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人生哲理范文
时间：2023-11-21 00:34:05
哈佛人生哲理篇1
本周荣登总榜的《货币战争》，就是作者将其在国外精英俱乐部所听到的各种观点进行汇编，讲述了各种金融战役的手段与结果，逐渐成为了“财智”青年和知识精英们口耳相传的好书。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刚刚在北京落幕，关于文化走出去的口号再次响起。然而，看看榜单，多少让人有些底气不足。西方最关注中国的就是经济，但在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却没有解释中国经济飞腾成因的著作涌现，即使在学术榜上，也一直是传统与西方称雄，未免令人喟叹。林毅夫教授说过，世界经济中心在伦敦时，英国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世界经济中心在纽约时，美国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现在世界的经济中心在向中国转移，中国的经济学家，是否已经准备好了你的传世之作呢？
本期榜评人：李杰
榜单整理：LINZI
先有哈佛，而后有美利坚
15世纪末，由欧洲通往美洲的大西洋航道被哥伦布开辟出来以后，欧洲人纷纷远涉重洋来到美洲。17世纪初，首批英国移民到达北美，在那里开拓自己的“伊甸园”――新英格兰。移民中有100多名清教徒，曾在牛津和剑桥大学受过古典式的高等教育，为了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新的家园也能够受到这种教育，他们于1636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查尔斯河畔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学府――哈佛学院。1780年，即美国建国后的第四年，已经有了140多年历史的哈佛学院升格为哈佛大学。
当初哈佛学院的创办者把剑桥大学的模式移植过来，学院最初定名为“剑桥学院（Cambridge College）”。1639年，为了纪念学院的创办者和建校费用的主要捐献者约翰•哈佛（John Harverd），马萨诸塞议会通过决议，将学院改名为“哈佛学院”。
由哈佛学院时代沿用至今的哈佛大学校徽上面，用拉丁文写着VERITAS字样，意为“真理”。哈佛大学校训的原文，也是用拉丁文写的，意为“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校徽和校训的文字，都昭示着哈佛大学立校兴学的宗旨-求是崇真。
担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20年（1933～1953）之久的美国著名教育家科南特曾经说过：“大学的荣誉，不在它的校舍和人数，而在于它一代一代人的质量”。正是在择师和育人上坚持高标准、高质量，哈佛大学才得以成为群英荟萃、人才辈出的第一流著名学府，对美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高等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世界各国的求知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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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哈佛教给学生的人生哲学
创立于1636年的美国哈佛大学，是享誉世界的著名学府，是世界各国学子神往的学术圣殿，被誉为高等学府王冠上的宝石。哈佛大学的巨大成就，不仅在于它高超的学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它积累的一系列深刻而珍贵的人生哲学。这些人生哲学教会每位哈佛学生立身的准则、处世的原则，以及锤炼自我、成就卓越的进取精神，指引无数哈佛学子获得了成功，走向辉煌，其中包括7位美国总统和40位诺贝尔奖得主。
本书浓缩了哈佛大学300年来累积的人生哲学的精华，从真诚、信义、正直、豁达、忠诚、责任感、求知、勤勉、行动、人性等方面，结合哈佛学子的成长故事，从理论和实践上全面阐述了哈佛人生哲学的深刻内涵和对人生的启迪意义。通过本书，广大学子可以汲取哈佛人生哲学的营养，修炼做人的准则和处世的原则，思考感悟人生，正确看待名利，合理处理生活、爱情、学习、事业和人际关系，发掘潜能，不断超越自我，适应社会，迎接挑战，成为时代需要的栋梁和精英。
哈佛人生哲理篇2
在哈佛，最受本科生欢迎的课程是经济学基础，然后是计算机科学基础，第三名，就是迈克尔·普埃特教授开设的古典中国道德与政治体系。这门关于古代中国哲学的课程必须要动用校园里最大的桑德斯剧场来作为课堂，每年有超过700名学生选修。
普埃特要求学生们课下阅读《论语》、《孟子》和 《道德经》等著作当然是英文版，能读中文原版的更好。而他在课堂上，则会将那些晦涩的表达转换成这些十八、九岁的学生能够理解的思想：一些小的善举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所以不要吝啬感谢和笑容，如果开门时背后有人，别忘记多扶一下门，这些事情最终会让你成为一个高尚而有影响力的人；做决定的时候不要光考虑逻辑和利益，要用心去做决定，等等。
这门课被宣传为“能够改变你人生的课程”，而那些选过这门课的学生也纷纷表示教授没有骗人，他们将课堂上学到的孔孟之道转换成日常生活的实用指南，也理解了该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如何构建一个更璀璨的人生以及如何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普埃特解释说：“这是因为现代美国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相似。社会背景有很多共同点，比如人际关系日益冷漠，个人主义也呈崛起势头。在这样的社会中，中国古代先哲关于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和社会和谐进行了百花齐放的论述，而他们试图解答的困惑，与如今美国青年所面临的困惑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于是当时各个流派的学说放在现代美国也是很有意义的。”
尽管普埃特的课程只是将孔孟之道当做“人生指南”的兴趣班，但专门报道学院、大学和学生事务的《高等教育纪事报》刊发的文章表示，中国古代哲学在全美高等教育界都有升温趋势。杜克大学、迈阿密大学和夏威夷大学等学府都有教授进行专门研究，部分学府不定期针对本科生开设选修课程，并不排除在未来成为常设课程。也正是因为如此，尽管哲学专业毕业生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市场，但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者却能够相对容易地在美国大学里谋求一个教职。
哈佛人生哲理篇3
陈寅恪的博学众所周知，会太多外语，记忆力像电脑。多少年来，我一直很留心，想弄明白与他齐名的俞大维，究竟是位什么样的人物。据说俞大维90岁，摔了一跤，为检验自己脑袋有没有变坏，便找了本微积分出来做题目，很快答案出来，完全正确。
在学理工科的人眼里，能做几道微积分，算不是多大能耐。俞大维是名副其实的弹道专家，这是非常专业的学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如今那些吃香喝辣的工程院士，顶着专家头衔，拿着政府津贴。俞大维最不满意的，就是人家称他为弹道专家。他一生有太多强项，故事一个接一个，区区弹道小事，何足挂齿。
俞大维生于1897年，比陈寅恪小7岁，两人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们是表兄弟，陈的母亲是俞的姑妈，唯一的嫡亲姑妈。在国外很多年，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后来又在德国柏林大学，连续同学7年。这期间，年轻一些的俞大维把持不住，抵挡不了西方的美惑，与一位德国小姐相恋，珠胎暗结，弄得不堪收拾。最后是陈寅恪帮着出主意，将私生子交给自己妹妹陈新午抚养。未婚的陈新午是俞大维表姐，后来成了白头偕老的妻子。
俞大维的本行不是理科，是文科，这让我很意外。出国前，古文庭训家学，学过德文，学过英文，学过逻辑学。19岁考入交通大学，学了半年电机，因肺病休学，跟着表哥曾昭权学习微积分，这位表哥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学了不久，又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直升三年级，学习哲学。
俞大维的本行，竟是很深奥的哲学，那年头，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哲学为何物。
俞大维在哈佛攻读的还是哲学，他又一次表现出聪明人的特质，十二门功课全优，到哈佛两个月，已尽通数理逻辑学，吴宓眼里的“当时哲学最新颖而为时趋之部门”，在俞大维手上完全小菜一碟。只花了三年时间，他便拿到了博士学位，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成就，当时哈佛的哲学处于黄金时期，学界的地位非常高。
这以后因为成绩优秀，俞大维拿到了哈佛的奖学金，又去柏林大学深造。他继续学习哲学，学习数学，学习梵文，学习物理，还旁听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罗家伦对他十分佩服，用“天才横溢，触手成春”来形容，意思是说，像俞大维这么绝顶聪明的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
俞大维当年的志向是想当个通才，西方显然并不缺乏这样的大师，譬如达・芬奇，譬如莱布尼茨，譬如罗素，既通文，又通理，哲学、历史、数学、物理，无所不能，没有一样不精。在德国期间，俞大维还研究过音乐，学制乐谱，存心要让别人惊叹他的不可思议。
不过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俞大维身逢乱世，在一个战乱不断的年代，他的发展注定要受到种种限制。为了报效祖国，他成了一名弹道专家，成为国民政府制造兵器方面的领军人物。1933年担任了兵工署署长兼任兵器教官，是陆军中将。大家都知道，军队中，最高军衔也只是上将。
