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6 12:02:53
――题记
在我的家庭中,要是将父母的婚姻看作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那么我就是那股源头的清泉;要是将父母的婚姻看作是天空中美丽的七星阵,那么我就是其中最闪亮、最永恒的北极星。
七年前,我十岁。由于爸爸长期在外务工,父母缺乏交流,他们的婚姻曾一度陷入崩溃的境地。
那年冬天,我格外清楚。
临近年根了,爸爸好不容易才申请到回家过年,于是那天,我和妈妈早早来到车站守候。寒风撕扯着妈妈的头巾,漫天的雪片将母亲迎风一侧的身躯涂成了白色,掺着雪片的头发凌乱地散在她的脸上,我躲在妈妈的怀里,但两只小手仍然冻得通红。
一辆客车缓缓地进车站,等候在周围的人群立即涌了去,妈妈握紧我的小手,生怕被窜动的人流冲散,但当我看见爸爸的脸庞,我立即挣脱妈妈那粗糙的手掌,欢跳着迎向车门。爸爸从车厢挤了出来,用右手把我抱在胸前,冷冷地撇下一句:“你傻呀,这么冷的天让孩子来。”“我是想……”没等妈妈说完,爸爸抱着我连同那句冷漠的话语消失在呼啸的寒风中。我趴在爸爸的肩上,注视着妈妈背着行李的疲惫身影。这时我才发现,一向强健的母亲竟如此瘦弱、单薄,如茫茫沙漠中一棵无助的梭梭草。原本是温馨的一幕,现在却……我眼里噙满了泪水,只是眼巴巴地望着妈妈。暴风雨如期而至。记不清是谁先开的口,还是谁先动的手,只是爸爸无意将妈妈的头打破的那一幕让我铭心刻骨。血将妈妈的整个衣领都给染红,一大包卫生纸放上去也很快被浸透,多亏邻居帮忙叫了医生,才没有出什么大事。妈妈躺在了床上,头上裹了厚厚的白色的绷带,床头挂着一个大大的点滴瓶。我心疼地握着妈妈的手,一边不住地埋怨爸爸。爸爸像是知错了的小孩子,坐在沙发上拼命撕扯着头发。我也不忍继续骂他,但他却死要面子。虽有悔意,却始终不肯道歉。妈妈也只是闭着眼睛,双方就隔着一层窗户纸,然而两人谁都不肯主动捅破。
双方进入冷战状态。
爸爸睡沙发,妈妈睡里屋,两人谁吃谁做,谁做谁吃,家中的这种冷战光景一直持续到年后。 我终于忍受不住了。大年初二,我跑到了姥娘家。
姥娘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并没有责骂爸爸,而是要我当和事佬,捅破那层窗户纸,我肩负着艰巨的任务再次归家。
这时的情况比一天前更凶险了许多,甚至发展到了要“离婚”的境地。妈妈本想吓唬爸爸,提出离婚,可爸爸却一口答应。假的也快要成为真的了。我得赶快行动。
终于等到了时机。爸爸去了奶奶家,只留下我和妈妈。“妈,爸已经承认错误了,他还要我代表他向您保证:绝对不会再打您骂您了。”
“不用!”妈妈的脸依旧冷若冰霜,但我知道这一招已经奏效。于是故伎重施,对爸说妈原谅了他。第二天早晨,妈妈早早起来做饭,做好后盛了三碗放在桌上,爸爸也顺其自然,坐在桌前,端起了碗……一切都是由于我,由于我突起战事,又由于我平息和解。后来,爸妈感情一直很好,虽仍有小吵小闹,但那却成了家庭交响曲――锅碗瓢盆,丁丁当当,其乐融融。
在每个家庭中,孩子在父母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父母可以为孩子牺牲一切,就看我们是否能够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化解父母的矛盾。
如果家是一个同心圆,那么孩子就是那颗微小但不可缺失的圆心。
点评:①本文以流畅的语言、细腻的笔触、精练的文笔生动地再现了父母之间的一场矛盾冲突和自己的巧妙化解。
②感情真挚,立意深刻。如“家是同心圆,孩子就是那颗小却不可缺失的圆心”,彰显了文章的立意。
吃过晚饭，又是一个家讨会。在这次讨论当中，弟弟不亦乐乎地说：“真棒！以后我们可以自己开车去周游各地，增广见闻，方便多了！”妈妈也赞同地说：“以后下雨天就不怕你们会淋雨拉！”当每个人都开心地讨论着这辆新车诞生带来的方便和惊喜的时候，我的心一沉，这时候的我想到的不再是如何迎接新车，而是它的诞生将给我们生活的环境多造成一份污染，一想到这里我便难以释怀！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但环境保护的意识却是越来越薄弱了。汽车给人们带来了交通的便捷，也迫使我们笼罩在废气和噪音之中。纵横交错的公路，越修越长，越来越宽，吞蚀着越来越多的农田。人们追求更大的生存空间，享受舒适宽大的房子，蚕蚀着周围的耕地。耕地锐减，在不远的将来，地球会供养不起人类。又因为环境遭到破坏，生态也失去了平衡，也出现了温室效应和许多新的疾病，它们正破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而且正分秒必争的恶性循环着。
回想起童年的故乡，漫山遍野覆盖着蓊蓊郁郁的树木，清澈的小河随处可见。可是今天，那绿树红花，那美丽的小河却被夷为平地，筑起了一条条柏油大道或是一幢幢高大的厂房，更令人瞠目的是昨日我们东莞人引以为豪的大运河，今天却成了闻名的“臭水河”。此情此景，那购车的念头已经从我的脑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的心中只有保护我们的生存的环境的念头！
“爸爸，妈妈，我觉得我们还是别买车了吧！”我斩钉截铁地说。热烈的讨论突然间嘎然而止，每个人都突兀地望着我，疑惑地问到：“什么？”我很认真地说：“爸爸，您还记得我们今年回乡探亲的时候，看见家乡的变化吗？以往的田园风光现在变成了废气墟和臭水沟，都是工厂的污染和汽车废气惹的祸！我们虽然不能阻止它们的发生，但我们不应该雪上加霜了，我们应该好好保护我们的环境！”霎时间，全家人都陷入沉思当中！最后爸爸毫不犹豫地说：“好儿子，就听你的！没错，我们不应该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成为污染环境的一分子，为了我们的环境，也为了我们的后代，我们更应该好好保护它！车我们就不买了！”每个人都露出了赞同的目光，妈妈也笑了，大家都一致通过这样的决定。
现在我还是如常地走路上学，但似乎心情分外轻松，觉得天空比以往更蓝，小鸟的啼声更清脆悦耳了！或许我们改变不了历史的进程，但我们深刻体会到保护环境的紧迫性，所以我们必须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真正的做到，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
指导教师：苏慧君
一、家庭共有财产的发生是以家庭成员共同生活期间的共同劳动创造的财产为前提，不是在共同生活期间共同创造的财富，不发生家庭财产关系。
二、家庭共有财产来源于全体家庭成员的共同劳动所得和各自劳动所得的财产。
三、家庭共有财产为共同共有财产，在家庭关系存续期间，共有人不分份额，共同享有所有权。
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所谓家庭共有财产，是在一个大家庭中形成的，也就是说，父母、儿女、女婿、媳妇共同生活、劳动在一起，不分彼此，才能产生家庭共有财产。
夫妻共有财产是指在无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不归夫妻一方的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和其他应当归于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其基本特征是：
一、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
二、夫妻之间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各自取得的财产；
直到有一天，有两个从农村来小区玩儿的小孩儿，把两根竹竿用绳子绑起来，去捅树上的鸟窝。窝里的小鸟惊慌失措地飞出来，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家被毁。这时，我刚好进入小区，看着摇摇欲坠的鸟窝，心里真为小鸟担心：小鸟没有了家该怎么办呀！我赶上前去，阻止两个小孩儿。小孩儿被吓了一跳，但看我也是个小孩儿，便说了声：“关你屁事！”我一听火了：“你们等着瞧！”我急匆匆地跑去小区保安室，找到保安叔叔，向他述说了我看到的一切。
保安叔叔立即带着我一起跑过去，但还是晚了一步，鸟窝已被捅下来了。小鸟生下的蛋散落一地，被摔得粉碎。两个小孩儿正准备逃跑，被保安叔叔逮了个正着。保安叔叔严厉的说：“小鸟是人类的好朋友，你们怎么能破坏他们的家呢？”我也说：“小鸟和我们一直友好地相处。你们不应该破坏这个美好的家园。”两个小孩儿听了我们的话，惭愧地低下了头，没有去捅别的鸟窝了。
小鸟的家被毁了，在树旁“叽叽喳喳”地叫着，引来了许多小鸟。一群小鸟围在树旁，飞来飞去，有的好像在气愤地说：“这两个小孩儿真是太可恶了！”有的好像在哭泣着说：“我的家……我的家……”真是惨不忍睹。
见小鸟伤心的样子，我难过极了，对保安叔叔说：“我们帮小鸟把窝放回去吧！”于是，保安叔叔搬来了梯子。两个小孩儿也知道自己做了错事，一个主动爬上了树，另一个连忙捡起鸟窝递上去，把鸟窝放回了原来的位置。小鸟看见自己的家失而复得，高兴得不得了，飞过来对着我欢快地叫，好像在说：“谢谢你，谢谢！”
一星期以后，小区里的另一个鸟窝里，一只鸟又孵出了几只小鸟，小鸟围在妈妈身边，快乐极了。从此，小区里的小鸟依旧和人们和谐地生活着。
关键词：农民工；身份认同；代际差异；家庭消费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050-06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归因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弥合及城镇化进程的推动，我国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加速向城市转移，从而导致农民工的规模快速扩大，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0万人迅速增加到2012年的2.6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9.35%[1]。自我国学者张玉林首次提出“农民工”一词后，陆学艺进一步指出，“农民”是其身份，“工”是指其职业。近十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有的城乡二元分割格局必将被城乡统筹发展和一体化所取代，而农民工群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包含了社会权益、经济利益、政治权力及文化融洽的综合性问题，能否解决好该问题是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顺利跨入现代化时代的决定性因素。
长期以来，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都参与了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外出动因、流动方式、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家庭模式和市民化进程等领域，却鲜有直接关于农民工消费的研究。随着近年来农民工规模的快速扩大和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视为继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外的消费“第三元”。 据金融时报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消费的支出规模达到4.2万亿元，是印度尼西亚居民消费支出的1.5倍，因此，研究农民工消费也有助于提升国内居民消费需求，进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城镇化进程、消除贫困人口和弥合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研究农民工消费为我们了解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变迁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
二、研究现状
