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1 16:24:52
一、征信机构的基本性质
征信机构一般是指通过收集、整理和分析消费者(指自然人)的信用信息资料,为客户提供消费者的信用报告和相关信息增值服务,帮助客户判断和控制信用风险的企业,其所从事的领域属商业性服务行业。英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国均未对消费者信用报告行业设定特殊的准入限制,任何公司均可自由进入该行业。从征信机构的所有者性质看,英国的征信机构都是私人部门所有,德国和意大利则既有国有的征信机构(一般也被称为公共信用调查系统或公共征信机构),也有私人部门所有的征信机构(以下称民营征信机构)。意大利的公共征信机构与民营征信机构的业务重点有很大不同,其公共征信机构主要采集公司和贷款数额较大的个人客户的信息,并且这种信息一般都是贷款信息,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中央银行更好地监督金融市场、防范金融风险服务。民营征信机构主要是为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贸易和邮购公司等主要的信息使用者服务,其采集的信息具有覆盖人群广、总量大、信息来源渠道多、信用记录更全面等特点,因此民营征信机构的服务范围更广泛。目前在德国和意大利居于其国内市场主导地位的也都是进行商业化运作的民营征信机构。
消费者信用报告市场的自由准入并不意味着该行业没有进入壁垒,事实上,该行业的进入壁垒要远高于其它行业,这种壁垒主要表现在获取信息方面。目前各国一般都对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的信息公开做出规定,但由于私人机构并没有公开自身所掌握信用信息的义务,所以征信机构信息采集的难点在于如何获得私人部门的信息。由于银行等私人机构的信息对征信机构至关重要,因此得不到信息提供者支持的征信机构将注定难以进入该市场或很容易被市场淘汰。
行业的自由准入和客观存在的进入壁垒是该行业在许多国家呈现出垄断竞争格局的根本原因。目前,英国和意大利的消费者征信市场基本被两家机构所垄断,德国的schufa公司也占据了该国市场的大部分份额。各国经验表明,在一个国家内有两家或以上的信用局,其优势主要在于竞争会降低信用报告的成本,提高信用报告的质量,同时会提供更多的符合使用者需要的信息增值产品。
二、征信机构的主要市场
征信机构最有价值的资源是其掌握的信息,其信息的覆盖人群越广、信息越全面,其价值也就越高。由于征信机构的信息提供者通常也是其主要的信息使用者,因此,征信机构在建立和运营过程中一般都和金融机构等主要的信息提供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
从英、德、意三国的情况看,征信机构与金融机构等主要信息提供者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征信机构由主要的信息提供者投资建立,征信机构的客户也主要是这些信息提供者。这类征信机构也被称为互助型征信机构。比如德国的schufa公司就是由主要的信息提供者建立的。该公司85.3%的股份被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持有,其余14.7%的股份被贸易/邮购和其他公司持有。公司的主要客户基本也都是公司的股东。意大利的crif公司也有类似的性质。另一类是金融机构等主要的信息提供者与征信机构共同建立一个类似协会或俱乐部性质的组织,该组织的成员共同决定成员间信息共享的方式和类型,任何征信机构若想获得该组织成员的信息,必须首先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征信机构则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不存在股权方面的联系,完全由第三方独立拥有。比如英国的experian公司(也是全球三家最大的消费者征信服务机构之一)就是拥有350多家成员的信用帐户信息共享组织cais(creditaccountinformationsharing)的成员之一,因此experian虽然是由一家上市公司gus控制,但作为cais的成员,experian能够与主要的信息提供者进行信息共享。从三国的经验看,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互助型征信机构的优点是容易得到银行等最重要的信息提供者的支持,在发展的初期面临的障碍较少,缺点是征信机构容易被银行控制,并且很难从不是股东的银行采集信息。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征信机构的优点是容易拓宽采集信息的范围,缺点是在发展初期征信机构与银行等主要信息提供者的地位不对称,征信机构在从银行等机构采集信息时仍然会面临一些障碍。
由于征信机构的使用者主要是银行、信用卡公司、租赁公司、保险公司、贸易和邮购公司等非公共部门,并且这些部门使用征信机构信息的目的主要是为各自的经营决策服务,因此征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不是一种公共产品。这也是英、德、意三国的征信机构主要由私人部门投资设立并以市场化方式运营的重要原因。英、德、意三国的经验还表明采取市场化运营的方式并不会影响信息的采集,相反,民营征信机构信息采集的范围更广泛,提供的服务也更加符合信息使用者的需要。
三、信息采集的范围与方式
(一)信息采集的主要渠道
征信机构采集的信息包括消费者的基本信息和信用信息两方面,基本信息主要用于确认消费者的身份,这方面的信息主要来自政府部门和公共机构。由于英国没有统一的id号码或类似于美国的社会保险号码,英国的征信机构一般从选举人登记系统、邮局等公共部门采集消费者的信息,并通过对各方面信息的处理来辨别消费者身份。消费者的信用信息主要来自私人部门和法院的判决(如个人破产等)。从experian的经验看,虽然公共信息仍然是消费者信用报告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信息对于判断消费者的信用状况而言,其重要性与来自私人部门的信息相比在趋于下降。事实上,征信机构采集的信息也主要来自私人部门,比如德国的schufa公司,其95%的数据来自合作伙伴,只有5%的数据来自法院、邮局等公共机构。
征信机构可以免费采集政府部门和法院的相关信息,但在采集邮局的信息时一般要向邮局支付费用。采集私人部门的信息是否需要付费,一般由征信机构和信息提供者协商确定。如果信息的提供者同时也是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则征信机构可以免费采集信息,但信息使用者使用信息时需要付费,比如德国的schufa公司和信息使用者就采取这种方式,其理由在于如果信息提供者向征信机构收费,则征信机构在提供信用报告等产品时也将要求信息使用者支付更高的费用。
(二)实现信息共享的基本经验:互利原则和信息提供者的积极参与遵循互利原则是英、德、意三国实现信息共享的共同经验,即征信机构的信息使用者也应提供相应的信息。由于征信机构的信息使用者同时也是信息提供者,这使得信息提供者能够并且愿意同征信机构在各个方面积极合作。比如,征信机构和信息提供者在信息采集方式上的相互支持使得现代信息技术在征信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征信机构和客户间的信息交换主要通过在线方式进行,以德国schufa公司为例,其与客户的信息交换大概95%是通过在线方式,而只有5%是通过手工方式(电话、传真或信件)。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方便客户使用、降低了客户的成本,更重要的是信息交换实现自动化,信息采集和利用的效率大大提高。
(三)正面信息对信用行业的发展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
虽然欧洲一些国家(比如法国、西班牙)仍然只
允许征信机构采集负面信息,但只采集负面信息不仅使征信机构的业务发展受到很大制约,而且也无法为金融机构的授信决策提供更多帮助,因为负面信息只能说明一个消费者过去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却无法判断消费者管理自身信用的能力。英、德、意三国都允许征信机构采集正负两方面的信息。全面信息的优势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可以防止消费者过度负债,从而更好地保护消费者;二是有利于金融机构进行风险控制,并为其拓展金融业务服务,降低贷款利率;三是有利于公平授信。从世界范围看,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的征信机构都可以采集正面和负面的信息,只有少数国家只允许采集负面信息。在只允许采集负面信息的国家,有些国家(比如法国)也在考虑是否可以采集正面信息以更好地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四、征信机构业务拓展的一般趋势
英、德、意三国征信市场的发展历史表明,征信行业具有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的特征,其增长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征信机构采集信息的不断增多,其数据库中的内容日趋完善,为银行等主要信息使用者提供的信用报告在稳定增长。比如意大利crif公司的数据库中目前有2900多万人的信息,信息使用者成功查询的可能性从1993年的30%提高到2002年的80%。二是征信机构不断拓展增值信息服务。比如德国的schufa公司1997年开始引入评分服务(scoringservice),按照不同客户的要求设计不同的评分系统,对消费者的信息进行综合评分,当客户查询消费者的资料时,系统会自动打出该消费者的分数,评分服务不仅使信息使用者能够更方便地使用征信机构的信息,而且提高了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效率。
随着征信市场发展的日趋成熟,依靠信息资源,为客户提供更多的增值业务对征信机构越来越重要,这就需要征信机构的从业人员对主要客户的业务有更深入的了解。而征信机构采集信息的日渐增多,现代信息技术在征信行业应用的日益深入,增值业务品种的不断开发,客观对征信机构的数据库建设和管理等也提出更高要求。目前,征信行业已经成为知识和技术含量很高的行业。以experian为例,公司总部仅软件工程师就有200多名。
一些有实力的征信机构在不断开拓国内市场的同时,也在积极拓展国际业务。开展国际业务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通过在其他国家设立办事机构、成立子公司或同当地机构合资建立新的征信机构的方式直接进入该国市场。二是同当地的征信机构进行业务合作,实现双方信息的对等交换。为了推动不同国家征信机构间的信息交换,目前意大利的crif、德国的schufa和荷兰的bkr三家公司已经共同建立了关键要素系统(keyfactorsystem)。三是为新建立的征信机构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由于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新建立的征信机构在数据库建立和管理,如何开发增值产品以满足银行等主要客户的需要等方面缺乏足够的经验,发达国家一些有实力的征信机构也开始向其他国家的征信机构提供技术解决方案。比如英国的experian公司,在拓展国际业务时,由于一些国家有股权方面的限制,难以在该国的征信机构中持有股份,于是主要通过向当地的征信机构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方式进入该国市场,并进而寻求同该国的金融机构等主要信息使用者的合作。
从experian、schufa和crif等公司的经验看,一个成功的征信机构应具备四个基本要素:一是要有信息提供者(也是信息的使用者)的积极参与;二是要不断提高数据库的质量和范围;三是要方便用户使用;四是要不断开发符合用户需求的增值服务产品。
五、保护消费者的制度约束
由于征信机构采集的所有信息都与消费者密切相关,因此需要从法律上对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做出规定,以保护消费者利益。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英、德、意三国先后出台了数据保护法(dataprotectionact),对信息的采集、使用等做出明确规定。这三国允许采集正面信息,但都严格限定所采集的信息要与信用活动直接相关,其中主要是以往的信用付款记录等,而个人收入、资产、纳税等方面的信息严禁采集。在德国和意大利,正面信息的采集要得到消费者的书面同意,但由于这些信息并不是由征信机构直接向消费者采集,而是向银行等机构采集,因此银行同消费者开展业务时一般都列明拟将相关信息同第三方机构共享,让消费者签名选择是否同意。在信息的使用上,欧洲各国的数据保护法一般都规定使用征信机构的信息只能和信用活动相关,有的还对不同的信息使用者的使用范围做出规定。在德国,信用卡公司、银行和租赁公司可以从征信机构获得全部(正面和负面)信息,贸易/邮购订货、电信、保险公司等只能获得负面信息,而收帐公司只能获得住址方面的信息。在数据保护法公布之前,各征信机构也都制订了保护消费者权利的政策,最核心的内容是在从非公共机构获得消费者信息时要征得消费者的书面同意。除了从信息的采集和使用方面对消费者进行保护外,政府机构的数据保护官(dataprotectionofficer)还会定期到征信机构监督检查,确保征信机构能够真正按照相关法律和程序的规定运作,从而有效保护消费者利益。
六、对我国的启示
(一)建立市场化运营的征信机构,形成有效竞争的征信市场竞争格局
虽然欧洲许多国家都有公共征信机构,但国际经验表明,由私人部门拥有并采取市场化方式运营的征信机构往往更具活力,在满足信息使用者需求和拓展新的业务方面也更有优势。尽管征信机构建立初期会面临很大的生存压力,但由于征信行业的长期赢利前景较好并且很稳定,私人部门愿意也有能力建立征信机构,而且私人部门拥有征信机构并未对信用市场的稳定运行和信息保护产生负面影响。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建议我国的征信机构也应选择市场化运营的方式。
虽然大多数国家的征信市场都已被少数征信机构所垄断,有的国家甚至只有一家征信机构,但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如果只允许建立一家征信机构,虽然有助于解决在发展初期所面临的信息采集等方面的障碍,但其对征信市场的长期发展却会产生很多负面影响。比如由于缺乏竞争,信用报告的质量会相对较差,信用报告的价格则可能偏高。此外,由于征信行业的知识和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如果只建立单一机构,征信市场运营的风险会加大,一旦这个机构在数据库建设或内部管理等方面出现问题,对整个行业和信用市场的冲击会相当大。因此,我国不宜只建立一家征信机构,而应在征信行业发展之初就鼓励征信机构间的有效竞争。为此,就需要为征信机构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其中关键是要保证不同的征信机构在采集信息方面的平等性。