很多人想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书呆子，一个无党派人士，一个与黄埔军人毫无瓜葛的俞大维，会一直被政府所重用，被蒋委员长视为不可多得的心腹。实际上，俞大维不只是弹道专家，他啥都能干的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除了分管兵器，他后来还当过交通部长，自民国以来，这一直是个肥差。
俞大维是政权中，担任国防部长时间最长的一位，前前后后，共干了11年。我一直为他感到可惜，明明是个天才，干的活儿却与天才并无太大关系。身陷官场的沼泽地，无论多厉害的英雄好汉，所能干的买卖，也就那么一回事。更何况，他是标准的文人书生，大势已去，退守台湾，一直叫嚣要，他再聪明，再兢兢业业，当国防部长，总觉得有点不靠谱。
俞大维被人津津乐道的冒险故事，是在国防部长任上，曾多次身先士卒，飞入大陆领空侦察。这时候他已60岁高龄，有一次，距大陆战机只有5公里，这是非常近的距离。此举是想为台湾军方鼓气，可万一让大陆发现，那就真“杯具”了。
哈佛人生哲理篇4
维纳，15岁入读哈佛，研读数理逻辑，于18岁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维纳，全名为诺伯特维纳，即Norbert Wiener，生于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是美国应用数学家，在电子工程方面贡献良多，也是随机过程和噪声信号处理的先驱，提出“控制论”一词。维纳在70年的科学生涯中，先后涉足哲学、数学、物理学和工程学，最后转向生物学，在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被恩格斯称赞为“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的科学巨人”。维纳一生240多篇，著作14本，于1964年荣获美国总统授予的国家科学勋章。他的主要著作有《控制论》、《维纳选集》、《维纳数学论文集》等。此外，维纳还有两本自传《昔日神童》和《我是一个数学家》。
（来源：文章屋网 ）
哈佛人生哲理篇5
[关键词] 罗尔斯的秘密； 斯退士； 黑格尔； 正义理论； 分析哲学； 政治哲学； 当代经济学
张国清： 罗尔斯的秘密及其后果
2013年7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一、 引言
每个伟大的思想家都有其特殊的学术出身和学术经历。他的特殊遭遇，他的求学或受教育过程，他遇到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他个人的思想追求和精神困惑，他参与或经历的某些重大事件，比如重大的科学发现或科技进步、民族分裂或独立战争、种族或阶级斗争、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社会基本制度的变化和更替、国内战争、国际战争，包括在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取得的具体进展，所有这一切造就了一个思想家的具体思想，也使其思想成就成为一个具体时所当然的结果。我们研究和了解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就需要具体研究和了解上面提到的诸多具体因素。但是，我们不能单纯依赖哲学家本人说出或公开的东西，还需要研究他没有说出或可能故意隐藏的东西。在当代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身上，就存在着一些没有得到充分揭示的隐秘事物，笔者称之为“罗尔斯的秘密”或“罗尔斯秘密”。
罗尔斯秘密的具体表现是，由于特殊的社会和学术原因，罗尔斯有意隐藏了自己的学术出身，主要是斯退士的东方神秘主义的印度教和佛教因素、德国古典哲学的黑格尔因素以及解决基本政治哲学问题的当代经济学路径。在以功利主义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幌子下，这些隐藏加上他一再明确表示的分析哲学的求学和研究经历，误导世人在分析哲学语境下来解读他的政治哲学。像“无知之幕”、“原初状态”、“重叠共识”、“正义原则”甚至晚年的“万民法”等众多概念或术语，研究者只是从单纯的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中给予解读，忽视了它们的非分析哲学的思想来源。由于国内的罗尔斯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罗尔斯秘密，他们便对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尤其是他的两个正义原则做出了错误的解读。由于两个正义原则在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核心地位，这种误解所产生的学术和社会后果都是严重的。
自大卫・休谟以来，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一直困扰着哲学家。尽管世人一般认为探索客观真理和追求社会正义是高度一致的，但要从哲学上论证这种一致性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的一大贡献在于明确表示，事实是事实，价值是价值，事实与价值分别属于两个各自相对独立的领域，不存在那种所谓的一致性。像艾耶尔认为的那样，价值断定不是科学的，而是“情感的”，“价值陈述……只是既不真又不假的情感的表达”[1]116。有关真理问题的探索属于事实领域，有关正义问题的追求则属于价值领域。后来分析哲学的发展似乎预示着属于价值领域的政治哲学的死亡。
正当人们对政治哲学的未来感到悲观之际，罗尔斯在分析哲学传统中发展出了一套精细的正义理论，1971年面世的《正义论》震动了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界。罗尔斯试图模糊分析哲学家在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分，把公平正义作为一项可靠的分析哲学工作建构起来。比如他在此书第一节里的一段话似乎要把事实和价值的关系进行全新解读：“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首要美德。一种理论如果是不真实的，那么无论它多么高雅，多么简单扼要，也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或修正；同样，法律和制度如果是不正义的，那么无论它们多么有效，多么有条不紊，也必然会为人们所改革或废除。”[2]3 通过仔细解读和考察，我们发现，罗尔斯政治哲学不仅印证了黑格尔关于哲学是时代的精华之论断，而且揭示了黑格尔关于晚近的哲学总是更加成熟的论断。随着罗尔斯在哈佛的两大授课笔记《道德哲学史讲义》（2000）和《政治哲学史讲义》（2007）的陆续出版，罗尔斯与传统哲学的关系部分得到了呈现。“虽然《道德哲学史讲义》只是一部罗尔斯在哈佛大学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讲座用的讲义，但是，透过《道德哲学史讲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尔斯哲学和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流派的渊源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罗尔斯作为一名哈佛大学教授的实际工作和实际身份。罗尔斯不仅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和法哲学家，而且是一位道德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史学家。”[3]1《政治哲学史讲义》也呈现了那种关系，罗尔斯与历史上一些重要哲学家的思想渊源是清晰的。问题是，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究竟属于分析哲学还是属于欧洲大陆哲学？或者说，罗尔斯和政治哲学传统究竟是什么关系？
除了梳理已为学界熟知的思想来源外，本文将探讨“罗尔斯的秘密”，重点考察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德国古典哲学因素，为解读罗尔斯正义理论提供一个新视角。
二、 罗尔斯和分析哲学：马尔柯姆、伯林与哈特
罗尔斯是一位地道的分析哲学家，其正义理论经由分析哲学四大重镇（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修造而终于成型。理查德・罗蒂把罗尔斯视为分析哲学的代表：“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区分是极其粗线条的，但它的确为区分哲学教授提供了一条捷径。要想了解一位哲学教授究竟喜好大陆哲学还是分析哲学，只要看他书架上摆放的书就知道了。如果他的书架上都是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原著或者研究他们的书籍，而没有摆上戴维森或罗尔斯的著作，那么他大概愿意被称作喜好大陆哲学的教授。”[4]120罗蒂以及罗尔斯的老师、哈佛同事和同时代哲学家对于罗尔斯的分析哲学家身份几乎已经达成共识。
罗尔斯的哲学启蒙老师、普林斯顿大学的马尔柯姆（Norman Malcolm）教授是维特根斯坦的弟子和密友，在常识哲学和语言哲学领域颇有建树，主要致力于把维特根斯坦思想在美国发扬光大。他对罗尔斯的治学态度和学业方向选择都有很大影响。马尔柯姆向罗尔斯开设了政治哲学入门课程，这是罗尔斯在大学本科阶段受到的唯一政治哲学训练，以至于罗尔斯传记作者、弟子弗雷曼（Samuel Freeman）说，罗尔斯几乎是靠自学成才的[5]2225。得益于马尔柯姆的指导，罗尔斯选修政治哲学并以之为一生事业。