早期研究多以区域性的调查问卷为手段，去描述分析农民工的消费状况.调研显示，农民工的工作境遇比较艰苦，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水平低下而且存在拖欠工资现象，再加上农民工还需要抚养家人，最终使其形成了崇尚节俭、追求实用的消费模式，其消费水平低下，结构单一，日常消费需求被压缩到最低限度[2]。自1998年我国政府提出刺激内需的政策以来，农民工消费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消费行为研究
1.消费行为的二元性。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可支配收入介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收入的暂时性和较强的流动约束性使农民工的消费倾向大大削弱，使其平均消费倾向均低于城乡居民[3]，并且由于教育程度较低，消费经验缺乏，无法对商品的质量进行有效评估，即使民发生产品质量问题也很难补救。因此，他们尽量避免购买不熟悉的产品[4]。与家庭成员、打工群体及老乡阶层结成社会网络是农民工分享消费经验与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对其购买行为与决策具有重要影响[5]。由于经历着由农民到工人的职业转变，并受制于家庭对其期望和本人对家庭的责任，多数农民工形成了单调而高度同质的消费方式[6]。
同时，举家进城的过高成本使农民工形成了“进城务工、回乡消费”的消费模式，再加上社会保障的缺乏及非正规部门就业临时性，因此，农民工消费行为表现为暂时性、维持性和最小化消费等特征[7]。也有学者认为，农民工通过家庭利他主义的消费行为，建构自身的消费观念；通过模仿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寻求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的往返中，经历着社会地位和消费角色的转换，使他们在城乡间形成不同的消费行为[8]。农民工作为农村居民，他们要参照家乡成员及打工群体的消费方式；同时作为打工一族，又会参照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最终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呈现出典型的二元性[9]。
2.消费行为的代际差异。近年来，农民工消费行为的转型与代际差异成为研究热点问题。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正从保守转向开放、消费结构正从简单转向复杂、消费工具正从传统转向现代、消费心理正从后卫转向前卫[10]。同时，农民工消费的代际更替愈发明显，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表现为，边际消费倾向居高不下、品牌意识初步形成、消费行为的从众效应显著和通信与上网支出比重上升[11]。农民工逐渐分化成两大群体：第一代农民工主要出生于20世纪50～70年代，外出打工多以追求较高收入、补贴家庭开支为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子女长大成人，很大一部分也进城务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而言，这一代农民工学历高，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有较长远的人生规划和较强的维权意识，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12]。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规模已到达1.56亿人，占到城镇从业人口的1/3左右。也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从定量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基本情况、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理念中的传统与时尚元素并存；用于自我能力提升和人际网络构建的消费比重攀升；消费方式呈多元化并出现群体分化；群体性因素、婚姻及人生规划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有着重要影响[13]。
3.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有关消费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Veblen认为，仅仅保有财富远远不够，还需提供证明，这就需要通过炫耀性消费得以表现[14]。国内学者近年来更多地从身份认同和城市融入的角度研究农民工的消费问题。研究发现，农民工在现有抗拒性和歧视性制度的阻碍下，始终无法获得合法的市民资格和工人身份，这会使他们对城市社会产生一种疏离感，要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社会就必须给农民工一种恰当，合法的身份及相应的权利[15]。从个人意愿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收入和教育提升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消费方式转型来实现自我认同，模仿城市居民消费习惯，但由于受到个人收入水平及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和城乡二元体制等影响，是其无法获得新市民身份的认同，继续维持城市“边缘人”的地位[16]。也有学者关注符号消费与农民工城市身份建构的关系。研究发现，山寨手机满足了青年农民工体验城市人身份的需要，但城市同龄人对山寨手机的不同解读为青年农民工建构城市身份设置了障碍[17]。最终，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呈现为双重的消费策略：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努力在城市消费，以实现身份认同并试图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储蓄以汇钱回家。这种策略是与现有制度和政策博弈的结果[18]。
（二） 消费结构研究
部分学者通过调研发现，农民工的收入虽然较之农村有所改善，但在城市中仍属于偏下水平，生活质量低下，其消费主要以满足生存需要为主，消费结构也表现出单调而高度同质的特点[19]。也有学者认为，消费在农民工收入中的比重较高，农民工消费水平虽处于城市底层但自我满意度较高，农民工消费水平出现分化，消费结构具体表现为恩格尔系数失灵、储蓄倾向偏高、边际消费倾向低、人情交际支出所占比重偏大、教育培训支出不足、汇款比例畸高等特征[20]。另外，也有少数学者关注农民工消费结构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以食品和房租支出为主；在农村，农民工消费则主要以食品、子女教育和人情交际费用为主。而且，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的消费支出比例接近于2∶1[21]。在农民工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1.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农民工特殊的“生命周期”，即年轻进城打工，年老回家务农；不同的移民模式也使农民工分化成留城和返乡两大群体，最终形成两种不同的生存策略及消费行为[22]。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户籍制度产生了基于福利制度的消费分层，使得农民工的福利消费比重可能超越私人消费的比重，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其消费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23]。同时，在我国城市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以国家为中介的社会化集体消费规模与日俱增，集体消费只能是集体供给， 例如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和闲暇的满足、医疗、教育等[24]。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制度障碍和身份区隔始终是制约农民工集体消费的深层因素，在生产领域中，农民工不能与市民“同工同酬”；在消费领域，他们又被置于在集体消费的边缘，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从生产领域拓展到了集体消费领域[25]。
2.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市民偏好”倾向。上亿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城市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缺失造成农民工在城市面临比市民更高的医疗、子女教育、住房、迁徙等费用，最终限制其消费能力的进一步提升[26]。由于农民工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很高的投资收益，能充分实现城市发展中的集聚效应，并有助于改善农民工进城的物质条件，减少农民工对公共产品过多地个人支付，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从而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其持续消费的能力。但是，当前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多倾向于建设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铁路、机场等传统领域基础设施，农民工所需的民生类基础设施被严重忽视[27]。
3.非正式移民及家庭流动模式的影响。与毕业分配、工作调动和财富投资等正规移民不同，农民工属于非正式的劳动力移民，其移民过程可分为外出打工、移民定居、家庭团聚和争取社会权利四个阶段，农民工在不同的阶段消费方式有所差异[28]。也有学者研究农民工家庭流动模式对其消费的影响，主要包括农民工单独进城、家庭部分人口进城和举家进城三种模式，研究发现，家庭迁移模式已逐步成为外出务工的主流；个体的转移支付高于家庭层面，而非举家迁移对老家的转移支付又高于举家迁移的家庭；家庭迁移者在子女教育及居住消费较高，对于保险的需求也大于个体务工者[29]。
4.经济、社会及个人的三维约束。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收入直接影响了其当下支出；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住房和医疗保障构成约束条件，增强了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同时，农民工由于其工作岗位、婚姻状况及迁移方式等特征，构成有别于农民及市民的“第三元”消费者个体特征，最终，农民工消费受到经济、社会以及个人三维条件的约束[30]。
（三）消费、储蓄与汇款的关系研究