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信用报告行业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行业,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建议我国在建立征信机构的过程中,应加强和国外征信机构的合作,可通过邀请有实力的征信机构帮助设计整体技术方案或引入股权投资等多种形式,获得国外征信机构的支持,为我国的征信机构建设能够在一个较高的起点起步奠定基础。
(二)以互利原则为基础,寻求征信机构与主要客户实现信息共享的有效方式
很多国家在征信行业发展初期都经历过信息采集方面的难题,我国目前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建议可借鉴英国的经验,成立一个由征信机构和银行、保险公司、租赁公司、电信公司等主要信息提供者组成的理事会,以互利
原则为基础,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共同确定信息共享的方式、范围。在征信行业发展初期,想获得所有信息提供者的支持是不现实的,但可率先和最重要的信息提供者合作,通过征信市场规模的较快扩张吸引更多的信息提供者的加入。
(三)应允许采集正面信息,但要对正面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做出明确限定
通过对英、德、意三国的考察,我们认为应允许信用局采集正面信息,因为这样不仅有利于金融机构更好地防范风险,而且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利益,降低消费者因过度负债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客观上也会推动征信市场的发展。在允许征信机构采集正面信息后,必须对正面信息的使用做出明确规定。建议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采取互利和同样共享的原则,即只有提供正面信息的机构才能从征信机构获取正面信息,并且只能获得与其向征信机构提供的信息类型相同的信息。这样规定可确保正面信息在合适的范围内使用,有效保护消费者的隐私。
(四)在法律和程序方面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
关键词 民主德国 民族统一政策 “两个民族”理论
二战后，德国的分裂主要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为在全球展开争夺而进行战后秩序安排所导致的，也与政党之间的权力争夺和意识形态分歧有关。1990年10月德国重新实现了国家统一，结束了德意志民族长达45年之久的分裂局面。需要指出的是，德国的重新统一是以民主德国加邦德国的方式完成的。因此，有必要对民主德国的民族统一政策加以梳理和总结。
一、从争取民族统一到巩固社会主义政权
二战后，按照反法西斯同盟国在战争期间的协商意见，在把德国改造成一个统一、独立、和平与民主的国家之前，德国暂由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国分区占领，首都柏林也由四国分区管制。然而，二战后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立场、目的和利益不同，英、法、美、苏四国及其占领区的各派政治力量就德国的统一和柏林问题等展开了激烈、复杂的斗争，德国最终走向了分裂而不是统一。
二战后德国的分裂是违背德国人民意愿的。民主德国在建国的当天建立了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全国阵线，该组织的首要目标是统一德国，即要“取消分立的西德国家，废除鲁尔法规，取消萨尔的自治及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全德政府，由此恢复德国的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德国统一的目标还被写入了民主德国的1949年宪法，如该宪法第一条规定：“德国是一个不可分裂的民主共和国，其基础是德意志人民……只存在一个德意志民族。”坚持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是民主德国领导人民族主义思想意识的体现，同时也符合他们的现实政治利益。在当时的情况下，民主德国高举民族统一的旗帜有利于争取更多的德意志人民的支持。民主德国执政党统一社会党也刻意树立自己是德意志民族利益代表者和护卫者的形象，1951年6月16日，该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指责联邦德国政府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政府，其目的是以牺牲德意志人民的民族利益和维护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来换取奖赏。为了实现民族统一，民主德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最初，民主德国坚持按照《波茨坦协定》来解决德国统一问题。但是，由于英、法、美、苏四国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矛盾重重，加之两德在有关德国自由选举问题上的立场差距过大，民主德国争取国家和民族统一的努力毫无结果。
在联邦德国坚定地走向重新武装和加入北约的道路后，民主德国尤为重视的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而不是德意志民族的统一。1952年7月，统一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召开，乌布利希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新任务》的报告，他将建立统一、和平、民主的德国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规定为民主德国的两大主要任务。乌布利希没有放弃民族统一的目标，但他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统一，因而他倾向于优先巩固社会主义事业。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两德竞争中明显占据优势的联邦德国加强了对民族唯一代表权的争夺，不允许除苏联以外的国家同时与两德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民主德国更加强调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而不是德国的统一。1956年12月30日，乌布利希指出：“在两个德国建立不同的社会制度后，首先必须是两个德国的接近，然后是建立邦联或联邦的一种形式，直到德国重新统一和建立国民大会的民主选举成为可能。”然而，1953年的柏林动乱显示，民主德国保持政权稳定的努力失败，联邦德国又一直拒绝以谈判方式处理两德关系，“”集团决定在柏林采取单边行动来维护民主德国的稳定。在1961年确定修建柏林墙后，两德关系从敌对走向隔绝，统一社会党政权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中得以巩固。
为了驳斥西方关于柏林墙加深了德国分裂的指责，1962年7月，民主德国出台了一份有关民族统一政策的文件。该文件虽然勉强保留了邦联计划，但增加了一个“打倒德意志帝国主义”的前提，并提出德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的说法，这些都是联邦德国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此后民主德国的主要努力方向是争取两个德国的平等与和平共处，而不是完成民族统一。1961年11月30日，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致信联邦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hdenauer)，表示如果不能在所有问题上达成共识，两德至少在保卫和平、和平共处与发展正常关系上达成最低程度的一致。在有关两德协商内容的建议中，他提出双方互相保证平等和尊重领土完整。在1967年召开的统一社会党“七大”会议上，该党明确宣布：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统治下的联邦德国与社会主义民主德国的统一难以想象，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政府建立邦联在当时也是不可能的，联邦德国的统治力量阻碍了两德建立正常的关系。这次会议还决定统一社会党今后的首要任务是：阻止发生新的战争，加强民主德国以及努力建立两德之间的和平共处关系。如果说在柏林墙修建后，民主德国将民族统一目标从政治议事日程上抹掉，那么，在“七大”以后，统一社会党在战略决策上正式放弃了这一目标。
二、“两个民族”理论的提出及实践
在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日益巩固后，联邦德国被迫调整其统一政策和东方政策。面对联邦德国的“小步子政策”，民主德国采取了一些扩大民族分裂的措施，某些高层领导人还在民族统一问题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如1967年12月，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成员阿尔伯特・诺登(AJbertNorden)指出，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使民族联系永远终结，联邦德国再提“一个民族”不过是用来反对民主德国对和合法性的要求。1969年，社会在联邦德国执政，新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主张以条约形式确定两德的合作关系，联邦德国的德国统一政策调整幅度加大。在民族理论方面，勃兰特提出了“一个民族，两个国家”和“文化国家”等说法。他认为，在俾斯麦统一德国以前，在共同的民族、语言、艺术、习俗等基础上，产生了共存共荣的德意志民族意识。二战后德国的分裂和两个德国的差异没有改变德意志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共同的文化使两德人民仍然维持着强烈的民族共属感，这使得德国统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面对勃兰特上台后两德的民族统一政策趋近的新形势，统一社会党政府开始否认“一个民族”理论以规避政治风险。1970年1月15日，乌布利希在记者招待会上以两德不再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为由，要求按照国际法来建立两德关系，以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民族来拒绝两德统一。由于顽固地反对两德以及东、西方关系缓和等诸多因素，乌布利希被迫辞去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的职务，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eker)出任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意识到，实现东、西方关系缓 和以及两德关系正常化势在必行，这不仅对民主德国政权的存在和稳定构成了新的挑战，还使民主德国不得不面对两德交往后德意志民族情感加深的新问题。因此，在1971年的统一社会党“”会议上，对民族统一政策进行了大的调整。昂纳克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在民主德国导致了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的形成。在联邦德国则相反，在那里，帝国主义政权在右翼社会领导人的积极支持下已经复辟，由阶级对立所造成的旧的资产阶级民族继续存在。”
在提出“两个民族”理论的同时，昂纳克领导的统一社会党还大力推行民族分裂主义政策，主要措施是彻底放弃民族统一目标，阻止两德人员来往，限制两德经济联系，强调民主德国的地位，以及建立独立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等等。其中，建立独立的民族认同是新政策的重心。
1 从理论上论证和完善“两个民族”理论。最初的“两个民族”理论是以阶级理论为基础的。昂纳克曾指出，联邦德国仍处在资本主义民族阶段，而社会主义民族正在民主德国形成。他还以阶级斗争代替民族联系，强调联邦德国是敌对的外国，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对民主德国的破坏。然而，普通的民主德国民众并不接受统一社会党的民族观，昂纳克不得不对“两个民族”理论进行调整。在1974年的统一社会党中委会第13次会议上，昂纳克重新阐述了“两个民族”理论，他指出：民主德国公民的国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族属是社会主义民族、族性是德意志。随后，民主德国学者和政府领导人继续论述和完善“两个民族”理论，如政治局成员阿尔伯特・诺登提出，界定一个民族的关键是经济和社会因素，他认为两德在地理、经济、心理、道德、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文化以及对历史的解释上都存在差异，因而不存在一个德意志民族。
2 在民族问题上推行“去德意志化”政策。由于联邦德国在两德竞争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民主德国继续使用“德意志身份”存在很大风险。因此，民主德国政府开始将大多数机构和组织名称中的“德国”(Deutschland)改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连民主德国的国歌也因歌词内容有“德国，统一的祖国”而被禁止演唱，改为以演奏或哼曲的方式表达。在民主德国1974年的宪法中，去掉了“德国、德国统一、德意志民族”等有全德象征意义的词语；在有关国家性质的规定上，以“工农阶级组成的社会主义国家”代替了1968年宪法中的“德意志社会主义国家”，去掉了国家的德意志民族属性。很明显，民主德国删除“德意志”一词的目的是要去掉在两个德国中存在的共同的德意志民族情感。
3 努力建立独立的民族意识。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民族国家，一个民族国家要取得对内的合法性和对外的平等地位，需要有统一的民族认同。20世纪60年代，民主德国的政治家们有意识地强化民主德国公民的民族认同，国籍法在政治上确立民主德国公民不同的民族身份，“两个民族”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概念是要塑造独立的社会主义民族身份。为强化公民的社会主义认同感，民主德国积极推动并参与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和继续加强与“”集团的政治联系。
