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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大众读者而言，卡夫卡的作品代表著现代人的疏离与寂寞、孤独与绝望，在困境中不断探求、寻索出路，却往往发现生命的怪诞与荒谬；人，发现自己处在世界庞大组织底下，竟然无路可走。卡夫卡因此被推崇为存在主义的先驱，被冠上虚无主义、不可知论者，甚至无神论的头衔；人们普遍认为卡夫卡必然也是病态、忧郁、怪僻与荒诞。
直到一九五三年，卡夫卡终生不渝的知己马克思?布劳德(Max Brod, 1884~1968)，写作《卡夫卡传》，展现卡夫卡不同的形象和多面的色彩，他更从民族心理、犹太教教义和宗教神学出发，详细分析卡夫卡的精神世界及作品的深层含义。虽然学术界不少人批评布劳德：过分从宗教和神学解读卡夫卡，但没有人能否认，在这个世界上，无人能比布劳德更深入、更全面地认识卡夫卡。
二十二年终生不渝的挚友
布劳德与卡夫卡，都是住在捷克布拉格的犹太人，同样主修法律，同样是以德语写作的文学家。两人在一九二年相识，成为终生最亲密的朋友。
卡夫卡于一九六年取得法学博士之后，进入保险局担任临时雇员，由于写作时间锐减，于是他和布劳德花了很大心血，寻找时间较短的正式职业。结果卡夫卡进入半官方的「劳工事故保险局工作(1908~1922)，布劳德则进入邮政总局担任法律顾问。两人上班时间都是下午两点结束，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下班后一块用餐，然后约好晚上再见面，讨论他们所喜爱的文学(卡夫卡最爱哥德和福楼拜，也喜欢阅读圣经)。两人的交情简直可以用「秤不离铊，铊不离秤来形容。
布劳德比卡夫卡更早成名，第一眼就看出卡夫卡的创作天才。他是卡夫卡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珍视卡夫卡一切作品，即使是两人书信往来的片语只字，他都妥善保存。卡夫卡发表过的作品，几乎都是在布劳德强力游说和鼓励之下，才得以出版，至于生前未发表的作品，也全数交给布劳德加以焚毁。布劳德却没有遵照朋友的遗言，反而出版了《卡夫卡全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审判》、《城堡》、《美国》。布劳德为自己善意的出卖这样辩白：卡夫卡完全了解他不可能烧掉这些遗稿，若卡夫卡真要这样作，他应该交待别人去执行。
根据布劳德，卡夫卡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健康的，他的精神趋向根本不是病态，而是自然伟大，显示著向上、简朴和绝对的诚实。卡夫卡虽然安静，「可一旦他说起什么，马上会令人侧耳倾听，因为他的话总是内容充实，命中要害。与好友交谈时，他的舌头有时灵活得令人惊讶，甚至激越亢奋，直至忘我，风趣的话语和关怀的笑声简直无休无止。真的，他喜欢笑，笑得欢畅，也懂得如何逗朋友笑。
这样的卡夫卡，实在与他作品中阴暗的角色性格迥异。不论是《审判》和《城堡》中的主人翁K，还是早期的《判决》和《蜕变》(或译《变形记》)，读者都可以立刻看出卡夫卡自传式的影子--生活充满苦闷与挣扎，无助地寻求解脱之法，最后却被迫向生存低头。
父亲巨大的身影无所不在
卡夫卡心灵苦痛的源头，很大一部分源自暴君式的父亲。虽然布劳德批评卡夫卡将童年梦魇过度放大，但任何人只要读一读卡夫卡在一九一九年写的《给父亲的信》，就不难理解卡夫卡终其一生，不论是童年还是求学期间，不论是职业还是婚姻的选择，父亲巨大的影响总像噩梦般缠绕著他。信是这样开始的：
最亲爱的父亲，你最近问我，为什么我说我怕你。同往常一样，我对你无言以对，部分由于我对你的畏惧，部分由于解释这种畏惧涉及太多细节，突然谈及，我一下子归纳不起来。
三十六岁的成年男子，写下这样百余页的一封信，述说自己内心的纠葛。这份血泪的自我剖白，目的不是控诉，而是爱的尝试。卡夫卡一生试著寻求和父亲和解，盼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不过母亲却不敢将这封信转交。
卡夫卡的父亲赫尔曼，是个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富商。他的体格壮硕，说话充满了自信，动作快速，脾气火暴，他期盼长子卡夫卡像自己一样刚猛，然而卡夫卡瘦弱的外表和性格，简直和父亲有天壤之别，卡夫卡叙述自己在父亲面前自惭形秽。
父亲对儿子的行为总是暴跳如雷，特别是卡夫卡经常一连几天把自己关在房间不出来，更让父亲火冒三丈。父亲从来不曾试著去理解儿子的才华，也不喜欢卡夫卡所有朋友。虽然卡夫卡的母亲个性极为温柔，总能给儿子许多安慰，但她对丈夫百依百顺，长期在生意上充当丈夫的助手，她能给孩子的时间也就极为有限。
卡夫卡回忆童年有一次，为了找人跟他说说话，半夜藉口要水喝，无理取闹，结果被父亲扔到屋外的走廊，罚站一夜。他说这对他的心灵伤害很大。父亲不在乎孩子的需求是什么，每天餐桌上，他最在乎的只是孩子有没有遵循种种严苛的餐桌礼仪，他自己却可以吃得杯盘狼藉，同时剪指甲、挖耳朵，还时时吆喝著：「快！快！吃快点！卡夫卡称父亲是「坐在靠背椅上统治著世界，说自己「像奴隶活在父亲掌控的世界里，他「已经丧失了说话的能力，「父亲的律法单单为他而设，他却没有能力完全满足父亲的要求。
对卡夫卡而言，父亲就是万物的尺度。
如果卡夫卡是个更不顺服的孩子，如果成年之后他能与家人保持较远的距离，或许可以减少一些痛苦。一九一一年底，卡夫卡的父亲生病，要求儿子每天下班后到工厂巡视，卡夫卡沉默不语地顺服。工作的枷锁压得他实在透不过气，发出悲观厌世的言论，布劳德赶紧给卡夫卡母亲发出警告，提醒她注意儿子头上那根轻悬的自杀意念。一九一二年十月八日，卡夫卡的母亲颤抖著给布劳德回信，她鼓起勇气对丈夫撒谎，叫儿子不必再去工厂，同时积极寻找合夥经营人。
头脑里装著庞大的世界
就这样，一九一二年成为卡夫卡写作历程决定性的一年，他通宵达旦写出《判决》，找到了切合自己的独特形式，并以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足以让他屹立世界文坛的中篇小说《蜕变》。
《判决》是一部感情如狂风骤雨的短篇。生病的父亲对儿子百般挑剔责难，不管儿子有多善良、顺从，父亲却视他如魔鬼，对儿子宣判溺刑、要他永远消失，最后更从病床跃起像要攻击他，导致惊恐的儿子夺门而出，从桥上一跃而下。儿子最终还轻声呼喊：「亲爱的父母，我一直是爱著你们的呀！然后落水致死。故事嘲讽地结束于「在这一瞬间，来往的交通从未中断。
父亲无所不在的巨大身影，再次出现在同样恐怖的《蜕变》，这次加上软弱的母亲和冷漠的妹妹角色。这是一部描写人际关系疏离的作品，供应全家生计的上班族格里高，一早醒来，发现自己竟然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好像大卫在诗篇二十二篇所描述的：「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卡夫卡让不完美的人，贱化为昆虫，被原来爱他的亲人嫌弃、厌恶。
这部作品最能说明卡夫卡的殊异风格，如梦似幻的超现实意境，交织著缜密逻辑的写实叙事，颇有旧约文体的影子，读来令人紧张万分。卡夫卡的作品被定位为「表现主义，德国文学专家叶廷芳教授解释这种艺术手法，反对对现实直接的模仿，「主张把描写的客观物件加以陌生化的处理，以造成审美主体与被描写的客体之间的距离，从而引起你的惊异，迫使你从另一个角度去探悉同一个事物的本质。
格里高在家人的嫌恶中，逐渐丧失生的意志，终于虚弱而死，家人在获得解脱之后，准备搬家开始过新生活。《蜕变》在妹妹「显现出了她年轻的身材，这样光明的音调上结束。卡夫卡作品常有动物或昆虫和人之间尖锐的对峙，阿尔特(Robert Alter)指出「卡夫卡作品经常出现的外地人或被厌弃者，是一种非人性对人性的入侵，或者广泛地说，是一种对人性内涵极大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这是卡夫卡作品中一个重要的主题。
卡夫卡在日记中称「写作是他祈祷的形式，说自己「头脑里装著庞大的世界，他以创作为天职。虽然在公司受到普遍的喜爱，工作获得高度评价，他对伤残劳工也极为关心，但所从事的毕竟不是他感兴趣的职业。为了独立供养自己不得不为的工作，不断扼杀著他的创作空间，这是导致他染上结核病、英年早逝的主因。阴暗的基调几乎出现在他所有的小说叙述里，卡夫卡公务经验里公文停滞堵塞的流程，受害工人权益受损的悲惨经历，在伟大的长篇《审判》和《城堡》清晰可见。
约伯式的控诉与诘问
《城堡》具有鲜明的卡夫卡特色，小说主人翁K是一个名义上的土地测量员，应聘前往不知名的城堡工作。谁知堡内层层机构，没有人知道这项聘任，K遇上重重的阻挠，只好孤军奋战，和官僚权贵不懈地进行斗争，直到最后他始终没有进入城堡，也无法见到城堡最高当局。布劳德从亡国的犹太人处境解读，认为这是一首惊人的悲剧叙事诗，写一个无家可归的陌生人，想要在他所选择的家乡扎根，却不成功。
打破传统小说形式的《审判》，同样没有清楚的时空定位，也无明显的结构和情节发展，有的只是周而复始的事件，莫名其妙被控的约瑟夫?K，渴望获得一个公正的审判。K却始终见不到最高法官、进不了最高法庭，《审判》结束时有这样一段：
这最后一次工作的失败，应该由那个没给他留下所需力气的人来负。他的眼光注射著那栋俯临石旷的房子，最高层射出一线闪烁的光亮，窗扉突然打开，在遥远的高处，出现一个身子向前倾、手臂伸出的模糊人影。那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援救者？是一个人吗？还是人类全体？还有救吗？是不是有利于他的证据出现了？当然是的。逻辑虽然无可动摇，却抵不住一个想要活命的人。那个他从未照过面的法官在哪里？那个他不得其门而入的最高法庭在哪里？他举起手，张开所有手指。