1.消费与储蓄。在我国市场化的进程中，储蓄作为消费的剩余部分和投资的重要来源，对经济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同时消费与投资需求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之所在，因而居民储蓄和消费的行为特点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31]。早期农民工单独进城的比例较高，在其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消费倾向偏低，而储蓄倾向提高，这种行为选择对北京市场和其家乡经济均产生影响[32]。我国农民工的消费行为特征与消费生命周期理论基本一致，农民工并非以一生为跨度来寻求效用最大化，其消费支出安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在不同阶段存在某一特定消费高峰，以及对应的储蓄目标。发现农民工的储蓄主要用于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并且其边际储蓄倾向随着农民工的年龄增长而变大[33]。
2.个人消费与家庭汇款。农民工的消费、储蓄比例与其个人与家庭消费的安排密切相关。由于户籍和社会保障等制度造成农民工生活深受空间隔离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中进行个人自身再生产的消费，现已成为城市低端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农民工在农村进行家庭关系再生产的家庭消费[34]。汇款作为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中介和来源，有学者研究显示，我国农民工汇款在其收入中占有较高比例，而且汇款比例也高于其他国家，农民工汇款会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35]。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农民工的打工收入、配偶是否留在家乡、退休后是否返乡、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农村耕地数量以及农民工的年龄对汇款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民工的转移成本、是否全家一起外出打工、是否有失业经历以及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对汇款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6]。在农民工汇款用途方面，收到汇款的农户家庭食品和衣着等当前消费支出显著增加，而对投资性支出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贫困地区家庭主要将汇款用作当前消费，而非贫困地区家庭则更多地将汇款用作消费型投资[37]。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对农民工消费研究梳理之后我们发现，农民工消费横跨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三大学科，其研究视角经历了“生产工具”到“消费主体”的转向，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行为、消费结构、消费与储蓄及汇款关系等方面，现就其研究不足及展望提出以下看法。
（一）研究缺乏数据支撑且研究范式较为单一
农民工消费研究的一大困难在于消费数据的匮乏，近年来，国家统计局等机构开始关注于农民工的规模、年龄、教育和就业状况等数据的调研与收集，与城乡居民拥有规范统一口径的消费数据不同，到目前为止，依然缺乏农民工消费的官方统计数据，这就导致现有研究多以自身调研统计为主，其研究结果极易受到样本空间和调研区域的限制，从而使很多研究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现有农民工消费的研究多采取设计、发放并统计分析调查问卷，从中选取相关变量进行相关回归分析，最终提出对策建议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较为单一，这都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农民工消费细分市场的研究不够深入
当前，在农民工消费的细分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多从年龄角度探讨农民工消费的代际差异，聚焦于新生代与传统农民工的消费差异；也有部分学者以收入去细分农民工群体，研究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事实上，除年龄和收入之外，不同的区域、行业、岗位、文化程度甚至性别差异都对农民工消费有很大影响，所以，后续研究可关注细分市场以形成多元化的农民工消费体系。
1.农民工消费市场的区域细分。由于我国东西部、南北方的居民消费习惯差异较大，农民工消费也不例外，因此，应在国家统一农民工消费统计口径的基础上，具体做好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消费的区域差异研究，厘清不同省份之间农民工的消费差异；同时，人口规模的和经济水平的差异也导致不同城市的农民工消费差异较大，因此，应具体细分我国的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以及县城的农民工消费市场，把握不同规模城市下农民工的消费规律。
2.农民工消费市场的行业细分。对于国内企业而言，更为关注农民工消费市场的行业细分研究。据当前学者研究显示，国内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建筑业、运输业、餐饮业及商业，由于文化水平的差异，农民工在辅工、技工、服务业和业务员等不同岗位就业，而不同行业及岗位对农民工的收入和闲暇时间都有直接影响，因此，研究不同产业、岗位间的农民工消费差异就很有必要，这就给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大空间。
（三）农民工与其他消费主体的比较研究非常欠缺
我国居民消费的研究对象历经了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农民工三大消费主体的变迁，归因于国外居民消费的研究范式和国内农民工消费数据的欠缺，国内学者对城乡居民各自的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研究，同时也对两大消费主体展开比较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目前缺乏对农民工与城乡居民消费的比较研究，即使有个别学者涉及到，也仅停留在对消费水平的直接描述和简单的定性分析。因此，后续研究可持续关注农民工与城乡居民在消费环境、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同时，也可利用城镇居民对农民工消费的示范效应，尝试构建“市民―农民工―农民”的消费引导机制。最后，国内学者还可将西方经典消费理论与我国农民工的消费实践相结合，进一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消费函数。
（四）对农民工消费的二元性缺乏系统性研究
由于当前国内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出现了农民工个人与家庭成员消费的空间分隔，农民工需要处理好个人与家庭消费的平衡问题，这就表现为农民工个人城市消费与家庭成员的农村消费同时并存。目前直接研究农民工消费二元性的学者较少，现有研究仅分析了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二元性，以及农民工城乡消费结构的简单统计描述，缺乏对农民工消费城乡二元性的系统分析。
后续研究可聚焦于以下研究方向，通过大量的调查问卷并统计分析，研究在城乡迥异的消费环境下，农民工消费的个人与家庭支出比例；农民工在城镇与农村的消费规模对比；农民工的城乡消费结构差异及影响因素；农民工消费的二元性对打工城市和农村家乡的影响；以及农民工消费二元性的发展趋势等方面。总之，需要对农民工城乡消费二元性的现状、形成机理和社会效应展开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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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语境中，“国家认同”这个词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是从“national identity”翻译的，也可以译作“国家身份”、“国家特性”等等。“国家认同”是由“认同”运用到国家层面上产生的。“认同”（identity）一词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引入心理学领域，是指“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在感情上、心理上的趋同的过程”〔1〕。埃里克森认为“认同”概念也能适用于国家，由此产生的就是“国家认同”的概念。“国家认同”这个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被很多学者重视，只是随着国际格局的不断调整，全球化浪潮的此起彼伏，全球治理的兴起和发展，学者们才开始对国家认同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
一、国家认同的内涵
关于对国家认同概念内涵的理解，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中主要的观点如下：台湾学者江宜桦认为，“国家认同有三个意义：（1）政治共同体本身的同一性；（2）一个人认为自己归属于哪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辨识活动；（3）一个人对自己所属的政治共同体的期待，或甚至对所欲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选择。”〔2〕郭艳认为，“国家认同，就是在有他国存在的语境下，人们构建出归属于某个‘国家’的‘身份感’。对个人来说，国家认同指个人在心理上认为自己归属于该政治共同体，意识到自己具有该国成员的身份资格。对国家而言，则是指其独特属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保持该独特属性的权利得到他国的承认。只有同时得到本国国民和国际社会的认同，国家才能得以存续。”〔3〕苏晓龙认为，“国家认同就是一国人民或因为对所属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的共有和分享，或因为对制度、法律、政策、领导人等公共形态权威的认可和接受，由此产生的对这个国家的归属感以及为了使其像自己期待的那样更加美好而为之奉献和效忠的心理和行为。它是一个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表现，也是这个国家统治和治理的合法性的重要来源。”〔4〕不论是从认同理论来看，还是从各位学者对于国家认同的内涵阐述来看，本文认为国家认同的主体都是独立的个体，这是个人意义上的国家认同，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个人意义上的国家认同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认知和情感过程，会随着个体的不同和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治理越来越成为国际事务解决的主流，国家只是全球治理的众多行为体的其中之一。那么，这一轮新的政治思想的潮流必定会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国家认同感。