在联邦德国实力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民主德国确有必要采取措施来防范政局再次出现动荡。在1972年两德关系正常化后，随着两德人员交往的增多和联邦德国媒体的影响，民主德国公民有了了解联邦德国状况的新渠道，这不利于民主德国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和进行经济成就宣传。又由于联邦德国的目的是要保持两德的民族联系并“以接近求转变”，民主德国十分担心两德人员交往和两德状况的比较会危及国家的存在，联邦德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影响也不利于民主德国形成独立的民族意识。此外，民主德国的民族统一政策也不可能摆脱冷战格局的影响。在东、西方关系缓和时期，苏联不再坚持要求联邦德国从国际法上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但仍然重视民主德国的存在、安全和稳定，并反对德国的统一，以作为自身对联邦德国施加影响的“筹码”。
至于民主德国采取民族分裂主义政策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首先，在法律层面上，民主德国具有与联邦德国保持政治分离的活动空间。虽然两国签订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的基础条约》，但该条约没有强制约束力，并保留了两国在许多方面的原则性分歧，这使双方都可以自由而又合法地推行自己的民族分裂主义政策或民族统一政策，民主德国能够对两德间在各方面的来往施加适度的限制。其次，两德间民族意识的现实差异使“两个民族”理论的提出和践行并非无本之源。两个德国主要是外力作用的产物，但在长期的国家分裂和民族隔绝后，不同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逐渐产生。二战后，两德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政治、经济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日益明显，这样两德的民族分界和民主德国出现新的民族意识就成为可能。尽管两德不同的发展道路不会很快导致巨大的民族差异，但民主德国政府有意识地强调两德的差异和自身的“社会主义民族”性质，对促成新的民主德国民族意识还是有一定成效的，这也为德国于1990年统一后至今在民族认同和民族情感融合方面存在的困难所证实。
三、民族分裂主义政策与民主德国的消亡
民主德国的“两个民族”理论在实践中未能真正取得大多数国民的认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其民族问题日益凸现。民主德国民族理论和民族分裂主义政策遭受的冲击最初来自于苏联。为了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苏联主动提出了德国统一问题，戈尔巴乔夫甚至还发出了不排斥德国最终统一的信号。当然，强烈的统一诉求并没有很快在民主德国出现。在1989年11月4日的柏林群众集会上，“所有人都要求推行真正的民主改革，并要求基本上仍是原班人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台。……没有一个人提到两个德国的统一，尽管当时相当一部分民主德国公民潜意识中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幻想从来没有完全泯灭”。同年11月，在柏林墙开放后举行的集会上，德国总理科尔在讲话中把开放柏林墙誉为“重新统一”的信号，遭到一片嘘声。然而，此时的民主德国政府在应对国内危机方面束手无策，它很快失去了国内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莱比锡发生游行示威后，民主德国中央青年研究所的调查结论是：“我们很大部分人中间，对民主德国的认同感和亲密感正面临崩溃。”在民主德国宣布开放柏林墙后，两德人民的德意志民族情感快速上升，民主德国的群众以“我们是一个民族”代替了“我们是人民”的口号，保持民主德国存在的主张则受到批判。迫于形势，民主德国的莫德罗政府于1990年2月1日提出了名为《德国统一》的方案，表示拥护“德意志民族在共同的历史和最新的现实基础上统一起来”，建议两个德国进行一次负责任的、平等的民族对话。这表明，民主德国彻底放弃了民族分裂主义政策，承认两德具有共同的民族基础，而且愿意在一定条件下接受德国的统一。联邦德国利用民主德国的困难和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积极展开统一攻势，并最终将德国统一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盟友的漠视和联邦德国的攻势下，濒临崩溃的民主德国莫德罗政府没有能力维护自身的权益，民主德国完全丧失了在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上 的主导权。
在1989年以前，研究者和观察家普遍认为，民族分裂主义政策使民主德国成功地保持了国家稳定。然而，1990年两德统一的历史事实说明，民主德国通过民族分裂主义政策来保持国家存在的意图最终失败。这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
其一，民主德国无法建立独立的民族身份。20世纪70年代初，执政的统一社会党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获得民主德国人民的普遍认同，有的群众还发出“难道我不是德意志民族”的疑问。1974年，昂纳克不得不修改“两个民族”理论，放弃了在民族统一问题上彻底的“去德意志化”措施。80年代，在两德民族联系日益加深的情况下，民主德国的学者提出了德意志社会主义民族理论，试图在德意志、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民主德国民族身份。现实政治确实对民众的民族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民主德国的民族认同存在困难，但也并不认同联邦德国”。总体上而言，民主德国公民的民族认同存在模糊化、复杂化、多样化的问题，统一社会党最终未能建立独立、统一的社会主义民族认同。
其二，民主德国难以切断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德意志民族联系，特别是情感联系。在1972年两德关系正常化后，两德人员来往明显增多，1979年联邦德国公布的数据显示，从联邦德国前往民主德国旅游的人数(不包括由第三国入境者)从1967年的1423738人攀升到1975年3123941人；从民主德国前往联邦德国旅游的人数(地域不包括西柏林，人员不包括退休者)在70年代也稳定地保持在4万人左右，去联邦德国旅游的退休人员则保持在10万到14万人。民主德国十分担心两德人民直接接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想方设法地加以限制，但联邦德国往往利用经济手段迫使民主德国放松对人员交往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民主德国为了顶住苏联督促其改革的压力，更加重视发展两德友好关系和积极争取联邦德国的经济援助，它甚至还求助于德意志民族主义和普鲁士、撒克逊的光荣历史，从而使国内重新出现了对民族统一问题的关注。
民主德国消亡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积重难返和有关领导人在改革问题上犯下了错误，但德国统一以民主德国并邦德国的方式完成则与民主德国在民族统一政策方面的失误息息相关。民主德国的民族分裂主义政策的总目标是建立一种与联邦德国不同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以维护民主德国的存在和稳定。然而，民主德国的民族分裂主义政策是矛盾的双重政策，在进行两德间合作与交流的同时，又尽可能地限制两德民族联系的深入发展。实际上，两德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等使新的民族意识难以在民主德国形成。因此，尽管分裂达45年之久，但两德人民在文化、语言、宗教乃至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共同历史渊源是无法改变的。这也正是两德何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走向统一的一个重要原因。民主德国原国家领导人克伦茨在回忆录中对民族统一政策进行了反思，他认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把民族问题视为已经结束，撒手不管，而没有保留一种左的民主解决的前景，这是民主德国近期历史的最大错误之一。”正是由于采取了这种回避民族问题的简单化的、错误的民族统一政策，统一社会党等于将民族问题上的主导权拱手让给了联邦德国。在民主德国政府陷入危机时，联邦德国的科尔政府很快就夺取了德国统一问题上的主导权。
德国1941年的迅速胜利
1940年，希特勒用威胁加利诱的方式，把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拉入轴心国集团。在他看来，通过这种“和平”的方式同样可以控制南斯拉夫。于是，德国开始对南斯拉夫实施内部策反和外部施压。
果然，在德国的强大压力下，南斯拉夫开始动摇。1941年3月25日，南斯拉夫政府派首相和外相前往维也纳，正式加入德意日三国轴心集团。但希特勒没有想到，加入轴心国的只是南斯拉夫政府，而不是南斯拉夫人民。南斯拉夫政府加入轴心集团后不久，南斯拉夫人民就发起了强烈的反抗运动，旧政府很快被，首相和外相被捕，摄政王保罗被驱逐出境，17岁的王子彼得即位。
“和平”控制南斯拉夫的尝试失败后，德国随即开始使用武力。在彼得王子即位的第二天，即1941年3月27日，德国最高统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对南斯拉夫实施“毁灭性”打击。很快，德意匈三国军队共32个师，同时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当时，怒气冲天的希特勒可能没有想到，他在盛怒之下做出的这个缺乏战略考虑的决定，将葬送德意志第三帝国。
不论希特勒的决定是否正确，部队的执行非常坚决。1941年4月5日夜，入侵行动开始。德意航空兵首先对南斯拉夫各机场、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城市实施猛烈空袭。6日黎明，德军以压倒性优势全力攻向南斯拉夫。德军坦克部队在航空兵的支援下，在进攻的第一天就推进数十公里。随后，德军势如破竹，一路攻城掠地。13日，德匈军队进入被炸得残破不堪的贝尔格莱德。15日，南军停止抵抗。17日，南军残余的28个师投降，国王和政要逃往希腊。在与南斯拉夫作战的同时，德军由15个师组成的第12军团左翼，于4月6日向希腊军队发起进攻。9日，德军占领萨洛尼卡，希腊东马其顿集团军投降。23日，希军签订投降书。27日，德军进占雅典，希腊国王和政府要员流亡英国。29日，德军进至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仓促派到希腊助战的英国远征军在损失近1.2万人以后，毁掉重武器和运输工具，经海路撤往克里特岛。6月2日，德军攻占克里特岛，希腊国土全部沦陷，巴尔干被德国法西斯控制在铁蹄之下。不过，德军以较小的代价轻取南斯拉夫和希腊后，并没有获得一个平静的基地，而是拿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难以对付的游击队
德国控制巴尔干以后，受制各国相继发起了反抗奴役的游击战争，其中南斯拉夫游击战的影响最为特殊。南斯拉夫人民的做法在其他巴尔干国家中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大大削弱了德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基础。希特勒在签发消灭南斯拉夫的“第25 号指令”中明确指出：“南斯拉夫的军事已经改变了巴尔干的政局。”南斯拉夫的游击战争为何会让希特勒发出如此感慨呢？
德国军队在1941年获得决定性胜利后，原以为巴尔干会成为他们进攻苏联的基地，但是这个基地并不稳固。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决定团结整个南斯拉夫来反抗德国。约瑟普·布罗兹就是后来名声显赫的铁托。铁托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游击队的当面之敌不仅有强大的德国军队，还有南斯拉夫前军官德拉卡·米哈伊洛维奇领导的“切特尼克”组织。铁托原想团结“切特尼克”组织一致对抗德国，但这个组织最终沦为法西斯的帮凶。
为坚持战斗，铁托的游击队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和灵活战术，当德军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大规模清剿时，他们并没有与德军正面对抗，而是不断后退，以空间换取时间，从而有效削弱德军的攻击锐势。在1941年～1942年的反围剿行动中，游击队共后撤了约150英里。游击队的这种后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溃败，而是一种战术。在撤退过程中，游击队取得了重大胜利，占领了亚伊采和比哈奇两座城镇，并逐渐控制了大片地区。铁托还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反法西斯大会。
为尽快解决南斯拉夫游击队，德军准备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这一次，德军动员了5个师共15万兵力，意大利军队也出动了3个师，另有1.8万“切特尼克”分子和克罗地亚效忠傀儡政府的部队参加。在作战过程中，德军和克军从北部和东部发动攻击，意军则从西部展开行动。铁托的策略是向波斯尼亚东部地区退却，准备向黑山地区转移。但是游击队必须穿越敌占区并渡过内雷特瓦河，途中还将直面1.2万“切特尼克”分子的阻击。当游击队到达内雷特瓦河岸时，果然遇到了“切特尼克”分子和意军。游击队重创意军，并把“切特尼克”分子打得溃不成军。成功渡河后，游击队继续向黑山进军，并一路消灭阻挡他们的敌人，最终成功突围。游击队突围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选择了正确的突围方向，即从敌人的薄弱部位（“切特尼克”分子和意军的方向）实施主要突破。
1943年5月，德军发动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第5次进攻。此前，盟军联络官来到南斯拉夫游击队。此次进攻的部队包括德军、意军、保军和“切特尼克”分子，总兵力达12万以上。德军的作战企图是把铁托游击队包围在门德内哥罗的山地。铁托的突围作战主要包括阻击和突围两个部分，其中游击队3师负责阻击德军，1、2、7师负责突破敌人包围。这一次，德军正确判断了游击队的突围方向，致使游击队的突围作战十分惨烈，最终游击队于7月中旬以牺牲8000人的代价成功粉碎了德军的作战企图。
不过，游击队的英勇表现，使盟军联络官认为他们是值得支持的。1943年9月，英国向铁托游击队总部派遣了由菲茨罗伊·麦克利什准将率领的一个全权军事使团。同月，意大利投降，南斯拉夫游击队乘机包围意大利10个师，解除他们的武装，解放了原来意军控制的大片土地，并利用愿意与游击队并肩作战的意军部队，建立了3个意大利游击队师。