1952―1953年，罗尔斯获得富布莱特奖学金，成为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牛津的博士后经历使罗尔斯在学业上突飞猛进。在那里，他是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的贵宾桌成员，法哲学家哈特成为他的导师。除了出席哈特法哲学讲座，参加以赛亚・伯林和斯图亚特・汉普谢尔的哲学研讨班，他还参加了在吉尔伯特・赖尔住所定期举行的哲学研究小组。青年罗尔斯在1955年完成的政治哲学论文《两种规则概念》（“Two Concepts of Rules”）对“惯例”（practice）和“行动”（action）做了区分，让人想起伯林的政治哲学名篇《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和哈特的法哲学名著《法律的概念》（Concept of Law），明显带有伯林和哈特的思想痕迹，给人留下试图把两人思想综合起来的印象。
罗尔斯在牛津时的这些哲学家秉承罗素、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传统，注重语言分析和逻辑演绎。罗尔斯不仅继承分析哲学的研究方法，而且继承了哈特、伯林等人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主题，他运用的论证方法是分析哲学常用的逻辑方法。罗尔斯试图回答伯林的多元价值论难题。伯林认为价值多元论难题是人类必须面对的困境，而罗尔斯设计正义原则的词典式排序，在一个公共理性框架之内，通过基本正义制度设置，尽量消除各种价值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完成对两种自由的保护，实现价值的完备性。罗尔斯一生追求构建一个可以实现的公平正义的乌托邦（a realistic utopia with justice as fairness）。
然而，罗尔斯对待语词的态度并非分析哲学家应持有的态度。罗尔斯对正义观和正义概念进行了区分，提出了自己的正义观，即作为公平的正义观；除了有限的语词界定外，在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中，并无太多对语词分析的关注。罗尔斯对概念所处的语义环境亦并不十分关注，相比之下，他更关注概念在制度设计中的重要作用。罗尔斯既吸收了分析哲学的长处，又像哈特和伯林一样背离了分析哲学，把正义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基本结构的设计问题，当作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价值领域的事物，像公平、正义、爱、同情等等，不再像艾耶尔认为的那样，只是人的主观情感的表达，而具有其客观实在性和客观结构。罗尔斯想把“社会基本结构”客观地揭示出来。因此，正如《两种规则概念》中已经显露出来的那样，分析哲学对罗尔斯来说只具有方法论意义。
三、 罗尔斯的秘密： 康德、黑格尔和斯退士
由于当时的特殊社会原因或学术原因，一些思想家会给自己的思想改头换面，有意隐藏或抹去其思想中在当时不讨人喜欢的某些因素。罗尔斯在建构正义理论时，是否像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完全受到分析哲学启发，来源于分析哲学，还是有意隐藏了自己思想中不受欢迎的非分析因素，却披上分析哲学的外衣？下面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首先，在19世纪以来的英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传统中，一直有一个黑格尔传统，这在古希腊哲学研究者和《柏拉图全集》英文译者乔维特（B.Jowett）那里有明确的起点。乔维特的学生托马斯・希尔・格林（Thomas Hill Green）是当时著名的黑格尔主义者，他对积极自由和公共产品的讨论，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转折。格林后来成为著名黑格尔研究者鲍桑葵（Bernard Basanquet）的老师，鲍桑葵的黑格尔国家学说对20世纪英美国家学说有着深刻影响。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也和这个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格林几乎与马克思处于同一个时代，是英国19世纪后期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是牛津唯心主义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自由权利理论在英国思想史乃至整个欧洲历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格林在1855年进入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学习，师从乔维特，毕业后一直在牛津工作，曾经担任怀特讲座道德哲学教授。格林所处的时代，劳工阶级崛起，成为日益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要求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生存状态，融入现代产业制度之中，分享现代化带来的成果。当时英国的整个社会意识也逐渐认同或支持劳工阶级的要求。于是，格林修正了早期的放任自由主义，提出了“公共产品”和“积极自由”等概念。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格林的影响下，自由主义在英美政治哲学占据主导地位。格林的修正自由主义学说为英国公共政策从自由放任转向国家干预奠定了理论基础。
作为格林的弟子，鲍桑葵进一步发展了国家干预理论，提出了“国家至上”理论。他说：“国家的公共意志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必然是独一无二的。”[6]1314他在这种理论中明确加进了黑格尔因素，被称为新黑格尔主义。鲍桑葵谈到了“穷人”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格林和马克思共同关注的问题，更是后来罗尔斯关注的问题，只是罗尔斯用“最少受惠者”概念取代了“穷人”概念。“国家是最后的和绝对的调节力量，因而对每一个个人来说必然是独一无二的。”[6]13于是，他关于国家应当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积极角色的主张持久而深入人心。
然而，由于黑格尔政治哲学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联系，有一种说法甚至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归结于黑格尔思想。黑格尔赞扬战争调和了市民社会因人们需求不满足导致的冲突，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国家自我完善的途径。在黑格尔那里，战争具有伦理学意义，它对于防止民族堕落、促进民族发展有正面作用。“战争是严肃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性的一种状态……战争还具有更崇高的意义……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7]341由于黑格尔明确鼓吹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真实爆发，人类受尽苦难，黑格尔成为众矢之的。从此以后，黑格尔研究被排除出英美主流哲学圈。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美哲学学术圈，大家可以接受哲学家阅读康德，接受康德的影响，却闭口不提黑格尔。同为牛津学者，像查尔斯・泰勒那样从黑格尔出发来解读现代性问题的，毕竟是凤毛麟角。
因此，在牛津政治哲学传统中，既有英美分析的传统，也有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只是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的黑格尔因素被刻意掩盖了起来。这一点在罗尔斯身上得到了清晰的体现。罗尔斯对待黑格尔的态度既有学术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罗尔斯的个人经历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创伤，使他在内心对黑格尔学说充满着排斥，他在意识层面坚决拒斥黑格尔哲学。相比之下，他更偏爱康德。他在哈佛讲授的“道德哲学史”课程几乎以康德道德哲学研究为主题。正义理论以他对康德尊重人的观念的解读为基础，建立在自律的概念上。从《正义论》“正当先于善”的观念以及公平正义的康德式解读，到康德（以及后来的政治）建构主义和“道德理论独立性”，再到《政治自由主义》的道德人格观、合理性（the reasonable）和理性（the rational）区分，最后到《万民法》拒斥世界国家（a world state）和“实际乌托邦”（realistic utopia）观念，罗尔斯的思想都留有康德的痕迹。康德认为，人是“自由、平等的理性存在物”[8]222，自律而主动。一切事物都须经过理性的裁判。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观，人们在原初状态下做出理性选择，为免于受到侵害，人们必然服从自由平等的理性主体一致同意的原则。于是，原初状态可以被看作是在经验理论的框架内对康德自律和绝对命令观念的程序性解释。
康德强调人的自主理性，黑格尔则重视制度的优先性。在这一层面上，罗尔斯却是接近于黑格尔而远离康德。追随于黑格尔之后，罗尔斯将社会基本结构视为正义的首要主题。罗尔斯特别提到，公平正义是政治的而非形而上的，这一政治观念尤其适用于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结构”。社会基本结构指社会的基本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它们在社会合作中融合成一个整体[9]389。理性制度建构是罗尔斯关注的重点，他关注的不是人们的理性或信念，而是在社会基本结构中实现公平的正义。由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是一部有关人类基本制度结构的设计性著作，因此，虽然罗尔斯更加欣赏康德的哲学主张，但他和黑格尔实际上有更多共同的学术偏好。