随后K荒谬地被杀身亡。在这两部长篇小说里，古老约伯的控诉异常明显。
然而，卡夫卡想表达的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只是无罪之人向至高上帝的控诉？事实上，卡夫卡从不认为人是无罪的，他经常藉著小说人物无爱的表现，定人有罪。他说过：「我们全然活在罪恶的世界里，和特定的罪行无关。卡夫卡肯定罪和原罪的存在，明白人类堕落后都活在罪的咒诅之下，这个主题几乎出现在他所有作品里。
藉著独树一帜的写作风格，铺张缺乏特定时空的场景，卡夫卡营造出人类脱离上帝之后的失序、失灵，他急于说明远离上帝之现象的感觉，凸显人类一旦离开了「那不可摧毁的，生活就只会剩下荒谬与虚无，丧失生存的意义。《审判》和《城堡》的主人翁，终生和官僚的「中间阶层打交道，始终到不了最高层，中间层次无可救药的错综复杂，正是卡夫卡悲观绝望所在，是阻隔在人与上帝之间巨大的鸿沟，甚至使人失去看见上帝的可能。有人指出卡夫卡的小说是他所锺爱的齐克果哲学的艺术体现，应该也是指这样的存在困境。
卡夫卡的信念与盼望
卡夫卡从犹太心灵感受特别深刻的「流放状态出发，写出人类普遍的孤立和疏离，展示人如何迷失了道路。在他的小说里，人类找不到出路、无家乡可归，有的只是绝望。
卡夫卡三个妹妹后来都死于纳粹集中营，生前默默无名的他却早已成为他身后苦难世界的一则预言和寓言。很少有作家的名字化为形容词被收入字典，kafkaesque成了荒诞、恐怖的代名词；另一位享有这样殊荣的是写作《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的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orwellian指受严酷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从纳粹和共产主义的兴衰来看，两人都有资格作为二十世纪的预言家。
然而，卡夫卡并不是一直这样阴郁绝望的，在他的语录里(书信、日记、笔记)，他写下许多光明的句子：
「我们有罪不只因为我们吃了知识树，也因为我们没有吃生命树。
「人不能没有一种对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信念而生活。
「人只须有一次转向善的一边，他便得救了，无须顾及过去，甚至无须顾及未来。
「世界之外存在著许多希望--对上帝--无限多的希望--，但不是对我们。
「结婚、建立家庭，接受所有降生的孩子，在这不安全的世界上保护他们，甚至给予些引导，这些我确信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致。
「尽管如此，你们这些沉默、被推动著的、前进的、互相信任到无以复加的人们，尽管如此，我们不会扔下你们不管，即使在你们做了天大的蠢事时也不会，而且尤其在这种情况下不会抛弃你们。
上帝不会撇下人类不顾，这是卡夫卡对上帝出于希望和爱的表白。
仰望现代文学这样高耸的一座奇峰，我们的确需要通过他的小说和语录，更全面地认识卡夫卡的世界观，布劳德说得好：「他虽然想做一团火，但他却是一块透视苦难的冰。
二十世纪落幕了，人类在惨痛的悲剧灾难中步入新的纪元，此时此刻展读卡夫卡，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仍然是本世纪一个指路的人。
参考资料：
1.Alter, Robert, "Jewish Dreams and Nightmares", from What is Jewish Literature? The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Philadelphia, 1994).
2.Covan and Guinness, Louise and Os, editors, Invitation to the Classics, Baker Books(Grand Rapids: Michigan, 1998)
3.Kafka, Franz, The Complete Stories, edited by Nahum N. Glatzer, Schocken Books (New York: New York, 1971).
4.Kafka, Franz, "Letter to His Father", translated by Ernst Kaiser and Eithne Wilkins; revised by Arthur S. Wensinger, Schocken Books Inc.
5.卡夫卡著，黄书敬译，《审判》(台北：志文出版社，1973)。
6.卡夫卡著，汤永宽等译，《城堡》(台北：志文出版社，2000)。
7.伊塔罗?卡尔维诺著，吴潜诚校译《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台北：时报文化，1998)。
8.李映荻编译，《德国文学入门》(台北：志文出版社，1998再版)。
9.马克思?布劳德著，叶廷芳、黎奇译，《卡夫卡传》(台北：志文出版社，1999)。
伏尔加格勒市的奥林匹克后备体校，15岁的伊莲娜・伊辛巴耶娃擦满镁粉的手指在谢尔盖・布勃卡大幅海报上久久停留：“我想认识他。
就在10秒前，伊娃甚至还不知道布勃卡是男是女。教练特洛菲莫夫不确定要不要收留她，不是因为她满是补丁的上衣，也并非身高不合适。1米74对平衡木太高，但握撑杆正好。
问题是年龄!对诞生过波波夫和萨拉波娃的体育之城，15岁，早该拿到世界冠军了。
最后，是伊娃的一句话让特洛菲莫夫改变了主意：“我会让谢尔盖为我骄傲的。”
8年后，骄傲来了：2005年8月，她跃过5米01，国际田联执委、乌克兰奥委会主席布勃卡拥抱了她。
他们之间，应该有如此对话：
“恭喜你，穿裙子的布勃卡。”
“谢谢，一厘米先生。我从你的动作中学到很多。我跳的时候就在想，你的纪录一直在正上方。”
“现在你是我的偶像。有兴趣换个教练吗，比如我的搭档佩特罗夫。”
“荣幸之至。5米之后，我要换更长的杆，更大的世界。”
过去三年，伊娃就像一个会施法的精灵，一次次借着赞助商、官员和教练的嘴告诉布勃卡她的新进展：她又打破世界纪录了：她还是个上尉(铁道兵，和前申花俱乐部老总楼世芳一样)，她喜欢海豚玩具呢：她赛前不吃饭：她最喜欢念咒语：她比赛时喜欢戴墨镜、棒球帽，甚至躲进毛毯……
她和你一样好胜，喜欢一厘米一厘米地破世界纪录。
于是，布勃卡主席开始忘记他曾说过女人不能撑杆(人们称这种人为沙猪)的话，放下18岁儿子关键的网球比赛和冗长的会议日程，为伊娃在法国聘请经纪公司，帮她搬家到乌克兰(此后到了摩洛哥和意大利)，顺便探讨起撑杆业务和目标。
被伊娃改变的何止是他。3月2日，我和她那农民般的大手十指紧扣，行贴面礼，如同多年失散的兄妹。要不是因为初次见面，且荷包干瘪，我一定会效仿俄罗斯寡头老板诺曼・阿布拉莫维奇拿出百万支票。
钱不是万能的，但钱能给我自由。她如此纠正人们的看法。
人们将她，和玛丽亚・莎拉波娃、安娜・库尔尼科娃们一起定义为新俄罗斯情人：性感，高挑，赞助商眼中的宠儿。出身贫寒，拜金主义，情感淡薄。
“我们的父母为我们牺牲了一切，我们都认为，保持迷人魅力非常重要。”她对我说，“莎拉波娃从小就离开俄罗斯，我则相反，在科奈特桥边散步，陈旧胡同口和伙伴飞奔，让我很幸福。”
毋庸置疑，和布勃卡的高空联手，提升了她的境界。“DA，DA，DA(是)”，她大声用俄罗斯语回答，像极了助跑时的脚步节奏，“我希望效仿他进军政界，或商界，拥有自己品牌的香水和衣服也不错。”
对15岁时就想认识的布勃卡，她尊重，但不盲从。3月2日，李宁新签的伊娃在冰雪中手持横杆，跨越天际线。此前的2月15日，她再次改写世界纪录。这次稍微冒进了一点点，她破了两次。不再是每次1厘米，而是两次5厘米(中间有个数字她觉得不吉利)。这次在乌克兰顿涅克举行的赛事，由布勃卡操办。
有人提醒她，离布勃卡打破的35个世界纪录还差9次，距布勃卡所说的5米15高度还有10厘米。
《吉檀迦利》在印度语中是“献诗”的意思,它由103首诗歌组成,是泰戈尔在他50岁那年从自己的三本诗集――《柰维德雅》《克雅》《吉檀迦利》及从1908年起散见于各报纸杂志上的诗歌里面精选出来的。
这本诗集发表于1910年,是泰戈尔哲理诗集的代表作,对20世纪世界文坛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已被译成4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流传。
1912年,泰戈尔将《吉檀迦利》翻译成英文,第二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泰戈尔因此而成为东方文坛荣获此奖的第一人。
在诗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诗人是何等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那些爱和平的人民。从诗的字里行间,我们看见了天真无邪的儿童在海边追逐嬉笑,看见了挑灯顶罐、裙带飘飘的印度少女在田间行走,听到在园中、渡口吹着芦笛的印度工人向人们轻声诉说……
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1861-1941),印度近代著名的诗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世界文学史上的巨匠。他的作品是人们“精神生活的灯塔”,为印度近代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并且在世界近代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地位。