失去意大利配合的德军更加被动，他们不得不派部队填补意军留下的真空地带，而游击队则乘机快速发展。1943年底，铁托游击队的总兵力已达30万，控制了南斯拉夫近2／3的国土。此时，德军发起了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第6次进攻。德军这次没有像前几次那样实施大规模围剿，而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德军的进攻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样没有重创游击队。1944年，德军为减轻其他战场的压力，希望通过一次大的行动彻底解决南斯拉夫游击队。4月，德军发起了第7次清剿。这是德军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击行动。战斗在几个地区同时打响。德军伞兵还突袭了铁托的指挥所，但铁托在卫队的保护下成功脱险，飞往意大利，在维斯岛建立了新指挥部。1944年下半年，南斯拉夫游击队打败德军的多次进攻，发展为拥有50个师、40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10月，南斯拉夫游击队与苏军解放了贝尔格莱德。1945年5月5日，在苏军的配合下南斯拉夫全国解放。
在南斯拉夫游击队获得胜利的同时，巴尔干其他国家的抵抗运动也相继取得重大进展。1943年11月3日，希腊全国解放；1943年11月29日，阿尔巴尼亚全国解放；1944年，德国的两个盟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发动内部起义，并很快调转枪口对准纳粹德军；1945年5月8日，德国签署全面投降协议，巴尔干战事结束。
德国在巴尔干的失败
为什么强大的德军能够快速打败巴尔干各国的正规部队，却在游击队的挑战中败下阵来？除了游击战本身具有的非对称优势，以南斯拉夫游击队为代表的巴尔干游击队，拥有为祖国利益英勇战斗的献身精神、正确的战略战术、特殊的作战环境和外界的支援等，这些都是打败德军的重要原因。
战斗精神。面对强大的机械化军队，巴尔干游击队惟有以精神力量与之抗衡。以南斯拉夫为例，虽然旧政府在德国的威胁利诱面前屈膝投降，但是不愿忍受屈辱的南斯拉夫人民很快就发起了反抗。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在装备低劣、补给不足的情况下，长期坚持战斗。在条件不好时，游击队员们甚至在冬天光着脚行军打仗。资料显示，至1943年1月，有的部队仍然有近半数战士没有鞋。在严酷的战斗中，南斯拉夫游击队员显示了顽强的战斗意志，他们不仅能打巧仗也能打硬仗。在1943年德军实施的第5次围剿中，虽然游击队的突围方向被德军判断出来，并且遭到强大敌军的阻击，但是游击队员们不顾伤亡坚持战斗，在付出牺牲8000人的代价后赢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
游击战术。从实战情况来看，游击战的先天优势在德国强大的机械化部队面前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德军的机械化部队作战，必须依赖庞大的保障体系，而游击队正好可以通过破坏这个保障体系间接打击德军，使其无法顺利实施作战行动。虽然德军机动能力很强，但是在山地和其他复杂环境中，其机动性仍然无法与游击队相比。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几次的围剿作战中，德军虽然成功把游击队“挤走”或包围，但是很难像对付正规部队那样将其全歼。而由于对装备与保障要求较低，使得游击队的“再生”能力非常强，在受到损失后能很快恢复。此外，正确转换作战形式也是重要因素。在抵抗运动初期，巴尔干各国的武装力量都以小规模的游击破坏行动为主要斗争形式，随着敌我力量此消彼长，游击战逐渐发展为运动战。等德军势弱后，不断正规化的武装部队在外来力量的支援下发动反攻，并最终取胜。
地理环境。特殊的地理环境也是德国军队难以消灭游击队的重要原因。1941年7月初，南斯拉夫共产党下令，要求在科保尼克山建立游击队。科保尼克山是塞尔维亚最高最大的山，山上森林茂密，地形复杂。与德军作战的南斯拉夫游击队队员这个山区为游击队提供了良好的活动空间，也为游击队提供了有利的战场。多山的地势和茂密的丛林可以为游击队提供足够的活动空间，同时也便于游击队实施伏击、袭击和隐蔽机动。游击战与山地地形的结合，大大削减了德意机械化部队的优势。
外国支援。在斗争前期，巴尔干游击队接受的外来支援非常少，但是到了中后期，盟军的援助给了他们很大帮助。英国的援助使游击队及时得到医疗设备和其他装备补给，伤员也可被运送到北非和其他盟国控制区，游击队再也不必携带大批伤员转战乡间，解决了游击队主要的后勤负担。此外，游击队还接受了英国教官的培训，尤其是从英国人那里学习了如何使用重炮和海军武器，以及如何提高医疗技术。1944年初，游击队员开始到驻扎在意大利和非洲的英军营地学习武器装备使用。这些援助有力支持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的作战，并为后来游击战向正规作战转变提供了物质基础。
巴尔干游击战与第三帝国的崩溃
对于二战期间德国的失败，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军队结构的不合理（陆军、空军强但海军较弱，且海军作战思想落后）以及战略重心的“晃动”——在战略上没有集中力量，在尚未解决英国问题的同时又对苏联开战。不过，很多专家也认为，巴尔干游击战也是造成德国最终溃败的关键因素。
巴尔干游击战既影响了德国对苏联的作战，也影响了德国对英国的军事行动，迫使德国分兵分势，处于不利的战略态势。巴尔干对于希特勒来说，只是他侵略计划中的一个插曲，因为他没有料到南斯拉夫人会武力反抗。因此，他不得不暂时放下既定的战争计划，临时决定先搞定南斯拉夫，同时解决希腊。虽然希特勒如愿以偿地轻取了南斯拉夫和希腊，但是这次战役却使他进攻苏联的计划推迟了5个星期。这5个星期的推迟，后来被证明是对纳粹德国的致命打击。德军在巴尔干与南斯拉夫作战，使苏联获得了宝贵的战争准备时间。更加重要的是，当后来德国在苏联即将取胜之际，苏联的大雪和低温天气来临，德军的攻势在严寒中不得不减弱下来。而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元帅和陆军参谋长哈尔德将军发现，按照估计，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他们还需要三四个星期。而这段宝贵的时间都被希特勒耽误在了巴尔干！而从1941年5月底的形势看，当时如果希特勒不进行巴尔干战争，而集中力量继续进逼英国，也可能给英国造成毁灭性打击，甚至美国想救英国都来不及。由此可见，巴尔干游击战对纳粹德国命运的影响是何其之大。
关键词: 二战 西班牙 原因 影响
在多年的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当讲到二战那一段风云际会的历史时,我曾多次被学生问到一个相类似的问题:西班牙作为一个典型的法西斯国家,而且是被德国、意大利一手扶植起来的,为什么没有加入轴心国投入战争?坦诚地讲,起初我对这一问题真的知之不详,查阅手头的参考资料似乎也得不到满意的答案,这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于是迫切地想知道这究竟是什么原因,这一现象对于二战又有什么样的影响?
一、西班牙为何不参战
1936年,佛朗哥挑起西班牙内战,他建立的叛乱政权同年便首先得到了德、意的承认。在接下来长达三年的内战中,佛朗哥在德、意的武力帮助下最终建立起对西班牙的法西斯统治。高中教材中这一段很明晰的史实昭示西班牙和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当二战爆发直至结束,西班牙却始终没有加入轴心国集团参加战争,哪些原因导致了这一反常的现象呢?
1.西班牙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是主要原因
西班牙是否参战应该是取决于它的国家利益。英国前首相哈默斯顿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即“敌友定律”: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正是这一根本问题使西班牙在参战问题上的态度呈现明显的变化。
二战爆发前夕和初期,西班牙是有明显参战倾向的。1939年3月,西班牙与德、意、日三国共同签订“产国际协定”。1940年6月,西班牙取消“中立”,更向轴心国靠拢;同月,西班牙不顾西欧国家的抗议出兵占领丹吉尔国际共管区;还是当月,法国投降前夕,佛朗哥通知德国政府,他已做好战争准备。德国的拒绝使西班牙的利益要求落空,没多久它的参战态度便发生了很大变化。1940年10月,佛朗哥和希特勒在法国昂代会晤,他暗示说西班牙将不参战,作为这种转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同年9月德国“不列颠空战”的失利。佛朗哥曾私下对其心腹将领表示:“只要英国还没有被征服,除非绝对必要,我不愿意让刚夺得的政权遭遇危险。”或许350多年前发生在英、西之间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覆灭之战令他对英国强大的海军力量惊恐不安。法国投降后佛朗哥曾认为德国征服英国为期不远,因而一度参战的态度比较积极,试图为西班牙谋取重大利益。
昂代会晤期间西班牙的表态清楚地表明其是否参战以其国家利益为转移。在之后的战争岁月中,尽管德国曾多次鼓动西班牙参战,西班牙只是在一份与德国的议定书中表示,准备加入轴心国,并且最终将参战,问题是这里的“准备”和“最终”没有明确时间。我认为这是佛朗哥自保于德国的“拖”字诀,观望形势决定参战与否,同时保持和德国的“亲密关系”,避免激怒德国。
以后随着德国在北非的失利,随着军事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轴心国,西班牙也随之调整与盟国和轴心国的政策。不言而喻,西班牙此时参战失败的可能性更高,付出的代价更重,我们也能理解其为何不参战。从另一角度看,随着战局对德国逐渐不利,西班牙不参战而遭受德国的压力甚至报复的可能性也日趋降低,从国家利益看,佛朗哥的这种自保策略相当成功。
2.德国对西班牙参战影响力的变化
德国要求西班牙尽早参战,不仅可以壮大轴心国集团实力,更重要的是西班牙可以控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直布罗陀海峡,切断英法和其海外殖民地尤其北非殖民地的联系。如果西班牙保持中立,英国海军可以自由通航直布罗陀海峡进出地中海,这对德国和意大利的侵略扩张是个严重威胁,所以从战略角度看德国积极要求西班牙早日参战,但它对西班牙参战与否的影响力也是有变化的。
战争初期,德国要求西班牙参战,但并不急迫。希特勒为德国于二战初期在欧洲和北非的巨大胜利所陶醉,甚至认为英国指日可下,在这种情形下西班牙参战反而会阻碍德国利益的最大化,也因此拒绝了西班牙的参战条件。侵略英国失利后,尤其随着北非战事逐渐陷入困局,德国要求西班牙参战变得急迫起来。但随着德国在战场上失利的出现和增加,德国对西班牙参战与否的影响力也在不断降低,再加上佛朗哥颇为高明的自保策略,使得西班牙没有明确答应参战。随着非洲战局的日益败坏,控制直布罗陀海峡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德国高层有人提议干脆用军事力量逼迫西班牙参战。德国海军元帅雷德尔提出德军进驻西班牙,由德国直接控制住直布罗陀海峡。希特勒此时忙于苏德战争,拒绝了这一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意见,只同意派优秀将领隆美尔赴北非收拾残局。隆美尔最初倒是不负所托,在北非一度扭转战局,几陷英军于绝境,但最终因为德、意海军没能控制地中海海权而失败,德、意的军事力量也于1943年秋被最终逐出北非,后面将会分析这一结果对整个二战战局的重大影响。
由上述可以看出,德国影响西班牙参战的能力是随着战局的失利呈衰减趋势的。起初是德国动员西班牙答应参战但拒绝了西班牙参战条件;然后迫切希望西班牙参战,但一方面,战局的不利增加了西班牙对参战前景的疑虑,另一方面,随着德国侵苏战争的开展,德国也确实不具备满足西班牙的条件和占领西班牙的实力,苏军对德的牵制实在太强了;以后随着侵苏战争的节节失利,西班牙更不可能参战了。
3.英国成功力阻西班牙参战
前文已提到直布罗陀海峡的重要性,因此西班牙参战与否对英国可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法国被占领的情况下,英国即使不能在西欧登陆,也可以通过击败对地中海和北非的军事力量威胁较弱的意大利,由南欧对德国展开反攻,这恰恰是英国在二战中的整体战争策略,而这一战略的前提就是英国要能自由进出地中海。
时任英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塞缪尔・霍尔担负起了力阻西班牙不参战的主要任务,为实现这一目标,几乎是无所不用其极。首先是经济上援助西班牙。战时西班牙一度曾出现过严重饥荒,物资短缺,西班牙向德国开出的参战条件便包括大量的物资和粮食。其次是尽力向佛朗哥和西班牙高层宣传英国抗德的决心和战绩。英国获得“不列颠之战”的胜利,并且在以后的反德战争中尤其北非再次击败德国,展示了坚强的抵抗决心和相当强大的军事实力。霍尔配合英军的胜利,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向西班牙高层大力宣扬倒向德国的黑暗前景,这类活动对西班牙参战态度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英国甚至还玩起了“金钱外交”。1997年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学教授斯培福德在研究丘吉尔二战时期最新解密的信件时揭开了这一秘密。丘吉尔拨出1000万美元专项资金用于收买对佛朗哥有影响力的高级军官,比如被认为是佛朗哥继承人之一的阿兰达将军(当时担任西班牙军事学院院长)一个人就得到了200万美元。受贿的军官们则如同英国人般,向佛朗哥多次进言不可参战的种种理由和参战的可怕前景。我们虽不清楚“金钱外交”是否起了关键作用,但可以肯定确实起了作用。
英国以上的种种运作没有白费心血,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英国确实成功地阻止了西班牙加入德国阵营参战,这对英国乃至整个二战战局影响深远。
二、西班牙未参战的影响
众所周知,整个二战进程的宏观战区可分为三大块:远东和太平洋战场、欧洲和大西洋战场、北非和地中海战场。轴心国集团中最先崩溃的是意大利,它就是处于北非和地中海战场。而意大利的首先投降使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进一步坚信,法西斯必定灭亡。
由于西班牙始终未能参战,英国得以在整个战时自由出入直布罗陀海峡,保住了本土和北非(特别是控制苏伊士运河的埃及),以及中、远东的交通顺畅,保住了英国对德、意的海上优势。意大利的海军力量和战斗力都偏弱,英国成功地掌握着地中海的海权,英、美正是通过这一优势获得北非战役的胜利,以北非为跳板,登陆西西里岛,再以西西里为跳板,登陆意大利本土,逼迫其首先投降。
目前,主流观点认为二战的转折点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而英国史学界长期以来则认为是北非战役。我们姑且不论孰是孰非,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即西班牙是否加入轴心国参战是影响二战全局的一个重要战略因素。
最后提及的一个影响对西班牙也不知是福是祸。西班牙未参战使它和佛朗哥得以保全,二战后德、意、日法西斯均遭到清算、惩罚,但西班牙的法西斯统治却又延续了整整30年之久,直到1975年佛朗哥去世才告结束。二战后的西欧,民主化浪潮汹涌,唯独西班牙这边风景独“好”,好耶?坏耶?