二、全球治理对国家认同的挑战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性事务的管理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各国发现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很多事务很难由一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单独解决，于是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越来越成为受研究人员和学者重视的热门课题。“治理”这种解决公共事务的方式相对于“统治”来说，意味着更多的政府权利下放和更多的组织人员的参与。即一系列公共事务领域中非国家行为体的日益活跃。
各学者对全球治理的概念界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托尼·麦克格鲁从多层治理的角度把全球治理定位为“从地方到全球的多层面中公共权威与私人机构之间一种逐渐演进的（正式与非正式）政治合作体系，其目的是通过制定和实施全球的或跨国的规范、原则、计划和政策来实现共同的目标和解决共同的问题。〔5〕俞可平认为，“全球治理是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各国公民为最大限度地增加共同利益而进行的民主协商与合作，其核心内容应当是健全和发展一整套维护全人类安全、和平、发展、福利、平等和人权的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括处理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全球规则和制度。”〔6〕蔡拓认为，“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的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7〕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传统的国家威权和国家认同无疑受到全球治理的影响和挑战。
三、国家认同的影响要素分析
全球治理中的行为体分为三类：（一）国家。国家是传统国际事务解决方式的主要行为体，也是全球治理中的主要行为体，但是相对于传统的国际事务解决方式，在全球治理中，国家更多的是将一些事务交由其他的两类行为体来解决。（二）超国家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IGO）是指两个以上国家的政府，经议定的协议而创立的机构，其成员仅限于国家。〔8〕例如：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欧盟、世界贸易组织等。（三）公民联合组织。又称为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有时还包括赢利性组织如跨国公司、全球性的大众媒体等。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这三类行为体也是影响公民的国家认同的主要行为体。也就是说，我们分析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国家认同就是要从这三个不同的路径着手分析。
（一）国家。这里我们讨论的对于公民的国家认同有影响的国家主要包括两方面：公民所在的国家以及其他的国家。
1.公民所在的国家。一国公民对国家认同最大一部分的认知和情感都来自于公民所在的国家，也就是公民的所属国。这一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制度、法律、政策、经济、领导人等公共形态都会影响到公民的国家认同。公民会将现实中的国家的情况与心中理想的国家情况进行对比，由此形成公民对于国家的一个认知及情感部分，即国家认同。
2.其他国家。在传统的国际关系里，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经验、制度、法律、政策、领导人等对于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国家认同会产生影响。
现在我们讨论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各国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世界变得更加融合，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大众传媒、文化产品等等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随着各国的互相联系越发深入和广泛，所有的国家都不是存在于一个单独的空间里，而是在一个互相关联的系统里。所以，其他国家也会对普通公民对于本国的国家认同产生影响。
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更密切，所以，其他国家对于公民对自己国家的国家认同会产生更多的影响，这种影响更多地是体现在普通公民对于各国情况的差异性比较上，这种情况会在很多方面体现出来。例如，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与本国对比是否完善，本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等。这种对比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民对于自己国家的法律制度的看法，随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民的国家认同；其他国家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等社会福利方面是怎么样的情况，在全球治理的大环境下，新兴大众传媒的多元化发展，信息流通速度越来越快，公民很容易将本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由此产生对各国在福利、政策、社会生活、国家形象和影响力等方面的大概看法，这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公民对于所属国家的情感关联和认可，相应地也会影响到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其他国家的居民生活水平怎么样？在能源、交通、生活品质、物价方面与本国对比有什么不同，这些都会影响到公民对于本国的看法和情感归属。其他国家的文化产品、新兴大众传媒的多元化信息同样也会对本国民众的国家认同产生影响。
（二）超国家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基于全球治理的背景下，比如联合国组织、东盟、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超国家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都会对传统层面上的国家行为以及本国民众的国家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超国家权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会削弱国家的传统威权，甚至影响本国民众对所属国家的认同感、情感归属和存在感，促使普通民众更加依赖政府间国际组织成员身份或者对所欲归属的政治共同体的认可。
例如欧盟对传统欧洲国家威权政治及其国家认同的影响和挑战。欧盟各成员国在经济发展、货币政策、国家战略等方面都必须依赖和约束于欧盟组织。因此，传统欧洲国家的威权政治无疑受到挑战。比如说欧元是欧盟成员国的统一流通货币，英语是其欧盟组织的官方统一语言等等，这些无疑会削弱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存在感。因此，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认同受到不同层面的影响和改变。
（三）公民联合组织。对于公民联合组织对传统国家认同感和情感归属的作用和削弱，这里主要通过对跨国公司和全球性的大众传媒的影响展开分析。
1. 跨国公司。大型跨国公司影响国家普通公民传统国家认同感和情感归属的路径有两个，具体如下：
（1） 跨国公司影响国家认同的路径之一：大型跨国公司影响全球化进而影响国家内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和情感归属。在这个路径下，跨国公司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
首先，跨国公司对于国家认同有负面的影响。在过去30年中，全球经济出现了迅猛的变化。商品、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壁垒已减少，跨国贸易和投资量增长极为迅速，这表明国家经济正在被更紧密地结合为单一的、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系统，而在这个过程中跨国企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正在对各国产生深刻的影响。原来的被时空阻隔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跨国公司把统一的商品卖到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使世界各国的很多商品都变得越来越相同，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具有当地特色的商品和习俗随着跨国公司的市场抢占策略而渐渐的消失。跨国公司把咖啡、汉堡包、牛仔裤、好莱坞电影带到了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原来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习俗偏好和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正是因为这样巨大的差异让我们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各国家、各地区有着不同的风貌和特点，各国、各地区的人民也有着独特的风土人情和对于自己国家的一份独特的国家认同和情感归属。
但是，随着跨国公司的全球化进程，这样的一个多样化的世界正在消融。多样化世界消融的同时也使各国居民的传统国家认同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是原来的文化习俗好还是现在的好？跨国公司影响了各国的多样化的同时也影响了公民的国家认同，全世界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都有人穿牛仔裤，吃汉堡包，过圣诞节。全世界的的生活习性、风俗习惯正在变得越来越同质化。因为整个世界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对于国家的认知和感受当然同时发生着变化。
关注一下全球的移民现状，我们不难发现传统国家威权政治和民众国家认同感发生的变化和削弱。例如，美墨边境每年来自墨西哥的偷渡现象。对于普通墨西哥民众而言，对美国生活的向往和改善生活水平的期望已经大大超越其自身对所属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归属，他们不惜放弃对本国的身份认同，而更加渴望生活的改善和自身价值的实现。再比如不少国家的居民移民j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等。