在他的创作生涯中,涉足了诗歌、小说、戏剧等不同领域,均获得不凡的成就。《新月集》、《飞鸟集》、《采果集》、《园丁集》、《吉檀迦利》是泰戈尔最具代表性的抒情诗集。
《海边的卡夫卡》
《海边的卡夫卡》的主人公是一位自称名叫田村卡夫卡的少年。他在十五岁生日前夜独自离家出走,乘坐夜行长途巴士远赴四国。出走的原因是为了逃避父亲所作的比俄底浦斯王还要可怕的预言。卡夫卡四岁时,母亲突然失踪,带走了比卡夫卡年长四岁的养女,不知何故却将亲生儿子抛弃。他从未见过母亲的照片,甚至连名字也不知道。仿佛是运命在冥冥之中引导,他偶然来到某私立图书馆,遂栖身于此。馆长佐伯女士是位四十多岁气质高雅的美妇,有着波澜曲折的神秘身世。卡夫卡疑心她是自己的生母,佐伯却对此不置可否。卡夫卡恋上了佐伯,并与之发生肉体关系。小说还另设一条副线,副线的主角是老人中田,他在二战期间读小学时,经历过一次神秘的昏迷事件,从此丧失了记忆,将学过的知识完全忘记,甚至不会认字计数,却获得了与猫对话的神秘能力。中田在神智失控的情况下杀死了一个自称焦尼・沃卡(Johnny Walker)、打扮得酷似那著名威士忌酒商标上所画的英国绅士的狂人,一路搭车也来到此地。小说共分49章,奇数章基本上用写实手法讲述卡夫卡的故事,偶数章则用魔幻手法展现中田的奇遇。两种手法交互使用,编织出极富强烈虚构色彩的、奇幻诡诘的现代寓言。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小说开头，作者用简单平常的语言交代了主人公由人到虫的荒诞遭遇。“在钟楼上的钟敲响凌晨三点之前，他便一直处于这种空洞和平和的沉思的状态中。窗户外面的朦胧的晨曦他还经历着了，然后他的脑袋便不由自主地完全垂下，他的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格里高尔又是这样悄无声息静静的死去了。作者平静的叙述着主人公的变异与离开，然而在这平实的叙述中，一种淡淡的忧伤飘散开来。
《新编外国文学史》说“小说写旅行员格里高尔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遭到了家人的厌恶，最后孤独寂寞的死去。”《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说“这部小说的故事其实很简单，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写人变成甲虫。”无论如何解读，格里高尔荒诞的命运都是让人哀伤的。然而更为悲哀是异化后的格里高尔并没有作为一只虫的自觉。他继续用人的头脑思考，继续用人的感情要求自己和家人。在发现自己变为虫后，他没有对自身遭遇的惊恐和对未来命运的慌张，而是想到了自己的工作，常年辛劳的奔波、恶劣的饮食以及迟到后老板的怒火。现在的他是一只变异后的虫，不再归属于正常的人类世界。在常人的眼中，他应该是生活在某个角落，而不是为家人的生计忧心，为妹妹的音乐梦想愁苦。甚至在死之前仍旧“怀着深情和爱意回忆着他的家人。”
“那只甲虫无声的、非人的心事和言语，那无人理解、无法表达、无法申辩的委屈和痛苦，归根结底仍然不过是对亲情之爱、伦理之爱以及人类之爱的一种梦魂萦绕。”[1]被异化、被排斥、被厌恶却仍然渴望着亲情与关爱，也仍旧关爱着家人，这是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写照。“格里高尔的悲剧，与其说在于变形，不如说在于被固定下来，即如果他不能再变回人类，也就不能变形成其他物种。”[2]格里高尔再也变不回去，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愈发冷漠、孤独的人们也再也回不去，如同格里高尔变异一样在生活重压之下的自我价值和个性丧失的现代人让卡夫卡感到深深的哀伤。
（二）、异化了的亲情及人性
格里高尔为了替父亲还债，为了家人的生活和妹妹的音乐梦想奔波忙碌。他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然而当看到他的“变形”时，母亲昏倒在地，“父亲恶狠狠地捏握拳头，仿佛他要将格里高尔打回房间里去似的。”起初照顾他的妹妹后来却喊着“一定要把他弄走”“再也无法忍受了”。亲人的疏离、冷漠让格里高尔比妹妹还要强烈的憎恨自己，最后以一只虫的形态悄然死去。
扔苹果轰炸他的父亲、懦弱的母亲、愈发冷漠的妹妹是这部小说中最值得我们深思的部分，也是卡夫卡哀伤意识最为浓郁的部分。随着格里高尔的变形，他的待遇也是每况愈下。到后来，他的房间变成了堆放杂物的地方，就连打扫的保姆都要逗弄嘲笑他。在家人眼中，他不再是一份子，而是一个可有可有毫无价值的存在，甚至在心底里他们期待他早日离开。他的离开被家人视作一种解脱，这个家庭随着他的离开又重新恢复了活力，他们会心的默契微笑，心情愉悦的外出郊游，“妹妹站起来舒展她的那富有青春美丽的身体。”作者通过一个家庭向我们展示了整个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现实。人人都是异化者，处处都是被异化了的关系。除去欲望与利益，人情的温存不复存在，人性失落，人际关系异化，人已经沦为权利与欲望的工具。作家通过他的笔传递给我们他所处的世界的人情的荒凉，以及他内心深处的凝重的哀伤。
《变形记》是一曲反映现代西方世界的哀歌。卡夫卡用他笔平静的近乎冷漠的写下被异化了的亲情、人性以及人际关系。“动物本身不会说话，实际上是人作为解说者谈论动物，即使看上去像动物们在谈论自身，他们此时通过操纵语言已变得不是动物了。”[3]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用甲虫的身体人类的思维表达情感，他的语言和意识不仅仅是他自己内心的反映，而且也是和他同时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所有人的情感诉求，所有的苦闷、无助与孤独、人与人之间暗藏的利益关系都在格里高尔的变形后彻底地体现出来。这是卡夫卡最为浓郁的哀伤意识的体现，为了这个异化的世界和生存其中的人们。
我想，卡夫卡在为这个世界和时代哀伤的同时，对自己也会感到哀伤的。他痴爱文学，但是却听从了父亲的安排考取了法学博士；他是犹太人，却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被开除社会的拉瓦荷尔。”他用一双清澈忧郁的眼睛，静静的观察着这个世界。任何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灵魂必然都是痛苦的。因为这个世界本就是充满苦难的，而人生来本就是要经历的苦痛的。作家们却恰好要用一颗本就历经苦痛的心书写他人并不顺遂的生活。卡夫卡说“笔不是作家的工具，而是作家的器官。”[4]“既然除了写作，我一无是处，只有通过写作，我才得以把握生命。”[5]如果不能书写，那么身体将会衰竭，生命将不复存在，那还有什么理由停止。但是书写是痛苦的，即使苦痛也无法停止，那么灵魂将会怎样哀伤。
参考文献：
[1]林和生 《地狱里的温柔—犹太歌手卡夫卡》 华文出版社 2008年6月第1版
[2]（日）平野嘉彦著 刘文柱译 《卡夫卡身体的位相》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3月第1版
[3]（日）平野嘉彦著 刘文柱译 《卡夫卡身体的位相》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2年3月第1版
[4]（捷） 雅诺施记录 赵登荣译 《卡夫卡口述》 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3月第1版
[5]（捷） 雅诺施记录 赵登荣译 《卡夫卡口述》 上海三联书店 2009年3月第1版
【关键词】:卡夫卡,《变形记》,视角的转换,语言叙述,多重颠覆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04-0049-02
Abstract:While Metamophosis by Franz Kafka was published in Germany,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English version translated by Willa and Edwin Muir, discussed the change of perspective, language narration and multilple reverses in the story’s narratological aspects. Superficially, this story deals with a salesman who transformed into an insect. Readers could obtain more implications of comprehensive outlook on the world. There are as many diverse interpretations about Metamophosis as readers can create, 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 conclusion as to it.