参考文献:
[1][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
[2][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时代文艺出版社.
[3][法]马塞尔・博多等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百科全书.出版社.
[4][美]约翰・托兰.从乞丐到元首:希特勒一生.远方出版社.
关键词：巴巴罗萨;腓特烈一世;神圣罗马帝国;意大利
公元1152年，神圣罗马帝国施瓦本公爵腓特烈三世即位为帝国皇帝，是为腓特烈一世，既历史上著名的“巴巴罗萨”。初登大位的腓特烈一世面临的是一个徒有虚名的帝国，此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权衰落，地方诸侯势力甚至强大到能与皇帝分庭抗衡。在北意大利，诸多独立城邦呼喊着驱逐日耳曼人的口号反抗皇帝的权威。独立于南意大利地区的西西里王国也是皇帝的心头一患，身居罗马城的教皇更是与皇帝势不两立。为树立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荣光和皇帝权威，腓特烈先后6次远征意大利，时间长达近30年。遭受其血洗的意大利人送给了腓特烈一世“巴巴罗萨（Barbarrossa，意为红胡子）”的绰号，将他的胡子说成是被意大利人的血所染红。
早期的远征：公元1154年―1155年
公元1154年10月，腓特烈开启了他的第一次远征，其原本的企图是征服西西里国王威廉一世治下的诺曼人。但皇帝的军队却在试图降服米兰城时受到了激烈地抵抗，腓特烈转而挥师南下并很快进抵到了罗马城前。罗马城的统治者教皇哈德良四世此时正被城中的起义所困扰，腓特烈的军队的到来暂时平息了城中的反抗力量。
在皇帝抵达罗马城后与教皇的矛盾越来越显现，公元1155年6月18日，哈德良四世在四周伴随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欢呼声中，为腓特烈一世举行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加冕礼。但皇帝的加冕日却并不喜庆，在腓特烈举行仪式的同时，罗马城中的骚乱持续升温。又过了一天，腓特烈领着教皇与他麾下的军队来到迪沃利。在那里，酷热的夏季与后勤补给的问题迫使其放弃了攻打西西里的计划。腓特烈的军队挥师向北，在返回德意志兰之前一路烧杀抢掠以作为对顽抗的米兰城的威慑。
此时德意志兰诸侯挑战皇权的势力趁着皇帝远征在外又开始风起云涌，但帝国内的总体情况仍然太平依旧。回到德意志兰的腓特烈一世将巴伐利亚的公爵领地赐予了他的表弟萨克森公爵“猛狮”亨利，腓特烈希望借此平息帝国内部的纷争。但“猛狮”亨利的逐渐强大也是对皇权的威胁，可腓特烈认为帝国的首要国策是掌控意大利，故而姑息了亨利对自己权威的挑战。更何况，此时的他还无法担当的起与自己强大的表弟为敌所可能面临的代价。
1156年6月9日，腓特烈迎娶了勃艮第公爵雷纳德三世之女并因此获得勃艮第的继承权，获得这一政治上胜利后的皇帝又开始了对意大利的征服计划。
后期的征战：1158年C1186年
腓特烈第一次远征的失败使得教皇哈德良四世被迫与西西里的威廉一世达成协议，教皇将腓特烈原本希望得到的领地的授予了威廉一世。被这一举措惹恼了的腓特烈于1158年6月开启了他对意大利的第二次远征，旨在彻底征服米兰城的腓特烈带上了“猛狮”亨利强大的萨克森军队以期将意大利问题彻底解决。强大的帝国军队很快迫使北意大利诸城败下阵来，米兰城最终于1162年3月陷落，帝国军队摧毁了这座古城的大部分建筑。鉴于米兰城所遭受的摧残，布雷西亚、普拉森等一批北意大利城市望风而降。收获这一胜利后的腓特烈返回德意志兰解决 “猛狮”亨利势力的持续扩张问题。当他终于可以放开手于1167年开始第四次对意大利的远征时，此时兴起的伦巴底城市同盟又成为了他远征计划的绊脚石。战事初期，帝国军队再次势如破竹并再度攻陷罗马，教皇仓皇出逃。不过后来的战事却被坚决抵抗意大利人民拖入了僵局，帝国军队又在随后流行起来的瘟疫中元气大伤，最终腓特烈不得不再次面对失败撤回德意志兰。
1174年腓特烈“巴巴罗萨”对意大利的第五次远征可以视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一场大决战。两年后，双方在米兰城展开了最终的对决。这个时候的伦巴底同盟势力已经得到极大地增强，决战的结果是腓特烈的军队大败，皇帝本人甚至差点丢掉性命。不得不承认失败的皇帝腓特烈于1177年与教皇签订了《威尼斯和约》，归还了之前侵占的教皇的财产;而后在1183年又与伦巴底城市同盟签订了《康斯坦茨和约》，德意志皇帝在得到了一些体面的权益后放弃了对意大利的远征计划。
腓特烈于1186年发动的最后一次远征同样收获不大，“巴巴罗萨”在意大利长达30年左右的征战只获得了北意大利城市对皇帝宗的名义上的承认。战争期间腓特烈一世专注于对意大利的征伐从而忽略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建设。战争不但滞缓了德意志兰的发展，也对意大利北部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故而直接参与战争的德意志兰与北意大利诸城邦都不是战争的胜利者，从战争中获益的是德意志地方诸势力和教皇的权威。
1190年6月10日“巴巴罗萨”腓特烈一世在参与第三次的路途中溺毙于今天土耳其境内的塔克河中，一代枭雄征战一世为后人留下了一个表面强大的帝国，但皇帝自己却以这样不大体面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德意志兰仍被强大的诸侯势力与教会势力把持继续着她的沉沦，但“巴巴罗萨”的威名却持久影响着德意志人的精神世界。数百年后战争狂人希特勒用“巴巴罗萨”来命名其入侵苏联的行动代号，这一恐怖的名称将带来又一场血雨腥风。（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丁建弘.《德国通史》[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2] 刘新利.《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与宗教》[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3] 郑寅达.《德国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
[4] 孟钟捷.《德国简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学校德育包括政治、思想、道德和心理品质等方面的教育，这些内容之间有区别又有联系，各项教育内容既不能完全割裂开来，又不能相互替代，它们统一于德育目标之中。在具体实施德育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可能会出现侧重抓某一方面或强调某一方面的情况。这种阶段性的重点教育，其目的是通过调整，使各方面教育协调发展，这是完全正常的。但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学校德育受“左”倾思想影响较严重，在强调政治教育时始终没有掌握好“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引起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变动，特别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其变化过程所反映出来的总体特点是，过去那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化、政治化的德育意识已经被打破，人们的价值取向出现多样化，价值选择出现务实化。这表明，目前社会道德从总体上看是向新的境界和高度攀登，社会道德风气变化最深刻的是，人们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由“假”向“真”，由“虚”向“实”，由封闭向开放，由单一向多元，由依赖顺从型向独立自主型，由“等、靠、要”的习惯思想向竞争意识不断增强方面发展，一种逐步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道德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进步。当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走出社会转型期特有的“道德规范不定型”期。由于客观上社会的变化正处于进行之中，主观上人们的主体文化素质又有一定差距，所以目前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出重新定位的动荡和多重化选择之间的混乱。在道德选择导向上出现了三种选择倾向，一是选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文明：二是选择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明，主要是优良传统美德；三是既要弘扬本民族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又要吸收西方现代文明，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在这三种选择当中，前两者显然具有较大片面性，只“向外看”和“向后看”必然脱离现实。只有第三种选择倾向，才有可能对道德建设做出符合于自己时代要求的探索和创造。
在未来的社会，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科学和技术必将进一步为社会提供物质利益和较高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将伴随着发生诸如水污染、土质下降、森林遭受破坏、动植物种类急剧灭绝、资源枯竭和环境公害等。为此，人类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去建设一个与21世纪相适应的道德规范。这个规范对人们的总体要求是学会关心，关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好人类社会这些公共关系，需要建立一种相应的道德规范。虽然不可能一下子在整个人类建立一个明确的、统一的道德规范，但重视道德教育，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帮助年轻一代树立更高境界的理想、信念与责任感，帮助他们学会关心、学会共处、学会同情等一系列时代所需要的道德，是21世纪初德育发展的大趋势。
21世纪的德育必将在以下两方面进一步加强：一是道德人格教育。道德人格同道德规范相比，是更深层、更基础的道德意识。它是人们的道德主体意识，包括人们的追求高尚道德的内心动力、道德选择的权利感、责任感、独立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自信和人格尊严。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一个很大弱点就是“重规范、轻人格”，过多强调规范，而不大注意尊重人们的道德人格，不善于把规范同培养健全的道德人格以及正确进行道德选择的能力结合起来，这是一种简单的、浅层次的教育，目前人们正在逐步改变这种教育方式。21世纪的道德教育将出现尊重个人自立、尊重个性和选择的权利，在“重人格”的基础上带动道德规范教育的新局面。二是加强社会公德的规范化。传统德育中的一个很大弱点是“重个人道德、轻公德”，即对个人要求多，对社会公共道德规范建设投入不够，把国家、社会的一切均寄托于个人的修养，对社会体制、优化环境、公共规则建设的责任感比较淡漠。如果我们现在仍然把腐败问题归结于某些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而不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的健全上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社会腐败现象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治理，良好的行业之风或职业道德就建立不起来。21世纪的德育必将是务实性的、基础性的，这是时代与社会的自然选择。
二、品德形成的动力启动将由政治动力转向经济动力的趋势
在以政治教育为德育的主要内容甚至政治教育取代德育的全部内容以往的德育中，过分强调和夸大了政治在人的思想品德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政治成了德育的代名词，德育的主要任务只是培养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激发学生形成良好思想品德时，基本上以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的、崇高的政治目标作为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启动。由于这一目标既高又远，所以，事实上并没有真正成为大多数学生良好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以政治目标作为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可以成为少数思想境界较高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动力。然而，当计划经济体制变革为市场经济体制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对一向被视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义轻利”观念开始重新审视。一部分人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要“重利轻义”才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大部分人认为，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拜金主义，假冒伪劣、欺诈活动等，都是“重利轻义”的结果。因此，他们主张应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义轻利”道德思想及其一系列儒家道德文化，并以“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为例说明坚持儒家思想的重要，这种思想很快在一些领域中形成了一种“气候”，于是，儒家文化精神也重新获得了一个再评价、再发展的机遇。特别是进入本世纪末，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强，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由于西方文化对我国文化精神的强大冲击，使得一种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为中心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声势。然而，某种道德文化的价值与生命不取决于人为的呼吁，而在于时代与社会的自然选择。因此，要确定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价值与意义，首先必须根据社会发展在文化选择和再造中最缺少和最需要克服的弱点是什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需要重利，不重利就不能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就不利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但是，只重利不重义，也不能保持经济的持久发展。所以，“义利并重”乃是社会发展的自然选择，符合两个文明一起抓和两手都要硬的时代要求。“重义轻利”是儒家道德学说“以德为本”的实现手段，它适合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礼法为基本社会关系的封建社会，它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人生价值观。在面临经济结构形式根本转化的今天，中国传统社会的“重义轻利”道德观念淡化乃至崩溃是必然的。
从社会总体发展来看，对传统的“重义轻利”价值观的变革，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第一，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重利”实践的结果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
第二，从民族性格或社会心理的构成来看，“重利”能促使人的竞争意识。
第三，从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对个人私欲以及个人物质权利的肯定，有助于现代独立人格或人权意识的确立。人们追求利益，也就必然懂得保护自己的利益。对利的追求实质是中国社会比较单纯的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过渡时期必要的心理反映。它在向人们显示，现代人们的道德观已开始摆脱儒家那种理想而缺少实效的“重义轻利”的影响，开始正视现实社会，逐步建立适应现代商品社会的道德原则，这就是人们越来越重视以经济利益为杠杆来启动人们去为现代经济的发展尽心尽力，使他们为现代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国实行重奖科技人员，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以此引导更多的人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之中。可见，重视以经济利益激发人们形成社会所需要的品行，是现实社会的需求，更是21世纪社会的需求和发展方向。