其次，跨国公司的存在增加了国际贸易和减少了国家间的贸易壁垒。而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壁垒的减少犹如一对发动机，它们将推动全球经济走向更大的繁荣。一些学者认为，增加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将导致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的进一步降低。全球化会刺激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提高消费者收入，以及对所有参加国际贸易的国家创造就业机会，从而公民应该认同跨国公司的行为。跨国公司对于公民国家认同感冲击的同时也带来了解决就业、促进经济繁荣、推动国家间融合发展等正面效应。
然而，跨国企业的进入无疑带来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和新文化形态，无形中会削弱传统国家原有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互联网的发展更是为实行文化霸权提供了超越时空的便利。文化的侵蚀虽然无法量化，但文化的丧失招致的后果却是致命的。其结果可能会使得形成传统国家认同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受到损害，甚至导致文明模式的改变。
（2） 跨国公司影响国家认同的路径之二：大型跨国公司及其企业文化影响跨国公司中的员工。我们不难发现跨国公司中的员工普遍存在着政治活动参与度少、对国家的情感关联度偏弱等现象。这主要体现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企业文化对其的影响以及跨国企业员工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两个方面。具体如下：
首先，身为大型跨国企业人，在日常的培训、学习、工作中会更容易接受到跨国企业文化、全球化思潮以及不同意识形态文化的影响。他们会产生一种跨国企业人的认同感和情愫，这在一定层面上会影响和削弱他们对所属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同感和情感归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到他们的传统价值判断。
其次，身为大型跨国企业员工，他们都渴望更大地实现自我价值。他们中的优秀者可能会被调至其他国家工作，甚至会促使他们改变其国籍，成为经济精英移民浪潮中的一员。毫无疑问，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其对本国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同和情感归属。
2.全球性的大众传媒。全球化进程中，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大大提升信息传播速度，促使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发展，例如互联网、微博、社交网站等都对传统的主流媒体信息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同时，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化产品、不同思潮、不同意识形态等都或多或少对传统的国家认同产生了影响。如何在信息多元化时代提升普通公民的国家认同感和情感归属无疑是至关重要、迫在眉睫的问题。
但是，这三类行为体对于公民国家认同和情感归属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单独存在的。很多时候，三个行为体对于个人的认知以及情感归属的影响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三个行为体的行为同时作为一个系统体系而存在，即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影响了公民对于国家的认同及情感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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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只要生下来就有一个“国家”的认同，他的身体、情感和精神受到共同拥有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滋养和形塑，这种国家?J同把每个人的存在都固着在某些共同的特征和共通的感觉上，使之在国家共同体中获得基本的安全感、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随着《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颁布，它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把学生核心素养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和社会参与三个方面，其中国家认同是实现社会参与的一个主要内容，因此培养学生的国家认同感成为今日教育的一个重要使命。然而当前国家认同教育现状令人担忧，学生对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等缺乏理性的认知，对国家公共事务缺乏合理的判断和积极的参与意识，由此导致学生“在国民身份认同上呈现出高情感认同与相对低的理智评价的矛盾性” [1 ]。面对国家认同教育这一老问题，我们必须用新的眼光来寻找一些新的答案。
一、共同体感觉的丧失：国家认同教育的价值困境
当前国家认同教育虽然没有专门的课程，但是作为一种隐性课程渗透在语文、历史与社会、思想品德、道德与法治等各学科的教学目标中。而且，我国学校教育以集体主义作为价值引领，重视爱国主义教育，这对于培育学生的集体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维护国家的公共利益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教育实践中，一方面，灌输式的国家认同教育使学生机械地记忆有关国家的各种知识，抑制了学生的思考活动，使学生对政治共同体缺乏理性的认知；另一方面，“精致的利己主义”教育使学生在私己性欲望的满足中丧失了公共的视野，使学生无法在国家这一共享的视域中形成有意义的“共同性”。这两种教育实践所导致的后果是学生共同体感觉的丧失，使当前的国家认同教育陷入价值困境之中。
1. 灌输式的国家认同教育及其后果
当下，知识取向的国家认同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强调灌输，具体表现为教师讲解有关国家的各种知识，学生只能接受、输入并存储所讲解的内容。尽管国家认同感的养成首先需要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体制与制度运行、政治价值观等内容有一定的了解，但是通过灌输的方式使学生机械地记忆有关国家的各种知识并不能建构一种真实的、合理的国家认同感。首先，灌输式国家认同教育消除思考，学生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教师所灌输的知识，容易使学生的心智陷入僵化状态，因此对政治共同体中的制度运行和价值规范等缺乏理性的认知。其次，灌输式国家认同教育抵制对话，阻碍了师生之间的可交流性，容易使学生的心智陷入封闭状态，因此无法为国家认同提供他者立场和公共视野。总之，隐含在灌输式国家认同教育背后的是个人与国家可以分离的假设，它使个人被动地、不加思考地接收有关国家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并不存在于个人的“内部”，因此并不能使个人感到置身于国家之中，更不能使个人和国家有一种命运共同体的预感和意向。
2. “精致的利己主义”教育及其后果
弥漫在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功利主义倾向使教育沦为个体私己性欲望满足的工具，主要表现为学生凭借知识的占有来谋求个人的一己发展。尽管通过教育满足学生个人利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过分强调个人的自我实现很容易使学生陷入“唯我主义”的困境，变成一个孤独、自私自利、精于计算的人。这种以自我成功为焦点的教育取向使得学校教育越来越容易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教育，它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素质很高、聪明，但“他们的思考和生活所及的范围更多是个人利益”，因为他们从小所眺望的“不过是在学业的阶梯上通往更高更好学校的门扉，而不是如何把自我置于与周遭他人的关系之中，置于时代与社会的大背景之中” [2 ]。换言之，“精致的利己主义”教育助长了学生对自我实现的纯个人的理解，使学生的心智无法朝向那些来自自身之外的他人、社会和国家，因此个人与各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脆弱。“寻求生活中的意义、试图有意义地定义自己的行为者，必须存在于一个有关重要问题的视野之中。” [3 ]这意味着自我的身份认同在根本上依赖于个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仅仅在私人层面关注自我成功的教育模式使学生丧失了国家共同体这一重要的依托和共享的视野，因此缺乏公共的视野去关心他人、社会和国家。在此意义上，“精致的利己主义”教育撬动了国家认同教育这座大厦的基石，它使学生与各类共同体之间只有极少的联系，即使他以公民身份进入到国家共同体中，其本质也是纯粹工具性的。
总之，灌输式国家认同教育和“精致的利己主义”教育使当前国家认同教育陷入双重困境之中。它强调知识的占有而非心智的启蒙，关注个人利益而非公共之善，因此无法为学生提供一种健全的共同体感觉来处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和应对公共事务的挑战。共同体感觉的丧失是国家认同危机的一个确切标志，它使个体异化为一个原子式的个人。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缺乏思考和判断，遗忘了人与人的可交流性，从而切断了个体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国家认同教育的价值基础。共同体感觉作为公民审慎智慧的原则，或许可以帮助当前的国家认同教育走出这种价值困境。那么，何谓共同体感觉？共同体感觉何以作为国家认同教育的价值基础？一种本真性的国家认同教育何以可能？
二、共同体感觉：国家认同教育的价值基础
国家认同是“‘一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灵性活动” [4 ]。这意味着国家认同教育并不是告诉学生有关国家的各种知识，而是通过培育学生的心智能力来建构一种积极主动的国家认同感。共同体感觉作为公民学和伦理学的重要概念，它是一种对合理事物和公共福利感知的心智能力，从而引导我们对置身于其中的某个共同体中的价值规范和公共事务等做出理性判断，从而实现人与人的共同生活。因此，共同体感觉是促进合理国家认同的价值基础，它使我们超越一己之私去认识和理解我们所依附的政治共同体，并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国家认同之路。
1. 共同体感觉的内涵
“共同体感觉”一词是阿伦特在理解和阐释康德的“共通感”概念时引申出的一个术语。一般而言，人有五种感觉，即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其中前三种感觉使我们每个人都能直接、清楚地认识外部世界，而嗅觉和味觉带来的是私人化的、不可交流的内在感受，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共同的感觉来综合人类的这五种感觉，并且超越后两种私人感觉来做出判断。通过这种共通感，“我??和我们单个的五官才能适应并融入一个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共同的世界，并且凭借它的帮助，我们才能在这个共同世界中活动” [5 ]。基于此，共通感具有人文主义和政治的意义，它是一种“对共同福利的感觉，但也是一种对共同体或社会、自然情感、人性、友善品质的爱” [6 ]。阿伦特从人的复数这一境况出发，强调人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而生活在人们之间，并认为共通感作为一种社群性感觉能有效地帮助个体融入到共同体之中，因此她重申了“共通感”的政治意义，并在《康德政治哲学讲稿》中把common sense转变成community sense，即“共同体感觉”。