一、引言
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1883.7.3--1924.6.3),奥地利小说家,20世纪德语小说家。他与马塞尔・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等成为西方现代主义的先驱和大师。弗兰兹・卡夫卡的《变形记》是以德语出版的,本文以收录在《诺顿短篇小说介绍》中由Willa and Edwin Muir翻译的英译版为蓝本做叙事分析。
《变形记》讲述了一名销售员突然在一天早晨醒来时变成了昆虫,随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和最终悲惨死亡的故事。虽然此类事件在我们人类社会里永远不可能发生,但是作者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却永久地载入了文学史册。本论文将从作品卓越的叙述风格中视角转换、语言叙述、多重颠覆等各个层面来分析这部经久不衰作品的艺术魅力。
二、视角的转换
《变形记》这个小说虽然简短,但是作者却不像传统小说家那样使用单一视角叙述,卡发卡从小说开头的主人公Gregor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到中间Grete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最后转化到小说结尾部分的全知视角。作者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达到幽默的目的。
第一,小说主要使用主人公Gregor的第三人称有限视。
作者卡夫卡在小说的开头使用故事内聚焦人物Gregor Samsa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讲述故事:
As Gregor Samsa awoke one morning from uneasy dreams he found himself transformed in his bed into a gigantic insect. He was lying on his hard, as it were armor-plated, back and he lifted his head a little he could see his dome-like brown belly divided into stiff arched segments on top of which the bed quilt could hardly keep in position and was about to slide off completely. His numoerous legs, which were pitifully thin compared to the rest of his bulk, waved helplessly before his eyes. (Beaty: 279)
从小说的开头作者卡夫卡一直使用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读者可以Gregor Samsa的视角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异变,以及他、他的家人和他的同事和医生的思考和感受。
第二,视角从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转换到全知视角。
在全知叙述中,叙述声音与叙事眼光常常统一于叙述者。全知叙述者通常与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客观性。(申丹:222)在全知叙述中,叙述者采用的是自己处于故事之外、可以随意变换的上帝般的叙事眼光,客观地描写发生的一切。在《变形记》的结尾处作者明显地使用了全知视角叙述。
当打杂女工清晨来到格里高尔家的时候,她无意中发现格里高尔已经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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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did not take her long to establish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and her eyes widened, she let out a whistle, yet did not waste much time over it but tore open the door of the Samsas, bedroom and yelled into the darkness at the top of her voice: “Just look at this, it’s dead; it’s lying here dead and done for!” (Beaty: 300)
作者在这段的描写中使用的语言非常平淡,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就类似报纸上的一条新闻报道一样:
清晨,钟点女工来到格里高尔家,无意间发现格里高尔死在自己的房间里。钟点女工对格里高尔死亡的反应是:她的眼睛睁大,吹了一声口哨,猛然推开萨姆萨斯夫妇的房门,大声地喊:“快看,它死了,它躺在那里死了,完蛋了。”这里只有一些动作的描写,作者几乎没有使用形容词和副词,也就说作者非常客观地陈述了格里高尔死亡事件。
从这段开始,作者开始使用全知视角分别描述了格里高尔父母和妹妹以及三个房客的不同对他死亡的冷漠反应。
我们再来看萨姆萨斯一家人的反应,首先是萨姆萨斯夫人疑惑地问:“死啦?”在得到证实之后,萨姆萨斯先生说:“感谢上帝!”他在胸部画了一个“十字”,其余的三个女人学着他的样子,都画了一个“十字”。 格里高尔的妹妹格蕾特的眼睛一直盯着尸体,说:“看,他多么瘦啊!长期以来,他什么东西都吃。送给他的食物原样端回来。”听了她的话,她的母亲带着微笑,颤抖地说:“格蕾特,跟我们进屋呆一会吧。”就这样,一位曾经连续五年到处奔波,拼命工作养活家人,偿还债务的年轻人安静地死在自己的房间里。
三位房客在确认格里高尔死亡之后,问萨姆萨斯先生“你怎么处理它?”他们得到的答案是:“我会按照我说的做的。”随后,三位房客依照萨姆萨斯先生的要求安静地、礼貌地离开了住所。小说的最后是全家人决定去城外开阔地休息一天。
从这看似客观冷静的陈述中,我们每一读者的心情却很难以那么平静,深深地佩服作者的高超的叙事技巧。
尽管上帝般的全知叙述者无所不知,然而在透视人物的内心时,一般却有重点、有选择的,常常仅集中解释某些主要人物或正面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做,适当地“隐瞒”某些人物的内心活动有助于产生悬念,增加情节的吸引力。(申丹:228)
在格里高尔死亡这段描写中,读者可以看见在场每个人物的动作,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读者却无从知道他们每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作者吝啬的心理描写却给读者更多的遐想空间,让读者的心中充满了无穷的悲伤和怜悯。
三、平淡的语言叙述,隐含着主人公内心的巨大痛苦。
在第三人称叙述中,“外视角”指的是故事外的叙述者用自己的旁观眼光来叙事,“内视角”指的是叙述者采用故事内人物的眼光来叙事。人物的眼光往往较为主观,带有偏见和感彩。而故事外叙述者的眼光则往往较为冷静、客观、可靠。(申丹:217)在小说《变形记》中,作者卡夫卡使用第三人称内视角叙述,但是他却采用冷静、客观的语言来叙述故事。
在描写格里高尔的妹妹对他已经厌弃到认为这个虫子不是她的哥哥,应该将“它”抛弃掉的时候,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Hardly was he well inside his room when the door was hastily pushed shut, bolted and locked. The sudden noise in his rear startled him so much that his little legs gave benenath him. It was his sister who had shown such haste. She had been standing ready waiting and had made a high spring forward. Gregor had not even heard her coming, and she cried “At last!” to her parents as she turned the key in the lock.(Beaty: 300)
作者仅使用了几个描写匆忙、突然的词汇来刻画Grete迫切希望摆脱掉她哥哥的心情,如hastily,The sudden noise,standing ready,made a high spring forward. 此外卡夫卡还使用了she cried “At last!”清楚地表明Grete想要摆脱哥哥的决心。在整个过程的描写中,读者根本就找不到一个刻画主人公的内心感受的句子。主人公身处事件的发生地,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格里高尔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也是他死亡前的觉醒或者说是他在多次幻想以后的唯一的一次顿悟,和最后的绝望:
“And what now?” said Gregor to himself, looking round in the darkness. Soon he made the discovery that he was now unable to stir a limb. This did not surprise him, rather it seemed unnatural that he should ever actually have been able to move on these feeble little legs. Otherwise he felt relatively comfortable. True, his whole body was aching, but it seemed that the pain was gradually growing less would finally pass away. The rotting apple in his back and the inflamed area around it, all covered with soft dust, already hardly troubled him. He thought of his family with tenderness and love. The decision that he must disappear was one that he held to even more strongly than his sister, if that were possible. In this state of vacant and peaceful meditation he remained until the tower clock struck three in the morning. The first broadening of light in the world outside the window entered his consciousness once more. Then his head sank to the floor of its own accord and from his nostils came the last faint flicker of his breath. (Beaty :300)
经过多次的幻想之后,格里高尔终于明白了:在他变成虫子之后,他根本就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他的全身都在痛,可是这种痛渐渐消失,身上长时间背着的烂苹果已经不让他烦恼了,他温馨的想着家人。可是,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却是从这个世界消失。他也如愿以偿了,在第一道曙光照到他的身上时,他安静地死去。
这段故事语言是优美,宁静的,但是,任何一位读者都能品尝出主人公内心的巨大痛苦,对世界和家人的莫大的绝望。
四、多重颠覆,达到艺术巅峰
第一、 格里高尔从人变成虫,从家庭的支柱变成家庭的累赘。
每一位理智的读者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格里高尔肯定没有变异,他只不过突然有那么一天拒绝上班,对以往习惯了的工作、生活说了“不”,从此,他开始重新思考和审慎人生和世界。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用感情传递感知的艺术形式要比我们评论、解释(或比喻)更有效果。” 即:“As Tolstory might have said, art is more effective form of transmission of perception through feeling than is any argument or statement into which we can translate (or metamorphose)it.” (Beaty:305)
第二、家庭生活的颠覆
从故事里我们知道:在格里高尔变成虫子之前,他一个人工作养家糊口,他拼命工作,从不休息一天,为的是尽早还清家里的债务。父亲年老退休在家,不做任何工作,母亲身体不好,什么活也干不了,妹妹尚小还在上学读书。
格里高尔变成虫子之后,全家人都找到了工作:父亲从退休呆在家里的闲人转变成银行的职员,变得富裕,具有权威性,动则就对格里高尔咒骂、想要用脚踩死他,甚至用烂苹果打他,最终导致他的死亡。就连有病的母亲也开始做手工活,年幼的妹妹则帮母亲做推销工作,家庭生活越来越好。而且他们把家里的房间出租出去以贴补家用,尤其是在他死后,他们期待着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第三、叙述语言的颠覆
在第三人称叙述中,“外视角”指的是故事外的叙述者用自己的旁观眼光来叙事,“内视角”指的是叙述者采用故事内人物的眼光来叙事。故事内叙述者的眼光往往较为主观,带有偏见和感彩。而故事外叙述者的眼光则往往较为冷静、客观、可靠。(申丹:217)
在《变形记》小说中,作者使用第三人称内视角叙述,但是采用的语言却是冷静、客观的。主人公格里高尔从人变成虫子,用他的视角使用大量篇幅描述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一切以及他本人的思考和感受,作者却没有一处描写他个人内心的痛苦,全篇语言都是异常的平淡,好像格里高尔在讲述发生在他人身上的故事。这种语言的颠覆就好像是一位幽默大师在给观众讲笑话一样,幽默大师一脸严肃认真的表情,而观众却捧腹大笑,从而取得极好的艺术效果。
第四、时间的颠覆
格里高尔死亡的时间也是们生新的一天的开始,标志着他的一家人新的生活刚刚开始:
In this state of vacant and peaceful meditation he remained until his tower clock struck three in the morning. The first broadening of light in the world outside the window entered his consciousness once more. The his head sank to the floor of its own accord and from his nostils came the last faint flicker of his breath.
在凌晨3点,黎明的曙光射进他的房间,照在他的身上时,黎明的曙光进入了他的意识中,他却在此时此刻死去。然而外面的世界一天的新生活刚刚开始。这也预示着他的一家人美好生活刚刚开始。
五、结束语
卡夫卡的小说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在艺术风格上都独树一帜:内容怪诞离奇,形式新颖别致,摆脱了传统小说的束缚,深刻洞察现代人隐秘的内心世界。卡夫卡短篇代表作《变形记》是艺术上的最高成就,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作品之一。表面上《变形记》一名推销员变成虫子的故事,实际上它告诫人们要用另外一种视角看世界时,人们就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惊奇发现,对人生会有睿智和深刻的感悟。卡夫卡写作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人言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
参考文献
[1] Jerome Beaty. The Norton Introduction to the Short Novel (Second Edition).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Ltd., 1987:269-305.