因此，罗尔斯一直掩盖他与黑格尔的联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只好掩盖其同另一个未曾公开露脸的人物的关系，他就是斯退士。罗尔斯从本科开始就追随斯退士，并师从斯退士攻读博士学位。作为英语世界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斯退士的存在对罗尔斯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决定性的。罗尔斯的朋友、哈佛大学哲学教授德莱本（Burton Dreben）说：如果抹去《正义论》的作者，读者会以为这是一部从德语翻译过来的英文版哲学译著
这个说法转引自弗雷曼：“像以往世纪的任何一个伟大的欧洲哲学家一样，罗尔斯是一个系统的哲学家。因此，如果我们没有把罗尔斯整个理论以及他同其历史先驱的关系放在一个较大语境中来考察，就难以理解和掌握他的观点。在方法和风格上，罗尔斯都摆脱了分析传统。（他的朋友伯顿・德莱本曾经将罗尔斯整体论方法同黑格尔方法进行比较，并在谈到《正义论》时说道：‘它读起来像是从德语译过来的。’）”见S.Freeman， Rawl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28。。伯顿・德莱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评论，是因为黑格尔哲学通过斯退士深刻地影响了罗尔斯，以至于《正义论》的结构框架同黑格尔《逻辑学》的结构框架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罗尔斯有意无意地遵循大一二三和小一二三的逻辑结构来组织《正义论》的主要论题，即《正义论》由三编组成，分别为“理论”、“制度”和“目的”；每一编下面又有三章组成，如第一编的三章为“公平的正义”、“正义的原则”、“原初状态”；第二编的三章为“平等的自由”、“分配的份额”、“义务和职责”；第三编的三章为“理性的善”、“正义感”、“正义的善”。这是一种典型的黑格尔式安排。其中第三编的三章很有黑格尔式“正―反―合”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意味。
斯退士是一位有东方哲学背景的哲学家。他指导罗尔斯学习黑格尔哲学，也学习神学、伦理学和道德心理学知识。在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罗尔斯跟随斯退士研修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康德哲学。罗尔斯有意隐瞒了与斯退士的师生关系，但罗尔斯通过斯退士仍然同黑格尔哲学联系在了一起，虽然罗尔斯生前很少谈起斯退士，也没有在任何著作中感谢甚至提到这位老师，甚至很少谈起他同黑格尔的关联。一旦揭示了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黑格尔因素和斯退士因素，我们就更容易看清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欧洲大陆哲学的因素，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因素。
罗尔斯“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2]3的看法表明，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直接指向社会基本制度。虽然罗尔斯明确表示，政治哲学的首要任务是探索设计社会基本结构的法理依据或道德基础，是一项政治学的而非形而上学的工作，他想以此强调自己秉承分析哲学传统，但《正义论》开场白却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叙述。罗尔斯不仅进行事实描述，强调人们经由主观价值判断做出判断，甚至整个正义理论得以构建都是基于欧洲大陆哲学的价值判断。
罗尔斯故意隐去斯退士影响的原因不甚清楚，但有一点可以得到明确判断，那就是在罗尔斯写作《正义论》时，黑格尔是被美英分析哲学界完全无视的人物。罗尔斯只有通过隐去在其学院出身上的斯退士因素，才能进而抹去其哲学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使《正义论》显得是一部在分析哲学两大重镇普林斯顿和牛津的直接熏陶下，并且在维特根斯坦嫡传弟子马尔柯姆的直接调教下，在哈特和以赛亚・伯林等人影响下成就的政治哲学成果。
在斯退士和马尔柯姆之间，在黑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之间，在宗教神秘主义和常识理性主义之间，罗尔斯做出了艰难但聪明的选择，罗尔斯离开普林斯顿而投入马尔柯姆的康奈尔哲学阵营怀抱即是明证。弗雷曼干脆说，罗尔斯只受到马尔柯姆的少得可怜的政治哲学教导，几乎是自学成才的。弗雷曼有意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经济学，即功利主义哲学的社会科学基础，淡化黑格尔传统尤其是斯退士的影响。但弗雷曼还是不经意间披露了罗尔斯的秘密，即罗尔斯政治哲学的黑格尔起源。罗尔斯本人越是拒绝黑格尔，黑格尔哲学越是在他的哲学著作中无意识地呈现。他可以掩盖他同斯退士的师徒关系，但他的哲学著作掩盖不了那层关系。斯退士1967年在美国加州拉古钠海滩去世，四年后，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罗尔斯在《正义论》序言中，提到了许多朋友、同事和老师对他的帮助，其中唯独少了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斯退士。在整个《正义论》中，他只在一个脚注中提了一下：“有关这一点见W.T.斯退士《道德的概念》”[2]129。
四、 罗尔斯秘密的消极后果
正像当年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哲学中存在着“黑格尔秘密”一样，罗尔斯政治哲学中也存在着“罗尔斯秘密”。罗尔斯秘密的客观存在导致了一些消极的学术后果，主要表现为中国学者对罗尔斯正义原则和其他思想的误读，有些误读较为严重，已经产生消极的影响。鉴于正义原则在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关键地位，本文在此对由罗尔斯秘密导致的误读的具体表现只是点到为止（至于由这种误读产生的其他后果，将另文论述）：如果说中国的罗尔斯研究者把“the most extensive basic liberty”译为“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12]56，把短语“total system”或词语“system”译为“体系”，一开始就把《正义论》中文读者对第一个正义原则的理解引入了误区，罗尔斯本人负有一定责任，那么，当罗尔斯在回应哈特的批评从而弃用“system”术语后，用来表述第一个正义原则至关重要的术语“scheme”仍然被译为“体制”[13]70、“图式”[10]5或“体系”[14]47，就不再是罗尔斯的责任了。同样，在译介罗尔斯原著的翻译实践中，短语“the most extensiv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8]53被译为“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14]47，短语“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rights and liberties”[15]5被译为“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之完全充分的图式”[10]5，短语“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16]4243被译为“一种平等的基本自由之完全适当的体制”[13]70，这些译法都偏离了罗尔斯想要表达的意思。这些表述方式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罗尔斯研究者已经深陷入罗尔斯陷阱之中而难以自拔。其实，在这里，无论“system”还是“scheme”，都只是量词，而不是名词。罗尔斯对“system”的自我澄清即“as a whole， as one system”[8]178是最好的佐证。同样，在讨论第一个正义原则时，“scheme”不能译为“体系”、“图式”或“体制”，而应译为“组合”、“组”或“套”。“the most extensiv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不妨译为“一套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a fully adequate scheme of equal basic liberties”则译为“一套恰如其分的平等的基本自由”[17]1011。罗尔斯在1971年《正义论》中第一次表述第一个正义原则的恰当中文应当是：“人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享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那种自由兼容于其他人皆享有的类似自由。”[2]10
同研究正义理论基本内涵一道，研究罗尔斯正义理论或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是罗尔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笔者的考察，罗尔斯本人有意抹去同一些当代不甚重要的哲学家的关系。罗尔斯在谈到《正义论》的写作动机时，只说自己的工作是洛克、卢梭和康德的社会契约论传统的继续，有意回避我们前面提及的一些思想家对其思想形成的决定性影响。罗尔斯这种舍近就远的做法误导了罗尔斯政治哲学思想来源的研究者。
五、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第一，罗尔斯正义理论有着清晰的分析哲学来源。罗尔斯同斯退士、伯林和哈特的思想关系的紧密性超过了他本人表示的同洛克、卢梭和康德的关系，即使从政治哲学史上来看，他同休谟、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与他本人表示的同洛克、卢梭和康德的关系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的。
