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遗嘱

摘 要： 鲁迅与卡夫卡对于自己作品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鲁迅很注意整理和出版自己的作品，他生前的集子大部分是自己编辑，少量是经别人编辑自己校阅的。卡夫卡生前发表的作品不多，对于没有发表的大量作品，他曾在遗嘱中主张全部销毁。鲁迅的写作是功利性质的，致力于解放民族和启蒙大众，而卡夫卡的写作是非功利的。比较鲁迅与卡夫卡的写作态度，可以深入理解他们不同的人生价值观。

关键词： 鲁迅 卡夫卡 写作态度

无论是生前的名望还是作品的风格，鲁迅与卡夫卡都是如此不同，但他们有一点惊人一致：他们都很悲观地否定自我。虽然鲁迅常常被描述为一个战士，但同时他也充满生之厌倦，他的散文诗集《野草》即是证明，其中很多篇章以死亡作为主题。在《死后》一文中，他预言死后会有青蝇来他身上寻找作论的材料，然而他还是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因为时代的关系，鲁迅身后备极哀荣，这是他绝没有想到的。1936年，在《死》一文中，他曾拟写了七条遗嘱，其中对自己死后的安排是：“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留给许广平的遗言是：“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1]

一、卡夫卡的遗嘱

卡夫卡生前亦有遗嘱。在1924年病逝于维也纳附近的疗养院之前，卡夫卡曾给好友马克斯留下遗嘱，其中有这样的话：“最亲爱的麦克斯，我最后的要求是：我遗下来的一切（那就是放在我家里和办公室里的书架上、柜子里的写字台上的东西，或者是在可能放东西的任何地方，你所发现的任何东西），有关笔记簿、原稿、往来信札和草稿等，以及你手边或者别人那里（请你以我的名义请求他们交出来）我写的一切短简和文章，都请你不要阅读而给我全部焚毁。没有交给你的那些信件至少要请那些执有这些信件的人也给我忠实地付之一炬。”[2]

卡夫卡生前发表的作品不多，包括《判决》、《司炉》、《变形记》、《在流放地》、《乡村医生》和《饥饿艺术家》等篇目，他的长篇小说无一完成，也没有发表。他对自己的小说总体上是不满意的，在写给好友马克斯的便条里，说称得上作品的，只有上面列举出的六篇。

为什么卡夫卡会要求好友将自己的作品付之一炬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满意自己的作品，他在写给马克斯的信里说：“粗制滥造的作品再拿来出版会有什么意义呢？除非是希望从这些片断中创作出一部完整的东西，一部可以作最后倾诉的完整的东西……可是，我知道这是没有可能的，这一切对我也没有帮助。”[3]卡夫卡的小说世界非常独特，但当时的卡夫卡无法想象他的小说会成为现代派小说的渊薮。

另一方面，卡夫卡不满意自己的现实生活，而他的小说是他反抗现实生活的结晶，他厌弃自己的作品，正是厌弃过去的生活。卡夫卡终其一生试图摆脱父母的管束和父亲的权威，他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独立。他想通过结婚成家独立，一生订了三次婚，然而都没有成功。他的职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早年放弃在布拉格日耳曼大学攻读德国文学，选择法律，一方面是父亲的意志，另一方面是出于职业规划，他想找到一个既能提供经济保障又能使他写作的职业，然而他没能摆脱父亲。卡夫卡对父亲的感情是双重的，他畏惧父亲的霸权，同时又崇拜父亲。他越是小心翼翼地讨好父亲，越是被父亲看低。当他把书拿给父亲看的时候，父亲把它扔到一边。当他告诉父亲想和教堂里的仆佣的女儿订婚的时候，他父亲讥讽他看到一个穿着衣服的女人就有冲动，为什么不到窑子里解决生理问题。这些话深深地刺伤了卡夫卡，他对父亲的仇恨与日俱增，终于在《致父亲》这封信里全面爆发。然而他依然停留在书面上的反抗，他把信交给母亲，母亲看后又还给他，父亲并没有看到信。他没有采取反抗行动。晚年的卡夫卡似乎有了一些行动上的变化，1923年他从工伤事故保险公司提前退休，离开布拉格到外地休养。在临终前的一段时期，他爱上了姑娘多拉・笛雅梦特，燃起生活的热情。他想娶多拉为妻，为此写信给多拉的父亲，然而遭到拒绝。卡夫卡是热爱生活的，正因如此，他才要求烧毁他所有的象征着他过去的作品。他的好友马克斯说：“从他热爱生活的言行中，……我终于有了发表他全部作品的勇气。”[4]