[2]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200-222
“黎明新闻”的主编曾让司机带他去斯瓦特山谷中的明戈拉市，采访当地活跃的社会活动人士，他的主要目标是库舍尔（Khushal）女子学校。在路上，戴着黑色头巾的士兵在安检站把司机从车里推下车，搜查车里是否携带DVD、烈酒等违背严苛的伊斯兰律法的物品。库舍尔学校在一个集市的旁边，只有一幢两层楼房子作为教室，和一堵矮墙作为与外界的屏障。这位主编采访了一个四年级班级，当问到准愿意接受采访时，好几位女孩高举起手。在当地，女孩子公开发表言论是很少见的，甚至在整个有着3500平方公里的斯瓦特山谷，这个住着150万人口的“巴基斯坦的香格里拉”，都是很少见的。
那天晚上，这位主编来到学校校长齐亚丁（Ziauddin Yousafzai）那里。齐亚丁告诉主编，那位在他们电视台上节目公开发表言论的就是他的女儿马拉拉。接受过很好教育的齐亚丁清楚，在守旧僵硬的巴基斯坦学校教育体系中，他是站在下层民众这边的人。对普通民众来说，在国家电视台上露面是件大事。
巴基斯坦人阿什拉夫（Ashraf），曾经是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的教授，2007年，他已是美国南伊利诺伊州州立大学媒体研究专业的博士生。他第一次看到电视画面上的马拉拉后，脑海里一直挥抹不去马拉拉那张有着深邃眼神的脸孔，“她看上去只是个普通女孩，一旦出现在镜头前面，却显得不同寻常”，他这么说道，并决定下次一定要去见见马拉拉和她的父亲。
近二三十年来，巴基斯坦政局不稳，部分地区冲突不断。从1992年算起，至少有51位记者在巴基斯坦遇害。巴基斯坦仅有2.3%的GDP用于教育，而用于军费的开支是教育的7倍。根据联合国最新的研究报告，巴基斯坦有510万儿童失学，失学率高居全球第二，而其中三分之二失学者是女孩。
“我们有个全国性的谎言，”马拉拉被袭击后，巴基斯坦前驻美大使哈卡尼说，“这个谎言说斯瓦特山谷已经从邪恶的武装分子手中抢夺回来了，而马拉拉的不幸遭遇击碎了这个谎言。”现在，人们从这位15岁的女孩联想到了贝布托——基斯坦前女总理。2007年12月，贝布托回国再次参加竞选时，不幸被恐怖主义分子暗杀。接受了西方教育、西方政治理念的贝布托，成了巴基斯坦这个各种矛盾冲突不断的穆斯林国家的牺牲品。很多巴基斯坦民众说马拉拉可能是未来的总理，如果她能够迈过暗杀这道坎的话。
一个来自偏远农村的小女孩，为什么会成为唤醒巴基斯坦民众的一股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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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斯瓦特山谷里，最大城市是明戈拉，主要人口是普什图人。就算是在整个巴基斯坦，普什图人也是第二大民族。巴基斯坦很多最著名的普什图族歌手、舞蹈家、作曲家都出生在明戈拉。在夏季，来自全球的旅行者会来到明戈拉参加苏菲音乐节和舞蹈节。而近几年，改变了这些，五星级的珍珠大陆酒店也已经空空荡荡，除了会入住一些来到明戈拉采访的记者和他们的向导。
明戈拉市有一个很独特的学校叫库舍尔，红色标语表达了学校的激情，就如普什图族的谚语所说的“学习是光明”。学校里面，牛顿的画像旁边，一些女生会摘掉她们的头巾，并把背包放到长凳上。一位曾在当地NGO组织工作过的美国人佐拉，回忆起她第一次进入库舍尔学校时的景象：“我听到她们的欢声笑语，看到她们追逐嬉闹。”她一次又一次告诉马拉拉和她的同学：“女生们，你确信什么，就要勇敢说出来。”马拉拉问她：“美国是什么样子的？告诉我们吧！”这个问题不是随便问问的。这些年，马拉拉一直在观察她生活着的世界，和她在书本上、老师的言行中看到的东西。
在学校边那条小路的尽头，马拉拉的家是个带花园的楼房。马拉拉把她宝蓝色的校服挂在床边的挂钩上。晚上，她的父亲齐亚丁经常为她和她的两个弟弟朗诵波斯天才诗人鲁米的诗歌。齐亚丁本人就是个涛人，朗诵是他受教育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有受教育的权利。我有玩耍的权利。我有唱歌的权利。我有说真话的权利。”马拉拉后来这么对美国CNN电视台说。作为一个10岁出头的女生，她就能读懂巴西著名作家保罗·柯艾略的作品《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爱看巴基斯坦“星空+”卫视频道的综艺节目，“我梦中的白马王子会来娶我”。后来，明戈拉被控制后，所有有线电视节目被切断。
库舍尔学校是一个启蒙的绿洲，那儿用英语授课，而学校四周被战争包围。在被解散前，明戈拉有200多所女子学校。库舍尔女子学校的课程包括英语、普什图语、乌尔都语、生物、数学、伊斯兰研究等。
明戈拉长期受普什图族的部落文明、宗教所影响，外人最难理解的是他们的普什图人准则。那些准则规定了他们的道德意识、好客文化、独立精神、复仇情结。站在西方价值观的角度来看，普什图人主要可以分为极端主义分子和倾向民主、追求更多自治权的民族主义者。这儿经常有爆炸袭击，时不时连续断电好几天。
2007年，也是阿什拉夫来到明戈拉的时候。这位当时还是美国一所大学传媒研究博士生的巴基斯坦人，到了明戈拉才深刻领会了“政府长官是不会在镜头前露脸的”，那些让这里成为旅游城市的音乐人、舞蹈家，现在在报纸上号召人们过一种虔诚的生活方式。因为政权在军方、伊斯兰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之间的更迭，信仰和忠诚的对象也会发生变化。
斯瓦特山谷的每个居民都理解马拉拉父亲齐亚丁的学校的象征意义。齐亚丁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年轻时就热爱朗诵17世纪勇于反抗蒙古人入侵的普什图诗人胡沙尔·汗·哈塔克的诗歌。他用乐观主义武装自己，他觉得自己可以通过实践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理念，来改变这个城市，因而，他曾被称作是“斯瓦特山谷的先行者甘地”。
一位常驻斯瓦特的战地记者提醒他要注意安全，但他总不听劝告。齐亚丁给他女儿起名“马拉拉”，是为了纪念1880年死于第二次英国阿富汗战争的“阿富汗的圣女贞德”玛拉莱。
他想用他的毕生时间来改变斯瓦特山谷乃至整个巴基斯坦的教育现状。
“从一开始，马拉拉就是我的心肝，她总喜欢待在学校，而且求知欲旺盛。”齐亚丁这么描述他的女儿。他爱孩子们，最爱的是马拉拉，走到哪儿都带着她。3岁的时候，马拉拉就坐在小学教室里听讲，双眼里满是对知识的渴求。只要有男性长辈看护着，马拉拉可以去任何地方。她父亲鼓励马拉拉自由表达，学习任何她想学习的东西。小学五年级时，她就赢过辩论赛。齐亚丁对马拉拉和他的其他学生们只有一个最严的规定：不能收听分子的电台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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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进入网络时代时，在明戈拉，还只有一台可以拨号上网的公共电脑。每天，阿什拉夫努力连接互联网。连上网络后，为了上传28秒钟的视频内容，阿什拉夫可能需要花费4个小时。但不少时候，明戈拉因为炸弹袭斋而断申。
让我们回到本文开篇时发生的事情，那是马拉拉第一次登入入巴基斯坦第一个英语新闻频道的时候。头目法兹鲁拉宣布要轰炸离库舍尔学校20分钟路程的一所女子学校。袭击发生在晚上，每个晚上，那所学校里的学生都已经放学回家，而普什图人相信孩子们应该避免被复仇行动伤害。同年12月，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回国再次参加竞选时被暗杀；此后的两年时间里，发生了500多起针对政客、记者、酒店、清真寺以及普通民众的袭击。明戈拉驻扎有1万名巴基斯坦政府军，但却无法铲除掉法兹鲁拉的3000名游击队。因为双方的激战，三分之一的居民逃难，有钱人想办法离开了斯瓦特，而穷人无处可去。
《纽约时报》的纪录片制片人找到阿什拉夫，请他作为摄影记者艾利克的向导。记者身处武装分子和政府军之间是很危险的，尤其是外国记者，除了要染黑头发，蓄起长须，还必须要找到可靠能干的巴基斯坦人向导。
《纽约时报》起初最想记录报道的是政府军和分子之间的战争。但在阿什拉夫看来，教育才是对斯瓦特地区，对普什图人最重要的话题。他还推荐将马拉拉作为纪录片的主角。艾利克起初担心拍摄纪录片是让马拉拉身处危险之中，而阿什拉夫认为：“马拉拉只是个孩子，又有谁会射杀一个孩子呢？普什图人的传统中，所有孩子都该免于被伤害。”
除了《纽约时报》，英国的BBC电台也在密切关注斯瓦特山谷。“我在寻找一个可以把人性的一面带给这场战争的女孩。我们可以隐藏她的身份。”BBC记者卡卡这么跟阿什拉夫说，“就像是二战中留下了著名的《安妮日记》的安妮·弗兰克，这位巴基斯坦女孩也将给世人信心和勇气。”然后解释了安妮为何能通过她的日记闻名退迩。
《纽约时报》纪录片拍摄方案是，由摄影记者艾利克去跟拍马拉拉的最后一天的生活，以及未来可能的开学第一天。他们希望这像是拍一部电影一样，哪怕不知道结局怎样，只是通过记录细节，进行叙事性报道。选择马拉拉作为纪录片的主角的关键原因是，她和她的家庭有表现力，有很强的个性，很在乎学校。当然，远在纽约的《纽约时报》编辑强调：“安全第一，如果感到害怕或遇到危险，那么，停止报道。”