第二，当代经济学理论是影响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因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全面展示罗尔斯政治哲学同当代经济学的关系，但弗雷曼的一段话足以呈现这种关系的基本轮廓。他说：“1990年，罗尔斯在接受《哈佛哲学评论》访谈时说，完成博士论文后，他在1950年秋季开始搜集与后来的《正义论》有关的笔记。在这个时期，他师从鲍莫尔学习经济学，认真研读了保罗・萨缪尔森的一般平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希克斯的《价值和资本》、瓦尔拉斯的《纯粹经济学要义》、弗兰克・奈特的《竞争伦理学》以及冯・诺伊曼和莫根斯特恩的博弈论。”[5]13
第三，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其深刻的思想来源和神秘之处。罗尔斯以经济学为武器，以分析哲学为研究方法，以功利主义为批判对象，解决基本自由的问题，将自己与社会契约论传统联系起来，构建起完善的正义理论。除了在方法论上部分继承分析哲学传统，无论在行文结构、价值判断或者是正义理论的构建方面，都具有黑格尔风格。黑格尔这位巨人很大程度启发了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构建。在《我的教学工作》（1993）未公开发表的说法中，罗尔斯提到在《正义论》中他最喜欢的是第三部分，讨论道德心理学的部分，这恰恰是从黑格尔和斯退士那里获得的部分。
第四，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罗尔斯在《正义论》发表之初便说明这一理论得益于黑格尔，那么这本书也许会失去许多读者，至少它将无法进入一流哲学评论家的眼中。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测。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本来交叉重叠，学习两者可相得益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大陆哲学尤其是黑格尔思想被摒弃的情况，罗尔斯或许在大陆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做了艰难选择，运用分析哲学外衣，巧妙隐藏大陆哲学因素，去掉了令人不快的因素，取得了成功。
第五，我们试图揭去罗尔斯分析哲学的外表，揭示其深层的德国古典哲学根源，尤其是一直隐藏其中的黑格尔因素，以表明罗尔斯哲学既有英美分析的一面，更有欧洲大陆的传统。如此，长期以来在罗尔斯和桑德尔、泰勒、麦金太尔、罗蒂等人之间的争论并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是学派与学派的争斗，而更像是同一个大家族背景之下的“兄弟之争”。这一家族的家长有时是康德，有时是黑格尔，有时则是马克思。无论家长是谁，它显然有着纯正的欧洲大陆血统，而与英美分析传统无涉。如此，罗尔斯学说中的实用主义因素也得以清楚呈现。一般来说，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之间有一条明确的鸿沟。分析哲学反对黑格尔，实用主义则对黑格尔充满好感，黑格尔成为区分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然而，罗尔斯距离黑格尔并不遥远，离实用主义也不遥远，因此，从深层来说，罗尔斯是一位地道的欧洲大陆哲学家。
总而言之，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罗尔斯本人的主观原因，罗尔斯没有明确地澄清他个人的思想来源。罗尔斯政治哲学吸收和借鉴了德国古典哲学、英美分析哲学、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政治学、当代经济学等众多思想成果，呈现出从洛克、休谟、卢梭、康德、黑格尔（斯退士）、马克思到维特根斯坦（马尔柯姆）、伯林、哈特的多重来源。其中，摆脱基督教的影响成为罗尔斯思考社会正义问题的逻辑起点，黑格尔哲学为罗尔斯构思正义理论提供了体系框架，分析哲学为他论证正义理论中的诸多原则提供了精细的方法论指导，当代经济学为罗尔斯解决正义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由于罗尔斯本人有意隐瞒其中某些思想来源，尤其是隐瞒同黑格尔和斯退士的关系，形成了“罗尔斯的秘密”，导致中国学者误读了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进而误读了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因此，中国的罗尔斯研究要想精确地把握其正义理论，必须从准确而全面地理解罗尔斯的思想来源开始，尤其是要注意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经济学因素，否则，仍将停留在似是而非的浅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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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人生哲理篇6
关键词：哈佛大学； 办学理念； 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08-122-002
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但同时也有许多我们不可忽视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然而，作为世界一流的哈佛大学，在其360多年的历史中，哈佛大学毕业生共产生6位美国总统；在国会议员、政府部长以及大公司财团的总裁中，大约有十分之一是哈佛的校友。哈佛大学不仅执美国大学之牛耳，而且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其影响力已超越美国国界，成为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入学影响最大的大学之一。当我国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时，哈佛大学应成为我们研究和学习的目标之一。因此，研究哈怫大学的办学理念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哈佛大学的办学理念
1.办学宗旨与目标
哈佛大学注重培养政治领袖和学术领袖。他的办学宗旨也可以从其校徽和校训得到体现。哈佛大学校训的原文是用拉丁文写的，译作汉语即“以柏拉图为友，以驱里上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哈佛大学的校徽和校训，都昭示着该校以求是崇真为办学宗旨，始终明确追求教育的真正价值。
2.严格的招生录取标准
为了把学生培养成为“社会的领袖和精英，”哈佛有着严格的招生录取标准，始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即使每年申请入学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但大学录取的人数基本保持不变，录取率一直保持在10%一15%。[1]考生不但专业课要好，在其他方面也要有出色的表现，考生的个性和发展潜力也很重要。
3.一流的师资队伍
哈佛数百年的辉煌，不仅在于生源优秀，它的成功还在于它有着一支优秀的师资队伍，也就是被人们广泛称誉的“明星教授群”，哈佛大学为了确保教师队伍的教学服务质量，做法如下：一是哈佛编内的讲师，聘期为5-8年，期满不够升级条件的教师，便不会继续聘用。二是选贤避亲的教师招聘政策，对于哈佛本科应届毕业生，不管多么优秀，毕业时都要离开学校，要先去别的地方奋斗达到高水平才能回来应聘，大学只看重真才实学。三是教学质量的“课程评估”制度，该制度包括学生评价和专家评价。[2]四是教师必须参加社会实践。五有良好的支持系统，充分发挥教授的作用，提高教学与科研的效率。
4.独具特色的课程体系
哈佛大学的本科课程体系是由核心课程、专业课程和任意选修课程三部分构成的。核心课程是哈佛大学一个独具特色的课程，是一种通识教育课程，它注重阐明所有人应具有的共同经验，注重那些可以加强人类关系和改善生活质量的共同活动，体现着哈佛一贯的教育宗旨和理想。建立与实施核心课程的目的不仅在于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而且还要使学生掌握学科间的联系，最后能把知识应用于生活，它的建立与实施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哈佛大学领导人对高质量的一种追求。
5.严格规范的校长筛选程序
哈佛大学在选择一个校长的时候，有着严格的校长选拔程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和建议，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候选人进行长时间的全方位的考察调研，最后才会决定最终人选。哈佛大学校长的遴选是根据哈佛大学1650年制订的，后在1780年经马萨诸塞州宪法确认的《哈佛校章》进行的。学校会成立“新校长遴选委员会”，[3]然后，向哈佛大学所有在世的毕业生、在校生以及社会各界名人发出了30万封信函，请他们推荐新校长人选。哈佛大学会推举出500多位校长候选人，并不断同200多名哈佛教职工和高级管理人员会晤听取他们意见。校长遴选委员会召开了16次会议，研究每一封推荐信和会议的意见，最终才会确定校长人选。
6.“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的原则
哈佛大学的学术自由原则是1915年全美大学教授协会（AAuP）成立时阐明的，它包含三个要点：作为学者和知识传授人的教授有言论自由；教授生活应有长期或终身雇佣合同保障，教授受到学校制裁时，有权申诉并要求说明理由。现在哈佛大学不仅教师享有学术自由，而且学生也享有学术自由。学生有选择学习的自由，有拒绝参加礼拜的自由[4]。