共同体感觉是一种健全的心智能力，它使我们超越私人的感觉并作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来下判断。首先，共同体感觉的目的在于引导个体在共同体中做出正确判断。维柯指出，人类的这种共同感觉是“一整个阶段、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 [7 ]，它使共同体的每个成员获得一个共同的真理基础，从而为我们提供在共同体中处理公共事务的判断能力。其次，共同体感觉建立在思考的基础上，强调私己性的超越，并通过他者立场和人类理性来修正自己的判断。正如康德所言，共同体感觉“也就是一种评判能力的理念，这种评判能力在自己的反思中（先天地）考虑到每个别人在思维中的表象方式，以便把自己的判断仿佛依凭着全部人类理性，并由此避开那将会从主观私人条件中对判断产生不利影响的幻觉，这些私人条件有可能会被轻易看作是客观的” [8 ]。总之，共同体感觉作为一种专属人类的附加感觉，它通过反思活动启蒙和扩展了人的心智，使其在共同体中为自己定位方向。
2. 共同体感觉对国家认同教育的作用
国家认同作为一种心灵性活动，它主要通过个人的反省思考获得对国家的理性认知，从而克服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客观伦理秩序之差别来建立认同关系。严格地说，我们无法凭借外在的强制，或依靠宣传和说教来获得国家认同，而是从自己的心智中获得证据来确认自己的国家认同，并使自己作为政治共同体中的一个成员来对国家制度和公共事务等做出判断。实际上，“任何一个人，总是作为某一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并且是在自己的‘共同体感觉’（community sense）――也即sensus communis――的引导下来作判断的” [9 ]。基于此，共同体感觉作为一种国家公民的共同品性，它不仅是一付医治“唯我主义”的良药，而且也包含着一种实现合理的国家认同教育的价值基础。
共同体感觉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即个体的去私人化和人与人的可交流性，它为每一个个体从“私人”提升为国家公民提供了可能。首先，共同体感觉是相对于私人感觉而言的，它使我们每个人都不固守于私己性的感受，而是基于国家的公共福祉而下判断。因此，共同体感觉是对自我中心的舍弃和超越，它使人的心灵保持一种公共和开放的精神状态，以此来面对共同体生活的需要。在现实社会，一种合理的国家认同意味着个体不把一切归于自身的功利，而是以一种公共和开放的心态去思考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规范等，由此在伦理生活和政治生活中获得方向感。因此，在国家认同教育中我们要通过心智的扩展充分地开启学生的公共视野，使学生站在他人或国家的立场上来思考和判断。其次，共同体感觉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为基础，它使个人的感觉和他人的感觉的一致性得以确认，因此发展和培养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价值共性，提供了个体建构国家认同的基本脉络。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是对话性的。我们能够理解自己并获得自我身份认同，主要是通过与他人的交流而实现的，因此国家认同的获得也依赖于人与人的可交流性。在现代社会，国家认同教育的价值基础在于公民可以自由地对国家制度和公共事务进行讨论。这种恰当的公共对话激活了个体的心智，促进了相互理解，并使政治规范内化到公民的意识之中，从而超越了个人和国家的简单二分。
因此，共同体感觉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作为一种公民的审慎智慧，使其更适于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共同体感觉为国家认同教育提供了价值基础。一方面，它引导人们走出孤独和狭隘的自我，走向政治共同体的公共舞台中，从而使自己超越自我中心来获得普遍善的国家理念；另一方面，它使个体在与其他共同体成员的对话和意见交换中激发了公民潜在的道德和理智能力，从而不会把国家视为与我无关或异化于己的共同体，并将在公共交往中彰显公民的政治理性和实践判断，进一步确认个人和国家的认同关系。
三、共同体感觉的培育：国家认同教育的价值内涵
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每一个人都是以不同的角度和方式来感知同一个国家，但是共同体感觉却能为每个人提供一致的对此国家的认同，并且使国家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真实地存在于我的世界中。因此，国家认同教育的根本旨趣乃是超越作为单纯国家知识的记忆，引导学生在思考活动中促进心智能力的健全发展，并在共同体感觉的培育中实现个人在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中存在的意义感和现实性。共同体感觉的培育建立在思考的基础上。这种思考活动包括三个层面：“（1）自己思维；（2）在每个别人的地位上思维；（3）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 [8 ]在此基础上，阿伦特引申出共同体感觉的三大准则，即启蒙的准则、扩展了的心智的准则和一贯性准则。这些准则指向的不是认知，而是意见和判断。因此，国家认同教育不应局限于有关国家的知识，而是深入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政治体制等关系的价值层面，并在共同体感觉的引导下对国家的公共事务做出正确的判断，由此实现一种有价值意义和目的内容的国家认同。
1. 心智的启蒙：国家认同教育的首要条件
启蒙的准则强调个体通过自己的思考从被动理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当一个人对事物的认知仅仅依靠别人的说教和引导，就很容易使自己的心智处于迷信的状态，变得盲目而缺乏理性，而只有通过思考才有可能实现心智的启蒙。思考将人的心智从蒙昧中唤醒，它使人超越知识的限制，追问和理解既定的制度、价值观等，这意味着思考是一种探寻意义的心智活动。在此基础上，思考为国家认同提供了道德哲学的基础，它使我们在对国家制度的理解和公共事务的判断中获得善恶、美丑的德性观。个人在公共事务中的行动既依赖于知识，也依赖于人的思考，但是仅仅接受知识是不够的，而思考使知识被自我所唤醒，从而避免个体对国家理性的被动接受和抽象认知。基于此，心智的启蒙是国家认同教育的首要条件，它使学生在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制度运行、政治价值等内容的思考中提升自己的理解力，使有关国家的记忆变成一种有丰富内涵和价值指向的事实。
2. 心智的扩展：国家认同教育的关键所在
心智扩展的准则乃是通过想象力把自己放在其他人的位置上来思考，从而使我们的判断超越个人的狭隘和私欲，实现中立性或不偏不倚。想象力是一种再现的官能，它使不在场的事物变为在场。换言之，尽管他者或共同体并不在场，但是想象力可以将之呈现在自我的心智之中。“我越是能够在自己的思想中考虑他人的立场，并因此越是在自己的判断中考虑他人的立场，那么我的判断就越有代表性。” [10 ]因此，扩展的心智指向人的判断力，它使得我们的判断不是基于个人的主观幻想和他人的灌输，而是通过想象力使自己站在他人或共同体的立场上来思考，并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为基础来实现判断的有效性。一个国家之所以值得我们的认同，是因为我对它所实行的政府体制、制度运作以及它所维护的基本价值有着合理的判断，由此才能产生一种真实的、表里如一的国家认同。因此，心智的扩展是国家认同教育的关键。它通过想象力使学生在自我和他者之间，甚至与更大的共同体之间建立起联系，从而获得一种不偏不倚的公共视野，并通过这个视角来反思国家的政治制度、公共事务等，以此培育合理的国家认同感。
3. 心智的成熟：国家认同教育的本质要素
一贯性准则就是与自己保持一致的思考。它的意义在于使我们的判断不是基于外在的认知，而是内在的理性。首先，人是生活在共同体中的具有复数性的人，因此一种健全的人类理性不是“自我孤立的，而是要和他人一起融入共同体” [9 ]。在此意义上，与自我保持一致并不是一种自我中心，而是把自己看作共同体中的一员。人类的最高理性就是通过对自我欲望的克制走向公共福祉。因此，国家认同教育的目标就是引导超越自我的欲望走向人类共同体之中。其次，我们通过扩展的心灵使自己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和判断，但并不意味着我的判断要遵照他人的判断。我只是把他人考虑在内，最后必然是我和自己保持一致的思考，并听从内心的声音，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因此，我们每个人必须借助自己的努力，在与自己保持一致的思考中找到一个不会与自我矛盾的准则，由此实现人的理性。一个人愿意与自己保持一致是因为你所看见的是一个最好的自己，这正是心智成熟的表现。特?e是在信息化时代，我们每个人都能非常便捷地接触到各种关于国家形象、国家制度和公共事务的信息。面对纷乱繁杂的公共舆论，我们应当在实践理性的指导下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因此，心智的成熟是国家认同教育的本质要素，它使我们从容而理性地走向国家共同体之中，并在公共事务的奉献中进一步确认自我的身份认同。
四、国家认同教育的可能路径
一直以来，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公民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偏向于知识的灌输和道德的说教，限制了学生的思考，限制了师生间的对话。此外，“精致的利己主义”教育无法引导学生从私己走向公共，这些都不利于学生共同体感觉的养成，导致国家认同教育丧失了价值基础。因此，当下的国家认同教育在教学方式上要超越抽象的、书面的政治理论和道德规范，积极培育学生的共同体感觉，从而建构一种真实且合理、深厚而持续的国家认同。
1. 激发学生的思考和讨论
雅斯贝尔斯认为，教学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上课，学习教材知识以及可以参阅的资料；第二个层次是参与到思考活动中；第三个层次则是克尔凯郭尔所称为的间接传达 [11 ]。当前国家认同教育在教学方式中以知识记忆为主，缺乏对学生思考活动的指导，因此激发学生的思考是走向理性的国家认同的重要方法之一。具体而言，教师可以参考苏格拉底教学法的精神来组织教学，引导学生参与到思考活动中。首先，教师通过讲述一个故事，或提出一些开放性问题或两难选择来激发学生对国家政治制度、价值规范等内容进行思考。其次，教师还要引导学生把自己的心智交流出来，使自己的思考得以公开的运用。思考的公开运用体现了人与人的可交流性，它使我们可以在公共空间中自由地讨论，从而培育一种健全的共同体感觉。因此，国家认同教育作为一种师生的精神交往活动，它强调人与人的交流。教师引导学生在思考活动中分享自己的经验，表达自己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价值的认知和理解，并修正自己的观点，由此而获得一种理性的国家认同感。