在巴基斯坦的主流媒体语境里，新闻故事由故事梗概和批评性的分析组成，人们几乎没听说过“叙事性报道”。而《纽约时报》拍摄的纪录片，要求个人视角下的真实的生活细节和感情流露，这对巴基斯坦传统的报道来说是一种违背，因为那种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探究像是小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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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什拉夫要去说服马拉拉的父亲齐亚丁，告诉他为什么要这么拍摄，并且这对双方都很重要。齐亚丁一开始很不情愿。他原以为这个纪录片是关于所有明戈拉的学校。但他最后还是觉得可以为整个斯瓦特山谷牺牲生命，而马拉拉英语口语很标准、思维敏捷，最适合做整个纪录片的主角。马拉拉对着纪录片摄像师的镜头说：“要取缔我们的学校。”
“我有些抗拒，”齐亚丁后来这么解释说，“我不想把我的自由主义理念强加给女儿，但我的一个好朋友说这个纪录片带给斯瓦特的帮助是我努力100年才能做到的。我不敢想象纪录片播出后可能带给我女儿的坏结果。”最后，马拉拉使用了假名，在镜头前做了以“是如何禁止巴基斯坦女孩接受教育的”为主题的演讲。《纽约时报》编辑部对这个纪录片可能给这位巴基斯坦女孩的人身安全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激烈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齐亚丁和马拉拉作为活跃分子所产生的人身安全问题尚在他们可控范围之内。
阿什拉夫没料到的是，齐亚丁自己已经在接触其他国际媒体。BBC的记者卡卡问齐亚丁是否允许他的学生记录学校这边的情况，并通过BBC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报道。齐亚丁接触过的学生家长都不同意这么做，最后，他推荐他的女儿马拉拉。为了保护马拉拉的人身安全，卡卡选择了“Gul Makai”作为她的笔名，这是是普什图民间传说中的女英雄的名字。
在学校被关闭前的最后一天，阿什拉夫和摄像记者一大早就来到学校。齐亚丁内心纠结，他说他并不希望看到阿什拉夫，不希望学校的最后一天有新闻记者在场。他没跟阿什拉夫提到马拉拉正在为BBC写日志，接受过BBC的采访。卡卡没把“Gul Makai”的真实身份告诉任何人，阿什拉夫也没意识到为BBC写日志的就是马拉拉。
阿什拉夫意识到齐亚丁焦虑重重。他们要拍摄马拉拉自起床后的每个时刻，从吃早餐到她在学校里的最后一刻。阿什拉夫赶到齐亚丁的家要和他当面好好谈谈。齐亚丁怒不可遏：“你想来干吗？你让我的家庭置于危险之中！”但齐亚丁还没意识到的是，马拉拉将会因为这个纪录片而“走红”，她将成为巴基斯坦民众心里的一种勇气象征。
阿什拉夫相信，普什图人的行为准则让齐亚丁很难拒绝这个纪录片邀请。他是担忧女儿的安危，但另一方面，他又被自己的爱心驱使，认为自己有义务为学生们的教育呐喊。当马拉拉起床时，阿什拉夫和摄像师已经守在她的卧室里，只等她睁开双眼。而门外，有炮弹的声音。马拉拉一开始没领会他们在做什么，她很害羞，然后阿什拉夫让她想象这是她最后一天上学。在刷牙时，马拉拉还是紧张地看着镜头，阿什拉夫就告诉她自然一些，就当是身边没有摄像机。好几个小时后，她才逐渐适应镜头。
齐亚丁固执地坚持底线，他绝对不能让摄像机对准校园里的其他女生。最后，他发火了：“够了，你们得离开了！”在齐亚丁离开学校后，阿什拉夫回到校园里继续拍摄，有8个女生站成一排，对着镜头朗诵她们写的文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和平而无辜的民众要成为袭击的目标？”女生们这么质问。阿什拉夫敢于背地里增加这样一场拍摄，是因为他相信孩子们永远不会成为袭击的目标，这个规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纽约时报》的纪录片《被船散的学校》时长13分钟，世界各个国家的很多观众看完后怔住了，他们的内心被深深触动。“我的梦想是成为医生，而我的父亲告诉我得从政，但我不喜欢政治。”
拍了《纽约时报》的纪录片后，马拉拉继续在BBC上发表日记，她记录了巴基斯坦政府军和之间的和谈，政府军退让了，并和签署了把斯瓦特山谷纳入严苛的伊斯兰律法管辖的条约。英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马上表示反对。看起来收敛了，但还是绑架政府公务员，暗杀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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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人们甚至听不到女孩声音的山谷，一个女孩却公开站出来，用英语向世界各国的观众表达女生们的心声。马拉拉站在外交官面前或者电视台镜头前演讲，她向她的同学传播信念。她成为这个地区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但她也因此成为打击目标。
“你正身处一辆进入一个要攻击你的城市的汽车上。”艾利克在《纽约时报》第二部长约20分钟的网络视频的旁白中这么提醒马拉拉。在这段视频中，马拉拉和她的父亲回到了学校，发现校园全被毁坏了。当看到学生的写字本时，马拉拉念出了本子上的话：“我为自己是巴基斯坦人和巴基斯坦军人而自豪，毁了我们。”
在另外一个电视报道中，马拉拉、她的父亲和美国特别大使会面，“如果你能在教育上帮助我们，请不要吝惜。”她这么请求美国大使。这被人抓住把柄，攻击她是个“犹太国复国主义代言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在巴基斯坦政府军从武装分子手里抢回明戈拉市后，齐亚丁恢复了他的学校。但马拉拉和她的父亲还是会遭受各种威胁。《纽约时报》的编辑们通过汇总打击的目标对象，开始确信马拉拉已成下一个可能目标，于是发邮件给艾利克，“我们让这位女孩承担了太多重任，这不该由马拉拉去战斗，这该由我们的军人、警察去争取。”也有朋友告诉齐亚丁，马拉拉已经上了的“死亡目录”，要求他禁止马拉拉再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或者，让她离开巴基斯坦。他的一些好友已经开始建议他帮马拉拉在欧美国家申请奖学金。但马拉拉觉得偷偷离开巴基斯坦是懦弱没勇气的表现，她拒绝了，她用政府给她的安慰奖的奖金买了辆校车。
当地政府表示愿意为马拉拉和她的家人提供保护，但她的父亲齐亚丁辞谢了。
到了2010年，为BBC写日志的女孩就是马拉拉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齐亚丁跟BBC记者卡卡说他想给马拉拉申清国际儿童和平奖。而卡卡告诉他，别追逐太多光坏，马拉拉的名声已经很大，她完全可以去国外学习，这有助于她的安全，也能让她学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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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9日，齐亚丁在多家媒体面前指责当地政府试图控制私立学校。一个来自他的学校的电话打断了他的谈话。电话那边说“有人袭击了校车，快赶过来”。当他们赶到时，他第一眼看到的是鲜血从马拉拉的嘴里涌出来，她在大哭，然后晕了过去。
有人在路上拦住了校车，问谁是马拉拉，然后就用枪顶着马拉拉的脑袋开了枪。可能是因为他没拿稳枪，马拉拉保住了性命。子弹穿过头骨，打伤了连接脸部和脖子的软组织，另外两个女孩也严重受伤。
随后，头目法兹鲁拉声称为这起袭击事件负责。法兹鲁拉辩解说，因为马拉拉把的秘密通过BBC传播给外国间谍，然后从中获取奖金和报酬，已经是“一个很明显的罪人”。然后，他们还宣称下一个目标是马拉拉的父亲齐亚丁。
马拉拉被袭击后，整个巴基斯坦为之震惊。人们质问政府是否失职，质问政府为何逃避对女子进行教育的责任。事件发生后不到24个小时，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卡亚尼来到明戈拉慰问马拉拉。明戈拉的报纸头条标题是：“谁是最大的敌人，美国还是？”
医院里，一位医生不确定能否挽救她的性命，还担心她可能全身瘫痪。随后，马拉拉被送到英国伯明翰专门救治战争伤员的医院救治。女性组织为马拉拉筹集了15万美元的基金，有出版商愿意为她的著作给出200万美元的版税。“我不会让马拉拉的故事被用于别人的目的。我爱巴基斯坦。”齐亚丁拒绝了出版商的意见。
马拉拉在伯明翰的医院里疗养后不久，她的父亲齐亚丁也被准许去英国伯明翰，并担任当地巴基斯坦特派使节团的全球教育顾问。经过几个月的疗养，马拉拉的身体状况恢复得不错。
1937年7月1日，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将15箱150万余张价值约3424美金的标准空白卡片寄往燕京大学，由于.浅争，承运公司误发运至东京，经过半年多沟通和寻找，1938年夏才成功转运至天津港。这一事故导致卡片目录印刷计划延迟近年，也增加了很多排字印版保留和存放的成本。在巧箱空白卡片下落不明期间，裘开明借燕京大学图书馆空白卡片印制了新地方志目录。
1937年11月8日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议表决通过向卡片目录印刷计划额外追加1200美元预算。其后裘开明请求哈佛燕京学社追加1500美元拨款，用于罗马化土作和印刷铅字的购买，以补充此前曾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请将部分基金会资助经费用于购买目录印刷所需铅字的不足。