二、哈佛大学的办学理念对我国高校改革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哈佛大学的许多经验是值得我国高校借鉴的，虽然国度和体制不同，但办好大学的规律是共同的。结合我国高等教育情况，谈一些思路想法，目的是为了改革和发展我国的高等教育。
1.师资队伍方面建设
学校要有一批最好的专家学者，形成学派。而且要关注“大师”学术思想的发挥，并得到继承和发扬。学校的名气是与知名学者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的人格魅力将熏陶和影响学生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在高校人力建设上，应抓好三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善于发现人才和用好已有人才。为他们创造条件，留住人才，不要“唯学历论”，[5]要看重素质和能力。其次，要引进人才。第三，要引进外国人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不管什么国家和民族，是人才都要。中国是东方的一个大国，在改革开放中，除了派人到国外去学习西方先进经验，还应吸收大批外国留学生和教育家、科学家，促进东西方文化融合，在丰富和发展世界文化中发挥作用。
2.以培养精英人才为目标，改革课程体系
从哈佛大学人才培养理念的过程看，大学一直努力培养社会精英人才，这是贯穿哈佛大学人才培养中的核心理念，哈佛根据时展的不同要求，不断改善其课程体系，才不断培养出世界公认的优秀人才。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而言，要培养出一流的人才，必须结合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确立人才培养目标，不断改革课程计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接近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3.注重学生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
哈佛大学为能培养出富于创造精神的学生，首先把好学生入学关。高质量的生源，为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优秀的成绩是优秀学生的基础。哈佛重视分数，更重视素质和能力。把知识、素质和能力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出综合素质的人才。[6]我国高校教育改革涉及到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学校作为教育机构，从教书育人到管理育人，一切都是为了培养学生这个总目标服务的。
4.确立校长选拔程序
选好大学校长是办好学校的关键。从哈佛大学的校长遴选的程序来看，所要求的管理经验和学术背景，体现了他的能力和学术水平，也是学校向心力的核心。目前，我国高校的校长都是任命的， 虽也征求群众意见，所谓“民意测验”，是把已经确定好了的校长人选，不可能更改。要想真正听取群众的意见，应从推选校长候选人就开始，把任命与选聘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反映该校长的能力和学术界的群众基础。作为一名大学校长，他应具有高瞻远瞩的办学战略思想、勇于奉献的精神、能容纳和汇集人才的胸怀，并为他们最佳学术思想的发挥创造良好环境。同时，校长本人也应是推动和发展学术民主的学科带头人。因此，要想体现现代大学“教授治学、民主治校”的制度，应该建立“公开招聘、民主评议、委员会决定、组织审查、政府任命”[7]的大学选拔和任命制度，同时要制定合理的薪酬体系。
5.始终坚持学术自由，创设良好的学术氛围
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实践的一种最基本的自由。哈佛从一所小型的文理学院发展为世界一流大学，固然有许多原因，但是坚持学术自由是哈佛取得成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原因。尽管在学术自由问题上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但是其基本精神是长存的。中国的大学要想试图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坚持学术自由，创设良好的学术氛围，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工作。
我认为学习哈佛不应只是简单的模仿，还应有所创造，提出问题不是否定自己，而是进步的开始。当前，世界之争是经济实力之争，归根结底是人才之争，而人才的培养在教育。高等学校是培养各类专门人才的基地，要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任务，我国高校的全面改革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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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人生哲理篇7
然而，2016年9月8日，今年8月底入读哈佛大学商学院MBA的中国留学生李柘远长微博称，其通过亲身经历和调查证明，网上热传的“哈佛凌晨四点半图书馆的景象”，只是一个不存在的想象。在哈佛，除了24小时开放的勒蒙图书馆以外（但其零点后人就很少了），其他79家图书馆都是零点闭馆。凌晨四点半的哈佛和世界上其他大学基本一样，无论是学生还是教职员工，都沉浸在睡梦中。
“哈佛凌晨四点半” 骗了多少人
“哈佛凌晨四点半”只是抹了点鸡油的“假鸡汤”，可是，这样的“鸡汤”为何迷倒了那么多国人，尤其是中国学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给哈佛教育的世界性杰出成就套上了中国式思维的论证。作为世界一流学府，哈佛大学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其中有40位诺贝尔奖得主、30位普利策奖得主、8位美国总统，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这些教育成就和成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获取的，而是勤奋、大量付出的结果。这既符合中国人发奋图强、闻鸡起舞的历史，也符合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于工作的勤奋，以及梅花香自苦寒来等信条。
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话当然是成立的，但是一旦超过一定的度，或一定的临界值，例如人的生理极限，就有可能走向歧路。对此，李柘远有一个感悟和总结：“以学习时长衡量一个人刻苦与否，是一个不太明智、甚至有点愚蠢的方法。在哈佛和耶鲁，没看到谁以‘刷夜’为荣，更没有学生暗自较量谁能熬得更晚。这些学校学生崇尚的，是一个叫做‘productiveness’（效率，多产）的词。”讲究学习方法和效率既是哈佛学子成才成功的奥秘，也否定了“刷夜”、熬夜和通宵达旦的做法，因为后者既有违科学，也超越了大多数人的正常行为方式。没有谁能长期违背自然规律而获得成功，只有在名校的光环和没有眼见为实的调查确认之前，颠倒黑白的“哈佛凌晨四点半”才能骗到人。
教育“假鸡汤”不要端起来就喝
随着自媒体的发展，类似的教育“假鸡汤”，大有层出不穷之势，成为教育舆论场上一股不容忽视的暗流。“假鸡汤”文通常以刺激人神经的故事、数据为引子，以地摊成功学为主料，以富有煽彩的文字为佐料，再以浓烈的个人情绪为炉火，精心熬制而成。它们的逻辑通常很简单：社会竞争激烈，想要出人头地，教育是最好甚至是唯一的途径。然后，教育的成功被直接简化为考上一所好大学，要考上好大学就必须玩命学习，必须在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就赢在起跑线上，总之，必须一路勤学、苦学、往死里学。
哈佛人生哲理篇8
近来，一些数字显示，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省部级领导岗位的，大多有工科背景。到21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有文科学历背景，特别是有哲学背景的领导干部增多。他们的人文视野更为开阔。社会、经济的开放与多元化，理论与实践的碰撞，传播领域的深层次思考，都需要有更多智者的积极参与。
汝信，中国当代美学家、哲学家。1949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1982年至199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至1990年兼任哲学所所长。1988年至1998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
1958年留中国社会科院工作，一呆就是几十年，至今仍活跃在哲学和文化交流与传播领域。
是历代哲学家思想的深度吸引了他，是哲学和美学中的永恒性主题引发他不断地思考。
是历史长河中哲人的思辨让人回味无穷。
我们试图走近哲学，看看跨文化传播背景下哲学家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对外大传播》：在对外传播事业中，我们越来越感觉到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哲学，会增长人的智慧和洞见，会给我们提供滋养心灵的养分。前段时间看到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学哲学 用哲学》一书，很受启发，感觉哲学与实践相碰撞会迸发出很多火花。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思潮对今天有什么意义？
汝信：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哲学。现在，我们在传播领域讲得最多的是文化，文化有不同的层次，但要涉及民族精神最深层的部分，会最终体现在哲学方面。一个民族的哲学会显示这个民族的文化特点。有自己特殊的哲学，就有自己特殊的民族精神。当然，这个民族精神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要受时代的影响。哲学一方面很抽象，显得很高深，另一方面又是很具体的。