三、学校德育将从“小德育”转向“大德育”的趋势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学校德育同我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一样，由于受封建思想和“左”倾思想的影响，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没有进入与社会同步运行轨道，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更主要是由于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整个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在现代通讯技术和设备的作用下，使人们听到和看到了整个世界是怎样一个世界，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与世界发达国家在许多方面的差距。无论历史的事实还是现实的事实都证明，文化道德的文明交流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繁荣昌盛、兴旺发达的光明之路。一个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从全人类这个大家庭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任何阶级偏见、孤立发展，最终只能拉大自身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差距。
儒家传统道德中的积极因素是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人文主义价值有不可忽视的世界性意义，对于人类迎接后现代社会的挑战，更具有超越民族界线的价值和意义。对民族道德的“回归”，反映了现代人对人类共有道德的认同，是对儒家道德优秀成果在世界未来发展中作用的肯定。这一方面说明，儒家道德中确实有许多精华继承。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儒家道德的改造和发展使之现代化，需要在国际间彼此的学习中来完成，从而实现新的集成，这是全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中国的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国际，而国际的现代文明发展又是建立在广泛地、不断地吸取各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的。在现代社会里，任何闭门治国，不思吸取世界各国精神文明建设之长的做法，最终只能限制自身的发展。
有人用同属“儒教文化圈”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方面迅速赶上和超过西方有些国家的事例来证明儒家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并以此来排斥西方现代道德文明，其实这是错误的。一个国家和地区整体水平的迅速提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中有决定性因素和非决定性因素。
“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经济起飞，其主要动力并不能归功于儒家道德文化。把儒家道德观念作为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来解说，反映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为本”和“道德决定论”的思维定势，这恰恰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道德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任意夸大儒家道德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只能强化“人治”国家的实质性作用。
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逐步进入世界经济发展轨道。我们应该在继承和发展属于全人类共同文明的那部分优秀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广泛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精神文明成果。德育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项活动，要想赢得与资本主义同类活动相比较的优势，更好地服务、服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应该大胆吸收与借鉴别国的长处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消除顾虑，树立大德育观，建立开放的德育体系。这是21世纪对我们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并曾在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有过辉煌成就的中华民族提出的时代要求，我们心须用大德育观来建构一个符合新世纪要求的德育体系。因为人类理性、良知和智慧的提高，新思想的传播，是国际大家庭的责任感和对世界秩序的维护。促使世界各个民族道德之间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相互理解、尊重、共融、共存。由此看来，把德育局限在校园内，已无法完成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德育任务，仅局限在本国传统德育内容也很不够，必须将德育纳入世界精神文明建设的轨道，与此同步运行，才能适应21世纪道德建设的需要，才能使我国学校德育再创新世纪的辉煌
乌布利希：我们也有这样一堵纵贯德国的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同月诞生，旋即互相承认，这两个相距遥远、文化迥异的国家就这样携手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征程。不过，对于两国的执政党来说，此时连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都没有走完：国土的一大部分仍处在敌方势力的控制之下。
随着中国人民横扫大西南，入疆进藏，中共在数年之内已经大体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只剩台湾政权孤悬海外，让中国继续处于未统一的状态。
相对于中国，“德国问题”更为复杂。在历经了上千年的分裂之后，好不容易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又三世而亡[1]，两次世界大战历尽劫波，德国人迎来的又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分裂局面。德国的未来会怎样？谁都没有十足的把握。更没有多少人会想到，处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在德国的统一问题上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事实上，由于中国在战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地位，中国的影响不容忽视。套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这是自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之后，第一次有远东势力在如此大的程度上影响着欧洲事务[2]。
民主德国瓦解之后，档案陆续开放，而论及这方面问题的文献却有限。因此，本文拟围绕“德国统一”这个核心问题来梳理一下中国与民主德国四十年的关系史。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民主德国在双方成立的当月即建立了外交关系，开启了一段一直持续到1959年的蜜月期。在这十年中，双方都将德国的重新统一当作一件可以期待的事情。
与欧洲人，甚至与德国人自己不同，中共一开始就对德国的统一满怀信心，尽管“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1953年11月，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对来访的民主德国外交全权大使说：“我坚信，德国人民追求一个统一、独立、民主、和平的德国的正义斗争，在伟大的苏联的帮助下，在其他国家人民民主政权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参与和支持之下，一定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德国人民在这场斗争中将永远得到中国人民的支持。”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赋予了的话以扎实的分量，而斯大林去世之后东欧的动荡（民主德国发生了“六月十七日事件”），使得渴求安全感的民主德国更加希望与中国接近。1954年6月，民主德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Otto Grotewohl）对来访的中国总理表示：“在今天的世界上，没有哪个强权有能力，在没有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与下解决国际问题。”同时，格罗提渥还表达了要与中国一道争取统一的决心。也称赞民主德国是欧洲的堡垒，将要在德国“和平的重新统一”中扮演决定性角色。
在这一时期，为德国统一而斗争是双方的共识，在相互的声明中会反复提到。1955年1月9日，在给民主德国总统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的新年贺辞中声称，民主德国“为了祖国统一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阴谋的斗争”，“不仅与德国人民的利益相关，而且对保卫欧洲及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都有重要的意义”。
1955年12月25日，双方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友好合作条约》，其中的第七条规定，该条约的效力一直持续到双方都同意改约，或直到“德国恢复统一成为一个爱好和平和民主的国家时”。在条约签订后的联合声明中，民主德国代表表达了在上对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同时，这两个被联合国关在门外的国家，都支持对方在联合国获得合法席位。
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下双方的交往迎来了第一个高峰。1956年9月，民主德国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Zentralkomitee，简称ZK）派代表团来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团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亲自带队，于9月23日下午四时见到了。从双方交谈的记录看，似乎并没有对谈话进行精心准备，问了不少德国地理、人口方面的基本情况。作为中共领导人，他第一次表现出对于西德吞并东德的担忧。不过，在的想象中，这种吞并应该是以暴力方式进行的，他向乌布利希说：“你们的权力巩固吗？……我有一个问题。如果美、英、法想从西德撤出军队，那么苏联也必须撤军。西德有一支50万人的军队，还有核武器。您只有9万人。”劝乌布利希改善与西德的关系。
乌布利希表示，民主德国有比核武器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他们在西德的政治影响，以及将会超过西德的生活水平。
可对此并不确信，他问乌布利希：“你们什么时候能超过西德的生活水平？”
乌布利希：“全力争取在1960年。”
：“恐怕要更晚一些吧？”
乌布利希：“我们必须现在干，否则就危险了。”
：“你们有一个伟大的愿望。”
在委婉地表达了对民主德国经济能力的怀疑之后，再三提醒乌布利希不要忘了军事准备。他将苏联的武装比作城墙，劝民主德国要作经济上和军事上的两手准备。
：您见过我们的长城了吗？那是一堵很长的墙。这堵墙已经有二千年的历史了。它从前的任务是挡住蒙古人。马克思也曾写道过这堵墙。
乌布利希：我们也有这样一堵纵贯德国的墙。
乌布利希在此只是承接的比喻，说的是民主德国的武装力量。但他也许没有想到，五年之后，真有这样一堵墙纵贯柏林。将军事准备放在第一位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与两德情况相似的朝鲜半岛和越南都曾经或正在陷入战火。但乌布利希对和平有更大期待也是有理由的，美、苏都直接在德国驻军，冲突一旦爆发就可能引起世界大战。从两人对话看，统一社会党将超越联邦德国的时间定在了1960年，那么他们在时限到来时候的失望，是否是使他们在1961年建起“柏林墙”的因素之一呢？
还令乌布利希想不到的是，当谈到如何尽快提高民主德国的生活水平时说：“那样的话国家应该给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拨出专项资金”，可是在同样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中国，不久就发动了“以钢为纲”的“”，所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导致了中国与民主德国之间的物资交换协定无法履行。
更令乌布利希想不到的是，他即将见证中苏之间反目成仇，特别是当那天的谈话接近尾声时还显得那么谦逊的时候：
（双方谈到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之后各党之间的合作问题）
：苏联是核心，一个人只能有一个头。在我们的阵营里只存在一个头――那就是苏联。
乌布利希：我们自己的头也必须努力[3]。
：但你们的国家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我们之前也没有搞过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的革命比十月革命晚了33年。在二战中我们的国家也不是主要力量。我们是小国，而且还没有工业化。所以头应该在莫斯科。
二
1959年之后，中苏关系的恶化结束了中国与民主德国之间的“蜜月期”。
毫无疑问，中国、民主德国各自的对苏关系是这两个国家双边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民主德国政权完全由苏联武力扶植起来，领土上又有大量的苏联驻军，这些都决定了一旦中苏之间产生矛盾，民主德国很难站在中国一边。但另一方面，这种影响也并非绝对：民主德国与中国决裂要比中苏决裂慢半拍，而两国关系恢复正常要早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事实上，与中苏关系相比，民主德国与中国历史积怨少[4]，不存在领土纷争，经济互补性强，两国关系好过中苏关系才是正常的。如果不是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中国与民主德国在1950年代不可能走得那样近，但在1960～1970年代也不会走得那样远。
访华回来后不久，乌布利希所操心的倒不是中共的“激进”，而是中国的“右倾”。因为中国在1957开始执行的“百花齐放”方针传播到了民主德国，引起了一些思想上的波动。乌布利希没有正面批评中国的政策，但再三强调这个政策不符合民主德国的国情。他告诫全党，中国人刚刚开始学意识形态方面的哲学，所以需要杂学旁搜，但在民主德国，官方的马列主义哲学不容改变，不是“百花齐放”的问题，而是要“正确选择和养育花”的问题。
但很快，从中国传来的口号（、）变得越来越激进。而且中国不但自己激进，还积极在民主德国宣传自己的这一套做法。乌布利希认为民主德国有适合国情的农村发展道路：农业生产合作社（Landwirtschaftliche Produktionsgenossenschaften，简称LPG）。民主德国的农业集体化开始于1950年代初，其“进步程度”远不如，但已经遭到德国农民的强烈抵制。而中国却在民主德国宣传，LPG只是通向的一个步骤――这让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高层十分恼火，他们担心这有可能让本来已经不满的德国农民更加恐慌，于是下令取消了中国在民主德国散发小册子的权利。1960年6月，乌布利希亲口对来访的彭真说：“对人民民主（共和国）来说，的道路绝对是错误的……谁都理解，你们想在我们这里激起一个内部的讨论。可是亲爱的同志们，我们对于和中国同志进行这样的讨论完全没有兴趣。”
随着双方的不快逐渐积累，相互间的信任也受到侵蚀。中国因为“”的失败而陷入“三年经济困难”，结果无力再参加1962年的莱比锡春季博览会。民主德国方面表示中方的这种方式让德方“感到不快”，一再劝说中方未果后转而倾向于将中国的这一举动理解为报复行为（在这一年的中印冲突中，民主德国宣布严守中立），是在响应当时北约国家对这届博览会的抵制，如果中方不参加博览会，政治影响太大。中方的代表则回应说，德方没有理由为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感到不快”，“‘不快’这种表达方式是一种侮辱”。要说“不快”，中方这边也有不少，比如1961年元帅带领中国代表团到柏林参加峰会，就受到了不友好的对待。
北约国家之所以会抵制1962的莱比锡春季博览会，自然是因为1961年8月建起的“反法西斯防卫墙”（柏林墙的正式名称）。而事实上，中国政府在这件事上给予了民主德国毫无保留的支持。中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一直主张西柏林的非军事化，希望民主德国和苏联对西方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1961年2月28日，刘少奇甚至向民主德国使馆人员表示，“我们相信”，帝国主义者不会为了西柏林而发动一场战争。