1938年1月，裘开明与两位助手基本完成卡片目录和目录款目细节的校对。罗马拼音的校对土作则由学生校对，由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副主任聂崇岐复核，至1938年1月完成3万张卡片的罗马化土作。因目录校正、索引编制、罗马化检查等土作尚未完成，同时因自美国寄出的空白目录卡片数月来杳无音信，裘开明向哈佛燕京学社叶理绥社长申请推迟返美，将在华时间延长半年，以便指导目录与卡片的校正、印刷出版、目录索引的编制等土作。同时请求叶理绥社长邀请一些西方汉学学者协助参与这项土作。
1938年秋，裘开明返回哈佛大学。1939年，哈佛燕京学社聘请汉学家参与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印制的卡片目录的校对，起初魏鲁男(3ames Roland Ware)博士负责校对中文卡片目录的书名和作者姓名罗马化拼音，社长叶理绥教授则亲自负责校正日文卡片目录的书名和作者姓名罗马化拼音。在1939年6月30日至1940年7月1日间，改由伯烈伟(S. A. Polevoi)教授和柯立夫(FrancisW Cleaves)博士负责校对书名和作者姓名的罗马化拼音。
自1938年夏天开始，燕京大学引得校印所开始印制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目录，哈佛燕京汉和图书馆同时开始向14家图书馆出售书本式目录和卡片目录。1938年9月书本式目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汉籍分类目录》第卷儒家经典类和卡片目录正式印刷出版。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书本式目录出版三卷:（1）儒家经典;（2）哲学与宗教;（3）历史。第四卷社会科学类印刷完毕，但未装订，因日军占领燕京大学被毁，只有部分卡片被保存下来。书本式分类目录共10卷2600页，整套目录定价12美元。配套的卡片目录印刷1.5万种，以空白卡片的成本价出售给欧美图书馆。直到二.浅以后，美国订户只收到书本目录的前三卷，只收到10638号之前的卡片。除书本式目录上列出的图书外，新采购的、不在书本目录上的3182种书的卡片目录也付印完毕，但未邮寄到各个图书馆。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目录印制计划被迫终止，直至.浅后才恢复。
美国诗人奥登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生于我们的时代，但却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媲美，那么人们首先想到的就应该是卡夫卡。”
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20世纪德文小说家，41岁辞世，一生默默，死后被20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为先驱。关于卡夫卡的研究，现在已与其作品数量呈反比例剧增：根据最近的一次估测，在过去的14年里，平均每10天都会有一本关于他著作的书出版。
然而，若非卡夫卡的好友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手下留情，世界文学史中将永远不会出现卡夫卡这个名字。据估计，卡夫卡在一生之中烧掉了自己90%的作品，剩下10%的部分能够在今日为世人所见，完全归功于马克斯・布洛德。然而，围绕卡夫卡手稿的诉讼之争在过去的50年里却从未停止过。
卡夫卡和布洛德
卡夫卡生于1883年，其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布拉格的街区间度过的。1902年卡夫卡和布洛德在查尔斯大学相识，两人当时都是法学院的学生。
据布洛德为卡夫卡写的传记说，他们两个相识于一场关于叔本华的讲座。在那次讲座中，卡夫卡反对布洛德将尼采描述为一个骗子。在回家的路上，他们讨论了他们喜爱的作家。布洛德赞赏了出自于故事《紫色死亡》中的一句话“对比蝴蝶和一本巨大的打开的魔法书”。卡夫卡在不了解这本书的情况下，对了一句出自雨果・霍夫曼斯塔尔的话：“大厅里潮湿的旗帜的味道。”说完这句话后，他陷入了深邃的沉默，这一幕给布洛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05年，卡夫卡给布洛德看了他写的小说《一场战斗的纪实》。看完后，布洛德决定接受一个长达一生的使命――对外公布卡夫卡的作品。作为一个“天才的星探”，布洛德这一生发掘过诸如雅洛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sek，捷克著名作家，被誉为“捷克散文之父”，其长篇小说《好兵帅克》被公认为捷克有史以来的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和雷奥斯・雅那切克（Leos Janacek，捷克作曲家，20世纪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在1907年的柏林周刊，布洛德提名了一批同时代的作家――弗朗茨・布莱（Franz Blei），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弗兰克・魏德金（Frank Wedekind）， 梅瑞英克（Meyrink）和卡夫卡，认为他们维持了德语文学的“高尚的标准”。前四位是当时的大人物，而卡夫卡在当时却连一个字都没发表过。在布洛德的激励下，卡夫卡于1908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
从很多方面看，布洛德和卡夫卡都没有相似之处。作为一个外向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沉溺于女色的小说家、诗人、批评主义者、作曲家，布洛德具有极强的生存能力。布洛德在4岁的时候被诊断为患有威胁生命的脊柱弯曲，被送往治疗中心治疗了一年，命虽然保住了，却终生驼背。即便如此，也没能阻止他与漂亮的金发女郎们发生一段又一段故事。
与布洛德不同，卡夫卡与风流无缘，虽然相貌英俊，但却有着为数不多的几次与女往的痛苦经历。他的运气也不好。在保险公司工作很多年之后，他终于鼓起勇气准备搬到柏林以写作为生，却不幸赶上一战爆发，使得他在布拉格又多呆了一年。1917年，他又被诊断为肺结核。1923年，命运之神终于在卡夫卡生命即将结束之时眷顾了他，让他遇到了25岁的多拉・戴芒特（Dora Diamant），一个从保守的哈西德派（犹太教）家庭里走出来的女孩。她是他最后一个，也是让他最快乐的一个爱人。这对夫妇在柏林一套租来的房子里住了几个月，然后于1924年搬到了科林的一个疗养院。在那里，卡夫卡已经不能吃、喝和说话，却仍然编辑了他的小说《饥饿的艺术家》，并且最终死在了多拉的怀里。他一生中发表的作品不到450页。
1937年，布洛德撰写了卡夫卡传，但却没有收到很好的反响。沃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德国现代卓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认为，这本书“缺乏一个对于卡夫卡深层次的理解”，而这正是一个关于为什么卡夫卡选择了一个这么低俗的人做他最好的朋友之谜。“我永远不会对布洛德的神秘一探究竟，”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捷克小说家，曾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代表作品有《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曾评论道，“布洛德本应把卡夫卡的传奇呈现给后人，然而他却把卡夫卡传写成了一本感伤的、通俗的有政治倾向的宣传书。”在对卡夫卡的研究领域里，布洛德的这本传记被公认是一个好意的“拆台”。
遗稿
1924年，卡夫卡离世，在他位于布拉格的办公桌上，人们发现了一封给布洛德的信：“亲爱的马克斯，我最后的要求是――我留下的所有物品，包括日记、手稿、信件（无论是我自己的还是他人寄来的）札记等等，请勿阅读并统统烧掉。”卡夫卡去世后，布洛德未遵从卡夫卡的遗愿，将卡夫卡遗留下的从未出版过的小说公之于世。《审判》、《城堡》、《亚美利亚》等作品在之后的几年中陆续出版，
故事至此并没有结束。
1939年，在纳粹关闭捷克边境前的最后5分钟，布洛德将一个装满卡夫卡文稿的手提箱带出了布拉格，前往巴勒斯坦。正是这个手提箱里的文稿，引发了此后长达50多年的法律之争。
事实上，卡夫卡遗留下来的财产中，除了三分之二被安置在了牛津大学图书馆，剩余的三分之一，即布洛德带出捷克的部分，包括图纸、旅行日记、信和草稿等都被布洛德收为己有。
20世纪30年代的布洛德是一个富有激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提出要将卡夫卡的文稿存放在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分校的图书馆里，当时的校长兼图书馆长是他和卡夫卡共同的好友雨果・伯格曼。移民到巴勒斯坦以后，布洛德试图将这个计划进行下去。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计划从来没被实施过。
1968年布洛德在以色列去世，之后文稿传到了布洛德的秘书，同时也被认为是布洛德的情人――艾丝特・霍夫（Esther Hoffe）手里。艾丝特・霍夫于2007年底去世，享年101岁，在她留下的一份遗嘱中写明了其所持有的卡夫卡的文稿由她的两个女儿伊娃・霍夫（Eva Hoffe）和露丝・维斯勒（Ruth Wiesler）继承。