卡夫卡极其热爱写作，他曾在给未婚妻菲丽思的信中说，他想住在地洞的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里，在那里昼夜不停地写作，送饭的人把饭送到地洞口就可以离开，每天去取饭的过程是他唯一的散步。正是因为如此热衷写作，他才完全投入，他的写作几乎不带丝毫功利心，他没有为发表它们而曲意迎合。从这个角度看，鲁迅与卡夫卡是太不相同。

二、鲁迅的功利主义的文学观

鲁迅曾经是热衷于文学的，1906年他弃医从文，在东京创办杂志《新生》，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后来在教育部任职期间搜集古小说写作小说史，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从一开始鲁迅的写作就是带有功利性质的，他想利用文艺唤醒民众，他的小说也是为“引起疗救的注意”。他在文学写作生涯里扮演的是一个启蒙者的角色，他的呐喊与彷徨都是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大众的启蒙，唯独很少涉及自己。鲁迅把个人隐藏得很深，他埋首故书青灯黄卷的十年正说明了这一点，后人亦无从寻求他个人情感的踪迹。日本学者竹内好曾在《鲁迅》中谈到：“他没把自己投放在作品中”，他甚至说：“这反证出他不是个作家。”[5]竹内好受到李长之的影响，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也谈到这一点。

和卡夫卡不同的是，鲁迅很注意整理和出版自己的作品，他生前的集子大部分是自己编辑，少量是经别人编辑自己校阅的。这一方面和他离开北京后以写作为职业有关，他的经济收入部分来源于他的作品出版，另一方面他希望他的作品能够给敌人以痛苦，不让他们舒舒服服地好过。他知道他的作品充满黑暗，怕毒害青年，所以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6]在《写在》后面》一文中，他写道：“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7]虽然鲁迅有这样的顾虑，但还是不间断地针对社会问题发表杂文，他的杂文集也不断出版发行。可以说，鲁迅在1927年以后的杂文里，释放着自己多年积聚的情感和理智。鲁迅不仅以杂文针砭时弊，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组织，如民权保障同盟和左联，还热心地帮助青年作家如萧红、萧军等。比较而言，卡夫卡对社会问题是关注的，他曾多次参加政治集会，但他从不公开发表政治言论，只是旁听，终其一生，卡夫卡从没有参加任何党团组织。

三、结语

关于鲁迅与卡夫卡的比较研究，西北民族大学的张天佑先生曾有专著《专制文化的寓言》一书出版，笔者也曾亲聆教诲。总体而言，鲁迅是狼的家族成员，他的作品人物是狂人，过客，是魏连殳式的狷介;而卡夫卡是虫的子孙之一，他的作品人物是K，是带有自虐情结的饥饿艺术家;鲁迅是堂吉诃德式的，卡夫卡是哈姆雷特式的。在行动上，卡夫卡是一个弱者，他从没有走出父亲的阴影，他的名字希伯来语的意思是“穴鸟”，他仿佛是一只蜗居地洞里的鼠辈;鲁迅是一个行动者，他的笔名暗示了这一点，他像过客一样，明知道前面没有路，知道“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然而他还是反抗，他从书斋走向十字街头，以笔为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在婚姻上，鲁迅也是一以贯之，坚持自己的意志，他从没把朱安当做是自己的妻子，那只是母亲送给他的礼物。卡夫卡在婚姻上是犹疑不定的，他装模作样地征求父亲的意见，其实他内心里也是抗拒婚姻的，他可能认为婚姻会妨碍他的写作，当他真的想要与多拉结婚建立自己的幸福生活时，为时已晚，不久就病逝。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3]卡夫卡著，李文俊曹庸译.审判[M].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瓦根巴赫著，周建明译.卡夫卡传[M].北京十月出版社，1988.

[5]竹内好.近代的超克.[M].北京三联书店，2005.

[6]鲁迅，景宋.两地书全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7]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