世界。无疑,故事的结局是对传统社会的婚姻观念的无情批判,对新生命的渴望。而作者的这种创作手法可以使读者更好地了解小说的主题。

参考文献:

[1]孙胜忠. 独到的表现手法,超前的女性意识——解读凯特•肖帮的短篇小说《暴风》[j ] . 名作欣赏, 2002, (4) :35–38.

[2]孙胜忠. 反讽、象征与女性意识——评凯特•肖帮的短篇小说《一小时的故事》和《暴风雨》[j ] . 山东外语教学,2003,(5):95-98.

[3]金莉,张剑. 文学原理教程[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9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