当柏林墙被竖起之后，《人民日报》于半个月之内在显要位置刊发了四篇相关文章，称这次民主德国封锁边境的措施是为了“保卫和平”，是“斩断魔爪”，应该彻底除掉西柏林这颗“毒瘤”。身处现场的新华社记者还发回报道《许多西德人想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在这个紧张8月的最后一天，中国外交部长与民主德国的驻华大使共进午餐。他对民主德国的果断措施表示满意，“对你们的这项措施，我们已经期待了很久了，而现在还不算晚”，“我个人认为，在这项措施上决不能有任何退让，要一直实施到重新统一为止。西柏林属于民主德国而非联邦德国，西方列强必须从柏林消失”。1961年10月，代表团到柏林参加庆祝民主德国成立十二周年的大会，他在柏林的海因里希・劳重型机械制造厂对工人们发表演讲时说：“你们警惕地守卫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西方前哨，你们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战争狂人。你们政府在8月13日采取的安全措施，不仅对保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是很大的鼓舞……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坚决站在你们这一边！”
然而，随着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不断加剧，民主德国对于来自中国的支持越来越没有信心。在给民主德国外交部长洛塔尔・博尔茨（Lothar Bolz）发的纪念双方友好合作条约6周年的电报中，没有像以往一样提到缔结和平条约（与西方）和西柏林问题的解决，这被民主德国解读为中国将撤销在和平条约、西柏林问题上对民主德国的支持。而《人民日报》上倡议拒绝就西柏林问题谈判的文章，又被民主德国解读为针对自己的谈判准备而进行的蓄意破坏。
但是民主德国的判断完全错误。1963年1月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六大上，乌布利希一改之前的暧昧立场，表示坚决在“中苏论战”中站在苏联一方，这标志着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真正走向破裂。即使是这样，中国从未放弃过在西柏林问题上支持民主德国。不过，中国的策略是不断向民主德国表明自己才是民主德国人民利益的真正维护者，而苏联却是即将或已经在出卖民主德国。比如《人民日报》1963年8月23日的文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被置于何地？》，就是指责苏联让民主德国在签署《反核实验条约》过程中遭到羞辱，是对民主德国的背叛。
中国政府实际是想通过对民主德国外交的坚决支持，来扩大民主德国与苏联之间的矛盾，以此来争取这个“中间地带”，使民主德国摆脱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
从实际效果看，这一“统一战线”的策略并不成功。现在解密的档案显示，对于中方多次表示要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支持德国人民，民主德国方面认为中国这样收买人心、散布猜疑是为了“离间苏德”，是将“德国问题”当作一张牌来打，并下决心不被利用。1964年4月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委员赫尔曼・马特恩（Hermann Matern）发言称：“中共领导人将他们对民主德国的友谊标上了价码，那就是要德国统一社会党放弃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他们同时还要求我们放弃相互合作和相互间的经济援助，并转而接受中共领导人那套冒险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事实证明，此时的中国政府低估了民主德国和苏联之前联系的紧密性，又高估了统一问题对于民主德国的重要性。1965年6月28日，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向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报告：“……中国的领导人因此有一种幻想，仿佛能够利用二战后德国的局势和斗争环境使民主德国与苏联发生冲突，与苏脱离关系并被推到一种民族主义的、与中国领导的利益相符合的位置上去。”
出于类似目的对日本社会党人的讲话（1964年）甚至引起了民主德国领导层的一阵恐慌。在谈话中历数了苏俄对他国领土的侵占（对日、对华、对波、对德，等等），很可能是想以此来构造一个横贯欧亚大陆的反苏统一战线。要知道，对东部边界提出质疑在民主德国是一项政治禁忌，所以统一社会党高层对中国领导人的这番“好意”感到有些气愤和害怕，称中国领导人在谈论东欧领土问题时用了“越来越肆无忌惮的方式”（immer skrupelloseren Mitteln）。
不过，尽管双方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互相攻讦不休，直到1966年中国“”爆发之前，中国和民主德国之间依然有常规性的经贸、文化往来（第一次到民主德国，即是因为1965年去莱比锡参加博览会），双方在对方的国家统一问题上也一直给予全面的支持。
三
1966年夏，中国爆发了，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是年8月28日傍晚时分，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的汽车在离苏联大使馆不远的地方被红卫兵拦下，民主德国驻华武官和他的夫人被拖出车外盘问[5]。等红卫兵们问清楚了，又向他们道歉，说是将他们错认成苏联大使馆的人了。德方当晚即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中方则回应称此二人并未遭打，只是在下车时被踩了脚。
同年11月，乌布利希对全党发表讲话，重申了共产主义运动必须在苏共的领导之下，并称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立场将是“反对毛团伙的过火行为和破坏行动”（gegen die Exzesse und Ausschreitungen der Mao-Truppe），他认为“”是破坏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之举，客观上帮助了美帝国主义。
乌布利希的这番讲话之后，情形更加趋于激化。民主德国驻华使馆已经处于充满“义愤”的北京“革命群众”的威胁之下，中方外交人员向民主德国使馆人员宣布：“如果你们继续追随苏联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那我们将不能保证你们的安全。”这种违背外交惯例的做法让民主德国驻华使馆进入了非常状态，以至于民主德国国务秘书紧急向乌布利希及政治局请示：苏联使馆已经将妇孺撤回国，我们怎么办？
就在这种僵持的气氛中，一场严重的车祸将双方的敌意推向了顶端。1967年6月27日下午，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的小轿车在诺伊斯特雷利茨（Neustrelitz）附近与一辆载重卡车相撞，包括使馆负责人在内的四人身亡，另有一位使馆三秘身负重伤。在当时的气氛下，中方使馆人员认为这绝不是一场意外，而是德方蓄意组织的谋杀。车祸第二天中国驻民主德国使馆就贴出了配有车祸图片的大字报：“血债要用血来偿！”“打倒新修正主义！”……而民主德国方面坚持认为这是一场意外车祸，并对中国使馆的行为表示不满。7月1日，又有中方所称的“暴徒”去扯下大字报，向使馆的墙上泼褐色油彩。
至此，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跌入了最低谷。
等到双方的交往再次趋于正常，已经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了。而在这之前，对于“德国问题”，双方的立场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尽管民主德国在战后初期也曾雄心勃勃地宣称要统一德国，然而在历经了二次柏林危机之后，民主德国的实际政策转变为尽力追求国际社会的承认，只是因为联邦德国奉行哈尔斯坦主义而求之不得。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担任联邦德国总理之后，推行“新东方政策”，使民主德国有了机会。1971年9月3日，美、英、法、苏四国签署了关于柏林问题的“柏林四方协定”，在此基础上两个德国于1972年12月21日共同签署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系基础条约》（Vertrag über die Grundlagen der Beziehungen zwische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und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双方相互承认了边界和。次年，两国共同加入了联合国。
在获得了“基础条约”之后，民主德国很愿意就此放弃吞并“西德”的野心，而希望将德意志的分裂局面固定化。民主德国甚至开始宣扬，在纵贯德意志的这条“牢不可破”的国境线两侧，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已经形成。在民主德国看来，原来民主德国和中国共同坚持的“通过和平条约最终解决德国问题”、“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统一”已经成了惹麻烦的口号，是“帝国主义传媒”的挑衅。所以，民主德国对中国外交人员在与联邦德国外长舍尔（Scheel）的交谈中用到“尚未解决的德国问题”的提法感到极其不满。
中方则对民主德国的这个“180度的大转弯”感到极其困惑，并且告诫民主德国，二战后“形成了两个德意志民族”这种说法在“理论上错误，政治上有害”。可以说，在1970年代中国显得比民主德国更关心德国的统一问题。不过民主德国放弃“汉贼不两立”的立场，实际上为中国后来在两德之间推行“平行外交”带来了空间。
就在1963年民主德国在中苏矛盾中明确站到苏联一边之后，中国在1964年开始秘密与联邦德国接触，只是1966年开始的影响了双方关系发展的进程。随后中苏边境的武装冲突，以及让殒命的“九・一三事件”，使中共的内政外交俱有所改变。中美之间开始秘密接触，直至促成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的改善为中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两国于1972年10月建交。
在此之前，民主德国在中国的影响力远远超过联邦德国，是“新德国”的代表。而在1970年代，中国与民主德国反目，这一“代表”角色转到了联邦德国一边，其影响力从政治、经济、文化多个层面辐射中国。即以国名为例，在两国建交一周年（1950年10月）之后，《人民日报》就不把民主德国称作“东德”，却经常把联邦德国按照民主德国的叫法称作“西德”（暗含一种贬义，但中国人对此不敏感）。而在中国与联邦德国交往日深之后，民主德国在联邦德国的名称“东德”（亦含有一种贬义）开始渐渐为中国人所习用[6]，为此还遭到过民主德国方面的抗议――认为中国反复使用这个由“联邦德国的侵略主义、沙文主义者所有意使用的名称”对民主德国是一种侮辱。
等到中国与民主德国的关系再度紧密，民主德国试图再次加强其在华影响力时惊奇地发现：在民主德国在华仅有几个德语教师的情况下，联邦德国的歌德学院已在中国四处开花，几乎所有中国学生的德语教材都出自联邦德国。甚至连民主德国的文学作品，中国学生和老师也是从联邦德国杂志上看到的。
到1985年访问民主德国时，已有1000名中国学生在联邦德国留学，而且这个数字很快会翻三倍。以至于认为中国应该送更多学生到民主德国，以使他们“同时能被正确的意识形态所武装。”
的访问得以成行，得益于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的正常化，而这个正常化是从三顿饭开始的。
四
“”结束之后，中苏关系一度趋于缓和（后又因中国对越南战争和苏联出兵阿富汗而再度紧张），中国和民主德国也各自释放出重修旧好的信号。不久后，这些信号得到了回应。1981年5月16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布鲁诺・马洛（Bruno Mahlow）于访问朝鲜之后，飞赴老挝、越南访问之前，在北京民主德国驻华大使馆作“间歇停留”，同时请中国外交部代表到使馆吃饭。这番试探显然取得了积极效果。同年7月16日至8月23日，中共中央委员会苏联及东欧地区负责人应“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的邀请”飞赴柏林，其间又“非正式地”请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四处的赫尔穆特・埃尔廷格（Helmut Eltinger）和霍斯特・西贝克（Horst Siebeck）到中国使馆吃饭。在席间，中方代表没有正面谈及两国关系，而是想了解更多民主德国的真实发展情况。次年3月23日，埃尔廷格和西贝克又在北京邀请了中国外交部的代表。中方代表表示，中共想要学习“一切地方”的经验。
经过这三次接触，两国的关系逐渐正常化，遂有了1985年5月对民主德国的访问。不过这时的中国不再表现出对两个德国中某一方的支持，而是尽量采取了一种“平行外交”的策略，就在访问民主德国后不久，中国政府总理就访问了联邦德国，会见了科尔总理。两位中国领导人表达的立场都是：“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双方的关系应建立在独立自主，不互相兼并的基础之上。”在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改变以往对两德统一的立场。
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的正常化完成于1986年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的对华访问。昂纳克分别会见了（1986年10月22日于北京，10月24日于南京）、（10月22日）和邓小平（10月23日）。邓小平承认中国过去在国际问题上犯过一些错误，但建议大家“着眼于未来”，过去的事情“一风吹”。对此谈得更为具体，他告诉昂纳克，现在中共中央之所以没有像总结内政方面的错误那样去谈外交方面的失误，主要是因为：第一，外交方面的失误要比内政方面小；第二，外交是双方面的事情，总结失误难免翻旧账，引出新的矛盾；第三，可能会被敌对势力利用。但在向昂纳克指明中国处理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新立场时，其实已经暗示了中国过去所犯的失误。
新立场有三点：绝不干涉其内政；绝不干涉其外交；完全尊重这些国家与苏联之间的特殊紧密关系。对应前文可知，这三点立场已经是在承认中国当年的不恰当举措：即试图在民主德国宣传制度，反对民主德国和苏联的“三和主义”，以及试图将民主德国拉入反苏统一战线。
告诉昂纳克，中国支持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而中国在发展与联邦德国经贸、科技关系时，将“严格捍卫民主德国的利益”。早在1985年7月，民主德国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家计划委员会书记格哈德・许勒（Gerhard Schürer）访华为昂纳克的到来作铺垫时，就对他说：“我们同联邦德国的关系永远不会伤害民主德国的利益。”强调他在会见施密特、科尔、勃兰特这些联邦德国领导人物时，“我警告过这些政治家，不要想着吞并民主德国”。这次，向昂纳克逐字逐句地转达了科尔的回应：“德国的分裂是战争的后果。这个问题将长期存在。它不能通过武力来解决。”
昂纳克对的表态非常满意，称民主德国“欢迎并将继续欢迎你们的外交政策”，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在这次访问之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宣告完成。
应该说，中国此时在两德之间实行的“平行外交”策略，就如同她同时改善与苏、美关系的外交策略一样，取得了成功。不仅通过与联邦德国的经贸、科技交往取得了重大实惠，而且还促使民主德国进一步对华友好――为了与联邦德国争夺与中国的友谊。
就在中国已经准备接受德国长期分裂这个事实，并准备将与民主德国的经贸协定签到2001年的时候，局势发生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变化。
1989年10月，昂纳克在民主德国民众的抗议声中下台；一个月后，矗立了近三十年的柏林墙便轰然倒塌，速度之快让人难以作出反应。接替昂纳克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的埃贡・克伦茨（Egon Krenz），刚刚在9月出访中国的旅行中收获到中国领导人的一连串感谢。因为就在几个月前中共处置“”之时，民主德国是世界各国中最早和最坚定地支持中国政府的国家之一。
但在11月，中国的领导人们只能无奈地看着柏林墙倒塌，继而民主德国在事实上被联邦德国“吞并”。在退出了对社会主义阵营领袖位置的角逐之后，中国在欧洲已经不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德国问题”在美、英、法、苏的商谈下最终定盘：德国恢复统一，但东部边界须保持不变。
至此，民主德国作为一个政权已经不复存在，中国与民主德国整整四十年的关系史自然也走到了尽头。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柏林墙。
（相关简介：童欣，历史研究者。限于篇幅，文章仅保留部分注释，有需要全部注释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
注释
[1] 德皇威廉一世与威廉二世之间的腓特烈三世享国不足百日，故而可以说德意志帝国只经历了两代皇帝的统治。