李瑞环同志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有很深的缘分。20世纪60年代，国家号召学哲学，特别是要在工农群众中树几个学哲学的典型。当时哲学所、《哲学研究》杂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李瑞环同志开始学哲学的时候，哲学所给予了他很大帮助，当然这种帮助是面对一大批人，于是当时就出现了乒乓球哲学，售货员哲学等。目的就是强调活学活用。当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哲学，影响了一大批人。现在看来，只有李瑞环同志一人坚持学下来了。
当时，工农学了哲学马上就能和具体生活实践相结合，这是书斋里的学者做不到的。改革开放初期，“”刚，哲学所开了个如何学哲学的讨论会。李瑞环当时是纪念堂工程的负责人，我们就请他结合这个工程谈谈学哲学的体会。他也没有稿子，结果整整讲了一上午还没有讲完，下午接着讲，本来规定每人只讲一小时的。但他的语言非常生动，思想深刻，大家都很感兴趣。
《对外大传播》：记得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过，“文化，因为差异才需要交流沟通；文化，也因为有其统一性才决定了它是可以沟通的”。文化的差异充满着魅力，有时也仿佛是矗立在交流主体彼此间的千山万水。在此，请你做一个横面对比，让我们理解一下不同国家的不同哲学给本民族带来了什么？
汝信：有一些东西确实是可比较的。古希腊时期，欧洲哲学比较繁荣，当时中国处于先秦的百家争鸣时期。这是思想比较开放，自由进行讨论的时期，相互之间有交锋，彼此之间又有接受和宽容。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中国版图的统一要求思想上的一致，特别是到汉代“儒家独尊”后，思想就不像以前那样活跃了。从古希腊到后来的罗马帝国，思想上也发生了从平实到僵化的变化。
中国有几个受外国哲学影响比较大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后，开始是受到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影响，出现了“萨特热”，后来又受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影响，出现“尼采热”。这些都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有关。萨特的思想传到中国，在年轻人中红极一时。因为，当时刚刚从“”的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崇尚精神自由，而萨特主张“自由是人的命运”，所以他对当时的中国影响很大。我想，人们对尼采的狂热也是这个原因。尼采所谓的价值重估，就是把过去一切老的东西、偶像统统打破。这些主张对个性解放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正好符合当时中国一些年轻人的心情。
《对外大传播》：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孔子学院在世界成立的速度远远超过了技术支撑的能力，这也说明西方人想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是多么迫切。面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请就西方哲学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哲学对世界的影响，做些比较。
汝信：最近几年，由于工作关系，我去过不少国家，跟国外学者接触也多了。在对外传播中，人们一般会提到“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应该说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文化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对周边国家，我们现在到朝鲜、韩国、越南和日本去，还能感受到很多汉文化的影响。但客观地讲，近两百年来，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虽然也有，但是与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比起来，差得很远。这与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有关，因为只有在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后，其他国家才会产生了解其文化的欲望。
现在，外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了解特别少。对中国真正有研究的是外国汉学家，而这些汉学家一般在所在国是进入不了专业核心里去的。所以，这里有一个不对称的问题，中国的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对外国哲学的了解比外国学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不知道要多多少倍。我在哈佛等西方大学做过访问学者，我看到真正哲学系的学生，包括在哲学系的教授，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少得可怜。
但是到日本、韩国去，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日本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尽管这些年来日本西化很厉害，明治维新以后是整个地脱亚入欧）的了解要比西方人好得多。韩国也是这样。我到韩国去，尽管语言不通，但很多汉诗他们都能背，虽然发音不一样，但是一写我们就知道了。韩国高级知识分子受汉学影响很大。我感觉我们的对外交流有许多工作要做。
《对外大传播》：前段时间兴起了于丹的“庄子热”、“老子热”。李泽厚先生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说，百家讲坛的很多学者，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
你认为，这种做法在向世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何价值？
汝信：对于古典文献有各种处理办法。现在社会上对“于丹现象”议论很多。我感觉只要不是完全曲解原意，出现各种不同的理解是可以的，有人理解得深一点，有人理解得浅一点，有人理解得和现实联系得更紧密一点，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个毛病，一哄而上地往上炒，这是比较糟糕的。我感觉有一点像追星“粉丝”，学术问题不能这样搞，这不是一种好现象。
《对外大传播》：向西方推介中国文化思想过程中，我们应该怎么做？
汝信：19世纪末在国外就有《论语》、《老子》、《庄子》的译本，但是只有汉学家或者一些有兴趣的人才研读。对一般受众，即使是对知识分子影响也不大。我想我们以后特别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就是仅翻译原著还不行，要注意到里面的文化隔阂问题。就拿《老子》来说，比较通俗的、大家能够读懂的外文译本太少，中国人理解原著都有难度，加上文化的隔阂，外国人就更难读懂了。
另外，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要有正确的估计。举个简单的例子，《红楼梦》可以说是国内文学著作中成就最高的了，如果在东方国家，像韩国、日本，包括越南，都是畅行无阻的，在这些国家，《红楼梦》不仅是书，包括电视剧都能看到。到西方去就不行，我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时我正在哈佛做访问学者，国内一位著名的红学家到哈佛去讲《红楼梦》。哈佛对各国学者的讲课都是很欢迎的，但是中国学者去讲《红楼梦》就根本没人听。没办法，临时打电话，把当时在哈佛做访问学者的中国人都拉去了，到那一看，呵，坐的全是中国人。这就让我奇怪了，为什么他们对《红楼梦》这么不感兴趣？后来我了解到，一般的美国人关于《红楼梦》的知识懂得太少了。中国人对《红楼梦》走出国门的传播效果估计很高。我曾经问过几位外国教授，他们说知道有这本书，但是没看过。可反过来说，像莎士比亚，在中国很少有知识分子没看过。为什么西方人不看《红楼梦》？我认为在文化影响力方面，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对外大传播》：但《一千零一夜》是中古阿拉伯文学中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民间故事集，反映的是古代阿拉伯及其周围地区的社会现实，也是中国人毫不熟悉的生活，可是中国人却喜欢看。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汝信：是啊，应该说这些地域的文化离我们的生活也很远，但是中国知识界对外来文化的接受面很宽。像《红楼梦》这么优秀的著作，是应该在国外产生影响的，包括孔子、老子的思想是中国文化中最珍贵的，要向国外推广。要研究外国人的需求，即使是讲历史故事，也要让他们感受到能从这些故事中了解是什么样的传统造就了今天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东西方的哲学家都在关心什么？
《对外大传播》：我们还是回到哲学上来。中国的哲学家关心什么，西方比较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又在关心什么？