讨论是一种有效的国家认同教育方式，它作为价值引导的过程使有关国家的知识更丰富和更深刻地呈现在学生面前。一般而言，讨论有对话、演讲、辩论等形式，它们使个体的思考活动具有去私人化和可交流性的特征。比如人教版《思想品德》八年级下册第十课《我们维护正义》，教师可以围绕“什么是正义”这一主题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也许可以参考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的讨论方式：首先苏格拉底提出一个讨论的主题，让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说出他们的观点，然后苏格拉底通过不断地诘问让讨论者重新阐述正义的概念。在讨论的过程中，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逐渐形成了更合理和更深刻的正义观。因此，在国家认同教育中，苏格拉底教学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效仿的。它使学生不再机械地记忆国家的基本价值和规范等知识，而是在切己性的思考和讨论中获得一种更为真实、丰富和深刻的国家认同。
2. 通过叙事想象扩展学生的心智
国家不仅仅是一个实体空间，更是一个在想象中扩展的公共空间。因此，要了解国家的政治体制、制度运作和政治价值等，必须借助于想象力来扩展个体的心智。想象力给某一抽象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感知的形象，为感性走向知性提供了联结的通道。这意味着想象力的创造需要一个生动而具有情感的话语情境。一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总是具有一种很强的叙事维度，尤其是“集体认同提供的是我们所说的剧本：人们用剧本里的叙事来塑造他们的生活计划，讲述他们的生活故事” [12 ]。比如说关于“国家”的概念，我们可以通过国家的地图、国旗、国歌等实体或象征性的形象来感知，但是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政治价值等的认知则依赖于人的想象力，如让自己站在国家领袖或者国家法律起草者的角度去体悟，从而使自己的生活符合一个更大故事的国家认同意识。
在国家认同教育中，教师可以从自己比较熟悉的文学、诗歌、影视作品中寻找教学资源，凭借生动的叙事想象使学生进入到他者的世界，在心智的扩展中来审视个人和国家的价值原则和伦理立场，从而深化个体对自我和国家的认同。如人教版《思想品德》八年级下册第一单元是关于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探讨，在政治价值层面涉及一个合格的公民应该如何处理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问题。如果教师对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艰难时世》比较熟悉，或许可以向学生描述《艰难时世》中的小学生毕周的形象：他“冰冷的眼睛”令人心寒，皮肤“非常不健康的缺乏自然的色素”，从小养成的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世界观，认为“我们整个社会制度建筑在个人利益上。个人利益这说法任何人都听得进。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掌握的东西。人性本来就如此。这番道理我从小在学校里就听熟了” [13 ]。在文学所开启的想象世界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去思考毕周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人、我们的社会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等问题。因此，在国家认同教育中，教师应善于发现文学故事、影视作品中与国家认同有关的教学资源，通过叙事想象使学生站在他人或国家的立场去思考，从而培养对国家的政治价值的丰富理解，由此建构一种合理的国家认同。
3. 鼓励学生在公共事务中获得实践理性
在??家认同教育中，我们通过思考、讨论和想象力促进了个体心智的启蒙和扩展，从而使学生对有关国家的理论命题和价值规范获得了理性的认知，也更期待运用理性来指导个人的言说和行动，从而在公共参与中激励心智的成熟。在政治共同体中，言说和行动作为一种对公共事务的价值关怀，它以德性的思考为基础，并通过公共参与来实现自我的卓越。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身处何地，一般都是通过言说和行动来表明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因此，国家认同教育应超越课堂的局限，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社区和国家的公共事务，积极引导学生在言说和行动所开启的公共生活中培育个体的实践理性，使学生获得一种健全的心智能力。
在现代社会，尽管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国家的公共事务中，但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爱国情操使个人与国家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国家认同教育中，爱国主义情操使个人和国家之间获得了一种强烈的情感依附，但是一种合理的爱国主义依赖于个人对国家的理性认知。在公共生活中，这种理性认知使我们的言说不空洞，行动不粗暴，从而不断增强学生的实践理性。1945年，南开中学的几位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在国难时期创办《健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公民爱国的范例。当张伯苓校长严正表态“敌人当真来，南开只能与大重庆同存同亡”时，南开中学几个“小毛头”决定编辑一个壁报，并取“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意，以“健”为名，呼唤“一切为了反攻”、“一切为了胜利” [14 ]。《健报》不像其他的壁报侧重校内新闻，而是侧重国家时事。“比如：虽未点出具体姓氏，读者尽知系指孔祥熙氏及其姻亲的如此‘专讯’：《三亿美金究竟谁人所有？请问何时才能还之于民？》；又如：将‘当汉奸杀无赦’的口号改为《大汉奸！杀呒？赦！》的标题，报道‘严惩汉奸声中，巨奸周逆佛海由沪飞渝，现寓本市某处’的新闻。” [14 ]这些新闻都是他们通过与资深职业报人接触，从侧面了解近期那些已被检扣或暂时未能发表的报道，然后自己整理再发表在《健报》上。与此同时，他们还会自己去跑新闻，甚至登门采访了曾任驻苏大使的邵力子、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和民主同盟中央宣传部长罗隆基，报道了全国人民都关心的中苏问题。在国难时期，这些青少年们以创办《健报》的方式使自己作为国家共同体中的一员而理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在这种实际的公民训练中生成了一种合理的国家认同，他们成年后都在海内外各展所长，深爱着并有所回馈自己的祖国。因此，国家认同教育不是在学校里传授某种知识或灌输某种感情，而是引导一种有价值意义和目的内容的国家认同，并通过公共参与的行为体现这种认同，使学生在国家认同的言行一致中实现自我的卓越。
关键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原因;措施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5）-08-0051-02
民族认同是指一个民族的人们受其自然因素和民族文化的影响而具有的文化倾向性的认可与共识。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对于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的认同，是形成捍卫自己国家和民族利益主体意识。在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能够保护国家的利益，为国家的利益而奋斗，从而承担起国家发展的重要责任。
一、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
（一）关于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认同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的稳定发展需要各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政治发展需要国家的保障，因此，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民族的繁荣发展是国家能够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在政治实践中，无论哪个群体或者民族都无法脱离国家的存在而独立发展。国家认同指个人确认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归属感、依恋感的心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人与国家之间发生情感上的结合，对国家的合理性表现出无尚的忠诚。[1]国家的一切稳定因素要结合民族的特征而设置基本的方针政策，这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家的统一稳定是各个民族稳定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总而言之，国家的发展要以民族为基础，民族要以国家为存在形式，才能共同促进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认同。
（二）关于民族地位和国家地位的高低问题
在部分的少数民族的大学生中存在着民族地位和国家地位的比较关系，大部分的大学生认为国家的地位高于民族地位，而有部分的大学生却不这么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之间的比较。在原则上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发展史和谐共生的关系，因此，国家的地位要高于民族的地位。因为中华民族就是一个大家庭，各个民族是大家庭中一份子，各个民族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从概念上分析，国家与民族最大的不同是由于国家是的象征，而民族只是一个文化上的意义概念。民族只有在国家的范围之内才能使得民族的发展而具有一定的意义。
（三）关于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这是处理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基本要求，然而在和平年代，有部分的大学生认为国家的利于与自己利益无关，只要维护好民族的利益就足以。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念直接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进行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尤其是对于国家的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当代大学生要充分要以国家的利益为主，同时兼顾民族利益，强调国家利益的同时并不是忽视民族的利益。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的原因分析
（一）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的个人原因