这是布洛德始料不及的。他当初违背卡夫卡遗嘱，将其作品公之于世，其道德依据即在于：卡夫卡的作品不应算是卡夫卡的私有财产，而应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但是却被布洛德的私人秘书据为己有。这种现象被广泛关注，以至于英文中出现了一个词“Kafkaesque”，专门形容原属于卡夫卡的作品被私人据为己有的怪现象。
被侵占的岁月
艾丝特・霍夫由于侵占卡夫卡文稿而声名狼藉。据德国《明镜周刊》所述，她先是同意借出卡夫卡著名的作品《审判》手稿用于在巴黎的展览，之后却食言。据称这么做只是因为她没有收到从法国总统那里拨出的私人电话。不久之后，一个德国的出版商被报道说曾为了布洛德日记的版权支付给艾丝特・霍夫5位数的金钱，结果她却根本不交货。
1974年，在以色列国家档案馆的要求下，一个以色列的法庭审阅了艾丝特・霍夫对布洛德所遗财产的诉讼请求，法官判决认为她对这批手稿享有一切相关权利。次年，艾丝特・霍夫在特拉维夫机场被逮捕，罪名是涉嫌向境外走私卡夫卡的手稿而没有事先将复印件留给以色列国家档案馆（根据1955年以色列档案法的一项规定）。据报道，搜查发现了卡夫卡信件的影印件及布洛德的日记原本（估算有卡夫卡寄给布洛德的22封信及10张明信片已于前一年被艾丝特・霍夫在德国私下售出）。
艾丝特・霍夫不久就被释放。之后，一名以色列国家档案馆的保管人员来到斯宾诺莎大道，在伊娃・霍夫、露丝・维斯勒及一名律师在场的情况下，试图将此资产收归国有。据该名保管人员报告，发现了超过50英尺高的文件，包括布洛德日记的原件、卡夫卡寄给布洛德的信件以及一位未明身份的要人寄给布洛德和卡夫卡的信。然而，大多数文件仍是影印件。据保管员回忆，当问及遗稿的原本时，艾丝特・霍夫的律师当时犹豫了一下，然后说材料并不在这里，并补充说他一直建议艾丝特・霍夫留影印件在以色列，以遵从档案管理法。
这份财产清单的不完全给这份财产的内容留下许多疑问。真正的答案很可能存在上世纪80年代由一名叫伯恩・哈德的文献学者所列的另外一份名单里，该名学者现为瑞士Nimbus Book的出版商。伯恩・哈德也是唯一一个愿意说出对艾丝特・霍夫真实感受的人。伯恩・哈德曾在采访中告诉一名记者，艾丝特・霍夫确实想完成布洛德的愿望，因为她像一个小女孩一样仰慕和爱恋着布洛德。她偏爱有趣的故事书，这使她发现了卡夫卡的奇特之处，并认识到了卡夫卡对于世界文学的重要，因此晚年致力于寻找地方妥善安放卡夫卡的文稿。
1988年，艾丝特・霍夫通过拍卖卡夫卡《审判》的手稿得到近200万美金，再次上了新闻头条。德国文学档案馆获得了拍品。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被认为是当代最杰出的美国犹太裔作家之一。1998年凭借《美国田园诗》获得美国普利策文学奖）形容这个结果是“20世纪西方文学史上又一个苍白的卡夫卡式的讽刺”，因为卡夫卡并不是德国人，而且他的三个姐妹都死于德国纳粹集中营。
在晚年里，艾丝特・霍夫主要忙于与马尔巴赫档案馆磋商，以放置卡夫卡的文稿，及其他原属布洛德的财产，包括布洛德的多卷日记和与多位德国犹太裔杰出人物的对话录。然而，直到她去世，也没有完成一次交接。大量的作品仍然被分置在特拉维夫与苏黎世的10处保险柜及其位于特拉维夫中心斯宾诺莎大道的家中。这个家如今由伊娃・霍夫外加数量40到100不等的猫居住着。伊娃・霍夫的邻居们，还有国际学者协会的成员们都表达了对这些猫所产生影响的担心。
归属之争
2008年，当伊娃・霍夫和露丝・维斯勒试图执行她们母亲的遗嘱的时候，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提出反对并向特拉维夫一法庭提讼。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声称，布洛德把卡夫卡的文稿留给艾丝特・霍夫，是让她作为一个执行者而非受益者，在她去世之后，文稿应仍归布洛德所有。布洛德于1961年曾立遗嘱，明确指出他的文学方面的财产将留给“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分校图书馆，特拉维夫市图书馆，或是一个公共档案馆”。特拉维夫市图书馆从未声明过他们要争取这些财产，因此，希伯来大学耶路撒冷分校图书馆（如今的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成为唯一的曾被布洛德提到过的这批手稿的受赠人。
以色列国家图书馆提讼的主要证据是1952年由布洛德签署的一份被称为馈赠信的文件，这是此案最关键的和最神秘的文件。根据两姐妹提供给法庭的共两页的馈赠信的影印版，布洛德把持有了一生的卡夫卡的文稿全部无条件赠给了艾丝特・霍夫。然而，国家图书馆提供给法庭的另一份共四页的该馈赠信的影印版却显示，两姐妹缺失的两页是布洛德对这份馈赠的限制条件的声明。当法庭举行辩论的时候，两姐妹未能出示信件的原件。
2009年，法庭决定支持以色列国家图书馆的请求，对艾丝特・霍夫遗留给两姐妹的财产进行清查，因为有证据显示保险柜中有能够进一步说明布洛德打算如何处理遗产的文件。两姐妹对法庭的判决提起了上诉，声称地方政府没有权力以“有可能存在相关文件”为由搜查个人私有财产。今年5月，法庭就两姐妹的上诉举行听证会，听证会当日，上诉即被驳回。次月，两姐妹上诉至最高法庭，仍然被驳回。
露丝・维斯勒结婚后就离开了家，伊娃・霍夫和她们的妈妈艾丝特・霍夫一起与这些作品共同生活了长达40年。她的律师奥德・哈考赫（Oded Hacohen）形容伊娃霍夫和这些文稿的关系为“近似于血亲”。伊娃・霍夫曾对她的律师说：“对于我来说，强行打开这些保险箱就像一样。”
只要艾丝特・霍夫的遗嘱存在争议，伊娃・霍夫和露丝・维斯勒就不能够接触到她们母亲遗产的任何一部分，包括其中100多万元的现金。据伊娃・霍夫的律师说，这些钱是德国政府二战后给予艾丝特・霍夫的大屠杀补偿款。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则认为此款为出售卡夫卡《审判》文稿所得，而出售文稿这一行为被认为是违反了布洛德的遗嘱。之后伊娃・霍夫又声称生活在极度悲惨中，欲申请部分遗产认证以支取现金，这个认证最终没有得到法庭的支持。
今年7月底，一个位于特拉维夫的保险柜和另外四个位于苏黎世的保险柜被清查。据特拉维夫的目击者说，伊娃・霍夫跟在律师们之后跑进银行大喊：“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伊娃・霍夫随后又出现在了位于苏黎世存放保险柜的银行，但是没有被允许进入。
在最初的时候，位于特拉维夫的五个保险柜没能被清查。经过长时间艰苦的谈判，伊娃・霍夫同意交出一部分钥匙，但是这些钥匙却打不开那些锁。到目前为止，通过各种方式，大部分的保险柜都已经被打开了。据《以色列日报》报道，目前已经获取了“数量巨大的”卡夫卡的原始文稿，包括笔记本和之前已经发表的短篇故事的原始手稿。一旦所有的资料都被编排完毕并收入目录，具体的内容包括任何能证明作品归属权的文件将会向公众公开。
解读之路上的守门人
沙基・伯恩斯坦（Sagi Bornstein），卡夫卡纪录片的电影制片人，谈到伊娃・霍夫时说：“我为她感到非常可惜。我很了解她，她有自己的生活，也没有义务向任何人汇报。只是，她的故事已不只是属于她自己一个人的了，她不经意间闯入了一个比其他人的生活都大得多的故事里。”伯恩斯坦感慨，“这与‘法律门前’完全一模一样。”
伯恩斯坦所指的“法律门前”源于卡夫卡的一部非常著名的寓言《审判》。其中有一节提到一个人来到法律门前，但是却被守门人所拦，这个人问他能否晚点就可以得到获准进入的许可，“有可能，但现在不能，”守门人说道，并解释说他只是一系列权势逐渐增大、逐渐让人恐惧的守门人中最卑微的，“第三个守门人，他的模样连我都不敢去看。”那个人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坐在了大门入口处，等待着进入大门的准许。在他临终时，他问守门人：“既然法的大门对每一个人都是敞开的，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除了我之外都没有人接近这里？”“这道门就是专门为你一个人而开的，”守门人说道，“而我现在要去关上它了。”
“在那么多年里，”卡夫卡写道，“那人几乎没有停止过对那个守门人的观察。他已经忘记了其他的守门人，这第一个守门人对于他来说不啻是通往法律的唯一障碍。”
在解读卡夫卡之路上，如果伊娃・霍夫不是守门人的话，那么谁又是呢？作为遗稿的侵占者，伊娃・霍夫正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观察对象，看起来是解读卡夫卡之路上的唯一障碍。但实际上，伊娃・霍夫之外，尤应引起人注意的是布洛德，一个曾经因做过的每一件事而被斥责的人，例如：神化卡夫卡，拒绝烧掉卡夫卡的手稿，隐藏他不愿意烧掉的手稿，写那么恐怖的小说……他亦是守门人之一。
当卡夫卡准备将手稿出版的时候，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修正错误和解码自己的缩写上，有时甚至召布洛德来帮忙。一个评论家推测认为“布洛德的版本，在最终看来很像是按照卡夫卡的意愿要出版的”，相较于绝大多数一丝不苟的德国学者的版本，或许可以说，没有一个版本能超越“布洛德的卡夫卡”。
以色列图书馆律师梅尔・海勒（Meir Heller）曾说：“对卡夫卡，人们疯狂地想要得到其手稿，原始的，并非复制的或是临摹的。至于其他的作家，没有人关心这些。”我们盲目迷恋卡夫卡的手稿，因为它们看起来可以为界定卡夫卡提供一些出路――一个超越了布洛德（所造的卡夫卡）的卡夫卡。
当我们最终越过了布洛德，就只能够去面对所有守门人中最强大者，他就是卡夫卡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