汝信：我带着这个问题到西方去，向一些哲学界的朋友做过了解。现在西方哲学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心或主流，新的东西层出不穷，但都占不了主导地位。比如，现在的美国，占主流的是分析哲学，但是越搞越“专门”，发展成一种技术性的东西，要是没有数学、逻辑的训练根本看不懂。分析哲学家自己也囿于一个小圈子，只可以和少数人对话。现在，他们正想办法打通各个学派之间的壁垒。为什么说西方面临着精神危机，就是整体上没有真正的思想支柱。像后现论，破坏性很强。它就是把过去的东西都解构掉，对所有传统的理论、观念、价值提出怀疑，它反对思想僵化，这很好，但是，解放思想后怎么树立一个正面的东西，就没有答案了。旧的东西打破了，新的东西到现在也没有树立起来。所以，西方社会面临着这样的危机。
《对外大传播》：中国与西方不同，我们是否已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一些很有价值的理念，来跨越这种危机？
汝信：我们是和西方不同，但是危机也不是完全跨过了，像传统文化怎么跟现代化结合，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是否认同，这里还有很多问题。
过去，中国文化讲究斗争哲学，这与当时帝国主义的封锁有关，我们只有在斗争中才能争取发展。但是，“”中的斗争哲学将斗争扩大化，却是荒诞的。今天，用什么来代替斗争哲学？我认为和谐理念的提出非常及时。在和谐社会理念中，有3个方面提得比较好，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人本身的身心和谐。我认为，和谐理念值得向全世界推广，因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也是不和谐。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哲学家最早思考的问题，在古希腊，在中国都是如此。人存在就涉及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如何处理的问题。中国传统有两种看法，主流的思想是天人合一，另一种是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如中国荀子就提出“人定胜天”的主张，西方以及中国的某一阶段就曾完全发展到这后一方面，造成很多环境问题，现在西方已经觉察到这种思维模式是不可取的。
在一定历史时期，我们主张征服自然，与天斗，与地斗，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到一定程度，这个问题要引起人们注意。就世界范围来说，环境污染、地球的温室效应不可避免地摆在人们面前，需要寻求新的出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是有世界意义的。
人与人的和谐过去我们不大注意。现在中国提出的公平正义，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最根本问题，而公平正义在当代，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答案。关于这方面在学者中间讨论也比较多。
《对外大传播》：你刚才提到了人自身的身心和谐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过去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
汝信：身心和谐问题现在越来越突出了。教育部的有关同志曾向我介绍大学生的自杀问题，我感到很震惊。有的大学一年内有好几起这样的事件，这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还比如，今年4月份发生的美国弗吉尼亚校园枪击案，也从一个侧面暴露了个人身心失衡的问题。
身心失衡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原因、个人原因。其实，在中国传统哲学里如何保持个人身心平衡，有很多优秀的价值理念可以发掘。当然，中国传统的东西必须跟当前现实生活结合才行，完全恢复到过去那种修身养性也行不通。这个问题也有世界意义。前几年，我作为代表团成员去澳大利亚考察社会保障问题。澳大利亚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很完善，社会福利从出生一直保证到终老。但我们去访问一个研究所，研究人员告诉我们澳大利亚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当时都很难理解，衣食无忧，从小念书不用钱，环境又好，自杀率怎么会最高呢？所以，并不是说经济发展了，每个人都是必然愉快的，这里有一个身心和谐的问题。和谐社会的提出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文化也将随着经济的发展向世界传播。
《对外大传播》：我们本以为哲学家思考的就是纯理性的知识，看来中国哲学家的思考已深入到社会现实中。哲学研究所，包括你和你所带的博士生，想与世界哲学对话的有哪些问题？
汝信：有一些问题我们要参考国外的研究，像公平正义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在国内比较流行。我是1981年到美国哈佛去的，当时罗尔斯是哲学系的教授，是研究正义问题的专家，《正义论》是其代表作。当时我认为他主要讨论的是在美国如何保持公平正义，没有意识到对中国会有多大的意义。再者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对公平正义问题的研究也不是很迫切，所以就没有注意。失去了一个本来可以和他近距离交流的机会。后来，特别是近年来，我又看他的书，意识到这不仅仅是美国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认为把生产搞上去，自然而然就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是，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如何实现社会公正、如何实现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是专门研究贫困问题的。他研究的是在印度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保持社会公正。他怎么能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他的研究对其他国家也有借鉴意义。像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富裕国家，也有保持社会公正的问题。这是经济学的问题，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一个哲学、社会学的问题。
《对外大传播》：在涉及中国哲学的对外传播等方面，你希望外宣工作者做什么？
汝信：前几年开展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在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文明对话是伊朗前总统•哈塔米提出的。后来联合国通过了在文明对话年开展文明对话的决议。进入新千年，联合国专门召开文明对话的首脑会议，但到会最多的是伊斯兰国家的首脑，中国就派我作为学者代表参加会议。结果我发现，会议上主要是西方和伊斯兰国家的首脑发表讲演，于是变成了西方跟伊斯兰国家的对话。此后在日本、立陶宛等国接连开了几次教科文组织的研讨会，主要是学者参加。
我去参加这些会议时，感觉中国的声音太少、太弱了。后来，全国政协专门在北京召开文明对话会，当然以东方为主，主要是驻北京的一些外交官代表参加。本来这个对话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会议开始当天，“9•11”事件发生了，一下子文明对话就被打断了，反恐话题成为主流。但我认为从长远来讲，“打”不解决问题，最后还是要对话。世界上文明对话现在又慢慢恢复，从世界文明的角度来讲，中华文明的分量非常重，特别需要加强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我感觉外宣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对外大传播》：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对话总比“对仗”好，那么他们的对话有什么价值？如果再一个对话年出现了，他们说什么？
汝信：哈塔米提出对话是非常开明的，主要是想缓和伊斯兰文化和西方基督教之间的矛盾。伊斯兰国家首脑的发言都是强调要改善世界对伊斯兰文化的看法，极力宣传伊斯兰对欧洲文明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从历史上看，西方的很多古代文明都在伊斯兰文化中保存下来，后来又传到欧洲去，而中国的四大发明，其中有三大发明是通过伊斯兰传到欧洲的。我感觉哈塔米的这个调子还是和谐的、正确的。但是 “9•11”后，完全不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了。如果当时这种势头能够保持下去，西方跟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是能够缓和一点的。
再对话就得为新情况、新矛盾寻求新的解决途径。我觉得中国“求同存异”及“和为贵”的思想，都是值得宣传的“不同”是现实的存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是世界的趋势。孙家正部长也讲到，没有共同的东西是很难交流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也要彼此交流、彼此相互吸收好的东西，才能共同发展，否则，你是你，我是我，只有吵架、打仗。经过美伊战争和“9•11”恐怖袭击后，西方人也意识到应该通过对话、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
跨文化传播正逐渐成为一门显学，用google搜索 “跨文化传播”，找到相关文章6万多篇，《对外大传播》刊发的相关讨论文章，更是整篇整篇地被转载，这表明我们的努力，也表明中国和世界沟通与对话的渴望。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说：“只有那些躺在坑里、从不仰望高处的人,才会没有出头之日。”愿通过我们的努 力，在仰望天空时能看到更浩瀚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