少数民族在受到当地的、风俗习惯和民族语言的影响下，在新的社会环境和教育环境中其对于民族的认同意识逐渐加强，而往往忽视国家认同的思想意识。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生脱离了自己的居住地进入大学生生活，而年龄的增长对于国家的认同产生不同的理解，一般而言年龄的增长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成正相关关系。尤其在受到教育的影响，人们对于自己获取知识的能力和理解程度有所不同，从而导致视野更加开阔，个人对于事物之间的认知能力也逐渐提高，从而能够主动的学习有关国家的历史，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从而对于国家的归属感更加强烈。另外受到的影响，宗教和民族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宗教的发展与民族的发展相关，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对于国家的认同也有所不同。宗教对于民族的风俗习惯、道德情感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影响了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
（二）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的家庭因素
家庭父母文化程度的高低之间能够反映少数民族大学生接受的家庭教育，尤其是在父母文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能够使得孩子接触更好的教育，从而增加对于国家的认同。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更凸显了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重要性，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校人数逐渐增多，但是当前的家庭教育中高校忽视了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个性化培养。[2]另外，家庭教育程度的高低对于家庭的生活水平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比如家庭生活较好的条件下就能够使得学生的幸福感增加，从而能够对于社会满意程度增加，从而对于国家的认同产生好感。反之，生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少数民族的大学生对于社会产生严重的不满情绪，从而直接影响了对于国家的认同，这就需要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和教育质量，从而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缩小差距。
（三）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的学校因素
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人数与少数民族人数之间的朋友关系是反应个人社会化过程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学生在与汉族学生的交往过程中，能够通过相互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从而实现特有的群体亚文化，这对于民族的融合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产生一定的影响。
朋辈群体是个人社会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环境因素。高校德育工作者要因时、因地、因事灵活运用教育疏导、解决需要、谈心对话、激励吸引等方法，坚持运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喻之以义，施之以爱”的情感艺术，引导学生树立热爱中华民族，建设家乡故土，尽快改变本民族地区落后面貌的坚定志向。[3]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个人喜好和思想观念能够在多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实现对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了解，这是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这是在学校教育的影响下进行的交流和文化之间的促进。
（四）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的社会因素
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反应综合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家经济的发展好坏直接影响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从而能够影响了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时经济的发展能够缩小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发展，从而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提供重要的保障。因此，社会环境的稳定和国家经济的发展能够反映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因为国家的发展壮大能够直接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对于国家稳定的期盼和增强自己的认同感和找到影响的归属感。另外关于国家和政府对于少数民族颁布的各项政策也是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外，能否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是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于国家认同的社会因素。
三、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措施
（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是适应时展的基本要求，也是为了更好的促进人们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在少数民族的多种文化交流的状况下，迫切需要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指导学生的思想，从而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才能更好的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关注和提高少数民族地区不同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是关系到少数民族地区学生能够对于国家认同有确切标准的重要保障，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56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这对于各民族产生的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在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能够协调民族之间的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凝聚力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在多元化日期发展的今天，尊重个、体尊重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产生积极的影响，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作用外，还能够对于对于处理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认同产生一定保障。
（三）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解决少数民族的实际问题
在处理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各种问题上，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尤其是涉及到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经济状况等多种现实问题，党和政府要制定适应少数民族的方针和政策，从大学生的自身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发挥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的积极作用，对于我国现阶段促进民族稳定、国家统一和社会和谐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4]同时可以把国家认同教育与注重解决好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实际问题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党和政府对于少数民族给予的帮助，才能促进少数民族之间的融合，从而加强少数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四、结语
人类文明的发展使得各民族之间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属性，从而影响着各民族之间的心理特征和文化交流。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能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养成自觉的行为方式和积极健康的思想观念，这对于当代大学生塑造良好的国家认同起到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培养大学生的共同理想和民族精神方面。少数民族的大学生作为国家重要的人力资源，不仅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而且对于当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进行健康的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徐柏才，孙明福.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状况与教育对策[J].思想理论教育，2011（09）.
[2]斯琴格，日乐.全球化时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1（07）.
[3]耿亚军，肖平.少数民族大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调查与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