[2] Griffith的原话是在说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掌控：“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Mongols a European state i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major Far Eastern power.” William E. Griffith （Edited）， Communism in Europe： Continuity， Change，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 Volume 1， The M.I.T. Press， 1965， p. 3. 另，在此使用“远东”这个名称的确是在设想从欧洲人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3] 此时倒是民主德国方面在强调独立性，与几年之后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4] 在首批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中，只有中国未曾遭受过德国纳粹军队的蹂躏。
[5] 当时红卫兵是否还动手打人，现在已经难以查清。
关键词：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思想品德课；教学
公民意识，是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颇多关注的一个问题。学者们纷纷从政治学、社会学以及法学等各个不同的视角来解读其概念、价值与意义。虽然学者们关于公民意识概念的阐释不尽相同，但是在公民意识对于建设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意义上却是认识统一的。在公民意识培育和提高的过程中，高校应担负起自身的责任。本文主要从高校思想品德课，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的角度，谈谈对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几点粗浅看法。
一、公民意识教育与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
公民意识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存在形式，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是一个具有层次性的体系。学理上对于其含义的理解并不一致，简单地讲，公民意识主要是指自然人对于自己作为公民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责任等的自觉意识。
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优良成熟的公民意识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而具备优良成熟公民意识的公民又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缺少的主体要素。在我国，建设法治国家已成为时代的诉求；而法治国家制度的建立，不仅要以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为前提条件，而且要有普遍的公民意识作为人文心理基础。［1］因为，只有具备优良成熟的公民意识的公民，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地位并积极地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管理，才能树立起对法律的坚定信仰并正当地行使权利和自觉地履行义务。所以，民主政治的实现和法治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公民意识的支撑。另一方面，公民意识也是社会个体成为现代社会主体的重要标志。只有具备现代公民意识的社会个体，才能获得社会的认同并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
然而，公民意识并不是公民零散的个人意识，不可能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作为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公民意识，是理论化、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形式。［2］所以，必须通过公民意识教育加以培育和提高。实施公民意识教育的途径是多方面的，有学校的、家庭的和社会的，等等。其中，学校教育是实施公民意识教育的主渠道。
大学生群体作为公民，而且是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公民，其公民意识水平如何，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整体公民意识水平。总体而言，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他们关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意识和一定的平等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等现代公民意识。但是，我国大学生的公民意识现状距离现代社会理想状态的积极公民还有很大的差距，［3］部分大学生的公民意识仍然处于一种不自觉的或模糊的状态，以致现实中出现这样一些消极的意识倾向，例如：不能正确认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关系，当面对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冲突时往往过分强调个人利益而忽视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不能正确理解权利义务的关系，片面强调权利的享有而忽视义务的履行；不能正确把握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定位，缺乏充分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社会责任感，对国家政治活动和社会管理事务关心不够、参与不足；不能正确处理知行统一的关系，公民行为意识差甚至出现知、行错位的现象，等等。上述现实状况，说明大学生的公民意识需要进一步的培育，而高等教育特别是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应承担起这一责任。
二、高校思想品德课与公民意识教育的契合
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高等教育的目标不仅是培养各个领域的专业人才，更重要的是培养社会需要的合格公民。高校思想品德课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渠道之一，同时应成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平台。而且，从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看，高校思想品德课与公民意识教育是契合的。
第一，教育目标的契合。一直以来，我国的学校教育都非常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从小学起到大学，都开设思想政治类课程。尽管不同教育阶段的课程名称有所不同，但实质的教学目标却是统一的。高校思想品德课，相较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体系中的其他课程，更侧重于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以及道德观和法制观的培养，侧重于学生理想信念的塑造和爱国情操的提升，根本目标定位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这使高校思想品德课在目标上更接近于公民意识教育，而后者，更是以培养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合格公民为直接追求。
第二，教育内容的契合。综观高校思想品德课的教学内容，如果从关系的角度分析，主要涉及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从规则的角度分析，则主要涉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公民意识教育，一般来说，主要包含主体意识教育、权利意识教育、责任意识教育、规则意识教育等内容，其中自然涉及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涉及涉及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可见，两者在内容上也是契合的。
高校思想品德课与公民意识教育在目标和内容上的契合，为两者在教学中的结合提供了现实可能。此外，长期的高校思想品德教育实践所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和庞大的教育资源，也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教学中实施公民意识教育的基本思路
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总体规划、统一部署。对于高校而言，只有将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理念渗透到教学与管理的方方面面，并为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营造良好的学校环境，才能使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产生实效。高校思想品德课作为高校实施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平台，应充分发挥自身在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中的作用。
第一，注意教育目标的凸显和教学内容的融合。目前，我国高校基本没有设置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因而，须将公民意识教育融入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于高校思想品德课来说，虽非专门的公民教育课程，但在课程教学计划中也应凸显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目标。为此，高校思想品德课应基于与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契合，重点加强主体意识、关系意识和规范意识等方面的公民意识教育，并将其融合到各个章节的具体教学内容中。首先，加强对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教育。公民作为参与或监督现代国家权力运行和社会管理的独立主体，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一个公民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主人身份，是公民意识的前提、基础。［4］为此，高校思想品德课须重视对学生的主体意识教育。教学中，可以结合“继承爱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及“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制度”等章节内容，使学生理解“公民”的丰富内涵，确立公民角色的自我意识。只有具备明确的主体意识，学生们才能树立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增强参与意识，才能以国家主人的姿态积极参与国家管理，才能具有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才能自觉维护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其次，加强对大学生的关系意识教育。作为社会个体，公民始终处于与国家、社会、集体及他人的关系之中。公民的清晰的关系意识，有助于化解冲突、促进和谐，从而保障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教学中，可以结合“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加强道德修养，锤炼道德品质”、“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秩序”、“培育职业精神，树立家庭美德”、“增强法律意识，弘扬法治精神”、“了解法律制度，自觉遵守法律”等章节内容的教学，帮助学生明确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定位，把握各种关系的处理原则，从而在具体行为时作出正确的选择。再次，加强对大学生的规范意识教育。道德与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两种基本规范。对于公民而言，只有具备良好的规范意识，才能尊重道德、遵守法律，才能依照道德和法律的要求选择正确的行为。教学中，可以结合道德和法律部分的具体教学内容，帮助学生正确理解权利和义务的含义、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关系，理解道德的基本要求和现实意义，从而使其确立正确的道德意识、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在实际生活中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做一个有道德的守法公民。
第二，积极探索提高教学实效性的方法和途径。我国的大学生群体，基本上处于18到22岁这一年龄阶段。这一年龄阶段的大学生，价值观基本形成但尚不稳定，自我意识较强但社会实践能力不足，有一定的认知能力但尚不深刻、全面；并且，经过长期的思想品德教育，他们对公民教育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所以，为提高教学实效，在教学方法和教学途径的选择上必须考虑大学生的个体特征。首先，要考虑教学方法的多样化。虽然说必要的灌输仍然是需要的，但单一的灌输和重复的说教易引发学生的反感，影响教学效果。所以，可以尝试通过讨论、恳谈、对话、辩论等方式，寓教于理、寓教于情，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互动，激发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热情，从而在生动活泼的课堂教学中孕育和提高大学生的公民意识。其次，要重视教学途径的实践性。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不仅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提升教育效果，而且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检验教育效果。因为，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锻炼学生的公民行为能力；也只有通过学生的实践表现，才能体现公民意识教育的效果。所以，在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方面，实践教学的意义非同一般。然而，事实上，实践环节恰恰是教学的薄弱之处。虽然高校思想品德课的教学计划中设置了一定的实践环节，但是，实践教学并未在较大范围和较多层面上展开。为此，一方面，应增加高校思想品德课实践教学的课时比例，另一方面，应拓展公民意识教育实践教学的渠道。要努力寻求校内有关部门和校外社会资源的配合，使实践教学在校内和校外通过多渠道在更多层面上展开，让学生在各种各样的实践中实现自我教育，生成和提升公民意识。目前来说，可以鼓励学生参与校内的公德实践活动、参与学校事务管理活动，也可以引导学生走出校园，参加青年志愿者、社会服务、参观考察等社会实践活动。
总之，公民意识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大学生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此，高校思想品德课应担负起对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责任，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将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融入到思想品德教学中，为社会输送具有强烈公民意识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李小群.公民意识与法治国家的构建［J］.江淮论坛,2009..5.
［2］纪政文.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探析 ［J］.东岳论丛,2009.3.
［3］李俊卿.大学生公民意识的实证研究与培育途径［J］.社会科学家,2010.11.
［4］郑杭生.从政治学、社会学视角看公民意识教育的基本内涵［J］.学术研究,20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